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手记

我不是一个专注于环保事业的“环保主义者”，虽然我认同环保事业的目标。在我的印象中，环境变化的时间尺度比社会经济系统长得多。社会经济系统的问题，对我们中华民族而言，远比环境问题紧迫。

IPCC第四次报告用图展示了过去65万年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数据显示，大自然维持温室气体浓度平衡的稳定机制至少运行了65万年。没有这种平衡，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进化、人类社会经济体系的演化是不可想象的。稳定的生态圈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然而工商文明仅用了一百多年就将这一稳定机制打破。生态系统失稳，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令人不寒而栗。

正是“系统失稳”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方向上。查阅大量资料后，我发现，导致环境问题的绝非技术性、政策性因素，它是工商文明的必然结果。

一个世纪前，当我们被迫转向工商文明时，人们的目标是“救亡图存”。而今我们尚未完成工业化，严酷的环境问题又摆在面前。列强用战争强加给我们的工商文明，真的能够“救亡图存”吗？我们一心与之“接轨”的“先进”、“发达”、“文明”、“规范”，其真实价值到底是什么？

一个世纪后，我们再次被迫面临与前辈一样的问题：对道路和方向的思考。或许，我们将如郑易生先生所说“被迫创造一个新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