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保NGO与媒体:携手同行

2006年初冬的北京,阳光明媚,温暖如春。11月15-17日,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环保NGO 和媒体近60人参加了“加强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研讨会，这个深入的研讨,让与会者感觉到中国环保NGO的春天般的生长力量,感受到多方合作带来的新的变化和希望。
  然而，就象初春的寒流天气一样，中国环保NGO进入到稳定发展阶段后对与媒体合作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在实际合作中产生了很多盲点和困难，它让人们冷静下来，仔细寻找新的方向。

无论如何,人们欣喜地发现：中国环保NGO与媒体，正携手同行，正一步步闯出一条新的合作道路，一条双赢的道路。
 中国环保NGO与媒体:携手同行

刘海英 张冬青（《法制与社会》杂志 记者）

合作： 双赢的动力需要
  1971年世界著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Vancouver)成立，绿色和平独特的非暴力主义的工作方式，强势而卓著的媒体工作，使环境保护在大众媒体的眼中，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
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的NGO都接受媒体采访，向媒体提供环境信息，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获得更多公众支持，影响当局政策。
     世界环保运动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参与，而对公众的教育和动员，媒体是一种重要的力量。媒体是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公众了解这个世界并发表意见，几乎都是通过大众媒体来完成的。在西方已有的研究中，将环保运动称为信息时代的一种典型现象。换言之，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西方环保运动。
就媒体而言，媒体天性就是要寻找那些刺激的，比如传奇、丑闻，灾难，警醒的事件，而环境领域总有这样的素材可以提供。
    随着因特网的发展、普及，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保护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网络运动。这一特点更加凸现了大众传媒的参与、传播作用。
中国的环境保护肇始于世界环保运动蓬勃发展的上个世纪60-70年代。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最初的环境保护是由政府发起并执行的。当时比较引起关注的环境问题是乡镇企业污染、农业生态环境破坏等，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公众参与。
     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环境NGO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1994年3月31日， 自然之友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在国家民政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团体诞生。1996年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简称北京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相继成立，10年来它们致力于公众环保教育，或影响公众决策的制定，推动公民知情权意识的提高。
   环境NGO的发展是和中国当时的宏观背景分不开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原来的国家垄断几乎全部资源的资源配置体制被资源拥有多元化的体制所取代。   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中国的现状变得异常复杂。同时，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由过去的总体性社会进入了多元化的社会。国家不再独掌资源，为NGO的发展准备了人才、物质和制度基础。
       与此同时,媒体也进入了市场化改革中，财政拨款减少或完全自筹经费。媒体要上下兼顾，上要遵守新闻纪律，下要讨受众喜欢。媒体已经不再是大一统的“喉舌”模式。不再直属于党政部门的商业性报刊，甚至逐步争取到了较广的空间来反映多元社会群体的诉求，还出现了NGO和广播电视合办的节目或栏目。互联网络更是一个发布、交流信息和形成舆论的平台，NGO在这个新媒体中并不是注定的弱势。
     这个期间，由于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报道极大地推动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和NGO的成长，启蒙了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

成功案例之一：媒体促使保护藏羚羊“柳暗花明”
   1996年起，一些“自然之友”的会员到可可西里地区搜集有关藏羚羊的信息。1998年，“自然之友”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等几个世界性非政府组织的北京办事处以及香港的几家组织，针对藏羚羊问题进了多次会谈，探讨如何支持救助藏羚羊的行动，并听取了香港有关机构的意见。但是由于缺少政府的参与，没有达成可行的行动计划。
而后，“自然之友”改变了策略。
1998年9月，“自然之友”和《中国林业报》联名邀请野牦牛队队长扎巴多杰到北京，其路费、在京的食宿和活动由“自然之友”负担和安排。在“自然之友”的多方努力下，扎巴多杰得以到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林业局向有关部门汇报了工作，并访问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自然之友”还安排他和媒体见面，并协同高校的环保组织在北大、北林大、北轻工等高校组织了多场报告。
1998年10月，“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在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时，向他提交了一份要求英国制止其国内非法藏羚羊绒贸易的公开信，要求他支持中国对藏羚羊的保护活动。次日，布莱尔即回信表示同情和支持。扎巴多杰的北京之行和布莱尔的回信激起了国内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大量的个人和组织开始参与到保护藏羚羊的活动中。
1999年2月，“自然之友”就保护藏羚羊问题给国家林业部提交专门报告。这些活动都直接促成了国家林业部于1999年4月发起的旨在打击偷猎活动的“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然而，由于地方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达成一个持久的行动。
1999年8月，17位曾经在可可西里实地采访过的记者联合上书当时主管环保的国务院副总理，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藏羚羊。2000年初，环保志愿者组织“绿色北京”联同多家商业网站组建了“保护藏羚羊网络联盟”，到2000年底，共有150余个网站加入了这个网络联盟。
开始的行动中，政府和媒体缺席，应者寥寥。随着自然之友改变策略，与媒体合作，引起反响。等到英国首相回信，又掀起再一次的媒体报道潮，直接促成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行动。然后是第三轮是记者联合上书，第四轮是绿色北京以网络的形式形成网络联盟。
若把网络算做是第四种大众传媒，有三个环节媒体都是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记录者。尤其是第一次，因为媒体的参加，扭转了事态的方向（赵秀梅2005）。

成功案例之二： “建坝事件”中媒体传递作用异军突起
在中国NGO发展历史上，“怒江保卫战”定是要留下一笔的。
怒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在流经西藏和云南全程2020公里之后，进入缅甸和缅泰边境称为萨尔温江（Salween）。怒、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并流而行，人们称之为“三江并流区”。 2003年7月， “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几乎在同时，2003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计划在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区”毗邻的怒江干流修建13座大坝。国内环保NGO，如云南大众流域、绿家园志愿者、自然之友，偕同有关专家等提出建坝应依照环境影响评价法，召开听证会，尽量减少对环境生态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将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2004年3月，温总理以“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一纸批示，回复了国家发改委呈递的怒江水电十三级开发规划。围绕怒江开发在社会上引致的公开争论终于暂告一个段落。   
    木格错、都江堰、怒江水电工程都不是中国的第一座大坝，但它们带来的争论此起彼伏，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引发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特别是媒体的关注程度，继三峡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03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的两位记者在四川林业厅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四川贡嘎山中的两个高山湖泊木格错、仁宗海采访时得知，这两个被当地藏民称为神湖的地方即将修建大坝。仁宗海在环境影响评价没有被通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了前期准备，砍树修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四川冷杉被大面积砍伐。木格错还未动工，但当地的藏民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地上书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年初夏，在非典疫情还未解除的情况下，温家宝看到当地群众的来信后批示立刻请环保、水电和工程相关部门对木格错生态环境进行重新考察。
当地群众得知将建坝后，给总理写信的消息经媒体后，引起了国内内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当地群众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权。这两个记者，同时也是NGO的负责人。2006年11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停止修建木格措水电站，今后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也是2003年的6月，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修建紫坪埔大坝的基础上，正在积极筹备再修建一个反调节水库，杨柳湖水坝。这个消息经记者披露后，立刻引起媒体的高度重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外180个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3年8月29日召开的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前后仅几分钟时间，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保卫都江堰”行动告一段落。（汪永晨）
2003到2005年，中国环保NGO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前的环境保护大多停留在所谓的老三样：种树、观鸟、捡垃圾。但从2003年起，在关于水电开发的争议、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事件、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一系列环保事件中，环境NGO走进公众视野，进入了公共决策方面较为重大和核心的领域，提高动员了社会参与能力。 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媒体不再仅仅是支持者，同盟军，而是直接参与者。媒体和NGO 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媒体的作用、职责和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调查中最突出的感受是：现在，人们 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并且，争论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媒体传递着新观念并不断呼唤公众参与。
一些媒体对某些项目置疑和审慎的态度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们是通过这些具体案例，呼吁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 这突出体现在它们看到了大型工程建设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它们特别强调不应再忽视公众的参与。这些声音早已不限于对某一两个工程的利弊的探讨，而是提出了怎样使决策程序民主化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这是一层更深的、充满着对社会进步的敏感的信息，更是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的呼应与支持。
例如：媒体在广泛而深入地报道圆明园听证会后，呼吁西部水电开发也应该召开有利益相关群体参加的听证会。《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在“大坝建设应在阳光下决策”一文中说：“……要避免水坝建设滋生腐败、破坏环境、侵犯移民利益、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把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阳光下，让决策者看清楚，让公众看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环境NGO不但召集会议，举办各种活动，为媒体提供素材和线索，而且能够组织记者前后两次亲历怒江采访，还起到了帮助记者提炼重要信息的作用。
这些报道和活动，对于以往媒体上一惯的“一边倒”的声音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不同声音呈现在媒体上，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多样化，多角度化的情景。
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真正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将有关建坝争论的多种信息而不是只将一种信息传递给公众；是在鼓励一种对公共事物平等讨论、多方参与的新决策机制。

分量：利益的相依相重

重视媒体：中国环保NGO别无选择

与其他国家相比，媒体对中国环保NGO更为重要，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的。
    著名学者秦晖分析现代NGO产生的根源时认为，在西方这是一种后现代现象。他认为中国NGO的出现，在时间序列上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我国的第一、第二部门都还在形成中，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规范市场都还在形成中。
 NGO的职能也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第三部门的发展，促进公民自治意识的产生发育，与第一、第二部门形成互补。因此，这三个部门的改革在中国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自治化是个三位一体的过程。
因为这个特殊性，也就是其他方面，如法律、行政等的不完善，环境NGO过多地依赖媒体，成为一个中国特色。
   汪永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时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环保NGO之一——“绿家园志愿者”（以下简称绿家园）的召集人。在中国近年来重大的环保事件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和文章。她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记者还是环保NGO的？”
     汪永晨认为，中国环保NGO开始就跟媒体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从国际视角看已经不太正常了，但在中国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国外可以通过诉讼的形式解决很多环境问题，美国70-80％的问题是通过法律解决的，但是我们只能在很大程度依靠民众，我们的领导层还是能听到这个声音，声音之大可以促使官员解决问题而不至于忤逆民意，因为NGO自身没有话语权，不可能到处宣传，但是可以通过官方的媒体做动员工作。当然做的过程中必须有理有据，要扎实。
   天下溪咨询中心的负责人梁晓燕，曾是媒体资深编辑，也是中国最早注册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四个发起人之一。她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环保NGO与媒体的关系较为特殊，这个特殊的关系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下才凸现出来的。她分析说：“ 环保NGO的社会动员手段特别缺乏，与媒体合作成为环保NGO主要、甚至是唯一有效的工作手段。在一个大众参与机制相对健全的国家，一个组织的社会动员手段有多种，当NGO发起一个议题的时候可以用倡导的手段、反对手段、遏制手段等，但是现在中国其他的手段都不容易使用，因此只有与媒体合作，通过媒体去放大NGO声音，这点可行性更大一些。”
此外，中国大陆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
   NGO提出环境问题，揭露一些环境案件，以及一些环境问题引起的其他社会问题，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中国解决问题的途径高度行政化，而中国的媒体是有行政级别的，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惊动上一级的媒体，通过上一级的媒体发布给上一级的政府，形成干预的动力，这时候问题才容易解决。尽管很多环境问题都是地方性的，但是很多地方媒体参与困难，这就会有全国性或者中央性的媒体在里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这里的媒体不仅仅只起公共舆论的作用。就因为媒体是有级别的，他在不同级别的媒体可能起到的作用对行政权利构成约束和影响，这也是媒体和NGO互动非常多的原因。
    还有，媒体能够为环保NGO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方面提供相对特殊的渠道。
    中国环境报记者熊志宏是中国最早的环境记者，她谈到媒体因为特殊的工作特性可以为环保NGO提供特殊的沟通渠道。尽管中国很多东西无法通过媒体传播出去，但是很多媒体都有内参，报道不出去的媒体会考虑该送达到哪里去，比如是送国家环保总局还是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它有各种渠道，也能发挥作用，比如法律问题可以解决。很多记者因为职业关系有很多人脉，交了记者朋友也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得到一些意外的帮助。
       最后，媒体也满足了不同工作内容的环境NGO的不同需求。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最早进入中国开展项目的国际环境NGO之一，它和企业和各地、各级政府部分有很好的合作关系。该机构的媒体官员说，与媒体的合作，还可以促进与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些合作伙伴事实上也需要媒体宣传他们所做的，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我们的项目。
        而对于专业性很强的NGO的工作，媒体的报道，也有普及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专业性比较强，比如，涉及到环境维权的活动，所以跟媒体的合作，一方面的推广了中心的项目，另一方面提高机构的声望，更重要的是，起到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公众的法律意识，以及公众以法律的手段维权的意识，同时也是为了发挥媒体的监督作用，因为媒体报道以后可以扩大它社会的影响，也可以监督污染企业的行为，还有监督政府和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行为。

与此同时,借重媒体也成为NGO重要的工作手法。
    地球村自 1996 年 4 月 22 日起 在 CCTV-7 独立制作《环保时刻》。这个中国唯一的由民间环保组织制作的电视专栏每周播出一期，持续了 5 年。2001 年以来，改为在 CCTV-10 《绿色空间》和一些地方电视台不定期播出。地球村摄制组不仅着眼于中国的公民环保，还以草根组织特有的眼光，到十几个国家进行拍摄采访，介绍国际环保经验。此外，和媒体合办环保栏目，成为媒体新闻素材的重要供给者都是很多NGO的工作内容。
  主动联系媒体，更是普遍的做法。2005年环保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方面，借助媒体扩大影响力进而得到社会公众的支持已成为我国环保民间组织的共识。79.4%的环保民间组织被媒体报道宣传过；90%以上的环保民间组织经常组织公众参与环保活动；63.4%的环保民间组织与学校有合作关系；41.7%的与研究机构有合作。

那么,什么是决定不同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的需求因素?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绿色和平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环境NGO。WWF从1980年代就进入中国，而绿色和平从2001年起在大陆开展工作。就媒体工作重要性而言，绿色和平与媒体的合作更紧密一些。绿色和平主要以行动为主，而WWF以教育为主。行动者需要在短时间内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参与，因此,强势的媒体宣传就尤其重要。而WWF不把重点放在某个环境事件，而是注重基础的科学研究，寻找可行的方法并慢慢地教育公众。因为工作侧重点的不同，使两个著名的NGO的媒体工作方法也就不一致。 

另一个决定因素是工作内容.北京猛禽救助中心（BRRC）是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在中国的众多保护项目之一。IFAWBRRC成立于2001年12月， 是由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合作建立的非盈利性野生动物救助机构。中心为北京及周边地区受伤、生病、迷途以及在执法过程中罚没的猛禽提供治疗、护理与康复训练，并在适宜的野外栖息地及时放飞已康复的猛禽。因为工作内容不同，中心接触更多的是北京极其周边的媒体，希望通过媒体，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工作，使需要救助的动物及时得到帮助。
     早期绿家园需要媒体报道，需要让公众了解组织的工作，比如种树数、领养树、观鸟，NGO都会给媒体朋友打电话，希望他们来参加。但现在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如今，这些活动不一定需要媒体报道，而是希望由参与人用滚雪球的方式，给他们的亲人，亲友转播。这样的方式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过程。现在希望媒体介入的，是公众政策，比如圆明园，动物园事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NGO负责人的个性也成为它与媒体合作需求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绿网”的诞生是在1999年12月由一群在主流网络社区里相识的网友组成的，当时，大家决定建设真正属于网友的、平民化的环保网络社区。他们参与的“北京动物园酝酿搬迁”一事被包括《南方周末》、《瞭望周刊》等在内的北京各大小媒体追踪报道；当时，绿网参与了其中的策划和动员工作，但绿网总协调人沈旭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 她解释的原因：一是因为没有注册，过多出现在媒体上面不太好；二是觉得机构发展还不成熟，目前很多工作还是试验性的，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不清晰，这个逐渐清晰的过程至少需要2-3年。不能把自己尚不清楚的事情就在媒体上广泛倡导。

我们在调查中注意到，绿网 即使是背后策划动物园保卫战中的重要推手，但它也是隐身，是志愿者以个人的名义参与。绿网提供的是媒体资源、场地，必要的资金。

虽然对传统媒体保持低调，但绿网对网络媒体的运用却有成熟的看法和操作经验。总协调人沈旭认为，网络可以影响人的生活，而且利用它不需要利用传统媒体那样依赖人脉关系，而且，网络的反应迅速也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此外，网络媒体的互动也比较好。因此，网络给NGO提供了另外一个宣传和表达的空间。
尽管各NGO对媒体的态度不一样，但依然可以看出，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的媒体库，有自己的媒体网络。即使认为自己不需要媒体的“热爱家园”，也专门设立了新闻发言人，说明媒体作用不可小觑。

重视环保NGO：媒体肩负良心与责任

     从媒体角度来看，与环保NGO的接触与合作也是非常重要。首先，媒体的工作策略需要有民间视角，而环保NGO的声音正代表了民间声音，这是促使两者合作的有力因素之一。这与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角色相关。媒体人员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问题发言。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同时他也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本来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不仅仅是靠媒体人员承担，但是在中国越来越多知识分子，比如作家等越来越少承担这个角色，在普遍知识分子职能萎缩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员就有了双重身份，一个是媒体工作者，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其实记者是不得已，他们必须充当这两个角色。
     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也曾经被称为中国最有良心的媒体。近年来报道了很多影响重大的环境事件。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刘鉴强，曾被提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他从媒体角度指出，虽然环境NGO需要媒体的扶持，但是媒体的生存环境也是非常虚弱的，这个虚弱体现在若没有强大的资源，一个记在媒体中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

此外，在记者的调查访谈中也发现，记者要拿到一个很有力量的东西，做环境调查报告的核心信息源，必须建立一个很有力的关系网络，但能拥有这样资源的大多是诸如新华社这样的媒体。因此，媒体记者也需要环保NGO的支持。
   宏观上整个中国媒体面临的信息封锁是主管部门，所以媒体找不到独立可信的信息源。以前媒体都是找受害者寻找信息来源，但受害者往往把自己的情况夸大，不能反映事实，往往矛盾的两方都不可信，他必须要找一个中立的第三者，而NGO的社会角色是公正公立的，说话就有力量，所以媒体需要经常采访NGO。
    另一方面，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媒体通过与环保NGO合作，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其它资源，包括人际关系以及专业方面的知识。

经济时报的陈宏伟说，NGO也给媒体提供了人脉网络资源。比如环境记者沙龙，能源记者沙龙，给他们提供了认识同行和专家的机会。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同时也是环境NGO绿岛负责人，她认为NGO和媒体在某些事情上做的是共同的，NGO可以给媒体提供一些帮助，比如组织会议等。又如，媒体与绿色和平在“转基因”问题上的合作，绿色和平能够为媒体提供与转基因有关的各种专业知识和信息。媒体不是环保问题专家，有关环保问题的专业知识在与NGO合作时，非常需要NGO提供。
    中国媒体与环保NGO的特殊关系使媒体成了环保NGO成长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  中国媒体几乎同时“越位”，换句话说，中国的媒体人员NGO化。
    按照西方新闻学的观点，媒体立场是客观中立，是新闻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但中国媒体记者在环境NGO中却往往深度参与，这被称为“中国媒体的NGO化”，更确切地说，是媒体人员的NGO化。自然之友创办之初，会员中就有100名记者。比较典型的，如绿家园的召集人汪永晨，绿岛的召集人张可佳至今都是两栖身份——媒体记者和NGO召集人。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 NGO几乎成为媒体联系各方的平台，甚至培训环境记者的基地。
    2000年起，几个关注环保的记者成立了“环境记者沙龙”，这个沙龙的运作本身就是一个NGO。他们每月请专家给那些记者进行科学普及或者信息交流,很多重大环境事件的线索就是从这里发布出去,很多NGO有了新的项目要发布，或者重要的对话，也都拿到这个平台来。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绿家园的一个志愿者，也是一个记者，得知北戴河一块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湿地上将要建一个会议中心，这个消息在沙龙上发布后，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在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后,惊动了河北省的有关领导，湿地保留了下来。后来的“北京动物园保卫战”、顺义湿地要建高尔夫球场等消息都是从这里发布出去的。
    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2006年制作的“中国水污染地图”做出后，首先就是在绿色记者沙龙上发布消息，立刻得到记者们的重视和广泛报道，由此迅速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研究中心马军获得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绿色记者沙龙也是记者培训的场所，并成为一个可持续的项目。最近，大家又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其它12个省市，搭建类似平台。
    《科学日报》的罗辉说:”我做的很多环境选题来自这个记者沙龙，包括一些专家讲座，包括汪松老师讲的虎骨鹿茸什么时候不要做药。当时我们有一个绿色周刊，很多消息，如一个环境事件或者环境问题上的新发现，或者新的研究成果，都是从这儿来的。”
     在北京,由北京地球村主办，能源基金会协办的“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已经办了三年，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记者论坛,它的目的是提高各大媒体和记者对可持续能源问题的关注和认识，培养一批关注可持续能源问题的专家记者，写出持续的、有深度的报道，从而引起公众关注，推动国家合理的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倡导公众行为的改变，选择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方式。现在“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的参与者已有200人。此项目由每年的八期主题论坛组成，其中，第八期为“可持续能源记者之星”颁奖典礼。颁奖定在每年夏季，目的是表彰积极参与活动并有显著报道的记者，并通过这种形式鼓励更多的记者参与到可持续能源的报道中来。每年奖金总额为10万人民币，由能源基金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
     除论坛之外，“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还不定期组织“记者茶舍”，即由记者们提出感兴趣的能源话题，由记者参与组织的小型记者座谈会。能源界、环保界的最新动向和突发事件也会通过“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的群发系统第一时间发给记者。

我们注意到，中国大多数NGO拥有的资源极其有限，而媒体的声音要比环境NGO大得多。媒体记者储备了大量的社会资本与资源，使得他们接触到一个公众性事件后，马上能引起一种旋涡式的舆论效应，迅速得到全国各地的回应。
这其中，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是个典型案例。

新闻媒体与公共领域的构建—以“圆明园事件”报道为例 
2005年4月13日，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听证会在国家环保总局召开。来自包括环保NGO在内的社会各界的代表120人和30多家媒体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百余名热心市民只能在会场外旁听。这次听证会的情况被媒体报道后，一时京城算得上“洛阳纸贵”。

有人认为，这是全民环保运动的开端。圆明园防渗漏工程事件被媒体披露后，引发了一场真正的全民大参与——先有公众听证会，后有相关环评队伍整肃，随后还引发了科学打假人士和所谓“极端环保”、“伪环保人士”的论争。其涉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观点碰撞之激烈，都是史无前例的。单就其影响公众环保的程度来看，算得上中国环保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最先报道这个事件的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也被评为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以3月29日—9月10日这一时间内《新京报》对“圆明园事件”的报道为蓝本，同时结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一事件中，媒体通过采取以下两种策略，较好地发挥了作为“一个公共讨论和信息平台”的功用。
    首先，新闻和评论相互推进。
    新闻和评论相互推进的措施，使得媒体既能向公众客观传达每一个环节的信息，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又能以言论的方式阐明自己的主观立场，吸引公众参加讨论，引导舆论向纵深发展。从报道方面看：自《人民日报》发出首则新闻《拆除防渗膜，救救圆明园》以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青年报》等众多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引人瞩目。从评论方面看：新华社几篇言辞尖锐的重要评论——《圆明园是谁的圆明园》、《圆明园向何处去》、《圆明园不仅仅需要环境评价》，绝大多数新闻网站都有转载，影响颇大。《新京报》则利用自己专设有“言论”版的优势，刊发了36篇各种规格的评论，其中仅“本报社论”就有18篇。这些评论质疑圆明园的管理体制、诘问圆明园防渗工程该如何收场、提醒听证会不能“一听了之”、探讨是否能启动问责程序、呼吁不要让环保部门孤军奋战以及追问什么样的专家才能对圆明园有发言权等，涉及到方方面面，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决策部门的重视。新闻和评论的相互推进，在深化新闻报道内容的同时，也夯实了新闻评论的基础，增强了二者的功效。
    在当代的“参与性社会”中，报道的“全面”至关重要。从微观上讲，在具体的某一事件中，人们能够知晓相关各方的看法；从宏观上讲，它应是交换不同意见和批评的“公共论坛”，能传达社会各阶层的声音，从而向公众呈现一幅真实的社会图景。此次“圆明园”事件迭起的风波中，出现了一系列引起争议的问题，媒体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衡和全面”的理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多数观点”和“少数观点”的平衡。如在“湖底是否铺设防渗膜”的问题上，虽然多数专家和普通公众都持否定的态度，媒体的主观立场亦是如此；但媒体并不因此湮没了持相异观点的少数专家和个别管理部门的声音。二是“政府意见”和“专家异见”的平衡。如认为“圆明园有必要防渗”的环评报告出台后，在管理部门已首肯并将报告作为下一步决策依据时，少数专家学者的“异见”仍被报道。如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教授、院长俞孔坚就激烈反对，声称“即使环评报告支持防渗工程，也只是盗用科学的名义来进行非道义的工程，更不能作为继续改造工程的依据和借口。”三是“专家见解”和“公众常情”的平衡。在刊发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中科院研究员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等专业人士技术型话语的同时，普通市民的“我心中的圆明园呢”、“圆明园的破落是一种凄美”等情绪型的表达，也在版面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媒体采取新闻与评论相互推进、平衡报道各方的观点等有效措施介入以后，圆明园防渗工程从叫停到听证、环评、评审直至最后决策，管理部门践行了当初“全过程公开透明，公众广泛参与”的承诺。
 在“圆明园事件”中，新闻媒体通过传递信息和整合意见，增强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促进了社会融合和社会谅解，这印证了笔者所言的“使得公民、传媒、政府三者之间能形成及时的、建设性的互动关系，从而推进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修正等过程环节趋向透明和公开” （吴麟）。

另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并且容易被忽视的情况是，政府有的时候可以借助NGO发言，而NGO 的声音再通过媒体发出。梁从诫讲到，“1997年，我们曾经通过政协提出议案，让首钢搬迁到秦皇岛去，结果北京市政府的答复是“打太极拳”。说首钢的环保做了多少多少工作，他们的环境已经很好了。那时《中国环境报》把我们的言论放在头版头条，大标题是：自然之友论首钢。这就是我们很好的配合。
   还有，NGO的声音通过媒体引起高层政府重视，敦促事情解决。达到了“上书”的目的。1998年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对川西森林砍伐的报道，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最终使四川省紧急做出了全面禁伐天然林的决定。
  媒体还可以替环保NGO向它们工作中可能涉及到的“对手”传话。绿色和平的很多“对手”是大的跨国公司，在最初没有坐下来谈判沟通的时候，很多信息的传达就是通过媒体的报道来传达的。强大的媒体工作使很多公司不得不坐下来谈，并做出承诺。

 NGO的合法性包括两个层面的概念：身份合法性（正式注册）以及社会合法性。由于登记制度等原因，很多大大小小的NGO 都是在默许下工作，也就是没有登记注册。媒体报道还有助于推动草根NGO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合法性。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更多资源。
    我国76.1%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来源。过去一年中， 81.5%的环保民间组织筹集经费在5万元以下，有22.5%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中国草根NGO“化缘”的大部分来源是国外基金会，或者企业捐助，因此他们的社会公信力很多都是通过媒体建立的。通过媒体，它们可以获得更多关注，包括筹款，人才的吸引，还有人脉网络的建立。
    安徽一NGO负责人明确地说：“我们更多开展项目的目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为了我们的组织更加的壮大和发展，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获得资助，作为草根组织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一点：靠基金会的支持往往不足以让我们组织长远地发展，一个项目的本土化和资金来源的本土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想通过媒体对我们的宣传报道、把我们推介出去，获得本土企业，包括公众了解并参与到我们当中来，我们要求企业和公民的参与给我们提供资金的支持。 ”  
    无论如何，对于NGO来讲，媒体是个双刃剑，它能放大NGO的声音，也会将NGO的缺点放大到公众的视野中。比如2005年关于所谓“伪环保”的争论，等于从另外一个方面监督NGO的行为。

蹒跚难行：面临的挑战及问题

几乎所有参与环保的媒体和以环保为已任的NGO，都面临着许多困惑和难题。它们如此激烈地对撞着，冲突着，使得人们不得不寻找更现实并具备可操作性的解决之道。

媒体方面的困惑大多来自于经济方面的因素和来自“上级”的压力。

首先，在市场竞争中，中国媒体中成长出一批品牌栏目，如南方周末，CCTV的焦点访谈等。但中国杂志期刊媒体众多，仅仅杂志就有8000多种。在取消行业系统摊派后，很多走向市场，生存困难。因此，很大程度上，没有进入良性循环的媒体不再担当“历史船头的了望者”，为了生存，卖版面，傍大款，以黑吃黑。而公益新闻，对他们是最没有效益的。因此，记者创收当然也就成了一个痼疾。公益新闻对记者而言，是个不经济的行为，导致大部分记者及媒体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不关注环保NGO关注的一些问题。
    另一方面，环境事件的丑闻主角一般都是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很自然，政府和企业都能够结成联盟。从政府角度来讲，中国20多年来都是惟GDP论英雄，而地方政府的税收也来自这些企业，所以，企业与政府必然是天然的利益同盟。由此，政府借助权力，压制一些对地方政府或企业不利的环境新闻是常有的事情。
    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绿色和平揭露APP集团在云南非法砍伐森林一事。前期的报道，由于涉及到云南省政府，省内外的报道呈现了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后期的报道，APP集团所在地某市宣传部门通知当地媒体，不允许报道绿色和平的新闻。当然，APP集团为这个事件付出了大笔的公关费用。由于前面提到的一些媒体财政的捉襟见肘，为得到赞助或广告，一些相关政府部门的刊物也转而刊登APP在华的环境功劳簿。
    一个是否开放的政府，是否能否接纳不同的意见，也是媒体能否报道NGO新闻的底线。 

 2001年，在北京的环保组织联合举办了第一次环境对话听证会，被当时的政府领导斥责为非政府的有组织活动。北京市政府为了防止昆玉河引水渠道漏水，对一个102公里长，具有35年历史的旧渠道进行重建。需要用水泥把原来的渠道矫直砌好。环境保护者认为该项目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规定，而且原来的渠道已经成了一个支持多种野生生物的活系统，而渠道渗出的水可以帮助维持地下水位，重建会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  2000年秋，这个重建工程部分完成。为了阻止这一项目的继续实施，对话听证会召开，北京市政府确定由一名副市长出席与NGO的对话活动。2001年3月，三个NGO联合与北京市副市长的对话得以实现，它将NGO反对该项目的活动推向顶峰。这个对话持续了近4个小时，遗憾的是，会议上副市长警告记者，没有允许不得报道这次会谈内容。事后北京各大报纸均收到通知，要求不得报道这次对话。而对话的组织者和几名参与者也被以围攻市长为由，状告到他们的工作单位。

环保NGO与媒体合作中出现的问题无非两种，一种来自于外部，这是NGO自身在目前情况下无法改变的；另一种是NGO自身能力建设的问题。

对一个NGO来讲，什么样的媒体报道比较合适？如何评估？这方面无法用科学的方法计量，很多时候如何拿捏就看对中国潜规则的驾驭程度。  在这方面，NGO经验与教训都有。
    藏羚羊保护是中国环境NGO史上重要的案例之一。在多年的保护活动中，因为媒体的广泛报道，国家领导人的批示，英国首相的回应，多家NGO的参与，使得 “野牦牛队”的动人事迹传遍中国，但是依然没有改变被解散的命运。
    梁从诫得出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支援‘野牦牛队’的过程中，忘了还有一条潜规则———表扬孩子，先要表扬父亲。NGO如果不支持野牦牛队，它或许还能半死不活。我们支持它，让它红火了一阵子，反而落下一个解散的结局。”
     明白这个规则后，梁从诫曾做过最后的挽救。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个人身份给青海省政协写了信，感谢当地政府培养了“野牦牛队”这样一支勇敢朴实的环保队伍。“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好的平衡能力，尤其是利用媒体平衡各方力量，是NGO的一门重要功课。湖北襄樊绿色汉江在适度方面作了很多探索。

其实，在绿色汉江发展早期，媒体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一次政协会上，针对本市环保“一控三达标”成效甚微，运建立曾当面质询分管环保的副市长：我们市政府为什么工作力度不大，“一控三达标”到底什么时候能达标……把那位市长问得下不了台。此举在当地引起不小震动，襄樊电视台还为此专门开办了一期“环保政协论坛”。在节目中，运建立大声疾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共同保护母亲河——汉江。此后，她听说北京的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与李治和等一批热心环保的人士筹建民间环保组织。
    即使现在，绿色汉江的骨干志愿者，依旧是媒体工作者。但该组织负责人运建立一直刻意控制媒体的报道，不想让这个组织的声音、画面、文字过多令作为地方上媒体主角的政府感到不舒服。
     环保NGO的工作内容及资金来源可能会“冲撞”政策法规：中国媒体的报道领域，有些是敏感地带，为安全起见，一般媒体是不涉足的，如宗教、民族、国防等。但是不少NGO，尤其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项目涉及到这些，比如保护国际在西部有个保护神山圣水的项目，其中涉及到宗教。中国的很多NGO因为资金来源很多是国外的，经常也会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而不少外国媒体非常喜欢将中国的所有事情和人权、政治制度挂钩，令接受采访的NGO不知道如何应对。

甘肃兰州环境研究中心胡小军认为在当前情况下，NGO最为重要的是要“有为”，正如有人所说“有为才能有位”。所以，NGO首先应问自己：我做了什么？我所开展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吗？我是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组织吗？等等。当我们的NGO回答清楚了这些问题，然后实施相应的媒体策略，才能实现组织的活动目标或自身使命。如果我们的NGO或其所开展的活动经不起检验，那么即使采取再多的媒体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只能理解为刻意的“包装”行为，这与NGO本身的宗旨和精神是背离的。
    中央电视台的于爱群说，有的NGO的项目就是给媒体看的，没有了媒体，它的项目就没有了意义。有些时候，NGO 邀请媒体，记者一看就知道是为宣传自己机构自己的，这些都令媒体反感。
    沟通不畅造成信息失真与曲解这个问题也是很多NGO最担心的，由此不敢和媒体接触，尤其涉及到一些概念性的，观念性的问题。
     猛禽救助中心对一些痛苦不能治疗的动物实行安乐死，在媒体报道时候需要仔细和媒体沟通，否则很多治疗救助理念不被理解。
     2006年6月绿色和平蔬菜农药残留检测报告一发布，再次引发不小讨论。各种质疑中，最大的批评来自于绿色和平发布的数据。很多评论将农药残留数据与政府发布的农药超标数据做比较，整个成了“关公战秦琼”。事实上，为了防止混淆，在绿色和平的新闻稿中，专门写到这两个概念，在背景资料中还专门有个PPT文件区分这两个概念。但见报时，却没有对85%和14%这两个数据的解释，绿色和平为此被说成是搞“恐慌”、弄噱头。
   另外，许多NGO缺乏策划，被动接受媒体。一些机构没有一些成熟思路，和媒体的联系方式仅仅限于有活动或项目发表的时候给媒体发一个新闻稿，邀请媒体参加，或者从不主动联系记者，有媒体来找就接受采访。

新疆日报高级记者刘枫说，在她的采访中发现，有些民间组织在接受采访时，缺乏对自己机构整体介绍的系统资料，或接待媒体采访的机构成员对自己机构正在进行的行动及项目的了解本身就不全面。有时，甚至把一个新闻事件或会议，仅仅发一个通稿当作全部工作内容。
     媒体的特点是，永远在寻求着新的主题，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众媒体也会将它忽视，因为大众已经厌烦它了。同时，大部分媒体定位于宣传和报道时事和新闻，往往关注那些极端的社会现象。所以，对于很多NGO的日常工作并不关心，而一旦有所谓新闻事件，又往往是NGO非日常的工作。
环境NGO工作内容多种多样，宏大的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细小的甚至包括如何开展在社区文明养狗的活动，但很多内容从媒体角度看，构不成新闻。很多NGO的工作，都是很长期的，比如环境教育很难在短时间内有新闻由头。

共度难关：促进合作的思路和经验

NGO想要利用媒体，就要在NGO的项目和媒体的需求及关注点之间找到结合点，建立双赢局面。

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认为，现在NGO的声誉不像以前那么好，公众认为 NGO也有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如果NGO在与老百姓关系重大的事情上失语，却空谈一些环境的问题，自然的问题，就很难有公信力。大家那么关注圆明园的问题，若是用同样的力量去做河流污染，比如有一个NGO做北京的河流污染，媒体会喜欢，老百姓会喜欢，对NGO声誉也有提高。现在有些NGO埋头做自己的项目，但是身边发生重大的事情什么也说不出来，应当想一个策略，在和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像“松花江事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象媒体一样代表民意。

在调查中，有不少记者提出，NGO要想着自己面对的是公众，有时，大家做事情的时候存着一个小小的私心，希望通过媒体报道扩大NGO的名声，但是这不一定是好事。
    中国环境报驻内蒙记者说，吸引媒体的NGO，要么有独家的东西，对所做的项目或所在地非常了解，媒体注意到了就会报道，而NGO宣传性的活动，是比较容易被媒体冷落的，除非要么做得非常权威，在某个领域很专业。马军的NGO刚刚成立，但是在媒介有不错的声誉，就在于他专业，权威。记者的有关水污染的问题都可以问他。

与之相类似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自1999年成立以来，它的权威和专业受到中外媒体的好评。《南华早报》记者史江涛谈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许可祝和王灿发都是以专家的形象出现。记者有的时候很难把NGO关注的东西变成实际的新闻，非常需要请教其他的专家或者比较了解情况的。

“我们需要懂行的专家讲这个事情有多大意义和价值。”记者们的话明确了当。
     许可祝认为给记者最大的帮助就是从法律的角度给出专业性的意见，记者会从新闻的角度又把专业的知识阐述清楚。比如NGO做野生动物保护，或者转基因食品，都必须把专业知识用通俗的语言讲清楚，记者才能从他的角度做普法的宣传，做知识的普及，这样，才能在有新闻点的同时，又是社会的需求，所以NGO要考虑自己的这个项目或者事件的新闻价值，对社会的意义。
    媒体选题的出发点永远是新闻性和卖点。环保等话题本身具备很强的社会性，容易成为大众的关注点。媒体出于市场的考虑一定会关注此类选题。
    北京电台苏京平从媒体的角度，认为环境NGO面对媒体，可以有几个角度选择新闻切入点。
    首先，环境问题只要不和宗教、民族问题放在一起说，不和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起说，在这个限定范围可以做各种交流。现在从广播上，除了以前的喉舌观念和工具观念，还有一个是知情权，再一个就是大家参与，让更多的人说话，我们的电台，尤其是直播节目愿意提供这样的平台。
    其次，环境问题可以打身心健康牌。我们从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自己的吃穿住行谈得很多，所以环境NGO可以从这里切入。还有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现在天人合一，敬畏自然，儒家思想，风水文化，气血文化等等，特别受一些人欢迎，你如果把儒家思想，和谐思想从环境问题切入，环境思想很容易被人接受，很多人就愿意更多的参与和支持。第三就是休闲旅游牌，现在出行的人很多，一个人一年中有114天是双休日和长假时间，一年中1/3的时间都在休息。如果你从环境的角度给他一个疏导，很多人非常愿意接受。哪儿有生态旅游，哪儿不花钱可以玩得好，你可以灌输环境理念和健康理念。最后一张牌就是环境救助，特别是民间的NGO，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富有爱心的活动，比如绿家园救助当地的老百姓，给孩子捐书、本就很好，。
    中央电视台在各种媒体中对新闻的控制是比较严的，都是政府主导思路，但是中央台有一个好处，每天要做300多个小时的节目，所以NGO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介入到电视节目中。
    中央电视台的于爱群说：“我在的栏目叫共同关注，打造这个平台意在关注弱势群体，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做了一些环境节目，但都是跟污染、健康损害有关，包括三峡，我们也做过，虽然做得比较正面，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是涉及到的，它是有其他方式做的。
    比如一些海外节目，也还是有切入点的，像民间的环境战略这样的一些举措，对海外观众有需求的。”
    从关注环境以外话题的记者来说，环境视角给他更大的空间，马军分析，环保相较其他议题更加主流，这种主流是因为各个阶层在环保上有共识，这种主流给我们带来一些公信力，出了这个领域公信力就急剧的减少，因此这个度要很好的把握。
    虽然看起来只是做环境，但我们都知道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要有很多体制，它的实际效果要牵涉到方方面面。
 
      不同的媒体需要什么信息，突出什么信息，在这个事件中不同的媒体，需求是不同的。NGO不能指望发一个通稿就可以遍地开花了。
      汪永晨提供了她的一个经验，比如南方周末有新闻版，也有地理版。象渭河污染的一篇文章，新闻版的领导说不能发表，而地理版就可能说非常好可以发表。所以NGO不能只对大的媒体了解，对媒体具体的每一个栏目最好也有了解。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新疆记者站站长胡志坚和内蒙记者站的记者都有这样的感触：NGO要能帮助记者找到新闻点。现在媒体记者跑一线，大多都是年轻记者，他们的经验和积累还不够。若NGO希望媒体做某一个报道的时候要了解媒体需要什么， NGO要把需要传播的东西提炼给媒体。
    汪永晨举例说，当地的老百姓直接的报料会比NGO的消息更能吸引媒体。像绿色汉江组织小学生给省长写信，虽然老套但很有效果。
     每个NGO都有自己的传播意愿，你的对外窗口怎么设计？你想做给谁看？你的目的是为了宣传你的项目、工作，还是为了引起各界对你的关注？这种传播怎么把它作得有效？而且和大众媒体之间有没有构成联系的可能性？从这里探讨生发出不同的特点。很多机构不只做一个项目，但不一定都给媒体发布。要看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什么？当前急切的事情是什么？
     以绿色和平为例，在食品安全与可持续农业项目组同时进行着转基因食品和可持续农业两个项目，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随时都可能被政府批准，所以绿色和平把媒体工作更多的放在水稻项目上，希望通过媒体，让公众参与，关注自身的食品安全。 如果有些议题在中国是超前的，直接放在大众媒体上就不太合适。绿色和平所做的天堂雨林项目，在媒体上并没有引起如APP项目那样的轰动性，主要是缺乏新闻的亲近性，过于超前。如果是这个话题和消费者的利益有关，而且迫在眉睫的时候，就很容易达到效果。 如果和百姓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不能立刻改变公众的想法，效果就不会太好。
     一定要重视议题或项目所在地媒体的作用，这是WWF和地球村的经验。因为他们获得新闻的机会不多，地方上媒体数量少，信息集中发布，NGO的信息更容易被受众知道。阿拉善生态协会有自己强大的媒体资源和名人效应，所以尽管是在内蒙做，但是从北京找到高端媒体由外向内扩散，带动当地的媒体。
   媒体需要精彩的稿子，而NGO需要做出精彩的项目并且通过媒体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实现项目的目标。
    绿色和平对此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很多人评论绿色和平所有的工作就是一场媒体秀，而且屡秀屡胜。

在执行项目中，他们随时都考虑媒体需求。比如证据取得，录音、拍照。在执行项目中，直接把媒体的因素考虑进去，甚至在用词上也考虑媒体的兴趣，针对不同的媒体考虑特殊的需求。绿色和平的媒介主任，更是都有媒体工作经历。他们确切知道媒体的运作方式、需求，尽可能从方便媒体的角度考虑资料。生涩的专业词汇尽量在新闻稿中剔除，实在躲不开的，想到记者可能会有的问题，在给记者的资料中，必有一份“常见问题问答”。此外，调查报告，或检测报告，背景知识，采访名单一应俱全。为了方便记者写稿，他们会在给记者的材料中附带一张张光盘，刻有所有图片，资料。不管记者是发消息，还是要深度报道，总是可以得到满足。更让记者满意的是，在他们的采访名单上，不仅有认同绿色和平的人的联系方式，质疑、反对的，他们也会列在上面。发布会的时间也有讲究，一般在周二上午或者周三上午，一方面方便记者出席，另一个方面次日发稿也比较方便一些，每场发布会（包括记者提问）尽量控制在一小时以内。
     那么，那些长期项目如何让媒体保持关注？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发现新角度。最近公众 与环境中心做的污染地图很有新意，污染数据本身就有，他也是从环保局拿到的，但是他集中起来整合信息，这样数据经过集中化的处理可以引导记者深度了解，发展简报中文版主编付涛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很多NGO在长期项目中，具体东西少，工作简报形式多。针对此类问题，绿十字有几个经验：一是在不同阶段设置不同关键信息和话题。比如在湖北襄樊五山农村项目的做法模式中，分别按照不同阶段，和中国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结合，加入了公众参与，民主议程推进，新农村建设等主题以吸引媒体的关注。
   其次，是按照媒体规律，以小见大，随时记录项目执行中有趣有意义的事情，文体也是活泼，鲜明，尽量符合媒体要求。同时，积极为媒体准备素材。在各个项目点，需要完整记录工作日程，以日记，或者报告文学的方式，在当地选择文笔比较好的人，后来也有记者从头至尾跟进项目。
    另外，还要提高专业水平。在自己的领域要专业，要能够说服对方。这些跟NGO是否有清晰的定位有关。是为项目而项目，还是宗旨确定后再选择项目？NGO需要在某个领域做深，做大。走完这个过程，专业性就能体现。
     不能否认，在面对专业性上，NGO还面临着新的考验：如何整合，协调资源。比如一个项目，可能涉及到各个领域，扶贫，妇女，如果与其它NGO合作，就可以避免专业性上的不足。
    一般媒体喜欢听专家意见。根据中国社科院专家的建议，对同一事件，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媒体应该成为NGO主攻对象，它们做出报道可非常有效地吸引更多媒体的卷入。

     全国性与地方媒体相结合，充分利用互联网，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方向。加上努力了解、分析媒体构成，不同媒体特点，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目的，找准目标。这样，NGO就能快速有效地建立和维护媒体网络。
    在这方面较为成功的范例是自然之友，由于工作内容相对较广，官方和相当市场化的媒体都有一些愿意与它合作的。比较权威的，如人民日报，对问题型的新闻喜欢介入。这样的媒体比较谨慎，但它的影响力会超过其它媒体。自然之友的优势是很多会员就是媒体从业者，对如何与官方媒体合作，能给予非常明确的建议，比如稿件是否合适，如何切入等等。在环保系统内部，自然之友主要就是与中国环境报联系。

另一些成功的操作经验来自绿家园和地球村,他们都有自己特殊的平台，构建起了自己强大的媒体网络。绿家园记者沙龙创办6年来，每月一次，每次有40至60人参加。从2006年开始发展到中国的12个城市。专家、官员参与，均为无报酬讲座。地球村的能源记者沙龙有记者会员近200人。平时采访的记者，也保持着一种关系。每年通过评记者之星，邀请社会名流，或媒体领导来，加强获奖记者的荣誉感，同时也加强媒体和NGO的联系。
    此外，他们还积极举办记者茶社。由记者选题，地球村提供场地、专家，就能源沙龙上没有涉及到的问题讨论。地点选择比较轻松的地方，让记者有更多的参与，而不是单向的听专家讲课。2005年他们开始组织的小额资助，是针对记者感兴趣的环境问题，通过记者申请，经过评审，给予一些资金。比如就风能发电厂问题，曾经资助光明日报一个记者的采访。
     与此类似的是2002年乐施会资助了河北《绿色之音》6.5万元，它当时搞了一个河北省媒体的培训，来了七十多个记者，包括中央驻冀的记者。利用这个契机绿色之音初步建立媒体网络。为媒体提供不定期的信息，热情帮助媒体，营造彼此的信赖感是目前NGO必须努力完成的工作。要努力建立深度报道的网络，培养一批理解并支持NGO的优秀记者，尽管人数可能只有五六人，但他们是NGO最可信任的媒体伙伴，与这些伙伴之间，要建立更加经常的沟通交流，并通过合作来巩固关系，如为记者提供独家新闻、提前告知新闻线索使其有条件做出深度报道，为记者的其他报道出谋划策等。
    对于一些可能遇到阻力的稿件，如何解决?

大家认为,可以通过网络或传真电话方式，让更多的地方媒体参与，寻找可能的空隙，获得更多的影响；也可以通过主题的角度选择,避开比较敏感的方式，但让公众明白。比如正面教育，找到一个解决问题。指出问题是第一步，我们更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去做，应当给出研究结果或专家意见；三是对环境事件异地监督，在环境问题上不要搞暴力革命，可以他说你的声音，你说他的声音，对本地问题不做太强烈的指责，可以拿外地的人说话，或者旁敲侧击的解决问题，避免过于激烈的发生冲突，不能当裁判。
    在接受国外媒体的报道前，先要了解是什么媒体，要做什么报道，看从哪个层面报道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从政治因素讲，有对中国不好的媒体用我们回答的问题借题发挥，如果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工作不利。

 
     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展新传播空间的重要的手段和办法

 网络成为双方合作不可多得的重要阵地.

WWF在网站上有个记者登记的网页，还有个BBS论坛，记者喜欢上去讨论很多问题。

     在以互联网为桥梁和基础组织起来的环境NGO中，绿色北京和绿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1998年，一批志愿者建立了“绿色北京”网，通过这个网站，环保志愿者就如何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及现存的一些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在各地开展环保宣教活动。他们组织了“酒吧环保行”、植树活动、“拯救藏羚”活动在北京以至全国都很有影响。 绿网除了自己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他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帮助一些草根组织建立自己的网站。
      目前，众多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公益网站已经成为广大公众了解环保、参与环保的“绿色通道”。可可西里网成为藏羚羊保护的一座桥，关心藏羚羊的人大多都知道可可西里网。这个网站已经办了3年，如今，它已经成为关于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最专业、最全面的网站，每天的点击率达到一万多次。
     绿色汉江网是今年已经60岁的运建立着手建立的，她认为“网站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们通过网站向关心我们的人汇报了工作，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们，也引起大家对环保更多的关注。”但是,他也发现,对于网络怎么建立，以及网络的使用，特别是NGO早期的发起人、召集人都是在这方面的意识和技术都还很差。由此,这方面的培训更为重要，运建立希望这种培训是两种培训，一种是能力的培训，一种是网络如何做。这种培训分成两种形式的培训，一种是召集人的培训，先让这些人知道大概，不是直接可以操作，起码他以后可以管理、可以指挥；另外是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有一到两名来接受专门培训，回去这个网络才能真正建立而且顺利发展下去。
    互联网延伸和扩大了环保NGO机构的传播空间，同时，在传递环境信息上尤其是一些环境事件，也有独特优势。2006年广东水灾的信息，最早就是从网络传播出来的。而很多媒体，喜欢在网络尤其是一些著名的论坛上发现新闻线索。
     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闵大洪研究员认为：“互联网使一人一媒体成为可能，当今社会，没人能忽视互联网上的声音。环保网站这种形式最重要的就是带来一种互动，对志愿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组织的作用，志愿者可以随时通过它提出自己的建议。 ”
      总体而言，目前环境NGO 利用网络的意识和能力比较弱，而这是个比较有效的社会动员和传播新兴手段。NGO应该积极发现和发展志愿者中的技术力量，利用更多的网络工具 ，提高传播效果。

 环保NGO是当前中国最为活跃的NGO，也是最具影响力的NGO。近年来，在其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很多方面都体现出NGO与媒体的良好互动与合作。

既然媒体工作对于NGO成长、公民社会的建设有重要的意义，未来几年应该以提升环境NGO与媒体的合作能力为主。提高合作能力的途径有：实施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培训；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网络同盟;编辑媒体工作手册。

就媒体培训而言，培训的关键是可持续性。这是个长期的熏陶过程。NGO应当通过已有的网络，继续和增加对记者在专业领域的培训，比如绿色记者沙龙在中国12个城市开始的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记者培训，模拟听证会、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的能源记者培训。法律援助中心筹划中的法律记者培训，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公众参与意识培训等。
    对于这些可持续的培训平台，应该加强并稳定。扩大适应性。比如环境记者沙龙，应该能根据NGO的工作内容和地域不同，让这些平台有更大的适应性。
      对NGO的培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键是对宏观背景的理解，找准自己的位置。媒体做报道，从来都是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但很多NGO低头做自己的事情，不知道在整个国家发展中，在媒体的视野中，自己的价值如何体现，如何与媒体需求结合。这个培训内容要着重培养NGO对中国宏观背景和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敏感度，也就是新闻敏感性，让NGO能够把自己的项目放到社会背景下，与公众的关注点对接。

第二，关键是针对一些新闻纪律和媒体运作方法方式的培训。很多NGO的工作内容若想见诸媒体，需要了解如何不突破新闻纪律，接受外媒采访时如何应对等等。

第三，关键是针对中国新闻媒体概况的了解，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寻找到合适的媒体和记者并按照新闻规律找到自己的媒体出口。

第四，是互联网工具的培训，包括博客，或者MSN的群组，QQ群等的使用，这样会提高NGO的工作效率。
    梁晓燕非常具体地提出了她的建议：“要找几个特别合适的案例，包括成功和失败的案例。这样一些细节的切入点更好的引申到我们所要宣扬的主题，成功的原因是媒体和NGO的互动之后，产生了影响。另外一个案例为，设想通过努力与最终的结果不一致。 再一个案例是为失败的案例。在一天的时间里以三个不同的案例做为培训教材，做得好，接受培训的人会有收获。”
    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人认为，NGO不但要充分利用现在已经成熟的绿色记者沙龙网络 ，还要在全国逐步采用版主轮值（主办加协办，不局限地点），拓展功能，再在沙龙的基础上，加上诸如茶座等形式加强联络与勾通。  
    许多人还提出，应当利用北京现有的专家网络，同时积极挖掘各地资源。NGO可整合当地资源，成立宣讲团（包括政府、企业等代表、NGO），根据本地情况开展媒体从业人员与NGO的培训。
    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机制如，成立网络同盟是目前NGO最关键的基础工作之一。与会者建议在已经有的网络平台上，逐步扩大，最终让不同地区，不同内容的NGO与媒体的区域网络联合起来，成为媒体所期望的那样的网络同盟。
     事实上，在这方面，NGO已经做出了大量努力。比较具有雏形的如环境记者沙龙，2006年已经在10个城市开展记者沙龙的活动，他们计划2007年在全国12个城市开展这个活动。而且利用网络平台，不仅能加强沟通，还能有效降低成本 。大家认为，可以很快做起来的工作有：绿家园建立记者沙龙网，由当地记者与NGO共同负责维护各省自己的主页，这12个网络成熟后，再向全国各大中城市推广。在自然之友的网站上建立论坛、讨论版块、友情链接；中国草根组织学习网提供网上网下相关培训（富平学校）。他们认为，可以 设置一些操作案例分析的网页或讨论的版块，成为大家日常交流的场所。还可以建立一个邮件组，或者全国各地的公共邮箱。  富平学校愿意提供网络支持系统和存储空间，同时，提供进行案例整理的志愿者。
     与NPO中心合作，编制针对NGO实际需要的媒体工作手册是目前需要立即开始的另一项基础工作。其目的在于，那些有机会培训、或者直接接受顾问咨询小组指导的NGO毕竟是少数，该手册将为有媒体合作需求的NGO，供一个可操作的日常媒体指南。NPO中心正在计划做一个媒体和NGO的网络，但是不局限于环保。针对NGO有策略地培训，使一些草根组织逐步达到像绿色和平那样遇到问题时，能有很清晰的步骤去做。

在未来的3-5年中，媒体应该给予NGO更多“发声”的机会和空间，媒体以开放的态度认识中国的NGO，NGO把自己卓有成效的工作展现给媒体和社会，这是需要媒体和NGO共同努力的。这是中国NGO与媒体别无选择的道路。

记者手记

    呈现给读者的这份调查报告，我当然希望它能在最大限度地呈现原貌和真实。但我知道，做得再完美，它也只能是接近而不是等同于真实。因为这不仅仅取决于工作是否扎实，认真，更重要的是，调查者不得不承认自己已有知识，在解释真实世界上的苍白。

    在中国环境NGO和媒体合作关系的调查中，回溯那些无数个琐碎或者宏大的实践，常让我们那些已有的知识、信条动摇，这样的震撼和选择，是一个和自己战斗的过程。佛说的所知障，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调查报告是由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资助的“中国的公民社会与环境治理”项目之一——“加强中国环保NGO与媒体的合作”项目。在准备调研方案时，我们开了几次论证、咨询会。再看了最初的的调查设计后，总执行机构反复强调，这个报告要强调实用性，而不是学术性。

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在调研和写作中，我一直提醒把自己的思考贴近地面，贴近实际，贴近中国环保进程中NGO与媒体的真实关系。

    调研和访谈的对象主要是已进入稳定发展期与媒体有合作经验并对与媒体合作有需求的NGO，以及长期以来与NGO有合作关系的媒体。访谈对象中，NGO有30家，媒体14家。11月15-17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环保NGO与媒体合作”研讨会，有来自全国16个省市的环保NGO 和媒体近60人参加了会议，大家无私贡献了时间、经验与智慧，深入讨论了这个议题。

报告中彰显了中国环保NGO与媒体合作关系的一大特色：记者NGO化，或称“中国媒体NGO化”。汪永晨作为一位非常优秀的记者，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在中国10年来环保历程中，在很多环保NGO高度参与的保护活动中，人们可以经常听到她的声音，读到她的文字。她经常被问及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记者还是NGO？”同样，北京的张可佳，河北的张忠民。。。，甚至在甘肃这样媒体不甚发达的地区，也有这样的案例。

    但这个经验挑战了我们已有的知识和信条。作为记者，客观、中立是我们恪守的最基本的新闻职业准则，但这个准则被汪永晨们“破坏”了。他们积极参与其中，而不再仅仅是个记录者。他们尊重事实，但毫不掩饰自己的倾向。

   这是不是一个模式？这个经验和新闻职业的理念是否相悖？如何理解这个现象？是否要把它写进这个报告？

汪永晨说：“好在满中国像我和张可佳这样的记者找不出几个，人类难免也会有几个怪物。当然，怪物也就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成模式了。”

汪永晨和张可佳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但它是在一个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些双栖环保人士的通过特别方式所做的努力，令失衡的权力杠杆向平衡有了些微的倾斜。由此，我暂且将新闻职业的某些理念准则搁置一旁，用不少的笔墨记录这个环境NGO与媒体合作的特点，权当立此存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