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12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 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煤矿环境破坏严重 专家呼吁建生态补偿机制
2、重环保 我国汽车业将走“绿色制造”之路
3、中俄边境三江汇流处水质好转 松花江治污见成效
4、专家认为三江源生态恢复须“与天争时”
地方信息：
5、云南将投资490亿引金沙江水治理滇池(图)
6、千湖之省湿地面临威胁
7、新华网：积极应对水源紧张 北京独创六水联调模式
8、广东惠阳：环评不过关 10多亿投资项目遭否决
重大水事：
9、新华网：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至少推迟通水至2010年
1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需加强水源地保护
11、审计署官员：三峡工程已纠正违规问题金额2.64亿
深度报道：
12、重化工产业带：黄河不能承受之重
环境时评：
13、北京的水危机和出路
14、让污染者付费，更要让受害者获益
15、“环保新政”需要形成三管齐下的高压态势
16、公益与科研：社区衰退的回春丸？
1、中国煤矿环境破坏严重 专家呼吁建生态补偿机制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09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9-11/001213859865.shtml
中新社武汉九月十日电 (记者 孙自法)中国一位环保专家十日呼吁说，煤矿煤炭开采的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不可避免地产生和引发地表沉陷、地下水破坏、环境污染、居民搬迁和其他诸多环境、社会问题，应优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在二○○七中国科协年会当天于武汉举行的“地理学创新与资源环境基础研究”分论坛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规划环评部高级项目负责人、高级工程师耿海清博士发出上述呼吁。
他在“中国大型煤矿项目建设中存在的主要环境、社会问题及其对策探讨”的报告中说，中国煤矿煤炭开采的生态影响主要表现为地表沉陷、土地挖损、煤矸石堆存占地三个方面，若不能及时得到有效治理，将给相应区域带来水土流失、耕地丧失、荒漠化、石漠化等严重生态问题。中国煤炭资源与水资源总体上成逆向分布，因此，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必然加剧工业用水和区域生活用水、生态用水及农业用水之间的矛盾，对水资源承载能力造成极大压力。另外，矿区居民搬迁问题若处理不当，不仅影响社会稳定，也容易产生次生环境问题。
耿海清称，煤炭开采作为中国生态影响最为突出的资源开发行业，应优先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将生态补偿资金的形成、管理、监督、验收等问题明确规定，从法制上加强对企业的监督和约束，以便从根本上改善矿区生态环境。对中国煤炭行业来说，当前迫切需要明确三方面生态补偿问题：一是企业对当地生态破坏和各类设施受损的补偿；二是资源输入区对资源输出区的补偿；三是国家对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矿山生态问题的补偿。
这位环保专家提出，中国煤炭行业环保管理还应大力推进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国家环保总局目前已出台相关规定，要求矿区必须开展规划环评，并将是否开展规划环评作为项目环保审批的前提条件。他提醒说，目前真正提出要求进行规划环评的煤矿寥寥无几，并且由于牵扯到太多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规划环评也很难触及到一些事关矿区生态保护全局的关键问题，规划环评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亟须解决。(完)
2、重环保 我国汽车业将走“绿色制造”之路
来源：《北京晚报》2007年09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252395.html
正在天津召开的“2007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中国政府部门、国内外汽车厂商及研究专家等600余人，围绕“节能－环保－绿色制造”主题，展望中国汽车发展方向、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汽车发展的前景。
2006年，中国汽车销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汽车保有量已达4980万辆。汽车尾气排放增多，导致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型城市的污染物增加，空气污染加重。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当前节能减排工作是中国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减少城市大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降低汽车油耗，对于提升全国节能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中国大型汽车厂商要争作表率，承担起社会责任与义务，转变发展方式，提高生产条件，提升技术研发水平，走“绿色制造”之路，实现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据悉，绿色制造涵盖汽车设计、生产制造、使用、维修最后到报废回收全方位领域，目的就是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日前颁布实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已明确表示要“加速淘汰高能耗的老旧汽车，加快发展柴油车、大吨车和专业车”。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张小虞说，中国汽车能源动力要实施双重战略，即发展节能汽车，开发新一代替代能源动力系统。通过发展电池电动车、混合动力车、燃料电池电动车等，实现汽车能源的多元化。
目前，中国汽车生产厂商在绿色制造方面已经有所进展。中国一汽集团确定了企业“十一五”企业生产制造领域的节能减排目标:到2010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比2005年减少20％。二氧化硫等重要污染物比2005年减少10％。
3、中俄边境三江汇流处水质好转 松花江治污见成效
来源：新华网 2007年9月11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654
新华网哈尔滨９月１１日电（记者高淑华 呼涛）中国政府采取“刚性”措施治理松花江流域污染的行动显现成效。黑龙江省环保局的最新水质监测结果显示，今年８月份，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三江汇流处的水体总体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水质情况符合中国国家三类水体标准。
黑龙江省环保部门通过水质监测，对８月份的三江口水体中ＣＯＤ（化学需氧量）、氨、氮、矿物油、重金属等２４项主要常规指标综合分析表明，这里的水质比去年同期出现好转。
黑龙江省环保局局长李平表示，除水量等自然原因外，２００６年以来，政府有关部门对松花江流域的违法排污企业集中开展的“拉网式、地毯式”排查，严厉打击企业违法排污的行动，是今年三江口水体质量好转的重要原因。
２００５年末，松花江发生严重水体污染事件，危及松花江下游，并引起俄罗斯远东当局和民众的不安。
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国政府专门制定了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包括工业污染源治理、城市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重点区域污染防治等共计２２２个治污项目，总投资达１３３．６６亿元。
松花江主要发源于吉林省长白山天池，流经吉林、黑龙江两省后汇入中俄界河黑龙江（俄称阿穆尔河）。松花江流域内的河流也是吉林、黑龙江两省一些沿江城市的重要水源地。
吉林省积极采取措施，在流域重点地区严格控制化工、造纸、冶金、建材、印染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建设。近期，吉林市投资６．２亿元的污水处理厂开始试运行，９０％以上的城市生活和工业污水将得到有效处理。
吉林省还要求流域内各级政府实施供水厂、水源地、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水文资料等有关水环境信息公布制度，以便公众监督松花江流域污染治理成效。
黑龙江省今年通过为期３个月的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排污企业４０６１家，关停企业１１０家，停产治理１７３家。据悉，这是该省有史以来关停企业最多的一次。
位于松花江流域一支流附近的黑龙江省明水县关停了两家环保未达标的外来投资企业，占这个县外来投资企业的１／３。温州民营企业家王迅行今年投资１５００万元对建在当地的玉米淀粉企业进行环保设施改造。他说：“重金投入环保是企业的责任，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截至目前，列入规划的２２２个项目中，已完成和开工建设８４项，占项目总数的３８％；已新建成污水处理厂３座，对１５家重点污染源进行了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实施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程。
同时，为保护中俄跨界水体的水质和生态环境，两国边境地区水体联合监测机制如期启动。中俄双方环保技术人员于６月、８月对两国跨界的黑龙江、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绥芬河和兴凯湖同时联合采样，并进行数据交换。
在松花江汇入中俄界河黑龙江的同江江段以及抚远乌苏里江，黑龙江省环境监测部门还新增了水质自动监测设施，实现对松花江、黑龙江水质的实时监测，为中俄双方水环境信息交流提供了翔实数据。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必须加强对松花江流域的全面污染治理，以促进全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稳定。
黑龙江省环保局局长李平认为，尽管松花江治污力度不断加大，但经济发展对资源消耗、利用为污染控制增加了难度，完全改善流域内水体情况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政府部门对此将长期监控、减低污染并防范环境安全隐患。
4、专家认为三江源生态恢复须“与天争时”
来源：新华网 2007年9月11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641
新华网西宁９月１１日电（记者任晓刚）专家认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还可能持续恶化，但其发展速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为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水平的影响，改善和恢复三江源生态环境须“与天争时”。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亚洲水塔”之称。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对全国乃至亚洲都产生了严重影响。自２００５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在这一地区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对黄河源头以及青海湖地区的调查显示，目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还可能持续恶化，天然草地生态环境的退化仍然会以每年３％以上的速度发展，特别是已经退化的地区，其退化速度将进一步加快，目前还未发生草地退化的地区，也将随着气候暖干化的发展而逐渐退化。现有的高寒草甸、湿地、高寒灌丛等生态类型将进一步萎缩，荒漠、高寒草原的面积将会逐步扩大。
在自然环境和人为活动方式基本一致的地区，人为活动对区域草地退化的影响在短期内大于气候影响，人为活动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以及能动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将促使草地退化的发展速度减缓。
研究结果表明，三江源生态恶化的持续时段与人为保护建设区域生态环境的方式、力度以及工程的系统性密切相关。在保护与建设力度不足的情况下，生态环境的演变发展将会朝着持续恶化的方向发展，生态环境退化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但当人为调控和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能力大于自然环境演变对生态环境的控制影响时，生态环境将向良性化的方向发展。
专家认为，三江源生态恢复要“与天争时”，从当前国家对保护区生态保护政策和建设方案来分析，三江源生态环境恶化的发展趋势虽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将得到越来越明显的改善，生态环境有望全面好转。
5、云南将投资490亿引金沙江水治理滇池(图)
来源：彩龙中国 2007年9月12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666
核心提示：9月11日，云南召开滇中调水恳谈会，会上首次披露的《滇中调水工程建设规划》中的4个滇中调水方案中，最优方案为丽江龙盘水电站引金沙江水方案。该方案引水总干渠长478公里，一次性建设总投资将达490亿元。目前滇中缺水严重，滇池要靠城市污水来补水。
滇中地处金沙江、澜沧江、红河、珠江四大水系的分水岭。现状缺水量为21.8亿立方米（不含生态用水），2020年缺水量45.8亿立方米（不含生态用水），2030年缺水量59.9亿立米（不含生态用水）。尹黎光/制图
都市时报9月12日报道 省政协昨天（9月11日）召开滇中调水恳谈会，会上首次披露的《滇中调水工程建设规划》完整披露了4个滇中调水方案，最优方案为丽江龙盘水电站引金沙江水方案。该方案引水总干渠长478公里，一次性建设总投资将达490亿元。
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全程听取意见并表示，滇中调水要集中民智，发扬民主决策，再通过广泛宣传，在全省、全国形成更高更大范围的思想统一。调水方案将尽快完善后报请国务院批准实施。
会议由省政协主席王学仁主持。
王学仁说，为推动滇中调水工程的开展，更好地服务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大局，省政协专题举办这次恳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洪琪等24位专家学者和云南企业家，就滇中调水建言献策，并呼吁尽快推动滇中调水工程能早日获得批复开工建设。
秦光荣听取了建议和意见后说，滇中调水是事关云南发展全局的战略工作，是造福云南人民千秋万代福祉的民心工程，也是投资最多、工程浩大、工程难度大的伟大工程。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滇中调水工作，从2003年起正式将滇中调水工作摆上研究和推进的日程，请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领衔，拿出了一个高水平的工程规划。目前，这个规划在四个方面还需要完善，一是取水点还需要比选，要在淹没耕地、移民人数、生态损失、取得效益、防洪指标、投资总额等方面充分地优选取水点；二是方案还要考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三是资金筹集还要进一步完善实施办法；四是当前要重点考虑和解决好昆明的水资源短缺和滇池治理问题，新昆明建设需要水，没有水就没有优势，要把滇池治理和支持昆明发展，作为滇中调水最重要的课题。
省领导罗正富、高晓宇、孟继尧、和占钧、马开贤、陈勋儒、曾华、罗黎辉、李先猷，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州市政协主席，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出席了会议。
水价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消费能力不断增长，滇中调水工程在还贷、微利筹资方案下的工程水价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1206万人直接受益
《规划》比选了金沙江龙盘引水方案、澜沧江黄登引水方案、奔子栏水源方案和分散水源方案。其中龙盘水电站位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的龙蟠乡，上距石鼓镇44公里；黄登坝址位于兰坪县营盘镇；奔子栏水电站位于迪庆州德钦县境内金沙江干流上游河段，规划坝址距奔子栏镇20公里。
《规划》明确，最优方案龙盘引水方案，若一次性建成，多年平均引水量为34.2亿立方米，输水总干渠478公里，分干渠长210公里，工程总投资490亿元。资金筹措可以通过四种方式，一是政府投资为主，二是政策性筹资，三是市场运作，四是组合模式筹资。
《规划》明确，滇中调水工程建设无技术上的制约因素，无环境影响的致命因素，建设资金巨大，但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筹措，水价在可承受范围内，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不可逾越障碍。
滇中调水工程直接受益人口1206万人，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观点
昆明市政协主席田云翔：调水是治滇池根本措施
昆明市政协主席田云翔在昨天的发言中指出，滇中调水是满足昆明城市供水及滇池污染治理的根本措施。
他说，滇池流域水资源缺口大，昆明城市供水不足，改善滇池生态和污染治理需大量补水。昆明市各级领导、人民群众将全力支持和参与滇中调水方案，在方案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做好昆明市应做的各项工作，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实施省确定的滇池污染治理的环湖截污、生态修复、河道整治、底泥疏浚、水源地保护、外流域引水六大工程。
省政协常委、民盟云南省委副主委廖鸿志：外部补水才能救滇池
廖鸿志先生的话十分直接。他说，滇池流域每年的进水量约9亿方，其中约有一半被自然蒸发，目前滇池水的重复利用率已达147%，城市污水（经处理和未经处理）不进入滇池而通过排污管道流走，滇池就面临干枯的危险，只有从外部补水，才能从根本上挽救滇池。
对于滇中调水，他建议，在全国人大会议要年年提建议案，全国政协会议要年年有提案，云南省政府应尽快从每年的公共财政中筹措部分资金，同时要争取中央政府给予政策筹措资金。云南企业和云南人民也应以各种方式为滇中调水工程筹措资金。以云南企业和云南人民的诚意和决心感动中央，争取几代云南人民梦寐以求的滇中调水工程尽快决策，尽早付诸实施。
相关链接：云南核心区缺水严重
滇中包括昆明、大理、楚雄、曲靖、玉溪、红河、丽江所辖49个县市区。人口1673.6万人，占全省的39.5%；国内生产总值1361.5亿元，占全省的67.3%；工业总产值1244.71亿元，占全省的80.4%；农业总产值313亿元，占全省的46%；粮食总产量553万吨，占全省的37%。滇中地区是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区，是支柱和龙头。
解决滇中缺水的措施，一是强化节水，二是区内深度开发，三是区外调水，四是限制发展，以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导向其发展。
6、千湖之省湿地面临威胁
来源 : 长江商报 2007-9-12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2007-9-12/57623.htm
本报讯(记者 万方)“湖北历史上有131种水禽，而近年来只有107种。武汉沉湖是东方白鹤的越冬池，20世纪80年代东方白鹤总数稳定在300-400只，而两年前只剩下20只。”昨日，中国地质大学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葛继稳表示，湖北天然湿地面积削减，功能下降，千湖之省湿地面临威胁。
葛继稳表示，湿地资源长期产权不明，导致无序开发和无偿索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必须建立产权制度，属于国家完全产权，实行对重要自然湿地的完全控制。同时将湿地保护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建立有偿使用和补偿机制。建立湿地评估、监测和预警制度，科学管理湿地。
7、新华网：积极应对水源紧张 北京独创六水联调模式
来源：新华网北京频道 2007年9月12日
http://www.hwcc.gov.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703
新华网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赖臻）从1999年起连续八年的干旱，让北京的蓄水量频频告急。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北京水务部门独创了六水联调的模式，对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过境水、雨洪水和外调水合理进行水资源的调配，大大提高了城市的供水能力。
地表水联调方面，除了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外，北京把白河堡、遥桥峪、半城子、北台上、大水峪、斋堂等六座小型水库纳入城市供水系统，集中调水5亿立方米，使城市可用水量增加了15%。地下水联调方面，在怀柔、平谷、张坊、马池口等地设立备用水源，日供水能力能够达到100万立方米，不仅保证了城市应急供水之需，开辟了城市供水第二水源系统，也从根本上提供了应对突发性水危机的能力。
再生水的利用则广泛用于工业、农业和环境。2006年，北京市利用再生水3．6亿立方米，占全面用水量的10%。与此同时，市区建成了500多处雨水利用设施，郊区利用坑塘、沟渠、洼地拦蓄雨水，城市下游地区建成了雨洪滞蓄区，滞蓄雨洪能力达到4000万立方米。雨洪水同样可以用于灌溉、环境，以及回补地下水。
至于过境水的联调，北京市积极推进境内河流上下游的联动，探索区域合作方式，每年支持上游水源区节水、环保，科技专项资金达到2000万元，两年补贴农民资金达到5400万元，实现了水量增加、农民增收的双赢效果。而南水北调北京段的工程建设也在抓紧进行，按照当前计划，明年4月份便可实现冀水进京，2010年北京可以喝上长江水。（完）
8、广东惠阳：环评不过关 10多亿投资项目遭否决
来源：【南方日报】2007年09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253448.html
今年年初，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富士康生产基地一批生产线亟须转移，惠州惠阳区成为首选地，因为这里离深圳最近，产业配套方便，又属于珠三角欠发达地区。然而只因生产线中有一个电路板生产车间不能达到环评要求，这个投资10多亿元的项目就被否决了。
其实，这里由于环评不达标被否决的项目有许多。惠阳区副区长刘毅锋告诉记者，这两年深圳产业结构调整，有30％的转移项目到惠阳洽谈，而惠阳只接受了其中的50％环保达标项目。东莞也有大量项目希望向这里转移，但惠阳区政府对所有的招商项目均严格实施环评一票否决制。
污染：这里一度成全国水最贵城市
惠阳区去年的GDP仅为90.23亿元，而与之相邻的深圳龙岗区却为1053.39亿元，因此发展经济成为当地政府的第一要务。目前深圳、东莞产业转移对该地来说是难得机遇，然而他们却把环保放到了首位。刘副区长说，该地对污染有深刻教训，曾经由于污染该地一度成全国自来水最贵的城市。
他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惠阳与珠三角其他城市一样掀起了招商引资的高潮，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来投资就大开绿灯。然而到了1995年，只顾发展不顾环境的恶果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当时大量的“三来一补”重污染企业的投产，使东江流经的支流淡水河严重污染，成为劣IV类水，自来水不仅人不能喝，就连浇菜、洗澡都不行。淡水取水口全部取消，惠阳淡水自来水厂被迫关闭，老百姓只得花钱从外地买瓶装水喝。
为喝上水，当地政府不得不投资4个多亿修建西江引水工程，从40公里以外引水。成本的高昂造成水费奇贵，居民用水达2.7元／立方米，工业、商业用水达4元／立方米。用水的高成本也让前来投资的企业望而却步。惠阳经济发展陷入低潮。
环保：这里不敢再掉以轻心
有了惨痛的教训，惠阳区不敢对环保掉以轻心。面对发达地区转移项目，惠阳区不仅实行环评一票否决，而且对一些已经投产的项目严格监管。
去年，该区关掉了全部皮革厂和电镀厂，把一些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集中到统一的工业区，实行“废气、废水强制运营”。
惠阳区环保局张泽声副局长说，过去环保部门也严禁企业偷排漏排，但企业的环保处理设施，往往达不到排污标准，因此一些企业总是想方设法偷排漏排，环保部门防不胜防。于是2年前环保部门就在全省范围内招标治污专业公司，帮助排污企业处理污染物，实行“废气、废水强制运营”。这种办法提高了污染物处理的效率，还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他们说，让专业公司处理非常放心，不仅成本减少，而且不再担心达不到排污标准而被罚款。
对于那些容易发生污染的项目，当地环保部门也绝不手软。但当他们决定关闭污染项目时，为让企业口服心服，不再与环保部门“打游击”，区环保局找来全省有资质的环保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进行考察后出具报告，然后报政府批准再关闭，因此关闭的项目很少死灰复燃。
9、新华网：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至少推迟通水至2010年
来源：新华网 2007年9月11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655
新华网济南９月１１日电（记者 王汝堂）据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１１日透露，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山东段计划于２００７年年底建成通水的目标因多种原因已不可能实现，通水时间至少要推迟到２０１０年。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总体规划》，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首先调水到山东半岛和鲁北地区，以有效缓解该区域最为紧张的城市缺水问题，并为向天津市应急供水创造条件，规划工程规模为抽取长江水５００立方米每秒，入东平湖１００立方米每秒，过黄河５０立方米每秒，送山东半岛５０立方米每秒，于２００７年建成通水。
据山东省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局副局长王安德介绍，由于国家至今尚未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批复，多项工程没有开工建设，通水期将推迟。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在山东省境内分为南北、东西两条输水干线，干线全长１１９１公里，其中南北干线４８７公里。目前在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山东段１１项单项工程中，仅完成了济平干渠一项工程。
按计划，到２００７年年底前调水干线水质应基本达到３类水标准，但山东省对该区域今年１月～８月份水质检测均值表明，仅有１个断面达到３类标准，５个断面达到４类标准，７个断面达到５类标准，其余８个断面劣于５类标准。
作为调蓄湖泊和输水干线的南四湖、东平湖以及韩庄运河也仅达到４类水质，距离“清水走廊”的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10、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需加强水源地保护
来源：科学网2007-9-12
http://www.h2o-china.com/news/52096.html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我国一项重大水利工程。工程开工后，为确保充足水量和清水入京津，工程水源地保护区的陕西南部地区已经关停了一大批企业，但此区域社会经济很不发达，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80%以上，工业反哺农业的经济基础尚不具备。如何发展区域经济，确保一渠清水足量、持续地进京入津，仍在探索之中。
近日，穆兴民、孙春鹏等12名中央第四批输陕博士服务团亲临陕西省安康市五县(区)进行实地考察，水土保持专家穆兴民博士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保护提出了5点建议。
一是建立区域水源保护专项基金。区域水源保护有利于扩大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减缓水源区经济转型的阵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发展则能充分调动水源区人民的积极性，增强水源的保护意识与投入，二者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建议国家在充分考虑保护丹江口水库水量水质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源头保护区的水资源保护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社会经济与水源保护的同步发展。鉴于陕南地区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地，且区内绝大部分是国家级或省级贫困县，建议国家将陕西省汉江丹江流域列为水源保护的重点区域，加大对水源保护项目投入，并纳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体规划，统一安排，提供资金予以全面支持，确保水源保护工程与中线调水工程总体进度协调一致，早日实施。
二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南水北调的中线水源区进行生态补偿。面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保护区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现状，为保证水源地的保护与发展相协调，建议对中线水源区实施生态补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以来，为保证调水水质，一方面保护区已关停一大批污染严重的企业，限期治理了一批重点污染企业，永久性禁止高污染项目发展，库区的生产生活体系、交通运输体系等也需要重构。这给经济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保护区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水源区的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生态林业建设、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都需要长期投入，仅靠库区地方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应该对水源区实施生态补偿，否则会影响水源地的生态环境建设，也不利于提高库区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三是政策倾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按照南水北调工程“南北双赢、南北两利”的原则，建议参照国家支援三峡库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制定切合保护区实际的产业发展及配套政策，对保护区长远发展、水源安全保障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对于已有的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生态公益林补偿、农村能源建设等政策措施，可考虑进一步倾斜：可以组织北方受水城市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进行对口支援；在消费地的水价中提取一定数额用于水源保护；建立国家移民、水保生态基金，全力支持国家南水北调工程。
四是把“退耕还林”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加强对汉江丹江流域“天保工程”和造林的投资力度。陕南耕地少而贫困人口多，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对解决当地农民温饱和脱贫问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建议把对陕南的“退耕还林”作为一项长远的制度固定下来。陕南从实施“天保工程”以来至2006年，共获得国家“天保工程”和造林投入近亿万元，已累积完成造林近130万亩。然而，目前陕南还有宜林荒山荒地面积约1600万亩，“天保工程”及其造林任务还远未完成。建议国家加大对汉江丹江流域“天保工程”和造林的投入力度，在“十一五”期间每年的投入以超过5亿元为宜。
五是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加快农村沼气建设步伐。据调查，建一口8立方米的沼气池，多户平均每年可节约1.2～1.4吨薪柴，相当于保护了3～4亩林地的树木。目前，陕南农民使用薪柴约占其生活用能的70%，在208.01万农户中只有16077户使用了沼气，206.4万农户每年大约消耗448万吨薪柴和1120万亩的林地树木。以一家农户拥有一个沼气池需投入1200元计算，大体需投入24.8亿元。因此，建议加大农村沼气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间每年投入不应低于4亿元。
11、审计署官员：三峡工程已纠正违规问题金额2.64亿
来源：光明日报 2007年9月12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9712
记者:审计署近日公告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审计结果》。通过此次审计,对三峡工程质量有何评价？
潘晓军:从审计情况看,三峡工程质量总体优良。一是三峡总公司有一套较严密的质量管理保证体系和内控制度,在满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要求基础上,三峡总公司制定了110多个质量标准和关键部位、关键工序的施工技术标准,部分标准达到或超过了国际水平,有14项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二是我们抽查了40%的钢材、水泥等6种主要物资材料，结果表明,三峡总公司对主要物资材料采购和质量管理比较严格,购进的物资材料质量总体较好。三是经国务院质量检查专家组评定,审计的11个主要单项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平均优良率达到87%。其中,一、二、三期单元工程优良率分别为79.2%、80.7%和92.3%。
三峡审计结果公告后,社会上也有人认为,审计主要是财务检查,对工程质量发表审计意见是否恰当。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审计对三峡工程质量不直接进行鉴定,但可以从质量管理程序是否严格,内控制度是否健全、有效,质量检查结果是否完整,不合格质量问题是否得到纠正和处理以及监理记录、主要建筑材料检验分析结果等多个方面对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并详细了解国务院质量检查专家组评定结果,从而对工程质量问题提出评价意见。
记者:三峡工程建设了十四年,投资控制情况如何？
潘晓军:2006年,三峡工程的大部分主体工程已竣工,动态投资截至2005年底,也完成了642亿元,约占总投资的85%,工程建设进入了关键的第三阶段。从审计结果看,三峡工程投资控制是比较有效的,没有突破1993年确定的静态总投资。三峡工程概算编制静态投资500.9亿元(不含移民工程),实行静态控制,动态管理(每年按物价上涨增加相应调价系数)。经测算,到2009年三峡工程基本竣工,静态总投资可控制在概算确定的500.9亿元内,预计动态总投资为780多亿元,比1994年预测总投资减少350多亿元。一是因为建设期间国内宏观经济环境较好,价差和利息支出比预期要减少300多亿元;二是国务院三峡建委和三峡总公司两个层次的投资控制机制比较有效,“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模式比较成功,对因物价、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投资增加实行逐年核定,累计实现投资结余十多亿元。从抽查11个主要单项工程造价真实性情况看,核减的工程价款不到审计金额1%,远远低于一般建设项目的核减比例。
记者:审计发现了哪些问题？
潘晓军:从审计情况看,资金管理使用总体较好,没有发现挪用和严重侵占建设资金的问题,三峡基金做到了专款专用。这次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是:一些中小合同项目没有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度,部分单项工程监理工作比较薄弱,未严格落实工程质量事故责任追究制度。抽查48个金额1000万元左右的中小合同发现,有21个未招标,涉及金额3.13亿元,占应招标金额的51%;抽查合同金额为53.01亿元的部分工程发现,施工单位违规转分包8.65亿元,收取管理费5345万元;抽查6家监理单位的1448名监理人员,发现有740人没有监理资质。此外,还查出结算管理和合同管理不够严格增加建设成本4.88亿元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三峡工程建设期长,从1993年开工至今已有十四年,在建设初期,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当然也有内控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够严格等原因。三峡总公司及相关参建单位高度重视此次审计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截至目前，审计公告中反映的大部分问题已得到纠正，已纠正违规问题金额2.64亿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峡总公司把落实整改与加强内控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制定、修订和完善了17项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了招投标、合同、物资采购、监理等项管理工作,并将审计查出的主要问题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汇编,作为管理培训教材,组织员工和项目管理人员学习,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记者冯蕾）
12、重化工产业带：黄河不能承受之重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7-9-11
http://www.h2o-china.com/news/52050.html
西起银川东到呼和浩特不足800公里的黄河沿岸,正在崛起一个总投资近5000亿元的能源、重化工产业带,由此将新增巨大的用水需求。据估计,到2010年,宁、蒙黄河流域工业需水将达到21.3亿立方米,是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
日前，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带队的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8省，就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视察。
历时24天，驱车近1万公里，穿越8省区。看黄河、问黄河、研究黄河，应该说这是一次重新认识黄河和梳理沿黄经济发展脉胳的“沉重”之旅。
“一面是滞后的经济发展，一面是对黄河健康的忧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上问题最复杂、情况最复杂的河流。”视察团成员在完成考察后，对于黄河发展中存在的诸如生态保护、环境污染、工业布局等问题深感忧虑。
发展的强烈愿望、特殊的资源禀赋、畸重的产业结构、脆弱的生态环境、薄弱的基础相互叠加、牵制，使沿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难度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水质恶化成趋势
镜头:陕西渭河潼关段
数据:
80年代初黄河干流水质全部在Ⅲ类以上，90年代初黄河干流没有劣于Ⅳ类，而2006年黄河干流Ⅳ类水已占32％，50％的支流水质为劣Ⅴ类。据统计，1986年至1995年10年间，COD西移12个百分点，SO2西移3个百分点，估计近10年这种趋势更加显著。
站在黄河支流渭河的岸边，清华大学教授、全国政协常委王光谦说:“我们沿用了很长时间的成语——‘泾渭分明’，现在应该改成黑黄分明了。”
对于渭河两岸的百姓来说，渭河带来的不仅仅是颜色的改变。渭河在陕西境内的流域面积占陕西省总面积的1/3，聚集了陕西省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80％的国内生产总值。如果说黄河是全中国人的母亲河，渭河就是陕西人不折不扣的母亲河。可是，现在渭河边的老百姓却不敢亲近这条母亲河。
在渭河上的吊桥渡口，70岁的当地村民陈老汉向记者描述了渭河昔日的景象。
“过去我十来岁的时候，渭河黄河都有船，那时候，渭河的水清格凌凌的，人可以进去洗澡。现在别说是在河里洗澡，就是种庄稼都不敢用渭河水来浇。”
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作为“黄河沿岸发展情况”视察团中的一员，完成了从黄河源头到黄河入海口1万多公里的沿岸考察。一路走来，渭河段的污染让他印象深刻，“水体遭到污染，渭河沿岸百姓不但饮水困难，也根本无法使用渭河水进行浇灌。”而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今年1~4月对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渭河今年前4个月的监测结果全部为劣Ⅴ类。
不仅是渭河，整条黄河都呈现出水质恶化趋势。按照任玉岭的观察，“黄河水在青海境内比较好，处于Ⅱ类的水平。到了兰州、宁夏，水变成了Ⅳ类，到了山西、内蒙古，水质污染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而到了
三门峡就变得更脏。”
在视察团上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字，反映了黄河水污染的演进趋势。80年代初黄河干流水质全部在Ⅲ类以上，90年代初黄河干流没有劣于Ⅳ类，而2006年黄河干流Ⅳ类水已占32％，50％的支流水质为劣Ⅴ类。近10年来兰州黄河河段及其支流渭河、汾河、伊洛河等均发生过重大污染事件。
渭河污染仅是黄河流域水污染的一个缩影。毋庸置疑，能源资源重心的西移，也带来了污染的西移。据统计，1986年至1995年10年间，COD西移12个百分点，S O2西移3个百分点，估计近10年这种趋势更加显著。中国目前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大多分布在黄河沿岸，加之农业面源污染加剧，黄河水质明显恶化，跨界污染则进一步加剧了治理的难度。沿黄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又直接影响着水量稳定和河道安全，入海河段生态水也难以保证。
“在沿黄地区，水污染问题并没有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任玉岭说。可以从侧面为此提供佐证的是，视察团注意到，黄河在流经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工业区时，都受到很严重的污染，而且治理力度也不够大，但在听地方汇报时，几乎千篇一律地表示:“黄河水的入境断面为Ⅳ类水，但在该区域的出水断面已经变成Ⅲ类水体了。”
由于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西部各省的发展愿望非常迫切。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环保总局原副局长汪纪戎表示了担心:“必须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减少高耗水、重污染企业，否则，我们又会看到自毁家园、涸泽而渔的状况！”
黄河难以背负重化产业带
镜头:宁蒙黄河流域重化工业带
数据:
在黄河东岸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重化工基地，已经有11个大型电厂、煤矿、化工厂框架正在隆起。位于黄河南岸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十一五”期间，计划建成年产两亿吨煤、1000万吨化工产品、电力装机容量1500万千瓦的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两者到2010年计划从黄河抽取的工业用水将达21.3亿立方米，是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
记者在黄河流域宁夏、内蒙古采访发现，西起银川东到呼和浩特不足800公里的黄河沿岸，正在崛起一个总投资近5000亿元的能源、重化工产业带。由于这一产业带以煤水结合为开发核心，将新增巨大的用水需求。据了解，宁、蒙黄河流域2010年工业需水将达到21.3亿立方米，是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而宁、蒙地区本来就是黄河“用水大户”，近年来平均年用掉黄河水97亿立方米，已占黄河目前可耗水量的35％。
视察团成员对此深表担忧:“如果宁、蒙等地区建起一个超越黄河供水‘底线’的重工业集群，一旦黄河来水持续偏枯，其损失将极其巨大。”
记者来到黄河东岸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重化工基地，看到11个大型电厂、煤矿、化工厂框架正在隆起，一座用来引蓄黄河水的中型水库已建成。
位于黄河南岸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有“地下煤海”之称，当地农民挖菜窖都能挖出煤来。由于96％的面积属于沙漠和丘陵沟壑，加之水资源极缺，新崛起的能源重化工产业只能摆在黄河沿岸。鄂尔多斯市规划“十一五”期间，建成年产两亿吨煤、1000万吨化工产品、电力装机容量1500万千瓦的国家级能源重化工基地。
“被称为黄河‘金三角’的包头、鄂尔多斯、呼和浩特资源丰富，由于我国进入以重化工为主导的工业化和加速发展民用工业时期，资本、产业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为这一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建成全国性能源重化工基地带来空前机遇。”内蒙古自治区相关负责人在向视察团汇报时说。
值得提出的是，沿黄大部分地区属干旱、半干旱区，黄河成为最重要的水源。随着人口增多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能源、重化区基地的大规模建设，沿黄地区对黄河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黄河总供水量从1980年的343亿立方米增加到现在的418亿立方米，已经达到了黄河可分配水量的极限。
在水资源短缺的黄河流域，老百姓习惯把优质地下水称为“矿泉水”。可恰恰是这些优质的“矿泉水”，却大量流入对水质要求不高的工业机器和厂房内。工业大饮“矿泉水”的不合理开采结构不仅占用了老百姓珍贵的地下饮用水源，大量超采地下水还造成地下水日渐枯竭，一些地下水源地甚至频频报废。
由于水资源难以满足新增需求，沿黄地区几乎到了以水定(经济)规模、以水定(工业)项目的严峻地步，水成为沿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黄河水资源不足导致地下水严重超采和大规模的人工增雨(雪)作业。目前因地下水超采形成的降落漏斗区面积达5930平方公里，其中陕西、山西两省超采最为严重，山西地下水供水量自1992年至今增大了4倍，成为地质灾害的重要诱因。我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模居世界首位，继续扩大规模增加对大气水的利用，也只是个补充。在向天向地要水都已到极限的情况下，期望只有转向黄河。在沿黄地区，黄河水不仅意味着生命和绿色，还意味着财富和希望。黄河水量的增减直接决定着沿黄地区经济社会的进退。因此，尽管20年前制定的水量分配方案已经明显不适应今天的形势，但“谁也不敢重提修改的话题，谁也没有把握平衡各地区对黄河水配额的渴求。”
就在宁夏、内蒙古等地资源开发“盛宴”开席之际，发展背后的隐患也随之凸显。
一位视察团成员对此评价说:沿黄地区能源重化工“一业独大”的产业结构，是由资源结构和当前国家需求决定的，一时很难调整。而这些产业不仅是高耗能产业，也多是高耗水产业。据统计，沿黄8省(区)单位GDP能源消耗强度除山东省外，其他7省(区)都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西部青、甘、宁、蒙4省(区)单位GDP用水强度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天然径流量约为长江的1/20，黄河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5％，却需要满足超过全国10％人口的供求需求，供需矛盾十分尖锐，近年来连续呈现上中游全线告急的情况。已处于“资源性缺水”的黄河，难以背负正兴起于宁、蒙等黄河流域的巨型重化工业带。
黄河“大化工时代”的布局之患引人关注！
黄河生态严重恶化
镜头:
甘肃玛曲和山西
数据:
在玛曲，湿地干涸面积已经达到10.2万平方公里，80％的天然草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出现沙化草场5.3万平方公里，受沙化影响的草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而在山西这样一个年输出煤炭约6亿吨的产煤大省，约86％的农民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
在视察中，委员们有一个相同的感受:黄河上中游区段情况尤为复杂。这里地处干旱地区，生态脆弱，水土流失严重。《2007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统计数据表明:黄河上中游各省(区)生存支持系统、生态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排序基本都在全国最后几位。
在黄河上游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充斥视察团成员视野的是那些由于旱化而干裂的大片大片土地。玛曲县县长杨建国介绍说，这一地区众多的湖泊、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玛曲湿地干涸面积已经达到10.2万平方公里，“过不了几年，黄河‘蓄水池’这个美誉也许会变得有名无实了。”
据了解，在玛曲境内，随着人口的增加及森林采伐和过度放牧等活动，当地80％的天然草原已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出现沙化草场5.3万平方公里，受沙化影响的草场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导致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水资源涵养功能急剧减弱，补给黄河的水资源大量减少，对整个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青海到山东，一路走来，黄河生态严重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
当政协委员们走进被人们称为黄河“龙头”电站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碧波荡漾的湖水依然掩不住“黄色”的危机。
“单看我们照的照片，这水与新安江的水没什么区别。”王光谦教授说。其实不止是在龙羊峡水库，黄河在青海境内基本都是清的。这主要是因为青海还没有大的水土流失。但是，黄河青海段清清的河水背后已经蕴藏着危机。不仅在上游出现了过度放牧等因素导致的草场退化，龙羊峡水库周边地区也已经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在前往龙羊峡水库的路上，很少看到绿色植被，裸露的山岩上还时常看到那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山羊啃食草根。
在黄河沿岸，除了生态恶化，还有的就是如影随行的贫困。在视察中，有这样一组数字让视察团成员触目惊心:沿黄8省(区)又是多民族和贫困地区，占全国贫困村总数的44％。在山西这样一个年输出煤炭约6亿吨的产煤大省，约86％的农民收入还在1000元以下。这种由于资源无序开采而带来的“富裕的贫困”让众多视察团成员感到无奈。富饶资源的开发没有给当地带来预期的发展，大项目的投资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远远小于预期。视察团成员听到最多的是“四叹”——“望水兴叹、望电兴叹、望煤兴叹、望油兴叹”反映的就是这一现象。一位视察团成员深有感慨地说，那些因污染而无水可用的百姓，那些因污染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让我们必须去重点思考和审视经济发展模式。
须防范布局性环境风险
核心阅读:防范布局性环境风险的首要之举就是要对新上各类大项目推行规划环评。要对黄河流域布局进行统一的科学规划，根据现实需求与各地的资源禀赋和环境容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能任由地方盲目上项目。
视察团认为，黄河所以一路污染，一路水变少，关键是地方政府偏好重化工业的发展道路。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许多地方在发展化工石化产业时，只考虑经济因素，哪
里成本低、效益高，就在哪里建。大江大河沿岸、城市附近自然成了化工石化行业的‘热土’。”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旦发生环境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种布局性的环境风险一旦形成，短期内无法解决。因为搬迁的各种成本太大，只能采取一些被动的补救措施。防范布局性环境风险的首要之举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度对今后新上的各类大项目推行规划环评，使环境保护提前介入宏观决策，从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前预防。”视察团成员面对着沿黄如火如荼的重化工投资热潮分析说。
视察团成员们认为，对今后新上的化工石化等重化工基地推行规划环评，解决审批机制错位和环保管理体制问题，对黄河流域布局进行统一的科学规划。同时，必须解决目前规划与项目的审批机制错位问题。一些重大规划由地方政府审批，而规划中的项目却由国家部门审批、核准，宏观规划和微观项目在审批机制上倒挂，使得规划环评具有的优化生产力布局、指导项目环评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国家相关部门必须进行全国性的统一发展规划，根据现实需求与各地的资源禀赋、环境容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不能任由地方盲目上项目。
对于黄河沿岸尤其是中上游存在的生态破坏，视察团成员表示，应尽快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这是上中游地区共同的希望。目前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已经对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偿，问题是这种补偿缺乏与生态保护成效的相关性，缺乏激励和惩戒作用。按项目投入又存在着投入资金分散，多头投入，使用效率低的通病。因此，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及可操作性的制度体系十分紧迫。
视察团成员还提出，尽快批准实施《黄河中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重点解决中上游突出的水污染问题，优先保证流域饮用水安全。进一步加快黄河水量和水质监控能力建设。要确保黄河不断流，确保水环境不恶化，离不开实时准确的检测和调度。建议国家继续加以完善并建立完善的重大水污染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的沿黄各地区的合作及应急机制。 刘晓星
13、北京的水危机和出路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2007-9-12王建
http://www.h2o-china.com/news/52083.html
北京城是在古永定河渡口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因水而建，因水而兴。如今，被吸干了乳汁的母亲河永定河，绝大部分河段，在丰水期已无水流淌；原来烟波浩淼的密云水库内湖，已变成大片庄稼地；平水期北京周边“十库九旱”、“有河皆干”；枯水期颐和园昆明湖、圆明园内湖泊以及北京大学的未名湖都干枯见底。
缺水的北京
水资源危机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对它可能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人们还缺乏认识！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北京发展的主要因素，特别是１９９９年以来，北京遭遇连续干旱，更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局面。
２０００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不足３００立方米，仅为全国人均２２００立方米拥有量的１／８，世界人均水平１／３０。人均拥有水资源量，排在世界１２０多个国家的首都和城市的百位之后。
平原地区地下水资源严重超采，已形成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漏斗区。
北京变成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近几年，北京每年缺水均在４亿立方米左右。据《二十一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总报告》预测，２０１０年北京市需水量将达到５３．９５亿立方米，缺水１２．６２亿立方米。
历史上北京的水
北京历史上叫做北京湾，曾经有很好的水源。三面环山，俯临平原，河流纵横，湖沼众多，地下水源丰富。
北京，古称燕、蓟，又称幽州，从一个诸侯国都邑、北方重镇，到国家的都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城市延绵三千多年，都城八百多年经久不衰。在这个历史长河中，城市的发展与百姓的生活都与水息息相关。
２００年前，北京到处是湖泊、坑塘、沼泽，北京地区的湿地是现在的上百倍。
即便在清朝年间，北京南部仍保存着大面积湿地。麋鹿是一种喜湿润气候的动物，那时，它们就在北京东南部一个被称为“南海子”的沼泽地区生息繁衍。
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水所聚曰淀，高粱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日下旧闻考》中说：“淀，泊属，浅泉也”。京师有南淀、北淀、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海”是大的意思，“淀”是浅湖的总称。巴沟是海淀的泉水汇集之地，皇帝命名的泉就有二十八眼之多。北京西北郊湿地统称“海淀”，其中最大的水面是“瓮山泊”。
今天在市区，还有后海、积水潭、什刹海、北海、中南海、陶然亭、龙潭湖、紫竹院、八一湖、青年湖、柳荫湖等众多水面。
所以，考察北京自然生态系统，北京不是缺水地区，按照地球水资源量折合地表径流，深度为１５０毫米，而北京地区为２４３毫米。
北京水资源按照多年平均４０亿立方米计算，汉朝初年，北京人均水资源为６００００立方米，东汉末年北京人均 ２８０００立方米，唐朝１１０００立方米，金朝人均８０００立方米，元朝人均５３００立方米，明朝北京人口没有明显增加，清朝末年人口增加到１１０万人，人均水资源３６００立方米。
问题出在哪里
１９４９年，北京人口约２２０万人，人均水资源达１８００立方米。随着人口激增，城市规模扩大，到２００７年，北京迅速膨胀的人口已接近１８００万，增加了８倍多，比预想的目标提前了１３年。城市用地增加了５０倍，用水需求比１９４９年增长了３５倍以上，用水过快增长，超载的城市规模，超过了区域水资源承载力，导致北京变成了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特大城市！
北京地表水最主要的水源是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设计库容是４３．７亿立方米，然而２００４年的蓄水量仅７．１亿立方米，其中有６亿多是无法使用的死库容；官厅水库设计库容是４１．６亿立方米，２００７年蓄水量仅为１亿立方米，根本无水可供。
我们可以建造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但却无法创造城市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城市的发展，必须控制在流域水资源承载力之内。否则将不可持续。
由于我们长期缺乏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多年来北京市的用水，仅考虑了农业用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从未考虑生态用水。尽管城市面貌日益“美化”，生态环境质量却在不断恶化。
为解燃眉之急，北京市大量超采地下水，透支子孙后代的“救命水”。过度超采地下水，致使北京平原地区已经出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地下水亏损５７亿立方米。
出路在哪里
现在，北京每年要从更为缺水的河北、山西地区调水。正在施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贯通后，２０１０年起将每年向北京供水１２亿立方米。由于２０２０年北京市人口将增长到１８００万～２０００万，届时北京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将比２０００年更低，降为２５０立方米－２８０立方米。从长远看这是不可取的。
大规模调水的后果，不仅会推动目前高消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会继续刺激城市规模的扩大，加剧北京市的水危机。
为了实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解决北京水危机，建议立足北京当地，把重心放在压缩城市规模，减少城市人口，严格控制城市外围组团的无序扩张和城市的高强度开发建设；协调北京城市发展与所依托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维护海河流域水资源的正常循环；全力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恢复。
鉴于调水工程已经上马，建议维持现状不再扩大调水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避免高资源低利用；产业结构要向节水防污等高效产业调整。
解决北京缺水问题，不能就北京论北京，需要在海河流域各城市之间整体求优，建立起自组织协调机制，使流域内各城市建设规模、人口总量、开发强度与水资源承载力相匹配，形成互惠共生的有序关系。
14、让污染者付费，更要让受害者获益
来源：《广州日报》2007年09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252442.html
在9日召开的“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污染者付费是国际惯例（9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
污染问题涉及排污企业、地方政府、周边群众的三方利益。企业排污，群众受损，为了税收，有些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治污难的关键。近几年，排污企业和利益受损群众发生的环保冲突，与其说是村民的环保意识提高了，不如说是企业和群众的互惠关系破裂所致。
污染企业和受损群众如何实现污染下的互惠关系，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由于受污染的群众还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纯粹地谈环保，对他们来说，田园牧歌式的环境固然可爱，但生存是更为紧迫的问题——如果一定程度的污染尚不直接危及生命，哪怕高于国家标准，也是可以接受的。倘若站在村民立场上来考虑，我们必须承认，村民这样的行为是理性的。
而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利益关系则更为直接。尽管一些污染企业在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但同时也在为当地政府提供税收来源，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环保执法问题。于是，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采取默认，甚至遇到上级来检查，还会为污染企业打掩护。
的确，让污染者付费，以经济政策促使企业控制污染，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问题是，污染者付费后，如何平衡企业与受损群众、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仍旧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污染者付费，是进入国家财政，还是进入地方财政？污染企业付费后，会不会不再对当地群众进行补偿？这些费用如何对受损群众进行补贴？
在笔者看来，让污染者付费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些费用既然是因为破坏当地生态环境、危及周边群众利益而发生的费用，就理应用在当地生态环境治理和补偿受污染群众上。否则，群众和企业之间出现环保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15、“环保新政”需要形成三管齐下的高压态势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7年09月12日 潘洪其
http://env.people.com.cn/GB/6252443.html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在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宣布，继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制定《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之后，环保总局将与财政部、证监会、保监会、商务部等各宏观经济部门合作，构建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等七项环境经济政策，争取在四年内初步形成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保总局的这一重大政策规划，被外界郑重地称为“环保新政”。
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引导、干预和限制企业环境行为的政策手段。环保总局此次推出一整套“环保新政”，自然让人联想到这几年环保总局刮起的“环保风暴”。对于后者，不但公众中有一些意见和看法，环保总局自己也承认，在四年时间里刮了四次“风暴”，靠的全是行政手段，“这些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既然“环保风暴”未能收到长期效果，那么，取而代之的“环保新政”能否走得更稳更远，成为“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呢？
应当看到，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将是环保部门主动与税务、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部门接洽，并努力寻求他们配合和支持的结果。在现有条件下，如果这些部门对此并不重视，甚或暗地里与污染企业同流合污，环保部门恐怕也无可奈何。越是在地方和基层，越可能出现这种环保部门“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因此，在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和实施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应当考虑成立更高层级的权威机构，对环保部门与宏观经济部门的合作进行统一协调；或者通过立法或修法程序，将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明确规定税务、财政、金融等部门负有对污染企业进行“经济制裁”的法律责任，从而为“环保新政”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保障。
环境问题涉及到企业、政府和民众三个治理主体，环保总局公布的政策计划，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环境行为，要使“环保新政”产生综合治理的长期效果，还需要针对政府和民众这两个主体充分发力，形成“三管齐下”的高压态势。
其一，严格落实政府部门在环保问题上的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国家监察部和环保总局去年2月发布了《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规定了对不依法责令污染企业限期治理，或者对污染企业不按规定责令取缔、关闭、停产的政府官员的处分办法。在法律责任方面，《刑法》规定，“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此专门出台司法解释，详细规定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环境监管失职犯罪”案件的立案标准。“治污必先治官”，“治官”有法可依，关键是能不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其二，依法保障而不是限制公众参与环保的权利，保障公众在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公众在环保参与中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理性行使环保权利，一方面可以对污染企业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与政府的环境治理形成良性互动，促进政府环境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推动相关法律不断完善。公众不是“群氓”，参与不是“乱动”，有关方面应当改变对公众参与的歧视性态度，从保障公民权利的高度，把保障公众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
16、公益与科研：社区衰退的回春丸？
冯永锋 2007年9月11日
当地群众帮助自然资源保护者保护中国西北部草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冯永锋来自青藏高原措池村的报道。
7月18日，青海措池村，牧民们举办的“生态文化节”正式开幕。这一天的下午，在北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王大军，在著名环保人士、张可佳组织的“绿色记者沙龙”上，向大家讲述措池的魅力，讲述他的担忧和喜悦。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天河源野生动物保护核心区，总面积约2124.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200米，最高达4800米，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纯牧业村之一。
第一次来措池村的人可能觉得这里还是世外桃源，风景如画，民风纯朴。但是经常来措施村的人，就会发现这个世外桃源跟以前比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公路修通了，从格尔木到措池村以前要走三四天的山路现在半天就到了；村民从骑马改成骑摩托车来放牧，当然这还需要买汽油和摩托车配件；有些村民还买了数码相机等现代电器，都可以到刚修好的太阳能电池站去充电。
便捷的交通，和随之而来的频密的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给村民带来舒适现代生活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邪恶的侵蚀。人与人之间友善，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一向是措池村或者说中国许多地方的荣耀。但是，有很多人发现，这几年，人与人之间的邻里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邻里关系，都有恶化的微妙趋势。措池村的草原退化就是这恶化趋势的表现之一。
不过，措池村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来对抗这恶化的趋势。
哈希·扎西多杰，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扎多”，是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副秘书长，2007初获得了“CCTV年度经济人物公益奖”。他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实践着一种能够实现自然保护与社区强健之间双赢的方法，这种方法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社区共管”。措池村，正是这一理念实施的重要领地。
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村民们被发动起来，在“监测”他们牛羊的同时，监测物候、野生动植物、草原和山水的变化。扎多认为，其实保护的问题本质上是个社区强健的问题，是如何化自私为半公益的问题。有人认为，一个社区要强健，一定要等到它富裕之后。中国有太多的地方，都抱着“先污染、后治理”，“先砍树，后种树”的想法来对待环境保护，可实际上，你不一定要等人快死的时候再来给他治病，你完全可以在他还健康时，就帮助他采取必要的保健措施。“有人老说要有钱才能做保护，我有两句话来反驳，一是穷妈妈未必不懂得艺术，未必比富妈妈更不会打扮她的子女；二是有钱未必有智慧，未必会做公益，甚至有可能越有钱越邪恶。”
著名自然保护组织“保护国际”中国区代表吕植，和王大军同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她带领的团队给了措池村强大的科研力量支持和精神支持。他们帮助村民设计监测的种类和方式，帮助分析监测的结果，与村民一起共同做科研。王大军说：“牧民有非常多的感官知识，他们长年累月积累的社区自然知识要比我们丰富，科研的过程是调动和改良他们这种知识的过程。现在的青海，到处都在杀高原鼠兔，只有措池村的人不杀，因为他们发现，草原恶化也许不是鼠兔的原因，是草原先恶化了，才有鼠兔的大量出现。旱獭也是如此，现在旱獭很值钱，有外边的人来滥捕滥杀，可它与鼠兔一样，是高原生态系统中的‘中间件’，如果它们少了，狼、棕熊、猛禽，怎么存活？杀了它们，草原真的就能恢复吗？现在许多地方都在推广围栏草场，牧民非常喜欢，但是我们也在提醒他们：这种把连绵的草原划分为独立片区的方式，真的是可长久的吗？”
科研是带有公益性的，这种微妙的公益乐趣也许会成为社区的新型融洽剂。扎多和吕植这些人希望找到一种“扶助手段”，让村民享受做科研和公益的乐趣，进而真正认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改善随着商品经济入侵而日益滑坡的社区邻里关系。吕植说：“人们害怕的并不是交通，也不是商品，而是这些商品和交通所附带的对人性和自然的侵犯力。而基于‘社区共管’基础上的科研、公益活动的掺入，可能是对抗和缓冲社区恶化的一个理想办法。”
基于这个考虑，为了防止邻里关系滑坡，强化自身的文化魅力，进而增强社区的共同归属感，措池村开始举办“生态文化节”。在将近10天的时间里，所有到达这个村庄、生活于这个村庄的人，都参与了各种各样的“节目”。这节目既有传统的转山、歌咏、传说讲述，又有新添的认识动植物、摄影比赛等。
扎多说，乡村生态文化节搭载在藏族传统的“过桑”这个平台，在继承了传统的本地生态文化的基础上，也被赋予了强烈的“绿色”概念，包括服饰表演、赛马、放生、杀戒（野生动物）、话说山川、本土民族体育、讲解宗教生态文化、社区监测评比、评选“最具慈悲之心”村民、播放生态影视宣传片等多种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实践证明，这些举措有助于培养广大村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凝聚乡村向心力，培养牧民自觉参与自然生态保护的热情，倡导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鼓励传承优秀的生态文化思想。
本土的文化是诱人的。“保护国际”把“文化节”当成了员工教育和实地科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程序，鼓励员工实地学习生态学知识——尤其是高原生态系统等方面知识，通过向牧民们学习，提高参与活动的员工对社区保护工作的理解。“保护国际”保护项目主管孙姗说，他们在一种既欣赏、赞美、喜悦，但又无比忧虑的复杂态度中参与了这个文化节。“有时候你说不清，到底是我们在帮助他们还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也许是大家都是在共同救护自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