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康菲中国公司商务副总裁倪明康向记者表示，从7月13日至19日，两平台共清理出油水混合物约400桶。而此前，康菲曾披露自6月4日发现B平台有溢油现场以来，两座平台大约溢油1500桶。这意味着除去400桶已清理出的油水混合物外，还有1000多桶溢出的油不知所踪。对此康菲方面表示，由于原油具有一定的挥发性，因此大部分溢出的油在溢出过程中逐步挥发了。

　　对于1500桶油从何得出的问题，康菲公司表示，通常有两种方法计算：其一是根据卫星探测油膜的面积和颜色来判断溢油量，另一种则是从C-20井涌出的油基泥浆来推算。由于海底情况能见度很低，需用潜水员到水下勘探才可推算得出。

　　对于B平台和C平台在溢油之后的真实状况以及外界对康菲处理溢油进展状况的质疑，B平台和C平台经理昨天均未回答记者的疑问。

　　而当记者就更多问题向C平台上其他工作人员询问时，康菲外方高管总会“适时出现”。对于记者求证溢油细节的问题和对溢油事件处理的观点，康菲外方高管均施以“挡箭牌”，表示平台经理不被授权回答其他问题。

　　声呐海底探测仍在进行　判断是否仍有溢油

　　在国家海洋局7月13日向康菲发出停止B平台和C平台的作业通知后，B平台是否还有溢油现象？针对这一疑问，昨天，康菲中国公司商务副总裁倪明康向本报记者表示，7月2日，在B平台发现有溢油现象后，该公司已开始着手设计能将溢油吸纳在内的巨型集油罩。

　　“7月2日安装了集油罩后，我们一直都在对集油罩里的海水进行处理。不过，集油罩附近还会偶尔冒出油花来。”他表示，目前康菲公司正利用声呐浅层地震技术对整个油田进行扫描，作溢油原因的调查。

　　康菲方面透露，在整个油田进行的声呐扫描测试，主要是探测分析有可能发生溢油的油藏结构。另一种正在进行的浅层地震扫描，则主要为了探测是否在B平台、C平台有再度发生溢油现象的可能性。

　　最新进展

　　辽宁河北浴场发现蓬莱19－3油田油污

　　新华社电（记者张旭东）记者19日晚从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了解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和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少量油污颗粒，经鉴定均来自蓬莱19－3油田。

　　近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继续加强环渤海陆岸巡视工作，在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长约4公里岸段发现零星油污颗粒，直径1厘米至3厘米，呈不均匀带状分布；在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西侧长约300米岸段发现零星、已风化油污颗粒，直径1厘米至4厘米。

　　经中国海监北海区检验鉴定中心分析鉴定，这两处油污均来自蓬莱19－3油田，相关部门和单位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现场

　　蓬莱油田C平台每天冒油花1升

　　昨天14时，记者在山东烟台搭乘直升机前往今年6月初发生溢油事故的蓬莱19-3油田平台。昨天的海面有雾，能见度不高。飞机在蓬莱19-3油田上空环绕一圈，记者在空中看到整个油田的平台、设施和工作船等，其中有些工作船正在进行溢油的清理工作，约有1800多米的两条围油栏在海面上形成不对称的M型。

　　据作业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方面介绍，目前整个油田共有7条生产支持船。位于渤海中心位置的蓬莱油田在渤海湾11/05区块，约80万英亩。

　　作为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从远处目视，位于蓬莱阁西北部的蓬莱油田海面上并无明显油膜。当直升机靠近C平台时，记者发现海面上有一条很清晰的油膜带。康菲中国公司商务副总裁倪明康证实，目前，C平台的溢油已经得到控制，但依然会有少量油花冒出。C平台每分钟冒出20到30个油花，每天溢油量在1升左右，相当于一个大可乐瓶的容量。

　　15时15分，经历近50分钟的飞行、半个小时的安全培训和安全服更换后，记者终于登上了C平台一侧的镂空支架平台，和工作人员一起察看平台下海面上的油花和油膜带。但见海面上依然不断有油花冒出，逐渐放大散开形成一条清晰可见的宽油膜带飘向远处。距离C平台大约1公里处，正有一艘溢油回收船在回收这些不断扩散的油膜带。

　　康菲中国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目前仍有阶段性油花出现。昨天的油花现象比较厉害，可能源于增派了潜水员下水清理海底油基泥浆。

　　据介绍，以前C平台是一班潜水员下水清理海底油基泥浆，现在已增至两班轮流操作。潜水作业船则从昨天开始增至两艘，今天第三艘潜水作业船将抵达。

　　事件回放

　　今年6月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19－3油田B平台和C平台先后发生溢油事故。

随后，对B平台停止注水和岩屑回注后，溢油于6月19日得到基本控制。对C平台采取水泥封井措施后，溢油于6月21日得到基本控制，但持续有油花溢出。

3、中海油的三个教训

来源：财新《新世纪》2011年07月18日陈卫东

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7-16/100280247.html

中海油为何屡屡卷入漩涡？渤海湾漏油事件的启示是：中国现在这套“公众缺位”的危机管理制度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

　　渤海漏油事件又一次把中海油推到了媒体漩涡的中心，这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在我的印象中，每一次媒体舆论对中海油暴风雨般的洗礼总与中国企业改革的重大阶段、中国社会的进步紧密相联。

白天鹅为何卖不出好价钱

　　第一次是1999年9月，中海油有限公司经过近一年重组，在卫留成总经理的率领下，雄心勃勃地向海外资本市场进军，开启了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境外上市，深化改革的大幕，甚至可以说是开启了特大型资源垄断央企进军海外资本市场的新时代。结果出人意外，10月5日，酝酿已久的中海油海外上市进程，在上市前的55小时突然中止，带领豪华阵容在美国路演的总经理卫留成把自己关在饭店房间内失声痛哭。

　　在纽约最豪华的饭店里，他突然感到对这里的环境极度不适，“我搞不清为什么，也不清楚下一步如何应对”。携17亿桶当量净探明油气储量，1500名员工和桶油成本跻身世界最低石油公司行列的优秀“硬资产”，再加上拥有对中国海洋石油的垄断权以及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等“软资产”，用卫留成的话来说，中海油“不是丑小鸭，它本来就是只白天鹅”，为什么这么好的白天鹅就卖不出个好价钱呢？

　　根本原因在于相互的认知不对称，我们对境外资本市场的认知不充分，境外投资人对国企、对垄断型央企的认知也很不足。后来有媒体分析到，当时卫留成认为最大的优势是海洋石油垄断的专营权，而投资人则认为那是最大的风险。卫留成一遍一遍地讲专营权的优势和保障，甚至让政府有关部门出具书面保证，投资人还是一遍一遍地问相同的问题。

　　中海油遭遇滑铁卢，国内认为是最不可能失败的公司失败了，报道分析一时铺天盖地，卫留成被评为当月“最失败的总经理”。中海油，尤其是卫留成本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中止上市后他没有从美国回总部北京，而是在深圳停留了半个月，除了冷静总结，也是不愿意马上面对总部员工、政府官员和北京的熟人。中海油作为先锋试水资本市场是卫留成争来的，现在没有成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收获是巨大的，不仅中海油路演团队深刻地理解了资本市场的本质，国内同行，政府官员包括主要领导和百姓们都从这次失败中学习了很多，对自己对资本市场都冷静了很多。随后中石油、中石化上市的成功不能说没有这次失败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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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进入地质灾害高发期 严防群死群伤灾害事件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1年07月20日阮煜琳

http://env.people.com.cn/GB/15197236.html

　　中新网北京7月19日电(阮煜琳)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19日在北京强调，根据地质灾害多年发生规律，7－9月份是地质灾害的高发期，防灾减灾形势将更加严峻，特别是极端天气事件诱发滑坡、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很大，需要严加防范群死群伤灾害事件。

　　汪民在国土资源部召开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电视电话会议上说，预测今年下半年地质灾害重灾地区可能主要在四川、云南、贵州、重庆、湖南等省市部分山地丘陵区，尤其要注意汶川地震强烈影响区，其次是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和山西等山区。要进一步加强三峡库区由于水位消涨、降雨等因素所引发地质灾害的防范。高度重视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指出，由于中国地质地貌特殊，受汶川、玉树等强烈地震和极端气象事件频发影响，近年中国地质灾害处于多发态势。对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各部门更加协调配合，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全系统更加积极努力工作，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强会商，做好大范围的地质灾害灾情发展以及具体点上的灾情变化趋势研判。趋势研判工作要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向监测点上延伸。

徐绍史要求，要全面提升防治水平。针对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尤其是重点地区任务重的现状，谋划好防治整体布局。要高度重视三峡库区、汶川和玉树震区、西南山区、西北黄土区、东南台风影响区等重点地区，在规划制定、项目安排、监测体系建设等方面向这些地区重点倾斜。

链接：

5年来我国有6293人在地质灾害中死亡失踪

2011年07月20日08:11 来源：新华网

http://env.people.com.cn/GB/15197264.html

5、节能减排定方案 资源环境税费改革或加快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1年07月20日秦菲菲李雁争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1-07/20/c_121691525.htm

　　资源税费和环境税改革或将成为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

　　19日召开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节能目标分解方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并研究部署了相关工作。

　　“十二五”节能减排有六项措施：推进重点领域节能减排，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推广使用先进技术，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完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接下来将有一系列涉及节能减排的重大政策陆续出台，包括落实地方负责人考核奖惩制度、节能消费总量控制目标和管理办法等。据介绍，“十二五”期间的节能减排力度更大、标准更高、措施更有力。

　　目前，我国节能减排面临较大压力。

　　工信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高耗能行业仍保持较快增速，一季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12.2%，比去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回升幅度明显快于整体工业回升幅度。淘汰落后产能任务不容乐观。

　　环保部对今年1-4月全国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的调研也显示，“十二五”新纳入总量控制的氨氮和氮氧化物等两项污染物的减排形势不容乐观。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将作为调结构、扩内需、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会议明确了节能减排促进经济转型的发力方向：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重视发展公共交通，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智能建筑，推广使用经济高效的生活节能产品，发展现代产业体系，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着力抓好节能重点工程、环境治理重点工程、循环经济重点工程；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推进资源税费和环境税改革。

分析人士指出，节能减排在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和社会转型，为我们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同时，也为众多行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记者秦菲菲李雁争

6、权威官员谈十二五：广设生态区不再GDP“挂帅”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hb/2011/07-20/3195922.shtml

　　中新网7月20日电香港《星岛日报》20日刊文说，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虽然经济增长取得卓越成就，但同时也付出沉重代价，包括耕地大幅减少、生态环境受破坏。对此，中央力促生态环境保护，纠正过往GDP挂帅的模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近日接受该报记者采访，他指出，“十二·五”规划定出城巿、农业、生态三种“主体功能区”进行发展，就是为了纠正过往GDP挂帅的模式。中央将通过财政投入、地方官员考核制度，大力保护发展中西部生态区，令国家持续发展。在新的战略下，东部会继续成为经济重心，“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区，会是未来体现中国竞争力的区域。”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国政府经济决策的核心、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任组长，刚调任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杨伟民，原任发改委秘书长，直接参与制订“十二·五”规划。他强调，“十二·五”定出“主体功能区战略”，是要解决原来“区域发展”的两个问题。

　　杨伟民表示，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就是不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而是要考虑到生态、农业发展，定出每个地区的第一发展要务，过往GDP挂帅已令国家“吃了苦头”，中央提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就是对过去主体功能定位错位的纠正。”

　　杨伟民承认，要改变国人“GDP崇拜、GDP唯上”观念，需要一个认识过程。中央又会在政策上作出调整，鼓励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环境，例如在考核制度方面，不再考核GDP，而是考核森林覆盖率。此外，中央更会增加向生态及农业区在财政上作出转移支付的投入。

　　杨伟民否认，“主体功能区”的构想，是改变过往“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概念。西部开发与主体功能区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们国家完整的区域发展战略格局。”

　　他指出，在新的发展格局下，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三个“优化开发区”，将会“是未来体现中国竞争力的区域”。“主体功能区”构想关乎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7、昆明圈养水葫芦治污滇池引争议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7月19日

http://www.chinanews.com/tp/2011/07-19/3194295.shtml

7月中旬，滇池工作人员修整圈养的水葫芦。中新社发任东摄

自2011年初，昆明滇池上开始大规模圈养水葫芦，目前滇池流域已经圈养种植了26平方公里水葫芦。中新社发任东摄

7月中旬，滇池工作人员修整圈养的水葫芦。中新社发任东摄

　　自2011年初，昆明滇池上开始大规模圈养水葫芦，目前滇池流域已经圈养种植了26平方公里水葫芦。据昆明市滇池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韩亚平介绍，通过技术和人为控制等手段圈养种植水葫芦可以使其附及圈养区域水内的富营养化物质，改善水质情况，恢复滇池的自身净化系统。再通过机械化采收，制作有机肥实现资源化利用，从而达到去除水体内源污染的目的。而云南的部分环境专家和市民则对这种生物可能形成的大规模生态灾难表示担忧。据公开资料显示，水葫芦又称凤眼莲，它会在江河湖泊中迅速繁衍，抢占水面，影响航运，窒息鱼类，危害健康，腐烂后污染水质，妨碍其他水生植物生长，造成生态失衡。

8、广东环保厅：自来水厂检测多不过关 导致百姓饮用污染水

来源：新快网 2011-07-20

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710625

　　省环保厅认为广东自来水厂水质检测存在隐忧

　　新快报讯记者牟晓翼报道　昨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广东水污染综合防治专题调研组人员听取广东省环保厅汇报，副厅长李晖透露，广东的自来水厂的水质检测存在隐忧。

　　省环保厅介绍，从2005年广东北江镉污染影响自来水厂水质开始，相关部门每年都对自来水厂的水质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进行严格检测，“现在每年都下水厂检查。前几天我们走遍了全省21地级市250个水厂，抽查了128个水厂。所有这些水厂覆盖7000万人口。这次检查也是历来检查最多的。”

　　据介绍，目前广东各个水厂除了常规的水质检测之外，所有水厂的源水每天都要化验。省环保厅负责人坦言，很多水厂做不到完善的自来水检测。“完整的自来水检测有106项目，很多自来水厂做不到，一年也就做个几次检测，不是天天做。”

　　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说，自来水厂本应该天天检测自来水中的组成成分，但是目前水检测项目还很不完善，限于实验室检测项目和成本考虑，106项的检测常规检测只做其中四十多个项目，完全检测自来水水质的还做不到，这也导致了一些国家明令禁止排放的稀有重金属在偷偷排到了江河中，自来水公司没有该种检测项目，最后老百姓饮用了污染水而健康受到损害。

　　据悉，去年广东北江的铊污染也是在亚运会临时增加的检测项目才检测出来的。

　　相关新闻

　　有厂没钱建管道 污水处理遇尴尬

　　新快报讯记者牟晓翼报道昨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广东水污染综合防治专题调研组人员听取广东省环保厅汇报，副厅长李晖透露，资金不足给广东省生活污水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省财政拨了25个亿，全省67个县城都修建了污水处理厂，但是污水处理管网配套设施还不完善。”李晖汇报说，“目前一县一个污水处理厂建成了，但污水处理管网没钱建。3块钱的污水处理成本，1块钱是投资建厂，2块钱是用于管网和运行，管网现在‘卡脖子’，污水处理主体工程难完全发挥作用。”

　　据悉，广东污水处理设施采取了企业投资建设污水处理厂、承担操作费用，通过收取老百姓污水处理费来收回投资的方式，规定年限到期后还给当地政府。但目前广东财政投资遇到很大问题，“广东东西北资金缺口较大，县政府目前说自己财政揭不开锅了，需要省财政补贴县政府，目前至少一吨0.35元。省财政则认为，老百姓都交了生活污水处理费了，不应该再补贴。”李晖说，目前收取的生活污水处理费不足以满足实际需要，但是提高收费又遇到了来自民间的阻力。

9、广东塘厦镇政府组织住户检测血铅数据被疑造假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11年07月20日文/记者汪万里

http://news.sina.com.cn/c/2011-07-20/045622843629.shtml

　　●塘厦镇政府组织的血铅检测结果：76人中仅1人血铅含量超标

　　●住户去深圳观澜人民医院抽血进行的血铅检测结果：18人中5人血铅含量超标

　　电源厂为邻十人血铅超标

　　同一个人，同一天上午抽取的血样，镇政府组织进行的血铅检测结果是15微克/升，本人自己去医院抽血检测的结果是58.2微克/升。这样相差甚远的检测结果令塘厦欧雷玛附近住户对镇政府组织的检测充满疑虑。

　　本月初，塘厦镇欧雷玛电源有限公司涉嫌铅污染、附近住户10人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一事被曝光，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7月8日，塘厦镇卫生防疫人员为欧雷玛附近的76人抽取血样进行血铅含量检测，前天宣布结果为“仅1人血铅含量超标”；而同一天，这76人中的18人自行到深圳一医院抽血，做同样的检测，结果却是“5人血铅含量超标”。

　　住户们向塘厦镇有关部门要求看血铅检测的报告单被拒。昨天，记者与塘厦镇宣传办联络，要求看检测报告，截至记者发稿时尚无结果。

　　个案

　　同一人测出两个

　　迥异的血铅含量

　　今年37岁的尹冰芳7月8日也跟着弟弟一起去了深圳观澜人民医院抽血检测血铅含量，7月12日，她拿到的检测结果单上显示，她的血铅含量为58.2微克/升。

　　这个含量与她5月测的血铅含量相比上升了一些，5月的检测结果是53.7微克/升。

　　前天下午塘厦镇公布检测结果时，尹冰芳再三询问专家自己的血铅含量是多少，专家答复为“15微克/升”。

　　尹冰芳一听就火了：“怎么会这样？同一天抽的血，相隔不到一个小时，怎么结果会相差这么大？”

　　“镇检”：76人中1人超标

　　昨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塘厦镇欧雷玛电源有限公司，厂区内非常安静。7月6日起，欧雷玛停产至今。

　　欧雷玛停产，这让附近住户们很高兴，然而“血铅含量再次检测”的事却让他们高兴不起来。附近住户尹先生说：“你们报纸报道之后，政府部门很重视，重新为我们进行血铅含量的检测，可是我们认为检测的结果太离谱了。”

　　尹先生告诉记者，血铅含量重新检测是7月8日进行的。当天上午，塘厦镇医院防疫科医生来到沙湖村委会，共为76人抽取了血样，血样随后被送到东莞市疾控中心进行血铅含量的检测。

前天下午，塘厦镇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来宣布了76个人的血铅检测结果，其中仅有1人超标。

“自检”：18人中5人超标

　　尹先生说，当时抽血的时候他们就想着“最好有个对照”，于是在7月8日上午，在沙湖村委会抽血之后，他们18名住户分坐3辆车，赶到相邻的深圳观澜人民医院，再次抽血，做血铅含量的检测。两次抽血相隔不到一个小时。

　　7月12日，他们在深圳观澜人民医院检测的结果出来了。记者看到，深圳观澜人民医院采集血样后，将血样送到了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这18个人中，5人的血铅含量超过了100微克/升，其中有3人为儿童。

　　住户索检测报告被拒

　　两个检测结果相差这么大，这令住户们很不解：“这太离谱了！相隔一个小时抽的血，为何会测出这么不同的结果？”

　　住户陈先生说，当时他们听专家宣布这样的结果，都想起身不再听下去了。他说：“反正有的是血，要不我们再测一次？”

　　住户们向沙湖村委会、向塘厦镇有关部门要求看血铅检测的报告单，遭到拒绝。“这也奇怪了，检测结果都出来了，怎么不肯把检测报告给我们呢？”尹先生说。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上沙湖村委会的一名负责人姚先生，前天公布检测结果时，他一直在场。记者表示想要了解那76个人的血铅检测结果，姚先生表示他“不清楚，要问政府”。

　　记者随后联系上塘厦医院防疫科，一名姓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初去沙湖村委会抽血的的确是他们，血样交给了东莞市疾控中心检测，检测结果他们拿到之后就交给了塘厦镇政府维稳办，现在所有的数据都在那里。

　　对于检测结果，钟表示“也只是听说了大概”。至于为何不肯将血铅检测报告单发给被检测的住户，钟表示“这个要由政府部门做主，他们说了不算”。

　　住户“自测”结果

　　(5人血铅含量超过100微克/升)

　　陈孟初 43岁 187.8微克/升

　　过美英 43岁 102.0微克/升

　　陈冰潼 3岁 111.4微克/升

　　匡思敏 7岁 115.4微克/升

匡孜恒 4岁 124.9微克/升

10、广东一工厂不分昼夜喷黄烟 厂长称对人体无害

来源：广州日报2011年07月2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7/20/c_121693412.htm

昨日在西区沙朗宏基路一家工厂工作的冯先生来电投诉称，隔壁的一家五金厂的烟囱经常排出黄色的烟幕，不但气味难闻，而且有时还会刺眼，并已持续了几个月。

　　该五金厂的负责人表示，冒黄烟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环保局则表示将对此情况进行跟进。

　　现场：烟囱不断喷出黄烟

　　昨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一条将近20米高的烟囱在不远处拔地而起，黄烟不断从烟囱中冒出。由于附近视野开阔，黄烟特别显眼，随着风向不停变换方向。冯先生告诉记者，每当风向他们工厂吹来的时候，就会闻到怪味，严重的时候还会有刺眼的感觉。

　　一名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那个烟囱大概在半年前建成，开始喷烟是在两三个月前，是24小时不定时地排放，有时还会排放出黑色的烟，“最厉害的一次连关着窗开着空调都能闻到”。

　　排烟工厂：黄烟对人体无害

　　其后记者了解到，该厂名叫海洋五金厂，已经营很久。之前由于原厂址不够用，才在该地建新厂，开业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该厂环境比较偏僻，在工业区的最深处，少有人能见到。记者在该厂大门外见到，工厂卫生环境尚可，没有闻到刺鼻的气味。

　　其后记者自称是附近工厂的工人，进入厂内向该厂工作人员反映该厂黄烟的问题，一位自称厂长的男子接待了记者。

　　记者向该男子询问烟囱排出的黄烟是否会对人体造成影响，该名男子立即向记者保证，烟囱排出的烟呈黄色只是因为烟中有碱性物质，但是绝对不会对人体造成影响。“不信你可以自己进去看看，我们自己的人都在厂里工作很久了，都没有事”。

　　环保部门：曾接到市民投诉

　　其后记者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相关情况，西区环保分局有关负责人则表示，此前就已经接到过市民的投诉，并且曾经对该厂进行过检查，但是当时工厂设备仍在调试当中，因此没有对其进行处罚。

该负责人还表示，环保部门将对此情况进行跟进，如果该厂设备没有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将责令其整改。（记者黄庭辉摄影报道）

11、专访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矛盾

来源：中广网2011年07月20日

http://www.people.com.cn/h/2011/0720/c25408-1-1725040314.html

吴昌华：你我都是肇事者，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消耗资源

中广网贵阳7月20日消息（记者孟海张涵吴岳敏陈玉）近日，中国广播网贵州分网对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进行了专访，她表示，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的危机下，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深刻融入绿色、低碳的理念，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不是根本性的矛盾。以下为专访图文实录。

观点提示1：改革开放30年，国内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确实没有结合好，造成了很大的矛盾，如果结合好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开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了。

记者：这三次生态文明会议的主题都不尽相同，第一次是倡导，第二次是行动，然后这一次是变革。你是怎么看待这三次主题的？

吴昌华：这是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两个层面上的东西，第一呢，从中国自己本身的发展阶段来讲，这几年，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是中国极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这发展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三个主题的变化过程当中反映出，如何呢，大家都在思考在这么高速的发展过程当中，把绿色、低碳、环保、生态的这些理念，有效地纳入我们现在的发展战略当中。

所以，第一年大家要倡导一下，一起谈一谈，第二年就是要展示一下，大家都在干吗？大家都在行动。那么，今年是跟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等，大的政策方针，尤其是现在开始的一年到二十年之间，中国大的目标要转型，转型有个很重要的绿色变革的因素在这里面。这是中国国内层次上的东西。

从国际的层次来讲呢，从全球范围之内，大家也知道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之后，其实大家都在反思，也在痛苦的挣扎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我们还面临着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的危机，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很多的思考。说我们如何去应对这些危机，同时呢如果经济本来发展很好的情况之下，大家会更多地投入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能源危机问题，资源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得已情况之下，全球被放在一种状态，我们的经济要复苏，但是我们同时必须去有效地解决面临的气候变化的问题，能源等等各种危机的问题。所以，在全球的范围之内，大家也在挣扎，也在努力，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绿色发展当成一个主题来做。

所以，回到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主题的变迁，是中国大的自己的环境和全球环境的基本一个很好的写照。

记者：这样子，也就说您说也就是一个环保跟经济发展这样一个联系，对吧？

吴昌华：这俩是不可分的东西，无非是人类在二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以及在中国改革开放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我们一直没有把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进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矛盾，如果这两个要是结合好的话，我相信，我们就没必要去做个论坛，做生态文明贵阳论坛，它就不存在这种意义了。就是因为大家没有解决好，现在大家更加迫切地感觉，必须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所以这也是某种程度上这个论坛的意义所在。

观点提示2：从理论上讲，贵州的工业强省与生态环境不应该有根本的矛盾，重要的是你们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业化，做得好，二者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记者：贵州最近提出了一个战略，叫做工业强省，您是知道的。你认为贵州应该怎样寻找一个经济发展，也就是工业发展跟生态平衡的一个平衡点呢？

吴昌华：从理论上来讲工业发展，不管是强省也好，强市也好，对生态环境不应该有根本的矛盾，我们今天一提到工业发展的时候，就一下想到这肯定的矛盾，是由于大家看到的是过去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对资源、环境、污染的控制有足够的注意力，有足够的关注。所以，才造成了非常严峻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在中国体现得尤其如此，在三十年之间这短短的时间过程当中，我们快速的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特别大的矛盾在这个地方。

回到说贵州省提出的这个战略也不应该是矛盾的，要说的是什么样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看一下德国，德国的工业化程度是极其高的。我相信没有人会说德国高度的工业化的状态跟它的生态环境是严重矛盾的。它体现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工业化未必跟生态环境是决然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工业化，都要把资源、把环境所有的这种因素纳入进去的话，提高技术水平，把技术的水平也提高上去，这个工业化是不应该跟我们所说生态也好，环境也好形成鲜明矛盾。相反，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过程。

观点提示3：筹款是任何一个NGO时刻面临的问题，政府应该给环保NGO的发展营造一种比较有利它发展的社会环境。

记者：然后，我相信您也注意到在西部落后地区现在慢慢涌现了很多这样NGO组织，但是很多发展都不是很好，都是昙花一现就过了，它们呢，就想听听您的意见，怎么样才能持久，怎么样才能做深、做实？

吴昌华：无论你做哪一行，NGO也好，还是一个企业也好，还是其他机构也好。一定要找对你的社会定位，这是第一的，否则我要建一个NGO，我都还没有特别明确地想明白我的这样一个机构，我的社会定位和我的价值。那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做好了，它不应该是昙花一现的事情。想好了，下了决心，这里边可能有个人的投入、执着在里边，是各种因素促成的。作为一个机构来讲，我的定位，在定位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明白我的专长是什么，我的技能是什么，我要去解决社会中哪些问题，我一定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我要去解决。要有充分有效的办法去解决，当然这里边还有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资源从哪里来，我要有人，这毫无疑问是最关键的。那么作为一个NGO，就要筹措资金，资金从哪里来。然后我去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社会对我的看法是什么，现实当中做任何事情没有简单的一个，就是我就愿意做环保的事情，然后我今天建个NGO明天我就怎么了，不可能的。这跟其他的做个企业有太大的不同，这是一种创业，是社会性的一种创业，很难说。我相信会有一些持久的吧，不应该大家都是昙花一现的吧，我不太了解当地的NGO发展的状况。如果真是昙花一现，那就是没有定位，或是没有想好就做的，这也不值得去太关注。但是相反的，如果从省里、市里的角度，的确要把NGO这个行业要去推动它，去发展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关键的人，具备能力的人去理这个东西。这是一种奉献，NGO它总是这样，因为它更多的是一种执着，是一种信念，一种投入。这种投入要看是什么样的NGO，有的NGO甚至到了疯狂这样一种地步，因为它有信仰信念在里边，所以它一定要去做，如果有了这种追求，这种信念，我相信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其他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去做，而且会越做越好。或者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做，社会问题太多，不是我们今天不需要，社会的需求是巨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社会各界来讲，如何去，如何有的人如果说政府、企业在社会当中，再给它营造一种比较有利它发展的这种社会环境的话。我相信NGO不管在哪里都会发挥发展得很好。

观点提示4：绿色媒体在中国的发展空间非常巨大，因为社会发展对它有切实的需求。

记者：也就是说您刚才提到的资金方面的问题，我想知道气候组织发展得这么壮大，初期的时候你们也遇到一些这样的阻碍吗？

吴昌华：气候组织是个国际性的NGO，我们在这个区域也有北京一个办公室香港一个办公室，它是个纯正的NGO，在法律上，它不是个企业，它的社会定位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当然，在7年多以前在伦敦创建的时候，由于它独特的定位才凝聚的关注，无论是政界还是企业商界的关注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包括当时在任的首相布莱尔先生，包括全球500强当中的20个大的企业，因为这是它的这个机构定位所决定的，它是领导力，它要凝聚一批人，然后去倡导它，去推动全球低碳发展领导力的方向，它基本是这么一个定位的。它的定位决定了它有政治和企业、有企业商界这种非常顶端的人士的支持，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筹款是任何一个NGO都时刻面临的问题，这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你看我们坐在这里说我们没有钱，世界是有钱的，你要去动脑筋，你要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想明白。如果你还想说，你什么都想明白了，具备了所有的潜力你就是筹不来钱，那是这个社会环境很差，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环境没有那么差，NGO还是在，不能说雨后春笋般，但还是在蓬勃发展的状态。

回答你的问题，我们也是一直要筹钱。没有钱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是不可以营利的。它不是说我干一件事情我挣了一大笔钱，然后我再拿这笔钱去做事，不是的。在这个角度上，我跟你的状态是一样的。无论是一个国际的NGO，还是一个当地的NGO，我们俩的处境是一样的。那么这里边，一个机构要发展过程当中都要时刻地去想，我要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要跟我这个机构本身的定位、信仰和追求相一致的。同时在中国的环境之下，我要去思考，去理解，在中国，我们这样的机构在中国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应该去跟谁合作，谁可能支持我，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细琐、繁琐的事情。至少我处在这个社会环境当中，我的观察而言，空间需求太大了。应该有充分的资源去支持你做的事情，但是你们要想明白，第一，你的定位是什么？第二，你如何去实现你定位当中所说，你对这个社会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当然第三要有一个有能力的团队，非常敬业投入，大家非常善于学习，非常敬业的这样一个团队，如果具备了这些东西，我不觉得你会说这个机构会有太多的困难。定位很关键的一点，你这个机构在社会当中的定位是什么，你这个机构在社会当中的价值是什么。不是说你自己坐在屋里说，这是我，我就觉得应该这么做，你的定位准确与否，是反映在你对这个社会发展的贡献。

记者：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整合政府、企业、绿色媒体、NGO组织，然后大家一起来探求低碳环保这个路线吗？

吴昌华：必须的，你我都是肇事者，你知道吗。真的，我们中国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为什么面临这些危机，是因为人造成的，不是说，我们都是好人都是别人造成的今天这种状况，不是的。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消耗资源，所以说企业为什么要造那么多东西，卖给谁了？卖给人了。所以它必须是全社会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否则没有办法真正实现我们所谓的变革，说起来是很容易的，真正做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记者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央广！期待下次见面吧。欢迎您来到爽爽的贵阳。

吴昌华：谢谢！

12、环境公众参与的困境（1）

来源：中外对话2011年7月19日张兢兢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414-The-plight-of-the-public-1-

在中外对话环境法系列文章中，在环境诉讼领域亲身实践的张兢兢律师，从公众参与角度，回顾了一些重要案例所揭示的发展与困惑。下面是她的文章第一部分。

“如果没有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的行动就缺乏了法律救济手段，参与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公众参与，作为公民和环保团体参与政府环境决策的一种尝试，在2004年前后，曾经是环保领域一个热门词汇。当时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圆明园铺膜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有史以来第一次组织环保团体、公民个人参加的听证会。而五、六年过去，“公众参与”现在似乎热度已降，不复以前的热闹。而“公益诉讼”却成为日渐流行的词汇，不仅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在涉及消费者权益、妇女和农民工权益等领域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这些代表妇女、农民工、消费者的公益诉讼案件，反映的是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冲突已经对传统的诉讼制度提出了挑战。

这两个词汇，都代表了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和政府决策意识的萌芽和发展。这是两个有密切关系的词汇：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和社会团体的代表，公益诉讼难以达到纠正政府错误或违法行政行为、保护公共利益的目标；如果没有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的行动就缺乏了法律救济手段，参与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过场。

无论是公众参与还是公益诉讼，以现实中发生的环境保护事件和案例来看，“公众”还是难免其花瓶的命运，“公益”也未必是指公众的利益，检察院、政府和政府的职能部门，争先恐后代表“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的重要代表—公众和环保团体，却还没有资格代表公共利益、代表被损害的自然生态而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而进入法院。

回顾一下近些年来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事件，我们可以对中国环境运动中的公众参有个清晰了解。

公众参与的典型案例

1.2004年北京电力公司“西上六”高压输电线电磁辐射污染听证会。

这个由北京市环保局召开的听证会，论影响力，虽然比不上之后的国家环保总局圆明园铺膜防渗工程听证会，但这是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生效后召开的第一个与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听证会。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审批行为，是行政许可的一种，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而且在听证会后，由参与听证的公民向法院提起了诉北京市环保局的环境行政诉讼。就公众参与的突破性和参与形式的完整性而言，这个事件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圆明园湖底铺膜事件。

这条高压线是北京电力公司未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违法开工建设的项目，不仅因为临近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而影响其景观，而且高压线沿途的10多个居民小区和教学科研单位也将受其电磁辐射的影响。

2004年8月13日，北京市环保局召开听证会，对北京电力公司提交的补办环评报告，就该高压线项目是否产生电磁辐射污染进行听证。北京市环保局认可了北京电力公司补办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这份由北京电力公司聘请环评机构、支付环评费用的报告，毫无悬念地确认该高压线工程对“周围公众的影响是小的，公众安全是有保证的，项目可行”。

对这么一份匆匆赶制出来、带有明显瑕疵的环评报告，百旺小区的六位业主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申请被驳回之后，2005年4月又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北京市环保局对该报告的行政审批决定，由此开始了持续4年的诉北京市环保局行政诉讼。该案被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拖延至2009年12月15日才审结，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不支持六位业主的诉讼请求。而此时，当年的违法工程”西上六”高压线已经建成、投入运营四年之久。

2.2005年圆明园铺膜防渗工程事件：

2005年3月22日，学者张正春在游览圆明园时发现工人正在湖底铺设防渗膜，于是通过人民网发表了《圆明园铺设防渗膜是毁灭性的生态灾难》一文，其他媒体随之进行了集中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4月1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责令圆明园管理处停止湖底铺膜的施工，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补办环评报告；在该通知里，专门做出了要对该项目的补办环评报告召开听证会的决定。但该听证会实际上在通知做出不久后的4月13日、并未等待圆明园管理处补办好环评报告就在北京召开了。

和前面的高压线案件相同，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也是一个完全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违法开工建设的项目，而违反法律的项目业主—圆明园管理处和上述第一案件里的北京电力公司一样，无论在听证会召开的前后，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没有承担任何形式的法律责任。《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对于这类违法情形仅仅要求建设单位补办环评，这样“温柔”的规定为这类的违法行为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条件，完全破坏了环评制度“防患于未然”的制度价值，是必须加以修改的条款，否则环境影响评价将不具有存在的意义。

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召开的第一个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听证会。其后至今的6年间，还没有任何一个公众参与环境公共决策的听证会能超越其影响力。当时的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环保领域的许多重大事务，与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公益性特点，最易达成社会共识与共赢。人民群众对环保公共政策的广泛参与，不仅是环境保护事业的社会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进步的重要体现。”

听证会之后怎么样了？听证会上，公众的意见表达了、政府部门也“听到”了，公众意见是否被考虑、采纳了？之后的故事看起来比较完美：清华大学接受委托、为铺膜工程所做的《圆明园东部湖底防渗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在7月5日得到了环保总局的批准，环保总局亦责令圆明园管理处根据该报告做出整改。

圆明园事件成为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启蒙性事件，虽然听证会的召开、议事方式和环保总局其后对圆明园防渗工程的处理并不完美，但也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由政府主管环境事务的最高行政部门来组织听证会。

圆明园听证会的第二年，2006年的2月，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

3. 2007年厦门PX项目

厦门市海沧PX(对二甲苯化工)项目，是2006年厦门市欲引进台资建设的、厦门“有史以来最大工业项目”。 2007年3月两会期间，由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赵玉芬发起， 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合签名提案，认为PX项目离居民区太近，如果发生泄漏或爆炸，将危及厦门百万人口。但厦门市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反而加快了PX项目的建设速度。这一事件成为当年“两会”热点，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强烈关注，并于5月下旬达到了高潮。6月1日，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联系起来的数万名激愤的厦门市民“上街散步”，表达反对意见。6月7日厦门市政府宣布，海沧PX项目的建设与否，将根据全区域总体规划环评的结论进行决策。同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将对厦门市全区域进行规划环评，包括PX项目在内的重化工项目都将根据规划环评的结果予以重新考量。

2007年12月，厦门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确认该地区不宜兴建大型化工项目。厦门市政府组织了该规划环评报告的听证会。12月17日，福建省和厦门市政府做出将该项目迁址的决定。

有媒体说这个事件体现了“民意的胜利”，但“散步”这种民意的表达方式在中国以后的环境事件中几乎没有再次使用的可能，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执政党最高目标的今天。厦门市政府是在特定的情形下、以特殊的程序被动地接受了公众的参与，这种公众参与的形式并未写在2006年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里，《办法》规定的公众参与的程序和方式也在现实中遭遇了挑战。

4. 2007年值得一提的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事件，还有北京市六里屯居民对北京市环保局做出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环评报告的审批决定，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行政复议，理由是该项目选址不当和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人数、范围不当，要求撤销该审批决定。环保总局于2007年6月做出了复议决定：“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必须报送北京市环保局核准并发布公告，然后报国家环保总局备案。在公告和备案之前，该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张兢兢，公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

13、从塑料瓶底数字看毒性 揭秘毒性代号

来源：环球网2011年07月2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203205.html

　　导读：水杯、矿泉水桶、塑料餐具、饮料瓶、婴儿奶瓶……这些塑料制品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或被加热或被长期重复使用。殊不知，这些生活习惯隐含着致命的“杀机”，而玄机就隐藏在塑料瓶底的数字中。

　　塑料瓶底的数字密码:看不明白的代码里暗藏杀机

　　在一些家庭、小吃摊，重复使用塑料瓶装水、酱油、食用油、醋等非常普遍。家庭中多以老人为主，他们认为塑料瓶扔了可惜，为了节约而重复使用，且认为这种塑料瓶洗干净后就很安全了，并不清楚塑料瓶隐含的毒性。

　　在学校，很多学生水杯杯身是塑料的，底部三角形内有“7”的字样，而有的学生水杯无任何标识。

　　在超市内，部分桶装牛奶、果汁、矿泉水等饮料的塑料瓶底三角形里面的数字为“1”。而桶装食用油底部三角形里面的数字为“1”或“2”，且三角形下方有“PET”或“PETE”字样。化妆品塑料瓶底的数字大多数为“2”，并标有“HDPE”字样。

　　部分速食方便面的塑料包装底部三角形数字为“5”。塑料旅行杯、桶装矿泉水底部大多标示为“7”。

　　在酒水专区，桶装白酒的种类非常多，桶上均贴有产品的商标，但塑料桶底没有任何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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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东江流域生态补偿困局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07-20 安卓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7/946975.html

东江下游，一条全长83公里的东深供水工程，其年产生的经济效益在60亿元人民币以上。而在它的上游，东江水源保护地河源市，数十年来并没有从中得到任何直接的收益，相反，每年还要付出数十亿的环保投入。

“这公平吗？”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说。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东江流域的生态补偿就已经在探讨之中，但多年来，补偿机制一直难以落实，就全国来看，大江大河流域推行生态补偿机制也并非顺利，那么，生态补偿究竟难在何方？

饥渴的城市

东江是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之一，其流域内年平均水资源总量达到331.1亿立方米，并直接肩负着河源、惠州、东莞、广州、深圳及香港的用水。河源市就在东江流域的上游，是蜿蜒的东江在广东省内遇到的第一个城市，干流河源段长度达到254公里，占东江全长的45.5％。

在这样的一个上游城市，水源保护及其重要，《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统计，近年来广东省下发的东江水及东深供水工程水质保护的法规就有八九个之多。

2011年初，广东出台《广东省东江流域新丰江枫树坝白盆珠水库库区水资源保护办法》，其中规定：在水库库区保护范围内，严禁从事破坏水资源的采石、开矿、取土、陡坡开采、毁林开垦、大规模禽畜养殖等活动。

作为广东生态发展示范区和全国的低碳经济示范区的河源，再加上保护水源任务在身，由此，工业、旅游及林业等诸多项目均受到限制，近年来，河源也自觉地将近千亿元的工业产值拒之门外。

但另一方面，河源仍是广东的欠发达地区，每年需要省财政的转移支付。在河源市，本报记者了解到，因为没钱，目前有不少环保和生态保护项目无法建成，在东江上游，一些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持林项目已经停止建设，多个县级的污水处理厂因为污水管网项目资金短缺而无法投入运营，或者建成后因为成本过高而无法维持运营。

虽然项目受限制，但每年的环保投入却一分不能少，数据显示：2007年，河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5.16亿元，环保投入8.55亿元；2008年，河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7.61亿元，环保投入8.99亿元；2009年，河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18亿元，环保投入12.81亿元。

综合来计算，2007年~2009年，河源的环保投入达到30.35亿元，相当于同期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57.32%。在这个饥渴的城市每年为数十亿生态保护资金发愁的背后，是东江水资源产生的巨大收益。

取水东江的东深供水工程是上世纪60年代为解决香港饮用水困难而兴建的，据了解，东深供水工程每天供水量超过800万立方米，年供水能力为24.23亿立方米，其中供给香港11亿立方米，供给深圳8.73亿立方米，供给东莞沿线4亿立方米。

成建三说，根据香港人大代表关于东江水资源的一份报告《香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对东江水源污染防治工作调研总结报告》： 2010年东深供水工程的直接经济效益包括香港的30亿港元，加上供给深圳的8.73亿立方米（水价2.85/立方米），供给东莞沿线的4亿立方米（水价2元/立方米），年产生的经济效益在60亿元人民币以上。

“河源理应在东深供水工程的效益贡献的收益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数十年来，河源并没有从东深供水工程中得到任何直接的收益。”成建三说。

一条江上的利益格局

现如今，对于河源来说，探索建立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已是迫切之选。

2010年6月底7月初，国家发改委、环保、水利、住建等四部委组成调研组，到河源市调研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河源市市长刘小华就对调研组表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河源作出了重大牺牲，河源期盼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有法律机制、行政机制、道德机制、利益机制等4种机制。

刘小华认为，法律机制、行政机制、道德机制虽能发挥巨大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建立利益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作为一种利益机制，更能激发生态保护区、水源保护区长期做好生态保护工作的热情。

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东江流域的生态补偿就已经在探讨之中，但多少年来，真正政府层面的补偿机制一直难以落实。

那么，东江流域生态补偿究竟难在何方？成建三说，首先就是补偿范围难以界定，标准也难以考量，这条江不仅仅涉及广东的河源、惠州、东莞、广州、深圳这5个城市，同时还涉及香港及东江发源地江西省。

“如果惠州、东莞、广州、深圳要补偿河源，香港也要拿出相应的补偿方案，同时，补偿的不仅仅是河源，还有江西省。”

据了解，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南部，在位于江西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的东江源区则被誉为香港和珠三角的“生命之源”。

近年来，除了河源，江西也一直在呼吁尽快建立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雷元江在全国两会上，积极建议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条例，把江西东江源头区域列入全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试点区域，并给予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持。

其缘由也是因为发源地捉襟见肘的经济能力，据了解，由于财力有限，东江源区内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缓慢、氨氮污染、畜牧养殖粪便处理不力、工业排放不达标以及果业过度开发造成水土流失等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对此，成建三告诉本报记者，江西虽然是东江源，但流入广东境内的东江水水质并不好，常常是Ⅳ至劣Ⅴ类，经常爆发污染，而下游饮用的东江水之所以能够常年保持在II类，大部分要靠河源的水库。

“我并不是认为广东不应该对江西有所补偿，只是希望生态补偿以后，江西来水不要太差。”他说。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加强水源地保护，依法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强化饮用水水源应急管理，建立水生态补偿机制。

跨境补偿

事实上，在企业层面上，广东已经与江西启动了东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试点工作，2005年出台的《东江源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明确从2006年开始，广东粤海集团每年从东深供水工程水费中拿出1.5亿元资金，交付上游，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

但是，在两地政府层面一直没有相关的机制。

“这其中也有一个担心。”成建三说，一旦广东确定了对东江上游包括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以及广东的河源市进行政府层面的生态补偿，那么广东境内还有西江、北江和韩江，这三条江的上游城市及发源地是不是也应该补偿呢？

届时，广东涉及的将不是一条江上的利益，而是境内所有河流的跨境补偿问题。

事实上，就全国来看，目前已经有8个沿海省份开展了生态补偿，包括江苏试点实施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福建实施江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山东省政府建立生态补偿资金制度；辽宁实施对东部生态重点区域财政补偿政策。

另外，河北对全省七大水系201个河流跨界断面实行生态补偿政策，这也在国内开创了全流域生态补偿的先河。而在这些试点里，浙江和安徽建立的新安江流域跨省生态补偿机制最为瞩目。

这个机制包括共同设立的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基金，根据奖优罚劣的渐进式补偿机制，由环境保护部每年负责组织皖浙两省对跨界水质开展监测，明确以两省省界断面全年稳定达到考核的标准水质为基本标准。

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达到基本标准的，双方都不补偿。试点实施方案至今没有公布，主要是上下游地区对水质标准还有不同看法，两省正在协商之中。

当时，这种思路也为全国面临跨境生态补偿困局的省份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目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稿和《生态补偿条例》框架稿，并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其中，《若干意见》稿有望在近期上报国务院审议。

逃离东江还是守望东江

现如今，广东作为下游地区，所面临的紧急情况是上游省份水污染给下游带来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排入广东各城市水源地的废污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

同时，邻居省份流入广东的江河水质也呈现出下降趋势。据有关公报，2009年、2010年，西江省界河流水质为Ⅲ类；东江省界河流水质Ⅳ至劣Ⅴ类；韩江石窟河上游长潭水库水质为Ⅴ类；粤西省界河流水质为劣Ⅴ类。

另外，上游省份或是广东省内上游城市水污染突发事件也愈加频繁。

2010年7月3日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矿业重大水污染事件造成广东韩江梅州段涉污染水域断面铜浓度超标。2011年6月下旬，广东省韶关市在例行监测中发现武江河乐昌段出现锑浓度异常，确认原因是广东省上游来水锑浓度过高，导致过境水质出现异常，武江河发源于湖南省临武县。

广东的高要市，上游200余家养猪场将猪粪直排到双金河，引起该河流严重污染，双金河最终将注入西江。

“我们一直都认为西江水质优良，事实上，近些年，西江水质引发的担忧甚至大过东江。”成建三说，在东江，上游有河源市护水，下游有香港的督查，所以东江水质一直比较平稳，上游污染逐年减少。

“然而，西江的上游城市及省份，都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期，流域内的工业园、产业转移园星罗密布，下游城市又监督力度不大，再过几年，西江水质堪忧。”

与此同时，一个趋势是，西江水正在成为珠江东岸城市的救命稻草。

资料显示，由于东江流域人口高度密集，人均水资源量很低，仅为1100立方米/年，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年的人均用水警戒线，更低于全省人均水资源量2100立方米/年和全国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年。

2008年，广东下发《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根据《方案》，在正常来水年惠州分到25.33亿立方米，东莞是20.95亿立方米，广州为13.62亿立方米，深圳是16.63亿立方米，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用水需求逐年提升，东江变得力不从心。

而西江年均径流量约2670亿立方米，占珠江流域总量的80%，水量之丰沛仅次于长江，河流自净能力强。

为了解决用水尴尬，广州市政府在2007年5月正式发文明确实施西江引水工程，并于2010年9月饮水成功，其输水管线全长达到71.6公里，总投资达到89.53亿元。广州市中心城区从此形成东江、北江、西江三江并举水源格局。

根据《珠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规划》（2009年~2020年）广州在保留东江水权的前提下，广州几大片区正逐步逃离东江，广州中心区在东江北干流的水源地主要作应急备用水源，将腾出的水量补充给东江片的缺水城市。

东莞、深圳也在积极探讨“西水东调”的可能性，东莞此前也前往广西桂平以及佛山顺德等地实地了解西江水资源保护和开发，为将来“西水东调”做前期准备工作。

而河源一边极力倡导开展水生态补偿，一直也在试图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将生态效益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将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直接供水到东莞、深圳及香港等地区，目前已与东莞签订了直饮水框架协议，与深圳达成了意向。

15、三大“元凶”加剧中国水危机

来源：中国水网2011-07-20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7/1151311139061_1.shtml

早在1977年，联合国就预见到了水将成为继石油危机后的又一危机。在南方各地大旱大涝中还没回过劲来，近日中海油的水污染再次引发大众对水危机的关注。我国的水危机，是在资源性短缺、污染及浪费三大“元凶”的联合推动下日益加剧。

不久前召开的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水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要加快推荐节水型社会建设，坚持人水和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水资源。

资源性短缺：世界13个人均贫水国之一

根据联合国提供的资料，到2025年，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将面临巨大的供水压力（即淡水供应量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甚至出现供水不足。到21 世纪中叶，世界上3/4 的人口将面临严重的淡水资源短缺。中国属于缺水国之列，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中国已被列入全世界人均水资源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其中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人均占有水量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介绍，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水资源条件算是很差的，人均水资源量少。全世界153个有水资源统计的国家里，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从高到低，排在第121位，是很靠后的。全世界平均一个人一年大约占有8000立方米的水资源，中国一个人一年只有2050立方米。

2009年发改委网站发表《中国水资源及水价现状调研报告》，报告显示，2000—2009年平均，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为2160立方米，扣除不能利用的淡水资源，可供利用的人均淡水资源仅为900立方米，已成为世界严重缺水国家之一。现在全国每年缺水约400亿立方米，其中全国城市年缺水量为60亿立方米。655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存在不同程度地缺水，其中又有110个城市严重缺水。

水污染：经济发展加重污染状况

资源性短缺之外，日益严峻的水污染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前水危机。

据监测，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日趋严重的水污染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严重影响，而且还严重威胁到城市居民的饮水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

环保部《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截止2008年底，全国七大水系水质总体为中度污染。在监测的200条主要河流409个断面中，Ⅰ—Ⅲ类、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5.0%、24.2%和20.8%。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28个国家控制的重点湖（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仅4个，占14.3%；Ⅴ类和劣Ⅴ类的16个，占57.2%。地下水污染形势正在逐渐加剧。华北平原部分地区深层水中已经检出污染物，淮河以北数千万人饮用硝酸盐或者氟含量超标的地下水，部分地下水污染正由点污染、条带状污染向面源污染扩散，由浅层向深层渗透，而且污染程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部分城市浅层地下水已不能直接饮用。

以我国的经济强省广东为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水污染形势也更加严峻。据文汇报报道，2006年，珠三角整体面临水环境危机，担负珠三角供水重任的部分江河水质下降，城市饮用水质标准偏低，在河流综合规划调查的79个水源地中，合格率只有69.5%。珠江口近6000平方公里水域水体中的重金属、无机氮、石油类几乎百分百超标。而《新快报》2009年底“广州环境状况公众评价年度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已经连续两年有过半受访居民认为环境污染程度严重的比例突出；公众认为，“水环境”的污染最为严重。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居民认为环境污染对身体影响“严重”或“较严重”，并且有五成人认为影响程度较过去“加重”。

人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汪恕诚曾就此表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中国最主要的水问题是水污染，水环境总体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副局长郑通汉也就此呼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大调整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力度，对水危机治理至关重要。”

水浪费：北京洗车一年洗没6个北海

如果说水短缺、水污染会因为大旱等切身体会，以及亲眼看到，水浪费却多因为自我消费等原因被有意无意地忽视。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不讲节约、铺张浪费的现象十分严重。据统计，仅北京市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

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在其发布的《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中表述：“北京人口以1700万人计算，假设每人每月到洗浴中心洗澡一次，每次消耗水量400升，那么北京每年仅此一项要消耗的水资源就会达到8160万吨。”

而广州市，人均用水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相当于北京市的2倍、法国巴黎的3倍。广东省近年来每万元GDP用水量为月400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3倍，是美国的4.6倍。

另外因为现有用水设施技术落后，管理落后等原因，目前我国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系数大多只有0.4，不足一些发达国家的一半水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3立方米，美国是8立方米，日本只有6立方米，我们的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10—20倍；目前，我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5%—85%。据统计，仅北京市一年跑冒滴漏的水就多达36万吨。

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国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污水经处理后循环利用，且城市供水中的２０％因管道渗漏而白白流失。他说：“我们面临着比世界其他国家更严重、更紧迫的水危机。”

事实上，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和水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甚至有专家指出，“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以此观之，水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之一，破解水的难题，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刻不容缓。

也正是基于如此现状，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不但对未来十年治理水危机的目标任务设置了几道硬杠杠：到2020年，全国年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而且明确提出试行阶梯水价，以推动水资源节约。不久前召开的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水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人特别强调要加快推荐节水型社会建设，坚持人水和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水资源。

16、遭环保组织污染榜点名 两纺企欲自证清白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2011-07-20 郑佩珊

http://money.163.com/11/0720/01/79CBSGAH00253B0H.html

纺织工业的污染问题又一次成为公众焦点。日前，一份来自于国际知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最新调查报告，将多家国际品牌打入了造成中国河流污染的“黑名单”，包括CK、匡威、耐克、阿迪达斯、李宁、鳄鱼以及H&M在内的14家国际大牌。

绿色和平称，有证据表明，这些国际品牌与造成河流污染的中国工厂有合作关系。绿色和平负责该项目的项目主任李一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取样，发现这些国际品牌代工厂的废水样本中出现了全氟化合物（PFC）、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这些物质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并影响生殖系统。

污染之争

7月13日，绿色和平发布调查报告《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该报告称，该组织从多家国际品牌在中国的两家供应商排放的废水中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其中，被取样调查的两家工厂，分别是位于宁波的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位于中山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自去年春天起，绿色和平曾数次对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所排的废水进行取样，并将样本分别送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绿色和平研究实验室以及荷兰Omegam独立环境分析实验室进行检测。”李一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结果不乐观，被抽样废水中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为壬基酚（NP）、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这些物质干扰生物的内分泌，对生殖系统具有毒性，并影响免疫系统和肝脏。“这些物质即使含量很少，也极具危害性。”李一方说。

记者致电被调查的两家中国工厂，对方均称绿色和平的取样存在失误，与事实不符合。7月15日，记者赶赴污染源头，对于两家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调查。

位于广东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区的中山国泰染整工厂的周围，分布着若干家类似的染整企业。而在该工业园区中，中山国泰染整显得尤为突出——该厂厂区是整个工业区面积最大的一家。15日当天，中山国泰染整正好召集数十家上游供应商到厂内开会，其中包括巴斯夫、亨斯迈、科莱恩等国内外厂商。这些上游供应商向记者出具证明表示，提供给中山国泰染整的染料中并不含有壬基酚、辛基酚等成分。

雅戈尔纺织城也向记者出示了由第三方检测机构SGS出具的测试结果，其中显示，并未检测出绿色和平所指的全氟化合物（PFC），以及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等有毒有害物质。“雅戈尔污水处理厂排污口有环保局设置的自动监测装置。污水排放的指标是由环保局实时监控的，以确保排出的污水对生物环境没有影响。”雅戈尔相关负责人说。

对于以上回复，绿色和平出具了相关照片。照片显示，位于中山国泰染整背后的石基河中，部分河水颜色浓黑，泾渭分明，同时冒着蓝色和白色的泡沫。“从去年春天起，我们曾多次到这两家工厂取样。”李一方说，一天晚上他发现中山国泰染整位于石基河匝道口的排放口在夜间排放污水，所以进行了照片取样，“这一排放口白天没有进行任何的排污。”

记者来到与中山国泰染整污水处理厂一墙之隔的河道上，找到的排水管口只有一个，直径约30厘米。这根管道白天没有排水，但报告指，管道在晚上“偷排”。

“绿色和平在报告中所指的夜间排放污水的就是这根管”，国泰染整副总经理陈鑫对记者说，这根管道并不是国泰染整厂区的管道，而是用于保护河堤的排水管。

“中山市环保局在书面上跟我们确认过，这个排放口是国泰染整的，为防洪需要设立的。”李一方说，“当晚我们在取样的时候，看到这个排污管正在排放浓黑色液体，有强烈的刺激气味。根据取样发现，污水中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还有非常高浓度的重金属颗粒。”

寻觅元凶

对于绿色和平的指责，两家工厂都表示委屈。雅戈尔纺织城相关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出示了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监测站出具的从2010年至2011年期间的6份监测报告。报告都显示，雅戈尔纺织城的排污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同时，中山市环保局三角镇分局表示，今年6月底，广东省环保厅联合中山市环保局对中山国泰染整的环保处理设施和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未发现该公司污水处理出现异常情况。记者在现场看见，中山国泰染整的污水自动检测仪显示，COD值在40～55之间，远低于90的国家标准。

“每处理一吨污水，花费大概在两元左右，”中山国泰染整负责人陈鑫给记者算了一笔环保账，工厂内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污水约3万吨，每天花费五六万元，这样一根直径30厘米的管道，即使是日夜不停满管排放，也只能排放1000吨左右，省下的费用约2000元。陈鑫认为，工厂没有必要为了节约2000元钱而冒风险。

一位雅戈尔纺织城相关人员告诉记者，绿色和平采样的奉化江不只一家工厂在排放污水，比雅戈尔纺织城排放严重的工厂不在少数，其中大部分的污染排放并不需要科学测验，仅凭人体就能感受到。

记者发现在中山国泰染整所在的工业园区中，其正门口右侧的水渠中，河水整体呈蓝色。但国泰表示，这条水渠是附近几家企业的排污渠，他们曾想在靠近水渠的厂区内建办公楼，但因为污染太严重，只好作罢。

“我们并不是针对这两家工厂，只是这两家工厂在其行业内因技术领先及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指出的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李一方说，纺织工业污染如果连行业内的领先企业都无法避免，那说明整个行业都需要整改。不仅如此，“某些国际知名品牌正与污染者同流合污”。

李一方指出，产业链上这些国际品牌对环境污染难辞其咎。一位不具名国际品牌供应商告诉记者，这些国际品牌最终的销售价格要比成本价翻6~8倍。报告指出，“绿色和平要求耐克、阿迪达斯和李宁等品牌起到领导者和创新者的作用，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逐步淘汰有毒有害物质。”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显得异常艰难。

纠葛产业链

“我们在污水中查出的有毒有害物质，在欧洲是不允许使用的。”李一方指出，欧盟、美国及相关国际公约均已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了管制。中国政府也于2011年1月将壬基酚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壬基酚（NP）的使用正在逐渐减少，但在中国，其用量仍呈增加趋势。上述供应商告诉记者，如今，中国的这些服装企业真正头疼的是订单问题。为了维持生存，订单才是根本。如今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问题，利润空间已一再被压榨。

中山国泰染整负责人陈鑫表示，到目前为止，国泰投在污水设施上的费用约7000万元。一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大部分纺织工厂都是中小规模，其年营业额不超过百万元。“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只有先违规运营，当工厂发展到一定规模，有了资金，再进行环保整改。”

除此之外，绿色和平报告中指出，“服装产业的转移，其最终目的在于成本削减。”上述供应商告诉记者：“虽然一些知名品牌对其公司的社会责任制定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现有政策大部分只限于要求其供应商遵守当地法律与标准，因此只能涵盖他们的部分供应链对环境的影响。”而且国内的监督环境与国外不相同。国内标准《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只对于废水中的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悬浮物、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进行监测，即使要做到这些标准，达标的企业也少之又少。

绿色和平报告指出，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彪马这三个品牌此前的环境表现得到了外界认可，如在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中，这三家公司都名列前茅。“但是，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些品牌采取过任何高于当地法规要求的措施来限制其供应商向水体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然而对于本土供应商而言，即便明白品牌商一再压榨利润，这些国际服装品牌的大量订单还是会让这些服装工厂争先恐后地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

“这些品牌总是许诺得很好，向供应商展示美好的蓝图，让供应商与品牌共同发展。”上述不具名供应商说，然而这些品牌的行为却往往背道而驰。“品牌商只会提供给供应商仅够维持生产的利润空间，供应商的研发利润被一再压榨，”他说，没有一家品牌不担心这些本土供应商脱离供应关系，独立发展成竞争对手。

17、阿迪耐克等供应商身陷污染疑云 实为标准之争?

来源：《羊城晚报》2011年07月2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197565.html

　　据新华社电一份来自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直指上市公司雅戈尔等纺织品供应商长期污染水源。但相关企业和环保部门在随后的回应中均表示，企业排污指标并无异常，符合国内标准。

　　究竟是否存在违规排放废水？如果是因标准有别，国内外水污染排放标准孰是孰非？公众关于中外监管标准差异的争论再度升温。

　　水污染疑云

　　“隔空对阵”中升温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1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称，阿迪达斯、耐克、李宁等多家知名服装品牌在中国的两家供应商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含有能够干扰内分泌并影响生殖系统的环境激素类物质，两家中国供应商分别是位于浙江宁波的雅戈尔纺织城以及广东中山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调查报告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作为报告涉及的当事公司之一，雅戈尔在当天发布了公开声明，称其污水排放的指标由环保局实时监控，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并且雅戈尔之前已经将水样特别送往国际权威环保监测机构瑞士SGS公司进行监测，“经监测也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存在”。

　　界定排污与否

　　实为标准之争？

　　企业究竟是否存在违排废水？宁波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崔大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提出的壬基酚(NP)、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等三种化学物质，国内目前确实没有相关检测要求，也没有设立排放标准。

　　“从国内标准来看，雅戈尔的排放指标是合乎标准的，COD(化学需氧量)、BOD(生化需氧量)等关键指标都在限制范围内。目前，宁波环保部门并没有接到把相关水体重新送检的通知。”崔大为说。

　　至于水污染疑云引发居民对水源安全的担忧，崔大为表示，雅戈尔纺织城的废水符合国内标准，“而且水是排放到奉化江的，奉化江并不是饮用水源地，也没有渔业养殖功能”。

　　而对于被指水污染的另一家企业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广东环保部门发出的回应同样表示，并未发现该公司污水排放异常。

　　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公开表态称，中国法律对绿色和平在报告中提到的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目前确实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壬基酚(NP)已经被列入了最新版本的《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物质名录》，全氟辛烷磺酸(PFOS)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被限制，中国也是签署国之一。

　　“至于PFOA，雅戈尔曾把瑞士SGS公司的检测报告发给绿色和平，其中PFOA在废水中的浓度比绿色和平报告检测出的值还要高。同时，由于此类有毒有害物质有持久性和生物蓄积性，所以即使浓度很低，也会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李一方说。

　　标准“洼地”

　　暗藏安全危机？

　　这份环保调查报告将公众视线再度引向国内外标准之争。从乳品到儿童玩具，再到新近发酵的家具、电梯标准，近来接连产生的国内外标准争论频频引来公众关注。相关人士认为，基于不同的国情，国内外标准确实存在差异，但在关乎食品安全、环保健康等关键领域，行业标准制订应当慎之又慎，龙头企业更应当带头追求更高的标杆。

　　就在一个多月前，绿色和平公布的一项儿童塑料玩具调查报告也曾引发舆论关注。该报告称，北京等四座城市购买的30份塑料玩具中，70%检出邻苯二甲酸酯，这种环境激素类物质可能对儿童生殖系统等造成影响。而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对儿童玩具中的邻苯二甲酸酯使用进行限制。

　　国家质检部门随后回应称，我国玩具标准与国际标准基本一致，但同时也表示，虽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有关国际标准未对邻苯二甲酸酯进行限制，但为确保婴幼儿的安全，我国正在修订的其他有关婴幼儿的玩具标准，也将对邻苯二甲酸酯的限量进行规定。

　　财经评论员陈德成曾在评论文章中说，有关民众生命健康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的事情，在短时间内接连曝光，可能是在制订标准的出发点和首先服务于谁的事情上出了问题。

　　有网友认为，国内标准只是企业遵纪守法的底线。龙头企业、品牌企业应当不仅仅是在产品品种、花色工艺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在环境保护方面也应该努力向高标准靠拢，引领全行业不断提高。

　　“尽管国内外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还存在差异，但长远来看，接轨国际标准仍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食品安全、生态健康等直接牵涉到人身安全的领域，应适时加快监管标准接轨步伐。”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先海说。

18、应对暴雨：排水不如蓄水

来源：新京报2011-07-20 □韩涵（媒体人）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1/0720/28110.shtml

　　立交桥增设雨水调蓄池，代表理念的转变———暴雨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可利用的资源。

　　上月的一场暴雨，北京立交桥积水问题重新引起关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近期在调研中要求，新开发项目一律建设雨水蓄集工程。相关部门和专家正在研究具体标准等。（见7月19日《新京报》）

　　今夏北京多雨，城市频遭水涝之灾，市民对于排水系统多有抱怨，对此，有关方面一再表示尽快改善。不过，把暴雨尽快、尽可能多地排出城市，这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月25日，那场暴雨后的第二天，北大教授俞孔坚开车经过清河和玉泉河，发现尽管暴雨雨量非常大，但这两条河仍然缺水。城市过分依赖人工排洪系统，河流已不能帮助发挥作用，自然的调节能力已经丧失了。

　　雨水没能流向河流，也没能流进占北京市总面积50%的绿地。水利专家向立云感慨，为突出城市景观，北京几乎所有的绿地都高出了地面。可事实是，“如果绿地能比路面低20到30厘米，就可以吸收200到300毫米的降水”。

　　这就是我们城市让人痛心的现状。一方面严重缺水，不惜一切代价四处调水，另一方面，却以水满为患，拼命地排洪，任由清亮的生命之水白白流失。

　　我们总在谈先进国家城市的排水管道，可是，却忽视了他们的蓄水能力。日本东京和大阪街头小型公园、绿地和广场，无一例外地采用“沉降式”，比周围地面低半米到1米左右，雨水可以轻易地在此汇聚，渗入地下。在更多的国外城市，蓄洪池等集雨工程早已成为城市常见的基础设施。

　　好在，相关部门终于有所醒悟。立交桥增设雨水调蓄池，代表一种理念的转变———暴雨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可资利用的资源。然而，需要紧盯的不仅是立交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恢复萎缩的城市河流、湿地的生命力，让自然水系形成自我调节能力；如何给城市的绿地广场“减高”，发挥集雨、滞洪的效果。

别把城市暴雨灾害都归咎于排水管网，尤其对北京而言，城市的建设格局已基本定型，再对排水管网动大手术，不仅难度极大，耗资昂贵，耗时也将漫长。对此，南昌投入数十亿改造城市排水系统，却仍无法摆脱城市积水之困，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应对暴雨，排水不如蓄水，在打通城市的“下水道”之外，重建城市健康的肌体功能，让城市与水和谐相处，其实更为重要。

19、“无心建堤有心造景”让谁汗颜？

来源：东方网2011年07月20日陶象龙

http://views.ce.cn/view/economy/201107/20/t20110720_22553096.shtml

防洪堤2002年立项建设，总投资3.58亿元，计划5年建成，10年之后资金花去七成，工程量却没完成一半，洪水几乎每年从缺口处涌入部分城区，当地群众频遭“被淹之苦”。投资3亿多元的“民生工程”，最终成了“半拉子工程”。据悉，修堤资金被挪用修建景观工程，造成资金断链、拖延工期。(7月19日《新京报》)

对于关乎民生的防洪大堤成“半拉子工程”，景德镇市水务局的解释是,人工成本提高,钢铁、水泥等材料价格上涨,工程建设资金突破了原概算投资,加上补偿标准太低,导致沿河地区拆迁难,拖延了工期。

显然，对于这样的“解释”，公众不能淡定。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景德镇作为长江流域的防洪重镇，建好城市防洪堤，结束当地“有江无防”的历史，让市民免受水患之害，应该是当地政府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计划5年建成的防洪堤历经十年还没有建好一半，当地群众仍然要遭受“被淹之苦”，实在让人心寒。“防洪大堤”成为“半拉子工程”，其背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追问。

比如，防洪大堤的工程造价。据了解，截至目前，当地城市防洪工程已实际投入2.6亿元，按已建成堤段测算，平均每公里投入超过2600万元。而2003年完工的九江市城防堤工程超过17公里，总投资3.4亿元，每公里利用资金仅为2000万元。同样是防洪大堤，造价相差600万元之多。当地有关部门能给公众一个合理的解释吗？

还有，当地有关部门盲目的政绩观值得拷问。应该承认，城市的“景观工程”可以有。问题是，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民生工程”和“景观工程”孰轻孰重？应该是一个不难做出选择的问题。让公众感到震惊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居然挪用修建大堤的资金，去搞“景观工程”。也许，在当地有关部门看来,防洪大堤的主要作用是用来防洪,而不是造景。而“造景”的好处往往是政绩工程最光亮的显现。

让公众感到困惑和忧虑的是，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每每遇到一些大雨、暴雨，暴露城市的防洪设施落后和排水系统不畅时，总是会听到“N年一遇”的说法。显然，对于这样的说法，公众很失望。事在人为。“凡事预则立。”公众需要质疑的是，既然“N年一遇”的大雨，经常会“不期而遇”，那么我们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未雨绸缪”的思想呢？

所以，在我看来，对于景德镇这种“无心建堤有心造景”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的高度警惕。不能因为表面光亮的政绩工程，而耽误了事关民生安全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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