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鉴强
《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
2007-12-01
藏区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的发源地和上游,这些河流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多百姓的生活。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但在所有的藏区,建大坝、开矿山、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森林,官商勾结,正大片大片地侵蚀着这片脆弱的高原。整个藏区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灾难。
生态破坏发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中国弱小的NGO和媒体无能为力,甚至相关中央管理部门也鞭长莫及。最可靠最有效的保护力量,就是当地民众。当地藏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意义重大。因此,仁青桑珠、珠尕活佛等人的神山圣湖保护模式,具有重大的推广价值。
刘鉴强
2006年10月,仁青桑珠从西藏昌都的大山里来到北京。这个42岁的康巴农民要接受福特汽车公司的环保奖答辩。但在答辩的前几天,他对这件事还糊里糊涂的,“福特公司不是造汽车的吗?汽车不是对环境有污染吗?他们为什么要给我这个做环境保护的发奖?”他问。
难怪他不明白。在过去的42年里,除了最近有几年时不时到拉萨做事,他一直生活在西藏贡觉县东巴村,这里海拔3700米,一条金沙江的支流热曲河流过村前,外人看来荒凉偏僻。如果不坐飞机,从成都到仁青桑珠的家,至少要4天,先走川藏北线,从四川德格县跨过金沙江到西藏江达县,然后南下到东巴村。如果从成都乘飞机到八宿县邦达机场,再沿214国道到昌都,然后到东巴村,有近11个小时的车程。顺利的话,两天能到,但花费颇大,一趟单程要2000元。
这个奖并不是他主动申请的。几个北大的生物保护学者到他的家乡考察,看到他们自发的环境保护行动,印象深刻,认为这个村庄的环境保护在藏区有巨大的推广价值,便替他们申请了这个奖。于是,仁青桑珠穿着藏袍,糊里糊涂到北京来了。在北京的头几天里,他的朋友、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扎西多杰不停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一个听起来“破坏环境”的汽车公司想给他这个保护环境的藏民一大笔钱。
仁青桑珠搞不明白外面的事,并不仅仅因为横断山脉的阻隔和语言的不通(他不懂汉语),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在家乡搞环保,外面的人为什么要给钱给奖?”在藏民心中,保护环境是自已信仰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自觉。他们并不像外面的NGO,没有钱就很难活下去。
但是,外面的人,偏偏要把钱给他们。在随后的评奖中,评委们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这些藏民的赞赏:仁青桑珠作为负责人的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奖金20万元。这是2006年中国环保界奖金最丰厚的奖项。
“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
——与生俱来的环境保护观念
仁青桑珠有点晕。他仍然没弄明白,人家为什么要把那么大一笔钱给他。对于他来说,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就像吃饭穿衣一样正常。
藏民从小所受的就是不杀生的宗教教育。仁青桑珠小时候,爷爷对他说,千万不要学别人钓鱼,否则你会长豁嘴。仁青桑珠想,哎,我的嘴豁掉的话,多难看啊。但他还是难以拒绝钓鱼的乐趣,有一次,仁青桑珠偷偷钓鱼,先做个小鱼塘,把钓来的鱼放进去看着玩,然后放掉。妈妈看见了,哭着说:“你现在长大了,应该行善做好事,可你却做这样的坏事。这种行为将带来灾难啊,我的儿子怎么这样啊。”
这件事,一直让仁青桑珠后悔。
一次,有一头牛进到仁青桑珠家的青稞田里,吃了一大片青稞,吃完了,还舒舒服服躺在里面睡觉。小仁青桑珠气坏了,拿起一块石头慢慢地走过去,想狠狠地打一下。过去一看,那牛睡得很幸福的样子,仁青桑珠想了想,如果石头一下子打下去,太罪过了。于是走回去,远远地喊起来,牛被喊醒,摇摇摆摆地走了。
仁青桑珠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长大。藏民族没有专门的环境文化,但环境文化弥漫在日常生活中,宗教,医药,文字,游戏,到处都是。仁青桑珠到北京来,与有些环境NGO接触。NGO们说,老虎豹子快没有了,所以要保护。“这与我们藏民不一样。”他说。令他诧异的是,这里的人,只要是不濒危的动物,就要杀。
他说:“在我们眼里,苍蝇与老虎是一样的。我关注的是生命本身的东西,并不是对人类重要不重要。不是出自对老虎的美的欣赏,而是关注每种生命的权利。”
1997年,当地人转森格南宗神山。因为人很多,转经路上,有些树枝被折断,仁青桑珠有感而发,写了一些告示,贴在转山沿路的岩石上,希望大家保护山林。这是他自发保护环境的开始。
两年以后,当地要修路。路通到哪里,树就砍到哪里,仁青桑珠找了政府,也写了条子给各家各户,但作用不大。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反对比谁的刀子长
——藏民们成立NGO,壮大力量,以理服人
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这一年,扎西多杰到这里来了。
扎西多杰是青海玉树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副秘书长,他到这里来考察森林保护。在东巴村的3天里,每天都与村民谈到很晚。
村民们说,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森林,“我爷爷那时候,这里还有茂密的森林,有老虎、野人,可是后来,树全砍光了,像剃了光头一样。"仁青桑珠说。但以前的树是政府砍的,现在要种,政府会不会不许呢?以前他们想保护野生动物,但来打猎的,恰恰是政府的人。2002年,县公安局的来打猎,仁青桑珠不敢当面说,要护林员请求公安局不要再打猎。公安局很生气,来了3个警察,响着警笛,将车在村里开来开去,村民们很害怕。
扎西多杰对村民们说:“根本不用怕,你们这里属于长江源天然林区域,是天保工程之内的,你们所做的,符合国家保护政策。”
扎西多杰建议他们成立一个组织,这样更有力量。在NGO工作的扎西多杰,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村民们。
随后,仁青桑珠给每家写了一封信:“环境保护的利益是放眼将来,是公益事业,大家都知道,我仁青桑珠是个没钱的人,大家做了这件事,不会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但对我们的村,我们的后代有好处。大家来参加这个协会,一起做事!以后做事,是大家来讨论,民主,不是哪个人来决定。
全孜荣部落13个村,加上4个寺庙的几十个喇嘛,一共1300多人,全是这个协会的成员。这个协会与村里的党支部和村委会有部分重叠,村长也是协会的会员,村委会主要工作人员是护林员。用仁青桑珠的话说,“一回事。”
有了这个协会,村民们进行环境保护的力量大多了。乡里一个副书记对仁青桑珠说,你们保护挺好的,但说实话,你们的热曲河里的鱼很有名,上级政府部门来人,那鱼是接待的主要菜,这个你们不能组织禁渔。他还说:“其实环境保护,国家只是说一说,并不真当回事,最重要的是脱贫。环境保护那是富人的事。”
仁青桑珠说:“能不能打鱼,不是我说了算,是全部村民来决定,我们有制度。”很快,到这里钓鱼的人很少了,但乡里管林业的一个藏族人仍然来钓鱼。一些村民来与他交涉。
这位乡干部叫起来:“你们哪来的权利?谁让你们来做环境保护的?天是国家的,我是国家工作人员,而且,我管乡上的林业,保护不保护,我来决定。”
仁青桑珠的弟弟其美多杰担任村长,他摆出政策和法律,没想到,老百姓讲法律,更激怒了那位乡干部:“你居然跟我讲法律!我才是管法律的!”
其美多杰说:“好,你管法律,那你写个字条,说你说了算,你想钓多少就钓多少,而且你允许别人随便钓。”
那位乡干部立即软下来,走了。
仁青桑珠说:“我相信以理服人,反对比谁的刀子长。”
仁青桑珠自己办了一份藏文小册子,名为《自觉》。在这本小册子上,有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佛教有关生态保护的教义。里面还有一句话,表明这个村庄环境保护的首要原则:以国家的稳定、民族政策和法律为依据。
山村给动物们打电话
——村民们的环保实验
2003年春天,生态保护协会开始种树,计划是1万棵。可是,到哪里找这么多树苗呢?
县林业局的人说:“你们这是好事情啊!”当即给了他们1000棵树苗和一麻袋草种。
2004年,政府给他们的喜讯,将他们冲击得几乎站不住脚。贡觉县这一年有80万棵沙棘的种植任务,可找不到人种,正愁完不成呢。林业局一下子给了他们40万棵,还有其他树种4万棵。
“哇!这么多树啊!”仁青桑珠说。村里人激动得睡不着觉,唱着歌,跳着舞,满山遍野去种树。2006年7月,笔者到东巴村采访时,看到了这些长满了山野和河滩的小树苗。
当小树一点点多起来的时候,村民们继续恢复他们的传统。这次,他们要巡山了。在历史上,根据部落法律,每家每户都要派人,骑着马,巡视神山,检查是否有人偷猎。巡视之后,他们才决定资源的利用:哪里的树可以砍,什么时候砍。
现在,他们略微改变了方式,离科学更近一点。他们制定了4种表格,前三种表格,巡山的人都要拿在手里,随时把他们观察到的 记录下来,三种表格分别记录树、野生动物和土地。而第四种表格,要放到村民的家里,如果对保护生态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就要写在上面,交给大家讨论。他们曾讨论过这样的问题:狼来吃羊怎么办?这里很贫穷,本来羊就不多。最后,他们决定,谁要是打死一只狼,罚款50元。这意味着,当狼威胁到农牧民的生活基础 时,可以打死狼,但是,通过罚款,又告诉大家,这种行为是不被鼓励的。
之所以要讨论狼的问题,是因为2002年之前,狼多成灾,村民们最心疼的,是自家的奶牛被狼咬死。
2004年到2005年,一只牛羊也没被吃掉。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灵!我们的环境只保护了一年!”仁青桑珠高兴地说。
村民们发现,他们的庄稼地里,有动物来过的痕迹,像是岩羊,这提供了对这一奇迹的解释:村民们保护神山,种树种草,野生动物多起来了,狼有了食物,就不 再袭击牛羊。仁青桑珠说,但是,野生动物为什么恢复得这么快!好像山神给动物们打了个电话,说,这村的人保护环境保护动物了,你们都去吧,狼也不要吃他们 的牛羊了。
村民们更加相信,人与自然是可以对话的。
村民们不仅种树,还开始清理神山。2003年春天,在一座山上,50个村民捡了3天,将所有的垃圾捡出来,一片纸都不留。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个坑,将垃圾埋起来,上面撒上草种。村民们细心地观察着,春天过去了,草没有长出来,夏天过去了,草还没有长出来。看来这个方法不行,造成了二次污染。到了冬天,他们将垃圾刨出来,晒干,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可是山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垃圾呢?
仁青桑珠说,这里出产虫草,很多人上山挖虫草,就将生活垃圾扔到山上。仁青桑珠知道,如果这里的藏人不挖虫草的话,就太贫困了,所以不能禁止。所有的村 民再次召开会议,热烈讨论之后,决定允许挖虫草,但必须将自己的垃圾背下山来。挖虫草刨的坑,也一定要填起来,将原来的草皮补上。村民们讨论的不仅是环境保护问题,还有生计问题:如果挖了坑不填起来,3年之后,草场破坏严重,虫草就没有了。为了可持续发展,必须制定这些制度。
仁青桑珠说:“这些道理不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而是自己讨论后认识到的。这也是民主讨论的好处。它让村民们自觉行动。”
突然有一天,政府来了一个工作组,说是来查他们。后来才知道,有人告到政府那里,说这里的村民在乱搞,在庄稼地里种树。查完了,领头的县人大主任说,十几年来,我没见过这么好的村庄。
“佛祖保佑!”仁青桑珠说,如果那个人不告状的话,政府也不知道他们在做好事。
没有神山圣湖保护机制,藏区环境保护是纸上谈兵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所做的好事了,而且,这好事的价值,不仅仅体现于他们那个1300多人的部落里。
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吕植在帮助推广仁青桑珠的做法。吕植也是“保护国际”中国项目代表,“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简称CI)是从事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其目标是保护保存地球上尚存的自然遗产。
吕植说:“当我在西南各省的藏区考察时,看到神山周围大多生态良好,这令我意识到,藏传佛教传统中的神山保护,可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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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植认为,藏族传统文化底蕴深厚,藏传佛教提倡尊重生命和自然。传统上,每个藏族的村落和寺庙都有各自的神山圣湖,通常是附近的山峰、森林、湖泊和河流。当地居民世代在这片生态脆弱的地区生活,不仅保护了他们周围的神山圣湖,还积累了很多珍贵的乡土知识和可持续管理自然资源的模式。
她说,保护神山圣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所在区域。神山圣湖位于长江、黄河和国际河流澜沧江、怒江的发源地和上游,这些河流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多百姓的生活。神山圣湖的保护对于藏区、全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持续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吕植的判断有学术上的支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保护国际曾联手在藏区做过调查,调查报告说,在2000年后,我国在西部地区建立了大量的保护区,主要依托保护区的力量进行生物保护。几年间,我国西部保护区的数量已经接近东部和中部通过几十年建立积累的数量之和,保护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5%以上。
但是,这些保护区资金极为有限,2000年以前,全国林业系统国家级保护区的建设资金累计投入仅为3.6亿元,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级的大熊猫保护区。从日常管理资金看,全国保护区每年得到各级政府的总投入不足两亿元,平均约为400元每平方公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中我们也几乎是最低的。
从自然地理类型和保护对象看,西部保护区和东、中部相比,也有很大区别。东、中部的保护区依托地势陡狭,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多,野生动物其迁徙活动范围相对比较小;而西部很多保护区则地势开阔,野生动物迁徙范围大。
从保护区所在周边社区看,在东、中部的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保护区的威胁很多来自周边社区;而在西部,社区群众由于风俗习惯、宗教等原因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保护文化,整体而言相对于东、中部,具有更高的保护理念和实践能力。
吕植说,因为人员和资金的缺乏,有的西部保护区,一个人要管理上万平方公里,这样要达到有效管理,绝无可能。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利用当地社区自发的优秀保护模式,占中国国土面积四分之一、在环境生态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藏区环境保护,将很可能是纸上谈兵。
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保护自然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的知识以及操作体系。这在以藏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显著。今天西部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或多或少是当地的神山圣湖。事实上,神山圣湖作为一种生态保护机制,并非完全地对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活动进行限制,而是把保护行动巧妙地融入了老百姓生产和生活中,充分调动起社区的“内控机制”进行资源的自我管理,以极少的成本管理大面积区域,实现了保护效率最大化和可持续。此外,神山圣湖体现了“分区管理”的保护理念,通过区划平衡一个区域内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这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是我国西部的广大群众长期的经验结晶,但又和现在国际上主流的“景观保护”的思路是相同的。因此,神山圣湖作为一种保护机制,既是古老的,又是先进的。
北京大学与保护国际这一调查报告的执笔人申小莉说,由于寺庙是神山文化传承的主体,她将寺庙作为主要访谈对象。在四川省和青海省11个县的79个寺庙,一共记录到神山219座,圣湖39个。被集中调查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六个县,德格、丹巴、道孚、雅江、理塘和乡城,共访问了 74个寺庙,占甘孜州寺庙总数的14%。初步估算,甘孜州有神山约1400座,总面积约为51040平方公里,占州国土面积(153002平方公里)的33%。
这意味着什么呢?甘孜州自然保护区面积约为3万7千平方公里。神山的面积已经超过现有保护区的面积,这些地方以宗教禁忌的手段,不同程度地约束了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开发。甘孜州的自然保护区,几乎都在1995年以后建立。绝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区与神山圣湖重叠,有的完全是在神山圣湖的基础上建起来,并且以神山圣湖的名字作为保护区的名字,例如卡萨湖省级自然保护区、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在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是神山圣湖传统的资源管理模式在运作和护佑当地的自然资源。在上个世纪大规模的商业采伐中,一些地区因为是神山圣湖而得以幸免。在经历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之后,许多地区的野生动物曾一度销声匿迹,恢复的过程中,也是在寺庙和神山圣湖地区最先看到它们的踪影。
神山被看作当地社区的保护神。神山的命运,直接关系到当地人的切身利益。老百姓相信,一旦神山被破坏,不管这种破坏是由社区内部还是外界力量造成的,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表现在狼吃牛羊的频次增加,牲畜、庄稼病虫害增多,洪水、雪弹子等自然灾害增加等。神山的福祉和社区的福祉是相联系的。这是社区自觉和自发保护的动力。
云南藏区德钦县的卡瓦格博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在《自然圣境的意义》一文中说,从1987年到2000年,来自中、日、美等国的登山队多次企图登上卡瓦格博主峰。卡瓦格博是全藏区著名的神山。1990年底,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第二次攀登此山,造成1991年1月17名队员在海拔5100米处被雪崩全部吞没的悲剧。在这10余年间,当地藏民一直对登山表示强烈反对,甚至集体拦截登山队的汽车,又每家出一人,和寺院的喇嘛到飞来寺诵经。村民反对登山,因为他们认为,外面的人来爬神山,引起山神愤怒,给当地带来连年灾祸,如风灾、水灾等。山下雨崩村的村民还抱怨,中日联合登山队大本营设在他们的牛场,他们刚走,那里就出现发生大风、泥石流、雪崩,几千棵大树被吹倒,整个山谷仅剩下一根经幡。村民认为在原始森林遮天避日的地方出现这种灾害,是因登山惹怒了卡瓦格博而降灾给雨崩村。2000年春节期间,又有人策划新千年登山行动,德钦县政府为此专门向省里呈交报告,要求劝止类似活动:
“梅里雪山及主峰卡瓦格博在广大信教群众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被人格化了的至神至圣,登山意味着信教群众心中最美好、最神圣的东西被人践踏,从而对信教群众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被伤害的不仅仅是德钦的信教群众,也包括整个藏区的信教群众。因为卡瓦格博是整个藏区的神山”。
结果,这次登山行动被中央有关部门劝止。这个文件强调当地人民对卡瓦格博神圣性的信仰,有力地证明了有关这座雪山“神圣空间”的禁忌,至今仍然被该地区的藏族遵守着。而反对攀登卡瓦格博的事件从1987年开始,已延续了十余年,这种禁忌对当地藏民意识和行为影响的深刻,由此可见一斑。
申小莉说,与神山相关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依靠两个途径,一个途径通过乡野传说,另一个途径通过寺庙宣讲、祭祀神山等宗教活动。寺庙是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核心力量,在凝聚社区,建立和维护乡规民约的过程中,通常能起主导和核心的作用。
在西藏贡觉东巴村,农民仁青桑珠是保护协会的会长,在这个协会里,他和村干部以及一位喇嘛是灵魂人物,而他们的决策方式主要是民主协商。而在其它的藏区,寺庙和宗教人物扮演着更核心的角色。
一个活佛的保护故事
我和仁青桑珠相识,是在澜沧江的源头,青海玉树州杂多县一个名为地青的村子里。他坐了两天的车,穿过西藏和青海间的重重大山,来这里学习杂多县藏民的环境保护。
那是2005年8月初,地青村的数百藏民们,正在喇嘛闹拉神山下海拔4500米的草原上举办为期5天的生态文化节。活佛珠尕,是这一文化节的灵魂人物。
我们听到了他的一些故事。他活佛珠尕原来是青海省杂多县日历寺的寺管会主任,现在,他辞去了职务,在虫草挖采季节,带领几名喇嘛,经常在此巡逻,以防有人破坏神山。
这里,从神山脚下走到有电灯的地方,骑马要走好几天,中间,要翻过好多山,趟过许多河。可是,这也挡不住外来人的骚扰。有一天,他站在站在喇嘛闹拉神山上,看到山下,一辆可疑的吉普车驶过来。是不是又来偷采虫草?他心里一惊,一挥手,率领身后的几个僧人,急速下山,堵住那辆车。
这辆车不是偷挖虫草的,而是地质队的,他们递给珠尕一张公文,说,他们来勘测矿产情况,需要在这座山上打几个洞。
珠尕活佛说:“自己盖个什么章,很容易,你们给我拿国家的正式文件来。”珠尕活佛可是县人大代表和州政协委员,这些东西糊弄不了他。
来人高声嚷嚷着,可是个子瘦小的珠尕活佛,身穿红袍,手持念珠,坚定的目光从茶色眼镜后面射过来,令来人感到绝望。他们不满地嘟囔着,钻进车,离开神山。
55岁的珠尕是转世活佛,是过去这里“百户长”的儿子,在地青村附近,他是最受牧民爱戴的人。每年春天,珠尕都要骑马走3天,去澜沧江的源头做佛事。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保护这里的神山:保护它所在的野生动物、草地和澜沧江。“你看,这里是三江源,‘中华水塔’,长江和黄河的上游生态破坏那么严重了,只有这里的澜沧江源还是好的。我们要好好地保护他。”他对我说。
但是,保护似乎越来越难了。
早在1982年6月,当地许多牧民不仅举家上山采挖虫草,还大量猎杀野生动物。珠尕活佛着急了,他向地青村委反映,要求划出一片草地作为神山保护区,并每年到地青村举办佛事活动,号召当地群众自觉保护神山。
珠尕活佛与地青村委商量,定下一条规矩:凡在神山采挖虫草和捕杀野生动物者,罚一头备鞍的驮牛,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布。1989年前后,当地有些牧民用铁夹猎杀麝香和雪豹,珠尕活佛开始巡山,一个月内,他没收了近30套铁夹,并把铁夹加工成刻嘛呢石的工具,让猎杀野生动物的牧民刻嘛呢石(注:即在石头上刻佛经),以示忏悔。当地牧民差尕在喇嘛闹拉神山上偷挖虫草,并在保护区内的山上打猎,珠尕活佛在当年举办佛事时,批评了差尕,差尕十分的愧疚,自愿将一匹马上缴村里作为罚金。
在珠尕活佛建议下,村委指定了喇嘛闹拉神山巡山人员。而珠尕自己长年住在神山脚下,在采挖虫草期间,带自己寺院的二十多名僧人巡山,在巡山中经常与外来者发生冲突。2002年,当地两名牧民在山上偷挖虫草时,被村里指定的护山人员发现,村里对这两名牧民每人罚5000元,因这两名牧民缴不起罚款,村里就没收了他们的摩托车。2003年,护林员在执行巡山时,在尕哇切吉神山附近抓获3名偷挖虫草者,村里决定,对,3名偷采虫草者每人罚金2500元,并刻嘛呢石2500块。
珠尕活佛不仅罚,还有奖。保护神山突出的牧民,将被奖励1头牛或1匹马。这些年下来,珠尕家的10匹马和16头牛,奖给了牧民。82岁的昂扎因为品德高尚,经常劝说家人和村民保护神山,被奖励,并被献上哈达。
“但是,这些措施对内部村民行得通,对外就行不通了。”珠尕告诉我。
这里出产全国质量最好的冬虫夏草,诱惑着每年数万外地人呼啦啦涌入,去年,杂多县来了37000多名外地人,他们要将澜沧江源头的草场挖得千疮百孔。
尽管喇嘛闹拉神山地处偏远,挖虫草者也不放过这里。2003年,山里来了30多个外地人挖虫草,珠尕带领村里100多人将他们赶走。去年,珠尕提前派了两个人在雪山上等了3个晚上,最后发现了从囊谦县来的40多人,当时差点发生冲突,最后动用当地公安才解决。
然而,以后怎么办呢?这些年,虫草的价格从1斤30元涨到了2万元,外地人对此虎视眈眈,仅凭村民的力量,显然不能将这些人挡在山外。珠尕活佛急需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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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野生动物皮毛,不是我们藏人的传统”
留着大胡子的扎西多杰哈哈大笑着,策马扬鞭,与牧民们在草原上进行走马表演。“保护国际”对珠尕活佛和地青村民的帮助,就是通过他所在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来进行。这是一个藏民当地的环保组织,扎多是负责人之一。
扎多说,以往三江源地区所开展的环境与发展政策项目中,有些旧观念:当地土著社区是愚昧的,他们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应该由政府和专家来制订;当地土著居民是自然资源的消耗者和破坏者,只有政府机构才是保护者。
但熟悉当地情况的扎多认为,这些观念是错误的。由于宗教的原因,在保护自己的社区和自然资源方面,藏民有自己的优良传统。
他说,藏传佛教宣扬众生平等(山,水,草,动物与人一样,是平等的),要求不杀生,这一点,与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的环保理念很契合。他们到别的地方宣传环保时,一开始很难与对方达成一致,对方总是认为,要环保,是不是就要限制他们对资源的利用?但在藏区,不会遇到这样的事,藏民总是特别理解:啊,你们说环保,不就是做善事嘛。因此,在这里进行环保教育,事半功倍。在合作项目开始阶段,宗教和珠尕活佛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加上NGO的介入,当地牧民的环保意识将逐步提高。
但是,他将两者分得很清:“我们来地青村,不是搞宗教活动,而是宣传环保。只是希望将环保理念与他们的神山保护结合起来。”
实际上,佛教教义与环保理念并不完全相同。环保工作是以人为本,而佛教并不单纯以人为本,而是从众生平等出发。珠尕活佛告诉我,以前,这里的牧民将空酒瓶摔碎扔在草原上,因为怕小虫子钻进瓶子里闷死。但这样会污染草原,接受环保教育后,“我们不再砸碎瓶子,当然也不会放在草原上,那样草原的虫子仍然会钻进去闷死,而是收集起来,运到山外去处理。” 珠尕说。
NGO和牧民合作的第一个大动作,是以资金、知识和管理,支持牧民们开展青藏高原上的第一个民间生态文化节。
这里的藏民,每年都要举行赛马会,8月1日到5日的生态文化节,就是嫁接到传统赛马会上,保留并提倡原来的赛马、摔跤、对歌、舞蹈、游戏、格萨尔说唱等活动,将生态保护理念,植于活佛的讲经活动中。同时,他们提倡文明的行为方式,被赋予新内容的赛马会,表现出新的气象。红色村村长江尕说:“来生态文化节之前,我有些担心,会不会又像往年一样,有人喝酒打架?可没想到,今年的活动,居然这么文明。”
所有参加生态文化节的村民,都没有穿野生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这在整个藏区,极为罕见。
这样的活动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县里的不少官员来参加生态文化节,扎青乡的副乡长巴伙说,NGO来帮助保护生态,符合当地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这个贫困县的县政府,还向生态文化节拨款1500块钱,并借给组织者几顶大帐篷。
NGO还有一个新点子:号召牧民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皮毛制品。
“保护国际”高级项目官员孙姗告诉记者,根据对地青附近6个村子藏民的调查,几乎所有家庭都有虎皮、豹皮、水獭、狐狸等野生动物皮毛做成的藏装,少则一两件,多则四五件。这些皮毛全是从印度、尼泊尔、缅甸、巴基斯坦走私进来,在黑市上花大价钱买来的。一张虎皮开价七八万元,豹皮两三万元。孙姗说,这些黑市的存在,对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老虎和雪豹来说是灭顶之灾。
孙姗说,仅地青村附近的6个村子就有上千户、近万人。按现在的调查结果估算,近几年在藏区交易的虎皮、豹皮的数量非常惊人。中国早已没有虎豹可以猎杀,在印度、缅甸、俄罗斯等国家也只有少量虎、豹,若不立即制止黑市贸易,世界上最后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将因此而灭绝。
2005年8月3日晚上,在点着蜡烛的大帐篷里,几百个藏民,分为妇女姐、男子组和喇嘛组,讨论如何对待这一问题。NGO不再介入,让土著社区的每个人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也是NGO的目标。
妇女们最高兴,63岁的俄丽说:“二十多年了,这是妇女们第一次开会!”她们又开始说起“半边天”这个词。
妇女们说,听外面的人讲了才想到,原来穿虎皮豹皮,会让全世界的虎和雪豹灭绝,“以后再也不穿了,不穿它,一点损失也没有。” 俄丽说。
珠尕活佛说,穿毛皮并不是藏族的传统,事实上,这与藏传佛教一贯主张的珍爱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理念极不相符。过去,只有藏族贵族和被视为英雄的人才穿虎皮、豹皮,民间并不流行。近年来,藏民的收入普遍提高,在玉树杂多县这些盛产虫草的地方,牧民的收入随着虫草价格的暴涨而迅速增加,买虎皮、豹皮做藏装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互相攀比。
扎多说,各项民俗活动和媒体也起了不好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宣传画面上,皮毛服装,被误作康巴人的特有服饰。
第二天早上,下着大雨,数百位牧民坐在草地上,摘下帽子,任雨水淋湿全身,静静地听活佛讲经。活佛告诉众人,要保护我们的神山,保护三江水源,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水塔”。不要穿虎皮豹皮,穿在身上,等于指使别人去杀死虎豹,罪孽是同等的。甚至,还有的人宁可不花钱让孩子上学,也要去买虎豹皮。孩子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我们民族的发展该受到多大的阻碍。
灌顶后,俄丽与一群妇女,来到活佛的面前,发誓说:“我以后永远不穿虎皮豹皮。”并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共有113个牧民发誓,一辈子不买野生动物制品。
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
——藏民环境保护的核心价值观
尽管藏区的广大神山圣湖得到藏民的保护,但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已令外来力量潮涌般进入,使神山圣湖面临巨大的威胁。
从上世纪90年代始,在四川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的圣湖木格措面临着水电站的威胁,华能公司希望能在此建一木格措抽水蓄能电站。这一工程引起当地藏族群众不满,因为这一工程不仅将破坏当地极为珍贵的生态环境,有巨大的地震风险,一旦地震,河水翻滚而下,将是康定城的灭顶之灾,而且,木格措是当地藏族群众的圣湖,大坝对圣湖的破坏,将伤害藏民的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在当地抗争无效的情况下,藏族群众通过著名藏族人士写信给温家宝总理,同时,中国部分NGO和科学家经过实地科学考察,也联名写信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要求对此工程再做慎重考察。11月,当地媒体报出消息,当地政府终于取消了这一工程。悬着一颗心的当地民众和NGO,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在广大藏区,有更多的“木格措”面临危险。在我考察过的四川贡嘎山下六巴乡,当地政府引入外资,开采矿山。矿山占据了当地民众的牧场,让藏民无以为生,而且,为矿山供电而建在当地一个湖上的水电站,污染了藏民的水源。今年9月,当地的喇嘛给我打电话说,因为农民的抗议,当地政府抓走了6个藏民。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正在不断激化。
同样的矿山开采发生在仁青桑珠的家乡和珠尕活佛的家乡。在所有的藏区,建大坝、开矿山、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森林,官商勾结,正大片大片地侵蚀着神山圣湖。整个藏区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生态灾难。
这样的生态破坏发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中国弱小的NGO和媒体鞭长莫及,甚至相关中央管理部门也无能为力。最可靠最有效的保护力量,就是当地民众。当地藏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意义重大。因此,仁青桑珠、珠尕活佛等人的神山圣湖保护模式,具有重大的推广价值。
但是,因为“神山圣湖”并不被现有的国家法律体系所承认,当藏民手中没有法律武器,而只有“信仰”时,他们的力量并不被对方重视。在这个无神论占主要地位的国家里,给藏民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是否定他们正当利益诉求的最方便的借口。
有关人士正在思考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吕植教授认为,国家在立法上,对类似于仁青桑珠和村民们所做的“社区保护”,应给予法律认可。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蔡微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说,全国人大正在起草自然保护区法,这部法律的起草,应该借鉴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藏区的社区共管形式,应在法律上给予鼓励。
但是,对于“神山圣湖”,毕竟有不同的认识,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是落后的文化,不应提倡。
仁青桑珠说,这不是迷信,而是文化与传统,是藏族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的环保文化。藏民族生活的青藏高原,是生态最为脆弱的地方,在人类发展中,藏族人比其他民族经历了更多的生态灾难,这些灾难,在藏民族的文化、宗教、风俗中都有所反映。
正在自费整理、保护大量藏文资料的仁青桑珠认为,藏民族对自然的感受最深,很多藏族文化就来源于对环境的体验。很多外来人说,藏民族文化中有一些朴素的环境保护因素。“其实它不是‘朴素’的。”仁青桑珠说,藏民族的环境保护文化,已上升到生命之间平等对待的程度,他们尊重自然,尊重其他生灵,因此,在青藏高原上,他们与自然和谐地相处了好多好多年。
而在其他地方,环境保护是因为工业污染所带来的迫切要求,不是因为对其他生命的尊重。仁青桑珠说:“我们村民保护环境,是遵从传统文化,很快乐地去做,没有其他目的,而外面的人做保护环境——”,他两手伸出,做了一个拧湿衣服的姿势,“——是被法律和钱挤出来的。”
很多生态保护者不想在此问题上争论,他们认同仁青桑珠这些藏民在“神山圣湖”上的核心价值观,所以,世界著名动物学家、作为外国人第一个获准进入西藏羌塘进行研究的乔治·夏勒博士说:“必须保护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我们所有的土地都是‘神山圣湖’。”
附文:仁青桑珠与村民们制订的森格南宗生态保护协会制度(申小莉提供)
协会制度(村规民约)
生态环境保护规定,大家认可的和义务种树的条例
第一, 协会是自觉自愿的在一起,最大的利益是公共的利益。
第二, 协会的基本原则:遵守宪法和自治区条例,拥护党、民族团结、三个代表。
第三,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变化,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第四, 探索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科学很好结合,发展和保护协调的路子,同时要注意传统文化要有甄别的继承,摒弃糟粕,例如穿虎皮豹皮。
第五, 生态健康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民族文化,非常神圣和美丽,自现的度母,莲花生大师修行的历史,神圣的神山,保护的传统。具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丰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环境组成之间一环一环相互关联,在民族文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山水、树木、土地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信心,坚信是科学的。我们的文化是经过考验的,会被人们承认的,像财富一样,是可以向人们宣扬的。我们要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关心环境的人们将会在我们的文化中有重大发现。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对树、泉水、山的态度是迷信,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懂。
所有的旧的不都是好的,新的也不都是好的。我们今天可以有目共睹。(阐述民间文化对保护重要意义)
第一, 藏族有悠久的和自然结合的历史。藏族人民完全依赖自然,历经自然灾难,和自然同甘共苦,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积累了现在的知识;“莫玛寅”(音译),天界里的神下到人间,历经磨难变成第一个藏族人,知道自然的密咒,知道哪里有山神,哪里的水里住着“勒”。作为土地的主人,“莫玛寅”和自然的变化因素是相关的。
第二, 有上面提到的背景,藏族人历经磨难,积累了人和自然如何和谐相处的一套哲学。
第三, 传统的保护不需要国家有大量投入,是老百姓自觉的保护行为,发自内心,不需要任何外界监督和法律强制执行。
第四, 在藏区进行环境保护,有非常的便利,不但易于管理,而且很容易看到效果。
第五, 在藏区,要克服当代对环境破坏的不良行为更容易,人为破坏环境的现象也低于其他地方。
第六, 藏族传统文化提倡的保护与国家保护的法律不矛盾。佛教利他的思想对生态、对世界都是有利的。
第七, 现在和将来科学会发现和越来越接近我们的文化。
第八,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大家会越来越多的发现藏族文化的可贵之处。
未来的愿望
像一位美丽的少女,不需要化妆,不需要修饰,她的纯净天然的美丽把全世界的生命都吸引过来,在这里得到感召和净化。
保护的主要地点和项目
1. 卫生
注意卫生是国家提倡的原则。藏族传统是很注意卫生的,牛粪拾烧成灰,回到土地。现在吃完饭,多余的垃圾有一把,不穿的旧衣服堆满山沟,对环境造成以前没有的压力,我们不得不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下苦功夫解决,形成新的文化习惯,人人听到以后就想到,想到以后就做到。SRS是因为环境卫生出了问题,病毒像骑着快马一般,通过人的五官传染到人体,带来灾难。垃圾必须堆放到指定地点,用火焚烧。小批量的焚烧是目前处理垃圾的最好方法。化纤类的、塑料类的可能伤害牛羊,尤其要小心。玻璃不能仍到公路,废铁不能扔在庄稼地里。乱扔1个健力宝饮料瓶子,罚1个“囊”(计量单位,3个囊等于一斤)的青稞。乱扔1个玻璃瓶,罚2囊青稞。随处放1背垃圾,罚3囊青稞。路边随处大小便,罚1囊青稞。
2. 防火制度
火是自然最大的灾难,要列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人人监督,人人参与。现在用活增加,火灾的可能性越来越多。防火的措施,传统的做法,比如修通通加布的塑像、念经和国家现在的防火措施要结合。尤其是在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的4月,是这里的旱季。藏历的3月和4月,人们上山挖虫草。草刚开始绿的时候,非常容易着火,要特别的注意。着火“yi-mi”(等于4个平方米)草皮偿10囊青稞,着火“yi-mi”森林偿40囊青稞。看见着火而不报告和扑火的人,和放火人一样的惩罚。通知灭火后一个小时不来灭火者,罚40囊青稞。如果没有理由但拒不参加者,按小时计算惩罚,并通过村里召开会议民主决定。火灾应向县乡相关部门报告。
3. 特别保护地
在以下地方(“熊多的沟”、恩宗的阴坡面、仁琼东面等约20个地方。此处略去)(主要是以前有禁忌的地方;没有说法,现在特别稀少的和发现正在恢复的地方),砍云杉一棵,罚100元,小的10块。砍老的柏树一棵,罚250元,小的15元。每砍1棵树要种树10棵。砍其他树种,有果实的罚50元,没有果实的15元。(藏族谚语,千万不要杀有知识的人,千万不要砍有果实的树。)
对“秀通”一类价廉(1斤10块),需要大量采挖才能卖到一点钱的药物,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外买卖。基本的采挖是允许的。虫草采挖卖钱多,对环境破坏相对小。
4. 野生动物保护
每猎杀一只野生动物,罚款金额如下:
鸟:雪鸡、布谷、鹰、秃鹫、猎隼、鵟、乌鸦、黑颈鹤、鸭子、白马鸡、橙翅噪鹛罚100元,别的鸟30元。
兽类:白唇鹿500元,林麝500元,野猪和斑羚100元,岩羊、黄羊50元,其他30元。
食肉类:老虎1万元,豹500元,黑熊200元,棕熊100元,狼、猞猁、豺狼很有争议,讨论最终决定50元。狐狸、猴子、水獭100元。黄鼠狼、獾50元。
水生动物:蛇150元,青蛙50元,蝌蚪50元,鱼5元,投食喂鱼的一些地方严禁破坏。外来捕鱼的人酌情罚款,一般300元,并要求县乡政府惩罚。
如有协会内部的人违反规定、里外结合违反规定者、破坏虫草产区等特别重要地区的人,要特别查处。欢迎相关政府、其它协会提出宝贵意见。抵制任何不利于民族团结的恶意干扰和破坏行为。我们本着公益的原则,探索科学与传统结合的途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吸收各种各样对环境有利的观点。以上是协会目前制定的粗浅的环境制度,是不完善的,要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欢迎随时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计划每年做一次总结,每户要有代表参加,协会会员必须参加。请务必重视和参照执行。
2003年5月16日
神山圣湖保护者采访手记
2006年9月下旬,我接到四川藏区一位喇嘛的电话,他急促地告诉我,他们家乡出了事,6个藏民,被抓起来了!
那是四川贡嘎山下六巴乡,我曾经采访过的地方。他说,当地政府引入外资,开采矿山。矿山占据了当地百姓的牧场,令藏民无以为生,而且,为矿山供电而建在一个湖上的水电站,污染了百姓的水源。
那一条清澈奔流的小河,是当地数千藏民的水源地,如果建水电站、开矿,会伤害他们的健康。而当地藏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放牧,主要牧场没了,他们怎样活下去?一个矿山,将令那个世外桃源般的藏族乡村变成工业废墟。
喇嘛告诉我,当地百姓为了阻止开矿,谈判不成,只好采取极端的办法,偷走矿山的发电机,让他们无法开工。一天,来了几个警察,抓走了几个老乡,但当地百姓截住他们,抢回了老乡。
当天半夜,数十名警察悄悄趋车赶来,堵到一户百姓门前,命令开门。家里只有一个16岁的小姑娘,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吓得不敢开门,警察破门而入,朝天花板放枪,在屋子里大肆破坏,小姑娘吓得跑上楼顶。警察又挥舞枪械,逼她下来。当天夜里,警察抓走了6人。
因为六巴乡地处深山,没有电话信号,这位喇嘛跑到近百公里外的康定县城,才能打电话给外界求救。
接到电话,我黯然神伤,他们正受到伤害,而我,帮不了他们。官民冲突事件本身就禁止报道,少数民族地区的类似事件,就更别提了。正是在“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的大旗掩盖下,官商勾结,正在肆意侵害原住民的利益,并永久性地破坏我们的生态环境。
更可悲的是,因为这是媒体报道禁区,我国大多数公民对此毫不知情,更不了解,这样的破坏事件,将对所有人的生态环境带来什么恶劣后果。
藏区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的发源地和上游,这些河流影响着下游约300万平方公里5亿多百姓的生活。藏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的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但在藏区,与六巴乡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建大坝、开矿山、猎杀野生动物、砍伐森林,正大片大片地侵蚀着这片脆弱的高原。整个藏区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灾难。
生态破坏发生在遥远的青藏高原,中国弱小的NGO和媒体无能为力,甚至相关中央管理部门也鞭长莫及。最可靠最有效的保护力量,就是当地民众。我从当地藏民身上,看到了希望。
2005年8月,我到青海杂多县,参加藏民自发的生态文化节。在那个文化节上(实际上也是藏民的赛马会),藏民们载歌载舞,敬山走马,拜喇嘛,听法会,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传统中。但是,威胁就在他们身后:开矿的机械已开进这片海拔4000米以上、生态极为脆弱的土地上,他们的神山、草场和水源正遭破坏;日益高涨的虫草价格,让外地人蜂拥而至,不但破坏了草场,武斗也动辄发生在这片原本宁静的高原上。
为了捍卫传统和家园,藏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约束自己,让自己的行为合法、环保,而且,更重要的是,遵循佛法。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数百村民在雨水中聆听活佛说法,而活佛所说的法,有许多是关于环境保护。
就在这次赛马会上,我还见到了在藏区做环境保护事业的扎西多杰和嘎玛桑珠,以及嘎玛桑珠的哥哥仁青桑珠。一位美国教授远远指着仁青桑珠对我说:“这个人,领着村民们,种了40万棵树!”
40万棵!
当一个坑一个坑地刨下去,一直刨到第40万个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当一棵树一棵树地种下去,一直种到第40万棵的时候,他们种下的是什么样的希望?
很幸运,几个月以后,我终于采访到仁青桑珠,并从他那里得到了答案:保护传统,尊重生命,守卫家园。
他们的故事震撼和启发了我——只有人民都行动起来,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