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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2008-03-19

三月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水网:  政协提案:加强三峡库区支流回水区富营养化控制

2、中国水网:  黄因慧委员:加强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

3、新华网:   中俄联合对界湖兴凯湖进行水体水质监测

4、央视《大家看法》:  王浩院士:国内现行的排污标准不合国情

 

地方信息:

5、北京娱乐信报:  北京:六环内主要河湖还清 2010年基本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

6、新华网:    上海投巨资近9.5亿改造“年迈”污水干线

7、中新河北网:  河北重治子牙河流域污染 企业在线监控信用分级

 

污染信息:

8、新华社:    平凉污水直入泾河 致河水流量减少 水质劣Ⅴ类

 

民间环保:

9、搜狐科学: 三月绿色记者沙龙内容―――翁立达:长江水电开发仍然必要 关键要适度

10、环保组织呼吁“别急着种树,先认养树”

 

深度报道:

11、当汪永晨成了“极端分子”

12、浙江日报:  一家农贸市场的环保实践:目睹塑料袋的消失

 

环境时评:

13、中国环境报:   环境执法不能墨守陈规

14、红网-潇湘晨报: 中国需要真正的“大环保部”

15、工人日报:    环保总局张力军:节能减排靠决心 更要靠制度 

 

 

 

 

1、政协提案:加强三峡库区支流回水区富营养化控制

来源:中国水网2008-03-19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environment/699401205909258_1.shtml

   “三峡水库是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库区水质变化情况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若太湖、滇池的今天变为三峡库区的明天,造成损失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均无法想像,那将是整个库区甚至整个国家都不能承受之重。”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案中,政协委员谢德体坦言。他指出,应加快开展库区富营养化的防治研究,切实保护库区水环境质量,保障库区及其下游人民用水安全。

  谢德体委员说,由于三峡库区气候资源丰富,其光热雨同季热量丰富集中的特点适宜藻类生长,三峡库区156米水位线下的15条重要支流受水库蓄水影响,回水段已经出现“水华”现象,尤其是3-5月,是库区规模化“水华”现象的始发时期。加强库区支流回水区“水华”的监控及分析,探索藻类的生长规律,研究三峡库区蓄水后库区支流富营养化发生发展趋势及防治对策,已十分必要、重要和迫切。

  “水华”的防治是水污染治理工作中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水体一旦富营养化了,治理代价将是十分昂贵的,而且往往收效甚微。谢德体委员在提案中说,目前富营养化防治措施主要是思考如何控制入库的污染负荷。他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大环保投入。他指出,三峡库区经济建设和三峡库区的水质安全是相互依赖的,不可偏废。要制定符合库区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规划,在制定三峡库区经济产业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库区环境承受能力和支撑力,充分考虑库区水体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加大对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既要解决库区产业空虚问题,又要高度重视三峡库区水质出现富营养化的问题,真正实现库区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大污染治理力度,控制入库污染负荷。氮、磷营养物质是藻类生长繁殖的必备条件之一,要从根本上防治“水华”的发生,就必须减少和消除营养物质入库的污染负荷。要按照以减少或消除外源性氮、磷输入为重点,采取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相结合、治理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面源治理与点源治理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措施来进行防治。

  三是加强库区“水华”监控,建立预警体系。要加强库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及早建设库区“水华”自动监测系统,建设富营养化观测及研究中心,加快建设库区水质和“水华”监控网络,为持续监控长江支流回水区“水华”的发生和发展,开展“水华”的预警和应急监测提供基础条件。国家尽快实施《三峡库区及上游水与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项目,切实解决目前库区水质检测中存在的手段落后、项目不全、经费不足等问题。

  四是要加强“水华”研究,提供技术支持。由于“水华”防治是世界性难题,国家应加强三峡库区支流“水华”的全面调查与系统研究,并组织开展支流污染无累积控制、“水华”灾害预警、“水华”中间物危害评估及处置等方面的研究,开展三峡库区富营养化发生机理和生态修复技术的研究,建立生态修复示范区,为防治库区“水华”发生与保障库区水质安全提供技术支撑和实际经验。

2、黄因慧委员:加强长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

来源:中国水网2008-03-19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699391205906530_1.shtml

   中国水网消息 饮用水源地安全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谐的环境基础和底线,是实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前提。目前,长江流域饮用水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末长江流域废污水排放量不足100亿吨,到2006年已突破300亿吨;在长江流域3万多公里的评价河长中,劣于Ⅲ类水的河长1998年约为19%,2006年已增长到29%左右,劣于Ⅲ类的水体主要集中在城市江段和部分支流。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黄因慧,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提交的提案中描述了长江流域饮用水安全的严峻形势,并指出了目前长江流域中存在的规划不科学,工业布局不够合理;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航运污染比较严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管理的机制不健全;水源地水质监测体系尚不完善;环保部门属地化管理造成监管不力等五大问题。

  黄因慧委员提出,要确立饮用水安全绝对优先的法律地位和保障措施。建议国家借鉴欧洲9个国家共同保护莱茵河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出台《长江法》以及责任明确、措施得力、操作性强的饮用水水源保护专项法规。确立长江水资源首要功能是保障流域内4亿多人饮水、生存安全的定位,将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保护,纳入法律保障范围,确保长江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地开发利用。

  他还建议,要改变目前长江污染治理各自为政的“属地管理”模式,设立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专门协调机构。将长江水环境治理权收归中央,由国家环保总局实行垂直管理,统一推动长江流域各地的科学减排,加大对各地饮用水水源地供水安全等问题的执法检查,改变标准不一的“多龙治水”现状。

  “长江流域区域广大、人口密集,一旦上游发生水体安全事故,不仅下游来不及反应,而且影响面较大。”对此黄因慧委员建议建立统一的沿江水源、水体、水质监控系统,提高饮用水安全保障。

  针对规划不科学、取水口乱设、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差等问题,他还提出了要以系统的眼光覆盖到选址、维护、监测、预警、治理、再维护的全流程,不符合条件取水口应制定具体整治方案,明确责任部门、经费渠道及治理时间表与考核办法,重视并鼓励地方建立应急管理系统等建议。

3、中俄联合对界湖兴凯湖进行水体水质监测

来源:新华网2008年03月1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7018940.html

  近日,黑龙江省鸡西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水文气象及环境监测局联合完成了今年首次对中俄界湖兴凯湖水体水质的采样及分析。

  据了解,中俄两国环境监测部门共出动20人,在中俄边界处的兴凯湖龙王庙按水体的左、中、右三条垂线采集了30个水质项目样本。有关专家称,此次中俄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工作,将对保护中俄界湖兴凯湖的水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为改善中俄两国跨界水体的水质,中俄两国于2006年制定了《中俄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计划》。这一计划提出在中俄界河已经开展的监测工作基础上,对跨界水体黑龙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绥芬河和兴凯湖水体开展联合监测。根据规划,联合监测自2007年开始,为期5年。

  兴凯湖是中俄界湖,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东部。兴凯湖国家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重要的候鸟栖息地,每年大约有250万只候鸟在这里繁衍生息,种类多达230多种。(记者 王春雨)

4、王浩院士:国内现行的排污标准不合国情

来源:央视《大家看法》 2008-3-19

http://www.cfej.net/Environment/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908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同时也是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的所长,是研究水污染问题的权威专家。在《大家看法——我建议》的录制现场,王院士在听了昆明市市长张祖林、南通市市长杨展理以及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主任等嘉宾的建议之后,对国内现行的排污标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浩院士指出,我国现行的污水排放指标,都是70年代初从欧美国家引进的,但是欧美国家的国土空间都很大,水资源也相对丰富,一百公里长的一个河道,两边就三五家工厂,这些工厂达到了排放标准,这条河的水就很清洁;但是我国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非常迅速,又缺水,水环境总量很小,因此即便按照排放标准,每一家工厂都达标排放,这个河流的水质还是会比正常状态差很多。因此,王院士认为,必须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来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是王浩院士的观点却在《大家看法——我建议》节目的录制现场,遭到了来自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付涛主任的强烈反对。付涛认为,环保的问题不是光靠制定标准就能解决的,“标准定的过高,必然会逼得所有人都没办法去执行标准,所有人都违法”,这样所谓的标准也就失去了意义。

  对于王浩院士和付涛主任的标准之争,以及环保领域违法成本过低,而守法成本相应过高的问题,来自全国人大环境保护与资源委员会法案室的孙佑海主任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孙主任指出,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所通过的《水污染防治法》修订案,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显著加大。例如“企业因为超标排污,造成严重的水污染事故,过去有一个一百万的罚款数额最高限制;而现在是按照你所造成事故的损失情况的20%处罚,如果造成这个损失是特别大的呢,是按照损失的30%来你进行罚款。如果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还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5、北京:六环内主要河湖还清 2010年基本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

来源:北京娱乐信报2008年3月19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91099

信报讯(记者李剑英)记者昨天了解到,到2010年,北京将基本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

市水务局日前公布了北京市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水污染控制治理专项情况。目前,北京市已经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组织专家论证,编写完成了项目实施方案。

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水资源短缺仍是今后几年面临的困难,6大科技专项是市科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北京水务量身定做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将按年份分阶段实施,力争到2010年基本解决北京水资源紧缺问题;城乡供水保障率达到100%;初步建成节水型社会;六环以内主要河湖水体基本还清;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率:中心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新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0%,郊区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50%;实现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50%。

6、上海投巨资近9.5亿改造“年迈”污水干线

来源:新华网2008年03月1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7019702.html

  总投资接近9.5亿元的上海西区污水输送干线全面改造升级工程18日正式开工。这表明上海启动改造“年迈”的污水干线,为居民生活污水的输送处理提供“新出路”,减少上海污染物的排放。

  据了解,原来的“西干线”开建于上世纪70年代初,已在地下“服役”近40年,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污水系统收集需要,现有设施存在腐蚀严重、淤积严重、设备陈旧老化等缺点,使运行受到影响,存在安全隐患。此次“西干线”改造工程,将把原来接入老西干线的污水支线全部替换改接入新线内。整个改造工程总投资近9.5亿元,其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2600万美元。根据工程规划,今后新“西干线”输送的污水中,每天35万立方米的能力,将由汶水路总管送至竹园污水处理厂处理;每天40万立方米的能力,将由石洞口污水处理厂处理;规划中的泰和污水处理厂将处理未来新增的污水量。整个工程竣工后,总计将有200多万人口的生活污水通过这条污水主干网输送到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入江河,每年可减少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约3.3万吨。(记者李荣)

7、河北重治子牙河流域污染 企业在线监控信用分级

来源:中新河北网 2008年03月19日

http://www.heb.chinanews.com.cn/news/shfz/2008-03-19/21687.shtml

  中新河北网石家庄3月19日电 (记者 田张梦)针对河北省境内日益严重的水污染状况,河北省环保局今日公布《子牙河水系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重治水污染,严把环保关。

  记者了解到,子牙河水系涉及的石家庄、衡水、沧州、邢台、邯郸5市范围内的国控、省控235家重点水污染企业,2008年6月底前要全部实现污染在线监控,2008年底前,所有重点水污染企业所排放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和吨产品排放量稳定达到国家和省污染物排放标准。

  据悉,2008年底前,子牙河流域造纸、医药、纺织、印染、化工、钢铁、食品、酿造、皮革、电镀等10个重污染行业日排水量100立方米或日排化学耗氧量30千克以上的企业,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口必须安装在线自动监控装置,并与省、市环保部门联网,其中城镇污水处理厂在线自动监控装置还要与省、市建设部门联网。

  据了解,子牙河流域应建设20个河流水质断面在线自动监测站,目前已建设6个,2008年上半年完成其余14个在线自动监测站的建设,为加强子牙河水环境管理、实行污染区域补偿提供依据。

  同时,对子牙河水系的235家重点水污染企业实施环境五级信用管理制度,即把企业环保表现分为绿(环境友好)、蓝(达标)、橙(一般)、黄(较差)、黑(很差)五级,综合评定结果向社会公开,并纳入银行征信系统,分别实施不同的信贷政策,强化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经济制约和社会监督。(完)

8、平凉污水直入泾河 致河水流量减少 水质劣Ⅴ类

来源:新华社2008年03月19日

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7017401.html

这是甘肃平凉市四十里铺开发区造纸厂的排污口(3月17日摄)。从这个排污口排出的污水直接流入了泾河甘肃段。

   发源于宁夏六盘山区的泾河是黄河甘肃段的一条重要支流。目前泾河甘肃段正在遭受着生活垃圾、河道采沙和工业及生活废水三大污染,一些河段水质已经变成了劣Ⅴ类,水量也逐年减少。据统计,泾河甘肃段近10年来流量减少了60%,2007年曾断流70多天,严重影响了当地和下游人民的生产生活。 新华社记者 连振祥/摄

这是甘肃平凉市流入泾河甘肃段的污水(3月17日摄)。

这是甘肃平凉市寨子村泾河河道内布满垃圾(3月17日摄)。

这是泾河流域宁夏六盘山区的采石场(3月17日摄)。目前泾河流域采石现象严重,破坏了地表水,使泾河的不少支流断流。

9、三月绿色记者沙龙内容―――翁立达:长江水电开发仍然必要 关键要适度

来源:搜狐科学 2008年03月19日

http://it.sohu.com/20080319/n255781273.shtml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丰采;

  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

  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

  …………

  多么熟悉的旋律,多么亲切的感觉,这就是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歌《长江之歌》。长江素有“母亲河”之称,长江流域水能资源、生态资源、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然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丰富”才导致了国人的肆意浪费、乱砍滥伐、过度污染,目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和污染治理状况令人堪忧。

  正是因为这样,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做好“三河三湖”、南水北调水源及沿线、三峡库区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提高重点流域水污染物的国家排放标准。这些重点水域几乎都分布在长江流域。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绿家园“绿色记者沙龙”网携手搜狐绿色科技频道联合主办了本期绿色访谈,诚邀著名水资源保护专家翁立达做客搜狐畅谈今日长江。

  国内著名水资源保护专家翁立达,长期从事长江水资源监测和保护工作。曾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滇池太湖保护和治理、湖南湖北防洪等大型水利工程的水资源保护和环评工作。

主持人汪永晨——绿家园志愿者创办者

 【嘉宾精彩语录】

  1、 分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2、 像这种断子绝孙的(捕鱼)方式,跟我们国家的渔业部门的管理有关系,跟人的意识有关系!

  3、 岸边污染带要强调,恰恰跟我们人民的生活、生产关系最密切,取水要从这里面取,钓鱼也是这个,游泳也是在边上,恰恰是岸边污染带是非常严重。

  4、 以前把污水排到苏州河和黄浦江,用的管道是直径好几米,里面能开小汽车,一直伸到长江口。

  5、 湖北楚源化工厂排放的废水毒性非常厉害,几年前《人民日报》登过一张照片,牛喝这个水都死了。

  6、 20多年前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已经控制了,含磷洗涤剂绝对要加强控制,而不是从销售角度,是从生产角度!

  7、 这些湖泊一旦被污染了,就很难再恢复。

  8、 长江既当作你的水源地,又是排污沟,这长江是最大的问题。

  9、 为什么三峡一蓄水,马上就会有地方发生“水华”?

  10、 很明显的,内因跟外因的关系。跟三峡工程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根本在污染。没有三峡工程不是问题,有了三峡工程问题就暴露了。

  11、 丹江口水库水质状况目前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

  12、 电力部门有钱,他们有钱做他们的规划,他们规划里牵涉到的关键部门是发改委。

  13、 我们跟他们讲,我们已经在修订了,原来搞错了,我改。

  14、 金沙江、虎跳峡的规划都是那个时候提的,根本没考虑虎跳峡虎跳石要不要保护。一个水库能发电,发电效益是多少,只考虑发电,在那个情况下提出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在修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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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保组织呼吁“别急着种树,先认养树”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与搜狐公司正在全力推进一个新的生态保护项目,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绿家园志愿者、土风计划、绿色选择网等全力支持这个项目。这个项目认为,中国当前生态危急的形势下,大量种树以救助生态是必要的,但是,通过“认养大树”,以保护大地上原有的天然林,可能更加的重要。

种树可能在伤害环境   

    这个名为“大树基金”的项目,目标是为了“留住美好大树”。项目发起人之一、光明日报记者、环保作家冯永锋认为,全面推进的林权改革,正让中国所有的生态林地都面临被替换为人工林的危险。“当前中国的人工林大体分为两种样式,一种叫工业经济林,像金光集团在中国南方大量种植的桉树,在中国北方大量种植的杨树;一种叫农业经济林,像海南农民大量侵占天然林种植芒果,福建农民大量侵占天然林种柑桔或者毛竹。这两种目标极强的林业替换方式,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保护区范围外的天然林吞良净尽。导致占中国国土面积15%的自然保护区成为一个个孤岛,导致中国的生态面临全面的崩溃。”

    而中国人一向有种树的热情,从每年的3月份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去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但是,中国几十年来的植树造林史,并没有带来本应有的生态效益,原因之一,就是种树本身,也可能存在极大的生态隐患,像一些大城市周边,有大量的植树造林活动,其实是在替换原有天然林的基地上进行的。实际上等于是在破坏自然,而不是修复生态。

    冯永锋认为,其实在中国所有“有土壤的地方”,自然修复的最好办法是让本地树种自由生长,而不是通过人工的强行干预;需要人工干预的地方可能是些沙漠化、石漠化的地区。但这些地区的生态修复方式,也可能需要先种草,再种树。“其实大地上到处都是种子,只要人类不对这些土地过多的翻动,一遇上合适的条件,本地的物种就会迅速覆盖大地。中国森林覆盖率已经上升到了18%,可由于人工林过多,天然林过少,中国的生物多样性饱受摧残;由于过度喜欢种树,喜欢种外来物种,无论种杨树,还是种柏树,无论是为了发展经济还是为了恢复生态,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外来物种替换本地物种,导致中国的本地物种饱受摧残,导致外来生物入侵日益严重。而单一的人工林,不仅不可能起到生态保护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自然恢复”要从帮助当地人着手

    “大树基金”项目将通过搜狐网面向全国的网友发出募集号召。鼓励大家认养非保护区内的天然林里的大树。通过对这些大树的认养,进而保护成片的天然林。搜狐网总编助理阳光说:“消息发出后,朋友们都在问,认养的钱到底给谁?根据现实的需要,我们设计出了一套相对较好的办法。因为要保护天然林,就要让拥有这片天然林林权的村庄获得可持续的致富方式,化生态伤害力为保护力,让保护者得到应有的价值。因此,我们准备给最需要保护的村庄,募集一笔足够量的‘小额信贷成本金’;让这个村庄的农民合作协会来管理这笔钱,在村内以透明、开放、民主的方式发展小额信贷,帮助每个村民寻找生计替代方式,以发挥森林的多重效益,以实现社区共管。”

    “大树基金”的第一个资助目标是云南兰坪县河西乡箐花村的玉狮场村,这个普米族村庄一向有热爱森林、保护森林的传统,有着美好的民族文化;为了森林,他们敢于与砍树集团抗争;为了森林,他们宁可生活在贫困状态;为了森林,他们拒绝修通道路。著名音乐人、土风计划发起人陈哲说:“多年来,这个村庄为中国保护着近8万亩的天然林,大概可以说是中国非保护区范围内能见到的最后一片保护尚好的天然林。而现在,无数把斧头、无数台电锯准备砍伐这个村庄的森林。这个时候,如果把全国人民种树的热情转化为保护的热情,帮助这个村庄实现他们的理想,让自然保护者实现其价值,我想,是很符合时代潮流的。”

    “大树基金”准备在最短地时间内,给玉狮场村募集55万元。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负责人说:“一棵树定价200元,这样就需要社会认养2750棵树。玉狮场周边的森林至少有几十万棵大树,但如果能够保护住这2750棵大树,其他的大树就有可能保护住。”

    其中50万元直接拨给玉狮场村民2007年就成立的“经济文化生态推进委员会”,这是一个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另外5万元中的27500元,用于交纳中华环境保护基金的项目管理费(5%,55万元的5%就是27500元),以及第二个村庄项目的“种子金”。

“认树可以抵消碳排放,可以免税”

    3月15日,著名民间环保人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女士专程到了玉狮场村考察,她在这里拍摄到了“66棵大树”,并在3月18日的记者沙龙上播放。她说:“虽然在自然界,每棵树都有同样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一些最大的大树能够让张朝阳这样的成功人士来认养。我甚至认为,这样的树应当进行拍卖,认养这样的树需要花1000元,2000元,3000元。这样,就会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

    除了考虑到全民种树的热情,“大树基金”也准确感应到了当前社会对自然保护的“踊跃需求”,阳光说:“现在许多企业和个人都准备投身环保,那么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企业全年的碳排放进行抵消。而认养一大片森林,正是企业和个人碳抵消最好的选择。”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负责人透露,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环保界唯一有公共募集权的公益机构,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认养大树的钱都可以开具免税发票。“企业可以拿这个发票去抵税,个人也可以拿这个发票去抵税。”

    搜狐博客频道负责人赵牧说,作为2008奥运合作伙伴,作为一个对中国网民极具凝聚力的网络品牌,搜狐网2007年曾经与青基会、慈善总会等合作,成功在通过网络公开募集的方式,成功实施几个公益基金项目,募集了1200万元以上,救助了一批受难人士。因此,我们今年准备全副心思地运作这个专题项目,在网上显著位置开出“大树基金”专栏和博客圈。我们对今年的“大树基金”项目非常有信心。

    据了解,“大树基金”今年准备扶持10个左右类似玉狮场的村庄。

  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网址观看有关图片:http://jiangheshinian.blog.sohu.com/

11、当汪永晨成了“极端分子”

冯永锋

 

2008年是北京大学创办100周年,北大正忙着出版一本介绍北大英才的书,其中与社会、公益有关的一章,要写一写汪永晨。3月18日下午,两个北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带着这个任务,捧着一束鲜花,急匆匆地找汪永晨来了。

汪永晨于1996年创办的绿家园志愿者,从1999年以来,就一直在坚持做一个项目,叫“记者沙龙”,规则上是每个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三,根据当月发生的重大环境事件,或者一些前瞻性的环境思想,邀请相关的专家来给媒体办讲座。这个项目几乎在没有花一分钱的情况下,坚持到了今天。讲座的专家是免费的,场地是免费的;听讲的人,自然是免费的;连给讲座做速记的志愿者,也几乎是免费的。这个项目是有魅力的,因为它一直在坚持一种信念,这个项目引导了一大批中国记者关注真正的环境问题。

2008年3月份的“记者沙龙”没有按规律举办,而是延后了6天,邀请来讲的专家是原水利部长江委的重要负责人翁立达,讲一讲长江的生态和环境,讲一讲水电开发对长江的影响。

沙龙延后的原因,是在需要举办沙龙的那几天,汪永晨赶到了云南,赶到了怒江六库边马上要建设水电站的水沙坝,赶到了著名的保护森林的村庄兰坪县的玉狮场村;她要亲自看一看怒江干流想要蛮横上马的第一个电站给河流生态和两岸居民带来的破坏,她要到玉狮场村亲眼看一看这些村民苦心保护下来的天然林和大树,她要记录云南徘徊在矿产、水电开发与旅游开发、生态保护之间尴尬的现实。

她的这趟行程居然成了危险之旅。不是因为道路上时常有遭遇泥石流的可能,而是她在当地被当成了极端分子。她采访的村民,马上就被警察召去“喝茶”,讯问;她还没有到达一个村庄,当地的村庄就已经被告知“此人危险,不许接近”;她包租的汽车,一路上被警察追赶,她不得不关了手机、卸下电池,把相机的记录卡转移到司机身上;同时,连续、快速地换了好几辆车,才逃出重重关卡的拦截。

实际上她是带着病去的,自3月份以来,她就一直在低烧,至今未退;她到玉狮场村给66棵大树作了“全球定位”,拍了照片,写了序号,以便马上要开始的“认领大树”项目能够直观的凭依。从玉狮场村下来,她两眼一黑,摔下了马,同伴费了极大的劲才把她救醒。

绿家园的汪永晨,与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是我见过的最身体力行的环保人士。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忙碌。她每天要到两三点钟才睡,经常是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时候朋友们开玩笑说,老天爷很照顾她,让她每天比别人多出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大家也在那胡乱猜想,也许她的身体有别人没有的特异功能,随时能“吸天地元气”以补充身体能量。否则,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在这样的状态下保持旺盛的精力和清醒的头脑?

其实老天爷没有给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时间就像空气中的水,必须费很大的劲才可能凝结一小滴;时间就像海水中的盐,必须有极好的技术才能分离出一小粒;时间就像树林中的鸟,必须有极大的热爱自然之心,才可能把生命的每一寸都奉献给它。

其实汪永晨未必比别人精力旺盛,你经常能看到她满怀倦容。只是因为中国的环境形势太危急,而她对问题的关切又是太专注,焦虑战胜了疲惫,愤怒战胜了失望。环保是需要身体力行的,更需要情感投入的。一个不热爱自然的人不可能投身环保,一个不关心人类苦难的人也同样不可能投身环保。而中国的环保人士就是如此的不幸,当他们看到人类的真正苦难之后,他们还要再看一层更残酷的现实:看到无告的自然所遭受的蹂躏、漠视、摧残、毒害和践踏。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被自私粘住了心眼,很少有人忘掉自己,替受难的人说话;几千年来,这个对自然缺乏关爱的民族,更是缺少忘记自身的安危,为自然界奔走呼号的人。因此,中国的环保人士,至今寥寥无几。而汪永晨甚至具备中国许多有志于环保的人士身上经常欠缺的一个品质:有问题一定要明朗地表态,有想法一定要快速地说出,有现象一定要去深入调查。

一个如此这般的优秀人士,怎么引得地方政府某些官员的恼怒的慌乱?我想,有必要细细分析一下极端发展主义者们的思想,有必要澄清中国的环境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我在许多文章里都在写,说中国其实没有极端环保主义者,即使是廖晓义汪永晨,也远远谈不上极端;中国多的是极端发展主义者,多的是偏执发展主义者,多的是极端消费主义者和极端诡辩主义者,多的是极端欺骗主义者和极端撒谎主义者。随着社会的进程,人与人之间的革命正在消淡,接下来要发生的,一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革命。要建立新的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就要清除许多有害的发展方式。

云南一些官员现在就有点患了了极端发展、盲目发展病。他们写报告要政策,一些矿产、水电集团准备跑马圈矿、圈水、占山、占地的时候,一定会拿出一个理由,说是为了帮助地方群众脱贫致富。有的领导无视新中国建立快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果,一张口就说云南还有人在“穿兽皮”;有的领导不懂得世界发展潮流,耻于看到云南人民唱歌跳舞的生活形态,认为这是在讨好旅游者;有些领导没有看到云南真正宝贵的是生物多样性,而被橡胶、纤维这样的单一产出糊住了神经;有些领导看不到美好景观的自然价值,连虎跳峡、三江并流这样世界奇观,也想在一朝毁灭之。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发展的方式,都是建立在不公平资源分配、不公平利益分配、不公平政治分配的状态下进行的。想做一个“发展项目”,事先不做好规划和调查,规划时不考虑生态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项目推进时不考虑当地人的利益,项目公示时提供给公众的是虚假的信息,项目完成后对已有的承诺拒不遵守和兑现;项目出现风险时仍旧遮遮掩掩暗箱操作,满心希望避开公众的目光。

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利益贪图者看来,只要能够让个体利益和集团利益能够得到满足,对公众可以欺骗,对自然可以蔑视,对当地人可以掠夺,对环境可以肆意污染,对资源可以独家享用,对环保主义者、公共利益倡导者,则可以以追杀、妖魔化来对待之。一棵树在他们眼中只是简单的纸张或建材,一条河在他们眼中只是简单的电力,一座山在他们眼中只是地底可怜的矿产,一个工厂在他们眼中就是产品销售出去的利润。一切的发展行为,都不考虑生态的多重成本,资源的多重价值,也不考虑当地人的死活。

环境保护其实不仅是希望“还我美好山河”,更希望推广一种更加高尚的价值观,让人类多少脱离自私,领略公益的美好,进而让社会文明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中国痴心于环保的人士,首先是些敏感的、最多只拥有“写文章权”的文人,他们都有纯洁和善良之心,他们希望世界更加美好,他们希望发展不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他们希望在发展时注意公正、民主、公开和公平;他们希望人类在自私地满足欲望追求的时候,不要太伤害自然。因此,你一定要明确,像汪永晨这样的“中国式环保人士”,一定首先会看到人类的苦难,进崦体悟到自然的苦难。而同时,这些环保人士惊讶地发现:受难的人与受难的环境往往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权利被他人剥夺、利益被他人吸吮,血汗被他人挥霍。

如果纯粹用经济的眼光来看,中国有一些地方确实还“落后”。但这落后恰恰不是保护过度造成的,更不像许多人诡辩的那样,是有心地“为保护环境付出的代价”;而是长期发展权利分配不均衡造成的。中国的一些地方,纯粹用经济来看,似乎是比较富裕,但这些地方自然和生态付出的代价,至今没有得到修复,甚至一天比一天惨烈,同样,这样的地方也是因为资源权不公、环境权不公、社会不够民主、自然得不到尊重造成的。

中国是不幸的,由于根本不热爱自然,几千年来,人们脑子里成天想的是如何与其他人斗争和绞杀,如何通过压制他人而给自己谋取物质利益,很少考虑自然的作用,很少想象过真正美好社会应有的形态;没有形成自然保护的理论,更没有设计自然保护的政策、技术、制度的能力。因此,当城市化、工业化、污染化、平民化、网络化等“多化”同时叠加到中华大地上的时候,频繁地出现一个又一个的低级失误,出现一个又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生态灾难和生命灾难。

环保主义者从来没有阻止社会发展的意思,更没有与某些地方结仇,更不会心胸狭隘到试图置少数极端发展主义者于死地。他们总是想用微弱的声音,感化某些人,总会想用单薄的身体,扭转日益恶化的局势,总是想用个人的生命,改善粗暴蛮横的方式。正是看到了有许多发展方式不可取,正是看到了有许多地方还来得及保护和挽留,正是看到了有许多地方可以避免再走错误发展、伤害型发展的道路,像汪永晨这样的人,才在那舍命救主,拼死护驾,试图用自己微弱的声音,让中国的山水,还有一个喘息的缝隙,让中国饱经不平等待遇的民众,还有可能争取到他们本应得的权益。

因此,当汪永晨们被当作“极端分子”,被视为“发展的敌人”,被诬蔑成“不顾穷人死活”的时候,我们真得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社会,我们自诩为关注民生、关注生态文明的社会,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发展之路,到底还在涌动什么样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把最值得尊重的人,当成了敌人,把最需要宏扬的珍稀思想,当成了危险的高压电;如果我们把最需要鄙视的发展方式,最需要淘汰的行为方式,当成了“中华复兴秘术”,我们何时才可能真正贴近文明状态?(2008.3.19)

12、一家农贸市场的环保实践:目睹塑料袋的消失

来源:浙江日报2008年03月1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7018939.html

  周日一大早,家住浙江城西亚洲城的王淑美便像往常一样,到古荡农贸市场买菜,她手里拿着一只暗红色的布袋子。在这个城市,近段时间拿上布袋子或竹篮子购物,成了某种时尚。

  不过,王阿姨并不是为了赶时髦,布袋子是女儿给她的,已经用了一年。“买菜时能少用几个塑料袋,提起来很方便。”她说。

  王阿姨去的这家菜市场,四年前就成了全国首家100%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的农贸市场,在接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助理总干事、厄瓜多尔前总统、芬兰前总理等参观时,赢得了这些国际政要的赞许。国家颁布“限塑令”后,它又第一个联手杭州其他农贸市场,推广可替代塑料袋的环保布袋。

  “让马大嫂用布袋,改变起来确实很难,可是,当年我们推广可降解塑料袋又何尝不难?现在却是100%。”菜场经理金长语气中流露自信。

  环保是一种责任:从“毒袋子”到可降解塑料袋

  3月18日,金长牵头的“绿色生活 代代相传”环保购物袋推广活动,在8家农贸市场送出了第二批7500只袋子。这些天,从与农贸市场经理沟通协商方案,到与厂家谈判组织货源,这种忙碌的感觉让他回到了四年前。

  就在2004年2月底,古荡农贸市场的经营户们陆续收到了市场复印的“毒袋子”的新闻报道材料,接着一个个被邀请到经理办公室谈话。

  谈话的主题,是要更换当时经营户们普遍使用的廉价塑料袋。

  “这些塑料袋有毒。”金长搬出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你知道是用什么加工的吗?农药桶、粪桶、废弃的医疗器械,而你的顾客就用这样的塑料袋装菜。”

  让这位市场管理者觉醒的,是一期曝光河南无照塑料加工作坊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像小山一样堆积的废弃医疗器械,深深刺痛了他的神经。

  “我,虽然只是一家农贸市场的经理,但是肩负着附近1万多户居民的‘进口’安全。尤其是那些双职工家庭,早上买好菜,直接放冰箱了,那些袋子还有可能产生二次污染。”那期《焦点访谈》播出的第二天上午,金长召集市场20多名管理人员开会,讨论如何用可降解塑料袋取代市场里正在使用的垃圾塑料袋。

  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比垃圾塑料袋至少贵三成,这部分差价经营户们能接受么?讨论指向的焦点和难点很实在。

  于是,便有了经理与经营户一对一的谈话。“大道理我就不多谈了。你再想想,其实你们每天半夜进货,五六点钟进场理货,早上高峰过后,通常抓两个馒头就解决早饭了,连手都来不及洗。换用可降解塑料袋,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啊。”

  或许是出于设身处地考虑的感动,或许是对环保意识的认可,或许是慑于市场管理制度的威力,出乎所有市场管理人员的意料,可降解塑料袋的推广并没有引起市场经营户的激烈反对。

  几天后,农贸市场和185家经营户签订责任书。责任书规定:凡进入本市场经营户必须服从市场管理,统一使用可降解塑料袋。

  2004年3月15日,市场门口贴了一张“告消费者书”,古荡农贸市场推广可降解塑料袋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

  “给你们半个月时间过渡,半个月后,我希望再也看不到一只‘毒袋子’。”那一天,金长对经营户们说。

  4月1日,市场所有管理人员都起了个大早。看到偌大的市场竟然真的没有一只“毒袋子”,金长眼眶湿润了,他想拥抱每个经营户。

  环保是一种习惯:185户经营户的一条心

  走进古荡农贸市场,红得正烈的小辣椒、橙黄橙黄的胡萝卜、绿如凝翠的青菜工工整整地摆放在一起,即使你不十分擅长厨艺,也会被这眼前的新鲜所打动。而如果你仔细观察,还会发现这里的所有摊位上悬挂的塑料袋,只有白色和浅绿两种,并印有环保标志。

  金长清楚地记得,曾来参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助理总干事米拉格罗斯·科拉尔女士便是被眼前的这种情景打动了。那是2005年11月10日,当科拉尔女士听说市场所用的塑料袋都是可降解的时,惊讶地翘起了大拇指:“杭州这么美的城市,连一家市场的环保意识都这么强。住在这里的人,真幸福!”

  金长所在的市场从2005年起就是杭州市的对外旅游开放点,在接待来自德国、墨西哥、新加坡、法国等外国友人时,他每每都将100%用可降解塑料袋作为一大亮点来介绍。

  53岁的吴志良在古荡农贸市场二楼管理着一个特殊的摊位——专门用于销售可降解塑料袋的摊位。以前,经营户们大多用的是小贩们骑着三轮车来兜售的廉价塑料袋,那些塑料袋用的是回料,由周边地区一些成本低廉的小作坊生产。而杭州市生产可降解塑料袋的厂家只有一家,于是,为了方便经营户购买,市场专门辟出了一块场地销售,一个仓库存货。

  “四年前,经营户到我这里购买袋子,抱怨声可大了。”老吴扶了扶眼镜说。所有经营户都会算这么一笔经济账:换用可降解塑料袋后,每月在塑料袋上至少多支出近100元钱,一年下来就有1000多元。

  尤其是近年来,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给可降解塑料袋的生产造成较大成本压力。四年来,可降解塑料袋已经提价三次。在去年12月那次提价以后,最大的袋子价格7.5元/50只,比2004年又上涨了五成。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拥有价格优势的“毒袋子”很可能卷土重来。为此,市场严格设置了三条防线:发现第一次,没收;第二次,停业整顿;第三次,清除出场。

  “那时候,20多个市场管理人员,随时随地检查,惟恐个别经营户脑子一糊涂犯规。”吴志良说。

  “市场当初推行‘环保袋’,的确让我们觉得这是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自1996年古荡农贸市场开业起,就在市场里卖干货的经营户杨开美实话实说,“但从长远看,却给我们的生意带来了人气:这里用‘环保袋’,保证买得放心,吃得安心,顾客自然多了。”

  四年来,由于周边新市场建造,连锁超市的分流,古荡农贸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然而,一到周末,还有闲林、艮山门、河坊街、留下等地市民远道而来,有的顾客甚至会把一星期的菜都提前买好。

  “可能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经营户来买袋子,已经不再抱怨了。”老吴管销售一年后又转去做其他工作,最近半年又回来管这摊子,他发现,经营户对袋子态度变化很大。

  “因为环保袋成本很高,有时候卖两块生姜,利润就是一毛,而袋子就要一毛,所以我们也会劝消费者少用一个袋子。最感动的是,一些顾客主动提出来少要一个袋子,两样并一样。”蔬菜经营户马海霞报料说。

  环保是一种信心:小小塑料袋考验大众

  由于古荡是全国首家100%使用可降解塑料袋的农贸市场,今年1月24日,金长上了一回《东方时空》。这是一期关于“限塑令”的节目,央视记者感兴趣的是,这家在环保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农贸市场如何应对“限塑令”下的新挑战。

  “限塑令出来,是为我们当初做的事情撑腰,感觉自己做对了。”金长说,从报纸上获悉这个消息,便很替经营户们高兴。如果油价的上涨,塑料袋的价格也还会不断上涨,这对经营户是一个不小的压力。有偿使用后,经营户压力自然减少,估计全年塑料购物袋的使用数量也可能减少一半左右。“但另一方面,限塑令还有节省资源的一层意思,当初只考虑到食品安全和环保,还不周全。”

  金长统计过,仅经营面积2000平方米的古荡农贸市场,一年就要用掉1500万只可降解塑料袋,价值35万元左右。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

  “关键是找到一种合适的替代品,能重复使用,不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又不危害环境和食品安全。”2月初,当南方的大雪开始飘落,金长召集了杭州其他5家农贸市场的经理,共同商议推广环保购物袋的事情。

  豆腐、杀好的鱼、干散货,怎么放?如果摊主自愿赠送塑料袋,怎么管?这些管理着“菜篮子”零售终端的市场经理们坐在一起,把细节商量了又商量。

  这是一场更艰难的转变:新的形势下,塑料袋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经营户了,市场要引导的是所有顾客,让他们自觉减少使用塑料袋。

  于是,一项推广可循环使用无纺布袋的计划出炉了。大家达成初步共识,环保布袋设计要实用,折叠起来可以直接放进女士背包,便于携带,又可承受一定的重量,而且售价不高于2元。

  2月14日,六家农贸市场联合推出了“绿色生活 代代相传”第一批环保购物袋推广活动。活动现场,拿袋子的人排成长队。

  “我非常想念小时候妈妈带我去菜市场,拎一只竹篮,放一只碗,竹篮用来装菜,碗用来装豆腐,碰到要买盐、买糖时,店主也会用牛皮纸帮你包好。”金长认为,分发袋子不是目的,鼓励大家循环使用才是目的。有些老的生活习惯是一种美德,经济发展得再快,这种既环保又经济的方式不能丢。

  不过,这已经不是一家农贸市场所能掌控的了,而需要整个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需要环保真正成为人们的信仰。

  然而,变化就在潜移默化之中。在古荡农贸市场所在的古东社区,近两年,每个月社区黑板报都会出一期和环保相关的内容;每个寒暑假的学生课外实践,都少不了与环保有关的内容。3月5日,学雷锋日当天,古东社区向所辖困难家庭免费赠送了竹篮子。当时,一位大妈就走过来和工作人员商量,“我不用你们免费送,我用易拉罐瓶和你们换行不行?”

  “我不是塑料人”的行为艺术展出,世纪联华、华润万家等大型超市推出环保购物袋换购活动……越来越多的环保声音在我们周围响起。

  而古荡农贸市场的摊主们也发现:市场里,拎着布兜、竹篮买菜的顾客越来越多了,而且有的顾客还非常创意的把水果篮当成购物筐,把牛仔裤改成购物袋,就连穿着时尚的年轻女孩子也提着竹篮子来市场买菜。越来越多顾客在买姜、小葱这种食品时主动和经营户说:“不用给我袋子了,给你省一个。”

  而3月18日,随着第二批7500只环保购物袋的分发,参与活动的农贸市场也增加到了8个。金长对他的事业充满信心。(记者 徐园 实习生 于佳)

13、环境执法不能墨守陈规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8-03-19 季阳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803/t20080319_223141.html

  如何积极应对环境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有新思维、新方法、新手段。环境执法工作更是如此。只有创新执法理念,才能破解当前环境执法所面临的“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等问题,推动地区环境保护工作。

  一是环境执法应积极融入地区经济发展。环境执法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外界阻力大,环境执法干扰多,这需要基层环保部门在环境执法中不囿于环保部门的小圈子,把环境执法工作融入到地区经济发展中,在严格开展环境执法的同时,积极做好环境执法服务。一方面,抓住群众关注的环境热点、领导关心的环境焦点等问题,抓住根本性内容,如治污减排、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破坏等内容,开展环境执法工作;另一方面,将环境执法工作与环境宣传、环保服务等工作结合起来,让环境执法人员既当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又当环保政策宣传的先行者。不以查、罚、关为目的,而是从扶持、指导等角度,帮助企业又好又快发展。通过宣传和服务,争取环境执法工作能得到领导的支持、企业的理解。

  二是环境执法应做到灵活机动。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敢偷排、多排污染物,有一部分是因为环境执法工作还有漏洞让企业有机可乘,执法的硬度还未让企业伤到筋骨,加之一些基层环保部门将环境执法工作固定化、模式化,什么时候到企业查,到企业查什么,企业一清二楚,事先就做好应对准备,让一些环境执法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环境执法工作必须创新。首先是做到执法手段创新。既要科学地安排环境执法时间,又要结合工业企业工艺流程、排污特点,以不固定的环境执法检查应对企业有规律性的污染排放。其次,环境执法方式要创新。变常规环境执法为突击性执法检查、零点检查和节假日检查,使环境执法工作灵活机动。最后,坚持上限执法。对屡次违法排污企业,严格按照企业排放污染总量进行核算,排多少,罚多少,真正达到让企业不敢偷排和超标排放的效果。

  三是环境执法应注重部门联合。环保部门单一性地开展执法工作,尤其是对那些关系当地经济发展的排污大户,基层环保部门执法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有的案件时间拖得也较长,处罚额度与企业违法所得相比又较少,最终造成环境执法成本居高不下。对此,新时期,针对当前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时期和减排任务日益严峻的现状下,更应善于利用多部门的力量开展环境执法工作,变环保部门单一执法为多部门联合执法。一方面,可借助上级环保部门力量,采取纵向联合的办法,着力解决一批基层环保部门难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借助基层部门之间的横向联合执法,对一些屡禁不止、屡查屡犯的,“十五小”、新五小等企业,通过供电部门断电、公安部门设备查封、工商部门取缔执照等办法,将环境执法工作上升到政府层面、人大政协督办层面去推动,靠政府及多部门的力量,降低环境执法成本,强化环境执法效果。

  四是环境执法应善于利用载体。当前,环境执法工作难,还在于环境执法信息来源不多,外在载体不多。被动开展执法、疲于应付执法等问题依然存在。环境执法工作要想有所突破,必须要增加载体、扩大环境信息执法来源。一方面,应在环保系统内建立企业信息通报制度,及时通报环境监测、项目审批、固废管理等方面信息,全盘掌握企业污染治理动态;另一方面,利用社会载体,通过群众及社会各界的力量,进一步畅通渠道,收集信息。如在开设12369环保举报电话的基础上,收集跨县市区水源保护信息,在报刊及其他重要媒体上设立环保举报专栏,在电台、电视台设立环保曝光台,在社会上聘请企业排污监督员等,让社会各界参与环境执法,参与对违法排污企业的监督。(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14、中国需要真正的“大环保部”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2008-03-19 童大焕

http://news.h2o-china.com/interview/expert/699371205895334_1.shtml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将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令人瞩目。但一次升格行动能否真正改变危如累卵的环境态势,令人担忧。

  目前,在沿海发达地区官员的环保意识和民众的环保运动同步增强的同时,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危险;在“人多势众”的地方被群众反对的项目,有可能随时被转移到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甚至因此而人为降低环保标准,从而对环境和生态造成威胁;即使在发达地区,在官员有限任期的政绩冲动下,一些大型项目仍然受到“流水官员”的格外青睐。

  单靠地方民众的“自救”运动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在中产阶层发育不足、公民社会尚未觉醒的地方,来自外部的NGO组织非常重要。而“之外的之外”,是我们迫切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大环保部”和“大环保法”,冲破地方“诸侯经济”的重重罗网,将公民权利和环境保护的阳光洒在中国的大地上。

  美国没有经济部、发改委这样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有权力却没有责任的部门,但是像食品药品监督这样的部门,却是真正的“大部制”,人员多达数万人,一竿子插到底,有权力更有责任。而在联邦政府设了这样的部门,地方政府根本不再设这样的部门。

  中国的环境保护部,也需要这样的“中央大集权”和“大部制”,一切权力归中央,才能突破各地方官员的“诸侯利益”。当然,除了“机构创新”,还要“组织创新”和“法律创新”,一方面要给NGO环保组织更大的组织、话语和活动空间,另一方面要给民众赋予更大的环境权利,尤其是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经济高额索赔权。据悉,中国环保部目前人数只有美国环境署的六十分之一。但中国人口是13亿,美国则刚刚接近3亿。

  这样的“大部制”,可以先从环保部破题,逐渐向食品药品安全、法院、新闻等领域推进。它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有本质区别,传统中央集权是中央有权力而无责任,地方和百姓无权利;这样的“大部制”,则是权力和责任高度统一,而且根据法治要求,把经济权利还给了市场,把社会和公民权利,还给了民间社会组织和公民自身。

15、环保总局张力军:节能减排靠决心 更要靠制度 

来源:工人日报 2008年03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8-03/19/content_7820225.htm

    国家环保总局张力军副局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透露,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山东省省长姜大明说,如果完不成节能减排的指标,他们就辞去省长职务。

    “环保部门透露这一信息,表明了各地政府节能减排的决心。”一直致力于环保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王文彪说,“问题在于,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究

竟要依靠什么?”

    “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

    “我们盐城,每万元GDP中排放废物0.796吨,在江苏是最低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市长李强对记者说,江苏省委虽然没有立“军令状”,但省委领导非常重视节能减排工作,将其列入了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政绩考核。“考核全部是刚性的,我们现在压力都很大。”

    在很多代表委员看来,省长的“军令状”对于推动节能减排有着重要意义。“节能减排工作推动的难点,还是在于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和政绩观。”王文彪委员说。

    张力军也并不讳言当前所遇的障碍,“少数地区的基层领导对环保、节能减排重视不够;环境监管力度和力量不够。”

    “完不成节能减排指标就辞职,这不仅是承诺,更是压力和决心。地方行政长官有为节能减排不过关承担责任的义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尹伟纶表示。

    “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抓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并非一蹴而就、轻而易举的工作。如果省长任务没完成如坐针毡,市长、县长能不惶恐吗?”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说,“倘若没有完成任务,就当言必行、行必果。只有这样,节能减排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只有制度才靠得住”

    “省长敢于担当,立下节能减排的‘军令状’,值得尊敬,不过,立‘军令状’不能仅仅是个人性情体现。”全国政协委员尹伟伦表示,要完成节能减排的目标任务,必须要有完善的制度、要有全民的参与。

    “面对节能减排指标的官员,态度端正固然重要,但功夫更要下在行动上。假若没实现目标,官员再怎么承担责任,又有多大意义呢?”尹伟伦委员说。

    “只有制度才靠得住。如果制度健全了,官员立不立‘军令状’,倒是件无所谓的事。我不希望,只有省长引咎辞职才能换来各级政府主政者重视环保的局面。那样,我们付出的代价决不是一个省长的去留,而是发展机遇的丧失。”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表示。

    “地方政要要敢于抛弃唯经济发展的观念,环保部门要敢于拿出治理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勇气,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要拿出科学洁净的生产力技术。这三者相互促进,才能让环保局面取得可喜的进步。”刘白驹委员说。

    节能减排离不开技术助推

    “节能减排不是一项单独的任务,更不是一场‘运动’,必须纳入到管理体系和日常经营活动之中。”韩方明委员说,“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主要被国企尤其是央企所覆盖,再加上央企本身经济控制力和社会责任的特殊性,他们应该成为节能减排的主力军。”

    韩方明委员认为,政府重视固然重要,企业也要积极落实。他建议,企业要树立创新意识,不能沿用“环境污染———治理———再污染”的旧思路。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袁祖亮表示,最根本还是要靠科学的制度与技术,建议政府充分利用宏观调控与手段,调整经济结构,加大产业升级。“政府官员问责、企业升级与奖惩制度,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