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2-03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 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青年报： 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立法要避免行政部门揽权
2、《人民日报》： 渤海生态面临三大威胁
3、光明网—光明日报： 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举行
4、新华网：渭河拉响“水荒”警报预计来水减少一半
地方信息：
5、新华网： 山西：主要污染双下降 空气质量现“拐点”
重大水事：
6、新华网： 长江三峡地区地貌演化研究取得新突破
污染信息：
7、中国新闻网： 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
环境曝光：
8、人民网环保论坛： 组图：真实写照，煤矿―“污矿”！
民间环保：
9、10月记者沙龙内容
深度报道：
10、中广网： 水环境忧思(三)：破碎的大渡河
11、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六：长江源头面临断流危机
12、观察与思考： 排污权交易将给环保带来什么
环境时评：
13、新京报： 飞机“绿化”才“高档”
14、东方网： 公民参与是控制污染的法宝
15、中国环境报： 如何让城市环境保护不欠新账多还旧账?
1、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立法要避免行政部门揽权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603351.html
一直有学者批评我国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存在行政部门竞相揽权的问题，2日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毛如柏说，今后环保资源法律制定要避免相关部门“争权而不负责”的现象。
在今天举行的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毛如柏指出，尽管我国资源环境类法律法规已经有数百件，但法律原则性强、操作性差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说，过去有这样一种倾向，法律授予行政部门的权力与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相匹配，权大而责小，或者有权而无责，最终导致在法律制定过程中行政部门竞相争权揽利，但遇到难题时却互相推诿责任。
为了避免环保领域这种“争权而不负责”的现象，防止“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毛如柏称，在今后立法过程中，应注重环保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即赋予行政部门什么样的权利，理应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切实做到职权法定，责任法定，建立起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必受罚的机制，使权利与责任相一致。
此外，在环境立法中，毛如柏还认为应该处理好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的关系。他说，以往制定的环境与资源法律，比较强调政府的行政手段，注重命令、控制模式，由此助长了环境治理成本高、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今后的环境立法应更加重视经济手段。比如最近刚刚提交审议的循环经济法，就专门单列一章，规定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措施，强调政府应更多地采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刘世昕）
2、《人民日报》：渤海生态面临三大威胁
来源：《人民日报》 2007年12月3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4610
生态用水减少 污染源最多 湿地面积缩小
本报南京12月2日电 （记者余建斌）生态用水减少，污染源最多，滨海湿地面积缩小，我国四大海区中污染最严重的渤海目前正面临三大生态问题。
在日前召开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中期工作会议上，渤海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重要主题。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李培英说，目前渤海主要面临着三个生态问题：
一是生态用水在减少，也就是海河、滦河、黄河、辽河等大河的入海陆地淡水在减少。
二是污染依然是渤海的头等大事，随着周边地区和自身开发力度加大，污染源不见减少。
三是渤海的一些优良岸线和滩涂正逐渐减少。辽东湾、黄河三角洲、河北等地原有较多湿地，近几年受人为和自然因素影响，面积大为缩小。辽河口湿地甚至在20年间退化了60％—70％，黄河三角洲湿地损失1/3以上。
据了解，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海洋局和国家环保总局等多个部门参加编制的《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明年4月将提交给全国人大审议。
3、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举行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07-12-03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world/649551196667124_1.shtml
北京12月2日电(记者林英)2007环境立法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暨《世界环境法汇编》首发式12月1日至2日在北京举行。
本届论坛旨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探讨科学发展观理念在环境立法中的体现，聚焦当今环境保护立法的热点理论与实践问题。论坛研讨内容涉及环境政策与环境立法、节能与可再生能源的法制建设、环境权与公众参与、公益诉讼与污染损害赔偿、土地利用和土壤防治立法、自然保护区与生物安全和物种保护、水污染防治与水资源保护等。作为本届论坛最重要的内容，《世界环境法汇编·美国卷》和《世界环境法汇编·澳大利亚卷》同时正式出版发行。
《世界环境法汇编》是由全国人大环资委为主要组织者，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部委局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35个部门参与编译的大型丛书。该汇编主要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现行环境与资源法律文本及案例中选材，内容涉及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城市和乡村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同时还介绍各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的基本框架、演变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法律法规制定和修改程序以及经典案例等。该汇编计划分多期完成，现在出版发行的是《美国卷》和《澳大利亚卷》。
4、新华网：渭河拉响“水荒”警报预计来水减少一半
来源：新华网 2007年12月2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4569
新华网郑州１２月２日电（记者林嵬）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冬至明年汛前，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来水预计减少一半，防断流形势严峻。
据黄河水文部门预估，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渭河流域陕西省主要来水区来水２０．５亿立方米，比多年同期均值偏少５０％。
渭河发源于甘肃渭源县，全长８１８公里，在陕西省潼关注入黄河，是陕西的重要水源。
据了解，目前渭河用水量由黄委会统一调度，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水量调度年度，黄委会分配给陕西省的渭河取用水量为１４.２９亿立方米，耗水量９.４２亿立方米，渭河流域用水形势相当严峻。
据了解，今冬明夏渭河水量调度目标为：充分利用渭河水资源，保证必要的河道最小流量，防止河道断流；陕西省各市县区和各单位用水总量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黄委会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冬明夏黄河干流来水将偏少二成，黄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5、山西：主要污染双下降 空气质量现“拐点”
来源：新华网2007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602416.html
新华网太原１２月２日专电（记者陈忠华）记者从山西省环保局获悉，今年以来，这个省主要污染物排放出现下降局面，空气质量出现“拐点”，减排指标年底有望实现。
今年以来，这个省通过实施强化工业污染治理、严格执法、环保问责等措施，积极推进污染减排和蓝天碧水工程，取得明显成效。前１０个月，全省二氧化硫排放削减约７．７５万吨，化学需氧量削减约１．０３万吨，这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均完成年度计划的８０％以上，预计年底可完成今年确定的削减指标。
截至１１月２７日，这个省１１个重点城市二级及以上天数累计已达３０８５天，超过“十一五”规划的２９４０天的目标。
据山西省环保局负责人介绍，除太原外，其余１０个城市已达到“十一五”预定目标，除运城外，其余１０个重点城市均可达三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6、新华网：长江三峡地区地貌演化研究取得新突破
来源：新华网 2007年12月3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4616
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２日电（记者郭立）记者２日从重庆市科委了解到，由重庆市科委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长江是在距今２００万年形成的，长江东流是由于青藏高原的抬升，三峡河段的贯通是长江演化历史中的一个重大地质事件。
长江是世界著名大河，三峡地区的地貌发育与演化过程在长江河谷研究中地位十分突出，长期备受关注。随着三峡水库的兴建与运行，长江流域环境变迁，产生的新构造运动、灾害地貌、水土流失、库区泥沙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亟待解决。为此，２００５年，重庆市科委启动实施了院士专项，支持西南大学袁道先院士开展“长江三峡河谷发育与环境演变研究”。
经过两年的努力，研究人员通过对大批实验样品进行的孢粉、重矿组合、磁化率、１４Ｃ定年、铀系定年等测试，完成了长江三峡地区各级地貌及“江北砾石层”的形成机制、发育年代及环境演变等研究内容。项目建立了首个完整的三峡地区长江阶地年代序列，提出了三峡地区的地文期新认识，阐明三峡河谷的发育过程。
据介绍，该研究成果将极大推动长江三峡河谷发育与演变研究，为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和规划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成果提出的关于区域喀斯特地貌演化历史结论，为武隆喀斯特地貌“世界自然遗产”的成功申报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7、中国每年因大气污染致门诊35万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603723.html
2007年7月17日下午3点半，内蒙古满洲里市疾病控制中心突然接到该市阜城东社区卫生站的报告，从当天早上9点起卫生站接连收治了20多例腹痛、恶心、呕吐的患者，到下午仍有症状类似的病人陆续前来就诊。
接到报告后，市疾病控制中心一面向满洲里市卫生局汇报，一面组织人员赶赴卫生站。到7月22日，病例增至536例，其中还有一名危重病人。市卫生局不得不向卫生部请求专家支援。经过全力救护，最终所有的患者都被治愈。
导致这几百人同时生病的原因略显特殊。经过仔细调查，医务人员发现病例的分布与该市铁路供水管网一致，确认这是一起典型的生活饮用水污染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原来，净水厂的蓄水池设计存在严重缺陷，此前连日的暴雨致使污水从排污管反向流入蓄水池，污染了生活饮用水，引发当地居民发生群体性腹泻。
这仅仅是中国每年发生的近1000起水污染事件之一。
11月21日，卫生部监督局局长赵同刚在第三届国家环境与健康论坛上透露，中国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其中有5000多万人饮用水氟、砷含量超标。除了水污染外，其他环境污染对健康安全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每年因城市空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超额死亡分别达到17.8万人和11万人。”赵同刚说，“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的危害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的重大障碍。”
10亿人呼吸受污染
“近年来，中国空气质量虽然有所改善，但城市大气污染依然严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所长金银龙说。
2006年，中国对559个主要城市进行的监测显示，有37.6%的城市大气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物、氮氧化物是主要污染物。
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6亿人生活在二氧化硫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中，而生活在总悬浮颗粒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中人数达到了10亿。
金银龙说，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大气污染与人群的许多疾病，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肿瘤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密切相关。
全球每年由于城市空气污染造成大约80万人死亡。亚洲地区每年因大气污染造成48.7万多人死亡。中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35万人，急诊病例680万人，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
除了城市大气污染外，室内空气的质量也令人担忧。在城市，集中空调的污染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2004年，卫生部对60个城市937家公共场所的集中空调进行了卫生检测，结果显示严重污染达47.1%，中度污染达46.7%，合格率仅占6.2%。通风管道内最高积尘量达到486克每平方米，是国家标准的486倍。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所引起的人体健康损害和疾病种类达几十种，主要有三类疾病，传染性病、过敏性疾病和不良建筑综合征。”金银龙说，“其中，传染病军团菌病的死亡率是5%～30%，接近SARS的死亡率。”
农村虽然没有集中空调污染的困扰，但由烧柴烧煤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至今仍未引起重视。
中国农村有将近80%的家庭使用固体燃料(秸秆、柴和煤炭)作为主要的生活能源，但这些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尤其是在开放式燃绕或通风不良的情况下燃烧时，能释放出对健康有害的数百种污染物，造成室内空气严重污染。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村燃煤造成室内多种污染物严重超过国家标准。
每年近千起水污染事件
从2001年至2004年，中国共发生水污染事故3988起，平均每年近1000起，每天2到3起。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2006年水污染事故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59%。
“由于人口增长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含有杀虫剂和化肥的农田灌溉水及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造成了中国河流、湖泊、地下水和沿海大面积污染，这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金银龙说。
2006年，环保系统对中国七大水系的408个地表水监测断面检测显示，其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46%，Ⅳ、Ⅴ类占28%，劣Ⅴ类占26%，素有三大湖之称的太湖、滇池和巢湖水质均为劣Ⅴ类。按照国家环保标准，Ⅰ类和Ⅱ类水可以作为饮用水水源，Ⅲ类和Ⅳ类水只可以用于灌溉，Ⅴ类及劣Ⅴ类水质甚至不可以用于灌溉——但实际上，中国很多地方根本无法执行这一规定。
人群患有大量与水污染相关的传染性疾病。在中国的37种法定传染病中，通过水传播的疾病有8种。2006年，中国上报法定传染病发病人数460.9万，其中靠水传播疾病的发病人数127.8万，占27.7%。金银龙说，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饮用水中的污染物尤其是有机物暴露与慢性疾病显著相关，尤其是肝癌、胃癌等消化道肿瘤。
今年7月1日，中国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开始实施，水质指标从原来的35项增加到106项，其中42项属于强制检测项目。建设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副主任宋兰合透露，中国660多个设市城市的3000多家水厂中，能完全执行106项检测的，“绝对不会超过10家；即使能检测42个强制项目的，也只有不到15%；另有约51%的企业更是根本没有检测能力”。
除了水质检测能力滞后，宋兰合说，城市供水管网的老化现象也非常严重。在东北一些地区，甚至还在依靠伪满时期建造的管网。而供水管网老化，不仅容易造成漏损率增加、停水事故频发，同时也会进一步影响供水水质。
国家行动计划颁布
实际上，如何应对环境与健康之间的挑战，是一个全球性难题。因此，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多个国际机构，也一直大力推进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影响的调查与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6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接近1/4的疾病由可以避免的环境暴露引起。每年超过1300万的超额死亡归因于可预防的环境因素。在最不发达地区，接近1/3的死亡和疾病归因于环境问题。
但中国不仅对国内环境污染及其对健康产生影响的底数和状况不清，而且在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上存在很大不足。卫生部和环保总局等部门在环境健康问题上甚至缺乏沟通。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2006年举行的全国第一次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就直言，环保局管污染，卫生部管癌症，但污染和癌症两者之间的研究却是空白，这方面的统计协调机制远远没有到位。
为此，中国政府特别在11月21日召开的第三届国家环境与健康论坛上，启动了《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这也是中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行动计划》特别提出将建立五大国家级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开展实时、系统的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危害监测，为国家制定有效的干预对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这五大网络分别是：饮水安全与健康监测网络、空气污染与健康监测网络、土壤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与健康监测网络、公共场所卫生和特定场所生物安全监测网络。
赵同刚希望通过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更加有力地推动环境与健康工作，以应对公众面临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8、组图：真实写照，煤矿―“污矿”！
来源：人民网环保论坛2007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985/6602937.html
9、10月记者沙龙内容
会议时间：2007年10月10日
会议地点：中国青年报十楼记者之家
主讲嘉宾：李怒云（国家林业司副司长）
张冀强（美国蓝月基金会总裁）
中国政府规范本国企业境外森林培育活动
李怒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和记者分享这些年在中国林业方面做比较跟国际接轨的事情，目前大家知道气候变化与森林联系非常密切，我本人在国家林业局主管气候变化生物质能源还有海外森林培育活动等，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也是在大的背景下，跟气候变化也有很大关系，在今年9月份在澳洲举行的APEC会议，这个会议之前我们配合要为会议做一些事情，特别我们胡总书记参加APEC会议设计一些议题，所以这个指南的发布也是中间一项内容，我后边还会讲一些在会议上一些情况。因为这个我们跟商务部联合发布的，今天就是来解读指南，主要讲背景和意义，还有一些主要内容，还有我们下一步想做的事情，这个在9月1号跟商务部共同发布的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编制指南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森林资源的可持续性经营对保护环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而森林资源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是可持续经营的主要内容，目前实际各国都非常注意森林的培育。
李怒云：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作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国一直实行走出去的战略，我们的矿产走出去，我们的石油走出去，那我们的森林资源需求也要走出去，我们的NGO都知道，这些年来国际社会一直在强烈谴责中国进口来自不可持续地方的木材，鼓励全球的非法采伐，这个问题我今天在这里不讲。但是从中国森林资源的需求走出去这个战略来考虑，目前中国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已经将近10年了，正是因为中国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中国把自己的天然林保护起来了，所以造成很多国际社会和国外的组织误解，因为中国是木材第二大进口国，所以进口的木材，有一些来自不可持续的地方。这些年来在国际关于非法采伐的讨论当中，对中国的压力是很大的，实际我们一直在说，从非法采伐这个问题来看，非的是什么法，目前我们的国际法有《湿地保护公约》、《濒危物种保护公约》、《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那么关于非法采伐的森林资源的法是什么法呢？
李怒云：我想我们这些记者都参加过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大家都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政府报告中国某一个企业在境外进行非法采伐，中国进口木材都是有合法的手续，去年12月份我到印度尼西亚，我们发现印度尼西亚有100多部关于森林保护制止非法采伐的法律，印度尼西亚的木材流到马来西亚然后通过正常的途径，到中国口岸就是正常的贸易了，国际上非法采伐一直在针对林业，但是出去的企业到外边购买森林，企业购买一片森林获得了采伐权，就可以去采伐，这些企业所有的活动跟我们的国家林业局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们不归我们国家林业局审批，而且一些企业到境外进行开发，也有大量种植的森林，我们就想我们用另外一种思维思考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林业也要走出去。
李怒云：大家知道现在国家可以种植速生丰产林的区域已经不多了，像广西、广东、福建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它可以种植大量的速生丰产林，但是地方不多了，我们大量需要造林的地方是在西部，所以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个事实，有很多企业已经到境外去了，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参与全球森林资源恢复，帮助恢复森林资源比较困难的国家恢复森林资源，另外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增加我们的林产品的需求，过10年20年砍回来的木材，是我们企业自己在外边种的。所以企业出去在外边，就要对这些企业进行规范，我们希望企业能够在境外森林资源的培育开发中能够考虑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可持续经营和发展，指导中国的企业，积极参与环球森林资源德克持续性培育，另外是推动全球森林资源的恢复和发展，中国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义务规范企业的行为。
李怒云：从中国国内来说，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森林植被的保护和培育，从1990年以来，森林资源大幅度增长，根据第六次全球森林资源清查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森林面积已经达到了1.75亿公顷，覆盖面积已经达到了18.21%，年均生产量是5亿立方米，其中人工保存量是5千多万公顷，这个居世界首位。
李怒云：中国快速增加森林面积，对世界森林资源增加作出很大贡献，上面这几组数据，大家可以看出来1990年到2000年，年均减少森林资源降低730万公顷，2000年到2005年是下降，这个下降是什么原因呢，中国做了很大的贡献，环球人工林是一亿八千六百七十万公顷，中国的人工林是五千多万公顷，占到全世界28%，到05年世界年均新增人工林280万公顷当中，中国占到100多万公顷，占到46%，这个是中国对于世界森林资源的贡献。因此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加强国内森林资源培育的同时，这些已经走出去的企业踊跃参加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在实施全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同时，遵循国际的惯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按照经济上可行，环境上负责，政府促进、企业实施的方法，开展境外森林培育活动，另外一方面，我们现在在国内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技术标准体系和质量控制体系，在国内所有的人工造林，我们都有很多国家标准。但是这些国内的标准不一定适合国外，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指南，而不是标准呢？
李怒云：在国内国家投资的造林项目，我们一定要求按照国家的标准来进行，我们已经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控制体系，包括我们在造林的时候对环境的保护，这些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标准，我们想在国内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国外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这些境外的企业，进行造林活动需要科学的指导和规范。我们试想一个企业到境外去搞森林培育和种树，这个企业的领导和所有的员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懂得什么叫可持续性经营。所以我们在05年开始，跟商务部的中科院的还有全球环境研究所的，在布莱盟基金会的支持下，广泛的开展国内外的调研，组织专家编制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希望能够规范知道中国企业在境外从事的培育森林活动。
李怒云：我下边放的照片是我们进行的调研，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到缅甸、柬埔寨和老挝进行的调研，我们去到了金三角地区，当时我们从云南蒙纳的口岸到老挝这个口岸出去的，大家看到这两个口岸的比较差别是很大的，老挝那边非常的贫穷。现在云南有很多企业，延伸到金三角地区搞禁毒替代，我们到那个地方了解到，在种植罂粟地方的老百姓，一年的收入不足一千元。大家知道鸦片的利润是非常高的，但是利润完全不在老百姓身上，在金三角地区有100多年种植罂粟的历史，当地的劳动人民种植技术严重的退化，他不会再种别的了，他把罂粟种到山上就走了，到收获的时候再来，所以花开以后罂粟球，只能收到一点点，所以真正的收入不足一千元，所以生活质量是非常低下。
李怒云：我们到了缅甸的佤邦，就是金三角的最核心区，这个人叫杨纯信，他是171军区的副总参谋长，他原来是昆沙（音）的部下，我们所去的那个地方恰恰是昆沙多年来在那个地方活动的，跟他聊天，他说很多中国企业到那个地方做替代种植非常好，我们跟他在一起交谈，我感觉完全在国内跟乡里一个镇长、书记之类的谈话一样，他所说的语言，和他所表达的思想都非常的相象。
李怒云：这是中国一个企业在那个地方合作的项目，他们现在很快建一个昆沙（音）纪念馆，这个企业从98年开始在那个地方搞，这是98年搞的农业综合开发的活动，里边有很多经济林，这是他们一些产品，种植水平实际是非常高的，地下有滴灌上边有喷灌，所以冬枣长的质量非常好，因为那个地方自然条件非常好，所以中国企业给他提供很多技术、肥料，帮助他们进行生产。
李怒云：从老挝这个地方我们沿途走看到很多荒芜的土地，上边这一张是飞机草泛滥成灾，现在一个有害生物叫紫金则蓝（音）从云南到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泛滥成灾，它侵蚀了很多农地，你看下边这个山头过去种植罂粟，现在不种了，老挝那个地方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应该会自然恢复起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自然恢复起来呢？当地少数民族每年种一些旱稻在上边，种完了就收走了，所以这个地方一直裸露。像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发展种植林木的地方，下边这一张也是，沿着昆曼公路往里边走，非常的平坦，没有特别高的山，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但是这些土地都在荒芜着。
李怒云：这边是有一些企业在那个地方种植的橡胶，那个里边我们发现了生长很好的麻风树，它学名叫小桐子。这是现在我们正在发展的生物质能源的树种，它的总的含油率最高达到68%，一直在40—50%，是目前世界上推崇的树种。在金三角是它的最合适的种植区。
李怒云：这个那个企业一个员工。这个是麻风树的苗圃，这边是缅甸仰光的附近的苗圃，下边这一张也是缅甸仰光附近的，下边这一张有人的地方是靠近云南边境一个县的苗圃，现在在讲话这个人是当地一个官员，是当地县长，同时也是当地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大家都知道缅甸是军政府，所以在它政府军的所在地，所有的长官都是军人。在靠近中国边境叫民地武，就是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军队在统治。他给我介绍他们种植的麻风树，俨然就像一个技术人员，我就问他，你们为什么种植麻风树，他说将来美国卡我们柴油，我们就自己生产，我说你们生产多少呢？他说根据他们军队有多少车，每年消耗多少加仑的柴油，这样来算然后来种植，所以政府是不给补贴的。我们到了缅甸以后，我们发现全国人民都在种植麻风树。他的最高长官带着人民在种，晚上电视滚动播出的新闻都是最高长官在带领人民种植麻风树，在靠近墙角的边上全部都种上了。
李怒云：这是中国的，下边是云南的，中国也有非常高的麻风树的生长，而且麻风树为什么会变的非常热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更多讲生物质能源，以后我们会专门讲生物质能源的，这个是非常庞大的课题，也是国际社会和国内非常重视。它能够长在石头缝里边，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在65年、75年、85年期间，我们的科学家选出的在金沙江河谷地区种的就是麻风树。因为那个地方的自然条件非常的恶劣，其他的树种得都不长，但是麻风树能够很好的生长，那个时候把它作为一个生态树种来种。在70年代把麻风树推广到非洲的地方，作为一个扶贫的项目来做，现在再把它作为一个油料作物来用，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能源林基地来培育，除了考虑它的生态效果以外，还要更多的发挥它的经济效益，这边这一张图是生产出来的农药、生物柴油等。
李怒云：在缅甸、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都是可以发展速生丰产林，发展生物质能源的地方，我们知道国家目前把发展生物质能源提到很高的水平，而且现在国家也规定了不允许用粮食作物发展生物质能源，特别是生物质柴油，所以林业这个时候就显示了非常重要的作为，我们林业发展生物质能源不与农争地，不与民争粮，而且还有很好的生态效益，所以我们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的时候，一个在境内，云南、四川，这些地方适合种植小桐子的地方，我们大量的发展。
李怒云：种了以后把粗加工厂建在境外，精加工厂建在境内，所以我们鼓励企业出去规范他们的行为，所以编这个指南，有八个部分，这是通常的标准的格式，比如前沿、适用范围、术语、执行法律法规、要求、生态保护、促进社区发展等。还列出相关的国际公约，以及指南用词的程度说明，这都是标准的格式。比如我们说必须怎么做，要求怎么做，规定怎么做，这在标准里边有特殊的用意。它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遵守国际公约，境外国家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并执行中国有关技术经济政策和行业发展的方针。中国对国内的企业有很多要求，中国对出去境外的一些企业，也有很多方面的要求。我说是一个宏观到境外的企业，另外要考虑科技优先，注重投资效益，这个是企业投资要考虑的。
李怒云：规定中国企业进行营造林活动的时候，应该制定和修订森林培育的方案，应该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开展营造林的生产活动，高效的培育保护发展森林资源，开发多种林产品，这个也是我们在国内这样要求的，另外规定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可持续森林培育活动的时候，应该有效进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严重控制对周边环境的应该，积极开展森林保护，及时进行森林检测，强调中国企业在境外一些活动，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展，要高效的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增加社区群众的收入，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它的核心内容，简单三句话来说，要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和促进社区发展的方式进行活动。商务部一个副部长看到我们这个指南，他说这个东西很好，不光是林业方面要使用，我们其他行业也应该这样做，实际这三条，对其他行业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境外进行所有的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是不可持续的，不能长期维持下去。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全球热点问题，促进社区发展非常重要。
李怒云：我们在柬埔寨进行考察的时候，柬埔寨有一个中国企业叫光大木业，还有一个中国企业叫五指山造林公司，广大木林已经困在柬埔寨。他已经进入柬埔寨十几年了，获得了14万公顷的采伐权，他想我获得这个采伐权了，我自己用可持续方法来采，慢慢的采，所以只采了很少的部分，结果柬埔寨一下子政策变了，柬埔寨、缅甸都是完全是有法不依、无法可依，所以他变了政策。而且柬埔寨有很多国际NGO、世界银行，很多NGO在那个地方对柬埔寨政府施加压力，你不许让他们这样去采伐天然林，你要让他们编制可持续经营方案。他们编制了可持续经营方案，经过世界银行的审查，报到柬埔寨的林业部，到现在柬埔寨林业部都没有批，所以他提出来，我们在周围再进行一些种植，进行森林资源的培育。柬埔寨政府很高兴，就说那我们先把种植的合同签了，他说那不行，我们要两个一定来签。因为光大木业是一个国有企业，它做的可持续经营的方案是非常好的，我们去了以后，他们非常高兴，如果中国政府制订这样的东西，他们在外边就能够有可持续方式去开发了。
李怒云：柬埔寨政府的林业局告诉我们，有的企业在那个地方，不注重社区的发展。它自己的经营方案，它去种树、采伐，不跟当地老百姓进行交流，也不太多使用当地劳动力，所以当地老百姓非常不愿意，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企业在这个地方进行种植也好，进行资源开发也好，你要考虑到促进当地社区的发展，当地的老百姓要生存，要得到好处，才可以支持你。我们现在国内的情况这是这样，我们现在国内非常重视参与式的林业，参与式的土地规划等，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找来，讨论这个土地怎么利用，我们森林怎么利用，在国外也是应该这样的，这样才可以长期的发展。所以在柬埔寨有的企业，当地的老百姓就不让他们去搞，所以他们很难往前走。所以我们编制这样一个指南，不仅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作用，真正来说，对企业自己的长期的生存和可持续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怒云：我们现在这个指南已经通过了专家的评审，而且已经公开发布了，在8月28号的时候我们国家林业局的局长贾治邦做了新闻专访，正式向全世界发布这个指南，这个指南属于规范企业自律行为一个东西，因为要规范自己的企业作境外的活动，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作为一个法律法规。我们现在需要进行试点，我们希望在这个实践中进行的修改完善，同时将这个指南，纳入中国政府今后对境外企业森林培育活动一些考核、监督、认证的范畴。并作为开展这方面管理的重要的依据，这是我们下一步的设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上很多东西等，都是企业的自律的行为，都不是政府的行为，都是很多NGO大家共同来编制的，不是政府行为，如果是政府行为来推，可能推不开。
李怒云：出去这些企业慢慢了解，到境外进行开发，应该遵循什么准则，遵循什么样的技术标准，首先让它有这样一个概念，以后这个概念完成以后，我们进行一些培训。条件成熟的时候，进行一些考试，这个企业要到境外进行森林资源培育，以后我们还要编制资源开发的一些指南，你到境外购买森林进行采伐，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比如这个企业要有经过这样考核的工程师，要有几个懂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专家，有几个知道什么叫可持续经营，要知道这样的东西，你要出去的时候，要到商务部去，商务部批你出去，我们就要看你具备不具备这样的东西，要是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不批准你出去，这是下一步的设想，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我也不知道，这是刚刚开始，而且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的培育指南，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政府规范自己企业境外行为一个东西，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所以在编制的过程中，我们修改了十几次，参照了国际上，所有有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类似的指南等。
李怒云：所以做完了以后，它是否好使，在实践中是什么情况，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进行一些试点，实际上我了解到有一些企业进行开发的企业，他们或多或少有这样一些萌芽，像我刚才说的到缅甸的企业，他们今年在缅甸大量种植麻风树，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因为在罂粟种植区，罂粟种植区是全世界强烈要求金三角地区停种罂粟，已经停了两年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品种往那个地方种，一致荒着，农民也没有什么收入。
李怒云：现在欧盟，世界银行也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粮食援助，但是农民没有钱，这样就有可能再复种，这是非常严峻的问题。而且我们国家的禁毒局去了好几趟非常着急，就说怎么样把种植罂粟的地方真正的替代起来。后来我们向他们推荐了这个东西，因为麻风树恰恰适合800米到1600米的海拔种植，恰恰罂粟就种植在这个范围内，所以去年一引过去在那个地方种，今年整个佤邦地区的老百姓强烈的要求种植。当地企业在那个地方给农民进行培训，另外种植一千亩就给他一百斤粮食，算下来一亩地给农民十斤粮食。同时每一亩地三块钱，给佤邦的政府，让他们做管理工作。这个已经有我们所说的促进社区发展的萌芽了。只是我们做试点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归纳总结，还告诉他，在这个地方大面积种植一个物种的时候，怎么样保护生物多样性，比如在这个区域内，如果有一些高保护的森林，我们就要把它保护起来，如果发现濒危物种，那我们就把它保护起来，把那个地方让开，发现湿地的地方不要去开垦，我们过去发现湿地的地方，都是把它挖了排水，排水完了以后去种植，这个指南就要求它，这些地方不要把它破坏了，保护起来，让候鸟能够栖息，给这些企业这方面的理念，告诉他们怎么做做的更好。
李怒云：因为大面积种植一个树种，国际上一直在关注，我想在座很多人可能对技术方面不太了解。我们一开始搞麻风树种植，云南省自己种植了40多万亩，加起来大概80多万亩，国际上就有反映了，就说大面积的种植一个树种，会不会带来生态灾难，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破坏和影响，我们认为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国内有很多技术标准要求在种植一个树种的时候，怎么样来配制。我们人类需要用木材，我们一定要发展速生丰产林，如果我们不去发展，我们的天然林就保不住，那我们发展速生丰产林要考虑它的产量，一定是单一的树种，就像我们的种小麦和水稻一样，没有人要求小麦、玉米去混交。
李怒云：作为速生丰产林我们不要求他们总体进行混交，我们要求它本身无性系进行混交，什么叫无性系呢？比如在云南、广东、广西大量种植很多桉树，作为纸浆原料林，是无性繁殖，就是工厂化育苗，它可能有的来自一个母本，有的来自一个父本，这叫无性系，我们要求不同无性系进行混交，所有外行人一看它都是桉树。还有我们要求不同的无性系进行混交，还有我们要求这一块地，种是一个种，这一块地是一个种，或者是速生丰产林周围一圈种上别的树种，现在我们种植麻风树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技术规程里边有很多要求，而且在整地就是你要种树、挖坑方面怎么考虑？在施肥方面经过国家规定允许的量，还有施肥不能造成对水质的污染。
李怒云：这些要求我们都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单一树种种植，不会带来生态灾难也不会影响生物多样性，一个单一的树种生物多样性肯定不如天然林那么好，那我们不能要求作为一个项目的时候，它要去完成所有的目标，我们的天然林保护，就是我们天然林保护的目标，我们速生丰产林就是速生丰产林的目标，油料林就是油料林的目标，它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在经营的过程中，我们按照不同的目标进行经营，但是都要考虑可持续的经营，都要考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都要考虑促进社区的发展。这些很多都是管理的内容，不是技术的内容了。
李怒云：我们现在推广试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面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机遇和挑战，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理想是这样的东西，但是很多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还是看到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这是符合我们的发展规律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的发展是不平衡，另外中国政府愿意和境外投入企业所在国的企业，积极加强合作，共同对中国境外企业作当地从事森林培育活动进行严格的管理，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规范了，我们也希望所在国的政府，一起对这些企业进行管理。
李怒云：这样做也是符合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刚才讲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森林资源恢复的战略在今年的APEC的会议，胡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可持续经营网络的倡议，得到了参会国家的支持，并写进了宣言。很多媒体评价，表明中国在加快全球森林植被恢复和应对森林变化的实质性的行动，这确确实实是我们提出来，后来我陪着总书记到悉尼参加APEC会议，在这个会议对《悉尼宣言》进行修改，把所有的内容纳进去了。亚太森林恢复可持续网络主要内容，第一促进信息共享。当时在APEC会议之前，澳大利亚总理赫华德提出了一个气候变化与森林的倡议，还有欧盟曾经提出气候变化与禁止毁林，整个国际社会现在气候变化与森林联系的非常密切，而且背后隐藏的东西就是禁止非法采伐，所以就说虽然是气候变化与森林倡议，里边包含的内容，对避免毁林，打击非法采伐等是很重要，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我们严重毁林的根源是什么？因为这些年来国际社会还有国内很多NGO，大家都在很热烈，很积极在进行磋商，都说打击非法采伐。问题我们毁林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说毁林的根源是贫困，像非洲、大量的产出木材的地方，他们贫困。贫困所以才毁林，才有出卖森林资源，我们要解决贫困问题，一个是可持续的经营他们的林子，他们既可以销售一些木材又可以可持续的发展。
李怒云：所以当时的写的是可以引进一些树种，不是说一定强烈要求使用当地树种，可以引进一些树种，在不破坏当地生物多样性资源的情况下可持续的发展，让它比较高的产生一些高生产力的树种。所以一个是可持续的经营，另外一个是恢复，刚才我们展示了缅甸、老挝很多地方有大量荒芜的土地没有能力恢复，所以它贫困，还有即使像非洲那些地方，被砍伐掉了以后也没有能力去恢复，所以我们帮助他们恢复，所以我们要推进森林恢复和可持续性经营，要把这些东西做好了。那非法采伐等一些事情就会逐渐少了，所以前几天，有一个NGO跟我们谈，我就说，我们不要老说打击它、禁止它，不让他采，确实很不奏效，因为很多东西是管不住。这次APEC会议上也提出了制订一些有法律约束力的一些标准和国际的准则，这是下一步要做，所以我们促进信息共享，促进森林的恢复，可持续性的管理和避免毁林等。另外一些就是实质性的合作，包括现在的技术标准，我们也一些很好的技术标准，国外也有很多很好的技术标准来进行试点项目。
李怒云：然后来探索社区参与森林资源恢复可持续管理的机制，以及推进建立有效的政府和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
李怒云：第三个内容开展政策对话，促进森林的恢复和可持续管理，避免毁林方面的政策对话，现在中国政府也是坚决支持、打击非法采伐的，我们跟其他国家的政府，我们共同商讨，制订一些政策方面，我们共同商讨怎么制止非法采伐，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信息部对称，比如我们进口那么多木材，没有人说的出来到底哪个是来自不可持续的地方，你从所有的正面的文件来看，你是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建立这样的网络，开展这样的对话。
李怒云：第四，加强培训建设，把我们一些好的经验推荐进去，因为我们在国际上参加过很多可持续管理的会议，老是别人向我们介绍怎么可持续性经营，其实我看了以后，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我们做的好，我们国家其实有很多好的示范和案例，我们把它介绍出去，而且我们有很多专家，我们也可以出去为其他国家进行服务，所以我们进行这分析的研究和培训。
李怒云：我讲的这些都是这么多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指南我们还没有放到网上，我们现在在翻译英文，等外交部翻译出来以后，把它一起放到网上去。指南里边的内容主要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主要围绕刚才说的三个方面可持续经营、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社区发展。我们这个发出去以后，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都来要这个指南的英文，因为时间非常短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来。
李怒云：为什么这个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指南先发，后边可能还要编资源开发指南，资源开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假如我们先把资源开发编出来，大家想想会引起多大的问题。因为是企业的自律行为，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当这个指南发布的时候，本来是国家林业局的局长是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这个指南，国务院新闻办说，还是不要这么做好，因为一下子涉及到非法采伐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境外记者如果提出很多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记者了解这个情况，我们觉得森林培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还有“亚太森林恢复可持续管理网络”是非常正面的，所以这次胡总书记在APEC倡议个网络，一下子得到整个会议经济体的主持，而且很多国家都觉得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一个倡议，特别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提出一个倡议，大家觉的这个倡议非常好，非常正面，能够在气候变化与森林这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作为一个官员也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好，我希望中国所做的工作，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不要劈头盖脸随便谴责中国。特别在APEC会议上谈到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站在中国这一边，中国虽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大国，但是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是非常小，现在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这些人均排放量都是中国四倍。现在还要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量是不公平的，气候变化问题在这个地方就不谈了，如果有机会再谈。有什么问题吗？
汪永晨：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个指南这么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你也很避讳说采伐，可能这些年来在东南亚开会也好，在边界也好，看到大量的木材运到中国来，面对这些，你这个指南有多大力度能够制止这样的非法采伐？你说可能会规范企业，真的能规范吗？因为我觉得真的无法避免，有的时候在外边开会，就真的有觉得想钻到桌子地下去的感觉，因为我们确实把人家的树砍的很厉害，如果你去云南你就会看到很多粗的树从我们的口岸进来了，那个不是你这个司管的，这个指南有多大程度上能管这些，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公民，我们的公司去出国，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有所强有力的措施，这个指南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李怒云：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指南不能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不是一个限制采伐的指南，我刚才就说了，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不能要求这件事情包罗万象，我们现在从这一点做起，虽然里边的内容也写到采伐木材要怎么做。
汪永晨：你说商务部要求他们怎么做？
李怒云：那是下一步的事情。
汪永晨：指南里提到了。
李怒云：指南里边没有提到，我们说的是管理，我们在进行试点运行以后，这个涉及各个部门的职能问题。
汪永晨：还很远，这个距离那个距离还很远？
李怒云：也不好说，也许很快，也许很慢。关于你看到采伐木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从两方面来看问题，我刚才介绍的企业在这个地方搞禁毒替代，做了那么多工作，大家都没有看到，就看到这个木材，这个木材采伐确实有历史的过程，现在可能木材也采掉了很多，也看到很多木材进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他跟我们讲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是一个内容，在很多年以前，对方很贫困，比如缅甸民地武，中国境内帮他们修公路，帮他们建医院、学校，他就说我没有钱给你，我就给你木材吧，结果把采伐权给他了，他就慢慢去采，结果中国这边吃了大亏了，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慢慢采，可持续性的采，现在一下子就封关了，由于国际上的舆论，柬埔寨就变卦了，中国国有企业全部都困在那个地方了，已经投了5千多万了在那个地方。在瑞丽他们投了60多亿了，但是他们拿回来东西完全没有那么多，至于说这个方式合适不合适，那是一个历史，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管它，现在中国政府一直在尽自己的力量，我去那边看的时候，确实过去有一些木材运进来，可能现在也在运进来，这个跟缅甸的问题，又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是民地武，是民族地方武装自治，缅甸政府也管不了它。真正很多地方是它自己采伐的。现在缅甸政府只认一个中国企业，原来是国家林业局一个企业，现在叫中林集团公司，他只认这个企业到那边购买木材，这个企业到那边不是采伐是购买木材，把它运回来，其他所有都不认，缅甸政府和民地武之间的关系，是他们国家的事情，非常乱了。
李怒云：缅甸和中国有1600多公里的边界线，我们现在1600多公里的边界线基本上都是民地武，什么客起帮、禅帮、佤邦等，这些中国企业在那个地方搞禁毒替代，现在那个地方的人，这些企业在那些地方活动，他们喝一口酒喊一声中国万岁，就说这些起到很好的作用，因为我们的边境安全需要。还有很多企业进行的活动，我们跟他们谈，在禁毒替代方面，确实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先做我们能够做，其他的关于企业在这些地方采伐木材是非常复杂，也不归另外的司管，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事情，是另外一个司来应对。
李怒云：但是企业出去采伐不归国家林业局管，还有在其他国家，这个企业出去可能是一个商业行为，我买多少木材，他花是买木材的钱，如果我买了木材同时还要造林，它花的是造林和买木材的钱，这是他们的之间的商业行为，是他们之间的合同来规定的。所以有一些买了木材，砍了走了，另外的造林是另外的人去，这是另外的商业行为，这是他们之间的商业行为，这个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现在NGO和国际社会希望中国政府赶快制订一个禁止非法采伐的东西，你想可能吗？我们国家林业局制订一个这样的东西有用吗？所以企业出去不向国家林业局申报，根本不知道，现在还有民企，还有好多个体，根本不告诉国家林业局，现在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向中国举报，某一个企业在境外非法采伐了，从来没有。所以在管理上有难度，现在中国政府也承诺了，我们一起打击非法采伐，中国跟印度尼西亚也签了，大家共同来做工作，打击非法采伐。
李怒云：我刚才说了，非法采伐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去解决这个根源问题，现在这边堵住了，那边又冒出来了。而且不光是中国，真正的非法采伐到底在哪里，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去了，他们的政府我们跟他们谈，后来我们发现，我说你们有那么多法律法规，因为印度尼西亚是不允许原木出口的，按照道理你不允许原木出口，那就没有原木出口，那就不可能到世界各地去。他自己在说我们的原木出去了，又进你们中国了这个责任在你们还是在我们呢？而且中国进口的原木贸易上都是合法，如果抓住一个中国非法从你那个地方进来，那你就抓紧，没有啊，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本国的国家，要把自己的法律法规很好来实行。所以关于非法采伐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我们不能指望这样一个指南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
汪永晨：还有一个问题，现在中国虽然砍了世界上很多林子，但是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加工厂，这些制造出来的家具，又销售到美国，销售到西方国家，我们承担的东西，像我们的国家林业局，像这种问题你们是怎么回答呢？人家来谴责你，我们会说，我们制作的家具又到你们国家了。
李怒云：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议。
汪永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李怒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世界工厂，不光是木材加工，还有其他加工。所以马凯曾经讲过一次话，中国有很多转移排放，现在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那么大，实际是很多是转移排放的，这些发达国家用的服装，用的很多东西，不在你们这个地方生产，在我们这个地方生产，排放污染了我们中国人，你享受了，我们排放了，还来谴责我们排放的多，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光是非法采伐的问题了。这个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复杂，将来中国发展了，这个转移又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提问：咱们国家在海外造林的企业有吗？
李怒云：有一些。
提问：都在哪儿有造林的？然后对指南方面有反映吗？
李怒云：有，现在好几个企业都要求试点。在境外做造林在东南亚比较多，在其他国家我们曾经跟环球环境研究所，我们这个课题做了两年多，第一年我们做了广泛的调查，我们请TNC、保护国际，帮我们调查中国企业在外边造林的。好像在新加坡原来有过造速生丰产林，在非洲一些国家很少企业在那个地方造，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商业行为，那些木材公司是签购买，所以没有造林的，现在到其他国家造林，有印度尼西亚也有很多问题，包括当地法律法规，也有企业到巴西去造林，巴西规定所有的企业在那个地方造林，规定你靠近河流两岸各30米的地方全部留下来，作为保护带，不许采伐，所以巴西的企业它能够采伐可能是50%，有的40%，但是就是这样还是觉得比较合算，所以才去做，我到巴西去看了，就是这样的，他把这一片林子买给你，但是规定在里边有河流，有什么东西你必须按照我的规定把它保护起来这样去做，这是当地政府做的一些规定。
提问4：怎么保证他种速生丰产林的地方原来不是天然林呢？怎么监控它这是不是？包括在国外和国内这都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你是搞造林的，造林跟碳汇的关系，不光是中国，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现在不是特别受欢迎，在碳汇角度来讲，因为树林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死掉。
李怒云：我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林业的活动产地按照国家规定的战场来活动，我们并不去追究这块土地是否是点天然林，这一块土地也许几百年前是天然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追究它，我们现在按照法律的范围内工作的，如果你破坏了现在的天然林，现在又是天然林保护区。至于你说，我们现在并不是考究，现在种树的地方过去是不是天然林，因为我们现在还有5400万公顷移林荒山荒地，我们并不是考证它过去是不是天然林，你说现在这5400万公顷的土地我们现在怎么办？这是国家规定我们必须把它造林的。林业的战场必须做的。
李怒云：我说的还有低效林改造，至于说企业破坏了天然林去造林如果违法了法律就要按照法律去旨在它。
李怒云：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你对碳汇有多少了解，恰恰国家林业局，中国林业的碳汇是我在管，是最清楚的。所以我不明白你提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国际上把气候变化与森林密切的联系起来，就是因为森林的生长能够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所以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允许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来拿钱造林或者是提供技术造林。造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可以抵减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京都议定书》做了严格的规定，因为》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非常严。
李怒云：所以目前全世界只有一个京都规则的碳汇项目就是在我们的广西，那是我们做成的，全世界唯一一个碳汇项目。世界银行花240万美元购买广西4千公顷林子固定的二氧化碳，这样的项目除了吸收二氧化碳以外，还要求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贡献，对社区发展有贡献，还有很多，它的额外性，它的不确定性，而且经过很多审定。就说他买这个二氧化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项目，我们认为这些的项目是双赢的政策，我们特别希望目前多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没有。《京都议定书》全球在第一个承诺期，在2008年到2012年期间可以由3800万吨二氧化碳能够被卖出去，我们假设中国能拿到20%，可能就是720万吨二氧化碳，我们希望把它卖出去，就按四美元一吨也好，现在世界银行准备做第二期我们准备涨价。按照现在四美元一吨也好，我们能够把它卖出去，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能够把它卖出去，对我们农民不是有好处吗？
李怒云：我们即使不卖，我们现在也在造林，我们现在造林，它在吸收温室气体，它在为全球做贡献，没有人买单，我们说森林的生态效益是一个公共物品，没有人买单，我们希望有人买单，《京都议定书》得签署，给了一个机会，可以也人来买单，虽然条件非常严格，非常苛刻至少有人卖单了，现在有很多国家的企业跟我谈过，想来做“京都”的规则的碳汇项目，但是最后都没有来，最后世界银行做第一个项目。国际上特别热闹是叫非京都市场，不按照京都规则来操作，我现在种这一片林子，我固定二氧化碳，你拿钱来卖，像世界汽车联合会，10—20年里，拿钱在墨西哥造林，我什么都不要，就拿钱来造林。我很希望有这样的项目，问题是没有个，所以你说碳汇好还是坏，不能简单给碳汇下一个定义，好还是坏。
王爱民：我有一个问题，我是全球环境研究所的成员，作为项目从头到尾一直做下来，我还有一点不清楚的地方。事实上这个项目从开始立项，国际上环保机制对中国的非法采伐的问题，森林资源在国内的开发的巨大的压力之下，以及面对中国，像刚才李司长讲到国家林业局以及海关和商务部的官员，每次提到有关非法采伐的问题上，都会提出，中国进口的所有的木材产品都是合法的，所有非法的活动都是发生在国外。这些一些责任我们是不应该负的，我们不承担这个责任，与此同时国际上又有这么大的压力，双方如果总是扯来扯去，这样一直会争论下去，我们总得做一些事情。与此同时我们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都会说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这个基础上，木材国的非法的活动我们管不了，我们企业我们的政府还是可以管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企业在国外的活动，遵守当地国家法律法规的同时，应当在规则框架下做应该做的事情，规避与非法采伐有关的活动，所以这个项目是这样立起来的。
王爱民：但是当我们周边国家包括缅甸、泰国、柬埔寨的时候，当地的林业部门、农业部，以及咱们国家在当地的大使馆谈论非法采伐的时候，当地政府提出一条我们只有通过中国官方渠道认可中国的林业企业来我们这里，我们才接受，除此之外我们不接受，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跟国家林业局一起合作，制订森林可持续培育指南，实际上就是为了规范，他们在可持续森林经营框架下，包括社区发展、森林的培育，以及培育以后的采伐的活动，使他们符合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避免森林生态的破坏。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指南，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自律行为，目前在政府发布以后，实质上是政府行为，到底在政府行为的尺度和企业自律的尺度上有多大界限？作为一个政府行为，能不能起到政策方面的规范，我想国家林业局在操作方面有什么计划、打算？
李怒云：国家林业局发的指南前边有一个帽子我们希望企业参照执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你不执行，因为现在没有多少企业到境外去，如果不执行，我们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因为这是企业自律行为，但是我们希望唤起企业的意识，希望这些NGO来帮助，告诉他们现在中国已经发布这些东西了，你们是不是学着落做了，如果你们不做，以后越管越严了，你们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所有的技术标准叫推荐性标准，国家的标准分好几类，像吃的东西肯定是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有一个规定，如果我们有红头文件规定了比如我们的六大工程必须按照国家造林技术工程去做，那他就成了强制性的标准，所以我们所有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检查的。
李怒云：目前我们没有检查，我们先做试点，试点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完了以后，我们再跟政府商量怎么进行资质管理，资质管理还有一个职能的划分，国务院的职能划分，这个只能在哪里，在商务部，在外交部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讨论的过程，但是作为森林培育，它的职能在林业局。所以我们为什么共同做这件事情呢？而且这件事情是全球环境研究所和布莱盟基金会，给了资助给了很多支持，还有很多NGO也给了很多支持，所以在政府的工作过程中，也需要NGO来支持的。因为在国外的NGO谴责政府，跟政府作对，我们希望国内的NGO跟政府共同推动我们的林业发展。
汪永晨：今天蓝月副总裁张冀强也来了，他本来生病了不能来，还又来一个人配合讲一下，我们先让他讲讲，再请张冀强博士讲，因为他站在国际的角度上，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视角。
嘉宾：非常荣幸有机会跟新闻界的同事共同探讨环境问题，刚才李司长介绍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就是森林培育指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我们在布莱盟基金会的支持下，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项目，范围更广，规范中国海外企业环境行为政策包一个项目。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总共有六个方面的内容。
嘉宾：先介绍背景，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海外企业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西方媒体对我们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报道，西方媒体关于我们国家搞新殖民主义还有资源掠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座好多是新闻媒体的，而且也有好多是NGO组织，刚才李司长讲，官方接到国际上的投诉，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前几天我参加欧盟与中国森林执法与行政管理会议上，有一个也是国家林业局一个处长，他也讲到了，到目前为止，虽然新闻媒体报道越来越多，但是官方接到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还没有正式接到国外对中国海外企业投资行为造成的环境恶化行为，生态保护的负面影响，有这方面的投诉。
嘉宾：也有的报道批评我们国家的海外投资公司，缺乏社会责任，比如前一阶段开欧盟与中国的森林会议上讲，中国在俄罗斯的东部地区缺了好大一块地搞木材加工业，但是据企业的负责人讲，他都是遵照当地法律法规进行的。新闻媒体也有一些报道违背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有关反对贪污、增长透明度一些协议，以及国际金融界比较遵守一个原则叫做赤道原则，我们国家的海外企业，如何保证与所在的资源国，以及社区的长期的资源贡献的利益分担，为我们国家的和平的崛起，树立一个非常良好的正面的形象，赢得海外舆论界的赞许，已经成为非常紧迫的任务，刚才李司长也讲到作APEC会议上，国家领导人也非常关注这个事情，近几天新闻媒体的报告也越来越多，这是一方面。
嘉宾：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有几个数据给大家讲一下，这都是新闻上公布出来的，包括一些统计年限，79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是8.49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6年10663亿美元，仅仅2007年上半年，也就是截至6月31号，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13326亿美元，越来越多外汇储备，我们总要有一个出口。那么西方发达国家，以前50年，到一个世纪走过的路，随着我们国家的资源和能源的短缺，走出去的战略也是越来越迫切，而且境外企业投资的国别，也分布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172个国家。虽然我们中国的资本对外投资处于发展的初期，但是引起的关注越来越多，我们在座的熊力（音）老师在交谈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出发，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境外投资的协调机制和风险管理，支持对资源国经济的发展，改善当地民生，承担与我们国家发展水平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我们不是全部承担所有的责任。刚才李司长也讲，我们承担的责任是有前提的，必须有一个界定值，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与社会责任，严格履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嘉宾：另一方面力所能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和支持，这是大前提，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立项的背景，在布莱盟基金的支持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这一项工作。这个项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整合国际上的资源，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还要进行生态有偿服务，还有协议保护机制，保护权利机制。把所有的工具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政策工具包。
嘉宾：第二个方面把政策工具传递到国家政策层面，以及区域的发展协议。第三方面使境外的企业和商业部门采用政策工具，规范它在海外的环境行为。
嘉宾：具体的方法通过这一项工作影响和推动立法，多少我们现在只是做一个行动指南，影响和推动立法指导中国海外的企业活动，主要是规范环境保护行为，企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注重避开发达国家资源国当地组织的发展以及社区的进步。刚才李司长讲到喝一口酒喊一声中国万岁，这是生动体现。当然负面的影响和正面的影响同时存在，我们做的工作，尽可能减少负面影响，尽可能扩大我们的正面形象。
嘉宾：方法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个是环境影响评价、第二协议保护机制、地三生态补偿，前不久国家林业局专门发布了一个文件关于生态补偿一个指导意见，保护国际协议和共同的责任。具体一些行动，包括把已有的工具结合到一个政策工具包中，包括李司长介绍的森林培育方面的，更深一步，所有的资源开发，对境外的国家产生土地开发与利用的、植被恢复的都要整合到政策工具包里边，推动国家层面来实施这些政策包工具。目前我们做的工作，已经跟国家环保总局，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取得一些共识，而且已经跟国家环保总局的规划设计院，于9月19号正式签署了协作协议，来规范中国海外环境行为指南具体的工作。
嘉宾：通过这两项工作最终在企业层面上，使中国所有的境外企业，执行综合的工具，规范它们的海外环境保护行为。具体的预期的成果，使我们国家的相关的部门，适应并接受政策包概念的内涵，实施政策工具包具体的所有的海外企业应用。第二个方面熟悉相关国际协定和协议，开始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双边或者是多变会谈，推动战略的长期发展，结合中国和我们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包括在座的NGO组织，有效的改善环境和社会方面，做出一些具体的成绩。第五个方面使政策工具包成为国家政策一个导向。
嘉宾：目前的工作我们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与商务部、国家环保总局、中国建设部银行、银监会取得了联系，逐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与国家环保总局的环科院，就是我们国家比较权威的环境规划机构已经签署了协议，上一个月9月19号指南已经正式开始编制。谢谢大家！
汪永晨：好！我们下面请张冀强博士给我们来讲。
能源的利用与全球气候变化
张冀强：李司长说的是对的，非法采伐问题有一些是木材老板纯非法的行为，也一些是法律的模糊范围内的行为，从国际上说是非法的，从局域来说有相应的合法性，就像李司长提到的当地木材老板，当地的地方政府和缅甸方面一些民间武装组织，比如佤邦、客青棒、禅帮，达成某种协议，这些协议没有通过缅甸中央政府的认可，这种行为算不算非法实际是很模糊的地带，但是缅甸政府认为这是非法的，因为他说我们是中央政府，可能中央政府又管不着那个地方。地方政府说我们这是合法的，所以在中缅双方的外交谈判来讲，的的确确是不合法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必须制止，而且事实上也制止了，由于国家林业局的努力在2005年11月份，和缅甸林业部部长，在昆明的谈判，2006年春天又一次在昆明谈判，基本上结束了所有的木材的进口，所以你再到缅甸去看，你可以看到，缅甸大桥那边堆着大量的木材，这些木材是哪里来的呢？就是由于中国政府的相应，制止了这些木材进口，所以这些木头运不进来了，这是非常好的事。一个国际NGO叫做格鲁波·维特斯是一个非常厉害的NGO，专门在全世界挖掘不好的行为的，他们第一版报告把这个问题揭示给全世界导致中国政府受到非常大压力，但是他也很客观，2007年初一份报告，中甸边界非法木材贸易基本上得到制止，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报道还是很客观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
张冀强：刚才大家讨论很多问题，其中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李司长也谈到了，中国企业的海外行为，究竟是外国政府的责任还是中国政府的责任还是中国企业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根本性的问题，就好像我们说非法木材贸易印度尼西亚政府规定原木不许出口，但是印度尼西亚的木材出口到中国了，这是印度尼西亚政府自己的事情，可以这么说。但是最近我听说某些中国政府现在在非洲开始从事象牙贸易，已经成了很大的国际议题了，很快在国际舞台上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有国际上的共识。话又说回来，如果中国的游客在外国随地吐痰，究竟是外国政府执法不利还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严格从法理上来讲必须是外国政府的执法问题，因为在你的国家犯法，你当然有责任制止，但是不管怎么说，像象牙贸易、随地吐痰这件事，作为中国政府、中国公民都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有了刚才李司长的努力，搞了一个指南，指南只是第一步，一个指南绝对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指南这件事非常好，开了一个先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以前是没有考虑的，或者没有来得及考虑的，经济发展这么快，一个政府的所有的政策和执法能力，要想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的的确确是很困难的事，有的时候还没有反映过来，事情已经发生了。
张冀强：首先我们要区别政府的态度、企业的态度和老百姓的态度，这几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海外指南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走的第一步，首先表明中国政府一个政治态度，我们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开始着手于规范我们中国的企业，但是中国的企业要真的想能做到社会企业责任的话，那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从中国政府角度扩充，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规范中国企业，应该有强制性的规范，而不仅仅是建议性的规范，或者是自愿性的规范，今后应该有强制性的规范，但是资源性的规范是第一步。第二国际社会应该分清楚哪些是政府行为，哪些是个人行为，哪些是企业行为，哪些是非法行为。比如说美国公民在泰国被吊死，原因是他贩毒，他身上带着2.5克的海洛因，所以被吊死了，这件事情是不是美国政府鼓励的呢？不是，美国政府有没有责任呢？有责任，但更重要是个人得责任，和所在国执法的责任，所在国不管国际反映是什么？这个人仍然被处以死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张冀强：另外一个人在新加坡被鞭打16鞭子，这认为很不人道，但是人道也好，不人道也好，打了还是打了，该不该打？咱们再说，反正不打也不行。这个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是全球化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等一会我们如果谈能源问题，这里边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刚才汪永晨提出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中国是一个出口加工国，这些木材到中国以后，中国吃了全世界那么多木材，实际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么一个概念，中国把全世界的木材全吃光了，吃光了中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全部消耗掉了，谁消耗掉了呢？大部分还是OEC国家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消耗掉的。如果我们采取强制的措施说中国政府采取一个非常强硬的措施，说木材进口保持在进口水平，绝对不许再进口了，中国的这些企业，就会直接把企业开到柬埔寨去建工，开到老挝去加工，直接从老挝、柬埔寨出口到美国、澳洲，是一样的。
张冀强：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要想解决环境问题，和解决环境和贸易的问题，绝对不能仅仅是抓住一个政府行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全球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柬埔寨和缅甸、越南的边境上，因为柬埔寨在两年半以前，已经原始森林全部禁罚，但是在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和泰国的边境，两个边境各一方，有两个以前从来没有人知道的小村子，这两个小村子变成非常兴旺两个城市，这两个城市不干别的就加工木头，因为原木材是不准许加工的，禁伐了，加工成木头，用的皮卡车三件两件往外运，一天跑20趟运到那边就装箱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跟我们说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谈的问题，为什么刚才全球环境研究所同志讲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一定从全球的角度，当然从资源消耗国，比如中国首先要采取动作，像李司长已经推动了国家林业局采取第一步，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步。下边还有第二步，资源国本身也要承担起责任来，要同样的采取我们提出来一套政策标准。资源消耗国要提出一套政策标准，资源国应该提出同样的一套政策标准，国际社会也应该采用同样的政策标准，大家共同承担义务，这个问题才可以解决。在全球化，在贸易全球化的条件下，环境问题只能通过全球的问题来解决，而不能通过单一的国家问题来解决，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一个供与求的问题。说到根本毒品谁都知道这不是一件好事，不管是消耗国也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毒品消耗国，他在禁毒做出努力是非常大，一年花不能不好几个百亿美元钱来做禁毒工作，甚至把军队和军事装备送到哥伦比亚去解决毒品问题。但是还是禁不了毒，主要的原因是需求方的问题，只要有需求，要想解决供应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要想解决需求方的问题，一个很根本重要的措施，就是要花出大量的投资和努力，开发新的纤维资源，今后我们人类消耗的纤维是不是只靠树木来供应。
张冀强：比如中国有一个国家竹层组织，我们现在推进国际竹层组织开发竹子资源，做一部分木纤维的替代，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他纤维资源，替代对先有的木材的需求，所以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从需求方解决问题，不能从供应方解决问题，当然李司长刚才也提到了，从全球木材供需方的平衡的角度来说，必定有一定土地资源提供给木材生产用林，木材生产用林，如果能够做到可持续经营得话。那么木材生产用林往往也能达到一定程度的生态功能，这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所以解决原始森林保护的问题，很重要一条就是解决需求方的问题，第二要国际社会共同承担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
张冀强：刚才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我听到那一位同志提到关于西双版纳橡胶林的事，实际上之所以国际森林大会在京都协议书，目前并没有正式承认森林碳汇，所最担心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森林碳汇能卖钱，我能不能把亚马逊的森林砍了再重种，我又砍了原始森林了，又卖了木头了，还可以拿森林碳汇的钱，行不行？不行，这个问题是典型的泄露问题，这个泄露比森林放火烧掉，或者森林不可持续经营砍的多种的少，更严重，砍掉原始森林卖碳汇。这个问题是下一步京都协议书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原始森林不管采取什么手段都是保不住的，所以这是很根本的问题，应该引起我们注意。
张冀强：值得注意是在朱镕基当政时代，原始森林禁伐以后，才出现了中国森林大量的木材进口，这样一种现象，如果没有大量木材进口，恐怕我们现在原始森林也剩的差不多没有了，这也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有需求，中国禁伐了中国就到别的地方去进口，别的地方也禁伐了，就会有非法采伐。柬埔寨也不许砍了，那我就非法，我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好的企业不会这样做，但是坏的企业会这么做，最终我们需要所有责任方共同解决问题。我们之所以在中国推动这件事的同时，我们在中国推动这件事，全球环境研究所，和国家林业局一起着手这件事的同时，我们同时在缅甸推动缅甸政府采取同样的措施。同时我们也推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手段，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解决问题。这是森林的问题。
张冀强：汪永晨还希望我讲能源和气候变化的事。这个问题比较大，说起来话长，我就调几个话题说，可能还比较有意思，但是我不想说特别多，我更希望我们通过讨论的办法探讨这件事。
张冀强：首先气候变化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已经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了，如果大家看过《不可忽视的真实》，这个电影的中心一句话，气候变化的问题已经不是遥远的问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全球问题，这个紧迫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做气候安全问题，这是新提出一个概念，一个国家不但要考虑到政治安全问题、稳定安全、能源安全问题还有一个气候安全问题，气候安全问题其实在我们国家没有很多人探讨这件事，其实对中国是很紧迫的事。因为中国几乎全部的水源全来自于青藏高原，青藏高原的冰川除了支持中国以外，还有南亚、东南亚全部的水资源几乎从那里来，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冰川的生存问题，这样我们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线都在这里。
张冀强：所以气候安全问题的的确确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现在面临最主要的挑战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美国就不用说了，由于政治问题和某些企业，特别是某些大企业的短期利益，他们有意的忽视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这个基金会，还有美国其他基金会，在美国由于推动联邦政府是不可能的，在过去六年过程中，推动联邦政府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我们改变战略，改而推动州政府和市政府主动在气候变化方面采取措施。带头州政府包括加利福尼亚政府和新英格兰地区的政府，还有美国南部各州，纽约市政府，还亚特兰大政府都采取相应的政策。由于这些市政府和州政府,市和州一级的压力，还有美国民众的压力，连布什本人也不得不在上个礼拜召开了一个气候变化的论坛，这个论坛中国政府也派了很高的官员去参加，这个论坛最终是为了给美国政府特别是本人在气候变化方面卸压，但是毕竟说明一个问题，它也被压的说不了，它是一个很强硬的人，而且美国先政府代表是很强硬集团的利益，他们政策向来很相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采取目前的态势，在气候变化方面，首先他改而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但是他仍然咬定了没有固定的承诺。
张冀强：美国政府态度会不会改变呢？肯定会改变，最多在两年内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美国政策变化是必然的是毫无疑问的，不管政府变更还是不变更，不管是民主党党政还是新的共和党候选人出任下一届美国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政策上，美国肯定会发生变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很值得探讨一件事。我认为要想使中国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态度，参与到气候变化承担义务方面的条约里边去，很重要一条，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经济全球化和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刚才大家也提到这个问题了，木材是我们进口的，木头可是你们用的，钢铁是我们进口的，石油也是我们进口的，但是钢铁产品可不是中国一家用的，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在经济发展的这个阶段，中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大国，是经济发展几个步骤之一，就好像日本在1950年和1960年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一样，中国现在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他的产品是出口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所以二氧化碳排放的帽子全放在中国一个国家的脑袋上是不公平的。
张冀强：第二个问题是人均排放和国家排放两个概念，中国政府一直在国际论坛上提出人均排放的概念，中国平均每个人的能源消耗是美国的1/20，是发达国家1/6到1/7，这样的水平。中国有没有权利和发达国家一样消耗能源，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没有人争论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就等于说明一件事，中国没有发展权，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权，这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而且发达国家意识到，即使中国从现在开始不多排放二氧化碳，我们承担义务，我们达到目前的标准，今后不再多排放二氧化碳了，我们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包括关停小发电厂，还有一些高效能企业，我们也关了，还有一些炼铝业，我们也关掉，还有一些炼钢厂，但是这些炼钢厂半年之内就会搬到越南去，三年之内，越南也说了，我们也不要了，就搬到柬埔寨去了，再过几年就搬到非洲去了，这就叫泄露，这种泄露跟我们刚才谈的泄露是一回事。所以在全球化经济框架下，拿着一个国家说，你不许再排了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高污染工业从发达国家搬到中国，这本身是第一次泄露。
张冀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拿着棍子敲着中国政府说，你也得这样做，跟我们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只能是鼓励第二次泄露，然后我们拿着棍子敲越南和印度，我们再鼓励第三次泄露，三次泄露下来25年过去了北极就没有了，因为根据预测30年北极就没有了，冰川全化光了，我们青藏高原的水也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再拿棍子去敲谁呢？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最终的办法有两种手段：第一扩大CDM，扩大清洁生产机制，所有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从效能的角度，以效能为定量划的拿出钱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这个钱应该远远大于现在CDM钱的范围。这个钱用来干什么呢？用来在最容易减少二氧化碳的国家用来减少二氧化碳。或者卖技术、或者做更新，或者开发可再生能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重要手段以行业为标准，而不是以行政区域为标准。比如中国是一个行政区域，印度是一个行政区域，俄罗斯是一个行政区域，应该以行业为单位，设立标准，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设立能效标准。
张冀强：第三，降低消耗。这个问题很难做，我们国内很多NGO现在鼓励公交，多用自行车，鼓励节能交通工具，这都是降低能效，前年，我们国内廖小义出来把空调调到26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手段，这些手段最终的目的是我们最终还是降低消耗，才可以解决源头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提出的森林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毒品的问题也是一样的。不解决消耗的问题，只解决源头的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张冀强：所以除了行政和政治手段以外，还要考虑从消耗段降低消耗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政策手段可以做，有很多强制性政策手段，也有很多激励性政策手段都可以做，这里边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布什政府提出技术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技术解决方案有时候也会被误用，技术解决方案往往被人误用来达到本身企业、行业短期利益。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利用国家的政策砍了原始森林去争取造林款是一样的，企业也在干这种事。全世界的企业，不光是中国企业，美国企业也在干这种事，比如他们大量推动酒精燃料，大力推动酒精燃烧的结果是……他们说的酒精燃料还跟巴西的酒精燃料不一样，巴西的酒精人们作为一个经济上的平衡，因为它是一个甘蔗生产大国，历史上以来就是全球甘蔗最主要的生产国。因为糖市场浮动非常厉害，像所有的农产品一样，每年跟每年的浮动都非常大，所以巴西花大量的外汇出口能源。所以他去开发酒精燃料，这样甘蔗农民和企业可以在燃烧和糖之间平衡，如果糖市场过剩了就多生产燃料，如果糖市场不足了，就多买糖少生产燃烧。作为巴西来说，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好政策，而且从蔗糖到能源，能源增益能达到45%左右，整个过程能够从生物质提取到45%的能源，所以能源增益还是相当可观。
张冀强：但是美国政府推动的政策就不是好政策，为什么呢？它实际是在推动两件事，第一是玉米酒精，玉米酒精最好的估计它的能源增益只有20%，最差的估计是负的，就是生产酒精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比你产生的能源还要多。一般的说，我们认为是一个零增益能源，无法把柴油、电所有的这些东西变成酒精了，实际上最终从气候变化角度来考虑，它的二氧化碳的增益是零。但是消耗了大量政府补贴，需要非常大的政府补贴。五年以前，中国政府为了消耗大量玉米仓储，学着美国的样子，推动玉米酒精，当时我本人组织在北京开了三个研讨会，把美国专家请来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人做这件事纯粹是赔本的政治行为，是为了争取玉米农民的选票，谁也不敢制止他们，所以联邦政府谁也不能说这件事不能干，因为谁要是说不能干，中西部地区的选票就没有了。
张冀强：这个信息非常清楚，但是当时由于300亿人民币的拨款已经下来了所以很多人等着拿这个钱，这一件事制止不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清楚，是因为我们有大量仓储玉米，并且已经发霉，不能吃了，只能拿来做酒精，岂不知道这些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现在为什么猪肉涨价呢？因为饲料贵了。
张冀强：世界粮食供应大部分进到能源消耗里边去了，所以从长远来看，如果生物燃料要威胁到粮食安全，这种能源政策不是一个好政策，玉米酒精绝对不是很好替代能源。它对全球气候变化是零，赔本的。第二，与农民争地；第三，饲料涨价所有的谷物都跟着涨价，谁受害最深，最穷的人受害最深。非洲国家今年粮食援助从美国一个国家拿到粮食援助，已经比去年少了40%了，因为美国政府的援款是固定的，粮食一涨价钱不够买了，直截了当影响到非洲多少百万人的生命，因为这些人真的没有饭吃了。那些在难民营里边的人，那些在战争状态国家的人，这些人靠着国际援助的钱维持生命。这种问题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绝对不能让这些企业为了短期的利益，导致全球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张冀强：生物燃烧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双刃剑，比如李司长也提到麻风树的事，麻风树也好，其他油料作物也好，都是很不错的生物燃料，问题在哪儿种，问题是政府提供什么样的补贴，如果政府的补贴太高，导致了所有的农民都去种麻风树了。谁来种粮食，吃饭怎么办？粮食涨价对于我们在座的各位，可能不是太重要。因为每年粮食就算是翻两番可能还饿不着，但是对有的人来说是很致命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张冀强：第二个问题，如果生物质燃料补贴不够，目前没有竞争价值，所以生物燃料还有一个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对原始森林的威胁。我去年夏天到缅甸中部地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印缅公路的中部地区，我们在那儿创了一个自然保护区，叫做老虎自然保护区，那个自然保护区的那一条路的沿线，缅甸政府为了开发生物燃料，缅甸政府第一把手是一个大军阀，他是脑袋一热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情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并不太生疏，某些人想干什么事马上就干，至于合理性从来不考虑，他就认定了，缅甸为是一个燃料出口大国，除了出口石油、天然气以外，我们还要出口酒精，还要出口生物质柴油。于是他下令缅甸最大一个私有公司，一个玉石公司，其实里边也有他们很多股东，在这个保护区公路沿线，砍掉20万公顷的原始森林种玉米、甘蔗，然后生产酒精。
张冀强：这一条公路在这儿，大概从公路上往那边看，大概是4公里范围内，一条线延续100公里全部推光。企业也不愿意干这件事，因为企业卖玉石赚钱比这个快的多，这个太费劲，而且肯定是赔本的买卖。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干，因为大老板说了必须要干。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留出了四条各老公里宽一个生物走廊，把这个留出来，因为这两边都是原始森林，把所谓的生物走廊留出来以后，野生动物才有可能不被这条隔离带隔离，我们费了非常大力气才有四他生物走廊保留下来。所以我提高一件事，一窝蜂发展生物燃料是很危险一件事，发展生物燃料的时候必须保证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证环境目标、保证食品安全、多考虑穷人，少考虑企业。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
张冀强：第三件事，大型水电、河电都在拼命抓住气候变化问题不放，这也是某些人利用一个政治危机制造下一个政治危机。这个我就不多说了，这有我们水电方面最主要的斗士，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证。在前不久，国际河网曾经做过一个初步的研究，这个因此实际是集中了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很头牌研究所，研究结果，包括巴西，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型水电站的水库，所带来二氧化碳排放，相当于两倍到三倍燃煤电厂。
汪永晨：一直说水电站是清洁的，结果现在有数据了。
张冀强：所以水电站所造成的不仅是移民问题，也不仅是森林问题，其实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可能是负面，非常可能是负面，至少不正面，我现在想说的是，如果说太阳能电池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能源，河电是第二个非常昂贵的能源，并且河电长期环境效益和安全效益，我们不是仅仅考虑到日常的安全问题，我们甚至考虑到战争安全问题，在这方面也是非常值得怀疑一件事，因此河电是不是解决全球变暖最好的手段，我认为它至少不是最好的手段，有比它好的多的手段。
张冀强：第三，我想说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可再生能源有非常好的潜力，但是可再生能源也有局限性，可再生能源从世界所有的国家目前的策划来看，即使在最好的国家，像丹麦，大量使用风能，大量使用生物能，甚至再考虑，有一些国家在使用地热，可再生能源在中国和在其他很多国家来说，如果能让它在短期，短期我们指20到25年之内，能够达到20%的能源份额，是非常难做到的目标，也许能做到，但是已经是很高的目标了。就是我们指望可再生能源可以替代80%化石能源，在50年之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可再生能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绝对不能百分之百的靠可再生能源。
张冀强：第四条，我们可以依赖的出路是清洁化石燃料技术，还是用煤、石油、天然气，但是我们采用清洁生产的方式，清洁生产的方式，我们在国内三年之前开展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叫多联产项目。清洁化石能源一定不要被某些企业忽悠了，做所谓的液化煤技术，这是非常糟糕的技术，美国不让用了，到中国来用，中国竟然有人就买，并且已经花钱了，还忽悠中国政府，忽悠神华集团往里投资几百个亿，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商业骗局，我们非常有效制止这件事，这件事已经从原来策划退到实验厂的规模，而不是大规模的推广。一个更好的道路，间接液化技术和汽化技术，所有间接液化技术就是先汽化，汽化以后再把它做成液体燃料，这种技术我们认为是可行的清洁能源技术，这个技术在商业上，从技术上远比直接液化成熟，在全世界已经有了非常盈利大型的企业做间接液化技术，已经开始盈利了。
张冀强：间接液化技术有非常好的前景，它在生产过程中第一步把二氧化碳分离出来，今后我们经济上可行，二氧化碳有可能压缩存储、回灌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我们叫人工固碳，我们把它输回到地下，或者是深层海底，或者是我们输到深层煤层气，输到煤矿里边，把煤层气再次压出来使用，把它永久的储存在煤层的地下。当然这是需要花钱的，但是至少我们让它成为可能。
张冀强：在石油工业方面，一些石油公司已经开始把二氧化碳直接分离，回灌到油田里边去，能够提高油田产量2%左右，这个2%足以把分离和压缩的成本回收了。这样既提高了油产品和气产品的质量，同时又没有增加成本，甚至有几个油田报道，他们还得到更好的盈利，因为他们得到不止2%，可能有的油层压的好，可能是3%、4%，可能盈利更好，这都是一个可以采取的方案。
张冀强：对于中国来说，二氧化碳分离到目前只是谈谈而已，但是已经开始谈了，如果技术一旦成熟，经济上一旦可行，把二氧化碳分离压入到煤层气里头，生产出更多天然气，这也不妨是一个很好的措施。
张冀强：第五条，我跟发改委的领导和科技部的领导汇报过这个意向，但是目前还没有采取动作，我认为应该尽快采取动作一件事，就是利用生物质能源做常规储藏。这个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我可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张冀强：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早在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探险家，到了巴西亚马逊一带，那个时候有很多橡胶林和甘蔗的种植园，奴隶在这儿干活，他们看到一片种植园，里边生物质量是相邻种植园的两到三倍，就是甘蔗一般的甘蔗是这么粗，很细，因为他为了渣糖。那儿的甘蔗大概也这么粗，同样的品种种在那儿就这么粗了，采下来一称重是相邻地盘两到三倍，当地农民说，我们之所以这儿产量这么高，是因为这一块地我们叫黑土，是一个巴西的名字，黑土里边黑的成分叫“恰”，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碳。
张冀强：到了30年代的时候，荷兰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把这个问题拾起来了，到那儿研究“恰”的问题，他当时提出一个推断，说这个黑土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古代的巴西人用人工的办法富集了这一块土地，这里边“恰”是活性碳，这种碳是当地人用非完全燃料的过程的残余物，然后把他们回灌到土地里边去，增加土地的肥质，这个说法用碳14说法表明，这个碳居然有5千多年的历史，这个假设改变说，5千多年巴西土著人，就已经知道用碳的办法来使土地增收。没有人相信他的天方夜谭，现在巴西亚马逊土著人连刀耕火种都不会，怎么推断到5千多年以前，居然有人做这件事，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张冀强：一直到了前不久，70—80年代，二氧化碳和全球变暖问题提出了，在它周围聚集了大批科学家探讨这个问题，他们经过了各式各样的考古和科学论证，的的确确证明这是人工富集碳，因为从碳的形态和原始状态，因为它烧的并不完全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比如原来是棉花秆、作物的秆子，所以不是天然的，确实是人工富集的碳因为它来自于多种作物。
张冀强：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导致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在实验室里边已经证明生物质比如说柴火秆、高粱秆、秸秆、稻秆、稻壳都可以，在催化热列解的条件下，做一个半氧化过程，不完全氧化的过程，如果完全氧化就烧光了，这一头产生氢气和一部分一氧化碳，这一头产生大量还原碳，这个还原碳就是“恰”，还原碳就是半活性碳，半活性碳本身就好像活性碳一样，有非常强烈的武力吸附功能，除了吸附土壤里边的肥料氮、磷、钾以外，还依附大量微生物在周围，像催化剂的效果一样，如果在物理上，把这些东西吸附在非常密集，非常小，纳米极的表面的情况下，这个发生的化学反应，要比通常的化学反应的速率高上千倍，上万倍。这就导致了这个东西的肥力的功能就在这儿。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一件事，这件事之所以有意思，有两个原因，有“恰”这一块黑土的碳含量，跟周围的相比是这样一个比例，在普通的土壤里边碳含量是0.5%，在有“恰”黑土上碳含量是9%，如果相比就是18倍的差别。土层有两到三尺深。
张冀强：在这样一块土地上，一公顷土地往里边送多少碳呢？我忘了那个数了，反正很多吨的碳放在那一块土地里边。如果这样算起来，我们一年所有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全部用中方法富集到我们的农田里边去，增加农田肥力，特别对土地资源贫困的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再也不用担心我们排出多少二氧化碳了，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效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不是天方夜谭呢？不是？为什么呢？催化裂解技术在全世界都是人所共知的技术，不是很难的，特别是中国，我们半水煤气技术，合成氨技术，就是催化裂解技术，我们在这方面有100多年历史了。其他历史不长，这方面从制碱开始已经有很多年历史了，中国在这方面很强。
张冀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三年多的工作了，浙江大学在我们和桥牌（音），的资助下，也做了生物质碳的汽化技术，前期已经做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有两个实验厂现在开始运行，这个实验厂虽然很小，但是每天也能消耗几十吨生物质。这个技术如果中国政府如果能拿出钱来，在这个方面做最后一方面IND的研发，这个技术就可以商业化，我们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完全有可能承担国际义务是不成问题了，所以技术解决方案不是一个坏手段，但是技术解决方案，如果被某些企业达到本身企业的利益，像所有的生物酒精，特别是粮食生物酒精，我们还不说蔗糖生物酒精，或者是砍掉原始森林生产生物柴油，如果被他们所利用，技术解决方案不是好方案，技术解决方案如果看到新技术、高新技术既可以改善我们的农田，给农民增收，解决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同时解决能源问题，这个技术解决方案就是一个好方案。我今天说的就是这些了。
10、水环境忧思(三)：破碎的大渡河
来源：中广网 07-11-28
http://www.cnr.cn/newstop/200711/t20071128_504640013.html
按：为了清澈的水源，江南水乡忧心忡忡——太湖居民：在太湖边上，现在鱼都没有，都有味道啊，臭啊！
即便身处塞外，污染也如影随形——西部环保官员：现在一些环境风险比较大的企业正被引入我们西部地区……
西南高地，水电运动是否是另一种扼杀？
千百年来相依相存，人与水演绎着怎样的现实与未来？
中广网北京11月28日消息 （记者王磊）尽管有着喧闹的集市和川流的人群，但大渡河岸边的四川汉源看起来还是更像一个中等的乡镇，而不是一个有着近10万人口的县级城市。中心繁华地带的马路狭窄而破旧，雨水冲刷过后更显得泥泞不堪。挑着担子的农民，拉客的电动三轮车，大声说笑的年轻人在街道中穿行，却无法掩盖这城市暗旧的底色。似乎觉察到外来者对城市不堪面貌的惊讶，很多汉源当地人都会主动告诉记者，汉源马上就要整体移民了，在离汉源县城大约50分钟车程的地方，一个叫做“瀑布沟”的大型水电站正在修建，水电站建成蓄水之时，也是这座城市消失的时候，而一座新的汉源县城已经早就在海拔更高的山上开始修建，所以从好几年前，城市已经没有任何规划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停滞在数年前时光中的汉源县城。
奔腾的大渡河水
农妇冯桂芬的家紧靠大渡河岸边，大渡河水就从她家的屋后流过。尽管当地政府描绘了一个蓝天、碧水、阳光的汉源新城，但是冯桂芬对于这间老屋还是有些不舍。
记：你这个地方也属于被淹掉的范围之内吧？
冯：我家里也会被淹掉。
记：你第一次知道这里被淹掉，心里是什么感觉？
冯：我也不想淹掉。我们在这里住就很好。我总觉得我们在这边住很舒服。
记：就是不想搬。
冯：但是现在大家都搬，我也不可能不搬。
从冯桂芬的家到瀑布沟水电站的公路早已经破旧不堪，路的左侧是连绵的高耸入云的大山，一条新的省道正在半山开工建设；路的右侧就是顺流而下的大渡河，而大渡河的另一侧也是高高的山峰。夹在深山峡谷间的公路上，很少看见别的车辆，只有运货的大型货车一辆接着一辆的呼啸而过。沿路得顺河乡党委书记钟登强告诉我们，这些货车大部分都是为下游正在修建的瀑布沟水电站和深溪沟水电站运送石料的。如果在晴天，货车将会更多。
大渡河沿岸的一个小水电站
今天在下雨，施工单位没有在施工，平常的时候，远处，都在施工。
车声，水声，施工声，已经流畅了数千年的大渡河正在经历着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变化。
工业污水直排大渡河
【新闻链接】
大渡河是中国岷江最大支流。是长江的二级支流。位于四川省西部。古称沫水。大渡河长 1062千米，流域面积 7.77万平方千米。2004年9月四川省政府批准《大渡河水电规划调整方案》为三库22级。也就是说，奔腾的大渡河将变成首尾衔接的22个相对静止的人工湖。而按照三库22级开发方案，水电站利用水头2543m，总装机容量2340万千瓦，为经济可开发量的100％。目前，正在建设和已经建成的水电站包括龙头石、瀑布沟、龚嘴、铜街子。而其他的水电站也都在筹备建设当中。 [1] [2] [3] [4]
11、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六：长江源头面临断流危机
来源: 南方网(广州)2007-11-16
http://news.163.com/07/1116/09/3TDMJLTN00011SM9.html
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沱沱河快没水了。”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沱沱河干枯的河床裸露着，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原来可以游泳的河段已经干涸露底。
干旱、鼠患频袭，长江黄河源头地区环境正迅速恶化，生态建设的年均资金缺口将达22.6亿元-33.4亿元。科研环保滞后，生态退化真相仍不明了。
7月，雨季，沱沱河干枯的河床上一条黄毛狗在奔跑，不见宽广河面，不见奔腾的河水，大地被烈日灼烤，裸露的河滩将水流分成几股向东远去。全长1389.6米的长江源特大桥横跨河上，桥北是江泽民题词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桥南一块警示牌字迹清晰，上面写着：“水深危险，严禁下河。”
“沱沱河快没水了。”在沱沱河镇开餐馆20年，马老板从来没见过河水这么少。去年暖冬，几乎无雪，到了今年盛夏，虽然雨水比往年多，但是一落下来就渗入地下，形不成地面水流。“往年水最大的时候，河水可以漫过公路桥啊！”马老板面带忧郁，他担心长江正源沱沱河像不远处的雅玛尔河一样——断流。
干旱正在高原上蔓延，马老板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从可可西里到各拉丹东，从当曲沼泽到巴颜喀拉山，河流一条接一条地干涸，湖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冰川退缩，雪线上升，草原变成了荒漠，鼠类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连片的沙漠吞噬着大地。最新统计表明，近十年来，青海的湿地水域总面积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下降了21.4%，达68.34万公顷。素有“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正迅速恶化，长江黄河之源面临一场深刻的危机。
草场退化 鼠类猖獗
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鼠类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
屋外，寒风凛冽，鼠兔在啃噬草根；屋内，火炉里燃烧的牛粪噼噼啪啪作响，火光映红了宏伟的脸庞。“我们不养羊了。”宏伟说，“羊啃草啃得厉害。草场一年不如一年，过去草高过膝盖，如今不到一指高，周围原有的十几户都搬走了。”在约古宗列放牧20多年，一家人的生活全部依靠草原，小女儿就在10多公里外的“黄河源头第一小学”念书，宏伟不愿搬走，但他又无法漠视一天天变小的河水，时常为将来的生计发愁。
宏伟的家到源头骑摩托仅半小时车程，这里地属青海曲麻莱县麻多乡(麻多在藏语中是“黄河上游”之意)，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气候恶劣，人烟稀少，2001年被规划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约古宗列湿地保护区”。
夏季，前往源头的路并不平坦，车子在泥地中艰难行进，紧随一场大雨的是一场冰雹，再往高处走，蚕豆大的雹子又变成片片雪花，而此时，东部平原地区的居民们正在30多度的高温中大汗淋漓。从前在这里骑马草可以打到马镫，如今水草丰美的景象已成为记忆，大面积的草场退化成裸地，当地人称“黑土滩”。成群结队的藏野驴和野牦牛再难见到，取而代之的是窜来窜去的鼠兔。
鼠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像癌细胞一般在草原上扩散，越演越烈，人鼠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今天。
黄河源石碑周围鼠洞遍布，一条溪流宛如白色哈达从洞穴间穿过流下山去，很难相信从这里流淌出的是五千年的文明。
牧民们对这些破坏者恨之入骨，因为它们不仅啃食草根，而且掘洞翻土造穴，优质的草场很快寸草不生。据2004年的统计，整个曲麻莱县的鼠虫害面积达到1332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8%，平均每亩土地的有效洞口达29.4个。鼠虫害困扰着青海全省，近15年来平均每年发生面积为545万公顷，其中成灾面积达350万公顷。约古宗列盆地是鼠害的重灾区。
图桑，魁梧的东巴汉子，据说是麻多乡最好的司机，每年要开车载人到源头十多次，他对鼠兔顽强的生命力印象深刻，“灭了又生，生了又灭，灭鼠的规模赶不上它们繁殖的速度”。
至今，曲麻莱县在灭鼠这一项目上已经花费了1138万元，但效果并不显著。天空中的鹰，原野上的狼以及草中的蛇都是鼠的天敌，在大面积使用化学灭鼠药剂之后，它们的数量大为减少。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乡，人们现在已经看不到站在电线杆上的老鹰，当地人意识到鼠药的副作用，已经开始转向采用生物灭鼠——在草场上设置鹰架，但这种方法的成效还有待观察。
“老鼠们已经上山了！”曲麻莱县委书记仁青才仁在一次会议上对干部们说。过去，鼠类仅在平地上活动，而今，平地上的草已被吃光了，气候变暖，山上没有从前寒冷，它们于是往高处侵袭。
仁青书记一直想寻找更科学更有效的办法灭鼠，他认为目前的做法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比如旱獭的皮毛就很值钱，可以利用这一点调动牧民的积极性，他甚至提出捕活鼠运往广东，因为那里的人爱吃野生动物。
县畜牧林业局局长才仁宫保对灭鼠有自己的认识：“治理黑土滩，灭虫灭鼠，不如人工降雨，关键还是缺水。”沼泽草场原来是没有鼠类的，现在干旱后，也时常发生鼠害。在才仁宫保的记忆中，1996年是雨水最多的一年，那年的鼠害也最小。他分析，“雨水将老鼠淹死了，鼠类繁殖受到抑制”，相反，“越干旱，老鼠越猖獗，土壤盐碱化越严重”。“气候变暖才是草场退化的主要原因。”他说。
尽管目前对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的主因还存在争议，但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天气越来越热。
“中华水塔”在荒漠化？
气候变暖使高原冰川消融加快，“这是很危险的信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连续3年冒着生命危险，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
今年，美国前任副总统戈尔导演的一部关于全球变暖的影片夺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该片名为《难以忽视的真相》。但当气候变暖从预言变为现实、科学家们把目光投向南极、北极时，他们却忽视了“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的真相。
近年来，曲麻莱县居民明显感到气候发生了变化，每个月的气温都要比1971-2000年的平均值偏高1℃左右。温度偏高，地面不会长时间积雪，过去在三四月份常常遭遇的雪灾，如今很少出现。曲麻莱曾以风大出名，民间流传“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现在仅在春季吹上十多天。
据曲麻莱气象局的监测，2006年7月23日，该县出现了一个极端气候事件，当日气温高达24.9℃。尕才局长在这个冷季长达9个月，年均气温仅-2.4℃的县上工作了21年，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接下来的25天，天空中没有落下一滴雨水，牧草在仲夏提前荒芜。
40多年来，三江源地区年平均气温总体上呈显著的上升趋势，累计上升了1.2℃，其中黄河源区升幅最大，上升的速率可达每10年0.42℃。长江源沱沱河镇居民对气候变暖也感觉明显，根据沱沱河气象站的资料，2001年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为9.1℃，而到2006年7月，平均气温则升高到10.3℃。天气热了起来，人们惊奇地发现，镇上的姑娘竟然穿起了裙子，此前这一直被认为是夏季平原才有的风景。
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最敏感的一块皮肤，中国8成以上的冰川盘踞于此，随着气温的逐年升高它们正在快速消失。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蒲健辰等专家在2004年的一项报告中指出，近百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虽然出现过两次退缩减缓甚至小前进阶段，但总过程仍呈明显退缩趋势，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快速增温，使高原冰川末端在近几十年快速退缩。
大胡子杨欣与他创办的民间环保NGO绿色江河，曾在青藏公路旁建立了赫赫有名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目前他们正展开一项官方科研机构未曾想过的工作，在长江源头冰川打桩做标记，测量冰川退缩的准确数据。就这样，一个个民间组织的志愿者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3年到母亲河第一滴河水流出的地方立标，想借此呼吁更多的人关注江源地区的生态。
“以我们的实力，只能做5年。”杨欣表示，最后他们将会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杨欣对长江的关注起源于20年前。1986年6月，全世界球迷正为墨西哥世界杯狂欢，一群中国青年却在这个时候来到了沱沱河，令他们热血沸腾的不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而是完成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漂流总落差5400多米的长江。这一年，共有3支探险队到达了长江入海口，10名队员献出了生命。
小资情调弥漫的今天，长漂似乎已成为一个过时的符号，与那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一同走远。但当年的科考探险为今后的生态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重要的是这一激进行动引发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使革命年代一贯坚持的征服自然的理念受到质疑。当年的长漂队员，有多人之后都从大自然的挑战者变为她的守护人，杨欣就是其中之一。
与昔日的队友杨欣不同，地质学者杨勇没有任何组织，他是一名体制外的专业环保人士，但又挂着一个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的头衔。和杨欣一样感触甚深的是，杨勇20年后再回到长江源头冰川时，被正在发生的一切震惊。
杨欣到冰川打桩，每年都会路过距源头两公里处的沱沱河，第一年从冰面上过去，第二年车把冰压塌，第三年彻底没冰了；而杨勇2006年夏季到达姜古迪如冰川时发现，与20年前的照片对比，冰川退缩了二三百米，而冰舌前端的冰塔林几乎完全消失。
“冰川消融加快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杨勇认为，不仅长江正源沱沱河，而且南源当曲也主要靠唐古拉山的冰川融水滋养。他预测：照此下去，江源水系的分布格局可能会改变，甚至令源区河流失去补给，导致“中华水塔”走向荒漠，最终形成与可可西里荒漠区、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戈壁相连的干旱区和沙漠带。
两个藏族小伙子坐在干裂的河床上，长江源头支流之一的楚玛尔河段已经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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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排污权交易将给环保带来什么
来源：观察与思考2007-12-03潘振华
http://news.h2o-china.com/market/watermarket/649461196659255_1.shtml
11月10日，国内首个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在嘉兴正式挂牌。排污权购买合同将首次取代排污权行政许可登上舞台，这意味着企业只要有足够的排污指标，向大气和水体排放污染物时将不再需要偷偷摸摸。
11月10日，国内首个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在嘉兴正式挂牌。排污权购买合同将首次取代排污权行政许可登上舞台，这意味着企业只要有足够的排污指标，向大气和水体排放污染物时将不再偷偷摸摸。
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说，明年全省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地级市要开展排污权储备交易。同时，嘉兴作为全国的试点，将为国内推广排污权交易提供经验。那么，排污权储备交易的推广将给未来的中国环保带来什么呢？
为“秀洲模式”正名
排污权是指市场主体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中，经许可向环境直接排放或间接排放主要污染物数量的权利。“鱼米之乡”嘉兴为什么会率先推行排污权交易？资料显示，占整个嘉兴水资源75%的上游来水，大部分水质处于五类与劣于五类(最差的一个等级)之间。同时，加上自身的污染，嘉兴已经成为严重的水质性缺水地区，全市没有一个合格的饮用水源，出现了水乡没水喝的尴尬局面。
早在2002年，嘉兴秀洲区就率先推出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当时，秀洲区参照建造一座日处理一万吨生活废水的集中处理厂的投资成本，确定该区日排放一吨废水的排污权购买价格为300元。购买排污指标的企业在获得嘉兴市环保局秀洲分局颁发的排污产权证后，在50年的有效期内可以向秀洲区境内的企业转让其排污指标，转让价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经过五年尝试，这项发达国家广泛采用的市场运行方式已取得良好成绩。而此次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的诞生，也正是为“秀洲模式”正了名。
为什么要推行排污权交易？嘉兴市环保局负责人这样解释，“开展排污权交易将会大大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无形中提高了环保市场的准入门槛，招商引资、审批项目都将受到环境资源成本的制约。举例说，假设一家印染厂已经获得一定的排污量指标，它必须完成市里下达的年度减排目标，如果需要新建、扩建新项目，那么现在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解决这个矛盾，一是通过自身技术革新、淘汰老旧生产线等措施，超额减排，省下指标上新项目；另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交易从其他有富余指标的企业购买排污指标。”
这样企业就会把排污权视为经济要素，而不再对日趋稀缺的环境容量资源进行无偿占有和消耗，实行清洁生产、治理污染、调整产品结构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以往‘谁治理、谁吃亏’的现象将彻底改变。
“财政部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解决一揽子问题。”国家环保总局总量控制办公室赵副主任透露，“每年财政部将下拨1800万元，连续三年建立环太湖排污权交易平台，这是真正用市场化手段，解决污染物减排难题的尝试。”
排污权分配争议
排污权如何交易？这是企业主们最关心的。嘉兴的做法是：对所有排污许可证的发放企业进行重新核定，以2005年的环境统计数据确定其污染物排放许可总量，环保部门通过拍卖、招标、无偿分配以及回购和收回等方式，进行总量指标分配和调整。嘉兴市政府还将建立一个排污权交易平台，提供企业的基础数据、各种供求和价格信息、排污权市场指导价等服务。
按照近日出台的《嘉兴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规定：今后嘉兴的企业要新建新增项目，就要先去购买排污权……而对以前经过行政许可审批获得排放权的企业，也不能随意剥夺，只能通过鼓励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充分挖掘治污潜力，将减下来的排污指标通过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出让给新建企业。
机制有了，市场货源哪里找？据了解，目前在嘉兴排污权已经奇货可居。今年以来，已有60多个新建项目因没有排污指标而搁浅。排污权有价无市，不仅政府没有指标，很多企业也不肯出让。嘉兴市环保局局长翁建荣说，只有老企业通过减排项目，削减出多少减排指标，才能上多少新项目。
此外，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和额度一直备受质疑。前几年投产的项目获得排污权很容易，而现在新建的项目则非常困难，这样对新建项目很不公平，环保部门也没有对企业之间的排污指标分配进行调整。嘉兴市七洲漂染有限公司董事长冯能观证实了这一说法。2002年，冯能观以每吨200元左右的优惠价格从嘉兴市环保局秀洲区分局购买了1200吨COD排污权，三年后，市场交易价就蹿升至每吨600元左右。但冯能观表示，由于排污总量控制越来越严格，获取新的排污权越来越难，考虑到企业发展需要，不会轻易让出仅有的排污权。
与此同时，不同的行业，在购买排污权时的价格也有差异。如对于制革、纺织等高污染行业，价格就稍微高点(因为这些行业产生的污染物治理成本本来就高)，目前是8万每吨COD／年。此前，嘉兴环保局抽样的平均价格是6-7万元每吨COD／年。
由此衍生出了排污权的定价问题，现行法律法规对企业收取排污权费用，没有任何规定。“收费要有法律依据，不是我环保局说收就可以收的，”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沈跃平向记者表示，“如果继续纠缠初始分配权，那么排污权交易的推广至少还要等一两年，直到相关法律修订完成。”
嘉兴市环保局建设项目管理处处长余炳惠认为，当前急需解决排污权交易的立法问题。他说，目前我国有关排污权交易的法律和政策都严重滞后，对于排污权交易的程序缺乏统一标准。如果立法问题得到解决，其他很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减排不是“赔钱生意”
为扭转全球变暖趋势，根据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议定书》，到2010年，发达国家缔约方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超标排放，将被处以重罚。而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
2006年，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在浙江尘埃落定，全国最大的氟化工生产基地—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日本JMD温室气体减排株式会社在浙江衢州启动二氧化碳减排项目，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巨化成了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
就在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诞生前后，这一特殊“市场”做成了几桩大买卖。兴华电池厂起初决定今年再上一个锌筒和钢壳电池零配件建设项目，但当他们到环保局立案等待审批时却被告知，没有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指标。项目眼看就要卡壳，正好赶上排污权交易中心建立，兴华电池厂赶紧通过中心花38.68万元购买了4.11吨／年COD和6.021吨／年二氧化硫的排污权。另外，有6家企业出让每年125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每年492吨二氧化硫排放量；9家企业转让每年78.794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每年474吨二氧化硫排放量。
投入资金整改自己企业的排污情况，在达到减排效果的同时节省下了排污量，可通过卖出剩余指标赚钱，这也是从另一方面为企业创造了效益。而交易中心的建立正是给买卖双方提供了一个平台，使交易获得一个双赢的局面。
节能减排，意义深远
节能减排，作为我国“十一五”规划中一个重要任务，已不仅是政府的行动目标，而且还能给企业带来经营上的收入，让城市居民能获得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节能减排更是人类解决环境、资源问题的必经之路。
以嘉兴为例，浙江省政府在与国家签订减排任务责任书后，指标层层下达给地市一级。以2005年统计口径的排污总量为基础，嘉兴每年要削减3.5%的COD和3.6%的二氧化硫。
而全国范围内减排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按2005年各省上报数据，全国每年COD排放总量1414万吨、SO22549万吨。COD、二氧化硫这两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数据，也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非常关心的。
全面推行排污权，在节能减排上效果显著。排污权交易的结果是污染治理主要由治理成本小的企业完成，能够实现全社会总的污染治理成本最小化和产值的最大化；有了排污权交易，政府可以发放和购买排污权来控制污染物总量，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实施排污权交易更具市场灵活性，不同厂商可根据治理成本的差异和不同行业污染治理的技术差异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政府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前提下，企业革新所降低的排放量就为大量新企业的进入留出了发展空间，有利于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风景如画的江南水乡正在期待重生，而全国又有多少个“嘉兴”将在推行排污权交易后重新清洁起来，我们拭目以待。
13、飞机“绿化”才“高档”
来源： 新京报2007-12-2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7/12-02/021@051251.htm
家里来了客人，如果用一次性杯子倒水给人家，是一种什么感觉？
如果你去人家做客，人家用过去常见的玻璃杯、搪瓷杯给你好茶，你是什么感觉？
公司都有商务谈判，常常有谈合作的客人来往。如果此时给他们倒的茶水，是用一次性纸杯装的，哪怕在底下再套一个可多次用的简易塑料杯套，现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我坐在飞机上，脑中想着上列的问题。这时候，好心的空姐叫了我一下，问我需要喝什么。
她的手中拿着一摞一次透明的杯子。我一看，是塑料的。下意识问了一句：“这是一次性的吗？”
空中姐姐有些不高兴，说，当然了。我们不会给客人重复使用的。
她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想的是，这个塑料杯比常见的那种蜡纸塑料杯要“高级”些，也许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接下来开始吃机餐。整个食品盒子，是用印刷得颇为粗劣的纸板做的；水果，是用保鲜膜包住的；小榨菜，是用塑料袋装好的；饭盒，外面包着锡纸，旅客撕开，又团起来；就连纯净水，也是装在一个塑料盒里，上面用塑料封了口；至于擦手的纸巾，不管是湿的还是干的，外面自然也包着一层塑料。我数了数，吃一顿饭下来，快有十张塑料布和纸的“尸体”横陈在每个人面前。有的里面团着刚刚擤下的鼻涕，有的沾着刚刚擦过的口水和油渍。他们毫无羞耻地堆放在那里，等待空中姐姐来收拾残局。最后这些东西去了哪里，没有人关心———不过是集中到车上，拉到垃圾填埋场填埋，“无害化处理”而已。
没有人想过这些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像飞机这样越是“高档”的地方，越是应该全用一次性物品。虽然这一次性物品，显得那么的粗陋和难看，就像一个拖把，挂在一个高档的防盗门旁边；就像一堆垃圾，堆放在宫殿的院落里。
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一种潜意识，高档就意味着消费可以随心所欲。有钱就意味着消费可以铺张和率性。
其实，同样在中国，在世界，高档的可以率先优美起来，可以公益起来，可以环保起来。同样，在中国，在世界，有钱人应当先公益起来，先环保起来，先优美起来。
哪怕就从少用一次性物品做起。在这样“高档”的地方，允许一次性物品以如此粗恶的方式自由出入，分明显示出人是多么的卑贱。为了便利，人们可以不要美感；为了能够保持“卫生”，人们可以宽容劣质。其实，这些一次性水杯，就像一次性筷子，哪里有卫生可言？
因此，如果你觉得你是个有钱人，你应当少用一次性物品，因为这些物品实在是太难看了。然后，做一个最简单的垃圾分类工作：把塑料袋从“剩饭剩菜”里分离出来。因此，如果你觉得你是高档的场所，更应当少用一次性物品，因为只有耐久之物，才有高雅和艺术可言。因此，如果你想让你的客户与你合作，你更应该少用一次性物品，因为这一次性物品里头，潜台词，就是盼着人家赶快离开。因此，如果你家里来了客人，千万不要使用一次性杯子，因为这里面也在表明你的态度：你根本不欢迎这个人。客人与其忍受如此的污染和虐待，不如收拾尊严，过门而不入，有资金而不投资，有机会也不合作。
这是何苦来呢？少用一次性物品，可不是简单的环保问题，还能改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为了飞机更高档，请早日绿化起来。为了让飞机绿化起来，请从少用一次性杯子开始。□冯永锋（北京 记者）
14、公民参与是控制污染的法宝
来源：东方网2007-12-03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649481196662033_1.shtml
公民参与是控制污染的法宝
有些污染是普通人一时无法察觉的，比如那些看起来花梢可爱的玩具，最近被进口国发现含铅量超标危及儿童健康而大面积停止生产。有些污染，比如矿区、发电厂、水泥厂排放的粉尘、烟尘，过去被人们默认是搞工业化不得不忍受的代价，如今随着科技进步和生活质量标准的提高，人们已觉得无法再容忍。更有一些污染，比如水源的败坏，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使受害人有断子绝孙之忧愤。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高度关注的危险状态。借用本周出版的《瞭望》杂志封面专题的话，就是“中国环保进入预警时代”。这也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为什么要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背景。建立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善民生的迫切任务。
说控制污染是人心所向，国脉所系，绝非夸大之辞。 11月27日起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论坛”，邀请了来自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三位代表参加。其中安徽蚌埠市的农民张功利在会上介绍说，他们村处在淮河下游，周边有两家化工厂，排放的含致癌物的废水、废气，使稻田灌溉和生活用水都无法解决，投产三年来，一个村死了53人，学生得病的达40%以上。（见《南方都市报》11/28）这样追求“鸡的屁”（GDP）真是伤天害理！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灿发，在这个论坛上指出，现行环保法有“八大死结”，地方政府没有真正对控制辖区水污染负起责任，征收排污费制度使污染越重环保部门越富，总之是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会上，来自全国人大的孙佑海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水污染防治法》；孙还透露，财政部正在抓紧制定政策，将以税收制度管控污染企业。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副司长赵华林则透露说，《节能减排监测》新规则将加强对环保的考核，不建污水处理厂的省领导要离职。
官员们讲的当然都是有的放矢的新对策。但是，在我看来，其治理思路却是旧的：依靠官方，即斯大林所谓的“正确的路线（而他制定的路线无疑一贯正确——鄢）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差不多管什么都靠对“乌纱帽”的所谓“一票否决”。这个法宝灵吗？肯定不灵。治安问题、反腐问题靠这一招不灵，环保靠这一招也不灵；否则，环境污染也不会累积到今天这么严重了。以前述农民张功利所在淮河流域来说，国家投入巨资治污10多年，对当地官员的“威胁”没少喊，效果却令人叹息。
十七大政治报告有个令人振奋的新提法，道是“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重申要依法实行“四大民主”，以保障人民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对于污染控制来说，容许和鼓励公民参与，才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法宝之一。试想，在那些河水发臭的地方，在老太太都知道鸡鸭之死、村民之病与工厂排污有关的地方，如果当地的受害人能堂堂正正享有法律赋予的抗议和博弈的权利，那些作孽者还能盘踞下去吗？就是那些肉眼看不到的食品和日用品污染，如果有合理的公益诉讼渠道，可以肯定，中国会有许多热心的专业技术网民提供技术参数，让公众知情，并为提起公益诉讼者做后援。如果有公民（包括NGO）的广泛参与和法律的公正支持，可以相信，没有多少老板和官员还敢在“众目睽睽难逃脱”的环境中，为牟取利润与政绩而干“断子绝孙”的事。有了公民的广泛参与，不仅不会天下大乱，反而可依仗其威慑力量降低控污成本，从源头上防止因污染造成的社会冲突发生。
15、如何让城市环境保护不欠新账多还旧账?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7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603707.html
要点提示
尽管近年来城市环保投入的绝对值在增加，但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增反降，这说明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旧账未还，又欠新账。为了扭转这一局势，必须依靠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彻底改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现状，从根本上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编辑心得
我国对城市环境保护的投入近年来保持稳步增加，城市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综观我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现状，我们发现，投入不足仍然是城市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软肋之一。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要拿出硬措施，拿出新思路，拓宽资金渠道，充分利用社会资金，把钱用到实处。
城市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的中心，也是经济活动和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城市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充分注意到城市环境保护投资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保障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一直致力于增加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本文就我国的城市环境保护投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进行分析与探讨。
城市环境保护投资现状
城市环保投入逐年增加使城市环境得到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全面进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从1978~2005年，城市数量由190个增加到661个，城市化水平由17.9％提高到43.0％(平均每年增加约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亿人增长到5.6亿人(平均每年增长约1400万人)。城市的高速发展、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带来了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并成为危害人民群众健康、制约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城市环境保护投融资体制，开辟新的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渠道，增加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以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根本性措施之一。
投资状况与资金渠道
从1981～2005年，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占全国同期环境保护投资总量的比例，从“六五”期间(1981～1985年)的31.2％提高到“十五”期间(2001～2005年)的58.2％。由此说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已成为环境保护投资的重点。
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属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主要部分，其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与地方财政拨款、国内贷款、地方自筹和利用外资等资金渠道，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
投资建设与投资效益
从1981～2005年，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环境污染治理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城市环境污染防治的投资效益也在逐年增加。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的数量由39座增加到792座，处理能力从85万吨/日增加到5725万吨/日，城市排水管道长度从2.3万公里增加到24.1万公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建设的数量由30座增加到471座，处理能力从3260吨/日增加到25.63万吨/日，城市燃气普及率从11.6％增加到82.1％，城市集中供热面积从1167万平方米增加到25.2亿平方米，城市公共绿地面积由2.2万公顷增加到28.3万公顷。城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的增加，使城市环境污染防治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为改善和提高城市的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城市环保投入严重不足
投资主体单一，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环境保护投入缺乏市场投融资手段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都存在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污染治理设 施的建设和运营管理没有引入市场化、产业化机制，这些问题是造成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和处理效果不好的关键原因。在一些地区，市政府耗巨资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半停半开，甚至“晒太阳”，成了排污厂，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一些城市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与管网不配套也造成设施闲置，由此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地方财政也为之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再有，由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运营机制上的原因，不少运行中的设施并未发挥设计的处理能力和效率，造成了“大马拉小车”的局面。
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大多数城市对“污染者付费”的政策特别是“使用者付费”的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一是大多数城市对已建和新建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投资欠费现象严重；二是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偏低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许多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对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缺乏吸引力，征收的排污费还不到补偿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水平。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
从“六五”到“十五”期间，尽管我国对城市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有了较大增长，但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历史欠账仍然很多。截至2005年底，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还有291座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约占城市总数的44％。2005年，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约359.5亿吨，但污水处理率约为51.95％，还有约170亿吨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并造成大多数城市地表水体和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严重影响了城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在全国661座设市城市中，还有339座城市没有生活垃圾处理场，约占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200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1.6亿吨，但经过处理的仅有51.69％。许多城市不同程度出现的“垃圾围城”问题非常突出。垃圾一次污染和堆放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依然严重。落后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极不适应，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影响城市功能及作用发挥的突出环境问题。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化发展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历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六五”期间的0.56％增加到“十五”期间的2.87％，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从“六五”期间的2.26％增加到“十五”期间的6.87％。但是，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并没有同步增长，而是在下降，从“六五”期间的28.75％下降到“十五”期间的24.08％。这说明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城市环境保护投资旧账未清，又欠新账。
联合国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同期GDP的比例应达到3％～5％，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应达到9％～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虽然在弥补历史欠账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联合国提出的要求。从总体上看，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长期处于占GDP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较低水平上，由此造成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长期欠账。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同步或高于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这样才能使城市环境保护投资“不欠新账、多还旧账”，以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社会和谐，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推进环保投资主体多元化
拓宽资金渠道，创新思路是关键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了加强和完善环境保护投入机制，“决定”提出了三大环保投入政策措施: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环保投入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二是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三是运用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这些政策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理论。
随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投融资体制将由单一投资主体向多元投资主体转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型，初步建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31.1％下降到2005年的17.3％，因此，单靠政府财政投入已经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要求，需要扩大资金来源。为加快我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投资来源，必须依靠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政策创新。为此，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要尽快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
近几年，一些城市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这些城市通过市场化运作，采取多渠道的投融资模式。这些模式加快了城市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推动整个城市的跨越式发展。各级政府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转变城市建设的理念，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继续坚持城市政府是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加大对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与再生利用工程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特别是要加大对污水管网建设的投资，着力解决污水管网建设滞后的问题。
城市环境保护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尽快建立起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多渠道的投融资体制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和外商等多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社会化的市场投融资等方式，广泛吸纳来自国内和国际所有可利用的资金投向环境保护领域，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方式多样化，最大限度地筹集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发挥其投资效益，以促进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
要尽快建立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
近年来，为了加快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行效率，一些城市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营方面探索出了一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如BOT，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各级政府要转变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理念，改革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机制，提倡和鼓励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参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尽快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实现运营管理企业化的环境保护产业。在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运营管理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要确立民营企业参与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建设和运营的法人地位，确立企业准入和公平竞争规则，通过给予用地、用电、设备折旧、贷款等扶持政策和技术及信息咨询服务，并给予税收优惠，扶持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运作，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机制。
要尽快全面实施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政策
2007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低于60％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仅靠各级政府的财力是远远不够的，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成后的运行管理费用要通过运用市场化机制，实行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等方式吸纳社会资金来解决。
目前全国许多城市已建立了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我国661座设市城市中，已有341座城市征收了污水处理费，约占城市总数的52％，已有229座城市征收了生活垃圾处理费，约占城市总数的35％，但还存在着收缴率不高等问题。2005年全国征收的城市污水处理费仅66.68亿元，全国征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仅11.76亿元。这笔资金为现有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提供了经济来源。但是，目前已开征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城市普遍存在收费标准偏低的问题。据调查统计，全国约有1/4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居民收费不足0.3元/吨。
在推进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运行管理市场化的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做好创建市场、规范市场和扶持市场的工作，要尽快实施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有偿使用的收费政策，并允许运营企业根据“保本微利”的原则自行确定价格。征收的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费要达到能够补偿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运营成本并合理盈利的水平。(作者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