乐水行系列之——寂静刘秉忠

7月17日，七月的第三个周六，这周走的是西直门至积水潭的河道，是通惠河的故道。

北京区域内的运河称为通惠河，最早的通惠河开凿于元代，自昌平县白浮泉引水，向西绕西山汇集八处泉水，然后折向东经瓮山泊(今昆明湖)，在瓮山泊集成河流，过西直门至积水潭、过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通惠河通航之后，漕运大兴，江南的运粮船可以直通大都城内，在积水潭卸载入仓。

其实，在京杭大运河的千里通波上，随船而来的，不仅是粮食，还有中华文化顶尖级的载体：清香悠远的茶叶、衣被天下的丝绸、名扬世界的陶瓷，当然也少不了才子佳人、文人墨客、政坛骄子。

在古代中国，有两个最宏伟的人工工程，一个是万里长城，一个是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高高低低，穿过崇山峻岭，阳刚雄健；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弯弯绕绕，流经五江六地，阴柔深沉。长城和运河一个自东向西，仿佛一撇，一个从北往南，恰似一捺，在北京相遇，正好构成一个汉字的“人”字。

我们知道，修建长城是为了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略，但在上万华里的地域里拉起一道围墙，多多少少有一点封闭自锁的味道。倘若如此，那么与运河正好与长城形成了互补，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汇通五大水系、沟通了上千公里的地区，岂不是开放融合的象征？

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中国文化一直强调的阴阳结合，长城和运河似乎也在默默的诠释。

积水潭边的土山上，有一座汇通祠，现改建为郭守敬纪念馆。我因为做运河课题的缘故，与这里常来常往，和馆员们都很熟悉，看见又是乐水行来，早早的打开山门迎候。瞻仰过山下河边郭守敬的全身铜像，为了表达尊敬，我们趁着树荫，在山门前的阶梯上做了会功课，方才进门。因为如果对郭守敬这样的一个科学巨匠一无所知就匆匆打扰，实在是有些不敬。

郭守敬的功绩成就，不是我这个外行说得清的，冒犯了更是不敬。单就他修筑通惠河，盘活北京城水系这一点，就足以让我感佩不已。须知，北京地区不是大江大河流域，水资源缺乏的限制决定她永远成不了像世界史中洛阳、开封那样的世界城市（据悉北京目前正在努力在2020年之前把自己打造成世界城市），但郭守敬凭着自己的绝妙设计，把北京地区的山泉、胡泊、护城河、自然河流有效的贯通起来，盘活了北京水系，为北京作为一个大都市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这个保障直至今天依旧受用，为解决北京城区水资源短缺问题，至今仍在使用、六十年代开始修筑的京密引水渠正是利用了郭守敬引水西山的古道。

很多水友不清楚郭守敬对北京水系的贡献，饶有兴趣的仔细参观着纪念馆里的方方面面，大赞郭守敬对北京城的功劳，慨叹北京人不该忘记他。一个水友指着密密麻麻的一行字，问我：“郭守敬的老师是刘秉忠，这个人是谁，能当郭守敬的老师？”

我一顿好找，才看到那个字里行间寂静的名字。今年初，路过宛平城外的卢沟桥，暂停驻足，看到导游图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刘秉忠墓字样。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它寂静的停留在那里，你若是一瞥而过，肯定发现不了它。

这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确实了解他比知道郭守敬多些。如果说，仅仅是因为郭守敬盘活了北京城的水系，北京人就不该忘记他。那北京人更应该时刻记起的，就是刘秉忠——元大都的设计者，是他开启了北京的帝都时代，成就了现在的北京。

这就说来话长了，还是从这个人说起吧。

刘秉忠，元世祖忽必烈的首席谋士，河北邢台人。我之所以刻意介绍他的籍贯，是想说明一点——刘秉忠的成长环境。我们知道，有宋一朝，特别是北宋，兵戈不断，中原政权老是挨打，给人总是羸弱不振的印象，病歪歪的。其实，我们今天从各种史料推证得知，北宋的军事实力是相当强盛的，尤其是武器技术十分发达。就连这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是北宋取胜的次数居多。

但为什么北宋老是挨打？

皆是因为北宋政权在建立之前就失去了一道天险。

如果手上有一副中国地形图，大家可以看到，从北京燕山山区往南，直到河南南部的大别山区，除了黄河，几乎是一马平川。也就是说，一旦北京一带的燕山山脉沦敌，从北京到河南南部的信阳，华北地区、中原地区、黄淮地区的千里平原沃野，除了黄河，无险可守。

这就是长城要从北京开始的原因，也是北宋为什么屡被侵犯的军事地理原因，因为毗邻燕山山脉的幽云十六州早就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人了。

刘秉忠所世代居住的邢台，位于幽云十六州接壤的前线地带，战火不断，常年被辽国军事占领。在哪些兵荒马乱、荒烟蔓草的年头，刘家的先祖为了生存，只得为辽国办事，元史中说刘家“世代仕辽”，直到金国灭辽，刘秉忠的曾祖开始“仕金”，蒙灭金后，刘秉忠的父亲开始“仕元”。刘秉忠先是在蒙古人设置的邢州节度府做了一段小吏，繁冗的日常工作的让他感到疲惫不堪，于是“大丈夫怀才不遇，应当隐居起来寻找机会”，出家先是去当了道士，接着又跳槽当了和尚，最后被忽必烈伯乐相中，刘秉忠得遇明主，自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帝国的命运。

在刘秉忠给忽必烈的上书中，提倡以温和的汉族农耕文化代替暴虐的蒙古畜牧文化统治占领区，并说出了那句千古名句“可以马上夺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仅此一点，世间就少了数以百万计的屠杀，占领区人类的基本尊严得到了维护。

元史《刘秉忠传》中以颇带赞扬口吻说到：“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由此可见，刘秉忠犹如一个设计师，为新兴的元王朝系统设计了一套打上汉文化烙印的政治制度，甚至连大元的国号，也是他从《易经》中“大哉乾元”得来的。而且，刘秉忠的设计不仅止于政治制度和国号这些软件；硬件上，在规划修建元大都时，刘秉忠以《周礼·考工纪》关于都城建设为指导思想，把元大都建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历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礼之制的一座都城。自元代起，此城几经沉浮，至今稳坐了中华首都的宝座。

综上所述，后人应该感谢刘秉忠，不论是自封为汉族正统的汉人，还是至今享受首都待遇的北京人。可是，刘秉忠，这个本应该光芒四射的名字，在后代的历史典籍、文学作品以及民间传说中，却被刻意的模糊了、隐藏了，至今鲜为人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不应该宣扬他的事迹。

这个理由令人又气又笑。倘若刘秉忠像汪精卫那样在抗战正酣时贪图富贵，或者像钱谦益那样在朝廷将倾时贪生怕死，抑或像洪承畴那样在刀剑逼迫和美女引诱下，去帮敌人摇旗呐喊，攻城陷地，说他汉奸卖国贼倒也不亏。我之所以在前面交代刘秉忠的成长环境，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刘秉忠算不算汉奸？

我们知道，从刘秉忠的先祖、曾祖直到他自己，都是生活在汉族政权所谓的沦陷区，他们如何卖国？国又是谁？是辽国吗？是金国吗？是北宋或者南宋吗？

这个恐怕是他们自己都搞不清的问题。荒烟蔓草的年代，他们活下来已是不易，为何要给他们扣上如此大的帽子？

说到底，还是汉族正统论在作怪。汉人一直把自己作为中华的正统，其他都是蛮夷，推而广之，汉族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阳春白雪，其他都是下里巴人。我是如假包换的汉人，在这里也不免唠叨两句：诚然，汉文化是中华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但汉文化的传承和发扬都是汉人的功劳吗？

其实不然，比如我们汉文化中尊崇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

远的不说，自宋以后，人家少数民族君主，不停用汉文化武装自己头脑，以至于开创了元代的万里疆域和清朝康雍乾这个享誉世界的盛世。反观汉人历代君主中，不学无术的居多，宋朝的大多胆小无能，明朝的大多昏庸不堪，在文化政治上鲜有作为者。

中华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一个朝代概念，爱国家不一定要爱朝廷。马克吐温说过：“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刘秉忠既是一个元朝人，也是一个汉人，更是一个中国人。前者是政治意义上的，中间是种族意义上的，后者是文化意义上的。他忠诚的守护着汉文化，他不但守护，而且极力宣扬，并且知行合一，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指导思想的软件和硬件，最终利用汉文化巨大魅力同化了一个王朝和一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甚至比南宋那个无比正统但碌碌无为的赵构，更像一个汉人和中国人。

而我们这些号称正统的汉人，不去探求汉文化的奥妙，思索汉文化的传扬之道，却在这里怀抱大族沙文主义，当街叫骂。

对得起祖宗吗？对得起汉文化之美吗？

刘秉忠去世一百多年后，有个素来敬仰他的同行，一个叫道衍的和尚专程拜访他的墓园。看着自己偶像墓园的残败破旧、荒芜不堪，忿忿不平的作诗曰：

“残碑藓蚀文章旧,异代人传姓氏新。

华表不存归鹤怨,几多行客泪沾巾。”

诗中，他言明志向，要做刘秉忠的传人，做一个无双国士，叱咤风云，让天下那些糊涂虫看看谁才是真英雄；另一方面，他也为刘秉忠的身后凄凉不胜感伤，潸然泪下。

这个叫道衍的和尚，就是后来帮助燕王朱棣举兵谋反并获得成功的姚广孝。还是在他的参谋下，永乐年间的明朝， 文治武功大有作为，不但编修了“永乐大典”这部世界文化珍品，还创建了“幅陨之广，远迈汉唐！”的疆域。使朱棣这个谋反起家、有忤逆污点的皇帝得到了《明史》“成功骏烈，卓乎盛矣！”的高度评价，实为正史所罕见。

有趣的是，当初姚广孝忿忿不平要为偶像和自己讨公道的想法，在他功成名就后悄然消失了。朱棣即位后，他不改僧人身份，不要府邸美女，吃住在寺庙，但坚持上下朝。这一点，和晚年的刘秉忠淡泊名利的思想十分相似。

不贪图名利，视富贵如浮云，这两个和尚，很值得玩味。

上次路过刘秉忠墓，没有来得及拜访，那天我一定要专程拜访，薄酒三杯，祭奠一下这位无双国士。

我没有姚广孝的野心，不会大发豪情，只是为他对传扬汉文化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我也没有姚广孝的悲悯，不会伤心流泪，因为我知道他不感到寂寞，不过是想要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