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08
今日江河信息导读：1、解读首份绿色ＧＤＰ报告
2、专家解读北京绿色GDP：北京污染的感觉被放大了
3、中国野生动物狩猎权因公众舆论暂停拍卖
4、成本居高不下 污水处理:3000亿砸不出市场兴趣
5、青海完成长江源区水土预防保护一期工程
6、哈尔滨对污染企业实行地毯式排查及整治
7、吉黑两省建立流域环境应急协调机制
8、9大高原湖泊成为云南削减化学需氧量主战场
9、新华网：珠江水资源调度提前启动确保澳门珠海供水安全
10、连创汛期低水位的长江重庆段水位大涨６米
11、污染企业10年“关而不闭”再现环保执法软肋
12、“－5118亿”：加速刷新发展观念
13、植物净水景艳水不美 专家：河湖治污不能全靠它
14、评论：经济指标虚高与环保严重欠帐的症结在哪里
15、巫师的咒语：三峡与三个“木桶”(水 博)
1、解读首份绿色ＧＤＰ报告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2959.html
环境污染会造成多大经济损失？哪些行业是环境监管的重点目标？９月７日发布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２００４》绿皮书给出了答案――
９月７日，《中国环境经济核算２００４》绿皮书正式公布。这是我国首次发布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报告。从２００４年３月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启动绿色ＧＤＰ核算项目以来，绿色ＧＤＰ一直吸引着公众的目光。现阶段的研究成果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人士。
３．０５％和１．８％意味着什么？
仅计算１０项污染损失，就占到了２００４年ＧＤＰ的３．０５％；虚拟治理成本１．８％换算为环保投资大约为当年ＧＤＰ的６．８％，实际投资欠账高达８０％
“２００４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５１１８亿元，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３．０５％。”绿皮书的这一数字最为人们所瞩目。它能真实反映目前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损耗吗？
“广义的绿色ＧＤＰ不仅要从传统ＧＤＰ中扣除自然环境部分的虚数，也就是资源和环境的耗减成本，还要从中扣除人文社会部分的虚数。我们这次搞的是狭义ＧＤＰ，只是从传统ＧＤＰ中扣除资源和环境耗减成本，具体到环保部门，能够扣减的也就是环境耗减成本。”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仅计算１０项污染损失，就占到了ＧＤＰ的３．０５％，如果把没有核算的内容加进去，可以想象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
绿皮书中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数字――污染扣减指数１．８％。专家称之为虚拟治理成本。这个１．８％和３．０５％又有什么关系呢？潘岳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说明：“如果我们把生水烧开或用家庭净水器过滤一下，需要为此支付电费等处理成本，可能占到我们收入的１．８％，但如果我们不进行任何处理，直接喝生水，由此生病就可能至少花费我们收入的３．０５％。”
潘岳认为，１．８％为环保投资规模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虚拟治理成本１．８％换算为环保投资大约为当年ＧＤＰ的６．８％。也就是说，如果２００４年投入１万亿，就能基本解决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的问题。事实上，２００４年我们的实际点源污染治理投资仅为１９００亿元，不到应投入资金的２０％。”
绿色ＧＤＰ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雷明认为，数字反映出的欠账问题值得高度关注。他说，欠账一旦累积，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对人健康造成的损害以及处理这些欠账所付出的代价都将非常巨大，甚至有可能抵消ＧＤＰ的增长。
绿色ＧＤＰ如何测算？
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并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绿皮书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布的绿色ＧＤＰ核算结果。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指出，这个成果还只是阶段性的、初步的，在技术层面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距离完善的绿色ＧＤＰ核算体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专家介绍说，一个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至少应该包括５大项自然资源耗减成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两大项环境退化成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由于基础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此次核算并没有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计算了环境污染损失。
进一步说，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又包括２０多项内容。此次核算仅仅计算了其中的１０项（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废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其它项目如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都没有涉及。专家还指出，在已经核算出的１０项损失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的问题。
绿色ＧＤＰ核算结果有何作用？
将污染扣减指数或经环境污染调整的ＧＤＰ作为一项政绩考核指标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绿色ＧＤＰ核算结果对国民经济、对公众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它能够抑制某些地方官员“ＧＤＰ崇拜”的倾向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易生告诉记者，“分部门和分地区的虚拟治理成本核算结果已经明确，这对未来环境污染治理重点、污染物总量配置和加强重点源监控体系建设给予了进一步的确认。”
“核算过程本身也带来许多有用的信息，如万元ＧＤＰ能源资源消耗等指标，让我们了解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资源消耗‘高强度区’，哪些部门、哪些地区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地确定污染治理重点。”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这么说。
据核算小组主要成员、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金南透露，１４个省的环境退化成本高于３．０５％，２１个省市的虚拟治理成本高于１．８％。面对这些数据，地方有何反应，数据是否能发挥作用？
“如果起不到作用，当初我们就不搞了。在公布结果前，就有人提出如果地方政府对核算结果和排序存在异议，甚至有的地方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这就很说明问题。”潘岳认为，通过发布年度核算报告，并使之成为各地综合业绩的评价指标，就会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顾及到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
绿色ＧＤＰ指标能否成为政绩考核的一项标准，真正成为“绿色指挥棒”？潘岳说，将污染扣减指数或经环境污染调整的ＧＤＰ作为一项政绩考核指标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据透露，环保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ＧＤＰ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管理政策，涉及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方面。
国家环保总局规划司司长周建说，国家环保总局已与中组部协调对接，将发布的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的工作也正在推进。目前，３个省市的试点工作已经展开，先把环境质量指标、污染物控制指标作为考核内容。国家环保总局希望用５―８年的时间建立完整的中国环境社会综合评估体系。
链接
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研究机构测算，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有２／３是在对生态环境透支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有其自然环境脆弱、气候异常的客观原因，但主要还是人为不合理的经济行为和粗放型资源开发方式导致的。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ＧＤＰ中至少有１８％是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实现的。
2、专家解读北京绿色GDP：北京污染的感觉被放大了
来源：新京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03049964790s.shtml
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GDP扣减比例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本报讯 在昨天公布的绿色GDP报告中，虽然没有公布各省、市、自治区的具体数据和排名。但据了解，北京无论是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还是环境污染所要扣减的绿色GDP比例，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核算的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靠前。
据介绍，原有GDP需要扣除的虚拟治理成本方面，全国的平均数值为1.8%，共有21个省市高于这个标准，而北京则是10个低于这个标准的省、市、自治区之一。
在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全国的数字是占GDP的3.05%，有14个省市高出这个标准，北京则低于该标准，依然排名靠前。
统计数据表明，北京2004年环境保护投资达到141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3%.
曾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核算结果和排序存在异议，这就很说明问题。
最大的挑战一是配套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和核算监督管理制度能否很好地建立起来。
统计数据不准确、核算结果必然遭到质疑，发布和监督存在漏洞，考核效果必然不理想，指标就流于形式。
专家解读
专家解释北京绿色GDP排名何以靠前
“北京污染的感觉被放大了”
本报讯一般市民看来，北京的空气污染以及水资源问题都比较突出，而且北京是资源依赖型城市，北京绿色GDP的数据准确吗？排序的意义何在？昨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绿色GDP核算标准研究项目组专家、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
据王金南介绍，GDP扣减比例越低，GDP的绿色成分自然就高一些。北京作为国家10个绿色GDP试点省市之一，自己也在计算绿色GDP虚拟治理成本。目前北京自己的数字已经计算出来，结果和这次公布的基本差不多。
至于北京的GDP环境污染扣除量为什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王金南认为，这就是人们感觉的问题。感觉的东西和核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首先，毕竟北京人口少，1000多万；第二，感觉北京空气污染重，但要和山西比，和河北的一些地方比，就不那么严重。此外，北京是首都，是国际化都市，王金南认为这使得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感觉有些放大。
“应该说北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保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拿水(资源治理)方面来说，北京投入的成本就是比其他地区高”。王金南表示，因为试点省市的参数比较细，核算也还没结束，加上排名和经济总量也有关系，所以现在还没法下“北京是不是全国最好”的结论。但是，王金南认为排序是有意义，由各个地方来看更有意义。“哪些地区环境治理成本高就能看出来了。”王金南说，北京方面和国家项目组一直相互交流，为国家项目组提供了很大帮助，包括很多具体的参数。目前，北京自己的环境退化成本也正在算，国家项目组也要求北京在今年年底前算出来。
-访谈
“绿色GDP就是要扭转政绩观”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接受本报专访称，建立绿色GDP体系难在克服官员固化利益结构
经过两年多努力，中国首个绿色GDP核算报告终于出台了。作为绿色GDP核算领导小组组长之一，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非常兴奋，笑称一时激动穿上了西服。本报记者就绿色GDP独家专访了潘岳。
传统GDP
污染也成经济增长点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要克服种种困难，算出绿色GDP？
潘岳(以下简称潘)：绿色GDP是一种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9.5%，但利用单一GDP来衡量经济发展，负面效应很显著。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实现的。
新京报：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吗？比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
潘：以往GDP核算体系是以市场化的产出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其耗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但不会减少GDP，治理污染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反而计入GDP，污染也成为了GDP增长点，这就给决策者提供了错误信息，使决策者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单纯用GDP来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必然有失偏颇。科学发展观不能流于一句口号，要想扭转地方干部的政绩观，就必须有一套坚实的制度去支撑，绿色GDP就是这种制度之一。
新京报：也就是说，能扭转政绩观？
潘：如果起不到作用，当初我们就不搞了。曾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核算结果和排序存在异议，甚至有的地方已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这就很说明问题。有所顾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
我相信通过发布这样的年度核算报告，必定会成为各地综合业绩的评价指标，必定会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顾及到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不论他们是主动顾忌，还是被动顾忌，只要有所顾忌就好，而且，我相信随着工作的持续开展，他们的观念会从被动顾忌转向主动顾忌，从主动顾忌到主动选择，从而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3.05%的警示
要担负多少环境债
新京报：这次核算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指标：3.05%，有什么警示？
潘：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数据支持下，仅计算了十项污染损失，就已经占到了GDP的3.05%，如果把所有没有核算的内容加进去，可以想象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创造了GDP神话。那个时候社会上下思想都有一个误区，也包括我自己，认为只要吃饱肚子了，就会有足够的手段来解决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重视，短暂繁荣的背后必定是漫长的严冬。
新京报：的确值得反思。
潘：我们需要还思考，28年经济发展的效益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3.05%，我们正在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债而付账！我们又应该付出多少生态债？我们是否需要为喝不上干净的水的3亿农民付账、为滞后的体制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付账？！这笔账我们还没有全部算出来，也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另一个数字1.8%有什么启示？
潘：是环保投资严重不足。虚拟治理成本1.8%换算为环保投资大约为当年GDP的6.5%，也就是说如果2004年我们投入1万亿，就能基本解决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的问题，但2004年实际投入的污染治理投资仅为1900亿元，不到20%.新京报：这带给环保部门什么影响？
潘：自身能力有待加强。缺乏臭氧、PM10等污染物的监测能力，我们无法测算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缺乏对沟塘渠池的监测能力，我们就无从知晓有多少农民受到不安全饮用水的威胁、有多少农作物受污染、缺乏充足的人员，我们就无法得到可靠的统计数据。
新京报：中国怎么应对这两个数字？
潘：第一，争取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加大环保投资；第二，加强基础工作，做好全国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污染源调查；第三，深入挖掘核算结果，制定积极有效的环境经济和管理政策服务，提出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干预政策；第四，全面提升环保部门的管理能力。
下一步，我们环保局的各部门将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有的放矢地调整污染治理政策、协助地方完善产业布局规划。同时，我们课题组在继续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完成年度核算报告的同时，还将深入挖掘核算结果，陆续开展环境税收、生态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
最大挑战
克服官员固化利益结构
新京报：今后绿色GDP会每年公布吗？
潘：会。
新京报：我注意到在这次公布的报告中，并没有各省区的具体排序，据说是还没有完全通过论证，以后会公布吗？
潘：会。
新京报：有没有现成的绿色GDP标准可借鉴，核算的难度在哪里？
潘：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在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借鉴，确实面临许多挑战和难点需要逐步摸索，如基础数据不能很好的支持，而且核算的制度安排还一片空白。
另外，观念落后、资金、部门协调、数据调查、进度安排等许多困难都是未曾预料的。顺便介绍一下，两年来的课题研究，国家没给一分钱，经费全是我们自筹的，其中辛苦可以想见。
新京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潘：最大的挑战一是配套的资源环境统计制度、核算结果发布制度和核算监督管理制度能否很好地建立起来。统计数据不准确、核算结果必然遭到质疑，发布和监督存在漏洞，考核效果必然不理想，指标就流于形式。
另一个挑战是需要克服相当部分的地方官员们错误的政绩观和固化的利益结构。总而言之，路很长，但我们正在一步步实实在在地走。
新京报：您提到“绿色GDP可能永远都是一个理想化的指标，这是不是意味着绿色GDP可能终究是一个数字概念？
潘：套用刚才邱晓华局长的一个词———起点。这是一个起点，是理想变为现实的起点，我们这一代，追求理想的脚步永不会停止。中国能否真正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关系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也关系到能否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更关系到我国未来综合国力的全面发展。需要统计、环境、资源等多个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3、中国野生动物狩猎权因公众舆论暂停拍卖
来源：国际在线2006年09月07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7/14399962091s.shtml
核心提示：国家林业局原定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因为公众的反对，在8月11日被紧急“暂停”。
国庆节前不拍卖，林业人士担心损失更多信誉
政务依法公开，政府部门该如何迈步
“如果国庆节前还不能决定(是否拍卖)，今年可能就没戏了”。
国家林业局原定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因为公众的反对，在8月11日被紧急“暂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的曹良处长对此非常惋惜。他对记者说，作为国内四家国际狩猎代理机构中的一家，他们目前也在等待消息。
“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他不无遗憾地说：“不光是我们代理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猎场所在当地政府在内，中国与此相关的这个圈子，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媒体和公众用无知的舆论让合法的事情停止，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曹良几乎一字一顿说，他决不同意拍卖暂停是“公众舆论的胜利”。相反，在9月1日，他对记者表示，“如果真打不成，那后果就严重了！谁来为贫困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买单？”
拍卖“暂缓”至今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在国家林业局大楼内办公的曹良，也无从得知拍卖是否继续。9月4日，他向记者透露国家林业局正让可狩猎地区政府上交分析报告，试图推动拍卖继续，但他推测说，至少近两周内，很难有结果出来。
没有人能想到，短短5天时间，会让即将举行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被迫临时取消；而国家林业局刚刚出台的一项最新决策，也不得不“暂缓”施行，甚至可能是今后都将无法施行。
就在这5天，由媒体和网络所鼓动的舆论声浪，让整个事件发生了难以预料的逆转——8月7日拍卖消息才见诸报端；8月11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家林业局宣布：计划8月13日在成都举办的拍卖会取消。
而对这一结果，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也同样出现在公众(占压倒性多数)和行业人士(少数)之间。
“幸好有公众和媒体的良知和舆论，才没让拍卖进行。”北京律师王福江恨不得法院立即裁定拍卖活动非法，他认为只有这样，公众舆论才可以“完胜”。为了促成这一天的到来，他已在8月24日来到法院，决定起诉国家林业局。
8月11日，在国家林业局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野生动物保护司司长王伟解释说：“这项工作在我国以往是一事一批，现在调整为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审批，我认为这是一项改革，更好地服务于保护事业，更好地接受社会监督。”
国家林业局首次对狩猎权进行拍卖，本以为是依《行政许可法》办事，但就是这么一次推行政务公开、增大工作透明度的努力，却遭到从媒体到公众舆论的一致口诛笔伐。原本按部就班进行的拍卖，只能不可预期地“暂缓”。
下一步将怎么走？是回到原先行政审批的老路子，还是一往无前地推行拍卖，或者是干脆废除狩猎？不光是公众、猎人和代理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似乎也在等待着。
在狩猎权拍卖是否合理的这场争论之外，我们关注的是：媒体和网民取得的这次胜利，真的值得人们欢呼吗？
在这场实质上是由狩猎权拍卖挑起的政务公开化进程中，国家林业局自身，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
保护协会：停拍，中国损失信誉
“如果国庆节前还不能决定，今年就可能没戏。”曹良所在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从1985年就开始代理国际狩猎，是国内最早参与此事的单位之一。每年春秋两季的狩猎，他们都需要至少提前两三个月筹备。“秋季狩猎一般在9月至11月底进行，如果9月底还没结果，今年基本上就都打不成了。”
“现在感觉最难的，是如何向外国猎人解释清楚。”他不无遗憾地说，“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
虽然跟猎人签署的协议没有索赔条款，不用赔偿对方的损失，但是曹处长仍然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进退两难。他说，国际猎人一向都很讲究信誉，“这个圈子说大也大，光美国就有上千万的猎人；但说小也小，有个什么事，圈子里的人立刻都会传遍。这次中国的狩猎一有变动，国外的猎人就早已经听说了。”
“我们今年秋天已经预订的猎人有8个。现在只能向他们发邮件解释，然后等待进一步的消息。”曹处长说，每个猎人大约1000美元的订金，他们也都收过了。如果最后今年打不成，那么，这笔钱要给人家退回去。
涉及到金钱方面，还不光是订金的问题，曹处长说：“国际代理商的损失会更大，订了的往返程机票不能取消，都搭进去了。他们的处境很难受。”
“不过，我们还在跟国外猎人保持联系。”曹良处长说，现在他们基本上还是按照“能打”来准备，“万一能打呢？”
“你看，这个西班牙的猎人去年就来中国打过猎，今年秋天他本来还准备来。”曹良给记者递过来一本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己印刷的宣传手册。封面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持枪蹲在他的猎物——一头长着长角的羚牛身后。
“这些国际猎人没碰到过现在这种情况。一般来说，狩猎这个行业定了的事情都不会更改。这次咱们突然说暂停，实际上对中国的信誉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4、成本居高不下 污水处理:3000亿砸不出市场兴趣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3950.html
上半年，我国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不降反增。国家环保总局公报称，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为689.6万吨，同比增长3.7%；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274.6万吨，同比增长4.2%，削减任务十分艰巨。
因此，加强环保的具体措施，可从落实二氧化硫和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两个污染指标来实现，也就是控制烟气脱硫和城市污水处理两个行业。
与此同时，加强环保已成“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重要政策目标，“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投入将达13750亿元，占GDP比重首次超过1.5%至1.6%。
昨日，国家环保总局发布我国首份绿色GDP核算报告，本报恰好组织策划了一组环保报道，从二氧化硫和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两个污染指标入手，以财经媒体的视角，分析其背后的市场前景，以及发展过程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污水处理：
3000亿为何砸不出市场兴趣
日前，建设部总工程师王铁宏日前透露：“十一五”期间，我国拟在城市水管理、污水处理、污水再利用、饮用水处理等方面投资3000亿元。
而事实上，在截至2005年6月底，我国还有297个城市没有建立起污水处理厂，其中地级以上城市63个，包括人口50万以上城市8个。
一方面是前景广阔，一方面是市场迟迟打不开局面，为什么3000亿的投资规模，都无法引起市场的兴趣？
可怜的资产收益率
虽然已经有资金开始“觊觎”这份3000亿的蛋糕，但是申银万国的分析师黄美龙告诉上海证券报记者：“由于污水处理的收益率不高，所以不会马上成为一个新的投资热点。”
国开行顾问、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史善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史善新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51家排名靠前的污水处理企业，资产总额为40亿元，而利润总额却只有可怜的3900万元，而且16家亏损，初步计算，资产利润率仅为0.9％。
成本居高不下
是什么导致污水处理厂的尴尬境地？“关键是运营成本高。”史善新说。
他介绍，一般污水处理厂都是按照相对超前的标准设计的，一些新开发的城区虽然处理厂建立起来了，但是人群密度不多，污水来源仍然不足，投产的前几年会有一部分设施闲置。”
而造成污水运营成本高的另一个原因是价格制约。
北京一家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的主要收入是水费，但目前政府规定的水费标准仅能维持合理的回报，但是随着污水处理率的提高，如果不提高水费，就会亏本。
价格调整难撼融资缺口
污水处理厂不属于高回报行业，这令投资者忘而却步。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目前所指的“十一五”期间政府投入3000多亿元，并不是意味着这些资金全部由国家财政“埋单”，而仅仅是未来五年间全国计划和需要开工的项目进行汇总后得出的资金需求总数，而这些资金，政府能负担的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
这么大量的资金究竟如何筹集？污水处理行业该靠什么吸收社会资金进入？有人开始对排污费寄予了很高期望。
史善新认为，调整水价并不解决所有问题。
他说，首先社会的水求并非无限大，对价格敏感度不高，不足以调解供求；其次，水属于资源性产品，由政府控制价格，涨价空间有限；第三，对于高收入者来说，调高水价，未必能唤醒节约意识，而对于低收入者来说，提高水价，可能会增大生活负担，而事实上现在有些城市的水费实收率已经很不理想。
技术革新是根本途径
该怎样打破城市污水处理发展的谜局？
“从长远看，城市污水处理的根本解决，还要靠技术上革新。”史善新表示。
洛阳去年建成的一个“立体式”处理厂解决了原来存在的诸多问题。据了解，这种处理方式的突出特点是：首先规模小，一般就1万吨或者2万吨；其次是覆盖面积仅在一个或几个小区；第三，污水经过建在高处设施处理后，像瀑布一样落下来，独自成为形成一个街区景观；第四，处理过的污水可以通过专用管道供千家万户使用。
史善新说，与以往我国个别工程采用的污水回收处理设施相比，这种处理方式采取了新的技术，能够降低近一半的前期投入，而且不必与城市管网相连，本范围产生的污水自己处理，从而大大节省了管网的费用。
5、青海完成长江源区水土预防保护一期工程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3103.html
“三江源人才培养使用工程”正式启动
长江源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一期工程，近日通过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组织的专家组验收。专家认为，该工程的实施为保护好长江源区的生态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于青海省境内的长江源区，是我国影响范围最大的生态功能区。近年来，长江源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不仅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存发展，而且直接威胁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
长江源区水土保持预防保护一期工程项目实施５年来，青海省对长江源区各州、县辖区内造成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公路、铁路、水电站及采石厂、砖瓦厂、采砂场、煤矿和金矿进行了全面的普查登记和监督检查，并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全省累计查处水土保持违法案件３６起。
在项目实施中，青海加强了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多处布设水保监测点，全面开展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建立了长江源区项目数据库。此外，项目实施中还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修复示范区建设工作，共建设面积达７０２４平方公里的示范区。
与此同时，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也在全面展开和深入实施，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在工程实施中的作用日益凸现，青海“三江源人才培养使用工程”日前正式启动。人事部和青海省共同制定了《青海三江源工程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实施方案》，计划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对参与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机关公务员、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培训教育工作，５年内累计培训５０００人，使之成为三江源建设工程项目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生态保护与建设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和培训广大农牧民的重要师资力量。(陈沸宇)
6、哈尔滨对污染企业实行地毯式排查及整治
来源：哈尔滨日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00399963356s.shtml
哈报网讯 (记者 叶滨 姜雪松) 按照市政府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控工作紧急电视电话会议的要求，哈尔滨市各区结合自身实际，迅速启动了松花江水污染防控专项排查工作，对各区范围内的污染企业实行地毯式排查及整治。道里区已经组织拆除了水源地周边3处非法建筑。
据悉，在本次排查过程中，各区对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的企业，立即制定整改计划，
并限期完成整改任务；对未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或投产的企业，一律责令停止建设或生产，限期补办手续；对未按规定申请“三同时”验收，长期以试生产名义违法排污的企业，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对没有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无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坚决予以关停；对没有排污许可证或不按许可证要求排污的企业，限期补办，逾期未完成的停产补办；对属于淘汰落后生产工艺的企业，依法取缔关停；对违法情节严重、拒不执行处罚的企业，挂牌督办，并予以曝光。
据了解，香坊区专项检查的重点是对松花江支流阿什河流域的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检查整治化工、造纸、食品加工、制药等行业，并对所排查企业治污措施建设、环境应急预案和应急力量储备等进行备案。道里区已经组织拆除了水源地周边牛棚等3处非法建筑，预计15日前再拆除非法建筑物3处，建筑面积近300平方米。此外，该区取缔水源地上方原市园林度假村和原电业职工培训中心两个单位排污口。道外区将生产燃料油、液化气、颜料、硫酸、苯乙酸钠、氟化物等产品为主的企业作为整治重点。
松花江流域集中治污行动开始
7、吉黑两省建立流域环境应急协调机制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3245.html
从国家环保总局获悉：为确保松花江流域的水质安全，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９月起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开展松花江流域违法排污企业集中整治。整治重点是松花江全流域的化工、焦化、造纸、食品加工、制药等重点行业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涉及饮用水源保护地的企业。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由吉林、黑龙江两省政府负责，国家环保总局督办。整治行动要求，两省要全部取缔水源保护地排污口；对未批环评已建的项目、未经“三同时”验收的项目，责令企业停止建设或生产，依法补办手续；依法加快淘汰、关闭一批耗水高、污染重的企业；着力改造一批市场潜力大、技术装备差、污染排放强度大的企业；重点监管一批水污染负荷占当地工业污染负荷６５％以上的企业。
同时，为加强松花江流域水环境污染事件应急管理，强化上下游应急协调与沟通，根据《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吉林省政府和黑龙江省政府近日签署协议，共同建立松花江流域两省环境应急协调机制。
两省将在五个方面建立松花江流域环境应急协调机制：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预防机制。开展经常性的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及时消除环境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松花江流域水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每年枯水期，两省开展一次联查、互查行动。
——建立省级信息通报机制。两省实行每月信息通报机制，重要情况随时通报。松花江流域发生突发环境事件，上游应及时向下游通报有关信息，并适时邀请下游实地考察事发地应急措施实施情况。
——建立联合应急监测机制。两省环保部门实行环境应急监测数据共享。根据需要，两省在吉林松原国控断面实行联合监测，同步取样、同步分析。
——建立协调信息发布机制。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后，要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对于较为复杂的事件，可分阶段发布，先简要发布基本事实。上游政府和环保部门要及时向下游政府和环保部门通报有关信息发布情况。当污染物进入松花江干流时，两省采取联合发布或同时发布。
——建立联合防控机制。当污染物进入松花江干流后，两省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或禁止本辖区相关企业相同污染物的排放。（武卫政）
8、9大高原湖泊成为云南削减化学需氧量主战场
来源；云网2006年09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10309969882s.shtml
“十一五”将增加投入三十亿元
记者日前获悉，云南省今年要将九大高原湖泊专项治理资金由5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未来5年，治理总投资预计将在“十五”期间40多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0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省长徐
荣凯要求，要把九湖治理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重要指标，对污染防治任务完成得好、成效显著的，要给予重奖，对在治理工作方面严重失职渎职的，要给予重惩重罚；要创新思路，健全完善九湖保护长效机制，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严禁新上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要科学规划、加大投入，确保九湖治理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对世界银行城市环境项目中的九湖治理项目，要加大协调力度，尽快推动开工建设；要加强监管，依法治湖。
据介绍，未来5年，九湖水污染防治仍是云南省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九大高原湖泊是实现国家下达云南省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削减4.9％目标的主战场。目前，滇池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一五”规划已上报国家，其他8个湖泊的水污染综合防治“十一五”规划已编制完成。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共184个，总投资预计达70.19亿元。
据悉，云南省将制订《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考核管理办法》，每年进行检查考评。全省将优先安排削减污染物贡献率大的治理项目。(郑劲松)
9、新华网：珠江水资源调度提前启动确保澳门珠海供水安全
来源：新华网 2006年9月8日
http://www.hwcc.gov.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56788
新华网广州９月８日电（记者徐清扬）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８日宣布，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珠江水资源统一调度已在９月初启动，以保障今冬明春珠三角地区的供水安全。
由于珠江流域来水连续偏枯、河道变化等原因，导致近几年冬春季节，珠江三角洲接连发生严重咸潮，澳门、珠海、广州、中山等城市供水咸度超标，严重时澳门、珠海的自来水咸度超标２至３倍，珠江三角洲地区１０００多万居民的饮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年初连续两次实施了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供水紧张的局面。
据珠江水利委员会副主任王秋生介绍，根据长期气象、水文预测，今冬明春珠江流域来水仍属于偏枯年份，若今冬明春再遇旱情，澳门及珠江三角洲地区仍将面临严峻的供水局面。
同时，中国目前在建的第二大水电工程——龙滩水电站，将于今年９月下旬择机下闸蓄水，下闸后断流、减流对下游的供水、发电、航运将产生严重影响。基于以上因素，决定提前启动珠江水资源统一调度，为今冬明春珠江流域调水压咸补淡作准备。
此次水资源调度主要是加强对珠江流域骨干水库的调度，整个调度时段从９月初开始，至２００７年２月底结束，长达６个月。调度范围涉及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行程１３００多公里。目前珠江水利委员会制定了不同来水、不同蓄水情况的预案，整个流域调度补水量约４０亿立方米。
王秋生表示，保障今冬明春澳门、珠海等珠三角地区饮用水安全、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是此次调度的首要目标，同时统筹兼顾、综合考虑流域在建工程安全、发电效益、电网运行安全、航运等要求，优化调度，力争将影响和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总体目标是今冬明春通过实施流域骨干水库水量统一调度，解决澳门、珠海的供水安全问题。（完）
10、连创汛期低水位的长江重庆段水位大涨６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3102.html
受川渝两地近日降雨影响，连创汛期低水位的长江重庆段水位大涨。据了解，长江、嘉陵江水位两日来已上涨６米以上。图为９月７日，人们经过江上的浮桥。
11、污染企业10年“关而不闭”再现环保执法软肋
来源：中国法院网2006年09月0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2694.html
生产鱼粉的广西北海市群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从1996年6月起，就因对周边的中学、居民区造成恶臭污染受到投诉，当地政府先后责令其限期整改、关闭。然而，经过长达近10年的反复努力，都一直未能将其“关闭”，再一次突出体现了环保执法的软肋，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2006-9-7新华网）
事实上，当地政府曾经对其三度执法，可三次均无果而终。而关停“群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对峙，暴露出环保执法带普遍性的难题。其一，环保部门没有现场执法权，使污染企业很难受到即时制裁。对于环保部门执法来说，没有现场处罚权是一个很大制约。卫生防疫部门、交警部门对违法行为都可以当场给予处罚，但环保部门看到黑烟滚滚、废物乱倒也没有办法，要监测取证后才能罚款，而且法律规定的数额很小，对方不服还罚不了；而对企业限期治理、关停，所在地政府才有权决定。况且，鉴于地方政府对GDP的刚性追逐，要他们真心关停对一方经济起着重要支撑作用的污染企业就相当不易。加上环境污染行为多种多样，所造成的危害形式不同，震慑、遏制与追究环境违法行为的手段缺乏可操作性，使得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步履维艰，付出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其二，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处罚，同时还受到环境保护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程序规定的制约。由于“政出多门”，相互制肘，加上法规之间互相制约，以至于消解了环保执法的权威性。2005年5月，当地政府向“群华”下达关闭企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群华”则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其结果，复议决定认为“北海市环保局认定群华公司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与事实不符”，撤销了北海市政府关闭企业的处罚决定，从而导致政府的“关闭令”流产。
其三，现行法律程序规范烦琐，虽然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保障公正执法，但实际上也为污染企业拖延时间提供了便利。一个污染企业，以限期治理6个月计，6个月后经监测不合格方可下令关闭，企业可在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复议机关接到申请后5日内审查完毕，可以自行处理的30日内作出决定，无法处理的7日内转送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审查受理，并在60天内作出决定，最长还可延期30天，这样一来走完程序约1年时间，还不包括非工作日、环保部门进行监测取证的时间；特别是环保部门提请政府到政府最后拍板作出限期治理或关停决定，往往受到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稍一耽误又是一年半载。2005年11月，北海市政府再次作出责令其关闭决定，却至今仍未收到自治区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按照相关规定，逾期不作决定即可视为默许。
其四，法律规定含糊、缺失，让环保执法无所适从。环境保护法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而“群华”否认自己属于“严重污染”；1999年市政府责令全部搬迁市区范围的鱼粉企业，“群华”则认为自己已经治理合格，要求搬迁或关闭于法无据；在对企业进行监测时，“群华”不予配合，在监测时故意停产，环保人员突击监测，对方却以“生产不稳定采样不科学”、“采样地点不当”，属于“程序违法”的单方面行为等理由提出异议；甚至还认为环境监测中心站是环保局下属机构，监测结果不具有独立性，没有司法效力……这些都给环保执法造成极大困扰。
其五，环保监测科技手段滞后，远远不能适度行政执法的需要。比如周边的群众认为“群华”恶臭污染，“群华”则认为是“血腥味”。为此，当地环保局不得不两次邀请能进行恶臭监测的国内最高权威机构天津环保科研所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人员前来监测，多次专程就这一案件涉及的文件或法规解释，往返广西法制办、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市环保局还专门成立了恶臭检验实验室。除了耗费时日，无疑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
“群华”周边群众从1999年起就呼吁“还给我们清新空气”。 然而，直到2005年1月，北海市环保局组织验收监测，“群华”厂界恶臭污染物最高超标倍数为196．5倍，最低为53．5倍，排气筒所排放的恶臭污染物最高超标5．6倍，仍然“关而不闭”。对此，环保部门负责人则满怀悲怆：“不管我们做了多少，但到现在企业没有关掉，群众的受害未能消除，在他们眼里就是执法不力。”当然，最得益的是污染企业。长达近10年的治污执法“拉锯战”，最终输了的是政府，是环保执法，是当地老百姓。
12、“－5118亿”：加速刷新发展观念
来源： 新京报2006-9-8
http://comment.thebeijingnews.com/0728/2006/09-08/015@032410.htm
5118亿元！尽管人们对我国的污染情况有目共睹，尽管国家也承认环保形势“十分严峻”，但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的这个2004年全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结果，想必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就这，还不是全面的统计。环境污染损失成本包括20多项，这个数据仅核算了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等10项，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
如果把这些没有核算的内容加进去，用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话说：“将是一个多么可观的数字！”而且，如果用“绿色GDP”的标准来衡量，除了环境污染的损失，还要再加上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这个数字会是多少？如果再加上由此造成的人文损失（如发展烟草造成的人的健康损失），这个数字又该有多少？
我们很乐意揣摩“可观”这个词。其基本含义，如辞书所说的“比较大的规模”，但放在环境污染统计的语境下，我们不妨把“可观”解释为“可以观看到”———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是蒸蒸日上的GDP增长的“正数”，忽略了环境资源为此付出的“负数”；我们对环境污染的结论常常是模糊的“定性”，没有清晰的“定量”统计。
现在，5118亿元的数据就放在那里，大家都“看到”了：原来我们的污染损失如此惊人，可以让我们的GDP下降3.05%.在江苏省，扣除水、大气和土地等自然资本折旧后，全省2002年绿色GDP比传统GDP下降近8％。
我们要看重发展，但也不能忽视发展的代价；发展的代价不能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表述，更需要明明白白的账目。5118亿元，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但它至少可以促使人们加速思考和刷新传统的发展理念。
许多人开始领悟“科学发展”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但是，与仍然严峻的环境形势相比，许多地方，践行科学发展理念的步子还很缓慢———一些重复投资的大型项目还在违法上马，全国单位能耗和废气排量“不降反升”，环境污染事故还在屡屡发生，一些名胜古迹还在大拆大建，近三百个城市的污水处理厂依然为零……
与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的“可观”相对应，我们环境治理的“欠债”也很“可观”：要全部处理2004年的环境污染物，需要一次性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但我国“十五”期间环境污染投资仅占GDP的1.18％，可见其中的差距。
为什么不愿投资治理环境？昨天的《人民日报》报道中描述了一个现象：基层有人在大喊“宁可呛死，不能饿死”。
官员是要为“饿死”负责的，而“呛死”因为没有详细的数字作为依据，问责往往成了一句空话。的确，我们还很少见过有官员为整个地方的环境污染情况而担责。
现在，国家两个部门对“绿色GDP”进行了初步核算，那么下一步，各地都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核算，统计出本地区的环境污染损失；再以后，改革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环境污染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问责官员的内容了———可以设定一个环境污染损失下降的比例，再像教育投资那样设定一个环境治理投资逐年增长的比例，达不到比例要承担责任。如此，“绿色GDP”就可以具体地转化为“绿色政绩”，落实科学发展观将因此而有了制度化的保证。
13、植物净水景艳水不美 专家：河湖治污不能全靠它
来源：龙虎网2006年09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09589970445s.shtml
【龙虎网报道】读者提示：
本报9月7日《“生态床”引来“生态岛”》报道中，一位老教授提出用“水生植物”让水体“自我净化”的建议，但有市民提出疑问：水生植物的景观功能似乎更大于治污功能。那么，水生植物实际净化效果究竟如何呢？昨天，记者来到南京“植物治污”试点工程一探究竟。
记者追踪>>>>
内秦淮河：花美水仍浑
南京内秦淮河逸仙桥—大中桥段，自去年尝试种植水生植物用于治理污染和修复景观以来，一直受到本报关注。如今，那满河的鸢尾草、美人蕉、水竹等植物长势如何？它们对河道的净化效果究竟怎样？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这里，沿着复城桥的河边一直往大中桥走，小路两旁绿树成荫，最抢眼的当属河面上漂浮在两岸的“浮床花卉”，它们像两条长长的翡翠项链镶在内秦淮河。美人蕉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红色、橙色的花冠在清风中一颤一颤，亭亭玉立。河道东岸有“水中女神”之称的睡莲等浮水植物，青翠碧绿的莲叶在水面上铺开，引来不少米粒大的小鱼儿绕“膝”承欢，遗憾的是莲花还没开。鸢尾草、水竹等植物显然已经很适应内秦淮河的环境，长势很旺。一路走过，河道边全被绿色覆盖，几乎看不到水泥岸。
不过，记者站在岸边看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清澈，除了紧靠岸边可以看到一些浮游植物浅浅的根系，再往中间看就觉水很浑浊，能见度非常低，水面还漂浮着一层层白色的泡沫。虽然前两天刚下过雨，但走在河边，还可以闻到阵阵腥味。据环保局人士介绍，内秦淮河水质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引水冲洗产生的效果。
里圩泵站：“其实没效果”
据介绍，这些水生植物20天左右就可长到1.5米高，水下根系也非常发达，能有效吸收水体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净化水质效果明显。在大中桥尝试该工程的企业负责人曾告诉记者，他们做过试验，在四个月的生长期间，仅每平方米的美人蕉提取的氮，就相当于把48立方米水中的氮浓度从五类降到四类，但具体到水生植物能将水体净化到什么程度时，该负责人表示：“目前还不清楚。”
其实，不仅在内秦淮河有这样的植物净化工程，只要绕秦淮河走上一圈就可以发现，在南京很多泵站出水口都放置着类似植物。在鬼脸城对面的里圩泵站，半圆形的鸢尾等植物将出水口团团包围起来。散步的市民告诉记者，泵站经常会有污水被抽进秦淮河，这些植物就是用来净化污水的。而这半圈的植物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没效果，你看，每次泵站开闸放水的时候，这些植物都被冲得东倒西歪的，水体依旧浑浊不堪。”
南湖公园：没啥大差别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在南京，水生植物不仅在河道、湖泊中作为净化手段，同时在公园水景的美化中也开始有所表现。在南湖公园小桥的一侧，种植着各种水生植物，睡莲、菖蒲、芦苇等郁郁葱葱，一人高的芦苇在微风吹拂下摇曳着，从它们整齐的分布可以看出，水底是被安置了种植篮的，还隐约可见各种景观鱼畅游其中。
“南湖公园偌大的水域，看上去很美，这些水生植物实在功不可没。”在公园里，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夏天走在这里，看到满眼的绿色，总有一种清凉的感觉。“据说这块水域是被用来做水体净化实验的。”肉眼观察一下桥两侧的水，有水生植物的水域和无水生植物的水域并没有什么差别。在这里，水生植物作为公园风景似乎更抢眼。
业内专家：不能全靠它
对于“水生植物”净化热，大中桥试点的项目负责人曾表示，这些水生植物可以吸附水中泥沙以及一些营养物质，但完全靠它们去污是不现实的。目前，水生植物对水体的净化程度究竟如何还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定论。
“‘植物净水法’只是手段之一，要让水体变清，还需要其他治理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的湿地专家也表示。其实，目前对水生植物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这些水生植物一般都局限在鸢尾、水竹、芦苇等品种上，十分单调，即使作为景观，也给人雷同的感觉。“水生植物的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承载它的水体。”该专家表示，水体好，这些植物自然可以美化环境，但如果水体本身就差，种植植物可能反而会滋生蚊蝇，关键是要科学合理地利用水生植物来改善水体环境。
14、评论：经济指标虚高与环保严重欠帐的症结在哪里
来源：光明网2006年09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8/12009970848s.shtml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跟踪检查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实施情况时指出，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不要盲目追求和攀比速度，但各地提出的经济增长指标普遍高于7.5%，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越往下面指标越高。不少地方发展经济主要还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一些地方结构调整弄虚作假、文过饰非。
这份报告提出的问题确实带有普遍性，实在令人吃惊。严重的环境“欠帐”和“注
水”后形成的经济指标的“虚高”问题，无疑是对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和创建和谐社会发出的“危险信号”和“严峻挑战”。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方面确实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经济成果的获取有相当的比重是通过靠高投入、高消耗、粗放经营“换”来的，有的是靠牺牲昂贵的生态资源或提前吃了子孙后代的饭勉强“发展”的。这与地方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扭曲的“政绩观”有直接关系。主要根源是：一是干部考核机制有弊端。现在考核干部的政绩，主要看你经济指标完成的如何，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因此，有许多地方为了追求高速度、快发展，就采取“行政高温、上挤下压、层层加码、超量提升”的办法，基层无奈，只好施展“弄虚作假”，否则，“经济一旦上不去，‘乌纱帽’就可能摘下去”，致使有的地方“坚持‘有水快流、盲目大上”的做法，一味“追指标、超任务”，甚至“为官一任，造孽一方”，个别的还靠经济发展的政绩来掩盖腐败行为。环保部门也存有动用“一票否决权”，会影响方方面面的关系的“活思想”。二是思想观念有“问题”。有的领导认为“经济要发展，必然有污染”。所以从思想上“重经济、轻污染”，有钱宁可投在“经济”上，也不愿意花在“环保”上，尤其是一些企业的领导人，认可“罚款”，就是不下大力气去治理污染，而且任意排放污物，心安理得，理直气壮。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在治理环境污染投入上存有严重的等、靠、要思想，认为治理污染投入大、见效慢、是个填不满的‘坑’，即使治理也是‘小打小闹”或者“前面治理，后面污染”，群众形象地描述为“前赴后继”。三国民环抱意识差。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不缺穿、居住条件也不错，脏乱差没关系，城乡公共环境保护意识普遍薄弱，这是一个突出的难题，而且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加强城市管理极为不利。
实践证明，环境污染，就是祸国殃民；环境“欠帐”，就是对人民和社会的极大犯罪。经济再发达也会被污染给诋毁，这是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因此，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经济建设与环境建设并重”的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大力保护现有资源，科学配置生产力要素，实现资源的最佳重组，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创新管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同时，要像保护生命那样，抓好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工作。对各种制造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特别是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厉查处，绝不手软！
15、巫师的咒语：三峡与三个“木桶”(水 博)
来源：人民网2006年09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4792999.html
集当代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之大成，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的长江三峡工程，是国际水坝工程界公认的优质工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的重要标志。多年以来国内外围绕三峡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各种科学观点、政治理念的冲突，都曾经在这个标志工程上有所体现。现在，随着工程的完工和投产，各种有价值的科学技术争论已经逐渐平息，然而，围绕三峡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却永远不会停止。
最近的重庆气候变化就是明显的一例。
关于重庆干旱高温与三峡大坝的关系，在公众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木桶理论”了。其实这个木桶理论在反三峡的论据中，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名词了。熟悉三峡争论的人都知道，早就有人发明用木桶理论来攻击三峡了。不过这些人所用的木桶理论的方式是不同的，甚至说是完全相反的。
然而，这种相互之间完全矛盾、对立的木桶理论，似乎并不会引起三峡反对者们之间的争论。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攻击、反对三峡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木桶理论只不过是一个他们需要借用的招牌。
例如，早期的（第一种）木桶理论说，四川盆地像是一个木桶，三峡大坝加高了最短的那块木板，阻挡了桶里面的水往外流，所以必然会使桶内的水面升高，水淹重庆的灾难在劫难逃；之后的（第二种）木桶理论说，三峡船闸的高度不够，因此，三峡大坝的实际蓄水能力没有设计得那么大，所以，不可能具有政府所宣传那么大的防洪能力。根据这种木桶理论，他们断言三峡工程完全是政府欺骗百姓的形象工程。
今年三峡大坝全面封顶之后，恰好赶上重庆大旱，显然前两种已经木桶理论已经用不上了。
因此，新的木桶理论就把木桶效应的着眼点从地上，改到了天上，所以，就诞生了这种阻挡了水汽进入四川盆地的第三种“木桶理论”。
客观地说各种木桶理论都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没有一定科学知识和对三峡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一般公众很难找出这些木桶理论的漏洞。然而，实际上这些“木桶”确实只是一些“专家”玩弄概念的道具。
别的先不说，就凭几种不同“木桶理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明眼人也会对这些“木桶”的真伪性进行怀疑。
然而，各种木桶理论中，倒是最离奇的阻挡水汽循环的第三木桶理论，反而却最具有诱惑力。这是因为，木桶理论就好像是巫师的咒语，越是科学还不能解释的问题、越是离奇的内容、越容易让人们相信。
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巫师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因为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巫师的地位确实不能让人小视。世界上任何事情的都不是绝对的，巫师的骗术之所以有时能够成功，就在于偶尔能够应用小概率事件来说明他们的正确。不过这种瞎猫碰上死耗子的事情，也不能说是巫师的本事，不信你就是要求让巫师的每次都预言是错误，他同样也办不到。总之，在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巫师总是会有存在的市场。
同样，说木桶理论是巫师的咒语，并不是说就完全否认三峡大坝会有影响气候的可能性。因为，在气象学方面，我们人类的认识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由于我不熟悉气象科学的最新发展情况，我说的话可能不够准确。不过，我认为现阶段人类对气象的预测还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从普通人的感觉上说，科学家预报长期天气、气候的准确性确实很难让人满意；从理论上看，气象科学似乎也很难和其它科学相提并论。
例如：世界上一位权威的混沌学专家曾经说过：“墨西哥的一个蝴蝶的翅膀的煽动，有可能是美国一个龙卷风的起因”。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首先，我们得承认，这种蝴蝶效应之所以能广泛的流传并且被大家接受，我相信肯定是经过了某些经验的验证，其次，我们还要承认，这种蝴蝶效应的存在，也说明我们的气象科学还很不发达。
我认为蝴蝶效应就是一种系统内的能量放大效应，只不过由于我们对气候这个系统还不够了解，还不能解释某些现象的机理，所以我们才会称它为蝴蝶效应。我是搞工程结构可靠度的，其实，工程结构系统中的“蝴蝶效应”也是存在的。例如，有时候能够承载几十吨汽车甚至上百吨火车的桥梁，可能会因为几个人的排队跑步通过而垮塌。如果我们工程结构专家也不能理解、揭示这一现象，我们恐怕也只能称这种工程结构系统的能量放大过程为“跑步效应”。幸运的是我们人类对工程结构的研究、了解，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水平，所以，我们知道是因为跑步产生的荷载恰好与桥梁工程结构的自振频率相吻合，因而产生了共振，使得荷载的能量不断放大，最后让一个很小的荷载引起了整个桥梁的垮塌。
遗憾是在气象科学方面，我们还不能掌握整个系统的运行机理，我们目前对大气流动的规律和长期天气、气候的预测，恐怕还只能停留在某些趋势预测加上经验、现象的概率分析的水平上。因此，第三种“木桶理论”自然也就在公众中更有影响力。即便这种木桶理论除了猜测，说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科学道理，然而因为你也同样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它的错误，所以，你就不能阻止别人不去相信它。
幸运的是这种第三木桶理论还有点生不逢时，因为早在2003年我国的三峡大坝就已经蓄水发电。也就是说大坝的实际影响，几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几年来三峡大坝不仅没有减少四川盆地的降雨量，而且重庆开县地区还曾经连续2年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增加降雨量应该是正常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木桶理论是不可相信的。当然，那时候的三峡大坝右岸部分还是围堰，要比现在正式大坝低30米左右。
事实说明，我们在长江峡谷地带（所谓木桶理论的开口处）已经增加上百米高的大坝，都不曾有过什么异常的气候影响，那么今年仅仅在已建成的大坝的某一部分补齐这二、三十米（豁口）的高度差之后，无论从哪方面分析，似乎都不应该造成如此巨大的气候变化。然而，由于我们毕竟还缺乏对大气中水汽流动规律的精确计算手段，最后的令人信服的确切结论可能还要由实践来做出回答。
如果真是大坝最后的豁口阻挡了水汽的通过，那么重庆地区的这种高温干旱的气候变化，就应该多年不变的长期持续下去。这种猜测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用气象学的术语来解释，其概率可能和“蝴蝶效应”一样的小。世界上每天有多少蝴蝶在扇翅膀？又有多少龙卷风？恐怕是几百万分之一都不到吧！
尽管大坝造成干旱的概率极小，即便真的发生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已经有了2003年三峡发电以来的成功经验，只要再想办法适当降低某一部分大坝的高度就是了。有人说，那我们是不是需要拆除掉一部分大坝呢？根本就不必，因为大坝的溢流部分本身就留有很多泄洪用的闸门（豁口）。如果真的能够通过实践证实，仅仅一段二、三十米高的大坝豁口就能对局部气候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我们只要保持2003年的蓄水水位，开启大坝一些的泄水闸门，让水汽从泄水闸门自由通过就是了。
有人可能还会说建造了这么高的坝，不能应用这也是浪费啊！其实也不尽然，早在三峡建设的初期，由于我们对长江泥沙的估计量不敢肯定，实际上我们始终就有高坝建设、低坝运行的备用方案。至今我们已经全部建成了大坝，但是，之所以还要分期蓄水，到2008年才能达到正常蓄水高度，就有这个原因。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泥沙确实非常严重，我们就不再蓄水到很高的水位，而可以把三峡的高坝当成低坝来使用。这在平时看来，可能是一种浪费，但是一旦到了特大洪水，还是可以临时发挥其防洪作用的。可不要小看这临时的防洪作用，根据水利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仅1998年我国抵御特大洪水的过程中，全国大中型水库减灾效益达到7000亿元，这个数字恐怕不会小于我国当时所有水库工程的累计投入。也就是说，从整个社会的效益看，水坝的减灾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因此，高坝建设、低坝运行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
综上所述，可见“木桶理论”不过就是一种巫师的咒语，不过把这种咒语用在气候预测上，我们目前还确实没有办法用理论去驳斥它。这就是科学发展的局限性。我们现在唯一值得庆幸的是，重庆的大旱还没有发生在三峡大坝刚刚建成的2003年，如果那样，那些怀着各种目的、一直挖空心思赌咒三峡的巫师们，还不得高兴的上了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