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绿色空间 资讯纵览 无雪的冬天——从气候变化到环境伦理(连载4)

2008-09-11

无雪的冬天——从气候变化环境伦理(连载4)

来源:科学时报  作者:王中宇

“理性经济人”还是“地球的敌人”?

早在1979年,美国科学院就在一份报告指出:对全球变暖问题采取等待的政策,可能会导致采取措施的时候为时已晚。同年,世界气象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首届世界气候会议。会上,来自各国的科学家通过了一份宣言,号召各国政府“预见并防止潜在的人为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可能对人类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1988年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研究院的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说,全球变暖即将到来。同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负责分析和报告关于全球变暖的科研成果。

1990年IPCC公布了第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个世纪的时间里,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0.5摄氏度。

    1992年,世界各国首脑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在峰会上,154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但它并没有为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设定一个具体的目标。

    1995年IPCC公布了第二次《评估报告》。认为当前出现的全球变暖“不太可能全部是自然界造成的”。报告还预测说,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1~3.5摄氏度。

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到2012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比1990年减少约5%。包括美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2001年1月,IPCC全会上讨论通过了第三次《评估报告》,其“决策者摘要”指出:从1861年开始,地球气候的变化趋势是变暖,从那时起,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大约升高了0.6℃,误差是正负0.2℃。在全球范围中,20世纪90年代是最热的十年,其中1998年是最热的一年。而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这个“可能”在文献里面大于66%。

然而,2000年上台,有石油资本背景的总统小布什,于2001年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有趣的是,2000年争夺总统宝座的是戈尔和小布什,从两人的政策辩论看,戈尔关注的是“摆脱大石油公司对我们的控制”,而小布什关注的是“我们需要开发我们自己的能源,我们需要发展国内能源产品储备”。(《美国总统激辩石油政策》刘植荣/译)。选举结果众所周知,写了《濒临失衡的地球》的戈尔败给自称“做过一段时期的石油生意”的小布什。日后,前者致力于环保,而后者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一场石油战争。

2003年10月,美国国防部向布什总统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警告说:今后二十年,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构成的威胁要胜过恐怖主义,届时,因气候变暖、全球海平面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资源将锐减,并因此引发大规模的骚乱、冲突甚至核战争,成百上千万人将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中死亡。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布什政府的态度,相反,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政策法案,给予油气生产企业10年的税收减免和补贴,总额达74亿美元,而没有任何强制这些企业减排温室气体的条款。

2006年10月30日,英国财政部公布了由前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组织编纂的报告。作为经济学家,斯特恩从GDP的角度评估了气候变化的代价:如果对目前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加限制,“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因素,到下世纪初全球GDP将减少20%。斯特恩警告说,这种对全球经济的破坏作用“类似于20世纪初的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时期的规模,而且很难甚至无法逆转”。为了使气候变化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未来的50年内,用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成本相当于全世界GDP的1% 。斯特恩认为这是一个“划算的交易”。

而今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交。在本次报告中,由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已经被判定是“非常可能”,这意味着大于90%的可能性。然而,就在气候评估报告摘要发布不到4个小时,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仍不准备采取强制性的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当天,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表示,“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排放量是有限的。”

事实上,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一次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能源资本集团在这个国度里有拥有巨大的势力。以至于石油资本提供了两任总统:乔治布什和小布什。2005年《环球》杂志披露:小布什的祖父普雷斯特布什就是靠石油、军火起家。他与老洛克菲勒关系密切。二战时曾向希特勒出售石油等物资。乔治布什也是石油资本家,小布什1979年创办Arbusto Energy“布什能源公司”。

布什政府的高官与石油资本集团联系密切。

切尼在老布什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在小布什政府中任副总统。而在两任布什政府之间,任石油天然气服务公司哈里伯顿首席执行官。

赖斯是美国第二大石油巨头谢夫隆石油公司董事会成员。她在里根政府中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别助理、在老布什政府中任苏联问题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小布什政府中任国务卿。

小布什政府的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首席官员的菲利普·库尼花了大量时间篡改美国政府关于气候和全球变暖的文件,以加大全球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2005年6月被迫辞职后,库尼加入了埃克森-美孚。

2007年2月3日,美国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忧思科学家联盟”发布了一份长达63页的调查报告,指出:

“1998~2005年间,埃克森-美孚向这些它精心挑选的机构捐赠了约1.6亿美元,以促使它们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传播虚假信息”。

“为什么埃克森-美孚选择资助这么多人员重复的研究机构?因为这样可以悄无声息但非常有效地编织一张研究网络,建立一个气候科学信息发布平台。这些看似分布广泛的研究机构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回音室’,放大和不断重复那些实际上由同一群人发布的虚假信息。”

2005年美国能源政策法案的主要起草人,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的乔·巴顿,在其任期中,共从油气行业获取了100多万美元政治活动资金,其中包括2004~2006年埃克森-美孚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的2.2万美元。

由此我们看到,阻碍人类作出理性反应的最强势力,正是石油资本集团。这些“理性经济人”毫无顾忌地将全球拖入非理性的灾难之中。无怪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所开的专栏中,称埃克森-美孚为“地球的敌人”。 返回顶部

中国:两难的选择。

    在抗拒京都议定书时,美国总是拿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垫背。按照美国能源部估计,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今后20年将增加70%,其主要增量来自发展中国家。现在京都议定书只对发达国家设限,但当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前20名,有九国属发展中国家,包括位居第二的中国及第六的印度。现有的京都议定书管制架构中却只有规范工业化国家之减量责任,却完全没有规范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以美国政府一直希望将中国大陆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纳入京都议定书管制架构中,希望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等国)应自愿承诺减量,否则将不会批准京都议定书。

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列出了各国1980至2004年因消费化石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图十三)。数据显示:1980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美国的30.6%,到2004年上升为美国的79.6%,已经超过欧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源,而且呈加速增长之势。

 

图十三:各地区与国家因消费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理由似乎很充足。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能源消费都处于相当低的水平,至于50年代之前,简直就是微乎其微(图十四)。而整个世界的工业化起始于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绝大多数是西方国家在过去的两百多年中排放积累起来的。

 

图十四:中国一次能源消费

即使在1980年到2004年间,也绝非如美国能源部长博德曼所称:“如果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排放量是有限的。”国际能源年鉴提供了212个国家和地区1980年到2004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口。由此可计算出这期间每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按人均排放量从低到高排序,然后计算各国在这21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人口比例和排放比例,所得结果见图十五。

 

 

图十五1980年至2004年全球碳排放分布

数据显示,即使在1980到2004年间,在21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排放只占11.36%,它却包含19.5%的人口。而人均排放量最高的19.03%人口,却排放了63.48%的二氧化碳,这个群体由工业化国家和一些产油国组成,美国在其中占据无可争辩的首席。强迫刚开始工业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与已经排放了二百多年的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义务,等于要让发展中国家永远无法完成工业化。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化,这条道路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选择的,是那些已经污染大气两三百年的发达国家用战争强加给我们的。当年中国的传统是“重农抑商”,这是数千年历史中淘汰总结出的集体生存经验,绝非一些浅薄学人所称的落后、保守。然而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惨败强迫中国人改变价值选择,发达国家用战争教训中国人:没有发达的工商业,就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看看阿富汗、伊拉克的遭遇,想想“误炸”使馆事件、撞机事件,我们不难体会当年谭嗣同将“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视为“上策”时那种泣血椎心的感受,他甚至不惜用自己的性命来唤醒中国人:抛弃农耕文明,走向工商文明。

在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中,人类对环境的冲击尚在大自然的控制范围之内。然而靠挖掘、燃烧化石能源而推动的工商文明,已经逸出了大自然的控制范围。工商文明让人类中的一个极少数群体掌握了上帝才有的能力。西谚云“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而这个群体的行为却是标准的“理性经济人”,并用自己的行为提醒人们记住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由此,中国人面对两难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不在竞争中取胜,建立起自己有的竞争力的工业体系,就只能成为别人的“鱼腩”;而加入这场竞争势必恶化全球的生态状况。根据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1980年至2004年累计消耗的能源,从人均水准看,美国是中国的12.37倍;澳大利亚是中国的8.18倍;法国是中国的6.61倍;日本是中国的6.19倍。即使不考虑我们能源利用水平低下,污染治理能力不足,中国要成为他们那样的“文明国家”,所需的能源与排放的二氧化碳也需达到相应的倍数,地球又如何能够承受?

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又要在工商文明的框架下可行,各国学者可谓殚精竭虑。从技术手段到经济机制,各出妙招。这让斯特恩爵士感到乐观,他在报告中指出:

“世界并不需要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做出选择。能源科技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为我们创造了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获得经济增长的机会。”

然而看看美国的态度,看看事实上控制着这个星球上重大决策的大资本集团的态度,看看各国之间激烈的讨价还价,看看事实上一再拖延的行动,我们能乐观起来吗?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观察,人类已经陷入“囚徒困境”:谁先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谁就会损害自己的经济竞争力;反之那些抵制、拖延的国家却会获得相对优势,而这种竞争力的差距,会导致冰火两重天的结局。

“理性经济人”之理性在于追逐经济利益,经济利益背后是物质欲望,而物质欲望的本性是“欲壑难填”。在农耕文明时代,人类的力量有限,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受制于客观条件,追逐物质欲望的努力总是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于是人们总结出“知足常乐”的信条。工商文明让人类的力量成数量级地增长,满足物质欲望几乎成了新时代的信条。而发现、迎合、刺激乃至制造各种欲望,将其变为需求,这才是工商文明的精髓。要理解工商文明,与其去读艰深晦涩的经济学著作,不如去读营销管理,那里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案例:“如何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这就是理性经济人“理性”之所在!

马克思将对新社会的期望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面对难填的欲壑,物质财富永远不会“极大丰富”。事实上越是富裕的群体,越是汲汲于以钱生钱,聚敛财富和控制力。在这种“理性”的一元化领导下,人类如何面对高更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

在工商文明的框架内,寄望科学技术与经济措施来挽救地球,恐怕玄。于是,2006年11月14日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一批院士、科学家、社会人文学者讨论起了“环境伦理”。这让人想起一位终身蜗居哥尼斯堡的思想者,他说:

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所引起的敬畏和赞叹就越是充溢我们的心灵,这就是高悬头上的灿烂星空和深据内心的道德法则。

——《实践理性批判》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