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领队赵连石说，丹霞地貌是一种古老的地质形态，是厚达300-500米的红色砂砾岩层被流水、风力等风化侵蚀而成。这种岩石富含铁，在第三纪晚期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发育，因为温度高，铁被氧化，岩石呈现出红色。因为红色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很庄重的颜色，所以许多庙宇会修在丹霞山中。丹霞地貌不但是自然景观，也是文化景观，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中国的丹霞地貌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因为天阴下雨我们没有拍成什么照片。

到是离黄河源越远，到了有越来越多的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我们看到沿途这样的开发和生活就多了。

河边的企业

河边的挖沙

公路边

黄河进入甘肃以后的路边生活

开发中

路过刘家峡水电站库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请来了黄河十年行要跟踪采访人家——王玉发。刘家峡水电站位于甘肃永靖县境内，是黄河上游第一座由我国自主建造的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建成以来，为西北工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支持。

刘家峡大坝

采访跟踪采访人家的男主人王玉发

“黄河之水天上来”，到了刘家峡，却来了个大回转，所谓九曲黄河，在刘家峡就能够看到第一曲，刘家峡水电站的拦河大坝就锁在这段河谷中。刘家峡又是黄河三峡之一，黄河三峡因永靖境内黄河之上的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而得名。在流经永靖县境内107公里的黄河主道上，大自然奇迹般地造化出了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三大峡谷无比秀丽的山山水水，浩荡高峡之间，勾勒出风情万千的绚丽画卷。

2010年刘家峡大坝前

2010年拍的刘家峡水库

近年来，依托刘家峡水电站的水库优势，当地大力发展水上运输和旅游经济，使刘家峡水库打出了“黄河明珠”和“兰州后花园”的旅游品牌，被国家命名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黄河十年行的特色主要是采访住在黄河边的贫民百姓。所以在我们跟踪的人家中，基本都是受经济大潮影响的普通人。

王玉发就是一个在刘家峡水库景区揽活的普通出租车司机。

2010年我们采访王玉发时得知，王玉发所在的村子是甘肃省永靖县杨塔乡胜利村马家山。当年水库蓄水淹了他在山谷里的老家，他的爷爷、爸爸和叔叔伯伯们一起搬到了山上。他爸爸结婚以后从老家分出来，在半山腰建了一所房子。

王玉发本人曾在外面打了十几年工，后来回到家乡娶妻生子。2010年儿子9岁，寄宿在亲戚家上小学。现在家里主要的收入是在景区开出租车，平均下来每月挣2000块。出租车是去年花7万块买的，贷款五万，亲戚朋友也借了一点。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不过是尽快还清买出租车的贷款，最好能供孩子上大学。

王玉发家有八九亩耕地，收获的粮食和蔬菜基本都自给自足。此外，他家里现在还搞一点副业，养了一头牛，一头猪，几十只鸡，还有一百棵花椒树。不过花椒树要等三年才能结果，那时不知道市场行情如何了。

王玉发虽然是水库移民，却没有移民补偿。他说，老家被淹的时候，他爸爸还没有从老家分出来，当时房子耕地登记的都是家中的长子也就是王玉发大伯的名字，后来移民款就按照登记的名字发。

2005年以前，国家没有给水库移民每年600块钱时，他们的日子虽因水库而被改变，倒也还平静，因为大家都一样。可是2005年后，国家给每个水电移民每年600块钱，王玉发家有四口人，如果能拿到这笔钱，那他家一年是可拿到2400块钱的。同样是水电移民，村里有人拿到了，自己没有拿到，显然这口气让他们难以下咽。

黄河十年行2011找到王玉发的时候，他依然在开出租车，从他的言谈中，我们感受到着他今年的焦虑。

眼下王玉发最发愁的是孩子上学。全国都在实行撤点并校政策，让孩子赶上了。该上四年级的孩子，撤点并校之后，完小（完整小学；山区生源少，一般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完整小学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要到更远的地方就读，离他家最近的完小要五十公里，下雨之后车都上不去。王玉发准备把孩子接送到县城上学，他的老母亲也经常有病，经常往医院跑，这样老人、孩子都方便照料一下。可是，以前孩子上学住在亲戚家，现在把孩子送到县城后就要把家安在城里，孩子妈妈就要放下也是家里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的各种农活，进城去照顾孩子。

如此一来，生活成本就要增加很多。而从目前来看，王玉发的收入，似乎很难再有增加，依然是在旅游旺季5月到10月在景区开车，每月2000元左右；淡季出去打工，“哪里钱多就去哪”。王玉发已经很习惯了，即使在景区开车，也不是太稳定，“跑山路的时候，100块钱有对半的利润，如果没有回头客，这一半利润就亏了。”王玉发如是说，他自己买车还欠四万块钱的贷款。

问起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情况，王玉发说，每天都给零花钱，少则三五块，多了一二十。“人家的孩子有钱花，你家的孩子没钱花，哪行？”

刘家峡水库码头，旅游的人可在这里上船游水库

我们问起他们家的生活情况，王玉发说，“想吃肉就吃，人活着起码要为胃口着想。”

说完孩子上学远的难处，王玉发又把话题转到了移民补偿。他说的有些激动，“为什么他们每人每年有600块钱，就有国家统一规定，我们就没有。气就气在这个地方，感觉他们是个人，我们不是人！”

今年，我们对王玉发家为什么在水库移民时没有被注册到移民的名单上其实还是有了一些新的了解。

当年，王玉发的父亲在山上开了几小块地。当时水库蓄水移民时，家里只有大伯一个人同意外迁。而王玉发的父亲和叔叔们因为在山上开了地，就不想再迁出去了。所以2005年发移民款时，家里除了大伯家的老老少少都有按人头给的移民费以外，当年没有同意外迁的名单中就找到他们父亲的名字了。而王玉发的爷爷当时住在小儿子家，也不想搬走，留在了山上，靠山上开的荒地过活儿。这就是王家除了大伯以外，其他的几个亲兄弟都没能在2005年国家给移民每年600元补助款的名单上的原因。

不过，王玉发说，他们村分上村，下村。他所在的下村，像他家这个情况都没有给移民款，而上村就全都给了。而他们村可能也有几户人家给了，至于这钱是上面给了，村里扣下了没有给他们，还是上面就没有给，他们也不知道。

据黄河十年行2011年的采访知晓，差不多有三年了，国家给刘家峡库区禁牧村民置换了低保——每人每月70元左右，王玉发一家这个待遇现在还是可以享受到的。

“如果不移民，最起码我的房子还在，最起码我还在院子里住着，最起码我还有水浇地。”而现在呢，去年我们上山看了王玉发家在山上开的地，靠的是“母亲水窖”扶贫项目资助的，只能收集的雨水的水。老天爷要是不下雨，山上连吃水都很困难。

采访完王玉发，我们在大坝上拍照。几个开旅游船的人闲着没事在一别站着，我们又和他们搭上了话。结果，其中一个是王玉发的一个堂弟。他告诉我们，每人600块的水库移民款，附近的上村全部都有，他们下村十几家几乎都没有，很多上村的人开假证明能得到移民款，他们却得不到。

我们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反映？

“告的不好就抓住了。”这样的担心我们没有再细去调查。只能用时间来证实。

黄河在刘家峡中穿行

大山养育着大河

从刘家峡水库出来，黄河十年行向兰州前行。中科院旱寒所设在兰州，我们此行的随队专家蓝永超研究员也在兰州工作生活。蓝永超说，在青海省约古宗列盆地，黄河从涓涓细流开始了她的万里行程，到甘肃刘家峡初具大气，再到兰州，成为滚滚长河，穿城而过。兰州，是黄河穿过的唯一一个省会城市。

兰州是我国西北的重要工业基地，历经“一五”规划、“三线”建设，特别是搭上西部大开发的快车后，已经成为辐射带动西部工业的龙头。

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兰州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电基地。“由于电价低，在南方无法生存的铁、铝、镍等用电大户企业，纷纷转战兰州。”蓝永超说。

领队赵连石说，兰州是黄河上游最大的工业城市和西部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重点布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之一，是全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冶金有色和装备制造业基地，也是我国重点发展的五大化工城市之一。由于受地势牵制，兰州城市建设南北扩展受阻，只能沿黄河东西发展，所有的电厂、火力发电厂、重化工企业都分布在黄河两岸，并处于城市的上游地带。沿黄河走的路上，在兰州市西固区能看到河对面紧密排列的工厂和火力发电厂等。这样的布局对城市的空气、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80年代末，联合国的世界十大污染城市黑名单中，中国的兰州、本溪一起榜上有名。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直接转达中国政府：在卫星图片上，本溪已经看不见了，兰州还若隐若现。当时，不少伸向黄河的污水排水管道在兰州直排入河，严格说起来，黄河污染是从兰州开始出现的，那时的黄河不是黄色而是黑色的。

蓝永超说，在黄河治污方面，兰州市已经加大了投入，到现在完成了50多个工业污染项目的治理。但是，在工业污染得到控制的同时，城市的生活污水却在大量增加。黄河污染的问题，根本上在于环境治理在跟城市发展的赛跑中落伍了。

蓝永超指出，兰州虽然拥有黄河，却是个缺水的城市。因为这里处于干旱区，年降雨量只有300多毫米。龙羊峡建成之前，兰州经常发洪水，现在上游梯级水电站的建设使得黄河来水量减少，兰州再也不用担心洪水了。

黄河十年行到达兰州时，已是华灯初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金黄色中，让人不禁想起“金城”之说。兰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自西汉设县，取“金城汤池”之意而称“金城”。

金城关前、白塔山下，是兰州的标志性建筑——黄河铁桥，又称中山铁桥。中山铁桥建于1907年，是兰州历史最悠久的古桥，距今已有百年历史，也是5464公里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而有“天下黄河第一桥”之称。天色已晚，我们没有拍到黄河在兰州的夜景。

在这座大铁桥建成前，兰州南北两岸的人要渡黄河，夏秋凭小船和羊皮筏子横渡，冬天河面结冰，只能在冰上行走。1906年，总办甘肃洋务的官员督建黄河铁桥，修建铁桥所用的钢材、水泥等建筑原料都是从德国购置，海运至天津，由京奉铁路运到北京丰台火车站，再由京汉铁路运到河南新乡，然后从新乡取道西安，分36批，用马车运到兰州。

黄河边的大山

孕育黄河有大山

历经百年沧桑的“天下黄河第一桥”——中山桥，见证了兰州的发展与繁荣。随着黄河兰州段数十座现代化桥梁的建成和使用，中山桥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如今，中山桥以其所蕴藏着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金城兰州的象征和黄河文化的载体，为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增添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

2006年，我和中国的几个社会学家一起在兰州的黄河里体验了羊皮筏子在激流中穿行。激流中的我们感受着黄河，也感受着黄河两岸的大山和今天划着羊皮筏子的黄河人。这次黄河十年行2011从源头的约古宗列一路走来，我们从涓涓的溪流开始看黄河，有人说更喜欢看壮丽的黄河，有人说，溪流也是黄河。当然，黄河就是黄河，她不会以我们的喜好表现和装扮自己。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将正式与兰州段的黄河近距离接触，并进入黄河在银川。

2、海洋局否认康菲封堵溢油有效 全面启动生态索赔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8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8-25/3282711.shtml

　　中新网8月25日电据央视报道，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局长房建孟表示，康菲公司的某些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康菲公司使用溢油罩封堵漏油，而溢油罩只是个临时性措施。如果康菲公司不能在限期前封堵漏油，国家海洋局将会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出台。

　　回应一：康菲公司封堵漏油是否有效

　　对于溢油的集油措施，康菲公司称在溢油点安装了溢油罩回收漏油，封堵漏油措施有效。国家海洋局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房建孟表示，溢油罩只是个临时性措施，溢油罩里包含着抽油，北海分局对抽出的油每次都会进行监测，而监测结果显示每次都是严重超标的。房建孟强调，如果溢油罩不是临时性措施，难道我们的海里面溢油罩要永远存在吗？

　　回应二：是否还会有新的渗油点

　　康菲公司此前曾承认有十个新的渗油点，至于海底是否还有其他的溢油点，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明确要求康菲公司拿出新的排查方案，并向公众公布，接受监督。海洋局还表示，至于这十个溢油点是否还再溢油，海洋局称已再三追问，但没有收到康菲公司的任何报告。

　　回应三：海洋局还会有针对性措施出台吗？

　　8月31日是国家海洋局下达给康菲的最后期限，要求康菲公司在限期前彻底查清污染源，彻底封堵污染源。如果康菲公司不能在限期前封堵漏油，海洋局将会有更具体的针对性措施出台，具体措施已做研究。

　　回应四：生态索赔进展如何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司徒瑞24日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康菲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有关赔偿的要求。而事实上，国家海洋局的生态索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房建孟表示，目前海洋局共收到全国49家律师事务所报名，月底将会产生律师服务团队，打好生态索赔官司。（中新网能源频道）

相关链接：

英石油向墨西哥湾漏油受害者付赔偿逾50亿美元

来源: 网易探索2011-08-25

http://discover.news.163.com/11/0825/08/7C9QE5BD000125LI.html

核心提示：据路透社消息，英国石油（BP）通过旗下设立的基金向去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20.44万名受害者支付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赔偿金

该基金是英国石油为了向2010年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受害者作出赔偿而专门创立的，总资产为200万美元，目前的赔偿金额约占25％。

现阶段，美国50个州以及其他36个国家约947892人申请英国石油的赔偿。但是成功获赔的主要为美国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以及密西西比州这四个地区的居民。被拒赔偿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出示其损失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有关的证明。

管理者肯尼斯·费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称：“这些资金除了用于向索赔人支付赔偿金以外，还被用来支付清洁成本和通过向地方政府付款的方式来实施重建项目。”（编译：Casey）

3、溢油仍在继续 康菲发布会“不”成关键词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08-25徐沛宇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8/1038927.html

　　渤海溢油事故发生两个多月后，作业方康菲公司终于在昨日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在这场外界期待已久的发布会上，康菲用大半时间通报了其堵漏及清污情况，而对于溢油事故具体原因和环境影响评估，该公司未披露任何具体信息。

　　在康菲举行发布会的同时，来自河北省乐亭县的渔民及其代理律师也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商议如何向康菲和中海油索赔。

　　康菲的首次新闻发布会是在7月6日举行的。

　　充斥着“不”的发布会

　　昨日，在历时约一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司徒瑞等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得最多的就是“不”字：“不知道”、“不能确定”、“不能透露”、“不作评论”……

　　2010年墨西哥湾发生漏油事故后，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BP)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此次渤海溢油事故的责任方康菲至今没有表现出任何赔偿意向。司徒瑞昨日说，此次事故和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不便作对比。目前康菲还没有设立赔偿基金的计划，也没有收到任何赔偿要求。

　　至于溢油事故的环境影响评估，康菲中国安全健康环保部总经理许先宏昨日表示，康菲已和第三方机构开展合作，此项评估正在进行中，因此现在还不能确定溢油对环境造成了多大的影响，现在还不能确定评估工作完成的时间。

　　当有记者问及参与评估的第三方机构名称时，许先宏说，康菲与该机构签订了保密协议，不能透露该机构的名称。

　　虽然昨日的发布会只是康菲的“独角戏”，但媒体频频对康菲提出了有关中海油的问题。对于康菲和中海油子公司中海油服（601808.SH）在蓬莱油田的合作，司徒瑞说，中海油服是该油田的服务商，负责钻井和钻井维修，但不便对其作任何评论，康菲与中海油所签的商务合同内容也不能透露。

　　溢油仍在继续

　　从发布会上唯一可以得到的确切信息是：溢油仍未停止。

　　司徒瑞表示，蓬莱19-3油田B、C平台共溢出115立方米原油（约700桶）和400立方米（约2500桶）的矿物油油基泥浆。目前，油基泥浆的清理已完成95%，力争在国家海洋局要求的8月31日之前完成清理。

　　司徒瑞承认，目前B、C平台仍有油花冒出：B平台每天冒出的油滴为1公升，C平台每天冒出的油滴为2公升。对此，他解释称，油滴是残留在海床下面的油气渗出所产生的。

　　至于处理措施，康菲表示已对B平台通过减压措施进行封堵，并计划打挖新井注入水泥，以保证永久封堵。此前，国家海洋局曾发文指责康菲目前采取的降压及设置集油罩的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

　　溢油未停止，也就是说对渤海生态环境的影响仍在继续，这引起了海洋专家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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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菲：尚未收到任何赔偿请求

来源：新京报2011-08-25

http://finance.bjnews.com.cn/2011/0825/50038.shtml

　　称B平台溢油点已被彻底封堵，否认C平台新现溢油点，若有索赔将会考虑

　　本报讯（记者钟晶晶）在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2个多月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昨日上午再度召开新闻发布会道歉，并称愿意承担应负的责任。康菲强调B平台海底溢油点已被彻底封堵，C平台无新溢油点，目前未收到任何要求赔偿的请求，如果有相关诉求，康菲将会考虑。

　　对溢油第三次道歉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司徒瑞在昨日发布会上称，就渤海湾发生的溢油事件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也是截至目前，康菲第三次对溢油事故发生表示道歉。

　　对于国家海洋局此前指出的B平台附近出现新的溢油点，司徒瑞表示，现在说的几个渗油点实际上是从海床浅层渗漏出来的，现在再也没有原油从海床渗出，而是从油藏上方的渗漏点溢出来的。

　　“这些溢出来的油将通过集油罩予以收集处理。平均每天收集出来1升。”司徒瑞说。

　　对于完全封堵的证据，以及是否得到了国家海洋局的认可，司徒瑞表示，康菲的清污工作都是在国家海洋局的检测下完成的，公司已动用了所有的资源进行清污和封堵工作，并取得了进展。

　　除了B平台，国家海洋局20日晚间再次公告称：蓬莱19-3油田C平台也发现了9处新的海底油污渗漏点。昨日司徒瑞表示，C平台北部出现了几个新的小的渗油点，但这并不是新溢油点，而是在原来油基泥基础上形成的。

　　康菲方面昨日介绍，目前已清理了95%的油基泥，全部清理工作将在8月底前完成。此外公司还计划在C平台附近再钻另一口井，在油藏上方注入水泥，确保油藏不再发生溢油。

　　认为与墨西哥湾溢油无可比性

　　上周，康菲披露将进行海洋生态方面的监测，以了解事故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康菲中国安全环保部负责人许先宏昨日表示，“我们对海洋环境有可能的影响开展了评估工作，并且正在进行当中。”他未披露什么时间会出具报告。

　　对于康菲是否会进行赔偿，是否会像BP石油公司处理墨西哥湾溢油事件一样设立一笔赔偿基金，司徒瑞表示，蓬莱的溢油事件与BP的溢油事件没有任何可比性，目前公司没有收到来自任何方面的赔偿请求，如果有人提出赔偿，康菲会考虑。

　　■ 疑问

　　有无油污到达岸边？

　　此前国家海洋局披露，在绥中和京唐港浴场发现有蓬莱19-3油污到达岸边。河北乐亭和昌黎的渔民指责因油污污染，养殖的大量扇贝死亡。

　　在究竟是否有油污到达海岸这个问题上，康菲昨日披露，公司与中海油共同组成的清污队伍共巡视了7.5万公里，最终在收集的56个油样中，只有2个取自岸边围油栏上的油样与蓬莱油田一致，还有另外3个钱币一样大小和蓬莱19-3油田相似，其他都是燃料油。

　　康菲表示，这些检查都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完成的，但对于独立的第三方是哪家机构，康菲称根据双方签订协议要求保密，不能对外披露。

　　为何避谈C平台溢油？

　　昨日康菲石油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B平台溢油情况，关于C平台溢油原因则并未介绍。

　　记者提问，这是否意味着在C平台钻井中存在一些人为原因，该负责人未予以回答。此前在7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康菲石油方面曾表示，今后将在技术上有所改进。（钟晶晶）

　　■ 相关新闻

　　渔民诉讼索赔可能上亿

　　30人律师团为200户渔民免费提供援助

　　本报讯（记者金煜吴敏）近日，盈科律师事务所成立了30人的律师团，免费为可能遭受渤海溢油经济损失的200户渔民提供法律援助，其介绍，这些渔民的经济损失初步估计在1亿元以上。昨日，有海洋生物学家估计，渤海溢油导致的全国水产品损失在每年2亿元，5年内可能会达到10亿元。

　　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赵京慰表示，事务所从8月初和渔民陆续接触，中旬正式建立了代理关系，可能采取的法律手段包括诉讼、行政调处和和解，诉讼是重要的选择方向之一。

　　据了解，代理渔民准备对康菲进行法律维权的不止一家律师事务所。昨日在盈科律师事务所和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渤海溢油污染维权专题研讨会”上，赵京慰告诉本报记者，其所代理的200户渔民的经济损失总额可能在1亿元以上。

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介绍，从我国水产品年产200亿元的经济价值的1%估算，渤海溢油可能造成的损失每年可能在2亿元左右，5年不会少于10亿元。

5、康菲称未收到漏油赔偿诉讼传票 乐亭水产户却面临索赔无门

来源：人民网2011年08月25日

http://energy.people.com.cn/GB/15502827.html

　　人民网北京8月24日电（记者李彤）　康菲公司渤海溢油事故仍在发酵。在今日举行的康菲公司漏油事故发布会上，康菲石油中国公司总裁司徒瑞在回答人民网记者提问时表示，渤海外漏原油油品属于稠油（粘度高、比重大的原油），目前溢油对环境的影响正由第三方鉴定。但康菲方面并没有公布第三方的身份以及鉴定结果公布的时间。针对公众关心的环境赔偿事宜，司徒瑞称目前公司未收到漏油赔偿诉讼的传票。而河北乐亭水产养殖户战谊却对记者直言，目前事故周边养殖户正面临索赔无门的尴尬。

　　蓬莱19-3油田漏油涉及B、C两个平台，司徒瑞介绍说，目前渗油源已经永久封堵，油基泥浆的清理完成了95%，C平台的油基泥浆清理将在8月31日前完毕。康菲公司还组织人力在事故地点海岸线巡视，采集了56个油样，其中有2个油样指纹与事故油田相同，有3个油样指纹与事故油田相似，大多数油样与蓬莱19-3油田油指纹不匹配。

　　尽管康菲公司表示沿海油花仅少部分与其有关，但8月份接连发现B平台2处、C平台9处新的渗漏点，仍不能打消公众对溢油影响环境的疑虑。且8月12日，作为拥有项目51%权益的中海油公司透露，蓬莱19-3 油田事故中溢出的石油和油基泥浆总量为514 立方米（3,217 桶），超出作业者康菲中国公司原先预计的240 立方米（1,500 桶）。

　　在8月10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更是指出，康菲公司对溢油一直未得到完全控制，始终没有拿出详细可靠的封堵措施，对切断溢油源采取的只是临时性措施，风险点排查无实质性进展。

　　对此，司徒瑞表示，B平台通过减压作业已永久封堵，现在出现的油滴是从之前原油通道浅层构造里出现的，之后还会对B-23井注入水泥进行“双保险”。而C平台发现的不是溢油点，是残留的原油在渗漏，每天油滴总量在两公升，康菲公司正安排船只用围油栏收集。

　　针对生态赔偿事宜，康菲公司方面强调，此前与中海油公司签订合同中权责认定内容不能透露。针对BP公司墨西哥湾漏油后成立生态补偿基金，康菲公司是否会效仿，司徒瑞称两起事故不能简单对比。他说目前康菲公司没有收到环境补偿的要求，如果有的话公司会承担应有责任。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康菲公司表示没有收到环境赔偿要求的同时，一场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的“渤海溢油污染维权研讨会”正与康菲新闻发布会同时进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及水产养殖户代表对漏油给当地水产养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追究康菲公司法律责任等事宜深入探讨。

　　养殖户代表战谊介绍说，今年6、7月份以来，养殖的海参、贝类大量死亡，以海参为例每亩损失约2万元。但在责任无法确定的情况下，渔民索赔陷入艰难境地。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教授王亚民指出，此次渤海湾外溢的原油是高酸性油品，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巨大且持续，不仅会对贝类造成影响，对鱼类、藻类及海鸟等都会带来负面作用。

　　在责任认定上，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介绍，贝类水产户也可向海事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在环境类案件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所谓举证责任倒置，是指原告只要指出自己受到损害的基本事实，而被告必须指出自己未从事该活动。

　　就损失测算的依据，王亚民介绍说，200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农业部在1997年发布了渔业水污染事故调查程序规定，损失计算方法在文件里有大概11种。但王亚民坦言，事故地点海流流向有不确定性，对溢油影响范围很难预估。

　　在公益诉讼层面，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曹明德认为，破坏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最大损失，海洋管理部门应代表国家提出赔偿要求。他说，此前天津海洋局曾有过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案例，最高法院在2001年的司法解释中也明确要求各级法院应当受理由环保机关代表国家提出的公益诉讼。

据《人民日报》报道，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北海分局已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一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多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此案。

6、康菲对敏感问题避而不答 养殖户痛陈“很受伤”

来源：《北京晨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503543.html

　　康菲淡定依旧 漏油尚未索赔

　　对敏感问题避而不答 养殖户痛陈“很受伤”

　　晨报讯(记者焦立坤) 面对媒体见面会各路记者的长枪短炮，康菲昨日就渤海漏油事故再度向公众“表示真诚的歉意”，康菲中国总裁司徒瑞在内的六名高管出席。不过对于公益索赔、处置过程是否存在不当、与中海油的分责等敏感问题避而不答。据司徒瑞介绍，发生事故的B平台与C平台溢油源已被永久封堵。而记者询问这种所谓“永久封堵”的说法是否得到国家海洋局的认可时，该公司避而不答。

　　事实上，此前海洋局指责康菲采取的措施都是临时性的。而环保人士马军表示，康菲显然希望将原因归咎于天然断层。

　　而媒体就康菲对事故的处理措施是否有效提出疑问，并质疑为何道歉来得这么迟。司徒瑞称，漏油事件原因非常复杂，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B平台溢油是因为油层压力导致原油沿地质断层渗出，C平台主要是在开采作业时，碰到此前没有遇到过的高压带导致渗漏。

　　目前康菲主要在C平台北部作业，而引人关注的是，最近被发现的10个渗油点就出现在这片区域。国家海洋局8月20日称，C平台发现九处新的海底油污渗漏点，后来这一数字上升为10个。

　　昨天，康菲对此的描述云淡风轻，“几个小的渗油点只是残留在浅层的油滴。”康菲为证明这种说法，给记者现场放了一段录像。

　　录像显示，在浑浊的海床上，有一坨拳头大小的黑糊糊的粘稠状物体。康菲解释说，这些渗油点很小，从外观上判断并不是从源头溢出的样子，只是残留的浅层的油滴，偶尔出来一点点，每天溢出的总量在两公升左右。

　　在康菲约见媒体的同时，另外一场会议——渤海溢油污染专题研讨会同期召开，枪口直接对准渤海溢油事故。

　　海洋生物专家王亚民教授指出，这次溢出的油品呈高酸性，对海洋危害巨大。他判断该事故对渤海双壳贝类将造成巨大影响。河北乐亭养殖户王爱文昨日对记者说，6月底到7月中旬出现海参大量死亡的现象，有的养殖场几乎全军覆没。有十多年养殖经验的王爱文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局面。他养殖的海参正常情况下亩产300斤左右，现在估计能有100斤就不错了。渔民们希望能得到相关的索赔。据悉，盈科律所已收到近200户养殖户的委托。该所赵京慰律师表示，根据委托人的初步统计，这些养殖户的损失估计超过一亿元。

　　昨天，康菲公司表示并没有接到任何法院的传票，同时尚未收到任何有关赔偿的要求，如果收到要求，将“给予考虑”。该公司表示，已展开对海洋环境影响的评估工作，至于何时完成还不好说。

　　■新闻链接

　　康菲敏感话题之“不能说”

　　记者：你们是否收到相关的诉讼传票，关于公益索赔在做哪些工作。

　　康菲：我们没有收到传票。

　　记者：根据你们和中海油签订的合同，如何认定中海油的责任？

　　康菲：根据商务条款，这个不能说。

　　记者：谁在给你们做第三方的评估和检测？

　　康菲：这不能说。

　　记者：你们是否会像BP一样成立一个基金，表达你们承担渤海漏油责任的诚意。

康菲：首先，康菲和BP不能做对比。其次，我们现在还没有收到赔偿的要求。如果有赔偿的要求，我们会对他的申请进行考虑。

7、溢油80余日 康菲仍拒提赔偿基金计划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8月25日喻春来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zhybhwly/20110825/4459304.shtml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司徒瑞面对媒体记者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时，眉头紧锁，说话的语气缓慢而沉重。蓬莱19-3油田溢油已有80余日，作为负责人，康菲石油至今未给出赔偿方案，也未出具环境评估结果。

昨日(8月24日)，康菲石油在渤海湾漏油事件第二场媒体沟通会上，首次就赔偿一事作出回应。司徒瑞表示，尚未收到任何有关赔偿的要求，如果收到要求，将“给予考虑”。

8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开始公开选聘渤海溢油索赔案件的法律服务机构，开始就索赔的前期工作进行准备。但是，有专家认为，海洋局目前采取的行动是出于社会各方的压力，对其索赔不抱信心，同时，索赔也面临取证难和部分生物资源赔偿无法确定诉讼主体等问题。尚未收到索赔要求

司徒瑞在发布会上向公众道歉，并表示将对溢油事件负责。他同时称，康菲石油，“如若收到索赔要求，将给予考虑”。但未提及具体赔偿计划和相关细节。

对于此前有律师要求康菲石油参照BP公司赔偿的模式，设立100亿元赔偿基金，司徒瑞表示，“蓬莱19-3事故与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不可比，目前也没有成立赔偿基金的计划。”

此前，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决定根据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康菲石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专家曹明德认为，索赔主体除国家海洋局外，养殖户的损失也可以自行或者委托律师事务所来求偿。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环保非政府组织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状告康菲石油。

据悉，乐亭当地的海参养殖户已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展开索赔，该所律师赵京慰称，根据其委托人的初步统计，不到200户的养殖户海参损失额估计将超过1亿元。康菲否认造成环境损害

对于公众关心的渤海湾是否受到19-3油田平台溢油生态危害的问题，司徒瑞称，康菲石油已经展开相关的生态评估工作，已派出100多人步行几千公里考察渤海沿岸，收集了56份样品，全部送至独立实验室作检测分析。

司徒瑞表示，只有两份样品的油脂模与蓬莱19-3油田溢油一致，这两份样品取自被冲刷上岸的B平台围油栏的一块残片，还有三份油样也与溢油有很高相似性，其他的51份油样与蓬莱19-3溢油没有相似或一致性。

康菲石油健康、安全和环保总经理许先宏称，目前正在对渤海环境破坏程度进行环境测试，事故对环境影响有多大尚不可知。

对漏油事故的污染评估工作，许先宏说，将请第三方公司完成，但何时将完成这一工作“自己也不知道”。

此前，康菲石油声明称，未对海岸造成明显影响，公司没有证据显示油膜已经登岸或污染海滩，也尚未发现对海洋生物造成影响的案例。

但是，国家海洋局已认定，溢油已漂至渤海沿岸，对海洋生态环境直接构成影响和威胁，并敦促康菲石油要尽快将相关信息告知公众，包括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

曾做过蓬莱海水样本研究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称，蓬莱原油是重质低硫高酸性原油，对海洋的危害非常大，少量原油进入海水中，检测不出油样，但是，会改变海水的PH值，一般的贝类，尤其是双壳贝类对海水酸性变化非常敏感，乐亭发生贝类死亡可能与此有关。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溢油事故使我们比较被动，很多事情任由康菲石油自说自话，缺乏公信力，所以调查中需要第三方的参与，而第三方也需要监督，需要有公信力的媒体或是NGO组织的参与。”索赔之路困难重重

“康菲石油与渔民的地位不平等使得法律救济面临重重困难。”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明远说。

同时，举证也是一难题，马军称，证据获取很困难，根据最高法院的相关举证责任要求，环境污染引起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承担举证责任。“确实漏油了，对贝类产了影响，科学上有这样的依据，康菲石油就有举证的责任。”

王明远表示，从生物资源赔偿上，特别是水产和农业资源，谁是提起诉讼的主体，是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还是农业部负责，这个需要部委间互相协调。

另外，海水污染赔偿无法估算金额，由谁来提起诉讼，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明确界定。

对于海洋局的索赔行动，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认为，海洋局这个决定是由于受社会各方压力而采取的，目前对其缺乏信心。如果环保组织能参入进去，也将积极联合起来推进这项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教研室主任周珂认为，海洋局应该追究，但更要注重解决体制问题。“不能把这么重大的责任都交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因为事故涉及中海油、康菲石油这样的国内外大企业。”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聚焦6月4日油田B平台出现溢油；6月17日油田C平台发生溢油；6月底油田溢油事故消息被曝光；7月5日国家海洋局公布溢油事故的调查情况；7月6日康菲石油召开第一场新闻发布会；8月12日康菲称8月底前完成清理工作；8月20日康菲石油承认，油田C平台北侧发现9处油污渗漏点；8月24日康菲石油召开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8、渤海溢油事件，康菲要赔多少钱

来源：新京报2011-08-25 □季渚鸿（法律工作者）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1/0825/28572.shtml

　　如果海洋局积极作为，派得力律师上阵，按海洋局和农业部制定的相关标准，会算出天价赔偿款，可能会打破中国污染案的索赔纪录。

　　渤海油田溢油事件，发展至今已经快3个月了。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康菲及其合作方中海油，要对溢油污染做出怎样的赔偿。8月24日，康菲石油公司召开媒体发布会，表示“尚未收到任何有关赔偿的要求”，如果收到要求，将“给予考虑”。康菲摆出一副“放马过来”的架势。

　　与此同时，国家海洋局也在调动各方力量，积极进行蓬莱溢油事故生态索赔的各项准备工作。截至8月24日，已有49家国内律师事务所报名应聘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律师服务团队将于本月底产生。

　　海洋局在勘查事故现场时曾表示：渔民、养殖户的利益决不能忽视。对于确属溢油事故造成的损失，要组织索赔。对于经调查确定不属于事故造成的损失，也要给一个交代。但按《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污染环境侵权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污染者应就“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康菲的污染有没有造成渔民损失，应让它自证清白。

　　不过，虽然本案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索赔将并不轻松，关键是要举证污染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渤海这么大，海况复杂，该按什么标准确认这起污染的损失范围呢？

　　中国也是在“挨打”中，学会打海洋污染官司的。2002年，外轮“塔斯曼海”号在天津碰撞后原油泄漏。事发一个月后，经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局代表国家提出5000万元民事赔偿要求，随后，天津渔政、渔民协会等民间团体也提起诉讼，索赔共计1.7亿元。但2009年终审时，赔偿金仅为1513.42万元，其中天津市海洋局仅获得300万元的“和解补偿”，还不到最初索赔额的十分之一。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初缺乏评估海洋生态损害的科学方法，无法举证受到的损害。

　　亡羊补牢，2007年国家海洋局发布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为量化海洋溢油事故生态损失提供了技术标准，损失细化为四类：海洋生态直接损失、环境修复费（包括清污费用，滩涂、沉积物修复费）、生物种群恢复费、调查评估费。2008年国家农业部牵头制定的国家标准《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对渔业损失评估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设计了11种方法计算污染造成的直接渔业损失，除此，还要算上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费用”（原则上不低于直接经济损失额的3倍）。

　　由此可见，如果海洋局积极作为，派得力律师上阵，按上述两个国家标准会算出天价赔偿款，可能会打破中国污染案的索赔纪录。

6月发生漏油，康菲、中海油瞒报了一个多月，当初相关政府部门的效率之低，是很明显的。好在现在有了明显改观。海洋局为生态索赔所做的各项准备，有可能改变“口伐无用，罚款无损”的局面。反击海洋污染，有关政府部门首先要给力。

9、中青报：康菲溢油事故监管部门该负何责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5日邓聿文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5503019.html

　　从6月4日首次发现蓬莱19-3油田B平台溢油至今，两个多月过去，原先规定的康菲公司完成封堵溢油源并清理油污的最后期限不但无法遵守，而且溢油的规模还在扩大。康菲的傲慢激起了国人的愤慨。从某种意义上说，康菲不仅使中国相关的海洋监管部门陷入了被动和尴尬，同时也是在跟全体中国人“叫板”，如果不是公然为敌的话。

　　对于康菲的如此轻慢，国家海洋局有关负责人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解释。该负责人称，康菲公司将责任推诿于自然条件，借口由于地层自然裂缝溢出原油，不愿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封堵。另外，该公司熟知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知道溢油处置措施不力和瞒报事故并不会遭受像欧美国家那样严重的处罚，对其经济利益影响有限。

　　由此来看，康菲固然是一个毫无社会责任感的无良企业，但又是谁从一开始就纵容了康菲的无赖？正是海洋监管部门前期的不作为，致使康菲有恃无恐，最后发展到竟然在招聘广告中把这一事故作为扩大企业、延揽人才的一个卖点。

　　很多人感慨，同是海洋漏油事件，美国对英国石油公司的处理是罚款百亿美元，而我们这里，根据现有法律，最高只能罚区区20万元。人们可能没看到，美国对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前期监管不力的相关官员进行了撤职等行政处罚，并成立一个直属于总统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墨西哥湾漏油事故。而在我们这里，康菲溢油事故出现一个月后，有关部门才告之社会，直到最近，才成立七部门联合调查组，即使如此，康菲石油也未能对社会完全披露其溢油信息，而监管部门对此似乎“无能为力”。

　　什么样的制度环境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没有人和企业是天生的守法者和企业公民，纵使康菲在其母国谨小慎微，履行各项社会责任，但所谓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中国这种法律环境和监管体制下，当不遵守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会受到惩罚，甚至还能带来利益时，谁会把法律和监管当回事？所以，不必忙着责备康菲的巧言和推诿，如果监管部门自己能够尽监管之责，即使现有的法律环境再不完备，企业怕也不至于像现在这般嚣张。

　　康菲溢油事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有三：一是现有海洋保护法律不完备，对海洋污染的处罚过轻；二是监管手段和技术落后，特别是多头监管导致监管不力；三是对跨国公司和背后国有垄断巨头的监管，更过于宽松。

　　在目前我国的海洋立法中，涉及海洋环境保护的法规有《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保护条例》、《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但这些法律法规没有对海洋溢油事故责任进行明确界定，没有确定对受害人群赔偿的规则，在细节和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必然造成海洋溢油事故索赔的困局。

　　我国海洋管理还涉及多龙治海的问题。多龙治海的一个经常结果，就是造成有利的谁都管，无利的则卸责。这样一个海洋环境监管和执法体制，其监管的力度、效果和公信力如何，可想而知。

10、云南村庄疑受铬污染影响 村民癌症高发频繁患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25/043723046824.shtml

　　我们世世代代靠这片山、这条水生活，可是现在喝水要买矿泉水，连自己种的菜和米都不敢吃，难道要一直这么恐惧地生活在癌症的阴影之下吗？

　　“我现在得了这个病，不怨恨谁，但我担心我的父老乡亲，会一个一个地像我一样得病、等死。”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小百户镇兴隆村，村民王建有扯着嗓子说。尽管用尽力气，声音仍然十分微弱。今年2月，57岁的王建有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手术费要6万多元，他支付不起，便回了家，每天以吃臭虫的偏方治疗。

　　陆良县位于云南省东部，素有“滇东明珠”之称，居南盘江上游。纵横千里的沃野，曾造就陆良“高原鱼米乡”的美誉。

　　兴隆村村民们认为，近年癌症多发的原因在村口西桥工业园区产生的各类污染。这个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园区聚集了各类企业40余家，多为化工企业。其中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号称“亚洲最大的维生素K3生产商”、“亚洲最大的铬盐化工生产企业之一”。陆良县环保局曾在一份报告中说，该工业园区“布局混乱，发展方式粗放，整体呈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门类全、污染重的特点”。

　　更要命的是，这个无序发展起来的工业园区离陆良县城只有10分钟车程，与兴隆村的直线距离也仅数百米，紧邻南盘江。8月16日和19日，记者两次沿南盘江走了数百米，看见两岸烟囱林立，空气中有轻微的刺鼻气味。一些工厂后墙伸出的管道直接通向江中，管道两边的土地和沟渠里四处可见白色、暗黄色粉末状物质。带路的村民说，这里曾经是他们儿时的乐园，但现在连这些土地的主人都已经弃种、不再来这里了。

　　村民们感到，自从工业园区建起来后，村里的肺病、支气管疾病患者“明显增多”，多名村民因各类疾病去世，其中年龄最小的仅有9岁。

　　刚刚去世的蔡冲娥在化肥厂上过五六年班。30岁的蔡冲娥今年6月被确诊为白血病，26天后便去世，带着肚子里还有15天就要出世的宝宝。蔡冲娥的丈夫李洪全说，为了保住孩子，治疗用的都是最贵的药，短短26天花了5万多元，但最终，他还是同时失去了两个亲人。

　　李洪全4年前买下一辆二手面包车跑客运，每个月可以赚1000多元，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3000元的村子里算高收入了。“本来我的下半生不会过得比别人差，也会很开心。”他说，但现在，“随便什么都没有心肠做了。”他将妻子得病的原因直指工业园区和她工作过的化肥厂。“我的车在外面停一晚上，早上起来能落指甲盖那么厚的一层灰。要说没有污染谁相信？一个好端端的人怎么这么快就去了？”

　　57岁的熊桂芬家的宅基地就在一家化工厂对面。她说，七八年来，每到夜晚，化工厂的烟囱就开始排放刺鼻的烟尘，一家人常常“眼泪、鼻涕一起流，气喘不上来，觉得肺里有鸡蛋大的痰咳不出来，早上起床的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她拿出一份检验报告说，自己已被确诊为“双肺下野炎变、胃炎、支气管炎”，老伴皇甫德金得了肺炎、气管炎。

　　癌症高发是否源于污染尚待定论，周边农作物和牲畜的死亡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养点什么也养不活。”熊桂芬说，“小鸡小鸭闻到那个气味，头甩甩，个把小时就死了，大一点的，撑两三天也全死了。”

　　袁自美家的土地就在一家化工厂的围墙边。“前些年，种的稻子淘出米来灰扑扑的，又难吃，卖也卖不掉。这几年，种下去，根就烂掉，种不活了。”有一回，她把牛拴在田边，牛喝了田里的水，“回去就开始用头撞墙，两三个小时就死了。”

　　兴隆村因紧邻南盘江，曾经水美土肥，“种出来的瓜瓜菜菜远近闻名，特别好卖”，但现在到了市场上，“只要一说是兴隆村的菜，围了多少人都走了。”

　　多名村民反映，化工厂旁边的土地被污染严重，“只要下田，腿上就起包、溃烂”，在地里做活，“嗓子辣焦焦的”，呛得说不出话来，咳又咳不出来。

　　这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村民清晰地在脑子里记着有多少牲口因不小心食用被污染的水或草而死亡。“刘建荞(音)家，40多只羊；王焕梅(音)家，3头牛；王鸭富(音)家，8头牛，9只羊；袁小发家，6头牛，40多只羊；常宜良(音)家，两头牛；杨小沟(音)家，两头牛；王贵荣家，40多只羊……”有时候，他们能得到工厂的一些赔偿，“值一万多的牛只赔3800块”，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连工厂的门都进不去。现在，大家只能互相提醒小心，在地里干活儿时，要把牛羊的头“拴得高高的”，不能让它们俯下身去喝水吃草。

　　兴隆村走进公众视野的是今年6月，与陆良县相邻的曲靖市麒麟区有77头牲畜意外死亡。事后追查表明，从西桥工业园区运出的5000余吨危险废物铬渣被两名运输司机非法倾倒在路边，污染了当地的水源。继而爆出当地有数十万吨铬渣长年未作无害化处理堆置在南盘江边。在全国媒体的聚焦下，陆良县卫生局公布了对兴隆村卫生情况的调查：2002年到2010年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为恶性肿瘤的病例为14人，其中11人已经死亡。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兴隆村民的死亡情况与全县其他乡镇居民死亡情况无显著性差异。

　　村民们质疑这份报告的完整性。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一些最近确诊的癌症患者没有被列入名单，还有一些患者由于贫穷从未就医。并且，受污染最重的是人口为2000多人的兴隆自然村，但卫生部门在统计数据时使用了包括兴隆、新村、摆集和新庄4个自然村在内的兴隆村委会的总人口，将基数扩大到了3500多人。一位村民说到激动处，在记者的采访本上凭记忆一一写下近几年来疑因癌症死亡的人名，多达22个。

　　“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向上反映，到最后都转回县里，环保局就来做个调查，结果都是‘没有污染’。可是，牛羊一喝工厂边的水就死，庄稼长不出来，每天呼吸的都是刺鼻的气味，简单地回复一句‘没有污染’怎么能让人信服呢？”王建有说。

“凡事都要讲证据。我们确实拿不出证据说这么多人得癌症就是化工厂惹的祸。但是政府能不能做一次全面的、权威的调查，给我们一个心服口服的说法呢？”1998年退下来的老村委会主任何德富说，“我们世世代代靠这片山、这条水生活，可是现在喝水要买矿泉水，连自己种的菜和米都不敢吃，难道要一直这么恐惧地生活在癌症的阴影之下吗？”

11、30万吨铬渣不翼而飞 陆良化工创“黑色GDP”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8月25日黎光寿

http://news.qq.com/a/20110825/000646.htm

尽管云南省环保厅认为在此次铬渣污染事件上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存在主观故意，要求追究企业法人和负责人的责任，但直到8月23日，仍然没有陆良化工法人代表徐建根和总经理汤再杨被控制的消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8月24日）获知，陆良县政府已决定搬迁陆良化工。但该厂已于8月18日开始扩建厂区。

调查显示，1988年以来，陆良化工共产生44万吨铬渣，堆放在南盘江边的仅14.8万吨，另外30多万吨铬渣哪里去了？汤再杨说，都被“综合利用”了。

陆良化工的规模和产值在当地企业排名第六，贡献税收约2000万元，该县每年财政预算收入不足4亿元。

仅次于松花江事件的污染

“四五月份太阳大，那东西堆在地上闪闪发光，尤其是下午五六点钟，那光是蓝色的。”8月22日早晨，陆国良对记者说，尽管过去两个多月了，但他对铬渣堆仍然记忆犹新。

陆国良是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张家营村党支书，早在4月份，就有村民反映，有人在村里一口小水塘边倾倒不明物体。陆国良查看后安排村综治办主任加强对全村道路的观察，阻止非法倾倒。

5月中旬，他亲眼看到了一次倾倒。“我开车路过那个小水塘，看到有5辆大车停在路边，其中4辆已经把车上的物质倒进小水塘，我就去阻止。”陆国良还是没能阻止第5辆车，他们迅速把东西倒进小水塘后跑了。

陆国良说，综治办开始巡逻后不久，他就接到电话，说是有朋友要在村里租地开选矿厂。“过了几天就有个男人给我打电话约我到曲靖吃饭，我没去，打了两三次电话。我问他租地准备给多少钱，对方说二三十块钱一亩，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打电话给我。”

陆国良说，打电话租地的人开始没说要租什么地方，也没自报名字，后来才说要租那个小水塘附近的地，大约100亩。“他说他想50亩种花草树木，50亩做选矿厂。”被拒绝后，双方没有联系。

这不是事件的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6月11日，村民陆吉才家的羊早上喝了倾倒不明物质处的水，下午就死掉了，他认定不明物质有问题。第二天，陆国良向派出所报了警，并提供了租地人的电话号码。后查明，打电话的人叫刘金水（有媒体报道为“刘新水”），该物质是来自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剧毒铬渣，在曲靖市麒麟区共倾倒了5222.38吨，致牛一头、马一匹、羊77只死亡，此外还在贵州兴义市威舍镇发现了该男子运送的50吨铬渣。

刘金水和他的同伴吴新怀于6月13日被警方控制，同时，政府责令陆良化工3天内完成了所抛撒铬渣的清理工作，超过9130吨含有泥巴的铬渣废料被运回工厂存放，被污染水体经消毒后排放至南盘江。但因当地政府消息公布滞后，到8月中旬，刚听到这个消息的珠江沿线居民开始恐慌起来。

8月12日，《云南信息报》以《5000吨剧毒铬渣来了，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为题，报道了曲靖铬渣污染珠江源一事。曲靖市环保局法规宣教科主任乔兴荣表示，该报道标题有些耸人听闻，“5000吨铬渣没有被倒入南盘江，猪没死，饮用水源也没有受污染，要不然，这将是第二个松花江事件”。

但是，环保系统的一名资深人士认为，本次铬渣污染是中国环境史上仅次于松花江水污染的事件。

针对本次发生在云南曲靖珠江源头的铬渣污染事件，8月16日，云南省环保厅向曲靖市人民政府发送《关于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非法转移倾倒铬渣，造成环境污染事件处置意见的函》称，“根据我厅调查，造成此次污染事故的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其行为存在主观上的故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追究企业法人和负责人的责任。

然而在记者采访时，陆良化工总经理汤再杨还微笑面对记者，法人代表徐建根还表示陆良化工将在不久的将来谋求中小板上市。曲靖市环保局、曲靖市麒麟区政府、麒麟区环保局的多份公文标题均为“……关于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非法转移倾倒铬渣造成环境污染事件的……”，直接认定本次事件责任方是陆良化工，对事件的定性是“非法倾倒铬渣”。

贵州省黔西南州环保局总工程师魏松林介绍，直到8月15日，黔西南州才接到贵州省环保厅发来的情况通报。兴义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队长夏黎明说，尽管贵州方面在铬渣污染事件曝光后第一时间采取了应急手段，却因没能在污染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接到云南方面的通报，未能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提高对水质监测的频次，尽管尚未发现南盘江进入贵州兴义段的水质监测结果存在异常，但他们只对监测到的样本负责。

30万吨铬渣被“综合利用”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1988年以来，陆良化工共产生了44万多吨铬渣，目前堆放在南盘江边的铬渣仅约14.8万吨，30多万吨铬渣哪里去了？陆良化工总经理汤再杨表示，都被“综合利用”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工商资料显示，原陆良化工厂由原陆良县运输机械修理厂于1988年组建，名为“云南省陆良县化工冶金厂”，主营“有色金属及黑色金属的深度加工、无机盐化工产品、熟料制品生产与销售，矿产综合利用及销售”；1990年，该厂更名为“陆良化工厂”，经营范围未变；1997年，增加年产2000吨元明粉、600吨铬酸酐开发项目、300吨红矾钾（重铬酸钾）和1500吨盐基性硫酸铬开发项目。2003年，该厂被浙江海宁和平化工有限公司收购，重组后即为陆良化工。

曲靖市环保局资料显示，2004年新企业投产以前，15年里，原陆良化工厂在南盘江边堆存铬渣28.84万吨。

2004年以后，随着该公司产品年产量的提高，到2010年，铬渣数量也升至日产80吨、年产3万吨的规模。按照年均产生2万吨铬渣计，在2004年~2011年上半年的8年半内，一共产生17万多吨铬渣。加上2004年以前的28.84万吨，总数为45.84万吨。

铬渣的综合利用却存在数据无法衔接的问题。曲靖市环保局资料显示，为解决28.84万吨铬渣堆积问题，2005、2006、2010年拟定以该公司为主，对铬渣进行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其中2006年得到中央预算类专项资金2020万元，2010年2860万元，项目要求建成时间为2006年和2010年，该公司分别提交了“14万吨堆积铬渣无害化利用工程”及“14.84万吨铬渣无害化工程”的报告。

曲靖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在8月13日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2007年底建成、2008年底通过验收的一期年处理5万吨铬渣的无害化工程设施正在运行，但实际处理量仅每年2万吨；年处理铬渣6万吨的无害化工程正在施工，但施工部分仅是部分建筑物的基础。

尽管一期工程的铬渣年处理能力只2万吨，从2008年~2011年上半年，铬渣处理总量只有7万吨，但陆良化工仍然向曲靖市环保局提供了总处理铬渣12.6672万吨的数据。

《云南信息报》8月12日援引陆良化工负责环保和铬渣处理的副总经理左祥林的话称，第一期14万吨铬渣无害化利用项目主要用于处理低层铬渣，通过回转窑解毒为一般固体废物，但目前厂区正在建设当中，并没有实际投入使用。

从上述数据看，左祥林称14万吨铬渣无害化项目处理量非常小，与陆良化工报给环保局的年处理量和总处理量存在很大出入。究竟陆良化工用综合利用的方式处理了多少吨铬渣，目前仍然存疑。

曲靖市新闻办给《每日经济新闻》提供的数据显示，8月15日，曲靖市政府决定对现存14.84万吨铬渣进行搬迁，和23年45万多吨铬渣总量相比，有30万吨的差距。

曲靖市环境监察支队报告显示，2007年8月，该队环境监察人员在现场监察中发现陆良化工铬渣场因雨水冲刷严重渗漏至南盘江。位于下游的黔西南州环保局总工程师魏松林和贵州省兴义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队长夏黎明都表示，未接到类似通报。

当地人向记者指证，陆良化工的铬渣曾运到县城西南十多公里外的母鸡山石场下。记者于8月22日来到母鸡山，看见东南方向有个砖砌大棚，守门人称里边是有毒物质磷矿渣，2003年和平化工停产后就没有再运东西来。

大棚西边有个巨大的干泥池，棚外从东向北有一道厚砖墙，泥池内和砖墙内低洼处，土黄色的泥土中夹杂着点点橙黄色，和越州镇铬渣倾倒地被六价铬污染的地面颜色相似。汤再杨表示不知道母鸡山的事。

“最毒工厂”的GDP贡献与代价

据云南陆良县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科科长王国平介绍，陆良县2010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00.27亿元，年均增长23.33%，各类工业企业321户，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3户。

陆良县还是传统的农业大县，其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37%、35%和28%。2006年，2010年，该县进行产业调整，提出“做大轻工、做优化工、做强建材、做特生物资源加工”的思路，要在“十二五”末年产值翻一倍以上。

2010年，陆良县化工行业产值30多亿元，轻工行业产值30多亿元，建材和生物产值都在10亿元以上。化工占该县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30%，其中陆良化工年产值为3.38亿元，占化工行业产值的1/10，企业规模在陆良县排第六，年利税2000多万元，在陆良县财政不足4亿元的预算收入中占1/20左右。

陆良化工所在的西桥工业区是老工业区，始于20世纪60年代。8月14日~24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次造访西桥工业区，看到往来车辆以大车为主，灰尘很大，气味很浓。银河纸业、远东水泥以及磷肥厂、氮肥厂、焦化厂等企业在公路两边依次排开。

陆良县工信局资料显示，西桥工业区拥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3家，基本上属于县里的支柱企业。

记者看到，西桥工业区毗邻南盘江，江水黑不见底，臭味刺鼻。

陆良化工是西桥工业区最受诟病的企业之一，被其所在地兴隆村的多位村民指为区内“最毒”工厂。除了牛羊批量死亡之外，果树、庄稼也要么死亡，要么长势很差。

8月16日，一份来自曲靖市环保局的文件建议市政府督促陆良县政府按《陆良县西桥老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规划》要求，落实各项治理措施，要求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老渣场“妥善处置渣场废水，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加固加防，削除安全隐患等”。

该文件还显示，陆良县政府已计划对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进行搬迁。不过兴隆村的村民并不相信政府搬迁的决心，因为他们在2011年8月中旬看到，陆良化工在他们的土地上又开始了厂区扩建，对被占的稻田，给予的补偿金每亩才3.6万元左右。

无人计算的损失

2011年8月16日曲靖市环保局向市政府送交文件，要求公司依法赔偿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副市长陈军要求陆良县人民政府于2011年8月16日前垫付，间接经济损失正积极组织评估，调查确认损失后及时赔偿。

记者了解到，“6.12铬渣污染事件”发生后，曲靖市有关部门就开始了损失统计。麒麟区环保局8月13日对费用的统计甚至细化到了局领导、监测站、监察大队及驾驶员加班费。一份文件显示，每天每人加班费150元，该局27人45天共花费182250元。

在兴隆村，因为发生了多起牛羊死亡事件，且村里癌症患者增多，10年来，村民获得的仅是企业对村子的“补偿”和“赞助”，“赔偿”则从未提及。

也许根本就没人愿意认真统计兴隆村受到的污染损害。陆良县卫生局马姓局长表示，陆良还没有研究过灌溉污染水种出来的水稻品质是否受到影响，以及受到多少影响的问题。兴隆村党支部书记陶自云告诉记者，兴隆村从来没有组织过对村民牛羊受环境污染死亡的统计。

原支书常桥生（化名）对记者说，陆良化工成立时，他认为将会给兴隆村环境造成损失，没同意，后来他就不再担任村支书一职。

兴隆村曾流传过一份因癌症死亡的37人名单，陆良县和曲靖市有关部门指其为“虚假名单”。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的癌症患者达40多人。对于这些数字，记者无法得到官方证实。

记者看到，兴隆村家家户户都从县城买纯净水饮用。陆良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钱鑫认为，兴隆村的饮用水源水质合格。

记者还了解到，2004年，陆良化工与其关联企业神虹化工曾和兴隆村签订过一份补偿协议，补偿因空气和粉尘污染给有损失的农户，补偿金额为14.5万元。2010年，补偿额度提高到15.2万元。然而，这笔钱在陆良县环保局官员的口中，却成了环保局“给企业做工作，企业赞助村民”。

12、云南5000余吨铬渣污染珠江源让下游人心惶惶

来源：财新网2011年08月24日于达维张艳玲屈运栩

http://news.qq.com/a/20110824/001126.htm

[导读]两个月前，5000余吨剧毒工业废料，逃过层层监管，被两个无知的闲散青年为了几万元的获利倾倒在河道边。珠江源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威胁，整个下游也人心惶惶。

剧毒铬渣污染南盘江，惊心现实随之暴露：已有工业废矿处理无序、新增污染排放失控

地处云贵高原中部、云南省东部，被称为珠江源第一市的曲靖，自古号称从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关。两个月前，5000余吨剧毒工业废料，逃过层层监管，被两个无知的闲散青年为了几万元的获利倾倒在河道边。珠江源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威胁，整个下游也人心惶惶。

尽管曲靖政府已进行处理，目前也尚未确认造成严重污染，但信息未能及时向社会公开，铬化物随意堆放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等等，诸多问题引人深思。

从目前的监测数据上看，珠江上游的水质并未有明显的恶化。但污染事件已敲响了警钟：珠江源污染隐患重重，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谁毒死了我的羊”

6月7日、8日两天，曲靖久旱逢雨。6月11日，午饭后，家住曲靖市三宝镇张家营村的陆纪财，让在他家打工的亲戚和村里另一户村民张忠德一起，去山里放羊。

陆良化工的铬渣就堆在南盘江边上，防护措施只是一堵矮墙；其对面的水泥厂则与江面毫无防护措施。于达维摄

下午3点左右，二人放羊来到山上一个叫做黑煤沟的水塘边，羊看到水就跑去喝，但喝水后开始痛苦嘶叫，草也不吃。当晚11点左右开始有羊死亡，兽医站的医生来打了针也没有用。畜牧站的医生确认：羊是中毒了。

陆纪财的妻子杨石唤告诉财新《新世纪》，她儿子盖房、结婚时，家里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今年因大旱又没种烟叶，养羊是家里主要收入来源。“看到这么多羊死了，当时我就气哭了，谁毒死了我家的羊？！”她清点了一下，当时上山的51只羊，有38只死亡，还有13只奄奄一息。张忠德家的羊死了26只。

第二天早上7点半，这事报到了政府。经过当地环保部门的调查，确认这些羊是铬中毒。在羊喝水的水塘边，发现了许多青黑色的铬渣。由于雨水冲刷，铬渣中的剧毒成分流入了水塘。

张家营村委会主任李财安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这些铬渣其实很早就发现了，但不知道有害。第一车何时运来不清楚，至迟在4月底的时候，护林防火员已经在山里发现一堆青黑色的矿渣，当时以为是垃圾。

此后一个月中，张家营村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铬渣，幸好今年入汛以来一直没有降水，山上的这些铬渣才未造成严重危害。

在三宝镇发现铬渣倾倒后，曲靖市环保部门又相继在越州镇和茨营乡发现了更多的铬渣堆，总量超过5000吨。当地政府为此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清理这些铬渣，并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处理，以避免危害扩大。

8月16日上午，财新《新世纪》记者来到越州镇寨上村的秦家坟。土路两边曾经是2000多吨铬渣的堆放地，目前留有铲走渣土后留下的痕迹。泥地上，偶尔还可以发现从土壤中渗出的金黄色的铬盐。

在一条几乎垂直的干涸的溪流河道边，曲靖市麒麟区环境监察大队副队长尹正武说，这地方是最难清理的，因为铬渣沿着河道撒了下去，废料中的六价铬有剧毒，水溶性强，一旦下雨将随着溪水流入下面的水库，而下游水库与南盘江相连，南盘江正是珠江源头之一。

尹正武称，当时寨上村把闲着的劳动力都召集起来，大约两三百人，干了三四天才清理干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里发现什么宝贝了。”

铬渣清理完毕后，大家都以为事情已经平息，等待事故责任认定后，对村民给予赔偿。

相关赔偿却两个月迟迟没有进展。8月12日，《云南信息报》发表题为“5000吨剧毒铬渣来了，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的文章，引发全国媒体，特别是珠江下游的广东媒体的关注。

当地水库被铬污染的水，在处理“达标”后，直接排入珠江源头南盘江，更引发下游广西、广东居民的担忧。

铬渣何来

8月13日，曲靖市政府对这一污染事件发出通报，指出非法倾倒的铬渣来自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陆良化工）。

通报指出，此前陆良化工未经环保部门同意，与贵州兴义三力燃料有限公司（下称贵州三力）签订铬渣运输协议。两名运输人员吴兴怀和刘兴水在承运过程中，因节省运输费用的眼前利益驱动，在曲靖市麒麟区三宝镇、茨营乡、越州镇的山上倾倒剧毒工业废料铬渣140余车（茨营乡1车、三宝镇40车、越州镇100余车），共计5222.38吨。

通报中强调，不存在铬渣直接倾倒进南盘江和水库的情况。现吴兴怀、刘兴水两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正在按司法程序处理。

陆良化工公司位于陆良县西桥工业区，是滇、桂、黔三省区唯一的铬化工生产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重铬酸钠、铬酸酐、重铬酸钾、氧化铬绿。

该公司出产的铬盐产品，可用于给不锈钢镀铬防锈，提高光洁度，但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铬渣产生。大约生产每吨铬盐产品要排放2.5甚至3吨高毒性铬渣。这些铬渣大多就地堆放在厂区周围，仅有少数采取筑坝封存等方式进行防护。

8月15日下午，财新《新世纪》记者来到陆良化工的铬渣堆放场，堆放场周围竖着几块“铬渣堆场、禁止放牧”的石碑。在占地数亩，高近10米的渣土堆上，陆良化工的工人正在打木桩，渣土堆边上，一辆卡车已经拉来一车石棉瓦，准备建渣土堆的顶棚。

陆良化工总经理汤再杨称，这个渣土堆在20多年前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就有了，他们2003年收购这个厂的时候，渣土堆已经有28.84万吨，到目前还剩一半。收购之后的新铬渣都进行了综合利用，没有堆在这里。

据汤再杨介绍，陆良化工于2008年建成投产了14万吨堆存铬渣无害化利用项目，每年可处理2万吨铬渣。不过，这样的处理能力远不能满足该公司的铬渣处理需求，因为每年新产生的铬渣有3万吨。

汤再杨表示，一期工程是立窑，处理能力比较有限，年处理能力只有2万吨；二期回转窑工程完成后，年处理能力可以达到8万吨，铬渣堆三年内应该可以处理完。

出于加快铬渣处理速度的考虑，今年年初陆良化工开始寻找能够接受铬渣的处理企业。

经办此事的该公司副总经理左祥林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出示了一份《铬渣供给合同》，其中约定：贵州三力作为乙方，负责找车运走铬渣进行处理，并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陆良化工作为甲方对乙方的运输过程进行监管。陆良化工负责为乙方的运送车辆装车，并承担100元/吨的运输费用。运输过程中出现交通和污染事故，由贵州三力负责处理。

“这是一份无效合同！”曲靖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因为贵州三力根本就没有铬渣处理资质。

关于这一合同，贵州三力负责人徐先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合同只是意向性的，“我们想搞一种提炼，做无害化处理，就搞了点样品过来，发现无害化做不了，成本太高；提炼也没什么价值。后来就没拉，合同就没执行，也没有派车去。”

13、专家称曲靖铬渣污染反映企业极缺社会责任感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25/064323047498.shtml

2007年，河南，由于受到长期堆放的铬渣污染，铬渣附近的土壤表面已呈现浅黄色，砖墙已经斑驳不堪，墙外的麦田也受到威胁。照片由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表格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编制的《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公开的全国范围内铬渣堆存情况的最新数据。堆存的铬渣共涉及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图：杨大昕

　　人体受铬污染的几个途径：首先是皮肤接触，会导致皮肤溃烂；其次，饮用受铬渣污染的水会导致中毒；第三，铬渣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后，其中的有害物质最终会富集到农作物、家禽或水产品中，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第四，在大风扬尘天气，铬渣中的有害物质可能随风扩散，人们有吸入有毒物质的危险。

　　近日，云南省曲靖市发生铬渣污染事件，震惊全国。据央视等媒体报道，今年6月，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5000多吨剧毒工业废料铬渣，被司机非法丢弃在当地水库中，对附近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珠江源头南盘江水质也存在被铬渣污染的危险。另据中新社披露，除了这批被非法倾倒的5000多吨铬渣，在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后门处，还有一处总量达28.84万吨的露天铬渣堆，距南盘江仅一条土路之隔。

　　据了解，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故并非个案。目前我国很多省份都存放着动辄几万、几十万吨的露天铬渣堆，不少铬渣堆位于大江大河旁边。如何妥善处理好这些铬渣，防止铬渣污染事故的再次出现，成为全社会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铬渣污染的危害性、如何清洁处理铬渣、保护水土资源安全等问题，专访了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曾光。中环瑞彩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铬渣无害化处理企业。就在接受记者采访前，曾光刚刚与前来咨询的云南曲靖有关人员，就堆放铬渣的后续处理问题进行了沟通。

　　六价铬具有极强腐蚀性，会对人体机能造成严重损害

　　中国青年报：铬渣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

　　曾光：铬渣主要是指在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渣。它含有易溶于水的剧毒物质六价铬化合物，随着雨水冲刷或地下水浸沥，会对周边环境及水域造成严重污染。人体、动植物接触后可发生中毒、病变等严重后果。

　　中国青年报：铬渣露天堆放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什么影响？污染多长时间才能消退？

　　曾光：首先，露天堆放铬渣如果遇到雨雪天气或洪水，所含的六价铬就会被溶出，可能流入河流、湖泊，或者渗入到地下水中，给周围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其次，铬渣长时间堆放后，六价铬也会侵入周边土壤，对土壤造成重度污染。如果铬渣中的六价铬渗入到周边建筑物，就会改变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内部结构，使其变得酥软，一推就倒。

　　铬渣中的六价铬化合物，在自然状况下很难自行降解。只能靠大自然长时间的无限稀释，六价铬污染才会慢慢消退。

　　中国青年报：铬渣的污染半径有多大？

　　曾光：对于土壤污染而言，它的污染半径可达数公里；对于水污染而言，污染半径的大小要视当地的降雨量和与水源地的距离而定。如果当地降雨量较大，污染范围也很容易扩大，反之，污染范围则会比较小。所以，对于露天堆放的铬渣，一定要做好覆盖和防渗处理，这样能有效缩小污染范围。

　　中国青年报：铬渣污染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

　　曾光：铬化合物在美国环保局优先污染物(指一些毒性强、难降解、残留时间长、在环境中分布广的污染物——编者注)名单中排名第六，是117种对人体危害极大的重度污染物之一。铬渣中的六价铬，是一种典型的吸入性或吞入性剧毒物质，具有极强腐蚀性，会对人体机能造成严重损害，六价铬还具有很强的致突变特性，会对人体产生致癌危险。

　　一般来说，人们可能从以下几个途径接触到六价铬：首先是皮肤接触，会导致皮肤溃烂，如果皮肤表面有伤口，六价铬还会通过伤口侵入人体体内；其次，饮用受铬渣污染的水，会导致中毒，对人体造成直接伤害；第三，铬渣对土壤、水源造成污染后，其中的有害物质最终会富集到农作物、家禽或水产品中，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第四，在大风扬尘天气，铬渣中的有害物质还可能随风扩散，人们有吸入有毒物质的危险。

　　全国铬渣堆存的统计数据最新只到2005年

　　中国青年报：我国每年大约会产生多少铬渣？

　　曾光：我国生产铬盐的工艺主要有无钙焙烧和有钙焙烧两种，有钙焙烧生产1吨铬盐平均会产生2.5吨左右铬渣，无钙焙烧生产1吨铬盐平均会产生1吨左右铬渣。近几年我国铬盐年产量在30万吨左右，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每年产出的铬渣大约就有50万~70万吨。

　　中国青年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铬渣堆存是什么样的状况？

　　曾光：关于全国铬渣堆存的统计数据，最新的也只到2005年。据国家环保部门统计，当时全国有分布在19个省市的40个铬渣堆存点，共计堆存铬渣410多万吨。其中一些堆存点的铬渣存量高达40多万吨，部分铬渣堆存点位于大江大河边或人口密集的市区等环境敏感地区。

　　中国青年报：这些铬渣堆存点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了吗？

　　曾光：据我了解，早期基本都没有采取相应的堆放防护措施，多数铬渣都是露天堆放。

　　中国青年报：怎么会这样？国家没有相关规定吗？

　　曾光：铬渣属于剧毒工业废料，国家对它的存放、运输、处理、防护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2005年，发改委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对全国铬渣污染防治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时间安排等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国家环保总局又于2007年发布《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规范(暂行)》，对铬渣的堆放、挖掘、包装、储存、解毒、综合利用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

　　中国青年报：既然早有明文规定，怎么还会发生像云南曲靖这样极其恶劣的事故？

　　曾光：不论是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还是各级政府，在防治铬污染上的态度都很明确。之所以还会发生像云南曲靖这种性质极其恶劣的事故，主要原因在于相关企业极其缺乏社会责任感，对铬渣处理程序控制不严，有时甚至为了节约成本，对铬渣处理过程能简就简。例如这次云南曲靖事故，司机在将铬渣运走后，企业根本没有后续监控，才导致司机将剧毒铬渣随意倾倒。

　　另外，很多企业不愿承担处理铬渣的责任，也与当前铬渣处理成本高有关。在欧洲，由于他们的铬盐生产工艺相对先进，铬盐产品附加值相对较高，再加上国家对企业环保责任要求很严，企业的环保投入普遍较高。一般情况下，处理1吨铬渣的成本在1000元人民币以上。对于我国企业来讲，1吨铬盐的市场价一般在16000~17000元，利润空间也就3000~5000元，这样一来，就很难要求企业花上1000多元去进行铬渣治理，企业也不愿意这样做。

　　采用循环经济思路，铬渣可以变废为宝

　　中国青年报：据说铬渣处理是一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曾光：当前世界上通行的铬渣处理方法有三种：干法、湿法和生物法。

　　“干法”是指，在立窑或者回转窑(立窑即窑筒体立置不转动，回转窑即窑筒体略带斜度卧置并能作回转运动——编者注)中，通过高温还原的方法处理铬渣。现在来看，这种处理方法有一定局限性：首先，想要完全处理好铬渣，燃烧温度一般要求在1200摄氏度以上，这个温度立窑很难实现，回转窑虽能达到，但铬渣出窑时仍会有一部分被氧化还原，处理结果不够理想。其次，用干法处理铬渣，需要建成相应的燃烧炉，一个规模稍大的燃烧炉，建设、运营成本动辄就要几千万，很不划算。干法处理铬渣需要以煤为燃料，几年前煤的价格普遍较低时，这种处理办法还可行，现在煤价持续上涨，导致干法处理铬渣的成本居高不下。

　　“生物法”是指，用生物菌种吸收铬渣中的六价铬，将其转化为无毒的三价铬。这种方法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处理环境的温度和湿度要求非常严格，处理周期较长，处理能力较小。

　　“湿法”处理铬渣，现在通行两种做法。一种做法被称为水溶法，通过添加氯化钡来处理铬渣。早在2006年，我国就有地方尝试过这种方法，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氯化钡本身也是一种有毒元素，可能带来新的污染。另一种做法被称为“酸溶法”，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铬渣处理效果最好的方法。

　　中国青年报：用“酸溶法”处理铬渣的优势何在？

　　曾光：这种工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能处理所有铬盐行业产生的含铬废料和废水；其次，它在酸性条件下对水溶及酸溶的六价铬化合物进行还原解毒，处理效果非常稳定；第三，在处理过程中能回收有毒的六价铬化合物，并将其作为化工原料，可以节约成本；第四，可以就地处理铬渣，机动性强，处理量大，能有效防止二次污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还能将铬渣变废为宝，制成建材做到循环利用。

　　中国青年报：用“酸溶法”处理铬渣的成本会不会很高？

　　曾光：用“酸溶法”处理铬渣能有效回收六价铬化合物，六价铬化合物当前的市场价格在每吨16000元左右，同时“酸溶法”还可降低铬渣解毒原料的消耗，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成本。从我们正在青海进行的铬渣处理项目来看，平均处理1吨铬渣的成本在500元左右，最高不超过550元。

　　中国青年报：铬渣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曾光：还是拿我们在青海做的铬渣处理项目举例，目前我们处理的9万吨铬渣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进行再利用：第一，用铬渣制砖。现在国家已禁止用黏土制砖，制砖原料主要是页岩。我们实践发现，解毒后达标的铬渣完全可以作为黏土的优质替代物，而且不会产生再次污染。第二，用铬渣制水泥。研究发现，含水量小于8%的铬渣可以用来制作水泥，它的添加量一般在5%~10%之间。第三，铬渣还可以用来制作超细粉(平均直径小于10微米的细粉，是一种重要的工业材料——编者注)。现在，我们正和有关单位一起研发，从铬渣中提取氧化镁。氧化镁是一种重要的耐火材料，市场价为14000~15000元一吨。如果成功，将会把铬渣的循环利用提到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我国今后在铬渣污染防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曾光：首先，企业应该承担起责任，严肃、严谨、认真、科学地处理产生的铬渣。其次，要进一步提高铬盐生产工艺，减少铬渣排放量。在英国，已经能够实现生产1吨铬盐只产生0.8吨铬渣，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后，要采取适当方法进行铬渣的后续治理，要采用循环经济的思路，将铬渣变废为宝，将铬盐行业从一个污染行业变为一个清洁行业，同时大幅降低铬渣处理的成本。

14、“铬渣”案入刑：环保的胜利 经济的失败

来源：红网2011-08-2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8/1141314234860_1.shtml

　　据云南省曲靖市公安局23日通报，“非法倾倒铬渣”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某、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职工王某及贵州省兴义市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某三人因涉嫌犯罪已被刑拘。

　　南盘江，云南曲靖的母亲河，剧毒铬渣造成的污染已惨不忍睹。假如非法倾倒5000余吨铬渣未被曝光，这样的剧毒工业废料不知会继续摧残当地多久?而在陆良化工，仍有大量铬渣堆存在南盘江边。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竟表示，只是“一些细微的地方做得差一点”，并咬定“水质定期抽检”、“六价铬未超标”。现存约14.8万吨铬渣如何处理，以及已经“处理”铬渣的去向，成为云南曲靖目前最大的“政治危机”与“环保危机”!

　　警方的刑事介入，并不能解决当前的严重危机，只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今后的环保污染事件表明了严峻姿态。且仅涉及到5000余吨铬渣被非法倾倒一事，现存约14.8万吨铬渣的追责，尚为空缺。发展经济，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民生，公众生命健康，尤其是重中之重。我们常说，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讲的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背后，是民众幸福和健康的惨重代价。

　　2009年至今，我国已连续发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件件触目惊心，大多可以避免。中国科学院数据显示，目前重金属至少污染中国10%耕地，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许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有人认为，中国在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发展上去了，有了钱，回头再治理污染也不迟。这只是表象，中国的环保问题，也许比看上去的复杂得多。

　　有专家指出，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很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会交织在一起提前来到，我们不够丰厚的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再说，已发生的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无不与当地政府追求政绩，或官商勾结的腐败等有关。多因一果，多重交织，是环境污染的根本性因素。

　　云南警方抓了三个人，以刑事手段制裁应该说是环境保护的小小胜利，但凸显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死穴所在。

　　政治的问题必须以政治的方法解决。我国的经济发展，已为世界所瞩目。但我们的社会发展、环境状况，亦为世界所“瞩目”。社会发展的最大弊端，是腐败与分配不公;环境状况的现实问题，是污染之深之广之乱。很遗憾，这几个方面，往往是糅结在一起、很难分开。就后者而言，如果不在宏观政策上淡化经济GDP，推崇绿色GDP，中国环境之殇，就是一个永远无法打开的死结。

15、2015年将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

来源：新京报2011-08-25

http://news.bjnews.com.cn/2011/0825/129276.shtml

国务院通过未来10年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据新华社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地下水开采总量已占总供水量的18%。全国657个城市中，有400多个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部分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水位持续下降；一些地区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污液以及化肥农药等渗漏渗透，造成地下水环境质量恶化、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会议确定两个工作目标。

　　到2015年，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初步控制地下水污染源，初步遏制地下水水质恶化趋势，全面建立地下水环境监管体系。

到2020年，对典型地下水污染源实现全面监控，重要地下水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得到基本保障，重点地区地下水水质明显改善，地下水环境监管能力全面提高，建成地下水污染防治体系。

16、国家能源局：杜绝各地自建“无证水电站”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2011-08-25 陈舒扬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10825/20110825113512869.html

国家能源局25号上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的通知》，指出将杜绝单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项目、建抽水蓄能电站。

本月初，媒体曝光甘肃舟曲、陕西岚河、福建九龙江多地水电站乱坝争水的现状，其中舟曲为了增加地方财政，允许许多无证水电站上马，引起了社会反响和相关部门的关注。

《通知》提出，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应纳入整个电力系统的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做好抽水蓄能电站的选点和建设规划。与此同时，避免简单为电源项目配套而建设，杜绝单纯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项目、建抽水蓄能电站。

《通知》提出坚持“厂网分开”的原则。要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价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原则上由电网经营企业有序开发、全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建设运行成本纳入电网运行费用；杜绝电网企业与发电企业（或潜在的发电企业）合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审核发电企业投资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项目。

《通知》还提到，坚持建设项目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原则。新规划、建设的抽水蓄能电站，必须具有经济性，其效益应体现在整个电力系统经济性的提高。在现行销售电价水平下，不得因建设抽水蓄能电站给电力消费者增加经济负担或推动全社会电价上涨。

17、三峡库区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全面启动

来源：新华网2011年08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1-08/24/c_121904660.htm

　　新华网宜昌８月２４日电（记者冯国栋）记者２４日从湖北省宜昌市林业局获悉，投资２０００万元的“三峡库区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项目”日前全面启动。

　　据项目初步设计报告，该工程建设总面积１５４１８公顷，地区涉及宜昌市夷陵区、秭归县、兴山县和恩施州巴东县等４个县区，将在２年工期内，建设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多树种混交护坡林、珍稀植物苗圃、珍稀植物迁地保护园、湿地管理站、野生动植物资源监测点和鸟类环志站等一系列湿地保护、湿地恢复和科研监测工程。

　　据了解，项目对三峡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实现库区湿地科学保护管理，提升三峡库区湿地整体管理水平，维护三峡地区生态安全，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发展。

18、昆明志愿者征集500笑脸 呼吁滇池水葫芦公开听证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8月24日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1/08-24/3281857.shtml

　　中新网昆明8月24日电 (顾一航唐勇)7月份以来，昆明市政府实施的滇池水葫芦治污工程，引起了公众的担忧。尽管市政府对此作出过回应，但较为零散的信息并未能打消公众的疑虑。24日，昆明环境保护志愿者在此间发起了一场环保志愿活动，他们计划征集公众500张微笑照片，向政府呼吁对滇池“圈养水葫芦治污”项目进行公开听证。

　　“你好！我是环保志愿者某某，您也是环保志愿者吧！今天我们有一个征集照片的环保活动想邀请您参加！”连续多日，昆明街头出现一群志愿者，他们手持“求水葫芦公开听证”的字牌，在镜头前定格自己的笑脸。这是由几位热心市民发起的“水葫芦微笑行动”，计划征集500张市民微笑照片，广泛征集市民意见，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呼吁对滇池圈养水葫芦治污这一项目进行公开听证。

　　记者在昆明市五华区龙泉路邮局见到了志愿者包子。包子把已经收集到的五百多张照片拼合到一张7米宽，1.1米高的海报，然后将“呼吁滇池水葫芦治污工程召开公众听证会的市民信”、 “呼吁滇池水葫芦治污工程召开公众听证会的市民名单”、“用微笑求水葫芦公众听证海报”分别寄给了昆明市政府办公室以及昆明市滇池管理局。

　　包子说，之所以开展这个征集活动，是因为广大市民依然对“圈养水葫芦治污”这个项目存在疑虑，许多市民没能科学、全面地了解此次项目的实施背景和过程，以及它可能带来的后果。

　　昆明滇池“圈养水葫芦治污”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虽然市政府、滇管局领导也在接受记者采访以及微博访谈时进行过部分回应，但较为零散的信息仍没能解开专家、媒体、市民心中的疑虑和担忧。

　　“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这是我们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想要达到的目的。”包子称，“通过听证会，让信息更全面地传达给公众，大家只有了解才能理解，才能最终支持这个项目。而此举更在于尝试一种新的、让市民与政府部分能面对面零距离沟通的形式，这对很多会带来摩擦的问题，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解决方式。”

目前，昆明滇池圈养水葫芦治污工程正在进行。据不完全统计，草海水葫芦种植面积已占水面面积的50%，滇池也已种植水葫芦26平方公里，种植面积占滇池的8.38%，这一治理模式是引进了太湖水葫芦生态净水工程的理念。(完)

19、泥石流爆发污染岷江水 成都首次启用应急水源

来源：《天府早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506925.html

　　“这两天天气放晴，水源一切正常。”昨日上午，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贾代林来到该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着几个取水口的实时视频和数据信息。

　　刚刚过去的周末，由于都江堰(微博)上游虹口地区强降雨，连续引发巨大泥石流，成都主城区及部分周边地区近6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曾面临严峻挑战。

　　泥石流暴发

　　岷江原水浊度大超标

　　20日凌晨3时刚过，睡梦中的贾代林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白沙河河水浊度已经快接近1万了。”值班人员汇报。

　　贾代林急忙起身赶到了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应急指挥中心。应急预案启动，采取了切换水源等应急措施，成功处置了这次突发的高浊度原水污染。

　　然而，次日凌晨2时，都江堰虹口地区因强降雨再次引发巨大泥石流，岷江支流白沙河浊度陡升。虹口水质监测点传回中心的实时数据显示，岷江原水浊度超过了2万度，最高达到2.5万度。

　　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

　　贾代林说，平时，原水的浊度就在100度左右，而成都市最大水厂——位于郫县(微博)的自来水六厂设计最大处理能力为1万度。“就算浊度是1万度，水厂能够处理，但生产能力会大受影响。”

　　而按照这样的状况，再过7个小时，泥石流就将从白沙河流入自来水六厂，成都近600万人的饮用水安全将受到极大影响。

　　启动应急预案

　　应急水源首次使用

　　然而，泥石流已经过去几天，其间，成都市民却并未发现家中的自来水有异常。

　　很大程度上，这得益于刚刚在都江堰试通水成功的成都市应急水源工程。“处理这种危机的成败关键，就是要把高浊度的原水挡在水厂水门之外。”贾代林说，21日凌晨5时，应急指挥中心的QQ群上，大家把各种信息汇集，相关应急措施迅速执行，首先便是将柏条河拦水闸门关闭，拦截高浊度原水，改由输水暗渠输水至柏条河。

　　这条输水暗渠全长3.5公里，是成都市应急水源工程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今年7月5日刚刚试通水成功，还自带净水功能。这一次，是成都市应急水源工程首次正式投入使用。

　　在使用输水暗渠的同时，徐堰河上的八座水电站继续采取了“避洪蓄水、错峰取水”的措施，21日晚9时，经过近20个小时的处置，成都市的饮水没有受到影响。贾代林说，目前，夏季汛期已经进入尾声，成都市的自来水是安全的。　　(四川在线-天府早报)

20、北京昆玉河3公里水面遭污染 河面出现成片死鱼

来源：北京晚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8-25/105523049282.shtml

　　本报讯 (记者叶晓彦) 一级水源保护区、被誉为北京水质最好的一条水系的昆玉河日前发生污染事件，三公里水被污染。记者昨天从市水务局获悉，经过深入排查，市水政监察大队已查到，除汛期大雨造成污水溢入河道之外，附近有一家建筑单位私自将生活污水管通过雨水井排进河里，相关单位将对当事人进行罚款处理，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了解，7月初，有市民发现，海淀区昆玉河八里庄桥附近，河面出现成片死鱼，有的水面还散发臭味，污染水面蔓延至上游的车道沟桥，涉及水面近3公里。市民怀疑，这条被称为北京水质最好的河流被污染。接到市民举报后，市水政大队联合排水集团，对该河段及其上游长春桥至八里庄桥沿岸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对被污染的水域进行了治理。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昆玉河的相关河段。水面上已经没有死鱼，水质基本清澈，没有异味散出。一位坐在岸边乘凉的老者，拿起相机，拍起了岸边的风景。“前一阵这水确实挺脏的，有时候还有臭味，尤其是下雨以后，味道最大，水面上还漂着垃圾。我可真担心，这么美的一条河怕是被污染了。”

　　在八里庄桥头，70多岁的市民李先生对记者感叹：“家门口有这么美的一条河，心情都不一样。要是被污染就太可惜了。”李先生告诉记者，前阵子因为河水发臭，老人甚至将晨练改在了别处。李先生还告诉记者，八里庄桥南侧河两岸，住着许多流动人口，周边环境十分恶劣，对昆玉河的环境也是一种威胁。记者走上一座跨河的过街天桥，一上楼梯就能闻见尿骚味，呕吐物、粪便也随处可见。

　　市水政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昆玉河实施了截污工程，但并未完全实现雨污分流，截污不彻底。负责人解释，通常污水通过处理后，从城市排水管网流入河内，雨水则直接顺着管道流入河内，污水管线和雨水管线之间有一个截流坎，在不下雨或雨量小的时候，雨水和污水各自分流，未经处理的污水不会直接排入河内，但雨量过大的时候，一部分污水可能会溢过截流坎，直接流入河内，对河水造成污染。

　　另一个原因，就是有单位私自将生活污水排入河内。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媒体报道的昆玉河被污染的河段及其上游总长近3000米，两岸涉及十余个排水口，沿岸排水管网更是交错复杂，工作人员先后四次对沿岸重要节点的72处雨水检查井和污水检查井内的排水水量及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位于慈寿寺桥边上一家建筑单位将生活区的污水通过管道排入市政雨水管线，造成了污水入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单位排放污水的管线直径约15厘米，通过地下管线直通到路边的雨水井内，排放的全都是该建筑单位的生活污水。发现问题后，水政监察大队的工作人员当场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肇事”管线已被封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对违法当事人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目前此案仍在调查当中。

21、厦门拟在自然保护区填海造岛建高端会所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8-25/043723046800.shtml

　　“厦门鳄鱼屿海外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中心人工岛工程昨日进行环评公示，目前这一幽静、神秘的大海中央，未来将吸引世界的目光。”8月4日，《厦门日报》6版头条发布了一条题为《厦门首个人工岛有望落户同安湾》的新闻，一时引起争议。

　　文章称，此项目位于鳄鱼屿北侧，陆域面积45万平方米，将打造成华商高端会所，规划建设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会议中心、杰出华商纪念馆、全球华商500强会所、会所游艇俱乐部、海湾游乐区、生态展示区、华商度假医疗养生区等。项目将“以全球杰出华商及成功企业家为客层，以带动其与大陆商贸、经济交流、行业发展和招商引资为目标，利用鳄鱼屿旁人工岛的独特地理位置，打造中国与旅外杰出华商的高级交流平台和高端会所”。

　　“填海造岛，涉及水动力变化，对鸟类、红树林和底栖等的影响，未来淡水、能源及垃圾处理等等，都是大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厦门市同安湾鳄鱼屿海域，是厦门市公布的自然保护区！未经任何程序，竟然可以在自然保护区内修建人工岛，搞什么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会议中心吗？”知名媒体人士周筱发文质疑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8月24日致电相关部门，得知此区域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围保护地带，是否允许开发尚未有明确规定。

　　保护区外围允许开发吗

　　文昌鱼是厦门的传统名贵特产，是世界海洋珍稀动物之一，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23年，美国动物学家莱德在厦门海域发现文昌鱼，从此这种奇妙生灵成为了厦门近百年来的生物学名片，成为揭示脊椎动物起源的钥匙。

　　“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中心人工岛”工程所在的鳄鱼屿，在《厦门市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属于保护区域。该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在保护区内禁止擅自设置建筑物及其他永久性设施。

　　但厦门海洋与渔业局资源环境保护处工作人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1992年厦门市制定的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确实将鳄鱼屿列入保护区域，但2000年申报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后，对鳄鱼屿海区有一个新的规划。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鳄鱼屿海区属于外围保护地带，但在管理上很多方面参照保护区来管理。据他介绍，为了加强市民的保护意识，海洋与渔业局在网站上引用的海洋法规仍是《厦门市文昌鱼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所以人们一般也是将鳄鱼屿当作保护区来对待。

　　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自然保护区可以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缓冲区外围划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原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人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可以在自然保护区的外围划定一定面积的外围保护地带。

　　按照厦门海洋与渔业局的说法，外围保护地带参照保护区来管理。那么，鳄鱼屿现在作为外围保护地带，是否适宜填岛建大型会议中心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陈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厦门是一个港口城市，对外围保护区实行的是非封闭性管理，有港口和码头，允许进入，所以项目开发并不违反管理规定，但与保护区不太允许开发又有点矛盾，我们也在想如何在报告里协调好这个关系。”

　　厦门海洋与渔业局资源环境保护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我国对自然保护区外围地带的开发和保护没有具体的规定，外围保护地带此项目是否适宜兴建，需要通过其环境评价报告来作出评估，但目前这一项目的环评报告尚未报到海洋与渔业局。

　　填海造岛会破坏环境吗

　　根据相关规定，建设工程都必须做环境评估，根据对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大小，做环评报告书并报环保部门审批。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厦门市环境保护局官方网站上查询到，有“金凤厦门鳄鱼屿海外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中心人工岛工程信息公告第一号”的信息，但具体内容现在已经无法打开。

　　中国青年报记者24日致电厦门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项目选址在海上，环评手续应该报厦门海洋与渔业局审批。至于网站的公示信息为何会消失，环保局并不了解，“我们网站只是一个给广大市民提供信息的平台，谁都可以登信息。环评单位向我们提出申请，我们给他们一个账号，他们就发布信息，来面向公众征求意见。”

　　根据环保部2006年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在报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前，要向公众公告，包括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等内容要点。记者从内部人士处拿到的这份《金凤厦门鳄鱼屿海外杰出华商国际交流中心人工岛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告》，只说明了项目名称、地理位置、工程规模和环评的主要工作内容，并未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承担环评的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陈姓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目前只是进行了第一次公示，进一步环境评价还在进展过程中，目前正在一步一步走程序。对于这一填海建岛的项目，她表示对环境肯定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仅是涉及到文昌鱼的保护，填海建岛还会影响到海洋动力等，需要多方面的环境影响考虑，这也正是他们所做的环评报告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我们会很客观地把这些问题都摆出来。”

22、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拟建二期

来源：新京报 2011-08-25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8/25/content_268276.htm?div=-1

工程总投资12.8亿，预计年底前开工，建成后可日处理垃圾1800吨

本报讯（记者饶沛）昨日，记者从北京垃圾分类、餐厨垃圾和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工作会上获悉，北京将加快推进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朝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中心的前期工作，该增建项目日处理生活垃圾能力将达1800吨。目前高安屯已有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理能力为1600吨。

利用已有设施空地建设

记者了解到，朝阳区从2002年日产生活垃圾2000吨迅速增长到目前的3800吨，而高安屯现有生活垃圾焚烧厂日处置能力为1600吨，剩余仍以转运卫生填埋为主。

据了解，增建的项目被命名为北京市朝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中心，位于朝阳区生活垃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已建成的焚烧厂和沼气利用设施间的空地内。

新的焚烧厂由北京市政府和朝阳区政府各出资50％。工程总投资12.8亿元，环保投资总计1.3亿元。焚烧中心计划建设3台600吨/天的机械炉排焚烧炉、两套18兆瓦汽轮发电机组以及80米高的集束钢制烟囱，预计年底前开工。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翻倍

建成后，新的焚烧厂能日处理生活垃圾1800吨，高安屯处理生活垃圾能力将翻一倍。运往焚烧厂的垃圾包括朝阳区分选预处理后的生活垃圾、小武基垃圾转运站的垃圾，处理能力富余时，将处理东城、通州等区的部分生活垃圾。

焚烧厂建成运营后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如果叠加目前的环境现状监测值后，在一些环境敏感点，会出现可吸入颗粒物超标现象，其他各污染物排放浓度符合国家要求。有关方面对可吸入颗粒物超标的解释是：有的敏感点可吸入颗粒物超标，主要是监测区域施工扬尘所致。

另外，朝阳区高安屯将建设每天处理能力达4000吨的建筑垃圾处理设施。

■ 追访

焚烧中心四招减轻环境污染

面对可能对环境有较大影响的垃圾焚烧设施，在设计中将采取哪些措施妥善处理污染物排放，避免造成二次污染？朝阳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焚烧中心表示，采取了多项环保措施，以减轻对周边环境的污染。

首先，在生产中，通过控制炉温和延长烟气在高温区时间的基础上，利用活性炭和布袋除尘器去除微量的二恶英及重金属。

其次，垃圾渗滤液处理达标后排入坝河；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标后，排入酒仙桥污水处理厂。

第三，炉渣为一般固体废弃物，运入填埋场安全填埋；飞灰为危险废弃物，运至有资质的单位安全处置；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回垃圾池，与生活垃圾一起焚烧。

另外，主厂房将臭气抽至炉膛内燃烧，并在主厂房卸料平台的进出口设置风幕门防止臭气外逸。垃圾卸料、垃圾输送系统及垃圾贮存池均采用密闭设计。

■ 对话

监管处罚并行 控制污染超标

●王维平 北京市政府参事、垃圾对策专家　

记者：高安屯焚烧厂建设二期项目，污染控制是否会有难度？

王维平：主要还是监管的问题，现在监管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在国外，垃圾焚烧厂应该有驻场监督员，防止企业偷排。驻场监督员由三类人组成：官员、环保人士和当地居民。目前这方面的监管还不到位。

记者：除了监管，还有什么措施能让企业更加注重环保？

王维平：应该建立处罚机制。焚烧厂污染环境赔多少钱？现在讲究依法行政，可是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完善。

记者：附近居民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这两个焚烧厂各自排污都合格，但是污染物加在一起就会超标。

王维平：肯定要实行总量控制，从总体上把握污染物的排放值，避免出现污染物超标的情况。

■ 相关新闻

餐厨垃圾处理将达1000吨/日

本报讯随着董村等一批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设施完成投产，年底北京餐厨垃圾处理能力将达1000吨/日。2012年底新增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1200吨。

9月底前北京将制定出台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施设备建设和日常运行费用补助政策。

朝阳区正在开展餐厨垃圾排放登记和建立专业化收运队伍等，今年集中收集率将达50%以上。

东城区已在簋街等餐饮集中区域和大型餐饮单位开展餐厨垃圾专业化统一收集，日收集量将达35吨，年底全区基本实现专业化收集。

23、环保组织认为李宁公司“去毒”缺乏措施

来源：法制网 2011-08-25郄建荣

http://law.cyol.com/content/2011-08/25/content_4817272.htm

　　法制网北京8月24日讯记者郄建荣 23日，一家环保组织发布报告称，阿迪达斯、李宁等品牌服装被检出含有"环境激素"。24日，这家环保组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其发布报告前一天，李宁公司做出表示，将在8至10年内，在李宁公司的全部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中，减少和消除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对此，这家环保组织认为，李宁公司缺乏完全淘汰有毒有害质的决心。

　　8月23日，这家环保组织发布了《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报告，报告称，通过检测发现包括李宁、阿迪达斯在内的全球14家知名服装品牌的服装含有壬基酚聚氧乙烯醚（以下简称NPE）。

　　在报告发布的前一天，李宁公司曾发布相关声明，表示将在8至10年内，在李宁公司的全部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中，减少和消除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全面实现环境友好型排放。李宁公司将在六个月内制定出详尽的计划，并会在《李宁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陆续披露行动进展。

　　这家环保组织对于李宁公司主动做出声明的行动表示肯定。“作为民族品牌中的佼佼者，李宁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已经领先于很多尚未做出积极回应的国际知名品牌。”但是这家环保组织也表示，李宁公司的承诺并没有反应出其完全淘汰有毒有害物质的决心，并且缺乏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其“去毒”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这家环保组织要求，品牌生产商全面淘汰供应链中的所有有毒有害物质。“只是‘减少’排放，并不能完全消除有毒有害物质对环境和健康的威胁。”这家环保组织有关负责人认为，彪马和耐克的承诺，充分证明彻底淘汰有毒有害物质是可行的。

　　对于李宁公司在接受采访时宣称，李宁公司产品符合欧盟《REACH法规》的说法。这家环保组织认为，李宁公司误读了该法规。在《REACH法规》的附录17中明确要求，NPE的浓度高于0.1%的化学制剂，不得用于纺织品的生产过程之中，即不得在纺织品生产中使用故意添加NPE的化学制剂。0.1%（1000毫克/千克）的限值并非针对最终产品，而是针对生产中使用的化学试剂。而调查中李宁品牌的4件服装上均被检测出残留有NPE，其中一件浓度更高达680毫克/千克。这表明NPE这种有毒有害物质在李宁服装的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和排放，并对中国的河流造成的污染。

　　环保组织呼吁，包括李宁和阿迪达斯在内的全部服装品牌可以尽快做出真正的“去毒”承诺，以推动纺织行业向无毒的方向发展。

24、14名品牌陷“毒衣门” 耐克彪马限时“疗毒”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8月25日李刚席大伟

http://news.qq.com/a/20110825/000624.htm

[导读]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报告指出：李宁、NIKE、匡威、优衣库、阿迪达斯等14个知名品牌产品中含“环境激素”。

2011年8月2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了《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李宁、NIKE、匡威、优衣库、阿迪达斯等14个知名品牌的产品中含有“环境激素”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NPE进入环境中会迅速分解成壬基酚（NP），NP会导致男性精子数量减少。《中国环境科学》还曾指出，NPE及其降解产物对眼睛有刺激。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针对该报告，目前仅有耐克、彪马等少数企业发布淘汰NPE的时间表，雅戈尔等企业表示正在重新检测其被抽查的产品，李宁则称产品符合欧盟REACH标准。截至记者昨日（8月24日）发稿，优衣库、匡威等还未对此作出回应。

14品牌涉及“毒衣”风波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张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1年4月至5月，绿色和平在中国、英国、阿根廷等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后经过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包括阿迪达斯、李宁等14个品牌在内的三分之二样品被检测出含有NPE。

其中，4件李宁产品NPE含量分别为680毫克/千克、9.8毫克/千克、7.1毫克/千克、2.8毫克/千克。

在检出含有NPE的样品中，NPE每千克含量超过500毫克的品牌包括李宁、A&F、耐克和雅戈尔，其中，一条A&F牛仔短裤NPE的含量高达1100毫克/千克，雅戈尔的某件运动衫NPE含量为530毫克/千克，耐克的两件T恤分别达到810毫克/千克和660毫克/千克。在所有抽查产品中，记者看到，一件由菲律宾生产的T恤NPE含量更是高达27000毫克/千克。

《中国环境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指出，NPE及其降解产物对眼睛有刺激，同时对环境具有激素效应。张凯也介绍道，虽然不会直接通过皮肤导致人体中毒，但其在水中会迅速分解成壬基酚，NP能模拟雌激素，干扰生物的内分泌，对生殖系统具有毒性。由于担心其安全性，一些国家和地区禁止使用MPE已有20年。

耐克彪马发“疗毒”时间表

据张凯透露，该报告一经出炉，绿色和平便将调查结果分别告知了所涉及的各大品牌商。耐克和彪马反应积极，称在2020年前淘汰其供应链中的所有有毒有害物质，并且将在近期制订出一份公开的行动计划。

雅戈尔集团宣传部负责人昨日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看到该报告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反应，她表示，“这三件产品都有国内第三方检测的合格报告，并且符合GB18401标准”，不过，“我们又把样品送到了第三方检测再度检查，但结果还没出来，同时，还给上游供应链提出了要求。”

阿迪达斯在给记者发来的邮件中表示，“我们的NPE浓度远远低于指标值，所检测的大部分阿迪达斯产品并未检测出NPE（9件检测样品中的5件均不含有NPE）。”阿迪达斯表示，其遵循的指标值为100毫克/千克，这是最佳的行业标准。

李宁公司8月22日发布了一份名为《李宁公司在供应链中实现环境友好型排放的承诺》。该承诺称，将在8年到10年内在李宁全部产品的整个生产环节中，减少和消除影响环境的化学物质，公司将在6个月内制定出详尽的计划。

对于李宁公司的这一承诺，绿色和平昨日发表回应称，李宁公司的承诺并没有反映出其完全淘汰有毒有害物质的决心，并且缺乏相应的措施来保证其“去毒”过程是公开透明的。

截至记者发稿，其他被指含有NPE的品牌还未对其作出回应，部分企业对记者表示，暂还未看到该报告。张凯表示，在该报告出台前一个月，绿色环保组织已经就相关问题和企业进行邮件、面对面等沟通。

李宁：符合欧盟标准

在绿色和平的报告发布之后，24日，李宁公司再作回应，称李宁公司的样品送检国际权威机构，检测结果符合欧盟REACH标准，并指出绿色和平“有毒残留”报告中所提及的4款产品中检测出的有毒物质含量低于欧盟REACH标准。李宁公共事务总监张小岩也在微博中表示，李宁产品虽然含有NPE，但都在欧盟标准之内。

对此，绿色和平在昨天的回应中表示，李宁产品符合欧盟REACH标准的说法是对欧盟REACH法规的误读。

张凯向记者表示，在欧盟REACH标准的“附录17”中有明确规定，NPE的浓度高于0.1%（1000毫克/千克）的化学制剂，不得用于纺织品的生产过程中，即不得在纺织品生产中使用故意添加NPE的化学制剂。但1000毫克/千克的限值并非针对最终产品，而是针对生产中使用的化学试剂。调查中李宁品牌的4件服装均被检测出残留有NPE，其中一件浓度达680毫克/千克。这表明NPE这种有毒有害物质在李宁服装的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和排放了，这也必将对中国的河流造成污染。

昨日接受记者采访的雅戈尔等企业表示，希望我国相关部门出台对NPE及其化学制剂的管理标准。此外，中国印染行业协会专家表示，需要法律对化工源头生产化学剂的企业进行控制，规定这些企业公布NPE在化学制剂中的含量，服装企业会有更多安全性。”张凯也表示，希望企业本着无毒的原则，制定出淘汰NPE的时间表。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染整技术研究所所长夏建明向记者介绍，要做到在生产过程中完全“去毒”不难。从技术层面上讲，现在国内已经有可以替代的无毒印染助剂产品，且成本只比原来高出5%~10%，不会增加太多。只要生产环节不再使用，完全“去毒”就可以实现。

25、伍里川：铬渣案“刑不上老板”岂有此理？

来源：现代快报2011年08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8-25/081023048035.shtml

　　云南“非法倾倒铬渣”案的侦查已经有了进一步的结果，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左某、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职工王某及贵州省兴义市三力燃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某被刑拘。

　　“非法倾倒铬渣”作为一件广为关注的重大公共污染事件，其危害性毋庸置言。必须有人为此付出法律代价。

　　但是遗憾的是，放眼看结果，结果抓的都是副总和职工。但公司的一把手怎么跟没事人一样？敢情这犯法的事都是副总指挥的，一把手是“只在此山中”而不闻其详？不负其责？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公众关注这一事件的进展，必然会注意到“刑不上老板”这一现象。如果出了事，出了大事，总是“跑腿的”顶缸，那还有多少惩戒价值呢？

　　过去，“刑不上正职”多出在政府问责领域。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建华曾经所指：在处理失职官员时往往不够及时，不够透明，常常只追究副手甚至下级官员责任，“刑”不上“一把手”。今年7月的消息，中青报社调中心调查显示，有69.2%的人认为在当前行政问责制实施过程中，无法问责“正职”，只问责“副职”；令人担忧的是，“非法倾倒铬渣”案中只问责了两名副总，难道“刑不上一把手”还要从政府问责领域蔓延至企业吗？

　　看来先要翻一翻相关法律。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概念，理论与实践中的确莫衷一是，学界有这样的认识：“一把手”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刑责。江苏省徐州市丰县人民法院曾经就一起单位生产、销售有毒生猪案作出判决：单位“一把手”不知情、没有决定和组织实施相关行为，就不构成“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不必承担刑事责任。

　　问题在于，企业的“一把手”同样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单就是否“知情”而言，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下，企业一把手对相关事务不“知情”，那不符合常识。据日前央视《新闻1+1》报道，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17年没有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28.84万吨铬渣的堆放处距南盘江只有一条土路之隔。退一步说，作为企业法人代表，可能一时未掌握核心信息，但是17年来，该公司的法人代表都是“无关人员”吗？如果你要说“是”，那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对于一般的事件或案件，或有探讨企业法人代表该不该问刑责的“价值”，但是今天应该明确这样的主张———在特别恶劣、危害性特别大的公共事件中，如果没有过硬的、令公众信服的理由，企业法人代表绝无“超脱”之理。在一些恶性污染事件中，无数民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有的人直接受害甚至丧失生命，不严惩肇事企业，不刑拘其一把手，何以面对苍生？

　　近来，在重大公共事件的处置上，有趋严之象。5月16日，浙江省公布德清县血铅事件处置办法，德清县海久电池公司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据新华视点)；6月1日，东莞市公安部门对使用“塑化剂”的东莞市昱延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朱某某依法刑拘(据羊城晚报)；8月5日，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对信宜紫金矿业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系列刑事案进行一审宣判，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原工程师、原总监理等10多名高管也分别受到刑罚(据广州日报)……这些大事件的处置正成为一个个态度鲜明的“判例”。

　　回到“非法倾倒铬渣”事件，种种非正常现象不能不让人警觉。先拘司机，并且迟迟停留在这一步按兵不动，眼看事情越来越大，才有“进一步结果”。而据新华社8月17日消息，2008年，有当地村民获得企业赔偿，环保局的领导竟然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事件之祸根早已种下，却无意揭穿、无心监管，漠视民众生命安全的表现令人捏把汗。当地有关方面唯有抽干利益暗流、掀掉保护伞，问责问到实处，问到关键处，企业的法人代表也应该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取得民众的谅解。

26、疯狂高尔夫何时休 威胁不只是水资源

来源：工人日报2011-08-2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8/1141314233432_1.shtml

　　当违规的高尔夫球场站在被告席上，赔不起水、赔不起土壤、赔不起环境质量，甚至会在输掉官司后赔到“倾家荡产”的时候，它们还会疯狂吗?

　　在经历了媒体的持续曝光后，榆林市“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已被停业整顿，但是事件远没有结束。

　　最新的消息表明，停业以来，“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依然在通过附近的一家煤矿，对场地进行浇灌。这很让人怀疑，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在舆论关注式微后，这个项目仍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可以伺机继续开张营业。

　　现在，大家都知道“高尔夫球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抽水机”，因此对沙漠里开发高尔夫项目格外警惕。但是，“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似乎也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并且“预备”了一个企图蒙混过关的“美丽借口”——用煤矿废水浇灌。

　　“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称：他们的所有浇灌用水，都来自附近的一家煤矿企业的生产排水，属“废水利用”。

　　这家中能煤矿免费给沙漠高尔夫球场铺设管道，免费提供浇灌用水，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交易”，目前尚未可知，但是这样的“借口”有可能导致两个结果：其一，沙漠高尔夫有可能以“循环利用废水”的理由，在“整顿”一段时间后获得保留;其二，对自然的破坏、特别是对水资源的破坏将会持续，直到数年之后当地爆发水资源危机。

　　事实上，当地的水危机已经显露端倪。目前，由于煤矿无节制地抽取地下水浇灌高尔夫草坪，当地村民的种田用水已经发生短缺，饮水开始困难。有一户人家，过去打的15米深的水井如今已经成为了空井。为了解决吃水难的问题，今年他们花1万多元重新打了一口70米深的井，用电泵才能把水抽上来。

　　现在，舆论寄希望于通过行政制裁的办法终止沙漠高尔夫项目，但是结果未知。在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

　　其实，受沙漠高尔夫项目威胁的不仅仅是水资源。从理论上讲，高尔夫球场上需要人工浇水灌溉的部分，耗水量是普通草坪的数倍，为了保持高尔夫球场草坪的平整划一，草坪还要经常喷施化学农药。有资料显示，每年喷施在高尔夫球场草坪上的农药要达50 余种，农药中的一部分随水渗透和残留到土壤中，对地下水和土质造成污染。同时，由于大面积的建设草坪，压缩了树木森林的生存空间，导致了植被减少、生态减弱。

　　仅有理论支持还不够，现在需要有公益机构或环评机构详细地评估和调查，列出“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自开建以来的准确耗水量、对当地土质的污染程度，以及修建草坪后导致减植了多少树木，间接影响当地生态恶化到什么程度等等，并参考有关数据转化为经济损失。

　　当拿到了权威的数据报告后，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和技术手段，就已经具备了对“大漠绿淘沙高尔夫俱乐部”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这时，当地的居民、环保组织、政府有关部门都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原告席上，向沙漠高尔夫提出大额索赔。

　　从沿海到内地，违规高尔夫在中国泛滥，屡禁不止、越禁越多，除了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违规成本低，另一方面对环境公益诉讼支持不够。

27、郭有信：4万多“问题水库”如何彻底排险？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1年08月24日

http://views.ce.cn/main/yc/201108/24/t20110824_22642679.shtml

由于缺少必需的维护经费，我国水库病险的数量过半，达4万多座。这4万多病险水库绝大部分散布在广袤的农村，还有一些在县市的上游。(8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

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抢修”。的确，危情一日不除，人民的安全就难以有保障，尽快排除危险是当务之急。然而，集中“火力”排除危险之后呢？我们又拿什么来保证水库的安全？

问题水库之危，不言而喻。事实上，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治水一直都当作重点工作来抓。今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水利工作会议，8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一些地方在发现险情之后，也是“排除万难”，甚至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也给予优先支持。可是，这样的“全力抢修”作用似乎并不大，好不容易“病愈”的水库不久之后就又旧病复发再次进入黑名单了。

“维修—复发—维修—又复发”，问题水库似乎成了一个无底洞。难道我们就没有根治的办法么？而且我们看到，不仅是问题水库，还有一些刚建好不久的大型工程也都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比如前不久频繁爆出的“桥脆脆”。这些问题究竟要如何解决？除了永无止境的维修，难道真要“推倒重建”才能换来浴火重生？

其实，这是由于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使用却少了养护的程序。据报道，四万座问题水库大部分都没有专管机构，一般是乡镇或村组在代管，实际上也等于没人管理，日常的维修养护经费则几乎没有，成了“没人疼没人爱”的孤儿。那些大桥也是如此，超载也好，裂了也好，若没有“上头”的指示，恐怕鲜有人去管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专家说，一个水库成为病险水库有多种原因，如建设标准不高、经长期运行老化失修等，但平时管理不规范也是重要原因。“小毛病”管护水平不高，发现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时间久了，难免形成“小洞不补，大洞受苦”的现象。因而，在处理问题水库的时候，除了除险加固，我们更应该思考日常管理如何形成良性机制，以避免再次失修出险。

由此，笔者建议，在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之后，能否建立一个两三人的机构或工作组，由财政发工资，对水库进行管护？如果管理跟不上的话，在整治过后的三五年甚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或许又将面临新一轮的病险水库问题。殷鉴尚不远，现在行动不为迟。有些悲剧，原本就是可以避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去做。(郭有信)

28、中国湿地保护进行时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8月24日马尔科姆•泰特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484-Protecting-China-s-wetlands

中国的水禽景观（及水禽的水陆栖息地）正日益为外界所认知。为了保护它们，英国动物保护组织WWT与中国有关部门共同展开了努力，马尔科姆·泰特报道。

“我们在中国从事保护工作的这些湿地为环境教育项目的设立提供了机遇，而且能够切实地激发起人们对自然的热情，对于这些特殊的栖息地的保护来说绝对只有好处。”

对西方世界的很多民众来说，中国的野生动物一直显得有些神秘。当然，过去几十年中大熊猫一直是轰动性新闻的主角，因为它一直被当作外交工具，被当作礼物赠送给那些中国想要发展紧密关系的国家。然而，近年来，大熊猫身上的政治色彩已经不再那么浓厚，而是变成了全球动物保护的象征，其珍稀性完全可以和老虎、鲸鱼媲美。

数量在减少的并不只有大熊猫。就在几年之前，一种大型水生哺乳类动物——白暨豚可能灭绝了，人们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一头幸存的个体。或许在长江的深水里还有一两头在孤独地游弋，但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白暨豚如今已经“功能性灭绝”了，这是自从人类出现以来第一种灭绝的鲸类动物。

如果说西方公众对中国的野生动物形成了一种看法的话，可能就是它们在不断地减少。这应该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尽管如今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受到广泛关切，但保护工作仍然远远不够。高德年爵士说：“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南部地区，实际上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之一。”他曾经担任设在英国的保护组织——野生鸟类与湿地基金会(WWT)的理事长达八年之久，如今则担任WWT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这是英国最顶尖的湿地咨询机构。

此外，高德年曾经在1997年到2001年之间担任英国驻华大使，这段经历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视角。“在北京任职期间，我们重新栽种了大使馆花园中的花木，以招徕更多的鸟儿。最后我们的花园里有60多种鸟，其中很多都是鸣禽，这在北京来说是很了不起的数字。在这个世界上最繁华的首都，我们的花园俨然已经成了一个尘嚣中的绿洲。”

他的大使任期恰恰涵盖了中国当代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时期。1997年，正是中国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那一年，这使得高德年第一年任期中的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有趣的是，他的任职期间也正是中国的环保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中国NGO的初步成型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而且大多数是环保类的。

“人们认为环境NGO不像其他NGO带有那么强的政治性，”高德年说，“我认为这给了环境NGO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政府对于环保上的努力是非常支持的，比如，中国是最早签署《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国家之一。

“但是，政府的力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得到地方的支持，在我担任大使期间，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就开始着手禁止滥砍滥伐，因为这些行为在许多地方引发了洪灾。尽管政府制定了一部非常强有力的法律，但却难以执行，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那些致力于落实环保法律的NGO有时甚至会遭到来自地方团体和受影响产业的威胁。”

如果说连中国政府在其各个边远地区都有点鞭长莫及，你就可以想象那些努力在这些地区进行野生动物监测的人将面临何等的艰辛。在英国，我们对于野生动物的记录、监测、探索和认识都有很长的历史，这个国家还没有被研究过的地块屈指可数，更不用说还有哪个地区没有经过彻底的生物多样性研究了。但与中国比起来，英国实在太小了，其2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四十分之一左右。就是因为国土的广大，要在中国进行野生动物监测是一个万分艰巨的任务。

但这又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任务。那些WWT致力保护的品种（比如小天鹅以及在全球都濒危的勺嘴鹬和中国秋沙鸭）将中国作为从俄罗斯东部出发后的迁徙路径或者是越冬地。为了勾勒出它们的生态全景，我们必须弄清楚它们在哪里逗留，以及它们种群的规模。

理查德·赫恩是WWT物种监测部门的负责人，近几年来他有很多时间都在中国。他说：“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办事处的工作，在长江泛滥平原建立一个成熟、全面且协调良好的水禽监测网络，这里是亚洲最重要的水禽越冬地，特别是野禽和鹤类。这项工作很复杂，主要是因为许多湿地的面积十分广大，比如鄱阳湖足足有3500平方公里，还因为鸟类的数量很多。”

“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保护工作主管、当地的市民观鸟协会成员以及其他有兴趣的个人进行培训。2011年，我们支持了一项针对长江水禽监测项目官员的培训，他们将协调和承担培训活动。作为这样一名官员，其首要任务就是整理出一份水禽种群调查报告，该任务已经于今年1月完成。调查结果对很多水禽来说，都是第一次得出确切的种群发展趋势估计数字，对于这些具有全球重要性种群的保护至关重要。”

了解鸟类所处的地方是一回事，对它们进行保护又是另一回事，这也正是WWT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所在。几年前，WWT这个国际性的咨询部门受到邀请，帮助在香港设立一个湿地中心。这项工作极为成功，在中心刚刚开放的头三个月里，参观者就多达25万人。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当然，香港早就是一个富裕地区，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类似的富裕迹象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大陆。随着富裕而来的是休闲时间的增加，对很多人来说，休闲时间为他们提供了发展对野生动物兴趣的机会。” 高德年说。

全中国对野生动物的兴趣都在不断增强，中国也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恢复湿地、创造更多的绿色和蓝色空间。高德年的同事，WWT咨询委员会副主席艾玛·阿勒斯沃斯和她的团队已经在中国东部和中部进行了很多个项目。其中包括规划新的湿地中心，为湿地恢复提供建议，以及为自然保护制定发展规划等。

“在WWT咨询委员会，我们每个人都对湿地、湿地的物种及其带来的益处充满激情，因此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如何有机地把人和野生动物融合起来。我们能做的工作包括：进行评估，确保湿地对一系列物种的功用；采取全盘方式设计（观察）隐蔽所和木板路，让其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尽量减少对野生动物的干扰。我们在中国工作过的湿地为环境教育项目的建设提供了良机，能够切实地激发起人们对自然的热情，对于这些特殊的栖息地的保护来说绝对只有好处。”

中国的湿地也许曾经是世界上最默默无闻的，但情况正在改变。有了中国政府的持续支持，再加上WWT及其国际和地方伙伴更大的努力，我们希望能够发现这些神奇土地更多的美，寻找到保护和改善这些湿地的方法。

果真能够如此，那么白暨豚的悲剧也许从此就不会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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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湿地网络(WLI)是一个在WWT协调下的全球性湿地中心社群，为那些提供现场教育和参观者活动的湿地中心服务。目前其320个成员遍布全世界，其中有25个在中国。

“这占到全部成员数的8%左右，显示了中国湿地在全球层面上的重要性。2007年，时任WWT执行主席、后来任WLI主席的马丁·斯普雷到中国进行实情调查，并与中国国家林业局签订了一份合作备忘录。这让WWT在保护和强化中国湿地的工作中处于更加有力的地位，也显示了中国主管部门的强大决心。”

“WLI目前提出一个动议，即在亚洲WLI设立一个新职位，以便与中国伙伴密切合作。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一个重要的亚洲湿地论坛（十月在江苏无锡），届时新职位事情就有结果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各地的湿地中心支持更多的湿地保护项目。”马尔科姆·泰特，WWT杂志《水生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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