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七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凌晨五点半，我们一行人分乘五辆越野车，踏着朝霞离开玛多县。学术界认为，黄河源在玉树州的曲麻莱县麻多乡的约古宗列曲，而不是旅游者到的牛头碑。不过，我们从玛多县出发，要比从曲麻莱县去黄河真正的源头还要近些。本应该全力赶路，但不时出现的藏野驴、藏原羚、狐狸、旱濑、野兔、鹰、等野生动物，却让车队不得不停下来。

鄂陵湖的颜色

太阳出来后的鄂陵湖

走向黄河源的路上

这也是高原的早上

高原特有的颜色和野生动物不时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兴奋还没有散去。美妙的风景又让我们叹为观止，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内地的天空炙热而且黑雾蒙蒙，而黄河源区的天空湛蓝无际，远远望去，天、地、山融为一体，没有边际。刚刚走近黄河源区，如果有人问你黄河源什么最美？你会豪毫不迟疑的回答：云。天上的云，水中的云。

黄河源区的云，一朵朵悬挂在山后，很有层次感，远近高低各不相同。有位同行者这样说道，“青海的云真的不错”。云傍着山，貌似很远，却感到伸手就能摸到，

看着黄河河源的云，不知不觉来到鄂陵湖，碧蓝的清水融入远处的山和天，我们的队伍不愿错过这美景，就停下车来拍照、感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晨和林晓琳在鄂陵湖畔散步，云和天、天和地、地和山，山和河融为一体。过了扎陵湖，可看看连绵起伏的山丘，仔细一看，山是云的影子。

行在黄河源

走向河源

无水的河床

在黄河源区行走，不光水的颜色独具特色，河床里的水，也是时满，时稀变换着自己的身影。这种打扮是大自然的完美，也是大自然的自然。同行的中科院寒旱研究所的研究员蓝永超先生一直乐观的认为，河源的水过两年会更多。这两年已经比以前多了。

格萨尔王登基台

这一大片黄河源出现的建筑群，是藏族人心目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登基台，长篇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描写的就是格萨尔王的传说。同行的藏族司机停下车来，我们看景，他们去磕头。据传说，格萨尔王在这里登基，并举行赛马大会。

面对格萨尔王时

格萨尔王登基台中（覃哲拍）

登基台附近是一座座的玛尼堆，蓝天白云下，经幡飞扬，远远望去，绵长的玛尼堆如蜿蜒的长城。玛尼堆由黄河片麻岩一块块堆积而成，片麻岩刻上字叫玛尼石，大的片麻岩上刻上经文，小的片麻岩刻上六字箴言的一个或六个。据司机说，这些玛尼石是藏民一块块从远方带来，日积月累，变成了一个玛尼堆建筑群。远望一排排玛尼石堆成的长墙。同行有人说，这是信仰的长城。

走进黄河源人家

这家的媳妇

在青藏高原上，我们看见一家牧民帐蓬，走进去，家里的人会站在外面迎你进去，喝碗奶茶。

这是一户年轻人，兄弟俩儿，和哥哥的媳妇。她一直给我们倒着奶茶。她烙的大饼焦黄焦黄的。喝了茶，我们问饼子我们能买吗？通过司机翻译我们问他们多少钱？他们通过司机告诉我们：不要钱。

此行，第一次上高原的人对我们随便就走进人家的帐篷认为是不礼貌的。和藏人打了多年交道的赵连石说，这样的文明在高原上和我们城市里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因为当你对他们文明时，他们感到的可能就是你与他们的距离。在这里，你能走进他们的帐篷，他们觉得是你们把他们当成了朋友。

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礼貌。外面的礼貌和这里的情意之间，文明产生的是什么。是沟通的桥梁吗？以我近二十年走进高原的感受，不是。我们的那些文明，在这里可能就是距离。

这个看上去还是满脸稚气的女孩，从那已经微微隆起的肚子看，已经是个准妈妈了。他们告诉我们，分家时他们三十只羊，现在已经上百只了。高原空旷的天地间只有他们一家。用我们城里人的眼光看和想，他们能忍受得住这里的寂寞与孤独、贫困与荒凉吗？我们没有足够的语言沟通，只能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带回城里去咀嚼。

和高原上这户人家告别时，他们愣愣地看着我们，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我从他们的眼神里能读到的东西很多，但我能读懂的不多。这当然不能证明那眼神里的内容就真的不多。贫困用在他们身上是否合适？幸福，快乐，我们和他们认同的差距能缩短吗？要不要缩短？在我想着这些时，我忍不住又问自己，他们也会和我们似的吃饱就会想这些吗？

被围栏困住的藏野驴

围困中的藏野驴

沿途最容易见到的，就是和道路两旁平行的网围栏，在旷野里突兀的立在那里。突然，前方的车辆停下，乔乔导演和助手小王迅速从车上跑下来，尽管领队和队医多次提醒他们在高原不要奔跑。野外经验丰富的领队赵连石也快步向我们的车辆跑来，情绪激动的说：“有一头小藏野驴，从围栏出口出来跑到路上，到处是围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话没说完，赵赶紧去拍照了。只见前方不远处，一头，两头小野驴四处奔跑，应该是从我们停车附近的网围栏野生动物进出口跑出，要穿过公路和围栏去另一边的草场。它走上公路，却没有发现对面网围栏的进出口。突然又看到这么多车，心理受了惊吓，在我们车队前后四处跑来跑去。

记录下野驴的困境，为的是为它们争取生存的空间

我们这些车和人贸然闯入她的家园，十分愧疚，但也帮不上它，反而越帮越忙。正在大家焦急无奈的时刻，一头大一点的野驴从我们车队穿过走向小野驴，小野驴看到大驴，情绪稳定了下来，耳鬓厮磨一会，小野驴跟着大野驴沿着网围栏向后方跑去。

赵连石说，这个大驴是母驴，是专程回来找寻失散的小驴。网围栏虽然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但两边围栏的进出口都相距很远，没有生活经验的小野驴当然很难通过。

望着两只野驴远去的背影，队友们心情十分复杂，有对母驴勇敢的敬佩之情，也有对野生动物们不能自由奔跑而惋惜。

给孩子们发糖

2009年时拍到的小姑娘

2010年小姑娘在她们的教室里

第三次与小姑娘在黄河源见面

从早上6点半出发，我们的汽车进入黄河源希望小学。孩子们围了上来，几个同行者赶紧拿出自备的饼干、蛋糕、方便面，向孩子们散发。黄河源希望小学，去年来时还是黄河源第一小学，今年改名为黄河源希望小学。同行中有人说：我喜欢原来的名字。改名之后，学校增加了一位特岗教师，月薪3500元，是黄河源小学校长及其他老师的三倍之多。原来，因为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月薪只有一千块，因为他们都属于民办教师。

让我有点遗憾的是，2009年我到这里时，听说他们现在用一个柴油发电机，因为舍不得烧油，晚上常常要在黑暗度过。我以绿家园的名誉向他们捐了3000块钱，因为他们说，3000块就能买一台小型的水利发电机。2010年黄河十年行来时，我以为那台小电机已经给孩子们带去了光明，可是校长说，因为买的零件不对，还闲置在那。今年我再问时，小水利发电机仍然在一间房子里静静地躺着，我问校长还有希望用吗？他说只能再找找看。

和黄河源的孩子们在一起

后来我在大巴课堂上问同行者，是因为这东西来得太容易，还是这里真的太落后？有人说，募捐应该有后续的监督机制。

河源的黄丝带

为一岁的孩子祈祷

从黄河源小学向上，是黄河源头的约古宗列曲。

我们的车在河源上走着。离河源最近的一户人家的妇女坐在屋外的地上缝着经幡。陪我们一起到河源的小学校长告诉我们，这家一岁的小孩因感冒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死了。等我们从河源回来后，经幡已经飘扬在空旷的河源。

黄河源头约古宗列曲是一个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约60公里的盆地，平均海拨4400多米。藏语约古宗列就是炒青稞的锅，蓝永超说，这里过去是一个大湖，后来由于地壳运动、地面抬升、湖水逐渐干涸。

黄河源

这是黄河源

量量黄河水流的退缩

看到今天的黄河源，应该说和2010年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用尺子量了一下和去年差不多。在国家地理黄河源标识地，2010年我见到的湿地四周，现在差不多干了。到地面再出水的地方，离标识还是两米。

当黄河十年行2011年一行人来到约古宗列曲，看见黄河源头的娟娟涓涓溪流，以及源头附近发生了大量垃圾，各自发出了不同的感慨：

摄影家周一渤说，黄河对于一个民族是文化符号，最初的中华民族就是在黄河流域建都立业，现在我们长大成人，总是嘴上说保护，私下里却去任意蹂躏。原本充足的乳汁，只剩下一个干瘪的乳房。

来自香港的欧家麟则认为，母亲河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模糊。他很尊重黄河，但黄河与他们相距很远。香港的用水主要依靠珠江支流东江的水，但这是香港从广东买来的。这只是利益关系，也谈不上母亲河。在黄河源头，让欧家麟遗憾的是，政治符号太多，谁来了都要在此立个碑。不仅要写上黄河源，也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欧家麟认为，在这样自然的地方，这样的碑既煞风景，也是对黄河源的污染。

丹麦社会学家林晓琳认为，河源区特别美丽，但是漂亮的风景和到处的垃圾形成很大反差。

持同样观点的徐子沫也十分理解林晓琳的观点。并且认为，黄河源，不仅仅是出水的河流，应该是整个河源区的草原、山水、云朵以及野生动物。

周晨说，虽然明白大江大河的源头都是冰川和涓涓溪流汇聚而成，当面临黄河时还是会忘却常识。他的家乡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河南人对黄河水有极大的敬畏，曾经的黄河汹涌澎湃、泥沙聚下，很难与眼前这个柔顺、静美的小溪联系出来。

站在黄河流出的源头

黄河十年行

江源和去年差别不大，这也正好与蓝永超教授的研究吻合：黄河源区经历了一个从气温高、降水少的暖干时期，开始进入一个气温高、降水比较多的暖湿时期。2002年之前，黄河源区水量连续二十年少雨，仅为多年平均降水的一半多，致使河源区水量减少；2002年之后，降水开始升高，2005年开始，草原下垫面明显改善。

为了表示我们一行人对黄河源的敬畏，在蓝永超的组织下，黄河行队员向黄河源三鞠躬。

向黄河源鞠躬

在海拔4000多米的黄河源头，气候多变，天已经阴霾起来。我们没能看到晚霞，却看到了天边的雨帘和雹瀑。

这天边一条一条的白线是雨帘

白色的天空是雹瀑

回到黄河源希望小学时，我们看到正在过着花儿节的孩子们住的帐篷。和校长商量好，晚上我们不回麻多乡了，就住在小学生住的帐蓬里。黄河源小学几个的老师们忙前忙后，在我们从河源回来后，为我们一行十八人准备食宿。玉树地震时捐来的里面全新的被子，成了老师们给我们在高原的寒冷中铺出的暖暖和和的被窝。

我们住了一夜的帐篷

与河源生活在一起的藏原羚

睡前，虽然有人担心河水上涨，淹没帐篷，但是高原的宁静，帐篷内的炉火，让我们一行人思考黄河源的水为什么这么小，黄河源已经被人类所影响，它的明天会有变化吗？

明天，我们要离开河源，但仍然会在黄河源去寻找我们的记录。

2、海洋局敦促康菲尽快公布溢油危害

来源：新浪财经2011-8-17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epc/201108/63729.html

　　今日国家海洋局网站贴出公告，称蓬莱19-3油田的溢油已漂至渤海沿岸，对海洋生态环境直接构成影响和威胁，敦促康菲公司尽快将相关信息告知公众，包括将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和危害。

　　海洋局重申8月31日最后限期

　　昨日国家海洋局再次约谈康菲公司，指出康菲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仍然是临时性的、补救性的，并不能彻底有效地消除溢油风险。

　　目前，康菲公司对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的B平台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反排减压作业和安装集油罩，其中，反排减压作业可以缓解溢油风险，集油罩则是用来收集渗漏油气，均属于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海洋局在公告中指出，截至目前，造成蓬莱19-3油田溢油的地层源头还未彻底封堵，对于B平台出现新的溢油点、C平台附近不断发现新的油基泥浆的原因，以及今后是否还会继续出现类似情况，康菲公司无法给出明确结论。

　　此次约谈，海洋局再次重申康菲应贯彻“两个彻底”的要求，即彻底排查并切断溢油源，彻底排查并消除再次发生溢油的风险，于2011年8月31日前封堵B平台附近溢油源，清理完毕C平台泄漏的海底油污。

　　生态索赔前期进展顺利

　　康菲公司曾一再超过限期，8月9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要求康菲对公众道歉，迄今未见其履行。昨日，北海分局开始选聘法律服务机构，准备向康菲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据负责此项工作的沈娇虹介绍，从昨日贴出公告至今，已经有十多家法律服务机构电话咨询。由于只过去一天时间，所以截至目前，还没有一家正式报名。但据沈娇虹透露，今日已经有法律服务机构询问邮寄地址，欲递交正式报名函，资质证明、工作业绩等材料。

　　公告要求应聘机构应于8月20日前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递交材料，沈娇虹认为，对于这些机构来说，用5天的时间来了解咨询、准备材料和正式报名，的确非常紧张，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

　　昨日有媒体报道海洋局拟就渤海湾漏油事故向中海油与康菲发起上亿元索赔，国家海洋局在官网申明该报道不实。据沈娇虹透露，目前北海分局对索赔金额尚未做出预估，但针对溢油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相关调查取证工作一直在进行。

3、康菲公司挑战法律监管双重漏洞 调查一直走程序

来源：《潇湘晨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0068.html

　　截至目前，在蓬莱19-3油田发生泄漏事故两个多月后，中海油和康菲石油仍然未对漏油所造成的损失做出详尽评估，对海洋生态造成的影响以及相应的赔偿方案也始终难产。

　　不仅如此，康菲石油在清理残留油污的操作上依旧惯行临时补救措施。与之相对的，是发生事故的油田平台附近，依然有油从海底冒出。

　　康菲公司对海底油污勘测不清、处置不力导致海底泥浆清理工作延误，这一傲慢态度究竟是谁造成的？综合新华社电

　　康菲公司一直在拖延

　　最初：只做临时性补救措施

　　自6月4日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件以来，作为责任方的康菲公司其诚信问题和堵漏措施一直广受社会各界质疑。再度飙升的溢油量、一拖再拖的堵漏措施、一改再改的新闻发布时间，顶着全球著名国际一体化能源公司光环的康菲公司，以其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屡屡漠视和侵害着公众利益。

　　康菲公司安全健康环保部总经理许先宏此前表示，溢油事件发生后，康菲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启动应急措施对油进行回收、检查所有设施分析渗油来源、向政府有关部门汇报、组织专家对渗油地点进行分析等。

　　7月13日，国家海洋局指出，康菲公司采取的溢油处置措施大多是临时性的、补救性的，并作出了停止蓬莱19－3油田B、C平台作业的处罚决定。7月28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消息称，B、C平台仍有溢油出现。

　　此后，虽然康菲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仍见效甚微。8月3日，康菲公司称，预计油基泥浆溢出总量超出原先预计的1500桶。

　　本月初：溢油量再度飙升

　　记者12日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获悉，康菲公司在蓬莱19－3油田C平台周边海底进行潜水探查时，发现还有剩余的来自6月17日井涌事故所溢出的矿物油油基泥浆，这使得矿物油油基泥浆溢出总量增加到2500桶（400立方米）。

　　然而，就在1个月前的7月14日，康菲公司表示，蓬莱19－3油田B、C平台溢出的石油和油基钻井液总量约1500桶（240立方米）。

　　仅仅一个月，就又新发现了1000桶油基泥浆，这1000桶油基泥浆是再次溢出的还是残留下来的，公众不得而知，康菲公司也未给公众一个合理解释。

　　康菲公司表示，造成矿物油油基钻井泥浆泄漏的C平台C－20井已于6月19日被永久性封堵，已无渗漏发生。一个特制的集油罩已安装在B平台附近的溢油处来收集任何可能出现的溢油。

　　据了解，康菲石油日前已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承认，蓬莱19－3油田B平台海底发现新的溢油点，距原溢油点10.8米。

　　最新：平台附近还在漏油

　　记者16日从康菲公司获悉，康菲公司于14日发现，有少量油滴从蓬莱19－3油田C平台附近已回收油基泥浆之处的海底冒出。康菲公司正对此区域进行不间断的严密监控，以便确定这些油滴的来源，并在海面将其回收。

　　康菲公司介绍说，目前公司已在C平台周边海底清理出矿物油基泥浆337立方米（2119桶），共有900多人和30多艘船只在进行应急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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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康菲态度傲慢惹怒海洋局 天价索赔提上日程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08月17日

http://finance.qq.com/a/20110817/000159.htm

渤海溢油事故“生态索赔”工作正在进行。 虽国家海洋局称“索赔金额上亿元”消息不实，但一位北海分局人士表示“污染的后续治理费用，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8月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一则“关于公开选聘渤海溢油索赔案件法律服务机构”的公告，并要求“应聘机构应于8月20日前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递交正式报名函”。

这也意味着，国家海洋局向渤海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已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我们现在仍在督促康菲公司全力处理事故的善后工作，同时，对于后续的索赔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16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一位人士对本报记者称，“由于现在蓬莱19-3油田仍在漏油，事件还没有处理完成，所以，目前仍只是调查取证，要等到康菲公司把溢油源彻底封堵后，才能测定出污染面积，然后才能正式起诉立案。”

此前，媒体报道称，“国家海洋局拟就渤海湾漏油事故向中海油与康菲发起上亿元索赔”，但国家海洋局16日回应称，“针对渤海湾溢油索赔一事，国家海洋局目前正在按有关程序进行调查、评估，尚没有得出结论，最终赔偿金额还不能确定。”

不过，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崔文林直言，此次溢油事故会给渤海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影响，如果海洋污染程度不加控制甚至持续恶化，当地海产品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的可能性就会激增，“后续的治理费用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需要一个长效补偿机制来实现”。

责任方康菲

目前，已持续两月有余的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仍在继续恶化，而其对海洋环境的破坏程度，也超出当初的预期。7月14日，康菲公司曾表示，蓬莱19-3油田B、C平台溢油量约为1500桶，而8月12日，康菲公布的实际溢油量已上升到2500桶。

作为油田作业方并拥有其49%权益的康菲公司，似乎已经被锁定为“此次溢油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前述北海分局公告开头称，“2011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开发的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而拥有该油田51%权益的中海油，则未被提及。

而康菲公司此前始终强硬的态度，已引起了国家海洋局和公众的强烈不满。一名接近国家海洋局的人士对本报记者称，“国家海洋局此前要求康菲石油在8月7日之前彻底清除油污，但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康菲石油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对溢油点的排查也是敷衍了事。”

并且，康菲公司一直未就溢油事件向公众致歉，也一再避谈事后补偿问题。8月13日，康菲公司甚至突然取消了原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在前述北海分局人士看来，康菲之所以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去封堵溢油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把溢油责任归咎于自然原因，借口地层自然裂缝溢出原油，以推脱责任，另一方面，就海洋环境破坏的法规还有所缺失，因此，康菲认为不会遭受严重处罚，所以，没有高度重视。

这位人士还称，目前，北海分局工作人员已对蓬莱19-3油田B、C平台实施24小时监管，一方面是监督康菲公司的处理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后续索赔的取证作准备。

索赔的压力

在前述接近国家海洋局的人士看来，国家海洋局的态度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康菲石油在清理油污过程中的“怠慢和不负责任”，另一方面的压力也来自社会舆论。

“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对康菲石油施压，从事故发生到后续处理，康菲石油的态度已经证明，国家海洋局的监管力度还不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8月16日，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亦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将对中海油、康菲石油以及国家海洋局提起诉讼。

据其透露，其对三大被告的诉状，已于8月9日递交至青岛海事法院、天津海事法院以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目前，青岛海事法院与天津海事法院已经作出回应。“中海油作为康菲石油的合作方，在此次漏油事故中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国家海洋局此前公布的康菲石油为事故责任方的鉴定结果，在法律依据上不成立。”贾方义称。

而环保组织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官员邵文杰也透露，目前，国内十余家环保机构拟定的起诉状已经初步完成，其中部分诉状已经递交青岛海事法院。

不过，中国有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机制目前尚未建立。

今年初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就曾提交了“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提案，建议“国家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及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

“希望此次渤海漏油事件，对于国内尽快建立海洋生态损坏赔偿制度，能有一个促进作用。”崔文林说。

5、海洋局拟选至少五家应聘机构组成起诉康菲团队

来源：新京报2011-8-17

http://finance.stockstar.com/SS2011081700000718.shtml

本报讯备受社会关注的渤海溢油事故，其生态索赔程序即将启动。国家海洋局昨天发布公告称，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并向全社会公开选聘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此案。

　　金额或为“天文数字”

　　今年6月，美国康菲石油开发的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此后，康菲公司溢油事故处理缓慢，引发社会关注。7月5日，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溢油事故调查处理进展。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当时表示，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对于此类污染事故的处罚最高是20万元，但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可向责任方提出生态赔偿，赔偿具体金额还要测算和评估，有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

　　昨日公告中明确表示，为切实维护国家权益，根据国家赋予的职责，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同时，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一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多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此案。

　　初步选定五家应聘机构

　　据了解，北海分局将邀请国内法学和海洋专家组成专家考评组，对报名应聘者进行初步审查，从中选取不少于5家应聘机构，进入正式选评范围。对进入正式选评范围的法律服务机构，采取现场集中考评、综合评分的方法，按考评得分结果，推荐由一家为主体办理机构、3家到4家为辅助办理机构组成的法律服务团队。

　　康菲石油相关负责人士昨日表示，公司一直与国家海洋局保持紧密的联系，不会对国家海洋局可能采取的行动做出任何评论。

　　【招募条件】

　　近5年胜诉率不低于80%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一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多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溢油案，提出11方面要求。

　　1 应聘机构应为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法律服务机构；

　　2 应聘机构能严格遵循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3 应聘机构应具有涉海案件的代理经验，近5年代理的涉海案件胜诉率不低于80%；

　　4 应聘机构应拥有从事环境、资源索赔案件的专业律师和办理海洋类案件的专业律师；

　　5应聘机构应至少保证5名具有涉海案件代理经验的律师组成的专业团队代理此案，其中不少于2名律师专职代理，并保证满足委托方对其工作时间的要求；

　　6 应聘机构应拥有具有丰富涉外案件办理经验的专业律师，有较强的英语能力；

　　7 应聘机构应具备较强的办案协调能力；

　　8 应聘机构应拥有熟悉海洋相关法律、法规立法经验的专业律师；

　　9 应聘机构应具有较强的法学研究能力，能满足针对此案的法律及理论等各方面需求；

　　10 应聘机构能够承担与此案相关的保密责任；

　　11 应聘机构能提供符合国家财税法规要求的正式发票。

　　【赔偿数据】

　　1.1亿元

　　天津塔斯曼海轮溢油事故，被视为中国第一起运用本土法律成功进行生态索赔的案例。2002年，马耳他籍油轮“塔斯曼海轮”与大连“顺凯一号轮”在渤海海域碰撞，前者所载大量原油泄漏。天津市海洋局向肇事油轮索赔9479.25万元，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索赔1784.8万元。

　　1亿元

　　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海洋局及地方分局多位人士透露，即便不考虑沿海养殖场的渔业损失以及受污染海滨浴场的旅游业损失，仅就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而言，国家海洋局将发起上亿元的索赔计划，随着污染范围的逐步扩大，索赔额度也可能逐步提高。但这一报道昨日被国家海洋局否认。

　　200亿美元

　　2010年4月20日夜间，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大约36小时后沉入墨西哥湾，11名工作人员死亡。

　　钻井平台底部油井自4月24日起漏油不止。英国石油公司BP事后同意设立200亿美元基金，赔偿因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而生计受损的民众。

　　100亿元

　　北京律师贾方义对中海油和康菲石油提起公益诉讼，并对国家海洋局的监管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生态恢复。贾方义指出，这100亿元更像是一个概念。“我们提出100亿元的基金也是一个估算，不管如何先让肇事者拿出一部分钱出来。”

　　官方说法

　　索赔金额尚未确定

　　国家海洋局称“索赔上亿元”属不实报道

　　本报讯渤海溢油案已经进入了索赔的程序，具体索赔的金额自然是被关注的焦点。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和评估，最终的索赔金额还不能确定。昨天有媒体报道的“国家海洋局拟就渤海湾漏油事故发起上亿元索赔”属不实报道。

　　昨天有媒体报道，国家海洋局及地方分局的人士表示，即便不考虑沿海养殖场的渔业损失以及受污染海滨浴场的旅游业损失，仅就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而言，国家海洋局将发起上亿元的索赔计划，随着污染范围的逐步扩大，索赔额度也可能逐步提高。

　　记者昨天就此事求证国家海洋局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由于渤海溢油事故生态索赔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国家海洋局从未向任何媒体公布渤海溢油索赔金额，“渤海溢油索赔上亿元”报道不实。

　　该负责人称，针对渤海湾溢油索赔一事，国家海洋局目前正在按有关程序进行调查、评估，尚没有得出结论，最终赔偿金额还不能确定。有关结论将在确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

　　民间索赔

　　北京一律师提起公益诉讼

　　起诉康菲石油和中海油，要求设立百亿赔偿基金

　　本报讯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执业证号11101201010579093）昨日以个人名义对中海油和康菲石油提起公益诉讼，并对国家海洋局的监管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贾方义已经向天津和青岛海事法院以及海南省高院提起诉讼，要求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进行生态赔偿和生态恢复。并将于今天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不作为的行政诉讼。

　　7月初，曾有自然之友等11家公益组织计划对康菲石油和中海油提出公益诉讼，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实际行动。

　　法律界多位人士表示，公益诉讼存在取证难、执行难等难点，另外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提起诉讼的主体只能是海洋局。而对此，贾方义表示，这是对法律的误读，其实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条、53条、55条规定，公民个人是有权对全民利益造成损害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

　　关于100亿元的赔偿基金，贾方义也指出，这100亿元更像是一个概念。“我们提出100亿元的基金也是一个估算，不管如何先让肇事者拿出一部分钱出来。”

　　事故进展

　　C平台附近新发现油滴

　　康菲称C平台目前已清出矿物油基泥浆2119桶

　　据新华社电记者昨日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获悉，康菲公司于14日发现，有少量油滴从蓬莱19-3油田C平台附近已回收油基泥浆之处的海底冒出。康菲公司正对此区域进行不间断的严密监控，以便确定这些油滴的来源，并在海面将其回收。

　　康菲介绍说，目前公司已在C平台周边海底清理出矿物油基泥浆337立方米（2119桶），共有900多人和30多艘船只进行应急处理工作。

　　康菲公司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中，公司派遣100多名人员沿渤海湾海岸巡查约164公里（累计4066公里），并派出机动车沿海岸巡查约2875公里（累计59742公里）。巡查队不仅采集相关的样品，同时还清理沿岸垃圾，已累计清理岸边垃圾9932公斤。

蓬莱19-3油田位于渤海海域，是合作油田，康菲中国作为作业者，负责这个油田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而中海油是这个油田的合作方。

6、刘红杰：康菲公司应向事故受损者做出补偿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8-17/081323003819.shtml

　　16日，国家海洋局官方网站公告称，将面向全社会公开选聘以一家法律服务机构为主、多家法律服务机构为辅的法律服务团队，代理渤海溢油索赔案件。消息传出，赢得一片叫好之声。但此举并非一好百好，想到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向康菲公司进行生态索赔都这么曲折，那么渔民向跨国公司要说法只会更加艰难。

　　国家海洋局显然是做好了打一场恶战的准备，不然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在全国范围内招贤纳士，但这是需要金钱作为强大后盾的。金钱是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事故损失多少？谁来评估？索赔的法律依据充分吗？这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即使国家海洋局的生态损害索赔官司打赢了，赔偿资金也只是用于恢复海洋生态。而这起溢油事故对相关企业和居民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仍需另外的诉讼来解决。

　　如果国家海洋局代表国家进行生态索赔都需要另外选聘法律界的精英，那么渔民靠一己之力索要经济补偿，注定是有心无力。有媒体报道，河北乐亭、昌黎等地扇贝大量死亡，当地渔民怀疑和蓬莱19-3油田原油泄漏有关，但由于没有有力的鉴定结果，渔民一直苦于无法向事故方讨个说法。

　　就算养殖损失确定了事故方，损失数额也能够确定，但对个体而言，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旷日持久的官司，仍然是难以承受的重负。基于此，农业部等部门有必要代表弱势的渔民进行索赔。但目前还未见相关部门采取索赔行动，前景不容乐观。

　　与之对照，在去年发生墨西哥湾污染事件中，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值得借鉴。美国司法部积极介入，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同时展开民事和刑事调查；墨西哥湾沿岸地方政府也出面向英国石油公司索赔，以弥补漏油事件造成的损失。这使英国石油公司被迫承担应有责任，在与美国司法部达成的协议中，赔偿基金达200亿美元之巨。

　　试想，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介入，期望资本雄厚的石油公司低下“高傲的头颅”简直是奢望。监管一旦软弱，违规必然横行。处罚一旦宽松，放纵必然频现。这在以前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中已有验证，中石油“制造”的松花江污染事故，国家买单近80亿元，而中石油超然事外，中石油大连爆炸火灾事故至今历历在目，受损渔民索赔无门，单是“泄漏了多少吨原油”就一直成谜，事故无人负责。

管中窥豹，除了指责事故方缺乏环保意识，缺乏问责保护，我们的政府部门还能为弱势的受害者做些什么呢？如果说国家海洋局面对一个国家与一个跨国公司的博弈，尚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法律援助，那么中国渔民讨要说法的愿望也是合情合理的。此外，事故责任方康菲公司在被动应对国家海洋局生态索赔的同时，还应该主动承担一个跨国企业的道义责任，对于事故中较为弱势的渔民或其他受损者做出合理的经济补偿。

7、云南曲靖将搬迁14.8万吨铬渣并作无害化处理

来源：京华时报2011-08-17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8/17/content_691039.htm

剧毒铬渣堆放南盘江边20余年

云南省曲靖市决定对剩余14.8万吨铬渣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

日前，一则“剧毒铬渣污染珠江上游”的网上消息，将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违规堆放铬渣情况曝光。据了解，该公司1989年投产后一直将产生的大量废料铬渣，堆放在珠江源头南盘江边的厂区内，最多时达28.84万吨。曲靖市政府新闻办16日通报称，将对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现存的14.8万吨铬渣，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

铬渣堆江边17年不处理

据了解，陆良和平化工公司（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前身）成立于1988年，1989年投产，随后17年间一直未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该公司产生的铬渣废料露天堆放在南盘江边，最多时堆放了28.84万吨。

记者15日在厂区看到，高高的铬渣堆底部只有一堵1米左右的砖墙阻拦，与坡底的南盘江仅相隔一条土路，距离仅约10米。

2004年起，国家有关部门强制要求对铬渣废料进行无害化处理，但该公司直到2007年才建成一个年处理能力2万吨的无害化处理装置，近几年处理了10万吨左右铬渣。

2011年，该公司投资8000万元新建处理能力6万吨的装置，该装置2012年5月份才能投入使用。

铬污染深至地下两三米

据了解，铬渣遇水后会产生剧毒物质六价铬，六价铬一旦汇入地表水或地下水，将对水土造成严重污染，从而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甘肃环保厅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主任张兴林说，铬渣堆由于长期受雨雪淋湿，六价铬溶出，渗入地下，经检测地下2到3米厚度都不同程度受到铬污染。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丽说：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堆放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根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左右颁发的标准，危险废物在企业内贮存，需有防雨、防风、防扬尘措施，并有标识；找不到合适的储存厂前，可暂时在企业内贮存，但贮存最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李丽表示，该公司将铬渣贮存在南盘江附近，有非常大的环境隐患，一旦发生大洪水，铬渣就会被冲到江里面去。

躲避处罚非法外运铬渣

今年4月，当地就有村民发现，数十头放养的山羊莫名其妙死亡。经有关部门调查，造成牲畜死亡是来自陆良和平化工有限公司的铬渣。这些剧毒废料本应送往贵州一家专业处理厂，但两名承运人为节省运费，将其丢弃在麒麟区多个地点，总量达5000多吨。

曲靖市环保局局长杨树先说，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堆放了20多年，公司承担着一个国家项目，铬渣解毒，每年任务2万吨左右。“这个任务完不成，他们认为可能会受到处罚，就非法擅自对外运输”。按有关要求，企业运输铬渣需要向环保部门报告，但该企业没报告。此外，企业在擅自和贵州有关企业签署处理铬渣协议之后，也没按规定进行跟踪。

厂方为铬渣堆加固围墙

13日，一则“剧毒铬渣污染珠江上游”的网上消息，让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铬渣污染情况引起广泛关注。14日，该公司开始派人在铬渣堆表面覆盖石棉瓦，并打桩搭架，加固加高围墙。

15日，记者来到该公司，在距离工厂后门不远处，数十名身着制服的工人正在铬渣堆上施工，有些工人忙着打桩搭架，其他工人则在木架上加盖石棉瓦。

一名施工工人说，为铬渣堆加盖石棉瓦，是为了防止雨水冲刷，造成铬渣流淌蔓延，污染坡下的南盘江。在这项工作开始前的20多年，堆放在此的铬渣只在表面覆盖一层薄土，在坡下用1米左右的砖墙阻隔，任凭雨水冲刷、地下渗透。

现存14.8万吨铬渣将搬迁

曲靖市政府新闻办16日通报称，将对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现存的14.8万吨铬渣，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

据介绍，截至8月15日，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中，两户受损养羊户共死亡牲畜77只，目前已收到足额赔偿金9.5万元，以及中毒山羊治疗费0.4万元、死亡牲畜无害化处理费用1.2万元。有关间接损失正在抓紧评估。

为切实解决好铬渣非法倾倒致污后续问题，曲靖市决定对铬渣非法倾倒点进行认真排查、检测，对有可能存在受污染的残留物彻底清理回收，作无害化处理；对南盘江水质实行日监测制度，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对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现存的14.8万吨铬渣，按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督促和支持正在实施的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铬渣无害化处理二期工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确保按期投产。据央视、人民网、《东方早报》报道

8、云南铬渣堆放点附近现癌症村 多人患病去世

来源：央视《新闻1+1》2011年08月17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8-17/023123001589.shtml

　　2011年8月16日央视《新闻1+1》播出《污染，不能“上山下乡”！》，以下是节目实录：

　　解说：

　　云南曲靖兴隆村，媒体报道：每年至少六至七人死于癌症是否属实？又是否与铬污染有关？铬渣污染尚在调查，广西南丹县车河镇，众多家长送孩子就医均检查出血铅超标。

　　记者：

　　当地的土壤里头重金属含量非常地高。

　　解说：

　　同样是事发农村地区，同样是工业污染导致，在产业转移的大潮下，农村环境监测如何收紧？中西部地区如何对高污染项目说“不”？《新闻1+1》今日关注：产业转移——污染不能转移！

　　评论员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在今天众说纷纭的微博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非常特别的一条，这当然是一个绝对的曲靖出身、曲靖长大的人写的，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年岁，但在这样一个平平淡淡文字的背后可能藏着一个多少有点感伤的与故乡有关的故事。这个博主的名字叫杨鸿未，他写的是：“曲靖，我居住了18年的家乡。它在中国人的视野中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被关注，遗憾的是被以一个铬污染的新闻事件被推到前台。虽然我不能再回到那片土地居住，但还是希望它得到善待，保留我记忆中那个蓝天、白云、阳光明媚、草木青翠的悠闲的故乡！”

　　其实对于现在很多人来说，可能的确是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头，第一没有故乡了，第二没有故居了。没有故居好理解，一片拆，然后拆哪儿，到处都在建设，我们可能童年时候出生的那个故居已经变成一个广场了。没有故乡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半径变大了，我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相当大比例的人是从农村来到了城市里居住，好像故乡一下子就远了。但是故乡真的那么远了吗？当我们可能非常努力地让身边某一个化工企业或者说污染的企业离开了城市，然后我们就心安理得睡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接下来想过下一个问题，它去了哪儿了？它有没有可能是离开了你在城市中的这个家回到你的老家当中呢？非常有可能。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家乡，在这个时候其实你发现故乡从来就没有走远，话题还是要回到曲靖了。说到什么呢？说到我们记者在关注曲靖铬渣污染的事件当中，在深入调查的时候发现，离铬渣的堆放点两公里之外有一个村子叫兴隆村，多好的名字，兴隆村，但是近几年的时间里头，癌症突然异常地开始高发。那么它跟铬渣的污染和堆放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吗？看我们记者的调查。

　　(播放小片)

　　小片中声音：

　　云南省曲靖市政府昨晚通报，云南省曲靖市两个月前发生的剧毒工业废料铬渣非法倾倒致污事件……

　　对于南盘江的影响，根据环保部门的监测……

　　广东省环保部门表示目前珠江水质监测结果没有异常。

　　解说：

　　最近当云南曲靖铬渣废水可能污染珠江源头的消息经媒体报道，随着而来的是沿江大城市居民对于水质安全的关注和焦虑，各地环保部门紧急行动，跟踪发布动态消息，这些为的都是让居民安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有着另外的疑问，面对铬渣污染事件，生活在化工厂附近的居民他们又是否会受到铬污染的影响呢？铬渣堆场附近严禁放牧，肺癌晚期的村民依照偏方每天生吃五十多只臭虫来缓解病情。今天媒体发布的一组照片，加剧了人们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的担心。同时，媒体引用村民的说法，化工厂附近的兴隆村每年至少有六至七人死于癌症。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前往当地进行了解。

　　本台记者陈文杰：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堆放点的旁边几十米左右的距离就是这家化工厂的厂址所在。那么兴隆村就位于这个堆放点和这家化工点的西南方向，总共距离两公里左右。

　　解说：

　　两公里之间，一边是人们生活的村落，一边是常年堆放着铬渣的化工厂。这样的距离是否安全？近些年，兴隆村不少村民罹患癌症的消息又是否真实？

　　记者：

　　我问一下，你们村子你知道得癌症的人吗？

　　兴隆村村民1：

　　多。有多少人不知道，反正是多。(这些年)怕有三四十个人。

　　记者：

　　你知道大概有多少人吗？

　　兴隆村村民2：

　　我也不知道。

　　兴隆村村民3：

　　肠癌、肺癌、肝癌。我知道的四个，死掉的有三个。

　　解说：

　　面对不同的说法，当地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我们出具了一份他们的统计数据。

　　陆良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鑫：

　　我们(调查)从2002年到2010年总共九年时间，我们总的排查以后，是14例癌症患者。

　　解说：

　　同时人们也想知道，村民身患癌症和当地化工厂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兴隆村村民2：

　　就是从化工厂开厂，慢慢慢慢就多了。

　　解说：

　　今天我们也电话采访了一位陆良县的居民，他告诉记者，自己有两位住在兴隆村的亲友都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对于亲友身患癌症究竟和化工厂之间有没有关系？他对记者讲了其他村民的经历。

　　陆良县居民：

　　他们找的(次数)太多了，得到的回应呢，你认为你得癌症，是跟化工厂的铬有关，你拿出证据来，你拿个化验报告出来吧，村民有能力做这个事吗？

　　解说：

　　另外，这位居民还告诉记者，在他看来当地的环境污染早已是人尽皆知的问题。

　　陆良县居民：

　　有一个种苹果的，他去卖苹果，你怎么卖你知道吗？他就说我是大莫古村的，他就不敢说他是兴隆村的，因为说是兴隆村的，苹果谁还要啊。

　　白岩松：

　　到底得癌症和铬渣的污染，或者说环境的污染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当然现在还立即拿不出相关的证据。不过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搜索了近几年来很多记者以及各种媒体相关的报道，你会发现这个报道说这是癌症的一个村，或者那个村是一个癌症的村。两者之间也并不一定立即就能够找到它和污染之间直接的关系，但是无一例外的每一个被这样报道过的村子，附近或者村子的当中都有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这或许也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那么针对兴隆村的这个采访，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直进行采访的在曲靖的记者刘文杰。刘文杰，你好。

　　中央台记者刘文杰：

　　岩松，你好。

　　白岩松：

　　我注意到，其实并不是说这次铬渣污染的事件被报道了之后的时候我们才关注了兴隆村，在一年之前也有媒体报道过。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里，村子里的人是否向有关的部门反映过癌症与污染之间关系的疑问呢？

　　刘文杰：

　　好的。首先我先介绍一下兴隆村的人口情况。兴隆村总共人口是有950户，有3563人。在之前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患病情况是群众反映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经过再次核实之后，其实这个病情是在2007年5月份，陆良县的一个政协委员在当地政协会议上提出来的，之后才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但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卫生和环保部门只是做调查，并没有对群众做好教育引导和解释工作，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群众的恐慌心理。在我们今天下午到村里采访的时候，大部分群众都说村里患癌症的人很多，但是具体有多少？群众的说法也是不一，有说几个的，也有说三四十个的，还有一些群众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我们在随后采访当地卫生局领导的时候，他们说曾经向群众发放过一些宣传材料，但是并没有做好一对一的解释工作。

　　白岩松：

　　那有关部门针对群众这样的一些疑问有没有做过详细一点的调查？

　　刘文杰：

　　当地展开调查也就是在2007年5月份，就是有代表在当地政协会议上提出来之后，陆良县卫生局才组织人员到兴隆村展开调查的。一是做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另一个是对生活用水进行检测。最近一次回顾性流行病学调查是在今年6月份进行的，水质检测是在今年5月份进行的。根据陆良县卫生局提供的调查报告，兴隆村2002年到2010年经县级和县级以上医院诊断的癌症患者14人，其中11人已经去世。其中年龄最大的77岁，现在还健在。年林最小的9岁，患的是白血病，是在2009年去世的。此外，对生活饮用水的检测情况显示：在对水质色度、浑浊度、铁、铬等18项指标检测后，兴隆村生活饮用水铬的含量低于0.04毫克/升，没有超标。那么这对于群众疾病的治疗上，当地其实没有给予更多的指导或者帮助。在患癌症和化工厂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问题上，当地卫生局局长向我们表示，他们也没有进行专门的展开调查，也不好下结论，但是我们在采访中收集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兴隆村的周围，在除了陆良和平化工厂之外，还有造纸厂、化肥厂、锌厂等一些工厂。

　　白岩松：

　　非常感谢文杰在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其实在进行相关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要以最后事实准绳为最主要的依据，但是在做相关工作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要先信其有，然后开展很多很多工作，最后让老百姓相信他是没有的，这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过程。既然2007年到现在也过了一段时间了，也希望当地能够把这方面的普查，包括跟老百姓沟通的工作做得更好，没有事那才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在近几年时间里我们想不知道都不行，但是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一点，很多污染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在农村这样的土地上开始不断地发展。你看，在《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时候，针对农村的污染状态有这样一些总结。“现在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农业源污染物排放总量较大，局部地区形势有所好转，但总体形势仍十分严峻。突出表现为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量巨大，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农村生活污染局部增加，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城市污染向农村污染有加速趋势，农村生态退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很多人在城市里觉得这是一个钢筋、水泥的森林，觉得应该回到像田园或者说是一个非常想象的故乡那样一种空间，可是我们的故乡在农村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开始出现呢？听听环境法的专家是如何说的。

9、杨涛：铬渣17年非法堆放背后有何内幕？

来源：大洋网2011-08-16杨涛

http://news.21cn.com/today/topic/2011/08/16/8886992.shtml

　　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人“铬渣污染事件”又曝出一条新闻：在该化工厂后门一个露天铬渣堆放处堆放有28.84万吨铬渣，这个堆放处距南盘江只有一条土路之隔，该企业在生产之后有17年都没有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而如此庞大数量的铬渣堆，不论是搬运或者是处理都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央视8月16日)

　　两名不法司机受节省运输费用的利益驱动，共在麒麟区三宝镇、茨营乡、越州镇的山上倾倒剧毒工业废料铬渣140余车(茨营乡1车、三宝镇40车、越州镇100余车)，共计5222.38吨，造成了土地和水源污染和共造成倾倒地附近农村77头牲畜死亡，这是官方的通报。但是，让人更恐怖的是，涉事企业在政府监管部门的眼皮底下，非法将28.84万吨铬渣堆放17年，该铬渣堆与南盘江只有一条土路之隔，并已经造成数十头来此饮水的牲畜死亡，当地政府视而不见，在通报中也不着一墨。

　　不要跟我炫耀你们处置的迅速有多快了，且不说倾倒发生了二个月你们才调查，而又在二个月后，在媒体追踪下，实在无法隐瞒下才开始发出政府通报，就是眼下这个多达28.84万吨铬渣，这么多的废渣，恐怕要一个航母才能堆下的，对这么多的废渣视而不见，受利益驱动的岂止是两名不法司机-----要知道，由于铬污染毒性强，修复难，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全面整顿铬盐行业，逐步关停并转了40多家铬盐企业。到2005年只保留了25家，而对于残留的大量铬渣，国务院在2005年也曾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历史堆存铬渣都要在“十一五”末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

　　云南“铬渣污染事件”与紫金矿业事件一样，遵循同一个逻辑：长期污染——一朝事发——急救瞒报——媒体揭露——政府通报——追究责任——澄清无污染——部委调查……。而我们已知，紫金矿业的污染并不是一朝一夕，早在那场洪水发生前，污染已经是触目惊心，“禾苗基本不长稻穗；患癌症的人逐渐增多，村民养的牲畜也不敢喝河里的水，让人很担心”。但是，当地政府却一直隐瞒、包庇此事，直到洪水将真相揭穿。而在这种包庇的背后，则是重重利益的黑幕。首先，紫金矿业，2009年年净利润超过35亿元，超过中国黄金企业利润额总数的1/3，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为官员们脸上贴金。其次，当地官员甚至省市官员深度地介入了利益分成。该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成为紫金矿业的抢夺对象，被委以闲职后，年薪十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些官员计有：担任公司党委常委的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兼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至今但即将退下来的县政协主席温文标；担任公司党委常委的县人大原副主任范志喜退休；担任公司总裁办主任的县党校原校长郭文生。当然，来自北京和省里的前高官也不少：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地矿部前总工程师、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原福建省资产评估中心主任、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福建省财政厅副厅长林永经……

与此可见，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28万吨铬渣17年非法堆放，恐怕不是当地监管人员没有发现那么简单----即便是没有发现，这也是渎职、失职，监管人员视而不见，是不是因为这家公司是当地利税大户，是当地领导政绩生产基地，有意无意地默许如此干，或许，这默许的背后，还不仅是政绩作祟，更多是官员本身介入了钱权交易，或许还有官员及其子女在该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呢？如果不深挖这背后的利益黑幕，光抓两个不法司机，恐怕又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了！

10、李力言：“铬渣污染炸弹”需用政府责任拆除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8-17/031523001790.shtml

　　如此大量的铬渣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得不到无害化处理，对环境和民生造成巨大威胁，涉事企业固然难辞其咎，理应依法严惩，当地政府部门更难脱干系。

　　云南曲靖铬渣污染事件的来龙去脉正一点点浮出水面，梳理一下却让人既庆幸又后怕。

　　如果不是70多只山羊以身试“毒”，先后离奇死亡，当地村民可能不会对非法倾倒的铬渣引起警觉。幸运的是，这一块多米诺骨牌总算倒下了，随之而来的，一方面是谣言四起、媒体报道、政府回应、组织调查、查处问责的环环演进，另一方面则是铬渣污染事件的层层迷雾被逐渐吹去，露出了本来面目。

　　如果说铬渣污染曝光之初，诸如30多人死亡、珠江被污染等不实消息风传，引得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如同放了一个“舆论炸弹”，那么引爆这枚“炸弹”的，却是真实存在的“污染炸弹”。5000多吨铬渣被非法倾倒在乡村，3个多月无人问津；涉事企业在生产之后有17年未对铬渣进行任何处理，废料就在南盘江旁露天堆放，最多时达28万多吨。铬渣猛于虎，这是重磅炸弹，更是定时炸弹。

　　国务院早在2005年就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历史堆存铬渣在“十一五”末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时至今日，10多万吨铬渣仍堆积如山，当地政府显然没有完成任务。而此次污染事件的发生和发酵过程，又反映出相关部门对遗留铬渣的处理有不妥，对企业不法行为的监管有漏洞，对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公开更是存在诸多失当之处。即使是在事发3个多月后，对事件的处理依然只停留在刑拘两名运渣司机上，对涉事企业的调查，对失职、渎职监管人员的问责全无音讯。

　　不管是历史的欠账，还是现实的失职，都说明铬渣“污染炸弹”之所以能深埋地下、长期存在、释放毒害，与政府部门的责任缺失密切相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上世纪暴发的水俣病，我国近年来的陕西凤翔铅污染、湖南浏阳镉中毒、山东临沂砷污染到此次的云南曲靖铬污染，都凸显了工业化时代的重金属污染之痛。红红火火的铬盐企业留下了数以百万吨的铬渣，这些“污染炸弹”，其毒害不可逆转，其存在较为隐蔽，“破坏吨量”巨大，已经成为环境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

　　今年2月，国务院批复了《十二五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这是国务院批复的“十二五”第一个专项规划。这样的重视程度，既说明重金属污染形势之严峻，也彰显了国家治理决心之坚定。但无论从哪个层面说，都需要政府部门履行责任、恪尽职守，以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拆除一颗颗“污染炸弹”的同时，坚决防止新的“污染炸弹”产生。

11、王学进：一捧臭虫敲响产业转移的警钟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8-17/075423003590.shtml

　　据8月15日央视《新闻1+1》报道，约有28万吨铬渣堆放在云南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近10年尚未处理。16日，搜狐和网易两大门户网站均在图片新闻栏中刊发了一张令人惊悸的照片：一村妇手捧一把臭虫告诉记者，她所生活的兴隆村因为紧靠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而成了远近闻名的“死亡村”，每年有6至7人死于癌症，患肺癌的她只能依照偏方生吃臭虫以缓解病痛。

　　癌症与铬渣污染的直接关系当然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但由上述图片看来，微博曝光的36人死于铬渣污染的消息并非一点来头都没有。单一个兴隆村，一年死6至7人，10年就是60至70人。这么严重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当地政府居然没发现。直到77只山羊死了，经媒体报道并经网络传播后，当地似乎才有所警觉。此前，不论是有村民因铬渣污染死于非命，抑或5000多吨铬渣就近非法倾倒，和28万吨铬渣仍未处理，当地政府均不明就里，迫不得已才于8月13日召开新闻通报会。

　　涉事企业存在严重污染，当地环保部门就不能责令其停产？办不到，全因为，涉事企业是浙江省海宁和平化工有限公司于2003年收购的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建起的，对陆良来说，这是招商引资的成果；对海宁而言，这是实施产业转移的一大收获。公司已成为亚洲最大的铬盐化工生产企业之一。试想，该企业能为当地增加多少GDP和地方税收？对这样的纳税大户，当地当做宝贝还来不及，哪会对其下狠手、杀手？

　　这些年，陆良县为了实施“开放兴县”战略，把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什么招都用上了。除了层层签订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目标责任书外，还提出坚持做到“四个不论”，即：不论哪种形式，能搞活区域经济就行；不论归谁所有，能纳税就行；不论企业大小，能解决就业就行；不论姓资姓社，能促进发展就行。于是，凡东部愿意西迁到陆良的企业均受到欢迎，即便是污染企业也照单全收，能搞活经济、能纳税就行嘛。(云南日报网2005年10月8日)

　　为引得“金凤凰”来，陆良当地不仅做好“筑巢”功夫，还动足了“保巢”脑筋，出台了各种保护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条：陆良县委、县政府对重点外来投资企业实行挂牌保护制度，对挂牌保护企业实行检查申报，未经县委、县政府领导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到企业进行检查、收费。这样，环保部门敢去污染企业执法检查吗？

　　既有如此利好条件，各地企业趋之若鹜般地来陆良落户。浙江省海宁和平化工有限公司这只“金凤凰”飞来后，浙江雪豹集团和平化工有限公司也飞过来了。据悉，雪豹集团的引进，将把陆良县建成全国最大的铬盐生产基地。由此将会给当地环境及珠江中下游造成多大的污染危害，当地估计不足，更缺乏应对措施。

此起铬渣污染事件敲响了产业转移的警钟。当务之急，是相关部门应在《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限制和禁止目录，控制污染转移到中西部。与此同时，完善西部地区的地方环境标准，加强招商引资的审批管理，坚持走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12、北京12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改用可降解垃圾袋

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8-17/104023004946.shtml

　　本报讯 (记者刘昊)本市城区居民家中的分类垃圾桶将全面升级，不仅垃圾桶的标识增加了“傻瓜图标”，而且所有垃圾收集袋将全部改用可降解的材质。市市政市容委昨日下发升级版家用分类垃圾桶、垃圾袋的通用技术标准，今年1200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将全部改用新桶新袋。

　　新的通用技术标准将取代2009年制定的现行标准。现行标准中分类垃圾桶的型号只有10升一种，而新版标准为居民提供了6升、8升和10升三种型号，居民选择更加丰富。

　　新版标准明确规定家用分类垃圾桶应包括桶盖、盖开闭机构、桶身，桶内可套用垃圾分类收集袋。垃圾桶材料为高密度聚乙烯或聚丙烯，并鼓励使用再生材料。新版标准还首次统一了分类垃圾桶的颜色，连色标号都有了标准，避免深浅不一。其中厨余垃圾桶为绿色，其它垃圾桶为灰色。

　　升级版分类垃圾桶的分类标识将更加明晰，除贴有厨余垃圾、其他垃圾的标识外，还增加画有各种可投入垃圾的“傻瓜图标”，方便居民按类投放。例如厨余垃圾桶在大标识外，还将增加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果皮核、废弃食物等小图标；其它垃圾桶将增加食品袋(盒)、保鲜膜(袋)、废弃纸巾、废弃瓶罐等小图标。

　　今后所有分类垃圾袋都必须使用可降解塑料为原料，并且禁止使用含氯材料。分类垃圾袋应与分类垃圾桶对应使用，厨余垃圾袋为绿色，其他垃圾袋为灰色。

　　升级版的分类垃圾袋将印制垃圾分类宣传用语、图形、垃圾分类指导电话、网址等公益信息。依据新版标准规定的垃圾袋使用方法，厨余垃圾袋仅用于家里产生的菜帮菜叶、剩菜剩饭、瓜果皮核、废弃食物等垃圾，需沥清水分和油分后投入袋中，食品袋、餐盒、保鲜膜、纸巾、瓶罐等不得投入该袋中，其他垃圾袋用于家中除厨余垃圾以外的各类包装物、厕纸、废弃物品等，不得投入厨余垃圾。

　　市市政市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垃圾袋全部采用可降解材料后，将更加环保，避免二次污染。今年本市确定的1200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的居民将全部更换升级版的分类垃圾桶和分类垃圾袋，预计涉及上百万户居民，至少需要上百万组新桶新袋。

13、重庆推出环保地图24小时监控污染源

来源：重庆晨报 2011-08-17

http://cqcbepaper.cqnews.net/cqcb/html/2011-08/17/content_1403621.htm

原题：我市有了环保地图

24小时监控污染源

　　重庆晨报讯（记者刘敏实习生白玲）“北环附近工地施工，吵死人了，快来管一管！”12369环保投诉热线接到市民电话的同时，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环保地图”上搜索到最近的执法车，将立即调动执法车赶往现场处置。

　　昨日，记者从市环保局了解到，在该局信息中心的自主研发下，我市首份“环保地图”进入试运行阶段。

　　对污染源24小时监控

　　昨日上午，记者在市环保局指挥中心见到了这份“环保地图”，地图出现在大屏幕上。根据地图显示，长江嘉陵江两岸，分散着的排污口位置清晰可见；重点污染企业排废检测数据不时更新。

　　市环保局信息中心主任曾咺介绍，整份地图上能显示三江（长江、嘉陵江、乌江）12个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主城14个大气环境质量大气监测站，以及55污染源废水自动监测站和34个污水源废气自动监测站采集的实时数据。一旦有数据出现异常，“地图”会即时发出预警，提醒环保执法人员迅速反映处置。

　　执法车15分钟到现场

　　“环保地图”上的图标都很形象，如纳入重点监控的排气污染源，地图上显示的是一个烟囱；长江嘉陵江两岸分布的排污口，地图上显示的是市政管道。此外，在地图上，主城现有的57辆环保执法车也成“小车状”分布在地图上。

　　“市民投诉环境污染问题，通过GPS定位，能在‘环保地图’搜索到准确地点，调集最近的环保执法车前去处置。”曾咺说，以前12369接到市民投诉电话后，因投诉位置不准确，常会耽误时间，有了这个系统，老百姓的投诉处置将从以前的30分钟甚至60分钟缩短至15分钟。

目前市环保局已全面实行无纸办公，可对投诉、审批等办公流程进行全程跟踪，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办事透明度。“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以前要半个月，现在可能一天就解决了。”曾咺说。

14、“爱豚联合行动”呼吁：留住长江江豚的微笑

来源：世界自然基金会2011-8-17

http://ditan360.com/GongYi/Info-90930.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8月16-17日，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明星志愿者张靓颖和志愿者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名为“留住江豚的微笑”的寻豚之旅。

　　这个途经武汉、岳阳、长沙的特殊旅行中，张靓颖和志愿者们探访了WWF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豚保护项目点，深入了解江豚及其栖息地现状，并共同发出了号召--保护江豚，刻不容缓！

　　感觉它在渐渐离去

　　16日一早，大家来到位于武汉东湖边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鱀豚馆时，正好赶上当天江豚的第一次喂食。目前，白鱀豚馆里饲养着四雌两雄一共六头江豚，其中包括“淘淘”--中国第一头人工繁殖成功的江豚。张靓颖饶有兴致拿着两寸多长的小餐条鱼投给池中的江豚，灰黑色的江豚也很配合地从水中抬起身子昂头吃食。张靓颖如此描述自己和江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第一次接触到它的皮肤，好可爱，好温顺，好真实的感觉，可它正在渐渐离开。”

　　确实，长江江豚正在离开我们。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王丁教授介绍：“长江江豚是全球唯一的江豚淡水亚种。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江干流大概还有2500多头，但到了2006年七国专家联合考察的时候，我们在长江干流中只发现了1200多头。短短十年间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下降了一半，而且还在持续下降。”

　　长江江豚历史上曾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支流和大型通江湖泊之中。但随着江湖阻隔、航运发展、渔业捕捞和挖沙等人为干扰加剧、加上大型涉水工程建设，长江江豚的适宜生存环境被逐步压缩。加强人工饲养繁殖研究，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并重，是目前江豚保护的三大策略。

　　为了寻找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的江豚，大家又来到位于湖南岳阳洞庭湖畔的鹿角镇，登上渔船开始了寻豚之旅。由于江豚是哺乳动物，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跃出水面呼吸，因此只要该区域有江豚，就很容易被追踪到。鹿角镇是湘江经洞庭湖的重要港口，也是洞庭湖江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今年1月WWF和中科院水生所的联合科考在这里记录到了104头次江豚。

　　但是，在下午的寻豚之旅中，大家只看到了一只野生江豚跃出水面。兴奋之余，张靓颖说：“我们只看到了一头江豚，可见江豚的珍稀程度。我们还看到洞庭湖大桥一带的采砂船星罗密布，这让人对江豚的命运多了一份担忧。希望所有人都能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江豚。”

　　湿地使者在行动

　　为了保护江豚，八月份以来，WWF招募了15支湿地使者队伍，在湖南、湖北、江苏、安徽、上海等江豚出没或者历史分布地区开展社区调研工作，并寻访江豚和人的故事。

　　武汉大学绿舟环保协会的湿地使者宋金晶说：“我们走了很久，问了很多人，当地村民说那里很难看见江豚，越来越少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电打鱼和江豚减少有什么关系。”

　　而湖南的两支队伍则幸运得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湿地使者在横岭湖拍到了野生江豚，而中南大学的湿地使者则在靖港和铜官听到许多老人回忆江豚的故事。

　　一个夏天的艰苦工作，在这些湿地使者心中撒下了保护的种子。“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留住江豚的微笑需要你

　　江豚是WWF在长江流域重点保护的三大旗舰物种之一，另外两种是大熊猫和雪豹。WWF长沙项目办公室主任蒋勇说：“我们保护江豚，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这个可爱的物种，更是为了保护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长江。”

　　为了更好地保护江豚及其栖息地，WWF和农业部、中科院水生所、保护区等合作伙伴建立了“长江豚类保护网络”，并与天鹅洲国家级豚类保护区合作恢复季节性的江湖连通，发展替代生计，推动江豚的迁地保护。

　　“保护江豚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张靓颖说：“很多人觉得保护江豚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是保护一种很难见到的物种而已。但实际上威胁江豚生存的很多因素，比如污染，也在威胁着人类本身。江豚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果江豚消失了，也意味着很多生命也会陆续从长江中消失。”

　　在湿地使者的社区调查中，大家也发现普通公众对江豚的认知度并不高，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江豚，或者是不知道它是一种国家级的保护动物。为此，WWF联合众多媒体和网站发起了“留住江豚的微笑--爱豚联合行动”，号召公众参与江豚保护活动。17日，在长沙湘江边，来自湖南的多家媒体联合倡议持续关注江豚，普及江豚保护的相关信息，并通过各自渠道呼吁各界参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江豚保护做一点事情，比如少吃野生鱼类，减少使用含磷洗涤剂，保护水环境。”张靓颖向公众发出倡议：“让我们保护江豚的家园，永远留住它的微笑！”

15、贵州乌江水污染严重 总磷超标是“罪魁祸首”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8月17日周强陈杰华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1712.html

　　贵网8月17日讯（黔中早报记者周强陈杰华图/雷云）乌江。长江上游右岸支流，贵州第一大河，流经黔北及渝东南，在重庆涪陵区注入长江，干流全长1037公里，流域面积8.792万平方公里。

　　从2002年开始，贵州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议案组收到人大代表提交的第一份议案便是10位代表提出尽快出台《乌江水库水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然而9年过去，污染仍未彻底改变。

　　记者日前行走乌江调查发现，河流旁的工业布局，对这条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谁让乌江沦为

　　重度污染？

　　贵州省环境监测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乌江已成为贵州省水污染程度最为严重的流域，突出的问题是总磷超标。

　　今年5月，省环保厅在答复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关于乌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加强保护与治理的建议》的提案中提到，乌江流域特别是乌江渡水库及其支流息烽河河段氟化物和总磷均严重超标，为重度污染。污染的主要来源是息烽境内小寨坝，主要工业企业为贵阳中化开磷有限责任公司。它的前身是开阳磷矿，成立于1958年，目前已是贵州的经济支柱。

　　实际上，不只开磷有限责任公司一家磷矿企业建造在乌江旁边。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在2009年之前，乌江旁至少建造了40至50家磷矿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巨大的污染源。虽然当地政府对部分磷矿企业进行了整治和关闭，但污染仍没有断绝。

　　“肥皂水”

　　腐蚀性很强

　　“如今，乌江渡电厂生活区地质34号泉点排污口下游10多公里乌江河段已基本无鱼类生存。”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说。

　　去年乌江渡水库的死鱼事件，省环保厅联合相关部门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取证和分析研究，作出了“黄磷中毒是导致此次大面积死鱼的直接因素”的结论。

　　“2009年2月以来，遵义县乌江大坝以下南岸，乌江渡电厂生活区地质34号泉点发现有大量白色污水排出（约2万吨/日）。根据遵义县环境监测站2～12月连续监测，其pH值超标3.13～4.38pH单位，氟化物超标72.9～405.3倍，排污口下游500米乌江干流河段总磷超标5.3～246.2倍，排污口下游10多公里乌江河段已基本无鱼类生存。”在对乌江长期调研观察后，刘中国得出以上的数据。

　　在当地居民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乌江渡电厂生活区地质34号泉点。走近泉点，就能闻到浓重的工业盐酸味道。大量像肥皂水一样的白色污水，从山体里、地里渗出，污水浸过被划伤的皮肤，有明显的灼烧疼痛感。

　　在此承建开磷污水回收循环利用项目的唐云贵经理指着一段被腐蚀的铁管说，一根2公分不到的铁管，被这样的污水浸泡一个周就会被腐蚀坏。

　　污染水源

　　不能就地解决

　　2007年春，乌江流域重庆段江水总体含磷量持续超标，重庆市环保局就此事曾致函贵州省环保厅，请贵州省加强监管境内的污染源，严格控制含磷污染物排放。为了整治这个源头排出来的污水，中电九局和开磷集团专门修建了一个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但直到如今，污水循环处理系统一直没有建成。

　　唐云贵说，去年10月份，他们来到乌江沿岸找寻污染源头的时候，看到整个乌江的情况，还以为到处都是污染源，但最后才终于确定下了34号泉点为污染点。他解释说，这里总共有两个污水源头，一个出水很大，另外一个出水较少。

　　唐云贵进一步解释，之所以不就地处理，是因为这里是喀斯特地貌，加上又是地下水源，根本找不到水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就地堵上，甚至可能造成整个大山塌方！”

　　省环保厅在答复中称，中化开磷生产废水虽然实现了循环利用，但渣场渗漏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目前，中化开磷建成投用了5亿/年的高强耐水性石膏砖生产线，正在改造。同时，还建立了一种污水循环使用系统，可以让污水得到就地处理，循环再利用。为此，省环保厅和贵阳市分别给予了2000万元和100万元的专项资金进行支持。

　　“守着乌江喊渴”

　　或许会变成真事

　　污染日益严重的乌江，甚至威胁到了遵义市2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

　　作为贵州省第二大城市的遵义，由于中心城区是一个典型的由溶蚀漏斗逐步发育而成的山间溶蚀坝子，土壤涵水功能弱，蓄水困难，不具备建大水库的条件，属于重度缺水地区。

　　缺水的现状和紧邻着乌江渡水库的优势，让遵义市政府有借乌江水的打算。在遵义市远期供水规划方案中，从南部乌江渡水库提水是方案的一大核心。但乌江污染日益严重的现实，让这份供水规划方案可能变成一纸空文。

　　“按照目前水质现状，乌江渡库区水质将难以承载未来中心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供水要求，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遵义市政协委员刘中国担忧地说，“2010年，乌江干流（遵义段）水质状况无任何改善，且随着构皮滩水库蓄水有继续恶化蔓延之势。”

　　“乌江渡水库除用于乌江渡发电厂生产用水外，还是遵义县库区沿岸近5万人的饮用水源和200余家工业及第三产业、2816亩农业灌溉的主要水源。”刘中国表示遵义市中心城区属水资源紧缺地区，按建设节水型城市的要求，远期建设200万人口城市规模总需水量88.77万吨／日，尚缺水58.53万吨／日。

　　去年4月起，乌江渡水库大面积爆发的死鱼事件，让乌江流域污染这个曾搁置了许久的问题，再次纳入了政府视野。在贵州省人大环资委组织召开的乌江治污会上，有专家表示，由于主要流域水质恶化，贵州可能将进一步遭遇由于水污染而产生的水质性缺水。

　　对此，从2009年就关注乌江流域水污染的刘中国深表认同。“如果水污染得不到遏制，‘守着乌江喊渴’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贵州的媒体，更应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让更多人自觉地投入保护乌江的防治中。”

值得庆幸的是，在刘中国收到的贵州省环保厅、省农委的提案答复中，环保厅明确表示，正在研究制定《乌江水库库区及主要支流环境综合整治方案》，并明确了整治区域、整治目标及整治重点，待报经省政府后组织实施。来源：贵网

16、21家环保NGO致信农业部呼吁评估渤海溢油损失

来源：腾讯绿色频道2011年08月17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817/000992.htm

2011年8月17日，自然之友、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21家环保组织联合发表致农业部的公开信，呼吁农业部依法深入调查河北沿海渔民养殖生物死亡的真实原因，科学鉴定溢油污染与养殖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全面评估渔业污染损失金额，并出具调查鉴定报告和损失评估报告，支持污染受害者依法索赔；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积极与国家海洋局等部门协调沟通，获取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的监测鉴定信息，认真评估渔业生态、渔业资源、农产品安全遭受溢油损害的情况，切实消除本次渤海生态劫难的严重后果。

环保组织还呼吁农业部严格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动适当地披露蓬莱19-3油田特大渔业污染事故的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依法透明、公正地处置本次溢油污染事件。

公开信原文如下：

依法公正处理渤海油污事件

致农业部、渔政局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局：

自2011年6月4日康菲石油和中海油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B、C平台发生漏油以来，截止到目前，该起漏油事故不但未得到彻底控制，又新增了多处漏油点。通过新闻报道和现场调查，我们得知这起严重的持续性漏油事故已经蔓延至河北、辽宁海域，严重影响了河北当地渔民的正常生产、生活，给海洋渔业资源和海水养殖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

漏油事件发生后，通过新闻报道我们了解到：河北乐亭县、昌黎县浅海和滩涂受到此次漏油污染最为严重，扇贝等养殖物出现了大量死亡现象，而且扇贝死亡时间与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时间同步。养殖户们遭受的经济损失有可能超过十亿元。根据鉴定结果，蓬莱19-3油田泄漏的原油已经到达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距离乐亭扇贝养殖区仅有5海里；昌黎沿海出现的油污带，其油指纹也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样品一致。

在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范围巨大、且持续两月有余至今仍未得到有效封堵的情况下，渔民和公众有理由怀疑，乐亭、昌黎养殖扇贝的集中死亡，与此次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造成的污染有关。然而，受害渔民缺乏维权的足够资源，经乐亭渔民告知，农业部仅仅安排检疫与病害防治部门前去乐亭调查，渔业环保部门被屏蔽于程序外，原油污染损害的因素被忽视，损失更为惨重的昌黎县被遗漏。渔民盼望的公正调查鉴定，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这起严重疑似渔业污染事故没有得到正常的应对处置？康菲石油和中海油会不会逃脱对渔业和渔民的赔偿责任？公众有权利知道事实真相，有权利呼吁严肃执法。

在此，我们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渔业水域污染事故信息报告及应急处理工作规范》、《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管理办法》、《渔业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计算方法》，向农业部提出如下建议和请求：

1、迅速委派具有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资格证书（甲级）的机构，深入调查河北沿海渔民养殖生物死亡的真实原因，科学鉴定溢油污染与养殖物死亡的因果关系，全面评估渔业污染损失金额，并出具调查鉴定报告和损失评估报告，支持污染受害者依法索赔。

2、责成河北省、辽宁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学习广东、山东等地的成熟经验，立即启动蓬莱19-3油田溢油所致渔业资源损失的国家索赔，实现二省渔业资源诉讼索赔的历史性突破。

3、积极与国家海洋局等部门协调沟通，获取蓬莱19-3油田溢油污染的监测鉴定信息，认真评估渔业生态、渔业资源、农产品安全遭受溢油损害的情况，切实消除本次渤海生态劫难的严重后果。

4、严格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动适当地披露蓬莱19-3油田特大渔业污染事故的信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依法透明、公正地处置本次溢油污染事件。

根据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最新公布消息得知，针对此次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损害，北海分局已经着手准备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环保组织希望在此次漏油事件中，农业部和地方渔政部门也能够克服困难、有所作为，肩负起保护渔民、保护渔业、保护海洋的历史重任，履行好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真正成为农民群众的后盾和生态环境的卫士。

此致

敬礼

共同签名机构：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

自然之友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咨询中心

绿家园志愿者

绿色昆明

绿色浙江

绿色汉江（襄阳市环境保护协会）

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

湖南绿色潇湘环境发展中心

芜湖生态中心

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莆田绿萌滨海湿地研究中心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中国志愿者保护藏羚羊协会

绿石环境行动网络

福建省绿家园环境友好中心

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

岳阳市湿地环保促进会

自然自我·社会创新平台

2011年 8月16日

17、20名大学生参与运营北京绿房子垃圾处理站

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8-17/104623004977.shtml

　　本报讯 (记者刘昊)昨天，本市首个市民自建垃圾分类设施——“绿房子”招募到首批志愿者。20位来自北京联合大学的大二、大三学生加入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微博)的团队，将利用课余时间，运营“绿房子”。这20名大学生中女生占了19名，一半是学新闻专业的，此外还有学环境等专业的学生。他们组成的团队目前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社会实践，大学生通过微博与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微博)相遇，又经自然之友牵线，最终结识“驴屎蛋”和“绿房子”。

　　“上小学时，老师就给我们讲垃圾分类，现在都上大学了，垃圾分类还没实现。”一位女大学生说，这也是她加入“绿房子”的原因，“我想为北京的垃圾分类贡献点力量。”“大家都在嚷嚷垃圾围城，而‘驴屎蛋’没有空喊，拿出了方案，并实际操作，他让我钦佩。”志愿者中唯一的男生说。

　　“驴屎蛋”昨天为志愿者们详细介绍了“绿房子”的运营原理，他将为志愿者们租房子、制作工作服，并与学校协调孩子们的课程和时间。“他们将帮助我运营、采集数据，分析居民投放垃圾的成份。”这些“90后”的参与让“驴屎蛋”很感动，“都说他们没有责任感，这20名大学生让我改变了对‘90后’的看法。”

　　如果一切顺利，“绿房子”将在9月正式运营。“驴屎蛋”昨天透露，他将进行三大实验。首个“绿房子”所服务的周边小区的2000户居民，将试点“实名制”垃圾投放，免费发放到居民家中的垃圾袋将贴有记录门牌号信息的条形码，不分类或分错类的垃圾将可追溯，“这种方式不是为了惩罚谁，而是为了更好地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帮助大家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驴屎蛋”说。

　　“绿房子”还将试点定时定点投放，每天分早6时至9时和晚6时至9时两个时间投放，“驴屎蛋”希望以此改变目前市民随时随地丢弃垃圾的习惯，确保“绿房子”处理最“新鲜”的垃圾，避免垃圾发酵产生的污染。

“绿房子”还将试点“奖金池”制度。目前，“驴屎蛋”正在联系正规的环保企业处理居民投放的可回收物，形成绿色产业链，“以后这些可回收物产生的价值都将汇入奖金池，定期开奖，奖励那些把垃圾投入‘绿房子’的居民。”“驴屎蛋”说。

18、曲靖铬渣污染事件

来源:南方周末2011-08-16上官兰雪实习生杨泰宇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263

在陆良化工厂区的铬渣堆放点，工人们正在为10多万吨的铬渣堆表面覆盖石棉瓦，打桩搭架，加固围墙。临阵抱佛脚的处理态度，究竟是在忽悠谁？

近日，云南曲靖铬渣非法倾倒污染水源一事受到公众的强烈关注。8月12日，《云南信息报》首度披露了发生在曲靖市麒麟区岳州镇的村民遭受化工废料铬渣的污染侵害情况，各种传言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

8月15日，曲靖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对此事件的处理情况。根据官方说法，6月12日上午，麒麟区三宝镇张家营村委会湾子村的群众反映部分放养的山羊死亡，经当地畜牧兽医站和环保所确定，山羊系中毒死亡。

经调查，由于云南省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陆良化工”）的工业铬渣被非法倾倒在麒麟区的山上，铬渣的长时间堆放及雨水冲刷对附近水源与土壤造成污染。村民放养的山羊正是饮用了污染水中毒死亡。

中毒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对倾倒在麒麟区的工业废料铬渣进行了现场清理，五千余吨的铬渣及受污染的土壤共计9130吨被运回陆良化工的专门堆放点，受污染的积水被抽调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南盘江未检测出六价铬超标。

事件调查

官方发布的调查结果称，自2011年4月，兴义三力公司的两名运输司机吴兴怀（曾用名张兴怀）、刘兴水为节约运输成本多次将铬渣倾倒在麒麟区三宝镇、茨营乡、越州镇的山上，共计140余车，其中茨营乡1车、三宝镇40车、越州镇100余车，累计铬渣倾倒总量5222.38吨。

截至目前，全部铬渣及污染泥土已经被运回陆良化工的堆放点，环保局人员对叉冲水库里的4万立方米水和拦蓄下来的近3000立方米水进行了还原、解毒处理，水质达到安全排放标准后排放。

然而，透过央视《新闻1+1》的镜头，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陆良化工的堆放点，铬渣没有任何遮挡的暴露于户外，一墙之隔的外面正是珠江的源头南盘江，垃圾漂浮、恶臭袭人。由于社会的强烈关注，工人们正在为铬渣堆表面覆盖石棉瓦，并打桩搭架，加固加高围墙。据了解，陆良化工露天堆放的铬渣已有20多年，目前仍有10多万吨未处理。

按照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要求，在2010年底之前，所有堆存铬渣要实现无害化处置，彻底消除铬渣对环境的威胁。那为什么陆良化工还会堆放如此巨量的铬渣？

对此，南方周末网记者电话采访了曲靖市外宣办邓主任，根据他的介绍，陆良化工堆放的铬渣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国家整治方案出台后该公司建成的无害化处理装置能力偏低，每年只能处理两万吨左右，历史累积的28多万吨铬渣也只处理了10几吨。

多重身份？

南方周末网记者从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了解到，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于1994年成立，经营期限始于2003年，注册资本8258万元，法人代表徐建根，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重铬酸铵等制造、销售，五金建材销售等。

而以徐建根作为法人代表的还有一家公司云南省陆良和平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本6000万元，主营皮革鞣剂、皮革加脂剂的生产、销售（不含化学危险品），重铬酸钠及其深加工铬盐的生产、销售，皮革及皮革服装的加工销售等。

在上述《新闻1+1》节目中提到此事件主角却是陆良和平化工公司，然而南方周末网记者在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没有查询到相关信息，不过在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上却看到了云南省陆良和平化工实业有限公司的踪影，在公司介绍中其自称为“亚洲最大的铬盐化工生产企业之一”，公司联系人为汤再杨。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曾经担任过和平科技法人代表的现任总经理汤再杨表示，和平科技和陆良化工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企业，其中一个负责生产，一个负责销售。而陆良县工信局局长李明富表示，和平科技的前身是集体所有制的陆良化工厂，2005年前后招商引资引来和平化工，通过股权交易形成今天的陆良和平科技。

在贵州工商局，南方周末网记者并没有查到兴义三力公司的相关信息。

根据曲靖市官方通报，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与兴义三力公司签订了铬渣无害化处理协议，但是具体的协议内容及相关责任均没有披露。

据悉，国家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专家已到事发地进行调查，检测结果尚未对外公布。与此同时，曲靖市政府已责令陆良化工停业整顿，但是经济利益所消耗的的环境利益却是短时间内无法预测与修复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

19、渤海漏油：只有海洋局才能提起诉讼？

来源:南方周末 2011-08-17吴杰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293

在国家海洋局发布索赔诉讼公告前，很多律师和公益组织都曾称要就事故发起公益诉讼，但迄今未见成功立案。

国家海洋局8月16日发布公告，称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代表国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渤海溢油事故责任方提起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

此外，据《京华时报》报道，律师贾方义（笔名博浪沙）8月9日已向海南省高院、青岛海事法院和天津海事法院，发去《保护家园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环境公益诉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和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双双成为被告，诉讼请求包括两被告立即成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等。

博浪沙提交给三地法院的诉状显示，诉讼请求包括：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环境污染侵害，消除污染；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依法向中国公众通报污染情况和补救措施的进展情况，向中国公众公开道歉；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设立100亿元的赔偿基金，用于对该起事故的污染损害赔偿和生态恢复。

据了解，青岛市海事法庭和天津市海事法庭立案厅的负责人都已联系过博浪沙，并讨论了立案事宜。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在接到诉讼后应当在7个工作日内裁定是否立案并通知当事人。博浪沙表示，如果不立案，他会继续上诉。

博浪沙不是第一个声称要就渤海漏油事故发起公益诉讼的人。在国家海洋局8月16日发布索赔诉讼公告前，很多律师和公益组织都曾称要发起公益诉讼，但迄今未见成功立案。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这严格限制了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很多民间组织在提起诉讼时往往就被法院认为主体不适格，无权起诉而被驳回。

在环境污染领域，由受害者个人的名义打官司绝非易事。虽然受害者人数众多，但损害往往较为分散，单个受害者如果所受损害额不大，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往往不愿提起诉讼。

即使民间环保社团组织能成功提起诉讼，前景也不容乐观。翻寻媒体的公开报道，长期以来，多数是由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等出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由环保社团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仅见中华环保联合会曾多次取得胜诉。

而中华环保联合会是一家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注册、环境保护部主管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与普通的民间环保组织不可相提并论。其主席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副主席中有包括现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和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等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担任民间公益组织“自然之友”公众参与项目负责人的常成表示，此前他代表“自然之友”组织与国家海洋局沟通的时候，国家海洋局有关人员向其明确告知，“民间环保组织无权提起诉讼。”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院教授肖建华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也就此明确表示：“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因此，从主体资格上看，其他组织或个人就该案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没有法律依据。”

“民事诉讼法正在修改，预计明年春全国人大就要表决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公益诉讼的相关内容有望写进民诉法修正案。”肖建华对《法制日报》记者透露说。

肖建华还表示，如果赋予公益团体有权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对公益团体也要加以限制。

前述《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援引某熟悉情况人士介绍，称《民事诉讼法》草案中对公益诉讼有一条规定：“检察院、负有行政立法权利的机构以及经批准的公益性团体可以进行公益诉讼。”

何谓“被批准的公益性团体”？这也引起了众多民间组织人士的困惑，他们担忧此处的经批准的社会组织将被限定在少数的官办NGO中。

20、“与民争水”的高尔夫球场

来源:南方周末 2011-08-15王茜

http://www.infzm.com/content/62241

高尔夫球场从城市蔓延到了沙漠，大量的地下水被开采出来用于浇灌球场草坪。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村民却面临地下水位下降，庄稼枯萎，农田废弃的问题。

据央视《经济半小时》8月14日报道，陕西榆林在沙漠中建起一座国际标准18洞高尔夫球场——大漠绿淘沙高尔夫球场，球场耗水量巨大，草地平均每天要浇三次水。中能煤矿开采当地地下水免费给高尔夫球场铺设管道，免费提供浇灌用水。

据了解，榆林地处陕西北部，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大漠绿淘沙高尔夫球场由于耗水量巨大会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下水位的下降又会使地表固沙防风的植被因为缺水而死亡，使当地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化。

上述央视报道称，高尔夫球场的修建已经直接影响到了紧临着高尔夫球场的一个村庄的正常生活，由于榆林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地下水成为了当地农田的重要水资源。当地村民们称，早在四五年前，这里的地下水就因为中能煤矿的开采而迅速下降，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农田几乎全部废弃。

“水抽了，地旱了，井深了，水少了。”村民是这样说。

在城市或农村缺水的情况下大量开采地下水，榆林市高尔夫球场并非个体。《经济半小时》近日的报道还曝光了北京、大连、河北等地高尔夫球场私自开采地下水的问题。

上述报道称，在北京这样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却有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一年耗水4000万吨，相当于100万人一年的用水量。这其中还有不少高尔夫球场涉及未经审批使用自备井，违规开采使用地下水。以北京市昌平区为例，昌平区管辖内有6家高尔夫球场，其中只有三家报批了自备井。对此，昌平区水政监察大队相关负责人称，全区只有十名水政监察员，很难对所有球场进行系统监管。

同样的问题也在全国各地蔓延。在大连，直接用城市饮用水库的水来浇灌草坪，并且还把混杂着农药、杀虫剂的污水排进了水库；在河北，上百家高尔夫球场偷采地下水，并在浅层水几尽的情况下，开采深层水。专家指出，深层地下水几乎不能恢复，恢复的年份往往以万年来做单位。

新华网8月15日评论称，从某种程度上说，榆林沙漠高尔夫违规建设是一面镜子，可以窥见目前我国高尔夫整治的困境。从2004年开始，国家对高尔夫的禁令下了一道接一道。2011年4月，国家11个部委又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展开高尔夫球场综合清理整治工作。虽然禁令众多，但违规高尔夫球场建设仍未停止。近日，国土资源违法违规线索和信访受理情况通报显示，2011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违法举报中心接到涉及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的违法违规线索34个，比去年同期上升31%。全国违法占地、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问题扩展势头明显，而且从沿海地区向东、中、西部全面蔓延。

早前南方周末网的报道就称，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有近600家高尔夫球场，而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04年1月就下发《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这以前，如果以18个球洞为一个标准高尔夫球场，全国只有高尔夫球场170家；也就是说，通知下发之后全国又建了400多家。这些高尔夫球场不仅存在私采地下水的问题，也涉及占用耕地、天然林和国家级公益林地。

违法违规征地、违规规划建设、违规采集地下水、有令不从、有禁不止……“高尔夫”为何能如此之牛？到底谁在为违规上马的高尔夫球场撑腰壮胆？虽然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出整顿高尔夫的决心，但如果不深挖利益内幕，不严打高尔夫背后的“保护伞”、严惩违法违纪人员，恐怕违规高尔夫建设仍难以停止。

21、“千河之省”水危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08-17李秀中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8/1018012.html

7 月底，因上游电解锰厂受泥石流冲击后尾矿渣流入的影响，四川涪江200公里水质一度遭到污染，沿线如绵阳、江油等数个县市的过百万人饮水安全均受严重影响，后经一周才危机渐弭。

但此次河流污染事件并非偶发个案。

历来“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千河之省四川，正面对着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河流污染，如2009年泥石流造成岷江来水浑浊度骤高，2010年又有人在水源地柏木河倾倒化工垃圾，两次均导致成都城区大面积停水。

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四川省人大城乡建设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龚洳山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除了水污染，更大的问题还在于是否有足够的水量供应，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已经到了严重缺水的地步。

“跨界污染”频繁

涪江水污染事件中，四川当地媒体曾引述污染源头四川岷江电解锰厂总经理的解释：7月20日晚的暴雨引发泥石流，当时有10多万方的泥沙冲积在了岷江电解锰厂尾矿坝内，尾矿坝内还有近10万方尾矿。为防止尾矿坝溃堤，厂方决定在尾矿坝开一个泄洪口，通过此方式将10多万方的泥石流堆积物隐患排除。在泄洪过程中，有五六千方尾矿渣随着泥石流进入河道。

泥石流的频发还要上溯到汶川地震的影响。“汶川地震后，原来的供水系统和水源地遭受破坏，而在未来10年内，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将是主要次生灾害。”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所长艾南山也向本报记者表示。2009年7月，由于上游受到山洪泥石流影响，来水浑浊度超标，成都自来水六厂曾被迫关闭取水口。

艾南山还介绍，在四川三个少数民族州中，要数阿坝州经济发展最好，但经济主要支柱依赖采矿和化工工业。恰恰是这些化工厂最容易受到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侵害，从而对下游地区造成污染。此次涪江锰污染就是典型一例。而就在今年7月2日晚 11时，阿坝州茂县南新镇棉簇村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一家名为鑫盐化工厂的生产设备、部分工业盐及成品氯酸钠被泥石流掩埋和卷走。泥石流冲击鑫盐化工有限公司还造成身体不适的143人入院。虽然此次事件最后未造成水质污染，但其潜在的巨大风险可见一斑。

另外，由于四川境内的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主要河流均流经盆地内主要城市，所以自然灾害之外，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则是一个更大的诱因。这方面尤以2004年由川化集团造成的沱江污染事件为著，该事件为唐山地震之后中国最大一次停水事件。

而四川的河流走向与行政区域的布局特征，又导致河流污染受行政分割影响，“跨界污染”严重，难以管控。

据龚洳山介绍，四川的河流众多，在各行政区间蜿蜒交错，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河流都是沿线城市的主要水源地。一方面，这些担当着主要城市水源地的河流一旦受到污染，往往直接影响数百万计人群的饮水安全；另一方面，由于一条河流往往跨经若干不同行政区域，造成“跨界污染”。

7月初，四川省人大城环资委、四川省环保厅曾组织对四川省的德阳、自贡和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展开调研，调研报告显示：“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是当前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城市化的加快，德阳市目前市区三分之二饮用水已由地下水改由人民渠的水，该渠为都江堰水利工程，从都江堰流至德阳市取水点有65公里的跨市渠径，沿途的生产生活废物抛洒下渠，致使水质受到污染，总大肠菌群等污染物超标。自贡市70%的饮用水水源来自内江市威远县长葫水库，长葫水库近年来均存在水质超标现象，作为用水地的自贡市无法对其进行监管，水源水质难以得到保障。”

龚洳山告诉本报记者，这种所谓的“跨界污染”实际上是由管理上的条块分割造成的。本来应是流域管理，但实际上是省与省、市与市和县与县分割，各自只管流经自己的那段，所以跨界污染其实是管理体制上的问题。

“千河之省”缺水

不过，四川水危机还远不止是水污染。

位于阿坝州的若尔盖草原，地处长江、黄河上游众多支流源头。长江支流岷江、嘉陵江、涪江也都发源于阿坝。四川盆地湿润的气候直接受益于这片湿地。

龚洳山称：“若尔盖供给黄河30%~40%水量，枯水期供给黄河50%。但目前若尔盖沙化严重，超载超牧现象突出，一般一头牦牛25亩地，现在几乎一亩地就有一头牦牛，草不能休养生息，这也导致鼠害。而且当地的泥炭开采也造成沙漠化。”

“这块沼泽地得不到保护，涵养不足的话就不能蓄水，大江大河都是由涓涓溪流汇集而成。上世纪80年代九寨沟还没有开发时，我们去考察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一个地方叫‘一线泉’，常年不息，现在已经没有了，说明水源在逐步枯竭。”龚洳山说。

龚洳山还介绍，四川的河流平均每年减少7.89亿立方米。比如在过去的5年时间，成都市山坪塘堰蓄水9165万立方米90%已经干枯。

“很多水库成为死水库、死库容，一旦洪水和泥石流来袭水库被冲毁，这些污泥就被冲到下游，那些都是化学炸弹。”艾南山也表示。

有关专家测算，岷江来水以及成都本地降雨量径流呈逐渐衰减趋势，已经由1986年统计的89亿立方米降低到79.55亿立方米。成都正式进入了干旱周期。“成都缺水相当严重，2015年以后，水资源将成为很大的制约因素。”艾南山说。

实际上，四川的区域性缺水形势严峻。在人口和耕地最集中的、工农业产值占全省85%的四川盆地腹部区，水资源量反而只占四川全省的22%；而四川全省有8个地级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000立方米，属缺水区。其中，内江市、自贡市、资阳市、遂宁市等地区缺水最为严重。

“虽然四川的水资源丰富，是水资源大省，但是全省水资源紧缺的城市有16个，占全省人口90.2%。”龚洳山说，“都没有水喝了，何谈水质如何？”

利益困局难破

事实上，无论是水污染还是水量枯竭，其本质都在于开发过度。“成都从岷江取水量已经超过岷江来水总量的70%，而按照国际标准，开发用水不能超过河流径流量的30%。”龚洳山称。

著名水利专家、成都市水务局原总工程师陈渭忠就向本报记者直言“岷江水资源开发过度了”。他介绍说，建国前，都江堰的灌溉面积只有200多万亩，现在已经超过1000万亩，未来目标是达到1500万亩，这已经超过了河流的承载能力。“按照国际标准是不能超过30%，而瑞士规定的是不能超过20%。这是开发与生态的关系，人不能无限制地掠夺资源。”

“国家规定水资源开发的三条红线，四川总体上没有超标，但是具体到每条河流就可能超标。”陈渭忠介绍说，他们年轻时的观念就是要充分利用水资源，水资源用得越多越好，后来观念也在转变，一条河流不能吃干喝尽。

陈渭忠还表示：“汶川地震的龙门山区基本上都是岷江、沱江、涪江的发源地，次生灾害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上游地区地质灾害更加频繁，应该更多地休养生息，不应急于开发，减少人为干扰，让大自然自我修复。”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权，比如水源地保护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权，怎么办？”龚洳山表示。

四川省人大城环资委、四川省环保厅的上述调研报告显示，成都市自来水六厂目前日供水量140万吨，占成都市区总供水量的80%。该厂建成后，按照《成都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在1996年划定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为有效保护全省最大城市的供水安全，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在一级保护区内特别划定了保护禁区，保护区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内有原住居民2.8万人。十多年来由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不得进行土地整治，居民房屋不得进行重建，并只能从事传统生产活动等，居民生活水平远低于非保护区居民，却得不到任何补偿，更有甚者，保护区内居民还享用不到他们做出巨大牺牲所保护的自来水。

还有更长远的利益牵绊——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了保护成都的饮水安全，作为上游的阿坝可能就要牺牲发展工业的利益，怎么办？龚洳山表示：“要保护水源，那么源头地区植被就要滋养，现在一头牦牛几千块，怎么让牧民把牦牛杀掉来保护若尔盖草原呢？还有当地不能建设工厂，老百姓的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保护难度大。”

在龚洳山看来，虽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拿出土地出让金的10%投入水利建设，但是，“土地出让金是唐僧肉，保障房、教育、医疗都要从中拿，给哪块又不给哪块呢？比如保障房是现实利益看得着，水利建设是长远利益很难看到，官员会怎么考虑？还有一个大问题，比如阿坝等上游地区，土地就不值钱，出让金就很少。”制图/蒋皓明

22、耗水量惊人 谁给违规高尔夫球场打开了供水阀门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442673.html

　　北京这个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的城市，却每年耗水三四千万立方米，养活一个只能被少数人享用的贵族运动——高尔夫。

　　由此产生的悖论是，一方面，每年水务部门都会大张旗鼓地与北京各单位签订节水责任状，另一方面，耗水大户高尔夫球场以各种名目，肆无忌惮地抽取着本应属于子孙后代的地下水，未被监管。

　　几天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了“六城市居民水资源意识及用水行为调查”结果，在北京，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认为，高尔夫球场、洗浴中心等用水大户最浪费水。

　　那么，是谁给高尔夫球场拧开了水龙头？

　　高尔夫球场的耗水量够40万个三口之家使用一年

　　北京究竟有多少个高尔夫球场？它们每年透支多少用水量？民间环保人士胡勘平说，这些问题几乎找不到来自官方的答案。

　　过去几年间，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供职的胡勘平利用业余时间调查了北京市奢侈性用水行业的用水情况，前年调查的是洗浴行业，去年是滑雪场，而今年则是高尔夫球场。

　　胡勘平说，在调查中，他发现，关于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和取水情况，基本上找不到来自官方的信息。以他个人的力量，很难对北京市高尔夫球场的耗水情况进行普查。他只能根据散落的公开信息进行推算和印证。

　　首先，高尔夫球场到底有多少个？有一种说法是，土地资源管理部门曾利用遥感卫星查到，北京境内共有175个高尔夫球场及练习场。而高尔夫业内比较通用的说法是，北京市有正规高尔夫球场六七十家。所谓正规高尔夫球场就是至少得有9个洞以上。

　　业余时间，胡勘平会到郊区的高尔夫球场做调查，他通常都比较关注高尔夫球场的水从哪里来，怎么进行灌溉，耗水量多少。他调查了近10家高尔夫球场，发现这些球场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地下水。

　　调查中，不论是研究高尔夫球场草坪的专家，还是球场的草地保养人员，给出的数字都大致相同：一个18个洞的标准高尔夫球场，一年的耗水量是40万~50万立方米。如果按北京有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的说法估算，那么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耗水量在三四千万立方米。

　　胡勘平听说，北京市的一家机构曾经做过关于高尔夫球场耗水量的调查，他们未公开的数据也是4000万立方米。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说，一个经常被研究者采用的数据是，北京的一个三口之家，年均用水100立方米。

　　如果据此推算，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用水量相当于40万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

　　耗水大户如何在缺水城市扎根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100立方米，只有以色列人均水资源量的1/3，也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胡勘平说，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假如全球人均有一暖瓶水，中国人均则只有一杯水，而北京，人均只有一口水。

　　根据胡勘平的调查，在洗浴、滑雪、高尔夫三个用水奢侈的行业中，高尔夫球场又是耗水的老大。

　　北京市水务局曾公布，北京3000多家洗浴中心每年的耗水量是500万立方米。据胡勘平对滑雪场的调查，如果要保持滑道一定的宽度、雪量的厚度，北京人造滑雪场的用水量是每年100万立方米。所以，耗水总量4000万立方米的高尔夫球场无疑是耗水老大。

　　这六七十家耗水大户是如何在缺水城市安营扎寨的呢？

　　沈大军介绍说，通常一个建设项目要获得取水资格需要几个关键步骤。首先是必须由专业部门完成一份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然后提交水务部门审查，经过审查后，才能办理取水许可申请，获得取水许可后，才能打井，或者从河道取水等等。

　　2004年，国务院曾经发文叫停高尔夫球场的审批，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水务部门不会给任何一个高尔夫球场发放取水许可。可业界的共识是，北京目前有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这些球场大多是2004年之后竣工的，他们是如何获得取水许可的？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公开的身份千奇百怪，有的叫农庄，有的叫会所，还有的叫休闲健身场。

　　既然身份可以瞒天过海，用水当然也可以瞒天过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其实，瞒天过海的问题是很好查处的。比如，在审批上，只要审查仔细一些，就可以看出端倪。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一年大概需要灌溉用水36万立方米，没有哪个农庄、会所需要消耗这么多水。

　　再有，通常发放取水许可证后，水务部门要上门巡查、验收，是高尔夫球场，还是农庄，只要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关键是到底想不想查。

　　除了瞒天过海的手法外，还有的高尔夫球场打自备井，抽地下水。而这种“盗水”的方式，基本属于民不举官不究。水务执法人员不进入现场很难发现。

　　其实，“盗水”也不是就发现不了。这位专家说，那么大一片球场在那儿，没有取水手续，肯定得过去看看吧。

　　查询有关部门公开的信息，近年来几乎找不到处罚违规高尔夫球场用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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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违规高尔夫球场如何为开发商托市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8月16日李松涛

http://www.ce.cn/cysc/fdc/fc/201108/16/t20110816_21022005.shtml

　　国务院接连10道禁令，仍然挡不住高尔夫球场的快速增长。

　　7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暂停高尔夫球场的建设。从那之后，中央层面针对高尔夫球场先后出台了10道禁令，然而，高尔夫球场却并没有因此停止增长的步伐。

　　据业内专家估算，如果以18个球洞为一个标准高尔夫球场，在2004年之前，全国有170个高尔夫球场。而截至2010年年底，全国高尔夫球场却达到了近600家。而在这600家高尔夫球场中，通过正规审批的只有10家左右。

　　是什么让高尔夫球场在中国如此快速增长？

　　靠高尔夫球场，和豪宅扯上关系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家高尔夫球俱乐部在广东省中山市成立。这标志着高尔夫球这项舶来的休闲运动正式进入大陆。

　　不过，在最初的发展中，这项昂贵的休闲运动并不为普通人所熟悉，参与者主要是外籍商务人士。

　　有意思的是，在我国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形成房地产市场之后，高尔夫这项运动却引起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注意。高尔夫与房地产开始走到了一起。

　　1992年，在广东省观澜镇，香港骏豪集团拿下了20平方公里的山头和荒地，建设观澜湖高尔夫球会。那个时候，观澜镇还是一个贫困地区。

　　随着观澜湖高尔夫球会建成，并连续几年举行国际高尔夫球大赛之后，这个地区开始成为地产开发的热点。

　　2006年，一个建在观澜湖的别墅项目，一天之内就卖出了103栋别墅。在广东的房地产界，甚至有了观澜湖板块的概念。

　　在北京，非典之后，“高尔夫公寓”、“高尔夫别墅”等与高尔夫相关的住宅项目开始不断出现。

　　依托高尔夫球场营造的优美环境，这些与高尔夫相关的住宅项目价格比周边其他项目贵出不少。在北京西六环外，一个住宅项目，就因为旁边有两家大的高尔夫球场，毛坯房的均价就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

　　“在房地产领域，开发豪宅的利润大，所以，开发商都在想，怎么能让自己的项目跟豪宅、高档住宅扯上关系。”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胡景晖告诉记者。

　　怎么才能成为豪宅呢？

　　按照房地产开发的思路，要做豪宅，一定要有区别于普通住宅的自然景观。山、海、湖，历来都是开发商追捧的项目卖点。建在这些自然景观附近的项目，价格明显高于其他地方。

　　“但是，对很多内陆城市来说，没有山、海、湖的景观，怎么办呢？高尔夫球场就成了普通住宅变身豪宅的最重要条件了。”胡景晖说。

　　一般情况下，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大概需要占地1200亩。1200亩的绿地面积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景观。能够与高尔夫球场配套建设住宅，就具备了成为豪宅、高档住宅的基本条件。

　　也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不少开发商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拿地建设住宅，而是圈下一大片地，用其中的大部分地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其余的小部分地建设低密度的高档住宅、甚至豪宅。

　　高尔夫球场本身难赚钱

　　“很少有开发商仅为建高尔球场而建高尔夫球场，因为那样收回投资的时间太长。”胡景晖告诉记者。

　　一般情况下，建设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就需要至少1.5亿元的资金。在我国，高尔夫球场一般都采取会员制，一张会员卡就要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但相对于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日常的养护费用来说，单靠会员打球消费，很难支撑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正常运转。不仅如此，高昂的会员费也阻挡了普通人进入，造成大量高尔夫球场利用率不高。

　　有数据显示，广东的高尔夫球场，平均利用率仅有60%。

　　去年，青岛平度市地方税务局的一位工作人员曾发表一篇文章，称青岛已经拥有10多个高尔夫球场。尽管来自日本、韩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高尔夫游客逐年增加，但这些高尔夫球场却没有一家盈利，有的甚至面临倒闭。

　　海南高尔夫球协会副主席郑文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七成高尔夫球场的经营处于亏损状态。

　　但有意思的是，开发商依然对高尔夫球场建设情有独钟。

　　“很简单，高尔夫球场仅仅是开发商用来包装、提升住宅项目的工具。”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国强告诉记者，大多数高尔夫球场的盈利都要靠其背后的住宅项目，没有住宅项目的支撑，高尔夫球场几乎没有盈利的可能。

　　在陈国强看来，高尔夫球场本身的景观优势很明显，这类高尔夫地产项目的价格也明显高于其他住宅项目。

　　高尔夫球场如何突破禁令

　　尽管开发商都乐于利用高尔夫球场为自己的住宅项目提高品质、拉高价格，但在2004年，国务院就已经下文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那么，这些高尔夫球场都是怎样突破禁令的呢？

　　陈国强告诉记者，高尔夫地产项目一般都不是以房地产项目进行立项申报的，而是以旅游、休闲设施立项，从而突破政策禁令。

　　“地方政府对高尔夫地产项目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一个高尔夫球场能够提升该地区的投资环境。”陈国强说，不仅如此，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设还能满足高端人士的商务、休闲、交际需求。所以，这几年高尔夫球场项目越来越多。

　　大量的学术论文都认为，高尔夫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财富》杂志曾有一项统计显示，中国大陆的高尔夫球洞数与引进外资数量高度相关，相关度达80%。

　　以观澜湖高尔夫球会为例，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建成之后，观澜镇的外资企业不断增加。日资企业达到20多家，台资港资企业达到近200家。

　　广东东莞的长安高尔夫球俱乐部，引来了大批台、港、澳、日、韩商，长安镇因此获得“中国乡镇投资环境100强”的称号。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早在2004年就曾对高尔夫进行过论述。他认为，高尔夫能够拉动服务业增长，有助于解决工业与服务业的结构失衡。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南的商务活动进入低潮以后，高尔夫运动开始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主要诱因。海南球场接待人数2001年比1998年前增长了110%，2003年，海南高尔夫旅游接待人数超过了15万人次，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

　　迟福林预测，到2020年，我国潜在的高尔夫人口将达到5000万以上。

　　这样的作用显然可以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税收入。

　　在北京高尔夫业内流传甚广的一个故事是，在10年前，北京市政府决定在四五环之间修建绿化隔离带，但缺少资金。几个高尔夫球投资方与政府谈判，表示可以以建高尔夫球场的方式帮助政府解决绿化问题，还能提供不少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数个高尔夫球场就在四五环的位置建造起来。政府减少了绿化投入，还获得了不少利税收入。

　　在不少省份，高尔夫带来的游客消费要高于其他普通游客的消费。

　　经济上的带动作用让地方政府默许了高尔夫球场的快速增长。

　　拿什么支撑如此多的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场对于土地、林地、水等自然资源的占用，成为其发展目的的一个悖论。

　　从2004年之后，高尔夫球场的修建都是以体育公园、生态园、绿化项目等名目进行立项申报并获得批准的。如果按照这样的名目来理解，这些项目都应该是由大多数民众所享有。但实际上，这些高尔夫球场的高昂门槛注定，只有极少数人才有可能享用。

　　土地的占用上，耕地18亿亩红线是中央明确的政策，违规建设的高尔夫球场或多或少都存在乱占耕地、林地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有可能造成隐患。

　　不仅如此，高尔夫球场对水资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北京大学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最近撰文表示，高尔夫球场的耗水量惊人。按照他的计算，在降雨充足地区，一个占地1200亩的高尔夫球场每天需要灌溉水1200吨，在缺水干旱地区每天需要灌溉水4000吨。按照两者之间平均值每天2600吨计算，全国600个高尔夫球场每天耗水156万吨，每年耗水大约在5.7亿吨。

　　而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据统计，截至2005年下半年，全国城市缺水总量达60亿吨，全国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问题，其中有136个缺水情况严重。

　　一方面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是增加环境的负担。该怎么面对大量违法新增的高尔夫球场？

24、沙漠高尔夫玩的不是心跳，是神奇

来源：中国经济网2011年08月16日至善若水

http://views.ce.cn/main/yc/201108/16/t20110816_22619515.shtml

近期，榆林市当地一些群众反映，被视作当地公益性重点生态建设项目的“榆林市沙地生态公园”内，却“冒出”一个日耗水三五千吨的高尔夫球场，并且至今审批手续还没有办理。(新京报)

迄今为止，这个球场是中国目前唯一位于沙漠之中的高尔夫球场，堪称“史上最牛”。沙漠中如何能建起高耗水的高尔夫球场的？特别是在国家三令五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的情况下，“沙漠高尔夫”还能继续存在，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7年间建成400多家高尔夫球场。难道我们真进入了“全民高尔夫”时代？在中国，高尔夫是贵族运动，平均每场1100-1800元，普通老百姓根本玩不起，它们仅仅是富人的专利。而中国既非高尔夫的起源地，又没有承袭该项运动传统，何以到如今建成600多家球场的地步？

这么多球场绝对不是为了“全民健身”兴建的。如同喝茅台、拉菲那么有面，高尔夫运动代表的是身份的尊贵。会不会玩不重要，关键是玩什么。高尔夫在中国早已脱离原本属性，完全具备了社会功能，成为一种利益结盟的社交活动。类似于故宫会所，高尔夫球场圈起来只有一小部分人交钱可以进去打球，俨然成为明星、富豪的名利场。有人曾评价，高尔夫球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的产物。高尔夫不是社会大众需求，是纯粹的资本力量的体现。然而建高尔夫球场却与本来的公众绿地用途相违，造成公众权益受损。

既然富人热衷高尔夫运动，那么地方政府就没有不热衷的理由。因为“爱”着富人的“爱”，才能招商引资，也才能助推地方GDP节节攀升。在地方政府看来，高尔夫带动周边房地产项目的功能，是任何运动无法比拟的。水岸官邸、稀世名宅只有在高尔夫球场的衬托下，才能彰显尊贵。一个高尔夫项目要上千亩土地作为支撑，这对于一些靠出卖国有土地确保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而言可谓是收益颇丰，至于后续引进的房地产和配套产业更是能赚个盆满钵满。引领高档住宅和别墅项目的跟进，一颗白色小球可以在原本高额收益的“土地财政”上推波助澜。

很多高尔夫球场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如以高级住宅区、公园等名义)立项，而且在地方往往会与招商引资联系起来，地方政府也会从中获利，而房地产商利用地方政府追逐名利的心理，名为建球场，实为搞房地产开发，大肆圈地，甚至侵占大量良田，这样的“顶风作案”已无视公众权益的存在。

高尔夫球在中国方兴未艾，清理整顿并不是要阻止其发展，而是避免其畸形发展。目前看来，高尔夫球场有三个弊端。一是耗水惊人。2010年北京高尔夫球场总的耗水将近4000万立方米，这相当于20个昆明湖的水量。二是占用大量土地。一个高尔夫球场占地少则近千亩、多则几千亩，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极其紧缺的国家，确实无力承载太多高尔夫球场。三是污染环境，高尔夫球场使用的化肥、农药大部分都随雨水流向附近的水库、河流，甚至渗透到地下，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陕西榆林作为国内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宝贵的水资源耗洒在只为极少数人服务的高尔夫球场上，这种披上合法外衣的粉饰，对当地来说更像是“生态灾难”。我国近年来一直对高尔夫球场持不提倡发展态度，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审批。但为什么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屡禁不止？关键是有丰厚的经济利益在作崇。必须深挖高尔夫背后的利益纠葛，遏制“权力经济”的黑手伸向民生。对于违法违规征地行为，不能只停留在行政处罚或经济处罚上。犹如哄抬房价最高罚三万，所谓的处罚只不过是在鼓励违法，高尔夫球场还会野蛮生长。

别让高尔夫球的黑洞侵蚀公众利益，同时吞噬掉政府公信力。沙漠中可以“长”出高尔夫，还有什么长不出来？(至善若水) （责任编辑：年巍）

25、“沙漠高尔夫”，过把瘾就死？

来源：人民网-观点频道2011年08月16日瞿玉杰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5430510.html

　　生态脆弱的沙漠地区，竟然“冒”出耗水惊人的高尔夫球场，且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这就是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陕西省榆林市发现的咄咄怪事。（8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榆林市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水资源极度匮乏。为此，当地曾有“以前很多人一辈子只能在出生时、结婚时、入殓时洗三次澡”的说法。然而，就是在这片有些人一辈子只能洗三次澡的地方，高尔夫球场的草地却能平均一天浇三次水，不由得让人感叹：草犹如此、人何以堪？！笔者以为，榆林市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沙漠地区修建仅供少数人娱乐的高尔夫球场，不仅是对国家禁令的公然挑战，更是对公众想象力和容忍度的肆意挑战。

　　高尔夫球场是耗水大户，榆林“沙漠高尔夫”更是对生态的严重透支。据统计，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每天的耗水量即达2000至2500立方米，无异于一台巨大的“抽水机”。报道显示，随着“沙漠高尔夫”的建成营业，附近的村民明显感到“井在加深，水也少了，灌溉庄稼都成了问题”；而且，由于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巨大而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已经导致部分地表防风固沙的植被因缺水死亡，使得当地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雪上加霜。可以预见，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得到遏制，“沙漠高尔夫”的命运注定是“过把瘾就死”！

　　榆林的“沙漠高尔夫”是眼下高尔夫乱象的一个缩影。自2004年以来，国家全面叫停高尔夫项目，相关禁令一道接着一道，高尔夫球场之所以仍然如雨后春笋一般“茁壮成长”，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些地方政府在给这些违规高尔夫项目撑腰。报道显示，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沙漠高尔夫”之所以能够拔地而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当地政府“积极招商引资”的结果。

　　“沙漠高尔夫”投资方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协议显示：“该项目建设期为两年，建设期不收任何费用。该项目经营期为四十年，前五年球道用地每亩每年交纳一百元管理费用，以后每五年每亩增加二十元，承包绿化地每亩每年十元，四十年不变。”报道显示，“沙漠高尔夫”球道用地为1000亩、承包绿化地为3000亩。照此计算，当地政府从“沙漠高尔夫”每年所得的收益不过13万元。近年来，榆林市因为盛产煤炭而富甲一方、号称中国的“科威特”，一个“积极招商引资”的项目收益竟然如此之低，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有人“公饱私囊”。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是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加快水利改革发展，首要原则就是坚持民生优先。为此笔者希望，中央有关部委和陕西省政府认真解剖一下“沙漠高尔夫”这只“麻雀”，揭开其背后的利益黑幕和权力“保护伞”，并对相关责任人展开严厉问责，切实纠正高尔夫球场建设和水资源管理中的种种违法违规行为。

26、环境时评：中国环境问题到了集中爆发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8月17日武卫政

http://env.people.com.cn/GB/15434941.html

　　渤海溢油不止、云南“铬污染”未平；恒山因过度开采“破相”还令人揪心不已，陕西榆林沙漠中竟出现高耗水的高尔夫球场，更让人难以接受……

　　7、8月份是极端天气多发时节，但这一桩桩环境生态事件，不只是老天爷捣乱。有突发因素，更是累积效应。指责曝光者“唯恐天下不乱”也好，抱怨“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罢，问题就在那里，想瞒下去很难，纵然人们一时看不见或者难有切身感受，有时一场狂风暴雨就能把问题给掀出来。

　　对于当前的环境形势，有权威专家概括为四句话：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形势依然严峻，压力继续加大。近期披露的问题，为这四句话作了注脚。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项目或工程的决策者考虑经济效益多，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少。

　　最为明显的是，对于油、气、煤、水、金属等资源，只想着多采快挖赚大钱，却不顾及资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不顾及资源开发过程中可能造成的环境生态损害。如此急功近利，掠夺式地开发利用资源，把自然环境当成可以任意排污的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既影响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又直接危害群众健康。有百年采煤史的山西孝义，目前1/5的面积已被“采空”，地质灾害多发；而整个山西，因采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高达4000亿元。

　　有人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到了集中爆发期，此话并不为过。十七大报告在概述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时，第一条就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环境质量仍只是“局部有所改善”。由于长期以来传统工业化和粗放增长方式的惯性，很多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不少矛盾经过多年的积累，恰恰到了集中凸显期。

　　“十二五”期间，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保障群众身心健康、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求各地不仅要继续清偿环境生态欠账，更要努力做到不欠新账。沿海和大江大河沿岸化工企业布局的过于集中，重金属行业废渣的堆放与无害化处理，水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污染，草地的过载过牧以及毁林开荒的工程建设等问题，事关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都需要高度重视。要做到既避免新的环境问题出现，又能对生态旧账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惟有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让破坏生态环境者付出高昂代价，山川才有庇护，发展才有未来。

牺牲生态环境得不偿失，这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真理。在坚定科学发展的今天，频发的生态环境事故正是一记棒喝，警示我们：不能在同样问题上重复栽跟头、交学费了。

27、中国速度下的环境善治困境

来源：21世纪网2011-08-17刘素

http://www.21cbh.com/HTML/2011-8-17/zNMDM2XzM1NzkzNg.html

核心提示：“强国梦”在缺乏善治的体制中，把环境步步推向恶化，并带来环境善治危机。

从开年第一天到现在，中国环境危机的警钟就一直在响：一月出台水资源管理最严格的三条红线；三月福岛核电事故后的核设施全面检查及新核电项目审批暂停；五月长江中下游大旱与三峡电站利弊争议再起；六月发生中海油与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件；七月紧接着发生温州动车追尾，造成重大伤亡……如是种种，令举国质疑：中国速度到底要把国家、人民和社稷带到哪里？中国速度，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是否正在令国家和人民、增长与环境越来越脱节？中国速度继续下去，前面是康庄大道，还是悬崖峭壁？

难怪微博上的一段话，在温州动车追尾后，几乎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各大媒体：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享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个体，都不应该被这个时代抛弃。”

中国速度，曾经在大跃进时代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就此拉开“大跃进”的序幕。而“大跃进”的后果，是六十年代初期巨大的经济、生态、人道和人文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大跃进时代遗留下来的某些错误的思想认识（mindset），并没有被认真的总结和批判过。“战天斗地”，“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与改革开放后“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要发展就要付代价”、“先污染、后治理”等盲目追求GDP增长、追求政绩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

“强国梦”在缺乏善治的体制中，把中国的环境高速推向危机的境地：水、土、空气、海洋、生物多样性等。今日中国的环境危机，不只是发展与保护的危机，更是环境善治的危机。不断加强力度的行政管理，与林林总总一直在出台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条例，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管治得以实施，也终将是一纸空文。而环境善治的缺失，不仅是环境的灾难，也将是政府管治和威信的恶疾。

当今中国，环境善治的“法”与“治”，均远远赶不上环境恶化的速度。“法”不健全，令“治”难以实施；而“治”不到位，令“法”形同虚设。在立法还待进一步健全的今天，如何通过“执行”来彰显“法”的权威、通过“法治”而不是“人治”来实现环境善治，面临三大困境：

一是行政管理凌驾于司法仲裁之上。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往往成为体制性违法的借口，并以制度性创新的面目得以合法化。

以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统筹的南水北调中线为例。国家于2002年10月28日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并明令于2003年9月1日起实施。其中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而在2002年国家批复《南水北调总体规划》时，北方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短缺形势日益严峻，当时有声音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能完成调长江水入京。

南水北调为此采取了“创新性”的建设办法：先制订“总体设计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单项工程的规划设计，使建设周期较长、作用关键的控制性工程陆续开工。与此同时，完成整个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2009年6月9日）

2006年底，中线一期工程通过国家层面的环境评估。此时开工已过3年，多项控制性工程已启动，环评提出的规划，“只能是如何治理和补偿，尽量减少影响。”（沈晓鲤，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段湖“环评报告” 主持人，湖北省环境科学院总工程师）

由上可见，国务院统筹的国家级大项目，已经违法，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反而以“创新性”的面目，得以合法化。

上行下效，“有法不依、执法无力”的违法行为，在各种建设项目中畅行无阻，未通过环评就已动工的大型建设项目（如南水北调中线，金沙江梨园水电站，津秦高铁，无锡地铁2号线，珠港澳跨海大桥内地段等），屡见不鲜。虽经环保部多次的环评风暴，仍然没有大的改观。以至环保叫停常常成为象征性的姿态而非实质性的规管。

二是独立监察机制的缺失。

目前行使独立监督权力的主力军，往往是弱势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体公民、与媒体环保频道携手，实行舆论监督。无论是组织上、形式上还是力度上，都不足以保证环境善治贯彻始终。

作为中国环境问题的先锋, 国内大大小小的NGO和不断涌现的环保卫士倾其心力，夸父追日般的追在层出不穷的环境危机之后。其心可鉴，其力可钦。然而其效相对于诺大中国、幅员广阔的环境问题，似是杯水车薪。

中国的环境监察，不能只靠环境NGO做主打，各媒体环保频道做平台，徘徊在有限的舆论监督层面上。之所以有法不依、执法不力得以存在，与缺乏独立与透明的监察机制有关。包公断案的人治时代早已终结，中国需要独立而公开的监察体系，才能让环境善治，有真正的法制土壤。而由法律保证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以及言论自由的传媒空间，是监察机制独立性的基本保障。

最后是缺乏与司法责任挂钩的问责机制。

任何法律体系，如果最终不能追溯到个体的人，将会是现实中的跛脚鸭，起不到法律应有的震慑和惩戒作用。

在司法不能完全涵盖的行政领域，是否应有明确的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的最终皈依，是否应与司法挂钩，并具有法律界定的追溯力？

现行制度下，很少看到领导者因环境保护不力而受到司法惩处。行政处分亦通常只是缓兵之计，风头一过，领导们摇身一变而升官发财、重新得到重用者，并不鲜见。

如果问责成为明降暗升，或是韬光养晦之计，并且能够通过引咎辞职而避过个人责任的司法追溯和惩处，那么环境保护法，亦难起到惩一儆百的效用。

在环境急速恶化的今天， “法”需要落到实处的“治”，才能有助于环境善治。“法治”和“人治”的博弈，不仅挑战着中国的环境善治，更挑战着国家权威和人民利益。（作者为思汇政策研究所大中华政策研究与协调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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