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伦理

引子：无雪的冬天 PAGEREF  Toc162123255  \h  81

1897年：阿累尼乌斯的警告 PAGEREF  Toc162123256  \h  83

冰芯：造化的声音  PAGEREF Toc162123257 \h 84 

碳循环：被破坏的稳定机制 PAGEREF Toc162123258 \h 87 

“理性经济人”还是“地球的敌人”  PAGEREF Toc162123259 \h 92   

中国：两难的选择 PAGEREF Toc162123260 \h 94  

引子：无雪的冬天

2007年2月11日，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应用与服务室副主任肖风劲指出：入冬以来，中国大部气温偏高，部分地区气温创历史同期最高记录。黑龙江、吉林1月平均气温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西藏为次高值。2月1日至6日，北方大部及长江中下游等地极端最高气温均居历史同期前5名，不少地区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记录。

中央气象台网站给出的2007年2月23日至3月4日十天内全国平均气温距平实况图（图一）显示，立春（2月4日）以来，我们引来了一个远热于正常年份的初春，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比正常年份高出3度以上。

全国十日平均气温距平实况图

http://www.nmc.gov.cn/images/forecast/products/pic/l/sevp_nmc_sjcf_s99_eata10_achn_l88_p9_20070305000000000.gif

暖冬为华北带来一个几无冰雪的初春，在3月2日的冰雪覆盖图上东北和西北也仅有少数地区被冰雪覆盖。(图二)

图二：2007年3月2日冰雪覆盖  

美国环境卫星数据和信息服务中心

http://www.ssd.noaa.gov/PS/SNOW/ARCHIVE/EuAsia/ims2007061_asiaeurope.gif

就在此时，一场雪灾席卷了内蒙与东北，3月3日，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和锡林浩特市报道，遭受30年来罕见的雪灾；辽宁则遭到56年罕见的暴风雪袭击，沈阳一天之内两次发布雪灾红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渤海湾出现了我国1969年以来最强风暴潮，席卷了辽、冀、津、鲁、苏沿海，让无数人的元宵节在抗灾抢险中度过。3月5日的冰雪覆盖图告诉我们，三天之内出现了何等大范围的气候逆转。而它发生在暖冬之后。

图三：2007年3月5日冰雪覆盖

美国环境卫星数据和信息服务中心

http://www.ssd.noaa.gov/PS/SNOW/ARCHIVE/EuAsia/ims2007064_asiaeurope.gif

立春前夕（2月2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在法国巴黎正式发布。报告称，目前地球的产生温室效应的气体比过去1万年中任何一段时期都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过去65万年中任何时候都高，比工业革命前高35%。因为温室效应的原因，地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对于过去50年来的全球暖化现象，人类活动要负90%的责任。

怪异的气候仿佛是在为IPCC的第四次报告作一个旁证，迫使我们深思气候变化背后的问题。

1897年：阿累尼乌斯的警告

1860年，爱尔兰籍英国科学家约翰•廷德尔发现大气中的水蒸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成份会造成温室效应。1896年，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发表的论文《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温度的影响》，阿累尼乌斯通过计算得出，如果人类因为燃烧化石燃料而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加倍，那么全球平均温度就会上升5摄氏度。1897阿累尼乌斯就此进行过观测并怀疑温室效应会发生，然而并未引起注意。

这一年，英国的不列颠发动机辛迪加公司，给邮电部提供试用的戴姆勒汽车，是世界上最早的邮政汽车；法国巴黎修建了奥赛火车，它就是今天被称为第二个卢浮宫的奥赛艺术博物馆；美国奥兹莫尔比汽车工厂成立，2年后生产出美国汽车领域的老牌先驱Curved Dash Runabou。

这一年，德国借口“曹洲教案”，派军舰侵占胶洲湾，强迫清政府签定《胶洲租界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洲湾，在山东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铁路沿线矿产等特权；俄国在我国东北开工修建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并将整个东北囊入俄国的势力范围，控制了界内的铁路、矿山和其他工商利权。

这一年在日本是明治三十年，规模空前的八播制铁所创办，成为日本钢铁工业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同年日本共产主义运动先行者片山潜发起了日本第一个工会组织“铁工工会”，创办了早期工运刊物《劳动世界》。

这一年在中国是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完成了他的著作《仁学》，主张：“为今之策，上焉者，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鼓吹中国摆脱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次年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

汤因比这样描述1897年的世界：

“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人类与大地母亲》序）

从全球尺度看，这一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商文明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国这样的农耕文明社会正被迫调整方向、改造自己，为救亡图存而走上血泪斑斑、伤痕累累的“追赶”之路。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人会在意阿累尼乌斯的计算结果。赢家通吃、弱肉强食，各国的精英集团都倾心于政治、经济、军事争斗。这一切争斗的动力正是化石能源。越来越多的煤炭与石油被采掘出来，填入工商文明这台巨大的发动机中，随之排放出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没人意识到，他们的争斗正悄然将阿累尼乌斯的计算结果变为现实。

只有造化借高更的画笔，于这年发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图四），连造化都不知人类这个物种要走向何方。

图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高更（法国）

冰芯：造化的声音

阿累尼乌斯的声音被淹没在发动机的欢唱中，连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马克思也憧憬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前景，这就是人类对“我们到哪里去？”的回答。为此，人们毫无顾忌地在征服的道路上飞奔，要征服的对象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同类。

上个世纪末以来，全球暖化现象终于引发了学者群体的普遍关注。在有温度记录的1850到2006年间，人们发现了全球暖化的明显证据（图五）

图五：1850-2006年全球温度  IPCC第四次报告

学者们进而通过对树木年轮、珊瑚、冰核和其他历史纪录的分析，还原出1000年来地球的温度（图六）。

图六：过去1000--2000年北半球温度 IPCC第三次报告

数据显示，二十世纪气温演变模式明显异于过去的1000年。过去1000年，气温基本上在一个平衡位置附近波动，表明存在着一种维持平衡的稳定机制。进入二十世纪后，这种稳定机制被破坏，气温以极快的速度偏离平衡位置，显出一去不复返的态势。

当年阿累尼乌斯警告的基础是：燃烧化石燃料使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增高。那么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是否发生了改变？

终年冰封的南极，将历年的大气样本封存在冰块的气泡中，为地球气候变化留下了历史踪迹。

1987年，科学家通过研究提取自南极的冰芯，发现过去10万年中温度的变化和当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有着显著的关系。在IPCC第三次报告中，学者们提供的数据表明，过去大气1000年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维持着平衡，自19世纪开始平衡被打破，浓度加速增高（图七）。

图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IPCC第三次报告

2005年11月25日，“欧洲南极冰芯分析”项目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报告对一块包含有距今65万年前的气泡样的冰芯的分析结果：

南极的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有近乎线性的稳定关联，是二氧化碳浓度越高，气温就越高，而且几十万年来这一机理没有变化。地球大气当前的二氧化碳浓度为38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比过去65万年中的最高历史纪录还要高27%。并作出判断：目前我们的地球已进入一个新的“间冰期”，全球变暖的趋势可能还要持续1万至2万年。

2006年9月，“欧洲南极冰芯分析”项目负责人、英国南极考察机构科学家埃里克·沃尔夫报告对一块有80万年历史冰芯的分析结果：

在过去80万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相对平缓，处于180-300ppm之间(1ppm为百万分之一)，公元1000年至1800年间的浓度为280ppm，现在却已经达到了380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在过去200年里增加了35.7%。以前二氧化碳浓度增加30ppm需要1000年的时间，而仅在过去17年里就增加了这么多，速度增加了57.8倍。

在IPCC第四次报告中，展示了过去65万年来主要温室气体浓度的演变（图八）：

图八：过去65万年温室气体浓度，

冰河与冰间期的冰核数据  IPCC第四次报告

数据显示，过去的65万年中，地球经过了几次冰河期与冰间期的交替。冰河期温室气体浓度下降，而冰间期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但整个波动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今温室气体浓度远超出历史上任何一次间冰期的水平，大自然控制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机制被打破。

同位素分析表明，新增的二氧化碳来自生物化石，这意味着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原因是人类大量使用煤、石油等化石燃料。面对工商文明的这一后果，沃尔夫警告：“这是一场我们不知道结果的实验”。

阿累尼乌斯的警告正在开始变成现实。

碳循环：被破坏的稳定机制

碳在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间的循环，是地球生态系统最基本、也是最微妙的物质循环之一。

碳是一切生物体中最基本的成分，有机体干重的45%以上是碳。所有生命体中的碳均来自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者（如植物）靠光合作用，把碳固定，生成糖类，成为消费者（如动物）的食物，生物的呼吸和微生物对残渣、遗体的分解又将二氧化碳排回大气中。由此，生态系统成为一个碳库，生态学用单位面积中的碳来衡量生态系统生产力的高低。而生物的呼吸与分解作用成为“碳源”，光合作用成为“碳汇”，前者向大气输出二氧化碳，后者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汇集到碳库中。

水圈是另一个碳库, 二氧化碳在大气圈和水圈之间的界面上通过扩散作用而相互交换。二氧化碳的移动方向，主要决定于在界面两侧的相对浓度，它总是从高浓度的一侧向低浓度的一侧扩散。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对浓度低于水圈，水圈中的二氧化碳就会更多地进入大气圈中；反之，如果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相对浓度高于水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更多地进入水圈中。正是这类机制维持着碳循环的平衡。

另外的碳库是土壤、岩石，它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均参与了碳循环。

在过去65万年的时间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波动被控制在一定范围类，表明大自然形成的稳定机制在有效运行。没有这类稳定机制，人类乃至一切生物的生存与进化是不可想象的。

在有人类之前，贮存在化石燃料中的碳基本不参与循环。直到工商文明发展起来，化石燃料中的碳才以越来越大规模参与了全球的碳循环。结果工业文明制造的人工“碳源”冲击着大自然至少数十万年来的碳循环稳定机制。

人工制造的“碳源”分布见图九：

图九：大型固定二氧化碳源的全球分布 IPCC第四次报告

由图八可以看出，人为碳源主要分布在北半球，最强的顺次为：北美东部、西欧和东亚。由此，人类对大气二氧化碳含量的贡献在北极和高纬度地带年平均为4.5～3.5μg/g，北方中纬度为3.5～2.5μg/g，赤道和南方低纬度为2.5～1.0μg/g，在南极则减少到0.5μg/g 。

事实上，大自然在顽强地对抗人类工业活动制造的碳源，力图维持大气圈的碳平衡。

学者们发现，海洋碳的吸收与释放有明显的纬度特征，南北半球的中纬地区主要是吸收（碳汇），而热带主要是释放（碳源）。Keeling的计算的结果如表一，在人类释放二氧化碳最剧烈的北半球，海洋承担了最大的吸收功能。

表一：海洋中的碳源、碳汇

陆地生态系统也加入了这一努力。全球多数陆生植物生长受到二氧化碳浓度的制约，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植物光合作用加快，从而加速了碳的吸收。通过对全球43个观测网点1992～1993年的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碳13/碳12比率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存在一个强大的陆地生物碳汇，其尺度近似于由化石燃料燃烧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的一半。（《全球碳循环源与汇研究进展》曲建升，孙成权，张志强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然而，人类对全球碳循环的的干扰越来越强大，图七、图八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稳定机制已经无法平衡这种干扰，碳循环已经开始失衡，而其后果不是人类可以承受的。在不同的碳排放控制假设下，学者们预测了本世纪全球气温的走势（图十）。工商文明聚集的北半球将明显升温，升温最高的将是北极地区。

图十：不同假设下未来地球温度变化预测 IPCC第四次报告

其结果将是整个北极冰区融化。事实上近20多年来，北极冰区已经呈加速收缩的态势（图十一）。两极比12.5万年前明显升温，两极冰雪体积的减少已经导致海平面上升了4-6米。

图十一：北极冰区每十年收缩2.7%  IPCC第四次报告

同时全球各地的冰川也呈现出加速退缩的态势（图十二）

图十二：冰川退缩 IPCC第四次报告

全球暖化带来的是：在大陆、区域和大洋尺度上，观测到了大量的气候长期变化，这包括极地温度和坚冰的变化，降水量、海洋盐度和刮风型式的大范围变化；同时还观测到了包括干旱、强降水、热浪和强台风等在内的极端天气事件方面的变化。

学者们警告：在未来20年中，平均每10年气温大约升高0.2摄氏度。即使所有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浓度被稳定在2000年的水平上不变，气温每10年也要进一步上升大约0.1摄氏度。以不小于现在的排放速率而持续排放温室气体，将导致进一步的变暖并且会造成地球气候系统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在21世纪中将极有可能大于在20世纪中的变化。而图六、图八已经告诉我们，20世纪地球气候系统变化是何等触目惊心。

“理性经济人”还是“地球的敌人”？

早在1979年，美国科学院就在一份报告指出：对全球变暖问题采取等待的政策，可能会导致采取措施的时候为时已晚。同年，世界气象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首届世界气候会议。会上，来自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了一份宣言，号召各国政府“预见并防止潜在的人为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可能对人类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1988年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院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说，全球变暖即将到来。同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负责分析和报告关于全球变暖的科研成果。

1990年IPCC公布了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0．5摄氏度。

    1992年，世界各国首脑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在峰会上，154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它并没有为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1995年IPCC公布了第二次《评估报告》。认为当前出现的全球变暖“不太可能全部是自然界造成的”。报告还预测说，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1~3.5摄氏度。

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比1990年减少约5％。包括美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2001年1月，IPCC全会上讨论通过了第三次《评估报告》，其“决策者摘要”指出：从1861年开始，地球气候的变化趋势是变暖，从那时起，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大约升高了0.6℃，误差是正负0.2℃。在全球范围中，20世纪90年代是最热的十年，其中1998年是最热的一年。而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这个“可能”在文献里面大于66%。

然而，2000年上台，有石油资本背景的总统小布什，于2001年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有趣的是，2000年争夺总统宝座的是戈尔和小布什，从两人的政策辩论看，戈尔关注的是“摆脱大石油公司对我们的控制”，而小布什关注的是“我们需要开发我们自己的能源，我们需要发展国内能源产品储备”。（《美国总统激辩石油政策》刘植荣/译）。选举结果众所周知，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的戈尔败给自称“做过一段时期的石油生意”的小布什。日后，前者致力于环保，而后者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一场石油战争。

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向布什总统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警告说：今后二十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布什政府的态度，相反，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法案，给予油气生产企业10年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总额达74亿美元，而没有任何强制这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的条款。

2006年10月30日，英国财政部公布了由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组织编纂的报告。作为经济学家，斯特恩从GDP的角度评估了气候变化的代价：如果对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加限制，“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因素，到下世纪初全球GDP将减少20%。斯特恩警告说，这种对全球经济的破坏作用“类似于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时期的规模，而且很难甚至无法逆转”。为了使气候变化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未来的50年内，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成本相当于全世界GDP的1% 。斯特恩认为这是一个“划算的交易”。

而今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交。在本次报告中，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已经被判定是“非常可能”，这意味着大于90%的可能性。然而，就在气候评估报告摘要发布不到4个小时，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仍不准备采取强制性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当天，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表示，“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排放量是有限的。”

事实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资本集团在这个国度里有拥有巨大的势力。以至于石油资本提供了两任总统：乔治布什和小布什。2005年《环球》杂志披露：小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特布什就是靠石油、军火起家。他与老洛克菲勒关系密切。二战时曾向希特勒出售石油等物资。乔治布什也是石油资本家，小布什1979年创办Arbusto Energy“布什能源公司”。

布什政府的高官与石油资本集团联系密切。

切尼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在小布什政府中任副总统。而在两任布什政府之间，任石油天然气服务公司哈里伯顿首席执行官。

赖斯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巨头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她在里根政府中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苏联问题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小布什政府中任国务卿。

小布什政府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首席官员的菲利普·库尼花了大量时间篡改美国政府关于气候和全球变暖的文件，以加大全球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2005年6月被迫辞职后，库尼加入了埃克森－美孚。

2007年2月3日，美国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忧思科学家联盟”发布了一份长达63页的调查报告，指出：

“1998～2005年间，埃克森－美孚向这些它精心挑选的机构捐赠了约1.6亿美元，以促使它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传播虚假信息”。

“为什么埃克森－美孚选择资助这么多人员重复的研究机构？因为这样可以悄无声息但非常有效地编织一张研究网络，建立一个气候科学信息发布平台。这些看似分布广泛的研究机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回音室’，放大和不断重复那些实际上由同一群人发布的虚假信息。”

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的主要起草人，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的乔·巴顿，在其任期中，共从油气行业获取了100多万美元政治活动资金，其中包括2004～2006年埃克森－美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的2.2万美元。

由此我们看到，阻碍人类作出理性反应的最强势力，正是石油资本集团。这些“理性经济人”毫无顾忌地将全球拖入非理性的灾难之中。无怪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所开的专栏中，称埃克森－美孚为“地球的敌人”。

中国：两难的选择。

    在抗拒京都议定书时，美国总是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垫背。按照美国能源部估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后20年将增加70%，其主要增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现在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设限，但当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前20名，有九国属发展中国家，包括位居第二的中国及第六的印度。现有的京都议定书管制架构中却只有规范工业化国家之减量责任，却完全没有规范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将中国大陆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纳入京都议定书管制架构中，希望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应自愿承诺减量，否则将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

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列出了各国1980至2004年因消费化石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图十三）。数据显示：198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美国的30.6%，到2004年上升为美国的79.6%，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源，而且呈加速增长之势。

图十三：各地区与国家因消费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理由似乎很充足。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能源消费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至于50年代之前，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图十四）。而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起始于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排放积累起来的。

图十四：中国一次能源消费

即使在1980年到2004年间，也绝非如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所称：“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排放量是有限的。”国际能源年鉴提供了212个国家和地区1980年到2004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口。由此可计算出这期间每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按人均排放量从低到高排序，然后计算各国在这21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人口比例和排放比例，所得结果见图十五。

图十五1980年至2004年全球碳排放分布

数据显示，即使在1980到2004年间，在21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排放只占11.36%，它却包含19.5%的人口。而人均排放量最高的19.03%人口，却排放了63.48%的二氧化碳，这个群体由工业化国家和一些产油国组成，美国在其中占据无可争辩的首席。强迫刚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与已经排放了二百多年的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义务，等于要让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完成工业化。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这条道路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选择的，是那些已经污染大气两三百年的发达国家用战争强加给我们的。当年中国的传统是“重农抑商”，这是数千年历史中淘汰总结出的集体生存经验，绝非一些浅薄学人所称的落后、保守。然而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惨败强迫中国人改变价值选择，发达国家用战争教训中国人：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就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阿富汗、伊拉克的遭遇，想想“误炸”使馆事件、撞机事件，我们不难体会当年谭嗣同将“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视为“上策”时那种泣血椎心的感受，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唤醒中国人：抛弃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

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人类对环境的冲击尚在大自然的控制范围之内。然而靠挖掘、燃烧化石能源而推动的工商文明，已经逸出了大自然的控制范围。工商文明让人类中的一个极少数群体掌握了上帝才有的能力。西谚云“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这个群体的行为却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并用自己的行为提醒人们记住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由此，中国人面对两难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不在竞争中取胜，建立起自己有的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鱼腩”；而加入这场竞争势必恶化全球的生态状况。根据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1980年至2004年累计消耗的能源，从人均水准看，美国是中国的12.37倍；澳大利亚是中国的8.18倍；法国是中国的6.61倍；日本是中国的6.19倍。即使不考虑我们能源利用水平低下，污染治理能力不足，中国要成为他们那样的“文明国家”，所需的能源与排放的二氧化碳也需达到相应的倍数，地球又如何能够承受？

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又要在工商文明的框架下可行，各国学者可谓殚精竭虑。从技术手段到经济机制，各出妙招。这让斯特恩爵士感到乐观，他在报告中指出：

“世界并不需要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科技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为我们创造了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

然而看看美国的态度，看看事实上控制着这个星球上重大决策的大资本集团的态度，看看各国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看看事实上一再拖延的行动，我们能乐观起来吗？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观察，人类已经陷入“囚徒困境”：谁先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谁就会损害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反之那些抵制、拖延的国家却会获得相对优势，而这种竞争力的差距，会导致冰火两重天的结局。

“理性经济人”之理性在于追逐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背后是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的本性是“欲壑难填”。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的力量有限，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受制于客观条件，追逐物质欲望的努力总是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于是人们总结出“知足常乐”的信条。工商文明让人类的力量成数量级地增长，满足物质欲望几乎成了新时代的信条。而发现、迎合、刺激乃至制造各种欲望，将其变为需求，这才是工商文明的精髓。要理解工商文明，与其去读艰深晦涩的经济学著作，不如去读营销管理，那里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案例：“如何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这就是理性经济人“理性”之所在！

马克思将对新社会的期望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面对难填的欲壑，物质财富永远不会“极大丰富”。事实上越是富裕的群体，越是汲汲于以钱生钱，聚敛财富和控制力。在这种“理性”的一元化领导下，人类如何面对高更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

在工商文明的框架内，寄望科学技术与经济措施来挽救地球，恐怕玄。于是，2006年11月14日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一批院士、科学家、社会人文学者讨论起了“环境伦理”。这让人想起一位终身蜗居哥尼斯堡的思想者，他说：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高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深据内心的道德法则。

——《实践理性批判》康德。

《科学时报》2007年3月19日  五、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