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什么不起诉？

记者手记

他们为什么不起诉？

2003年，我去湖南邵阳采访一位叫王晓波（化名）的政府公务员，他不到3岁的儿子患了白血病，他认定是河水受附近有色金属矿的污染导致的，于是开始四处奔走，希望引起各级政府重视，然而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为了拿到更多证据，以使得自己的呼吁更有说服力，他动员50多岁的父亲，一位下岗工人，投入了艰辛的民间调查中。老先生走村串户，历时一年半，搜集了近200个同一个地区死于癌症患者的资料，厚厚一叠。虽然不够全面也远非科学，但其精神可嘉勇气可嘉，也为报道提供了路径。

后来那期节目夭折了，原因不能说，但那个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孩子的笑声，混着他不厌其烦反复听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声，一起定格在我的记忆中。它成为我关注环境健康问题的开始。“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是的，

老实说，“癌症村”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新闻轰动始于两年以前。但是正如癌症是缓慢地侵蚀人体致人死地一样，由环境污染直接导致癌症高发的问题并没有一过性地消失，反而越来越深地侵入到社会肌理之中，更多的人受到癌症的威胁，更多的人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在2006年，它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重大环境/民生问题。

不是从家国层面，也不是从政策层面，而是从民生角度来探讨环境污染造成的公众健康损害，是我习惯的行文出发点。文中的小标题均是疑问句，这不是设问，而是我真实的困惑。日本五六十年代发生的“水俣病”不仅作为一件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载入史册，同时也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先例启发着后人。在研究过这个案例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日本，当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后，众多的民间组织、律师以及大学学者都主动地找到受害者，不计报酬得失，为他们组织诉讼，募集社会捐助，提供法律援助，进行科学实验以获得有利的证据；而在中国，那些因环境污染而受到健康损害的人，不仅很少得到帮助，还要受到地方势力的打压，周围人的疏离和轻蔑？

当他们向外界伸出手求救的时候，谁注意到他们了？注意到又怎样了呢？

在他们走投无路时，他们为什么不起诉？

我把这个问题不断地抛给那些在环境维权领域的先行者，结果得到的回答十分悲凉：河南的霍岱珊在短信中告诉我，“他们”势力十分强大，走法律途径太难太难。

湖北的运建立说，村民们哪里懂什么起诉，连个收身份证的人都没有。住院收据都找不到，没有证据，这官司打也是输。

在唯一起诉并获得胜诉的福建屏南县，当我电话联系张长建时，他刚刚才被警方释放回家，因为一位中央领导在当地视察，他们怕张长建和这位领导接触上，关了他数天。

即使起诉又能如何？

当弱势的人群无法传递自己的声音，当沉默的大多数在绝望中继续沉默下去，环境，又能改善到哪去呢？所以，我相信那个说法：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饥荒是可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