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迁徙：产业转移中的发展误区

一年之内，俞建初往苏北跑了近百次。身为江苏省常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大项目稽察办公室主任，俞目前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促进“苏南苏北之间的产业转移”，也就是带领常州市的企业到苏北去考察、投资。

在江苏省的13个市当中，因为地理位置而被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的统计，2004年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5个苏南城市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591.8亿元，而徐州、盐城、连云港、淮安、宿迁5个苏北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是3220.1亿元，两者相差近三倍。

这仅仅是最直观的差距，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颢瀚的话说，最根本的差距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是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传统工业产业在空间上的布局已经饱和，而另一个则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工业化早期阶段。

正是为了平衡南北之间的巨大差距，江苏省近年来着力推动苏南地区的产业向苏北地区转移，俞建初所在的常州市属于苏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苏锡常都市圈之内，也正是产业转移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腾笼换鸟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俞建初就时常组织企业家们到苏北“转转”，但实际成功的例子却不多，直到最近，他才感到“成功率明显增加了。”

俞的直观感受，用张颢瀚的术语来表达就是，苏北地区近两年来“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增强了。”

在张颢瀚这位长期研究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学者看来，长三角地区目前正处于两种产业转移并行的关键阶段。一是国际间的产业向长三角区域内的沿海、沿高速公路、沿江等交通优势明显、基础产业雄厚的地区转移，这主要包括航天、生物、信息、医药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部分汽车、精细化工等中技术产业。而在长三角内部，则是相对发达的上海、浙东、苏南向苏中、苏北等地转移如纺织、化工、钢铁、冶金、制造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长三角地区的这种内部产业大转移于2004年形成规模，到2005年则达到了高潮。

张颢瀚的判断没有错，来自江苏省发改委的统计证明，2004年，向苏北产业转移500万元以上项目1893个，总投资641亿元，投资额同比增长高达82%。而2005年仅1－11月，向苏北转移500万元以上项目的总投资就达到702.3亿元。

巨大的统计数字对于类似俞建初这些忙碌在一线的经济官员们是个鼓励，“这说明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俞建初不无自豪的表示。经他本人牵线搭桥到苏北进行投资的常州企业就有数十家，有些规模甚至数千万元。在这些企业里，纺织服装和医药化工是最多的两类企业。而按照江苏省信息中心的数字也显示，在所有投向苏北的工业项目当中，有高达6成以上是机电、纺织、化工类产业。

这也正是苏南地区的官员们普遍乐于见到的景象——那些劳动力密集、能耗大、占地多的企业开始迁移，而更多的高新技术产业正排队等待这些企业腾出的地方，以便于尽早能够进驻到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按照他们的说法，“这叫腾笼换鸟”。

苏南“逼走”污染企业

如果认为这不过是又一次在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产业大迁移，这的确是误会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官员们。

“一切都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政府只是起到引导作用。”常州市新北区经济发展局工业处处长高栋说。他甚至并不确切知道，在新北区到底有多少工业企业向苏北迁移。按照高的说法，能转移的肯定是觉得有利可图，否则它们不会离开这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解释的确没有错。苏南地区日渐高涨的土地租金和人力成本已经让不少企业感到压力。

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田伯平对一个企业在苏南、苏北两地投资的差距做出了一个对比。在苏南，投资500万元以下的企业几乎是不可能得到土地的，即便是1000万元以上也相当困难，在苏南地区的开发区中，一亩地30－40万元的价格都被认为是相当便宜。同样要建造厂房，苏北地区要比苏南节省20％－30％。而两地的人工更是不可同日而语，1000元左右的月工资在苏南地区还经常出现“工荒”，而在苏北，这个价格只有500－800元。

另外，苏北各地政府出台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也是苏南各地难以比拟的。“除去增加的运输成本和管理成本，综合比较，苏北会比苏南低30％左右，对于那些附加值低，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个差距是很有诱惑力的。”田伯平说。

成本并不是一些企业老板们考虑的惟一因素，苏南地区日益严格的环境执法也是驱使他们搬家是重要因素。

伴随着苏南地区经济近２０年来的高速增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 “苏南地区的地表水几乎全部遭受污染，江苏段长江内的有机毒物多达1000多种。”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任洪强说。

污染不仅仅在水，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土壤生物与生化研究室主任董元华提供的资料，土壤重金属污染在城郊、工矿区及污灌区普遍存在。该所在太湖地区近期的研究结果表明，据典型区综合污染指数评价结果，水稻土安全状态约50%，蔬菜地安全状态约29-39%，主要问题是重金属污染。如果按绿色食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来评价，土壤污染状况则更为严重。

而对于这些污染，“印染、化工、造纸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对此‘贡献’最多。”任洪强说。

在这一形势下，在苏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成为官员们的共识。“环境容量已经基本饱和。”在采访中，苏南地区的官员频繁引用着这个概念。

昆山市环保局监督科科长查传正说，该市已将化学制浆造纸、制革、洗毛、化工、水泥等13类产业作为禁止引进、新办的产业。而在该市的一份产业调整的环保指导意见当中，这些产业将“分期分批，梯度转移”，以便于为新一轮发展腾出容量。

江阴市环保局人士则表示，2002年－2004年，该市共关停和取缔了25个污染严重、难以治理的企业，对267家污染企业实施了限期治理。而到了2005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有30家企业因为环保问题被关停。

常州市新北区环保局局长奚小震则表示，该局仅去年就有67个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项目未获批准。除了设立有“环境准入门槛”，现有的“监管门槛”也在提高，企业一旦被发现一年内有两次超标排放，即会被报请政府部门关停。“很多原则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执行时肯定比有明文规定的还要严格。”奚小震说。

环保门槛此长彼消

土地与环保的双重压力是苏南一些企业迁出的原因，常州市牛塘镇工商所个体与私营协会会长董根元认为，而到了苏北，这两个压力却变成发展的机遇。董曾带领本镇的企业到苏北地区考察，至今对那里官员们的热情留有深刻印象。当地政府不但待之以警车开道的厚遇，还给企业家们的车辆颁发了“绿色通行证”。“有了这个证件，交管部门是不能随便查的。”董根元说。

更为根本的，面临资本的诱惑，除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即便是环保标准和收费也有松动的迹象。董根元曾问一位苏北招商的官员，化工企业要不要？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说，“太严重的就不要了，能治理的可以来。”

俞建初遇到的官员更直截了当，一次去苏北，当地招商局负责人直接表态说，“我们地方环境容量大，环保指标用不了，直通大海，可以自然分解，环保上不收费用。”

而一位县领导则向俞建初道出了屡屡放宽标准的原因，“我们也不想引进污染严重的化工项目，但我们不引进，人家引进，人家的发展就比我们快，政绩就比我们大，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有什么项目就引进什么。”

在徐州市睢宁县出台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放宽投资政策的意见》中就直接规定，“ 对重点挂牌保护单位和符合国家规定引进的重点项目，生产第一年免征各类超标排污费，以后5年内按标准的10%征收。

这种竞相压低环保标准和企业环保成本的做法引发了俞建初的担忧，“南北产业转移是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决定在环境保护上。苏南发展的教训，苏北一定要吸取，不能再走老路。”俞说。

环境储备不能坐吃山空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任洪强经常到各地考察污水处理设备，在他走访的苏北诸县中，他发现一个现象：几乎家家都设立了化工园区用以吸引产业转移而来的化工企业。这些园区很多是没有完整科学的产业规划，只是简单的圈上一块地就开始招商。

尽管这些园区都表明自己建设有污水处理厂，能够达到环保治理的标准，有些甚至冠以绿色生态园区的名称，但任洪强看来，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化工污水处理的理想模式是同类产品，或者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中在一个园区，生产企业排放的污水才容易得到充分有效地处理。而那种无论什么企业，只要是化工类的就聚集在一个园区之内，要想完全达标处理，几乎是不可能的。

很不幸的是，在任洪强走过的苏北许多县市当中，一半以上的化工园区恰恰属于后者。即便是前者，风险依然存在，“一些新兴的化工种类和人工合成物质，在目前是检测不出来的，但这些物质不可降解，影响将是持久存在的。”任洪强对目前苏北地区竞相上马化工园区的做法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污染大，是这类化工企业的特点。”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田伯平说，之所以在产业转移当中，化工产业最受承接地地方政府的青睐，就是源于化工行业的高利润。而根据一项测算，每投资1元，化工产业对GDP的贡献高达8元。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农用化学品污染防治研究室主任林玉索，刚刚结束了对为期一个月的环境安全检查。他表示就江苏省总体的环境质量来说，苏北要明显好于苏南。毕竟很多化工园区还处于建设当中，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投入生产，“目前并没有大面积的区域性污染，但一旦这些化工园区全面建成，环境安全的风险也在增加，而这些化工园区的安全不但涉及本地区的公众的生活，更涉及到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饮用水安全。”

来自江苏省环保厅的信息表明，化工企业集中向苏北转移的趋势已经为江苏省有关部门所注意，2005年10月，该省环保厅、发改委等部门曾联合下发《苏北地区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的通知》，其中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苏北地区新建的制革、化工、印染、电镀、酿造等项目，须进入通过区域环评且环保基础设施完善的开发区或工业集中小区。原则上不得建设投资额在2000万元以下有污染的化工项目。

“我们的原则是，对污染进行总量控制，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减少，而不能增加，要象对待土地储备一样对待环境储备。”江苏省环保厅产业处处长陈志鹏说。

中篇  追踪千里污染迁徙路

    2006年1月14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王西路。

    一名工人从废弃的厂房中运走了最后一批化工原料。这里是一片即将被废弃的化工集中区。空气正在变得清新，一切逐渐恢复宁静。

厂房的背后，永宁江悄然流过，却因严重的污染而泛着奇异的颜色。

                                 出走台州

    在城区北面，永宁江注入浙江第三大河——椒江，最终汇入东海。当地人期待化工厂的搬迁，能让这条河在注入东海前变得清澈些。

   上世纪80年代，王西路是全国有名的化工业集中区，曾被化工部评为全国十大明星化学原料药出口基地。

    到90年代后期，这里化工业达到鼎盛，共有各类大小化工企业百余家，其生产总值和税收超过了台州市上述指标总量的三分之一。当时，这里消耗掉的塑料原料一度占全国总消耗量的八分之一。

    而与此同时，台州沿海滩涂养殖的鱼虾逐渐绝迹，出产的蔬菜也没人敢买。

    也就从那时起，当地居民要求化工企业搬出去的呼声日益高涨。靠近化工区的且岩头村最早有1700多位居民，从90年代起便要求搬家。10年之后的2004年，市政府终于批准了村民的要求，把该村整体向西南搬迁了两公里。

    短暂的厂进人退毕竟不是办法，2005年，台州市终于下定决心：搬走污染化工企业。

    从2004年12月21日起，市政府会同各部门，用混凝土填灌几个工业区的所有排污口，迫使企业开展清洁生产，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并从2005年2月起，对于王西、外东浦那些规模小、投资低、工艺落后、污染重的企业实施彻底关停；对于部分符合环境标准但规模较小的企业，当地政府给予适当补偿劝其异地安置。

    这里的化工厂们开始了迁徙，其中一部分选择了北上。

    沿海岸线往北，它们在杭州湾找不到落脚点。虽然这里已经聚集着中国最具活力的化工业，并正在努力成为世界最大的化工原料生产基地，但却没打算给中小化工企业留下一席之地。

    于是它们越过上海往北，在江苏盐城响水县，来自台州的这些“工业候鸟”终于找到了落脚处。

    这里曾经是江苏最贫困的地方，现在正热火朝天地变成一个大工地。当地政府期待这些远道的来客将这里建成新兴的化工业基地——2005年这里被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评选为“全国十大最具潜力的化工园区”。

    响水县陈家港镇。一辆满载化工原料的卡车驶入陈港化工园区。眼前是一片新建的工厂。

    厂房的背后，也有一条大河，这是有着“苏北黄浦江”美誉的灌河，并在不远处注入黄海。

    在永宁江有了变清之望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灌河却正开始变得污浊。

                                从永宁江到灌河

    那辆满载化工原料的卡车呼啸而来，司机疯狂摁着喇叭，站在路中央的李广军岿然不动。

    卡车一斜车头，避过了李，车轮扬起的尘土撒了李一身。这个男人嘴里嘟囔着：他们不敢撞我，撞了我，村里人放不过他们。

   “初到这里的人都捂着鼻子，过一阵慢慢就习惯了。”李抓起一把黄土继续解嘲道，现在连土都变成酸的了。他将手里的黄土迎风扬了扬，风中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味。

这个身材瘦小的男人，是陈家港沙荡村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他的家就在化工园区的旁边。

“以前这里都是海的味道，化工厂刚来的时候，村民们都不习惯，睡觉都戴着口罩。”

    李家夫妻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2003年以前，全家人靠两亩地吃饭，农闲的时候一家人打点小工，生活也算足够。

    2003年，响水县政府规划开发区用地，把李家的两亩地按“荒滩废地”征走。每亩地开价12600元，按照征地合同规定，首付一半，剩余一半打了白条，5年付清。

    为了响应政府工业兴县的号召，党员李广军二话不说，带头签订了征地合同。

    2004年化工厂搬来了，村里的空气变了，恶臭难当。之后，化工厂的数量急剧增加，短短一年内就达30家。

    先是大女儿受不了，嫁到了常州；之后大儿子去了苏州打工；初中毕业的小儿子也耐不住，上个月也跑去了上海。

    失去土地的李广军，带着村民从开发区那里接来一些铺路、盖房的工程，日子还能对付。

    但如今，工程都被外来人承包了，这样的活也越来越少。原本村民们以为，搬迁来的化工厂，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事实上，外来的化工企业普遍不喜欢用当地民工，李广军说，这是因为这些外来企业觉得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比较难缠。

    李广军和沙荡村的村民们逐渐成了化工区和乡村夹缝间一批无业的游荡者，他们已经连续几个月找不到一份合适的活了。

    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在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里，村民们开始变得骚动不安。村民们整日间游荡在化工园，与工厂保安的冲突屡屡发生，他们开始围着工厂的门口起哄，坐在宽阔的马路中央对呼啸而至的汽车视若无睹。

    后来，有村民给李广军说，按照国家的规定，良田的征地费应该按照年产值的15～17倍给予，按这个比例，每亩地的补偿应该在4万元左右。

    2005年7月，李广军代表村民们把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县长，始终未见答复。

    于是，1000多名村民拍摄了化工区内污染随意排放的证据，告到了省环保局。

    2006年1月7日，看着徘徊在各家化工厂门口久久不散的村民们，李广军告诉本刊记者，我们要把化工厂赶出去。

    得知记者将赴浙江，临走的时候，李广军介绍了一个老乡——蔡登辉，盐城大丰人，在台州黄岩的化工厂打工，据说混得不错。

    1月14日，台州黄岩王西路工业区。永宁河边的蔡登辉在一片暖日底下晒太阳，李广军没有想到他也同样处于失业中。

    从台州市开始环境污染整治行动以来，蔡就再没有安稳地干过几天活。2004年底，浙江环保政策渐紧，当地小化工纷纷减产、倒闭，一大批工人失业。

   台州北面的绍兴市新昌县，是浙江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环丙沙星原料药。当时受到环境整治的影响尚小。

    2005年6月，蔡在新昌县一家大企业——京新药业找到一份保安工作。但不久后，又在一场环境冲突中弄丢了工作。

此后，蔡登辉一直失业，他没有想到，这样的冲突正从这里向他的家乡转移，将他的老乡李广军等人也卷了进去。

                               环境容量成为招商卖点

    响水陈港化工园区和台州黄岩王西化工区，分别位于灌河和永宁江的入海口。

    永宁江日渐清静时，灌河却热闹了起来。

    仅2004年一年，这条大河的入海口就相继建成了连云港化工园区、灌南化工园区、双港化工园区、陈港化工园区四个省级化工业集中区。在记者调查的盐城市，沿黄海区域内就建成了8个化工业招商园区。

    陈港招商园区的招商引资介绍描述：未来10年内，灌河经济圈将规划成为全国最大的化工业原料生产基地。

    在这份简介中，巨大的环境容量作为招商的重要卖点被当地决策者反复提及。

    而招商术语中的“环境容量”，从生态角度却有另一番体现：以盐城为例，在该市范围内有5个自然保护区，其中国家级2个、县级3个。

    离响水化工园区不远即是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7300公顷。

    在该市中部的大丰地区有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2667公顷。

    另外，该市的中华鲟自然保护区正在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盐城市环保局局长孔令逸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就在灌河化工业集中区所在的灌河口，正是江苏海岸线上惟一没有建设水闸的入海河道，不仅一度盛产毛蟹和鲈鱼，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头鲸洄游至洪泽湖产仔的必经之地。成群结队的虎头鲸从这里由黄海进入灌河，在前往洪泽湖的途中交配产仔。每年五六月，长达二十多米的虎头鲸在灌河里或翻滚、或游弋、或吐水，景象颇为壮观。

    但在当地化工区建成后的两年里，虎头鲸再未出现过。

    盐城市环保局近年来的报告显示，灌河口的水质为劣Ⅴ类，“已经基本上不适合鱼类生长”。灌河沿岸的化工园区严重污染了水质，虎头鲸群回游产卵已近绝迹。

    因为污染而造成的部分生物绝踪，同样使距离陈港工业园区5公里远的丹顶鹤保护区面临食物匮乏的艰难处境。

    污染不仅让动物们陷入困境，也让人类陷入麻烦。

    2004年，在盐城滨海县，一家水产养殖企业起诉一家化工企业，称因其排放的有毒污染，遭受了近300万元的经济损失。

    有意思的是，这两家企业均来自浙江台州。

    据记者调查，在江苏盐城响水县的台州籍水产养殖户，2004年最多时有50余家，他们垄断了当地毛蟹、鲈鱼等水产品的养殖。但在当地化工业园区的大力建设后的两年里，当地水产养殖环境一落千丈，一些人相继离去，一些人酝酿起诉索赔。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尚不知道，这些污染源部分也来自台州。

下篇  殛待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不久前结束的苏北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媒体发现，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自苏南，他们开列的项目清单中，化工、印染、金属电镀等污染较重的行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其中，仅太仓市拟向苏北转移的19个项目中，污染隐患较大的项目就占了一半。

“受到环境容量、土地成本等因素限制，这些项目在苏南已无立足之地了。”苏南人士在洽谈会上坦言。

这是《江苏经济报》和《新华日报》的报道中透露的信息。对此，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迪华指出，经济发达地区把污染严重的产业或企业转移到落后地区，称为污染转移。在我国，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他举例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一些污染较大的企业纷纷转移到苏南；从80年代末开始，苏南经济发展了，环境门槛提高了，污染企业又相继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苏北和皖南地区落脚。

污染转移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相继制定了较高的环境标准，逐渐将污染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984年12月3日，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市郊开办的农药厂发生爆炸，剧毒化学物泄漏，仅几天就导致近两万人死亡，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成为世界环保史上国际间污染转移的典型案例。

浙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钱水苗撰文介绍，日本污染产业在外国投资中有三分之二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美国仅8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就有35%危害生态。上世纪80年代初，美、日等国以及中国港澳地区的化工、电镀、冶金、制革、漂染等污染严重行业，相继落户大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污染迁徙的三个路径

在中国，污染迁徙大体有三个路径。

第一个路径是污染西迁。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声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工业产值东迁而工业污染西移。1986年，中国东部和西部工业产值分别占全国的59%和41%；到1995年，分别占64％和36%。10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标志污染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和二氧化硫排放，却都向西“迁移”。1986年，东部和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各占一半，二氧化硫排放的相应值为48％和52%。到了1995年，东部、西部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分别演变为43％、57%，二氧化硫变为45％和55%。10年间，化学需氧量排放向西“迁移”了7个百分点，二氧化硫排放向西“迁移”了3个百分点。

有鉴于此，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经贸委在2000年联合发出《关于禁止向西部转移污染的紧急通知》，严禁发达地区的污染企业借“西部大开发”转移到西部地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周宏春说，近年，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省份的高污染企业纷纷到安徽、四川、贵州等西部地区落户，造成当地环境污染。

周宏春的话在多篇媒体报道中得到证实。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安徽省合肥市周边的工业园区就有很多从东部省份招来的污染企业。由于排污失控，已将投资8亿元修建的大房郢水库污染，水库供水被迫无限期推后。据新华社报道，成都海关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正在从沿海向四川转移……

第二个路径是，在同一区域内，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污染。

以广东省为例，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国梅说，当广州市和深圳市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的时候，两地一些工厂就向临近地区转移。近年来，经济相对落后的广东省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不断承接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项目，局部地区的生态恶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在广东各大中城市，国家明令停业的15类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已逐渐绝迹，不少厂商却把它们搬到了偏远山区。

第三个路径是，污染企业从城市向农村迁徙。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曹东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全国各大城市基本都实行了工业污染搬迁的做法。以北京为例，日前，北京市发改委承诺，2008年之前，污染企业将全部迁出五环路，落户到五环以外的农村。

“城市产业的每次升级，都伴随着农村工业的立即跃进。但如果搬迁企业不能很好地结合技术升级，那这种做法在减轻城市环境污染的同时，只能造成新的农村污染。”曹东说。

“绿色通道”与“黑色通道”

很多环保人士认为，污染迁徙现象日趋严重，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头脑中的GDP崇拜密切相关。

一些官员为了在短时间内出“政绩”，出台许多“优惠”政策，开辟了招商引资的“绿色通道”。而这些“优惠”，有时也会包括环境，从而使“绿色通道”变色为“黑色通道”。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在广东省清远市曾看到这样一则招商标语：“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服务一优再优”。这个门槛也包括指环境准入标准。落户这里的皇马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龙华对记者说，由于存在污染，公司总部所在地的佛山西樵镇不允许扩大产能，他们才到清远来，并得以享受每条生产线每年交定额税100万元的优惠。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调查报告称：“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发展经济的愿望非常强烈，但又没有条件发展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污染少的产品，只有接受被发达地区淘汰的产品、技术工艺和设备。”

“高科技企业根本招不来呀！就是污染企业，也是抢来的。”周宏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李迪华说，除了地方官员的GDP冲动之外，造成污染迁徙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区经济落差的因素在起作用。就全世界情况来看，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劳动密集型企业、粗放型企业和污染企业逐渐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而接受了这种转移的国家和地区，在自身经济获得发展之后，又将这些类型的企业向更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污染也从高到低一级级地迁徙。

要“温饱”还是要“环保”

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中，没有人公开认同发展经济就应该牺牲环境，也没人支持“先污染，再治理”的做法。但记者注意到，一些官员和学者在字里行间也表露出一种无奈：没有“温饱”哪来“环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的研究人员苏杨撰文指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基本生存需要、生活需要、发展需要。这三个层次从低到高，有先有后，只能逐步解决，不好跨越。因此，西部一些地方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就难免“饥不择食”。他认为，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恐怕还只轮得上干“更脏的活”。

对此，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丢了西瓜，拣了芝麻”。生态恶化和破坏是不可逆的，一旦发生将难以挽回，花多少钱也无法改变。2006年，“自然之友”编写的《环境绿皮书》指出，污染十分严重的淮河、滇池的治理，积十年之时，花百亿之金，成效至今仍不明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国家环保总局一份生态状况调查，证明了杨东平的观点。调查表明，仅西部9个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地GDP的13%，相当于甘肃和青海两省的GDP总和。

一些学者强调，这些问题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等著作中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粗放增长、片面追求规模；二是不管适合与否，各地都争相发展重化工业。吴敬琏认为，从大局来看，污染严重与上述两个问题相关，并且成为一个长期的困扰。

“自然之友”的《环境绿皮书》评述道，近年来污染排放严重反弹以及污染转移的背后，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过度重工业化的迅猛势头。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1998年后不断上升，在2003年达到64.3%，与1958年大跃进时期相似，资源密集、能源密集、污染密集的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发展过快，重新进入传统工业化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色”发展模式。

在这一态势下，污染密集产业由于在沿海发达地区受限，只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如果听任污染产业一轮轮一级级地辗转迁徙，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大地都被污染一遍。这显然不是大家愿意看到的结局。

而防止污染转移的对策,周国梅、曹东等学者引用国际间的惯常作法提出，在当前情况下，一个可以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防止污染企业未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就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收益、谁补偿”的原则，由财政部门会同环保部门，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用于恢复生态环境和防治污染，将现由政府和居民共同承担的污染后果及治理成本，转化为污染企业的经济成本，从而提高环保门槛。

记者手记：无法避免的迁徙之路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所化工厂与我们比邻。那时候，坐在教室里的最大乐趣，就是盼着那家工厂的烟囱里冒出五颜六色的气体，伴随着那奇异的颜色，一股淡淡的臭鸡蛋味就已经弥漫教室了。于是，老师皱眉，学生开始起哄。

当时我们都不懂事，不知道这股令人兴奋的气味和旁边的那家化工厂有关。后来有一天，当我们再看不到那五颜六色的气体时，甚至有些怅然若失。

在将近20年以后，我在江苏盐城再度看到了那奇异的颜色，心情却一点都兴奋不起来。

那是2006年年初，《中国新闻周刊》派我赴长三角采访污染企业的迁徙。作为一份时政新闻类周刊，我们杂志对于环境的关注始终不减。因为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如今看来越来越和环境不无关系。

众所周周知，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热度最高的两个区域，同样在这两个区域也是化工企业密集度最高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个区域的化工企业分布有所不同，珠三角以一些国有大化工为主，而长三角特别是浙江，往往是一些地方小化工为当地经济的龙头。

当这两个区域的经济经历了最初的迅猛发展后，当地政府思维逐渐理性，对于环境的要求也日趋苛刻。于是当地的那些污染大户——化工企业何去何从成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

因为站在环境保护的角度，这些污染企业走到哪里都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研究领域把此称为，化工企业的梯度转移，对此的讨论在国内已经开始。而在国外，化工企业的这条迁徙之路，已经走过。

这条迁徙之路，像极了候鸟飞过的轨迹。他们从经济发达的区域向经济落后的区域，总是挑着环境优越的地方一路走来。在中国，它们沿着一条由南向北，由东向西的路线穿城过市。在国外这条化工企业的迁徙之路走了50年，落后区域以环境换来了发展的代价，而在中国这一幕正在持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很多经济落后区域以环境却换来了更为落后的结果。

为了追踪这条化工企业的迁徙之路，我从浙江台州黄岩一路北上直至江苏北部的盐城。前者曾是中国最大的小化工聚集地，后者正在依托这些化工企业力图摆脱贫困的帽子。

在浙江台州，当地政府意识到环境的重要，那些小化工企业已经无处藏身，他们从2000年开始被迫外流。他们一路北上最终选择了江苏盐城。

后者位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环境优越，一马平川。黄河在渤海湾入海，每年带来的泥沙在这里沉积，都能给这个地方带来数万平方米肥沃的土地。近年来，这里吸引了很大一部分来自浙江的小化工企业北上扎根。

这里是中国第二大棉花产地，白暨豚和麋鹿的憩生之所。

在盐城市陈家港村，这里的农民之前靠种棉花收入不菲。而从2000年开始，这里的地方政府把承担化工企业的梯度转移作为摆脱当地农业背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他们眼里GDP的增长，足以说明这个地方摆脱落后的重要指标。而在一些当地普通农民的眼里，GDP的增长却令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他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因为土地补偿的不到位，他们甚至失去希望。

    我在陈家港村采访的时候重又看到了那五颜六色的气体，因为近50年来，化工企业的技术水平没有多少提高，它对于环境的破坏依旧触目惊心。现在的化工企业虽都搬进了工业园区，也有污水处理厂，但是为了逃避排污费这里的多数企业都没有把污水通过处理厂，直接排在了陈家港村以北的那条灌河。

那条灌河之前宁静清澈如今热闹混浊，这里曾是白暨豚的回游产卵地。与陈家港隔河相望的是江苏连云港，另一家化工园区正如火如荼的组建。

两个地区都雄心勃勃的称，要在2010年把这里建成中国最大的乙烯生产基地。这话让听的人，真的高兴不起来。

作者简介

 王刚，一个记者，1978年生，甘肃兰州人。

兰州大学新闻传播研究生毕业。

现供职于《中国新闻周刊》，社会时政部资深记者。从业6年有余，唯余激情不减。

大学毕业之后，曾供职于兰州晚报、上海解放日报，期间没写什么好稿子，倒是跑了很多地方，长了见识。

2004年加入《中国新闻周刊》之后，先后采访松花江污染、铜川矿难、湖北佘祥林案、桑美台风等重大新闻事件，代表作品有《矿难后的反思：死亡本该被阻止》、《桑美台风：最安全的港湾 最残酷的杀戮》、《决定佘祥林命运的执法者》、《郴州市委书记落马的背后 》等。 

李杨 
现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历史学硕士。199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新华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2005年加入《中国新闻周刊》。主要作品有：《唐山：被捂住的地震警报》、《从垃圾场到藏书阁的生存文本》、《南水北调的文物保护困局》、《高校的非典型腐败》、《津门“地”震李宝金》、《山西：生态移民路在何方》、《消融的青藏》等。
 
孙展

200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2003年进入《中国新闻周刊》。
最初报道领域以反腐败新闻为主，相继采写了《陕西府谷监控官员电话调查》、《谁来监督省委书记》、《马德案调查》等作品。
2004年开始关注环保问题，2006年1月采写《苏南污染“出走”苏北？》，重点展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存在的污染转移现象，以及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