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1-08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 丽英）
环境资讯：
1、法制日报： 环保法或将重新修订 已建议列入下届立法规划
2、中国交通广播网： 国家环保总局解除对河津市流域限批
3、人民网——《人民日报》： 海洋环保任务艰巨不容忽视 已建5级应急体系
4、《北京青年报》： 电影人集体反思环保 名导要带动"影视环保风"
5、中国新闻网： 北京与周边省市合力为奥运打造良好空气环境
地方信息：
6、新华网： 兰州责令92家企业限产停产缓解冬季大气污染
7、新华网： 上海将投资31.4亿元整治苏州河
8、新京报： 北京已进入明显枯水期 水资源紧缺成发展瓶颈
9、湖北日报： 三峡库区饮用水源将受监测
污染信息：
10、记者观察： 辽宁省宽甸永昌水泥厂污染严重(组图)
环保政策：
11、《21世纪经济报道》： "绿色信贷"配套政策将出台 信息机制成为瓶颈
深度报道：
12、南方周末： 环保总局介入四川盐边磷污染事件 黄磷厂被关停
13、长江商报： 中华鲟会不会成为白鳍豚第二？
环境时评：
14、新华网： 说句心里话：不能再干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事了
15、日刊：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
1、环保法或将重新修订 已建议列入下届立法规划
来源：法制日报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1300.html
修改环境保护法已经刻不容缓。面对要求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强烈呼声，今天，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立法专家告诉记者，启动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条件已具备，该委已经提出建议应对环境保护法进行全面修改。
据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毛如柏介绍，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大环资委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中，有46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修订环境保护法的15件议案。这些议案认为，现行环境保护法已不能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建议尽快进行全面修订，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施行于1989年，面对日前复杂的环境形势，这部法律实施了17年却从未修改过。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明确提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过时，刻不容缓地需要修改。
据介绍，2004年以来的三年中，全国人大以及全国政协共接到关于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建议和提案35件，占环保立法建议和提案总数的近一半，全国人大代表多达400余人次参与建议。
最近，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立法专家经过调研也认为，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现行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针对代表们提出的“修订环境保护法”的要求，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围绕环境保护法修订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一些修订涉及的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论证，明确了法律的修订思路。
全国人大环资委有关立法专家表示，启动环境保护法修订工作的条件已经具备，建议将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列入下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记者郄建荣 ）
2、国家环保总局解除对河津市流域限批
来源：中国交通广播网2007-11-7
http://www.h2o-china.com/news/54075.html
昨日，记者从省环保局了解到，国家环保总局和省环保局已决定在11月1日解除对河津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批，至此，我省流域限批整改工作已全面完成。
由于河津市存在部分建设项目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及违法排污问题，今年3月和7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山西省环保局分别对河
津市实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限批。此后，运城市委、市政府按照国家环保总局七条要求和省环保局有关要求，完成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启动了河津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对违法建设项目进行了分类处置，制定了《河津市汾河流域水环境事故防范应急预案》，全面开展了重点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工作，并在全市开展了全面集中整治环境违法专项行动。
3、海洋环保任务艰巨不容忽视 已建5级应急体系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1509.html
记者6日在2007年上海国际海事论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我国沿海水域日益繁忙。据统计，2006年航行于中国沿海水域的船舶已达到464万艘次，平均每天1.27万艘次，其中各类油轮为162949 艘次，平均每天446艘次。
随着油轮密度的增加及超大型油轮的频繁出现，中国沿海水域原已十分繁忙的通航环境变得更加复杂，船舶溢油事故风险不断加大。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拥有各类远洋运输船舶逾百万艘，列世界第九位。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将会给海洋环境、人民的健康和财产安全及有关经济领域带来很大的损害和冲击。
目前，中国海事局已建立了国家、海区、港口、码头、船舶五级应急体系，分别由中国海事局及沿海各省、市政府负责具体实施。(记者沈文敏)
4、电影人集体反思环保 名导要带动"影视环保风"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1096.html
自从《无极》闯祸之后，它的教训也给影视圈敲了警钟。日前，首届中国国际环境电影周暨环保DV大赛举行，这是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电影周，成龙担任组委会主席，导演黄健中担任执行主席，冯小刚担纲评委会主席，参与的众多导演们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环保。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剧组破坏风景区最高可罚100万元”的相关政策，但是各种大兴土木、砍烧树木、破坏绿化的行径，在许多影视剧组的外景拍摄中，依然屡见不鲜。因此，首届中国国际环境电影周暨环保DV大赛的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大赛改变影视剧制作人员环境保护意识的淡漠状况。
可喜的是，担任此次活动的导演评委们就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带动“影视环保之风”。冯小刚表示，环境保护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其实又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每次从国外坐飞机回来一飞到中国境内往下看就是一片黄色，真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表示会把环保的意识通过他的电影摄制组推广宣传出去，让城市变得非常整洁，同时希望中华民族给别人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勤劳的、历史悠久的，还是一个非常注意环保的有尊严的民族形象。
导演张纪中也要严于律己，他表态道，明年开拍的新版《西游记》将特别注意环保问题。张纪中诚恳地表示，《神雕侠侣》拍摄时在九寨沟引起的麻烦和《无极》在云南的教训都会为影视圈树立警戒作用，影视人的初衷是展现美好环境，而非破坏，今后在这点上应格外注意。
组委会执行主席黄健中导演认为，正是基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最大的敌人，近年来，电影工作者们也开始将视角深入到这个我们共同关注的话题。随着《后天》、《未来水世界》、《可可西里》、《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的上映，人们通过电影逐渐对环保意识有了新的认识，也逐渐投入到切身的行动当中去。
当年《无极》引发的环保问题与影片带来的争论一样轰动。人造钢架、破败木桥无人撤走，成为“残景”；为制造出秋天的色彩，竟然用涂料将一片树林染成黄色，现在这片树林已部分枯死。
5、北京与周边省市合力为奥运打造良好空气环境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0805.html
明年北京奥运村开村至闭村期间，北京和天津、河北的部分地区将采取临时的污染减排措施，山西、内蒙古和山东将根据北京空气质量的实际情况采取控制燃煤污染排放措施。这是北京与周边六省区市和国家环保总局共同上报的《第二十九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中的部分内容，这份报告已获国家批复，将于近期公布。
据透露，这份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和国家环保总局编制的保障措施称，从现在起至二00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奥运村开村前，六省区市将对大气污染源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并将联手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网，对重点污染企业实施在线监测。
北京市政府强硬规定，对以首钢为代表的电厂、冶金、化工、建材、石油、建筑等重点污染企业，集中实行压产、限产、搬迁。并要求化工企业要加大控制有机化合物的排放，水泥生产和混凝土搅拌等建材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无组织粉尘排放，供电锅炉要全部使用低硫煤。
一些环保专家认为，北京正在进行的轨道交通施工必然会造成空气污染，明年完工后，由此产生的污染将会明显减少。此外，轨道交通可提供大量公共交通容量，号召民众在奥运期间选择公交车、地铁等绿色交通工具出行，对机动车污染一定会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
6、兰州责令92家企业限产停产缓解冬季大气污染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0537.html
进入冬季，兰州市相关部门对市属９２家企业及部分生产设施实行限产、停产，以改善城市大气污染状况。
记者７日从兰州市环保局了解到，被责令在整个冬季限产、停产的企业主要是兰州市区周边污染严重的“小五金”、小砖厂等企业。限产、停产时间是从今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相关部门将对限产和停产情况进行检查，对于不执行限产和停产的企业，将严肃查处。
兰州市是我国大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每年冬季，兰州市空气污染指数一直位居全国１１３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前列。近１０年来，每到冬季，兰州市相关部门都会对一批企业及部分生产设施实行限产、停产，以减少大气污染。
兰州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说，近些年来，通过实施“蓝天工程”等措施，兰州市大气污染治理一年比一年好。虽然去年出现反弹，但今年又有所好转，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有可能是近年来空气质量最好的一年。
7、上海将投资31.4亿元整治苏州河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0597.html
总投资３１．４亿元的上海苏州河环境综合整治三期工程７日全面开工。根据规划，未来苏州河将全面恢复水生态系统，两岸建起绿色走廊，滨河地带成为多功能复合的街区。
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Ｖ末的苏州河整治是上海最大规模的环境整治项目之一。经过一期和二期工程的建设，苏州河干流水质已基本消除黑臭，生态系统正在逐渐恢复。但由于上游来水和底泥的影响，苏州河水质保障机制和水生态系统还很脆弱，水体自净能力不强，大部分防汛墙陈旧破败。
此次实施的苏州河三期整治工程计划总投资为３１．４亿元，主体工程２００８年完成，主要目标是进一步改善苏州河水系的水质，实现苏州河下游水质与黄浦江水质同步改善，苏州河支流水质与干流水质同步改善，促使水生态系统进一步恢复。
8、北京已进入明显枯水期 水资源紧缺成发展瓶颈
来源：新京报 2007年11月8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2977
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在会上发言。昨日，北京举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牛有成表示，水资源紧缺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报记者 袁烽 摄
北京举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市水务局称“五水联调”将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
昨日，北京举行了首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国际研讨会”。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表示，北京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枯水期。待南水北调引水到京后(2010年)，可实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雨洪水、外调水五水联调，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使严重超采的地下水得以恢复。
水资源紧缺成北京发展瓶颈
来自美国、德国、以色列、法国等国的专家出席了昨日的研讨会。会议主持人、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孝东称，市长王岐山是本次研讨会的召集人。主要是总结近年来北京市水务的发展，加强国际间水务领域的交流，促进北京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北京市副市长牛有成称，北京的用水量已由2000年40.4亿方下降到去年的34.3亿方，万元GDP耗水也由164方下降到44.4方，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用水率全国领先。“水资源紧缺已经成为了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协调好人、水关系，以有限的水资源保障北京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北京面临的重大课题。”
“五水联调”解决水困境
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焦志忠介绍，北京地区雨旱季分明，多年平均降雨在600毫米左右，6月至9月的降水占到全年的85%。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北京已持续九年干旱，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枯水期。目前，北京已关闭金矿、铁矿、小煤窑1088处，占全部矿山的70%以上。正在对7.6万亩废弃矿山开展修复，预计2010年完成。
焦志忠说：“现在北京的水务任务首先是实现水资源平衡，待南水北调引水到京，可实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雨洪水、外调水五水联调，达到水资源供需平衡，使严重超采的地下水得以恢复。” (记者刘建宏)
9、三峡库区饮用水源将受监测
来源：湖北日报2007-11-8
http://www.h2o-china.com/news/54084.html
记者昨日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该市正在三峡库区开展生活饮用水质动态研究。目前，他们已在长江三峡库区及其支流、运河、官庄水库等建立了29个取水点，聘请三峡大学、宜昌市环境监测站等单位有关专家组成研究小组，掌握了1996年以来三峡坝库区的生活饮用水及水源水水质监测数据。该市将按国家水质标准，开展有机物、微生物、毒理指标等100多项水质监测和研究。（记者杨麟）
10、辽宁省宽甸永昌水泥厂污染严重(组图)
来源：记者观察2007年11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08/100614262409.shtml
玉米被蒙上一层灰
菜叶成为灰白色
辽宁省宽甸永昌水泥厂污染严重
呛人浓烟遮天蔽日 居民身心健康受损
本刊记者 李天宇 张晓燕
十月中旬，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居民来电说，当地一家水泥厂没有什么除尘设置和降噪设备，污染情况严重，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所排放出的水泥灰尘铺天盖地、噪音震耳欲聋，对当地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近几年来，他们还发现灰尘中有一种带亮光的物质，落在眼睛里人们就会有一种炽痛感，人们在劳动、走路和唠嗑时都不敢睁大眼睛。这种水泥灰尘每天都会落下两三毫米厚，蔬菜、水果被污染后很难洗干净，以致数万棵山楂树相继被废弃或毁掉，厂区周围的数千名居民难以正常生活。他们一年四季不敢开窗户，更不能在室外晾晒衣物，水果、蔬菜不敢自己吃。
居民说，就是这样一个严重污染的企业，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家区域限批、节能减排的形势下能 “安然无恙”我行我素？面对明显显的污染企业，不知道当地政府为什么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居民在来电中说，他们迫切希望政府和环保部门，能采取坚决的措施让水泥厂从根本上进行污染整治或者关停，排放不达标将决不允许其生产；让水泥厂赔偿他们的损失，还他们一个蓝天，使他们尽早从污染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同时也希望上级领导对无视环保法，对造成严重污染而不治理、不作为的直接领导者和有关当事人进行渎职查处。
情况到底如何？本刊记者到实地一看究竟。
呛人浓烟遮天蔽日
金秋时节，正是广大农民享受着秋收所带来的喜悦和欢乐的季节。然而在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的永甸村，这里的农民不仅享受不到秋收的喜悦与快乐，反而是看着成熟果实与蔬菜，在生气、发愁和哀叹。
在公路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永甸镇内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有一排大烟囱正在往天空中排放着大量的烟尘。
顺着呛人浓烟升起的方向，我们向前走着，马路两旁民房的房盖上，全是厚厚的一层白灰；不远处的山坡上，树叶也全都变成了灰白色的；马路上能见度很低，行人大多是脚步匆匆，掩鼻而行；在排污源头，我们知道排放烟尘、制造污染的是一家叫“丹东永昌水泥有限公司”的水泥厂。在水泥厂冒着浓浓烟尘的大烟囱上，写着“保护蓝天，造福人类”8个大字。
据了解，永昌水泥厂坐落在永甸镇的永甸村，是一家小立窑水泥厂，属于国家限制、关停的污染类企业。
丹东永昌水泥有限公司原为国营企业，后转制成私人企业，归县里直管。该水泥厂基本上没有什么除尘设置和降噪设备，污染情况日益严重；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生产，所排放出的水泥灰尘铺天盖地、噪音震耳欲聋，对当地的大气污染十分严重。近几年来，附近村民发现灰尘中有一种带亮光的物质，落在眼睛里人们就会有一种炽痛感，人们在劳动、走路和谈话时都不敢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水泥灰尘每天都会落下两三毫米厚，蔬菜、水果被污染后很难洗干净，以致数万棵山楂树相继被废弃或毁掉，厂区周围的数千名居民难以正常生活。附近居民一年四季不敢开窗户，更不能在室外晾晒衣物。
居民要求当地政府严肃查处这个严重污染的企业，镇政府却以水泥厂是县属企业为借口一推了之；县政府和县环保部门，总是强调一些貌似合情合理的理由，给以搪塞或推诿。
据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水泥厂的灰尘污染面积大概在9平方公里左右，对周围一个社区、4个村民组约2000多人口造成污染侵害，其中受污染侵害最大的是十六组居民。2006年也只是对厂周围受噪音危害特别严重的10来户居民予以迁移。
在水泥厂长期的污染下，仍有许多居民在健康线下挣扎。
居民身心健康受损
在污染严重的十六组，记者发现家家的院里、墙上、窗台上和房盖上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尘，白菜、萝卜等蔬菜叶上也是布满了灰尘，有的在三四毫米厚，令人看了作呕。
农民毛文生指着院里凳子上厚厚的一层灰对记者说：“你看，我们老百姓成天就吃这种灰。这是我昨天下午磨刀用的凳子和水盆，仅一宿之间，凳面上就落上这么多的灰。我们的菜很难吃，洗多少遍里面还是黑的，总洗不干净；我们的水果也不能吃，浮上面粘着的是厚厚的一层灰，墨黑墨黑的，都得用刷子往下刷。”
记者看到，在毛家枣树上废弃的红枣，均布满了灰尘。院里晾晒的玉米棒上、花坛里盛开的月季花上都落满了灰尘。
“你看看我们这白菜，还能吃吗？上面厚厚的一层灰，洗都洗不净，也不知道对人体有没有害。”一位妇女指着自家菜地里被污染的白菜，气愤地说。
孟姓居民的爱人，扒拉着自家院里的白菜说：“你看这菜心，里面全都是水泥灰，这还能吃吗？”她用手扑落着几下白菜叶，顿时灰尘四起，即使拍掉了灰的菜叶还是没有“绿”起来。“你们看看这白菜，哪有一棵是好的？到现在我们一口也没敢吃。。”
“你看俺这苞米，昨天晚上忘记盖了，一宿的工夫就变成了这样，你看这灰，多厚！”
农民高玉浦、明兆军、刘海等人指着树上的山楂说：看看这山楂，上面粘着厚厚的一层灰，洗都洗不掉，像长在上面似的，还能吃吗？
因为长期生活在污染的环境中，居民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皮肤病莫名其妙地增多，呼吸道以及其他疾病患者也在增多。
居民呼吁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派调查组现场办公，实事求是地解决这里的环保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进行污染整治或者关停排放不达标的企业。让水泥厂赔偿他们的损失，还他们一个蓝天，使他们尽早从污染的阴影中彻底解脱出来。
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鸭绿江中下游右岸。东南与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隔江相望，总面积6193.7平方公里，国境线长216.5公里：总人口43.4万，辖22个乡镇。
宽甸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较好，矿产资源充裕。已探明矿产57种，储量达8亿多吨。已开发利用28种，可供开采储量5.7亿吨。主要有硼、镁、硅、铁、铅、锌、铜、金、钼、煤、石灰石、滑石、玄武岩、方解石等。其中硼矿石储量居全国40%以上，产量居全国60%以上。
据了解，宽甸满族自治县不仅是矿产资源大县，而且是一个旅游大县，有四、五个国家和省级旅游名胜风景区，同时地处祖国边境，切实进行环境保护和治理，不仅影响民生，而且事关国际形象。
中国传媒大学学者认为，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形势下，抵制舆论监督，忽视民众呼声，不仅不妥，而且不对，理应积极面对，切实解决，方为上上之策。
11、"绿色信贷"配套政策将出台 信息机制成为瓶颈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0927.html
“绿色信贷”配套政策将密集出台
环保总局筹建标准体系银监会将设立激励机制
银监会正在制订《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对各银行提出“绿色信贷”的要求，在具体的授信政策上，银监会初步设立了“三个支持、三个不支持”的原则。
环保总局正在联手其它经济部门、国内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积极酝酿“绿色信贷”操作性政策，包括分行业制定具体的环保标准、产业指导目录等，以期制定出适合中国的“绿色信贷”标准和监管体系。
10月27日，在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召开的“绿色信贷政策与实践高级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人士透露了上述信息。
此前，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该政策意图通过经济杠杆撼动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命脉，达到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的目的。
然而，落实这一措施存在着一些关键性难点——在“两高”企业高利润、高回报的前提下，如何促使谋求商业利益的银行自觉执行该政策？“绿色信贷”的标准如何制定？
从研讨会传出的消息看，多项配套措施和办法近期将会出台。
建立标准体系
“绿色信贷”要进入实际操作首先是要制定标准体系。
“环保总局正在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合作。”国家环保总计政策法规司政策处处长原庆丹表示，欲借鉴“赤道原则”，制订适合中国的“绿色信贷”标准体系。
2003年6月，全球主要金融机构参照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建立了“赤道原则”，其中首次确立了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最低行业标准。而国家环保总局正是看中了“赤道原则”中对69个行业环境标准的设计。
原庆丹表示，环保总局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赤道原则”的环境标准翻译成中文，尤其是其中的EHS(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继而对其进行本土化的研究，构建各大银行能够依照的蓝本，形成对企业进行资信评定的标准体系。
不过，与IFC的合作仅仅是建立“绿色信贷”标准体系的其中一步。
环保总局还将联合行业组织和协会，建立一套基于环保要求的产业指导名录。如对各行业的产品、加工工艺、使用原料、污染程度、如何排污等加以界定。此举措主要是为银行的信贷标准制定打下基础。
上述标准制定还需要一定时间。对于眼下各个银行难以把握“哪些企业该停贷，哪些企业该支持”的现状，原庆丹表示要继续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把环保总局掌握的涉及环境的法律法规、节能减排的情况、违法项目、企业的情况告知银监会和银行，为其执行提供参考依据。
除了信贷标准等技术环节，银行监管部门的监管配套措施也在跟进。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部分析处处长李晓文透露，银监会正在制订《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届时，将对银行的信贷提出总体要求，以及完善授信管理和监管政策。
上述《指导意见》将对各银行提出“绿色信贷”的要求。如要求银行内部机制必须有节能减排的相关规定和条款。而在具体的授信政策上，银监会初步设立了“三个支持、三个不支持”的原则。
对列为国家重点节能减排的项目，得到财政税收支持的节能减排项目，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的地区、企业和项目，银行要给与信贷支持。相反，对列入国家产业政策限制类和淘汰类的新建项目、存在节能减排违法情况或者不达标的企业项目、列为落后产能项目的不予支持。
同时，银监会将设立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落实节能减排政策好的银行，还有相应的鼓励政策。”李晓文称，如在高管人员的认定审查、一些新的业务准入审批、新的机构设置上都会有鼓励或倾斜政策。
当然，银行是“绿色信贷”的具体执行者，也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条件制定相应细则。目前，已有银行制定了配套政策——《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
据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连工介绍，工行把行业客户分为三类：重点进入类、适度类和限制类；客户分成五类：重点客户、适度进入类、维持类、限制类和退出类客户。各类设有具体的区分准则，一旦不符合将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
信息机制成为瓶颈
在近3个月的实践后，“绿色信贷”政策的具体监管者和操作者——银监会和银行的有关人士，对全面掌握环保信息需要显得非常迫切。
“很多银行都反映工作很难做，技术性太强。”李晓文表示，由于节能减排专业性强，银行界希望能够有更详细、完备的技术标准及重点企业的信息。
中国银监会统计部有关负责人叶燕斐建议，由环保总局提供“绿色信贷”标准(如：什么样的企业不能给与贷款、什么样的暂停、什么样的支持)，银监会作为监督管理银行的机构才能有据可依，银行也才能据此制定内部细则。
尽管信息的获得对银行至关重要，但目前对“绿色信贷”中涉及到的准入、技术、排放、能源消耗、循环利用能力等标准，国家都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
“信息的及时准确是‘绿色信贷’的基础，也是当前制约《意见》实施的最大问题。”原庆丹进一步解释说，目前的标准多为综合性、普适性的，行业准入标准也只涉及13个行业。
同时，已有的环保政策和信息，也缺乏统一管理与发布机制。
目前，我国环保政策涉及面很广，主管部门多、相关文件多，但是都比较零散。其中，有不同部门发布的环保政策，如国家发改委的产业指导目录、环保部门的违法企业名单等；也有一个部门的不同司局也发布各类相关政策。
“银行自己搜集这些信息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叶燕斐建议，应该有一个平台将产业政策、准入标准等信息统一起来。
对此，原庆丹表示，环保总局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目前正在着手整合环保部门的各类环保信息，建立长效、稳定、统一的发布机制。
银行的“守法成本”
在对“两高”行业落下环保闸门的同时，作为信贷的发放者，银行应如何平衡自身利益也是个难题。
据叶燕斐介绍，目前企业与个人融资中有85%源于银行，其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占12%-15%，“两高”行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银行对企业竖立绿色屏障时，也就意味着丧失部分优质客源。对此，工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连工颇为苦恼。
他提供了工行在某省的钢铁行业信贷案例：由于国家出台了钢铁产业相关政策，明确要兼并和关停该省的钢铁厂数量，不再扩大产值。因此，工行自2001年起对在该省钢铁行业的投资实行了收缩战略。
其结果是，到2006年，工行在该省的贷款户由207户降到20户，贷款余额由100亿降到68亿。然而，该省钢铁行业在这五年里保持全国钢铁产业第一，平均年增长36%。同期该省钢铁贷款从150亿增至625亿。
“份额下降，利益受损。”连工称，“这种损失甚至是长期的。”
他进一步分析，由于企业可以通过缴纳罚金、补办手续的途径获得合法经营。一旦成为合法企业、要求扩大再生产时，必然争取贷款。然而，此时银行可能已经失去了竞争的机会。
因为，在银行背后，还有一个防不胜防的资金出口：民间资本。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主任冯东方在山西、江阴、沈阳等地调研后对此很是担忧。冯东方分析称，由于目前并没有对民间资本的管理机制，而对银行实行严格的标准控制，势必会助推民间资本。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挫伤银行积极性。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是银行对“绿色信贷”望而却步的症结所在。
然而，与会专家提醒，“绿色信贷”的政策逐步推进，最初阶段势必会出现类似问题。如果银行界因噎废食，长期来看并非明智之举。
原庆丹认为，“银行有‘绿色信贷’的内部驱动力。”如果企业由于不符合节能环保政策而关停，银行也就会有信贷风险。一旦国家明确了具体的政策和标准，隐藏了巨大信贷风险的“两高”项目就会成为“活火山”。
根据环保总局调研，山西吕梁仅因今年1月份的区域限批，全市有191家环保不合格的企业被关停或取缔，由此带来的银行信贷风险达到6亿多元。而吕梁当地建行排查统计数据显示，涉及环保不合格的开户企业有238户，资产达到38849.96万元，占该行总贷款的13.9%。
对此，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一位人士坦言，“现在银行最关心的问题有两个，一，如何规避因节能环保带来的信贷风险；二，投资哪些有前景的环保产业。”
12、环保总局介入四川盐边磷污染事件 黄磷厂被关停
来源：南方周末 2007年11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11-08/091914261874.shtml
多方博弈上演五年磷战 环保督查介入一锤定音
磷火闪动，四周夜色如墨——大江边的磷厂又出事了。距此7公里的四川小城盐边，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
“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件事。”一位古稀老人为搬走磷厂奔走。一群人大代表痛斥磷厂负责人。终于，夹在企业和公众中的县政府转变了态度，第一次以官方正式口径发出搬迁污染企业的呼吁。次年人代会上，签发此文件者高票当选为县长。
“磷战”胶着，直到国家环保总局西南督察组的强势介入。
□本报记者 徐 楠
发自四川攀枝花、北京
这是一次漫长的谢幕。2007年10月，雅砻江边的黄磷厂终于不再喷吐黑烟。
76岁的罗兴全喜极而泣。为此污染顽症，这位退休职工奔走了8年。“这是我一生的最后一件事。”他的满头白发，随着话音颤抖。
磷难，不曾停歇
2007年10月4日，一个消息在盐边县城炸裂：“黄磷厂又出事了！”19：15，五号炉冷却管腐蚀破裂，造成磷泄漏。
盐边县安监局的公务员张建国(化名)，马上赶到与黄磷厂隔江相望的公路上，开始摄像。
黄磷厂所在的得石镇位于米易县境内，距盐边县城仅7公里，接近两县交界处。作为行政职能部门，张建国等想在第一时间内保留一手资料，但是只能隔着江岸、远远拍摄——尽管，他们的工作职责正是安全生产监管。
半个多小时的镜头里，磷火闪动，四周夜色如墨。
当张建国和同事们回到县里，磷雾已经罩住了小城。有人听到风声就举家而出，原本一万余人的县城里，空寂的街道上看不到一个人影、一部车。
当地居民何国春，马上紧闭门窗。她动作麻利、面无表情——黄磷烟雾，已经不是第一次降临。
2002年7月2日3：00，泥磷池挡墙垮塌，几十公斤泥磷下江后自燃。黄磷燃起冲天的烟雾，弥漫整个雅砻江河谷和盐边县城，一直蔓延到拥有110万人口的攀枝花市区。
数百人入院治疗，数十人昏倒急救。人们争先恐后地逃走，盐边一夜空城。黄磷厂紧邻雅砻江，而盐边自来水厂设在雅砻江里的取水口距该厂下游不足5公里。停水了。
南方周末曾以《攀枝花磷难》为题，报道了此次事故。当时向本报提供线索者，就是退休职工罗兴全。2002年7月11日，环保总局公布中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55家违法企业，黄磷厂是其中之一。
5年来，磷难没有停歇。“7·2”事故过去两个多月后，该厂一转炉爆炸，炸伤3人，燃起大火；2003年7月31日，6号炉塌料，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浓烟沿江而下，深夜零时还有一千多市民外逃；2004年7月16日，因气压低空气不能上升，浓烟再一次笼罩县城，数百人围堵县政府……直到2007年10月4日的泄漏事故，虽经过紧急处理，当晚还是形成烟雾一个多小时。
2007年10月8日，南方周末记者来到黄磷厂，亲眼目睹一支烟囱开始喷吐黑烟，逐渐凝聚成倒锥状的烟尘。20分钟内，峡谷的天空变了颜色。
何国春一提到黄磷厂的烟雾就说：“起了妖风一样。”
这就是黄磷厂——它坐落于雅砻江上游的江峡中，距离盐边县城7公里。从它脚下流过的江水，与安宁河汇合之后最终注入长江，成为下游数千公里沿江居民的生命之源。
被激怒的县城
1997年，何国春的家乡——攀枝花市下辖的盐边县，因二滩水电项目施工的需要，搬迁至桐子林镇。
几乎同时，黄磷厂选址于7公里外的得石镇。这家隶属于川投电冶有限公司(简称川投电冶)的工厂，于1999年8月开始投产，年产黄磷6万吨。每生产1吨黄磷，会产生7吨废渣，污染还包括每年产生的15600万立方米黄磷尾气。坊间流传的消息称：厂子落地于此，米易县给予了特别优惠政策。
尽管白花花的废渣在江边越堆越高，但盐边人原本并不了解近在咫尺的黄磷生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直到2000年3月，乐山境内的大渡河上突然浮起大片死鱼，数量达500吨，白花花地漂满了200公里的江面。调查证实：起因是大渡河上游某化工厂排出的生产黄磷的废水。
这引起了罗兴全和更多盐边人的注意——他们透过自己家的窗户，一天天看着成排的烟囱喷吐烟尘，看着明净的峡谷云雾缭绕，亲身感受着原本为一级的空气质量，一天天下降。
而黄磷厂经理张铭泰成了盐边县的座上宾。一位盐边官员证实：“盐边刚搬迁过来时财政非常困难，希望黄磷厂能在盐边发展一些配套和后续加工项目，带动经济发展。那时候开人大会，每次都要请磷厂领导坐第一排。”为此，盐边县无偿划拨了60亩土地，虚位以待。
最后的结果是：只来了一个包装厂和一个贸易公司，还有“7·2”事故。
事发两天后，居民砸碎了办公室的玻璃，拦下了5车黄磷。一辆运货卡车被掀，后经证实车主是来黄磷厂拉货的客户，因此引起的赔偿诉讼，持续数年。
此时，在罗兴全的身边逐渐聚拢起一批民间环保志愿者，他们自费购买摄像机，轮班值守在黄磷厂周边，试图拍下证据。镜头里，废渣从一辆货车上洒落后，司机马上将其铲下河滩，尽管那些渣子还在冒烟。
罗兴全将各种资料随时带在身边。他们向各级人大提出提案，到攀枝花市政府门前向行人散发材料，还曾上书水利厅、上书国务院领导，并将万人联名信托人递送至国家环保总局。但得到的回答是：黄磷厂通过了省级环保评估，周边环境没有检测出超标。
“7·2”事故后，《攀枝花日报》曾经连续报道黄磷厂给攀枝花带来的经济效益。报道称，该厂是为解决二滩电站的富余电力问题而建的。川投集团占有二滩电站45%的股份，就近发展高耗能产业，相当于自己发电自己用。因此黄磷厂使用着二滩不经上网、直接落地的自供电，享受着每度0.15元的最低电价。
黄磷厂所在的川投电冶，是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川投公司)的下属企业。而川投公司则是四川省政府的主要投资主体、省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主体和重点建设项目融资主体，资产总额超过500个亿。用民间的话来说，“是省上的菜篮子”。黄磷厂在攀枝花落地数年后，时任攀枝花市委书记的秦万祥，调任川投公司，先后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事故之后，黄磷厂经理张铭泰在电视上发表了公开道歉，承诺整改。厂方向盐边县支付了六十余万元。作为居民举家外逃的补偿，何国春7·2后从居委会主任手中领到了12.5元。此后，磷厂选址不当的问题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造成一人死亡、万人奔逃的“7·2”事故，最终没有直接责任人受到法律制裁。
盐边县人大副主任张林说：“7·2”事故以后，黄磷厂确实重视得多了。原来泥磷池修在河边上，用的普通砖，就像农村里打的小水池，一垮就下江。2002后连续两年没出污染事故，跟加大投入是分不开的。
但生产造成的氟化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在气压低的雨季尤其难以排开，特别容易在盐边县造成雾气。县里曾经向黄磷厂提出商议：是否能在雨季尽量减少生产？但雨季也正是电力饱和的时候，厂方要开足马力生产，这个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2003年5月，盐边县16名人大代表和一些单位负责人，一行32人到黄磷厂会商。当天在场的一位人大代表说：张铭泰一开始态度恶劣，说黄磷厂是省办企业，牺牲盐边一点利益是正常的。会谈后来变成了愤怒的声讨：“你儿子要是在盐边，你咋看待？”四十多岁的张铭泰最后噙着眼泪一再说：“你们反映的问题我向上转达……”
2004年，张铭泰因经济犯罪被判无期徒刑。
就在那次会商后的两个月，15吨黄磷在运输过程中不慎翻入江中，盐边人又一次留下不堪回首的记忆：“江面红彤彤的一片……”
尴尬的县政府
磷难频发的数年中，盐边县和攀枝花市党委政府的领导班子几次更迭。
用县人大副主任张林的话来说：2002-2004年，对黄磷厂污染问题的反映以民间为主。“在攀枝花发展的大格局下”，县级政府成了“两面人”。而市政府的态度是：只要不出事故，正常生产还要保证。前任某领导曾一再强调：生产规模要从现在的年产6万吨，提升到10万吨。
就在“7·2”事故前三个月，川投电冶受到攀枝花市表彰，获得“九五期间完成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荣誉证书”。
那段时间，县委县政府每次从市里领回的指示，都是“做好工作，让群众对污染有一个理性认识”。但这样的宣传在百姓中成为笑谈，一位机关干部这样回忆“7·2”事故时时任县委书记的电视讲话：“说食品里都有黄磷添加，牙膏里也有，那意思就是可以吃呢。”一位县人大代表说：“县里那时的处境是：对上说不起话，对下说不走老百姓。”
搬迁新城的1997年，盐边县的财政收入下滑至1800万元。一些公务员回忆：到了“2001、2002年的样子”，才开始正常发工资，此间不得不依靠市财政的支持。
2005年12月，因黄磷厂位于论证中的桐子林水电站库区范围内，川投电冶董事会做出搬迁决定，自此开始与桐子林电站赔偿金额的谈判拉锯。分管环保的副县长肖方敏，在向罗兴全等民间环保人士通报这一情况时说：“事成之后，我给各位庆功！”
他年迈体弱的老父亲，本来就有严重的呼吸道疾病。在“7·2”事故的避祸中，是被人背着从二楼下到一楼的。
2005年底，以罗兴全等人为代表的民间环保人士，征集了四千人的联名，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案至今未予立案。盐边县一位官员说：“市级法院判省属企业，现实吗？”
然而坚冰毕竟已经开始松动。因为与桐子林电站的建设冲突，黄磷厂的搬迁已成定局，但赔偿谈判进入艰难拉锯。盐边县希望趁此机会促成此事。2005年12月底，代理县长徐明义签发了文件，从而使盐边县对黄磷厂彻底搬迁的呼吁，第一次以官方正式口径发出。
次年人代会上，徐明义高票当选为县长。
此间，本届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新政绩观等概念渐入人心。因松花江污染，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而四川省的主要领导也因沱江污染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向公众致歉。
在强大的GDP导向之下，一个心结历经五年，方才冲破压抑。
数年来的各级人大会议上，“黄磷厂问题”几乎就是盐边人大代表的中心词。“不能把它当豺狼虎豹，但它也不能拿我们当兔子。”攀枝花市唯一的全国政协委员，将这个问题带上了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
这也离不开民间环保者的推动——5年来，罗兴全向各级部门寄出了数不清的举报材料。2006年，盐边县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正式注册，在县城中心地带拥有了一块小小的环保宣传板。罗兴全在协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再一次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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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华鲟会不会成为白鳍豚第二？
来源 : 长江商报 2007-11-8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2007-11-8/65286.htm
历经了25年的人工繁殖仍难挽救中华鲟
几个月前，当科学家们宣布白鳍豚功能性灭绝的时候，很多人为它的离去感到惋惜。
被誉为“长江鱼王”的中华鲟，虽经25年的人工繁殖，同样形势不乐观。
科学研究发现，中华鲟已出现雌雄比例失调、性腺退化的难题，加之长江污染日益严重，中华鲟的未来令人忧心忡忡。
专家告诉记者：科学数据显示，人工放流对中华鲟种群的贡献率不足10%。但总体来说，尽管人工繁殖中华鲟已具备完善的体系，但是水体环境的改变，洄游数量的减少，证实自然繁殖仍是中华鲟延续之根本。
面对浩瀚长江，专家们感到束手无策，历经了25年的人工繁殖，似乎难以挽救中华鲟。
中华鲟最后的产卵场
11月5日下午3时，宜昌西坝庙咀江边。
12条小渔船依次摆开，男人们坐在船头，用磨刀石磨着小鱼钩。两天里一条大鱼(中华鲟)的影子也没有发现。不过，他们也有开心的时候，就在两天前的一个上午，他们捕获了6条大鱼，把他们乐坏了。
这群男人多数姓杨，是来自宜都长江边的渔民，受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和长江水产研究所雇请，来这里专门捕捞中华鲟。捕捞的工具是祖辈传下来的小滚钩，“把钩沉到江底，沿着斜坡往上拉，只要小钩碰到了大鱼，小钩就会越缠越多”。
葛洲坝下游水库的一部分是捕捞地点；上午9点到下午2点，是专家们规定的捕捞时间。
可是，渔民并不买账，他们甚至有时为了确定捕捞时间和地点，与专家们发生争吵。
“捞一条大鱼多少钱，谁不急哦。”杨师傅夸耀，他小时候和父亲在长江里捕鱼，随处可见的中华鲟并不是稀罕物，10多条小渔船一天可以捞几十条！
“不过，那时中华鲟不值钱，一斤才卖8毛钱。”
40多岁的杨师傅并不能理解对面几条船上专家的想法，他们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为了一条“大鱼”。
“才过去20多年，肉味腥得不得了的中华鲟，咋就成了个稀罕物！”杨师傅不解。
船上有“鲟考”的字样，专家们来自长江水产研究所。10月13日这天，他们一行20多人开赴宜昌。
领队杜浩告诉记者，为了研究和繁殖中华鲟，每年他们都会来宜昌住上2个月。
“谁叫这里是最后的产卵地呢。”他对自己年复一年的工作并不厌倦。
本来，每年夏秋时节，中华鲟便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至长江上游金沙江一带的16处产卵场产卵，待幼鲟孵出后，便顺江而下，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但是随着葛洲坝水电站的建设，它们在长江失去了产卵繁殖的场所。经过长达5年左右的适应，中华鲟在葛洲坝下游的宜昌长航船厂至万寿桥附近约7公里江段上，形成了新的产卵场。
对于科研来说，这7公里就成了最后研究中华鲟的目的地，也是人工繁殖中华鲟所需亲鱼(用于人工繁殖的野生种鱼)的捕捞地。
大江截流开始人工繁殖
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是最早参与研究中华鲟的机构，这里收罗了各种鲟鱼。
10月5日上午，研究所里来来往往的全是黄头发、蓝眼球的外国游客。
游客们第一次见到中华鲟，显得无比兴奋。“Aclpenser Sinensis Grdy(中华鲟)——真的是比人还长的古老大鱼呢！”灰褐色的肌肤，长棱形的身体……中华鲟每挥动一次尾巴，都能激起一阵叫好声。
不远处，两位工人的劳作并未引起游客的注意。
他们正在将人工繁殖的“小蝌蚪”，从一个水池里捞起移到水桶里。其实，这种灰白色的“小蝌蚪”就是中华鲟，它们来到世上还不到2个小时。“你看，它们都在游动，头是头，尾巴是尾巴……”
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总工程师肖慧介绍，1981年葛洲坝截流，长江被一道大坝拦腰截断。千百年来，中华鲟上溯长江繁殖的通道猛然间被阻断，长江的合江至金沙江屏山段的800公里16处产卵场也全部消失。
“不能因为葛洲坝的建设，而让中华鲟灭绝。”
1982年，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成立。当年，由长江水产研究所、湖北省水产局、宜昌市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中华鲟人工繁殖协作组开始工作，它们的任务是人工放流增殖中华鲟。
所谓人工放流增殖，就是从长江里捕捉野生雌雄中华鲟，进行人工取卵取精，人工受精，繁育出幼苗，放入长江，以增加长江里中华鲟的种群数量，达到延续物种的目的。
次年，人工繁殖中华鲟获得成功，此后不久便开始向长江增殖放流中华鲟苗和幼苗。
25年过去了，长江水产研究所和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每年都要人工捕捞野生中华鲟，进行人工催产繁殖，并投放几十万尾幼苗到长江。
如今，在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的后院有两个简陋的、密封的塑料大棚，里面是“小蝌蚪”的成长地。
饲养师傅介绍，照顾鲟苗比照顾娃娃还麻烦。24小时流动的水，是附近深井里抽上来的，“自来水太凉，达不到鲟苗的要求”；“原本这里是要装空调的，但是所里没有钱，也就只能搭起棚子，点上白织炽来提高温度了。”
“鲟苗稍微大点，就开始吃蚯蚓了，再大点就要吃专用饲料了。”
雌雄比例失调种群衰退
经农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批复，2007年度科学用中华鲟捕捞指标为24尾，其中12尾用于人工繁殖，12尾用于电子跟踪和标记放流。不久前，科研人员在宜昌江段捕捞野生中华鲟10尾，其中雄鱼仅2尾。
中华鲟研究所科研中心主任刘灯红说：“雄性比例持续减少，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问题日益严重。”
在这里工作了17年的这位专家有着自己的苦衷。
他介绍，按中华鲟物种安全性要求，雌雄的比例应该是1：1，但这几年雄鱼越来越少，有时达到10：1，2004年秋甚至达到了18：1，这意味着可能有部分成熟的雌鱼无法完成生殖，整个中华鲟的种群在衰退之中。“本以为雄鱼下降5年左右后，比例可能回升的，但近年观察得知，雄鱼比例仍在持续下降。”
“去年捕捞的19尾中华鲟中，仅发现2尾雄鱼。我们现在进行的人工繁殖，都是两个所里雄鱼共用。”刘灯红说，早在1995年就注意到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
“雄鱼比例为什么会持续减少？”
“雌雄失调是中华鲟资源量下降的表现。”刘灯红解释，由于雄鱼8年就可成熟，而雌鱼最少需要14年。近年来，长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雄鱼的抵抗力不如雌鱼，一旦环境有变，雄鱼资源首先衰减。“也有可能，在此期间发生性逆转，让原本出生的雄鱼，忽然‘变化’成为雌鱼。”
此外，葛洲坝建坝后，中华鲟持续了约5年的转化期。这5年左右时间中，产卵地由原来的16处之多，减少到最后找到的一处产卵地。对现在出现的高龄化中华鲟来说，就是因为受这段时间的耽搁而出现的阶段性影响。
“雄鱼中华鲟鱼精子活力下降，也是性别比例失调的一个原因。”刘灯红说，中华鲟起源于东欧比较寒冷的地方，属于亚冷水鱼类，需低温刺激其性成熟。10多年前，中华鲟快速运动精子可以达到数分钟，现在已不到30秒了，几尾雄鱼都不能保证催产1尾雌鱼。而现在长江水温升高，中华鲟产卵期已推迟20天，11月中旬才产卵。
“原来一年产卵2次，2003年以后发现只有1次了。”
当然，“回归雌雄比例平衡”是每位科研人员都愿意见到的，“现在还不能人为地改变性别”，对由外因造成的种群雌雄失调，只能是期待时间能让其回转。
700万尾鲟苗命运未卜
长江中究竟还有多少中华鲟？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一个不太准确的数据显示：因很多中华鲟生活在海洋，从目前洄游估算的数据来看，上世纪80年代初长江中华鲟的数量至少在2000多尾以上，现在长江中估计在200尾以上。
从1983年至今，长江水产研究所和葛洲坝中华鲟研究所每年都投放大批的鲟苗，至今已达700万尾。其中，长江所已经投放了200多万尾，而葛洲坝所更是投放了500多万尾，而且幼苗的规格和质量越来越高，小的身长也在10cm以上。
每年的12月和4月，是小鲟苗放流的最佳季节。
“人类至今仍然不能完全靠人工繁殖将这个物种保存下来。”
刘灯红说，几百万尾的中华鲟被放流到长江，持续了20多年，人类为拯救一个物种的确尽了最大努力，但是这些应该成年的中华鲟是否回到过长江，尚未可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从中华鲟找到新的产卵地——葛洲坝下游7公里江段后，在这里产出的后代已经开始洄游出生地。“我们曾经捕获到10多岁的中华鲟，且已经性成熟。”
这个消息带给刘灯红的不仅是兴奋，更让他看到一个物种延续下去的希望。“说明中华鲟经受住了葛洲坝阻断等自然环境的影响。”
为了弄清楚放流中华鲟的情况，从2000年起，科研人员开始保留放流中华鲟的DNA信息。“如果捕获到的中华鲟的DNA与保留的一样，那就证明放流的中华鲟至少有一部分存活了下来。”
其实，大家一直在等待“第一尾中华鲟”的出现，这条靠人工繁殖、存活下来的鲟会给整个中华鲟物种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无人知晓。
中华鲟的保护并不乐观
“25年过去了，中华鲟的保护和繁育是否成功？”
刘灯红为难地告诉记者：“对于人类保护中华鲟的工作来说，人工繁殖技术体系已经成功，但是总的来看，对中华鲟的的繁育和保护并不乐观。”
“不是说，中华鲟能够人工繁育和大量放流，就安全了。”
他解释，中华鲟人工放流增殖必须依赖于野生亲鱼。一旦野生亲鱼断绝，人工放流增殖将无计可施。野生亲鱼越来越少，留给人类作为的时间越来越局促。现在人能够做到的程度只是繁殖出第一代鱼，也就是说人工养的鱼还不能生产出第二代、第三代，人类还不能将中华鲟物种的链条连接起来。
其实，中华鲟的危险正和白鳍豚一样，一旦野生中华鲟种群在自然界消失，人类只能是扼腕长叹，中华鲟就会成为第二个“白鳍豚”。
一个事实是：人工放流的再多，绝对比不了自然繁育的。
科学数据显示，人工放流对中华鲟种群的贡献率不足10%，可见自然繁殖仍然是中华鲟这一古老种群延续下去的根本，保护长江生态环境是我们的紧迫任务。
不足10%是有依据的。刘灯红介绍，开始10多年的放流基本上对补充中华鲟资源量没有什么效果。在浩浩长江里，刚孵化出尚没有开口进食的鲟苗大多成为了鱼饵。
近些年来，随着放流的鲟苗个头的成熟，幼鲟的成活率才渐渐提高。
刘灯红很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他们不断的放流中华鲟，另一方面是环境的恶变，导致中华鲟资源量的减少。
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今年，从对10多尾中华鲟体检的结果来看，雌雄中华鲟的性腺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真正能作为人工繁殖的亲鱼不多。“雄鲟大都少精液，直接造成了人工催产困难或不能催产。而雌鲟腹卵没有发育到第4期，导致卵不能受精。”
总工程师肖慧介绍，刚开始他们利用脑垂体催产，后来改用效果更好的激素。现在，面对性腺渐渐退化的中华鲟，人类的技术是否还有作用呢？
长江：生地？还是墓地？
鲟鱼类的祖先在地球上已有1.4亿年的历史，有关中华鲟的故事早流传千年。
一位老人向记者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一个英国人把一条做了标记的中华鲟带到了印度，放养在一条河里。多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意外见到了这条被轮船螺旋桨伤害的鲟鱼。他不明白，从印度到中国远隔千山万水，中华鲟是凭借什么万里寻根，洄游到故乡的江河里？旅途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是的，长江是中华鲟的故乡，但这个故乡正在面临危机。
既然依靠人工繁殖，中华鲟并不能走出危境，还得靠自然繁殖延续其根本，那么，长江这条母亲河是否能够呵护中华鲟的延续呢？
“太难了，不敢往后想。”刘灯红告诉记者，长江水质不改变，中华鲟就再也回不来了。
最后的产卵地、幼苗……这些都将依靠长江水环境。他介绍，长江水体污染、噪音、温度的改变，已经开始改变中华鲟的数量、雌雄比例、性腺发育等等，这将决定着中华鲟的未来。
“现在唯一的产卵地，虽然被划为了保护区，但是水温已开始上升。”领队杜浩告诉记者，中华鲟的繁殖对水温要求苛刻，而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后，上游来水的温度开始上升，导致产卵地的温度上升。而长江作为一条繁忙的黄金水道，过往船只的噪音也影响着中华鲟繁殖。
水土流失、工业废水、生活废水、农药残留物等造成的水污染……长江和我国近海的污染问题更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有专家称，有很多的鲟苗正是被滚滚长江的污水淹没的。原本黄河、珠江等江河中也有中华鲟，也是被日益污染的江水和改变的环境赶出了家园。
长江究竟是中华鲟的生地，还是墓地，便看人们是否善待长江了！
【中华鲟简介】
中华鲟是一种大型的溯河洄游性古老珍稀鱼类，为我国所特有，主要分布于长江干流。
中华鲟个体较大，寿命较长，最长命者可达40龄，性成熟较晚。
据研究，在产卵群体中，雄鱼年龄一般为9至22龄，体重40至125公斤；雌鱼为16至29龄，体重172至300公斤。据文献记载最大体重达560公斤，是鱼类的庞然大物。因为它们是长江中最大的鱼，故又有“长江鱼王”之称。
中华鲟属于软骨硬鳞鱼类，其生理结构特殊，既有古老软脊鱼的特征，又有现代诸多硬骨鱼的特征。形近鲨鱼，鳞片呈大形骨板状；鱼头为尖状，口在颌下。从它身上可以看到生物进化的某些痕迹，所以被称为水生物中的活化石，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中华鲟的经济价值很高、浑身是宝。皮可制革；鳔称为“鳇鱼肚”，含有丰富的胶质，可配制上等漆料，并可入药；尤以鱼卵最为名贵，用鲟鱼卵制成的“鱼子酱”，含脂量极高，被视为世界三大珍味之一。
目前，长江的中华鲟已被列为国家级保护动物，在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被列为I级保护动物；在《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鱼类》中被列为易危物种。
14、说句心里话：不能再干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事了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1268.html
“不能再干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事了！花再多的钱也要实现节能减排达标。”河北省迁安市九江线材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玉江近日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
下定这样的决心对赵玉江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九江线材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钢铁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２年。赵玉江说：“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上了一批环保项目，尽力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他向记者介绍说，企业的发展还安置了周边群众就业，带动运输业、服务业迅速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近１５亿元。
但对照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的政策要求，他发现仍有部分项目不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特别是一批落后产能属于应被淘汰之列。这曾使他思想上产生忧虑，因为淘汰这些产能将使企业遭受几亿元的损失。
赵玉江说，今年以来，迁安市按照唐山市的统一部署，全面开展了科学发展观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使他对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通过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他的思想疙瘩逐步解开了。
“落后产能不仅浪费能源、污染环境，也有损企业形象，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必须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赵玉江感慨地说。
说干就干。虽然按照政策要求还有几个月的淘汰期限，九江线材有限公司决定提前淘汰企业的５座１３８立方米高炉。记者在拆除现场看到２座高炉已被拆除，一些工人正忙着清理现场，另外３座高炉也正在拆除之中。
赵玉江对记者说，当时建设这５座高炉投入了１.６亿多元，拆除后直接损失１．５亿元。另外，５座高炉正常生产每年可创效益１亿多元。这就是说，淘汰这些产能企业将损失３亿元左右。
“损失再大也要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污染环境、浪费能源的事不能再干了！”赵玉江态度坚定地说。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他们还投资１．２亿元，正在建设余压发电、富氧喷煤等节能减排项目，使废渣、废气和废水得以循环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水平。
15、日刊：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
来源：新华网2007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503232.html
日本《呼声》月刊11月号发表题为“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的文章，作者是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文章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文章摘要如下。
环境负担持续加重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被指正面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水资源短缺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论调无疑是将责任完全推给中国，其实我们或许有必要把这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来加以解决。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这一观点。
第一就是无需赘述的“越境污染”问题。遭到污染的和含有有毒物质的食品被销售到世界各地。近来日本不断发出的光化学烟雾警报恐怕不能不说与中国大气污染物质的增加有关。中国的污染物不仅对毗邻的日本产生影响，甚至由于偏西气流的推动直接到达了美国。由此看来，将中国问题作为世界问题来对待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是产生这些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生产基地集中在中国，相应的环境负担也会集中到中国。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中国承担了全世界的环境负担，而且环境政策相对宽松，才吸引众多企业来中国投资建厂。在这点上恐怕日本企业也不能例外吧。
中国的环境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中国这面镜子折射出来的就是经济全球化的自画像。因此单纯地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简单地认为“都是中国的错”，可能会让整个世界在将来偿还更大的亏空。
还有就是“资源问题”。截至20世纪末，中国已经基本实现十几亿人口的粮食自给，而进入21世纪后，每年却要进口一成左右的粮食。虽说是一成，但中国的一成就相当于日本的全部。这不仅给世界粮食市场带来巨大影响，也使整个地球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深。
未来形势更加严峻
现在的情况才刚刚是个开始，今后的问题可能更加严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第一，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与环境问题相伴而生的各种不均衡也在扩大。汽车以一天1000辆的速度增加，电力企业也在超负荷运转。预计当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量与日本持平时，其能源消耗总量将是美国目前能源消耗量的两倍。能够满足如此巨大的能源需求的资源恐怕找遍整个世界也没有。
此外，城市与农村的不均衡、社会不同阶层间差距的扩大都可能引发剧烈冲突。中国历来有“大城市优先”的传统，城市污水总是排向周围的乡镇，增加了那里的环境负担。这种趋势必然在日后催生大量的“环境难民”，这不仅将加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环境负担，还有可能向世界其它地区扩散。
第二个方面是，气候变动及异常天气的增加，使得灾害和水资源不足的问题愈发严峻。喜马拉雅及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的冰川都呈现出减少的趋势，黄河、长江、湄公河、恒河、印度河等几乎所有的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如果冰川消融的势头得不到遏制，十年之内亚洲全境将可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
在全世界66亿人口中，有30亿都分布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为养活这些人口而进行的农业生产绝大部分都依赖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地区的水源。海拔5000至6000米区域的冰川就如同“水的银行”，它们所蕴藏的巨大水资源支持了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养活着如此高密度的人口。一旦冰川消融，这一切也将不复存在。
第三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石油价格飙升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崩溃。尽管现在油价飙升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预期石油需求将会增加等人为因素造成的，但这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以十年为一个跨度进行观察就会发现，石油开采的成本是在逐渐增加的。即便石油资源不会枯竭，但需要下挖到更深的地层，还是会增加成本，结果是有更多的油田遭到废弃。
“本国的食品和能源要是不够的话就从世界其它地方进口”。这种方式其实是建立在石油价格低廉这一虚幻的基础之上的。在经济全球化框架内，“本国没有就从其它地方运过来”这种20世纪通行的做法今后恐怕难以继续了。
全球问题共同应对
我们又将如何应对这即将到来的风险呢？作为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大前提，就是把建立在被过低估价的石油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从虚幻中解脱出来。然后就是尽可能实现能源、水和食品的“就近销售”。建立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分摊机制，而且必须考虑到如何让中国问题“软着陆”。
目前，过度依赖于总量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石油资源的局面已经得到扭转，典型的20世纪类型的全球经济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转变。在这股潮流中，中国的紧张状态似乎也得到了缓解。
至于日本应当采取什么具体措施，首先就是要灵活运用京都议定书中采纳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按照清洁发展机制的规定，一国在其它国家开展合作项目中削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以算在本国的减排量中。这比单纯通过金钱买卖排放权更有利于整个世界。
作为CDM项目的一部分，日本一些灯泡生产商希望在中国普及节能型灯泡。如果中国的3.5亿个家庭按每家8个灯泡计算，全部替换成节能灯泡的话，其节约的电能将是惊人的。
在美国国防部2003年出台的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曾明确表示“环境问题的风险远在恐怖主义之上”。到2020年，因气候异常和环境变动导致的风险将增加，不仅经济会遭受巨大损失，还会产生大量环境难民。由此可见，为了有效降低中国经济的风险，即便是挪用日本税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减轻中国的环境负担，也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问题的软着陆与地球及日本的安全密切相关。我们应当参与中国的能源供给和生产过程，以期在十年之内缓解中国的环境和能源危机。这是日本对整个地球作出的最大贡献，同时也解决了日本自身面临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确立包括日本、中国及韩国在内的“东亚环境共同体”这种全球化视角，主动跳出20世纪旧有的思维模式。现在的情况是，要想保证作为共同资源的环境、水、能源和食品的可持续利用，就必须建立共同的管理体系。
此外，在环境污染和资源问题上，多数意见都认为“日本是受害者”，当然认为是加害者的意见也不是没有。最明显的就是垃圾出口问题，特别是随着家电产品更新速度的加快，废旧家电数量迅速增加。尽管有一部分可以循环再利用，但是从总体来看不能否认这加重了中国的环境负担。
此外还存在所谓“碳连锁”的问题。比方说，日本为了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征收环境税，这就会迫使一部分企业将生产转移至中国这样没有排放限制的国家。至于钢铁产品，尽管最后的精炼过程还是要回到日本国内，但是之前的一系列生产活动都被逐渐转移到了中国。最终的结果是虽然日本国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但对整个地球来说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是在增加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仅仅以国家为单位制定限制措施，应当在整个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制定一套合理的减排制度。不能够把负担完全抛给中国，而是应该将此问题作为全球性的经济问题通盘思考。
消极抵制不合时宜
40年前，日本以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开始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以奥运会为分水岭出现了一些结构性问题。在1960年，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尚能达到80%，但是40年后就只剩40%了。奥运会召开前东京的水源主要来自多摩川和地下水，但是奥运会之后将近90%的城市用水则需要依赖于“远方”的利根川。日本的上下水系统运营成本巨大，而且不得不依赖大量的石油和电力消耗，十分脆弱。
中国现在正在走日本的老路。北京在奥运会召开前已经出现了粮食自给率下降、需要从全世界进口食品和能源的趋势，正在建设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把长江的水引入北京。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点，北京奥运会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已经与东京奥运会截然不同了。上世纪60年代，促进经济全球化与国际贸易还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手段。但是今天，由于石油本身的成本和对环境的破坏，经济全球化不仅不具有建设性，甚至还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与日本同样存在结构问题的中国正面临不可估量的风险，怎能对此放任自流。
如果现在还要抵制中国产品，把因北京奥运会产生的大气污染和水资源不足问题当作别人家的事不闻不问，那就太不合时宜了。如何把中国问题作为全球性问题平稳地解决，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