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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1日绿家园江河信息汇总

2008-01-11

今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 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青年报:  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全球领袖

 

地方信息:

2、中国青年报:  "胡萝卜+大棒"新政见成效 山西5城摘"黑帽"

3、湖北日报:     湖北:长江段非法采砂猖獗

4、中国青年报:   四川省环保局突击检查今麦郎

 

民间环保:

5、中国经济时报:  江河十年行

 

环保人物:

6、新京报:   英媒体评出“拯救地球50人” 4中国人榜上有名 

 

环保政策:

7、人民网——人民日报:  财政部副部长:以财政制度创新推动水环境治理

 

深度报道:

8、山西晚报:   山西太原晋阳湖重度污染 防治难题何时能破解?

9、《半月谈》:   探访北京奥运水源地

 

环境时评:

10、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络报:  “一次性”是让人类堕落的毒药

11、南方都市报:   社论:公开央企的排污,整治更有说服力

12、中国网:   王攀:别让“环保英雄”潘岳感到无力

13、大河网——天下声音:  警惕跨国公司屡上环保黑名单

14、中国网:   涉污企业的“跨国”身份不是关键

15、新京报: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天生的 

 

 

 

1、中国将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全球领袖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8年1月11日

http://www.hwcc.gov.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7160

国际性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1月9日发表一年一度的《世界报告》,预言中国将在今后几年内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

据法国媒体报道,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克里斯托弗·弗莱文在当天的报告发表仪式上说:“我认为,中国在不到3年内将在可再生能源所有领域成为世界第一。”他表示,创新浪潮正推动全球

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中国有能力站在这一浪潮的前沿。

弗莱文指出,由于政府政策导向的作用,中国不仅是许多新能源产品的主要生产国,而且已经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展现出领导力。他说,中国2006年开始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两年之后已经显现出成果。尽管欧洲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不乏成功的故事,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在速度上与中国媲美。

世界观察研究所在报告中警告说,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但通过科技创新能够扭转这一态势,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观察研究所于1974年成立,其宗旨是鼓励与环境相结合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同时重点关注能源、水资源、农业和政府管理等议题。该机构发行的年度世界报告以36种文字出版,被多个国家决策层作为了解及剖析最新国际形势的主要信息渠道。

目前,国际上公认六大权威性的年度报告是: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人类发展报告》、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世界资源》、世界观察研究所的《世界报告》、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世界战略报告》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报告》。(王辉)

2"胡萝卜+大棒"新政见成效 山西5城摘"黑帽"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01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760471.html

  临汾市前移11位,大同市前移15位,阳泉市前移两位,长治市前移29位,太原市后退1位。在“胡萝卜+大棒”的环保新政下,山西省参加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考核的5个城市去年情况整体向好,空气质量有了较大改善。

  多年来,这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一直位列全国倒数几位,其中,临汾市曾连续3年排在倒数第一,大同和阳泉也曾多年徘徊在倒数前五位。

  “不得提拔”与“百万重奖”,是山西“环保新政”的主要手段。

  “不得提拔”掐住了官员们升官的通道。“领导干部最怕什么?最怕丢官摘帽,最怕升官无望。”山西省环保宣传教育中心主任李景平说,“抓住这个要害,山西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制、环保一票否决制、环境保护问责制,这实际是建立一种核心的政治机制。”

  2007年,山西省政府决定,将对退出全国污染最严重城市前5名的,奖励100万元;退出全国污染最严重城市前10名的或空气质量指数位次前移10名的城市,奖励200万元。

  此前,山西省环保局掀起的环保风暴被官员称为“大棒”政策。

  河津市和孝义市是山西省百强市县的前两名,却先后挨了两“棒”。孝义市在2006年9月被“区域限批”,河津市在2007年3月被“限批”。2006年年底,山西省在对前20名经济强市的奖励中,这两个市又因环保问题被“暂缓奖励”。

随着近两年山西环保工作力度不断加大,2006年,临汾市排名前移一位,摘掉了污染倒数第一的“黑帽”;阳泉市前移5位,山西省政府给予100万元奖励。2007年与2006年相比,临汾市前移11位排全国倒数第13位,大同市前移15位排倒数第18位,阳泉市前移两位排倒数第10位,长治市前移29位排倒数第76位,太原市后退1位排倒数第11位。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说:“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统计的数据表明,山西省被考核的5个重点城市已全部摘掉倒数前五名的‘黑帽’”。(记者高山)

3、湖北:长江段非法采砂猖獗

来源:湖北日报2008年1月11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187112

冬季枯水期本应严禁采砂,但在未经许可的江段,大量船只在航道疯狂非法采砂。昨日,水利部门组织的两个联合执法组,在黄梅至阳新江段,均将非法采砂者抓了“现行”,并依法扣留16条非法船只。

上午10时许,执法二组从武穴上船,向阳新黄颡口水域进发。船行到鲤鱼潭时,发现大量采砂船聚集采砂。执法人员成功控制了两条采砂船、两条转运吊机船和1条运砂船。其余7条船只见执法人员到来,纷纷相互传递信号并迅速逃离现场。

中午14时许,两组执法人员在武穴田镇会合。汇总情况发现,两个执法队均将非法采砂者抓了“现行”。共扣留非法船只16条,多为小型船只。

水利厅河道采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航道安全,枯水期严禁采砂,采砂船应停在指定水域接受看管。但近段时间非法采砂十分疯狂,严重影响了长江航运安全。目前,长江湖北段没有许可采砂的江段,所有采砂行为均为非法,水行政主管部门将严惩采砂者。

4、四川省环保局突击检查今麦郎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01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761836.html

  10日,四川省环保局公布了对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麦郎公司”)污染治理情况的突击检查结果。检查发现,该公司的6条生产线已全面停产,安装了油烟处理设施,未见污水外流。

  此前的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说,今麦郎公司等三家跨国公司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违法行为。

  今麦郎公司位于成都的彭州市。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2005年决定投资近亿元落户彭州,仅用9个月时间就建成投产,“发展势头迅猛”,是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四川环保部门多次发现其环境违法行为。两年前,该公司被发现没有环评手续,属于“未批先建”,后被责令补齐了环评手续。此外,该公司“三同时”(一切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等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设施未完全到位,污水超标排放,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也未提出延期试生产申请,主体工程就已投入生产。

  鉴于此,今年1月4日,四川省环保局给这家公司开了罚单:停止生产,罚款人民币10万元。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把这一情况向媒体做了通报。

  为了摸清今麦郎公司对处罚通知的执行情况,1月10日一早,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对该公司进行了“不打招呼”的突击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的6条生产线已经全面停产,公司安装了油烟处理设施,未见污水外流。

  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处在停产期间,油烟处理设施能否正常运行还不清楚。

  检查后,四川省环境监察总队要求,今麦郎公司在没有四川省环保局相关批文的情况下不得擅自恢复生产;原有的污水要用槽车拉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不得外排;严格执行相关的环保法律法规,否则因违法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今麦郎公司承担。

  记者今晚致电今麦郎公司,营运科的一位员工接听了电话,表示这几天工厂已经停产,营运科负责把停产前生产的方便面发往各地市场。

记者接着致电今麦郎公司的北京总部,接听电话的职员说总部是10日早上看到了国家环保总局的通报,总部正在对此事进行了解。(记者闵捷 通讯员王子刚)

5、江河十年行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01月09日

http://finance.jrj.com.cn/news/2008-01-09/000003155070.html

  汪永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北京绿家园志愿者负责人,“江河十年行”发起人之一。

  从2006年起,国内知名环保组织——北京绿家园志愿者发起了一场“江河十年行”活动。活动计划用十年时间,持续跟踪关注岷江、雅砻江、金沙江、怒江、大渡河、澜沧江等中国西部主要江河,忠实记录它们的变迁,系统考察江河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以及水电开发背景下这些河流沿岸百姓生产生活所发生的变化。

  参与活动的人员以记者和NGO成员为主,也有少数相关领域专家。考察期间,这些人跋山涉水、晓行夜宿,像一群苦行僧,还要常常面对某些地方政府的猜疑、敌意……这些人能做的,主要只是记录——这是一种原始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活动。

  “江河十年行”其实有这样的时代背景:近年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普通公众,环保意识都在逐年提高,公众参与环保的热情越来越高,方法越来越科学,程度也越来越深。作为发起者之一,中国经济时报坚信,“江河十年行”仍将走下去,他们的记录可以带给西部江河的关注者越来越多令人乐观和欣慰的信息。

  汪永晨 日记(节选)

  1.“江河十年行”的初衷

  绿家园志愿者2003年开始关注中国江河的命运,与媒体同仁、环保民间组织及当地政府一起,成功地阻止了在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旁修建杨柳湖水库,改变了在高山湖泊——木格措的建坝计划,推动了怒江、虎跳峡建坝工程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公示。

  “江河”是绿家园志愿者的主要关注对象。如今,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大幅项目地图显示,到2005年夏天为止,在岷江,六级梯级水电站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在大渡河,全流域规划356座电站;在雅砻江上将要修建21座大坝;在澜沧江,规划了十四级梯级开发;在怒江,原始生态流域相对保存完好,是我国目前西部地区还没有水坝的河流,但已经规划了两库十三级梯级开发;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将要修建12座大坝,其中包括在世界自然遗产虎跳峡上游修建大坝;嘉陵江上的大坝是17座;乌江10座。我们认为,中国存在水源危机。

为了记录下中国西部江河以及与这些江河休戚与共的两岸百姓的变化,从2006年起到2016年,我们将连续十年,客观、真实地记录、见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进行跟踪记录。我们期待这些信息广泛地传递给公众和决策者。

 

  2006年11月,“江河十年行”第一次“长征”。我们主要观察和记录的江河是:四川的岷江、大渡河、雅砻江,云南的澜沧江、金沙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区;采访了这些江河地区受已建和在建水坝影响的当地居民。此后,我们基本确定了江河十年行的行走路线,2007年的第二次“长征”即遵循了这样的路线:

  成都——都江堰

  成都——康定 木格措

  康定——石棉 大渡河

  石棉——冕宁 金边溪 锦屏

  冕宁——攀枝花 二滩水电站

  攀枝花——丽江 澜沧江

  丽江——六库金沙江

  六库——福贡怒江

  丙中洛怒江第一湾——六库

  2.从柏条河到都江堰

柏条河,是成都市中心区400万人的自来水供水源。它也是目前都江堰六大河渠上惟一一条没有建坝的河渠。其他四条河的情况分别是:蒲阳河上28座;走马河上20座;江安河上17座;沙沟河上21座。五条河渠上总计有99座水电站。

  

我们看到的是水量很少、露出河滩的柏条河。和我们交谈的当地居民对柏条河将要建水电站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这里的风景是自然的,修了坝水的流速会减慢,水质就难保证了。”一位83岁的老人告诉我们。

  成都市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段益生认为,柏条河是大自然的,是全社会的;柏条河的水利资源是公共资源,而不是部门财产。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苏苏则认为,综合整治柏条河项目的目标应当定位于维护柏条河的健康生态,保障成都市的供水安全。

在都江堰,地质学家范晓对我们说,紫坪埔水电站的修建,让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最大功用——四六分水和飞沙堰几乎不再起作用了。这一有效沿用了两千多年的水利工程,有被水电站废弃的可能。作为地质学家,范晓还担心库区周边的地质状况。由于水坝修建后公路的改建,这几年虽然没有大的地质灾难,但小的滑坡和泥石流却是有所增加的。

  紫坪埔移民陈明本来在移民后政府划给的宅基地上盖小楼,开饭馆或旅馆来营生,终因生意清淡,不得不关张了,陈明现在到阿坝去给别人打工做饭去了。陈明的一位邻居正背着一个大包走出来,她要送两个孩子去上学。移民以后,学生们上学要走约一个小时的路,而两块钱的车票对他们来说太贵了。移民被移出去后可以得到一块宅基地和一亩水田,另外享受国家水电移民每人每年600块的补助,平均一个月50块。

  3.青衣江的伤感

成都出发没多久,我们就进入了大山。同样在大山里穿行的青衣江不时被水电站截流。

青白江干流及支流上同时出现的三台电站。摄影马军

  同行的水利水电专家刘树坤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大峡谷里修电站,会让河流的三个连续性被破坏:河流水流的连续性、河床的连续性、水生生态的连续性。

  在一处水电站的下游,据经常在川藏上开车的司机小李介绍,每一次从这条路走过,都会发现河里的水越来越少。而这个地方古称“雨城”。

  在全国小水电站试点县——天全县的小河乡响水溪村,禁门关水电站旁的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他对电站的认识:现在用电两毛钱一度,“不算贵”;发电可以让地方获得税收。“只是坝上的河床在修了坝后提高了十多米,沙子淤得太多了,要是来的水大了,还是有点危险。”

  而一位女士则认为,现在虽然用电方便、便宜了,但水电站放水时的水雾,会影响玉米抽穗时的传粉,直接影响玉米的产量。让这位女士不满的还有水电站对耕地的影响。修坝时,建设单位说她家的地不会被淹,可是后来来了洪水,水还是淹了她家的一亩地。

  我问另一位女士,会不会因修电站人员来往多了,多了些挣钱的机会。她回答说,因为过往的车太多了,养蚕种的桑树叶子被灰尘所污染。养蚕以往每年有近万元的收入,现在蚕却没有桑叶吃了。

  在天全县的脚基坪,有三个水电站相继在建。山谷中的溪水已被砾石掩盖,水泥堆积的建筑工地和建成的电站,以及电站催生的锰矿厂,使得山谷成了水泥和砾石堆积的大工地。

  4.洱海的今天

  在滇池已经让人们大为头痛的今天,大理却是苍山绿,洱海青。云南第二大高原湖泊洱海,被人们认为是从污染到治理的一个典范。与我们同行的水电水利专家刘树坤,正是洱海治理的规划者。

洱海属澜沧江-湄公河水系,流域面积2565平方公里,湖面积251平方公里。洱海的来水主要为降水和融雪,入湖河流大小共117条。在大理有这样一句口号“洱海清,大理兴”,把一个湖泊的好坏提高到这样高度的城市不可谓不重视城市的河流保护。

洱海

  刘树坤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洱海治理管理的成功经验有如下几条:一是流域污染物的管理,和对流域生产生活方式的管理;二是对城市的污染源的限制,其中包括杜绝污染企业进入洱海,对已有企业进行搬迁和整治。城市建立了污水处理厂和垃圾收集处理系统;三是对农村污染物采用生物槽技术治理,就是通过卵石、碎石槽建成生物膜,这些生物膜可以对生活污水中的有机物质进行分解;四是在海岸培育湖边生物带,拦截和净化湖边进入湖泊的污染物。

  在洱海治理中,当地政府还对洱海源头的一些湿地进行了管理,增加湿地的净化能力。在管理上推广河长制度,也就是每人分管几百米,不让污染物进入洱海。

  刘树坤特别强调了一点,就是政府成功地控制了下游西洱河电站的建设。这样才使洱海能一直保护比较高的水位。

  在洱海的治理中,最难的是什么?刘树坤说是生产的管理。比如现在洱海周围建立了湖生物带,需要占地,占地就会有移民问题,“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需要真的下决心去做。”

  5.怒江,最后的激流

到怒江丙中洛看到怒江第一湾时,让我们料想不到的是,怒江水位太低,使得第一湾的那个绿水形成的半圆周边裸露出了白色的沙滩和褐色的砾石。怒江第一湾的大山上一点雪也没有。

怒江第一湾裸露的砾石滩

怒江第一湾的水位创新低

  水利水电专家刘树坤向我们诉说着这趟怒江行的感慨。他说,中国的大江大河已经被开发得很难再找到原始的、自然的江河了。他很庆幸怒江还保持着自然面貌。刘树坤认为,怒江不适合开发水电,特别是怒江大峡谷里,应该建设景观长廊、历史与文化长廊和生物长廊,而不是水电站。

我们在采访中得知,目前国家激流皮划艇队正在怒江集训。该队教练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怒江来训练,现在全国只有三条河流上有集训地,而那两条都是人工造出来的激流,只有怒江的激流是纯天然的,这在中国差不多是最后的激流了。“其他的江河现在是一个接一个的筑起了大坝,激流都成了水池子。”

6、英媒体评出“拯救地球50人” 4中国人榜上有名 

来源:新京报  2008年01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8-01/11/content_7405547.htm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简历:47岁,1998年3月-2000年1月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2000年1月-2003年3月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03年3月,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

    评价:2007年,中国作出了承诺,坚持“绿色”、科技先导、可持续发展型道路,潘岳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潘岳成为了环保界的英雄。“潘岳走在最前线。不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需要他成功。”

施正荣,科学家

  施正荣,科学家

    简历:44岁,2001年创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全球十大光电池制造商之一,是中国第一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目前市值达60亿美元。

    评语:中国寻找替代能源的努力为太阳能电力科学家和商人创造了机会。“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的规模日益壮大,或许有助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国。”

贾樟柯,导演

    贾樟柯,导演

    简历:37岁,中国著名导演。1997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法国《电影手册》评论他的首部长片《小武》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是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贾樟柯还参与了大量的国际文化活动,成为当今亚洲最为活跃的电影导演之一。由其执导的《三峡好人》获得了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评价:贾樟柯用艺术强化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知。

马军,作家和环保主义者

  马军,作家和环保主义者

    简历:39岁,原本担任记者的他在1997年就成为了一个环保主义者。2004年初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者”,并当选2006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评语:在马军的努力下,建立了非政府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该中心推出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发布“中国水污染地图”。马军在网站上点名批评违反环境标准的企业和地方政府。

7、财政部副部长:以财政制度创新推动水环境治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8年01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6761094.html

  内容提要   水体污染是当前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水环境综合治理是当前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加快财政制度创新,推动形成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科学体制和长效机制,是当前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中央财政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水环境综合治理财政政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建立健全珍惜环境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创造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双赢的体制和机制。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此又作了强调。这是党中央从战略高度对我国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作出的总体部署,需要从各个方面包括财政政策方面加以落实。

  推进发展观念转变是当前环境保护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

  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的特殊阶段,推进污染减排,改善环境质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实现四个突破:

  一是突破污染排放压力持续增加对实现“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水体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目标的约束。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体系下制造业向我国加速转移,这在客观上必然导致污染排放总量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发展经济,必须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下大气力建立新机制,实现污染减排目标。

  二是突破行政性分散管理体制对建立标准化、数字化、系统化环境监管体系的约束。当前,我们在水环境保护方面主要实行区域管理、地域管理和水系管理,这势必在客观上造成分散决策。必须加大宏观管理的力度,实现监测的数字化、规范化和统一性。

  三是突破价格上涨压力对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约束。目前环境有价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更没有上升到法律和制度层面。很多企业在生产中没有承担环境治理成本,而是将污染治理的责任甩给政府和社会,企业环境污染成本外部化的现象普遍存在。通过财政政策等措施将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推进污染减排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要灵活运用政策手段,防止企业转嫁成本,借机抬升价格,加重价格上涨压力。

  四是突破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取向对实现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约束。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推进节能减排,这些战略目标与微观经济主体的短期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要通过完善财税等政策,将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和企业追求利润的目标协调起来。

  推进治污机制创新是水环境综合治理财政政策的重要职责

  中央财政一直十分重视水污染防治工作,对“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在资金和政策上给予了重点支持。在投入上,不断加大对“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水环境监测和执法、流域面源污染防治等工作的资金投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引导和督促地方财政和社会资金加大投入,在推进形成多元化治污资金投入机制上迈出重要步伐。在收费政策上,通过完善排污费和污水处理收费等政策,进一步强化经济手段对企业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通过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保护环境,推动形成企业自觉珍惜环境的激励机制。但迄今为止,“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水质还没有实现根本好转。事实证明,资金投入仅仅是基础性条件,关键是要推进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应重点转向建立水污染防治新机制。

  推进治污思路创新。过去10多年,我们在对包括“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在内的水环境管理方面,重污染点源控制,轻环境容量管理;重治污项目审批,轻基础工作的完善;重行政手段外部治理,轻市场机制内在约束。实践证明,这种传统治污思路已经不能适应“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严峻形势。因此,必须把上述传统治污思路调整到以环境容量和水质管理为重点的总量控制的思路上来,将总量减排任务和水质挂钩,综合运用支出、补贴、税费等多种手段建立市场化治污长效机制。

  推进责任机制创新。关键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分清各自职责,解决动力和压力问题。中央主要从资金、政策上给予引导,加强协调,花钱买机制,但核心还是落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责任。对工业污水处理,企业是责任主体,必须达标排放,或者企业自己建厂处理,或者付费交给其他专业单位集中处理;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地方政府是责任主体,要履行治理污水的职责,加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利用市场机制推进废水利用。

  推进投入机制创新。在资金安排方式上,调整只“批项目”和“管项目”的做法,积极探索通过“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着力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资金使用方向上,切实分清政府和企业的职责,政府应从为企业治理污染中腾出财力,加大对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管网建设等属于政府职责范围有关工作的资金投入。当前的重点是填平补齐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充分挖掘现有设施的潜力,加大对现有设施脱氮除磷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在此基础上再新建污水处理厂。同时,引导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格局,积极研究引导通过银行贷款、发行企业债券、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带动社会和企业投入。

  推进管理体制创新。明晰产权、事权,建立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公地灾难”问题。除中央部门组织协调外,流域内相关省市要形成联动,明确责任。否则,“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只能落入事倍功半的境地,导致“公地灾难”。因此,必须将流域管理与区域行政管理有机结合,形成齐抓共管的体制。

  水环境综合治理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及工作重点

  中央财政将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把完善水环境综合治理财政政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建立珍惜环境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创造企业实现利润和保护环境双赢体制,为全面实现节能减排目标、推动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水环境综合治理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是:围绕推进发展观念转变和机制创新,以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污水处理产业化和市场化,有利于形成企业投入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的资金投入机制为原则;进一步调整资金支出方式,优化资金支出结构,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通过逐步完善所得税、流转税、资源税等现行税收政策,加快研究开征环境税,推进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收费政策改革,建立健全水环境保护和污染减排的奖惩机制,形成企业治污的外部压力和内在动力;通过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加快淘汰落后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相关体制改革,探索建立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和体制。

  当前,要抓好以下几项重点工作:

  制定和完善税费政策。为提高污水处理产业化水平,对各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委托自来水厂随水费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实行免征增值税政策。同时,研究对污水处理企业处理污水取得收入给予适当增值税优惠,减轻企业生产和销售再生水取得收入的增值税税负;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要研究给予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在收费政策上,加快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排污费收费标准,改进征收方式,使排污费逐步消化污染治理成本,强化该项政策对企业排污的约束作用;推进落实污水处理最低收费制度,凡收费不到位的地方,要督促当地财政对运营成本给予补助,推进污水处理产业化。

  改进财政支出政策。首先是按照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职责划分的原则理顺资金渠道,明确投资主体。企业是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和投资主体,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环保投入。政府应从替企业治理污染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抽出财力,做好环境监测、执法、标准制定以及市场不能提供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中央财政重点做好跨区域环境监测、执法以及重大环保技术开发等工作。其次要进一步优化资金支出方式,并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充分调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引导建立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中央财政将通过基本建设投资、国债资金、排污费专项资金、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等多种渠道,加大对环境污染排放标准修订、环境监测和执法等基础性工作的支持力度。同时,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加大对农村测土配方施肥、农村集约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农村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应积极研究农村环境保护的新问题,制定切实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此外,要加大对水污染防治重大技术攻关、水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推广等工作的支持力度。

  引导建立落后产业退出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加大落后产业关停中人员安置等方面的保障力度。各级地方财政要结合当前产业政策,研究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建立落后产业退出保障机制,确保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平稳退出市场。中央财政要研究通过设立专项资金、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给予一定奖励,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步伐。

  探索建立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的市场机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财税政策等手段引导建立企业珍惜环境的约束和激励机制。当前的重点是支持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以及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通过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使企业从减少污染排放中获得利益,为增加污染排放支付费用。目前,中央财政制定的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将太湖流域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和排污权交易试点列入支持范围。此外,还要研究相关政策,引导跨省流域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建立起下游对上游水资源、水环境保护的补偿和上游对下游超标排污或环境责任事故赔偿的双向责任机制。

8、山西太原晋阳湖重度污染 防治难题何时能破解?

来源:山西晚报2008-01-11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668811200013585_1.shtml

 晋阳湖曾是太原人的骄傲,随着时间推移,波光粼粼、美景如画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只有满身 “疾病”。2007年上半年,太原市环保局监测数据显示,晋阳湖水质为劣五类,属重度污染。

补水渠严重污染

晋阳湖占地面积5.26平方公里,位于汾河西岸。湖体年蒸发量为1000万立方米,年渗透量为500万立方米,其蒸发和渗透,对净化省城空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晋阳湖每年由汾河补给水,西干渠是主要的补水通道。这些年来,晋阳湖患病原因之一就是补水通道被严重污染。

西干渠是一条明渠,几乎跨越了整个太原市区。1月6日,记者从前北屯村附近的干渠出发,沿着河渠一路南行。河面上附着薄薄的冰层,西干渠内被脏物侵占,全渠段沿途好多单位的排污管道径直延伸进渠里,大量的污水倾泻于内。在前北屯干渠、迎泽桥桥口以北干渠、吴家堡村附近干渠等地,4个大型临岸而建的公共厕所,毫不掩饰地将粪便都排泄于河渠内。走到华联办公家具馆附近,一位年轻的女士正将一大箱垃圾倾倒在河渠里,“我们这儿的垃圾都往里倒,大家都习惯了。”

去年,太原市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对西干渠沿途的污染状况进行了排查,共发现100多个违法排污点。相关数据显示,晋阳湖每补1立方米水,水中的化学需氧量就要增加42毫克。本来补给水可以让晋阳湖更加干净,而实际情况是补给进的水反而让晋阳湖更脏。可以说,晋阳湖每年补入的3100万立方米水很多都是脏水。

过度养殖,水缺氧

晋阳湖的水产养殖已有近50年的历史了,每年太原市场上有一半多的水产品就来自这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晋阳湖周边的金胜、南阜、城北、棘针、北阜、武家庄、董茹等7个自然村的不少村民,随意在湖中圈一片“地盘”进行网箱养殖。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晋阳湖可以养殖投食鱼类300吨左右,而目前的养殖产量是可养殖产量的3倍。每年向湖水排放的有机物约为1900吨,大约有1400余吨以饲料和粪便的形式沉淀,严重超出了晋阳湖水体的自净能力。

过度养殖和捕捞的结果就是水体严重缺氧,而污染物大量堆积,晋阳湖自身自净能力下降,各种藻类大量滋生、繁殖和蔓延,晋阳湖病情也就越来越重。去年5月,晋阳湖内蓝藻数量急剧增长,整个湖面呈现出绛紫色。8月,晋阳湖出现大量死鱼……这些都是过度养殖导致的。

企业排污危害大

7日,晋阳湖西岸太原第一热电厂的三根烟囱喷吐着灰色浓烟,十分扎眼。“冬天还好一些,夏天可就不行了,周围的一电厂和化肥厂,对湖周围环境的影响非常严重。”居住在化肥厂宿舍的李大爷激动地说:“晚上出来散步,头顶上就像是在下雪,只不过这雪是黑色的,全是电厂排出的烟尘。白天湖面上也经常是厚厚的一层,像是一层油污。”“过去,附近的很多村民都在这里取水,可现在湖水污染太厉害,湖面上还经常漂着死鱼,人们都不愿意来这儿取水了。”李大爷说着,指着晋阳湖西南方向的一家化工企业说,“一到晚上,这家企业烟囱上就冒黄烟,那种味道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对此,一位环保专家介绍,生活污染虽然对晋阳湖有影响,但附近企业的工业污染给晋阳湖带来的危害更大更直接。

治水:修管渠建“浮床”

1月7日,提起晋阳湖周边环境的改造,附近居民反映说:“改造已经说了有十多年了,可就是不见动静。住在这里已经有二十多年了,环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糟。”从1994年起,太原市政府就曾提出“把晋阳湖以及周边村庄整体利用,设计成一个同时具有游乐场、公园、植物园等功能的大公园。”但时至今日,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设想一直没能付诸实践。

近日,太原市制订了晋阳湖污染防治的可行性研究方案,计划对西干渠污染严重的渠段,采取封闭改造和增设城市污水回收管网的措施。然后在渠道周边设立可以流动的垃圾收集点,为沿途居民、企业临时存放垃圾提供方便。

同时,针对城中村的城区垃圾收集站难以满足城市发展需要的现状,计划再设置10座垃圾收集站。而对于沿线污水横流的问题将根据附近成熟城市社区及市政管网的分布情况,计划采用分段设置回收管网汇入城市污水管网。但专家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管网铺设还存在很大的难度,还需和市政部门继续磋商。封闭后的渠段,将覆土设置绿化带,种植常青灌木、乔木、花卉和草坪。

而对于因养殖而造成的水体污染,初步打算使用生态净化工艺,在晋阳湖中建设生态浮床。据了解,生态浮床就是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和不同污染程度的水质状况,利用不同品种、种植结构的植物,去除水中氮、磷等营养盐。目前,我国已经有很多湖泊采用了这项技术,而且取得了成功。

不过,记者从太原市所开的“处方”中发现,对于周边企业污染晋阳湖尚未有明确的治理方法。记者 王冠兴 薛 琳

9、探访北京奥运水源地

来源:《半月谈》2008-01-11  李俊义 程双庆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669921200039520_1.shtml

 从北京驱车北上,大约行驶4个小时左右,就可到达河北省沽源县。白河、黑河和滦河三条河流从这个县起源后,前两条河流经赤城县,和赤城县的红河一起流入密云水库,成为北京市民的主要饮用水。这三条河流年均供水占密云水库总入水量的53%;而滦河最终进入潘家口水库,成为天津市民的主要饮用水。

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要水源地之一,沽源和赤城等县在保证京津用水和水质安全方面有何举措?成效如何?最近记者进行了探访。

“守水受旱”:一个村庄的坚守与付出

红旗滩村今年又是一个大旱年。“今年旱啊,收成还不及正常年份的4成。”村支书芦有明苦着脸说。

红旗滩村是沽源县小河子乡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村边几百米外,即使是冬天,白河水仍然缓缓地流着。顺着村边公路向上走几公里,就到了白河的源头。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2000年以来,21世纪首都水资源工程和京津风沙源工程分别在这里实施,全村退出了4400多亩耕地植树造林,以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

“外乡人来了我们村,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们会受旱,他们说我们这里这么多水,随便打几口井就不用靠天吃饭了。嗨,我们也不傻,难道这么简单的办法想不到吗?”芦有明说。

几年前,红旗滩村就不允许打机井了,尽管地下10多米处就可以出水。现在,全村没有一口机井,真正是靠天吃饭。随便问一个村民都知道,不能打井的原因是要保护北京的水源。据村民说,距离红旗滩村五六公里的瓦房营子等村,前几年打过一些水井,村民有了水浇地,就可以发展错季蔬菜,收入是旱地的10倍以上。

小河子乡乡长张立新告诉记者,全乡有26个行政村,主导产业是蔬菜和畜牧。但为了保护白河源头,包括红旗滩村的3个行政村,不能开发打井、不能发展工业、不能发展畜牧。这3个村和其他种菜村的收入差距很大,年景好时人均收入1000元,今年只能达到800元。

“退稻还旱”:确保北京奥运供水充足

白河源头当地人称“九龙泉”,泉水从山中涌出后,通过人工建筑的9个“龙头”,然后汇成河流。记者采访时,当地最低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20摄氏度,山上白雪皑皑,水中的岩石也变成了冰坨,但水流清澈,水草碧绿茂盛,大群的小鱼在水底嬉戏追逐。

沿着白河一直向下游走,就到了赤城县。赤城境内有白河、黑河、红河三条河流,多年平均径流量3.47亿立方米,全部输入北京市的白河堡水库和密云水库。今年9月28日,赤城县云州水库向北京开闸放水1700万立方米,这是该县第4次向北京供水。从2004年第一次向北京输水以来,4年来共向北京输水6245万立方米,为北京市的水资源补给起了巨大作用。目前,北京市民每饮用3杯水,就有1杯来自赤城。

为保证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的水量水质,从2007年起,赤城县以及承德市滦平、丰宁三县不再种植水稻,改种耐旱作物每亩地可得到450元补助。这项被称为“退稻还旱”的工程,涉及河北省10万亩高产水稻田。这一工程除去河流蒸发与径流损失,一年可为北京“囤水”过亿吨。

赤城县茨营子村紧挨黑河。全村有耕地1850亩,其中1400多亩地种植水稻,今年起全部改种了玉米等大田作物。玉米和水稻的亩产量相近,但大米能卖到1.5元/斤,而玉米只有大约0.7元/斤,价格差了一倍。为了补偿农民损失,北京市给当地村民每亩补贴450元,但即使这样,算下来改种旱地每亩还是净亏250元。

“奥运会很重要,现在老百姓对种玉米没有什么怨言,政府说的话,我们也想得通。”村民赵志菡说。茨营子乡长武耀锐告诉记者,目前,乡里计划在设施农业等方面做些工作,推广温室大棚,只是资金投入还没有着落。

“禁采令”:“菜园子”和“饮水机”之间的选择

沽源县位于张家口坝上地区。坝上地理位置特殊,不仅是北京、天津的水源地,而且处于北京的上风上水地带,是北京最后一道生态防线。但是,这一地区又是环北京贫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家口坝上四县全部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从上世纪末开始,坝上四县一直积极探索脱贫致富的路子。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已形成一定规模,这些蔬菜主要销往北京、天津,不但丰富了两市人民的“菜篮子”,也成为四县农民主要的收入渠道。

今年初,张家口市政府发出一道“禁采令”:2007年起,坝上不准新增一眼井,严格控制蔬菜种植面积,加快发展节水农业。这意味着,坝上蔬菜的发展规模将到此为止。是加快“菜园子”发展,还是牺牲做“饮水机”?

尚义县现种植蔬菜16万亩,张家口每年出口的蔬菜90%都来自这里。从2006年起,尚义县大规模推广节水膜下滴灌技术,目前膜下滴灌已经发展到1.5万亩。“节水效果是明显的。以长白菜为例,大水漫灌亩均耗水600立方米,而膜下滴灌仅需要110立方米。作为贫困地区,我们既要让农民脱贫,又要保护生态,只能想办法让现有水浇地产生最大的效益。”尚义县一位政府官员说。

从去年开始,沽源县实施了“退菜种草”工程。全县已退菜种草5000亩,计划3年内共退菜种草2万亩,届时每年可为下游节水1500万立方米,对缓解北京人水矛盾大有裨益。但对当地村民来说,这意味着每亩菜地要最低损失1000元。

京冀携手:为奥运献上一片碧水蓝天

近几年来,河北省和北京市加强合作,保护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上游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

从2005年起的5年里,北京市共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1亿元,支持密云、官厅两水库上游张家口、承德地区治理水环境污染,发展节水产业。目前,2000万元首批资金已经落实。

今年3月,北京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共同签署备忘录,确定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提供部分建设资金,重点支持河北省丰宁、滦平、赤城、怀来4个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并根据实施效果,支持河北省逐步扩大保护林范围。

作为京津最后一道生态屏障,近几年来,张家口、承德先后实施了诸多生态工程,生态环境大为改观。沽源县按照“把风沙阻在沽源,把清风净水送到京津”的思路,掀起了一场场规模空前的生态治理大会战,陆续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等六大生态工程。新世纪以来,共完成工程造林及封山育林141万亩、退耕还林工程86万亩,堵住大风口20多处,森林覆盖率达到22%。沽源县还涵养了176万亩的草原,其中湿地草原60万亩,其面积之大、保存之完好,在中国北方屈指可数。最新一次监测结果表明,白河水质实现全年全部达到国家2类标准,可以直接饮用。

10、“一次性”是让人类堕落的毒药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网络版2008-01-11  李泓冰 

http://opinion.southcn.com/soc/content/2008-01/11/content_4305755.htm

  环顾我们的生活,“一次性”的诱惑正在没有节制地泛滥。

  以一次性筷子、餐盒为代表的诸多一次性餐具、一次性雨衣雨伞、一次性餐布、一次性塑料袋,宾馆中使用的一次性洗浴用品,以及无数具有“一次性”性质的手机电池、一次性相机、一次性水笔、饮料瓶、大型展会发放的精美宣传材料、无节制的豪华精致包装如月饼盒……

  种种“一次性”,舶自海外,因与国人渴望的方便、快捷、潇洒一拍即合,故以不可思议的扩张速度,在中国迅速燎原,并且在很多方面拔得世界头筹。

  终于,中国人开始向“一次性”郑重说“不”了!

  塑料,有人称是人类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而一次性塑料袋是其中最肆虐也最大摇大摆招摇过市的角色。据专业部门统计,中国人每天使用塑料袋超过30亿个,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每年中国人丢弃的白色垃圾,是一个极其惊人的数量。我们的青山绿水,不但受到大自然荒漠化的严重威胁,也被日渐膨胀的“白色垃圾”、“电子垃圾”所蹂躏。

  1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从6月1日起,塑料购物袋将有偿使用。上海一位环保志愿者将之誉为今年头条环保好新闻。这条举措,让青山绿水有幸,更会让我们的生活洁净许多。有人估计,此举将让每天30亿份“白色垃圾”减少2/3。

  是的,会有种种不便。但是,若想根治国土污染,还我碧水蓝天,永葆子孙万代的幸福,一时不便算得了什么?

  对人类来说,“一次性”用品的出现和泛滥,可能是一场遍及全球的生态灾难。只不过,“一次性”之祸是慢性中毒式发作,让人容易失去警觉。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有识之士,正在举起森林般的手臂,向“一次性”之祸宣战——宾馆不设一次性洗漱用品、餐馆不再提供一次性筷子、大超市不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中国的行动已经相对滞后,我们不能再置身事外,作为“一次性”消费大国,我们责无旁贷。

  相信对塑料购物袋说“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直接减少“白色垃圾”,更重要的是,对大众习以为常的“一次性”消费意识,是一次强有力的冲击,也期望它成为一次向污染宣战、回归更朴素自然生活的思想启蒙。

  事实上,“一次性”消费意识,还浸染着短视功利、漫不经心、漠视自然的种种消极心态,它们正在向我们生活的诸多方面渗透,甚至侵入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快餐式阅读让经典成为垃圾,而垃圾变成流行;而即用即抛式爱情,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一些人心中竟然成了笑柄……

  因此,警惕并杜绝“一次性”之祸,不但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环保使命,更是文化责任。

  当然,有些“一次性”用品,比如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应用,仍是十分必要的。但对绝大部分“一次性”说“不”,我们放弃的是物质垃圾和精神上的惰性,收获的,可能是环境和心灵的双重美好。

  周末,让我们提起竹编的菜篮、重拾雕花的竹筷,或拈起久违的钢笔和毛笔,为思念的人儿写上一封浓墨重彩的信。这是一种回归式的体验,绝非对现代化的背叛。

让我们,尽量远离“一次性”……(李泓冰 原题:向“一次性消费”说不)

11、社论:公开央企的排污,整治更有说服力

来源: 南方都市报2008-01-11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sheping/200801110522.asp

  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130家曾经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企业名单,其中三家由于整改不力再次违反环境法规,被国家环保总局重点曝光。

  其实,跨国企业污染中国这个话题,自去年以来陆续未断。人们印象中,跨国公司尤其是那些知名的大公司,他们注重自己的形象、富于企业责任感,所以对这些公司比较信任。环保总局发布的这些消息,破除了这个神话。人们不得不注意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在海外实行双重标准,这个双重标准证明资本是趋利的,更证明中国的环境治理、环保执法存在很大漏洞,提供了让企业“堕落”的营养和氛围。

  跨国企业污染中国,和许多其他环境话题一样,最终还是将我们带入中国的环保困境。

  2007年可以说是中国的环保元年。政府以舆论先行,媒体更是应声而起,公众的环保意识被广泛启蒙和动员。“生态文明”写进十七大报告被看作是标志性事件;去年底《“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出台,声称“地市减排不达标党政一把手就地免职”;接下来,环境税将要开征,绿色GDP再次被提起……人们看到,环保已经确实成为中国时政的关键词,成为行政系统必须认真面对、难以敷衍了事的严肃命题,环保部门似乎已经进入显性权力的行列。看起来形势越来越好,以今天中国政府之强大,已经决心要认真解决环境问题,当然应该无往不利、势在破竹。

  事情当然不可能这样简单地让人乐观。

  从前,我们都明白,中国的环保困境核心纠结在环保部门的弱势地位。行政结构的横向操控,让地方环境部门在地方GDP冲动的压迫下难以作为。现在,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或者说,中央政府正在通过各种安排来加强环保部门的实际权力,以便它在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冲突中更具发言权,并确保环境政策的落实。但是,这只意味着,环保部门不像从前那样几乎是彻底的傀儡,并不意味着它拥有了什么超越的权力。环保部门仍然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它从根本上仍然要服从政府的整体意志,它不可能独立地坚持其环保价值,它必然地要受到政府的整体价值和整体利益的约束。

  正是因为环保部门首先是政府部门,然后才是环保机构,所以它在面对企业的时候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比如,我们看到跨国公司污染黑名单的新闻半年来反复出现,但是始终找不到一份“国企污染黑名单”,更看不到一份“央企污染黑名单”。中央企业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煤炭、化工、冶金、电力、运输、建材等领域,全部都是能耗大、污染严重的行业,或者说,全都是减排任务重的行业。如果说,公布跨国大公司的污染状况,是为了传达决心、树立典范,那么公开央企的排污情况,也许是更有说服力的行动。

谈到推行环境税,已经有论者开始担心,国家会不会对大型国企以隐性补贴的方法进行财政返还,造成事实上的税收不公,直接降低环境税遏制污染的功效。实际上,政府与国企始终暧昧的关系,使得国企成为政府利益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可以相信,目前的环保政绩激励制度可以平衡一部分GDP冲动,但是我们很难相信,政府的环保动力会超过它保护自己的国有企业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总是这样的新闻:国企完成产业升级、国有大型企业将提前实现“十一五”能耗、污染排放目标……虽然跨国公司的企业责任神话已经破灭,但是,回到开头南橘北枳的逻辑,中国企业目前的环保工作不容乐观,同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企的环保工作比跨国公司做得好。

12、王攀:别让“环保英雄”潘岳感到无力

来源:中国网 2008-01-11 

http://www.china.com.cn/review/txt/2008-01/11/content_9517367.htm

冰川融化、森林消失、极端天气肆虐,这些都使“环保”成为世界热门议题。那么,哪些人有能力改变这一现状?哪些环保先锋能够给出根本的解决方案?哪些政治家们有能力推动整个社会和工业生产改变目前的行为方式?英国《卫报》周末杂志近日评出了50名能够“拯救地球”的环保英雄,其中四名中国人榜上有名,分别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环保人士马军,科学家和企业家施正荣以及电影导演贾樟柯。(1月11日《新京报》)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被《卫报》评审团形容为一个英雄。评审团指出,2007年,中国作出了承诺,坚持“绿色”、科技先导、可持续发展型道路,潘岳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潘岳成为了环保界的英雄。潘岳积极推动环保的工作获得了国家领导人决策上的回响,重视可持续、节能减排的经济发展策略。“潘岳走在最前线。不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需要他成功。”

但事实上,“走在最前线”的潘岳,尽管他一路致力于环保的努力让决策层越来越重视环保、让环保意识逐步深入人心,但潘岳始终伴随“无力感”。关于几次环保风暴,他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我们什么手段都试过,从私下劝说,到通报,到叫停,到签署责任书,但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甚至是一种无奈,“环保总局既不能直接叫停项目,罚款也不能超过20万元,不能撤官员的职,连自己的地方部门都管不了,怕它什么?就让它在媒体上喊两声吧,反正喊也是白喊。”

潘岳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不管是职权赋予的,还是能够影响到国家决策层的,而最近潘岳更是把环保放在保护生存权的高度。1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公布“环保民生指数2007”调查,66.9%的公众认同当前我国环境问题非常严重。身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岳就此表示,在环境污染已经越来越成为公众健康的威胁时,保护环境首先就是保护生存权。生存权是人权首重。环境与生存、发展的关系极其重要,由此而生的是人们的环境权与生存权、发展权,后两者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也是首位的。此时潘岳强调环境保护对人们的生存权的价值,其用意不言自明。

但潘岳的努力会不会继续让他的无力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也达到一个新水平,成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隐患。正如潘岳所言,“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环境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但问题是,在GDP增长与环保的天平上,潘岳在现有体制下不能将二者拉到平衡位置,更别说把环保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上。

潘岳是个环保英雄,但这个英雄需要大众追随,更需要高级决策层的力挺。环保的关键不在民间,民间环保充其量是个氛围,环保能不能实现,还在于最高决策层的制度支持。只有用制度的力量把环保意识贯彻到各级官员心里、让环保成为官员头上一把悬剑,环保才能真正落实,潘岳也才不会时常感到无力。

13、警惕跨国公司屡上环保黑名单

来源:大河网-天下声音2008年01月11日高福生

http://www.dahe.cn/xwzx/txsy/wyfy/t20080111_1240887.htm

  三家跨国公司因为屡次被环保部门查出有污染行为9日被环保总局通报批评。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说,近期环保部门对130家曾经上过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进行后督察,发现大部分企业已经整改,但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环境污染已成中国经济运行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而遍布全国各地的跨国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不太光彩的角色。比如,此次环保后督察涉及的跨国公司,包括食品、发酵、化工、机械制造、电子、造纸等行业,大多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既有世界知名品牌,也有“世界500强”。对于这些跨国公司来说,避免污染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在对外宣传时,注意环保往往是他们打的一张牌。但事实上,一些跨国公司并没有遵守自己的环境承诺,进入中国以后很快就“入乡随俗”,降低了环境标准。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跨国公司在其本国内是安分守己的“好公民”,而一到中国就敢于违背承诺,毫无顾忌地大肆排污呢?一是监管能力弱,处罚力度小,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而守法成本比较高。比如水污染,一般只要罚几万元,一些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根本就没把这样的处罚当作一回事;二是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不关注。在国外,企业因为环保问题会导致品牌受损,遭到民众“抛弃”。而在中国,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三是落户于中国各地的跨国公司,在赚取大量利润的同时,也成了当地的“财神爷”,受到了一些地方“土政策”的保护,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列入“污染黑名单”之后,除个别公司主动承认违规行为外,不少企业以“巧合”“意外”“疏忽”当作合理托词,还有的以“很多国内企业比我们差多了”为自己辩解,或者干脆置之不理,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以至有人套用“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的典故来讽刺他们所奉行的双重道德标准。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镜头”:一遇中方在环保问题上“较真”,外方就这样推责——我们和中方只有商业、经济上的关系,至于环境问题我们具体不参与……分利润有关系,而环保却没关系,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

  看来,在遏止环境污染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能心慈手软了。当务之急,一是对环保法规进行重新梳理,进一步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触犯哪一条,就按哪一条处罚,决不能法外开恩;二是要进一步推进公众的环保知情权,让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三是地方政府也要转变观念,认识到绿色GDP同样关乎政绩与民心,在环保问题上不当跨国公司的“保护伞”;四是发挥媒体监督优势,对违规企业及时曝光,通过舆论压力以及营造适当的舆论氛围令其迅速整改。

  这其中,关键还是跨国公司应努力提升自主环保守法能力与水平,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淡化双重标准意识,严格遵循中国环保标准和基本环保法规,积极承担企业社会环境责任。惟其如此,跨国公司才能真正叫响自己的品牌,重拾中国民众的信任和尊敬。

14、涉污企业的“跨国”身份不是关键

来源:中国网 2008-01-11王攀

http://www.china.com.cn/review/txt/2008-01/11/content_9515476.htm

包括今麦郎等在内的三家跨国公司因为屡次被环保部门查出有污染行为今天被环保总局通报批评。事实上,跨国公司的污染问题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跨国企业上环保黑名单,跟本土企业上环保黑名单,都是环境违法,都不利于环保,二者没有实质区别。但“跨国”二字仍旧激起强烈反响,环保部门在通报批评里似乎也特意将企业的“跨国”身份刻意处理,这是典型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了,可事实上,不论是跨国企业,还是本土企业,只要危害环保,哪个可以容忍呢?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说,中国公众不关注企业环境表现也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的气焰,公众应该用自己的选择权给跨国企业发一张社会执照。这实在让人搞不明白,到底是公众的宽容助长了企业环境违法,还是相关部门把关不严、执法不力?马军说,还有的企业来找他理论时,甚至说,来中国发展最初就是看重这里对环境治理的要求不高,如果严格要求的话,就没有利润空间了。人家跨国企业就是因为我们环保治理要求不高才来的,而且也只有权力部门才有资格让他们来,公众的“社会执照”又能顶个屁用?

马军说,2007年,一些NGO组织曾经列出了政府查处的环境违法企业的名单,希望公众不要选择那些“黑色”企业的产品。且不说公众买东西不可能一边拿着黑名单,一边睁大眼睛辨认要买的产品是不是“黑色”企业生产的,再说这种不具强制力的道德呼吁也不可能完全起作用,而真正能够做到让公众不购买“黑色”企业的产品,最直接的办法是让这些上了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滚蛋即可,再说像今麦郎这种企业生产的产品并不是全球只此一家,老百姓离开它照样能够吃上方便面等,完全可以不让其在中国继续生产。

但我们能将这些上了环保黑名单的跨国企业赶出去吗?不能,因为我们在环境治理上本来就很宽容,对环境治理的力度本来就不高。不是因为跨国企业在环保上采取了双重标准,而是应了那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老话,是企业所在的环境使然。不论是本土企业,还是跨国企业,环境违法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环保要求太低、环保执法不力,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而企业身份是“跨国”还是“土生土长”都不是关键。

从另一个角度看,跨国企业在中国,可能资金、技术、设备、经验等是国外的,管理层里即使来几个老外,最终还要靠中国的员工来生产和管理。换句话说,跨国企业不过是一个身份而已,真正环境违法的主导者或者说执行者,还都是由咱中国自己人来完成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企业在控制着人们,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尽管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他已经是跨国企业所拥有的世界公民中的一员,首先为企业服务、考虑企业利益,而后才是其他。环境违法有利于企业节约成本、扩大利润,企业的员工也从中得到了好处。

所以,仅仅在环保黑名单上看到企业之前的“跨国”二字,就表现出比国内企业环境违法多几分的愤怒,不仅容易掩盖问题的实质,也会让跨国企业捂着嘴偷笑。

15、“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天生的 

来源: 新京报 2008-1-11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zonghe/1044/2008/01-11/021@080155.htm

  近期环保部门发现,今麦郎食品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仍然对中国的环境法律置若罔闻,数次被发现有环境违法行为。环保总局发言人批评说,近年来,屡屡有一些拥有较好环保口碑,甚至是“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生环境违法行为,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1月10日《中国青年报》)

  这种现象看似很怪实则简单,用朱学勤先生的话说:普天之下,无论高傲的美国人还是优雅的法国人,全是“长着同样屁股的猴子”。一旦脱离了制度的约束,文明将根本无从谈起。

  “企业社会责任”原本就是靠不住的,它大多只是良好制度约束下的附属产品。在很大程度上,那些跨国企业在国外获得的较好环保口碑,不但对等着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对等着严苛的环保法律和高效率的环境执法———是选择环境守法还是选择环境违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的综合考量。

  因此,政府环保部门从跨国企业在中国采取环保双重标准行为中,除了斥责“这是严重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更应该敏感地将之上升为一种歧视:对中国环保法律和环境执法能力的歧视。

  不仅如此,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廉价排污成本”,视为和“廉价劳动力”一样宝贵的招商引资“优势”来大加利用。特别是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这样怪象: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衣食无忧;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

  两年前,中国首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说: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间,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试问,这样的环境执法成绩怎能不让跨国企业有非分之想呢?

  所谓知耻而后勇,我们应该将跨国公司环保双重标准视为对中国环境执法能力的歧视,誓用高效率的环境执法“倒逼”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来。□舒圣祥(杭州 会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