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的昨天和今天（初稿）

初稿   丁  勇   

定稿   阳  敏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南北朝时期流传着的民歌，是古人对内蒙古这片苍茫辽阔大草原的真实写照。内蒙古大草原是中国北方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道绿色长城，保护着这片土地。

但今天呢？由于内蒙古东西跨度很大，是入京沙尘暴的必经之地，同时，内蒙古自治区也连连受到沙尘暴的袭击，损失惨重，加之，近些年内蒙古草原植被退化、土壤沙化严重，这些事实和现象连接在一起，内蒙古成为沙尘暴来源的断论也就被人们炒作起来，内蒙古，这片曾经古老而又美丽、神奇而又丰裕的大地，恐怕也难以澄清自己了。

我们承认这样一点，内蒙古草地退化确实非常严重，我们可以基本尊重这些研究和报道：2000年6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内蒙古草原退化严重，已经到了惊人的程度。6359万多公顷可利用草地面积中，目前退化草地面积已达3867万公顷，占可利用草原的60％。素以水草丰美著称的全国重点牧区呼伦贝尔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退化面积分别达23％和41％，鄂尔多斯草原的退化最为严重，面积达68％以上。内蒙古乃至世界上最为典型的草甸草原东乌珠穆沁旗，草场退化面积已占全旗可利用草场的66％以上。以荒漠草原为代表的阿拉善盟和伊克昭盟，草原退化、沙化之势更为严峻。与五十年代相比，阿拉善左旗的草地覆盖度降低了30％至50％，目前荒漠和半荒漠已占到了这个旗草地的96.9％。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恩和教授在内蒙古草原荒漠化问题的文化学透视一文中也写道，内蒙古草原的荒漠化形势更为严峻，研究和考察都表明，内蒙古地区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40年间从6867.0万公顷减少到5170.0万公顷，净减少1697.0万公顷，保持丰美景观的原生草原已所剩无几，现有草原的23.5%也已受到严重破坏。中科院利用卫星照片研究结果表明，全国荒漠化土地扩展速度每年在4％以上地区有7处，其中内蒙古就有3处。内蒙古的天然草原中，有约30％的草原退化，35％的草原沙化和3％的盐碱化，全区70％的草原发生显著的荒漠化，而且近十年来，草原荒漠化速度还在不断地增加……

世代传承的草原游牧文化

     游牧是蒙古人的主要的生产活动形式，它对草原文明的产生、形成及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蒙古史》中曾经有这样的记载“各部落各有其地段，有界限之，在此段内，随气候迁徙，春季居山，冬近则归平原”。游牧民族为了减少对草地的过度利用，牧民们总结出了许多畜牧经验，据不同畜群的习性、种类和特征进行移牧、轮牧和游牧，随季节而移动；水是生命之源，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以保证有足够的水来放养牲畜；草是牲畜唯一的食物来源，为了保护草地，他们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因此，勤劳坚强的民族，不怕严寒酷暑频繁倒场（夏季在夏营盘地放牧，秋季牧民赶着牲畜、带着生活用品迁徙到冬营盘地，第二年春又回到夏营盘地，年复一年的在大草原上流动），通过流动给被牲畜啃食踩踏过的草地一个可以休养生息进而恢复的机会。这种看似简单的生产活动似乎没有什么深刻的哲学道理，事实上恰恰相反，游牧不但可以使牧业生产适应干旱大风的草原生态系统的自然气候条件，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严酷自然气候条件下的脆弱草原自然生态系统不会因受到过大的放牧压力而遭到破坏。单从这一点来讲，游牧可以说是保护草原的一种“文化生态样式”，保证了草原优良牧草的生生不息、维系了生命之源——水资源的永不枯竭。

从游牧文化的另一个视角来看，千百年来一个普遍的思想意识蕴含于草原游牧文化当中，那就是“万物有灵”的意识观念。对于蒙古族人民来讲，几乎所有的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贯穿在蒙古草原的自然崇拜文化当中。其一，蒙古人“祭天拜天”，在他们朴实的生态意识里“世界万物以天为根”，他们认为“天”主宰着一切，赐予着他们幸福与困苦，因此，在蒙古民族“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把“天”拟人化为“慈悲仁爱的父亲”。对天的崇拜并非至此，蒙古草原牧人还选取自然物——河、山（土地）、木（植物）作为天的象征来崇拜和祭祀，通过这些自然物来寄 “天”以愿望。由此，蒙古民族对自然物的尊重与保护的意识便建立起来，他们把河当成圣河，河水不能饮用和污染，鱼虾不可捕捞和食用；山也成为圣山，山上的石头不能开采，树木不可砍伐，果实不可采摘，草地不可放牧。这种对天及其象征物的崇拜而希望得到天的护佑的观念，表达了草原牧人已认识到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其二，蒙古人“敬地”，他们把“地”看作“乐善好施的母亲”，他们尊重大地，从来都忌讳在地上乱砍滥伐，至今，这一点仍深深地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里。对“地”的崇拜，他们也借助于自然物——河流、树木和山川等，这一对“地”的图腾崇拜的结果，仍然对蒙古族人民保护他们的家园——茫茫无际的大草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三，蒙古族除了崇拜“天”和“地”之外，还崇拜“水”和“火”。关于蒙古族对水的崇拜的理由是毋庸置疑的，水对草原及其草原牧民来说，有两大作用，之一，“水是生命之源”；之二，水可防草原之灾（火灾）。因此，蒙古民族对水的崇拜做到了“蒙古人在春夏二季，日间禁在流水中沐浴，禁以手浸其中，禁以金瓶或银瓶取流水，禁在地上晒洗衣，以为此事可致雷殛”。“火”也是蒙古民族敬拜的对象之一，而且这种敬拜带有神秘的色彩，包含了他们崇拜而又敬畏的情感。崇拜“火”，是因为对于牧民来讲取暖、照明和驱赶猛兽，火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敬畏“火”是因为草原、森林火灾也给他们带来惨重的损失。因此，在蒙古人的习俗里“对火不能有暴力行为，不能用鞭棍触打火，不能玷污火，不许向火中投放不洁之物，往火中吐唾沫、用小便或浇水熄火”等，而正是这种敬畏，间接地保护了草原，而这种对火敬畏的神秘，使蒙古人千百年来不断积累升华，而其效力之大乃当今法律之不能及。

草原的现状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近些年草原退化、土壤沙化比较严重，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各种媒体的报道并不鲜见。为了能够更为深刻的了解内蒙古大草原的状况，我们便踏上了去往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路。呼伦贝尔，原本有着最美丽的草原，几天的考察下来，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仍旧是草地退化——尤其，在从满洲里开往新巴尔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的路上，惊奇地发现了从来没有见到的阵势——漫山遍野都是“藜”（一种一年生植物，在植被退化的草原上，如果有一定量的降雨，该植物就会迅速生长，占据那里的空间和环境资源），这种植被的利用价值比较低，大约两个小时的行程，我们也很少发现有放牧的羊群。

土壤沙化是内蒙古大草原普遍的问题，这也是媒体争论的内蒙古是沙尘暴来源的主要理由。在土壤沙化的地方，植被很差。虽然，我本人并不赞成内蒙古土壤沙化是造成沙尘暴的主要原因，但是，大面积的土壤沙化，的确影响了内蒙古大草原作为中国北方生态屏障，实现保护京津塘地区乃至华北地区的生态功能。

草原在退化，但牧民们的生活却仍旧很艰难。在锡林郭勒盟这块草原文化较为浓厚的大地上，几乎已经不存在游牧了，就连冬营盘地和夏营盘地也在不断地消失。他们大都居住在土房子里，居住环境、生活条件比较差，由于草地退化和一些地方性政策，使他们有地不能养畜，按照一个牧民的说法就是“吃不饱、饿不死”；而在呼伦贝尔，逐水草而居的原始游牧已经了然无存，但是，我们侥幸的还能够遇到一些牧民，有冬营盘地和夏营盘地，对夏营盘地他们拥有独立的使用权，每逢夏日水草丰美的季节，他们便举家搬迁，来到夏营盘地，居住在简易的蒙古包里，营生自己的家，到了秋末又返回到聚居的地方，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冬营盘地。

由于生活艰难，多数牧民的孩子重操父业，换言之，牧区的孩子常常由于家庭经济原因而中途辍学。在锡林郭勒盟调研时，有一家牧民，他的草地因在公路边上，政府要求草地只能打草不能放牧，因此，他迫不得已处理掉大部分牲畜，本来面积就很小的草地也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合理经营，家庭收入、生活条件非常艰难。为了改变生计，一家人费尽心思，他们曾无奈地离开家园去城边饲养黑白花（奶牛），殊不知养奶牛投资大、效益低，结果使他们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又重归故里，饲养黄白花以免强度日，每日主人要骑上破旧的摩托到城里送牛奶，可谓是辛劳无比。而在这一过程中，家中两个孩子无一幸免，全部辍学，其结果又只能过着“放牧挣钱、挣钱娶媳妇、娶媳妇生孩子、孩子放牧挣钱、挣了钱娶媳妇……”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在呼伦贝尔市，莫日格勒河岸，我们也遇见了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子，他早已从事放牧了，从和他的交谈里，透露出了他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放牧经历和经验。

病根：双权一制

历史上有几次大的事件加速了草原游牧文化。

明朝末年，内地贫民有许多作为雁行式的季节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发地迁入内蒙古地区。汉民的入侵，给内蒙古这块土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这一点是肯定的。随着大批量的汉民的涌入，大面积的草地被开垦成农田，为蒙古族提供了大量的米、粟、黍等生活资料。到了清朝后期，大量的流民不断涌入内蒙古，政府已经感到“私垦之民，人数众多，难以驱逐”，迫于无奈，只能“就地养民，增租裕课”了，因此，清政府“维系了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之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内蒙古为解决周边地区的困难或者说是全国之困难，国家允许东北三省，华北四省，南方诸省及宁夏、甘肃等西部地区进入内蒙古大约600万人口。这种大量的汉民移入，不仅是增加了人口压力，更重要的是不断改变蒙古族原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从今天来看，内蒙古草原地区因人口剧增而严重超载、草原被滥垦乱伐之现象，可以说汉民入侵之“功劳”为先。据统计，目前内蒙古的总人口是2400万人，而真正蒙古人的后代并不多。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内蒙古一些地区开始了牧业合作化运动，让牧民进入牧业合作社，并对处理公私比例、劳畜分红比例和公共积累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把自留畜和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并把大部分的自留畜收归集体所有。

   公社时期，一般情况下，安排蒙族人放牧，而汉族人种地，实行工分制度。牲畜集中起来还是实行游牧的方式，“大锅饭”的工分制度对于放牧的牧民来说没有增加牲畜的激励，牲畜的数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此“大集体”中牧业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对草原生态产生多大的破坏。

最终使得草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内蒙古地区仿照农耕区的家庭联产承包政策，实行的“双权一制”（“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即原来公社的草场和牲畜承包给牧民自主经营）。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落实草地所有权是弥补草地所有权缺位的重要措施，然而，从 “双权一制”二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不断地凸现出来，并呈现出越来越尖锐的局面。

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双权一制”的政策将草原划分到户，使得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变为定居和半定居的状态，围栏围住了喜欢流动的牲畜，它们只能在狭小的空间不断地采食和践踏，致使土壤不得养息、植被不得恢复。据调查，在锡林郭勒盟，几乎所有的牧区都是定居状态。同样，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尽管一些牧民还保有夏营盘地和冬营盘地倒场的习惯，保留着原始游牧的痕迹，但是草原的伤害仍旧是致命的。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双权一制”所带来的问题可归纳如下。

首先，家庭承包责任制使牧民对草原所有权的时间有限，而且也缺乏稳定性，致使牧民对划分给自己的草地增加投入存有顾忌。在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一户姓宣的牧民告诉我们，他们也想很好的经营自己的草场，要好好经营除了减畜就是要增加对草地的投入，可是，减了畜、增加对草地投入来养护草地需要好几年，在这几年里，政府说收回草地就收回，给我们的使用权不固定，即使政府不在承包期内占用我们的草地，等草地养护好了，30年的承包期限也要到了。因此，不管在锡林郭勒盟还是呼伦贝尔市，承包期限等因素让牧民对草地的投入和养护都产生了比较矛盾的心理。

其次，市场经济在这片土地上的发展，无疑就预示着牧民间的优胜劣汰，因此，草地使用权在不改变所有权合同主人的前提下进行自由流转。可是这一流转不要紧，一系列问题便随着出现，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草地能否被合理地使用并不能得到有效地保证。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内蒙的锡林郭勒盟政府并没有出面干预，草地租赁时间完全由牧民商议自己决定，而在呼伦贝尔市，草地使用权的流转期限有明确的规定，一般不超过三年——不管政府是否干预或者如何干预，问题仍然比预想的糟糕。

政府规定草地租赁不超过三年，在于政策制定者认为，三年内牲畜发展的规模有限，这样可以控制租赁草地者对草地的利用强度。事实上，三年的租用期限，更加促使这些短期租赁草地的人疯狂地利用草地、掠夺式开发，在有限的草地内既放牧有打草。总之，承包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草地。相反，租赁时间比较长的草地，往往却可以使租赁者像对待自己的草地一样用尽心思合理利用。比如说，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城外的一个牧民，他在八十年代就租赁了三万多亩草地，租赁期与承包期相同都是三十年，伙同自己的草地大约有四万多亩，围住了半个满洲里市，整个草地保护较好，草地退化比较轻微。他现在主要牲畜是绵羊，大约4000多只，有一部分自己放养，一部分雇用牧工放养。在问到他如何利用草地的时候，他说草地面积比较大，可以有计划的四季放养，以较少对草原的破坏，在谈到他是否担心草地被收归国家的时候，他保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双权一制”打破游牧生产方式，促使了游牧向定居的发展，是草原游牧文化失去“游”这一必须要素的根本所在。正如，草原专家刘书润老先生所说，“草原分小块承包到户，是用猪圈、鸡窝里总结的经验搞出来的，是带着游牧原始落后的小农偏见搞出来的，是带着人类社会必然由游牧到定居、到农耕的固有模式搞出来的，是不加思考，为了与内地保持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搞出来的。其结果不仅造成草原进一步退化，游牧文化被无情替代的悲剧”。

不过，刘书润老先生深信，游牧的方式必然重新在内蒙古大草原上焕发光彩。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些可以佐证老先生观点的例子：一些牧民竟突破重重“阻隔”，寻求他们认为可以在现有条件下保护草原的途径。比如，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莫日格勒河岸，我们从一户正在夏营盘地养牧的牧民家里得知，他们夏天来到河边自己的草场上，到了冬天，收牧“回家”，在严酷的冬天和缺少饲草的春天，他们为了保护草地，冬天聚居地虽然草场被划分到牧户，但是他们自主地突破政府给他们划定的边界，你在我家放牧，我也可以在你们家。

同样，我们在乌尔逊河边（隶属新巴尔虎左旗），第一次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见到了“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当地一位放牧的老人告诉我们，虽然草地已经划分到户，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像以前一样没有边界的放牧——上述情形让人感到惊讶，它们在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的其他牧业旗县，似乎极为少见。

后患：平均主义造成不平均

在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市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自从草地划分到户以来，草地转租现象非常普遍，产生使用权流转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人口较少，人均草地分配面积较少的牧户因为草地面积小而无法进行生产，因此，他们只能将草地转租给别人，自己靠租金维持生计，生活越来越不景气；

其二，一些牧民由于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当时分到了面积比较大的草地，但是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经营，对于他们来讲，把草地租出去，认为吃租金就可以维持生计了，因此，一些人将草地一次性租给别人30年。  

与此同时，草地的承租人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改革开放后有资金积累的一些少数牧民，而他们中间真正的蒙古族后裔并不多，此外则是城里的有钱人——我们在新巴尔虎左旗了解到，很多满洲里市、海拉尔市的城里有钱人利用他们手中的资金租借牧民的草地和羊，并且雇用牧工来放养牲畜，把投资转移到牧区。

事实上，很多蒙古民族因为千百年来从事牧业生产，缺乏从事其他工作的能力，而蒙族的性情热情奔放，富于浪漫的色彩，勇敢却并不勤劳，更不善于积累财富，多数牧民拿着租金到了城里吃光花净，甚至不少人沦落成为流浪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草地的承包到户政策，在优胜劣汰的市场原则的配合之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蒙古的贫富分化。与此同时，从内蒙古草地分配的状况来看，其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不平均。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得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人均草地只有150亩，锡林浩特白音锡勒牧场职工分配草地500亩，家属分配草地200亩，呼伦贝尔市各牧业四旗人均草地在1000~2000亩，而同样在呼伦贝尔，国有牧场改革后，职工人均分配草地只有100亩——这个例子很形象地反映出平均主义的背后所掩盖的不平均。

究其缘由，我们了解到，过去内蒙古人口较少，又以游牧为生，草原共同所有、所用，人们对行政边界的划分在草地面积上并不是非常关心，甚至有些地方觉得草场大不好管理，还送给其他旗县或者苏木，在农区，这样的现象也比比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剧增、外来人口入侵、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原因，造成区域间人口密度差异增大。在八十年代初实行草畜双承包后，草地按照人头划分到户，人均草地面积的差异也就表现出来了。

 形形色色的不平均，使得整个内蒙古地区的贫富分化问题凸现出来，牧区尤甚。在呼伦贝尔市满洲里的那位拥有40000亩草场的大叔在城里有自己的楼房，而在锡林郭勒盟，政府围封转移，让牧民迁出草地，有一户牧民由于自己没有交通工具，推迟了两年才迁出来，而且是借了别人的马拉着自家的车出来的。

在离满洲里不远的呼伦湖（又名呼伦池或达赉湖）边，很多牧民由于贫穷，迫不得已由良民变成盗鱼贼。据在呼伦湖岸的一位多年在那经商的中年男子说，很多周边（呼伦湖）的原来的牧民，因为生活不下去，只能到呼伦湖偷着打鱼，而呼伦湖是国有渔场，保护区管理部门、渔场等都有巡查队，抓盗鱼的牧民，抓住一次罚款200元。周边的牧民为什么冒着风险甘当盗鱼贼呢？他们盗鱼的收入又是多少呢？事实上，辛苦一天，他们的收入很微薄，一船的盗猎品仅仅只有40元，远远小于200元罚款的风险。

水：草原的生命之源

在蒙古人的原始意念当中，“水”是其生命的源泉，之所以有这样的信条，绝对和“水”这一自然气候要素对内蒙古大草原的作用密切相关。

第一，天不降雨害苦人。草地退化很大程度上和气候干旱有关，在呼伦贝尔考察的整个过程当中，当你问他们草地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草地退化的那么严重）的时候，近乎所有的人都会说“天旱，不下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信，来看看我们草原上的最大的淡水湖，也是我们中国的第四大淡水湖——呼伦湖。呼伦湖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西北部，像一面镜子镶嵌在这片令人神往的美丽的大草原上，其周围由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和满洲里映衬，形状为长方形。呼伦湖北岸是砾崖阶地，与西岸石崖连成一体，东岸和南岸则是广袤平坦的草地。呼伦湖周围很少有工业利用，污染源也很少，因此成为非常有名的淡水产品基地。据当地的农牧民说，呼伦湖平均深度大概7米，最深处可达十一、二米，自从1999年以来，该地区严重持续干旱，在这将近10年里，湖水总体水位下降约2米，周边湖岸撤退了有二十米之远。从官方的报道可以更为精确的知道呼伦湖近几年来由于气候干旱引起的湖水变化。呼伦湖原本周长447公里，面积2339平方公里，由于干旱造成水面较少了300多平方公里。呼伦湖水量的减少，可以充分的说明气候干旱给该地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然，气候干旱不仅仅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独自享有的灾难，在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以及阿拉善盟等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带也因“缺雨”而导致草原植被严重受到胁迫。

第二，“雨”不识时节。在草原上，春天是老百姓和牲畜最难熬的季节。青黄不接的春天，牧民前一年储备给牲畜的“粮草”已基本消耗殆尽，牧民为了让羔子拿到市场上能够买上好价钱，留作母畜的能够顺利过冬，大都在3月中旬就得接羔子了，正是需要饲草料的时候，在草原上过春天真就像闯关一样。古人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草原上也一样，如果春旱，牧草不返青，牲畜尤其是母畜就无法得到很好的营养补给，除此之外，就是后期雨水好了，也会严重影响草地牧草当年的产量。2006年春天，对于内蒙古来说是个春旱之年，往年5月初就返青的草原，六月初才蒙蒙有点绿色。

第三，牧民奇怪，这雨怎么也变了下法。2006年8月20日，在锡林郭勒盟考察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大妈，我问她为什么那的草地退化的那么厉害，在她向我耐心讲述的所有原因里有一条是我少有听说过的“这儿近几年下雨就下雷阵雨，一阵暴雨过后，水都流走了”。听了大妈的话，我豁然开朗，事实上，在草原上我曾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可是当时因为缺乏生产经验没太注意。在草原上，牧民最喜欢的是连阴天，他们说只有连阴雨才能够有大量的水分留在土壤里，对草地才有好处，而下暴雨，虽然降雨量很大，但是这样的雨不但不能够被土壤吸收，反而很多肥沃的土壤被冲走了。要说也奇怪，据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说，这几年多下雷阵雨，这难道也是老天在作怪吗？后来我问了一些多年在草原上开展研究工作的专家，他们猜测可能是由于这些年气候变化，引起一些气象过程的变化，当然，暂时还不敢肯定的下什么结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牧民的认识是最贴切的，关于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科学学工作者们的关注。

第四，坡上干旱沟里洪水。草原自然生态系统本应该有能力维持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每个环节紧紧相扣，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将会造成整个系统的紊乱。如今，在内蒙古草原上，由于牲畜的大量增多，又不能进行合理的游牧式放牧管理，草原土壤承受牲畜长期践踏而没有休养生息的机会，牧草被严重啃食，土壤被牲畜践踏，土壤表层紧实进而影响牧草对水分、养分的吸收。总之，植被矮化、稀疏，土壤紧实、裸露，加之暴雨，就会有大量的“水”无法涵养在草原土壤当中，冲走地表土壤养分，形成地表径流。2006年7月下旬，在锡林郭勒盟进行生态考察时就遇上了一次令人惧怕的“草原洪水”。

水对于内蒙来说，是比矿藏还要珍贵的，即使在成吉思汗时代也是如此。但这里却有我国的第二大淡水湖——呼仑湖。关于呼伦湖的记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早在公元554年北齐时编撰的《魏书》中就有 “大泽”的说法。

本次考察我们了解到，呼伦湖处在危机之中。首先是湖水大面积减少、水位大幅度下降，造成呼伦湖蓄水量锐减，滩地、湿地成了干土地，鱼儿无法来这儿产卵，鸟儿也很少光顾这儿，仅有可怜的几种鸟儿来栖息。随之而来的是，呼伦湖向来以出产天然“生态鱼”出名，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呼伦湖是淡水湖，蓄水量多，矿物质含量相对少。如今，大量水分蒸发，而矿物质留存在湖里，造成矿物质浓度升高，PH升高，水质恶化，这种变化如果得不到缓解，势必会对“生态鱼”的质量产生严重的影响。

除了因湖水减少而造成的直接影响外，另有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影响呼伦湖周围生态系统正常的物质能量循环。呼伦湖并非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其主要水系有哈拉哈河、贝尔湖、新开湖、乌尔逊河、克鲁伦河和达兰鄂罗木河。达兰鄂罗木河在丰水期流入呼伦湖，而缺水期，呼伦湖的水就会补给河流，从而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发展。呼伦湖水量的锐减，对周围生态系统的影响已经凸现出来，新开湖位于呼伦湖东北，由一条小的河流相连，受气候和呼伦湖的影响，新开河已经干涸，其水生生态系统及其周围草地生态系统必然会遭到严重的影响甚至破坏。新开湖的干涸只是刚刚敲响了警钟，如果呼伦湖当前的形势得不到缓解，后果将难以想象。呼伦湖的变化还加剧了新巴尔虎草原的退化、沙化，有关资料显示，在湖周围，沙丘每年最快扩大100米以上。

锡林郭勒盟：“围封转移”战略

    草地退化的主要缘由是草地超载，超载有源于人口过多，而“草畜双承包”的产物“围栏”又无形地加剧了草地承载强度。

2001年，锡林郭勒盟提出“围封转移”战略，即通过围封禁牧、春季休牧、划区轮牧等措施，保护和恢复草原植被。在全盟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已失去基本生存条件的地区，实施生态移民，对迁出区草场进行围封禁牧；对植被有一定再生能力的地区实行春季休牧或划区轮牧；农区大力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因此，近些年在各地都相继出现了生态移民的踪影。截至2005年，锡林郭勒盟有9049户40250人告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成为生态移民。

 随着生态移民的出现，锡林郭勒盟各城镇边建立起了许多移民新村，这些新村以饲养奶牛而著称，因此又叫“奶牛村”。移民新村实施统一建设规划，住房由国家补助和个人补贴，每户牧户集资2500元（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或者8000元（锡林浩特市），其余费用由国家补贴，这样牧民可以分到2间砖瓦房（按户分配，不管每户有多少人）。

移民新村的生产活动主要饲养奶牛，牧民从牧区走进移民村后，告别了放牧，由个人出资（3000元），国家贷款（15000元），政府统一采购奶牛。新村的村民们每户一般有2、3头奶牛，也有仅有一头的，奶牛头数多的可以达到10头或者50头。

移民后，牧民原来的草地处理情况各地均有不同。在正蓝旗桑根达来苏木移民新村的村民，仍然拥有草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能够在原来的草场上居住和放养牲畜，但是可以进行打草。而在锡林浩特市，政府给他们很少的补贴，便把草地收归。

移民新村的村民们普遍反映“在这里生活没有以前好”。他们生活在牧区的时候，每家少说也有几百亩草地，而来到新村之后，自然感觉到空间的狭小和生活的压抑，而邻里关系也逐渐紧张，对于许多牧民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原来以放牧牛羊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牧民们，生活普遍富裕，也很闲散，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饲养两、三头奶牛比放牧1000只羊要辛苦得多，但收入却锐减。为了生计，有些人准备去城镇打工，试过之后，才知打工难，因为他们大都来自牧区，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没有，汉语言也不太好，也只能做些体力活。进城的牧民多了，冲突事件常常发生。

结语

从人口的重负，到草场承包到户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再到为应对草原退化所实施的“围封转移”战略，我们看到内蒙古大草原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痛，人们应当如何应对这种种困境，值得深思。

采访手记

到内蒙古大草看一看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怀着这样的愿望，我八年前从冀中平原来到了这里，有幸跟随一些生态学专家考察和研究这片草原，并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八年来，我对故里的留恋渐渐地淡去，却深深地爱上了这片草原，总是感觉它在不断地给予我思想和生命的活力。因为热爱它，我在论文工作之余，开始持续地关注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传统蒙古族文化的变迁以及草原生态破坏这些问题。始料未及的是，上述问题竟迅速成为今天社会关注的热点。

这两年，我经常带队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做生态调查，也因此得以和当地牧民接触交流，并得到许多一手的材料。2006年，内蒙古大学的“小摄影师”赛夫（赛夫，意为“好孩子”）和我等一行数人，结伴考察了锡林郭勒草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社会、经济、生态问题，近半个月的草原之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牧区和草原。

此行，我们碰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语言的障碍——草原上的牧民多半是蒙古族，他们听不懂汉语言，更不会说，幸好赛夫是蒙古族人，担当牧民和同伴之间的翻译便成了他除摄像之外的第一要务。即便如此，我们返回内蒙古大学之后，为了解读整个调研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还是不得不拿着片子一一请教懂得蒙古语的人。在草原上行走，不比别的地方，迷路是经常的事。除了迷路，从早到晚乘车奔驰在草原上也是件痛苦的事情——我们曾经用一天的时间从满洲里穿过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鄂温克自治旗，最后到达海拉尔市，行程500多公里……

草原的退化和蒙古文化的变迁，本身是太过复杂的问题，它还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去探寻……

牧区土地制度动态跟踪

11、12世纪，经营管理牲畜方式为“古列延”，牲畜私有，草牧场在一个部落或某一氏族范围内以“努秃海”（营地）的形式暂时公有；

13世纪，随着私有制的不断发展，经营管理牲畜方式以“阿寅勒”替代“古列延”；

16至19世纪，在蒙古人当中重新采用“阿寅勒”；清末至解放前，经营管理牲畜采用“苏鲁克”制度；民国时期，所有制形态为封建牧主所有制，草场公有，牲畜私有；

1953年，实施“新苏鲁克”制度，即放、养双方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延长放养期限，调高牧人收入，取消不合理赔偿，牧人可以获得仔畜和劳保用品；

1956年，牧业合作社开始试办；

1961年，调整牧区公社基本核算单位，对牧区公社、队规模普遍作了调整；

1963年，采取“畜股报酬”对牧民、庙仓、富裕牧民的牲畜采取折价归社和给与固定报酬。

80年代初，牧区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开始。

1980年，在牧区允许“包产到户”、“口粮田”在内的一切可以增产增收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1982年，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中出现“保本承包，少量提留，费用自理，收入归己”等形式；

1983年，牧区实行“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的做法，把集体的牲畜作价出售给农户，由牧户自由经营；

1984年，在“牲畜作价归户，私有私养”的基础上开展“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1986年，在总结“两户一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两户一体”设想；

1995年，完善草地承包责任制，主要采取“承包到户，承包到联户，承包到浩特”等方式；

1996年至1998年，草牧场使用权彻底承包到户。

    至今，随着土地制度全面实施时间的增长，关于“双权一制”对牧区生产、草地生态环境及文化的影响不断引起争论，完善牧区土地制度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