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江河开发与公众参与

三峡大坝的修建，在中国水电工程建设上，如果说是第一次开始有了除政府、专家、学者的声音以外，也有了公众的声音，那么从2003年开始，为保护中国江河的生态环境，维护工程建设中程序的公正，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就是真正开始对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开始影响有关政策的决策过程。1992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项表决第一次没有像以往表决的那样全票通过，有三分之一的代表在表决时没有举起手来，就是三峡大坝的建设。那次表决，如果说是意味着中国民主进程向前迈进了一步，那么从2003年到2006年，三年来，中国媒体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对大型水电工程提出的质疑，就不仅仅是对生态的影响的质疑，更是对程序是否公正的质疑，对是否依法办事的质疑。而2003年到2006年，参与到关注西部水电开发和与可持续发展的人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和十年前相比，不能不说是中国民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家发改委上报的怒江开发计划书上指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水资源的公共性质使任何大型水电工程都离不开政府背景。全世界大多数大坝都是政府修建的。因而水电事业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政府，显然，水电事业的健康发展首选要求有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近年来媒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带来的变化，以及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都使得公众监督政府职能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一、 开发与发展的现状

1，西部大开发中的“跑马圈水”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且能源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在被称为中国水塔的西部，水电建设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西部大开发的旗帜下，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大幅项目地图上显示，到2005年夏天为止，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斩断。在岷江，建成的和正在建的一共是六级梯级开发，正在建的紫坪铺电站，装机76万千瓦，坝高156米，紧邻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大渡河，整个流域规划356座电站，现在在建规划最大的瀑布沟电站，装机容量330万千瓦，仅次于三峡电站，坝高186米，估计移民15万；在雅砻江上将要修建21座大坝，已建成著名的二滩电站，正在做前期施工准备的锦屏一级是号称目前亚洲同类型中最高的一个坝；在澜沧江，规划了14级梯级开发，已经建成的漫湾电站125万千瓦，目前是云南最大的电站，坝高132米，淹没六千多亩耕地、八千多亩林地；在怒江，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是我国目前西部地区还没有水坝的河流，但也已经做出规划，共两库十三级梯级开发；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将要修建12座大坝，其中包括在世界自然遗产虎跳峡上游；嘉陵江上的大坝是17座；乌江10座。①

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中华民族治国安邦的大事。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中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2年底，全国常规水电已开发装机容量7885万千瓦，年发电量2710亿千瓦时，分别占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的20%和经济可开发年发电量的15.6%，占全国总电力装机容量的22.1%。根据初步规划，到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7亿千瓦，点电力总装机容量的29%，水电开发程度达到68%。发电的直接效益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2亿吨，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1.7亿吨、二氧化硫750万吨及大量其他有害气体。②

据世界大坝委员会(the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WCD))统计，全世界现有大坝（高度在15米以上的为“大型”水坝）48000座，其中5300座为单纯的水电设施，还有13300座为多用途大坝。水力发电几乎是巨型大坝的必备功能之一。中国现拥有22000座大坝，这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大坝数的总和。③

“2003年8月14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持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的评审。云南省发改委编制的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规划报告指出，13个梯级电站的开发，总投资896.5亿元，如果2030年前全部建成，平均每年投入30多亿元，国税年收入增加51.99亿元，地税年收入增加27.18亿元。

巨额投资还将带动地方建材、交通等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地方GDP的增长，促进财政增收。梯级的建设，将使电力成为地方的新兴支柱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由于可以以较低电价带动和支持矿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地方经济将会实现产业更新和产业升级，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将远远超过电力行业本身。

梯级水库的建成，除了水能的利用之外，还产生巨大的水利效益，使农业获灌溉之利，城乡获供水之益及河道通航之利。光潞江坝一地，就可增加灌溉农地2.31万平方公里(34.6万亩)。” ④ 

现在西部进行的大工程多是由中央投资的，由中央直属的公司来承建。到目前为止，西南的各大江河已基本被分配完毕。国电获得大渡河和怒江开发权、华能开发岷江、三峡公司溯江而上取得金沙江、而乌江和澜沧江归属华电。⑤税收的75%上交国家；开发出来的资源主要是输往东部和中部地区加工利用的；主要的设备、材料是从东部和中部采购的；西部所得仅是少量的税收分成、地方建材和生活资料的销售收入、少量的劳务收入。这种格局实际上又是原来东、西部分工格局的翻版，具体的表现是西部GDP增长速度加快，而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并未同比增长，而且差距继续拉大。

然而，近年来一方面是水利工程的加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各种洪灾、旱灾的频频发生。2003年8月24日至10月5日，渭河流域发生了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灾，数十人死亡，515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亿元。陕西省就此提出“小水酿大灾”之说，矛头直指三门峡水利工程。2004年两会期间，陕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联名提出停止三门峡蓄水发电。

2004年冬季和2005年春季，荆州市长江干支流相继发生荆江大堤文村夹、石首调关、松滋谢牟岗、抱鸡亩闸等4处重点崩岸。来自湖北省沙市堤防部门的消息称，如果算上一些小的险情，自2004年年9月以来，荆州市长江干支流堤防崩岸高达64处。荆江长江干支流发生崩岸和堤溃，主要原因是三峡大坝建成后，荆江上游由浑水下泄变成清水下泄，对堤防冲刷力度加大，在清水的下蚀和侧蚀的双重作用下，堤脚失稳堤岸崩塌。好在荆江堤岸崩塌发生在长江水流较小的枯水期，如果堤岸崩塌发生在洪水期，后果不堪设想。

一方面，“十五”计划中的“积极发展水电”，在“十一五规划”中成为“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另一方面， 在环境影响评价是否做了公众并不知情的情况下，2005年12月1日金沙江中游大规模水能资源开发宣布正式启动。有关方面说：这标志着我国水能资源开发尤其是西南部水能资源开发又进一步。同时，金沙江开发也又一次把水能在整个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和现状提到显著位置。一方面，发改委2004年宣布当年新6000万千瓦，实际开工却高达1.8亿千瓦，违规1.2个亿千瓦。国务院发出32号文件，紧急要求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⑥另一方面，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在金沙江开发启动仪式上说：我国有7亿千瓦的水电资源，经济可开发的有4亿，目前仅开发了1亿，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加快水电开发。

2005年11月11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上还有另则消息，发电行业的巨无霸——中国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经理毕亚雄等造访国家电网公司，议题之一就是希望国家电网公司能够解决“三峡电力的消纳问题”。 种种事实让一个在业内议论已久的担忧最终浮出水面：电荒行将终结，电力供求将从两年以来的供不应求向供求平衡转化。电力市场“拐点”的出现，比之前行业内普遍预计的2006年底要来的更早。

2，水电开发高层论说

2004年2月国家总理温家宝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道：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2005年8月1日中国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水利工程生态影响”论坛上致辞：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生态意识增强，水利水电开发规模扩大，引发了社会对水利工程生态影响问题的争论。特别是围绕大坝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利弊得失，不少人提出了一些疑问和担忧。水利工程的生态影响问题，实质上是人与自然关系在水利工作上的具体体现……我们欢迎社会各界发扬科学精神，从不同角度提出关于水利工程生态影响的不同看法。我们相信：“理愈辩愈明”。

2005年8月10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2005中国电力论坛”上表示，今后审批电站建设项目将倾向于发展水电，适当控制燃煤发电的比重。张国宝说，水电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应该大力开发。他同时透露，中国目前水电装机总量为1．08亿千瓦，计划在2010年达到1．65亿千瓦，占发电装机总量的23．7％；在2020年达到2．46亿吨，上升到装机总量的25．9％。

2005年9月1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在“中国企业高峰会”上表示：中国真正缺电的省份并不是外界所说的23个省，最多有十个省是真正缺电，而且是在高峰时段缺电。”。⑦

2004年中国国家防总指挥部公布的数据：今年，因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占到了总死亡人数的77%。为什么会这么高？国家防总指挥部束庆鹏处长的解释：从总体来说，今年大江大河的汛情还是比较平稳，没有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但是今年的山洪、泥石流灾害，相对来说比较重。束庆鹏认为造成这些灾害的原因包括：多年来连续干旱，群众都是盼水，想水，但有些河道已经堵塞了，河道里面违章建筑也比较多，一旦来了大洪水，排水不畅，就会造成一些洪涝灾害。此外，还有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水库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修起来的，目前有三分之一的水库属于濒险库。⑧

根据世界水坝委员会1998到2001年对全球300多个大型电站做的调查，总结出水电的一些负面影响：全球水坝造成了4000万到8000万移民，使当地社会相对贫困化；大坝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使当地的土著文化消失。他们的结论是：50%以上的水电站发电都低于预期值，70%的水电站达不到预期目标。

3，水电开发的不同声音

按照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程度40%为警戒线，我国水能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江河都已完成水电梯级开发规划。随着大坝运行时间的增加，大坝的负面影响日益凸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水坝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的益处常以付出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为代价。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在面对巴克拉大坝时说：“这是多么壮观、宏伟的工程啊！”然而4年后，这位印度巨型水坝之父意识到：“我一直在思考我们正在遭受着畸形庞大之病的折磨”。⑨

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规划处处长顾洪彬认为：作为水能资源极其丰富的大国，水电开发量在其可开发容量中所占比例却不到20%，水电开发程度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调整我国电力结构，大力发展水电势在必行。⑩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晏志勇认为：我国水资源蕴藏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期以来当地群众过着刀耕火种的贫困生活，迫切需要改变生产生活环境，提高生活水平。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的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如果能够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资源进行水电开发，不但可以带来当地GDP的增长，而且可以有效地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所以说，开发水电也是发展当地经济的一条出路。(⑾ (

陆佑楣院士以建设三峡电站为例，阐述了开发怒江水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怒江干流水量丰沛而稳定、河道落差大，进行水电开发具有地形地质条件好、移民少等优势，建议坚定开发怒江水电的信心，总结过去移民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完善利益补偿机制，积极争取国家支持，促进怒江水电开发、环保和脱贫的协调进行，只要在开发中重视环保问题，坚持科学的开发模式，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是可以实现双赢的。⑿

華電雲南總經理郭世明承認﹕建水電站﹐受益最大的確實是企業。然而怒江項目拖到現在﹐受損失的也是企業。到目前為止﹐華電已向怒江項目投入2000萬元﹐這還只是有關勘測﹑設計費用。如果項目不能開工﹐那這錢就打水漂了。⒀⑿⑿

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一个简单的判断是，由于开发水电带来的收益的时间是有限的，而对生态环境等的损害是永久的，且贴现率为零，不用做计算就可知，开发水电是得不偿失的。我国大多数河流已经被开发，现在只剩下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没有开发水电。我们必须在这既成事实的前提下选择。如果可能在其它已开发的河流上开发水电，显然要比在怒江开发水电要好。因为已经开发水电的河流的生态体系和景观已经遭到整体性的破坏，再增加开发对生态和景观价值的减损程度是递减的。事实上，正是其它河流被开发殆尽，怒江的生态价值愈显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所郑易生研究员认为：资源开发能否带动地区发展，必须满足三个重要的条件：首先是对外经济关系方面，资源输出的价格是否合理？其次是经济结构方面，资源开发是否是劳动密集型？如果不是，是否能延伸产业链，带动本地的相关产业发展？第三是地区内部关系方面，资源开发的利润流向是否公平和有建设性？是过多集中于地区内外少数人的圈子并且外流，还是过多过早富了政府部门自身，还是较多地流向本地人民？从以往的例子看，有些地区资源开发的规模、投资很大，但正是因为没有满足这些有关条件，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起来。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从怒江考察回来围绕生物多样性问题阐述：怒江流域是我国三大生物物种聚集中心之一，位居我国1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之首。该地区高等植物占全国20%以上，包括200余科、1200余属，6000余种。峡谷区内的珍稀植物资源也很丰富，属国家级保护的有彬椤、秃杉、贡山厚朴、长蕊木兰、红花木莲、水青树、董棕等20余种，省级保护的有30多种。怒江流域珍稀的野生稻是我国重要而珍贵的基因库。陆生动物也较多，有亚洲象、羚羊、雪豹、白眉长猿猴等多种濒危珍稀动物；有7类48种鱼，其中17种为怒江所特有，角鱼、缺须盆辰鱼、裸腹叶须鱼及长须黑鱼等4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生境的碎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是最大的。

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在怒江流域涉及高黎贡山和白马—梅里雪山2个片区，怒江大峡谷、怒江第一湾、石月亮等自然奇观十分独特。怒江流域的自然保护区有5个，其中高黎贡山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滚河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世界遗产的重要性来讲，这一条理由就应当对怒江水电说“不”。可地方政府“及时调整”了自然保护区的规划(这是其它地方当开发与保护发生冲突时常开的“药方”)，就有理由声称水电开发不影响世界遗产了。

四川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范晓2003年从怒江考察回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怒江河谷正是沿着怒江大断裂带发育的，而且成为了我国最重要的地震区之一。怒江由中游向下游地震活动逐渐趋强，包括红河与怒江之间的区域，在1458年至1978年的518年间，有记载的6级以上的地震16次。另一方面，众多水库尤其是高坝大库建成蓄水以后，在这种断裂活动本来就很强烈的地区，更易诱发地震。可是，目前缺乏怒江河谷重要活动断层的基本观测数据，关于这些断层活动对梯级大坝的影响，以及水库蓄水后诱发地震的潜在危险，均未在怒江水电开发规划中做出应有的评估。

3，捍卫世界遗产

2004年7月在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第15项议题，即评估121处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重新确定《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中国有5处世界遗产在评估名单内，其是包括云南的“三江并流”三江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2005年出席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告诉记者，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有三处遗产的保护现状受到国际关注，其中仍然有“三江并流”自然遗产。

2006年1月25日，中国有关方面提交了一个关于在三江并流区域进行大坝规划和建设现状的报告称，没有决定在该区域内建设大坝，但是有在邻近区域准备开发水电的计划。在金沙江中下游会有9座大坝，2003年申报三江并流世界遗产时曾规划建11座，其中两座考虑到可能对遗产地造成影响被取消了；在澜沧江有11座大坝，但其中5座被取消了。

张柏告诉记者，三江并流遗产地保护现状需要做出说明的原因与媒体报道的中国有关方面提出在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建大坝和一系列水电站有关。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担心，如果这些项目按计划进行，将对三江并流这一自然遗产地产生重大影响。参加第29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中国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王凤武指出，迄今为止，在三江并流地区没有一座大坝项目获中央政府批准，也没有一座水电站项目已开工建设。媒体报道的所有拟建项目现阶段只是水电企业的设想，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不可能成为现实。王凤武表示中方欢迎世界遗产委员会派专家和观察员赴实地考察。⒁

“2006年4月5日至14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派出专家组，专程前往云南评估待建水坝可能对遗产地产生的影响。专家考察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正在规划的水电开发，被改划边界以适应开矿、建大坝等经济发展需求，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这些提议中的调整将会造成原遗产地总面积20％的缩减”，考察结束前，专家组得到了云南省有关官员提供的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目前边界和将改划边界的对照图。三江并流遗产地所属8个片区中的7个都有调整。据介绍，对边界的调整尚在提议阶段，在等待批准。而这将直接影响世界自然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⒂
  据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文件所述：“水电开发的勘探活动在怒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大坝建设启动，必将对它的美学价值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这样一条自然流淌的河流会变成一系列水库。专家组注意到，当地为保护遗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暂停了丙中洛的一个采矿场，但是如果不能看到关于水电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很难确定可能造成的威胁或间接影响，包括淹没土地区域居民的搬迁、道路的重建和改道、鱼类及其他物种迁移后栖息地、生态系统的变化、水文系统改变带来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当地地震活动的影响等等”。⒃
  这份文件所述还包括“三江并流”改划边界可能造成保护区割裂。专家指出，“在这些边界的调整中，将高黎贡山国家级保护区割裂是一个比其他调整更为严重的问题。”高黎贡山沿中缅边界伸展，本是一个连贯的自然风景名胜区和重要的生态走廊带，现在却要使受保护地区沿中缅边界向后退缩，使北高黎贡山与南部保护区及西侧缅甸境内的保护区域隔开，而使野生动物的生境破碎化。⒄

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有专家对于“三江并流”面临的潜在威胁向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将如何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承诺的呢？中国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王凤武说：首先，在遗产地的范围之内不会有任何水坝的建设，这是100%肯定的。因为“三江并流”在申报的时候是按照等高线的高程来申报的，最低处都是在海拔2500米以上，三条江都是在山底、沟底，并不流经世界遗产地。但从生态角度来讲，如果建水坝，会不会出现间接影响很难讲，也许是微乎其微，也可能影响很大。一旦项目确定之后，要进行环评，之后，才能得出结论。最后我想强调，遗产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是我们从下一代手里借过来的，我们要完好无损地传下去。在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不要只考虑是否能给当地提高知名度、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也要意识到，申报成功之后，会给自身加个沉重的保护责任，如果保护不利，对中国的整体形象都会产生不好影响。⒅

三江并流自200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连续在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列为重点监测保护项目。会议要求在2007年2月1日前，中国政府提供补充材料，供下届会议进一步审议，以确定是否将三江并流列入濒危遗产名录之中。⒆

二、 建坝报道中媒体传递的信息及作用

木格错、都江堰、怒江水电工程都不是中国的第一座大坝，但它们带来的争论此起彼伏和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引发社会各种不同声音，特别在媒体的关注程度，继三峡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时引发了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仅《纽约时报》就两次用主要片面记录有关怒江建坝之争的文章。此外还包括像法国《世界日报》、日本《朝日新闻》这样的媒体也对中国西部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之争做了长篇报道。

2003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青年报的两位记者在四川林业厅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四川贡嘎山中的两个高山湖泊木格错、仁宗海采访时得知，这两个被当地藏民称为神湖的地方即将修建大坝。仁宗海在环境影响评价没有被通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了前期准备，砍树修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四川冷杉被大面积砍伐。木格错还未动工，但当地的藏民知此后心急如焚上书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年初夏，在非典疫情还未解除的情况下，温家宝看到当地群众的来信后批示立刻请环保、水电和工程相关部门对木格错生态环境进行重新考察。

也是2003年的6月，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在修建紫坪埔大坝的基础上，正在积极筹备再修建一个反调节水库，杨柳湖水坝。这个消息经记者披露后，立刻引起媒体的高度重视。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国内外180个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3年8月29日召开的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四川省省长张中伟说：“省政府对这个事情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能上。”前后仅几分钟时间，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保卫都江堰”行动告一段落。

有关怒江能否建坝的争论，从2003年7月消息公布以后，一直是媒体关注的交点。三年来，在围绕一些工程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媒体给一些人的印象就是“反坝”，甚至觉得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少人怀疑大规模建大坝是与媒体的宣传有关。

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媒体的作用、职责和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对有关建坝的报道进行分析后发现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 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

中央和国家级媒体上的上百篇文章及节目的题目中有这样三类：第一类是“完全正面”地介绍和评论某些大型水电工程的计划。这些报道分布在各大主流媒体上；第二类强调怒江截流建水电站可能出现的问题，即除了发电，它们将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移民、生态系统破坏、世界遗产贬值。比如：在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背景》谈的是“专家谈怒江建坝的利弊得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节目是“怒江的选择”；作家徐刚在《中华读书报》上撰写的文章是“高坝大库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经济观察报》的文章是“怒江工程重审”；《新闻周刊》“中国NGO：我反对”《经济周刊》“怒江大坝工程暂缓背后的民间力量”；《21世纪经济报道》“ 怒江困境  除了水电，怒江脱贫有无第二条道路？” 中国国家地理2004年第9期专刊“问河”； 2005年8月25日《南方周末》［往事］用整版篇幅登出：“1975年驻马店水库溃坝事件” 1975年8月，特大暴雨引发的淮河上游大洪水，使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包括两座大型水库在内的数十座水库漫顶垮坝，1100万亩农田受到毁灭性的灾害，1100万人受灾，超过2.6万人死亡，经济损失近百亿元，成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剧。2005年4月中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关注金沙江虎跳峡建坝；2005年9月中央电视台《纪录》节目专题报道金沙江村民对建坝的恐惧。……第三类是强调工程决策的严肃性，指出一些项目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这种情况显然与过去大不相同。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众已经很熟悉在大型建设工程的信息传递中，只说积极的一面，不提它们可能出现的弊端。然而，近三年多的有关报道与评论中，不仅有第一类，而且出现了上述第二、三类的信息。这些信息一方面，与那种一味说“好得很”的报道与评论更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大多数公众只是靠媒体才得知专家有不同意见。或许，这就是一些人得到“媒体反坝”印象的一个原因。特别是对一些多年习惯于听“好得很”、“就是好”，听不得“圈外人”公开谈论不同意见的人来说，“媒体反坝”的感觉恐怕更加强烈。

第二、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水平。

如果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和报道的内容，会发现这些文章里没有作者只表达一种“反对一切水坝、反对一切水电建设”的观点。即使是一些明确反对某个或某些大型工程的文章，也未简单地持有这一说法。例如认为水电不是清洁能源，并对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持反对意见，写了“怒江十问”的沈孝辉先生提出并多次阐明他的建议——“分类指导开发水电”。他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提议，对全国的江河流域按五种类型建立科学的分类系统，作为江河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依据。这种分析的态度不是“反对一切大坝”或是“拥护一切大坝”这种逻辑所能容纳的。

第三、传递新观念。

在反映对某些大水电站的不同看法时，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注意的、或只为少数专业圈知晓的知识与新观念通过媒体传递给更多的人。例如：（1）尊重生物多样性和其它自然的、文化的遗产之价值。怒江之争从一开始，科学家、生态学家强烈呼吁的就是：中国现在只剩下两条没有开发大型水电工程的江,一条是怒江，一条是雅鲁藏布江。怒江因为它的山高路远和险峻，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全面地生态科学考察。如果现在就把它破坏了，损失将是无法挽回的。（2）世界对于传统利用河流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发达国家的人们已经将 “恢复河流”当作管理和保护河流的最重要的理念。尽管发展中国家不能简单模仿人家的做法，如拆坝。但是，全面调查研究，重新审视，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几十年来已建的数万大坝的利弊，特别是以新的观念指导新的大坝建设计划，变得非常重要了！一位外国学者说：你们很快就会拥有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但是，你们现在拥有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是我们已经失去并永远不可挽回的财富。只有改变纯粹经济导向的资源开发模式和价值取向，才能避免走国外破坏生态及文化多样性的老路。

  第四、呼唤公众参与

  近一步的分析说明：一些媒体对某些项目置疑和审慎的态度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它们是通过这些具体案例，呼吁一种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 这突出体现在它们看到了大型工程建设应该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它们特别强调不应再忽视公众的参与。这些声音早已不限于对某一两个工程的利弊的探讨，而是提出了怎样使决策程序民主化以确保决策的科学性。这是一层更深的、充满着对社会进步的敏感的信息，更是对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和科学发展观的呼应与支持。例如：媒体在广泛而深入地报道圆明园听证会后，呼吁西部水电开发也应该召开有利益相关群体参加的听证会。《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在“大坝建设应在阳光下决策”一文中说：“……要避免水坝建设滋生腐败、破坏环境、侵犯移民利益、破坏历史文化遗产、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损害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必须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把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阳光下，让决策者看清楚，让公众看清楚”。

公众参与的关键是知情，特别是需要“正”、“反”两方面的信息。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传媒的社会监督作用。

2004年7月，中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条消息：中国审计署公布：国家电力公司原领导班子违法违规金额高达211亿元。审计署还披露，审计发现，国家电力公司4年前召开的一个内部人事干部会议，短短3天时间竟然挥霍了304万元，人均耗费2.4万元。国电公司原总经理为了中午有地方休息，会议专门为他在香格里拉大饭店安排了一套8000元/天的总统套房；还在东湖宾馆花费6万元安排了一套特大套房，套房里的设施弃之不用，按其个人喜好和身材特征，专门订做了实木家具、床上用品甚至抽水马桶……

作为纳税人，公众越来越关心公共资源是否被用于社会而不是少数人，没有社会监督，好事也会变为坏事。

三年多来，在水电问题上，媒体的报道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多样化，多角度化的情景。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真正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将有关建坝争论的多种信息而不是只将一种信息传递给公众；是在鼓励一种对公共事物平等讨论、多方参与的新决策机制。

从2003年到2006年，有关中国西部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的报道中，强调信息传递的对称，是与“反坝”的指责并存的。

三、 环保NGO与江河保护

近三十年来，我国在打破了由政府部门决策的一元结构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走向成熟的市场部门，其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正在日渐增长。这种二元结构又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人们越来越看到一个由政府部门、市场和社会部门构成的三足 鼎立的决策机构是一个国家的体制走向成熟的标志。三者之间的互相依托、互相补充和制约，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保证。

正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领域，也被称为第三部门的介入，公众参与、科学民主决策、透明度、公信度等重要的执政概念才有可能从理论变为现实。关于大坝的讨论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不请自来，造成了决策过程中的压力，有时甚至形成了对立，也同时提供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契机。

近年来，空前的水电建设速度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关注。以至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对怒江建坝的批示中，第一句话就是：“像这类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对一些河流是“建坝”还是“不建”、是“快建”、还是“慎建”的辩论从2003年到2006年深秋越来越激烈。在这场争论中，非政府组织的表现活跃，旗帜鲜明。同时，非政府组织与一些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同盟军”。这种格局并不是偶然现象，这和近年来中国民众环境意识的空前提高、自然环境前所未有地遭到破坏与政府部门不得不给予关注是分不开的。

环境保护，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早也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围绕“建坝”展开的一系列活动，不仅表明了它们自身能力的增长，也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在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之外，由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成的社会部门作为第三方力量，参与到国家重要事情的决策过程中来。

第一，NGO从公民教育走向公众参与

1994年，中国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从那时起，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一个个诞生，并迈出了教育公众和自我教育的第一步。而从2003年，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之争后，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及行动开始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标志着中国的环保NGO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1，NGO关注江河的时间表

2003年6月，走近四川贡嘎山的木格错，仁宗海

2003年6月，质疑四川都江堰杨柳湖水库

2003年7月，绿家园、绿岛主办的记者沙龙和保护国际共同召开专家研讨会，商讨如何将在大渡河、都江堰上建坝的信息让媒体、上层和公众知道

2003年8月，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怒江将修建十三给梯级电站信息公之于众

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媒体与NGO第一次参加了由政府部门召开的有关江河开发的研讨会。来自动物学、植物学、地学、生态学、遗产地保护和水电部门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官员发表了各自观点，指出怒江大坝建设将会付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和建坝的意义。

2003年10月14-19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组织有关专家及NGO代表对怒江流域进行了生态考察。对怒江流域拟建水电项目主要坝址、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市和腾冲县部分环境敏感区域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20-21日在昆明市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这次会议后来被形容成：云南和北京的专家出现了按“户口”所在地持有观点的现象，既北京人提出疑义，云南人表态支持。NGO列席了这次会议。

2003年10月1日，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组织10名怒江边的村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怒江对澜沧江的访问与考察”。大众流域的于晓刚说“那次考察就是要获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能以NGO的名义说服当地政府。” “我们把漫湾电站建成后给老百姓带来的问题告诉当地政府，我们赠送他们《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我们与沿途各县领导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水坝建成后在移民、泥石流、生态方面造成的损害！”

2003年10月25日，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NGO代表发起了“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怒江”的签名活动，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合签名。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转载。

2003年11月，“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在北京举行，全国较为活跃的NGO都参加了此次论坛，会上联名发起倡议：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

2003年12月，“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在泰国举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和参会的60多个国家80个NGO组织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联合签名书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信，称其要“关注怒江”。随后，泰国的NGO就怒江问题联名写信，并递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总理他信在信上写道：“相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会因发展自己的经济而牺牲小国的利益”。

200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等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在北京召开了“水电工程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研讨会，随后出版《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2004年2月，北京、云南的十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一起走进怒江。

200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NGO代表撰写的《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2004年3月14日“世界关注水坝日”，《情系怒江》网建立；

2004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北京、云南等多家民间组织分别在北京国际邮局、昆明家乐福商场联合举办《情系怒江》摄影展，随后又到北京的十所大学和广州、上海巡展；摄影展在各公共场所持续展出至今。

2004年3月26日-29日，北京地球村、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的四位代表在韩国济州岛参加了第五届联合国公民社会论坛，这是为联合国环境署第八届部长环境论坛举办的。会上，中国NGO代表作了《情系怒江》的专题讲演。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托普费尔看了怒江的照片后，提笔写下：“多美的江啊！水一直是全世界人民最重要的需求。”联合国亚太地区执行主任索拉塔也在“情系怒江”摄影展首日封上签名，并专门观看了“情系怒江”网上照片；

2004年4月，华电集团云南怒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建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按照规划，2003年内怒江上将开工建设六库电站，同时启动马吉、碧江、亚碧罗、泸水、赛格和岩桑树电站的设计工作。但是因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舆论攻势”——专家辩论、民间力量的参与、公众要求知道真相，所有的设想开始搁浅，到2004年便有了中央领导的批示；

2004月6月，来自全国23家单位的43名关心“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民间组织、研究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原住民代表给正在苏州召开的联合国第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写信：“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

2004年7月，关注大渡河诸多电站的修建中的移民问题

2004年8月，中国9家NGO联合建立网上“中国河网”，呼吁“留住虎跳峡”；

2004年10月，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发改委在北京共同主办“水电可持续发展大会”。在中国NGO的协助下，5名住在金沙江边的农民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和刚开始的大会发言中，没有人提及NGO，提及公众参与。但由于NGO在大会上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于在民间环保组织的努力和位农民代表出席，大会的后两天发言中，特别是在大会的闭幕式上，无论是联合国的官员，世行的代表还是发改委的领导，都在发言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提到，并肯定了NGO的作用和水电工程中公众的参与。

2005年1月媒体上展开有关“敬畏自然”的讨论。何祚庥在《环球》杂志上撰文说：现在中国电力短缺，需要开发水能，需要修水库，这就不可避免要破坏一些环境和生态。这里有一个权衡得失的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保护环境和生态，那么水库就不能建设。我认为，遇到这样的情形，权衡轻重得失的标准就应该是以人为本。随后在《新京报》、《人民网》等媒体上不同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后有因关部门干预论争停止。

2005年1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在京宣布停止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30个项目，这是《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环保总局首次叫停违法项目。随后56家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联名写信声援国家环保总局；

2005年2月，58名绿家园志愿者访问怒江，并资助沿江小学的30名学生、并靠义卖所得在30所小学建立了阅览室；

2005年4月应水电部门之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祚庥、陆佑楣等科学家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考察随后云南省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座谈会，并邀请云南大众流域于晓刚、自然之友薛野参加。会上何祚庥等科学家认为，开发怒江水电非常必要刻不容缓。薛野代表NGO陈述了十条怒江上为何不适于建大坝的理由。

2005年8月，中国民间组织联名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62个民间环保组织，300余名院士、博导等科学家及知名人士和关注环境的各界人士签名； 

2005年10月《中国投资杂志社》主办“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因中国民间组织呼吁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没有得到答复，在这次论坛上，中国环保NGO没有出席，国家环保局也未应邀参加。

2005年9月，绿家园志愿者用义卖的钱到怒江，为30个沿江小学建立阅览室；

2005年11月环保总局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推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办法》民间组织积极响应。

2005年11月，东南亚河流观察论坛在柬埔寨吴哥召开，中国环保NGO代表参加。会上怒江下游，澜沧江下游国家的学者和NGO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上游建坝和到东南亚开发水电，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及渔民的生活

2006年春节，绿家园志愿者再次走进怒江并为刚刚建立的怒江小学阅览室捐书，捐物；

2006年2月绿家园志愿者组织学者沿江采访100个潜在移民。采访报告由香港科技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做出分析报告。拍摄“沉默的怒江”电视纪录片；

2006年4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座谈，如何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

2006年7月和怒江下游萨尔温江流域国家商讨共同保护江河的自然生境。

2006年8月关注怒江的学者与NGO代表和发改委能源所阐述怒江建坝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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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NGO搭建学术探讨的平台  

当西电东输的战略在我国全力推进的今天，我国又正面临着暂时的全面电力紧缺，在地方政府和电力开发公司的强势下，加强项目评估工作，实现水电开发的科学决策，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在西部水电开发与可持续发展存在意见分歧与争论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家的进入，使得这场争论有了理论依据。科学家的研究与NGO的倡导相得益彰、科学家与民间环保人士的紧密联系，更使得西部水电开发朝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发展。

在中国社会院环境与发展中心和自然之友、云南大人流流域管理和推广中心、河海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2004年1月召开的“水电工程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研讨会和三年来绿家园志愿者、绿岛召集的绿色记者沙龙上，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阐述不同的学术观点。与环保NGO一起为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努力。

河海大学陈绍军博士、施国庆教授，在评价水利水电工程经济正面影响分析时认为：水利水电工程直接经济影响：发电、供水、灌溉、航运、防洪、旅游。他们的研究同时涉及到水利水电工程经济的负面影响：水库淹没造成大量的土地、设施、资源损失和物质消耗、水库移民安置难度大、费用高、问题多、水库上游泥沙淤积造成洪水灾害转移的损失不可忽视、水库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可能受不良影响、原有水利效益受损、下游地区的经济利益可能受损；

四川省地质公园与地质遗迹调查评价中心总工程师范晓认为：中国西部是水电开发中地质风险最高的地区，大规模水电工程在建设和运营中更容易诱发和加剧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目前我国的水电开发在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面存在严重缺陷，2003年7月和10月，，在云南大姚两次6级以上的强烈地震中，金沙江右岸支流上有54座大中型水库的坝体发生严重的裂缝与渗水，丧失了正常蓄水功能，并给下游造成巨大威胁，下游居民不得不组织撤离。四川岷江上紫坪埔水库坝高156米，库容9.63亿方，其上游还有一系列的梯级大坝，面对岷江上游曾多次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强震区和大规模山崩堵江溃坝的历史背景，一旦类似叠溪、松潘大地震的事件重演，后果将不不堪设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怒江流域是我国三大生物物种聚集中心之一，位居我国17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之首。该地区高等植物占全国20%以上，包括200余科、1200余属，6000余种。峡谷区内的珍稀植物资源也很丰富，属国家级保护的有彬椤、秃杉、贡山厚朴、长蕊木兰、红花木莲、水青树、董棕等20余种，省级保护的有30多种。怒江流域珍稀的野生稻是我国重要而珍贵的基因库。陆生动物也较多，且有亚洲象、羚羊、雪豹、白眉长猿猴等多种濒危珍稀动物；有7类48种鱼，其中17种为怒江所特有，角鱼、缺须盆辰鱼、裸腹叶须鱼及长须黑鱼等4种鱼类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生境的碎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是最大的。蒋高明研究员同时认为：根据现场调查，少数民族在利用当地土地资源的时候，并不是对自然植被实施“剃光头”，而是保留了大量的自然植被用来保护农田土壤。虽经长期的人为开垦，陆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生态恢复的基础——土壤物质还存在。只要停止人工干扰，自然恢复的潜力巨大。如果开发十三级水电站，怒江流域将有200多平方公里(中国科学院遥感卫星图片实测的保守数据！)的土壤损失，这些土壤不可能再回到山坡，生态恢复的机会基本没有了。目前围绕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国际上公认土壤比生物多样性还要重要，因为每形成1厘米的土壤需要至少一千年的时间，而损失起来则是一瞬间；

我国水电建设已进入生态制约阶段，科学家和环保NGO对水坝建设提出的质疑，并不像有人批评的“反对一切水电建设”而是在“大干快上”的热潮中缺乏慎重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郑易生研究员认为：“水电是绿色能源”这一当前流传颇广的提法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水力发电比起火力发电，最大的优点是不用消耗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水力发电温室气体等有害气体排放量少，因此是清洁的。但是为什么不宜笼统地说“水电是绿色能源”呢？因为我们在获得能源的过程中不仅要追求人类健康，而且要追求河流系统的健康，生态环境的健康。郑易生还认为：应更慎重地估算和使用“水能资源可开发量”概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世界上大坝的建设开始减少，对新建大坝越来越慎重，有些国家还拆了一些水坝，这个总趋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型水电工程对生态系统的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经过长时期考察逐渐被人们认识和承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晓研究员认为：在大坝建设的所有案例中，水电项目的投资者和开发者，将不会承担毁灭损害迁移鱼群的社会成本，也不会对不可逆转地改变某一特定的、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的美丽景观承担成本，更不会将移民失去家园的损失（包括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损失），完整地纳入其成本－效益分析模型中。张晓所说的外部成本，包括生态外部性，如水库常常淹没森林，而森林可以吸收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世界范围内，因修建大坝而失去自己的家园的移民中，大部分移民后的生活标准和生产条件均低于移民前。

在科学家与NGO共同关注西部水电开发的过程中，民族文化，自然遗产也是研究的重点。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黄光成在多次到怒江考察后说：过去我们对于移民只从衣食住行方面为他们解决问题，并没有从群体的高度上把握问题。群体的问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特别是在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文化是与人们生老病死的群聚和未来幸福相关的生存理据。人活着不仅只是为了解决衣食问题。如果实地去问那些衣食问题被通常认为是解决得较好的移民是否比以前幸福，常会听到这样的回答：“生活是比以前好了，但心却比以前累了。

西部水电开发的很多地方是在世界自然遗产境内，但有关这个问题却有着另一种争论，就是自然遗产的划界。中国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王凤武介绍说，三江并流遗产地在申报时， 就考虑到可能的建设和开发活动的影响， 因此该区域方圆1.7万平方公里内的景观基本都在2000米以上， 而2000米以下才是人类活动聚居区， 这就保证了人类开发活动不会对遗产保护造成影响。这不免让很多学者在问，明明是以三条江为名的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却把江划在了自然遗产之外？

谁最有资格参与水坝的决策过程，本应是那些受影响最大的群体。在主流声音都是那些受益群体，而利益受损害者的群体，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贫困，或者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时怎么办？

第三，倡导与社会影响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玉歆认为：即使我们有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但也不能绝对保证其决策的正确性。何况当前我们的现实是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极为严重。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没有决策的民主化，就没有决策的科学化。只有提高透明度、促进民众参与和监督的程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失误。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水电开发机构把透明度和民众充分参与定为必须遵守的规则。

两年多来，参加建坝讨论的不少是专家学者。从经济地位讲，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多属于我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活动，就其行为而言，是倡导；就手段而言，是依托媒体、法律、学术活动、社会资本和草根行动。在他们的平衡表中，除了经济效益之外，还有社会效益。这些知识分子的组织并不直接代表其组织成员本身的利益，而是代表着组织以外的被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这正应了“倡导”一词的拉丁文本意：“来为别人帮忙”。

1,原住民的知情权

2004年7月怒江扶贫办主任茶超欧因坚持电站的修建一定要体现民众利益。支持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带领怒江六库镇一些群众出去考察。茶超欧此举在当地被认为是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明智”的结果。茶也因此成为怒江州从2003年力推水电项目以来，第一个“出局”的官员；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心萧亮中的家乡，云南中甸虎跳峡上游金沙江边的老乡们和长江第一湾石鼓村的村民开始为自家的房子被做上标记而着急，他们得到的信息仅是这里将要修建水电站，世代居住的房屋和肥沃的田地将要被淹掉。2005年夏天，中甸县成立了移民局，村民们对水坝将会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及人何补偿仍不得而知。2006年初，勘探队进入虎跳峡上游金沙江边，并和当地民众发生纠纷；

2004年10月，四川汉源县民众因不满瀑布沟水电开发给予他们的补偿和水电部门发生正面冲突。据2004年11月1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对于四川汉源农民激烈反抗不公正的事件下达重要指示，在移民的问题和要求没解决以前，瀑布沟电站决不复工。2005年11月瀑布沟电站在停工一年后复工。

2006年2月绿家园志愿者采访100个怒江潜在移民。调查提出的问题是：

1，知道要搬迁吗,2，从哪里知道的？3，修水电站要影响到你们的生活，政府或有关部门是否征求了你们的意见？4，是否了解补偿的标准？5，搬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担心,6，修水坝能解决你们的贫困问题吗？ 

采访后，有五点超出了采访者的想象：

第一，怒江州的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与依赖大大超出了想象。

第二，怒江将会第一个修建的州府六库所在地边上小沙坝村的路边牌子上面写着“民主示范村”。可是何为知情权，当地人不知道。

第三，因为只是传说，没有明确的建坝和将要失去家园，失去土地的信息，小沙坝村民四年来日子过得人心慌慌。

第四，几年来主流媒体都在说，怒江老百姓太穷了。修水电站不仅是为了能源开发，很重要的还是可以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甚至有形象的比喻：江水可以变“石油”。然而，采访者在当地人听到的声音却和这些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第五，勘探怒江的技术人员对以怒江建坝同样忧心忡忡：“水坝修建后水位就要抬升。三个台阶，13个电站，大坝将明显改变怒江激流高山峡谷景观的性质和观赏价值，其中部分改变在中国和世界都是不可替代的。一旦改变将就不再复”。

从采访数据分析看，移民对政府非常信任的占13.3%，较为信任的为19.1%。除上述比例之外，其他约2/3的人回答为“一般”、“怀疑”和“十分紧张”。其中约1/5的人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

与现实的许可程度相比，86.1%的期望值偏高或大大高出。从心理上的高期望值再回到现实中的物质条件上分析，认为他们的未来存在着因为失去土地而产生生存危机的，在有效回答的83人中，显露出的比例为56.6%。

对于当前的补偿标准，有效回答者中66.0%的移民表示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满意与较满意的移民仅占12.0%。其中“政府强迫，不得不搬”的回答，占总数的59.6%。除此之外，另外两类人搬迁的原因是：“这是国家的利益，还是得搬”，占9.6%；“大家都要搬，自己也得搬”：5.3%。

在移民心目中，电站建设将使移民受益还是受害？肯定受害：41.3%；可能受害：33.2%；说不清：19.1%；可能受益+肯定受益：6.4%。

2，模拟听证会

国家级的环保听证会在中国尚属“凤毛麟角”时，民间环保组织与法律工作者共同举办模拟听证会，旨在让公众知道听证会的程序与方式。2005年夏天，绿家园志愿者、绿岛共同主办的记者沙龙、9家民间组织通过网络发起的中国河网，北京地球村与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分别举办模拟听证会。参加的人除了中国NGO代表以外还有媒体记者和受水库影响的原住民和潜在移民。2006年绿家园在中国12个城市推广绿色记者沙龙并召开模拟听证会。

3，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价

云南大众流域从2002年起开始在澜沧江漫湾电站和丽江拉市海开展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估的目的是：预测开发政策和项目给社会造成的影响评价。社会影响评价包括：经济方面、社会性别方面、社会参与方面、社会文化方面、生态方面以及面对上述负面影响，各级政府和电厂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和消除。

社会影响评价在西部水电开发中还只是在各别流域展开时，民间更大的声音是建立水利水电开发信息公开制度。

4， 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与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

2003年9月，我们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正式实施。很遗憾的是法律中提到的公众参与并没有得以实施。到2005年为止，国家级的听证会只有因“圆明园‘防渗’工程召开的一次。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在一次全国环境影响评价学术会上透露：根据环保总局的调查，2003年9月《环评法》实施以来，环评执行率只有50%～60%。。而怒江水电工程被叫停之后，有关怒江水电开发的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文件和内容并未公之于众。只是从零星的媒体报道中看到了第二轮怒江流域规划环评专家审查会于2004年11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消息。《南方周末》援引与会代表的陈述，称他是在会议召开前突然得到通知赶来北京的，在会上发放了由国电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和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负责做出的环评报告和其他一些相关资料，会议结束之后都被收走，因此他甚至不能回忆起这次会议的全称。
  2005年8月，我国九十余家民间组织，以及邹德慈、钱易、刘鸿亮、李文华等中国工程院院士，叶文虎、朱坦等两会代表，马中、牛文元、唐克旺、谢俊奇、吕植、汪劲、范 晓等专家学者，还有王培楠、许纪霖、汪  晖、廖晓义、董秀玉、徐刚社会各界人士等共四百五十余位个人共同联名，提请审批机关在做出决策之前，公布怒江相关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民间呼吁书中写道：我们恳请审批机关在做出决策之前，公布相关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因为知情权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前提条件……

2005年10月22日的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上有观点认为：“因为怒江项目是国家机密，所以它的环评报告无法公示。怒江项目为什么被列为国家机密，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什么见不得的人的地方。这是因为怒江是一条国际河流。根据现在中国的法律，国际河流的研究资料是不能公示。因为法律程序上的原因，不能公示。如果有环保人士希望怒江开发，环评报告能够公示的话，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要求改变保密法。（20）

民间环保组织对此的回应是：应该严格区分什么是国家机密，生物多样性和移民的合法权利并没有在国家保密法涉及的范围之内。
  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上有观点认为：“他们喜欢说程序不公正什么的，这是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你不能说在社会制度、程序方面没有做出改善之前，不搞开发了，什么都不干了，这显然是不对的。就像一场球赛，比赛马上要开始的时候，你说足球比赛定的规则不对，需要改，比赛没法进行，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对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慢慢来改。（21）

民间环保组织在呼吁中强调的是：2003年9月1日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

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上有观点认为：大家比较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住民利益的问题。少数民族，要保护那里的民族文化，我对这种说法是反对的，不是提保护文化这种说法，应该提尊重文化。如果少数民族发展，他们不想原样保留下去的话，应该尊重他们的意愿，而不要说我们住在北京的人，想把它作为一个博物馆把它保留下来，在空闲的时候旅游、参观、研究，这是很自私的想法，应该尊重当地原住民的意愿，如果他们愿意开发，如果愿意建大坝，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当地人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是最有发言权。我这里有一个材料是环评机构在2004年做的，它随机调查了400名怒江两岸居民对水电开发的意见。结果是68.4％是持赞成态度的，13.5％是不赞成的，所以，大部分原居民是赞同怒江开发水电的。

民间环保组织认为，在利益受影响群体对利益所受影响不知情的情况下的民意调查，是难以作为调查依据的。

  
   四，对未来的展望
  香港《東方日報》认为：媒体与NGO关注这些水电工程的结果，一，影响了公众舆论、二，推迟或取消了工程项目、三，推动了有关法律程序的执行、四，2005年一月国家环保总局叫停了三十个未经环评批准就开工的项目，被称为环评风暴；五，引起高层的重视，对一些工程，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都有专门的批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先后两次编制大江河的综合规划以及相关的专业规划。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规划已不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这些规划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发展观，主要考虑的是充分利用资源，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几乎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忽视了对重要的人类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必要保护。致使我国在对具体的水电项目进行评估、对其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多目标进行科学合理的统筹时，缺乏依据。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何少苓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水电工程开发建设之前，通常有规范的成套程序，公众参与的份额在评价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工程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影响，通常透明于众，从根本上利于工程效益的真正发挥。我国也应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近年来专家、学者和NGO通过有关江河开发的争辨，提出如下理念：

1，永久性视野和全成本概念

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从一个社会有着超过个人寿命的寿命来说，只要从社会角度出发，就会有较长视野。但由于替社会做决策的是具体的个人，所以经常会出现“短视”现象。经济学已经发现，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不仅存在着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政府失灵，即政府官员更看重任期内的政绩，而没有长远眼光。虽然水利部已经宣称自己是“河流的代言人”，但“为子孙万代着想”在多数场合还只是一句口号，实际上缺少“子孙万代的代言人”。所以在做水电开发的决策时，往往缺少永久性视野。这需要我们强调永久性视野，并作为一种文化植入政府决策层和整个社会。

以往的水电开发之所以出现各种失误（如移民问题，生态破坏等），是因为决策时没有考虑全部成本，尤其是不能被市场评价的成本。人们之所以看不到全部成本，除了认识问题外，还因为围绕着水电开发有许多不同的经济主体或利益集团。它们通常只看到本公司、本地区或本部门承担的成本，而忽略别人或社会承担的成本。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国宝认为，要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首先应当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要大力提倡节约能源。（28）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彭土标建议，应该尽快出台政策，将中小水电开发纳入统一规划，做到有序开发。在水电开发中，过分市场化可能会遗患无穷，这与火电有很大的不同。火电厂的建设风险如果完全由投资者承担，电厂赔钱了可以关闭，对生态环境影响不会很大；而水电厂如果投资失败，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很难恢复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易生认为：从国内外经验看，不是所有的资源开发都能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生太脆弱－特殊价值地区尤其不能走片面资源开发道路。国家应该帮助生态脆弱－特殊价值－贫困地区走新的发展道路。

2，国家生态补偿的必要性

贫困不是选择走严重破坏生态型开发之路的充分理由“富政府”不等于“富民”。由于发电后地方能得到税收，一些政府官员说要走一条“先富政府后富民”的脱贫之路。然而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一回事。一味地要求水电开发区域的老百姓做出牺牲而无视现实困难，不仅是不公平，而且也不现实。如果国家真的下决心保护对全国、对后代有重大价值的地区，就不能回避该地长期所处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护的资金无从解决，一切都是空话。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着一些盲区，无论是在地方，还是某个部门都难有作为。对此国家应负起自己的责任，通过高层综合决策。这个补偿的性质不是对地方的一般的扶贫，而是为全社会、全人类的特殊资源环境向当地人民支付的报酬，或是对他们为保护坐落在那里的环境所做出的牺牲的弥补。甚至可理解为是对该地区某种资源使用权的赎买，是生态意义的补偿。

3，国家调整与生态大省的经济关系

单纯的市场评价系统大大贬低了生态大省的地位。生态大省一般经济不发达，对于它的生态系统，人们注意到的是怎样将它转化为经济收益，增加GDP，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用一种经济政策，一种标准（如GDP）、一种发展模式来要求“比较优势”如此不同的地区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当前十分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给予生态大省更优惠和更特殊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4，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机制，赋予社会影响评估一票否决的权威和权力。

从云南漫湾电站社会影响评估看出，虽然国家财政和省财政都有很大的收益，但这一工程建设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绝不亚于环境的破坏，许多社会问题的尖锐和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环境问题。因此，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估机制势在必行。

5，建立公众积极参与的决策体制与决策的执行机制

从目前的水库移民案例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移民对决定其命运的决策活动没有参与权。这是导致电站建设产生诸多社会负面影响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建立公众积极的决策体制和决策的执行机制。这种体制和机制的核心，就是与电站建设相关的所有利益群体，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决策和决策实施。

6， 水库移民的补偿与安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验，水库移民安置成本的范围，从占水电项目总成本的1／10到占大坝建设成本的1／3。而按照目前怒江开发者的补偿标准移民的补偿费用为25亿－35亿，仅占怒江水电开发部投资的2.5%至3.5%。这个数字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7，旅游与商贸

旅游的成本，首先是（1）为了旅游而停止开发水电而损失的发电收益，即机会成本；然后才是（2）为了旅游而进行的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资；（3）开发旅游景点的辅助设施的投资；（4）开发少数民族工艺品的投资；（5）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服务的投资；（6）对少数民族居民进行旅游服务的培训的投资；（7）发展旅游可能带来的垃圾污染和水污染（非永久性的，可以避免的）；（8）旅游对景观和生态的破坏（非永久性的，可以避免的）；（9）旅游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等等。

旅游的收益包括，（1）游客到旅游景点的旅费，（2）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3）游客在旅游区的住宿和餐饮费用，（4）游客购买旅游纪念品的费用；（5）租车或自驾车游客的租车费用和汽车消耗和维修费用；（6）文化消费的费用；（7）发展旅游和商贸的最重要的收益是非货币的但非常重要的收益，即吸收了大量沿江的少数民族从事农业改为从事旅游和商贸服务业，一方面解决了陡坡农田对生态的破坏问题，也使这些农民有了新的可持续的职业，等等。    

与开发水电相比，旅游和商贸服务业和手工业，如景点服务，安全，卫生，文化项目，餐饮，住宿服务，道路维护和工艺品制作和出售等，可以更多地吸纳本地的就业。比水电公司给移民补偿、水资源费或向政府交纳税收来得直接，也减少了中间被人盘剥抽取的环节。

8，探索“特殊价值”地区的发展之路

以怒江为例，旅游不过是当地人民正在探索的多个途径之一。出路远不只一条，专家早已指出它的许多林地资源还没有得到科学的利用，它们都有可能在开发中带动相关产业。而这些更好的选择机会一旦遭到生态环境的破坏，就会大为贬值，乃至荡然无存。开发，不是简单地靠资金投入，将西部的天赋资源开发出来就完成任务，而应立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区域经济素质的提高，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结束语

我们正处在一个浮躁的时代。然而，我们仍然有理由衷心期待能有一些认真的研究。我想用《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序言中的一句话作为本篇的结尾：若干年后，或许历史会笑着告诉我们说对社会安定、对移民、对民族团结、对地质灾难、对生物多样性、对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对能源需求－提供结构……的担忧统统过虑了、是杞人忧天啦……这或许令我们难堪，但我们会欣慰地检讨自己的不足；或许历史会证实我们最担心的事：那些本可避免的损失或灾难发生了……这将令我们无奈和无比痛心；或许还有其他可能。但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担忧和希望，并希望大家关心我们提出的问题。至少我们也要为后人留下一份清晰的历史纪录；以可持续发展的名义，立此为证。未来存在于我们心中。

注释

①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②陈绍军 施国庆“水利水电工程经济影响分析”《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2005年3月

③张晓“大型水电工程设施（大坝）的外部性分析《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2005年3月

④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⑤五大电力巨头争夺西南1000亿摆开三江战局

 http://www.china-project.com/end/west/2003030301.html

⑥《中华工商时报》2004 12 1

⑦发改委副主任澄清中国缺电说北京青年报 2005-09-12 齐汇冰

⑧2004年8月14日，央视《新闻夜话》

⑨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

⑩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⑾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⑿《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⒀建坝之争 《中国投资》2005 7 原松华 魏刚 

⒁新华网德班（南非）2005年７月１２日电

⒂“世界遗产’三江并流’面临威胁”《中国青年报》2006 7 18 张可佳

⒃“世界遗产‘三江并流’面临威胁”《中国青年报》2006 7 18 张可佳

⒄“世界遗产‘三江并流’面临威胁”《中国青年报》2006 7 18 张可佳

⒅“世界遗产‘三江并流’面临威胁”《中国青年报》2006 7 18 张可佳

⒆“世界遗产‘三江并流’面临威胁”《中国青年报》2006 7 18 张可佳

（20）中国水电开发环境保护高层论坛博客网 2005 10 22

（21）中国水电开发环境保护高层论坛博客网 2005 10 22

（22）中国水电开发环境保护高层文坛博客网 2005 10 22

参考资料

《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

《中国投资》杂志

《中国水网》

《人民网》

《新华网》

记者手记

从关注江河到推动公众参与影响公共决策。

2003年夏天，中国的媒体与环保NGO开始参与性地关注中国江河的保护。随之，民间环保组织的声音及行动开始影响到了中央政府的决策。2004年2月国家总理温家宝对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批示道：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国家总理在一个工程报告上的指示“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社会”，是什么，公众可以影响公共决策。为此有人说保护怒江的行动，是一个标志性的、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环保NGO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美国《纽约时报》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中国怒江建坝之争的文章，2006年被评为普利策新闻奖。

水电开发确实会带来收益。在西部开发水电资源，开发者认为除了解决能源问题以外，还有扶贫。在一片大干快上的热潮中，这一现象被社会上形容成了“跑马圈水”。近年来， 跑马圈水的积极程度，甚至已经到了圈地到“最后一公里”的境地，西部生态环境面临比以往滥伐天然林木更大的威胁。被开发地原住民的生活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2003年以来，围绕水电工程的争论中，有一种观点为：媒体给一些人的印象就是“反坝”。甚至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看来，社会上之所以有人对大规模修建大坝提出置疑，和媒体的宣传有关。其实，只要上网查一下就不能看出，有关水电工程的正面报道，远远多于所提出的疑义，到是无论从我国的环保事业，还是传媒发展的历史来看，建坝之争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我认为，这一现象直接涉及到在我国决策民主化的进程和媒体的作用及职责，媒体在这一事件中大声疾呼：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和以往有关工程方面的报道相比，媒体对拟建的大型工程从一味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媒体报道的内容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反坝”与“拥坝”的争论水平；媒体在传递新观念；在呼唤公众参与。无论是作为媒体的从业人员，还是作为绿家园志愿者，我亲历亲为着这一过程，

200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立陶宛召开的年会上，考察组提供了27页纸的报告，要求中国政府今年2月1日以前提交如何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完整性的报告。2007年1月开始，云南省各大媒体大力宣传七彩云南，要保护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与此同时也有消息说，国务委员陈志立指示绝对不能让“三江江流”进入濒危名单。

可是2007年的春节刚过，《南华早报》的一张照片和一条消息又告诉我们：新一轮的勘探又开始了。随后我给小沙坝的老村长何学文打电话，他告诉我：怒江小沙坝的农民已经被迁到了政府为他们建的农民新村。他们家6口人，水田，因修大坝占地盖成了农民新居后，补偿他们家的钱买了一辆拖拉机。如今种的水田没有了，新房子没有院子不能养猪，现每月靠1500多块钱拉货挣钱维持家里的生活。两个孙女在县城上学，每学期每人吃住、书本钱就要2000多块。以前家里养了8头猪，孩子上学的钱是不用愁的。新居有铺面房，可是家家都有铺面房，谁来买货呢？这户人家因新居房子不够住，铺面房只好住人了。老人的儿子说：今年这个年过得，全村的人都不知道未来将靠什么生活。快到春播了，水田没了，旱地要是不修坝还能种，要是修怎么赔偿政府至今还没告诉他们。希望那些一直说修怒江水坝是因为当地太穷了，要帮助当地脱贫的人，能了解了解他们目前的处境，给他们一个说法。为什么本来过得好好的，现在却成了这样！

2007年2月27日根据南华早报上登的照片及说明，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打电话向建设部遗产办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否定怒江开工的说法。但对南华早报上的照片及说明未加解释。

未来的怒江，和住在江边的老百姓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关注。

关键词

跑马圈水

近些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且能源发展失衡的情况下，在被称为中国水塔的西部，水电建设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西部大开发的旗帜下，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大幅项目地图上显示，到2005年夏天为止，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能源公司修建的大坝拦腰斩断。

世界水坝委员会

成立于1998年，是一个独立的、国际性的、由来自各个利益相关方人士组成的机构，致力于研究最备受争议的基础设施开发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水坝的争议尖锐对立，因此委员会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建坝与反坝两个阵营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并对大坝的业绩进行独立的评估。更进一步地，委员会还受命开发出一套能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指南和准则，以便用于大坝的规划、设计、施工、监测运行和拆除。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一：        

 反映地球演化主要阶段的杰出代表地

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二：  

    反映重要的、不断进化的生态和生物过程的杰出代表地

世界自然遗产标准三：  

    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

世界自然遗产标准四：  

 显著的生物多样性和濒危物种栖息地

符合上述标准其中的一条就可以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

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并流而行，世称“三江并流” 区。该区域内有170万公顷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是中国境内迄今为止面积最大的世界遗产地。“三江并流”区生活着纳西、傈僳、藏、白、彝、普米、怒、独龙等22个少数民族，是世界罕见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字、多种宗教信仰、多种生产生活方式和多种风俗习惯并存的汇聚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最为富集、历史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地区之一。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提名三江并流为世界遗产地的评估里这样写到：“这里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他们丰富的文化和土地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神话、艺术等。” 

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

“三江并流”中的怒江，是我国西南主要国际河流之一，发源于唐古拉山南麓，流经西藏、云南两省区，进入缅甸、泰国后称萨尔温江。怒江干流中下游河段长742公里，穿越于高黎贡雪山和怒山（碧罗雪山）之间，天然落差达1578米，是地球陆地表面地形最为险峻的地区之一。

中国环保NGO关注江河的大事记

2003年

2003年6月，走近四川贡嘎山的木格错，仁宗海。

2003年6月，质疑四川都江堰杨柳湖水库。

2003年7月，绿家园、绿岛主办的记者沙龙和保护国际共同召开专家研讨会，商讨如何将在大渡河、都江堰上建坝的信息让媒体、上层和公众知道。中央电视台《焦点言谈》随之赴贡嘎山采访并报道。

2003年8月， “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怒江将修建十三级梯级电站信息公之于众

2003年8月 29日召开的四川省政府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在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上，省政府选择了保护。

2003年9月3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媒体与NGO第一次参加了由政府部门召开的有关江河开发的研讨会。来自动物学、植物学、地学、生态学、遗产地保护和水电部门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学者、官员发表了各自观点，指出怒江大坝建设将会付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成本和建坝意味着什么。

2003年10月1日，民间环保组织“云南大众流域”组织10名怒江边的村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怒江对澜沧江的访问与考察”。大众流域的于晓刚说“那次考察就是要获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希望能以NGO的名义说服当地政府。” “我们把漫湾电站建成后给老百姓带来的问题告诉当地政府，我们赠送他们《世界水坝委员会公民指南》，我们与沿途各县领导交流，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水坝建成后在移民、泥石流、生态方面造成的损害！”

2003年10月25日，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NGO代表发起了“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河—怒江”的签名活动。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联合签名。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转载。

2004年

2004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等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在北京召开了“水电工程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影响”研讨会，随后出版《科学发展观与江河开发》一书；

2004年2月，北京、云南的十几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和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一起第一次走进怒江，感受怒江。

200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NGO代表撰写的《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2004年3月14日“世界关注水坝日”，《情系怒江》网建立；

2004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北京、云南等多家民间组织分别在北京国际邮局、昆明家乐福商场联合举办《情系怒江》摄影展。随后在北京的十所大学和广州、上海巡展；摄影展在各北京公共场所持续展出至今。

2004年6月，来自全国23家单位的43名关心“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民间组织代表、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生活在“三江并流”地区的原住民代表，给正在苏州召开的联合国第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写信：“保护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

2004年8月，中国9家环保NGO联合建立网上“中国河网”，呼吁“留住虎跳峡”；

2004年10月，联合国、世界银行、中国发改委在北京共同主办“水电可持续发展大会”。在中国NGO的协助下，5名住在金沙江，澜沧江边的农民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和第一天的大会发言中，没有人提及NGO和公众参与。三天的会中，因NGO努力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因农民代表的出席，大会后两天的发言中，特别是在大会的闭幕式上，无论是联合国官员，世行代表还是中国发改委的领导，都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提到，并肯定了NGO的作用和水电工程中的公众的参与。

2005年

2005年2月，58名绿家园志愿者访问怒江，并资助沿江小学的30名学生、并靠义卖所得在30所小学建立了阅览室；为金沙江之子，年仅32岁就逝世的萧亮中扫墓，并和金沙江边的老乡座谈江河保护公众参与。

2005年3月，与美国《时代周刊》、法国《世界日报》、中央电视台《共同关注》、光明日报、北京青年报、上海新闻早报、三联书店编辑、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采访怒江、金沙江。

2005年4月13日，国家环保局召开“圆明园遗址公园湖底防渗工程项目听证会”。这中国第一次国家级的环保听证会。NGO在会上发言。

2005年7月，环境保护与公众参与及模拟听证会项目启动，开始向全国12个城市推广绿色记者沙龙。

2005年8月，中国民间组织联名上书国家有关部门，“提请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62个民间环保组织，300余名院士、博士生导师等科学家、知名人士和关注环境的各界人士签名； 

2005年9月，绿家园志愿者用义卖的钱到怒江，为30个沿江小学建立阅览室；

2005年11月，东南亚河流观察论坛在柬埔寨吴哥召开，中国环保NGO代表参加。会上怒江下游，澜沧江下游国家的学者和NGO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中国上游建坝和到东南亚开发水电，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及渔民的生活。

2006年

2006年1－11月，在天津、石家庄、上海、南京、武汉、西安、昆明、兰州、南宁、成都十个城市举办绿色记者沙龙。

2006年春节，绿家园志愿者再次走进怒江并为怒江小学绿家园阅览室捐书，捐物。

2006年2月，组织并参与记者、学者沿怒江采访100个潜在移民。采访报告由和北京师范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做出分析报告。并翻译成英文登在“情系怒江”网上。拍摄“沉默的怒江”电视纪录片。

2006年4月，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座谈，如何保护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

2006年6月，走渭河，拍摄渭河的干涸及因淤积泥沙而修的桥上桥

2006年7月，和怒江下游萨尔温江流域国家商讨共同保护江河的自然生境。

2006年8月，走访干枯的渭水之源

2006年8月，关注怒江的学者与NGO代表向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阐述：怒江建坝公众应有知情权，应有公众参与。

2006年9月，开始“北京问河“行动、为“中国水污染地图”定位北京水边排水不达标企业。 

2006年11月 11月8日四川日报消息：四川甘孜州停建康定木格措龙头水库及其水电开发，发展绿色经济

2006年11月，开始“江河十年行”将记录岷江 都江堰 大渡河 木格错 雅砻江 锦屏、金沙江 虎跳峡、澜沧江、怒江等水系和电站十间的变化。关注这些江河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寻访当地百姓的十年间的生活变迁。

2006年12月，开始跟踪考察北京周边水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