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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2007-07-03

七月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环保总局:长黄淮海重污染水域进行"流域限批"

2、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环保必须进入决策前端 

3、太湖水污染问题治理框定六大方向

4、潘岳称希望借流域限批探索流域治污新思路

5、专家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可实现中国2/3节能潜力

6、去年全国耕地18.27亿亩 水资源总量同比减少8.9% 

 

地方信息:

7、辽宁投资70余亿元治理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

8、广州挂牌督办11家污企 花都5家印染企业上榜

 

人与自然:

9、走近神秘的白海豚:两难中能否两全其美?

 

污染信息:

10、河南汝州焦化企业污染严重 环保局长拒谈环保

 

深度报道:

11、环保部门屡失察 监控排污电子眼频故障成摆设

12、环保NGO “配角”转向“主角”

 

环境时评:

13、蓝藻 大自然给我们的强烈警示

14、民众参与堵截“特殊利益勾结”

15世界遗产不是“进进出出”的游戏

 

 

 

1、环保总局:长黄淮海重污染水域进行"流域限批"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07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5941361.html

  人民网北京7月3日专电 (记者扎西)记者近日从国家环保总局获悉,针对中国当前严峻的水污染形势,环保总局自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 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当前水污染持续恶化的趋势已非分割的治水管理体制所能解决,应该尽快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流域污染防治机制和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坚决完成减排目标。

  据悉,此次限批地区包括: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市和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流域的甘肃白银市与兰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陕西渭南市、山西河津市(县级)与襄汾县;淮河流域的河南周口市、安徽蚌埠市;海河流域的河北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南濮阳经济开发区、山东莘县工业园区。从即日起,环保总局将停止这些地区除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类外所有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同时,环保总局将对区域内不正常运转的石家庄深泽县东区污水处理厂等6家污水处理厂和环境违法严重的攀钢钛业有限公司钛白粉厂等32家企业进行“挂牌督办”。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于今年1-4月对全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结果表明,流经上述限批城市的水质多数为重度污染。如长江安徽段的巢湖全湖平均为V类(Ⅴ类水已不能和人体接触,劣Ⅴ类水更是丧失基本生态功能);黄河支流渭河的渭南市、淮河支流沙颍河的周口市的国控断面今年前4个月的监测结果全部为劣Ⅴ类。环保总局近日对海河和淮河流域干流和支流67个断面水质抽样监测结果显示,全部为劣Ⅴ类。限批流域的饮用水安全隐患也非常严重。如巢湖每年夏季出现蓝藻,目前企业仍在排放大量氮、磷污染物,加大了蓝藻继续大规模暴发的风险;2007年5月安徽蚌埠市5个排污通道超标排污严重,直排淮河,现场检查发现,在淮河已形成1公里长的泡沫带,COD浓度高达390mg/L(超过达标标准9倍);如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金星纸浆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4月发生50万立方米造纸污水池坍塌,因无防渗措施,已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直接威胁黄河水环境安全;山西河津市5万吨/日污水处理厂,在其区段内的汾河水超过V类标准3.57倍的情况下仍拖而不建;海河的主要支流河北子牙河水体墨绿、气味刺鼻、生物绝迹,十多年水质未见好转,已给沿途13个乡镇、119个村庄群众生活造成严重危害。

  潘岳指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上述被限批的13个市、县、工业园区,应在三个月内对本辖区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如下整改:一、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口进行清理,拆除一、二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范围内的排污口。二、按照流域或地区水污染防治规划应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仍未建设的,必须立即启动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建设;已建成仍未正常运转的,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正常运转。三、辖区内所有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未经环保验收擅自投入运营的建设项目,必须立即停止建设或生产,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验收。四、全面清理取缔本地区违反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庇护污染企业的“土政策”。五、所有限批城市必须立即启动城市发展和流域开发的规划环评,结合流域环境承载力,明确本流域和区域主体功能和生态功能定位,为下步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奠定基础。六、多次发生重大水环境污染事故、环境风险隐患突出,对下游饮用水源构成威胁的城市,必须立即制定相应的流域水环境事故防范应急预案,并建立与下游城市的联动防范机制。七、限批地区对超标排放的企业要立即进行处罚和整治,重点污染源要立即安装在线监控设施,并将整改达标情况及时上报环保总局。以上七条一日没完成,一日不解除“限批”。此外,环保总局将建议监察部依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造成上述流域严重水污染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

  潘岳说,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事故高发期;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2006年七大水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就达7个。十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至今这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这充分说明,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在当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水污染治理是对政府行政、宏观调控能力与社会和谐的严峻考验,环保总局希望能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一是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那就是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环保总局将强烈建议监察等部门继续加大加重对区域流域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是建立跨部门跨流域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目前的流域水环境管理呈现“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争权不断,推责有余。流域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也没有建立,上游地区不仅缺乏治污积极性,甚至通过流域的过度开发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根据流域整体性组织环保、水利、城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开展联合监测和执法已经迫在眉睫。

  三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缺少足够的监察力量是企业非法排污“一查就关、一走就开”屡禁不止的主因之一。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环保总局对责令停产整顿的污染企业将定期进行督察,对于通过环评审批的企业是否兑现环保承诺进行抽查评估。建立有效的环保后督察制度要求一支强大的环境监察力量,需要国家对环保执法评估机制的更大投入,也需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作为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最有动力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为公众监督提供平台。

  四是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结合行政与市场的力量来遏制污染恶化趋势。环保总局将和银监会在近期出台绿色信贷政策,未执行环评审批和验收的项目,未按环保审批要求落实环保措施而被环保部门查处的企业将不能得到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以此为开端,环保总局将联合更多部门在近年内研究出台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财税等一系列新政策。

潘岳最后说,环保总局将密切跟踪被限批地区和挂牌督办企业的整改,并派督查组赴各流域和城市进行现场督查,定期公布整改进展情况,让全社会监督流域水污染防治。在此次第一批“流域限批”的基础上,环保总局将逐步展开对珠江、辽河、全长江流域以及重点海域持续不断地检查执法行动。

2、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环保必须进入决策前端 

来源:人民日报2007年07月0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7-07/03/content_6319651.htm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6月22日在出席国家环保总局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时说

    可持续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几句口号,它需要借助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落实。战略环评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规避环境风险的根本手段。通过战略环评完善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的机制,是我们当前必须利用好的手段和必须抓住的机遇    目前,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并对国家形象造成很大损害,已经成为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绿色发展必须突破的主要瓶颈。我们的GDP以每年8%—12%的速度增长,环境损失也占当年GDP的8%—13%,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4个国家中排在第133名。

    基本国情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继续复制西方传统工业化的模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必然选择。但可持续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不是几句口号,它需要借助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落实。通过战略环评完善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的机制,是我们当前必须利用好的手段和必须抓住的机遇。

    推进战略环评已刻不容缓。一些地方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时,较少在宏观决策和整体规划上考虑环境与资源因素,带来了深刻教训。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厦门海沧空间布局失调等问题就是如此。必须通过战略环评,综合分析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对各类重大开发、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进行更为合理的战略安排。

    目前战略环评还面临认识不到位、制度不健全、基础不牢固等制约因素,很多地区和部门没有对战略环评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空间布局混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积重难返。至今,一些滞后于形势的惯性思维,仍使战略环评相关法规的出台步履维艰。

    环保总局这次组建战略环评专家咨询委,在为规划环评审查提供咨询的同时,还将对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各类决策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并从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角度对各类重大开发建设战略和规划进行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是中国战略环评发展历程中的大事,是政府职能从重项目审批向重规划调控转变的一项重要改革探索。

    战略环评是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规避环境风险的根本手段。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环保总局将更为积极地推进战略环评,将环境因素置于重大决策链的前端,使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人口分布、国土利用格局等真正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开发建设的源头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记者 孙秀艳)  

3、太湖水污染问题治理框定六大方向

来源: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07月03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3/111913364737.shtml

  截至7月2日,国家发改委征求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的专题开辟了一周,目前已收到七条建议。

  在发改委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已提交的建议中,从蓝藻治理到控制污染源,乃至重新审视太湖周边城区的规划,差不多由表及里涵盖了太湖治理的各方面。

  跟踪研究太湖蓝藻数十年的专家、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孔繁翔强调说,“一定要控制住污染源,不能存有侥幸思想。”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困扰太湖的蓝藻问题,今年更是惊人地爆发。不仅比往年早了一个月左右,而且预计持续时间也将达到破纪录的半年以上。

  被惊动的当然远不止400多万无锡人。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一个国家层面的协同治理方案,被提上了紧急议事日程。

  6月11日,在无锡太湖污染防治座谈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求,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会同水利、建设、环保等部门编制《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的编制同时将兼收并蓄各界人士的智慧——国家发改委日前在其网站主页上开辟了《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建言献策》专题,自6月26日至12月31日期间,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和建议。

  针对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中的问题,发改委为建言的人士框定了6大方向,包括工业点源污染治理、水产养殖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太湖流域水资源调配、太湖流域生活污水处理、产业结构调整布局、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体制机制等。

  一位无锡政府官员指出,这体现了国家要对太湖采取多方面综合治理的决心。这与酝酿中的《方案》协同多部门“会战”的思路一脉相承。

  “为了治理太湖水污染,国家已经投资上百亿元,但未见明显效果,说明传统的思维陷入误区,需要换个角度思考”。上述官员直陈己见,“不仅要多管齐下,而且要治本”。

  记者注意到,已经提交的建议中,既有灭除蓝藻的直接措施,也有关闭所有沿湖化工厂、重新审视无锡太湖新城规划,剑指污染源头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着手开展《方案》编制的相关工作。总体目标是,根据太湖的水环境承载能力,科学地制定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努力实现太湖流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在结合有关部门正在开展的相关规划基础上,《方案》会广泛吸收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环太湖各省市的专家参与编制工作,另一方面,本次意见征集中的合理建议,也将得到充分的考虑。

  不过,孔繁翔也指出,如果一边污染一边治理,而且治污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污染的扩散,太湖水环境的改善就一个字:“难”。

  今年5月蓝藻大爆发时,他曾陪同江苏省有关领导在太湖边视察。当时他就指出,除了打捞蓝藻以外,并不存在更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污染”。

  孔繁翔坚持,所有的化工企业“一定要”搬离湖区。只有切断外来污染源,同时去除内部的污染源,再辅以七八年的休养生息,太湖水才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在太湖的根本治理上,“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孔繁翔说。(记者 李芃)

4、潘岳称希望借流域限批探索流域治污新思路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7年07月03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3/112713364834.shtml

  中新网7月3日电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今日向新闻界通报,环保总局自即日起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实行“流域限批”。潘岳表示,环保总局将建议监察部依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造成四大流域严重水污染和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相关负责人追究责任。

  潘岳指出,两年前的松花江事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事故高发期;今年入夏以来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接连暴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2006年七大水系Ⅴ类和劣Ⅴ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就达7个。十多年来国家斥巨资治理“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但治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的速度,至今这些本已改善的流域又被重新污染。

  潘岳表示,这充分说明,传统工业化的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威胁;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在当下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关键时刻,水污染治理是对政府行政、宏观调控能力与社会和谐的严峻考验,环保总局希望能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探索一条能将行政手段、市场力量、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流域污染防治新思路。

  一是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不顾区域、流域环境承载能力已逼近底线,盲目追求GDP增长,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众健康换取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由此可见,政绩观的改变单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必须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那就是官员环保考核问责机制。环保总局将强烈建议监察等部门继续加大加重对区域流域重大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是建立跨部门跨流域的统一综合治理机制。目前的流域水环境管理呈现“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的局面,直接导致“责权利”的不统一,争权不断,推责有余。流域上下游水污染防治补偿机制也没有建立,上游地区不仅缺乏治污积极性,甚至通过流域的过度开发带动经济的增长。因此,根据流域整体性组织环保、水利、城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开展联合监测和执法已经迫在眉睫。

  三是建立公众参与的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缺少足够的监察力量是企业非法排污“一查就关、一走就开”屡禁不止的主因之一。从此次“流域限批”开始,环保总局对责令停产整顿的污染企业将定期进行督察,对于通过环评审批的企业是否兑现环保承诺进行抽查评估。建立有效的环保后督察制度要求一支强大的环境监察力量,需要国家对环保执法评估机制的更大投入,也需动员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作为环境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最有动力去监督各相关部门和企业是否履行了环境义务。各级政府应该按照国务院《信息公开条例》为公众监督提供平台。

  四是建立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结合行政与市场的力量来遏制污染恶化趋势。环保总局将和银监会在近期出台绿色信贷政策,未执行环评审批和验收的项目,未按环保审批要求落实环保措施而被环保部门查处的企业将不能得到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以此为开端,环保总局将联合更多部门在近年内研究出台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财税等一系列新政策。

潘岳最后表示,环保总局将密切跟踪被限批地区和挂牌督办企业的整改,并派督查组赴各流域和城市进行现场督查,定期公布整改进展情况,让全社会监督流域水污染防治。在此次第一批“流域限批”的基础上,环保总局将逐步展开对珠江、辽河、全长江流域以及重点海域持续不断地检查执法行动。

5、专家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可实现中国2/3节能潜力

来源:新华网  2007年7月3日

http://www.hwcc.gov.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75308

新华网北京7月3日电(记者吴晶晶)专家认为,如果中国能耗达到发达国家当前能耗水平的一半,那么中国的节能潜力可达6亿吨标准煤左右,推广和完善循环经济就可实现其中的2/3。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日前指出,尽管中国循环经济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和生产效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以主要耗能设备能源效率为例,2005年,中国燃煤工业锅炉平均运行效率60%左右,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至20个百分点;中小电动机平均效率87%,风机、水泵平均设计效率75%,均比国际先进水平低5个百分点,系统运行效率低15至20个百分点;机动车燃油经济性水平比欧洲低25%,比日本低20%,比美国整体水平低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7.6升,比国外先进水平高1倍以上;内河运输船舶油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10%至20%。

牛文元指出,发展循环经济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开辟新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800万至10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如全部回收可燃气体,按热值计算可供一个120万千瓦发电厂所需的能源,如全部回收固体废弃物,可满足生产300万吨水泥所需的主要原料。

发展循环经济还能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据测算,如用矿石炼钢,能耗为1.11吨标煤/吨钢,而用废钢炼钢,能耗仅为0.2吨煤/吨钢。利用废钢炼钢,可减轻空气污染88%,减轻水质污染76%。

此外,发展循环经济还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目前中国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至25个百分点;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只要适当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利用水平,就能较大程度提高这些重要行业的经济效益。

6、去年全国耕地18.27亿亩 水资源总量同比减少8.9% 

来源:人民日报 2007年07月0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7-07/03/content_6319657.htm

   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布200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公报显示:2006年国土资源工作在保护资源、保障发展、维护权益、服务社会等各方面取得新的成效,实现了“十一五”良好开局。

    2006年,全国耕地12177.59万公顷(18.27亿亩)与2005年相比,耕地面积减少0.25%,耕地净减少30.7万公顷(460.2万亩)。同期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6.7万公顷(550.8万亩),超过建设占用耕地42.0%。全面部署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启动116个国家级示范区建设,面积886.67万公顷。

    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13处,其中,能源矿产地42处,金属矿产地85处,非金属矿产地85处,水气矿产地1处。有72种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有效推进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建设,促进了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保护。(夏珺)

    水资源总量少了,用水总量却多了。日前发布的《2006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水资源总量25567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8.9%;全年总用水量571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加83亿立方米,人均用水量达到了435立方米。根据全国13.5万多公里河长水质评价结果,水质符合和优于Ⅲ类水的河长占60.5%。

    统计公报显示,全年总用水量5716亿立方米中,居民生活用水占总用水量的8.3%;生产用水占90.1%;生态与环境用水占1.6%。与上年比较,去年全国生活用水增加2.2%,生产用水增加1.4%,生态与环境用水增加1.0%。全国人均用水量为435立方米,比上年略有增长。万元GDP(当年价)用水量273立方米,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减少8.3%;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144立方米,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减少9.8%。(赵永平)

 

7、辽宁投资70余亿元治理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7年07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5939219.html

  人民网沈阳7月2日电 (记者何勇)记者从辽宁省政府获悉:今年起,辽宁省政府将投资73亿元,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行动。主要整治污染河流、关闭污染造纸厂、印染厂等企业,集中在14个重点区域和造纸、印染、火电、冶金、石化等7个重点行业。

  辽宁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和原材料生产基地,在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污染问题。辽宁此次计划实施的14个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集中在辽河流域8个重污染支流和大凌河上游,将建设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处理设施,进行工业污染治理、河道清淤、生态修复及景观建设等工程。而中部城市群、海城―大石桥镁砂污染、锦州―葫芦岛钼铁冶炼污染3个区域大气整治工程,将推进天然气、液化气、电等清洁能源使用,推广集中供热、热电联产,完成污染治理设施的升级改造,实施在线监控。

治理目标是到2010年,一批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重点流域、区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大幅度削减,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包括93个项目,预计可减排COD9.68万吨、二氧化硫15万吨、烟粉尘6.7万吨,增加危险废物安全处置能力1755万吨/年。

 

8、广州挂牌督办11家污企 花都5家印染企业上榜

来源:金羊网2007-7-3

http://www.h2o-china.com/news/49843.html

每年1250万吨废水排入天马河

(刘正旭 穗环宣)记者昨天从广州市环保局了解到,市环保局、市监察局联合发出通知,对广东澳联玻璃有限公司等11家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其中造成水污染的企业有9家,造成大气污染的企业有2家。11家企业最迟要在今年10月

30日前完成整改。

被挂牌督办的11家企业中,有市属企业4家、区属企业7家。其中涉及花都区企业5家,白云区企业3家,天河、萝岗、番禺企业各1家。其中花都5家企业都集中在天马河(天马河位于花都西部,是花都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灌溉资源)两侧,且都为高污染的印染企业,5家企业每年总计有超过1250万吨的废水排入天马河,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此次挂牌督办由市环保局和市监察局联合开展,对在限期内完成整改任务的予以摘牌,对逾期不能完成整改任务的将依法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企业名称 主要问题 所在区

1.广东澳联玻璃有限公司 三条烟囱经常超标排放SO2,且经多次处罚,限期治理。 天河区

2.广州市祈美燃料有限公司 延迟焦化减粘装置,并违法投入使用,严重污染周边区域空气环境。 番禺区

3.上海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至今未办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手续,偷排生产废水。 白云区

4.广州市桂康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凰岗分公司 在石门水厂吸水点附近擅自设立码头,从事废旧金属回收、加工业务,存在环境安全隐患。 白云区

5.联雄洗水厂 位于乌涌上游与科学城交接处,大量排放未经处理的蓝色生产废水,污染严重。 萝岗区

6.花都威歧漂染厂 250万吨,年的印染废水排入天马河,废气超标排放。 花都区

7.达兴漂染厂 排放的印染废水,对附近河涌造成严重影响。 花都区

8.煜铨漂染厂 250万吨,年的印染废水排入天马河,废气超标排放。 花都区

9.美力漂染厂 排放的印染废水,对附近河涌造成严重影响。250万吨,年的印染废水排入天马河,废气超标排放。 花都区

10.立信漂染厂 排放的印染废水,对附近河涌造成严重影响。250万吨,年的印染废水排入天马河,废气超标排放。 花都区

11.广州市白云电镀厂 生产废水严重超标。 白云区

 

9、走近神秘的白海豚:两难中能否两全其美?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07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5942712.html

  北京大学广西钦州中华白海豚研究基地监测数据显示,“中华白海豚之乡”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120头左右,这是近年来我国北部湾地区观测到的最大一群中华白海豚。近年来,在广东珠江口、厦门鼓浪屿等海域也发现了中华白海豚,让人欣喜!

  但是,由于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增长迅速,经济发展迅猛,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到海洋,给海洋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些生活在浅海海域的白海豚,能不能拥有一个生存的家园让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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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湾中华白海豚

  濒危中华白海豚需要一个家

  广西钦州三娘湾浅海海域与北海隔海相望,南接北部湾,西临钦州港,因栖息着有“海上大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重点濒危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白海豚,被喻为“中华白海豚之乡”。

  中华白海豚是我国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上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哺乳动物,以其数量稀少在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保护红皮书》。白海豚属共有4种,即中华白海豚、 铅色白海豚、花白海豚和西非白海豚,其中,中华白海豚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濒危的一类海洋生物,现存于世界上的中华白海豚只有1000多条。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中华白海豚的情况,2004年北京大学在广西钦州市成立了钦州湾中华白海豚研究基地,由北京大学生命与科学学院教授、被誉为“熊猫之父”的著名动物学家潘文石先生负责对中华白海豚的研究工作。

  潘教授和他的助手、学生每天都对中华白海豚进行观察、监测。通过3年的监测,他发现三娘湾的中华白海豚不仅增加了数量,而且种群上也有很大的变化。潘文石说:“北部湾或者说三娘湾的海豚大概是最有希望的一个种群,我经过3年的研究发现,这是一个年轻的健康的群体。我建立一个统计模型,这个统计模型告诉我们,现在钦州湾有120头海豚,这是最低的一个估计。”

  潘文石介绍,中华白海豚的老年的个体身上完全是白的,没有黑的斑点或者只有极少黑斑点,而且看起来它皮肤已经开始有皱纹,这样的海豚在整个三娘湾的种群里头只占1%到2%。“其他的都是小海豚和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所以我在这3年里头,年年都发现有新的小海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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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娘湾中华白海豚在水中嬉戏。

  据了解,全世界的白海豚都生活在浅海,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湾、雷州半岛、珠江口、长江口几个地方都有中华白海豚的历史记载。目前,中华白海豚最重要的生存区域范围是在珠江口和北部湾海域。

  上世纪70年代,三娘湾曾经发现过白海豚,而此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群众加强了海湾的生态环境建设,三娘湾拥有了良好的浅海地貌和水文条件,逐渐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白海豚重返“娘家”,使得北部湾的中华白海豚至今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

  潘文石说:“今天这里的中华白海豚能生存的钦州湾,仍然是具有它们祖先所生活的那样一个地区,水又干净又有小鱼,所以它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10、河南汝州焦化企业污染严重 环保局长拒谈环保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07月03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3/101213364021.shtml

  6月21日,本报记者在河南平顶山市调查时发现,位于汝州市汝南工业区的汝丰焦化有限公司和天瑞铸造公司、位于郏县李口乡的物阳焦化厂和平顶山利鑫焦化有限公司,缺乏环保措施,生产现场烟雾滚滚。

  黄烟黑烟直排空中

  在汝丰焦化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一阵阵的黄色、黑色烟雾不断从厂房排向天空,把附近的农田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刺鼻的气味呛得正在田里劳作的一位中年妇女不时停下来咳嗽。当看到记者在拍照,厂门卫室的一名年轻女性赶紧拨打电话,就在她放下电话两三分钟,生产区的黄烟黑烟逐渐变得稀薄,最后不冒烟了。

  在天瑞铸造公司,记者伪称买焦进入,看到厂房里浓烟弥漫,气味刺鼻,工人们灰头土脸,大热天里都头戴带裙边的兜帽。记者正在天瑞铸造现场调查时,被汝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带走,一位环保局副局长告诉记者当天是天瑞铸造的环保设备坏了,正在检修。

  在物阳焦化厂记者驱车随一辆运送煤炭的卡车闯了进去,看到地上的粉尘足有一尺厚。记者拍下了这里浓烟滚滚、粉尘飞扬的工作现场,当记者来到厂办公室了解情况时,值班的办公室主任吕祥山告诉记者:厂里负责人不在,有没有环评手续他也不知道,并要记者留下联系电话,第二天联系记者,但一直也没有再和记者联系。

  利鑫焦化有限公司则实行封闭式管理,拒绝记者入内采访。

  环保局长拒谈环保

  记者被汝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带走后,提出要就环保治理问题采访该局局长王孝平,但是,王孝平立即声明:如果采访,他不谈张大卫(河南省主抓环保、安全的副省长)、不谈鑫源丰(指河南汝州鑫源丰氧化铝项目)、不谈环保,否则将不接受采访。那位副局长则质问记者:河南其他地方也是这种情况,你们为什么光来汝州?王局长还抱怨,一些污染企业申请项目时越过汝州这一级,项目落户了,汝州环保局却要因为企业污染问题受责问。

  和汝州环保局主动和记者见面的情况相反,郏县环保局负责人则避而不见记者。记者来到郏县县政府办公室要求安排采访主管县长,被办公室一位姓黄的工作人员拒绝。6月28日,记者再次拨打郏县郑县长的电话,准备就环保问题进行采访时,电话无人接听。

  地方环保部门的苦衷

  平顶山市环保局局长张德欣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平顶山市是个历史形成的资源型城市,近几年市委市政府下大力气进行环境综合治理,2005年关闭小机焦企业25家,年减少焦炭生产能力187.5万吨,年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3432吨,年减少烟尘粉尘排放量2886吨。2006年关闭16条水泥立窑生产线,关闭2家小火电企业。今年还将关闭15条水泥立窑生产线和5家小火电的10台机组。“这些都要一步一步完成,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平顶山的污染非治理不可,但我们需要时间。”张德欣说。

  据记者了解,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对于本地污染企业要保驾护航,而基层环保局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部门,负有监管污染企业环保的责任,其实处于尴尬的地位;更关键的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下至基层环保部门,上至国家环保总局,都没有对污染企业进行查封和查处的强制执法权,使地方污染整治成为难以治理的顽疾。

 

11、环保部门屡失察 监控排污电子眼频故障成摆设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7年07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5940059.html

  6月17日,记者在河南许昌瑞贝卡污水净化有限公司采访时发现,许昌市亨丰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亨丰印染公司)6月12日排入的污水COD(化学需氧量)超标。

  随后,记者赶赴亨丰印染公司。然而,调查结果不容乐观:亨丰印染公司安装的COD自动在线监测仪几乎无法查询历史数据,也无法将COD数据传输至当地环保部门。

  被称为监控排污“电子眼”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出于各种原因不能正常工作;由于软件不兼容,环保部门对一些企业的排污情况无法实时监测……近日,记者在河南采访时发现,实现“在线警察”的实时监管任重而道远。

  “在线警察”故障不断

  亨丰印染公司是一家改制企业,今年4月才开始试生产,每天排放废水2000多吨。作为许昌市重点监控的排水企业之一,亨丰印染公司必须安装COD自动在线监测仪,并与监控中心联网。

  COD自动在线监测仪是放置在企业污水排放口的全自动电脑设备。它能够24小时对企业排放的废水自动取样、自动分析,并将检测数据自动储存。环保部门可以通过网络实时监控检测数据,获悉企业的排污情况。

  许昌市环保局副局长彭占亭表示,亨丰印染公司经过整改,“环保设施改造现在已经基本到位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承担亨丰印染公司生产废水处理的是许昌瑞贝卡污水净化有限公司。6月12日,该公司的自动监测数据显示,亨丰印染公司排入的废水COD浓度曾一度高达639mg/l,远远高出了环保部门不高于500mg/l的要求。

  对此,许昌市环保局第一监察支队队长尹富杰解释说,亨丰印染公司的设备曾出现过故障,6月5日才修好,“没多长时间”,所以无法查阅历史数据。

  给出这种解释的并不是个别企业,记者在随后的采访中碰到了不少“设备故障”。

  驻马店市天方药业集团,COD自动监控设备同样出了“故障”:从5月27日到6月19日的24天时间里,废水的累计流量和累计排放量竟然是一个定值,只有COD浓度有上下浮动的。监测仪是天方药业集团2003年购置的,但“流量计”已经出现3次故障。今年4月出现的这次“小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可“出售厂家的售后服务又跟不上”。

  河南省骏马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COD自动在线监测设备也出现故障,6月6日已经报至环保部门,故障部分交由出售厂家维修,6月21日送回公司。

  一位环保局的调研员坦言,只要是通过国家环保总局认证的合格产品,排污企业都可以自行购置。“但这些仪器的档次不同,有3万元的,也有10万元的,各厂家的质量不同、软件不同。”而机型繁多、联网对接、软件开发等厂家的售后服务不配套等都妨碍了自动在线监测仪的规范运行。

 

12、环保NGO “配角”转向“主角”

来源:《记者观察》杂志 2007年07月02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2/145213357635.shtml

  环保民间组织主张环境友好,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对政府与企业的环境责任开展社会监督,参与环境决策,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国家的环境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圆明园,历史之园,文化之园,生态之园。

  北京,一个缺水之都。既然缺水,那么减少水的损失也就成为必须。

  2004年9月,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开始施工。2005年3月24日,环保人士向人民日报记者发出电子邮件:圆明园正在进行防渗工程,铺了很多白色的防渗膜。这样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大,希望给予关注。200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保护还是破坏》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月3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叫停该工程,责成补办环评报告;4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听证会,“自然之友”、“地球纵观”、“地球村”等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在听证会上发言,明确反对防渗工程。

  由此,环保民间组织,也既媒介所说的“环保NGO”高调走进政府和普通民众的视野。有人说环保NGO保护了圆明园,圆明园成就了环保NGO。

  2005年7月15日,环保民间组织发起了“圆明园生态与遗址保护研讨会”,建议实施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8—9月,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实施完成,圆明园防渗整改湖注水,水面恢复。2006年初,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推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办法》出台。

  环保民间组织悄然兴起

  中国环保NGO的出现和发展机缘来自上世纪中国社会领域发生的体制变革,政府管理开始走向法治化,并逐步向社会组织让渡公益资源,并开放公民活动的空间。各种公益和互益性的NGO 大量出现,增强了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趋势,许多自发的、包括环保NGO 在内的公益慈善性社会团体成为关注生态危机、帮助弱势群体、维护社会公正、积累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1978年5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成立,这是最早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我国第一个环保民间组织,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推动民间的环境科学学术交流与研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1年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注册成立,1994年“自然之友”在北京成立,我国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相继成立。这一时期是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诞生和兴起阶段。

  1995年,环保民间组织发起保护滇金丝猴和藏羚羊行动,迎来了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第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环保民间组织从公众关心的物种保护入手,发起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树立了环保民间组织良好的公众形象。1999年,“北京地球村”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成功进行了绿色社区试点工作,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开始进入城市、走进社区,把环保工作向基层延伸,逐步为社会公众所了解和接受。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走向发展阶段。

  2003年和2005年的“怒江水电争鸣”和“26度空调”行动,多家环保民间组织开始联合起来,为保护环境和生态、实现环境的发展目标而一致行动。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已由初期的单个组织行动,进入相互联合、合作时代。环保民间组织活动领域也从早期的环境宣传、特定物种保护等,逐步发展到组织公众参与环保,为国家环境事业建言献策,开展社会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诸多领域。中国环保民间组织正在走向壮大阶段。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中国的环保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作为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环保民间组织一二三

  在环境领域,出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草根)两种不同来源的环保NGO。前者是指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如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各地环境科学学会、环保产业协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等;后者以公益性“价值观驱动型”组织为主导,由具有忧患意识和公民意识的社会精英及普通公众发起,以民间形式对环境危机予以反应。以1994 年“自然之友”的成立为标志,其后十余年,草根环保NGO 大量涌现。高校环保社团也呈勃兴之势,并在近年来出现明显的地域性网络化和社会化现象。

  目前全国大约有各类环保民间组织近3000家,其中,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近1400家;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民间组织200多家;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共1000多家;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70家左右家。

  环保民间组织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及东部沿海地区;其次是湖南、湖北、四川、云南等生态资源丰富省份;其他地区的环保民间组织相对较少。

  我国现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民间组织“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和“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方可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限于上述条件,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登记率较低,仅为23.3%;有63.9%的在单位内部登记(学生环保社团在学校登记)或工商注册为民办非企业;有部分环保民间组织未办理任何注册登记

  目前环保民间组织有从业人员20多万人。环保民间组织规模普遍较小,平均每个环保民间组织的全职人员在25人左右;在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中,有近三分之一只有兼职人员而没有全职人员。环保民间组织人员中,50%以上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达90%以上;

  在中国,环保民间组织起步晚,成长迅速,发挥作用明显,但发展不均衡,骨干人才偏少。由政府发起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数量多、管理规范、能力强,但独立性不够,一些省级以下的组织开展活动不经常;学生环保社团数量大、热情高,但组织不稳定,负责人变动频繁;由民间自发成立的环保民间组织较活跃,数量少,组织松散,存在内部机构建设不完善,工作随意性大的问题;国际环保组织驻大陆机构数量少,工作条件好,但普遍在大陆没有注册。

  影响公众环境意识

  近十年来,环保民间组织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普遍觉醒,在城市精英中形成了认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大人群,公众对环保NGO推动社会参与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社会转型导致的不公平问题在环境领域出现激化,促发部分环保NGO转向公共领域,将公平的发展理念和环境正义融合进自己的项目与活动,有意担当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角色。

  环保民间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环保公益活动,包括出版书籍、发放宣传品、举办讲座、组织培训、媒体报道等进行环境宣传教育,为提高我国社会公众的环境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0年5月31日,“自然之友”启动了我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羚羊车”。几年来,环境教育流动教学车已经深入200余所学校,与两万多名中小学生共同感受自然、关注环境;先后受到江泽民、胡锦涛两任总书记6次接见的78岁高龄老军人朱再保,离休后坚持22年从事环保宣传教育工作,在湖南岳阳市城乡组织开展了140多项次、累计3000多万人次参加各类环保宣传教育活动;1999年底,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志愿者徒步嘉陵江两岸环保行,历时45天,行程1170多公里,途径4省(市)、23个县、120多个乡镇,传播环保理念、开展环保活动;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先后举办了8期“重庆市中小学环境教育教师培训班”,对600多名教师进行了环境教育培训。

  近年来,组织志愿者开展环境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倡导公众以实际行动参与环保,已经成为环保民间组织开展环境宣传教育的重点。“北京地球村”以申奥为契机,在北京市积极推广绿色社区的建设,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肯定与支持;由多家环保民间组织联合会发起的“26度空调”活动也得到了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每年组织万人参与环境文化节等。环保民间组织环境宣传教育的努力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保护母亲河行动”、“索南达杰藏羚羊自然保护站服务”、“北京动物园志愿者导游”等已经成为环保志愿者服务的知名品牌。

  为环境事业建言献策

  环保民间组织主张环境友好,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对政府与企业的环境责任开展社会监督,参与环境决策,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国家的环境目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2年,重庆市决定在主城区建三十万千瓦燃煤发电厂,市民反映强烈。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组织市民召开研讨会,建议政府停建这项以牺牲重庆市主城区空气环境为代价的工程。2003年底,重庆市政府停建该工程,中国电力报用一整版报导“火电建设遇到了NGO的挑战”。

  2005年4月和10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先后组织了百名专家参加的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和九寨国际环境论坛,就国家“十一五”环保规划、水环境战略、能源与环境战略和环境投融资战略等,向国务院有关部门递交了五份环境决策建议书,为国家环境决策提供支持。

  2003年8月,云南省提出了在怒江中下游修建两库和13个梯级水电站的开发方案,引起各界专家的质疑。2003年11月底,“绿色流域”、“绿家园”和“自然之友”共同呼吁保护怒江,得到众多环保民间组织响应,由此引发了怒江开发支持方和反对方的社会大讨论。

  2004年2月,“绿色流域”通过云南省政协部分委员提出了“保护怒江、慎重开发”的提案,环保民间组织代表也就此上书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部署,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邀请36位生态、农业、林业、地质、遗产保护、水利水电、鱼类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相关领域的专家,专题研究怒江开发问题,形成了“保护怒江、慎重开发”的共识。

  2004年9月,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开始施工。2005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圆明园湖底正在铺设防渗膜,保护还是破坏》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3月31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叫停该工程,责成补办环评报告;4月13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举行听证会,“自然之友”、“地球纵观”、“地球村”等环保民间组织负责人在听证会上发言,明确反对防渗工程;7月15日,环保民间组织发起了“圆明园生态与遗址保护研讨会”,建议实施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8—9月,圆明园防渗整改工程实施完成,圆明园防渗整改湖注水,水面恢复。2006年初,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推进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办法》出台。本刊记者/李天宇

 

13、蓝藻 大自然给我们的强烈警示

来源:新华社2007年07月0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5938557.html

  进入夏季,继江苏太湖和安徽巢湖之后,蓝藻再次在污染本来就十分严重的云南滇池不可避免地暴发了。说“不可避免”,因为在几次蓝藻灾害中,我们都看到了“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大自然已向我们进行报复,向我们发出强烈的警示。

  蓝藻的多处大面积暴发,很明显地是我们多年不科学、盲目发展地方经济的后遗症,是自然向污染了它们的人类进行反污染,是向今天的我们讨还旧账。而我们很多地方至今还不能认识到问题极其深刻的严重性,和大自然强烈警示的紧迫性,仍然在“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旧观念、旧思路里转圈圈、走老路。

  如太湖流域周边的一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近年来引进了不少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地方干部说:“不引进经济总量就上不去,政绩何来?”就在无锡水危机期间,一些企业依然肆无忌惮地向太湖排放工业废水,一些官员说是“发展经济的阶段性问题”。

  而已经从“高原明珠”变成了“高原绿珠”的云南滇池,一方面政府十多年投入47亿元治污,另一方面当洱海、抚仙湖等高原湖泊纷纷退耕还湖的时候,滇池周边的村庄、农田每天仍产生着大量面源污染,终使滇池治污成效不大,污染仍在加剧。

  太湖、巢湖、滇池污染导致蓝藻频发,严重影响到流域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以致总理亲赴污染地召集治理“三湖”会,并将“三湖”治理当作国家工程对待,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现在需要的是,相关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彻底扭转唯GDP是举的错误发展观,彻底摒弃“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旧理念。加快清理旧账,同时严防新污。否则,一些地方的人民公仆就有可能成为人民的罪人,甚至成为子孙后代的杀手!

包括“三湖”地区的各级政府领导,若真能像温总理要求的那样,想老百姓所想,让老百姓放心,采取切实的措施,通过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综合治理,使“三湖”一类的流域地区的污染得到有效遏制,水质确实得到改善,恢复原有自然风貌,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是可以期待的。(记者王研)

 

14、民众参与堵截“特殊利益勾结”

来源:《记者观察》杂志2007年07月02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2/145813357646.shtml

  从“圆明园防渗听证会”开始,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和许多环保人士确定了一个信念:透明的行政执法和深度的公众参与是解开中国环保困境的一把钥匙。

  解决严峻环境问题 最终动力来自民众

  早前及个月,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发起并组织的“绿色中国——环保公益日”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南昌、深圳、郑州、西安、福州八大城市同时进行。

  在北京延庆县的活动主会场,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在此举行的“绿色中国——环保公益日”活动显得意义更加不同寻常。黄沙蔽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站在漫天飞舞的黄沙中深沉地说,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这与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极不协调。因此,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建立和健全环境保护的法律机制显得尤为迫切。

  潘岳说,解决中国严峻环境问题的最终动力来自于公众。环保公众参与不能仅仅停留在种树植草的层次上,而是应该充分行使宪法赋予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各类环保公共事务进行深度参与。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大使、全国政协委员关牧村作为第一提案人,并由濮存昕、杨澜等十八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建议用法律手段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设立国家“环保公益日”。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王磐璞说,设立全国“环保公益日”,就是响应政协委员们的提议,树立“新公益精神”,推动环保公众参与向更高层次发展,使公众真正成为中国环境治理的关键力量。

  信息越不公开 特殊利益勾结机会越大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将加强公众对政府环境决策参与权。事实已经证明,公众获取更多的环境信息不会导致冲突的增加,而会有利于及时缓解冲突、解决矛盾。

  信息越不公开,特殊利益勾结的机会就越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就越大,谣言的市场就越大,不稳定的因素就越大。

  在国务院公布信息公开条例后,环保总局成为第一个制定公布本部门信息公开办法的部门。

  潘岳表示,要改变“不公开为惯例”的基本规则,环保总局不怕暴露缺点被人指责。《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在加强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后,加强公众对政府环境决策的参与权。在各种环保事务进行的过程中,公众能够及时得到环境信息并表达意见,各方达成妥协与共识,而不是在造成既成事实后产生冲突。宁可要争吵的决策过程,和谐的结果;也不要‘一致’的决策过程,混乱的结果。

  推动一系列关于公众参与的体制和政策变革。现状的不足不是裹足不前的借口,而是继续前进的动力。

  针对“目前中国的环保并不是垂直管理,环境信息的公开势必在有些时候会和地方利益冲突,地方环保部门也有可能不去执行这个《办法》,对此环保总局有没有相应的对策?”

  潘岳回答:地方环保部门不依法履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上一级环保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同时建议监察部依据《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对其进行处罚。

  当前,公众的知情权非常地不够。很多地方,村子附近有重大污染企业,问它排什么污水、排了多少,被回答说是“商业机密”,问多了还有危险,连记者都会被打。县里市里要在水源地附近上大项目,什么时候上,有没有污染、污染了怎么办,这是“国家机密”,甚至常规性的污染企业名单,也有可能迟迟不见天日。

  潘岳认为,各种法律中“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的抽象原则,如果没有“谁来公开”、“怎样公开”、“不公开怎么办”的具体规定,就容易变成一纸空文,变成特殊利益勾结的腐败温床。公众得不到信息,表达不了关切,就会丧失对政府的信任,谣言四散,影响社会稳定。

  对于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公共事务,各级政府应该举行符合一定程序标准的听证会,邀请公众发表意见,并对是否采纳、如何采纳公众的意见作出合理、及时的解释。

  环保不能仅靠政府 更需民众支持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更为严峻的一年。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平均每两天一起。环境投诉达60万人次,比2005年增加30%。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没有实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基于此,2007年元月,潘岳就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称,环保事业不仅要依靠政府的行动,还需要公众的支持和参与。

  文章指出,国家环保总局进行第三次环评执法,采取了“区域限批”的措施,说明政府是下了大决心的,这是政府行动力的表现。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制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公布,表明政府的公信力增强了。环保事业不仅要依靠政府的行动,还需要公众的支持和参与。

  文章说,环境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使公众参与正成为环境保护的重要推动力量。编制《民生指数2006》,用量化的方法把原本抽象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以权威的论证和科学的调查方法通过数据量化和问卷分析,直接反映公众在环保方面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推动全民环境意识的提高和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

  潘岳在文章中说,食品污染、饮用水安全、空气污染、环境维权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一方面惊叹环境压力极为沉重,另一方面也在反思自己的环保理念和环保行为方式。公众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这两项不及格的得分给我们敲了警钟,也给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有赖于我们的宣传教育,有赖于媒体的舆论监督,有赖于更多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有赖于更多的人为环保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

  要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推动更多的公众切实参与到环保事业中来,使公众懂得:关心环保就是关心自己,就是关爱子孙后代。

  民众参与,堵截“特殊利益勾结”

  早在2006年的1月间,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指出,中国环保形势严峻,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

  潘岳在讲话中认为,环保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积极参与,企业公民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力量之一,应积极承担起环保的社会责任。

  他说,当前中国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公众参与程度太低是重要原因之一。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就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真正治理好环境污染,不仅要靠政府的高效率,也不仅要靠国民的高素质,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更为重要。

  潘岳认为,公众参与不应该成为一句口号,政府必须出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保障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动员全社会各界人士扩大公众参与。

  公众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我们发现,公众参与的最大障碍不是缺乏参与意识,而是得不到及时、准确的信息。国家环保总局出台《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就是下决心要解决公众获取信息不畅的问题。

  曾有过多年新闻工作经历的潘岳,在谈到信息公开条例时,潘岳把“环保”加在“知情权”之前,强调要对环境问题充分曝光,保障中国公众拥有更多的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

  对于“不公开”的危害,潘岳认为:“信息越不公开,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就越大,谣言的市场就越大,不稳定的因素就越大。”

  《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不久将会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修订草案针对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其中,违反“三同时”规定、擅自停运治理设施的违法行为,罚款额上限由原先的20万元提高到50万元;造成水污染事故的,提至300万元。

  公开节能减排信息 唤醒公众广泛参与

  政府的信息公开,是对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政府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有助于防止腐败滋生。同时,政府信息作为一种重要公共资源,它的公开,本身就是政府服务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个法规,标志着执政理念的转变和提升。从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这样一个长远的维度来看,它有着深远的意义。

  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一直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无论是对污染企业的关停处罚,还是对相关责任人的处分,仅靠环保部门的政策手段还十分有限。过去,环保部门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就是希望对污染企业和地区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压力,以此来弥补部门政策手段的不足。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要搞好环境保护事业仅靠政府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环保执法、舆论监督、公众参与,这三者联合在一起,才是推进环保的三大支柱。但是,过去的信息公开一方面不够规范,一方面也引起很多部门、地区、企业的不理解和质疑。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国务院正式法规出台,使环境信息以后在公开方面更加规范。

  潘岳说,“节能减排”工作,不仅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而且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今年4月份国务院成立了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温家宝总理亲自任组长,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节能减排取决于多种因素,有些措施当年可以见效,有些措施,如结构调整、工程技术措施等则需要一个过程。把五年目标科学准确地分解到每一年,难度较大。因此,今年没有再提年度性的节能减排指标。

  减排目标的实现,更需要公众的参与。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对于减排目标的实现有重要意义。

  一些地方对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阳奉阴违,对于污染排放情况隐瞒不报是减排目标没有实现的重要原因。因此污染减排不是一个单纯的专业问题,而是一个对传统增长模式及因此形成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问题。这个调整是艰难的,仅凭环保等少数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公众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具有保护环境的最大动机。

在制度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情况下,广大公众就能成为中央减排工作的基层监督者。在信息公开的阳光下,污染企业就再难以欺上瞒下,特殊利益就再难以结合,减排目标就更有可能实现。本刊记者/李德超

 

15世界遗产不是“进进出出”的游戏

来源 : 长江商报 2007-7-2

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show.aspx?id=47678

  申遗不是进进出出、有进有出的游戏,每一个项目“可能出局”的黄牌背后,即是以民族基因的流失、损伤作为沉重的代价。——毕诗成(《华商报》评论员)

  28日,两则关于“世界遗产”的消息同时登台,令人感慨。一条消息说:“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形地貌奇观通过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审议,入选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至此,我国共有34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6月28日《成都日报》);另一条消息说:同在这次世界遗产大会上,21国代表表决通过了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云南“三江并流”整治方案,“三江并流”将在明年第32届大会上再次接受“验收”,如果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包括“三江并流”,中国已有包括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六处世遗被亮“黄牌”。(6月28日《东方早报》)

  一个“挤”进去了,六个可能被“踢”出来——这就是“中国式世界遗产”的尴尬现状。国人为“地大物博、遗产众多”所作的努力与换来的骄傲,都溶化在这“黄牌”的阴影当中。

  自然环境、文物景观被损害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当“中国十大名山”评选加入“淡化旅游特色、排斥经济价值”的标准之后,远近闻名的“五岳”之有“两岳”当选,“四大佛教名山”也是一半出局;张家界的自然风景区摩拳擦掌,要安装“世界最高的全宝路户外观光电梯”;武当山上要建“全世界第二长的游览索道”;故宫一日接待十多万人,高达最高能力数倍;国家森林公园里,开建了水泥浇灌的“祖龙”……这些年来,我们时刻接收着“胡闹的消息”。

  以至于今时今日,即便再不懂得何谓“遗产”的国人,随便也能说出几条导致今天这个局面的原因:放纵建设,为了赚钱,急功近利地过度开发;外行领导,大兴土木,以翻新、维修换来实质破坏;大搞旅游,毫无约束,结果人满为患;文化保护组织乏力,直接管理部门肆无忌惮……

  保护与破坏的力量严重失衡,毫不成比例,这是根本原因。虽然我们不缺少像冯骥才、廖晓义、阮仪三这些人为代表的保护主义者,但这些人的力量跟某些力量比起来,实在太微弱了。申报的时候,需要用你的名声、影响力,便请来“为我所用”;一旦申报完了,要考虑怎么开发了,怎么赚钱了,对不起,靠边站吧,最好还别乱说话。

  既然是遗产,既然是文物,原本就不该成为赚钱的工具。专家说,“世界遗产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惜性和脆弱易损性的不可再生资源,过度开发只会破坏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问题是,这些告诫,在急着赚钱的旅游开发公司那里,谁还听得进去?

  因此,痛定思痛,面对“黄牌”,我们必须做出彻底的反思,从改变保护与破坏力量严重失衡上入手。其一,给民间公益性的保护组织更大的权利;其二,作为重要遗产地的省市,应当要求直接管理部门定期向人大、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汇报开发、保护工作;其三,吸收一批专家作为遗产保护顾问,重大修正项目需要立项听证,所有的工程计划都需要透明公开;其四,对于旅游人数、日常维护等做到更具体的规定要求。

  中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目前遗产项目总数达到34个,其中自然遗产6个,文化遗产23个,自然与文化双遗产5个。表面看来,数目“很可观”。但说句不好听的话,按照一年给六个“黄牌”的速度,减少起来的速度也会“很不可观”。申遗不是进进出出、有进有出的游戏,每一个项目“可能出局”的黄牌背后,即是以民族基因的流失、损伤作为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