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十四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通俗讲，不同的油层成油条件可能不一样，内部压力等肯定也不一样。蓬莱19—3复杂结构的最大问题是，压力差别可能特别巨大，开采时针对不同断块、不同油层需要较大范围的技术调整，工作量也许要成倍增加。”当年参加蓬莱19—3勘探及评估的人士告诉《望东方周刊》，“当时中方不能很好地掌握相关开采技术，但大型跨国公司对此非常熟悉。比如康菲，在全世界钻过这么多井，当时美方技术人员也说，有难度，但不是不可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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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溢油事故生态索赔取证两周完成 渔业渔民损失不在其中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9月14日喻春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914/023910474648.shtml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索赔司法诉讼进展已过大半，9月13日，国家海洋局委托的律师团内部人士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独家采访时表示，未来两个星期内相关律师团队将完成海洋生态索赔的取证事宜，随后就会向有关海事法庭提起诉讼，不过到底是向天津海事法庭还是青岛海事法庭提起诉讼目前还在商议中。

　　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相关负责人士透露，目前，律师们要求进一步补充与海洋生态索赔相关的证据，海洋局已要求环渤海地区的三省一市的相关部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有关证据的提交。不过，按海洋局的职责范围，渔业、渔民的损害赔偿并不在海洋生态索赔的范围之列。

　　目前，辽宁绥中、河北昌黎、唐山乐亭的扇贝和海参养殖户正在积极地通过律师自主维权中。对此，农业部也表示，将由其下属的渔业部门依法提出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要求。现阶段，渔业资源损害评估正在进行中。

　　此外，中国渔业协会副秘书长郭继姓表示，渔民和养殖户还可以通过向全国总工会农林水利工会投诉，工会将会联合该协会启动调研和相应的维权程序。

　　 “这几天以来，律师一直围绕着海洋生态损害收集和审核相关证据和材料，因为相关单位和部门报送的证据和材料很多也很杂，不只是海洋生态损害，还包括对渔业、渔民的损害。”北海分局相关负责人士说道，“我们已经要求河北、山东、辽宁、天津（三省一市）政府相关部门在三个工作日内，补充与海洋生态损害有关的证据和资料。”

　　海洋局的生态损害评估是根据海洋局2007年发布的行业标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来确算的，该《导则》具体规定了海洋溢油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内容和评估方法，为科学量化海洋溢油事故生态损失提供了技术标准。

　　海洋局委托的律师团内部人士说：“近两个星期内会完成取证的工作，诉讼应该是取证完成后展开。”

　　据悉，环渤海地区只有天津和青岛两家海事法庭。上述内部人士称，目前还没有确定到底向哪家海事法庭递交诉状，还在商议中。“我们注意到乐亭养殖户的起诉被天津海事法院驳回了，所以，我们在法律取证上希望做的更加扎实。”

　　对于生态索赔的金额，上述人士称，现在还不方便透露，还在统计中。对此问题，北海分局有关人士也称，取证之后，整个诉讼方案将上报国家海洋局批准，在未批准前也不方便过多披露。

　　记者查阅上述《导则》发现，海洋生态索赔包括海洋生态直接损失（包括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生境修复费（包括清污费用、滩涂修复费和沉积物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调查评估费。而这之中并没有提到渔业的损失问题。

　　北海分局相关负责人士说，按相关法规，海洋局的职责范围是海洋生态损失的索赔，渔业和渔民的损失并不在海洋生态损失索赔范围之内。

3、渤海漏油，谁来赔偿灾民？

来源：经济观察网2011-09-14宋尧

http://www.eeo.com.cn/2011/0914/211147.shtml

渤海溢油事故索赔很可能将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报道，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初步选定4家律师事务所作为国家海洋局的法律服务团队，只待审核，即可提起诉讼。而国家海洋局也明确表示，对渤海溢油事故“正在调查取证，为索赔作准备时。”

从司法途径来解决灾难事故的处理，无疑是依法治国的重要表现。康菲及中海油在事故当中到底有多大的责任，通过司法途径去做认定，显然比简单的行政认定更为公平。

不过，司法途径也许是理清责任最公平的方式，但如果仅仅只是单纯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的话，对于此次事故中的受害者——渤海沿岸渔民就不公道了。不仅不公道，这样的做法无疑还将严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并实际上对灾民带来另一次伤害。

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无疑将是非常长期的过程。律师团队的收集取证，诉讼材料的准备，法庭开庭审理，以及双方的庭辩，到最终的宣判及执行都将耗去大量时间。“渤海溢油事故索赔工作将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便有过这样的表态。

从类似事例来看，为保证法律的严谨与公正，灾难事故的处理往往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技术方面的司法鉴定。例如日本2004年新干线的脱轨事故，其司法程序便走过了漫长的六年。问题是，这些司法的原则和最终结果无疑与事故中受害者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在渤海沿岸，那些渔场被毁坏，谋生之路被断绝的渔民们注定经受不住这样的等待。

一年前发生在广东的一起事故处理便是单纯依赖法律途径处理类似事件的反例。

2010年9月21日发生在广东的信宜紫金尾矿库溃坝事件使得当地两个村庄严重受灾，22人在灾难中丧生，而在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也是采取法律诉讼的方式来处理灾民索赔问题，诉讼索赔额高达3.4亿。

但一年过去了，法庭审理尚未结束，但信宜当地的灾民却已无力承受。据《南方日报》的报道，事故发生来这一年已成为当地受灾村民“一生当中最辛苦的日子”。虽然在灾难发生后，紫金矿业捐了5150万给当地政府以补贴灾民，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生活受影响的灾民现在已经成为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解决方案的一个干扰因素，许多灾民已经表露出对冗长司法程序的不满，任由其积累，无疑将影响到司法的独立性。

谁来处理好法律原则与灾民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政府无疑责无旁贷。在司法进行的同时，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保障灾民的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类似的案例来看，解决方式不外乎两种，要么，政府出面首先解决灾民安置问题，先行拨付资金安抚灾民。要么，由政府与责任企业协商，在法律判决出来之前，由企业出资先行解决灾民安置问题。

7.23温州动车事故及上海11.15火灾的处理方式选择的是前一种，尽管事件本身依旧迷雾重重，但政府却迅速支付了赔偿。假如这两起事故也通过法律途径处理的话，那政府的做法无疑是为独立司法创造了良好环境。

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则采取的是第二种方式，在发现原油泄漏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奥巴马政府便与英国石油公司达成协议，由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一个200亿美元基金，赔偿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生计受损的民众。

在法庭上，要追求的永远应该是透明与公平，康菲、中海油、信宜紫金等等企业到底在事故中到底需求担负起多大的责任，应该是在将所有证据摆在台面，双方申诉完毕之后，通过法庭的判决来确定的。

片面地强调法律索赔，无疑将严重损害司法的独立性，并实际上对灾民带来另一次伤害。而法律索赔，也将成为一些政府推脱责任的工具。

4、绿镜：揭秘16种野生动物生死大迁徙

来源：新浪环保 2011-09-14

http://news.sina.com.cn/z/migration2011/index.shtml

我们的地球正在上演着长征大戏，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上。巴哥塔尼亚的象鼻海豹、往返于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的黑脉金斑蝶、马里的沙漠象以及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牛羚群，为了生存，它们历尽千辛万苦，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壮观而令人着迷的迁徙。《生灵的远征》制作小组走过67万公里，横跨120国，足迹踏遍七大洲，历时三年实地拍摄，为各位讲述了令人动容的大迁徙故事。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sina.com.cn/z/migration2011/index.shtml

5、环保部：近1600家铅蓄电池企业取缔停产及整顿

来源：法制日报2011-09-14

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93098

在铅蓄电池企业整治中,有近1600家铅蓄电池企业被取缔停产及停产整顿,这个数字占到了排查企业的近八成。环境保护部今天表示,该部将建立环保专项行动重点行业环境整治信息公开制度。环境保护部同时要求各省级环保部门在门户网站上设置“重点行业环境整治信息公开”专栏,并将铅蓄电池企业名单和环保整治基本情况纳入其中。

按照环境保护部要求,各省首次将行业所有企业名单及其环保整治基本信息向全社会公开。环境保护部今天通报了各省铅蓄电池企业信息公开情况。

环境保护部称,截至7月底,各地排查的1930家铅蓄电池生产、组装及回收企业中,有583家被取缔关闭、405家被停产整治、610家停产,整治力度空前。在整治中,对铅蓄电池企业开展了一次全面监测,共监测2011年第二季度在生产的462家企业的2693个废水和废气排放口,对监测中发现的超标排污企业进一步采取了停产整治的措施。

至于整治成果,环境保护部说,大部分省级环保部门上收了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权,河南等省所有涉重金属新、改、扩建项目均由省级环保部门审批。

环境保护部认为,目前,铅蓄电池企业监管形势依然严峻,仍有个别地方对铅蓄电池企业整治未按照“六个一律”要求对部分企业开展整治。大部分停产整治企业防护距离问题突出,生产工艺落后,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个别地方被停产整治的企业未经批准擅自恢复生产。此外,信息公开的内容不完整,一些省份“污染物排放情况”一栏中存在大量空白,导致部分媒体质疑公开信息不完整,达标与否打“哑谜”。天津、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此类问题较多；福建省未公开企业生产状态等信息；山东省环保厅7月30日自行公开的铅蓄电池企业名单中只涉及了124家企业,经纠正后,才全部公布133家企业名单。

环境保护部要求,各省对不完整信息进行补充说明,给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对属于因停产、关闭未监测等信息,应一并公布。同时,对群众的投诉、举报要及时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就重点行业环境整治信息公开制度,环境保护部要求,2011年11月30日前更新一次信息公开情况,并在今后每年的6月份和11月份定期进行更新。

6、水利部部署高耗水服务业用水专项检查行动

来源：新华网2011年09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9/14/c_131138417.htm

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４日电（记者于文静）记者１４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将开展高耗水服务业用水专项检查行动，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根据水利部日前下发的《关于开展高耗水服务业用水专项检查行动的通知》，水利部门将于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２月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坚决遏制违法取水和浪费水的行为，进一步加强对高耗水服务业用水的监督检查和规范管理。

据了解，行动分为自查和抽查两个阶段。在自查阶段（９月至１０月），要对取用水单位和管理部门执行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计划用水等制度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及时上报专项检查行动自查报告，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解决措施。在抽查阶段（１０月至１２月），由水利部组织，对水资源紧缺和高耗水服务业违法取用水现象突出的部分地区进行抽查，进一步组织查处和整改，督促各地建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通知》强调，要突出重点。既要全面发动，督促各高耗水服务业经营单位规范取用水行为，把各项水资源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又要将重点放在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案件处理上，重大的违法案件要重点督办。对于未按照要求开展检查的，或未及时查处违法案件督促整改的，以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进行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由水利部进行通报并提请有关部门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7、厦门拟建人工岛被指破坏生态 自然保护区旁打造华商会所

来源：新京报 2011-09-14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9/14/content_275076.htm?div=-1

当地官员否认环评公示神秘消失，“是否破坏环境有待于整个环评认定”

近日，一则“厦门首个人工岛有望落户同安湾”的消息在厦门当地引发了不小反响，公众对这个正处于环评阶段的“人工岛”提出了各种质疑，比如会否破坏当地生态导致珍稀生物灭绝、项目的环境评估会否走过场等，不少公众忧虑如果没有科学决策一味地填海造地将给子孙后代带来生态忧患。

另据媒体报道，拟开发厦门“人工岛”的河北金凤集团背后，是近来卷入舆论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

规划显示，该小岛将作为中国与旅外杰出华商的高级交流平台和高端会所，岛上建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会议中心、全球华商500强会所、会所游艇俱乐部、海湾游乐区等。媒体称其为“富豪岛”。

环评公示为何突然消失？

环评单位称按规定设15天公示时间

据了解，厦门拟建的首个“人工岛”工程，位于厦门同安湾东南海域鳄鱼屿北侧，陆域面积45万平方米，将打造成华商高端会所。项目8月1日进行环评公示。市民可通过多种方式向环评单位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反馈意见。

8月24日，网友“落魄书生周筱赟”发帖称：“该人工岛的环评公示从8月1日起在厦门市环保局的网站公示几天后，突然消失了。”这个帖子让一些市民怀疑“厦门市政府藏匿环评公告在自然保护区大规模填海造岛。”

厦门市环保局不久前发出声明表示，环保局网站上的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栏目中发布的信息，由发布者自行输入、提交，其内容由发布者负责。公示期和下线时间均由发布者自行设定。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接受采访时表示，研究所在接到环评委托后，于7月29日在当地报纸上简单刊登了一则环评公示消息，于8月1日在环保局网站上进行公示，当时设定的期限是15天。“这一切都按照环评公示的要求来做的，并不是‘神秘消失’。如今研究所正在对该工程进行详细的调查。”

是否建设在自然保护区？

当地官员称建在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

据了解，拟建的“人工岛”位于厦门同安湾东南海域鳄鱼屿北侧滩涂地上，在厦门本岛与翔安区、集美区之间海域。记者日前登上了0.15平方公里的鳄鱼屿，只见绿树成阴，白鹭不时落在岛屿上嬉戏。鳄鱼屿的北侧有着大面积的滩涂，种植了大量的红树林。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鳄鱼屿海区就在附近。

厦门翔安区马巷镇琼头村村民林北水如今负责承包鳄鱼屿。他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想过来开发鳄鱼屿，并愿意付一大笔资金，我都拒绝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保护好鳄鱼屿。保护好鳄鱼屿，生态好了，才能保护我们个人的财产。”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资环处负责人洪荣标博士告诉记者，拟建的“人工岛”并不在厦门文昌鱼自然保护区，而是在其外围保护地带。“保护区的外围保护地带能否进行建设，法规上并无禁止，但需进行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经科学论证不损害保护区的环境质量，按程序核准后方可建设。”洪荣标说。

建岛是否导致生态灾难？

当地称将组织专家论证评审并进行听证

一些专家以及琼头村的一些村民对“人工岛”一旦动工建设将对这片海域的生态造成的破坏深感忧虑。

据悉，文昌鱼是一种珍稀小型的底栖动物，在进化位置上是介于无脊椎动物进化到脊椎动物的过渡类型，享有5亿年前活化石的称号。

记者在琼头村采访时，当地村民均表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这里已经有好几年未捕捞过文昌鱼了。57岁的琼头村村民林明德说，“我12岁开始‘讨海’，那时可以随便打捞到几千条甚至上万条文昌鱼，现在七八年都没有捕捞到文昌鱼了。”

1979年就开始从事文昌鱼研究的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专家方永强说，“虽然文昌鱼的数量在鳄鱼屿附近是逐渐减少的，但建‘人工岛’的话，文昌鱼肯定会受影响。”方永强说，“厦门在建‘人工岛’之前还是要做水产调查，不仅是文昌鱼，还有其他珍稀物种的栖息环境、分布密度等都要详细调查。”

面对质疑，洪荣标表示，“人工岛”是否会破坏环境，这有待于整个环评的认定，“人工岛”项目还处在环境影响评价综合论证的启动阶段。

洪荣标告诉记者，环评单位形成比较完整报告公示后，还要提交给海洋部门，根据权限进行环评，组成一个专家组论证评审会，这之后还要进行公示，然后召开听证会，根据情况再进行批复。

8、中国北方近50年增温明显 东部频繁出现南涝北旱

来源：北京日报 2011-9-14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homenews/201109/64825.html

　　随着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多，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趋势和影响也越来越关心。日前，中国科协举办的“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活动中，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徐影向公众介绍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分析和预测

　　我国北方增温在过去50年更为明显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百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最近50年的升温速率几乎是过去100年的两倍。20世纪后半叶可能是过去1300年中最暖的50年。

　　“近百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1.1℃，比全球平均升温要高。”徐影称，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变化中包含了海洋，而海水的热容量要比陆地大得多，造成海洋表层的增温率仅为陆地表层的1/2，且海洋面积约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71%，所以统计得到中国(仅陆地地区)近百年气温的变化比全球更为明显。

　　徐影表示，“分析1961年至2009年我国年均气温变化幅度可发现，近5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呈增温趋势，以北方增温最为明显。”

　　最近几年，“热烘烘”的事实越来越多。2007年为我国1951年以来最暖的一年。2010年是我国1951年以来的第10个最暖年。2009年，我国年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为1951年以来第4个最暖年，也是连续第13年高于常年值。

　　近50年我国西部降水增加，东部频繁出现南涝北旱

　　我国降水分布格局发生明显变化。徐影称，从1959年至2009年我国年降水量变化幅度看，西部地区降水约增加15%至50%；东部地区频繁出现南涝北旱；华南地区降水约增加5%至10%；华北和东北大部分地区约减少10%至30%。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北方干旱面积扩大迅速，尤其在黄河和海河流域，淡水资源紧缺。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主要雨带由华北地区逐渐南移到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使北方出现了长达30多年的长期干旱，而南方暴雨与洪水频繁发生。

　　不仅如此，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和强度变化明显，区域性干旱加剧。徐影举例说，夏季高温热浪增多，特别是1998年以后，35℃以上的高温日数连续显著高于常年平均，2010年最多。特别是华北地区最近20多年中有8年发生干旱，干旱发生之频繁、干旱范围之广、损失之大，是1886年以来最严重的。

　　我国平均年降水量可能比20世纪略有增加

　　21世纪全球气候仍将持续变化，影响加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经济学模拟联合实验室组织编写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指出，预计到202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相对于20世纪后20年大约升高0.4℃，到21世纪末可能升高1.1℃～6.4℃，其中以陆地和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增暖最为显著。

　　根据该报告，到2020年我国平均气温可能比20世纪后20年升高0.5℃～0.7℃，到2050年可能升高1.2℃～2.0℃，到21世纪末可能升高2.2℃～4.2℃；北方增暖大于南方，冬春季增暖大于夏秋季。徐影称，如果21世纪末全国平均气温升高3℃左右，这意味着21世纪的增暖将可能超过近千年内任何时期。

　　“未来北方的降水总量增加幅度大于南方，南方大雨日数增加。”预测表明，到2020年，我国平均年降水量可能比20世纪略有增加，到2050年全国降水增加2%～5%，到21世纪末可能增加6%～14%。徐影同时表示，这些预测都是根据模式计算出来的结果，但由于气候系统模式中间还有很多物理过程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这种预测结果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只是可以看到一种趋势。

　　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次和强度变化将更明显

　　徐影表示，21世纪我国极端高温事件可能更为频繁，部分地区夏季炎热日数可能增多；强降水事件增多、台风和强对流天气或增多；暖冬与热夏次数可能增加，冬季寒潮或将继续减少。

　　最近20年是继20世纪50年代长江和淮河流域洪水灾害之后的高发期，年平均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50多亿元。“暴雨洪流灾害仍将是未来我国严重的气象灾害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荣辉等分析称，这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活动、社会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时暴雨虽然降水量并不大，但其造成的损失及影响却越来越大。

　　而根据《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未来长江上游地区强降水事件可能增加，引起的滑坡、泥石流等突发地质灾害可能对三峡水库的蓄水发电和航运产生不利影响；季节冻土冻胀和多年冻土融化下沉，不但使青藏公路、铁路安全运营受到威胁，也是南水北调、西线调水工程面临的突出问题。

　　农作物受旱面积和粮食产量波动将加大

　　我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受害国。“全球气候变暖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产生影响，严重威胁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表示。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我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和粮食产量波动呈加大趋势。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农业产量波动幅度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发生变化，病虫害加重，生产成本和投资进一步增加。有专家分析称，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降水量变化、升温导致的蒸发量增加、工农业用水量增加以及水资源调配问题，我国六大江河的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北方部分河流发生断流，大大加剧了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失衡的矛盾。南方汛期降水增多，多次发生流域性或者区域性大洪水，因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较大。

　　徐影称，近30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上升约0.09米，平均上升2.6毫米/年，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毫米/年)，加之台风和风暴潮灾害频发，沿海地区遭受不利影响增大。海水温度升高和海表酸化导致近海生态系统退化。

　　名词解释

　　天气、气候与气候变化

　　天气是指短时间(几分钟到几天)发生的气象现象，如雷雨、冰雹、台风、寒潮、大风等。

　　气候是指长时期内(月、季、年、数年、数十年和数百年以上)天气的平均或统计状况，通常由某一时段内的平均值以及距平均值的离差(距平值)表征，主要反映一个地区的冷、暖、干、湿等基本特征。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值和气候离差值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气候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气候离差值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愈明显。

9、包装为何不能简单点？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9-14 张武丁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109/t20110913_706076.html

　　中秋节的到来，又掀起了一场月饼销售、抢购大潮。在各大包装精美、价格昂贵的月饼礼盒背后，引起了消费者对于日常生活中商品过度包装现象的高度关注。商品的过度包装在耗费资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并且加重了对环境的污染。

　　细细分析一下，控制生活固体废物的产出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消费者的认识和处理；二是产品制造者的包装理念和回收制度；三是生产工艺的科技装备和应用。正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五条的规定:“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实行污染者依法负责的原则。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口者、使用者对其产生的固体废物依法承担污染防治责任。”由此可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责任者应该包括使用者、销售者和生产者。那么如何转变责任者对于生活固体废物处理的思路呢？

　　从消费者角度看，应加强宣传。要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提倡资源节约。宣传污染危害和垃圾处理难度，提高全民防治意识。如今，市民只记住了生活固体废物分类的简单概念，并没有掌握操作所需的常识。很多人无法正确分类垃圾，甚至无法正确识别分类垃圾桶。不正确地垃圾分类，例如把易腐烂有机类、无机可回收类、建筑垃圾类、有害危险类(废电池、荧光灯管、过期药品等)等混在一起，往往加大了处理难度。要提倡购买包装简单的物品；坚持不购买过度包装的物品，抵制非环保方式生产的物品。有意切断生产过程、使用过程乃至使用后不顾及环保观念的商品消费市场。要鼓励低碳生活、物尽其用。

　　从销售者角度看，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相关包装服务工业发展很快。满足市场的需求无可厚非，可是毫无节制的奢华包装，以及过多生产的一次性物品，都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目前，污染防治法律法规都对直接产生污染的企业及其生产过程给予严厉管理，却对产品使用之中、之后乃至报废期间的间接污染问题涉及不多。这也是固体废物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厂家包装生产的把关，首先要求优先选择无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企业应当对产品进行合理包装，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和包装性废物的产生。执法部门要严格审核，执行到位，督促企业减少过度包装，积极建立回收机制。《清洁生产促进法》中明确规定，不履行产品或者包装物回收义务的企业，将给予相应的处罚。

　　从生产者角度看，环保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早已将从优利用、减少产生和回收利用规定在法条里了。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已对相关违法行为作了详细规定，对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处以相应的经济处罚。生产者制造产品过程中，贵在从严检查生产，严格执行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要求配置建设项目需要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并且按需运转相应仪器，不得擅自关闭、闲置或者拆除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另外，积极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避免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造成其他环境污染。

总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不断增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人们需求不断提高，固体废物产生量也在不断增加，资源的消耗和浪费越来越严重。加强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宣传教育，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势在必然。对消费者重在宣传，对厂家包装关键在严格执法，对生产者制造贵在从严检查，严格执行法律。

10、环境诉讼启动难问题亟待破解

来源：法制日报2011-09-14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9/1141315960975_1.shtml

　　当前我国正处于环境问题高发期,重大污染事故频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环境诉讼司法程序启动难成为加强环境司法保护的最大障碍。加强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是遏制污染、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殷切期盼

　　我国目前正处于环境问题高发期,重大污染事故频发,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当前污染随处可见,但进入诉讼程序的却不多。一些专门为审理环境案件设立的环保法庭甚至面临案源不足、缺案可审的窘境,司法程序启动难成为加强环境司法保护的最大障碍。

　　司法程序启动难的原因分析

　　根据笔者的观察,环境案件司法程序启动难的表现与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公共利益代表主体缺失,无明确受害人提起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了起诉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原告要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污染在给公民、法人造成直接损害的同时,往往还对国有资源与公共环境造成损害。我国物权法虽然规定了水流等自然资源的国家所有权,但当国有资源受到污染损坏时,由谁代表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提出索赔,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但两者之外的情况如何处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大量的环境污染损害未能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企业污染、政府治理、老板赚钱、纳税人负担”的怪象普遍存在。

　　二是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因环境污染受到损害的个人、法人或其他社会主体,有权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法律救济,这种权利就是诉权。诉权是请求法律救济、启动与延续诉讼程序的权利,有学者甚至将其上升为宪法性基本权利。毋庸讳言,确实存在人民法院不依法受理环境污染受害者起诉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民事诉讼法中集团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制度不完备;环境污染受害人众多,往往酿成群体性事件;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不愿当地发生的污染事故在司法程序中被公开,或者由于污染企业与当地财政、就业密切相关,使地方人民法院的正常受理工作受到干扰。

　　破解司法程序启动难的有效路径

　　加强环境司法保护力度,是遏制污染、建设生态文明的迫切要求,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殷切期盼。近年来,“两会”代表委员不断提出建议提案,呼吁通过制度创新,加强环境司法保护力度。破解环境司法程序启动难题,对加强环境司法保护至关重要。

　　一是明确环境污染国家损失索赔主体及其诉权。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但在其他环境领域,法律没有规定应由哪些机关、通过什么途径进行索赔。有必要推广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规定,明确国家损失索赔主体。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6月下发《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要求各级法院“依法受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实践中这类案件很少。

　　二是完善环境污染集团诉讼、代表人诉讼制度,保护受害人诉权。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具有群体性特点,民事诉讼法对处理群体性纠纷规定了代表人诉讼与集团诉讼。美国民事诉讼法将集团诉讼规定在第23条,其下有7款,每一款又有若干项。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只有两个条文,也缺乏相应的司法解释。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导致人民法院面对蜂拥而至的民事诉讼时,进退失据。完善集团诉讼制度,有助于明确诉讼程序,便于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理环境诉讼案件。

　　三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行政诉讼法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限制了公众利用司法途径制止违法污染行为的可能性。有必要在环境领域适度放开原告主体资格条件,赋予公民个人或一定的社会团体对污染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建立中国特色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四是建立重大污染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行政前置程序。重大污染事故本身就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由于受害人众多,即便采取集团诉讼,其庞大的当事人队伍、证据数量也超出了司法诉讼程序的正常容量。同时,污染事故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纠纷的预防与处理,都有赖于采取行政手段,快速动员各方面社会力量。

　　一些法院因为担心没有能力协调处理,或者受制于外部干扰,难以依法受理相关案件,这是当前不容回避的社会现实,但却严重影响人民法院形象以及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有必要将现行行政主导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置方式制度化,建立重大污染事故民事纠纷行政前置程序。可以借鉴劳动合同纠纷、证券欺诈赔偿纠纷等,明确设置一定的前置程序。一方面尊重中国国情,有助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明确司法主管范围,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与权威。

11、消失中的“香格里拉”（二）

来源：中外对话2011年9月9日刘鉴强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517-Vanishing-Shangri-La-2-

云南人间仙境的和谐状况正在受到威胁。对于这个地区的未来发展方向，当地居民、政府和企业意见不一。请看刘鉴强发自中国西南山区的报道。

"大扎西一肚子不满意："这主要是政府造成的，因为他交给企业来经营梅里雪山，企业把它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钱拿走，不好的东西全留在这里，比如垃圾"。"

雨崩村的藏民迫切需要电和一条公路，这是高山区，天气寒冷，没有电，取暖、烧开水，一切全凭烧柴；没有路，建筑材料运不进来，盖房子也全靠木料，所以森林盗伐时有发生。

村民阿鹰布说，客栈保持合适的菜量特别困难。因为没有电，所以没有冰箱，菜怕坏掉，所以不敢买多，只好隔几天就徒步出山去县城买一次菜，他习惯了走山路，比游客快得多，可来回也要一整天。

当地政府迟迟不给通电通路，村民们很不高兴。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位副局长说，他们想保持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平衡。如果从遥远的山外把电引过来，线路会破坏森林，所以他们考察了雨崩的河流，觉得可以开发一个小型的水电站，既不大规模破坏环境，又解决用电困境；至于公路呢，他觉得还是不开的好，修路会伤害这里的环境与景观，“那就像在梅里雪山美丽的脸上添了一道伤疤。”他说，而且，他认为，如果修了公路，成千上万的游客将不可控制地涌进来。

他提出另一个方案：在不太伤害景观的地方修建一条索道以代替公路。索道既可运人，也可运进货物，运出垃圾。

但电和公路的方案只是在设想中。梅里雪山国家公园局虽然想解决问题，但正如上篇文章中提到的，目前其权限不够。而当地县政府的意愿也不强，因为梅里雪山景区由州上的旅游公司管理，县里认为，既然州政府派出机构管理，那应该由这些机构来处理景区内的基础建设。但收门票的旅游公司是个企业，赢利是其主要目标，社区建设不是它的责任。于是，对雨崩村来说，来自政府的基础建设，似乎只有那个向游客收门票的管理站。当然，门票收入，村民是拿不到的。

雨崩没有电，村民们引溪水发电

在大山另一边的明永村，门票收入造成村民与旅游公司更大的矛盾。举世闻名的“明永冰川”就以这个村子为名。卡瓦格博峰覆盖着万年冰川，冰川从峰顶一直延伸到海拔2700米的明永村森林地带，这是目前世界上最为壮观和稀有的低纬度低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但现在冰川退缩的痕迹非常明显，明永人、旅游公司明永管理站的大扎西告诉我，冰川长度11公里，最近10年来大约消失了一公里。冰川融化的原因很难判断，人们倾向于用“气候变化”来解释。

明永冰川年年退化

如同雨崩村，明永冰川是梅里雪山旅游的另一处重要景点。冰川脚下的明永是个藏族村庄，全村51户，300多人，家家户户为游客提供牵马上山服务。在前两年，每家每年差不多收入七、八万。但最近修路，从香格里拉机场到德钦开车要十来个小时，所以客人减少，收入剧跌。

旅游公司与明永村藏族百姓的矛盾此时凸显出来。百姓认为，景点的门票收入，应给世世代代居于此的百姓分成，实际上，旅游公司所收的80元门票中，有5%是给当地政府的。但当地百姓从没见过这笔钱。

现在牵马的收入少了，村民更不满意，在过去的几个月，时常发生游人与当地人的纠纷。如果客人骑马上山，村民尚有收入；如果客人宁愿自己爬山两三小时去看冰川，村民就一分钱也赚不到。所以村民们在路口拦着，客人若是骑马，那么热情接待，105元一位；如果不骑马，对不起，请您交10块钱进山费。

不骑马的客人可就不高兴了：“我已交了80块门票钱，凭什么再要我10块钱？这不是打劫吗？”于是起了争执。村民不高兴，游客更不满意，10块钱不多，但认为收得没道理，后来投诉不绝，当地政府来协调，不久前刚强制取消了这10块钱的收费，但无法让百姓心服：你们拿走了钱，凭什么让我们老百姓吃亏？

我骑马上山，两个小时后即可看到冰川了。观看冰川的木质阶梯年久失修，有些木板两边的钉子不起作用，若不小心，脚踩上去，板子会活动，楼梯那么陡，一旦踩滑，可就危险了。观景平台上的角角落落里有不少垃圾。

明永明川观景台上的垃圾

谈起这些事，大扎西一肚子不满意： “基础设施老化了，没人去管，栈道没有人维修。电没人管、水没人管、泥石流没人管! 这主要是政府造成的，因为他交给企业来经营梅里雪山，企业把它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钱拿走，不好的东西全留在这里，比如垃圾。”

滇西北是中国旅游最热的区域，这里有虎跳峡、玉龙雪山、泸沽湖、长江第一湾、老君山、普达措国家公园等，但最壮美、生物多样性最丰富和最有文化品质的，还是梅里雪山。究其原因，一是大自然所赐，二是当地百姓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祖祖辈辈对梅里雪山的保护。

梅里雪山是全世界6000米以上唯一未被登山者征服的山峰。1991年，中日联合登山队攀登此山，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对着卡瓦格博峰跪拜煨桑，祈请山神显圣，阻止这些不敬神山的外来者。后来暴雪突至，17名登山者遇难。1996年，日本登山队又来尝试，当地百姓在澜沧江桥上阻拦，表达强烈愤怒。此次登山又以失败告终。后当地政府尊重当地居民意愿，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将梅里雪山定为禁止攀登区域。

当地百姓自古以来有保护神山的传统。阿鹰布说，30年前，乡政府计划在雨崩开一个伐木厂，砍伐神山树木，增加当地人收入。但老一辈乡人强烈反对，说宁愿穷得要饭，也不能破坏神山。

明永村居民大扎西说，神山对居民的护佑，祖祖辈辈都看得到：这里生态丰富，气候舒适，从来没有爆发过什么战争，没有遭受过很大的自然灾害，没有过传染病，居民幸福平安。

大扎西说，正因为藏民族有宗教信仰，才保护了这片原始森林，“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文化，梅里雪山早被砍光了。”

但当地政府显然没有充分肯定居民的贡献，在建了收费站后，便把门票收入拿走，居民分不到利益。政府对社区的基础建设投资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大山深处的雨崩村，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医疗，村民被迫与现代生活脱节，不但伤害了村民与政府间的信任，也造成对神山的破坏。

与保护生态、促进社区发展相比，当地掌握资源的人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金投向能带来经济收益的项目，甚至是破坏环境与生态的工程。

八月，云南媒体报道，梅里雪山所在的德钦县决定在雪山周边“打造12个人工湖泊，再现梅里雪山13峰风采，以满足游客和摄影发烧友观景的需求。”公众纷纷表示质疑，担心此举破坏环境。

几天后，我又收到位于梅里雪山外转经路上江坡村村民的呼吁书，信上说，江坡铁矿擅自进行露天开采，江坡村及周边10多个村子扬尘纷飞。由于剥离放炮的影响，部分房屋墙基、墙体开裂，直接影响村民的人身安全。矿业公司将废弃矿渣倾入澜沧江内，对沿江一线造成极大的水污染，“我们世代繁衍生息之地受到威胁，请愿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不可遏制的“发展冲动”，是梅里雪山面对的最大威胁。

在雨崩呆了三天后，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山越爬越高，雨崩村越来越小，它在雪山之下，密林之中，显得那么神秘、美丽，充满和平的气息，像极了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我对它依依不舍，又为它怀着深深的忧虑：“等我下次再来，‘香格里拉’，你还在吗？”刘鉴强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总编辑。

12、喜马拉雅小村庄面临冰川灭顶之灾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9月13日纳文•辛格•卡德加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522-Battle-of-a-Himalayan-village

一个遥远的尼泊尔小村庄正竭力从冰川湖洪水灾害中拯救当地独特的佛教文化。纳文•辛格•卡德加从尼泊尔发来报道。

“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有大约四千座冰川与湖泊，大多数的情况都与胡姆拉地区的哈尔吉村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无法控制。”

尼泊尔西部的胡姆拉地区有一个哈尔吉村，这里的村民信奉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村子中心一座建于11世纪的寺院——仁钦林寺，是尼泊尔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在藏区极受崇敬。村民们十分担心这座寺院会被高山上俯瞰村庄的冰川湖洪水与泥流而损毁，甚至被淹没。

在过去的五年中，几乎每个夏天，哈尔吉村都要遭受冰川湖洪水的袭击。最近的一次发生在约两个月前，两所房屋被摧毁，四匹马被卷走，庄稼地有些被一洗而空，有些至今还埋在沙土里，这些田地今后许多年都会是不毛之地。有人担心，冰川湖洪灾将毁坏整个社区。

村民们说，这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只比被洪水侵蚀着的河岸高出15米。他们十分担心下一次达措湖再爆发像今年这样的洪水，这处千年圣地将难逃厄运。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啊。”哈尔吉村的村长科居·欧江·塔曼叹道，“这是我们宗教文化的根脉，假如我们失去这座寺院，真叫人难以想象。”当地社区对寺院非常崇敬，他们相信正是他们的寺院保护他们免遭洪水与泥流的伤害。

塔曼先生说：“由于寺院的庇佑，村庄所遭受的洪灾都发生在白天，人们可以及时避难，因此没有人员伤亡。假如灾难发生在我们正熟睡着的夜里，那该有多少人早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奥斯陆大学的阿斯特丽德·赫伍登一直在哈尔吉村做博士论文调研，她亲证了这座寺院在社区100多户居民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她说：“发大水的那天晚上（六月），当河水水位开始下降到正常水平时，寺院的僧人们在寺院里进行了一场庄严的宗教仪式，为村庄的安全祈福。自从村民们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来，他们就在邀请外地德高望重的喇嘛来举行祈福仪式来保佑村庄。”

除了祈福活动，村民们还采取了一切他们能想到的行动来保护寺院，保护家园。尽管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曾奔赴首都加德满都敲开了总理办公室的门，还找当地官员与国家规划委员会反映情况。他们的努力换来了部分的资金支持，用这些钱，村民们用石块和绳索修建了防洪堤坝。塔曼说道：“我们村每家每户都志愿修筑这些设施，不要一分工钱。”

但是村民们说，从纳木那尼峰上5300米处的冰川湖中飞泻而下的洪水和泥流，一年比一年危险。该地区的一名社工、喇嘛曼加尔说：“我们守护村庄的努力，无法与洪水的威力抗衡。”

喇嘛先生与当地其他人都说，当他们登上达措湖所在的地方，发现湖就在一块悬空的冰川后面。喇嘛先生说：“我们看到冰川上有一些巨大的冰裂缝，原来这就是每年六月遭遇洪灾之前我们听到的巨大声响的来源。显而易见，冰裂处的巨大冰块可能会坠入冰川湖中，引起湖水溢出，造成了下游的洪水与泥流。”

一些科学家称气候变化加速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融化，不但使原来的冰川湖危机四伏，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冰川湖。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地区有大约四千座冰川与湖泊，大多数的情况都与胡姆拉地区的哈尔吉村所面临的情况相似：无法控制。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成立的尼泊尔国家适应行动项目将该地区面对冰川湖泊洪水爆发的脆弱等级定为“极低”，这件事一直有争议。

喇嘛先生说，一些村民很沮丧，甚至开始考虑越境逃难到西藏。“走到最近的尼泊尔地方政府所在地需要5天，而走到最近的西藏市集塔克拉克只需要12小时，不仅如此，所有村民都讲藏语，完全保持着藏地的习俗。”

当地人说他们不能把寺院和住宅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塔曼说：“一旦我们搬迁寺院，它的宗教与历史价值就荡然无存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们数百年来完整的宗教与文化体系即将瓦解，面临终结。”

纳文•辛格•卡德加是BBC尼泊尔语频道记者，一直关注环境问题，侧重研究气候变化与喜马拉雅生态之间的关系。

13、被围猎的海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09-14 杨晓红孙涛覃敏

http://gcontent.oeeee.com/3/90/390e982518a50e28/Blog/93b/31de19.html

摘要：填海造地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有人将中国的填海热潮归为三次，也有人归为四次。无论如何，没有人否定，眼下从南海、东海、黄海到渤海，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每天都在加速上演着填海大戏。

2011年2月，大连黄白咀灯塔附近，大面积的填海工程如火如荼。

唐山曹妃甸巨大的人工港口，成为中国标志性填海工程。南都记者孙涛摄

2010年我国海岸线长度与1949年初期相比，缩减近2000公里，沿海湿地损失了一半多。

填海造地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有人将中国的填海热潮归为三次，也有人归为四次。无论如何，没有人否定，眼下从南海、东海、黄海到渤海，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每天都在加速上演着填海大戏。

“十一五”期间，我国计划通过填海造陆工程，每年增加700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新增一个新加坡。然而，大片陆地增加背后，必然是海岛、海岸线、大量滩涂湿地和原生物种的消失，越来越严重的海洋污染和日渐频繁的海洋灾害。

曹妃甸4年填出13个澳门

这是一片每天都在生长的土地。

从东西向的曹妃甸新区北环路向北拐，不多远即可到达渤海海岸。海堤外，吸沙船将从海底搅起的大量海沙，吹进数百米外的沙田内。黑色的沙幕如巨龙在海岸冲撞，沙子沉下，海水流走，一块块黑油油的土地便生长了出来。

尽管已经过了填海最热闹的前三年，但直到今天，在唐山曹妃甸新区这个号称全国最大的填海工程所在地，吹沙造陆依然每日不休。

“往北是填海前的陆地，往南就是大海了。”如果没有人介绍，外地人很难认出，宽敞漂亮的北环路就是以往的海岸线。

曹妃甸，本是一个离岸18公里的小沙岛。14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率船队路过，一曹姓爱妃不幸病逝，就地安葬于此。小岛直到近代仍荒无人烟，但天生丽质难自弃，经地理探明具备建造大型深水港独特优势的它，如今一派轰轰烈烈。

2003年，随着连接唐山和曹妃甸的唐曹高速路建成通车，一批批建设者涌向小岛，以每天几十个亿的资金改造着这片海域。去年7月，为解决填海缺沙，河北钢铁集团矿业公司计划将2000万吨采矿剥离岩土，运往曹妃甸。

于是，短短三四年内，海洋退去，大片陆地“长”了出来。一座建于2006年的灯塔，如今依旧每晚孤寂闪烁，但已被重重包围在陆地之中，听不见潮起潮落。

这里的土地新得连名字都还来不及取。“因为填海造陆时，每向前推进1公里，坐标上便标为1+，于是这许多新生的土地，便由最初工程人员的叫法延续了下来，比如1+、2+……直到18+”，岛上一施工人员估算，目前围绕曹妃甸造陆的推进，已在小岛周边造成了18公里长、16公里宽的一片新大陆，“相当于13个多的澳门”。

地处渤海湾北岸冀东平原区南缘的曹妃甸新区，是中国环渤海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也是国家“十一五”重点建设工程。体制规格为副市级的这一新区，规划面积1943.72平方公里，大量土地资源来于填海造地。按计划，到2020年，这一新区将填海造地(包括滩涂造地、盐田造地、沿海养殖造地)487平方公里，占到曹妃甸新区可使用面积(630平方公里)的77.3%。

在这片目前全国也是全世界实际最大面积的填海所造陆地上，除了几处近海工地仍多见货车穿行，四通八达的马路显得空空荡荡，近海的南堡经济开发区，还裸露着大片荒地。

“配套硬件都有了，已经建成运营的企业有首钢以及三四个码头，其它土地大多闲置，”一园区工作人员称，“现在最盼的就是投资客。”

第4次填海大跃进

大规模填海造地，远不止唐山曹妃甸新区。

去年7月，参加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等14部委联合对《生态补偿条例》所进行调研活动的专家组成员、北大教授汪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当前全国沿海11个省市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形势，一口气连用了三个“很严重”来形容。

“国内围海造地的情况非常普遍，在我国沿海主要集中在天津、辽宁、江苏、上海和广东等地”，长江黄河集团公司副总裁樊峰宇认为，从2002年我国确权填海面积2033公顷，到2010年确权填海13598.74公顷，填海面积增加6-7倍，“就已经是填海大跃进”。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都有填海利用。但上世纪40-50年代的填海，主要是用于围海晒盐；60-70年代时，沿海各省则进行滩涂围垦，扩展农业用地；到80-90年代时，沿海各地再次围垦滩涂、用于海产养殖；2003年以后延续至今，各海岸省份则又纷纷填海造陆，兴建工业开发区、滨海旅游区，大量的重工、化工等产业相继布局海岸。

“无论是将我国的填海热归为三次，还是四次，都不能否认当下全国新一轮的填海热”，一海洋学者纵比，从1949年至上世纪末，我国沿海地区填海造地总面积1.2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围填海230-240平方公里，而“十五”期间，全国每年填海造陆面积，已增加到近300平方公里；“十一五”期间，则计划每年增加造陆7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

如果摊开一份中国地图，会发现从南海一路北行，东海、黄海、渤海，到处都可见填海运动，最集中地区处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辽宁莱州湾、山东胶州湾等环渤海湾地区。

“从辽宁营口、到秦皇岛、曹妃甸、到天津滨海新区……甚至最南边的海南岛，到处都可见到填海”，去年底开始沿海岸线拍摄灯塔的北京一摄影师形容，整个中国海岸线都在冲动之中。

国家海洋局一份填海统计表明，2002年前后，填海面积最多的前三个省分别是：江苏，填海面积98283.96平方公里；福建，72369.25平方公里；上海，14832.19平方公里。

“沿海地区之所以热衷围海造地，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紧张，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不准触碰基本农田，即使占用耕地，还涉及拆迁补偿，所以沿海省市就向海要地了，而且造地成本大约每亩20万元左右，如果卖地给开发商，每亩至少500多万，一本万利”，汪劲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调研过程中这一现象印象深刻。

一家全国知名地产公司算了一笔账，认为目前填海造陆成本每亩13万-19万元，政府卖给企业的建设用地价格每亩20万-33万元，而如果卖给地产商，以最常见的多层或小高层容积率计算，一亩地可建房面积533～1666平米，中国南方卖房收入在320万～1000万元，北方则在213万～666万元。海南凤凰岛住宅区，房价每平米高达10万元，创下了全国填海建房房价之最。

“填海第一案”流产

2009年，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对外承认，渤海周边向海要地的情况非常严重，查处案子中大部分是违法填海，当年仅曹妃甸就查处10多起非法填海造地行为。

“按《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凡造地50公顷，就需要国家批准，为规避法律约束，沿海许多地方就采取化零为整的办法非法填海。”汪劲教授称，在对全国填海造陆调研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即使有法律约束，各地还是一造(陆)就是几百上千公顷。

“2002年之前，填海是无序无度无偿，有了海域法之后，依然监管很难。”国家海洋局相关人员坦承。

即使被称为“中国填海第一案”的海达案，在拉锯数年后，最终仍不了了之。

2003年11月28日，山东威海荣城海达造船有限公司接到国家海洋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退还非法占用海域，恢复海域原状，并根据占用海域的时间、面积等，处以人民币51.318万元罚款”。

面对行政处罚单，海达不服，反将国家海洋局推上了被告席，认为自己填海是经荣城计委同意、并在2002年《海域使用管理法》实施之前，不应该被海域法追究。

2004年2月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庭辩激烈，就处罚所依据法律争执不下。“我们没有获得威海市政府审批，也没有办理手续，但是我们的填海行为发生在2001年3月至12月之间，那时海域法还没有施行，应该按照1998年实施的《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进行处罚，即罚款1万元以下”，海达律师潘修平坚持。

“海达公司一直在(扩大)填海造地，去年6月5日，海达公司填海面积实测39亩，8月18日中国海监北海总队实测为57.02亩”，海洋局代理人当场反驳。是年9月，海达二审败诉不服，继续上诉至北京高院。

2004年12月15日，在北京市高院驳回上诉后，海达公司没有继续上诉。行政处罚的有效期限是2年，可是，直至2007年11月16日，海达公司被武汉百步亭集团并购，海洋局的这纸行政处罚还是没有被执行。

“中国填海第一案”之后，尽管沿海各省、市填海造地行为越来越疯狂，被诉诸法律的却几乎为零。

国家海洋局相关人员表示，非法填海除了典型的“三无”(即没有开展海域使用论证、无海洋环评、无海域使用权证)以及边建边批现象外，超批准面积用海也大量存在。

去年，中国海监唐山支队在“京唐港7万吨级通用散货泊位填海工程”检查时，就发现该工程实际填海面积超出了经批准面积107.22亩。而海航集团的海口西海岸人工岛项目，环评公示时称人工岛项目将填海29公顷，去年海南省核发的海域使用证上，整个海域使用面积变为49.2968公顷，而海航集团该项目招标书上，这一人工岛填海面积又变成了197公顷。

按国家海域使用规定，每占海1亩约需交纳3万元海域占用金。自海域法实行以来，国家海洋局公开的全国填海所缴纳海域使用金，从2004年17892.7万元，一路上涨到了2010年的782175.00万元，增涨约46倍。

消失的和增加的

每年8月，都是渤海湾沿岸渔民收获海蛰的季节。

船老板大刘站在船头，一边看工人们搬运海蛰，一边记账。“七八年前，就在曹妃甸附近打鱼，也能满舱而归，现在就算跑到离曹妃甸10-20海里以外的地方打鱼，大多时候也只能打半舱。”大刘说填海之后，海水越来越脏，能打到鱼越来越少。

由于中国海岸的填海行为多在海湾进行，与曹妃甸类似，一般先让大批海岸线裁弯取直，令海洋萎缩，海岛消失，原本宽广的沿海滩涂也被陆地一夜抹去，近海水质则年复一年无可争议地污染加剧。

2010年公开数据显示：我国海岸线长度与1949年初期相比，已缩减了近2000公里，沿海湿地则损失了一半还多（据《中国土地》刊文《填海造地，福兮？祸兮？》）。

填海最严重的胶州湾，在1928至2005年的75年里，缩减了35%；而环渤海海岸线，也从1970年的5399公里，缩短到2000年的5139公里，缩减260公里。同样，20年间，浙江省海岛减少200多个，广东省减少300多个，辽宁省减少48个，河北省海岛消失60个，福建省消失海岛83个。

因填海所致的大量河口湿地滩涂的消失，更是赤裸裸发生在沿海居民眼前。去年夏天，原山东东营观鸟协会环保志愿者任增颖发现，本可看到大群迁徙丹顶鹤的黄河三角洲湿地，居然也被化工园区占据。

去年，针对天津滨海新区大量填海，国家海洋局对这一区域海洋环境变化进行监测，发现在填海面积增加、湿地消减的情形下，近岸水质污染严重，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近海生物量和多样性指数偏低；海洋贝类受到铅、镉和DDT污染；海水富营养化严重……

“填海造地的风险，主要有三类，一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风暴潮、海浪等自然灾害，譬如形成海上的风暴、陆上的洪水；二是陆上通往海洋的河流系统被堵塞或者消失，破坏了联系海陆的中间生态系统；第三是海流变化，可能影响生物、鱼类的繁殖”，中国环科院副院长夏青跟国内大多数生态专家观点一致，认为目前填海“不动要比动好”，如第一类风险虽几率低，一旦发生就可能造成颠覆性影响。

全球围海造地最成功的国家荷兰，前些年因填海后遗症，将全国10%的农田再度变回了湖泊和海洋。“填海须慎重”，一专家比较，澳门100多年也仅填海增加了约20平方公里；同样土地资源极度紧张的香港，在造陆方面也一向慎行。

今天，在渤海湾曹妃甸，为了美化那片裸露的新生大陆，人们撒播了漫天遍地的虞美人，开得一片绚烂寂寞。当汽车奔走在全长18公里的唐曹高速路，G PS导航仪始终显示着一大片蔚蓝色的海水。路边一两只海鸥在暮色里匆匆飞过，不知是否还能认出昔日家园。

14、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艰难转身:电镀业转型升级之惑

来源：中国网2011-09-14　

http://news.china.com.cn/env/2011-09/14/content_23410562.htm

电镀是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用电量大，排出的废水与废气多。在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之下，电镀业显然首当其冲。

我们欣喜的看到，一些地方纷纷出台加快电镀行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浙江，日前，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厅长徐震表示，今年下半年，浙江省将全面推进五大重点行业污染整治，其中三季度重点是推出实施电镀行业污染整治方案。

政策引导之下，一些企业也纷纷上马先进工艺，节省能耗与减少污染物排放，但亦有企业在与利益的博奕之下，进度缓慢，转型升级被搁浅。

转型升级风渐大

进入八月，正是电镀生产、销售两旺季节，本刊记者在江苏和浙江两地采访时发现，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成为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口头禅”，多位县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坦言压力很大。

在压力倍增的形势下，这些地方关于电镀行业整治与转型升级的措施明显增多。

介于南京与上海之间的江苏常州武进区，电镀企业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工艺落后、产业档次低、环境污染重、安全隐患多等问题。

日前，记者从武进区环保局了解到，武进区60余家电镀企业将全面开展节能技术改造，实现清洁生产和管理。

采访中，多位电镀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节能改造意味着增加投入，但从长远来说，企业仍是受益的。

8月18日下午，浙江温州鹿城区电镀行业协会召开了一次会员大会，从会上释放出一个重要信息，鹿城区电镀整治入园工作成效显着，污染严重又不能根治的电镀落后产能如期关闭，全区电镀“低、小、散”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记者留意到，会前几天，当地环保、安监等部门对仰义渔渡村渡口路红枫山庄西侧一家非法电镀厂进行取缔。

在浙江金华浦江县，从今年4月起，该县对印染、电镀、造纸、化工等行业的36家工业污水排放量较大的企业试行“刷卡排污”。

作为浙北第一经济强县的海宁，电镀企业亦非常多。近日，海宁市政府按照“淘汰落后、控量提质、节能减排”的要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电镀行业转型升级的工作意见》。

记者采访获悉，《意见》的出台，旨在通过进一步整治和监管，推动电镀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促进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电镀厂艰难“转型路”

出台的相关政策表明，一些地方政府正在积极引导电镀企业转型升级，切实做到节能减排，“高压”之下，一些企业亦纷纷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改造。

但也有企业，仍然被短期利益迷惑，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之路异常缓慢。

在浦江采访时，一家名为信得利的电镀厂显现了出来，该电镀厂是全称为浦江信得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得利）的下属企业，当地环保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信得利电镀厂为浙江省电镀行业骨干企业，目前年产值达1.5亿元。

这样一家骨干企业是如何进行转型之路？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这家企业。

进入厂区是在下午三点左右，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整个厂区分成若干个车间，电镀、饰品车间等琳琅满目，每个车间独成一体，加工非常简陋，车间内污水横溢。在一电镀车间，工人正从水池中把一批批金属制品取出，堆放在车间一侧。

一些车间内废气袅绕、随风四处飘扬。

这些让记者有点意外，更让记者意外的是，废气大都没有经过相应处理排放了出去，而污水处理设施并没有运转。

采访获悉，2008年前，企业一直是依靠自主经营，在倡导节能减排、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当年，该企业也开始“转型”，只是其“转型”是对生产车间的经营方式进行责任制承包方式。

当地人士表示，说得通俗点就是对外招租，大量的招租直接导致的是电镀镀槽容量的大规模增加。

在浦江县环保局，办公室主任项柏青出示了一份落款为2011年1月20日的浦江县环保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10年6月1日，浦江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到信得利电镀厂生产车间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核定的电镀镀槽容量为312.916立方米，但其生产规模为491.24立方米，扩建部分未经环保部门环评审批。

突然超出178立方米，而生产工艺并无改进，仅为简单重复，水、电用量随之大规模增加，污水和废气也随之增多，而相关处理设施并未跟上。

业内人士表示，电镀车间生产需要用到氰化钠、氰化钾等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的有毒废气，这些废气需要经过吸收、处理才能排放。

在该厂东边不到100米，即有一名为亚太广场的小区，远小于3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是指生产有害因素部门的边界到居住区边界的最小距离），300米的标准沿用的是1989年卫生部的规定。

此外，周边还有幼儿园和医院，随意排放的废气引起了周边居民的强烈不满，要求企业搬迁的呼声渐高。

信得利负责环保的金天彬向记者表示，公司已花费100多万元购置了废气处理装置，但还未安装好。

记者在现场发现，未安装好废气处理设施，但生产照样进行，废气在源源不断地排出。由于气味大，一些亚太广场居民连窗户都不敢开。

转型之惑

地方政府多项措施剑指电镀企业，类似于信得利这样的企业缘何仍然头顶高压线运营。

分析人士指出，归根结底还是利益问题，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

针对于信得利超出规模的情况，浦江县环保局要求该公司在2010年6月30日前补办环评手续，但该公司置若芒闻，2010年12月29日，执法人员再次检查时，仍未办理环评审批手续，且扩建的车间仍在正常生产，此行为违反了《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基于此，浦江县环保局做出了行政处罚，责令超出环评审批规定的扩建技改部分停止生产，同时处罚人民币16万元。

16万元的处罚对于类似于信得利这样的电镀厂来说，显然难以让其引起重视。

据当地人士介绍，每个车间的承包费30万元，像信得利车间达到20多个，即便是按照金天彬说的14个车间，再加上电费差价等，利润惊人。

除此之外，业内人士给记者算了一笔简单的帐，电镀污水要完全处理好，成本一般在30元每吨左右，一个车间一天100吨水，每月3千吨，光污水处理成本就达9万元，如果企业偷排或者处理不到位，企业纯利润随之增加。

事实上，在利益驱使下，一些电镀企业往往选择了偷排。浙江、江苏当地一些官员在和记者聊天时也坦言，一些电镀企业受利益驱使，往往会偷排、漏排，由于具有隐蔽性强，很难发现，给环境治理带来很大隐患。

而用电量更是惊人，当地电镀专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一个电镀车间一般每月用电量3-4万度，为数众多的电镀企业，相对电荒严重的浙江来说，显然不堪重负。

尤其是在金华市单位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56%的前提下，这些数字尤让人忧心。

如何切实将节能减排、转型升级落到实处成了一大问题。

专家指出，电镀行业的发展，目前还面临着企业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简单；企业环保意识不强，资源利用率低；管理水平低，经济效益较差，绝大部分电镀企业仍沿袭粗放型经营管理模式，适应市场变化能力差等问题。“电镀行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摈除眼前利益，解决上述问题。”

尚普咨询发布的《2011-2016年中国电镀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显示，电镀行业须突破发展瓶颈、提高行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15、贵州等八省区出现石漠化 严重地区寸草不生

来源：CCTV2 2011年09月1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650808.html

　　石头地里的希望

　　什么是石漠化？简单来说，石漠化就是只见石头不见土地。它是在喀斯特地貌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荒漠化生态现象。石漠化严重的地方只见一片白花花的石头，看不见一块土地，有的地方甚至连沙漠都不如因为至少沙漠里很多地方还能有些耐旱植物生长，石漠化严重地区可以说是寸草不生。中国是世界上石漠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八省都有石漠化现象。其中以贵州最为严重。石漠化究竟会给当地人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一、只能种玉米的背后

　　贵州长顺县处于山区中，和其他很多山区不同的是，这里树木稀少，漫山遍野种的都是玉米。

　　长顺县磨油村村主任告诉记者，山上种的都是玉米的。今年因为干旱，一亩差点就20、30斤，好点就是50、60斤

　　今年31岁的长顺县竹子托村村民杨光辉也出生在这样的山区里。破旧的木板房就是过去全家人生活的地方。

　　村里的土地大部分都是石头坡地，土壤稀少，又缺少水分，除了玉米，大家不知道还能种什么。

　　杨光辉告诉记者全年一直都是吃玉米，甚至还不够吃。

　　我国平原地区玉米亩产普遍高于1000斤。然而像这样的石头地种下去玉米，一亩地一年下来多则收200斤，少则几十斤，遇到旱灾甚至颗粒无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过缺粮的历史。

　　杨光辉说，基本上2008年以前，短缺粮食是正常的

　　在广西省田阳县义安村，和贵州竹子托村一样，也是一个山区村落。

　　村民阳美蓬告诉记者地里以前种的都是玉米。

　　义安村生活着64户人家，然而全村平整的土地加起来也不过70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村民们不得不常年上山开垦土地。

　　村民告诉记者那样的地种玉米收也收不多。

　　为什么这里的村民都只能种玉米？而且产量都这么低？原来，这些村庄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

　　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学院教授熊康宁向记者介绍，石漠化，是一种在脆弱的喀斯特(岩溶)生态背景条件下，由于人类长期的不合理的一些社会经济活动，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退化，最后地表呈现像荒漠一样的景观。

　　一是缺土，二是缺水，对于当地农民来说意味着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石漠化总是和贫困相伴而生。在全国确定的592个国定贫困县中，224个分布在西南岩溶区所在的8省区市，占全国34.5%。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集中了当今中国约一半的贫困人口。

　　熊康宁说，人民的贫困，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是石漠化最明显的一个结果。

　　二、地球的癌症石漠化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罪魁祸首就是石漠化。据统计，贵州省被石漠化的土地面积达36000平方公里，占贵州省国土总面积的20.39%，而且土地石漠化正以每年9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石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而这个癌症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

　　石漠化地区岩石风化成一厘米土层需要一万年的时间，一旦丧失，若想自然恢复，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因为难以恢复，石漠化又被称为地球的癌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建华告诉记者，(岩溶地区)这样一种脆弱性的话，那么人为就一干扰它，它恢复过来的时候，那么就很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这种人为的干扰却一直在持续，我国的石漠化发生地大多数为老、少、边、穷地区，人均耕地大多不到一亩，而大部分土地平均产量却只有平原地区的十分之一，于是过度开垦便成为了这里的常态，土壤流失也就日益严重。

　　竹子托村村支书告诉记者，过去山顶上都种了苞米，全部都是苞米。

　　石漠化治理当中的另一个难题是植被的恢复。对于石漠化地区来说，植被十分珍贵，然而经济贫困、能源短缺却让植被成为了这些地区烧水做饭的主要能源。

　　义安村村民阳美蓬：每天都砍一捆60、70斤的柴火背回来。

　　曹建华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石漠化的问题是最严重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口密度很大，就必须要有粮食，必须要有能源。

　　我国岩溶地区人口密度高达208人/平方公里，相当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153.3%，是岩溶地区适宜人口承载量的两倍，人地矛盾成为了治理石漠化最大的一个难题。

　　曹建华介绍，在欧洲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在岩溶地区，人与自然能够相对和谐共处的时候，人口密度大概不超过一百人每平方公里。

　　要想解决粮食和能源问题，就必须改变这些地区单纯依靠种植玉米的现状，让不适宜耕作的土地退耕还林，让能够耕作的土地种上产值更高的经济作物，换取粮食和能源。但是连年干旱加上水利基础设施的缺乏却让他们无从下手。

　　竹子托村村民杨光辉告诉记者，因为全部都是石头，土地浅薄，水分不够供养，遇到干旱的时候，就吸收不到水分了。

　　就算经济作物存活下来，如何把产品运输出去也是一个难题。修建道路、水利设施，培育经济作物等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但是在这些山区里建设基础设施，需要投入的资金往往是平原地区的几倍，而我国石漠化主要涉及的451个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7%。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治理资金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竹子托村村支书说，在2008年以前，把外出务工等等这些都加进来，人均收入也就是毛收入才1300多。

　　就这样，过去几十年，治理的速度无法赶超石漠化扩张的速度。这一地球癌症在中国日益扩散，每年中国被石漠化吞没的土地相当于一个县的国土面积。从1987年到2005年的18年间，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增加了近4万平方公里，超过了整个海南岛的面积。

　　为了养家糊口，杨光辉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只能外出打工，养活自己的家人。

　　杨光辉说，不够吃后来再想办法，去借或者在外面打点零工。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形成石漠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流失严重，但是贵州当地向来就流传着“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说法，自然条件恶劣反而刺激了当地人对土地的过度开垦，这又加剧了水土流失的状况。再加上连年干旱，贵州的石漠化扩散速度一天天加大。这个地球癌症难道真的是不治之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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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英团：有GDP至上就有高尔夫疯狂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9月14日刘英团

http://bj.house.sina.com.cn/news/2011-09-14/0857375001.shtml

　　有资料显示，自2004年国办“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以来，各地又建设了400多家球场，发展到现在的600多家，而正规审批的仅10家左右。今年4月份，中国高尔夫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包括练习场在内全国的高尔夫球场早已超过1000个，“黑户球场”大约占到97%以上。纵然如此，各地建高尔夫球场的热情依然有增无减。有报道说，目前有大约250个高尔夫球场在建设中，已列入未来建设规划的超过500个。套用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的话说：“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违规用地问题相当严重。”在2010年国土资源部通报的8起案件中，有4起都涉及违建高尔夫球场，其中地方政府违规占半，部分违规项目已得到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从媒体曝光的案例来看，相当一部分未经审批的高尔夫球场通常用偷换概念的形式，以体育公园、生态园、休闲园、绿化项目、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经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审批建设。

　　一个违法项目的诞生，一定是多方协作的结果。与开发商的“大胆”相比，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的表现可谓“淡定”。从立项开始，开发商和当地一些部门就以各种名义掩人耳目，而建设过程中对农田、林地的侵占，相关执法部门则视而不见。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将高尔夫球场作为城市投资环境的名片，将高尔夫球场看做是拉动经济的好项目。“高尔夫”就在眼前，面对媒体的追问，一些政府领导表示对建高尔夫球场是否违法仍“存疑”，广东惠州市惠阳区副区长刘毅峰的“没洞不算球场论”，就是典型的例子。

　　一个违反国家规定的项目为何能一路“绿灯”？究其原因，首先，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GDP，迫使一些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默认或放纵高尔夫的“疯狂”；其次，开发商投资少、风险小、收益大。资料显示，球场的投资3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纵然被查处，几十万的罚款，还不是九牛一毛？此外，多数高尔夫球场还有配套项目，如高尔夫球场往往跟房地产的开发特别是高档住宅别墅还有一些休闲中心捆绑在一起。这样的话，高尔夫球场就算不赚钱，但如果把这些东西算在里面，它的利润就很高了。

　　“我们搞高尔夫球场是为了提升档次，将珠宝产业园打造成国际性综合性的产业聚集基地。”开发商金玉东方公司如是解释惠州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初衷。但是，确保18亿亩耕地是国策，只要国策不变，我们就不能容忍产业园“长”出高尔夫。否则，将会纵容更多的违规行为，使得原本就难以遏制的违规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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