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丽英）

原本一行人想去学校给孩子们拍照，特别是央视的李路，他很想去拍拍孩子们上课的情形，可因为昨夜下了雨，学校门前的小河涨水，车子不能通过。下雨水涨，现在在内地越来越多的旱情让这种事已经少见了，可在黄河源却是常事。本计划去星宿海的部分同行者，也因为草场积水太多不能前往了。青海果洛州玛多县境内的牛头碑是旅游意义上的黄河源。我们要去的是有国家地理标识的黄河源，在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麻多乡。因在两个州，从玛多县到麻多乡没有柏油路，只有沙石路。而星宿海我们去年去了，虽然若大的一个海子水已经少得可怜，但是下了雨，那里的土路要想进去，也要想想是否能出来？

黄河源的早晨

黄河源的原住民

我们的车从这里路过

这些，使我们不得不带着遗憾离开黄河源。降雨后，草场上明显增加了不少积水点，一路走来星星点点。一向幽默的李路开玩笑说：到处都是星宿海。

到处都是星宿海

阴雨绵绵中的高原

中科院寒旱所蓝永超研究员说，相对最近二十年来黄河源区降雨偏少的现象，最近两年降雨增多了，气候有暖干向暖湿变化的趋势。

8月15日，我们沿途第一个采访对象黄河源的行政归属地——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麻多乡政府。昨天（8月14日）路过乡政府时是下午两点，到了麻多乡乡政府，本想先采访再去江源，可是乡政府的大门紧锁。询问附近藏民后得知，乡政府的干部们在八公里外的帐篷喝酒。急于赶路的我们不能再等，专门托人捎信：我们晚上回来吃饭住宿和采访。因为麻多乡地广人稀，领队担心从黄河源回来后无处安身。后来因看上了小学那顶大帐蓬，天又要下雨，才没有往回赶。还觉得怪对不起人家的，告诉了人家我们要回去。

麻多乡政府

8月15日是周一，一大早我们就开始返回乡政府驻地，路上一直担心昨天爽约，会不会给乡政府带来麻烦。结果到了政府大院门口，依旧是铁将军把门。问后得知，乡政府还在八公里外喝酒，何时返回未知。不过那里有几顶帐蓬，几辆车乡里的人都知道。

随行的专家蓝永超常年在青藏高原考察，比较了解基层政府的工作状态，说这种没有时间观念的事很正常。

本来的担心成了多余，同行者卸下了心理负担，轻松地向八公里外的“乡政府临时驻地”赶去。四顶白帐篷沿河而扎，周围花草环绕，的确是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因为去年黄河十年行来过采访，乡干部认出了汪永晨，把我们请进帐篷。麻多乡几乎全体公务人员，四大班子领导、派出所长、组织部长等都齐聚于此，时代周报的严友良记者问：为什么乡政府没人。回答说：这几天在过格桑花节。

采访乡长

采访书记

时间紧张，我们一进帐蓬就直奔主题，希望乡领导介绍一下麻多乡以及草场的情况。

乡党委书记成林昂江说，麻多乡占地1.48万平方公里，有1023户，5123人，人口以藏族为主，草场退化严重。关于草场退化，成林昂江认为草原面临沙化、鼠害、黑土滩等实际问题。

至于草场退化的原因。成林昂江认为，大环境下有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本地80年代过牧也有着当时有情可原的原因，当时只考虑牲畜的载畜量，组建合作社，饲养了上百万牲畜。过牧之后，草场沙化，干旱的环境促使鼠兔大量繁殖，鼠兔打洞掏出的黑土覆盖草场，使新草不再生长，演化成黑土滩。

成林昂江说，解决草场退化问题有两点，一是灭鼠，一是休牧禁牧，恢复生态。为消除鼠害，在走了一些弯路之后，开始使用生态方法，吸引、保护鼠兔天敌，如作招鹰架、保护藏沙狐。

有了招鹰架后

站起来的藏獒

关于麻多乡未来的发展，成林昂江认为，应该首先发展交通和通讯。交通和通讯落后，拉不来国家投资，政府的项目措施也落实不到位。他举例说，从外地到麻多乡特别难走，只有小型车辆可以通行，大车过不来；

黄河十年行2010到麻多乡时，成书记曾说，明年你们再来，手机就有信号了。可是，今年我们来，他还是乐观地指着建设中的移动通信塔，说9月份就能通上手机信号。

没有交通和通讯？怎么发展？成林昂江反问。

麻多乡要发展成什么样呢？几位随行的记者问。

“麻多乡要打造黄河源头之乡，发展旅游。发展旅游必须防止过度放牧，搞好草原生态。我们已经建立生态补偿奖励机制，鼓励牧民搬出偏远的牧场，集中起来，过定居点的生活。集中起来以后，可能畜牧业受到点影响，但可以搞点副业，接送孩子上学也方便。”成林昂江说。

“已经有数十户牧民选择聚集在乡政府附近居住了，主要是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孩子上学，既可以提高藏民的文化水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草场过牧。因为一个7到12岁的孩子，是牧户牧羊、放牛的主要劳力，有时需要24小时跟牛羊在一起。如果孩子上学，牧民就会损失一个劳力，就会少养牲畜。”麻多乡新上任半年的乡长吾金接过话说。

吾金特别告诉我们，“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黄河，建设黄河’是大家的责任。”

黄河十年行2010和2011年我们都了解到，黄河源的牛羊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少了不少。那时有一百多万，现在只有二十多万。这向我们提出的信号，一是这样的草原承载量还能算是超载吗？还要把黄河源的牧民转移出来吗？时代周报记者严文良把牛羊少的原因总结为：教育与牧业的冲突。

黄河第一桥

2009年黄河第一桥下

2011年黄河第一桥下

《环境保护》杂志孙钰记者请吾金具体介绍生态补偿奖励机制明细，以及开展后的具体情况？

吾金说，我们对一千多牧户给出了三种方案：第一，搬迁户，迁往乡镇，政府出三万元帮助修房子，另每年给三千元补偿，连续十年；第二，生态移民，迁往县城，政府在县城提供60平米左右的房子，另每年给三千元补偿，连续十年；第三，留居户，留在自己的原有牧场中，政府为每户设置草原围栏，提供部分饲草料，减少过度放牧产生的影响。截止到目前，124户选择搬迁到乡镇，122户选择移民到县城，889户选择留居在原牧场。

提到为什么大部分藏民选择留在原牧场，成林昂江认为藏区还很落后，很愚昧，只知道自己放羊、放羊之后娶老婆、娶老婆生孩子，生完孩子再放羊，世代过着单调的生活。三十多岁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没见到汽车，因此很多人还需要政府做工作。

同行的记者问道：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就是落后吗？一代接一代的放羊就是落后吗？没见过汽车就是落后吗？土生土长的藏民享有着世间少有的美景，呼吸着世间罕有的空气，吃着最最生态的食品。喝牛奶、吃牛肉、衣牛皮、烧牛粪，死后还要天葬，参加生物圈大循环，是十分科学的生存系统。而且就是他们这种与大自然相交相融的生活方式，才使我们的黄河源依然有着宁静与荒芜。为什么不允许她们亲近大自然，却还要动员他们也成为城市化的一部分呢？

对此，乡党委书记成林昂江的看法有着强烈的不同。牧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草原上，生活十分艰苦，地广人稀，时刻面临着外部威胁：恶劣的天气、突发的疾病、凶猛的野兽等。多年来，麻多乡人口基本维持在5000人左右，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说明残酷的自然环境不适合人类居住。应该把这里变成比可可西里还要大的无人区，把里面的人全迁出来，让他们接触外面的世界，适应现代的生活。

同行的记者问：他们目不识丁，没有其他技能，如果进了乡镇靠什么生活？

成林昂江说，应该让他们出去打工，没有技能不怕，可以慢慢适应。比如到西宁去修鞋，他刚开始会感到新鲜，可以先立住脚步，再慢慢发展。对于那些不愿离开牛羊的牧民，我们鼓励散户成立合作社。三五户也可，三五十户也可，通过小合作社，最大限度的发挥调控人力资源的作用。

激烈的争论是由不同的生活背景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住在大城市的人希望草原文化能可持续地传承。乡里领导认为草原现在的生活不方便，应该让他们方便起来。同行的记者说，现在国际社会向落后地区提供援助第一是医疗，然后是教育，然后交通，再是通讯。而我们中国上来就是先通讯，先修路。让外面的世界一下子进入。

我就问乡长：我们是把牧民们都搬到医院旁边，学校旁边，还是为他们提供乡村的医疗服务呢？乡书记听不进我的话，因为他们认为我不了解牧区。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而我这个不了解他们文化的人是多么希望这种文化能不变味地传承下来。而自认为了解本民族文化的官员，却急于让传承文化的主体从文化的发源地出来，带着疑问与遗憾，我们离开了麻多乡。

给我们献上哈达

告别

从麻多乡“临时政府”的帐篷出来，小河边几位年轻女子在河边梳妆打扮，显然这些姑娘很快就会在领导们住的帐蓬前载歌载舞。

等会儿要给领导们演出

黄河源边的化妆

黄河十年行2011一行人前往玛多县采访，路上不乏看见野生动物因为找不到所谓“野生动物通道”而焦虑不堪。特别是两只小藏原羚在我们车前没头苍蝇似地跑，在网围栏前撞来跑去。不小心还在网前摔倒了，爬起来接着跑。可惜我们没有拍下那个场面。不然，我们会拿着这样的画面问问刚刚采访过的乡领导，网围栏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你们真觉得在网围栏时就认为野生动物没有人重要吗？

因时间关系，此行大多数人没有去牛头碑。只有一辆车爬上了海拔4400米的山上。登高远望，扎陵湖和鄂陵湖两个姐妹湖、星宿海等山色水光尽收眼底。作为旅游来说，牛头碑很适合作为黄河源头，经过多年的旅游开发，她也俨然一幅旅游源头的样子。

走近鄂陵湖边

鄂陵湖

疑似金马

我们的车开到鄂湖时，湖面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湖中像是有一匹马。同行中有人兴奋地大叫，金马！，也有要骂，为什么在大自然中建这样的假马？显然大家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其实我把它拍下来，并不是假马。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现在看来，李白对黄河的浪漫描绘并不是没有道理，现实是，黄河从学术源头、海拔4800多米的约古宗列曲发源后，汇合卡日曲，经星宿海流到牛头山，流入扎陵湖。扎陵湖就是黄河源头上第一个淡水湖泊。“扎陵”的藏语意思是“灰白色的长湖。”

司机告诉我，藏民中传说黄河发源于扎陵湖心，从牛头山向下看，黄河主流像一条黄色的彩带，将湖面一分为二，其中一侧清澈碧绿，一侧微微发白，因为黄河带入了泥沙。

湖光水色

湖边的残存

湖边的生灵

玛多号称“千湖之县”，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气候变暖和过度放牧打破了玛多的生态平衡，草场退化、沙化，水量大减，玛多全县整个草场退化严重。到2001年，将近4000多个湖泊不足1000个，黄河全流域也出现了断流现象。本是全国首富的玛多县，伴随着湖干草枯很快沦为全国重点贫困县。

玛多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江源的核心，玛多的变化也是三江源变化的缩影。从2004起，国家拿出75亿元，支持青海省实施生态移民、退牧还草、治理草原鼠害和黑土滩及人工增雨等所谓“综合性”工程；青海省政府还颁布了禁牧、禁垦、禁伐、禁采四禁令；三江源区的部分牧民也在政府的主导下离开世代生存的家园，移民搬迁到了城镇定居，江源、河源逐渐向无人区方向发展。

2011年8月的鄂陵湖

高原湖边的鸟类

有山，有水，有黄也有绿

下午光中的鄂陵湖

高原夕阳中的湖水

拍照中

晚上，在对玛多县统战部副部长诺尔贡的采访中，我们发现诺尔贡和上午采访的麻多乡领导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不认为建无人区会对草原起到好的保护作用。

“牧区需要专业的牧业人才，现在用的是管理农业的体系来管理牧业，什么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草原应该有牛羊，牛羊不会吃草根，草的生长在牛羊的啃食下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牛羊的粪便还可以滋养草场。草原没有牧人，没有动物，没有羊，还叫草原吗！”诺尔贡说。

“再说，这么大的无人区，比可可西里还大，你怎样保护？两个人几天都走不完。最后草场成了鼠兔的天下了。鼠兔对草原生态有益还是有害？关键是适度。不能全灭完，沙狐还要吃的，只要用自然调节就好。再比如人工降雨，人为的下雨，会扰乱天气，最好还是自然降雨好。

“源区最近几年降雨多了，水体开始局部扩张，扎陵湖、鄂陵湖水位开始上升，包括一些干涸的湖泊又恢复了生机。高原一些湿地水位蓄水量开始增加，这点是与政府的适度努力分不开的，草原也需要和谐。”

关于网围栏问题，诺尔贡也不太认同。但他认为：相比修路，开矿，网围栏阻挡野生动物的迁徙还是小事，通路事大。道路一通，人类的干扰更大了，如果不严格保护野生动物，提高保护意识，野生动物就不仅是找不到通道的问题了。

谈到黄河断流，草场沙化，除了全球气候变暖，诺尔贡认为有一点被忽略了，那就是矿产资源的过度开发。玛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淘金热，近十万淘金者涌入玛多县，吃住在草场。滥采滥伐难以控制，再加上本地牧民的超载放牧，最终导致本世纪初黄河源区出现了生态危机。

“人类如果还不知道金子的全部作用，就要好好保护。地球资源跟人的五脏六腑一样，缺一不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金子的作用，就全被开采了。过度开发是人类毁灭自己的表现，要合理开发。”诺尔贡说。

“牧民可以去西宁钉鞋，也可以在家门口放牧。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所做的是，提供给他们基本的教育，受到教育之后，他可以选择做牧民，做牧民不是落后，要剪羊毛、做毡房，这些都是学问，牧区生存学问也要学个八九年的。”

采访诺尔贡

“政府在保护草原中应该让牧民发挥主体作用，让牧户保护好自己的草、山，不要一味的主导。”

诺尔贡越说越激动，这位在黄河源住了六十多年的退休政府官员，对草原上的一些现行政策显然有着自己的看法。还有八年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他一起关注青藏高原以及黄河源头的牧民生活。

太阳落山后的黄河源区

采访结束后，天已经很晚，有一辆拍记录片的车还没有返回。本来预计今晚加班赶往玛曲的行程恐怕要落空。但大家还是决定等待，哪怕再晚点走，黄河十年行算不上一个团队，但都是同行者，大家都有着一颗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心，既已决定，我们须当坚持同路而行！

晚上到我们能住宿的花石峡时已经半夜两点。7点钟我们将向青海省久治县城进发。

2、康菲石油泄漏扇贝养殖户十亿损失自己买单

来源：证券日报2011年08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8/18/c_121878047.htm

超过十亿元的损失，谁买单？

　　日前有媒体报道，目前昌黎县扇贝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十亿元。《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采访了昌黎县的养殖户及当地水产养殖协会工作人员，令记者惊异的是，这么大的损失，竟无任何商业保险保障，养殖户完全靠天吃饭。

　　“保险？没有，保险公司不给保。”昌黎县水产养殖协会会长王友祥对记者表示，当地保险公司都没有此类保险产品，海水养殖风险大，一旦遭受受灾，所有损失只能自己承担。

　　现状：漏油继续 损失也在继续

　　6月21日，微博首次出现关于此次渗油的消息，此后，多家媒体联系中海油集团公司新闻处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均未获得回复；7月1日中海油首次正式作出回应：据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康菲中国)报告，由该公司任作业者的蓬莱19-3油田于6月上、中旬发生渗漏，附近海面出现油膜，目前渗漏点已经得到控制。

　　7月3日中海油内部人士透露，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发生漏油事故已基本处理完毕，由于泄露范围比较小，只涉及200平米左右，对事故海域及相关环境影响较小。没有人员受伤，没有任何关于野生生物、渔业或航运不利影响的报告。

　　7月5日国家海洋局7月5日通报中海油6月4日漏油事故，漏油致840平方公里海域水质被污染，对周边海域造成危害。

　　7月14日康菲石油公司首度披露事故数据，溢油量达1500桶。以1吨石油约等于7.3桶计算，漏油量约205吨。

　　……

　　最新消息显示，发生事故的油田平台附近，依然有油从海底冒出。

　　漏油在继续，沿海地区养殖户的海产品死亡在继续，经济损失也在继续。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现在也只能这样。

　　“我在实地走访的时候，就看见那些养殖户发愁，养殖协会也愁，对商业保险这个事情，他们从来没提及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们不报任何希望。”坊间一位朋友在提及走访扇贝养殖基地的感受时如是表示。

　　扇贝：没证据 死得不明不白

　　《证券日报》保险周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虽然养殖户很明白扇贝大量死亡是因为海水污染，但具体污染源来自哪里，就无人知晓了，沿海大量扇贝死地不明不白。

　　“当时证据都没保存，到哪找补偿去？”王友祥对记者表示，事情发生后海洋局曾到当地取样检测，但检测结果是，昌黎县海水中油污与中海油、康菲公司泄漏的原油“对不上号”，所以，这部分补偿损失的可能性很小。王友祥对记者强调，这些也都是内部的传言，当地至今未得到正式答复。

　　“等着吧，扇贝死亡肯定是因为海水污染，但我们没证据，也不能说就是哪个公司漏油引起的。”海产养殖投资人黄绍川对记者说。

　　“以往扇贝也有因为苗进的不好死亡的，但今年这么大面积的死亡肯定是因为海水污染。”至于具体污染源来自哪里，谁该对此事件负责，王有忠摸不着头脑，“这还有谁给补偿啊，赔了就赔了么。”

　　“扇贝死这么多，主要原因就是海水污染，但具体原因我也不好说。”牛云柱表示。

　　本以为，最希望得到答复的是所有损失惨重的养殖户们，但记者采访后发现，他们根本不关心扇贝大量损失是谁造成的，自己的损失会不会有补偿，因为他们似乎隐约觉感觉得到补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此次扇贝养殖区的海水污染是否与中海油漏油事故有关，记者采访了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但直至截稿时，也未得到答复。

　　养殖户：“没保险，自个补偿自个”

　　媒体报道，目前昌黎县扇贝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十亿元，这部分损失谁来补偿，无论是养殖户还是当地的水产养殖协会都很迷茫。“当时证据都没保存，到哪找补偿去？”王友祥对记者表示，事情发生后海洋局曾到当地取样检测，但检测结果是，昌黎县海水中油污与中海油、康菲公司泄漏的原油“对不上号”，所以，这部分补偿损失的可能性很好。

　　昌黎县扇贝养殖户透露，扇贝从今年七月份开始大量死亡，死亡率已经能够超过了50%，大部分养殖户都因此蒙受巨额损失。

　　“今年投进去60万元，本来十月份就可以上市销售了，可到现在扇贝还跟拇指盖那么大，往年这时候都有两倍大小了。”黄绍川家在无锡，与昌黎县当地养殖户合伙投资养殖扇贝已经有六七年时间，今年其投资养殖的扇贝虽然死亡率不是非常高，但因为养殖环境受污染，至今不长个，其今年投入的成本能否收回没有把握。“照今年情形看，明年是否会继续投资还得看看，如果十月收成不行，以后就不做了。”

　　听当地扇贝养殖户王有忠口音，应该是昌黎县本地人，其今年养殖扇贝5万笼，至今还剩2万笼，“苗都死了，往年也有扇贝大量死亡的现象，但死亡率没这么高，一般原因也都是进的苗不行，今年不一样，死的特别多，而且到现在为止仍然在大量死亡。”记者问及损失补偿问题，“自个补偿自个呗。”其表示未听说过周围养殖户投保商业保险情况。

　　牛云柱从事扇贝养殖业已经有十余年时间，今年上了6万笼量的扇贝苗，大部分苗都死了，现在还剩下1万笼的量。“这么多年，今年这个死亡量还是头一回碰到，往年上这些苗，死个千八百笼还是正常情况，今年我不仅把60万元的苗钱全给搭进去了，各项开支也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今年把我做这行这么多年攒下的钱全赔上了。”

　　提到补偿问题，牛云柱很无奈，“这个还能怎么补偿，只能自己承担啊。”记者采访的养殖户无一例外地未曾投保商业保险，“干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保险公司能保的，不过经过今年这个情况，以后再样一定会考虑买保险了。”

　　牛云柱还对记者谈到，保险公司不愿承保水产养殖保险，“风险太大，就像前几天的台风，万一过来了，扇贝就全没了，这不是一家一户的事，这个损失可是非常大的，保险公司保了准得陪。再说，现在水污染这么严重。”

　　除此之外，水产品养殖户对商业保险的重视程度也不够，“以前养殖户养扇贝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赔钱的情况很少，也不会考虑买保险的问题，但今年情况太不一样了。”在惨重的损失面前，许多养殖户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3、康菲相关人士称漏油事件提高知名度增加业务量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11-08-18 ■曹婧逸

http://203.86.76.53/epaper/uniflows/html/2011/08/18/07/07_57.htm

原题：漏油持续康菲又陷“招聘门”

业内人士称利用溢油事故提升知名度是对中国公众利益的践踏

渤海湾漏油事故让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但其犯了错还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着实让人费解。

漏油还在继续

溢油事件最早在6月初就发生，直到7月初才被媒体曝光，可是康菲公司并没有停止B、C平台的生产作业。这使得已持续两月之久的溢油事件仍在恶化，康菲不得不在12日又对外坦白：已调整集油罩的位置到新渗油点，矿物油油基泥浆溢出总量增加到400立方米，约2500桶。溢油量截至目前已达3217桶，远超最初估计的1500桶。

两个多月过去了，渤海漏油事件非但没有画上句号，反而因怠慢拖延愈演愈烈。与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不同，肇事者美国康菲公司似乎颇为从容，不仅未在国家海洋局的清理期限内完成清污，还“遮遮掩掩、刻意隐瞒”，直到被事实逼到了墙脚，才勉强承认之前未尽力排查溢油风险点。

国家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曾分析指出，这段时间其实就是康菲在刻意隐瞒：“康菲没有及时地把这个事情做好，而是更多花时间去搜集证据来减轻罪责，康菲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不道德。”

让人费解的招聘

然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近日康菲公司在其官网上的一则润滑油业务招聘通知。称“近期，随着中国渤海湾康菲钻井平台漏油事件的不断演变，使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知名度得到了很大幅度的传播，也使得美国康菲润滑油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内人士所关注，业务成交量同比大幅度提升，业务人员工作量大幅度增加”。

康菲润滑油部门一位相关人士称，由于最近康菲中国在渤海湾漏油事件处理过程中，知名度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一些原本不怎么知道康菲品牌的客户现在也知道了康菲。“这反而带来了业务量。”该人士称。

据上述人士称，康菲润滑油业务此前一直采取的是电话营销的方式。康菲希望借此机会拓宽渠道，并“借助这次品牌广泛传播的机遇，共同分享康菲润滑油成长所带来的喜悦。”

在招聘通知中，康菲润滑油的定位是“做中国润滑油行业最有意义的品牌；做润滑油经销商最喜欢卖的品牌之一。”康菲称，“为此，公司决定面向整个润滑油行业，寻找一批有经验、懂管理、市场开发能力强的区域销售经理，以各种可能的形式与公司合作，借助这次品牌广泛传播的机遇，共同分享康菲润滑油成长所带来的喜悦。”

并表示此次招聘，并不要求入聘人员到西安总部工作，而是采取业务分包的方式，被招聘人员将依据自己之前所拥有的渠道来开展业务。

漏油事故躲躲藏藏消极处理，在招聘中反而把错误当成利器，着实让人费解。

怎么能那么牛？

康菲公司面对污染事故如此轻描淡写，让人知道了什么叫“南橘北枳”。有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一个跨国企业，康菲公司的做法，不啻为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放弃，也是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嘲讽。国家海洋局区区20万元的上限罚款，与国外动辄上亿美元处罚相比，不过是挠痒痒。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康菲公司的淡定，它似乎扼住了中国环境法律制度漏洞的“命门”。

外国和尚没能念好经，甚至念起了歪经，不得不让我们有所反思。墨西哥湾漏油，BP到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200亿美元的赔偿足以让一个牛哄哄的企业不寒而栗。而在康菲身上，到目前为止，除了2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海洋局问责的唾沫和舆论谴责的口水，好像也没有什么更给力的措施了。

有业内人士称，康菲之所以千夫所指而面不改色，与其背后的中海油有莫大关系。在溢油事件的处理中，作为大股东的中海油显然没尽到约束、制衡之责。

16日，有媒体记者致电“康菲中国”媒体联络人，对方强调，“7月19日至今只漏了一桶油，其他都是以前漏的，说明我们的措施是很得力的。详细的措施我们公布在官方网站上，如您需要可以上网去看。”对于清污效果，该联络人答复说，“我们在努力。”

按理说，一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在中国的地盘上捅了篓子，应该赶紧收拾烂摊子才对，但“康菲中国”却淡定得让人想不明白。

在此则招聘广告刊出的4天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再次指责康菲公司油污处理工作不力，并责令康菲公司就前期的处置不力向公众道歉。

4、国家海洋局再次约谈康菲公司 将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18日余建斌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6800/15444655.html

　　记者17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16日再次约谈康菲公司主要负责人，督促康菲公司按期限封堵溢油源，清理海底油污。国家海洋局表示，根据国家赋予的职责，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不能如期完成“两个彻底”，国家海洋局将加大监管力度

　　16日，距康菲公司实现“两个彻底”（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限期仅余半月时间之际，国家海洋局再次约谈康菲公司主要负责人，了解康菲公司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限期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通知》的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康菲公司按限期封堵溢油源，清理海底油污。

　　截至目前，造成蓬莱19—3油田溢油的地层源头还未彻底封堵，对于B平台出现新的溢油点、C平台附近不断发现新的油基泥浆的原因，以及今后是否还会继续出现类似情况，康菲公司无法给出明确结论。

　　就此，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负责人要求康菲公司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海洋局“两个彻底”的要求，于8月31日前彻底封堵并清除海面溢油。届时如若不能完成“两个彻底”，国家海洋局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

　　鉴于蓬莱19—3油田的溢油已漂至渤海沿岸，对海洋生态环境直接构成影响和威胁，该负责人敦促康菲公司要尽快将相关信息告知公众，包括将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

　　公开选聘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此案

　　为切实维护国家权益，根据国家赋予的职责，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日前，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对外发布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一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多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此案。

　　由于此次溢油事故原因复杂、规模较大，生态索赔过程可能也会相当复杂。从选聘条件看，要求应聘机构应具有涉海案件的代理经验，近5年代理的涉海案件胜诉率不低于80％，应聘机构应拥有从事环境、资源索赔案件的专业律师和办理海洋类案件的专业律师；同时也要求应聘机构应拥有具有丰富涉外案件办理经验的专业律师，有较强英语能力。

　　链　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海洋石油污染如何依法索赔？

　　“海洋石油污染损害的索赔，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但并非因此就无法索赔。实际上，我国目前多部法律、法规都涉及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介绍。

王灿发说，首先，《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关于“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规定，海洋环境污染作为环境污染的一个种类，当然也适用该法。其次，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索赔最直接的法律根据，应当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关于“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另外，《侵权责任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海洋油污损害索赔提供了法律根据。

5、中海油溢油事故升级21家环保组织呼吁索赔

来源：《证券日报》2011年08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453451.html

　　6月4日，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B、C平台发生漏油以来，截止到目前，该起漏油事故不但未得到彻底控制，又新增了多处漏油点。

　　该漏油事故发生后，曾多次被指责不作为的国家海洋局也开始启动对中海油和康菲公司的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除此之外，8月17日，21家环保组织更是呼吁农业部启动中海油溢油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

　　国家欲启动

　　渤海溢油索赔诉讼行动

　　8月16日，距离康菲公司实现“两个彻底”的限期仅余半月时间之际，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再次约谈康菲公司主要负责人，了解康菲公司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限期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的通知》的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康菲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海洋局的限期要求，于2011年8月31日前封堵B平台附近溢油源，清理完毕C平台泄漏的海底油污。

　　截至目前，造成蓬莱19-3油田溢油的地层源头还未彻底封堵，对于B平台出现新的溢油点、C平台附近不断发现新的油基泥浆的原因，以及今后是否还会继续出现类似情况，康菲公司无法给出明确结论。

　　事实上，在中海油漏油事件发生后，曾被指责不作为的国家海洋局也开始有所行动。

　　同样是在8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开始公开选聘渤海溢油索赔案件法律服务机构，启动法律诉讼前的证据收集、取证等准备工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代表国家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夏军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只是一个意向，距离提起诉讼还有一段时间。毕竟目前漏油还没有堵住，污染面积还在扩大，证据收集还需要一个过程。要看康菲公司在8月31日前能否堵住漏油口，检测报告还无法完成。

　　“以前没有相关的案例，怎么赔？赔多少钱？”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诉讼部副部长戴仁辉说，这需要根据漏油影响面积的大小，海域的价值等因素来判断，并需要找一个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团来进行一个权威的评估，才令人信服。

　　21家环保组织

　　呼吁农业部启动国家索赔

　　中海油漏油事件发生后，河北乐亭县、昌黎县浅海和滩涂受到此次漏油污染最为严重，扇贝等养殖物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而且扇贝死亡时间与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时间同步。养殖户们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超过十亿元。

　　有法律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国家海洋局将要采取的索赔行动，赔偿资金用于恢复海洋生态。而这起溢油事故对相关企业和居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需要农业部渔业局等部门来提出相应索赔，因为渔民的个人损失要索赔难上加难。

　　2011年8月17日，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21家环保组织联合发表致农业部的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呼吁农业部依法深入调查河北沿海渔民养殖生物死亡的真实原因，科学鉴定溢油污染与养殖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全面评估渔业污染损失金额，并出具调查鉴定报告和损失评估报告，支持污染受害者依法索赔；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积极与国家海洋局等部门协调沟通，获取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的监测鉴定信息，认真评估渔业生态、渔业资源、农产品安全遭受溢油损害的情况，切实消除本次渤海生态劫难的严重后果。

　　此外，责成河北省、辽宁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学习广东、山东等地的成熟经验，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实现二省渔业资源诉讼索赔的历史性突破。

　　8月17日下午，受到污染的昌黎的部门养殖户给农业部发了一封信，请求农业部履行法定职责，来做渔业污染的调查。如果农业部不作为，养殖户打算告农业部行政不作为。

　　夏军表示，目前来看，农业部仅仅安排检疫与病害防治部门前去乐亭调查，渔业环保部门被屏蔽于程序外，并没有把该事件定性为渔业污染事故。

　　按道理，应该是让渔业生态、渔业环保和研究病害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看漏油事件是否与乐亭等地的污染有关，如果最后定性为非渔业污染事故或者不做结论，对扇贝死亡的真实死因进行回避，恐怕渔民以及渔业资源的损失就投诉无门了。

6、渤海还伤得起吗? 化工厂炼油厂就像像定时炸弹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18日余建斌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4820.html

溢油事故不仅给渤海带来深深的伤害，也再次敲响海洋环境保护的警钟——

　　备受关注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至今仍未收尾，甚至出现新的漏油点——原油油花从脆弱的地缝中持续溢出，罕见的事故原因似乎让石油大鳄们都束手无策。在国家海洋主管部门要求的8月31日限期之前，作业方能否彻底封住溢油点，人们正焦急等待。

　　肇事的是国内最大的海上油田，此次溢油事故也再次敲响渤海环境保护的警钟。渤海上承海河、黄河、辽河三大流域，下接黄海、东海海域，是一个半封闭的内海，也一直是环境质量最恶劣的海区。由于环渤海区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关乎人民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基础，再难也要“治渤”，这是一个不争的共识。

　　日前，第二次渤海环境保护省部际联席会议举行，参会者有环渤海三省一市和环境保护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交通运输部等各方面的负责人。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初国务院批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以来，经过各方努力，渤海环境恶化趋势正在缓解。“十一五”期间渤海水质趋于较稳定状态，Ⅰ类和Ⅱ类水质比例为60%左右，入海河流断面水质不断改善，直排海污染源达标率逐年稳步提升。

　　与此同时，渤海溢油、海冰、赤潮、水母等海洋环境灾害与突发事件频发，不断威胁着渤海海域生态安全和公众用海需求。频繁发生的重大环境灾害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溢油灾害，近年来发生的规模和趋势都呈上升状态。

　　渤海环境依旧十分脆弱。尤其是在新一轮海洋开发高潮的压力下，海洋环境风险日益加大，海洋生态灾害持续增多，渤海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正在积聚。

　　溢油风险猛于虎

　　化工厂、炼油厂密集、船舶数量猛增，环境压力巨大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发生之后，周边海域的居民特别是养殖户一直胆战心惊。尽管经过专业部门检测，一些海岸的油污和此次溢油无关，但是也检测出部分近岸海滩比如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漂浮的就是来自蓬莱油田的原油。

　　“渤海油污染事故时有发生，溢油风险正在加大。”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副司长王斌表示。

　　大型溢油事故一般有三种类型：陆岸溢油、船舶溢油和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溢油。国家海洋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渤海共发现12起油污染事件，均为小型溢油事件，与船舶泄漏有关的燃料油溢油事件为10起，占渤海溢油污染事件的83.3%，由石油勘探开发造成的原油污染事件2起，占16.7%。截至目前，今年渤海已经发现溢油14起，其中8起为燃料油，3起为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另有3起为不明来源原油。

　　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数量不多，但一次蓬莱19—3油田溢油，其规模和危害已超出人们的想象。

　　专家认为，根据近年我国近岸海域发生的溢油污染事件统计资料，船舶泄漏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是造成海上溢油污染的两大主要因素。随着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入海船舶数量迅猛增加，渤海已成为我国沿海船舶溢油污染事故的高风险水域，特别是重特大船舶溢油污染的风险增大。

　　同时，渤海目前已投产海洋油气田24个，海上油气生产平台209个，海底输油管道1000余公里，海上石油勘探开发设施逐年增多，部分设备老化，溢油事故发生概率也有所提高。

　　比如，山东是胜利油田的主产区，近海和沿海地区分布着较多的海上采油平台、海底油气管线、油码头和涉油企业。海上溢油防控和应急处置面临较大压力。

　　环境保护部的专家指出，实际上，正是近年来炼油、石化等产业在渤海海岸带高度聚集，船舶数量和原油运输量迅猛增加，海洋油气开发规模持续扩大，才导致海上溢油事故频发，连年出现重大溢油事故。“这些化工厂、炼油厂，一个个都像定时炸弹。”

　　污染物增加、入海水量锐减

　　“渤海环境好转”背后隐忧不少

　　渤海的环境质量真的变好了吗？

　　从最新的数据看，渤海的环境确实正从积重难返的泥淖中走出来，但走得小心翼翼，有时环境质量仍出现波动。

　　据参加此次省部际联席会议的专家介绍，目前渤海中部海域始终保持良好的水质，海洋功能区基本满足要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如2010年环渤海三省一市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17.16%，减排量达38.11万吨。在陆源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入海河流污染治理中，海河流域、辽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完成情况都比较让人满意。

　　专家也指出，渤海环境形势仍不容乐观。目前，渤海近岸海域水质尚未稳定改善，2010年Ⅰ类和Ⅱ类海水仅占55.1%，比2009年下降16.3个百分点。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此次联席会议上指出，2009年入渤海主要河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32.57%，比2005年增加2.27%，总体达标水平仍较低，要实现规划提出的2015年达到60%的目标，需要下更大决心。

　　国家海洋局在全面监测的基础上评估了各类污染物入海量，结果表明：渤海陆源入海污染物总量有可能被低估，各类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入海总量可能达300万吨以上。虽然化学需氧量和氨氮的排放量比2005年明显减少，但陆源污染物入海量总体呈波动变化。

　　王斌说，近年来渤海环境污染呈现新的特点，即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趋稳，但局部海域重污染、复合污染形势严峻。具体来讲，渤海劣Ⅰ类水质面积变化不大，但Ⅳ和劣Ⅳ类水质面积有所增大且居高不下。同时局部海域复合污染形势严峻，水体严重富营养化、重金属和石油类污染、持久性有毒污染物污染同时出现。

　　近年来，渤海沿岸河流入海径流量总体减少，成为导致渤海盐度升高、河口生态环境改变、海洋生物产卵场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渤海在2008年8月的低盐区面积比2004年同期减少了70%。低盐区面积减小将影响海洋生物种群的补充能力，对水交换能力弱的半封闭渤海生态系统形成危害。

　　“保证入海水量任务艰巨，环渤海地区本来就面临严峻的资源性缺水形势，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经超过其水资源承载能力。”胡四一表示，保障入海水量以维系区域良好水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要实现2020年入渤年均水量达400亿立方米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自然岸线和滩涂湿地被吞噬

　　经济发展与海洋环保的矛盾日益凸显

　　渤海一直是我国赤潮灾害高发区，近年来又出现新型海洋环境灾害——水母暴发，这些都昭示着渤海海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导致渤海生态环境退化、环境事件多发的主要原因，除陆源排污以外，当属海岸带超负荷开发和围填海。与水环境对渤海生态的伤害相比，围填海更快、更直接也更彻底地让自然岸线和滩涂湿地大量丧失。近年来，渤海海域围填海面积不断增加，滨海湿地面积锐减，近岸海域生态破坏严重。

　　“滨海天然湿地面积缩减，对渤海生态系统健康构成威胁。”国家海洋局专家介绍，随着渤海沿岸环境开发步伐加快，围填海规模迅速增大。2009年围填海面积达90多平方公里，比如辽宁双台子湿地本世纪初面积比上世纪80年代减少2/3以上。

　　由于围海造地、环海公路建设、盐田和养殖池塘修建等开发活动，渤海大量滨海湿地永久丧失其自然功能，或者成为生物群落较为单一、生态功能较为低下的人工湿地，湿地生态功能、社会效益得不到正常发挥。渤海近岸污染加剧，渔业资源减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均与湿地面积萎缩存在一定联系。

　　从大背景看，环渤海区域海洋开发规模加大，经济发展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将日益凸显。目前相继有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循环经济示范区、沧州渤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山东蓝色半岛经济区等区域开发正在大规模推进，向海要地欲望十分强烈。资料显示，渤海近期规划填海面积在500平方公里以上，规划岸线约占总岸线长度的2/3。大规模的区域开发，将给渤海海域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多龙闹海”已告终结

　　省部联动、海陆统筹的治污应该成为常态

　　此次的省部际联席会议上，国家发改委总结出了三条渤海环境转稳的经验，可大致概括为：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强协调，省部联动；海陆统筹，综合管理。

　　在《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出台前，渤海治污被称为“多龙闹海”，各部委、流域上下游省市都根据各自职能各行其是，导致渤海治污空喊多年而未见成效。这一规划出台后，除召开省部际联席会议，从2009年到2011年，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海洋局等9部门开展海洋环保联合执法检查，促进了地方联合执法，取得较好成效。

　　“比如编制辽河、海河流域污染防治规划，海洋部门也成了参与者，过去不曾有过。”王斌说，这也符合国际上“从山顶到海洋”的治污路线，实际上就是海陆统筹、河海兼顾。

　　2010年3月，国家海洋局与环境保护部签署关于建立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沟通合作机制的框架协议，联合启动陆源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示范研究、海洋环境保护联合执法行动等。

　　海洋环境保护专家指出，越是在海洋开发热度高涨时，越要坚决防止人为割裂陆海间资源禀赋、环境条件和功能定位的内在联系，避免不计代价片面开发海洋的行为。要积极推动海洋产业实现绿色发展，首先要守住环保门槛，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比如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海总量控制制度，严格执行围填海计划，开展规划环评，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或海洋环境保护准入条件的海洋工程项目一律不批。

　　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对于沿海工业区、工业企业和港口码头，要严格环渤海区域环境准入管理。加强各类涉海项目和沿海工业园区的环境监管，降低和减缓海洋开发的负面影响。在过去6年中，环保部受理的环渤海三省一市建设项目中，批复项目环保投资为1928.5亿元，占工程总投资6.09%，对56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暂缓审批或退回报告书。

　　王斌表示，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提醒人们，加强渤海海域环境突发事件的风险预防与应急管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这就需要建立渤海环境监测、监测预警和应急系统及信息共享平台，建立海洋重大环境突发事件和区域潜在环境风险评估预警及信息共享机制。

7、张海英：向康菲索赔 须多部门同时发力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8月17日 06:49张海英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zhybhwly/20110817/4403677.shtml

不管代表国家索赔的国家海洋局最终向康菲公司索赔多少，有两点基本可以肯定：一是索赔金额应该不会低于1亿元；二是索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康菲公司日前承认“之前未尽力排查溢油风险点”，之所以如此傲慢，大概是因为康菲公司把行政处罚、经济赔偿以及刑事责任统统不放在眼里。这是因为根据现有法律，对肇事者最高只能处罚30万元，而生态索赔则面临多重法律障碍，至于追究刑事责任更不见一点动静。

国家海洋局将要采取的索赔行动，准确地说仅仅是生态索赔，赔偿资金用于恢复海洋生态。而这起溢油事故对相关企业和居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则需要农业部渔业局等部门“为民做主”，提出相应索赔，但目前还未见相关部门采取索赔行动，让人忧虑。

即便是国家海洋局以恢复生态为由进行索赔，梦想能否照进现实还是个大大的问号，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海洋局提出的索赔额度肇事者不一定接受；二是事故损失谁来评估很关键；三是索赔的法律依据是否充分。

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相当棘手。一般来说，作为索赔的一方必然希望赔偿资金越多越利于生态恢复，而作为被索赔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减少赔偿。由于此次溢油事故影响深远，恢复生态是漫长过程，因而，海洋局所制定的索赔计划能否持续索赔、满足资金需要，康菲公司是否接受，都是问号。

而且，污染损失谁来评估、评估结果是否合理，是个关键性问题。康菲公司曾表示，正在对事故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数据得出后再制定赔偿方案。究竟是康菲公司自己在评估，还是邀请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不得而知。显然，无论是海洋局的评估结果还是康菲公司评估结果，要么很难互相认可，要么很难得到社会广泛认可。

另外，索赔面临许多法律难题。比如，如何界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和“海洋生态损害”，存在司法难题；而且，目前还没有生态赔偿的相关规定，很难评估具体的赔偿金额。即便法律是健全的，但正如某专业律师所说“观念障碍、体制障碍、机制障碍”是横亘在生态索赔之路上的“三座大山”。

如果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进行生态索赔都这么曲折，显然，渔民的个人损失要索赔难上加难。据悉，河北乐亭、昌黎等地扇贝大量死亡，当地渔民怀疑和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有关，但由于没有有力的鉴定结果，渔民一直苦于无法向事故方讨个说法。如果渔民的损失无法进行评估或无人评估，更难以索赔了。

对个体而言，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旷日持久的官司，会很难承受，尽管有公益环保组织试图介入此次事故进行公益诉讼，但仅是一种探索，前景并不乐观。基于此，农业部等部门有必要代表弱势的渔民进行索赔。如果生态索赔、私人索赔、公益索赔同时发力，才有望减少事故损失，让肇事者付出应有代价。

事实上，在以上索赔之外还可以采取惩罚性赔偿。众所周知，对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美国采取了“惩罚性赔偿机制”，迫使责任方英国石油向美国受影响居民提供200亿美元的赔偿，获得了普遍肯定；美国司法部还展开民事和刑事双重调查，美国化学安全与危险调查局同样也没放过肇事者，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众所周知，中石油“制造”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国家买单近80亿元，而中石油始终不言赔。因此，我们必须要警惕康菲公司背靠中海油这棵大树，最后让纳税人为渤海湾漏油事故买单。

8、云南癌症村最小死者9岁 环保局：赔了就别追究了

来源：新华社2011年08月18日李怀岩

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15444964.html

　　在相关调查报告陆续公布后，网传的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事件看似告一段落。然而，网民有关质疑并没有停息，他们不断发出疑问：危险铬渣到底已经存放了多少年？“癌症村”情况是否属实？危险品到底该如何监管？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调查发现，在产出铬渣的企业发现了堆存在南盘江边的庞大铬渣堆，当地有村民流传“癌症村”的说法，甚至平日只能喝买的矿泉水。

　　疑问一：铬渣堆到底在江边堆存了多久？调查：至少已１０年以上！

　　两个月前，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两名承运人将５０００余吨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区农村的路边和山坡上，引发“非法倾倒铬渣致污”事件，目前已造成倾倒地附近农村７７头牲畜死亡，对农田的污染状况还需进一步评估。随后，水利部调查组一行对铬渣堆放点进行了核查，对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河段进行水体取样。调查人员共选取了铬渣堆放点附近水域及包括南盘江、叉冲水库、黄泥堡水库坝在内的５个点进行水样化验，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所取水样的水域水质未检验出六价铬超国家标准。

　　然而，就在南盘江边，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堆放了超过１４万吨的庞大铬渣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南盘江水质存在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此类重大突发事件的检测时间和地点选择“很有意思”：专家组选取的地点都在“被倾倒的铬渣”影响范围内，没有涉及厂区的铬渣堆，另外如果下大雨，铬渣堆被雨水冲刷，南盘江六价铬检测数据明显会有变化。

　　记者日前来到离厂区不远的一个由铬渣堆成的斜坡上，看到一群工人正忙着用石棉瓦搭建防雨层，巨大的铬渣堆与南盘江之间仅隔一段砖砌的约一米高挡墙。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汤再杨说：“２００３年收购这个厂的时候，铬渣就在这里了，总共２８．８４万吨，工人们也都知道，起码１０年多了。我们争取了两个国家项目来处理这些铬渣，目前还剩下一半没有处理掉。”

　　按汤再杨所说，从２００３年算起，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这堆庞大的剧毒工业废料铬渣已经在南盘江边堆放了８年以上。而如果从１９８９年该化工厂开始生产算起，这里堆放铬渣已２２年。

　　疑问二：“癌症村”情况是否属实？调查：兴隆村近８年已有１１名村民因癌症死亡

　　在与厂区相邻的小百户镇兴隆村委会，曾担任过村支部书记的村民常小乔告诉记者，牲畜不敢放到江边，很多村民莫名得病，３０多人得了癌症。只要是喝了江水的牛羊，要么生病要么死亡。２００８年，村委会３０００余亩水田受严重污染，根茎腐烂、秧苗发黄直至死亡，经过交涉，化工厂赔付了一部分，但数额很少。

　　常小乔说：“大部分村民去年还可以喝附近的另外一条河里的水，但洗衣做饭还是用被污染了的井水。今年干旱枯水，那条河已经没有丁点儿水了。”

　　４７岁的兴隆村二组新村村民王楼先的父亲患有肺癌。他说：“现在我们买矿泉水喝。但煮饭还是要用井水。”他告诉记者，化工厂位于村子上游，从１９８９年它建厂到现在，南盘江的水一直污染严重。２００８年，家里获得了化工厂赔偿的８０００多元，２００９年也赔偿了一部分。“我们整个村委会去上访了不下１０００多人次，环保局的领导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陆良县卫生局局长马国生说，２００７年有政协委员提出厂区周边群众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实际上，对这一片区生活的老百姓，卫生部门一直较为关注，近年来免费为当地６５岁以上老人体检，加大了健康教育宣传。

　　陆良县疾控中心副主任钱鑫告诉记者，兴隆村委会共３５６３人，通过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核实确实有人死于癌症，但数字没有那么多。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经县级及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病例有１４人，其中１１人已经死亡。１４人中，患肝癌的有６人，其他还包括淋巴癌、结肠癌、乳腺癌等；死亡时最小的为９岁，最大的７７岁。

　　云南省疾控中心一位专家表示，非常关注铬渣致污事件，但调查组没让省疾控中心介入。虽然此前也有报告显示，珠江源的一些村庄妇女健康问题堪忧。至于和珠江源的众多化工企业有无联系，暂时无法定论。

　　疑问三：还有多少危险废物悬在我们头上？调查：监管漏洞太大！

　　实际上，近年来，媒体已多次报道了南盘江被污染的事件，如：２００９年１０月，南盘江雷打滩水库突然变黑，５６９吨鱼死亡，１２家养殖户损失惨重；２０１０年６月初，养殖户重新投放的２０吨鱼苗，再次大量死亡，养殖户血本无归。

　　在国际上，六价铬被列为对人体危害最大的８种化学物质之一，是公认的致癌物质。在我国，含铬废物被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铬渣因为富含六价铬而毒性超强，且水溶性很好，在雨水的冲刷下，极易流淌至河中，严重污染水源和土壤。

　　据介绍，我国是铬渣产生最多的国家，目前有铬盐生产企业每年排出铬渣约４５万吨，历史累计堆存量已超过４００万吨，涉及全国１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４１家企业，其中有些企业已经破产或关闭。这些堆存的铬渣大多露天放置，没有防雨淋、防渗漏、防飞扬等防护措施。

　　在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铬渣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技术规范》里，对铬渣的堆放、挖掘、运输和贮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规范，包括铬渣堆放场所应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铬渣堆放场所内的任何作业应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应采取措施防止雨水径流进入铬渣堆放场所；铬渣的运输路线应尽可能避开居民聚居点、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运输过程中应包装完好，应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等。

　　据记者调查，在云南曲靖“非法倾倒铬渣致污”事件中，铬渣运输、贮存监管缺失，更没有“转移联单”一说，即转移危险废物前须报批危险废物转移计划；经批准后，产生单位应当向移出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联单。

　　截至１７日，珠江流域下游的广西、广东环保部门都未检测出六价铬超标问题。广州自来水公司称供水正常可放心饮用，并提高了对水源地六价铬和其他重金属的检测频率。

曲靖市政府通报称，将对南盘江的水质实行日监测制度，江边堆存的１４．８万吨铬渣，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并督促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铬渣无害化处理二期工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环境安全“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李怀岩）

9、云南铬渣污染 几种说法打架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8月18日黎光寿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818/4409723.shtml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展开了调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经过连日采访，接触到来自陆良县环保局、曲靖市环保局、陆良化工有限公司和警方的资料，但是各方说法并不统一。而如果将上述各部门的说法和最早报道此事件的当地媒体所援引的说法相比，更是相互打架。

第一车铬渣何时出厂？

曲靖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曹江文和陆良县环保局局长资平忠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都表示，本次造成铬渣污染的陆良化工外运铬渣的第一车外运的时间是2011年4月28日。但第一车外运铬渣的用途并没有交代。

但陆良化工实业有限总经理汤再杨表示，其铬渣外运的时间是从与贵州三力签订协议当天开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与贵州三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的时间是5月28日，陆良化工的合同签字人是总经理汤再杨。

根据陆良化工负责人的表述，从签订协议到被发现，一共经历了16天的时间，承运人吴新怀每天需要运送10车左右，才能完成运输任务，而如果根据环保局官员的说法，运输强度则小了很多。但究竟最早的一车铬渣外运到何处？没有人回答。

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在2011年3月，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杨旗营村支部书记杨永生就已经见到了倾倒的铬渣。该说法将铬渣运送的时间又提前了一个月左右，但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究竟第一车铬渣何时运送出厂？目前的供述相互冲突，并未统一。

陆良化工：管理有漏洞

根据陆良化工与贵州三力签订的铬渣运输协议，铬渣的运输费用为每吨100元，车辆由贵州三力提供。而将贵州三力公司引荐给陆良化工副总经理左祥林的人，正是铬渣外运的承运人吴新怀。

曲靖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曹江文表示，铬渣转运有严格的规定，陆良化工与贵州三力签订运输协议并不违法，但是需要申请获得批准，陆良化工没有申请，更没有获得批准，不管过去做过多少努力，但该行为明显违法。

陆良化工总经理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承认管理有漏洞，造成了环境污染，但具体哪方面有漏洞，他没有具体表示。

南盘江水3天3个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8月14日、15日和17日3次到达堆放陆良化工铬渣的南盘江岸边，发现江水3天3个样。

14日记者第一次到达南盘江岸边时，江水很少，很黑很臭。15日到达南盘江岸边时，发现江水变得清澈见底，江水增加了不少。

而8月17日下午6点的时候，记者第三次来到堆放陆良化工铬渣堆的南盘江岸边，发现江水淹没了过去的水线，一些绿色的植物被泡在水中，江水很黑很臭，看不见底。

曲靖市水文局水情监测中心工作人员曾经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该局在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陆良县陆良化工铬渣堆下游的弹药库(地名)和罗平县的八大河(地名)设有观测点，每两个月监测一次，弹药库监测点每年都检测出六价铬超标。

10、谁为铬渣污染下的“癌症村”负责

来源：京华时报2011-08-18 李力言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8/18/content_691458.htm

在一些官员眼里，污染可以用钱埋单，受污染戕害的生命可以“折现”，正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思维，使他们疏于对污染企业的监管、懈于对铬渣堆的处理、冷于对受害村民的保护，使问题日益积累、酝酿、恶化、爆发，最终形成眼前的污染乱局。

曲靖铬渣污染事件，越来越像是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合上。最新的坏消息是，距铬渣堆放点两公里远的兴隆村，被称为“癌症村”。该村9年间被确诊的癌症患者有14人，其中11人已经去世，在当地村民看来，患者远不只这些。

铬渣毒性强，水溶性好，在雨水冲刷下极易流进河里，严重污染水源和土壤。数量最高时达28万多吨、堆放时间超过20年的巨大铬渣堆，形成了泰山压顶般的污染威胁，距离村民却仅有两公里，这到底是安全的距离，还是生与死的距离？

“癌症村”与铬渣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村周围的化工厂、造纸厂等等，在村民健康恶化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目前还没有答案。但不容质疑的是，化工厂和铬渣已成兴隆村民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噩梦：喝了被污染的江水，牛羊非死即病，水田一度被严重污染，人们纷纷买矿泉水喝……

从医学角度看，重金属污染很可能是诱发癌症的因素，以往不少重金属污染事件都验证了这一点。于兴隆村而言，既有癌症病例，也有铬渣带来的种种现实困境，这就更需深入调查铬渣污染对当地生态、百姓健康的影响，尤其是与癌症发生的关系。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和现实危害，也应是铬渣污染事件调查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医疗机构及时介入。然而遗憾的是，污染事件调查组中并没有医疗专家。

正如铬渣污染之害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样，“癌症村”的病情发展也有一个过程。9年间，兴隆村村民上访1000多次，直到2007年，当地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提出才引起主管部门关注。然而，有关部门的调查结论并未缓解村民的焦虑，对于癌症与铬渣之间有无必然联系这样的关键问题，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

有这样一个细节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2008年，村里3000余亩水田受到严重污染，经过交涉，化工厂赔了一点钱。因为有类似的案例，面对前来上访的村民，环保局的领导回答说：赔了钱了，就不要追究了。

原来，在一些官员眼里，污染可以用钱埋单，受污染戕害的生命可以“折现”，正是这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思维，使他们对污染企业疏于监管、对铬渣堆懈于处理、对受害村民冷于保护，使问题日益积累、酝酿、恶化、爆发，最终形成眼前的污染乱局。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的教训，不仅当地要吸取，也向铬渣历史累计堆存量超过400万吨的全国41家企业和相关地区，敲响了警钟。

11、铬渣污染事件背后的“帮凶”：监管失职执法不严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8月18日孙瑞灼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6918.html

　　据央视《新闻1+1》报道，云南“铬渣污染事件”又曝新新闻，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17年没有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28.84万吨铬渣的堆放处距南盘江只有一条土路之隔。

　　据了解，铬渣遇水后会产生剧毒物质六价铬，而六价铬一旦汇入地表水，或渗入地下水，将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从而也会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监管的失职是污染企业的“帮凶”。28.84万吨铬渣堆在南盘江旁长达17年之久，当地的环境监管部门居然视而不见。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面对百姓安全，环保成了摆设。云南“铬渣污染事件”与紫金矿业事件如出一辙。“铬渣污染事件”事发后，云南环保部门并未将信息在第一时间通报给下游的广东和广西。事发已经三个多月，事件处理仍只停留在刑拘两名司机。

　　执法不严是污染企业的“帮凶”。明知废水、废料、废气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未经处理直接投放到外界，将对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破坏后果，却为了追求企业的利益，不顾他人健康和公共安全，肆意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有害物质，这是现在许多污染企业常干的事。从法律规定的角度看，企业的这种做法已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足以构成刑事犯罪。可是，有多少污染企业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虽取得明显成效，但环保形势仍然严峻，重大环保事件不时发生。出现这种情况，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污染环境者的处罚力度过轻有关。虽然我国在《刑法》设立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罪名，但很少有企业和个人因为污染环境而被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11月13日，我国发生的震惊世界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国家环保总局也只能开出100万元的罚单，而相关责任人并没有受到刑事追究。

　　笔者以为，要让类似的云南“铬渣污染事件”不再发生，加强监管、严格执法两者缺一不可。只有加强环境保护的监管，以法律之剑严惩环境污染者，才能震慑不法企业，还公众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孙瑞灼

12、云南铬渣污染迫使中国检讨环保制度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11-08-17陈杰人

http://www.eeo.com.cn/2011/0817/208972.shtml

连日来，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有限公司数十万吨剧毒工业废料铬渣非法倾倒致水源和土地污染事件，不仅牵动了云南当地居民的心，更牵动着南盘江下游广东、广西亿万民众的心。通过媒体的连日追踪报道，这起事件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但一些核心问题仍未澄清，对事件的责任追究，亦有丢卒保帅的嫌疑。

人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陆良化工公司过去17年来没有对铬渣进行过任何处理，而是让全部废渣在江边堆放，那么可以说，这个污染事件是长期存在、持续发生的，过去17年间，应该有无数的居民受到了不知不觉的侵害。如此多年来，污染到底有多严重？造成的损害有多大？对此，有关部门没有评估，也没有任何的合理数据可以回答。

第二个问题是，如此大规模的剧毒废渣堆放于野外环境中，有关监管部门不可能不知情，包括国土、水利、环保、农业、畜牧、林业等部门，有理由知道也应该知道这个事实。但多年以来他们集体失语，除了渎职失职，是否还有利益勾结、权钱交易等更严重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在缺乏科学合理的详细论证和调研前，有关部门光凭一些简单的取样分析数据就断定下游河流没有受污染，是否有不负责任的嫌疑？笔者甚至怀疑，有关官方机构是否为了“维稳”而继续隐瞒事实？

我特别痛心地看到，对这么一起情节恶劣、危害严重的特大环境污染事件，到目前为止，有关部门仅仅是对两名运输废渣的司机进行刑拘，而没有启动对有关官员和企业工作人员的刑侦程序。如此做法，分明是找替罪羊。要知道，光从媒体已经曝光的细节来看，这起事件，绝不只是司机偷偷倾倒有毒物资那么简单，其中的一些行为，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多年来，这个国家的各级官员，一直在强调环境保护，从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宣传教育、政策规定来看，环保理念似乎普遍深入了中国人的内心，环保制度似乎深刻影响到了各类公共决策和管理。

可云南的这起特大污染事件却让我们震惊地看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轰轰烈烈的环保宣传运动背后，却有着反差如此强烈的现实。他不啻是对科学发展观和全体国民善良情感的一次莫大讽刺。

云南，曾是很多国人心目中“自然天堂”的代名词，多数人认为那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现在我们却发现，连这样一个美丽的自然天堂，居然也存在如此严重的污染，再想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污染——湘江、淮河、长江、松花江……举目望去，遍地哀鸿！

可以说，陆良化工有限公司这次被暴露的特大污染事件，仅仅是全国环境污染加剧的缩影而已。

如果说，企业基于营利的冲动，我们还不能指望它完全实现自觉的环保行动，那么作为负有重要的、甚至唯一的行政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则应当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日常监管和行政处罚的指责。可云南曲靖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却告诉我们，那个号称“环保局”的机构，已经沦为“企保局”。

我们一方面要指责环保部门的渎职、失职乃至变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反思，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我们每天强调的环保观念、每天宣扬的为后代着想的理念，在金钱主导的现实面前却如此不堪一击？或许，那份神圣的环保责任，并非一个权力有限、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完全缺乏公共伦理的环保局能够承受之重。

由此而言，我们从云南事件中需要检讨的，恐怕不应止于对官员和企业的追责，而是应该更多地跳出此事来进行一次宏观检讨——在短期利益观深深渗透到了这个社会每个细胞的当下，光靠简单的说教和单一机制的约束，实则无法达到环保的目标。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设计环保的宣教方案？如何分配环保的各方责任？如何落实环保的行动机制？

13、湖北汉江多地段再现野生中华鲟 禁渔至今已10年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8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5901.html

　　据新华社8月17日电连日来，湖北汉江多个地段连续发现有“水中大熊猫”美誉的野生中华鲟。

　　7月17日，沙洋县渔民杨俊在汉江捕获一条“怪鱼”，及时通知了沙洋渔政部门。经渔政人员检测，这条长67厘米、重2.3斤的鱼为中华鲟，且鱼身无科研放养标记，属于野生中华鲟。18日，在渔业部门及渔民的护送下，这条野生中华鲟被顺利放归汉江深水区。

　　8月2日，沙洋社区网网民“不惑”发帖称：“昨天，我到桥空（汉江沙洋桥下的码头）买汉江鱼，看到一条1.5斤左右的中华鲟，当时有好几个人都认出来了。渔民要卖200元，我用50元当场买下，放入汉江。”8月7日，该县马良镇沿江村渔民杨士雄也捕获了一条野生中华鲟，随后放生。

　　11日11时许，潜江市渔民肖全力在汉江潜江段江面作业时，意外捕获中华鲟。在当地渔政部门协助下，中华鲟被放归汉江。

有关专家称，野生中华鲟频现汉江，非常罕见。从2002年开始，作为长江第一大支流的汉江，每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为禁渔期，至今已10年。今年禁渔期结束后，才首次在汉江的多个地段发现野生中华鲟。

14、神农架林区部分小水电站开始放生态水

来源：楚天都市报2011年08月18日关前裕

http://news.qq.com/a/20110818/000958.htm

　　昨日上午，由神农架林区政府、环保、水电、纪委监察局、国土、电力、乡镇等单位负责人组成的小水电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赶赴全区8个乡镇，对林区所有水电开发项目开展一个月的集中整治工作。

　　工作专班分为两组同步进行，以天门垭为界，分为南北两个片区，相关职能单位安排二人分别参加两个片区的全程检查活动。林区环保局局长郑成林、水电局局长陈光文分别担任两个片区检查组组长。

　　工作组采取“听、看、查、访”等形式，进行调查了解，本报记者随同采访。经过一天的走访，发现部分小水电站已开始整改，放了生态水，但还有不少水电站仍未开始放生态水，水电站下游的干涸窘境仍未改观。

　　查不到问题必须返工

　　此次整治的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一查工程建设是否符合流域综合规划；二查工程立项以及前置审批手续是否完备；三查工程是否按照审批文件要求组织建设；四查工程是否按照有关程序组织验收与安全鉴定；五查工程建设或运行是否存在防洪、发电等安全隐患；六查工程是否存在立项逾两年但仍未开工的状况；七查工程是否存在严重影响生态环境问题。

　　林区政府决定，将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流域存在突出问题的重点项目，实行挂牌督办。对全区各流域开展拉网式排查，不放过一个水电站，不放过一个细节，严肃查处典型违法案例。各水电站所在乡镇如有知情不报、瞒报的，追究当事人和乡镇主要领导的责任。

　　在前天下午召开的动员会上，林区政府副区长杨晓发进行了战前动员，他措辞严厉：“媒体的报道对我们的工作是巨大的促进。这次下去，你们要高度重视，认真检查，严格执法，就是要找出小水电站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若没有找到问题，那你们一定要返工！”

　　一些水电站违规操作

　　昨日上午10点，由林区环保局局长郑成林带队的南片区整治工作小组来到旅游重镇木鱼镇，这里有部分小水电站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这里，小组成员迅速召开会议，决定先到水电站走访，传达整治精神，再通知所有水电站负责人带齐电站手续，今天下午到镇上集中接受检查。

　　工作专班明确要求，今天下午的集中检查会议，水电站业主或法人必须参加，若来开会的是一般工作人员，或借故不参会，一律视为违规经营，立即对其进行拉闸下网处理。

　　昨日下午，在木鱼镇小当阳电站的二级电站，却未放生态水。记者看到，它的坝上并未预留生态孔，坝的下方几乎没有水，河水已经断流。电站负责人辩称，该电站建于1996年，当时还未实行环保措施。不过，一名群众说，这个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上游建坝拦水，造成下游断流，而电站还蓄水不放。

　　昨日下午，北片区检查组来到位于玉泉河支流的宋洛乡宋洛河流域进行检查。记者看到，这里过半的河床都裸露在外，若河床整体改善以及流域生态的恢复需要较长时间。

　　宋洛河从上游一路向下，相继是肖家湾水电站、夹道河水电站、宋洛电站、宋洛四级电站等4个电站，梯级分布的电站全部是引水式发电，每座水电站间隔约1000米。检查组发现，这些电站都没有放生态水。

　　部分水电站开始放水

　　昨日下午，南片区检查组在木鱼镇走访了6个水电站，主要是对水电站负责人宣讲整治会议精神，然后查看水电站是否按规定下泄生态水。

　　检查发现，5个水电站都放了生态水。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因木鱼镇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电站的建设标准比较严格，平时职能部门也会经常前来巡查，故而情况相对较好。

　　北片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报报道对不少水电站老板造成很大的震动，北片区的一些小水电站也开始放生态水。

　　林区将进行长效监管

　　据介绍，林区环保和水利部门此前也对一些水电站进行过整顿，要求放生态水。但不少水电站阳奉阴违，来检查时就放，检查组一走，就关闭闸门，不下泄水，导致一些河流干涸，河床裸露，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为此，林区政府要求，这次集中整治之后，将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水电站落实生态保护措施。

　　昨日，木鱼镇镇长赵静介绍，该镇除了对小水电站进行常规监督之外，还将组织成立一支民间监督队伍，初步决定由所在的行政村村主任担任监督小组第一责任人，村民小组长和党员都参加，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对小水电站进行实时监督，打一场对小水电站违规行为的“人民战争”。

15、四川西北草原200多个湖泊干涸 逾60%湿地萎缩

来源：四川在线-四川日报2011年08月18日李秋怡

http://news.qq.com/a/20110818/000606.htm

牛羊欢奔，青草芬芳，天是蓝的，草是绿的。8月6日至11日，在川西北草原最美的季节，记者跟随全国政协、省政协有关人士到川西北草原调研。8月本应是水草丰美的季节，但调研中，一块块黄色的沙地不期而遇，在满眼苍翠中格外显眼。

川西北地区是我国六大牧区之一，有牧草地2.54亿亩。近十几年来，在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超载放牧、乱采滥伐等因素影响下，草原生态环境面临重重危机——草地退化、沙化。截至2010年，沙化面积达299.96万亩，并以每年10万亩的速度扩展。

川西北境内若尔盖湿地草原，是我国三大湿地之一，是长江、黄河上游地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30%的黄河水从这里流出。近20年来，冰川退缩、湿地萎缩、地下水位下降，源头产水量逐年减少，境内湖泊已干涸了200多个，湿地面积萎缩超过60％。

现象

沙化面积扩大，湿地萎缩超六成

睡一觉起来整个帐篷里就是一层厚厚的沙，牧民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推沙出门。

川西北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阿坝州和甘孜州，这两个州几乎每个县都有沙化土地。

省林业厅森林资源管理总站有关人士介绍，川西北草原沙化、碱化、退化“三化”面积已达1.67亿亩，占可利用草原的78.8%。省沙化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显示，从1994年到2010年，沙化土地面积一直呈上升趋势，草地有整体沙化的危险。

在若尔盖谢玛拉也沙化点，连绵起伏的沙丘把脆弱的草原生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的沙化正以每年7%-11%的速度蔓延，以黄河和黑河交汇处最为明显。睡一觉起来整个帐篷里就是一层厚厚的沙，牧民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推沙出门。”若尔盖县林业局局长左林忧心忡忡。

驱车草原，还能看到草地上散布着一个个黑色的小土堆。“那是鼠害的标志。”左林说。截至2010年，川西北高原草地鼠害面积约4377.3万亩，并以每年200万亩的速度蔓延。据了解，鼠害最严重的石渠县，鼠害草地达2760万亩，占全县可利用草地的97.7%，有440万亩变成了寸草不生的“黑土滩”。

除了草原沙化，湖泊和湿地的萎缩情况也很惊人。仅若尔盖境内湖泊湿地就已干涸了200多个，湿地面积萎缩超过60％。在县城北部的花湖，原来在湖面修建的一长段栈桥，现在成了旱桥。九三学社四川省委曾穿越花湖湿地进行过调研，调研显示，除热尔大坝的哈丘、错拉坚等湖泊以及黑河中游的沼泽化河漫滩外，其余几处大沼泽几乎无明显积水，甚至干如旱地，连人都可以在上面通行。

省政协副主席黄润秋透露，川西北高原已成为我国土地沙化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沙化的蔓延直接威胁着成都平原、四川盆地乃至三峡库区的生态安全。如果湿地萎缩和草原沙化的问题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理，20年后，整个川西北高原将成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沙漠之一，引发的沙尘暴将“光顾”直线距离仅300公里的成都平原乃至更广泛的地区。

成因

脆弱的草原生态，不堪承受之重

仅红原、若尔盖等县，每年到草原上采药的药民有30万人次，采挖时间每年从5月到10月。

省自然科学研究院杨一川认为，川西北高原地区植被类型较为单一,乔木分布较少,草原生态非常脆弱。

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雪线上升，冰川融化，在川西北高原的直接反映是降水减少，蒸发加大，加剧了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区内黄河、黑河和白河流域的土壤中以粒级的沙质为主，也容易引发沙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川西北高原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特别是从事牧业的人口比例增大，而当地的生产经营仍是传统放牧方式。人口增长必然伴随牲畜数量的增长，对草场资源需求也随之增长，从而造成沼泽草场的严重过牧，导致草场不断退化。

以若尔盖、红原两县为例，若尔盖县草场理论载畜量120万个羊单位，实际载畜量306万个羊单位，超载率达155%。红原县草地超载率也达到62.4%。省畜牧食品局有关负责人说，2010年，川西北草原平均超载率达46.2%，部分县达90%以上。

为满足牧业发展对草场资源的需求，扩大牧场，上世纪60年代初，当地把沼泽地作为备用草场资源进行开发，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挖沟排水疏干沼泽工作。这在短期内导致沼泽迅速退化。仅阿坝州疏干改造沼泽排出了至少10亿立方米的沼泽积水，原始沼泽遭受严重破坏，加速了沼泽变干。随着沼泽面积的减少，干旱及伴生的风、水侵蚀使得沙化发展极为迅速。

同时，对草地无序地乱采滥挖药材，更是加剧了草地沙化。据省草原科学研究院调查，仅红原、若尔盖等县，每年到草原上采药的药民有30万人次，采挖时间每年从5月到10月。被挖过的地方，由于没有及时回填，不仅造成水土流失，而且植被破坏后，一般要在第三年才能长出稀疏的小草。年年如此，草原难有休养生息的时间。

“川西北地区生态保护的形势非常严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川西北沙化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相互叠加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和不合理利用。”

16、外来植物入侵考验中国沿海生态链

来源：新华网2011-8-18闫祥岭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homenews/201108/63789.html

新华网南宁８月１８日电（记者闫祥岭）为了保滩护岸、改良土壤、绿化海滩和改善海滩生态环境，原产北美洲大西洋海岸的互花米草在上世纪被引进到中国，经过多地引种扩散，其在辽宁、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均有分布。

由于互花米草具有耐盐、耐淹、抗逆性强、分蘖率和繁殖力强的特点，自然扩散速度极快，已在不少海域泛滥成灾。２００３年，中国政府把互花米草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在广西，地方部门在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９４年曾两次在合浦县部分海域小面积移植互花米草。广西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范航清介绍说，目前广西沿海互花米草分布面积比移植时扩大数百倍，直线距离扩散了４０公里，多分布于广西丹兜海沿海滩涂。　　

山口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是广西海岸主要的互花米草散布区，从１９７９年至今，该区域互花米草的平均扩散速率在２０％左右，严重挤压红树林周边生态空间，“在这一海域，互花米草和红树林两个植物种群竞争生存空间态势明显。”范航清说。

不仅如此，广西沿海滩涂互花米草已扩散出原本的移植海域，直逼北海半岛。记者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青山头村海域看到，虽然时值涨潮期间，但依然能看到海面上露出的互花米草，顺着海滩延绵数公里。“以前这里没有这种海草。”６０岁的青山头村村民谢发说。

谢发说，在互花米草没有扩散到青山头村海域前，村民们可以在海滩上挖贝类、沙虫、泥丁等经济生物，但现在凡是长了这种海草的滩涂，这些生物已经绝迹。

铁山港区水产畜牧兽医局副局长黄家林说，水产部门担心互花米草扩展太快，占据大面积滩涂，对当地发达的滨海养殖业造成破坏，但水产部门并没有应对此种生物的经验。

“目前广西沿海只有北海半岛以西海域没有发现互花米草分布，这也是我国大陆沿海唯一没有发现互花米草分布的大面积海域。”范航清说。

范航清认为，按照现在的扩散趋势，互花米草将在几年内越过北海半岛，扩散到位于北海半岛以西的北部湾海域最大的河口区廉州湾。由于这一地带滩涂肥沃，互花米草的生产速度会提高到现在的１０倍以上，对相对完整的北部湾滩涂生态造成打击。

互花米草的在各地的大规模扩散，严重影响海岸潮间带原有生态环境，已引起地方政府和科研单位重视，并尝试进行防控。而以红树林对抗互花米草成为不少地方试验的方向，其中无瓣海桑的引进种植，对抑制互花米草扩张有着明显效果。

对此，山口国家级红树林保护区管理处主任李武铮态度谨慎，他认为无瓣海桑能较为有效的控制互花米草的生长和扩张，但无瓣海桑本身也是外来植物，目前并没有对其大规模引进种植作出风险评估，“比较稳妥的是先在荒滩上进行试验和小规模推广，以规避外来物种短期内大规模扩散带来的生态风险”。

17、榆林沙漠高尔夫球场 禁止和处罚中仍建设

来源：《华商报》2011年08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6728.html

　　一边是在国家明令禁止后建起的高尔夫球场，因大量占地和高耗水备受诟病；一边是经营者和管理部门“占用的是沙漠不是耕地”和“使用的是工业废水”的解释——

　　连日来，“榆林在沙漠上违规修建高尔夫球场”一事引起了国内一些媒体的关注。这个建在榆林沙地森林公园内，被称为全国乃至东亚的首个沙漠高尔夫球场，一时间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高尔夫被称为贵族的运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似乎遥不可及；它也是一个高耗水、占地面积大，被国务院明令禁止再建的项目；然而，2009年，国际奥委会将高尔夫列为了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后，国内一些地方又兴起了修建高尔夫球场热。

　　在榆林这个水资源缺乏的沙漠地区，这样一个高尔夫球场是如何出现的？它又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报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调查。

　　1 一个在禁止和处罚中建设的沙漠高尔夫球场

　　官方回复对照监督逐项改正

　　高尔夫球场因为高耗水并占用大片土地等原因，早在2004年就被国务院办公厅叫停；2006年，高尔夫球场项目又被列入《禁止用地项目目录》。但是，在榆林这个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的沙漠地区，在距离城区20多公里的沙漠中，近年来却逐步建起了一个高尔夫球场。近日，“榆林违规修建高尔夫球场”的有关报道引起了榆林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地就媒体的报道作出了专门的回复，表示要“对照监督，逐项改正”。

　　该回复称，榆林属全国生态环境脆弱区，2005年，市政府决定在榆林城市规划外沿建设一条5到10公里的环城防护林带，乔、灌、草相结合，重点建一个集休闲度假、文化娱乐、科普教育和生态观光为一体的沙地森林公园。2008年，省林业厅批准该公园为省级沙地森林公园。沙地公园管理中心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陕西亨泰伟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泰公司)建设的“城市体育运动村”项目，预算总投资1.9951亿元。

　　2008年初，榆林市发改委对“城运村”建设项目进行了备案确认。同年4月，亨泰公司开工建设该项目，“沙地草坪球场”为项目之一，目前已完成投资1亿元，建成草坪绿化70公顷，另有景观道路、游览步道和运动场馆项目的一些辅助设施，栽植既适生又有防护作用的樟子松、臭柏等150多种植物，成为沙区植物品种最为集中的地区。同时，在园区开展了大量的冻土移栽、开心果引种栽培、柽柳嫁接等多个科学试验研究，为全市治沙造林探索了有益的路子。

　　在目前完成生态绿化的基础上，亨泰公司还筹划将进一步建设和开发沙地草坪网球场、羽毛球场和中老年门球场等体育运动项目，把生态旅游与全民健身运动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建成榆林人民的休憩运动场所。“榆林还有高尔夫球场？”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在沙漠地区建高尔夫球场有点不可思议。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李先生则表示，榆林近年经济发展这么快，有这么个场所未必是坏事，“都是沙地，建高尔夫球场起码对绿化有好处。”

　　国土局未批先建两次处罚球场

　　“这是一个违法项目，我们曾多次阻挡施工，还处罚过两次。”8月14日，榆林市国土资源局土地监察支队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他们曾以非法占地立案调查亨泰公司。调查报告称，亨泰公司从2009年3月底开始实施培植草坪及球道工程，从2010年5月开建员工宿舍、机械库、练习场等。经现场勘测已建成18洞球场，占地2000亩，其中球道(草坪)占地400亩，球车道占地26.25亩，建筑面积4028平方米，地上建筑均在进行主体工程建设，形成了未批先建的违法事实。亨泰公司的“生态草坪球场”系租赁沙地森林公园的土地，面积3510亩，租期40年。

　　2010年11月，榆林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处罚决定：没收其占地4028平方米违法建筑，并处以每平方米10元罚款，对其26.25亩球车道占地处以每平方米10元罚款，两项合计21.5万元。今年上半年，国土部门再次对其处罚4.986万元。

　　今年5月26日，榆林市监察局决定，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榆林沙地森林公园管理中心主任李俊治行政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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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监管管不住一个球场 怎样消除高尔夫利益黑洞？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18日李松涛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7356.html

　　从立项申报到后期建设，一个高尔夫项目背后应该有十几个部门监管审批。

　　2004年以来，对高尔夫项目的建设，国家先后下发了10道禁令。然而，看似严密的审批、监管、法律体系，依然挡不住高尔夫球场如火如荼地建设。

　　“高尔夫球场的违规建设，已经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政令的权威性。”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

　　有业内人士表示，高尔夫项目已经成为突破各种限制、顽强生长的典型案例。在各地，想找到一个正规、合法的高尔夫球场，反倒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

十几个监管部门管不住一个球场

　　要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审批程序并不简单。这个项目一般都要报当地发改委进行审批，获得项目立项资格。

　　接下来是土地的获取。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对高尔夫项目用地进行认定和审核。如果占用的是林地，林业部门还要过问。按照我国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占地超过70公顷，也就是1050亩的项目，都要上报国务院进行审批。而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一般占地面积都在1200亩以上。

　　立项，取得了土地后，这个项目就进入规划建设的审批。这个环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要对其进行相关手续的审核与认定。

　　高尔夫项目需要大量的水资源，水利部门掌握这个阀门。要种植草地，应由农业部门来审核。

　　一个高尔夫项目对周边环境是否造成影响？环保部门要对其进行评估。

　　建成之后对外营业，工商部门要对其发放营业执照。

　　由于高尔夫项目涉及体育和旅游，体育和旅游部门都可对其立项给出一定的审批意见。

　　如果高尔夫项目被允许建设的话，走完这样一个流程，并不容易。何况2004年国务院还下文严禁新建高尔夫项目。

　　在整个流程中，立项和拿地是最为困难的环节，但是，神奇的开发商就是做到了。

　　“没有哪个高尔夫项目是以其真实面目进行申报审批的，改头换面的手段很多。”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告诉记者，比如以房地产项目立项，或者以旅游、体育公园、休闲设施等等项目进行立项。有了这样的名头，项目申报审批的困难程度就会大大降低。

　　由此，等到一个个高尔夫球场都开始营业赚钱了，十几个相关部门可能还不知道，这些其实就是那些当初打着旅游、房地产、体育公园、休闲设施等名头的项目。

高尔夫球场如何绕过禁令

　　2005年6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家公司以“新农业园建设项目”为名在当地建设了一个规划为36洞的高尔夫球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球场的占地居然是水利部沙棘开发管理中心九成宫沙棘科研示范基地。

　　2009年，安徽省芜湖峨桥镇就以建设生态体育运动公园的名义修建了占地482亩的36洞高尔夫球场工程。安徽肥西县政府相关部门则将一宗地分3次申报，在肥西县国家4A级景区内修建高尔夫球场。

　　2009年，江苏省镇江市新区的民生工程“绿色社体家园项目”演变成了由3个高尔夫球场组成的、占地4500亩左右的高尔夫项目。

　　在陕西榆林，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沙漠高尔夫球场，这个球场的名目是榆林沙地生态公园；同样是在陕西，蓝田县建设的秦岭峡谷高尔夫球场，之前的名目却是“蓝田北峪生态种植观光健身项目”。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只要能绕过修建高尔夫的禁令，高尔夫球场可以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

　　戴上了帽子，监管部门就真的被蒙蔽了双眼吗？

　　按照陈国强的看法，不论这些高尔夫球场以什么名目进行立项，如果监管部门严格审批，都不可能发现不了。

　　事实上，这已经是业内的惯例。

　　“能修建高尔夫球场的开发商都跟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项目立项之初就已经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各个监管部门并非不知道，各个环节都已经被打通了。”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

　　其实，如果监管部门有心去管，即使高尔夫项目建成，依然有机会。

　　例如国土资源部门有一个专门机构，对通过审批的项目的土地用途进行后期监管，如果发现土地用途与之前申报的不一致，就要进行整改。

　　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原先审批规划的公园变成了高尔夫球场，同样要对这个项目进行整改。

　　然而，2004年国务院发文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之后，几乎看不到这样的监管举动。

　　这似乎也是一个“中国特色”，当一个违规项目建成完工后，要让其恢复原状几乎没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罚款了事。

　　今年7月，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公开表示，四大因素导致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除了配建住宅、地方曲解国家政策、高尔夫运动重返奥运赛场等原因外，还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规范高尔夫球场建设的政策措施缺位，一些地方存在侥幸心理，希望“先上车后买票”。

怎样才能消除高尔夫利益黑洞

　　高尔夫球场屡屡突破禁令，究竟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尽管中央有禁令，但天高皇帝远，很多地方对中央的禁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说，建高尔夫项目的人大多“神通广大”，总是能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土地。

　　一方面，修建高尔夫球场对地方招商引资具有一定作用，而且能为地方提供税收支持。另一方面，高尔夫球场的修建也能减轻地方绿化的压力。这些好处让地方政府官员对高尔夫项目难以割舍。

　这样，通过高尔夫项目，开发商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

　　陈国强告诉记者，高尔夫项目已经形成了很多利益链条，开发商、地方政府都有着很强的利益相关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自然成了真空。

　　北京市丰台区一处高尔夫项目，曾历经国土部门3次调查，两次被中央部委领导批示。2009年，该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列为重点督办项目，成果仅保留了一年即“死灰复燃”。

　　最近几年，国土资源部每年的土地督查执法中，对违规高尔夫项目的清理都是重点，不过清理的结果总是无法让人满意。

　　“这些年，有钱人逐渐多起来，打高尔夫球成了贵族身份的标志，一些官员也对此津津乐道。”刘俊海说，高尔夫会籍也开始成为腐化官员的工具，这给监管带来很大困难。

　　在刘俊海看来，对违法修建的高尔夫项目，必须从严处理。国务院要进行全面拉网式的检查，依法取缔那些违法建设的高尔夫球场。对纵容这些违法项目的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必须追究行政责任，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

地方领导要做的事，相关部委很难阻挡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土资源部等11个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对违规建设的高尔夫球场，一经检查发现，一律予以取缔，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据了解，这11个部门已经派出两个督导组，到北京等10个省市自治区进行督导，下一步，通过督察情况研究处理意见。

　　“对违规高尔夫球场的处理要公开。”刘俊海说，要让公众知道哪些高尔夫球场是合法的，哪些是不合法的，处理的措施是什么，执行情况如何。要让公众加入监督的队伍，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

　　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我国对高尔夫项目的监管工作基本缺位，但这不完全是监管部门的失职。他告诉记者，相关部委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来影响地方政府，一个市长、省长想做的事情，相关部委很难阻挡。

　　高尔夫球场占地巨大，耗水量惊人，能够享用的仅是很少一部分人。这些在汪玉凯看来都是高尔夫项目的致命缺陷，确实应该严格限制建设，而且未来也不应该放开限制。

　　那么，如何保证中央的政令在地方得以严格执行？他的建议是给地方政府更大权限，同时赋予地方人大更多的制约权，由地方人大来行使好制衡的职责。

7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近期加强土地管理的重点工作。这个会议要求各地发改委、国土资源等部门抓紧清理整改高尔夫球场，严肃查处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维护土地利用和管理秩序。人们期待最新的中央政令能尽快得以贯彻执行。

19、“癌症村”恐怕也激不起对环境污染的真痛

来源：观点中国　2011-08-18钟西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3_22663.html

摘要：要想激起对环境污染的真痛，办法有一个，就是将环保指数作为一种硬指标，直接将之与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起来。在环境保护不力，监管失职的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但要直接追究环保部门责任，当地一把手也应该引咎辞职。

事件背景：云南省曲靖市13日晚向媒体通报“云南省陆良化工公司剧毒工业废料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通报称，此次污染共造成77头牲畜死亡，未造成人员伤亡，未对饮用水安全造成影响。污水经过拦蓄解毒，未直接排放珠江源头。2名倾倒废料的嫌疑人已被逮捕。

关于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还有后续报道。最新的消息是，云南铬渣堆放点附近现癌症村，多人患病去世，相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尚未得到官方确认。（8月16日央视《新闻1+1》）

针对“铬渣污染”一波波的传言不断。诸如30多人死亡、珠江被污染。它们好比一个个“舆论炸弹”，轰炸向云南曲靖。尽管有的传言被证实是假消息，但真相也随即很快带出水面。“污染炸弹”原来是真实存在的。在当地，5000多吨铬渣被非法倾倒在乡村，3个多月无人问津；涉事企业在生产之后有17年未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废料就在南盘江旁露天堆放，最多时达28万多吨。为什么一些谣言被放出？很大的一个可能在于，一些人愿意冒着被追究造谣责任的风险，通过这样的极端，吸引媒体注意力，参与挖掘报道当地环境被污染的事件真相，以形成一种倒逼效应，解决当地的污染之痛。

现在，“癌症村”是不是又来了？但它的出现，能否激起当地政府对环境污染的真痛？在这点上，我是怀疑的。

先前，在一些污染地区，关于“癌症村”的报道已经不少。但地方政府对之选择的态度是惊人一致的。一是首先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也不可能承认“癌症村”的存在。因为癌症高发多与工业污染有关，这有可能会牵涉到官员们的管理责任。其次，即使是“癌症村”被媒体证实是真实存在的，地方政府也会选择否认，癌症高发与工业生产污染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他们反而可能会千方百计的为企业开脱责任，比如故意拖延，不去进行任何有关环评与健康检测的评估工作，以掩盖真相。

采取这样的态度，丝毫不足为奇。因为这些高污染企业，本来就是政府专门招商引资带进来的，将视为政绩。怎么可能会搬石头砸自己脚？其次，这些企业很多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与一些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一旦出现了污染等这样的违法行为，当地政府自然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可能会去真罚真管。这些“污染炸弹”为什么长年拆除不掉？没有政府的默许与纵容，企业怎么敢如此麻木不仁，置当地公众健康于不顾？现在，即使丑闻被曝光后，当地依然没有“动”起来的痕迹。对相关的肇事企业，以及失职、渎职监管人员的问责也还未真正启动。不是已经说明问题了吗？

要想激起对环境污染的真痛，办法有一个，就是将环保指数作为一种硬指标，直接将之与地方官员的乌纱帽挂钩起来。在环境保护不力，监管失职的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但要直接追究环保部门责任，当地一把手也应该引咎辞职。正如有文章所评论的那样，如此大量的铬渣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无害化处理，对环境和民生造成巨大威胁，涉事企业固然难辞其咎，理应依法严惩，当地政府部门更难脱干系。在这里，“地方政府部门”显然应该具体化，让监管不力的官员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方才妥当。

20、金苍：谁愿看到神农架的葬礼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8月16日

http://opinion.news.cntv.cn/20110816/106046.shtml

　　如果继续任由水资源被无序开发，迎来的或许就是“神农架的葬礼”。

　　湖北神农架走进世人视野，最初可能是因扑朔迷离的野人之谜。传闻也好，演绎也罢，都给这里赋予了山高谷深、人迹罕至的印象。然而，这块“宝贵如针尖”的土地正面临着巨大的生态威胁：100多座小水电站出现在林区，造成河流断流，整体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从舟曲白龙江到四川澜沧江再到神农架，水资源往往集中在山区，这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滞后。在当地官员看来，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政策及媒体监督制约了林区的发展，水力资源因而成为发展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维持河流生态系统运转，需要一个基本流量，这就是生态基流。如果修电站造成河道不断断流，生态怎会不遭到破坏？

　　因为发展冲动和政绩诉求，四川、云南、贵州等水力资源丰富的地方，都鼓励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中小水电建设。大型电企跑马圈河后剩下的中小河流，成为投资热点，无序化开发随之而来。

　　在水电站建设中，审批权成为部门利益争夺的热点，监管却出现真空，很多水电站还是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这使管理失控问题愈发明显。环境、水利等“弱势部门”难以抵抗强大的利益同盟，生米做成熟饭之后，难免上车补票。

　　有专家分析，水电的毛利约为37%，远高于火电的10%。正是在这样的利益刺激下，各地大干快上争相上马小水电，超出了流域负荷，对水文生态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暴利之后，是种种利益交换。神农架林区水电局局长陈光文有言：“每一滴水都能带来利润，你要是电站老板，会不会让钱白白流走？”不愿意让钱白白流走的，又岂止是电站老板？这位局长本身，就是水电站的股东，每年能拿到1万到1.5万的分红。

　　在当地官员眼里，地方要发展、群众要致富，生态不能成为负担，利用水能、发展水电的大方向不能变。但正如联合国2006年的《世界水资源报告》第一条提出的问题：“水资源的管理、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均不足。”更重要的，或许是如何加强管理，在考虑到当地水文特点、生态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做好水电工程的规划和建设；是如何改进技术，更合理地利用现有水力资源，降低水电站生态成本，提高发电效率。

　　1986年，时任巴西总统穿上黑色礼服，为巴拉那河上的塞特凯达斯瀑布举行了一次葬礼：这个曾是世界上流量最大的瀑布，因为上游建水电站、生态恶化而消失。小学课本中《大瀑布的葬礼》一课，讲的正是这一事件。或许，早已离开小学的成人们，更该警醒：如果继续任由水资源被无序开发，迎来的或许就是“神农架的葬礼”。

21、环境时评：高尔夫球场多少才算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18日武卫政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4819.html

　　最近媒体披露，北京及周边包括河北、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有150多家高尔夫球场。这一消息，就跟北京周边存在数百个垃圾堆积场一样让人唏嘘不已。

　　垃圾堆积场太多，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时代。中国的高尔夫球场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但是它姓“高”，属于高端消费。我们并不否定高端消费，也承认高尔夫球场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在于，它的粗放发展超过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早在2004年，鉴于一些地方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占用大量耕地和林地资源，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当时全国有高尔夫球场170家，北京只有15家。遗憾的是，这一“暂停”键，被一些地方按成了“快进”键。截至今年5月，全国的高尔夫球场超过600家，北京市有60多家。高尔夫球场建设不刹车不行了，今年6月，国务院11部委又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全国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

　　应该看到，高尔夫球场除了占用土地资源，还消耗大量的水资源。2010年，北京的高尔夫球场用水4000万立方米。北京市普通三口之家每月的平均用水量是8立方米，一年不到100立方米，4000万立方米相当于40万户家庭，也就是一个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的全年生活用水量。

　　北京市严重缺水，市里为了鼓励单位和家庭节水，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要求洗车行使用中水，推广节水马桶等。不少居民响应政府号召，主动摸索家庭循环用水的各种“土办法”。现在听到高尔夫球场如此耗水，致力于节水的人们和那些为南水北调作出奉献的人们，不知该作何感想。

　　更让人吃惊的是，高尔夫球场的草地“胃口”高，水质差了还不行，抽取地下水就成为其养生之道。地下水水质好，可用作饮用水源。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华北地区就开始超采地下水，现在北京地下水的平均埋深已经降到二三十米，河北廊坊一带的部分高尔夫球场，甚至已经把水井打到了岩石层。

　　这就必然导致高尔夫球场与民争水。大连的一个球场，从作为饮用水源的水库取水，而附近村子的居民连正常的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陕西榆林的一个球场建在生态极其脆弱的沙漠，由于耗水量巨大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既造成地表植被因为缺水死亡，也严重影响邻近村民的生产生活。

　　还有一点，就是高尔夫球场经常使用化肥、农药，这些化肥、农药被草坪吸收不到一半，大部分随雨水流向附近的水库、河流或者渗入地下，面源污染隐患不小。

　　这样的高端消费，实际是以过度消耗稀缺资源，并且损害环境，来保障少数人的享受。

　　当前，针对媒体曝光的高尔夫球场耗水问题，北京市水务部门表示根据节约用水办法规定，将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等高用水企业，已建成的高尔夫球场用水超标部分最高按3倍水价收费。此举算是给舆论一个交代，但事情不应到此为止。

　　高尔夫球场的问题，不是水务部门一家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追到根上，还得拷问决策者。城市化配套高尔夫球场，这是发展的需要，但是建多少，应该进行区域范围的大尺度科学评估；在哪里建，不能突破一个地区耕地和水资源承载力两条“红线”；建成后谁来监管，水务、环保等相关部门都不能缺位。这些都需要决策时统筹考虑。

近几年来高尔夫球场狂飙突进式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环境和民生改善为代价的，目前高尔夫球场建设正在刹车，接下来如何清理规范，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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