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  记者手记

西部从关注江河到推动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

2003年夏天，中国的媒体与环保NGO开始参与性地关注中国江河的保护。随之，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及行动开始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决策。2004年2月国家总理温家宝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道：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国家总理在一个工程报告上的指示“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社会”，是什么，公众可以影响公共决策。为此有人说保护怒江的行动，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环保NGO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纽约时报》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中国怒江建坝之争的文章，2006年被评为普利策新闻奖。

水电开发确实会带来收益。在西部开发水电资源，开发者认为除了解决能源问题以外，还有扶贫。在一片大干快上的热潮中，这一现象被社会上形容成了“跑马圈水”。近年来， 跑马圈水的积极程度，甚至已经到了圈地到“最后一公里”的境地，西部生态环境面临比以往滥伐天然林木更大的威胁。被开发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003年以来，围绕水电工程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为：媒体给一些人的印象就是“反坝”。甚至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社会上之所以有人对大规模修建大坝提出置疑，和媒体的宣传有关。其实，只要上网查一下就不能看出，有关水电工程的正面报道，远远多于所提出的疑义，到是无论从我国的环保事业，还是传媒发展的历史来看，建坝之争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我认为，这一现象直接涉及到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和媒体的作用及职责，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大声疾呼：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和以往有关工程方面的报道相比，媒体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媒体报道的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水平；媒体在传递新观念；在呼唤公众参与。无论是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还是作为绿家园志愿者，我亲历亲为着这一过程，

200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立陶宛召开的年会上，考察组提供了27页纸的报告，要求中国政府今年2月1日以前提交如何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完整性的报告。2007年1月开始，云南省各大媒体大力宣传七彩云南，要保护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与此同时也有消息说，国务委员陈志立指示绝对不能让“三江江流”进入濒危名单。

可是2007年的春节刚过，《南华早报》的一张照片和一条消息又告诉我们：新一轮的勘探又开始了。随后我给小沙坝的老村长何学文打电话，他告诉我：怒江小沙坝的农民已经被迁到了政府为他们建的农民新村。他们家6口人，水田，因修大坝占地盖成了农民新居后，补偿他们家的钱买了一辆拖拉机。如今种的水田没有了，新房子没有院子不能养猪，现每月靠1500多块钱拉货挣钱维持家里的生活。两个孙女在县城上学，每学期每人吃住、书本钱就要2000多块。以前家里养了8头猪，孩子上学的钱是不用愁的。新居有铺面房，可是家家都有铺面房，谁来买货呢？这户人家因新居房子不够住，铺面房只好住人了。老人的儿子说：今年这个年过得，全村的人都不知道未来将靠什么生活。快到春播了，水田没了，旱地要是不修坝还能种，要是修怎么赔偿政府至今还没告诉他们。希望那些一直说修怒江水坝是因为当地太穷了，要帮助当地脱贫的人，能了解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给他们一个说法。为什么本来过得好好的，现在却成了这样！

2007年2月27日根据南华早报上登的照片及说明，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打电话向建设部遗产办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否定怒江开工的说法。但对南华早报上的照片及说明未加解释。

未来的怒江，和住在江边的老百姓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