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10-17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 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迎来绿色发展模式
2、新华网：中欧流域管理项目启动
3、我国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保护黄河流域
4、生态文明首次写进党代会报告
5、“生态文明”：将环保提升至伦理的高度
6、污染源普查试点结束 调查各类污染源3万多个
地方信息：
7、河南否决54个“不环保”项目
8、三问山西生态：“煤黑子”如何披绿衣 ？
民间环保：
9、乐水行之金沟河
深度报道：
10、区域限批下的中部困局：部分城市寻求经济转轨
环境时评：
11、浪费与节约
12、“绿色外贸”：遏制污染的锁喉之举
13、观察与分析:要“挺得住”也要“站得住”
14、应该叫响“生态文明”
15、凭啥用户为"水污染"埋单
1、中国迎来绿色发展模式
来源：中国日报2007-10-17
http://www.h2o-china.com/news/53180.html
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英文《中国商业周刊》10月15日报道：中国的发展曾经一路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而这次尤为剧烈——她将转换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15日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非常有可能给人们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中国即将告别现在的以破坏环境和浪费能源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该转变借鉴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
此前的发展方式，尽管为中国赢得了曾经的辉煌，但是中国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此种模式是陈旧落后的，不可持续的。中国要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一条依然充满活力的、环境友好型的道路。
当然，中国并不会因模式的转变而放慢其发展的步伐。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将会迎来绿色的发展。这种尝试在中国的历史上史无前例，因为中国将自己探索一条“边发展，边治理”的道路。发达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中国不能借鉴。
的确到了历史性转变的时刻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高速发展建立在其资源的最大限度的开采上。其破坏程度的严重已经到了不得不进行变革的时刻。否则，这种浪费式发展的惯性必将把中国带到环境崩溃的边缘。
当前很难预测，中国，这艘举世瞩目的发展中的巨轮，在经历此次调整后将驶向何方。但是，大体的路线已经设定：对旧的发展模式说“不”；对温室气体排放说“不”；对污染和废弃物说“不”；对片面追求GDP而破坏资源说“不”。中国即将为她的绿色事业投入巨额的资金，就像她当初为了建设雄伟的码头、发达的高速公路那样慷慨大方。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里，一批新兴行业将冉冉升起，蓬勃发展，例如，生物能源、污控技术、垃圾处理，同时还有对传统农业和工业发展方式的技术革新。
如果你只盯着长征火箭发射、三峡大坝建设、上交所股市的涨幅，以为那些就是在中国发生的大事的话，那么你需要将眼光放得更远、更高！
中国的环保事业潜力巨大
曾经，人们一度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仿佛这些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所难以避免的——孩提时代，和小伙伴在河里一起游泳时周围飘过的死鱼和垃圾；在烟尘笼罩的城市金融中心里，白领一族正在遗忘满天星斗的美景；耗资数十亿的投入，城市却因为管理混乱而变成一个大工地，充斥了尘土、嘈杂和建筑垃圾。
那是一个国家环保总局还不存在的年代。
70年代，环境部门只是当时国家建委很不起眼的一个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国务院的组成部分里依然没有她。
环保总局成立于1998年。
而现在海内外的舆论普遍认为，该部门应该继续升级，成为一个掌控环境全方面事务的部级单位。
自从环保总局成立以来，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加大了投入。
2006年，中国单位万元GDP的能耗降低了1.23%。尽管依然没有达到国家设定的“十一五”目标，即五年内万元GDP能耗降低10%，每年减少2%，但是对于一个GDP每年平均增长10%的国家而言，这一回落已经可喜可贺！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曾经说过，对于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把在2006年产生三百万个工作机会的环保行业，称之为一个产业，有些为时过早。
但是不容置疑的是，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去年，共有3.5万多个相关公司注册，总收入达到6000多亿人民币，净利润有520多亿元。
行业专家预计此行业在“十一五”期间将会以年增长15%，甚至更高的速度，飞速成长， 到“十一五”末期，总收入将达到1.1万亿。
国家发改委要求今年在以下环保领域大力发展相关机械方面的制造，包括：
·污水处理设备：到2007年底，全国将每日提高1200万吨的污水处理能力，达到日处理60万吨的化学需氧量。
·火电厂的脱硫设备：预计35兆瓦的火电发电设备都将安装脱硫设备，可以减少123万吨的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生活垃圾处理设备
·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及循环利用的设备
·工业废弃物处理设备
同时，那些在生产工艺方面严重消耗自然资源，产生高污染的小作坊，比如散布各地的小型冶炼厂、化工厂等，都将受到严格的监控。而小型的煤矿、小火电厂，都已经被勒令逐步拆除。
山东、河南在某些方面的行动甚至走在了中央政府命令的前面。对当地的污染行业，高能耗行业，他们都已经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记者尤诺 孙晓华)
2、新华网：中欧流域管理项目启动
来源：新华网2007年10月16日
http://www.hwcc.gov.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1614
新华网济南１０月１６日电（记者邓卫华、王汝堂）中国－欧盟流域管理合作项目１６日于山东东营市举行的第三届“黄河国际论坛”上正式启动。双方将在今后５年内，投入近２亿欧元的资金推进黄河流域污染减少和长江流域生态修复。
这一项目是２００５年第八届欧盟中国领导人会晤时签署的。欧盟将对这一项目提供２５００万欧元，加上中国自身的投资以及世界银行的贷款，整个项目的投入将近２亿欧元。项目将由欧盟与中国水利部、国家环保总局、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共同合作实施。
推进黄河更净的黄河中游污染防治项目主要涉及河南、山西、陕西三省。中欧流域管理项目将编制黄河项目区（包括渭河、汾河、涑水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控制规划，制定水污染综合控制方面的政策体制保障，并将应用先进的节水减排意识，通过提高公众意识等手段来减少这一区域的水污染。
中欧流域管理项目还将与世界银行合作，在长江中上游的云南、贵州、重庆和湖北四省市约３７个县开展参与式小流域综合规划，广泛发动当地群众参与到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及生态修复中去。
中欧流域管理项目有关负责人说，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与欧盟国家过去和现在发展过程中类似的问题和困难，项目将借鉴欧洲流域管理的经验，通过转化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来实现中国流域管理模式的转变，促进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使之成为中国其他河流流域管理的榜样。
3、我国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保护黄河流域
来源：新华网2007年10月1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7-10/16/content_6890360.htm
新华网济南１０月１６日电（记者 邓卫华 王汝堂）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黄河水利委员会１５日在山东省东营市签署《２００７－２０１１五年合作框架》，明确提出在未来５年，双方合作“保护黄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推动黄河流域的综合管理，确保健康黄河，实现人水和谐与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这一合作框架，双方将共同组织黄河国际论坛，开展欧盟流域综合管理项目，推动《黄河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并探讨黄河流域水安全。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欧达梦说：“实行强有力的流域综合管理，是解决黄河问题的最好办法。世界自然基金会愿意与黄河水利委员会一起，实现黄河的流域综合管理，真正实现‘健康黄河’。”
黄河水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乘表示，希望世界自然基金会能将流域综合管理经验介绍到中国，对黄河的综合管理起到借鉴作用。
当天，世界自然基金会、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还在东营联合发布《中国流域综合管理战略研究》一书。研究报告首次详细分析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中国各大流域存在的问题和未来优先任务，并针对流域综合管理的立法、规划等工作提出了切实建议。
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新中国成立５８年来，在黄河治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黄河仍然存在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问题，并制约着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
4、生态文明首次写进党代会报告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7-10-17
http://www.h2o-china.com/news/53168.html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胡锦涛15日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这被认为有利于着力解决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环保总局不久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总体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频发的污染事件影响着人民的生活。
官方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全国七大水系监测断面中62％受到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污染。
今年5月份在华东发生的太湖蓝藻事件也引起了震动。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当地大规模发展化工业和轻工业，造成湖水污染，使200万人的生活用水中断。
胡锦涛要求，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认为，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批判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
他认为中国生态文明的内涵是: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和前提，生态文明反过来又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前两个文明。
胡锦涛的讲话在党代表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这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这个理念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是发展经济的抓手，是体现民生的窗口，在文化上与中华传统价值观有一致性，也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局长多吉说:“事实上，不论是青藏铁路的建设，还是西藏矿产资源的开发，生态保护都是我们首先考虑的重要问题。但‘生态文明’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来，是将以往的工作方法上升到了全党理论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
实际上，中国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及生态文明。到了1999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说，“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很多环保措施没有得到应有的落实。
来自广东的代表、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王东晓认为，报告中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他说:“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不仅对中国自身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也是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环境生态问题所做出的庄严承诺。”
在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广东，资源节约、治污减排已经成为当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2006年，这个以制造业闻名世界的经济大省单位GDP能耗为0.771吨标准煤/万元，比2005年下降2.93％。 (新华社记者 程志良 顾瑞珍 王攀)
5、“生态文明”：将环保提升至伦理的高度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7年10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389853.html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小区刚发起了第一次“绿色出行日”活动，倡导小区居民在每月30日不开私家车，改乘公共交通工具、步行或骑自行车。
49岁的李秀美是小区的环保积极分子，她说：“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得从个人做起，这也是帮助国家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嘛。”
就在距离椿树园小区两站地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共领导人刚刚在十七大上强调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胡锦涛首次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从近年常说的改善生态环境到提出‘生态文明’，显示中共领导人将环保从行为实践提高到理论和伦理的高度。”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王维平说。
胡锦涛在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还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王维平认为，胡锦涛的这些讲话既体现了民意也顺应了世界潮流。“老百姓关心什么？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不外乎是健康生活，比如，干净安全的空气和水，”他说，“另一方面，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中国理应成为其中一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和解决水问题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同时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也做出了令人赞赏的承诺。”
在当下的中国，环境保护已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话题。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与绿色有关的口号到处可见；电影明星被邀请来现身说法呼吁市民少用塑料购物袋；从“环评风暴”、绿色GDP到今年的流域限批，中国环保部门的执法行动也成为头条新闻。
无法回避的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也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长江三角洲的太湖地处中国经济最活跃繁荣的区域，却也是付出环境代价最为惨重的地区之一，今年5、6月份的蓝藻暴发事件危及沿湖居民的饮水供应。
马和励认为，中国在环保问题上正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产业结构，中国应当采取更多措施鼓励“绿色投资”，比如投资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以及推动企业采用环保技术；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为他们提供参与监督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渠道。
“中国特别需要建立‘谁污染谁付费’的制度，仅仅对污染者罚款是不够的。”他说。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也坦承行政措施的局限。他近期在《学习时报》上撰文说，四次环评执法虽然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十分有限。
潘岳呼吁建立一套全方位、多领域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以较低的成本有效控制污染，例如，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生态补偿和绿色资本市场等。
“中国严峻的环境形势使我们比发达国家更迫切需要出台环境经济政策。”他说。
中共十七大报告对“绿色”发展路线的强调令环保专家感到鼓舞。王维平表示，“希望十七大能够推动今后中国环保制度的建设，包括法制建设，比如正在审议中的循环经济法。”
6、污染源普查试点结束 调查各类污染源3万多个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7年10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389697.html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试点总结会议近日在重庆市召开。国务院第一次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玉庆在会上作了讲话，要求将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在全国普查工作中加以推广。
今年7月，国务院启动了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目前，各试点城市均按照要求实现了普查工作的全过程运作，共调查各类污染源3万多个。
王玉庆在总结报告中首先肯定了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认为基本实现了摸索经验，验证技术规范、工作细则和数据软件，探索普查组织动员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的三个预期目的，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普查工作奠定了好的基础。
王玉庆指出，当前污染源普查工作仍然存在着宣传氛围不浓、深入调查不够，以及工作细则、技术规范与实际情况不太适应等问题。他要求，加强对试点工作资料的整理，并及时汇编成册，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国家普查办对试点工作中反映出的问题要认真研究，及时调整相应的工作细则和技术规范。
王玉庆要求，下一步各地要加强领导、强化机构、落实人员和经费，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加大宣传力度，为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做好宣传准备；抓紧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选聘和培训计划的制定。 （徐伟 ）
7、河南否决54个“不环保”项目
来源：新华网2007年10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72/6386813.html
记者１６日从河南省环保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有５４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被否决，５个项目被调整。
近年来，河南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对重点耗能行业调整的规划和措施，提高对高耗高污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对于可能新增污染源企业的项目，环保部门在审批时，严格环境准入制，企业所有新、改、扩建项目的新增污染负荷必须通过以新代老、区域削减等措施予以削减。
为控制高耗高污项目的建设，河南省环保部门不再审批焦化、电石、铁合金、化学制浆（草浆）、酒精等项目，并且从严审批那些存在产能过剩的电站、粮食深加工等项目，以及产业政策不明晰的化工项目，使企业做到了“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
截至今年９月底，河南省环保局共否决、调整了武陟县祥云蜡助剂厂２５００吨氯化法钛白粉生产线、栾川县科鹰钨业有限公司年产５００吨仲钨酸铵扩建项目等５９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建设项目，可削减ＣＯＤ８１７６．１吨、削减二氧化硫１．５万吨。
8、三问山西生态：“煤黑子”如何披绿衣 ？
来源：新华社2007年10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388381.html
１６日下午，党的十七大山西代表团向媒体开放讨论十七大报告，来自海内外的十几家媒体记者早早就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山西厅。记者向代表团提出了６个问题，其中３个问题涉及生态环境。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山西作为煤炭大省，怎样才能尽早甩掉‘污染大省’的帽子？”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记者话音未落，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就拧开了麦克风。他说，十六大以来，山西省委明确提出“不要污染的ＧＤＰ，不要带血的煤”，打响了生态保卫战。五年来，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量降幅达48.6%。今年上半年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减排二氧化碳幅度位居全国第一。
“全国需要山西的煤，但山西不能留下污染”，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说，山西控制污染主要有“四招”，一是地方立法控制污染源；二是“摧枯拉朽治污染”，近几年关掉的污染重的焦化、电力企业影响ＧＤＰ１０００多亿元；三是环保部门对企业进行实时监控；四是大规模植树造林，每年提高森林覆盖率一个百分点。
“我的问题还是关于治污的。”胸牌上挂着“日本经济新闻”字样的一名女记者紧接着发问，“今年初，山西省吕梁市被列入环保总局‘区域限批’名单，请问后来情况如何？”
“今年４月９日环保总局解除了‘限批令’。”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代表立即回答，并介绍了吕梁市“重压之下如何重拳治污”。令政策代表补充说：“今年年底，我们山西将制订自己的限批政策，把节能减排目标一一落到实处。”
来自首都一家报纸的记者再次发问：“有人说山西干枯的烟囱上绽出了绿芽，这个绿芽到底是什么呢？”
“是循环经济！”十七大代表、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总经理任润厚代表说，作为山西五大煤炭企业之一，潞安集团从煤起步，不仅实现煤电一体化，煤化工也蓬勃发展，近年来还涉足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正从“黑色企业”向“绿色企业”转变。
山西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目前煤炭净调出量占全国的７５％。张宝顺代表说，“能源新产业”是山西当前最具前景的绿色产业，就在上个月，山西与商务部共同举办了“中国国际煤炭与能源新产业博览会”，吸引了世界４４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加。他表示，山西人民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把山西建成国家的新型能源基地和工业基地，构建充满活力、富裕文明、和谐稳定、山川秀美的新山西。
9、乐水行之金沟河
文图：王小娜
十月六日，中雨，在这样一个雨天的日子里，我们乐水行一样风雨无阻的开始了。这次我们考察的河流是位于玉泉山脚下的金沟河。从颐和园的北宫门出发，要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才能到达我们要考察的金沟河，不过，这样会有了更多的内容加入到到我们这次考察的过程当中。
铁杆支持者
路途中我们经过了京密引水渠的一段，这段水域供给着我们的生活用水。非常遗憾的是，路上我们看到水渠的两边有少量的生活垃圾。同行的专家讲，这样的饮用水水渠应该用暗渠，而不应该将饮用水暴露在外。因为资金，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今天，我们的饮用水水渠还是这样暴露着。
京密引水渠
在经过了这段水渠之后，我们便到了颐和园的一个小门，这边的小路直通向我们要去的金沟河。这一段走向金沟河的路，有着很多的传奇和历史的记录，这条路途经的河是清河的上游,曾经两岸都是稻田,乐水行的专家杨老先生说，他小时候在这边玩耍的时候经常会见到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据说毛主席当年住在颐和园的时候,特别喜欢从颐和园的这个门出来散步,他很喜欢这条僻静的小路。眼前这幅小江南的景象。让我们想象着当年。
传说中毛主席散步的小路
途中远远看到的就是玉泉山,当年玉泉山泉水被乾隆皇帝御批为“天下第一泉”。金代时建水院，称“玉泉垂虹”，乾隆改为“玉泉趵突”。杨先生说，清朝皇宫饮用水都为玉泉山水。每天由插着龙旗的水车，经西直门运入宫中。当年西直门每天早上一打开城门，第一个进城的就是皇宫运水车，每辆车上放着四个大水桶，上面盖着绣龙的大苫布。用玉泉山水浇灌的水稻质量极好，玉泉山泉水也是颐和园的水源，只是近代水源减少了。我们远远望着玉泉山继续前行，风景也是越来越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这样的自然风光已经不多见了。
荷花
走过了这条水边小路后，我们这次考察的金沟河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金沟河也是人工河，它是永定河引水渠，在滨角园码头和昆玉河回合后流入八一湖 ，随着来水的减少和水质的改变，现在逐渐的弃用了。
金沟河
如今，在我们眼前的金沟河其实不能称之为河，这是我们在到达金沟河时的感觉。它所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小田园的景象。这是我们所考察的河流中还算是比较干净的一条。岸边有茂密的构树林，有各种美丽的野生植物。
考察中，我们的动植物组收获最大。观鸟组认识了一种叫八哥的鸟,据我们的冯永锋校长说,这种鸟原本生活在长江以南,因为近年来北京很多养鸟人将买来的观赏八哥放生,北京的野生八哥逐渐多了起来。这种南方鸟类似乎适应了北方的气候。不知这是否与全球气候变暖有一定的关系。
另外我们还认识了几种野生的动植物：鬼子姜，灰菜，野苋菜，紫穗槐
紫穗槐
蜗牛
在淅沥的雨中见到这些美丽的动、植物让人心里格外的舒畅。
但是，随着路程的继续，我们看到了与这些花花草草很不和谐的另外一幅画面。京沟河的两岸有很多村落，那里的生活垃圾就堆在金沟河的岸边，因为没有专门的人来处理，这些生活垃圾就这样随意地堆放在河的两边。
顺着这条路再往前走就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一段。看着那大片的工地，同行的人们在问着自己，当我们随意地破坏我们着我们身边的河流的同时，却又在从其他的河流引入水资源。为什么不爱护好我们原本就拥有的水资源，而是在破坏它之后又去分享人家的资源呢？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河流的命运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用水的方式吗？有一天，当我们打开水龙头，用上南水北调到北京的水时我们能用得那么心安理得吗？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问问自己，应该怎么感谢汉江两岸的百姓，把自己家园的河里的水调到了我们北京，更要问问自己，我们应该怎么检点自己的行为，靠别人给我们供水的日子要持续多久？
10、区域限批下的中部困局：部分城市寻求经济转轨
来源：决策 2007-10-17
http://www.h2o-china.com/news/53182.html
限批之痛
-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王运宝 徐浩程
环境治理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但绝没有像今年这样，因为一项政策而暴露得如此充分。当地方政府还在为环保与发展孰先孰后摇摆不定时，限批作为推动力“帮助”地方政府做出了选择。
限批不仅以“休克疗法”式的极致手段暂时缓和了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也给固守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地区一个警钟，更让地方政府直接承受到一个严厉的惩罚。被戴上“紧箍咒”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煎熬中度过3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
我们选取若干地区，以观察者的视角切入，走进这场风暴的中心去触摸地方政府的最痛处，不仅仅只是将这种痛感传递出去，更以期给那些处风暴之远的地方政府小小的触动，还试图借此透视中国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毕竟，中国环保已经结束启蒙阶段，进入到利益博弈时代，而限批也不只是一项环境政策，更涉及到一个地方发展的诸多层面。
虽然遭遇限批的地区已陆续获得解禁，但我们确信，2007年会因为限批而成为中国环境新政策的一个里程碑。我们所呈现的，仅仅是中国环保大进程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既是一种剖析，更是一次记录。
限批风暴重压下的周口
-本刊记者 徐浩程
当环保部门日益强硬，掉转矛头，用一种地方政府不习惯的重力撞击过去时，其当何去何从？追问这一问题，是探询与考量事件背后政府的应对逻辑，这是一条从下到上的反应链条，在这一链条上，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周口痛定思痛的突围。
地方政府其实很少让环保离开其关注的视野，尽管有时那是一场秀。但如果环保部门日益强硬，掉转矛头，用一种地方不习惯的重力撞击过去时，又当何去何从？
2007年7月3日，河南省周口市在这样的疑问中浮出水面。
这一天，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对包括周口在内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暂停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与循环经济类以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期限3个月。随后，河南省环保局又对周口下辖的郸城县实施“区域限批”。
自此，周口跌入了一个环境政策的风暴眼中。
尽管在80天后，周口成功地突出重围，但更令人关注的是，在“限批风暴”重压之下，传统经济模式乃至管理体制究竟如何应对？政府在事件的各环节想了什么又做了什么？
追问这一问题，是探询与考量事件背后政府的应对逻辑，这是一条从下到上的反应链，在这一链条上，既有基层无法推卸的“惯性”，也有周口痛定思痛的突围。而事件背后广泛的背景，则是各种积弊的交错，而非简单的一两人之过，中国“压缩饼干式”的工业化进程让很多现象或矛盾交错在一起，以更复杂的局面出现。
风 起
周口限批的“蝶翅”是在千里外的太湖上扇动的。
2007年5月2日，太湖蓝藻暴发，大面积水域水质恶化。这显然引起了国家环保总局对我国水资源污染的担忧，24日，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亲自率队到无锡调研，同时沿淮而上的检查组业已行动。
“5月29日至30日，检查组对周口23家企业和沙颍河、涡河、惠济河等河流水质状况进行了检查，发现有15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问题。”周口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后来回忆道。
这在平素也许“不是个大问题”，但随着太湖蓝藻事件升级为无锡水危机，对周口而言，情况不再乐观。
就在检查组在周口检查的同一天，太湖蓝藻再度大规模爆发，影响到无锡200余万人的生活饮用水，无锡水危机开始受到全国关注。而此前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2006环境状况质量公告》中显示，我国近三分之一的水体连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
6月，国家监察部、环保总局对河南、广西、安徽等省区的3个开发区、1个工业园区的环境违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等到月底，环保总局高层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就已明确表示“现在水污染这么严重，温家宝总理也对太湖做出了相关批示，第四次环保风暴随时可能启动。”
除了无锡水危机，将环保风暴引向周口的还有宏观调控。“限批与控制污染、节能减排一样，正在成为中央控制经济过热的一个手段。”环保总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张坤民说。
在年初“区域限批”后，宏观经济过热的惊喊之声仍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争论尚存，但数据显示上半年GDP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所有指标都超过了政府宣布的无约束性低限目标，有的指标甚至突破了很多人认为不可逾越的高限警戒线。显然，环保风暴正在一步步逼近周口。
不过，周口此时“并非一无所知”。周口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告诉《决策》，在7月3日之前，乃至更早，周口就已经知道其可能被限批。
此时政府如能迅速正确的反映，或许还有争取主动权的可能，但多次与环保部门博弈形成的惯性思维，最终让周口错失良机。
在前期公关失败后，周口市政府制定了一套环境整改方案上报环保总局。除此，在周口本地媒体上找不到其他任何相关消息，政府显然只是简单的等待批复。而此时无锡已关闭了近千家化工企业，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更是公开宣称，“宁可放弃苏锡常一年的GDP，也要把环境整治好。”
结果可想而知，“6月29日，整改方案正式被环保总局否决了。”在周口市环保局的官员看来，环保总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方案。尽管在7月2日，周口淮阳县按照《淮阳县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方案》的要求，开展了一场代号“环保风暴”的专项清查行动，一举摧毁了3家小造纸厂，但已无法扭转大局。
就这样，周口掉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
冲 击
限批给周口带来的是直指痛处的连锁反应，莲花味精、财鑫集团等周口经济发展的主力首当其冲。
周口市郸城县财鑫集团是河南百强工业企业之一，2006年上缴利税1.2亿元，比此年郸城县全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还多。但在这场环保风暴中，却不得不面对多家下属公司被挂牌督办的命运。而有“中国最大味精生产企业”之称的莲花味精集团，更是被卷入了媒体关于其“关门停产”的质疑漩涡，股价剧烈动荡。
用莲花味精所在地、项城市市长邹洪的话说，“这次限批，已给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一些企业整改不好被关闭，将对我市的一些企业包括骨干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其实，这只不过是连锁反应最表面地一环，限批真正的杀伤力并非体现在对违规企业的制裁上，这一严厉的惩罚是要当地政府直接承受。
周口遭遇流域限批后，“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周口，给周口对外形象造成重创。”周口市副市长刘保仓说。本来，工业基础薄弱的周口市正酝酿着大发展，而“限批”令酝酿已久的新项目审批工作全部停止。
据介绍，2007年4月，在河南省委、省政府与全国河南商会会长联席会议的推动下，一项旨在振兴豫南的“4+2”（“4”即豫南的周口、驻马店、南阳、信阳4市，“2”即上海市河南商会与广东省河南商会）合作计划正式启动，其首站即在周口。
而在5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加快黄淮四市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内有28条“含金量”极高的扶持政策与措施。为此，周口特意召开了“贯彻落实加快黄淮四市发展若干政策汇报会”，提到了要努力实现“五个新突破”，即在项目建设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快工业化进程上实现新突破等。但随着“流域限批”的下达，这一切都成了空想。
周口市环保局局长司元亨说，限批之前，周口各县区数十个招商引资项目已进入了市环保局环评阶段，有些大项目则按要求报到了省环保局，“但是现在全停下了”，一些项目也许等不到解禁就会流走，而项目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命根子，不批准项目，还谈什么发展。不仅如此，“这次被限批了，会不会再有下次？潜在客商肯定会考虑，如果预期不好，便会放弃周口”，那将对周口造成长期、长远的影响。
不过，更让周口市委、市政府担心的是，如果长期不能解禁，不仅将与大好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在区域竞争中慢豫南其他三市一步，而且更有可能瓦解周口各界来之不易的发展氛围与士气。
在北京大学教授雷明看来，限批的逻辑其实很简单，“如果你舍不得某几个企业的税收，那么就让你更多的项目无法上马，地方政府自己去算哪个损失更大。”
对于周口来说，账目虽然清楚，但要如何抉择却非易事。
周口是一个农业资源大市，粮棉油总产量与商品量均居河南第一。按照中部作为全国商品粮和优质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的定位，周口“工业项目主要是围绕农副产品展开，大部分均为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比如食品、医药、皮革等等，这都是一些涉水量较大的产业。”周口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向《决策》分析道。所以周口没有高度污染的空气质量，却有几乎是劣五类的水污染。
也就是说，周口的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如果不发生根本改变，环境状态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改观。但除了农产品资源，周口几乎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即便政府竭尽全力地引导，投资仍然会大量涌向这些涉水量较大的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4+2”合作计划中，周口招商引资的项目，大部分仍是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
这意味着，周口乃至中部许多与其相似的地方，随时还有可能被环保总局限批。
当地一位官员的话非常能体现政府部门的矛盾心态，“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社会事业的发展都将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
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不仅是环保总局态度强硬，河南省在限批上表现出的态度也非常坚决。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公开表示，“对于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河南省周口市和濮阳经济开发区列入流域限批名单，省政府态度鲜明：拥护、整改。”
接到限批令当日，司元亨坐在办公室里一夜未眠，“危机四伏、四面楚歌、背水一战”，司元亨如此形容当时的心情。有此心情的周口官员绝对不在少数。
突 围
在“环保风暴”的重压下，周口开始意识到“惯性”已无济于事，必须赶紧做出反应。
7月3日下午，周口市市长徐光紧急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听取环保工作汇报，研究对策。7月5日下午，周口市委书记毛超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整治方案。
7月6日，在“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集中整治违法排污企业工作会议”上，毛超峰明确表示：“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一天不解限，难得的发展机遇、良好的发展势头都将是一句空话。”
自此，周口迅速进入到另一条反应链，即便在此后不久突袭周口的罕见大暴雨面前，这条反应链也没有停下来。
“限批对周口的震动很大，主要领导均亲自领队部署整改，急欲早日通过环保部门的验收、早日解除限批。”周口市环保局办公室曹主任说。
在7月6日的会议上，周口市成立了9个工作组和6个检查组，以15个被查的污染企业为突破口，对全市企业进行拉网式检查，并列出5个专项行为。15家企业每家进驻了2名驻厂监管员，监管员、地方政府、企业法人三方签订责任书，企业环保不达标，追究三方责任。其中，财鑫集团、宋河酒业分别拿出1300万元、1200万元用于治污，莲花味精也开始实施厂区搬迁计划。
同时，周口还在2003年以来的76份文件中清理出11份违规“土政策”，各区县修订文件45个，废止5个，并对372家“挂牌保护”企业实施了摘牌。
司元亨说，限批后的两个月，毛超峰书记对环保工作批示了9次，徐光市长批示了10次，分管环保的副市长刘保仓批示了18次。“限批后，市里领导几乎没有周末，亲自督促企业逐家整改。”
白天在周口市环保局很难找到人，“白天都出去检查，晚上开碰头会。”这是周口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两个多月的生活状况。“写个什么什么材料。”环保局办公室的常兰军，夜里常接到领导这样的电话。
终于在9月11日，周口接到了环保总局解禁的文件，成功走出环境政策围城。即便多日之后，周口市环保局仍十分郑重的从抽屉里轻轻取出该文件，向《决策》展示。
但事情并未因此而结束，在解禁之后，替周口“叫屈”的声音开始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周口水资源污染的确存在，但很难说达到了限批的程度。
与同时被限批的山西吕梁等地相比，“周口几乎没有冶炼、水泥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高耗能项目，这些项目周口再怎么招商也引不进来，因为周口没有资源。”周口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多少有点无奈。
但周口承接了其上游至少5个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翻开地图可以发现，作为淮河最大的支流，周口的沙颍河由3条河汇合而成，一条是发源于鲁山县石人山的沙河，一条是发源于嵩山的颍河，一条是发源于荥阳的贾鲁河。3条河流经平顶山、郑州、许昌、开封、漯河后，于周口汇合而成沙颍河，之后进入安徽。
张坤民告诉《决策》：“淮河从源头到平顶山这一段水质都非常好，肯定是二类水质以上。平顶山是矿区，从那里下来的淮河水质就每况愈下，到了周口就完全被污染了。”
很显然，周口限批与此有很大关系。
周口市环保局的官员告诉《决策》，周口市委市政府也深知周口对实现淮河流域防治目标负有重要责任。但让经济如此落后的地区去承担如此艰巨的环保任务，结果能乐观吗？没有相关补偿机制，不能不让人质疑周口流域治理工作究竟能走多远。
而更大的质疑是，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是以全国大环境、发达地区为依据的，但就不发达地区是否适用则鲜有人问津，而执行后带来的一系列善后问题，还是要当地政府去承担。
限批下的中部困局
-本刊记者 王运宝
欠发达地区的“吃饭”与“环保”并不矛盾，如果环保搞不好，这“饭”也肯定“吃”不好。
一个百强县背后的区域尴尬
“不仅仅是环保问责，简直是狂风暴雨。”7月3日，河津市环保局局长阎吉河，情绪激动地对媒体说道。“就在我们全力以赴、不断加大环保治理力度时，河津再次被环保总局通报，并定为流域限批对象，我们对此确实始料未及。”阎吉河颇为无奈。对河津来说，这是继今年3月22日，山西省环保局宣布对其实行区域限批制裁后，受到的又一重大制裁举措。此次环保风暴之猛，在河津历史上从未有过。
河津地处黄河与汾河交汇处，这里诞生了“鲤鱼跳龙门”的美丽传说。借助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如今的河津真正成了跳过龙门的“鲤鱼”，跃居山西省县域经济第一强，更是连续数年进入全国百强县：2003年第95位，2004年第83位，2005年更进一步，列第72位。2006年，河津市财政收入增速31.6％，达到27.3亿元，是名副其实的“三晋首富”。
“河津速度”一度让很多地区羡慕不已。不仅在山西省内，就是在整个中部六省，像河津这样能够连续闯进全国百强的县域，只有河南的巩义。
在成为山西县域经济状元的同时，河津的污染也是名列前茅，其支柱产业是煤、焦、铝、铁，利税大户同时都是污染大户，占河津GDP三分之一份额的山西铝厂，正是当地最大的污染源。
阎吉河局长出示了一份“河津市环境整治工作进度统计表”，截至6月24日，河津共取缔小煤场324座，小耐火窑280座，小石灰窑156座，小石场96座，小木炭窑149座，淘汰落后设施73个，炸毁废弃烟囱336个，全部都是高污染的资源加工型产业。由于河津空气质量每况愈下，当地甚至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宁在夏县呆一年，不在河津呆一天”，而夏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在山西，体会到污染围城与限批阵痛的，河津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惟一一家。“河津现象”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山西的尴尬，而是整个中西部资源主导型经济的尴尬。
“这是一种资源型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忧虑。”与河津一样遭受限批的吕梁市市长董洪运认为，其主要表现为三种力量。首先，冲动产生的内因是发展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形成的巨大反差，不断刺激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冲动。以吕梁为例，从1971年建区到2006年的3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有843亿元，仅为深圳市2006年投资总额的66％，不足苏州市的40％。
但是，怎样才能加快发展呢？丰富的资源优势成为冲动依赖的资本。吕梁地区煤炭储量超过1500亿吨，铝土矿储量达10亿吨。正是凭借丰富的资源，坐拥“金山”，才有了一搏冲天的底气和跨越崛起的本钱。与此同时，产业梯度转移成为冲动膨胀的助推力。
三种力量叠加在一起，董洪运认为：“发展的冲动演变成了不计后果的非理性热情”。如此一来，“收获”的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与财政收入，更有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国家环保总局连续3年的环保风暴，剑锋所指的重点区域恰恰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尴尬实现经济和环保的双赢呢？这对当下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来说，都是考验领导能力与领导科学的一道重大“考题”。就连
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无锡市，都陷入了太湖水危机的困境之中，更何况像河津、吕梁这样，正在依靠资源开发实现经济发展的中西部地区。
中部陷入“资源魔咒”
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山西两次榜上有名。其实，早在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率领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山西的污染状况进行检查。在与省领导会谈后，“中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这一说法开始公开化。在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全国3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里，山西一度独占13个，而且包揽前5名。
另据山西方面统计，因产煤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失达3700亿元。如果把山西20多年挖煤造成的地面沉陷、污染损失等计算在内，山西前20多年的GDP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从1978年到1998年的20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
河津、襄汾、吕梁等这些山西省内遭遇限批的地区，无一不是矿产资源主导型经济，这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类型之一。另一种类型就是与河南周口相类似，粮食深加工作为支柱产业的地区，如莲花味精，对水体的污染丝毫不亚于开矿。
但是，除了资源开发，怎样才能加快经济发展呢？河津市发展计划局一位官员的话极具代表性，“本地的优势就是资源，让投资者把钱投向其他产业并不现实，投资者追求的是利益。”2006年，临汾市招商引进的资金，近60％的签约项目都是煤焦铁项目。地区生产总值在山西排名第二的临汾市，曾是上世纪80年代闻名全国的“花果城”，现在已是连续被列入中国污染最严重城市的“三甲”。
与山西一样，中部的河南与安徽两省，也遭到限批大棒的当头一击。在2007年1月和7月的两批限批名单中，中部地区最多，特别是第二批6市2县5个工业区中，中部有7个，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半。刚刚经历了“崛起政策元年”的中部，发展加速度与环保限批“不期而遇”。继2004年开始的开发区整理整顿和土地严管风暴之后，2007年的环保风暴，将中部经济发展模式的“背面”，完整无缺地暴露出来。从区域限批到流域限批，地方官焦头烂额，四处扑火。
但环境专家普遍认为，这一招的威力巨大，卡住了地方政府的脖子。国家环保总局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认为，“这一次，地方如果应付了事，就无法解除限制，这触到了地方政府的最痛处。”限批可以说点到了地方的“死穴”。
而且，被限批的区域，正好都是所在省份规划发展的重点区域。在河南，周口是“突破黄淮”战略的主战场，政策倾斜刚刚为经济发展疲软的周口注入了一针兴奋剂；在安徽，皖江城市带的中心城市芜湖、省会经济圈与皖江城市带的双料成员巢湖市、两淮一蚌的龙头蚌埠市，全部遭遇限批；在山西，县域经济的状元与榜眼都被“斩落马下”，而吕梁占到了山西“两区”开发的半边天。
对此，董洪运曾在吕梁被限批之后这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环境”中，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贫困地区过去投资长期非常少，吕梁从1971年到1999年，28年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在一起只有194亿元，没有积累起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不应该和东南沿海一样对待。这些地区离开了资源优势，就没有别的比较优势，但资本是逐利的，哪里安全、哪里回报高就往哪里流动，怎么会到穷山恶水的地方来投资？资本家也不愿意来。“离开资源的依托谈发展是一句空话。”董洪运说道。
实际上，不仅仅是山西，中部的一些地区似乎陷入了一种“资源魔咒”：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发展粗放———贫困加剧。由此，董洪运认为：“尽快从这个恶性循环中突围，已经成为对资源型欠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发展理念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利益博弈时代
“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度过了观念启蒙阶段，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在中国的当前阶段，“官”的作为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是起示范性意义的，能不能改变“官”的行为，决定着一个理念、一个政策能不能成功。把“官”的问题解决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的确，围绕着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四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在一次次出击的限批政策下愈加引人注目。
实际上，限批的真正杀伤力并不是体现在对违规企业的制裁上，这一严厉的惩罚是让当地政府直接承受。如果政府舍不得某几个企业的税收，那么就让更多的项目无法上马，届时，地方政府自己会计算哪个损失更大。因此，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限批还是最有效的方式，有效就在于触动了地方领导，让政府的作用发挥出来。”环保部门以前面对的是违规企业，要一个一个去监督，难度很大。限批后，环保部门面对的是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监督企业整改，事半功倍。
正如潘岳所说：“以前是让你关停并转，我走了你又故态复发，我拿你没办法；现在是你不关，其他的项目就不给你批，你为了保一个亿可能要损失十个亿，你自己衡量得失。”对地方政府来说，虽然账目清楚，但要做这样的抉择并非易事。“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学校、卫生、道路，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和限制。”吕梁当地一位官员的话，体现出了政府部门的矛盾心态。
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心态的驱使下，地方上的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不同程度地存在“媚商”现象。一些外来企业也摸准了地方招商的“脉”，对应当承担的各种责任和义务推诿塞责。在被限批的山东莘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到一家屠宰企业征收排污费时，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横眉怒目：“我们是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交什么排污费！”
于是，企业和法律政策之间形成一种博弈，企业处处在寻找制度的“漏洞”。环保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企业既不怕查，也查不怕。不怕查，是因为他们大多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来的，格外受政府礼遇，执法检查往往绕道而行，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限批之前，在环保总局检查的126个园区中，有110个工业园区存在违规，占抽查工业园区的87％。限批之后各地对“土政策”的清理，就成为变相违反环境法规的最好佐证。
从本质上说，“这是传统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博弈。”董洪运认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寻找到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的一个结合点。在产业结构选择上，既要结合当地以资源为依托、为导向的资源型经济，同时要让它新型化，通过新型化来解决环保问题。就像潘岳所说的，欠发达地区的“吃饭”与“环保”并不矛盾，如果环保搞不好，这“饭”也肯定“吃”不好。而对中部来说，吃好饭与力破环保困局可谓两位一体。
毛超峰的周口新使命
-本刊记者 徐浩程
毛超峰履新，彰显河南省高层对“焦作现象”的高度认可，同时也让人顿生联想：毛超峰将带领周口实现怎样的提升？在流域限批的特定环境下，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2006年12月27日，“焦作现象”的操盘手毛超峰由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调任周口市委书记。
在河南经济版图上，焦作是资源衰竭型城市的代表，1999年其多项经济指标同时超两位数的负增长，并面临着污染爆发的危机。而周口不仅是经济垫底的农业大市，更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治淮目标的实现负有重要责任。显然，焦作、周口虽分属不同的经济形态，却有一个共同任务：如何在环境治理的压力下发展经济。
2006年，焦作成功转型，创造了地方经济与环境治理共同发展的“焦作现象”，而2007年，周口却接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一纸限批令。
作为一位地方领导，毛超峰履新，彰显河南省高层对“焦作现象”的高度认可，同时也让人顿生联想：毛超峰将带领周口何去何从？在“流域限批”下，这个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从焦作到周口
2006年12月25日，当得知毛超峰将赴周口上任时，一位焦作的网友在惋惜之余写道，“但愿毛书记不辜负周口人民的期望！”而在周口本地的论坛上，毛超峰的到来被列为周口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毛超峰显然被各方给予厚望，之所以如此皆因“焦作现象”。
历史上的焦作以“煤城”著称，许多行业都与煤炭有关，资源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在全市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曾一度占到80％以上。但随着资源枯竭，煤炭留给焦作的只有恶劣的生态环境：灰暗的天空，黑色的煤山，撒满煤灰的道路和建筑。毛超峰在2000年调任焦作市长之后，更因此公开向全市人民道歉。
而与环境污染交错在一起的，是焦作因资源枯竭而经济衰退的厄运。1999年，焦作三大经济指标更是同时“箭头朝下”：GDP同比下降13％，财政收入同比下降24％，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2.2％。此刻，焦作必须做出抉择。
对此，毛超峰给出的思路是“一是把发展的目光从地下转向地上，二是城市发展从黑色到绿色”。但“长期形成的产业体系要进行转变，谈何容易”，“因此政府机构必须要对焦作市未来的发展思路有一个全局的、正确的思考。”
毛超峰的全局思考就是投资30多亿元，实施的“三个战略性转移”，对全市18家重点骨干企业实施科技“嫁接”。同时，引导焦作把目光由地下矿产资源转向地上山水资源，先后投资6亿多元，实施“旅游一号工程”，成功将云台山打造成世界地质公园，并开发形成了五大景区与十大景点。
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下，焦作只用了短短四五年时间，就实现了从“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的成功转型。
而此时的周口似乎仍未找到自己的出路。2006年，周口经济总量虽然在河南省排名第六，但人均在河南垫底，1000多万人中90％是农业人口。全市最大的工业企业河南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更是成为污染“钉子户”。这时，从鲜明的反差走向殷切的希望就水到渠成了。
不过，对毛超峰寄予厚望的不仅是周口。从2007年河南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变化中隐约可以看出，河南省委任命毛超峰为周口市委书记，显然是希望毛超峰将焦作转型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周口，为河南黄淮四市（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的发展树立一个榜样。
在河南，黄淮四市人口、耕地均占河南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经济却无一例外的弱小，已经成了河南经济发展中的软肋。而其更大的困境是四市均处在黄河与淮河流域内，两大流域脆弱的生态环境让四市环保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毛超峰在焦作的成功让河南看到了黄淮四市突围的希望。
改变话语权
不过，就像中国社科院旅游中心副主任戴学峰所提醒的那样，“‘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焦作模式’虽然成功，但也不可全盘照搬。”
2006年末，在周口市第二次党代会上，毛超峰提出了“加快传统农业大市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变、加快工业弱市向工业强市转变、加快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产业强市转变”的周口整体发展战略，但结果似乎并不理想。3个月后，因为招商引资与环境保护不力，一场“领导干部集体闭门思过会”在周口召开。
在闭门思过会上，毛超峰开始重新审视“焦作现象”的成功之处。在外界看来，“焦作现象”得益于其旅游业的发展，但旅游业只是“焦作现象”的塑造者，工业才是“焦作现象”最强力的支撑，而且，工业的战略转移先于旅游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在于焦作许多行业都与煤炭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源的枯竭对以煤为主的企业是致命的，企业也迫切地考虑转型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资源型企业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主任曾旗博士说。
也就是说，在焦作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愿景与企业的需求因为资源的枯竭而找到了共振点。而在周口，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形成的产业体系，丝毫没有焦作煤炭企业当初那种生死存亡的危机，企业逐利的本性必然导致其与政府在环境保护上形成博弈的格局，而非协作的意愿。同时，由于资源贫乏与经济自发状态在周口形成的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与财政来源，也让政府在博弈中的优势顿减。
在毛超峰看来，“谁创造的财富多，谁就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在“三大转变”中向文化旅游倾斜，改变周口的产业与财政结构，增强文化旅游产业的话语权，虽不是治本之策，却不失为不坏的方法。
有了正确的决策，剩下的便是实施。
在“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产业大市转变”的旗帜下，周口先后投入了数千万元资金修建各地景点，其中仅老子故里旅游区与太昊陵景区两地就先后投资8000多万元，这对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0多亿元的周口来说，决非一个小数字。
此外，在3月末，周口专程邀请著名旅游专家杨力民教授对周口淮阳、鹿邑文化旅游产业进行实地考察，并为周口党政官员举办了一场题为《关于周口旅游的思考》的报告会。同时为提升旅游接待形象，从5月起，周口还在其党校举办了县处级干部外事礼仪、外事纪律培训班，计划在2-3年内把周口县处级干部轮训一遍，提高他们的外事礼仪水平。
而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淮阳县政府以10万元高价购买郑州大学学生暑期实践报告———《淮阳旅游郑州市场整合营销方案》。其实，经过媒体报道的放大效应，“10万元购买实习报告”变成了淮阳的一次区域营销。
由此可见，在工业与旅游这两张牌中，毛超峰优先选择了文化旅游作为突破口。
限批加速度
这一系列措施缓慢而有力的改变着周口，但限批却打破了毛超峰的节奏。
7月3日，由于多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以及相关水域水质恶化，周口被国家环保总局实施“流域限批”。
限批直指周口经济发展与环保治理的痛处。“周口的工业项目主要是围绕农副产品展开，大部分均为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比如食品、医药、皮革等等，这都是一些涉水量较大的产业。”周口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告诉《决策》。这样的产业结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难以控制的水污染。
也就是说，周口的产业结构如果不发生根本改变，环境状态也就难以实现真正改观。虽然如同焦作一样，“长期形成的产业体系要进行转变，谈何容易”，但限批让毛超峰不得不提前面对这一难题。
8月26日，就在周口跌入限批漩涡两个多月后，周口市召开了“全市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意见》等四个文件，“含金量很高，就是要大家认识工业不仅是主攻方向，还要确确实实拿出办法来。”周口市一个官员告诉《决策》。
这次会议在毛超峰的周口新使命中显然占有重要位置。周口市委一位官员介绍说：“为了这次会议，市委、市政府下了大功夫，广泛调研，毛书记不仅把各个县市区全跑了一遍，在各部门组织讨论，还多次走出去，到省外去学习借鉴。”就出台的四份文件，“毛书记光组织常委会就讨论了三次，在会议前不久，毛书记还在组织党政联席会、常委扩大会进行研究。”
在这四份文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周口市重点工业企业和高成长性工业企业扶持服务办法》。“高成长性工业企业”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周口市的官方文件中，而在该文件附件里所列举的高成长性工业企业，包括河南科信电缆有限公司、鹿邑国能发电有限公司、鹿邑亚华玻璃有限公司、河南天誉动力机械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周口“重点工业企业”不同，这些企业均不属于农副产品深加工企业。
更具意味的还有，在此次会议上，上台发言的唯一一家企业不再是周口原来倚之为臂膀的传统企业代表—莲花味精，而是新兴的集有色金属、医药为一体的郸城财鑫集团。
显然，毛超峰正在试图建立新型产业体系，从根本上破解周口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冲突。
吕梁突围
-本刊记者 王运宝
经历了区域限批的磨练，吕梁不仅从污染围城与环保政策围城中突围，更是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寻找经济转轨之路，从而能够从粗放的资源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中突围。
吕梁市的2007年是在一场环保“地震”中开始的。
1月10日，国家环保总局30年来首次使用“区域限批”这一严厉的行政性措施，吕梁成为全国首批被限批的4个区域之一，并且被定为全国环境违法违规最严重的两个市之一。随着国家环保总局的一声令下，吕梁跌入了限批的“寒潮”之中。
地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博弈，从上世纪90年代吕梁经济刚刚起飞就开始了，却从来没有像2007年这样牵动利益各方。在89天的环保攻坚战第一战役中，吕梁关停了192个污染企业，炸掉了208根烟囱。据保守估计，由此将减少20亿元财政收入，经济损失数百亿元。
4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对吕梁解禁，从“环保政策围城”中突围出来的吕梁，正在多个方面悄然发生转变。经过此次限批磨练，吕梁不仅从污染围城与环保政策围城中突围，更是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寻找经济转轨之路，从而能够从粗放的资源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中突围。
刮骨疗毒式的“围剿”战役
“区域限批简直就像当头一棒，把我们打痛了。”吕梁市市长董洪运回忆说，当时吕梁有21个项目需要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审批，然后需
国家发改委立项；有50多个项目需要省环保局环评审批，省发改委立项。而此次限批采用“连坐”的方式，只要一家企业污染严重不达标，除环境治理和循环经济之外的所有项目一律暂停审批。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董洪运认为：“限批造成了区域吸纳资本能力的负面影响，包括区域形象。‘名声’出去之后，投资商一听说吕梁，便与区域限批相联系。”中铝集团在吕梁有个200万吨规划的大项目，集团老总打电话向董洪运询问：“我们的项目还行吗？”香港建涛化工集团董事会主席打来电话：“我们的项目还能谈吗？”对此，吕梁市副市长李秀峰表示，至少100多个新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这些项目如果按期上马，其产值能达到数百亿元。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中，吕梁将如何选择？
“我们连夜召开了市委常委会议，又召开了四大班子联席会议，立即统一认识，做出反应。”董洪运介绍说，吕梁迅速打响了环保攻坚战，即为解禁而努力的第一阶段战役。到4月7日，列入首批关停取缔名单的191户严重违法排污企业全部关停取缔，共炸毁烟囱208根，95％以上的生产设备被拆除。
但是，吕梁因此损失了23亿元的经济收入和6.5亿元的税收，约占2006年吕梁一般地方财政收入的1/4，，同时失掉了3万个就业岗位，约占2006年转移劳动力的60％。吕梁市下辖的交口县一次性取缔23户污染企业，将至少减少8000万元的财政收入。董洪运认为，这无异于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
不仅仅是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的损失，那些被关停企业的企业主能接受吗？焦化企业的投资，动辄上亿元，违规上马时，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予以阻止，等到建成投产后，如何对他们进行处置，就变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更主要的是，围绕一个企业，各种利益主体缠绕在一起。因此，董洪运认为：“要撕破一个既得利益共同体内部千丝万缕的联系，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吕梁在关停企业前充分考虑到了可能遇到的阻力。“因为有些企业投进去的钱确实不少，再加上有些人法治意识淡薄，思想意识不统一，会形成很大阻力，出现过激行为是有可能的。”董洪运曾发出这样的担忧。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他提到这样一件事：首批175家必须关停的污染企业名单在《吕梁日报》公布后，汾阳市部分企业就组织了几十辆车，拉着人到吕梁上访。汾阳企业主上访事件发生后的次日，他就专门给汾阳市长打电话解决问题。
在拆除焦炉、炸毁烟囱过程中，个别焦化厂的老板曾抱着大烟囱失声痛哭。甚至有人把威胁电话打到吕梁市环保局局长办公室，声称“敢拆我的炉子就要你的命”。
面对压力，吕梁市党政决策者下决心整治，毫不留情。汾阳市因关停取缔工作进展缓慢，党政“一把手”和分管领导被诫勉谈话；文水县和石楼县因工作进展缓慢，遭到黄牌警告；柳林县环保局长因整治过程中推卸责任而被停职检查。最终，凡是被列入取缔名单的污染企业，一个也没有保留，相反还比原先公布的175家多出17家。
经过89天奋战，4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对吕梁解禁，环保攻坚第一战役初战告捷，吕梁顺利从环保政策风暴中突围。但是，对吕梁来说，这种“松绑”仅仅是表面上的，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认为，其更深层的意义是，“借此契机加快经济转型步伐。”
煤炭的“美运”与“霉运”
抗日题材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的热播，一度让吕梁这个革命老区声名远播，但是，作为全国18个未稳定脱贫的集中连片地区之一，吕梁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企业，完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吕梁依托丰富的煤、铁、铝等资源，经济开始起飞。曾以贫困闻名的吕梁，近年成为山西经济增幅第一的“优等生”：2000年，吕梁地区生产总值为100亿元，2006年达到370亿元；2007年上半年，完成205亿元，同比增长12％，预计全年将突破500亿元。
脱掉破衣旧帽的吕梁，成为经济发展的“新贵”：2000年，吕梁的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2006年则达到77亿元。2007年截止8月底，完成69.7亿元，同比增长47.5％，增幅居山西省第一位；财政总量预计2007年全年将突破100亿元。
然而，几乎与企业生长如影随形，产业结构重型化的鲜明特征令吕梁的经济与污染一同“起飞”。“走进吕梁，烟囱排成墙；房门一开，尘土就上床。”这是对吕梁的写照，刚刚摘掉“穷帽子”，又戴上了高能耗高污染的“黑帽子”。
在此次取缔的192家污染企业中，88家是焦炭企业，这也显示了焦炭行业对于吕梁环境的影响。在被强制拆除的企业当中，离石区致富焦化厂的变化，是整个过程的一个缩影。
致富焦化厂2003年开始建设，是离石区生产规模最大的焦化厂之一，2006年一年为离石区财政增加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是个名副其实的利税大户。所以刚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只是暂时性的停产整顿，压根没有想到会被彻底关停。对于后来突然接到的关停通知，焦化厂一名负责人对媒体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得了癌症一样，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无可救药了。”
到拆除时为止，致富焦化厂总投资已经接近一亿元，其中只收回3000余万元成本。“我们老板可是实实在在地砸进去6000多万的家底呀！”
4月初，致富焦化厂的焦炉、烟囱等生产设施被拆除。厂老板也一下子从一个千万富翁沦落为普通老百姓，从天堂摔回人间。但致富焦化厂的老板还不是最惨的，有的老板是直接从天堂摔进了地狱。
离石区双福焦化厂也是一个投资近亿元的大型焦化企业，其中一半资金都是借的。该厂连一炉焦炭都还没有来得及炼就被拆除了。如今，这个背负巨额债务的老板连家都不敢回。由此，离石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年前还开着奔驰，现在吃不上一袋白面。”
黑白经济与后发攻略
经典历史剧《雍正王朝》中，雍正帝有这样一句台词：“山西是个好地方，杏花村的酒、清徐的醋，还有那漫山遍野的煤。”雍正提到的这三个典型代表中，有两个直接与吕梁相联系：吕梁全市21000多平方公里，含煤面积11460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4％，埋藏着1500多亿吨煤炭，特别是4号优质主焦煤，被誉为“国宝”，储量达62亿吨，占全国的1/5，是全国最大的优质机焦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吕梁下辖的汾阳市，是杏花村汾酒所在地，山西汾酒股票1993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为中国白酒第一股，山西第一股。“黑白”两产业足以让吕梁在全国傲视群雄。
但是，区域限批犹如一声惊雷，除了在全市上下引起极大震动外，也直接使吕梁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的硬伤浮出了水面，让饱受环境困扰的吕梁在反思中开始寻找破题的答案。随即，吕梁进入到环保攻坚战的第三战役，就是寻找经济发展模式的突围之路。
同时，不得不承认，吕梁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通病。吕梁经济离开“黑白之道”，有没有发展空间？
对此，原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谈到吕梁经济发展时说：“吕梁有跳不出‘黑白经济’的现实，但又必须有跳出‘黑白’的思路，跳要有跳的办法，不跳要有不跳的原则。”郭海亮认为，“坚持传统产业，不等于固守传统产业。跳出‘黑白’，不等于抛弃‘黑白’。吕梁的问题在煤，希望也在煤，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煤焦工业还将是吕梁的主导产业。资源优势不是个错误，不是个包袱，关键是怎样使传统产业走新型化道路，使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
因此，为了走出“环境围城”，在当下的吕梁，实施大项目、大开放、大环境“三大工程”，推进“双百双千”项目大会战，已是贯穿全市上下的主线。“吕梁目前第一位的是大项目的建设，成败就在‘双百双千’这一举。项目多则人心聚，项目上则吕梁富。”这是聂春玉对大项目与吕梁经济的阐述。“双百双千”项目大会战，即在“十一五”期间开工建设200多个项目，总投资达2000多亿元，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千亿吕梁”，财政增收80—100亿元的目标，在经济总量上再造“两个吕梁”。
3月20日，“围剿”战役还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吕梁召开了高规格的“两区”开发暨“双百双千”项目推进大会。“两区”即革命老区与贫困山区，吕梁的“两区”项目投资占到山西省“两区”项目总投资的47％，基本上扛了全省的半边天，而且可以享受到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
解禁后的第3天，4月12日，吕梁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此次会议上，吕梁市的主要领导和各职能部门共同为吕梁经济把脉。吕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丁雪峰介绍说，吕梁市先后召开了常委会、常务会、政府全体会、大项目动员大会、集中审批会、项目观摩会、政银企对接会、电视电话会等等，据统计，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召开的有关“双百双千”大会已达20次之多，聂春玉书记、董洪运市长亲自参加并直接安排部署的会不下10次，这是任何一项工作都没有过的。丁雪峰曾在一次关于“双百双千”大会的发言中提出，要真正“以项目立言，以项目立志，以项目立绩，以项目立德，以项目立官，最后实现以项目立县，以项目富县的目标。”吕梁寻求经济跨域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而对于限批，吕梁的党政决策者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董洪运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认为，“今年下来3-5个百分点，有可能退一步进两步，前头再进两步，把它弥补过来，没有这种阵痛，是不可能。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事情永远办不成。”吕梁限批后的发展攻略，只有淘汰落后，腾出市场空间，为“双百双千”项目腾出环境容量，“泼出一桶水，换回一桶油！”董洪运感慨道。
不久前，一次由吕梁市党政主要领导带队，赴广东招商时，在一副对联上这样写道：“学广东改革先锋、发展先锋、文化先锋，借一掬珠江水洗头换面；促吕梁革命老区、资源富区、发展新区，乘九曲黄河浪扬帆远航”。但是，对吕梁而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黑白经济”依然是自豪的名片，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还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和难度，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吕梁的经济名片会越来越有色彩。
11、浪费与节约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7-10-02
■中国观察之汪永晨专栏
最近民间传着这样两组照片，一组是我国一些省、一些区政府的办公楼群。它们占地数百亩，半球形的会议中心，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其中一个区政府的办公大楼整体形态与美国白宫完全相同。还有一个地区的办公楼形似天安门城楼的仿古式建筑。另一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办公大楼，小门小户，有的一个州政府的办公楼和一户贫民百姓的家差不了多少，简直可以用寒酸来形容。
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7.71％跃升到2003年的19.03％。今年两会期间公布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这个数字不能不让人思考，这个数字要比日本、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高出许多。
北京市一项调查显示，48家市、区政府机构年人均耗能量和年人均用水量分别是北京市居民的4倍和3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该市居民人均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在那些政府机关里，一个公务员1天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
今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的一项读者调查显示，90.3％的人认为政府的浪费现象比个人更加严重。因为，在我们大力提倡节约型社会的时候，有这样一些数据不能不让人思考：我国目前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只占大约1／3。每年的公款吃喝达上千亿元更不是什么新鲜的统计，而公费出国一年耗费也是数千亿。
为此有人说，我们现在是浪费型政府，节约型社会。最大的浪费者不是小民百姓，而是政府。
为什么公有财产更容易被浪费？公共权力边界模糊不清，方便了官员最大限度自我授权和逃避责任，导致了公权私用、合法侵害公众利益，挥霍浪费。政府机关所存在的公车过多、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费旅游等现象得不到有效约束，主要是因为政府财政的天然监管者——纳税人被排除在监督者之外。这是一个公有财产的使用缺乏监督和惩罚机制的问题，也涉及到政府是否尊重纳税人等现代政治伦理的问题。
2006年提出了政府部门的绿色采购；提出了夏天空调设在26℃；出台了把每年的9月22日作为无车日的决定；北京市委、市政府各部门的会议经费、印刷经费、调研经费等一般性支出被严格控制，经常性项目支出预算首次被压缩了10个百分点共5.3亿元。这些都是我们向节约型社会迈出的步伐。
但是如果再问一问，绿色采购怎么落实，采购不够绿色的办公用品会有什么惩罚，有人知道吗？还有，夏天室内温度控制在26℃，不控制呢？我的一个朋友曾到某机关办事，如厕时，该单位的节水自动冲水设备，敏感到她用了一次，竟冲了5次，从往那儿一站就开始冲，每一次都是大水哗哗。事后这位朋友找他们的办公厅，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也没办法，用的已经是节水装置。如果这种节水装置装在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能任它这么冲吗？
每年都在说建立节约型社会，这当然离不开对我们现有资源的重新认知，离不开要发扬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勤俭持家，但同时需要心灵的干净和执政的民主。花自己的钱，和花公家的钱一样吗？有多少人这样问过自己。我曾经和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王名所长一起出差。那时他正在为新办公楼添办公用品，连坐在车上都看他在精打细算。同行的人在赞赏他的做法时他却说，他这样买东西时常常遭到“又不是花你的钱，至于吗”这样的数落。由此看来，花公家的钱还算计已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如果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大力提倡节约型社会，让老百姓勤俭持家，一方面又是行政管理经费87倍这样地往上长。到头来受伤害的是我们的地球，地球受了伤，殃及的可就是地球村里的每一位村民，不管他是大官还是平民百姓。(作者系知名环保人士)
12、“绿色外贸”：遏制污染的锁喉之举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7年10月16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1612
继“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之后，又一项环保重拳——“绿色外贸”正式出台。商务部１４日表示，日前和环保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的通知》，将视情况中止环保违法违规企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期限内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１０月１５日《东方早报》）
环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对外影响中国产品形象，甚至给合格产品正常出口造成障碍；环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产品出口国外、污染留在国内，以损害国家可持续发展与核心利益为代价谋求短期利益，所以通过包括中止相关企业一定年限的对外贸易等措施，加大对于环保违法违规生产行为的遏制力度势在必行。
绿色外贸措施的实行，还能对企业生产方式发挥引导作用。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以破坏环境方式进行生产，产品出口将会受到严格限制，经济上要遭受重大损失，相关企业就不得不考虑改变生产模式，进行设备更新与技术升级，这样就能一定程度地实现商务部和环保总局出台绿色外贸政策“发挥各类出口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带动作用，有效控制‘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初衷，就能对国内环境状况的整体好转起到促进作用。
长期以来，对环保违法违规企业的处罚都以罚款为主。尽管罚款也能让环保违法企业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但相比于它们的违法生产所得来说毕竟微不足道，所以罚款对于污染企业的威慑力相对有限。而中止环保违法企业一定年限的产品出口权，因为关闭了相关企业的产品销售渠道，其所受到的损失可能要远大于其从违法生产行为中的所得，甚至可能造成相关企业关门停产，所以更能对环保违法生产行为发挥遏制作用。企业环境违法的意愿与其遭受的经济损失是成反比例关系的，相比之下绿色外贸更可能成为遏制环境违法行为的一把利剑。
无论是绿色信贷、绿色证券还是最新实施的绿色外贸，这些政策更多使用的都是经济手段。企业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只要违法生产无利可图，企业就自然会缺乏违法生产的动力，所以经济手段对环保违法生产行为更能起到釜底抽薪之效。绿色外贸使污染环境企业失去一定年限的产品出口权，实际就是扼住了违法生产出口企业的生命线，对于遏制环保违法生产行为来说，无异于一种锁喉之举。
绿色信贷、绿色证券与绿色外贸，也是多部门通力合作的促进环保举措。企业生产与经营涉及多个领域，所以环境保护非多部门联合执法、联手管理难以奏效。环境保护是关系到国家与社会根本利益的事项，政府各部门均应在促进环保上履行职责，相关管理机构与企业都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以形成针对违法违规生产行为的合围之势，并不断收紧束缚的绳索，不断缩小环境违法企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期盼像绿色外贸这样的锁喉之举能更多地出台并得到有效执行。(魏文彪)
13、观察与分析:要“挺得住”也要“站得住”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7年10月16日 刘效仁
http://news.sina.com.cn/c/2007-10-16/135712736172s.shtml
“挺得住”与“站得住”，是近年来屡被提及的一个环保话题。所谓“挺得住”，是指地方环保局长们能够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不与地方权贵同流合污，不向行政权威低头。他们严于执法，敢于关停污染企业，不怕得罪人，也不怕因此丢了乌纱帽，是条硬汉子。所谓“站得住”，是指环保局长能得到当地政府的信任，工作能够得到支持，地位能够得到保障，不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也不会随时被罢免和调离。
然而，不争的现实是，这些能够“挺得住”的局长往往“站不住”。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至今未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仍然死抱着GDP不放。甚至宁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己的政绩和升迁，大有“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玩世心态。他们不仅公开招污纳垢，而且公然成了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所以，对于“挺立”、不合作，甚至公开与地方政府对抗的环保局长自然不感冒，当然会采取“组织措施”。况且由于体制的缘故，环保部门的编制、工资、办公经费甚至局长的乌纱帽，都握在政府手里。要圆则圆、要方即方。动辄以撤职罢官相威胁，或者干脆走马灯一般调换环保局长，或者拿环保部门挡水，当替罪羊。逼着一些局长们放弃职责，拿原则做交易，惟政府主官马首是瞻，在环境执法中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长而久之，这些环保官员也成了地方环境污染的变相帮凶。许多地方之所以有水皆污，就与环境执法软弱无力、环保部门无法尽责有直接关系。
当然，很多有良知和理性的环保官员不忍心为官一任污染一方。但迫于现实压力，就出现了地方环保局长给环保总局写匿名信举报当地污染的奇怪现象。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有一个资源大省的环保局长，他一边被省长骂为什么摆不平环保总局，一边被我骂为什么不能严格执法。3年以后，他终于不当局长，调到一个市当市长，他到北京来看我，喝醉了，3年憋的气终于迸发出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了半个小时。”
特别是近几年，虽然刮起了好几轮“环保风暴”。但事实上，参照“刑法”相关条款，被以渎职罪提起公诉的地方官员少之又少。目前，环境执法仍处于疲软状态，行政问责也往往流于形式，基于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地方环保局长也只有隐姓埋名，与省长、市长们暗中“叫板”了。
为此，环保工作的机制和体制亟待创新。设立一套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对无视污染排放、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地方政府官员，不管当地经济发展多么快，都应坚决予以责任追究。成立一个统一的高级别协调机制，组织统一的监测和执法，以克服当下工业污染归环保部门、农业污染归农业部门、污水处理厂归建设部门、水管理归水利部门、海洋污染归海洋部门、沙尘暴治理归林业部门的局面。改变责、权、利不统一、互相牵制、行政成本极高的管理模式。建立与绿色信贷系统配套的经济制度，实行环保系统的垂直管理等。
但这些最终落实还是要依靠各级环保部门的执行力，靠各级局长们“挺得住”。不为无良商家厚利所惑，不向地方权贵献媚，独立执法、严于自律，担当得起保护环境的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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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在现行环保工作运行体制下，我们应该给这些向国家环保总局写匿名举报信的地方环保局长们来一点掌声。他们面对污染痼疾，在种种压力下，自己充当举报人，写匿名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选择这种方式迫不得已，但至少反映出他们尽职尽责的一份责任心，为老百姓说话办事的一颗良心，严格执法的一种决心。
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时说，这一现象反映了体制性障碍，环境保护制度不健全，要加速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管理，需要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等，都对。但我觉得首要的，还是干部素质问题。如果像这些环保局长一样，都有一份责任心、一颗良心、一种决心，何愁环保事业抓不起来？任何好的制度，都是靠人执行的。老人家早就告诫过我们:路线和政策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
14、应该叫响“生态文明”
来源： 新京报 2007-10-17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7/10-17/021@072316.htm
■ 视点
胡锦涛在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包括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首度把“生态文明”写入党的工作报告，令人耳目一新。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指明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
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农业文明是其中重要代表），到现代工业文明，再到“后现代的生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工业文明阶段，人们为了追求速度与效益，牺牲了许多，其中包括了生态环境，待发展到一定阶段，痛定思痛，人们意识到，失去的东西原来是如此珍贵。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始反思“增长的极限”，各种环保运动也因此勃兴。
我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单一追求，也令生态环境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少地方青山不见了，绿水不见了，野生动物灭绝了，取而代之的是污水横流、空气污浊、尘土飞扬、沙尘酸雨……２０多年时间对生态的破坏可能比过往的几个世纪还要严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可以说，执政党提出“生态文明”正当其时。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是：人类作为宇宙系统中一个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依存的子系统，而不是宇宙的中心，永远无法摆脱生态法则的支配。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物质生产力，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学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而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是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核。具体到个人层面，就是要适度放弃过去无止境物质追求、高消费高耗能，消费至上生活方式，养成节约的、简朴的消费、生活方式，为生态保护尽己一份绵力。
而具体到政治层面，生态文明呼唤“绿色政治”，倡导“绿色经济”，反思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物质收入的模式，扬弃市场竞争，坚持“可以持续经济”、“生态经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生活质量。这对于许多对ＧＤＰ趋之若鹜的地方政府来说，必需要经过转变观念、痛下决心的艰难历程。但不管如何，生态文明是条必由之路，早点实现，代价就会少些，人民就会幸福一些。我们应该从这种高度理解它。 □练洪洋（广东 编辑）
15、凭啥用户为"水污染"埋单
来源：中国江苏网 2007-10-17
http://www.h2o-china.com/news/53178.html
太湖水污染再次敲响生态警钟。今明两年江苏水价将全面上调，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记者昨日从江苏省物价局获悉，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将成为今年下半年乃至今后几年全省价格工作的重点。其中，提高污水处理费的价格是整治水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污水处理费一旦调整，全省自来水的到户价格也将随之提高。（7月8日《北京青年报》）
乍一听来，上述论调几乎完全合理，甚至无可挑剔。且看其逻辑演进的路线：因为水污染等生态危机接连发生，水源受了污染，于是，要想把受了污染的更脏的水变成可饮用水，其污水处理的程序显然要增加，相应的处理成本无疑要提高，这么说来，提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简直是件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事情。
不过，如果再进一步考量一番，这些看似顺理成章的逻辑背后，却恰恰暴露出十分可疑的悖论来。没有人会否认，把受到污染的水处理成可饮用水，要付出比清洁水源处理成可饮用水更加高昂的代价，甚至仅仅凭借技术手段，能否实现污染水源的可饮用化，都值得怀疑。但是，当这一增加的污水处理成本被简单的计入水价之中，并由终端的消费者来承担和支付时，显然并未厘清其间的权责关系。
这种由终端消费者来支付生产成本的思维，看似合情合理，但具体到水价因水污染而增加污水处理费一事上，却恰恰是不知所以然的胡乱套用。事实上，一笔费用的产生，其偿付者并非总是最终消费者，而更要看导致这一费用产生的源头何在。比如说，如果一件商品因为质量问题要被召回，这显然是额外增加了成本，但这一因企业生产发生问题而导致的成本增加，当然只能由企业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如果按照上述逻辑，岂不是商家产品质量问题的返修和退货，其成本也应由消费者承担不成。具体到水价形成机制上，因为水污染而导致的污水处理费用的增加当然应有最终的埋单者，但这个埋单者恰恰不应当是最终的用户和消费者，而应当是导致污染的罪魁祸首，即污染排放者。如果污染企业污染了水源，却由消费者来为此埋单的话，那倒是件岂有此理的事情了。
对此，自来水公司或许也会叫屈喊冤，因为它们可能也很难去定位真正的污染者，但是搞不清肇事者是谁，并不能成为无责公众为之埋单受过的理由。假如“谁污染”这样基本的问题都可疑成为死无对证的无头冤案的话，治理污染恐怕更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而如此局面当然只能是滋生污染企业的“污染”冲动，既然“不污白不污”、“污了也白污”，“我污染，你埋单”，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在上述“污染者无责，消费者埋单”这一责权颠倒的逻辑下，恐怕污染只能是愈演愈烈，而由公众承担的“污水处理费”的上涨，恐怕也将永无止境。
基于上述视点，这种让污染企业背后偷着乐的水价调整方案，当然还应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