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世界无车日。北京小街桥边一座曲径通幽的二层写字楼。

　　环保组织的英语培训班刚刚结束，李小溪拉住了汪永晨、薛野等人，“先别走，下午水博打来电话，要我们派十个人参加他们的一个论坛。”

　　日子定在了一个月后的10月22日，这次名为“中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高层论坛”的会议由发改委下属的《中国投资》杂志社主办，拟邀请嘉宾包括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多位官员和怒江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员，以及竭力主张怒江开发的一些专家和科学家，如方舟子、何祚庥、司马南等人，邀请信已经贴到了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上。

　　“他们又发起了新一轮的争论啊，看来我们的公开信触到他们痛处了……”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他们肯定有备而来，先去打听打听情况，别到时候又像上回薛野去云南一样，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有没有请环保总局的人？我们NGO应尽量得到环保总局的支持……”

　　几个人都站着，声调越来越高亢，仿佛眼前面临的不是一次会议，而是一场战役。

　　“三剑客”

　　其实对这些人来说，怒江保卫战的序幕早已经拉开。两年多前，他们就战袍加身，冲锋陷阵了。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另一个身份是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反对怒江建坝的若干场漂亮战役，汪都是领军与灵魂人物。

　　2003年9月3日，汪联络何大明、李等环保、社科学者，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的论证会上，对怒江建坝提出了激烈抗议。汪永晨还叫上绿家园记者沙龙十几家媒体的记者参加了会议，将专家们反坝的声音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向社会。“北京会议”日后被称为“打响了怒江保卫战的第一枪”。

　　2003年10月25日，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汪永晨用一张会议用纸，一枝铅笔，征集了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反对建坝的联合签名。这份签名后来通过媒体传播，引起了广泛的舆论效应。

　　2003年11月底，在泰国举行的世界河流与人民反坝会议上，汪永晨和其他中国民间环保NGO为宣传保护怒江在众多场合奔走游说，最终促成60多个国家的NGO以大会的名义联合为保护怒江签名。此联合签名最后递交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专门回信，称其“关注怒江”。

　　2004年2月16—24日，汪永晨带领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在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随后，大批关于怒江两岸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报道出现在媒体上。

　　回京后，汪永晨动用自家存折，垫资筹备“情系怒江”摄影展。3月21日，摄影展正式开幕，给很多普通的市民带去怒江原生态的视觉震撼。

　　在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不算开放的环境下，汪永晨将一个记者和NGO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因保卫怒江的赫赫战绩，2004年，汪永晨获得了世界环境人物奖和国内十大环保人物的称号。

　　薛野，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年事已高的“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近年已很少主持实际工作，薛野成为自然之友少壮派当家人。 在保卫怒江的过程中，自然之友始终和绿家园等民间环保组织同患难共进退，而在最新一轮有关公示与方舟子等人的论战中，自然之友也成了民间环保力量集聚的大本营。

　　李小溪，空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60多岁的她也是一位以直言著名的环保斗士。李小溪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为圆明园事件、温渝河治理、北京动物园搬迁等事件多次进言政府。

　　2004年1月，李小溪就怒江事件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后不久，温家宝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一度如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被紧急叫停。温总理批示后的第三天，国务院有关领导向李小溪专门传达了批示意见。

　　至此，怒江保卫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日后有专家评价，民间环保组织影响了公共事件的政府决策，在中国这是第一次（见本刊2005年3月20日第6期《中国NGO与政府的结盟》一文）。

　　然而，斗争并未就此结束。

　　默默发力的地方政府

　　怒江第一湾著名的“几”字形的大拐，仿佛一个命符，刻画出这条江命运的多舛。

　　“温总理的两次指示，构成了怒江事件的两大拐点。”薛野作了一个拐弯的手势。

　　据9月9日香港《文汇报》消息，今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

　　“温总理去年2月的第一次指示，将怒江工程封冻起来了；而这次被一些部门认为是解冻，环评与规划报告的审批、开工审批都重新启动了。”薛野忧心忡忡。

　　其实对云南省相关地方部门而言，温总理的第一次批示并非像薛野所说的意味着“封冻”。

　　“谨慎研究，科学决策，并不是说不建了，而是要我们多听取各方意见，更加完善工程的各项配套工作。”9月27日，杨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杨是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发展战略研究处处长，他告诉记者，一年多来，云南省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各级政府也正是这么做的。

　　杨烨介绍说，他所在的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去年一直在做水坝建成后对动植物保护影响的评估，现在“情况已基本弄清楚了”。而今年的工作重点是移民方案的研究，也已经完成了调研工作，并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类似的各种调研论证工作，当地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这一年也做了不少。杨烨表示：“新的规划肯定比原来的好得多。”

　　而在听取意见方面，通过在各类会议上通报传达、宣传动员的方式，杨烨称，群众和各部门已经达成了认识的统一。“据我们随机调查，云南绝大多数老百姓赞成建坝，比例在90%以上，在政府部门，这个比例更高。”杨烨说。

　　杨烨再三强调，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政府部门的任务，并不是因为环保组织和反坝专家提出质疑他们才做的。但为促使怒江工程从“封冻”向“解冻”转变，云南省积极采取的大量措施，还是看得出来汲取了与环保组织较量的经验。

　　据杨烨透露，温总理“审慎论证，科学决策”的批示后，云南省多次邀请发改委、环保、水利、地质等国家各相关部委领导来怒江考察，加强意见的交流与沟通。这一消息记者也从其他侧面得到证实。而温家宝总理到昆明参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对云南省来说更是一次直接游说中央高层的机会。

　　“我们以前的表达水平太低，对建坝缓解当地贫困、保护当地生态的积极作用没有讲清楚，而有些民间组织虽然观点不对，他们却懂得煽情。”杨烨总结到。

　　为了提高表达水平，除了游说中央政府，扩大在媒体上对公众的正面宣传，也是云南省方面从民间组织对手身上学到的一招。

　　可是政府作为利益相关方，亲自发言并不能增强公众的好感。“政府一开口，环保人士就会指责你贪官污吏，想从中发财。”杨说。而这个时候，同盟军出现了。

　　环保组织遭遇“阴招”

　　今年1月，一场有关“人类是否应该敬畏自然”的争论来势汹汹。很快，战火从《新京报》烧到各大媒体、网站和BBS，何祚庥、方舟子等“科学派”对汪永晨、廖晓义等环保人士发起攻击，称他们为“极端环保分子”、“伪环保分子”。

　　三个月后，争论班师云南，主题也从“敬畏自然”具体到“怒江争坝”。

　　“今年年初，在全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方舟子。”9月24日，在水利部对面的办公楼里，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向《商务周刊》记者细述当时的经过。 此前，作为水利系统的专家，张博庭说他对环保人士在怒江问题上“利用媒体撒谎的行为已经容忍很久”。“媒体都被极端环保分子骗了，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张称自己也曾就著名环保人士沈孝辉《怒江六问》撰写了反驳的文章，寄给了《中国青年报》，“但经再三要求才被登载在中青网站上”。

　　张十分敬佩方舟子等人的号召力，在“敬畏自然”争论中狠狠痛击了“伪环保人士”，而方则对张熟悉的怒江事件很感兴趣，认为这是揭露汪永晨等人“伪环保”本质的好机会。双方一见如故。

　　此后不久，张博庭联系到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由他们提供经费，促成了物理学家何祚庥和原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两位院士领衔，司马南、方舟子、张博庭等人参加的怒江考察团，4月初对怒江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

　　张博庭告诉记者，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属于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是怒江水电工程的主要规划单位之一。“一个怒江规划他们做了整整5年，仅环境评价工作就花了500万。”张解释说，“他们支持我们去了解情况，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这对他们的工作有利。”

　　在云南省，“院士考察团”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不只一路由云南省和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地方政府官员陪同考察，而且据《云南日报》报道，考察团受到了省长徐荣凯的接见，并与之亲切座谈。

　　因为一路上听到的都是支持建坝的声音，司马南提出想“听听反面意见”，于是有了4月8日在云南大学，薛野代表环保人士和方舟子等人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他们简直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我们来钻。”9月22日下午，在自然之友办公室，薛野谈起当时的情形依然愤愤不平。而方舟子的说法是:“环保人士听说我们到了云南，主动提出要和我们座谈，我们才表示乐意听听反面意见的。”

　　4月8日，正在云南的薛野和于晓刚、奚志农、史立红等环保人士应云南省政府邀请，前往参加与考察团对话的座谈会。除了考察团成员，参会人员还包括云南省政府官员和当地的一些专家。

　　“我们反坝那么久，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云南省政府的直接回应，与方舟子等人的争论也没见过面，我们是抱着积极的对话态度去的。”薛野解释当时的想法。

　　“上午是座谈，我的发言就是质疑怒江建坝的‘十点意见’，于晓刚等也从地质、移民等角度发了言。我们等着对方的反驳，我们只有三四个人，对方的官员、专家十几个坐成一排，还担心会有一场恶战。”薛野回忆当时的情形，“但是没想到他们基本上不发言，只是听。”而方舟子则称，对方也是10多个人，且现场没有官员。

　　没有交锋让薛野倍感意外。下午是怒江考察团在云南大学面对全校师生的公开报告会，薛野等环保组织成员并没有受到邀请，但还是以观众的身份去旁听。但旁听的结果是，薛野等人中途愤然离场。

　　报告会上，方舟子、司马南等以凌厉的演讲对环保NGO的言行痛加指责。薛野回忆说：“作为听众，我几次插话欲进行辩论被主持人制止；我又找到在场的云南大学副校长交涉，校长以‘这是他们的演讲会，不是你的’予以拒绝。”

　　“他（薛野）当时就像个小丑，站起来被按下去，再站起来又被按下去。”一位在场的环保人士说。对此，方舟子认为，是“环保人士”们在撒谎。他描述说：“根本没人按他们，他们是一直站着的。”

　　“他们的头衔对学生是有号召力的，口才也让人佩服。几百号学生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还不时地热烈鼓掌，我又不能反驳，后来实在听不下去了。”薛野苦笑。

　　此后，方舟子将演讲文章整理发布到自己的新语丝网站上，题为“直击伪环保反坝人士”，从而掀起了围绕怒江开发新的一场口诛笔伐。

　　薛野与开发派此次不成功的交锋，后来被认为是年轻气盛，没有经验的结果。不够成熟，不只是薛的问题，同时也是民间环保组织的现状。

　　“环保工作在中国开展才30年，民间环保才10年，之前从民间到官方，对环保组织总体还是持开放、欢迎的态度。从敬畏自然到开发怒江的争论，是民间环保组织第一次受到大规模的‘狙击’。我们确实准备不足。”经过数月的思量，薛野总结道。

　　薛野认为，要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这次“狙击”。“对于一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知识分子也不是中立的，他们也有分化。”薛野说，“这次‘狙击’就是经过前一阵的较量，开发派发现了在舆论上的弱势，寻找知识界的同盟军和代言人的结果。”

　　“环保组织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断长进，从观鸟、植树、捡垃圾这‘老三样’到涉足重大利益分配的公共事件，民间组织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薛野说。

　　从“公示”到攻击

　　云南交锋后，用薛野的话说，“形势变得复杂起来”。环保组织公信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更糟糕的消息是，考察归来后，何祚庥与陆佑楣两位院士采用环保人士的招数，向国务院递交了加快怒江水电建设的建议信。据说他们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的批复：“看来此事还需要调整”。紧接着，便是温总理考察云南，指示加速怒江工程论证。

　　怒江水电工程规划到底有没有通过审批？记者多方打听得到的答案莫衷一是。

　　据张博庭透露，工程规划已经通过环保总局的环评审批，即将递交国务院。与第一次的规划相比，13级水坝现在变成4级，“但并不是规模缩小，而是先批了四级。”张博庭强调。

　　张博庭还说，据他了解，规划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他说：“这份规划做了5年，是权衡方方面面的结果，不可能重新设计。”

　　而接受采访的环保人士都表示对工程规划、环评报告的进展不甚了解。当年在反坝过程中也站在第一线的地质学家范晓、云南大学亚洲河流中心主任何大明、云南大众流域于晓刚都向记者表示，并不了解大坝的最新进展状况。而汪永晨、薛野等人则称，他们只是通过一些消息灵通人士获得的消息，但并不一定准确，而且他们急于了解新的规划和环评做了哪些改进，却苦于没有透明的信息渠道。

　　于是，一封《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出炉了。

　　《中国水危机》一书作者马军，是《公开信》的主要执笔人。9月20日，他向《商务周刊》记者介绍了撰写这封信的初衷：“大型项目的决策必须有适当程序，否则各方权益很难平衡。参与这封信起草和签名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修坝，但是都反对没有一个公示、并征求公众意见的程序。”

　　他认为，怒江事件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前一阶段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媒体充分报道，环保部门和中央政府审慎负责。“只要大家再多努力， 怒江工程可以成为中国大型工程项目公众参与决策的里程碑”。让他不满的是，现在对于民间组织和专家提出来的移民、经济合理性、水坝安全性等问题，并没有听到任何答复。

　　“这个时候却听说规划已经通过审批，作为一个关心怒江工程的普通公民，我们希望政府能将相关报告公示。”马军说。

　　这封公开信征集了99名个人及61个环保组织的签名，通过常规邮政，呈送给了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并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网站上发布，接受网络签名。

　　公开信已发出去一个月了，仍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答复。薛野表示：“我们暂时还没有其他行动，我们愿意等，信息公开是一切的前提。”

　　相比较一年多前环保组织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渠道宣传反坝，此次的公开信行动无疑是安静而收敛的。

　　“我们既然要寻求一个公开公正的程序，当然也希望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达到我们的诉求。”马军解释说，“而且我们也不希望标榜自己是公益组织，其实环保组织也只是一个利益相关方，它代表对自然友好的一种生存方式，代表这些人的利益诉求。我们只是希望倡导公示，让每个利益相关方都能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参与决策的过程。”

　　但是这种安静的表达还是遭到了反对派的批评。方舟子等人以水利工程涉及机密为由，指责公开信“冠冕堂皇地提请政府依法公示一份依法不能公示的机密文件，未免太无耻了一点”，并直斥这代表着“环保人士为难政府的险恶用心”。“我并不反对公示，但是请‘环保人士’不要打‘依法公示’的幌子误导公众。因为根据《保密法》，怒江是国际河流，其研究材料如果公示属于非法公示。”方舟子说。

　　而随后，张博庭又以笔名“水博”撰文，质疑马军的“水资源专家”身份，并对马军的《中国水危机》一书及一些反坝活动作出了否定评论，称其为“制造反坝谣言的专家”。

　　“这些伪环保分子反坝的谣言被我们揭穿后，很难堪，他们在实体上找不出毛病，就在程序上挑，想要将政府一军。”张博庭如此评价环保组织的公开信，“但是他们太愚蠢了。提出的这个所谓‘公示’根本没有先例，无法实行。”他连着质问道：“中国大型工程哪个公示过？‘神六’上天了，有没有公示？怒江的环评报告700多页，就像一本厚书，怎么公示？”

　　马军向记者坦言，这场争论让他无力招架。“我们都是平常人，看到这样的文字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且他们的攻击像炮火一样，很集中，我又不是专业写信的，现在我已经无法安心工作了。”

　　“在一个民主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我们欢迎正常的争论，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身攻击。”马军拒绝对对方的意图做出评价，甚至不愿意谈对方的身份背景，“我希望双方集中在就事论事的层面。”

　　对此，张博庭向《商务周刊》表示：“在争论的过程中，难免有些尖刻，但目的是让国家发展少走弯路。希望环保人士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