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记者从此间在山东临沂举行的“全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获悉，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突出。仍有一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未划分保护区，一些水源地处于开放式管理状态，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水源地外的风险压力巨大，相当一部分城市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不同程度地受到上游来水水质超标的影响。

　　张力军指出，要坚持预防为先，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水源地风险。一要落实风险源的风险防范措施。各地要尽快建立起水源地风险源管理系统，落实风险源的风险防范主体责任，督促排查隐患并责令整改。二要构建水源地连接水体风险防控屏障。提请政府在重要的连接水体上建设风险防控工程，制定风险防控方案，有手段、有措施控制污染范围。三要完善水源地自身综合风险防范体系。提请政府完善水源地综合风险防范工程，细化水源地环境管理实施方案，全力保障取水不受影响；强化供水单位应急能力，规范停水规定，提高供水安全保障能力。

此外，要加快探索创新，着力提高水源地预警水平。各地要结合实际，逐步推动饮用水水源地预警体系建设。还要强化水源地预案体系建设，加强部门联动和跨界联动，强化应急监测能力，全面提升水源地应急保障能力。

3、地方瞒报迟报环境突发事件将追究落实各方责任

来源：新华网2011年09月15日顾瑞珍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1649.html

　　新华网济南9月14日电（记者顾瑞珍）今年以来饮用水环境安全突发事件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14日说，环保部和监察部将出台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责任追究方面的规定，各地要通过责任追究落实各方责任。

　　记者从此间在山东临沂举行的“全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现场会”上获悉，“十一五”期间共发生49起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其中34起涉及饮用水安全，占70%。今年以来，全国又发生了20余起涉及饮用水安全的突发环境事件，其中重大以上4起。

　　“目前，包括饮用水环境安全在内的我国环境应急管理滞后，信息公开不及时。”张力军坦承，我国饮用水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严重滞后，表现在风险防控措施不够，预测预警水平低、应急准备不足、应急响应不力以及事后管理亟待加强。

　　环境突发事件之所以高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责任追究不到位。张力军表示，各地重事中应对、轻事后管理的现象非常突出，一些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责任追究往往不了了之，事件损失评估工作也很少深入开展，改进措施落实不够到位，导致同一地区短期内发生多起重大饮用水突发环境事件。

　　“今后这种状况将不会再继续下去。”张力军说，针对环境突发事件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各地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准确向环保部报告信息，涉及饮用水安全的突发事件无论大小一律上报。环保部门要对事件进行总结，做好责任追究工作和事件损害评估工作。通过评估梳理，发现水源地环境应急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不断提高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安全保障水平。

对今后饮用水源地的保护及管理，张力军透露，我国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饮用水源保护应急机制；同时将准备利用遥感卫星对饮用水源地的有毒有害物质进行连续监测。

4、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发布环境年报

来源：中国证券报2011-09-15

http://www.paper.com.cn/news/daynews/2011/110915101102715840.htm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14日通报，为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环境保护部近日将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现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位负责人介绍，根据《指南》要求，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定期披露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守法、环境管理等方面的环境信息；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上市公司，应当在事件发生1日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披露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主要污染物质和数量、事件对环境影响情况和人员伤害情况(如有)，及已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等；因环境违法被省级以上环保部门通报批评、挂牌督办、环评限批、被责令限期治理或停产整治、被责令拆除、关闭、被处以高额罚款等重大环保处罚的上市公司，应当在得知处罚决定后1天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披露违法情形、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罚时间、处罚具体内容、整改方案及进度。

该法规还首次明确了环境年报应该披露的内容，以防止企业在披露时语焉不详。上市公司不仅要报告年度内重大环境问题的发生情况、环境影响评价、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还要对该企业的总量减排任务、清洁生产实施情况以及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完成情况做出说明。

近年来，为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我国先后颁发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和《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有效推动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工作的开展。今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对环境造成较大

5、十二五工作方案发布 节能减排指标分解到各地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09月15日江国成、朱保举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3734.html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14日说，为完成我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国家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潜力、环境容量及国家产业布局等因素，将全国节能减排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地区。

这位负责人就国务院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十二五”期间，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要下降18%；北京、河北、辽宁、山东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7%；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6%；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宁夏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5%；海南、西藏、青海、新疆单位GDP能耗要下降10%。(江国成、朱保举)

6、北京已初步建立"地沟油"检测指标体系

来源：新华网2011年09月15日刘浦泉李亚红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9790.html

　　记者15日从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获悉，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全面筛查“地沟油”可能涉及的80多个技术检测项目，找到了查出“地沟油”的4类有效指标，初步建立起“地沟油”检测指标体系。

　　“地沟油”是各种废弃食用油脂的统称。国家明确规定，不得将废弃油脂加工后再作为食用油脂使用或销售。然而，出于利益驱使，个别不法企业或个人将废弃油脂经加工处理后，通过“地下渠道”流向市场，对消费者的餐桌安全造成威胁。由于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鉴定“地沟油”检测技术规范，为监管部门甄别市场是否存在“地沟油”带来困难。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地沟油’的检测标准。”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主任路勇说，检测食用油脂是否合格、安全，依据的是2005年10月1日起实施的《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然而，这一标准通常用来确定企业正常生产的食用油是否合格，无法用来测定油脂是否属于“地沟油”。

　　今年6月以来，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多次组织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对“地沟油”鉴定技术开展评估。在将近3个月时间中，检测人员对“地沟油”鉴定开展了技术攻关，先后对80余个技术指标进行了全方位的筛选，确定了多环芳烃、胆固醇、电导率、特定基因等4大类、20余项有重要鉴别意义的项目。

　　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表示，4大类指标能让“地沟油”现出原形。第一类指标：多环芳烃。多环芳烃是食用油经过加热如炒、烤、炸、煎后，产生的含多个苯环的芳香族化合物，属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第二类指标：胆固醇。食用植物油中一般不含胆固醇或含量极低。技术人员根据“地沟油”中可能含有动物源性成分，推断如果检出胆固醇并超过一定范围，可怀疑该油脂为“地沟油”。第三类指标：电导率。正常油脂几乎是不导电的，但油脂酸败后产生的各种极性物质可使油脂产生导电性。“地沟油”由于掺杂了大量金属离子而产生导电性，电导率较高。第四类指标：特定基因组成。“地沟油”是多种不同来源的废弃油脂混合而成，往往含有动物油脂，检测人员根据分子生物学基因鉴定方法，鉴定油脂中的动物基因，来判定食用油中是否含有动物源性成分。

7、海南设专项资金 环保公益诉讼费用财政埋单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9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1484.html

　　本报海口9月14日电（陈伟光、毛雷）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海南省财政厅日前联合印发《海南省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标志着海南省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正式设立，从而为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或个人解除“后顾之忧”。

　　海南省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是指依照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环境资源民事公益诉讼试点的实施意见》的规定，对国家机关、其他法人组织及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涉及的诉讼费用进行补助的专项资金，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费、勘验费、评估费及其他因诉讼产生的费用。“这就意味着，凡是符合环境公益诉讼立案标准的案件，所产生的各种诉讼费用，都将由政府来‘埋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庭庭长曲永生说。

据悉，海南设立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属于全国首家。海南省省级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的来源为省级财政拨款，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单独核算，专款专用，省财政厅对环境公益诉讼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监督。

8、为了拯救长江最后的豚类

来源：科学时报2011-9-15鲁伟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homenews/201109/64876.html

2011年的暑假，宋金晶只回家待了4天。

返校前，她推掉了妈妈给她提前联系好的一份家教。这份每小时70元的家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而言，意义不言而喻。

当女儿提出来要去做一名保护江豚的志愿者时，妈妈显然不能理解，“做志愿者能减轻家庭负担吗”？

尽管如此，宋金晶还是说服了妈妈，和来自全国的志愿者一起上路了。

起程：拯救江豚的爱心接力

作为武汉大学绿舟环保协会的会长，宋金晶此行并不孤单。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行动。以著名鱼类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为首的科学家们，发出了《留住江豚的微笑保护长江生态》的倡议书。

有着“海豚公主”之称的歌手张靓颖在行动。她于8月2日正式接受世界湿地基金会（WWF）的邀请，成为WWF保护长江江豚的明星志愿者，奔赴长江中下游的江豚保护项目点，号召保护江豚。

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志愿者队伍和国内各大媒体的记者们在行动。

“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这场由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WWF等单位主办的湿地使者行动，吸引了社会各界关切的目光，并以爱心接力的方式，号召全社会都来关爱长江江豚、关注自然。

亲历：不成功的寻访

作为最终入选的13支志愿者队伍之一，宋金晶团队此行的目的地是武汉天兴洲和汉南区。

在天兴洲社区，志愿者们住在社区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几张床可以让女生挤着睡，男生就用桌子和板凳拼成临时床铺；在汉南区，志愿者们以每天100元的价格租了两间招待所，男女各挤一间。“调研基本上就是走，饿了就吃面包，累了就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会再走。”宋金晶说。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让志愿者们止步，真正让大伙难受的是当地渔民的不配合，“他们的拒访率很高”。

宋金晶团队这次调研总共完成近300份问卷，但是真正针对渔民完成的问卷不到20份，更让志愿者们难过的是在汉南区对岸的簰洲湾，他们1份问卷也没有完成。

渔民们之所以不愿意和志愿者靠近，是因为他们“利用电机、滚钩等非法设施捕鱼的现象非常普遍”，宋金晶说。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在簰洲湾遭到当地渔民的恐吓和驱逐，“也有一部分好心人劝我们不要太深入”。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志愿者们根本不会知道在非法捕鱼的行业，也存在几种势力的平衡。“当地渔政处对非法捕鱼有一种默许，渔民之间互相划分势力范围，只有那些没有背景的渔民还在延续着传统捕鱼方式。”

现状：正在逝去的微笑

谈起白鳍豚的灭亡，曹文宣非常痛心，现在白鳍豚的“丑表妹”江豚面临的困境同样令他忧心。

“由于江豚处在长江食物链的顶端，过度捕鱼的结果是食物资源严重不足。”曹文宣介绍说，此前一些死掉的江豚被打捞起来解剖后，发现在它们肚子里根本就没有鱼，“是被饿死的”。

此外，渔民以滚钩、迷魂阵、电捕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鱼方式，在捕捞过程中经常会误伤到江豚。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捕捞作业误伤死亡的豚类几乎达到死亡总数的一半。

曹文宣告诉记者，江豚在1993年前还约有2700只，2006年长江淡水豚类考察记录到江豚1200~1800头。现在仅存千余头，而且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减少。“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江豚可能会在15年内重蹈白鳍豚灭绝覆辙。”

来自世界湿地基金会的调查也认为，目前江豚面临的最大威胁主要是生存空间被挤占、食物资源严重不足、人类活动直接伤害、极端气候伤害等。

家园：离江豚还有多远

湖北石首长江天鹅洲白鳍豚国家及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92年。白鳍豚灭绝后，这里就主要用来保护江豚。目前，保护区故道内江豚种群数量上升到30多头，并被视为江豚迁地保护的典范。

今年5月，长江中下游遭遇60年一遇的旱灾，天鹅洲保护区内长江故道的水位连连下跌，故道内30余只江豚面临生存困境。而在政府停止当地农民从故道抽水后，农民随即迁怒于保护区和江豚，他们围住保护区机关院子，砸损物品，打伤多人。

世界湿地基金会武汉办公室负责人雷刚博士表示，事件过后，他们正在探讨建立极端天气条件下保护区周边利益相关方的协调沟通机制，避免矛盾再次上演。

冲突暴露出保护区早已存在的各种问题，曹文宣将其归结为“九龙治水”的长江管理体制，农业、海事、环保和渔政等部门各自分管一摊，由于利益驱动，不可避免会出现地方保护、各自为政、相互掣肘的现象，“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及时解决”。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利用长江故道进行迁地保护仍旧被认为是拯救江豚的最好方式。

雷刚告诉记者，“寻找江豚最后的避难所”湿地使者活动，不仅是要在长江流域寻找更适合江豚生存的新空间，更重要的是在现有的七大保护区周围宣传保护江豚的理念。

为什么用“避难所”而不是“家园”？宋金晶说，从调研的情况看，避难所很贴切，而家园，离江豚还很远。

令人欣慰的是，在采访中记者得知，长江江豚已调整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新修订的名录将在国务院批准后发布实施。这也许意味着一个新的江豚保护时代的开始。

9、全球最大铅酸蓄电池生产商中国涉污遭停产待查

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2011年09月15日陈其珏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10915/005010481017.shtml

　　跨国公司污染产业“海外关厂，中国建厂”现象应引起重视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独家获悉，因涉嫌铅污染，全球最大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商——江森自控有限公司(NYSE：JCI)全资子公司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昨天起已暂时停产待查。

　　蓄电池厂火线停产待查

　　近期，上海康桥部分居民在为子女进行学前体检时发现有血铅超标现象。由于之前国内发生的多起血铅超标案件大部分均和所在地存在铅酸蓄电池厂有关，坐落在该区域的跨国铅酸蓄电池巨头——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首当其冲受到质疑。

　　“我们厂下午开了个全体员工参加的大会，中方总经理宣布先停产一周，待检查结果出来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停产。在这一周中，厂内生产线全部停掉，只能搞搞卫生。”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一位内部员工昨天对本报记者说。

　　据他透露，包括环保、卫生、工商等在内的多个相关部门执法人员昨天已赴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进行调查。

　　本报记者随后从江森自控能源动力业务副总裁兼亚太区总经理杨纾庆处证实：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目前正在配合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排查，所有的生产都先停掉。

　　“目前排查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公司的用铅量是否超标，因为政府给公司规定了每年一定的用铅额度，希望(我们)能百分百与(公司)营业准证上的额度相匹配。”杨纾庆说。

　　他表示，“究竟当地发生的事件与江森自控是否有关这是下一步的事情，至少我们首先要保证公司所有的compliance(承诺)一定要做到。”

　　本报记者昨天中午在该厂附近看到，进出该厂的大小车辆仍较频繁，但厂内并没有传来机器轰鸣声。

　　“我们厂总共分5个区，分别是铅粉区、接板区、装配区、总装区和化成区。其中铅粉区污染最大，我们进去工作的时候都必须穿戴防毒面具和防护服，每天光铅粉就要生产30多吨。”上述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内部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有时厂房内会开天窗，铅粉就会飘散出去。

　　他透露，去年该厂三条生产线生产的铅酸蓄电池量多达400多万只，而从今年7月份起，由于全国针对铅酸蓄电池开展环保大检查，他们厂已关掉了一条生产线。

　　对此，杨纾庆表示，公司在控制铅排放方面拥有各种先进的手段，而且投入很大。

　　“我们自己对环保方面的要求可能比环保部门的要求更高。而且公司员工的血铅水平要低于上海全市居民的血铅水平，公司为此还得过卫生部颁发的奖。”杨纾庆说。

　　海外关厂 中国建厂

　　“其实江森自控这个厂在环保各方面还算是国内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以前有过‘出去的水比留进来的水更干净’这一说。但毕竟这是家铅酸蓄电池厂，需要用到大量的铅，即便水是干净的，铅通过空气粉尘传播也是很难避免的。”一位熟悉江森自控内情的业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据他透露，上海江森自控蓄电池厂的前身是德尔福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迄今已有10多年的历史，“这么长时间累积下来，即便环保措施做得再好，铅排放累积起来的量也比较可观了”。

　　杨纾庆也向本报记者确认，该厂是康桥唯一一座蓄电池厂，用铅量的确可能是当地企业中最大的。

　　“2000年以后，该厂曾提出在当地扩产，但最后被原南汇区环保局否决了。江森自控随后就到浙江长兴建了其在国内的第二座铅酸蓄电池生产基地。”上述人士说，“目前看来，原南汇区环保局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由于国内铅污染事件频发，而铅酸蓄电池厂被公认为是造成铅污染的罪魁祸首，环保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今年5月联合发起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国铅酸蓄电池行业专项大整治。据环保部的数据统计，截至7月31日，各地共排查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再生铅)企业1930家。其中被关闭或停产整治的企业共计1598家，占全部排查企业的83%。

　　环保部此前发布的一份《2011年上海市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公示名单》显示，上海共有17家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其中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赫然在列，其2010年的产量与危险废物处置量分别为3740000千伏安时与1818.976吨。

　　文件同时显示，该厂的清洁生产情况为“已开展”，废水排放与废气排放两项均为“达标”。

　　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江森自控曾被迫在北美和欧洲关闭与合并了28家工厂，但其在中国的投资却不断加大。

　　去年11月，江森自控高层在位于重庆的第三座蓄电池生产基地开工仪式上曾公开表示，江森自控在国内已有3家工厂，年产能为1800万只蓄电池。按照规划，江森自控2015年将在中国生产3000万只蓄电池，为此计划近期在中国再建设2座新工厂。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不少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了大量存在污染威胁的产业，这足以引起有关方面的警惕和重视。

　　本报记者另从江森自控的一份2011校园招聘广告上看到如下介绍文字：“江森自控是全球最大的铅酸蓄电池供应商，同时也是领先的汽车混合动力电池系统的独立供应商，占有全球汽车混合动力电池系统市场36%的份额”。

官方资料则显示，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为江森自控集团于2005年在华投资收购的全资子公司，专业生产并销售上百种规格的汽车用蓄电池产品。

10、专家释疑PX项目风险 否认须建在距城市100公里外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9月15日武卫政潘俊强王金海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1573.html

　　PX项目风险有多大

　　最近，大连福佳大化有限公司码头防波堤发生局部坍塌，出现化工产品泄漏危险，引起社会对PX项目的关注。PX要离市区多远？危险性到底如何？生产过程会产生什么有害物质？如何防范意外？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石化、纺织行业、高等院校、环境保护部以及专业咨询机构的有关专家。

　　疑问：要离城市100公里吗？

　　【回应】 与城市的距离不是控制因素，严格执行环评才最重要

　　针对网上“国际组织规定PX项目至少应该离城市100公里才安全”的传言，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的曹成波教授说，这个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据记者了解，目前世界PX的产能主要集中在美国、中国、韩国、日本、印度、新加坡和泰国等。专家表示，国内外任何法律、法规和标准等规章制度，都没有规定PX项目必须建立在距离居民区100公里以外。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总工程师李晨举例，日本横滨的PX装置与居民区仅一路之隔；韩国釜山的PX装置距市中心4公里；新加坡的裕廊石化区也有PX装置，距市区约10公里。曹成波说，PX工厂以及其他大型化工项目与城市的距离绝不是控制因素，最为重要的是工厂是否符合环保的标准。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高工周学双表示，从环境安全角度出发，化工企业与居民区之间应该设置适当的防护距离，卫生防护距离是酌情而定的。一方面要看工厂的规模有多大，另一方面还要看当地的气象条件，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再对照相关的国家标准，来计算相应的防护距离。

　　疑问：PX到底有多“毒”？

　　【回应】 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于同一等级

　　据了解，PX是对二甲苯的英文名称para-xylene或paraxylene的缩写，是一种化工原料。专家介绍，根据《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和《危险化学品名录》，PX属于危险化学品，但它是易燃低毒类危险化学品，与汽油属于同一等级。无论是危险标记、健康危害性、毒理学资料，还是在职业灾害防护等标准下，PX都不属高危高毒产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金涌表示，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证明PX会致癌，或者导致畸形。“危险性主要来自它的易燃性，但这种危险性低于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金涌说。

　　疑问：产生的有害物质能否处理？

　　【回应】 正常情况下，对空气质量影响很小

　　PX主要用于生产塑料、聚酯纤维和薄膜。曹成波说，PX以及其异构体OX和MX本身都是低毒化学品，都不属于致癌物。但PX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苯、硫化氢具有高毒性和致癌性，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其中，苯在生产工艺中被循环利用，产生的硫化氢废气经过脱硫、无害化处理后排放。

　　根据实测研究，世界各国PX项目在正常生产运行的工况下，对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非常小，不会对市民的健康有任何影响。专家介绍，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PX装置均未发生过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安全事故。我国PX项目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成熟安全可靠，其风险是可知、可控、可防的。

　　疑问：如何防范意外？

　　【回应】 严格管理，讲究科学，才能防范风险

　　专家们认为，化工产品生产过程十分复杂，生产装置长期处于高温、高压状态，专业性很强、产品种类很多，其中不少产品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点。如果管理和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安全和环境风险，造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危害。

　　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顾宗勤谈到，1949年至2010年，全国因化学品生产、使用、储存或运输发生的重特大事故有35起，导致750人死亡。细加分析，60%的重特大事故由违规、违章引起，29%由设备和设计不合理引起。这就说明，严格遵守有关危险化学品管理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科学设计、科学施工，是防控危险化学品安全环境风险的不可或缺的要素。

　　谈到如何切实防范安全和环境风险，专家们表示，首先，要从源头上做到科学规划、合理选址；其次，在生产、储运和使用环节严格管理、按章操作；第三，就是要建立快速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并引发环境事件，能够妥善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发达国家的化工企业，通过实时监测，可以提前发现和预防隐患。同时，他们非常注意平时的应急演练，仿真模拟事故，训练员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凯捷咨询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吴剑云说。

　　链接

　　PX有何用途？

　　“涤纶是解决我国13亿多人穿衣、家纺需求和产业用纤维的主要合成纤维品种。涤纶的原料就是PX，2010年我国涤纶产量占化学纤维产量的81.4%。”中国纺织工业设计院教授级高工罗文德说。

　　PX的下游产品叫PET，是最重要的合成纤维品种。在人口众多、土地紧张的中国，合成纤维不可或缺。PET还用于容器、包装材料、薄膜、胶片、工程塑料等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铝、玻璃、陶瓷、纸张等材料。

　　要正确认识PX项目！多位专家强调，PX以及石化产业是解决人们衣食住行需求的重要保障。2010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的PX生产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24%左右，消费量占全球32%。

　　科学布局有序发展

　　当前，石油和化学工业既面临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需求，也面临公众希望进一步提高安全环保水平的要求。如何顺应这一形势？顾宗勤认为，从大的方面讲，石油和化学工业要与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是当前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的重要保障。

“石油化工行业的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忽视。”周学双说，盲目无序的布局与发展必然后患无穷；科学布局、有序发展，环境风险是可防可控的，无需恐惧。(本报记者武卫政潘俊强王金海)

11、保罗•辛普森：挣钱要挣绿色的钱

来源：中外对话2011年9月14日奥利维亚•博伊德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525-The-money-in-green

今天，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公布了其最新一期的世界顶尖企业碳排放报告。该项目负责人保罗•辛普森在接受奥利维亚•博伊德采访时谈到环保也会带来效益，经济衰退并非全是坏事。

每年，总部位于英国的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CDP）都会要求世界最大的企业公开碳排放信息及为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的细节。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代表了总资产高达71万亿美元（454万亿人民币）的551家投资者。今天，CDP发布了它的第十份年度报告。报告对英国金融时报列举的世界市值最大的500家公司在碳排放和处理方的表现进行了评估。其针对中国企业的报告预计于十一月发表。

奥利维亚•博伊德（以下简称“博”）：今年的报告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保罗·辛普森（以下简称“辛”）：大多数受访企业都把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他们商业战略的一部分，十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太多的企业虽然开始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往往是用零敲碎打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一个企业社会责任（CSR）小组来完成这项工作，其规模甚至小到在一个员工多达十万人的企业里只有区区两人偏安于一隅从事着这项工作。然而，有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开始将这一目标纳入到他们的核心商业战略中去。董事会开始将气候变化纳入到他们的责任范围，那么这就成了一个严肃的商业问题。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以前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却从未见到这样的结果：68%的反馈企业选择了这一项，而去年仅有48%。

博：这种改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辛：很有意思。大多数企业都是出于自身的原因，确切地说是受商业利益的驱使。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意识到他们能够在某些领域迅速降低其温室气体排放，并且还能够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获得投资回报—企业采取的减排举措中大约有60%能够在3年内获得经济回报。

这在一些地区非常突出，特别是欧洲，他们通过法规来鼓励这一行为，但是归根结底，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近几年来，企业不得不从削减成本的角度寻找出路。其中一条道路，特别是当能源价格处于高位波动的情况下，就是降低能源消耗，从而降低排放。

博：通常人们会觉得，当经济处于低谷的时候，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关注便会转移。但是，从您上面所说的来看，金融危机似乎产生了几乎相反的效果。

辛：我认为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提出了这个问题：金融危机如何对披露产生影响，或如何使企业严肃地面对气候变化？我认为，这要分情况而言。如果企业这么做只是出于品牌宣传，或者是公共关系的考虑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会停止这么做。但是，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的使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认为，企业对这种联系通常是清楚的。

博：你们的报告认为，你们的碳信息披露领导力指数（CDLI）所涉及的企业——也就是那些在气候行动披露方面表现最杰出的企业的财务状况要好于其他企业。为什么会这样？

辛：这很难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但是，很明显，从我们所作的研究来看，那些在战略上将碳排放报告及碳绩效管理放在优先位置的企业，他们在财务总收益方面的表现要优于全球500强企业的基准水平。在过去的六年里，他们的财务收益几乎翻了一番。

我们认为，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风向标，那些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并将其纳入自身战略的企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财务业绩有可能会更加优异。而且，很明显，投资者想要做的也正是找出那些在气候变化中，并且——希望是——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的赢家和输家。这说明，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们中谁有可能会是赢家。

在碳绩效管理及碳排放信息披露方面做得好就代表企业的管理也做得很好。因此，一家运营良好的企业在各个方面都应该表现得出色。

博：碳信息披露领导力指数（CDLI）中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而且，亚洲在这一方面普遍都做的不尽如人意。这是为什么？

辛：如果我们从整体的角度考察亚洲——这只是从大致的角度而言，这一地区的市场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太习惯于信息的完全披露。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这一地区的监管程度也较低。因此，企业所承受的监管压力也相对较轻。所以，企业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就不太关注，也没有将其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在我看来，还有一个CDP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与在欧洲和美国相比，我们在亚洲的根基尚浅。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正在努力加以改变。

中国则是一个很棘手的国家，因为很明显中国目前的头等大事就是经济增长。慢慢人们就会明白，气候变化能够影响经济增长，其影响既有负面的，又有正面的。所以，中国需要充分接纳它。从最近的“五年计划”中，我们看到这一点。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积极举措，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全球500强企业中有13家中国公司，其中仅有两家企业今年向CDP进行了报告。这些数字还不足以让我们通过统计来了解情况的发展趋势。但是，13家企业中的两家所占的比例就是15%。也就是说，与全球500强企业81%的平均比例相比，中国企业仅有15%做出了回应。我认为，很明显，中国企业目前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透明度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博：您认为，中国要想实现其低碳目标需要克服怎样的障碍？

辛：2007年在我们的报告项目启动之际，比尔·克林顿曾说过：“CDP的目的就是进行评分。”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对其五年规划及其它目标的进展情况进行跟踪和测量的体系及程序。如果缺少这个的话，任何承诺的可信度都不会很高。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更好地推进透明度及信息披露体系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够向全世界展示其丰功伟业。我们知道，中国的企业及政府正在采取越来越多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意识到这么做所带来的益处。

中国的企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而当你正经历着高速发展的时候，很难将这一问题摆在优先的位置上。而有意思的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进行了信息披露，得了 32分。虽然分数不高，但这的确是一个进步。

博：对于那些不愿顺应潮流作出改进的企业——不论其是在亚洲、美国、还是在其它地方，你们会采取什么措施？

辛：一个做法就是公布那些进行及没有进行碳排放测量及报告的企业名单。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看到在很多情况下，投资者会通过股东决议对那些没有进行排放信息披露，甚至是没有制订减排目标的企业进行抵制。所以，在这些国家存在着投资者压力。

我们还发现，消费者压力也在逐渐增强。我的意思是，这种压力不仅仅是消费者对企业的压力，企业与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压力。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针对供应链的项目。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不论他们是来自于哪个国家，会要求他们的供应商提供这一类的信息。我认为，在中国，与投资界相比，这有可能会成为更加显著的驱动因素。

博：由于隐瞒了其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苹果公司在中国饱受指责。我看到苹果公司也被你们列为按照市场份额排名未进行回应的大企业之一。那么，对待供应链的态度以及企业在其它领域的责任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联系？你们是如何敦促企业关注他们的供应商的呢？

辛：在一定程度上，这取决于好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说，一个管理完善的企业会严肃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业务发展，他们也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供应链，包括由此带来的气候影响。

或许苹果公司今年没有回复(碳排放披露项目调研)有他自己的原因——他们此前曾回复过——其中部分原因或许是由于他们发展得太快了，因此我可以想象他们的排放也随之飞速增长。对任何企业来说，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排放的稳定是非常具有挑战的。然而，企业仍旧需要对此进行披露和报告，我们期待他们这么做。

至于我们应该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对他们的供应链重视起来，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发生了，这其中的扩散效应是要耗费大量时间的。举例来说，我们已经与沃尔玛就其供应链展开合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有着十万个供应商的巨型公司，一旦他们要求他们的一级供应商(进行披露)，则最终会导致其中一些一级供应商要求沃尔玛的二级供应商也进行披露。但是，这需要时间。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已经开始着眼于此。我确信苹果公司已经采取行动了，只是没有报告——问题是为什么不报告呢？

博：今年你们启动了一个新的项目，目的是让投资者直接参与到向公司施压，迫使其改变的过程中。您能详细说说这个项目么？

辛：当初我们创办碳排放信息披露项目，主要是为了帮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几年过后，我们的一些签约投资者说：我们已经掌握更好的数据了，但是我们真的需要看到一些公司采取实际行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启动了碳行动。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使投资者联合起来向公司施压的方式。

一些投资方——总共有37名投资者提出，所有全球500强企业都应该制订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他们认为：只要采取了减排措施，企业就会取得令人满意的财务收益，因此，企业应该采取这样的举措。

这对投资者来说是讲得通的：如果一家公司可以进行投资、可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并减少能耗，从而降低未来的风险，并且在短期内带来财务上的回报，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

博: 那么，随着气候变化的风险越来越显著，投资者采取行动的欲望是不是越来越强烈了？

辛：有些主要投资者非常了解这一领域，也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问题。然而，还有许多投资者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一状况背后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仍然在与注重短期效应的金融市场作斗争，这是金融系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战胜了这一短期循环，我们才能看到越来越多的投资者采取重大举措。 奥利维亚•博伊德，中外对话助理编辑

12、环境污染责任险：企业险商 监管各有想法

来源：证券日报2011年09月15日孔瑞敏

http://insurance.hexun.com/2011-09-15/133376718.html

　　苹果27家供应商排污不达标，渤海湾漏油事件，云南省铬渣倾倒事故等环境污染事件的接连发生，将环境污染责任险从幕后推到了前台。《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就环境污染责任险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采访了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律师及业内从业人员，分析在我国推广环境污染责任险阻力重重的原因。

　　费率难厘定，承保风险大

　　深圳某保险公司相关人士对《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表示，已经试点环境污染责任险单位企业普遍经营污染危险性较大的业务，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环境污染，这对保险公司来说风险太大。目前我国尚未有统一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标准，保险公司在勘查、定损与责任认定上存在困难，灾害损失风险难以把控，这进而影响到环境责任保险的费率厘定和产品开发。而保险费率的确定，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

　　监管部门：

　　试点早，成效不大

　　2008年，环保部与保监会在苏州召开了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会议，试点示范工作全面启动，江苏、湖北、湖南、重庆、沈阳、深圳、宁波、苏州等省市作为试点地区展开了相关工作，并初步确定以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危险化学品企业，易发生污染事故的石油化工企业、危险废物处置企业、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各类工业园区等作为主要对象开展试点。

　　作为较早试点环境责任险的地区，试点近三年来，深圳市投保企业寥寥无几，全市仅有8家企业投保，总保额1600万元。《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从人保财险武汉分公司了解到，目前湖北已经有35家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保障金额过亿。

　　去年6月，人保财险重庆市分公司代表重庆市环境污染责任险共保体，与重庆川仪显示仪表有限公司、重庆安美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庆环境污染责任险第一号保单和第二号保单，并与4家企业签订了投保意向协议。

　　学者：

　　推进环污险是系统工程

　　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庹国柱认为，在我国推动环境污染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方说了算的。承保环境污染责任险风险太大，若保险公司把费率定的高，企业不愿购买，定低了，又赔钱。很多企业是地方政府大力扶持的，环保部分对其监督检查的力度也比较薄弱，即使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有政府来兜底，企业怎么还会花钱去买保险。

　　业内人士：

　　可通过再保降低风险

　　前伦敦劳合社保险经纪人孙鸣歧向记者表示，企业投保要付出成本，在国家未做强制性要求的情况下，企业处于利益的考虑则能省则省。而保险遵循的是大数法则，投保的企业越多，保险公司积累的“保费池”越大，则其承保的能力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大。一般投保的企业存在污染风险较大，一旦发生赔付就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保险公司也不愿承保。不过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将此部分业务分保出去，从而降低风险。国外比较重视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责任险发展的时间也较长，事故发生的概率较低。

　　企业：

　　出于利益考虑，不愿意投保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现阶段政府部门尚未出台强制性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法律法规，因此，多数企业投保意愿不强。特别是一些中小型的高污染企业的投保意识较为薄弱，而且每年的保费对于处于盈利边缘的企业而言，也增加了经营负担。加之目前国家尚未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标准，企业对投保该险种后续理赔事宜也心存疑虑。

13、环境污染责任险调查：名幸电子两大基地被指污染人保竟未透露投保细节

来源：证券日报2011年09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9/15/c_122035724.htm

　　时尚新锐的苹果电子产品，以其光鲜亮丽的表面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然而，看似美好的苹果也有另一面。 8月31日，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达尔文、自然之友、环友科技、南京绿石五家环保机构联合发布了调研报告《苹果的另一面2》，加上此前发布的一期报告《苹果的另一面》，两次调查发现多达武汉、广州、昆山、太原、深圳等地多达27家苹果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包括名幸电子、揖斐电电子、富士康等知名外资和台资企业。据《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调查，名幸电子在2009年开始在人保财险武汉分公司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

　　名幸电子两大基地被指污染

　　苹果于2011年年初敲定了新一代平板电脑iPad2的第二批印刷电路板（PCB）供应商名单，此批供应商增加为7家，包括挹斐电（Ibiden）、TTM、金像电、南亚电、华通、健鼎、名幸（Meiko）等。

　　在调查报告《苹果的另一面2》中，记者看到名幸电子在广州和武汉的工厂，均被指存在污染周边环境的情况。

　　名幸电子（MEIKO）株式会社是一家日本上市公司，1998年该公司投资2.05亿美元在广东省广州市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名称是名幸电子（广州南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多层印刷线路板(PCB)等电子产品。在过去数年中，这家位于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日资企业就因污染严重，屡屡被列入当地的污染企业名单。广州名幸电子最大的污染来自电镀，其工艺流程极有可能产生有毒性废气，且其废气处理工艺一直存在不足。

　　继1998年在广州建厂后后，名幸电子2005年决定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口开发区）再设立一个新工厂，即名幸电子（武汉）有限公司，作为其在中国大陆的又一个新的PCB生产基地。该厂首期投资为8000万美金，最终计划将此工厂打造成投资总额2.55亿美元，年产值4亿美元的大型生产基地。

　　在武汉名幸厂区东侧，隔着马路和一个绿化带，是一条通向南太子湖的150米左右的水渠，整条河流都流淌着乳白色的液体。经检测，排水渠底泥中铜的含量明显偏高。

　　湖北35家企业保额过亿

　　据记者多方查证发现，早在2009年3月，武汉市的环境责任险试点工作刚刚开始时，包括武汉名幸电子在内的5家企业（武汉石化、祥龙电业、武昌焦化厂、无机盐化工厂）与人保财险武汉分公司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据了解，武汉石化和祥龙电业的保险金额分别为500万元和300万元，而名幸电子的具体保障金额不明。/

　　有媒体报道，据武汉市环保局消息，截至2010年12月，武汉市共有武汉石化、祥龙电业(葛化)、远大制药、名幸电子等23家企业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金额达8880万元，保费近百万元。记者致电人保财险武汉分公司人员，对方以签约之时，承诺不对外透露具体承保细节，不便透露具体的保险金额。但是，该工作人员明确告知，截至目前人保财险武汉分公司所有承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客户均未发生退保现象。由此可知，武汉名幸电子仍是在缴纳环境污染责任的保费。

　　该人士还透露，武汉市环保局从2009年开始在全市10涉危重点企业试点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去年又有高危化工的生产和制造行业的企业及重金属行业的企业加入其中，今年新添了加油站和油品库的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投保。其中，在已经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企业中，有95%的企业集中于高危化工的生产和制造行业，覆盖了武汉市近40%的化工企业。截至今年8月末，湖北省共有35家企业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险，保障金额过亿。

　　记者又致电武汉名幸电子，对方接线人员一听说记者要采访，显得非常紧张，以领导均外出为由，拒绝为记者转接电话。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为：一是在列明的保险地址突发意外事故导致有毒有害物质的排放、泄漏、溢出、渗漏，造成承保区域内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损失；二是被保险人因发生保险事故而支出的合理清污费用；三是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法律费用。

　　记者就此咨询北京魏律师，他告诉记者，若有受害者向武汉名幸电子提起诉讼，武汉名幸电子就要向受害者支付的赔款。若武汉名幸电子的污染环境的行为在保险条款约定的范围之内，则保险公司将要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予武汉名幸电子一定金额的赔付。

14、中央要求渤海湾严控新石化项目 调整涉千亿资金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9月15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9-15/3327702.shtml

　　康菲中国违规作业导致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正如“多米诺骨牌”，波及整个渤海湾的海上油气勘探项目和陆上石化项目。

　　9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此指出，要切实改变沿海地区重化工比重过大、过于集中的状况，严格控制新上石化项目。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相关人士14日向《经济参考报》记者透露，根据上述会议精神，以每个大型炼化厂300-500亿元初期投入计算，环渤海三省一市未来将受影响的大型石化项目涉及上千亿资金，“‘十二五’能完成布局调整就很不错了”。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董秀成指出，青岛、大连、曹妃甸等地在地区“十二五”规划中，均表示将上马大型炼化厂等石化项目，许多化工企业都是当地利税大户，“环渤海石化产业的布局调整将是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

　　在海上油气勘探项目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抓紧研究完善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国家安监总局也下发通知要求，从9月10日至12月10日，在海洋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全面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此次检查囊括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所有涉海生产作业单位，以及康菲公司在内的8个海内外作业者。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未来国土资源部在海上油气勘探的探矿权、采矿权的行政审批过程中，将更重视对“安全系数”的考虑。此外，由国家海洋局审批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作为国土资源部审批的前置条件，也将提高环保门槛。

　　“预计新上马油气勘探项目的审批周期会有所延长，考核标准将更细化。”一位权威人士透露。

　　在陆地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渤海是半封闭内海，由于周围重化工业高度集聚，一些河流携带大量污染物入海，加上围海填海过度，造成近岸海域水质退化，滨海湿地消失，渤海湾和辽东湾等污染严重。

　　记者了解到，在上述溢油事故之后，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将围绕优化布局进行调整，以提高石化项目的环境容量和安全容量，推动环渤海化工企业远离饮水源、沿江沿河、居民区、生态敏感和脆弱地区。

“搬得走的企业要百分之百进污染物排放规范的大型化工园区，搬不走的要及时‘关停并转’。”上述工信部人士指出。

　　但上述人士称，环渤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并列全国三大化工行业聚集区，每个项目的投入都达到百亿级，搬一次的成本是产值的两倍以上，因此布局优化也要兼顾企业的经营成本。此外，该人士称，如果产业承接地员工培训等配套措施跟不上，搬走了还是有安全和环保隐患。

　　有权威人士透露，以渤海环境保护工作为契机，多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相关政策。其中，交通部已启动沿江沿河沿海的危险化学品运输目录的核定工作，以避免重演“天津塔斯曼海轮相撞漏油事故”并造成渤海湾污染；工信部、发改委、环保部、安监总局拟联合发布加强化工园区安全和环保工作的指导意见，以确定环渤海等五大经济区的化工园区与居民的安全距离、升级改造等诸多标准。

　　此前尚未公开披露的一份环渤海地区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报告指出，环渤海沿海地区一些重点产业园区分布在生态较敏感区域，若干重点产业园区与保护区以及红线区冲突较明显。

　　该报告指出，临海重化工业的发展将导致近岸海域环境质量进一步恶化，局部海湾生态风险突出。该报告指出，与2001年相比，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增加了3.5倍，地表水体普遍污染严重；渤海文昌鱼栖息密度由2000年285个/m 2下降到2008年的71个/m 2。

　　“石化工业必需的生产环境本身很恶劣，高温高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这导致该行业容易发生安全和环保事故。”上述工信部人士指出，中国登记在案的化学品超过45000种，其中危险化学品有超过3800种，剧毒化学品超过300种，但不可能因此不发展化学工业，在能源供给和支农产品供给方面受制于他国。

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原司长牟广丰曾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强调，据他调研的初步了解，海西、北部湾、环渤海、成渝、晋陕蒙等五大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在地方“十二五”规划中并没有明显变化，主导产业中，钢铁、石化、装备制造都占很大比重，并未逾越基础原材料，能源重化工阶段。

15、环保组织探访贵屿：全球电子垃圾集中地

来源: 外滩画报2011-09-15

http://discover.news.163.com/11/0915/11/7E05Q5K1000125LI.html

核心提示：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贵屿人涉及旧五金电器拆解工作，他们用1200年前的工艺来处理21世纪的垃圾，先徒手拆分出铁、铜、塑料和电路板，再用硫酸洗出金子，用炭炉熔化铜，把塑料切成丸状，卖出去再利用。这样的电子垃圾处理工艺让贵屿饱受污染之苦。

贵屿每一条街道都很相似：到处是簇新的楼房，豪华的小汽车，还有路边黑臭的河水。每一幢楼房下面，都堆积着电子垃圾，从旧电脑、旧电视再到旧电冰箱。街面上到处是电子垃圾拆解作坊，作坊里三三两两聚着工人，正熟练而匆忙地烤制线路板。如果风声紧，他们会选择晚上开工。

稍稍站一会，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刺鼻的恶臭。“其实，站在靠近贵屿的国道上，就已经弥漫着这种气味了，不习惯的人，立马就会感觉喉头疼痛。”绿色和平组织的赖芸，已记不清楚自己来过多少次贵屿了，但每次来，这样的情景就会一遍遍地重复，然后像电影胶片一样展开。

“院子里，有一个安徽小女孩，手里抱着一个惠普的电脑键盘，身后是堆积如山的电子垃圾。”就是这些垃圾，造成了贵屿地区癌症高发，其妇女流产率是别处的6倍。2003年，赖芸第一次来的时候，绿色和平组织和中山大学一起完成了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

其后，有志愿者把安徽小女孩的照片印成一张硕大的画纸，贴到一个热气球上，来到惠普总部示威：“相当数量的贵屿镇儿童，都患有铅中毒”。

八年中，赖芸和志愿者们一次次重回贵屿，“说实话，近年来经过整治，这里比以前好多了”，拆解作坊有时要逃到偏僻的荒郊野外才敢作业。

但是，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创伤，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抚平的。站在浮草渡大桥，练江墨黑的水面上覆盖着浮萍，河岸边被酸蚀过的电子垃圾堆依然可见，而且“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孩子们”。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小学2年级的孩子，正在帮父母干活。他熟练地用钳子筛检三级管，动作麻利、神情专注，脸上洋溢着孩子特有的快乐。”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杨聪说。

志愿者感到心痛。他们还在垃圾堆上看到过背者婴孩的年轻母亲，正在四处挑拣着垃圾。但就当志愿者走上去，要送去一些礼物时，母亲立即走开了。

敏感的气氛、戒备的眼神，在贵屿随处可见。这也是那些想来帮助当地人的志愿者所没有料想到的。

“你这不是在拿命换钱吗？”，志愿者们问那些工友。但工人的话很直接：“谁不知道呢？但这里的钱，比其它地方好赚。”能够回家盖个小楼、为孩子攒学费，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而贵屿本地的小老板们，也拖家带口地涉入其中。45岁的马老板是贵屿本地人，做着废旧塑料分类的生意。

他的工场里拥挤不堪，工人都是徒手工作。志愿者访谈的时候，马老板的老婆和大女儿都在外面做分类工作，也是徒手的。他们都觉得进行塑料的简单分类，不会产生任何污染。“不用戴手套，也不用穿防护服”。

“都说贵屿的水不能喝，是电子垃圾闹的”，马老板表示，“其实，是因为本地的水质本身就很差。”这一观点，赖芸在2003年第一次来到贵屿，就听到很多人这么说过。

几年过去了，那些因为电子垃圾一夜暴富的人，开始纷纷撤离贵屿。“白天，他们大多开车来厂里看一会，然后立马就走人”。

而这些新贵对于媒体或是环保组织的抱怨，则延伸到“你们老把靶子瞄准在贵屿，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清远龙塘镇、南海大沥镇不都一样在拆解电子垃圾吗？”如今，一般记者去贵屿采访，“当地人根本不会放你进去”。

“我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从当地老板到打工者，都会这么抱怨外界的聚焦。“他们难道不能面对现实吗？”一个志愿者很困惑：“我听到一个数据。在征兵体检时，贵屿88%的人都是不合格的”。

但另一方面，此地的繁荣是你无法想象的，这个小镇的物价甚至比广州还要高。每一个作坊工厂里都会摆放一个电脑，上面显示的是上海或伦敦期货市场的黄金行情。

“你不相信吗？”一个回收电子垃圾的老板说：“这里的市场，足以影响国内国际稀有金属的价格。”

生命不能承受之“污”

出汕头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能到达贵屿。

整个街道显得很繁荣，当地每一栋楼房前都有各种各样的广告招牌，分别写着：“电脑、集成显卡、笔记本、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硬盘等”。

贵屿人一向有收购废旧品的传统。由于地处一片低洼地带，贵屿成了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法保障。贵屿镇的农民在20世纪的上半叶，就已经开始走村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说到贵屿人，潮汕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破烂的”。

上个世纪90年代初，贵屿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并且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扩大，逐渐成为贵屿人的主业。慢慢的，大面积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80％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

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进入贵屿。现在，贵屿沿街的楼房一般都会有一个长廊，长廊内全是家庭作坊式的“拆解工厂”。

上百平米的大厅里，妇女和小孩在熟练地工作。他们将电源板放在电热器窄小的吹风口下烘烤近两秒钟，便娴熟地用镊子将板上的各种芯片、电容、电极管等电子元器件取下，分别放入不同的陶瓷碗中。以前，这些工作常常会聚集在门口完成，如今大都被转移到较为隐蔽的室内。

加热器、鼓风机是作坊里最为常见的“机器”，烧焦的塑料味道不时扑鼻而来。一个手机的电路板通过工人手中的小镊子拆解成上百个零件，分类放入一旁的类似中药铺的上百个小柜格里。

“当地人的楼房基本上都是四层，一层是作坊，老板及其家人一般住在三到四楼，就这上百平米的地方，一年就可以挣几百万。镇上一年上牌的车辆就有400多辆。”志愿者们说。

在早期，一般都是整车交易，买主只能打开集装箱车门简单看看里面的货样，然后估价成交，这种买卖方式对于买家来说风险很大：如果集装箱里面看不见的部分全是廉价塑料，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但是如果里面都是大型电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赚大了。

“一般来说，电视机含有大量的铜、铁，而只有电脑里才含有金。”业内人士透露道。

一车电子垃圾，就可以让人成为百万富翁，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贵屿人在长期劳作中，发明了最原始的电子垃圾拆解法。

不止一个打工者向赖芸他们描述过这种“土法”：“首先是拆，先人工拆分出铁、铜、塑料、电路板，然后用碳火炉烤熔出电路板上的零件，那些可再生的零件就被卖出去让人翻新成零件。至于金子等贵重金属，就用硫酸洗出来，贵屿人叫洗金；电路板上烧出来的铜，贵屿人叫烧板；塑料则被切成丸状，卖出去做再生塑料。”

“这世界上就没有贵屿人没处理过的电子垃圾。”一个彭姓老板这么说。

有人干脆把贵屿处理电子垃圾的方式，称为“19世纪工艺处理21世纪的垃圾”，当地通过“酸浴”来提取电子垃圾中贵重金属的方式，和1200年前的工艺大同小异；洗金厂浓烟弥漫，除了洗金厂的人，外人很难靠近、也不想靠近。

一个曾经的洗金者，介绍了洗金的过程：“这个是盐酸、氢氟酸，那个是硫酸……用一个盆，把芯片放在里面，掺硫酸，放在火上烧，要把芯片上的塑料烧掉，然后一道一道地洗，有的是铜，有的是铁……再用硝酸溶化，再通过其他两道工序，就能析出金粉了”。

洗金者所用的王水，是用25％纯硝酸和75％的纯盐酸混合而成。这也就是1200年前，波斯炼金术士札比尔•伊本•哈杨发明的王水炼金法。

酸洗过程会挥发出大片蒸汽状酸性气体，从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烟雾。一个李姓打工者说：“那个烟雾真得很吓人。还是下午呢，整个天就暗了。山上都不长树，人一靠近就受不了，像是要休克了”。

一位曾经从事过7年洗金工作的工人透露，电子垃圾中有含金量多的，有含金量少的。INTEL的芯片，在街上买600块钱一吨的货，一斤就可以融3克多的金，一斤能赚100多块钱。

“现在大家都知道烧板有毒，所以工钱相对就比较高，一天工作10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多块钱，而如果你肯再加两三个小时的班，工钱还会翻倍。但在所有工种中，烧板因为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挣得并不是最多，要想挣到更多的钱，还是要去洗金。”很多工友这么说。

可如此工作的后果是什么呢？志愿者在贵屿北林专门走访过一个工友陈生。见到他时，大家有些惊奇。因为陈生显得非常憔悴，身体消瘦，肋骨凸现出来，几乎可以数得清楚。

34岁的陈生是重庆人，初中文化。先前他去过新疆，在那里种过棉花。后来才到贵屿，在这里打工已经有五六年了。

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进行分类处理。当老板的货物被搬进工厂之后，他们的工作也就开始，先将原料用火烧一下，然后再闻一下气味来判断是什么类型的塑料了。各种塑料根据不同的质地，可以划分上千种不同的型号。一些常见塑料的型号：ABS、PVC、PC、PS、PPO、PP、POM、MMA，陈生倒背如流。

“事实上，一个有悟性的人也要花一年时间，才能基本弄清楚这些塑料的分类”，他说。

进行分类的原料主要有电视机外壳、显示器外壳、空调外壳等等，多数情况下可以看到上面的商标，有来自日本、美国的……涉及很多国家和地区。

生病以前，陈先后为四个老板干活，他每天要工作8个小时，工资是每天30元。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很少有时间休息。他的妻子干同样的活已经有3年了，工资也同他一样。正常情况下，他们夫妇每个月会有1800元左右的收入。但除去租金、水费和给老家邮去的生活费等，所剩无几。

目前，陈已经停止工作两个多月了。起初他感觉到浑身乏力，呼吸困难，不断的出虚汗，就到处去找医生看，但就是查不出什么毛病。这样折腾了两个多月，花去了2000多元，但病情却没一点好转。他现在已不可能继续工作了。谈到生病的事情，陈很激动。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定是得了职业病。

“很多人都像我这样，只是因为伤害程度不同，个人的体质不同，暂时没什么反应，将来就不一定了。”他有句话令志愿者感触颇深，“我带着老婆来到这里打工，一年下来可能会有几千元的收入，但今后为了治病要花多少钱，还是一个未知数。”

他对当地生活环境也很厌烦，“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大垃圾城，空气被污染了，水也喝不了。”他们是用不上自来水的，桶装水分为两种，一种是每桶1元，可以饮用；另一种是每桶0.5元，闻起来有一种气味，不能喝，只能做其他用途。“用这里的水洗衣服，白衣服马上就变色了”。

在汕头，只要是贵屿人走出去，“别人一看就都知道，因为牙齿永远是黑黑的”，一个打工者这样描述道：“这时，无论你是老板还是打工的，其实都一样。”

广东省汕头大学医学院的霍霞教授，曾多次深入贵屿镇进行医学调查与咨询服务。她在报告中指出，电子垃圾燃烧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通过动物实验证明，它们都是致癌的。

霍霞教授还反复提到了“不可逆”损害，意即铅等重金属一旦存在于人体内，对中枢神经等造成了伤害，以后就算通过各种方式将体内的这些重金属排出去了，但这个伤害却是永远没有办法弥补了。

贵屿并非孤本

“富庶、污染、艰难”，这些构成了贵屿人的生存怪圈，人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将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未来？第一次出发前，赖芸感到“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也无法安睡的问题”。

在贵屿的28个村中，有21个村、80％以上的家庭直接参与了电子垃圾分解，这些工人每年分解的电子垃圾可以达到150万吨。

全球的眼光也聚集于此。虽然无法获得贸易的精确数据，但专家普遍认为电子垃圾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可忽视的问题。专家预计全球每年会产生2000-2500万吨电子垃圾，其中70%都被运往中国，剩下30%中的大部分则被运往印度和非洲国家。

中国已经加入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但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的行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清华大学环境系教授、国内固体废气物方面的专家聂永丰告诉记者：“我一直持有这种观点，只要存在贫富悬殊，有害的物质就一定会从富裕的地方流向贫穷的地方。”

在美国，电子垃圾一直像个烫手山芋。“因为那里的电子垃圾回收商，回收再生的成本相当高”，聂永丰说：“美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限制电子垃圾对环境造成污染”。

而废旧电脑的绝对数量却越来越多。在美国，一台新电脑落下生产线的同时，就有好几台旧电脑被人们从工作台上移开淘汰。据统计，1998年全美国一年就废弃2000万台电脑，而2005年，每天都会有13万台电脑被扔掉。而美国环境保护署称，仅有大约20%的废旧电子产品被回收。

“吃不了又消化不掉”，于是，排出美国体外是利益驱动下最“自然”的选择。事实上，美国的法律政策也在怂恿这种选择。美国政府不仅拒签巴塞尔公约和禁令，还在《资源保护和再生法案》有关保护进口国的款项(即要求预先通知有害废物的航运)中，豁免了电子废物这一项。

而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也承认，出口是美国电子废物处理战略中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惟一的考虑只是如何满足国外最低的环保标准。

“我非常赞同为电子产品保留出口市场。因为若非如此，我们就不会在美国收集电子产品。你认为我们会在美国建立新的废化炉吗？不，我不这么认为。”环境保护署固体废物部的鲍勃•托尼在2002年巴塞尔行动网络，对其进行的电话采访中这样说。

美国政府通过全球统一关税系监控通过边境的进出口货物。在这一系统下，货物被分成约8000多类，却单单没有对旧电脑和电子废物的分类。电子废物往往被当作新电脑和电子产品出关。事实上，这也是至今美国政府、学术界、环境组织都拿不出出口电子废物具体数量的原因。

不过，对于电子垃圾，聂永丰表示在学术上有专门的称谓叫“电子废弃物”。“我们最好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表示：“电子废弃物有它污染性的一面，但也有资源性的一面，关键是你如何建立一个良性的循环经济体系？这也是未来的方向”。

华星集团总经理王建明对此深有感触。该企业是国家发改委试点的科技型电子垃圾处理企业，但走来一路颇为艰难。

“对于资源性与危害性并存的东西，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去除电子垃圾的危害性，这必然会产生成本”，他说：“而另一方面，在原料的收购上，我们又根本竞争不过贵屿那边的个体户。”

究其原因，贵屿的个体户会无限抬高电子垃圾的价格，而在处理过程中“他们简单粗暴的烧烤手段，居然可以百分之百提取到有效物”，如果是按照工业化、环保型处理方式，“会有15%的损耗，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对环境完全无害。”王建明说。

单从利益角度看，从成本和产出的节点上，环保正规军华星集团斗不过贵屿的个体户。“而这正是环保必须付出的成本”，王建明说：“基本上，我们越收越亏。到现在还没有盈利。”

而在欧洲，这种循环经济体系却相当成熟。王建明和聂永丰都去过比利时。他们的观点相同，循环经济的建立，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源头，那就是人们的意识。聂永丰说：“那里的人们，处理掉家中的一台废旧电脑时，是需要倒给垃圾回收商一笔钱的”。

王建明更是仔细考察到，“不仅如此，人们还特别自觉地把废弃的电脑、电视、电冰箱送到一个法律规定的地方，并由特定的企业前来收取，然后进行无害处理”。

“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形大约还需要20年才能出现吧”，聂永丰说：“现在，你让一个中国人为自己的一部旧电视倒付两百元给收垃圾的，不是天方夜谭吗？”

作为业内人士，王建明认为国家在2009年实施的《电器以旧换新》方法，会遏制住一些电子垃圾的四处泛滥。“明年开始，国家会按照法律向电器生产商收取一定的费用，以便建立一个基金来推动环保企业的发展。这个实验，我们还是要做下去”.

王建明的语气听起来很焦急，事实上，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了。

贵屿不是孤本。现在，广东、浙江、海南都出现了类似的“电子垃圾城”。而贵屿人艰难的命运，也不单单属于贵屿。有环保组织检测到，整个广东上空的二恶英含量，都越来越高。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能逃离此劫吗？在伊利诺伊州，电子垃圾回收商玛希斯也通过他的贸易伙伴，了解到了贵屿的故事。但最让他触目的还是《华尔街日报》上的一条新闻——美国折扣店销售的有毒、含铅首饰，就是来自于中国工人们烧烤电路板后收集的铅焊料。

16、刘道彩：环保执法软得像豆腐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9月15日刘道彩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9/15/9196221_0.shtml

有几则环保新闻颇耐人寻味：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严重危害百姓健康，曾引发千人上访，当地环保官员称“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群众反映河南舞阳县河南金大地公司污染问题，面对记者提问，该县环保局局长双唇紧闭、一言不发；联邦制药(内蒙古)公司污染空气遭举报，当地环保局官员称“习惯了就没事了”。

从报道看，上述涉污企业明显存在以下特点：都是当地重点招商项目和利税大户；均有多年排污历史，多次被群众投诉，问题却总难见改观。而环保执法在面对这些企业时，不是软得像豆腐，就是绕道而行。

现在在一些地方，大项目、重点工程是地方的政绩工程和GDP工程，项目方手中大都握着张“免扰牌”，只要能够给地方带来可观的税收，能让地方主政者实现“任期内效益最大化”，就是付出些环境代价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在个别地方，企业和政府串通一气，操控环保部门，让其变成实现利益的工具：据报道，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近8年，但踩法律红线的现象屡屡发生。在个别地方，大项目上马要么根本不做环评，要么环评只做个样子，以应付上面检查。一个明显例子，按照国家规定，铅蓄电池厂周边500米内禁止居民居住，但广东紫金血铅污染肇事企业的环评报告，却“隐藏”了禁居区范围内的129户村民，致使96人血铅超标。而这份环评报告，竟然通过了县市环保局的层层审批。

虽然节能减排是约束性指标，关系到“一票否决”，但我国目前的环保体制是双轨制，人事上受制于当地政府，环保执法需看当地政府的脸色。而当环保执法一旦影响到GDP和地方政绩的时候，被一票否决的首先可能是执法人员。安徽固镇县环保局就曾因“擅自”执法一家利税大户，触怒了县领导，该局6名干部被作出停职处理。如此的事件并非个例。

近年来，我国将环境保护作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手段，环境工作虽然取得较大成效，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资料显示，我国环保面临的压力仍在持续加大，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质量超标；城市河道和内湖污染严重；农业面临污染形势严峻，城市污染有“上山下乡”、向农村加速转移的趋势。

若干年前，云南陆良县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南方小城，素有“滇东明珠”美誉，但由于多年“杀鸡取卵”式资源开发，让这里的生态发生了彻底变化。大量的铬废渣污染，不仅让种植业蒙受损失，民生也付出惨重代价，不少人生了怪病后无钱医治，只能靠吃臭虫等偏方维系生命。试问这样的发展模式，希望何在，幸福感又在哪里？不知地方主政者能否以此为戒。

17、新华网：“没洞不算高尔夫”睁眼说出的瞎话

来源：新华网2011年09月15日卢荻秋

http://env.people.com.cn/GB/15669862.html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金玉东方实业有限公司未经批准在某产业园兴建占地600多亩的高尔夫球场，一年来当地规划、环保部门没有采取任何监督执法行为，而惠阳区副区长刘毅峰则表示：“是否是高尔夫球场不好说，听说有洞的才是高尔夫球场，没洞的就不算高尔夫球场。”（9月13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金玉东方”的土地不是按照高尔夫球场用途征用的，规划不是按照高尔夫球场来设计的，环评根本就没有申报高尔夫球场，连林地用地指标也不是按照高尔夫球场审批的，完全属于违规建设的项目。

　　但是，恰恰是掌握公权力的政府有关部门，却对眼皮子底下的违规建设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环保局表示“没有接到高尔夫球场环评审批请求”，住建局表示“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林业局承认批准了1千多亩林地用地指标但从未批准建设高尔夫球场，有关部门负责人甚至连“金玉东方”兴建的是高尔夫球场这一客观事实都不愿承认，竟然说出“没洞不算高尔夫”的奇谈怪论来。

　　上述表态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目的都是在推卸责任。很显然，所谓的“不知道”不过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见而已。进一步说，“金玉东方”堂而皇之地“无证入住”产业园，很有可能是有关部门与开发商之间的一种默契，于公或是“政绩工程”、“GDP思维”使然，于私或是利益勾连的结果。

　　高尔夫球场存在土地资源消耗大、日常维护耗水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2004年以来，国家针对高尔夫球场项目建设先后下发了十道禁令，却依然挡不住各地高尔夫球场建设的冲动。金玉东方高尔夫球场的横空出世，以及当地有关部门的“超级淡定”，再一次证明了“高尔夫失禁”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部门有令不行，假作为、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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