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尘暴：从“人定胜天”到“科学防治”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8.1%。全国贫困人口有一半分布在沙化严重的西部地区。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影响近4亿人的生产和生活。沙漠化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然而，研究显示仅有约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局部逆转，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土地沙化形势依然严峻。

中央已经意识到，在以往的防沙治沙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甚至是加速土地荒漠化的做法。

2006年4月15日、16日两天，中蒙边境地区出现沙尘暴天气，随着上游气流的输送，16日夜11时开始影响北京，30余万吨沙土从天而降，“忽如一夜沙尘来，满城尽盖黄金甲。”这不仅让生活在首都北京的人领教了沙尘暴的淫威，也让许多外国人感受到了中国沙尘暴的危害。

这一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5次，是近年来沙尘天气频次较多、强度较大的一年。

沙尘暴也称沙暴或尘暴，指的是强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全球有四大沙尘暴高发区：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中国西北地区是中亚沙尘暴高发区的组成部分，其中不少地区每年沙尘暴日数达30天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8.1%。全国贫困人口有一半分布在沙化严重的西部地区。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影响近4亿人的生产和生活。沙漠化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

过去几十年里，国家对沙漠化防治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然而，研究显示仅有约10%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治理，12%的沙漠化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局部逆转，整体恶化”的状态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土地沙化形势依然严峻。

几十年治沙成效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定胜天”的悖论。国家“沙漠化”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我国荒漠化治理存在三大误区：重建设、轻保护；在干旱区与草原地区大面积造林，用树木阻挡沙尘暴；信奉人定胜天，忽视了自然界的自我修复能力。

记者的调查就从沙尘暴的核心区——内蒙古阿拉善和甘肃省民勤县开始。

阿拉善与民勤：沙尘暴核心区景象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在阿拉善采访时，一位牧民向记者描述了今天阿拉善常常见到的景象：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照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

40多岁的唐泉丽用头巾和口罩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以防沙尘吹到眼睛和嘴巴里。不过，记者还是从她的睫毛上看到了一层厚厚的沙土。

  “只要一说话，嘴里就会灌满沙土。”唐泉丽说，每次走出家门，都会像这样“全副武装”。

  唐泉丽是内蒙古阿拉善左旗腰坝滩镇贺兰队的一个农民。因为正是农忙季节，全村的人都在田里干活。和她一样，每个人都想办法将自己包裹起来。

  从4月10日8时30分开始，受地面蒙古气旋的影响，阿拉善地区的沙土便腾空而起，加上四面八方随风裹挟而来的沙土，天空由蓝变灰，地面狂风骤起，沙粒吹打在脸上，就像狠狠地挨了一鞭子，钻心地疼。

  “这是强沙尘暴。”阿拉善盟科技局副局长向明对记者说：“我们正处在沙暴眼。”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陈广庭向记者证实，阿拉善地区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沙尘源地。我国沙尘暴的北方路径和西北路径均通过阿拉善地区。

  阿拉善高原四周群山环绕，大部分地区被以流动沙丘为主的沙漠覆盖。全盟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的82.3%。在风力的作用下，乌兰布和沙漠以每年8至10米的速度前移，巴丹吉林沙漠也以每年20米的速度扩展。

  “这次沙尘暴是近年来阿拉善地区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向明对记者说，“我在阿拉善生活了50多年，和年轻的时候相比，沙尘暴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差。”

  调查显示，历史上阿拉善境内虽然多沙漠，但仍不失为一块水泊汪汪、草丰羊肥的栖息地，因为它始终受到三大生态屏障的保护，即东部贺兰山原始次生林带、西部黑河流域以胡杨林为主体的额济纳旗绿洲林带和北部梭梭林带。

  “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这三大生态屏障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直接导致河流、湖泊干涸，生物多样性锐减，沙漠化加剧，由此酿成的沙尘暴天气波及华北、华东等地区，并对全球气候状况造成恶劣的影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邓仪对记者说。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调查显示，草场每年以2.6万亩的速率递减，退化面积达334万公顷以上，原有的130多种植物物种现仅存30多种；植被覆盖度降低了30%至80%，大面积的草场已无草可食；180余种野生动物（包括国家一、二、三类珍稀动物）或迁移他乡、或濒临绝迹，生物多样性面临严重挑战。

“年轻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草非常好，长得也高。”脸庞黝黑、身材魁梧的乌达木塔拉嘎查（嘎查，蒙语，即“村”）村民赵文志一边用手割着干羊肉，一边叹息地对记者说，现在牧民们舍不得杀羊，甚至连羊奶都舍不得挤。因为挤了奶，羊就少膘了，卖不上价钱。赵文志曾经是乌达木塔拉嘎查的村长，放了几十年的羊。

“记得当时要在草地上开一块地架起蒙古包，割下来的草就能装上一车。那时候，骆驼趴在地上，动一动脖子，周围的草就够吃上一天的了。”说这番话时，记者注意到，赵文志的眼睛里放着光芒，黝黑的脸上也泛着红润。

“但眼下，这些只能是牧民们记忆中的草原了。”赵文志说。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在阿拉善采访时，一位牧民向记者描述了今天阿拉善常常见到的景象：黄沙滚滚半天来，白天屋里照灯台，行人出门不见路，一半草场沙里埋。

与阿拉善相距约800公里的甘肃省民勤县，同样是一幅荒漠化的景象：黄沙漫天，河床干枯，大地龟裂。

2006年4月的一天，民勤县城以北100多公里处的西渠镇煌辉村，盛红强和他的父亲盛禹国正在翻耕干裂的农田。前方1公里处，曾经碧波荡漾的青土湖早已被黄沙掩埋，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已经在这里交汇。

盛红强的两旁，大片大片的农田已经严重盐碱化，一眼望去，银白耀眼，像是下了一层雪。他的身后则是只剩下残垣断壁的家园。“沙进人退。”盛红强无奈地告诉记者，村里的人绝大部分已经撤到2公里远的移民区。

民勤县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最下游，东、西、北三面连接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近20年间，由于石羊河上游的垦区拦蓄引水，气候趋于干旱，绿洲已由过去的阻沙天堑变为沙源，水干风起，沙逼人退，荒漠化面积达94.5%，荒漠边缘正以每年3至4米的速度向绿洲推进，成为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北方地区的最大沙尘暴中心和起源区之一。

“我不知道民勤土生土长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一直想离开民勤。”民勤县一位机关干部对记者说：“这里的生活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她给记者背了这样一组数据：年均风沙日达到139天，8级以上大风日29天，沙暴日37天，最大风力可达11级。

当地唯一的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董钢对记者说：“记得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还在村旁的溪水边摸鱼、洗澡。到了上世纪80年代就不行了，没有溪水，井里的水也开始越来越深，青山绿水不见了。风沙也大了，我们当时叫‘刮黄风’。近些年才知道，这是沙尘暴。”

董钢说，往年开春的时候，只有2至3场沙尘暴，后来发展到5至6场，今年竟超过10场。原来披个头巾就行了，现在50米开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民勤县属温带大陆性极干旱气候区，年降水量110毫米左右，而年蒸发量高达2644毫米，为降水量的24倍。随着绿洲干旱化程度加剧，降水量明显减少，大量新植林木、植被因无力灌溉而干枯死亡。

盛红强所在的煌辉村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土地肥沃的富饶之地，有“小粮仓”之称。全村原有8个社，214户，917人，耕地4600亩。近30年来，由于上游来水锐减，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持续恶化，植被大面积枯死，大片土地被流沙吞噬，生产和生活条件逐步丧失。上世纪八80年代中期以来，外流人口逾500人，仅煌辉四社，原有的23户、123人，现只剩2户、8人。

土地沙漠化：人是主因

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类不断向未开发的脆弱生态系统迁移和引入不适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将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活动归结为三个方面：滥垦、过度放牧和滥樵。

我国的沙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和部分半湿润地区，从东北经华北到西北形成一条不连续的弧形分布带，尤以贺兰山以东的半干旱区分布更为集中。沙漠化是由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表现为土地生产力下降、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

  根据沙尘暴发生频率、强度、沙尘物质组成与分布、生态现状、土壤水分含量、水土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因素，科学家将我国北方划分出4个主要沙尘暴源区：河西走廊及阿拉善高原区；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带及草原区；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区；蒙陕宁长城沿线旱作农业区。

王涛刚刚带领数十位科学家完成了国家“沙漠化”973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王涛认为，土地沙漠化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下，人类不断向未开发的脆弱生态系统迁移和引入不适宜的耕作制度引起的。他将人类不合理的土地开发活动归结为三个方面：滥垦、过度放牧和滥樵。

据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所作的调查，畜草承包以后，当地政府通过信贷等政策鼓励牧民发展牧业，扩大牧群规模，而此时由于1963—1975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来移民的涌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场和维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载放牧问题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普遍存在，并成为有些蒙族社区生态退化的最直接原因。

当地政府政策上的失误在客观上也造成超载放牧现象的出现，1984年开始实行草畜双承包责任制，而到了1997年才落实草原双权一制（所有权、使用权、有偿使用）。这使得牧民只有利用草原的积极性，而缺乏保护草原的积极性，虽然部分牧民对自己的草场进行了围封，也只能是防止其他牧户的牲畜进入自己的草场，在草场合理使用、建设草原的意识不高。

王涛认为，目前，人类控制天气的能力还很有限，减缓沙漠化的关键在于搞好地面的生态保护与建设，特别是地表植被的保护。如果没有人类活动造成的压力，在现代气候条件下是不会自然沙漠化的，在消除了人对土地施加的负面影响后，沙漠化土地可以恢复生产力。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向记者提供了一份《民勤移民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从地图上看，民勤县完全是嵌在内蒙古的版图之中的——甘肃在民勤这个地方凸出来了一块；内蒙在阿拉善这个地方凹进去了一块。如果不是历史上人为的政区划分，民勤无论从气候、地形、地貌、水土等方面看都属于阿拉善高原而非河西走廊。

由于民勤是明清帝国“镇番”的前沿，而阿拉善却地处塞外，所以以明长城为界，发展出两种全然不同的经济模式：长城以内的民勤是水利－农耕经济；长城以外是草原－游牧经济。

“但事实上，农耕经济方式并不适合民勤。”邓仪对记者说。在进化论影响下，人们一相情愿地认为农耕经济优于游牧经济，但事实并非如此。民勤绿洲的农耕经济建筑于更大区域内的水利调配之上，但从明清到现在，它在上下游水资源分配问题上一直处于被压榨的地位，农业生产受到遏制。

《民勤移民研究报告》认为，从事农业本身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民勤地区无稳定的地表径流，地下水蕴藏量亦不丰富；土质贫瘠，沙化、盐碱化严重；干热风、沙尘暴肆虐，经常压坏、打坏庄稼，所以根本不适合发展农业。

  甘肃省委书记苏荣承认，耗水型的农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长期以来，河西作为甘肃省的重要粮仓，为甘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河西农业用水量占总用水量的80%以上，不可否认，大面积的垦荒种粮和大水漫灌的生产方式，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而且耗费了大量的水资源。

  甘肃省人口委日前所做的《甘肃省民勤县生态移民研究报告》也认为，由于受供水量的制约，农业上以水定地，以水求生存、求发展、增加收入的基本格局不会改变。在供水量不变的情况下，随着人口增长，人均用水量不断减少，人均收入增长难度越来越大。

甘肃省人口委预计今后5至10年内，民勤不仅生态环境很可能继续恶化，而且人口贫困与生态贫困的结合，将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机制，即：人口贫困导致用水技术落后、用水技术落后导致水的使用效率低下、水的使用效率低下导致用水量很大、大的用水量导致大量超采地下水、地下水水位不断下降导致地面植被得枯死、地面植被枯死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则导致人口贫困进一步加剧。

事实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带来了严重的返贫问题。记者了解到，民勤目前有53个村、367个组、8484户、3679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面达60%。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正急速丧失，造成人口大量外流。

“整个环境退化的过程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错误的政策主导了人的行为。”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广庭称，例如1958年大跃进时期，政府曾组织群众到冰川撒草木灰，搞“融冰化雪”致使祁连山冰川提前融化，“冰川水库”面积迅速缩减；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祁连山山区搞“冷粮高产”试验，使石羊河（石羊河流域涉及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4市9县（区），由于上下游多次重复利用以及地下水的超采，而民勤县位于石羊河流域最下游，与上游的用水矛盾自古有之）出山水量大大减少。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民勤生态问题刚显露时，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所、兰州大学地理系的有关专家就一再对石羊河流域的问题提过不少意见，但没有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以至于问题积欠到如今的严重程度。”陈广庭说，“现在进行民勤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认真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在闭门搞规划。”

陈广庭所说的“规划”，是指甘肃省某规划院正在设计的治石羊河流域治水方案。他认为，“这一方案仍然沿着旧的治水老路进行，准备再修6座水库，几百公里的水泥渠道。这样做对区域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利，并继续破坏生态平衡。”

根据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多年研究的成果，干旱地区有水才有绿洲，地下水和地表水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整体。西北干旱区降雨稀少，地下水的补充来源主要靠山区河流的渗漏补给。

但目前许多地方（包括石羊河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管的管理体制，地表水管理部门很少不顾及地下水的补充，在出山口地区修建水库，用固化的渠系替代了水库以下自然河道，渠系系统讲求“滴水不漏”，田间搞“节水灌溉”，断绝了地下水的所有补给来源，一旦地表水源不足就抽取地下水，中游、下游一起超采，造成区域性的地下水下降，生态环境恶化。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例子发生在新疆。在“向沙漠进军”的号召下，20世纪中期以后，塔里木河上游流域土地大规模开垦，灌溉用水猛增，使汇入干流的水量明显减少，如阿克苏河和塔里木河上游扩大耕地12万公顷，由阿克苏河直接引水27亿立方米，相当于阿克苏河西大桥水文站流量的一半。由于下游严重缺水、断流，引起环境急剧恶化。灌区土地弃耕，就地起沙，沦为沙漠化土地。据《中国沙漠与沙漠化》记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下游垦区的五个团场20世纪60年代有耕地2.7万公顷，现减少到1.7万公顷，数千人被迫他迁，另谋出路。

根据王涛等人的统计，塔里木河中下游因水源减少、毁林开荒、过度樵采等原因，使胡杨林面积减少了22.7万公顷，沙漠化林地面积达13.3万公顷以上，沙漠化土地面积达217.3万公顷，约占流域面积的61.8%。而换取的代价仅在全流域开垦了34.7万公顷的灌溉绿洲，得不偿失。

探源蒙族“核心价值观”

传统社区的蒙族人的游牧有三种方式：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二次迁徙（一年之中搬迁两次，前往冬营地和夏营地，目前牧区的主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尔特”（临时迁徙，解决草场受灾时的草畜矛盾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的游牧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地的季节差异，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同时又使草场得到合理的保护。

“其实，如果按蒙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放羊，草地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赵文志说。

“我们也发现蒙族的生产方式（如牲畜的管理、草场的轮牧、狩猎的禁忌）、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皆取之于草原）、宗教信仰（无论古蒙古的萨满教还是黄教都有倡导崇尚自然，倡导“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当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邓仪说。

此前，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曾组织调研组，对当地牧民生产方式进行调查。选择了5个项目点，分别是纯牧区的阿拉善左旗的苏海图嘎查、巴音朝格图嘎查、阿拉善右旗伊和呼都格；亦农亦牧的额济纳旗赛汉桃来嘎查、阿拉善左旗沙日霍德嘎查，同时项目组还走访了已经建好和正在兴建的额旗移民村。

研究人员发现，传统社区的蒙族人的游牧有三种方式：多次迁徙（最起码随着一年四季的变化而迁往不同的草场）、二次迁徙（一年之中搬迁两次，前往冬营地和夏营地，目前牧区的主要游牧方式）以及走“敖尔特”（临时迁徙，解决草场受灾时的草畜矛盾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的游牧方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利用草原地带各个草地的季节差异，以便更大限度地获取牧草，同时又使草场得到合理的保护。

清人叶大匡在《杜尔伯特旗调查报告》中说：

“无论青草如何繁茂，经牧十日隧即一片黄沙，必须移牧他处，不待冀留草根，以待滋蔓，即牧畜无食，亦必逃亡，蒙古人逐水草而居，正以养牧之故，亦突出于不得已也。”

在阿拉善蒙族社区，以往有丰富经验的蒙族牧民总是能把牲畜数量调整到适应草场最佳承载量的状态，否则超过草场的承载量，牲畜带来的收益就会减少。所以牲畜的数量要控制在边际效益最大的那一点上。每当春季接完羔子，牧民总要处理一批老的牲畜，使得牲畜的数量保持稳定的最佳状态。

包产到户以后，分给每户牧民的草场都包括冬盘和夏盘两块草场，使得游牧的方式得已继续（但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始定居，采用游牧方式的牧民就减少了）。如今在阿拉善有些牧民还保留传统的游牧方式，如记者走访的吉兰泰镇哈图呼都格嘎查牧民巴里，他家就有两个营盘，一个是冬营，一个是夏营，两个营盘的转换有利于草场的休养生息。“两个营相距约20公里，赶着羊，一天就走到了。”巴里说。

在阿拉善，牧民们有许多养护草原的措施，比如：在搭建蒙古包的时候，不能将包内的草皮铲掉，当收拾起蒙古包迁往他处时，草场依旧，同时也要把垃圾处理掉，将垃圾烧掉并且掩埋；交通工具不能乱走以免破坏草场；将草场上晒干的牲畜粪便捡回来生火做饭、取暖，这样既不污染草场又解决了燃料的问题。

“羊不能太多，要不草场受不了。”赛汉桃来嘎查蒙族牧民那布钦说，羊对草场有一定影响，红柳刚刚长出来的时候羊就吃了，红柳就长不出来了。羊的数量和草场要有一定比例。

“从60年代开始，很多民勤汉人来了，他们砍了很多树和灌木，盖房子、盖羊圈、砌井……以前羊圈都是用木头干柴盖的，井里面的一圈都是用木头砌的，后来木头没有了，就用水泥做了。人多了以后，羊也越来越多，草场上的树和草越来越少。”苏海图嘎查牧民乌兰扣的妻子说。

但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只是阿拉善生态状况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研究人员发现，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阿拉善蒙族人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在国家力量的控制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下，阿拉善蒙族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他们与生态环境相处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

当代蒙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产方式上，由牧业转向农业；生活方式上，由迁徙走向定居。

赵文志告诉记者，1958年，阿拉善蒙族社区开始了牧业合作化运动，让牧民进入牧业合作社，并对处理公私比例、劳畜分红比例和公共积累等事项作出详细规定。1958年8月开始，原牧业合作社集体所有的草场、公共建筑、水利设施、机械设备等公共积累全部归公社所有，社员的自留牲畜、农副产品加工工具、生产工具折价归属公社。“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把自留畜和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并把大部分的自留畜收归集体所有。

这一阶段，当地依照农业生产的模式对牧业生产方式进行改造，这种生产模式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以后。据赵文志回忆，此时公社一般都是安排蒙族人放牧，而汉族人种地，实行工分制度。牲畜集中起来还是实行游牧的方式，“大锅饭”的工分制度对于放牧的牧民来说没有增加牲畜的激励，牲畜的数量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如苏海图嘎查1960年的牲畜总量是11038头（只），而到了1978年为9885头（只），所以这时期的“大集体”中牧业的生产方式没有导致草原生态没有很明显的退化。

“大集体”时期，当地政府在“农业学大寨”、“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在草场上开荒种地，寻求粮食自给。

在这些口号和运动的引领下，阿拉善最不适合发展农业的右旗地区也积极开荒垦种。1964年，全旗播种面积732亩，总产量7.8万公斤，单位面积产量平均75.5公斤。文革期间，各公社、生产大队相继开荒，大办农业。1968年，全旗播种面积1508亩，比1964年增加1倍。1974年，全旗播种面积4842亩，是1964年的6.6倍，10年增长561.5%。

1984年，“大包干”制度开始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推行，把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合同落实到一家一户。1984年4月，在“大包干”的基础上，全面推行“牲畜作价归户”（即牲畜作价归牧户所有，分期还清价款，按畜提留现金，实行合同管理）和“无偿归户”责任制，实行“畜草双承包”生产责任制，将原来公社的草场和牲畜承包给牧民自主经营。

其后，阿拉善地区建立了许多工矿企业、发展农业以及各种副业，刺激经济的增长，打破了以往仅有牧业的单一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阿拉善蒙族社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进一步加深了与生态环境的不和谐关系。

畜草承包以后，国家通过信贷等政策鼓励牧民发展牧业，扩大牧群规模，而此时由于1963—1975人口的生育高峰和外来移民的涌入，更多的人需要草场和维持其生活的牲畜，超载放牧问题在阿拉善蒙族社区普遍存在，并成为有些蒙族社区生态退化的最直接原因。据计算，豪苏木草场的最高适宜载畜量是60384个绵羊单位，平均每个绵羊单位需要草场100亩，而实际载畜量在这40年来年年超载。

“刚刚包产到户的时候，每户一般几十只、一百只羊，但后来最多的时候，每户有几百只，多的有六百多只，羊太多了，草场压力太大！”苏海图嘎查牧民许永忠说。

生产方式由牧业转变为农业后，种植了玉米等大量耗水作物，在降雨减少，地下水位很难得到及时补充的情况下，大肆开荒种地的后果是地下水位的急剧下降。1972年的时候需要用人推着钻打四五十米深的机井。七十年代打机井只需要打40-50米，而现在大部分的机井都在100米到120米深。

防沙治沙的关键在于“水”

生态问题，实质上是水的问题，有水就是绿洲，无水就是沙漠。

    《民勤移民研究报告》显示，在民勤，维系地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并非宗族、宗教、市场或文化网络，而是水。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决定着整个民勤社会的走向以及几乎所有民勤人的社会心理。民勤绿洲的扩张史其实是一部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渠与渠之间、县与县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夺水资源的历史。

在沙漠化防治中，“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民勤的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个水的问题，有水就是绿洲，无水就是沙漠。”甘肃省委书记苏荣说，不仅民勤如此，整个河西走廊也是如此。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人类生存的命脉。

但目前在水资源的利用上，存在严重的问题。

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间，乌达木塔拉嘎查村民柴军贤搬过三次家，“每次都是水的原因。第一次是当地严重缺水，第二次则是地下水质变坏，无法饮用。第三次则搬到了乌达木塔拉嘎查。”柴军贤无奈地对记者说，要是乌达木塔拉嘎查的地下水质变坏，恐怕还得搬家。

面对日益脆弱的生态体系，目前阿拉善当地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农业解决贫困，移民解决生态”，即生态移民，并限制牧业的发展。

“看上去好像是想用农业来解决牧民生态移民的方法，来解决整个问题。但我们认为，不管是由放牧到圈养的转换，还是由放牧到农业的转换，都需要有新的农田。这样一来必须汲取地下水，对水产生新的需求就更加速了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和水质的恶化。”邓仪说。

地下水位的下降导致沙漠区域地下水向农耕区地下水倒灌。腰坝滩原来水质都还可以，但现在沙日霍德队的机井抽出来的水带有很大的碱性。而村民饮用的自来水带有一种咸味，根据阿拉善水利部门的检测，当地食用水中矿物质严重超标。

赵文志相信，生态环境破坏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水。大多数牧民也认为，如果不来水，退牧还草以后草场也恢复不了。

“民勤县缺水问题已非常突出，危害范围由北而南逐步扩大，已威胁到县城的饮水安全，目前生态治理与加快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民勤县委书记陈德兴介绍，民勤县年需水量7.72亿立方米，水资源供需差6.13亿立方米，而供需差全部靠提取地下水供给，这样全县年净超采地下水就达4.28亿立方米。

陈德兴焦虑地告诉记者，大面积的挖井取水导致地下水位每年仍以0.5米至1米的速度下降，照这样下去，不用17年民勤的地下水就会被抽干。

武威市委书记、武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绪胜也认为，民勤生态问题，实质上是水的问题，有水就是绿洲，无水就是沙漠。

《民勤移民研究报告》显示，在民勤，维系地方社会的最重要的力量并非宗族、宗教、市场或文化网络，而是水。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决定着整个民勤社会的走向以及几乎所有民勤人的社会心理。民勤绿洲的扩张史其实是一部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渠与渠之间、县与县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争夺水资源的历史。

据《民勤移民研究报告》介绍，清代时期，为了协调石羊河中下游州县的农业用水，缓解地区矛盾，地方政府建立了较为细致的三级分水制度。首先，各县之间的分水按照先下游、后上游的原则分配，由各县协商解决；如协调不成，则由上级协调，甚至调用军队，强行分水。

尽管有较完善的分水制度，石羊河流域内的用水矛盾仍层出不穷。乾隆《镇番县志》曰：“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讼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毒打。”尤其是“水势微弱之年，不是你抢，便是我夺，大家都在摩拳擦掌，针锋相对。一旦有事即揭竿而起，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势。一闹之下，轻者锅破碗响，重者头破血流。”

“水案”演变成一种长期性的、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水是民勤绿洲的命脉，在民勤历史上，曾经有两任县主要领导或率众炸坝，或私自上访，与上游争水，但都受到撤职查办的处理。

建国以后，由于中下游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且水文周期趋旱，争水纠纷有增无减。加之往日治水缺乏流域统一规划，工程部署各自为政，尤其水源管理处于放任状态，中游截水现象更为突出，以致酿成1962年民勤部分群众用炸药炸武威水坝未遂事件。

据史料记载，带头的是民勤县长李玉新。传说当时李玉新用卡车装上自己的棺材，带了两个炸药包去炸西营水库。武威方面闻讯，半道将其截住。又有传说称，李玉新已带人抵达大坝底下，在武威七条沟埋放黄色炸药，但最终被武威方面阻止。事后，李玉新被撤职查办。

炸坝一事最终促成了“三县分水”方案的诞生。1962年10月至1963年4月，甘肃省政府、武威专区公署召集当时的武威、永昌、民勤三县人员协商，颁布了关于三县分配使用石羊河水的《用水问题规定》，也就是所谓的“三县分水”方案。方案规定：自武威县的石羊河、西营河，永昌县的东大河每年向民勤调水。但方案的出台并未缓解民勤的用水危机。70年代，时任民勤县委书记的委玉琳，忍受不了缺水的苦楚，瞒着上级，进京上访，想为民勤用水讨个说法。但人还没到北京，武威行署的处分就已下达民勤：越级上访，地方主义严重。

1981年，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被誉为“镍都”的金昌诞生。原本属武威管辖的永昌县被划给了金昌，从永昌流下来的东大河水也自然先流到中游的金昌市，后流到民勤境内，矛盾随之而来。

随着金昌城市、工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加，原来“三县分水”中自永昌县东大河调往民勤的水越来越少，“三县分水”已很难执行。到9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在原来“三县”中加入金昌市，形成“三县一市”的分水方案，要求金昌市必须向下游放水。但这个方案一开始就是空中楼阁：为了保证金川公司的生产，就是处于上游的永昌农民也不得不让地里的庄稼旱着，更何况处于下游的民勤。

《民勤移民研究报告》认为，此种情形无疑使民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块“飞地”：在行政上，它隶属于是一个级别更高的单位（清朝时是甘肃凉州府、现在是甘肃武威市），但在水资源的调配上其上级单位却很少考虑到它的迫切需求。

“水文条件的变化是由多种多样的原因造成的，有的是由于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更有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上游过度开采、利用不当，下游就受危害。”原甘肃省副省长、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刘恕说。

2006年3月10日，甘肃省开始实施首次石羊河流域调水行动，调水量达600万立方米。不过，陈广庭对记者说，如果没有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水论水，仅靠水利措施治水，越治问题越大，越搞越糟糕。

2005年，位于民勤盆地上游的石羊河红崖山水库干涸，民勤绿洲濒临消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连续11次对民勤的问题做出批示和指示，并多次告戒：“决不能让民勤变成第二个罗布泊！”甘肃省政府根据温总理的指示，开始考虑民勤的问题，今年3月已经从西营水库和黄河景泰调水救急。甘肃省有关单位也着眼于民勤盆地环境的修复，加紧制订方案。

“但如果没有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就水论水，仅靠水利措施治水，越治问题越大，越搞越糟糕。”陈广庭说。

“回想石羊河流域从20世纪50年代起搞了50多年，不是越搞水越缺少，环境越来越退化吗！”陈广庭进一步分析，干旱地区有水才有绿洲，地下水和地表水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整体。西北干旱区降雨稀少，地下水的补充来源主要靠山区河流的渗漏补给。现在许多地方（包括石羊河流域）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管的管理体制，地表水管理部门从不顾及地下水的补充，在出山口地区修建水库，用固化的渠系替代了水库以下自然河道，渠系系统讲求“滴水不漏”，田间搞“节水灌溉”，断绝了地下水的所有补给来源，一旦地表水源不足就抽取地下水。生活、工业用水，再加上农业用水的争抢，必然过度开采，造成区域性地下水下降，生态环境恶化。对这种行为，担负地下水管理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管也管不住。

而根据陈广庭等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专家们的观点，恢复民勤盆地的生态平衡要从整个石羊河流域的生态建设入手：

产流区建立以保护水源为主要目的的自然保护区，实行封禁，严禁挖土采石、放牧活动，保护和抚育草甸植被，涵养水源；（出山口以上）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种植人工多年生牧草和对夏牧场制订限牧期（如春季牧草返青季节）；

中游农业推行节水灌溉、温室温棚，工业和生活用水也要进行限制，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建设节水性社会；

下游采取补水措施，恢复地下水，逐步恢复植被和整个地区的生态平衡。从源头地区到下游的生态环境治理和建设方针，可以总结为“封育、退还、节约、回补”八个字。

陈广庭不同意从流域内调水。“石羊河流域乃至整个西北内流河流域都存在缺乏水资源的矛盾。流域内调水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给调出水源的地方造成新的环境问题。”陈广庭认为，应当加大利用景泰三期灌渠从黄河调水营救民勤。计划的对民勤调水量也不能满足生态恢复的需要，陈广庭认为，现在民勤每年超采地下水5亿立方米，而计划只给民勤调水3亿多。只能使民勤从17年消失延长到30多年，最后难免消失的命运。

沙漠化防治的教训与良策

未来，我国的强沙尘暴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难以突破的：土地资源超载的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草原资源退化和减少的状况难以根本性改变；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趋严重；气候暖干化，地面蒸发增大，土壤干旱加剧。

中国防治荒漠化的目标为：到2010年，基本遏制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到2020年，一半左右荒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到2050年，适宜治理的荒漠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在荒漠化地区建成比较完备的生态防护体系，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沙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种主要类型。沙漠化是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联合国《荒漠化公约》指出：“‘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王涛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沙尘暴增加与我国北方地区生态恶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积扩散有直接关系。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年均扩展速度，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为1560平方公里，到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后期增加到约2100平方公里，而进入90年代后，则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目前，沙漠、戈壁和沙漠化土地面积已达165.3万平方公里，沙漠化土地从东北经华北到西北，形成了一条不连续的弧形分布带。与此相对应，近50年来强沙尘暴年均发生的次数呈逐渐增多的趋势。

“未来，我国的强沙尘暴呈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是难以突破的：土地资源超载的局面短期内难以缓解；草原资源退化和减少的状况难以根本性改变；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趋严重；气候暖干化，地面蒸发增大，土壤干旱加剧。”王涛认为，尽管我国开展沙漠化研究与防治已有半个世纪，但沙漠化一直在加速扩展，除国家投入不足和政策失误等原因外，沙漠化发生机制不清楚，尚未建立比较完善的沙漠化防治理论和技术体系也是重要的原因。

近年来，我国先后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全国防沙治沙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国家级防沙治沙工程，开创了以国家生态工程建设为标志的林业发展模式的先河，但这些项目规划决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风”，对不同类型的沙漠化土地没有“因地制宜”，而是笼统地以“植树造林”一种措施应对，基本没有在认识沙漠化成因和过程的基础上去制定和实施防治战略与途径。

事实上，我国90%的沙漠化地区年降雨量在400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外，都达不到“植树造林”所需的条件。

据国家林业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透露，我国“三北”地区沙尘源已呈现多样性，并随着西北地区内陆河流域水源退缩，部分区域地下水位下降，沙尘源呈现扩展态势。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总工程师张文明介绍，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一步加剧，甚至改变河流水源的流淌路线，导致古老绿洲萎缩、现代绿洲增多，从而出现了农业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用水之间的突出矛盾，河流水源退缩的地方便成为新的沙尘源。

专家指出，尽管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建设总体进展顺利，实施情况良好，但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是禁牧和工程管护不到位。京津风沙源区生态恢复的关键在于转变传统落后的、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目前还有一些工程建设重点县没有禁牧，多数县只是对治理区实施了禁牧，且管理尚未到位。禁牧问题不解决，工程建设的目标就会落空，或者是工程治理区的生态改善了，其它区域的生态却恶化了。

二是水源及节水工程建设问题。有的地方重水源工程建设轻节水工程配套，在水源工程建设中存在不顾水资源条件，偏好打投资大、标准高的深井，不重视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小型拦蓄水源工程建设，未能做到因地制宜地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三是中央投资计划落实的问题。从2000-2002年中央计划执行情况看，有的省(区)存在调整中央投资与任务计划的情况，且调整幅度比较大，特别是调减水利项目任务与投资的情况较为突出。同时，地方配套资金落实情况也不理想，对水利项目的顺利实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据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都在法律中规定对重大经济决策进行环境审议，早已将其制度化。但至今，我国尚没有关于综合决策的法律规定。由于全国沙漠化形势严峻，沙漠化防治形成了许多部门都抓，多方领导，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却无人统一的局面，也造成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形不成拳头效应的局面。而一些地方越权审批，开荒现象严重，还造成了区域用水紧缺、草场退化的不良后果。

王涛指出，在人类治沙的历史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历史告诉我们，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沙漠化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数量、分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成了环境制约和资源约束，一旦人类的经济活动超出了这一约束，必将导致环境的退化和沙漠化的发生与加速扩展。人类活动要根据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承载能力来决定。要根据自然规律的要求来治理沙漠化，再不能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搞“向沙漠进军”和“人定胜天”那一套。

王涛认为，北方的干旱主要是经济发展，工、农业用水增加，江河、湖泊干了改抽地下水，长期超采使地下水位愈来愈深，整个环境干旱化。另外，江河源头地区水源涵养林、水源涵养草甸等绿地的破坏，使江河源头的产水量减少，加之上下游不能统筹兼顾，上游超用严重，造成下游生态用水紧张，生态环境恶化和土地沙漠化。

恢复北方干旱地区的生态平衡要从各个流域的生态建设入手。目前各个流域人工水系已取代了天然水系，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也由此产生。因而，采用人工措施来协调匹配水土资源也就成了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首先应兴建完善的调蓄工程，以实现对流域地表总水量的控制，并将调控权交予按流域设置的权威性管理机构。

在此基础上，要统筹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各行业和各方面对水的需求，并根据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转化规律，实行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统一管理，联合调度，结合水费等经济杠杆，合理分配水资源。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中游地区对水资源的过度利用并且优化保证生态环境用水，同时积极推广使用节水技术。

2006年6月12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沙尘暴防治工作专家座谈会上。他强调，防沙治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进一步健全防沙治沙机制，坚持实行综合防治、科学防治和依法防治，锲而不舍地抓紧抓好防沙治沙工作。在讲话中，温家宝特别强调，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综合防治、科学防治和依法防治”，“引导人们科学认识沙尘暴成因和正确的治理方法”。

“这说明，中央已经意识到，在以往的防沙治沙过程中，的确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甚至是加速土地荒漠化的做法。”一位专家说。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李文华院士认为，治理沙尘暴是一项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统一管理。中国农科院研究员任继周院士则强调，要保护和建设好草原，着力解决超载过牧、滥开滥垦问题。专家认为，从沙尘暴发生的地区和路径来看，草原退化和沙尘源的扩大有明显的关系，近些年过牧乱垦造成草原植被破坏，形成沙化，提供了沙尘源，是导致沙尘暴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当大力加强草原的生态工程建设，按照“十一五”规划的要求进一步加大草原改良是切断沙尘源，防治沙尘暴的重要措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培军建议制定沙区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政策，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沙源地可根据植被盖度恢复的程度获得国家的财政补偿。利用这些财政补偿资金，缓解这些重要功能区的生态压力，为生态移民提供资金保障，为建设沙区的沙产业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全面实施防沙治沙规划，建立防沙治沙科技支撑体系。在对风沙运动规律、沙漠环境及其演变规律及荒漠化监测网络与评价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科技攻关(如：荒漠化控制与治理，沙化、退化地区植被恢复与重建等)，加强防沙治沙科技推广队伍建设，建立起广泛有序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减少荒漠化防治的盲目性、提高预见性、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科学实践进行分析和判断，使荒漠化防治事业实现质的飞跃。同时应加强防沙治沙国际交流与合作。

据国家林业局副局长祝列克透露，中国防治荒漠化的目标为：到2010年，基本遏制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到2020年，一半左右荒漠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荒漠化地区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到2050年，适宜治理的荒漠化土地基本得到治理，在荒漠化地区建成比较完备的生态防护体系，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大的自然背景与气候过程看，虽然沙尘暴的形成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但是积极实施各种生态建设工程防治荒漠化对于减缓沙尘暴的危害程度十分有效。多年的实践证明，“以防为主，保护优先，积极治理，合理利用，恢复植被，协调发展”的荒漠化防治方略是正确的。

作者：第一财经日报高级记者 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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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国发生的沙尘暴

上世纪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

1993年 4月至5月上旬，北方多次出现大风天气。 4月19日至5月8日，甘肃、宁夏、内蒙古相继遭大风和沙尘暴袭击。其中5月5日至6日，一场特大沙尘暴袭击了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宁夏大部、内蒙古西部地区，造成严重损失。

1994年 4月6日开始，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刮起大风，北部沙漠戈壁的沙尘随风而起，飘浮到河西走廊上空，漫天黄土持续数日。

1995年 11月7日，山东40多个县(市)遭受暴风袭击，35人死亡，121人失踪，32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亿多元。

1996年 5月29日至30日，自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强沙尘暴袭掠河西走廊西部，黑风骤起，天地闭合，沙尘弥漫，树木轰然倒下，人们呼吸困难，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酒泉地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亿多元。

1998年 4月5日，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的西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遭受了强沙尘暴的袭击，影响范围很广，波及到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 4月19日，新疆北部和东部吐鄯托盆地遭瞬间风力达12级的大风袭击，部分地区同时伴有沙尘。这次特大风灾造成大量财产损失，有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 5月19日凌晨，新疆北部地区突遭狂风袭击，阿拉山口、塔城等风口地区风力达9至10级，瞬间风力达每秒32米，其他地区风力普遍达到6至7级。狂风刮倒大树，部分地段电力线路被刮断。

1999年 4月3日至4日，呼和浩特地区接连两天发生持续大风及沙尘暴天气。沙尘暴发生时，遮天蔽日，能见度极低，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沙粒。这次沙尘暴的范围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一直到东部的通辽市南部，瞬时风力为每秒16米。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风力最高达到10级。

2000年3月22日至23日，内蒙古自治区出现大面积沙尘暴天气，部分沙尘被大风携至北京上空，加重了扬沙的程度。3月27日，沙尘暴又一次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正在安翔里小区一座两层楼楼顶施工的7名工人被大风刮下，两人当场死亡。一些广告牌被大风刮倒，砸伤行人，砸坏车辆。

2002年3月14日在阿拉善形成。3月15日下午沙尘飞至北京，持续时间达49小时，分布高度为3500米左右。3月20日第二次袭击北京，时间持续长达51小时，此次沙尘暴北京总降尘量高达3万吨，相当于人均2公斤。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影响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天气过程袭击了我国北方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影响人口达1.3亿。

2006年4月15日、16日两天，中蒙边境地区出现沙尘暴天气，随着上游气流的输送，16日夜11时开始影响北京，30余万吨沙土从天而降。2006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5次，是近年来沙尘天气频次较多、强度较大的一年。（资料来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配图片/图表：

1，中国北方沙漠及沙漠化土地分布略图(资料来源：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

2，我国西部地区沙尘暴天气系统分析(资料来源：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3，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已经在民勤县西渠镇煌辉村北部2公里左右的地方交汇。摄影/章轲

4，由于沙漠的进犯，民勤县西渠镇煌辉村的大部分农民已经撤退到2公里远的生态难民区，留下的是破败的家园。摄影/章轲

5，一个农村妇女全副武装到田间干活。2006年4月10日，一场强沙尘暴袭击阿拉善。摄影/章轲

6，在民勤县城以北，大片的土地已经被严重盐碱化。 摄影/章轲

7，人们至今还能在民勤县消失的民勤县青土湖中捡到贝壳  摄影/章轲

8，2岁的盛刚才在已经破败的自家门前玩耍。土墙、土路和毛驴，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摄影/章轲

9，民勤县西渠镇煌辉村一个残垣断壁上写着“抢救民勤绿洲迫在眉睫！”的标语 摄影/章轲

记者手记：

为环保多注入科学因子

章轲 

前不久，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的领导向我征求评选“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想法。我提了一个“加强科学性”的建议。 

为什么要提这个建议？我想还是基于在西北地区采访以及事后与不少科学家接触后的感悟。 

在以往的环保先进人物、集体评选中，当然也包括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在我看来，其实有些人物、集体的环保行为，其实是值得用“科学”这把尺子去量一下的。 

比如，我们曾经对在干旱地区坚持种树造林的行为大加赞扬，对向沙漠进军之举极力推广，对大量收集废旧电池的行为给予肯定。但从科学的角度看，有些想当然的所谓环保行为，可能并不环保，甚至可能是一种加速环境恶化的行为。 

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们曾指出，在年降水量小于400毫米的地方，其实并不适合种树。种一棵树，就相当于种了一台“抽水机”，大量地耗用地下水，这样反而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化。 

在我国西北地区，很多地区年降水量甚至低于200毫米，但长期以来，当地政府一直在发动人们植树造林。结果是年年种树年年死，即便有少数成活了，也是骨瘦如柴，根本起不到防风固沙的效果，对改善生态、调节气候更是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在电视上看到介绍西北地区一个农民，独自开垦了成片的农田，大量抽用地下水进行农田浇灌。而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一个主要人为因素，正是在本不适合农业耕作的土地上，进行了大量耗用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的农业生产。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些行为，可敬又可悲。 

先进人物和集体的评选，无非是想通过这些人物和集体的榜样作用，但如果这些先进典型的行为是“伪科学”的，那么，结果必然与初衷相悖。 

所以，在认定或宣扬某些环保行为之前，还是应该多听听科学家们的意见，为环保行为多注入一些“科学”的因子。我想，《沙尘暴：从“人定胜天”到“科学防治”》这篇文章，其核心正在于此。

关键词解读：

沙尘暴

沙尘暴也称沙暴或尘暴，指的是强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很混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公里的天气现象。全球有四大沙尘暴高发区：中亚、北美、中非和澳大利亚。中国西北地区是中亚沙尘暴高发区的组成部分，其中不少地区每年沙尘暴日数达30天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现有174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8.1%。全国贫困人口有一半分布在沙化严重的西部地区。每年因土地沙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多亿元，影响近4亿人的生产和生活。沙漠化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 

民勤

民勤荒漠化面积达94.5%，是全国最干旱、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中学课文《向沙漠进军》中，民勤曾经作为治沙的典型让人记忆深刻。如今的民勤已成为“向沙漠进军”的最大的受害者。

沙漠化

沙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种主要类型。沙漠化是由于不合理的人类活动与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下降、土地资源丧失、地表呈现类似沙漠景观的土地退化。联合国《荒漠化公约》指出：“‘荒漠化’是指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事件动态跟踪：

近年中国发生的沙尘暴

上世纪60年代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过8次，70年代发生过13次，80年代发生过14次，而90年代至今已发生过20多次，并且波及的范围愈来愈广，造成的损失愈来愈重。

1993年：

4月至5月上旬，北方多次出现大风天气。

4月19日至5月8日，甘肃、宁夏、内蒙古相继遭大风和沙尘暴袭击。其中5月5日至6日，一场特大沙尘暴袭击了新疆东部、甘肃河西、宁夏大部、内蒙古西部地区，造成严重损失。

1994年：

4月6日开始，从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西部刮起大风，北部沙漠戈壁的沙尘随风而起，飘浮到河西走廊上空，漫天黄土持续数日。

1995年：

11月7日，山东40多个县(市)遭受暴风袭击，35人死亡，121人失踪，320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亿多元。

1996年：

5月29日至30日，自1965年以来最严重的强沙尘暴袭掠河西走廊西部，黑风骤起，天地闭合，沙尘弥漫，树木轰然倒下，人们呼吸困难，遭受破坏最严重的酒泉地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亿多元。

1998年：

4月5日，内蒙古的中西部、宁夏的西南部、甘肃的河西走廊一带遭受了强沙尘暴的袭击，影响范围很广，波及到北京、济南、南京、杭州等地。

4月19日，新疆北部和东部吐鄯托盆地遭瞬间风力达12级的大风袭击，部分地区同时伴有沙尘。这次特大风灾造成大量财产损失，有6人死亡、44人失踪、256人受伤。

5月19日凌晨，新疆北部地区突遭狂风袭击，阿拉山口、塔城等风口地区风力达9至10级，瞬间风力达每秒32米，其他地区风力普遍达到6至7级。狂风刮倒大树，部分地段电力线路被刮断。

1999年：

4月3日至4日，呼和浩特地区接连两天发生持续大风及沙尘暴天气。沙尘暴发生时，遮天蔽日，能见度极低，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沙粒。这次沙尘暴的范围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地区一直到东部的通辽市南部，瞬时风力为每秒16米。伊克昭盟达拉特旗风力最高达到10级。

2000年：

3月22日至23日，内蒙古自治区出现大面积沙尘暴天气，部分沙尘被大风携至北京上空，加重了扬沙的程度。

3月27日，沙尘暴又一次袭击北京城，局部地区瞬时风力达到8至9级。正在安翔里小区一座两层楼楼顶施工的7名工人被大风刮下，两人当场死亡。一些广告牌被大风刮倒，砸伤行人，砸坏车辆。

2002年：

3月14日在阿拉善形成。

3月15日下午沙尘飞至北京，持续时间达49小时，分布高度为3500米左右。

3月20日第二次袭击北京，时间持续长达51小时，此次沙尘暴北京总降尘量高达3万吨，相当于人均2公斤。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范围最大、强度最强、影响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沙尘天气过程袭击了我国北方1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影响人口达1.3亿。

2006年4月15日、16日两天，中蒙边境地区出现沙尘暴天气，随着上游气流的输送，16日夜11时开始影响北京，30余万吨沙土从天而降。2006年，我国北方地区共出现1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强沙尘暴过程5次，是近年来沙尘天气频次较多、强度较大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