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29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瞭望》周刊： 中国环保极其严峻 已进入“预警时代”
2、人民网环保频道： 张力军：今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去年降低
3、新华网： 三江源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4、人民网—《人民日报》： 新疆最大盐水湖萎缩 成为沙尘暴策源地之一
地方信息：
5、信息时报： 广东顺德关闭6家污染企业
污染信息：
6、人民网—《人民日报》： 图：垃圾污水侵长江 何日还清流？
民间环保：
7、中国青年报： 冰点：理性的成长
深度报道：
8、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云南丽江阿海水电站“环评报告”遭受专家质疑
9、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四：11年治污难解太湖水污染"死结"
10、中广网： 水环境忧思(一)：“东方水都”的缺水现实
11、瞭望：中国污染随产业转移向西扩展
12、《瞭望周刊》： 环评成为“规划后评” 边界污染纠纷谁来担当
环境时评：
13、南方报业网： 汪永晨：我们的学者哪儿去了？
14、光明网—光明观察： 环保的希望在于公众参与
15、瞭望新闻周刊： 环保制度体系亟待创新
1、中国环保极其严峻 已进入“预警时代”
来源：《瞭望》周刊2007年11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92719.html
2006年6月15日，江苏省无锡市鼋头渚风景区太湖边部分水域积聚了大量的蓝藻。近日，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蓝藻的生长进入高峰期，太湖部分水域漂满厚厚的蓝藻，发出一股腥臭味。据介绍，蓝藻的出现主要是有机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所致。 新华社发(张立伟 摄)
9月2日，合肥市南淝河入巢湖口段水草丛生。 近期，安徽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8月份安徽省重点流域水质月报，报告显示巢湖湖区水质由上月中度污染降为重度污染，水体呈中度富营养状态。 新华社发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中国水资源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极端水旱灾害事件呈频发与并发趋势。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中国缺水近400亿立方米。
土壤、大气环境亦不容乐观。由于担心北京空气质量影响健康，一些国家甚至建议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要提前到京，而有的国家和组织要求部分奥运项目异地举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我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还多；我国的沙化及强沙化趋势土地面积达45.3亿亩，占国土面积的近三分之一。上世纪末的三大环境突变灾难（1996年黄河断流266天、1998年全国洪水泛滥、2000年全国沙尘暴频发）、2005年末的松花江污染和今年江苏无锡的太湖蓝藻暴发导致的水荒事件，不仅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产生一波又一波恐慌，也使国际社会针对我国的环境责难加剧。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环境保护到了极其严峻的时刻，已经临界进入预警时代。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2800多亿元，占GDP的10%左右；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我国占了16个；世界银行中国污染报告称，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由于空气污染而早亡。
这些数据和征兆说明，中国将迎来环境灾难高发期。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非常的、坚决的措施，若干年内我国将面临环境灾难，其规模、频度、严重性将史无前例，将非常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一些国际观察家也警告说，环保问题将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进入预警时代的中国环保需要上、中、下完全贯通的大动作，不可懈怠。可以说，预警对象选择、全新的预警方法研究和创新的预警模型建立，需要上至中央决策，中至环境管理、行政保障、财政支持，下至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具体实施。在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对确定的中国环保高危城市、河流等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采取得当措施，确保其不出大的环境污染事故，将是中国的大幸。
然而，最近《瞭望》新闻周刊的环保专题调研小分队赴多个省市采访时看到，一些地方的污染问题仍然严重，环保举措仍是说得多，做得少。记者所见所闻，更多的感触是痛心和忧心，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的环境问题将带来难以逆转的灾难。
当今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式工业化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刘书云）
2、张力军：今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比去年降低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11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91951.html
人民网北京11月29日专电 （记者张莉、王静）今日上午，在国新办举行的节能减排实施方案和办法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强调，今年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COD的排放总量会比2006年实现“双下降”。
在谈及政绩考核问题及我国近年完成减排指标的形势如何时，张力军表示，节能减排的考核办法已经明确地规定了对各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考核要求，完成或完不成节能减排目标的都作为政府和领导班子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这不是某个省的个性问题，应该是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要求。
对于今年的节能减排形势问题，国家经过分析认为，形势还是相当严峻的，但是党的十七大之后，各级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对节能减排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现在各地都把节能减排放在了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得各项节能减排的措施都在顺利推进。根据最近调度的情况分析，今年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COD的排放总量会比2006年实现“双下降”。
3、三江源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29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4400
新华网西宁１１月２９日电（记者任晓刚）经过两年多的开发应用，三江源生态环境监测评估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这项技术标准也因此有望成为国家标准。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区是中国最重要、最脆弱的生态保护区，如果这一地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三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等原因，三江源地区曾经是生态监测系统的空白区，生态资料采集、评估等基础工作无法开展。２００５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以来，国家已经投入２１６５万元用于这一地区生态监测系统的建设。
记者从青海省气象局获悉，目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监测系统已经初步建立，填补了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三江源地区开展生态环境评价的空白。其中，积雪遥感监测、牧草长势遥感监测、火情遥感监测、水资源监测、干旱监测、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度监测数据具有连续性和准确性，为更好地提出合理、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据了解，在生态环境评价技术的开发应用过程中，青海省还加大了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制定的力度。几年来，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省内有关科研单位先后制定了《祁连圆柏扦插育苗技术》《“黑土型”退化草地人工植被建植及其利用管理技术规范》等１７个三江源地区自然生态保护地方标准。
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的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由这个省编制的《青海省三江源区生态监测技术规程》已经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列入２００７年国家标准制定修订计划中，此举意味着青海省有关三江源地区生态监测等一系列技术规程有望成为国家标准。
4、新疆最大盐水湖萎缩 成为沙尘暴策源地之一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89542.html
图为干涸的艾比湖湖床。刘 阳摄
建国初期湖面面积1200平方公里的新疆第一大盐水湖——艾比湖，如今湖面已经萎缩至500平方公里左右，湖滨地区荒漠化程度加剧，成为我国沙尘暴主要策源地之一，直接威胁到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和新亚欧大陆桥的安全运行。
危害深远——
湖底干涸形成的盐尘颗粒，起尘量在同等风速下是沙尘的16.7倍
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博乐出发，经205省道至50多公里外的艾比湖，沿途是光秃秃的戈壁。离开省道进入保护区内，梭梭、红柳等沙漠植物开始出现。汽车在黄沙覆盖的戈壁上驶过，扬起的沙尘没过车顶。
艾比湖西临中国西部第一大风口阿拉山口，东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相连。站在湿地边的管护站上，我们几乎看不到水面，而保护区管理站党支部书记高翔告诉我们，我们脚下的湿地，过去曾是湖水淹没的地方。
据高翔介绍，艾比湖今年湖面面积较2006年9月22日观测到的历史最低值473平方公里有所增加，但也只有500平方公里左右，水资源总量已由建国初期的30亿立方米减至6亿立方米。随着湖面萎缩，湖水含盐率逐年提高，目前已达到3%，接近海水3.5%的平均水平。
由于湖面萎缩，目前艾比湖周边已经形成1500平方公里荒漠带，并以每年39.8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干涸的湖底在太阳的曝晒下，盐分大量聚积，形成不足0.02微米的细小颗粒。据自治区环保局测算，由于盐尘颗粒细小，起尘量在同等风速下是沙尘的16.7倍，每年在艾比湖流域刮起的含盐粉尘多达480万吨以上。在阿拉山口的大风作用下，盐尘颗粒可以被气流携带至5000公里以外，对整个华北地区的植被、农作物和人民生活构成威胁。
高翔告诉我们，目前，盐尘已经极大地加速了博州周边三处冰川的消融，博州的风沙天气也由上世纪60年代的每年13天，增加到现在的110天。
高翔介绍，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原探明野生植物385种，但据2005年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区域内植物仅剩322种。保护区内现有鸟类111种，约100万只，而在一次大风天气中死伤的就有上万只。“艾比湖流域生态综合治理工作，做好了就是在北疆竖起一道生态保护屏障，做得不好将直接危及到河西走廊及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症结何在——
干旱少雨以及人口增加、引水灌溉面积扩大加速湖面萎缩
据博州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艾比湖湖面萎缩主要是由于生态性缺水造成的。艾比湖处于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海拔189米，是盆地水盐汇集中心。上世纪70年代，占艾比湖原补给量45.8%的奎屯河等三条河流断流，给艾比湖带来严重影响。加之该地区干旱少雨，全年降雨量仅90毫米左右，湖水蒸发量7.13亿立方米，现年平均补给量6.62立方米，造成湖水补给量与蒸发量严重失衡。此外，70年代后的人口增加和全流域引水灌溉面积扩大也加速了湖面萎缩。
2002年，艾比湖湖面一度增至1045平方公里。在谈到这个数据时，高翔说：“近些年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固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湖面增加主要还是得益于暂时的丰水年，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近年来，博州围绕“节水、保湖、育林、固沙”的方针，在限制砍伐、狩猎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林业重点工程。保护区博河口管护站站长尼哈买提·买买提告诉我们，2002年成立博河口管护站时，周围全是沙石，没有植被，每年七八月枯水期时，有的地方地表裂开好几厘米。“我们到处捡红柳种子，然后再撒到那些没有的地方，现在人工撒的红柳种子都长到差不多50厘米高了，植被开始慢慢恢复。”
据介绍，目前艾比湖湿地保护区周边已经建起14个管护站，负责进行艾比湖周边的巡护工作，但由于艾比湖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管护站人员的招聘工作比较困难。
“尽管做了很多努力，也遇到很多困难，但艾比湖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仍是缺水问题。” 自治州委员会常委王新和表示。
艾比湖平均水深仅1.4米，对入湖水量十分敏感，每增减1亿立方米入湖水量，湖面即增缩80平方公里。今年，由于全疆普遍性干旱，一度有所扩大的艾比湖湖面又出现萎缩现象，湖底裸露区仍在扩大，沙尘暴天气又有所抬头。
为了维持艾比湖现有湖水水面，博州近年来每年节水2000多万立方米，竭尽全力保证每年6亿立方米入湖补给水量。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博州水资源将日益紧缺。王新和无奈地说：“博州的有限水资源，远远无法满足艾比湖每年的补给量。目前的局面对博州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的和谐共处形成了巨大压力。”
任务艰巨——
艾比湖生态恶化速度远远大于治理改善速度，必须加快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协同作战
据初步测算，要对干涸的湖底进行注水全覆盖，对周边盐漠进行生物治理，必须在现有补给量的基础上，再增水10亿立方米。
2004年起，新疆启动了艾比湖流域人工增水工程，在艾比湖流域的主要河流博尔塔拉河上游聚水区建立山区人工增水作业区。在每年冬季（１２月至次年３月）和夏季（６月至８月），用火箭、高炮发射催雨弹，增加降水，补给入湖水量。该工程一期投资2000万元，将于2010年前完成。
“艾比湖流域上空含有丰富的气态水，引来‘天上水’，将有效补给艾比湖的水量。”自治区气象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道。
“从长远来看，要在保湖战役中取得胜利，还需要将调水工程提上议事日程”，王新和呼吁，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艾比湖入湖水量，扩大湖面，提高湖滨地下水位，维系和发展现有湖滨植被。“就目前来看，艾比湖生态恶化速度远远大于治理改善速度，艾比湖流域的保护工作必须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实施跨地区跨行业协同作战。”
5、广东顺德关闭6家污染企业
来源：信息时报2007-11-29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648111196304145_1.shtml
记者昨日（27日）从广东省环保局获悉，去年被媒体曝光的顺德均安天连工业区环境整治取得明显进展。7家威胁饮用水源的电镀、洗水等企业，已有6家完全关闭或搬迁，剩余1家电镀企业也已投入500多万元改造污染处理设施，实现了稳定达标，明年还将实现零排放。广东省环保局表示，均安工业区对下游饮用水源的威胁已经基本解除。
据悉，由于对下游中山市小榄镇饮用水源造成威胁，去年顺德均安天连工业区被省环保局责令整改，并连续两年列入十大重点环境整治地区。目前，曾经偷排的兆业电镀公司已经搬迁到杏坛电镀集中处理区，并实现了工艺升级。祥稳、裕丰、联昌等洗水厂也已整体搬迁到集中处理基地。伟鹏电镀厂已经投入近500万元改造污水处理设施，实现了稳定达标和60％的污水回用，近期还将投入600万元实现污水零排放。（孙婷婷 闫怀强）
6、图：垃圾污水侵长江 何日还清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90097.html
垃圾堆满长江岸边。
11月24日，南京长江大桥南桥头下一条水沟向长江排放污水，造成长江水发黑。
长江水利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06长江流域及西南储河水资源公报》显示，2006年，人们共向长江排放污水305.5亿吨。对长江干支流水质调查发现，劣于三类水的水体集中在城市岸边和部分支流，特别是干流20多个城市700多公里长的江段，岸边污染带达600多公里。全玉玺摄
7、冰点：理性的成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7年11月28日
http://cul.sohu.com/20071128/n253607870.shtml
李力轻轻推上办公室的门，把身体和声音都藏在门后。即便如此轻柔的动作，在寂静的楼道中，短暂而沉闷的撞击声也显得有些响亮。
来访者公保扎西，是青海省治多县野牦牛环境生态促进会会长。当天下午5时许，他推开李力的办公室，一谈就是5个小时。他请李力想想办法，为他的NGO找一条出路。一席长谈后，结果虽并不令他十分满意，但这位藏族汉子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种依靠”。
仅仅3天前，在北京一家环保NGO组织的会议上，公保扎西才认识了这位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的会长。今年49岁的李力，来自“北大荒”。她的大嗓门和爽朗的笑声很有感染力，时刻让人感受到一种真诚。
她不时招呼熟识和不熟识的人，风风火火在各色人群中间游走。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和不熟悉的人打成一片，一些人就此成了她的朋友，而一些朋友就此得到了她或多或少的帮助。
“现在一些环保NGO，尤其是地方上自发兴起的草根NGO，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瓶颈期。”李力斜倚在咖啡馆沙发的扶手上说，“如果不尽快找出解决办法，生存就是个大问题，发挥作用就更谈不上了。”
他们并非神仙
10多年来，李力一直在关注并努力推进民间的环保事业。
1996年，刚从黑龙江到北京发展的李力，偶然在图书馆翻阅材料时，被一本介绍民间环保志愿者和组织的杂志吸引住了。此后，在中学教生物的她开始给学生讲杂志里的故事，同时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开展环境教育方面的培训工作。当她的学生在中央电视台参加环保知识竞赛得奖后，更激发了她对环保事业的热忱。2000年，时年42岁的李力辞职加入一家环保NGO，全职做环保。凭着自己过硬的实力，逐渐在环保圈内闯出了一些名气。去年，她组建了北京环境友好公益协会。
当中国的GDP在以令世界惊讶的速度增长时，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2006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中度污染。7大水系197条河流408个监测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28％和26％。其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559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59个（占28.5％）、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51个（占9．1％）。《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在政府积极治理污染的同时，民间也涌现出了不少环保志愿者和组织，他们以各种方式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与《中国青年报》联手对中国的环保NGO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表明：中国共有2768个环保NGO。其中，仅有23.3％的机构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有人估算，截至目前，国内环保NGO的数量已逾3000个。
数年的环保生涯中，李力结交了不少从事NGO的志愿者，其中不乏处在污染最前沿、整日争取生命安全或健康的人。由这些人自发成立的组织，李力称之为“草根NGO”。也是在与这个群体整日打交道的过程中，她才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的艰难。
“钱的问题最棘手，短期内不容易解决。”李力说，这个可谓NGO通病的问题，在那些草根NGO身上显得尤为突出。
上述调查显示，2005年，22.5％的机构基本没有筹到经费，81.5％筹集到的经费在5万元以下。由于经费不足，超过60％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96％的全职人员薪酬在当地属中等收入以下水平，其中43.9％的全职人员基本没有薪酬；有72.5％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能力为其职员提供失业、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
起先，数字对于李力来说，“只是数字”。而当她真正深入到那些草根NGO中间的时候，那些冰冷的数字，具体诉求为一碗饭、一部手机、一台电脑、一瓶药、一条生命……
张长建可谓李力的老朋友了。这位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溪坪村的医师，是当地一家化工企业的污染受害者。与不少污染维权的领导者一样，张长建因“见的世面多一点”，“文化程度高一点”，“沟通能力强一点”而被当地人推到前台，成为领军人物。
2002年，张长建在李力的帮助下，参加了北京一个环保NGO组织的一次会议。回到家乡，他和同村的维权者共同组建了福建省屏南绿色之家，开展组织化维权和保护环境的行动。
但困难接踵而至。因维权和环保占用了不少时间，张长建的收入锐减。同时，屏南绿色之家的日常活动经费，又使得他支出猛增。后他的诊所因种种原因被迫关闭，生活来源完全被切断了。今年8月，他的妻子离开了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挺多久，有时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张长建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虽然偶尔能得到一些救济，但因没有一个稳定持续的筹资渠道，工作几乎无法正常开展，以至影响到他在当地的威信。
屏南绿色之家的困境并非个例。事实是，云南的“滇池卫士”张正祥、河南的“淮河卫士”霍岱珊、云南香格里拉的环保志愿者葛全孝、浙江萧山的环保志愿者韦东英等均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滇池边巡视的张正祥，据说如今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巡视时“走到哪家吃在哪家”。偶尔，他靠给别人“写状纸”赚一点劳务费，因此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笔的地方有了厚厚的老茧。
“我觉得，他们的能量、热情和钱基本上耗干了。”讲到这些草根NGO的困境，李力的身体挺直、眼睛睁大、嗓音提高了，“这些人中，不少人是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全凭一腔热血、一分信念来支撑。可是热血和信念又能支撑多久呢？毕竟他们都不是神仙。”
相比之下，李力觉得城市中的一些环保NGO“日子过得很舒服”，找个项目、申请点经费、开个会议，“事情就做完了”。
“长此以往，草根NGO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向和公信力等，都会受到影响，NGO的路也就会越走越窄”。她说。
曾有一些学生问她，成立NGO后该怎样向基金会申请经费，怎样申请各种奖项。“我告诉他们，要是有这种念头，就此打住，不要做NGO。NGO首先讲的是奉献。”李力回答得斩钉截铁。
不能被愤怒左右
做志愿者时，李力“勤勤恳恳”；在NGO工作时，则“兢兢业业”；在自己组建NGO后，她发现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任何事物的出现，背后总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如果不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只会使问题复杂化。”李力自己对一些草根NGO的做法并不看好，认为方式不够理性，以至于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不好。因此在现有的困境之外，又无端增加了一些阻力。
在认识李力前，张长建采用的维权手段多种多样，比如举着牌子巡回宣传，甚至在当地召开两会期间，到会场门口发放宣传资料；经常在网上发布有关化工厂污染的消息；请媒体帮忙，发表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有损形象”的报道等等。在获得一些资源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5年前，当李力听完张长建等人的陈述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他们这样做，以后“会出事”。因此，她将张长建介绍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建议他们走司法程序维权。
很快，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2003年7月，第一次开庭。2005年4月,一审判决张长建等胜诉，村民获赔24万元。同年11月,福建省高院终审判决，判令化工厂立即停止对村民的侵害，赔偿68万元。今年9月，张长建等如愿拿到了赔偿款。
正当这位医师准备和村里人庆祝一下时，当地民政部门给他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称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是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张长建最终签了字。
“我们一直到民政局申请注册，但民政局都不给办理。这个结果是预料之中的。”张长建憨笑着，不时点击笔记本电脑。电脑播放的是他剪辑的一些电视台就溪坪村的污染所做的节目，标题是《尴尬的举报》，他的女儿充当解说员。
“政府在鼓励公众参与环保的同时，必然会逐步解决NGO的合法性问题。”李力说，“因而，NGO必须要学会如何与政府处理关系。”
对此，云南香格里拉金江镇吾竹村的葛全孝则总结为“占理占法还要讲策略”。他表示，硬碰硬的方式，很容易激化矛盾，“一旦一些问题处理不好，还可能演化为群体性事件”。这就势必会引起政府和环保NGO关系的恶化。
60岁的葛全孝是“老三届”，拥有大专学历，曾当过教师，也曾在“文革”期间走南闯北，后“觉得当老师没意思”，辞职回老家务农，开过一个米粉店。平日里注重学习的他，广泛阅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著作，在当地人中，“眼界比较开阔”。
即便有如此经历和学识，葛全孝在一次维权行动时，也差点酿成大错：在本村水源地被污染后，村里人“控制”了镇里的一位干部，并“逼他喝下了一瓶受污染的水”，让他给上级政府部门打电话来解决污染问题。
污染源虽最终搬离，村里也喝上了自来水，但葛全孝等4位维权人士却被“关了21天”。多年后，这位被尊称为“葛叔”的人，才逐渐修复了和地方政府的关系。
事后他总结，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控制，稳定情绪，不能被愤怒左右，激化村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同时，NGO的领头人还要多学习，试着开创渠道和政府多沟通，争取坐到谈判桌上。
“最终我们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用非理性的方式？再说，非理性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葛全孝反问道。
在如何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上，“淮河卫士”霍岱珊也表示，目前草根环保NGO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问题，但有些问题就出在自身，即手段的不理性。
“协商是解决问题最有效的方式。”霍岱珊说，在协商之前，不能仅仅凭着一腔义愤，而是要认真调研，搜集各种资料，拿出翔实的数据，并拿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只有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资料，协商才能成立，“不然怎么协商？”
1994年，曾是一家报社摄影记者的他，因感于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污染严重，辞掉公职投身于沙颍河的治理呼吁中。
起先，他采用的方式是拍摄大量河流被污染、癌症病人的图片，通过网络等媒介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国际的关注。他也曾在网上发布求援信息。“那个时候，政府和企业都对我没有太多的好感。”霍岱珊笑着说。
后来，霍岱珊有意识地回避了这样的做法。他开始收集数据，比如癌症的发病率，死亡人数，沙颍河的水文情况等等，请专业人士分析这些数据之间的联系。最后，他还提出改善当地环境的可行性方案，比如开展农村清洁饮水和医疗卫生救助。
拿着这个调查报告，他辗转周旋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和企业之间，以期他们的支持。如今，农村清洁饮水工程已经完成。部分企业也认识到了治理环境的利弊，开始与他合作，为历史的欠债埋单。
尽职不越位
对霍岱珊处理问题的方式，李力非常看好。
“草根NGO与当地政府、企业的关系恶化，表面看是NGO的做法令政府或企业难以接受，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个问题的背后，事实上也关涉NGO的定位问题。”李力分析道，对于一些草根环保NGO来说，虽然有了组织形式，但NGO的含义是什么，以及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不是很清楚。
“有人说，环保NGO做的事情，事实上是与政治无关的事情。”李力说，“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NGO作为政府的一个补充，做的就是政治。”
“政府是父母，我们是孩子。中国人多地大，父母可能照顾不过来。我们是孩子中比较独立的，帮着父母照顾一些照顾不过来的孩子，有什么不对呢？”李力说，必须要扭转观念，抛弃那种对立性的思维，NGO才能茁壮成长，才能真正成为政府得力的补充。
李力的这个观点，在“绿色汉江”的负责人运建立看来，就是“尽职不越位”。
于晓刚则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NGO。这位有着博士学位的云南省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表示，草根NGO的发展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其一是早期的援助救援阶段，NGO为机构内部会员或为部分社会需求提供服务，比如扶贫NGO等。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分配不公平等原因，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照顾，因此，社会上出现了以主张权利为诉求的维权型NGO。”于晓刚说，这是NGO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NGO关注的是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如何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
仅仅做到这一点，于晓刚认为NGO做的很不够，他理想的NGO是要设法参与决策的，是要“瞄准政策，倡导善治”的。他表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官方决策最终要采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因此需要技术层面的专家参与决策，也需要民众意愿的参与。
“政府不要NGO行不行？政府失灵或市场失灵后怎么办？”于晓刚分析说，在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真空，当政府和市场都无法为这些真空提供服务时，NGO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有着海外工作经验的人，一直在践行他的理念，试图以民间的力量，倡导促进政府做一些决策。
2002年，亚洲开发银行在柬埔寨就云南大朝山水电站召开会议，于晓刚应邀参加。当时，亚行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水电站建好，昆明附近的一些火电站就可能被关闭，由此环境能得到明显改善。“亚行的贷款必须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才能发放。”于晓刚说。
事实是，“水电站建起来了，但火电站并没有关闭”。打那以后，于晓刚开始注意上了“赤道原则”——这个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制定、旨在管理和发展与项目融资有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的一套自愿性原则，致力于在国内倡导“绿色信贷”。
2004~2005年，于晓刚组织人翻译了《日本国际协立银行环境与社会政策导读》一书，介绍了日本“绿色信贷”的一些经验。去年年初，他组织召开了“绿色信贷研讨会”，邀请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的一些官员前来参加。这个理念，“得到了一些官员的认可”，并被媒体作为创新理念报道。
今年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绿色信贷”概念，并于7月份正式出台文件推广。
目前，于晓刚正在倡导政府建立“社会影响评估体系”。“我在一些党校都讲过课，一些官员听了非常感兴趣。”于晓刚说。
霍岱珊也赞同关于NGO理性的建设性的发展思路，他认为NGO作为政府的帮手，应该尽力做到“帮忙不添乱”。
他表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政府不能轻易尝试的，或因风险上的担忧，或因程序上的原因，或因官员自身的考虑，但社会上又出现了要求创新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NGO作为一支建设性力量，完全可以调动资源做试点，为以后政府推行政策铺平道路”。
在对癌症高发村进行调研时，霍岱珊曾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议，先打深水井以解决当地的吃水问题，缓解水污染带来的压力。但“有关部门考虑到这个提议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担心会有风险，弄不好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没有积极实施。”
“我比较体谅政府的难处。”霍岱珊笑着说，后来他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癌症高发村打了一眼深水井，让村里人都吃深水井的水，自己跟踪调查。“结果发现，癌症发病率下降了。”
有了调查数据，霍岱珊再次找到政府有关部门。“一些官员看过数据后，说会认真考虑”，最后政府给每个癌症高发村都打上了深水井。几年下来，癌症高发病率明显得到了控制。
这种NGO做试点、出报告、政府认可推广的模式，霍岱珊称之为“公众参与、民间发起、政府支持”。
最近，霍岱珊还打算引进一位日籍华裔的生物过滤技术。他也是计划自己联系资金，在一个村子做试点。如果有效果的话，他会拿着数据，找政府来支持推广。
搭建互助平台
当环境受到污染，尤其是自身健康受到威胁时，一些草根NGO或环保志愿者，第一反应多是寻求媒体帮助，试图通过媒体的介入，推进事件的发展。
比如像霍岱珊、张长建、韦东英、张正祥等环保志愿者，最早都是在媒体的帮助下，逐步推进环保事业的。
无疑，在环保NGO的发展过程中，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把一波又一波的环保事件推向高潮，网罗来大量资源：或有热心人参与；或有公益组织介入；或有高层重视。在胜利和失败之间，至少是赚足了眼球。一些受害者因此获得了同情、眼泪、甚至经济上的援助；一些加害者则被唾骂、鄙视、甚至处罚。
有时，媒体还被当作维护人身安全的武器，以抵挡来自各方的压力。比如“滇池卫士”张正祥就常把“媒体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命就是媒体救的”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部分人看来，媒体是最可靠的力量，有时甚至比受害者本人都可靠。在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利诱的情况下，一些受害者往往会选择退缩，一些人甚至还会倒戈，转向自己的对立面。
“结果发现，本来跟着自己维权的一大群人，最后只剩下了自己一个光杆司令在孤军奋战，没有任何依靠。”葛全孝说，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里，维权队伍很容易就被瓦解掉，因此维权行动也异乎寻常地艰难。
张正祥至今仍是“一个人在履行着"滇池卫士"的职责”。他常说的另外一句话是，“为了保护滇池西山风景区，我与成千上万的环境破坏者，进行了一场场残酷而持久的、孤立而无任何援助的、力量悬殊而不对称的、悲壮而惨烈的，长达29年的滇池保卫战，一个农民的战争，最后牺牲自己整个家庭所有的一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媒体的这种力量，经过宣传放大后，往往会掩盖其局限性。李力认为，“媒体对于初期争取资源非常有用，但后续乏力”。如果想要长期得到一些资源，以便NGO能持续发展，推进环保事业，媒体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过去的几年内，这位热心肠的东北大姐，一直在帮助草根NGO。小到“PPT文件的制作”，中到“项目筹款”，大到“NGO的发展规划”，“能管得过来的都管”，不少NGO在她的帮助下小有起色。重庆市吴登明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湖北省襄樊市运建立的“绿色汉江”、福建省屏南县张长建的“屏南绿色之家”等多家NGO都接受过李力的帮助。
不过，李力坦言自己对草根NGO的帮助“还处在一个初级水平”，“还不能解决NGO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前几年，她到泰国、韩国等地考察时，发现这些地方的NGO，并不像国内的NGO那样“捉襟见肘”。她刻意咨询过对方，对方表示，他们建立了一个由政府、企业、NGO共同参与的资源共享平台。政府和企业购买NGO的服务和资源，为NGO付一定费用，而NGO拿着这笔费用，就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积累更多的资源；同时，各个NGO之间也会把自己的需求和资源放到这个平台上，互相调配。
“我当时就想，要是能搭建一个互助平台，NGO的前景就会广阔得多。”李力说。
偶然机会，李力得到了一个中日韩三语的“东亚环境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她把国内NGO的一些动态文章放上去，寻求国际国内的援助。令她高兴的是，依靠这个平台，一些NGO得到了项目经费。不过，这远不是理想目标。
今年6月份，香港“地球之友”原总干事吴方笑薇到武汉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期间，吴方笑薇给李力打了一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到武汉见面。李力接到电话后，立即赶赴武汉。
“吴方笑薇对我说，李力呀，你能不能给草根NGO搭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实现资源共享。”李力说，结果两人不谋而合，商量着如何与企业、政府合作，让目前的草根环保NGO走出瓶颈期，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霍岱珊也表示，像“淮河卫士”这样的机构，除资金是个头痛的问题外，专家资源、媒体资源、政府资源、企业资源等都异常缺乏，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他希望北京的NGO能利用自身的优势，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平台，让草根NGO尽快走出困境。
李力在尝试搭建平台的同时，福建厦门市绿十字环保服务社的马天南已经在这样做了。这位把“中国不缺愤青，缺的是解决方案”挂在嘴边的环保女士表示，她已经组建了一个绿色出行行动网络，有20多个城市的NGO加入了这个行动网络。
在马天南的行动网络中，各个NGO可以依据自己的实力向马天南提出资金上的申请，而最后的资金则由马天南负责。比如，一个项目需要5万元钱，而行动网络中一个NGO的负责人认为自己有能力筹集4万元，那则需向马天南申请1万元即可；如果NGO负责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筹款，那马天南就会提供5万元的帮助。
“我会给NGO一定的启动资金，让他们拿着启动资金去筹款。”马天南说，这样就会逼着一些NGO去开拓自己的资源，加强自己的能力建设。
这个有着“全球思维，本地行动”的行动网络，成功地在今年“世界无车日”当日，在多个城市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而在此行动筹备过程中，一些NGO也和“社会发展命脉”的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形成了良性互动。
对马天南来说，“钱不是问题”。而对于李力来说，马天南的模式则不可复制。
“我们一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她笑着说。
8、云南丽江阿海水电站“环评报告”遭受专家质疑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2007-11-28 陈宏伟
http://www.jjxww.com/show.aspx?id=53860&cid=131
《关于〈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的意见和建议》，洋洋万言，综合了生物、地质、水资源保护专家及绿家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ＮＧＯ的意见。
关于水生生物保护
环评报告简本承认项目建设将影响该江段鱼类（如圆口铜鱼、长薄鳅等产漂流性卵鱼类）的繁殖和生存，对策是采取人工捕捞过坝解决坝上坝下群体间遗传交流问题；在沿江滩地建设鱼类增殖站，人工增加短须裂腹鱼、细鳞裂腹鱼、四川裂腹鱼等３种鱼的繁殖和放流；进行鱼类标志放流技术研究；加强渔政管理，禁止商业捕捞。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解炎博士就水库建成后水生生物变化做了估测：
坝区以上水库沿岸有增加少许湿生维管束植物的可能性，浮游藻类中的绿藻和蓝藻种类和数量将显著增加，硅藻中喜流水种类将减少，漂浮性种类仍占主导地位；
浮游动物中以前的优势种类轮虫大大减少，桡足类将成为优势种类。种类总数将略微减少或没有太大变化，但生物量将明显增加；
底栖动物在库区深水带将会绝迹，适于急流的昆虫种类将被适于静水、沙生的软体动物、水蚯蚓和摇蚊等种类替代。生物多样性将明显减少，生物量在建库早期将明显下降，但以后会渐趋增加；
亚科、裂腹鱼亚科、平鳍科、鳅科和 科等鱼类种群将大大减少甚至消失。适于静水生存、摄食浮游动物、喜栖于水体中上层的鱼类数量将上升。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宋昭彬认为，环评报告简本只考虑鱼类所受影响，而对其他水生生物，如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以及靠近工程区河流生活的两栖类动物未作具体评价。他希望能够加强对整个水生生态系统的全盘考虑，以及整个流域的环境影响评价。
对于将鱼类“捕捞过坝”、“人工增殖”、“标志放流”等对策计划，宋昭彬认为其可行性还有待推敲。
宋昭彬同时认为，报告所提及的鱼类保护措施由谁实施、由谁出资、由谁监管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他还建议，为了保护鱼类，在电站上下游要保护一些支流，不要再建坝。
项目与流域规划的关系
阿海水电站项目基于《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２００２年通过），此规划报告依据的则是旧的《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长流规）。
然而，眼下长流规正在进行修订编制。据长江水利网消息，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９日，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召开长江流域（片）水资源综合规划报告审查会，编制长流规的有关单位在对综合规划报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完善后，拟于５月底上报国家水利部。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前任局长、水资源保护专家翁立达认为，阿海工程方案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与正在修订的长流规不一致。
修订后的长流规将更注重环境保护，但最终完成预计要到２０１０年。而阿海工程即将实施，一旦既成事实，就难以改变。“这是当前长江水电开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最担心的。”
翁立达说，水电资源只是水资源的一部分。江河除了提供水能之外，还有多重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对大江大河的开发需要制定流域综合规划，水电开发规划必须服从流域综合规划。当流域综合规划调整时，水电开发规划也应相应调整，而不应急于按原有规划建设。
下游电站与龙头电站关系
２００４年以来，龙盘（上虎跳峡）水库因大坝迫近上虎跳峡敏感位置，以及回水会淹没沿江大片富庶坝子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
目前，龙盘水库项目尚未决策，更没有进行环评。假使将来出于环境和社会影响考虑，龙盘不再建水库，将无法形成足够的水势能，下游水坝增加的装机容量将形同虚设。
专家们认为，阿海水库正常运行和龙盘水库具有相关性。他们建议，包括阿海在内的金沙江中下游所有规划中的电站，都应在环评中说明它们的设计运行与龙盘水库的关系，环评不能建立在龙盘水库一定会获准的假设上。
这可以防止下游电站的设计和环评出现偏差，也能防止下游水坝建设倒逼上虎跳峡工程。
环评报告详略程度
专家认为，环评报告简本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公示过于简略。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十一条，建设单位或相应环评机构可以只公布环评报告简本。但简本可以和应当简略到什么程度，该办法没有说明。这样，建设方和环评机构回旋余地大，公众却不易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提出一些疑问：
项目预可研报告是否应经国家相关部门及云南、四川两省省政府的审查批准？环评报告简本为何没有环评法要求公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分析”等内容？项目有无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中一些环境影响描述性说法（如“水库发电水位消落较小”之类）有无分析过程与数据支撑？有无移民长效补偿安置方案？
还有专家提出，环评报告简本缺乏对地质影响、社会影响的评价。
“对于因环评报告简本过于简略而带来的疑问，项目方有责任向公众解释和说明，以便公众知情并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马军说。
9、南方都市报《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之四：11年治污难解太湖水污染"死结"
来源: 南都深度2007-11-09
http://2008.163.com/07/1109/08/3SRIK0C600742437.html
由“苏南模式”发展起来的化工企业、水污染中的地方保护、日渐式微的民间环保力量、缺席的污染权转移机制等，共同制造了太湖“癌症”。潘岳表示，中国七大水系中26%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与人体接触会导致危险后果。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7个也已达到这种污染程度。
11年治污难解太湖“死结”
今年夏天，无锡太湖蓝藻暴发事件震惊全国。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太湖水污染治理工作开展多年，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自2001年起，太湖开始年年暴发大面积蓝藻，而这也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问题。过去11年中，政府累计投入370亿元资金，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的水环境，但现实是，湖泊越来越脏。
蓝藻危机之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中国七大水系中，26%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与人体接触会导致危险后果，或者已“丧失基本的生态功能”。此外，在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国家环保总局认为有7个湖泊也已经达到这种污染程度。国家环保总局警告称，过去10年中，即使在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污染的地区，水质也在恶化。
在正一点点消失的鱼米之乡，在被垃圾和癌症包围的村庄，在林立的烟囱和埋藏在地表层直通湖岸的排污管道包围下，在渐渐捕不到鱼的餐桌上，水污染的恶果向我们一一袭来。
那个写在歌词里的美丽太湖还能回来吗？
“化工之乡”造假迎视察
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但原来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80岁的江苏省宜兴市周铁镇村民何全生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的那一幕。
2001年9月3日，一位中央领导人来到周铁镇视察时，看到了一个洁净秀丽的江南水乡。
化工厂已经停产，一条清澈的小河横穿小镇南北，河中有鱼，岸边还坐着两个垂钓的老者，怡然自得。
何全生老人目送了领导车队的远去。2007年7月27日，他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6年前，地方政府和企业导演了一场戏，水是抽干后重新注入的；鱼是临时放进去的；钓鱼的老人也是雇佣的。
随着领导车队的离去，午夜钟声敲响，灰姑娘变回了原形，化工厂的轮子继续运转，污水照样排放。如今，周铁镇180多条村级河道已经混浊，发臭。而这些河道均通向太湖。
71岁的宜兴市政协委员邵大平在一封检举信上，详细列举了那次造假的7种措施：一是临时让化工厂停工；二是启动污水处理系统，平时是不运转的；三是把所有有问题的原材料都放到仓库里；四是在工厂门口的河里放生石灰中和；五是在小河道的上游筑坝，抽干水，淘尽污泥，然后注入干净水源；六是买200公斤左右鱼苗，在领导人离视察点还有10多公里时放到水里；七是安排两个老头在河边钓鱼。
正是在这一年，太湖蓝藻开始大面积暴发，到现在已是中国内陆湖泊共同面临的难题。而这个离太湖不到一公里的小镇，总面积仅有73.2平方公里，却是全国闻名的“化工之乡”，最多时全镇有300多家化工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严重污染着太湖水质。
6年前的这一幕，为过去11年的太湖治理工作增添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今年6月11日，国务院太湖水污染防治座谈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温家宝总理作出重要批示。
中央高层的重新审视给这个饱受污染之苦的小镇再度燃起希望。黄昏的周铁镇，何全生住在河道边上的小巷里，如今这里住的都是和他一样上了年纪的老人，年轻人都搬出去了，远离臭水。夜幕降临，老人们不开灯，静静地坐在门前的凳子上。炎热的晚风夹着河面的腥臭味，掠过这条残破、安静的老街。
蓝藻背后的危机
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太湖成了成千上万个化工企业的废水池
太阳还未升起，热气已经逼进渔港。离5月份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过去2个多月。
一切看起来都已平息，无锡城内的自来水开始供应正常，尽管色泽偏淡黄，喝起来漂白粉的味道还是太浓。
7月25日早上，渔民单菊永父子解开绳索，一台22匹马力的捕鱼船，将他们送到太湖10公里外的水域。一根根虾浮像针芒一样插在湖面，船在两米宽的航道上左右摇晃。
按照1998年的规划，整个太湖湖面的养殖面积要压缩到1.5万亩。但无锡蓝藻事件暴发后，被曝光的太湖围网养殖的真实面积近20万亩。
超规模养殖使渔民和渔业管理部门均从中获利，“每亩水面的养殖证70元，超标的每亩则收取280元。”
对于湖泊而言，这无疑在慢性自杀。养殖业是太湖重要的污染源，据保守估计，它对整个太湖总磷总氮的“贡献”率在15%左右。
在单菊永拔出一根虾浮后，一个由竹篾、茶木枝、尼龙网交织的错综复杂水世界显露出来，湖水停滞，发臭、污浊，自我净化能力大大削弱。
太湖正在衰老，“肉眼是看不见的，”单菊永说，“看得见的只有蓝藻。”在船驶向水岸时，水面像泼了层绿油漆，黏稠的浮游物漂在水上，被船犁开后，又迅速覆盖。从空中来看，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正被这条绿飘带死死束缚着。
蓝藻暴发，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带来的磷氮超标的富营养化。蓝藻改变了湖水单一色泽，却危害巨大。除了酸腐臭味，这种藻类生物还跟鱼类争夺水中的氧气，导致鱼类死亡；其产生的毒素，令环太湖周边城市的饮水水源无法饮用。
然而比蓝藻更可怕的是滚滚而来的工业废水。昔日的“苏南模式”，如今成为太湖污染的根源。以乡镇企业为经济主体的“苏南模式”发源于无锡等地，在苏南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时，宜兴周铁镇也因化工企业突起，曾被誉为“化工之乡”。
宜兴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孙列锋说：“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开始大发展，周铁镇上到处都是小化工的厂牌，大约在1995年前后，数量达到顶峰。”
官方资料显示，2004年周铁镇化工厂总计为330多家，化工行业的产出规模占全镇经济总量的85%.根据江苏各地今年公布的资料，无锡全市化工企业目前接近3000家，苏州市2200多家，常州市2400多家。而宜兴作为无锡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至今仍然拥有近1200家化工企业，这已经是多次关停之后的数字。
无一例外的是，太湖成了这些化工企业的废水池，所有工业污染物―――处理的，或是没处理的―――都往太湖排放。至今无法估算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到底瞒了多少，因为工业企业在30年前我国建立排污收费制度之时，就是一本理不清的账。
一位政府官员说，一直以来太湖上游受益、下游遭殃的格局正在改变。太湖污染已呈现“一体化”趋向，环太湖各方没有谁能够置身其外。
水污染中的地方保护
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哪怕带来的是污染。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何全生认为，邵大平的举报信道破了一个天机。在治理污染这件事上，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为了双方的利益，默契地隐瞒了污染的严重性。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家乡镇企业，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任期考核指标的压力型政治、行政制度下，GDP和税收增长成为地方官员的优先选择。
“要考察政府和老板之间的关系，从政协委员组成就可以看出，”邵大平说。周铁镇群众反映最激烈的银燕化工厂老板孙立平，是镇人大代表，宜兴市政协委员。“现在市里、镇里的情况都差不多，大约有70%的委员都是富人。”
何全生说，“工业的产值和效益远远大于农业的，所以，下层干部就会不惜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哪怕是污染。”让何全生感到愤怒的是，镇干部基本上都在宜兴市区买了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论周铁镇的水再怎么臭，也不会影响到这些官员。”
2005年，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在一次抽查中发现，30%多的企业存在非法偷排行为，而宜兴地区就有多家化工企业被查出有偷排行为。太湖局将抽查结果通报了各地的环保部门，至今尚未有回复。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房玲娣解释，太湖局对偷排行为没有处罚权，“我只能把发现的问题通报当地政府，如果他们不管我就通报给他们的上级政府，还不管我就报告中央，中央总可以管他们了吧？”但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些污染企业大部分是私有企业，又不能上缴多少利税，对地方经济的贡献远不如对环境的破坏大，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保护他们？”
“污染保护主义”贯穿于从企业建立到污染致害，最后引发冲突的全过程。
今年3月，宜兴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周铁中队副中队长冯旭东，在对周铁镇某化工厂进行环境检查时，已经发现该厂管理不规范，有抛洒滴漏现象。4月26日夜查时，又发现企业偷排放的污水超标，超标排放污水的COD值达到1400，仍不采取果断措施，导致企业持续超标排污。
在太湖蓝藻暴发后、无锡尚处于“水危机”风口浪尖之时，宜兴当地部分企业仍然在顶风作案。6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的《无锡蓝藻重灾未除，企业排污不断》显示，位于太湖西侧的宜兴周铁镇一些企业仍然直接向太湖排放污水，画面触目惊心。
6月6日，无锡市宣布了对包括周铁镇镇长吴旭、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陈忠强在内的5名官员的行政处分。他们成了此次影响巨大的无锡“水危机”事件中，唯一一批被追究责任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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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水环境忧思(一)：“东方水都”的缺水现实
来源：中广网 07-11-26
http://www.cnr.cn/newstop/200711/t20071126_504637744.html
按：为了清澈的水源，江南水乡忧心忡忡——太湖居民：在太湖边上，现在鱼都没有，都有味道啊，臭啊！
即便身处塞外，污染也如影随形——西部环保官员：现在一些环境风险比较大的企业正被引入我们西部地区……
西南高地，水电运动是否是另一种扼杀？
千百年来相依相存，人与水演绎着怎样的现实与未来？
绿油油的水葫芦散落在江中随波逐流，有些甚至对航道产生影响（2007年11月2日记者摄于黄浦江米市渡渡口附近江面）。
中广网北京11月26日消息 上海外滩惊现成片水葫芦，打捞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上海，正在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水葫芦的考验。
“东方水都”竟是一个缺水城市，上海，绝大多数饮用水水源一年中相当长时间不符合国家饮用水水源标准。
近百年来上海取水口屡屡变迁，正体现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后上海付出的代价。
2007年11月4号，星期天，上海外滩和往常一样热闹非凡。操着各地口音的游客在这里观景、留影，欣赏着外滩这张“上海名片”独特而又迷人的风景。
李国元趴在观光平台的围栏上，向江对岸眺望——这位重庆来的游客到上海的第一天，就选择到外滩来开眼界。
正当他收回目光、踮起脚尖，俯视岸边的江面时，李国元却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就在外滩观光平台的东侧，一个几米宽、几十米长的水葫芦带非常抢眼地漂浮在江面上。
像李国元一样，这一天很多游客都在上海外滩注意到这特殊的“景观”：
温州游客：水葫芦嘛，小时候我们家乡就有。
重庆游客：感觉有点意外，上海国际大都市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河北游客：叫人感觉心里边有点不舒服。
事实上，成片的水葫芦今年并不是第一次在外滩出现，新民晚报记者杨建正一个月前就拍到外滩出现大片水葫芦的照片：
新民晚报记者杨建正：喏，就是这天，看到没有？很多啊！10月23号下午3点14分左右嘛。就在这个位置，你看得到的，对过是东方明珠。看到吗？喏，全铺满了，反正江边沿江观光平台下面全铺满，你看还有这个，这是码头，就是浦江游览的码头，你看到没有？全部铺满了。
截止到昨天，上海已发布了17次最高级别的水葫芦红色预警，这意味着在最近60多天时间里，至少17天外滩面临成片水葫芦的威胁。
其实从今年9月11号起，上海就开始了水葫芦的拦截、打捞，每天一百多人、二十多条船在黄浦江、苏州河干流不间断作业，已打捞水葫芦15万吨，远远超过历史上最严重的2002年13万吨的水平。上海周边的青浦、金山、松江则采用人海战术，出动数千人、几百条船专门打捞，可尽管如此，一拨又一拨水葫芦还是势不可挡，源源不断地顺江漂来。 [1] [2] [3]
11、瞭望：中国污染随产业转移向西扩展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2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29/094714413212.shtml
发达地区已经交过环境污染学费，欠发达地区不应该再走老路，再交学费
由于各地环保门槛不一，《瞭望》新闻周刊调研时发现，被东部地区淘汰的某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产业，却被中西部地区以种种优惠政策引进，导致出现了“产业梯次转移，污染向纵深发展”的局面。
东部惹祸企业成了中西部的香饽饽
因今年春天太湖蓝藻暴发导致供水危机，江苏省无锡市决定在两年内关闭规模以下的化工企业772家，一批“小电镀”、“小印染”、“小钢铁”、“小水泥”等企业也被列入关停名单。预计今年内被关停企业将逾千家。消息传出，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批招商引资团队，招引被关停的企业。
无锡市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合作与产业处处长张青说，在消息传出后的10多天里，每天都有两三个外地的招商引资团队找他索要被关闭企业的名单。近的来自苏北，远的来自东北、四川、江西，大都是以乡镇组团，也有部分县区或地市所办工业园区的。
这种当地惹祸企业成为外地香饽饽的情况在浙江也多次上演。浙江省长兴县是我国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2004年5月，一家企业违规排污导致数百名儿童铅中毒，当地当年大规模整治境内的铅酸蓄电池企业，关闭了125家蓄电池企业。时任长兴县分管工业和招商引资副县长的王庆忠说：“在整治过程中，江西南昌、湖北枣阳、安徽、江苏、山东、云南等地政府部门跑到我们这里来招商。”
据长兴县环保局副局长何新中介绍，“去江苏宜兴的有20多家，安徽广德有30多家。”
浙江富阳市是国内白板纸生产基地。富阳市副市长陆洪勤说，2005年初到2006年7月31日，富阳关闭了76条造纸生产线，规模比较小的企业跑到江西、安徽的估计超过100家。
不仅是东部企业，中部地区的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迫于环保压力，也纷纷选择向西部省区转移。
在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本刊记者看到别处早已淘汰的数十家小冶炼厂正在这里生产。益民冶炼铸造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高玉龙说：“这里一共有11家这样的企业，是从浙江、山西等地转过来的。”他们是从温州转移过来的，已经开工生产两年多了，只要按期交税费，平时基本没有人管。他说，这个地方非常偏僻，县里一般没有人来检查，省市更是没有人来。
从山西大同来清水河县建小型炼铁厂的张成告诉本刊记者，这里不像东部地区、山西环保那样查得厉害，但好日子也不长了。现在上边也开始催我关闭工厂了，今年我的一个朋友就把这里的一个小铁厂转到甘肃酒泉去了。
本刊记者看到，张成这家早就应该被淘汰的企业今年则被清水河县城关镇人民政府授予“2006年度经济建设贡献奖”。
拉动了GDP糟蹋了环境
铅酸蓄电池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铅烟、铅尘和铅废水，属于重污染行业。安徽省广德县紧邻长兴，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部分被长兴关停的污染企业跨过省界迁到了广德。记者在广德至长兴的高速公路上看到，为了吸引浙商投资，广德县政府在两县交界处立了一块巨幅招商引资牌——浙商最具投资价值的开发区。在广德县新杭镇，知情的群众告诉记者，这里遍布着从长兴迁移过来的电池企业。
在广德县城至新杭镇独山村的乡间公路边，记者发现了一家电池生产企业——广德县西燕电源有限公司。周边群众对这家企业的意见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之外。今年69岁的曹刚典说：“自从这个厂2003年9月从浙江搬过来后，铅污染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
曹刚典称，家里种了近五亩良田，现在稻子要么不长粒，要么因为含铅量太高不能吃；种了200多棵果树，头几年只开花不结果，2005年开始死亡，现在已全部死光；他家5亩多鱼塘，2004年企业投产后鱼就死了不少，现在已经不能养鱼了。在他家的果园，记者看到，果园距电池厂仅一墙之隔，板栗等一些果树如今只剩下光秃秃的枯枝。
2006年10月8日，曹刚典在将部分稻子样本送到上海市粮油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记者从检测报告上看到：送检的稻谷中铅含量为每千克3毫克，国家标准应为每千克0.2毫克，超标15倍。
曹刚典告诉本刊记者，更令人恐慌的是，村里4个孩子出现铅中毒，经检查全部属于三级铅中毒。
独山村的村民向记者反映，除了煮饭外，村民们如今喝的都是桶装水，因为谁也不敢喝井里的水，“本来煮饭用的也是桶装水，但一桶水5元钱，实在太贵了，吃不起！”
这样“东污西移”的例子，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多次看到。内蒙古清水河县窑沟乡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沿着黄河，原本是一块远离污染的处女地。但自从被外地淘汰的十多家小冶炼厂搬到此地后，这里的环境发生了质的改变。站在黄河边上的一个高坡上向下看去，这些小冶炼厂大都沿黄河而建，距离黄河最近的只有几十米，矿渣直接堆放在河边，污水直接排入黄河。炼铁厂的大小烟囱林立，冒着浓烟，炉体污染四散排放，厂区乌烟瘴气。
环保治理应该一碗水端平
一些基层干部坦言，排污企业跨区域迁移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点和难点。清华大学陈吕军教授认为，排污企业迁移是由不公平的环境政策引起的。
东部沿海省份一位县委书记说：“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环境治理不平衡，有些地方政府来这里招商，开出的条件很优惠，只要GDP，税收可以免，土地可以送，这导致有些污染企业有恃无恐。”
浙江省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说：“从环保这个角度来说，排污企业跨区域迁移现象比较复杂，要调查研究，客观分析，然后拿出对策措施，比如环境容量已经到极限地区不能搞的项目，并不等于其他环境容量允许的地区不能搞，但是国家已经明令禁止、淘汰的项目肯定不能迁移，欠发达地区不能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遏制污染企业跨区域转移，迁出地和迁入地政府都要切实负起责任，要有守土意识。长兴县委书记刘国富说：“你整我要的现象令人痛心，发达地区已经交过环境污染学费，欠发达地区不应该再走老路，再交学费，环境保护应该全国一盘棋，否则即便长兴不污染，其他地方照样污染，还是失去了环保的基本意义。”
部分基层环保干部建议，在技术层面，政府可以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管理遏制污染企业跨区域转移，比如对有些产能过剩、工艺简陋、作坊化生产普遍的行业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环保标准，全国所有地区一律禁止此类企业生产。
刘国富认为，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国家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行业环保法治标准，要一视同仁，这个县不行，那个县也不行。当务之急要有标准，其次要严格执行标准。
刘国富说：“我们已经进行了痛苦抉择，但关闭的工厂大都转移了。我们在整治的时候，其他地方却来招商，甚至带着土地部门现场办公。我们刚刚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而其他地方继续在污染，这无疑就失去了环保的意义。因此，环境保护应该要有全国一盘棋的战略规划。”“我们已经付出代价，已经交了昂贵的学费，现在好不容易缓过来，其他地方真的不能再走我们的老路了。”(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王恒涛 傅丕毅 戴劲松 姜潇)
12、环评成为“规划后评” 边界污染纠纷谁来担当
来源：《瞭望》周刊2007年11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93270.html
“多少年来周边地区往太湖里排污，都很起劲，说到治污，又推得一干二净；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形成治污合力机制”
《瞭望》新闻周刊环保调研小分队发现，两省、两市（县）乃至两乡镇之间的边界地区，日益成为污染多发区域和污染纠纷的集中处，是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潜伏处。
近年来，各地为处理边界污染纠纷问题尽了很多努力，也经历了不少“扯皮拉筋”的烦恼，折射出当前环保工作多重困境。
环保环评成为“规划后评”
“如果区域规划、产业规划没有考虑环境问题，那么环保环评往往成了规划‘后评’，走走形式而已！”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副局长朱军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抱怨，像浙北地区和与之交界的苏南地区，在环保政策上是差不多的，但产业规划却有巨大差别，环保必须有经济综合部门来参与，单靠环保部门太无力。
位于太湖最末端的嘉兴市，有2/3的地表水是过境水，主要来自省内的杭州、湖州以及江苏省吴江市等方向。据介绍，吴江市的产业规划中历来都把化工放在了重要位置，而其盛泽镇又是纺织印染业重镇。
自2001年起，嘉兴市秀洲区部分群众因不堪位于吴江的上游企业排污困扰，曾在临近吴江市边界的王江泾河流段修坝拦水，进而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从此，两地开始尝试联合治污新模式，并建立四大机制：信息互享互报机制、联合监测机制、污染联合调查机制；政府间的联席会议机制。
朱军认为，联合治污有一定效果，特别是应对危机的效率比过去高了，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原因就在于排污产业发展过快，抵消了环保行动的效果。据嘉兴市王江泾监测站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这一带的水质仍没有明显好转。
嘉兴、吴江两地边界2001年发生环境事件后，在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的主持下，浙江省和江苏省曾经签署一份《关于江苏苏州与浙江嘉兴边界水污染和水事矛盾的协调意见》，《意见》要求吴江在2003年底达到四类水标准，但时至今日，从吴江进入嘉兴的水质依旧是劣五类。王江泾监测站提供的数据显示：2007年7月5日，王江泾断面的水质为劣五类。
一些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还抱怨：往往一出污染问题，就要追究当地环保部门及其负责人的责任，但诸如产业规划这些事情事先都不是环保部门说了算，甚至是说了也不算，权利和义务并不对等。
“考核上游”贯穿始终难
位于两省一市交界处的吴江市也有自己的烦恼：南边是浙江，东边是上海，北边是江苏的苏州市。吴江市环保局局长范新元也向《瞭望》新闻周刊抱怨：“相对于嘉兴市秀洲区来说，吴江市是上游，但吴江市也有上游。上游交给吴江的是五类水，却要求我们交给下游三、四类水，这显然是‘不平等条约’，肯定行不通！”
更让范新元感到困惑的是，在与浙江省嘉兴市的边界污染问题上，是下游考核上游，而到了江苏省内，却是上游考核下游，也就是说，吴江市里外都要被考核。他强调，“考核上游”的原则应该贯穿水系始终，环环相扣，这样才能明确责任。
朱军对此也持相同观点，即大流域视角才是治理边界污染的根本出路，“考核上游”不能仅在一个界点上，而要扩展至更大范围，比如说在整个流域范围之内进行综合考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污染重灾区也是责任模糊区
问责制是绕在政府官员和环保干部头上的“紧箍咒”，但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污染重灾区的边界地区往往也是责任模糊区。
太湖是跨界湖泊，无锡蓝藻事件暴发后，一些基层环保干部告诉记者，这次太湖遭污，事实清楚，但太湖被污染的责任，却十分模糊。太湖四周和太湖流域方方面面似乎都有责任，又似乎都没有责任。在太湖蓝藻事件暴发后，各方分析太湖污染原因，总结自己是如何重视太湖治污的，如何减排的，都讲得头头是道。却没有人去分析太湖污染的责任在谁，该谁负责任说不清。
此次太湖蓝藻虽然暴发在无锡，但其实是太湖多年来富营养化的结果，沿湖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周边地区都负有相应的责任。湖州市环保局局长周建明说：“太湖蓝藻暴发时间、地点上有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又有必然性，危机到来是必然的，多少年来周边地区往太湖里排污，都很起劲，说到治污，又推得一干二净，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形成治污合力。”
一些基层环保干部认为，临界各地政府要形成治理边界污染的合力，首先得分清治污责任，比如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河流流经地的政府对太湖治理都负有责任，在技术层面上，治理太湖的责任要进行“网格化”固定，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河流、每一个地方。其次是必须严肃问责，问责无小事，不能因为涉及人数太多，法不责众，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本刊记者在嘉兴、吴江两地采访时，一些基层干部对当前环境问责只问现任不问前任的做法也有抱怨。现阶段暴露出来的污染问题，让现任的领导承担全部责任也不符合实际，要么不问责，一旦启动问责制必须要公道、客观。（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傅丕毅 戴劲松 姜潇）
13、汪永晨：我们的学者哪儿去了？
来源：南方报业网2007年11月27日
http://news.qq.com/a/20071127/004716.htm
在2007年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和腾讯网承办的《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论坛》上，NGO汪永晨提出疑问，我们的学者哪儿去了？
“我今年跑了十一个大江大河的源头，永定河是我们北京的母亲河。它的发源是桑干河和洋河，在汇集的地方一边是干涸的洋河，一边是污染的桑干河。这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永定河。我去过汉江源头，大家都知道汉江是南水北调的重要的水源。它的源头非常清澈，滋养着陕西的老百姓，汉中和安康两个大的古老的城市到现在没有污水处理厂。有一个污水处理厂但是现在没有起用。我们今年的环保世纪行，很多报纸都在呼吁，但是怎么解决？如果我们都等着环保部门解决，我们这些学者们面对南水北调的问题，很多人也说了很多的问题。在公众参与方面我们能做什么。我今年去了三江源，本来有一个星宿海，星罗棋布的海子基本上被黄沙淹没了。我去了 澜沧江的源头，大峡谷孕育出来的一条大江，刚下过雨周边的颜色是红色的。在它的下游被截流的无数水池子。我们不说旁边的移民 ，就只说生态。”
“我们在采访写文章的时候非常想呼吁的一条，不光是呼吁政府，也呼吁在座的学者、知识分子怎么样公众参与。我们是仅仅写一些文章就够了吗？大家都知道怒江大坝在众多的媒体和NGO以及学者们的关注下到现在还没有建。去年小沙坝村因为要修水电站， 尽管这个事情还不是定论，但是已经让小沙坝的移民移到了新村。虽然有房子，但是没有院子，农民说院子是要办酒席的地方，要养 鸡，养鸭。现在没有地方养了。大家都在关注怒江和江河，可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村子的老百姓养不了牛和羊我们的公众参与在哪里。”
14、环保的希望在于公众参与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2007-11-29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7-11/29/content_703767.htm
在2007年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南方都市报和腾讯网承办的《中国水危机与公共政策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的赵华林副司长说，在太湖蓝藻危机爆发后，江苏省实行“河长制”——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每个人包一条河的污染治理，将治污责任明确到具体地方官员。律师田坤发表了对江苏实行“河长制”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是典型的人治。 （1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河长制”在中国由来已久。据《史记夏本纪第二》记载：尧时，鲧任“河长”，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时，大禹子承父业，新婚不久即担任“河长”，“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劳神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最后“四海会同”，“天下于是太平治”。眼下，太湖治污已普遍推行了由各级党政“一把手”担任的入湖河流“河长制”，挂帅抓治污，承担对各条入湖河流水质改善的责任。据媒体报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也担任了3条主要入湖河流的承包人，这在我国的环保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环保工作抓到这种份上，按说已是相当见决心的了，不过还是被“挑刺”的人发现了问题。看起来，减排治污、环境治理到底该如何“治”，确实应该首先厘清制度路径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太喜欢人治，喜欢人治的原因是没有法制，没有法制的原因是法制不健全只好人治。这个悖论其实忽略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普遍法治基础上的“自治”，换句话说，就是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社会治理是如此，环境保护、减排治污更是如此。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感叹“环保风暴”没有出路，也正是因为他意识到，缺少公众参与的“环保风暴”，刮得再猛烈也只是人治，只是“官治”，而不是一种可以持久的制度力量。虽然“风暴”刮得一次比一次猛烈，效果却会逐渐减弱。
而有公众参与的“人”治不同，因为他们的生活直接面对污染，身体直接受到污染的侵害，因此他们是最有力的环保先锋，他们不会容许任何人糟蹋他们的土地和河流。然而，这股最天然、最环保的力量，却屡屡被有关部门排除在“风暴”之外。一些基层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维权行动予以强力压制，对能给本地区带来GDP的污染大户却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在“风暴”来临之时暗中保护。这就是为何各地环境事故“按下葫芦又起了瓢”的原因。
环保的希望在于公众参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言，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公众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然而，吊诡的是，谁都承认提高公众参与度的必要性，可在现实中，公众的力量又屡屡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排除在外。在我看来，这才是我国完善的环保制度建设不起来的真正原因。
去年10月，以“铁碗”著称的江苏副省长仇和就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讲话时要求，用“最坚决、最严格、最彻底”的措施，彻底整治“小化工”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但仇和的讲话随后就淹没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蓝藻风波里。前几天，同样是赵华林，他转述某省的一名主要负责人的话说：“哪个地市完不成减排任务，地市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你们看，无论是“铁碗治污”，还是“就地免职”，乃至所谓的“河长制”，其实都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看到的只是党员干部在治污，是一把手在治污。若说这不是人治，有谁信呢？
15、环保制度体系亟待创新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7-11-29
http://news.h2o-china.com/policyandmarket/policyanalysis/648081196303951_1.shtml
地方环保局长几乎成了地方政府环评审批的“公关经理”；有的地方环保局长只能写匿名信举报当地的污染
在“节能减排”的部署下，怎样应对资源浪费严重、环保压力增大的局面？《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晋、冀、浙、鄂等地进行环保调研时发现，我国经济要实现
跨越式绿色发展，需要统筹经济与环保，调整当前不科学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不适应形势的环保政策与环保管理方法。
遏制“GDP冲突”
全国人大环资委的何嘉平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全国财经委和环资委上半年调研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偏快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是我国在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工作方面较为突出的问题。
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增速达到了11%以上，远远超过“十一五”规划纲要设定的经济发展预期性指标，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没得到有效调整。
今年上半年，全国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5%，增速比轻工业快3.1个百分点，钢铁、有色、电力、石油石化、建材、化工等六大耗能产业增加值增长20.1%，增速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而且，高能耗行业的投资增速明显加快，高耗能产品产量增长迅速。
一些地方和行业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对国家本应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实行明禁暗保，不但使本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没有退出市场，甚至还新增加了落后生产能力。
偏快的经济增速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导致我国不仅要付出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也加剧了节能减排的完成难度。
按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总局测算，以“十一五”期间GDP增速年均增长7.5%计算，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要求控制在26亿吨标准煤，需节约5.6亿吨标准煤。如果经济年均增长为10%，全国需节能约6亿吨标准煤。GDP年均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节能量增加约1500万吨标准煤。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和环资委员会提供报告认为，经济增速过快导致“超出预期的各项节能和污染物增量”。“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及时得到遏制，不仅今年的节能减排工作难以完成，到2010年，‘十一五’规划中的节能减排两项约束性指标也将面临落空的危险。”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应采取釜底抽薪的方法，建立纳入环保内容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遏制地方的发展与GDP的冲突；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跨越式绿色发展。
整合强化环保力量
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阶段，经济增速一时难以控制。针对这一现实，有关人士建议在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整合、强化环保力量，加强监督管理，提高环保行政能力。
一是修改环境法律法规，增强现有环保队伍的权力和执法能力。潘岳说，我国现有环保法规40多部，是世界上环保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但这些法律法规大多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需要。对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依据。对违反环保法规擅自建设的行为，法定行政处罚力度小，只能处以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重大环保事故者最高罚款100万元。四川沱江特大污染事故造成经济损失2亿多元，川化集团仅被罚款100万元。环保部门的统计表明，大型企业治污设施每天运行费用在10万元左右，企业环境违法的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0%。
浙江省环保局建设处处长王以淼说，“企业违法排放一次污水，环保局顶多罚10万元，但执行周期需要四五个月。因为‘一事不能再罚’，期间企业依旧可以超标排放。因此，很多企业就是跟我们拖，跟我们耗，违法成本实在太低。”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现象导致一些企业无视环保工作的存在。记者在浙江就发现，在环保部门检查一个企业时，企业主当场拿出120万元现金，对执法人员说，“我把一年的罚款都给你，今年就不要来查了！”
基层环保部门全部为事业单位，只有罚款权，没有执法权。有关部门应修改环保方面的法律，在立法上加强环保部门的执法权限，大幅提高环保部门对违法企业的罚款额度，以对污染企业起到震慑作用。
二是整合环保力量形成大环保合力，探索环保机构新的管理模式。
与我国的环境形势相比，现有的环保力量较弱。横向看，我国的环境监管体制“不顺”，环保工作职能交叉严重、权责不明。环保职能分割在林业、水利、矿产和海洋等各个部门。一条河，水利部管水，环保局管岸上；沙尘暴防治更复杂，草原归畜牧部门管，治沙归林业局管，发布由气象局管；此外，常见的还有城市污水由建设部管，海洋污染由海洋局管，农业污染由农业部管等。
纵向看，环保工作在基层没有“腿”，监管乏力。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监测网络的5万名人员，市、县两级占总数的99%，这些人的“位子”、“票子”都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环保局长几乎成了地方政府环评审批的“公关经理”，有的地方环保局长要举报当地的污染都只能写匿名信。
有关专家建议，应增加对环保部门的授权，在环保事务上授予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垂直管理部门为主管理，其他有关部委协调配合，整合管理力量，明确责权，形成监管合力。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司副司长赵维钧称，即使全国环保队伍不能全部垂直，最少也应该形成这样的监管局面：国家环保总局派驻大区监管人员，省以下的环保部门垂直管理。这样可以提高环保执法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着力环保全过程控制
最近两年来，环保总局不断加大环评和对违规建设项目的查处力度：2005年环保部门开始打击程序违法，2006年推行规划环评，2007年实施“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然而，环保总局去年对建设项目和环评执行情况进行的专项核查结果表明，目前省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为70%，地市级40%，县级只有20%。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应急中心副主任陈善荣说，环保工作遭遇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已成为各地环境执法面临的共性问题。一些地区单纯追求GDP的快速增长，盲目引进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准入条件的项目，环评审批形同虚设。因此，国家应该考虑让环保参与宏观经济决策，对环保实行全过程控制。
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称，当前我国的环保工作重点放在对污染治理的研究上，应该把经济发展、环保技术和社会制度结合起来，通盘考虑环保问题。
潘岳、陈善荣和朱永官等人认为，当前统筹经济发展和环保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改变当前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政府官员要单纯GDP增长的局面。应该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循环经济。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建立一套新的国家绩效考核体系，借签部分地区“环保一票否决”经验，引入绿色GDP观念。
二是调整我国的环保战略，引进先进的战略环评手段，让环保进入宏观经济决策。我们应重新调整国土规划，打破行业垄断和行政区划，根据不同地区的人口、资源、经济总量与环境的容量，明确不同区域、行业的发展目标；据此制订土地、流域、区域以及工业、农业、林业等的不同专项规划；再按照产业结构、产业比例、产业方向确立开发方式；最后根据土地利用结构，确定重点开发区域，提出区域开发计划，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三是建立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生态补偿转移力度，用不同政策平衡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共享改革成果。
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和生态环境的屏障，长期以来开发森林和矿产，破坏了生态环境。中央对西部地区不断提出限制发展、保护环境的要求，采取了“南水北调”、“禁牧禁伐”、“退耕还林”等措施，但保护成果往往被发达地区无偿享用，“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这导致西部地区不顾环保要求发展经济，甚至引进被东部淘汰的落后项目。据国家环保总局透露，近期西部一些省市提出的工业立项远超过他们的预计。
按照国家规划，西北地区将有大批国土资源成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因此，我国应用计划、立法、市场等综合手段解决下游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以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