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按照规划，金沙江四大电站2020年左右全部投产后，三峡集团的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8000万千瓦至1亿千瓦。“到那时，世界10大水电站将有5个是三峡集团的，世界上超过70万千瓦的机组将有60%是三峡集团的。”三峡集团新闻中心主任朱光明说，目前集团已投产、在建和筹建的水电装机总量超过6800万千瓦，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企业。

事实是，在完成三峡水电站建设之后，三峡集团已将金沙江作为新的主战场。三峡集团的报告称，金沙江是中国最大的水电基地，居“中国十三大水电基地规划”首位。

金沙江由于流经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落差达3300多米，蕴藏着近1亿千瓦的水力资源，几乎要占长江水力资源的40%以上，一直被水电部门觊觎。

而三峡集团背水一战的背景，是整个金沙江已掀起了水电站建设热潮，水电开发巨头纷纷“跑马圈水”。除了三峡集团在下游河段的4大电站外，中国华电集团与西藏合作，挺进金沙江上游规划了8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898万千瓦，计划投资上千亿元。

而金沙江中游，也被规划开发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8个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058亿千瓦，相当于1.1个三峡水电站，总投资累计1500亿元。

这些电站的开发主体则分别是华电集团、华能集团、大唐集团、汉能控股集团等。“长江干支流，到金沙江，要不抢就没了！”在新一轮“跑马圈水”中，各大电力巨头磨刀霍霍。

减排承诺倒逼水电开禁

在各大水电巨头重兵挺进水电开发时，地方政府亦催马加鞭。

2011年6月10日，云南省在丽江召开全省加快水电建设工作座谈会。该省常务副省长罗正富高调宣布，云南将加速大型水电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水电支柱产业，实现水电能源基地梦想。

事实上，这一梦想在2009年曾因环保部的环保风暴，一度变得朦胧和迷茫。当年6月11日，龙开口水电站和鲁地拉水电站两项目被环保部叫停，理由是“两处项目未经环评审批于2009年1月截流，对金沙江中游生态影响较大”。

随后，按照“集团限批原则”，金沙江中游所有的水电开发项目被叫停，中国水电行业随之进入寒冬（见本报2009年6月29日《环保风暴突袭金沙江》）。

直到2010年7月18日，“水电项目核准开禁”信号方释放。当天，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通过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核准。该电站是金沙江中段“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第五级电站，早在2005年9月就动工，但因未获核准，一直处于“未转正”状态，而被舆论“未批先建”的质疑声包围（见本报2009年6月29日《央企民资角力金沙江》）。

同一个月，被叫停的龙开口水电站和鲁地拉水电站也通过了环评，项目起死回生。两大电站已复工，目前正积极运作以待国家发改委核准。

2011年1月7日，国家发改委以《关于金沙江阿海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文件，同意建设金沙江中段“一库八级”中的第四级电站—阿海水电站。2011年3月，金安桥水电站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这一切被视为国家对常规水电站核准紧收政策后的全面开禁。

此前，水电发展受制于移民、环保等争议，使得国家对水电发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2008—2009年，全国仅核准开工水电项目累计1000多万千瓦，其中无一是大型水电项目。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水电项目审核的恢复，源于我国越来越迫切的减排任务。

2009年4月26日，中国政府首次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减排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减排承诺倒推出“水电”必须成为非化石能源的主力。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明确表示，若要实现2020年定下的节能减排目标，届时水电装机容量必须达到3.8亿千瓦。因此，必须加快项目审批，尽快进入开工程序。

国泰君安预计，我国“十二五”期间水电增加投资额将在7000亿元以上。

一份水电“十二五”规划布局资料显示，“十二五”期间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均有重大水电项目开工的目标和布局。其中，金沙江流域的叶巴滩、拉哇、苏洼龙、梨园、阿海、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乌东德和白鹤滩有望开工；怒江流域的松塔、怒江桥、亚碧罗和赛格也有望获准开工。

雅砻江流域的两河口、杨房沟、卡拉三处电站，澜沧江流域的如美、古水、苗伟、黄登三处电站，和大渡河流域的长河坝、大岗山、猴子岩、双江口四处电站均被列入水电“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开工项目。

除了政策信号外，利益之手也一直在强力推动水电项目上马。水电低廉的成本和丰厚的利润，是吸引各大电力集团角逐水电市场的根本动因。

而出于丰厚的财税收入考虑，地方政府也在极力促成水电项目的建设。金沙江中段“一库八级”水电站中，大部分水电站分布在云南省丽江市。丽江市一位官员表示，这几个电站建成投产后，税收将非常可观，最大增值税和企业利润税合计约7个亿，几乎与丽江市2007年地方财政收入持平。

无序开发的生态隐忧

在中国水电停滞与发展交替进行的同时，保护与开发的博弈就从未停止。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中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5.42亿千瓦，以目前的1.85亿千瓦（常规水电）计算水电开发利用率只有34%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

“我国水电要开发，要有序地开发。但现在的开发仍旧是无序的。”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看来，目前西南诸河上的水电站建设太密集了，几乎让河流喘不过气来。

他说，岷江、雅砻江、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等壮丽河流，正在被一座座大坝拦腰截断。这些河流上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近1.4亿千瓦，接近8个三峡工程的装机规模。

“按照目前的梯级开发模式，即是全江全流域一级接一级地整体开发，这几乎就是疯狂之举。”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认为中国水电在局部流域已过度开发。

在范晓看来，目前的水电开发更像是上世纪50-90年代追求经济发展导致森林遭到大面积砍伐的翻版。他认为，长江生物基因库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缺陷，生物多样性正在破损。

2011年6月9日，水利部长江科学院、三峡集团、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等机构，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京联合发布《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

该报告证实，近年来长江上游部分河段水电过度、无序开发问题严重，已影响到当地的生态平衡。

“长江上游主要干支流正在建设大规模的梯级水电站，电站大坝不仅直接阻隔了洄游性鱼类的通道，而且由于水库调节径流，对河流生态系统也产生了多方面的严重影响。”报告说。

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上，正在建设和规划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和向家坝等均属特大型水电站。报告称，这些巨型电站的建设，将对本河段的水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电站建成后水库的径流调节作用将对其下泄水流过程有明显的均化作用，枯季流量增加，洪峰流量减小；另一方面是大坝建设将破坏河流的连续性。

金沙江下游是许多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很多长江珍稀鱼类产卵场都分布于此，梯级水库建设将造成洄游性鱼类生命通道阻隔，水流条件变化使鱼类的栖息地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产卵场受到破坏，影响鱼类生存，当地珍稀鱼类将处于绝境。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忧心忡忡：如果长江上游水电站梯级开发按照规划图纸全部完成，包括虎嘉鱼、娃娃鱼、水獭、水口裂腹鱼，长江上游100多种鱼，将全部灭绝。

翁立达更担忧的是，未来长江上游干支流上各大电站在旱季同时蓄水，可能会让三峡无水可用，从而成为一个摆设。

三峡集团董事长曹广晶坦承，“在未来建立了更多的电站之后，蓄水和放水时间的协调的确是一个题目。”但他仍显乐观：只要有人统筹，即使上游这些电站建成，也并不影响三峡电站的蓄水。

“环保机构和人士不能完全站在反对开发的立场上，水电企业也不能完全不顾环保无序开发。”曹广晶坦言他们也在反思，做水电开发时不要太商业化，不要把每一寸水都榨干用尽，要照顾到生态要求，“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才是根本原则。”

2、移民、生态与水电 金沙江上新不等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6-23文静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23/0MMDAwMDI0NjI0MA.html?source=hp&position=photo

核心提示：负责开发金沙江下游的三峡集团有关人士称，四个梯级电站，目前移民还不到总移民人数的1/10，而移民经费就已用光。

国家发改委重启水电大门后，长江的水电开发依然在争议中前行。

三峡工程的后续规划影响尚未有定论，各大央企和民企早已屯兵长江上游金沙江，从四川宜宾的向家坝水电站直抵西藏。

为了实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15%的承诺，中国政府把宝重押在水电，尤其是日本核电站事故之后，水电被认为是目前技术最成熟、最具市场竞争力且可大规模开发的非化石能源。

在金沙江，光下游4个梯级电站——溪洛渡、向家坝和尚在规划中的乌东德和白鹤滩水电站，装机容量共计4000万千瓦的。1.2亿千瓦，是中国未来5年开工建设的水电总装机容量。

“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6月10 日，四川省环保厅环评处彭处长对本报记者说，这既不同于十一五的有序开发，也不同于十五期间的大力发展水电。

遭受过禁停令的中国水电，将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挑战和政策环境。“金沙江下游水电建设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工程建设、工程移民和生态环境保护。”三峡集团副总樊启祥在报告中说。

“环境流”新挑战

岷江上游，不少小水电站在水流湍急处打洞，下面装几台机组就可以发电了。但到水枯时节，这种引水式电站将水流全部引入压力管道，造成相当长时段天然河道脱水，甚至断流。

尽管地震时，岷江曾发生瞬间断流，但人为因素造成长江的这条重要支流缺水、干涸，却自古少见。

6月初，新发布的《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将这种现象称为“环境流”问题。

环境流即维持河流生态环境需要保留在河道内的基本流量及过程，不仅包括枯季最小流量，也包括汛期的洪水过程；不仅包括水量过程，也包括水动力及水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

“人类用水不要忘了环境生态用水。大量梯级电站的建设与运行，显著改变了中国河流水文和物质输移过程，大量废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河流，河道岸线大量开发利用，使中国河流及河岸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河流环境流问题突出。”6月15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

“岷江上游开发是一个反面教材。早年水电站的审批权下放，不少四无电站（无立项、无设计、无验收、无管理）纷纷上马，无序开发引发了断流现象。现在这些电站有所收缩。”陈进说。

除了直指长江干支流水电梯级开发混乱现状，报告称，在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建设和规划的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和乌东德均属特大型水电站，将对本河段的水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水文过程变化，电站建成后水库的径流调节作用将对其下泄水流过程有明显的均化作用，枯季流量增加，洪峰流量减小；另一方面是大坝建设将破坏河流的连续性。

这些电站所处的金沙江下游是许多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栖息地，很多长江珍稀鱼类产卵场都分布于此，梯级水库建设将造成洄游性鱼类生命通道阻隔，水流条件变化使鱼类的栖息地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产卵场受到破坏，影响鱼类生存。

陈进认为，现在的鱼类栖息地太少，而且保护河段太短。环境流的研究希望水电项目不能只保证鱼类的最小水流量过程，要把洪水期水量考虑进去，更适合鱼类的繁衍。

移民政策困境

尽管金沙江流域人口远不及三峡库区稠密，但移民问题依然是各大发电企业头上的悬剑。

“不仅移民诉求多样化，还有政策困境。”有水电企业人士说。

“移民还是长期扶持，现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和库区移民安置办法，但各省有调整，如云南有1618政策。”西藏昌都地区“三江办”夏主任说，水利部2009年曾到青海、甘肃、云南、西藏等西部省市和自治区调研，但新的移民调整方案尚未出台。

有人提出，为了解决移民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应探索“投资型移民”政策。即将应补偿移民的经费不是一次性给移民，而是作为投资（股份），获取水电开发的长期效益，安置费用先用借款的方式解决。

但由于缺乏统一规范，“投资型移民”方法还需要解决“流域统筹”的管理机制和经费“持续增加”的来源问题。

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一直承担三峡库区移民补偿定价的调研。其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水电开发对移民的“一次性补偿”，很难保障移民长期生活的要求，移民安置的费用占总投资比重将提升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水电开发投资企业需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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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沙江四大型水电站投入4000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6-23 王秀强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23/1MMDAwMDI0NjI1MQ.html?source=hp&position=newscolumn

6月22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主任李靖向本报记者透露，中国三峡总公司拟投资4000亿元在金沙江下游开发建设溪洛渡、向家坝、乌东德、白鹤滩4个大型水电站。

“4000亿元投资包括水电站基建工程、移民、环保等投入。资金来源于企业自有资金和贷款，其中银行贷款所占比例约60%-70%。”李靖说。

这一投资规模相当于长江三峡工程总投入两倍。公开资料显示，长江三峡工程总共投入将近2000亿人民币。

日前，长江三峡集团对外宣称，金沙江4座水电站规划装机规模近4300万千瓦，相当于两个三峡工程，年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时。三峡集团已将工程建设中心向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转移。

李靖介绍，金沙江四个水电站建成之后，国家将根据成本核定水电销售价格。目前，三峡水电外送华东地区平均电价为0.25元/千瓦时，远低于当地火电标杆电价。

作为水电企业代表，三峡集团建议“国家完善电力体制改革，探索实施直供电，实现水、火电同网同价”。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金沙江四大电站电力消纳市场主要为华东、华中地区。与长江三峡相似，水电资源均为外送，水电所在地电力资源配置有限。

金沙江居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规划”首位，早在2002年，国家授权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滚动开发金沙江流域水电。

据三峡集团日前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溪洛渡水电站于2005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3年投产发电，装机总量为1386万千瓦，是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于2006年正式开工，计划于2012年投产发电，装机总量为640万千瓦。

白鹤滩水电站规划装机容量1305万千瓦，正在开展可行性研究工作；乌东德水电站规划装机容量870万千瓦，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报告。

当前，在移民、环保、地质灾害、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上，金沙江流域的水电开发一直颇受争议。在此敏感时点，三峡集团高调宣布金沙江大规模开发，其4000亿投入能否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尚待验证。

为保证金沙江水电外送畅通，本报记者从中电联了解到，已经提交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电力“十二五”规划》显示，“十二五”期间，建成溪洛渡-浙西+800千伏直流特高压向华东电网送电，送电容量750万千瓦；建成溪洛渡-广东+500千伏同塔双回直流向广东送电，送电容量640万千瓦。2020年前后，规划建设乌东德-华东、白鹤滩-华中特高压直流及乌（东德）白（鹤滩）向南方电网送电工程。

4、电力“十二五”力挺水电 主张体制改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6-23王秀强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23/0NMDAwMDI0NjI0Nw.html

6月22日，中电联副秘书长欧阳昌裕介绍，电力“十二五”发展规划已经上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电监会等职能部门，年内将出台。

根据本报记者了解，电力“十二五”发展的原则是：优先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煤电；高效发展核电；积极推进新能源发电；适度发展天然气集中发电；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发电。

与电力“十二五”规划初稿不同，日本核泄漏之后，电力规划将核电发展由“大力发展”修改为“高效发展”。

“中国不发展核电，能源需求问题便无法解决。中国需要发展核电，这是基于长远的考虑。但安全是第一位。”欧阳昌裕说。

2010年国内发电装机9.62亿千瓦。“十二五”期间，电力装机有望每年增加1亿千瓦。规划预计，2015年发电装机13.4~15.0亿千瓦，2020年发电装机18.0~19.7亿千瓦，2030年发电装机25.5~28.6亿千瓦。

水电开发放第一位

尽管面临移民、环保、地质灾害等种种问题，水电开发仍放在“十二五”第一位。

欧阳昌裕认为，“水电只要在规划上统筹，工程建设上控制，妥善做好环境保护和移民安置，水电才能更好发展。从时间上来看，水电开发越早越好。”

全国80%水能资源分布在四川、云南、西藏等西部地区。国家电网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吕健预计，2011~2020年西南地区水电总投产规模在1亿千瓦以上。

“十二五”期间水电开发的重点也在西南地区。规划称，继续加快开发长江上游、乌江、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中下游及北干流、湘西、闽浙赣和东北等7个水电基地，尽早开发完毕。

重点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黄河上游干流等6个分布在西部地区的水电基地，推进雅鲁藏布江等西藏流域开发，同时开发境外水电，向我国输电。

根据规划，2015年全国常规水电装机预计2.84亿千瓦左右，2020年全国水电装机预计达3.3亿千瓦左右。2015年，抽水蓄能电站规划装机容量4100万千瓦左右，2020年6000万千瓦左右。

作为主力能源的火电，则继续延续煤电一体化开发战略，加快建设大煤电基地。大型煤电基地将成为未来国内煤电装机的重要领域。

火电重点开发山西（晋东南、晋中、晋北）、陕北、宁东、准格尔、鄂尔多斯、锡盟、呼盟、霍林河、宝清、哈密、准东、伊犁、淮南、彬长、陇东、贵州等大型煤电基地。

欧阳昌裕介绍，“十二五”期间，全国规划煤电开工规模3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开工1.97亿千瓦，占66%；投产规模2.9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投产1.5亿千瓦，占52%。

“十三五”期间，全国规划煤电开工规模2.6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开工1.63亿千瓦，占66%；投产规模2.5亿千瓦，其中煤电基地投产1.36亿千瓦，占54.6%。

除此之外，风能、太阳能、核能等非化石资源也将有多规模发展。以风电为例，风电重点在“三北”（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规划和建设大型和特大型风电场。按照规划，2015年和2020年风电规划容量分别为1亿千瓦和1.8亿千瓦。

太阳能集中在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到2015年太阳能发电规划容量200万千瓦左右，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规划容量将跃升至2000万千瓦左右。

天然气发电则主要解决核电、风电、水电季节性电能对电网的压力；在气源地规划建设燃气机组解决当地用电问题。考虑天然气供应问题，2015年和2020年大型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分别为3000万千瓦和4000万千瓦。

规划主张“实施独立输配电价”

“改革”仍是电力“十二五”关键。与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既往思路不同，电力“十二五”规划主张 “实施独立的输配电价”，而非“输配分离”改革。

此前，国家发改委《关于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到，“加快输配电价改

革”，“稳步开展电力输配分开试点，探索输配分开的有效实现形式”。

欧阳昌裕认为，目前最为迫切的工作不是输配改革，“即便实行输配分离，同样形成两个独立的垄断企业，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欧阳昌裕说：“现阶段主要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建立科学的电力规划体系，改革完善电力项目前期管理机制。当前电力规划非常脆弱。”

由于机制不理顺，电力改革常遇到障碍。例如，目前一些地区试点电力大用户之间交易，电价由电厂和用户协商确定。“但这又与国家管控电价的制度相矛盾，如果确定输配电价，大用户交易便可顺利开展。有利于建立统一开发的国家、区域和省级电力市场体系，”欧阳昌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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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电开发 公众何时不再当花瓶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1-06-23 ■陈墨

http://www.cet.com.cn/20110623/j2.htm

眼下媒体热衷于翻炒关于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的旧闻，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人们对水电开发信息的饥渴，和公众在水电开发面前的无奈。

事实上，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等水电站规划思路的形成，距今至少已有２０年了：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于１９５９年编制完成《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进行全面修订，于１９９０年提出《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简要报告》，并经国务院（国发?１９９０?５６号文）批准。依据这个报告，金沙江中下游规划兴建梯级电站１２座，装机总容量５８５８万千瓦，年发电量为２６３２亿千瓦时。

２００２年，中国三峡总公司获得国家授权，先期开发金沙江下游河段的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４座电站。当时规划装机总容量３８００万千瓦，年发电量１７４４亿千瓦时（后有所增加）。

如今，溪洛渡、向家坝已经完成大江截流；原计划于２００９年前开工的乌东德、白鹤滩电站也进入可研阶段。箭在弦上，势在必发，媒体的翻炒，注定无法改变此段大江的命运。

金沙江水能资源蕴藏量达１．１２４亿千瓦，可开发的水能资源７５９９万千瓦，约占全国的１６．７％，是中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也是近期中国水电开发的重点地区。

国家“十二五”规划所明确的能源战略之一，是“在做好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水电，重点推进西南地区大型水电站建设……”可以想见，据称将于６月底前出台的能源、电力等“十二五”专项规划内容基调也是如此。否则，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１．４％的“十二五”目标便可能成为空谈。

而且，这４个电站的审批（２００４年后，依据规模不同改为核准或备案），既不受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规制，也不受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规制，甚至不受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制。理论上和三峡工程一样，是完全合法的。

问题恰恰在于，正如眼下三峡工程受到诟病和质疑越来越多一样，历史地看，此类合法工程未必完全科学、合理。尽可能地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则有助于最大限度避免决策的盲目性，和工程可能带来的后期危害。

然而，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相关法律落实情况（比如阿海电站、梨园电站、小南海电站等项目）看，到目前为止，在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面前，公众仍然没有逃脱当“花瓶”的宿命。中国大型水电工程的信息公开和公众有效参与尚未破题。

表面的建议非常简单，无非是公众参与应提至项目“前期工程”之前，并延至工程生命终结之后。从项目起意到回溯问责，都要有公众声音。

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公众的声音如何能够真正影响决策。这个问题，却不光是水电工程需要回答和回答得了的。

6、2011“江河十年行”大旱中的寻访之四——倒塌在泥石流上的房屋

来源：绿家园志愿者 2011-06-23

http://www.greensos.cn/ljy/html/jhxx/view/94749.html

2011年6月10号，我们离开贡嘎山脚下的木格措在大山里穿行了一天，阴天下雨，窗外的大山在云雾中穿行。

大山里的大渡河

国家级地质公园旁的大山

路上的塌方

在路过同样是贡嘎山脚下的海螺沟时，我们没有时间进入景区，在拍路边国家级地质公园的牌子时，抬眼看到峡谷两岸的大山，残破得让人心疼。

去往汉源路上的大渡河

建在河床里的家

今日大渡河在汉源

车窗外的一个个电站拦截的大坝，让大渡河一段一段地变窄了，没水了。更有甚者，连楼房也盖在了大渡河的河床里。而因瀑布沟的修建，有着花椒之乡称呼的汉源县城已经完全淹在了水中。

大渡河及其支流上，现在有356座大坝。

烟蒙蒙，水蒙蒙的大山似乎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

汉源过去是汉源县，现在叫成汉源湖。峡谷中的大渡河，在今天的汉源已成了这样。老汉源在大渡河边的样子，再也看不见了。

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走到这里时，我们被政府接待，好吃，好住，好招待，但我们想采访的要跟踪十年的人家，没有被允许采访。这次到汉源吃过晚饭已是9点半。为了抓紧时间多了解些当地的情况，我们几个人找到了新城的二号安置区。

一个男士推着小孩车，在街上转悠。我们上前搭话，知道他的老婆在打牌，他带着孩子就出来转了。三十多岁的他也是一家3口人，家里开了个小卖铺。我们和他一起走进他家时，他的老婆正在和邻居一起打麻将。

汉源新城

汉源新城居民楼

汉源新城人家

这位李姓男士有修锁的手艺，所以他家的铺子也是修锁和修车店。我们问到他家生意情况时，他说：以前老县城居民集中，生意好做。现在搬到山坡上的新村，生意不及以前的三分之一。不过，以前在老村住时，家里的面积是110平米左右。现在的家有180平米。新修的小楼有3层。一层铺面，二三层可以住。四层是一半阁楼一半阳台搬进来时交了100多元一个平方，现在水电表有人记，但还没收钱，一个月上千度电，还没通气，所以做饭都烧电。

这位移民告诉我们，房子是去年4月28号前要求必须统一搬进来的。搬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弄好，建筑材料堆放在路中间，电线和钢筋也裸露在外。

2009年“江河十年行”在汉源

如今家里的柱子有的是歪的，墙面有裂缝，有些地方漏水，楼梯非常窄，他们自己掏钱把楼梯加宽了一些。做为水电移民，因为地还没有分下来，在没有地之前，每人每月有100多元补贴，他家一共450元/月。但从去年10月之后补贴就不发了，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在老汉源时，他家每个人有6，7分地，一家六口人就有四亩左右。在老汉源，他们每年可以种双季稻，每季亩产2000斤。还种大蒜、红暑，一年除了吃还能赚一万多。移民后没有地的生活，也只好自己将就着过。

在这位移民家打牌的老郝听说我们想了解今天的新汉源，热情地请我们到他家坐坐。他们也是三口之家。但现在家里只有他一个在。他也是刚从陕西打工回来。儿子，妻子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儿子初中毕业就跟他出去了，现在19岁，做建筑工人。以前家里每人4分地，亩产上千斤谷子。还种了菜苔。卖菜卖粮每年收入一万多。现在没有地，什么都要买。茄子、豇豆2元多一斤，圆白菜1块5。老郝吃素，说自己一天吃饭10几块就够了。

老郝是将家里一层楼租了出去，一年能收个3000来块，因为靠着学校，出租很容易。他在外打工是铺管道，一天能挣130元，一个月两千多。但太辛苦了，做得牙痛、背痛就回来不准备再出去做了。

汉源新村的新居

家里的存粮

大渡河边的新汉源城

老郝说，过去汉源好种地，现在家里吃得还是前年收的稻米。本来想卖一些，可现在粮食老涨价，不卖了，留着自己吃。

6月10号晚上，我们一直采访到11点多，当地一位从老汉源搬到新汉源的人答应第二天和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们一直惦记着的万工。

万工是汉源的一个乡，是汉源瀑布沟水库移民新村所在地。2011年7月27日万工遭受了巨大的泥石流。住进去仅仅才一年的水库移民的家，瞬间就成了这样。

万工乡

泥石流让才住了一年的移民新家成了这样

住在村头的这位老乡最先听到泥石流的巨响

万公的泥石流发生在凌晨4点。靠山的新房被推倒了5排，24人失去了生命，几十人受伤。当时最先听到巨大的声音的老乡，先以为是巨大的爆破，爬起床，开着摩托车呼喊村里的人快跑。大部分村民只身逃了出来，家里什么都没带出来。

今天我们没有被接待。去时，当地人很平静地向我们介绍着因水库移民被搬家的经过。不过，说到在这片地方造房子时，他们急了：我们向政府说过这里是老滑坡，连庄稼都不敢种在这里，可是最终新房子还是被建到这儿了。

大渡河边，花椒之乡的农民，是改变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新农民。既然要盖新搬新家，他们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拿了出来，要好好地修新家。可是，一场泥石流，他们什么也没有了。

家当都埋在了这里，不时地还要来看看

站在自家的楼前

跑得太急

家

这几年频发的泥石流让人总想问，是天灾还是人祸。

一位大妈移民后的新家紧挨着大山。盖新房子时，因她说这里老滑坡能不能在房子上修些防护板，门前修条路，有了动静好跑。结果施工方认为她是阻碍建设被打昏在地，还被关了两个星期。一同被关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医药费虽然给报销了，但现在家里一无所有。去年泥石流后每月给800元人民，他们租房子住，最近已经有两个月了，每月那800元的生活费没有拿到。租不起房子了，只好又回到这里。

花几十万新修的房子瞬间就没有了

房子下面压着自家价值几百万的锌锭

另一位大妈泥石流后也是租房子住。可是新房子的电线都是明线，失了火。她告诉我们，失火后，她家最后剩的几件衣服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消防队赔了1万5，可最后她拿到手的是多少，2000元。而她的亲哥哥是被搬到大渡河猴子岩的水电移民。那里2009年的一次超大泥石流，夺走了哥哥的生命。她家这些年做锌锭生意，如今价值几百万的锌锭被压在了废墟下，已经被人偷了两次了。他去找政府帮忙挖出来，可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想办法。她一个妇女有什么办法，房倒屋塌快一年了，她天天守在倒塌的家旁。

泥石流来的前一天，爷爷去世了，现在尸体还压在里面

泥石流后的车毁

是天灾还是人祸

万公的这些人家，都是修这座大坝的水电移民。

汉源边的大渡河

绿家园2007年生态游在汉源

曾经的汉源

离开汉源时，透过车窗我拍到了新汉源。虽然和过去不同，人们还是开始着新的生活。

隔着窗户拍到的汉源新城

这位老乡告诉我们，他们家的可能快分下来了，在那片山坡上，我说离你家有多远呀？他说：从家出来半个多钟头能走到，不远。

给我家分的地可能在那片边山坡上

就是这个孩子的爷爷死后还没来得及下葬，就被埋在了废墟下。周末了，他和父母来这里看看。看着这孩子的眼光，我问自己，不管今天我们做什么，是不是都应该想想眼前的孩子。他的目光里能看出疑问，能看出对我们成年人的期待吗？

站在万工区废墟上的孩子

用相机记录着今天的新汉源时，我真的是一遍一遍地问自己：我们需要发展，也需要能源。但是当我们使用电脑时，当我们按一下灯的开关，屋里灯火通明时，我们想到过还有这样一群人，为了能源付出的代价吗？对他们的补偿，我们用电的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大渡河汉源

在我就要写完这篇文章时，我看到四川地矿局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写的一篇文章“蓄不满水的水库与断流的江河”，文章中说：令人遗憾的是，黄河的这种断流危机继续在长江以及其它大江大河上重演。

文章中有两段写的是大渡河和三峡，我抄录在这里吧。

大渡河断流的危机

大渡河是四川省境内的一条重要河流，是目前梯级水电开发强度极高的河流，也是拟建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取水河流，还是拟议中的“引大济岷”工程的取水河流。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对大渡河干流的电站库容与河流流量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因为水电过度开发出现的水资源危机，不仅是指整个长江上游的总体情况，在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也表现得十分严重，而且整个长江上游的水资源危机正是各支流水资源危机累积叠加的结果。

根据乐山乌尤寺水文站实测数据（44年平均），大渡河的多年平均流量（不包括青衣江）为1470立方米/秒，年径流量463.58亿m3。在未计算大渡河各支流的电站库容（主要支流的梯级电站包括：梭磨河8级，小金川17级，瓦斯沟1库7 级，田湾河2库4级，南桠河7级，官料河7级等）、未考虑南水北调西线规划在大渡河上游调水40亿m3的情况下，目前大渡河仅干流上规划的24座梯级电站的总库容已达186.5亿m3，占大渡河年径流量的40.2%。

大渡河在汛后的电站主要蓄水期（10月至12月）平均流量为1187方/秒，径流量94.35亿m3，大渡河干流上建成、在建、规划的电站共24座，其中有数据的16座电站水库的调节库容（大致相当水库汛后蓄水到正常高水位需要吃掉的径流量）总计为 101.1亿m3。据此，大渡河干流电站水库总的调节库容至少为10月至12月径流量的1.07倍）。即使考虑10月份开始蓄水时的初始库容已包含了一部分调节库容（即汛后开始蓄水的起始水位高于调节库容的下限水位），干流上的水库在 10月至12月的蓄水量也与此阶段的全部径流量很接近，而且这还没有加上大渡河各支流水库群调节库容的蓄水量。因此，一旦大渡河流域规划的电站水库全部建成并蓄水，汛后蓄水期大渡河也极可能出现断流的局面。

如果把南水北调西线在大渡河上游规划的调水量加进去，情况将更加严重，据有关专家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一旦实施，引水枢纽以下仅大渡河钭尔尕至石棉的 300km河段，在11月至翌年5月的7个月中，径流量至少将减少32%。按此估算，大渡河在汛后电站主要蓄水期（10月至12月）的径流量可能不足65 亿m3，这和大渡河干流上100亿m3左右的汛后水库蓄水量相比，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长江也有可能断流

据长江水环境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的研究（见《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7》，长江出版社，2007），宜昌以上长江的多年年均径流量为4510亿m3（据宜昌站1950～2000年统计资料），但其中68％集中在丰水期5－9月，为2980亿m3，而只有32％（1530亿m3）分布在10月至次年4月，其中10－11月（电站水库的主要蓄水期）仅为746亿m3。根据原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如果规划的水电工程全部实施，宜昌以上水电站水库的总库容将达到2125.8亿m3（虎跳峡高坝方案）或1930.4亿m3（虎跳峡低坝方案），调节库容（大致相当电站水库在主要蓄水期的蓄水量）为1143亿m3或1038亿m3。由于要考虑防洪的需求，水库蓄水一般都在汛期后（主要是10月至12月）进行。如果按原有规划方案实施梯级开发后，宜昌以上水库的调节库容（1143亿m3或1083亿m3）与宜昌以上10月至11月的径流量（746亿m3）之比，将达到1.53倍或1.45倍，因此，在汛期后的蓄水期，如果这些水库都要蓄水到正常高水位，那么长江下游将有可能出现断流的情况，而如果要保证长江下游的基本流量，大量水库的蓄水要求又难以得到保证，将无法蓄满水。在长江上游还有大量在建水库尚未蓄水的情况下，三峡水库在2008年、2009年两次都无法蓄水到预定 ?75米，已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翁立达指出，由于蓄水直接关系到水电站发电的经济效益，按照目前格局，上游干、支流水电站分属各大电力公司，因此水库汛后争水的现象将不可避免。而上游水库的集中蓄水，又势必将加剧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矛盾，影响中下游以及长江口的航运、生态与环境需水，加重河口的咸潮入侵危害。

实际上长江上游的一些支流河段，由于水电及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或河流断流的现象。案例一，岷江上游干流及其支流，基本被梯级电站群所覆盖，由于其中大都属于引流式电站，一到枯季，河床便一段段地几近断流或干涸见底。岷江进入成都平原以后的主干河道金马河，也因岷江上游水资源的过度开发，一年中有8个月的时间断流；案例二，嘉陵江干流仅重庆至广元昭化段就有17个梯级电站，目前已建成9个，而昭化以上的嘉陵江、白龙江干流及其支流，梯级电站更是星罗棋布。受梯级电站群蓄水以及降水减少的影响，2007年冬，嘉陵江多个梯级电站的坝下都出现历史低水位、局部河段甚至人可涉水而过，重庆主城区因取水困难出现供水危机，后通过四川省政府协调，责令上游水库放水才得以缓解。

7、四大家鱼鱼苗剧减79% 三峡模拟自然洪峰促产卵

来源：经济观察网 2011-06-23

http://www.eeo.com.cn/2011/0623/204416.shtml

经济观察网记者田鹏 6月16日，水利部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发出通知，要求三峡集团公司从即日起，连续6天增加下泄流量，每日日均出库流量在目前下泄流量的基础上再增加2000立方米每秒。此举是为了模拟自然洪峰，向坝下的“四大家鱼” 释放产卵信号，解决三峡坝下“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急剧减少的问题。

草鱼、鲢鱼、鳙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主导品种，统称“四大家鱼”。其产量一直在我国淡水水产品总量中占据着首要地位。由于密集的航运、破坏性挖沙、沿江城市扩张，特别是长江三峡工程水库蓄水后，长江的鱼类资源持续衰退，“四大家鱼”资源量急剧减少。

根据《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2010》，“2009年5-7月，坝下监利江段‘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为0.42亿尾，比上年减少76.9%，是蓄水前（1997-2002年）平均值的1.7%，苗汛过程不明显。‘四大家鱼’鱼苗径流量继续保持较低水平。”

农业部长江渔业资源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赵依民也表示，三峡大坝不仅使得“四大家鱼”的产卵场减少，也改变了坝下的水文、水利条件，造成“四大家鱼”鱼苗发生量减少了97%。

此前，在今年4月，作为“四大家鱼原种亲本增殖放流”项目的一部分，向长江中放流了相当数量的“四大家鱼”亲鱼（具有繁殖能力的鱼）以增加长江及相关湖泊中已经骤减的亲鱼数量。但仅仅有放流亲鱼并不能改变“四大家鱼”急剧减少的趋势。因为亲鱼还需要一定的水文条件才会产卵，主要涉及水温、一定时期内的涨水过程、一定的水流流速等。

例如，青鱼产卵需要的水文条件是：一是要在18至21摄氏度水温中繁殖；二是水动力条件得达标(流速每秒1米到3米，并形成泡漩水状态)；三是涨水(洪峰)不少于5天，平均水流持续22天。

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将鱼苗的减少归结为四大原因：第一，筑坝、水利工程是一个原因；第二，围湖造田，就是把江湖之间阻隔起来。“四大家鱼”是在长江里产卵，湖泊里长大，阻隔影响了其生长繁衍；第三，滥捕是一个原因；第四，水环境恶化。

赵依民认为人工增殖放流和模拟洪峰还都是刚开始做的实验，将“四大家鱼”的种群水平恢复到三峡大坝蓄水以前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三峡大坝拦在那里，长江的水文条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这跟‘四大家鱼’的生存需要不一致了。最主要的是下游的产卵场消失了，能稳定就已经不错了。客观上说，这是不可逆转的。人工采取措施只能减缓衰退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可能衰退的就很快，甚至很快就没了。”

陈进也认为“四大家鱼”种群的回复难以实现。“（恢复）只是主观上的一个愿望，没有那么容易恢复，哪怕是20~30亿（鱼苗径流量）也没有那么容易。这是一个积重难返的事情。不是靠一次性措施就能解决，要渔业部门、水利部门、电力部门一起来努力才可能慢慢地恢复，沿岸的老百姓也要配合。”

赵依民强调“水电大开发”对水生生物的破坏性影响。“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三峡，干流上还规划了二三十座水电站。向家坝、溪洛渡明年都要开始截流发电，一个一个修上去，生态破坏会越来越厉害。可能最后就不是靠三峡的调度就能解决问题了。而且，我们现在提的只是‘四大家鱼’，长江大概有一百四五十的物种是特有物种，很多是生活在上游。水电站一修，好多鱼类就彻底没了。上游很多鱼类的生存断面本身就很窄，一个大坝就（把它们）消灭了。我们只是拿‘四大家鱼’举个例子。对水生生物来说，‘四大家鱼’还不是受威胁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物种“断子绝孙”了。

陈进则表示，“长江上游，除了赤水河没开发，其他的支流都已经开发了。金沙江上游有些河流不开发，因为那里是河源区，也很难开发。保留赤水河，作秀的可能性更大一点。那里有一个茅台酒厂，不让建（水电站）。”

“现在，都把矛头指向水利部门，水利部门是一个原因，渔业部门也是一个原因。实际上，农业部和长渔委管这个事情，是保护者，又是破坏者，每年有一个水产捕捞的数量，那也是他们的业绩啊。”陈进还说。

根据《长江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公报 2010》，2009年，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及河口区的渔业天然捕捞总产量为4.66万吨，比上年降低20.1%。长江河口区凤鲚汛期捕捞量为62.0吨，比上年下降72.8%，亲蟹和鳗苗汛期捕捞量为13.2吨和8.1吨，分别比上年增加20.4%和100.3%。

对于长江水生生物的保护，赵依民持悲观态度。他认为，如果干流上的开发趋势不可阻挡，至少应该保留“完整的支流”，“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长江的一级支流里，除了赤水河以外都修了（大坝）。在保护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出路了。”

8、泥石流冲垮水利防线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11-06-23

http://www.eeo.com.cn/2011/0623/204397.shtml

经济观察报记者叶静宇长江中下游地区，正遭受旱涝急转的巨痛。一方面是泥石流之殇，另一方面是水稻减产之虑。旱涝连灾的背后，农田水利设施落后、中小河流多年未治理、病险水库存在安全隐患等人为因素不可忽视。

湖南岳阳临湘市贺畈乡中心小学内，15岁的毛罗健坐在蓝色的救灾帐篷里低头吃着泡面，他身边的小桌子上，安放着5张黑白遗像，分别是他的爷爷、奶奶、父亲、继母和姑姑。

6月9日晚至10日凌晨，一场强降雨侵袭了这个山区，迅速形成的山洪裹挟着泥沙巨石，把毛罗健的家夷为平地，并带走了他的9位亲人。

当晚，突如其来的暴雨还肆虐了岳阳多地，造成30多人死亡、1377间房屋倒塌、4座水库溃坝、143.5万人受灾。

而就在几天前，岳阳还处于触目惊心的大旱之中，几乎是一夜之间，便旱涝急转。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湖北、江西、安徽等多个省份。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研究所所长丁留谦认为，旱涝连灾除了天气变化的原因外，人为因素不可忽视。农田水利设施落后、中小河流多年未治理、病险水库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不解决，旱涝之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更严重。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力争通过5至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一号文件颁布不久，水利部即于年初批准湖南省为全国唯一的水利改革试点省份。作为水资源大省和农业大省，湖南省境内分布着全国1/7的水库，但由于大多年久失修，调节旱涝的能力明显不足。

据记者了解，湖南省近半年来在水利改革方面仍未有详细方案或明显突破。湖南省水利厅规计处处长葛国华表示，水利建设任务重，压力大，但资金不到位，远远满足不了建设需求。目前水利厅正与有关部门协商，具体方案仍未敲定。

病险严重

6月10日凌晨，贺畈乡雷雨交加，据当地水文站监测，这场雨降雨量达到274.6毫米，为300年一遇。

村民们认为，导致这场悲剧最直接的原因，是大云山南麓毛家组上游的易和坑溃坝。

易和坑由当地村民于1978年修建，堤坝系沙石夯筑而成，长约50米，仅在外层用石块砌有一层几十公分厚的挡土墙。10日凌晨，急剧上升的水位迅速漫过并不结实的堤坝，最终导致溃坝，堤坝与淤积在堤坝上方的沙石，在山洪的裹挟下，瞬间吞噬了山脚下沉睡的村庄。

曾有村民意识到，这个空悬山腰淤积着大量沙石的水库对下游有巨大威胁，吁请当地政府加固堤坝，但一直未有答复。

岳阳市水务局表示，登记在册的岳阳市全市中小水库中，并没有一个名叫易和坑的水库。

湖南是一个水库大省，现有水库1.3万多座，占全国总量的1/7，与此同时，湖南病险水库数量也居全国之首。

在数量众多的病险中小水库面前，像易和坑这样的山塘已然无法引起重视。

事实上，湖南不仅中小病险水库数量多，而且防守中薄弱环节也多。据湖南省水利厅厅长戴军勇介绍，许多中小水库的防汛设施不齐全，只有3%的水库建成了水、雨情等监测设施；只有极少数水库设立了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只有10%左右的水库有固定的通讯、预警设施。

此外，有7000多座水库属于村级集体所有的或其他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库，没有常设管理机构，没有落实日常管理人员。全省4795处水电站，属无立项、无设计、无审批、无管理的“四无”电站的有1289处。

中小水库病险严重的情况在全国都比较普遍。据水利部建设管理司和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病险水库3.7万座，病险率达43.7%，其中99.9%都是乡镇和村级所有的中小水库。而在数量超过8万座的中小水库中，没有通讯和预警设施的水库数量逼近一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表示，目前中西部中小水库还在吃过去农民义务投工投劳的老本。

记者在湖南、江西、安徽等地发现，大部分农田基础水利设施、中小河流防洪水库都修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现在的农业灌溉和村镇防洪基本都依靠这些设施。

有专家指出，修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水库，并未重视工程地质勘测、规划设计和严密的施工安排，而是以行政命令代替技术指导，大坝的泄、溢洪设施和输水设施并不齐全，泄洪能力也不足。

资金困局

面对中小水利设施严重的病险问题，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国认为，根本原因是水利工程欠账严重，在近30年来没有多少义务工投入，资金是主要问题。“粗略计算，每年用于水利设施维护的义工资金缺口在2000亿。”高建国说。

国家水利部门也在这一轮灾情中注意到了中小河流水利设施的欠账问题。6月15日，水利部中小河流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强调，要充分认识中小河流治理面临的形势，全力加快中小河流治理步伐。

实际上，资金问题一直是困扰地方水利建设的一个症结。

湖南省水利厅规计处处长葛国华告诉记者，湖南水利建设至今仍靠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拨款，省内自筹部分则主要靠水利建设基金和水资源费。“现在厅里面正在想办法增加水利建设基金和水资源费的比率和扩大增收范围，但增率扩基之后也只能增加几个亿，远远满足不了建设需求。”葛国华称。

在湖南许多贫困县，申报一些水利项目的时候，由于水利部有下拨资金必须有地方资金配套的要求，一些地方不得已只能在项目申请时伪称配套资金已经到位，但实际上并没有。

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于法稳认为这导致了很大的问题，一个水利项目，按照台面上的规定，地方配套800万，省里配套800万，中央下拨800万，台面上的账有2400万，但实际省级和地方级的配套都没到位，实际到位资金只有上面下拨的800万。而水利项目的设计费、监理费则是按照台面上的2400万总账按比率收费的。

中央一号文件规定，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2.7万个亿，减去土地出让的成本、手续费等相关费用，每年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在2000亿元左右。

然而，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副所长杜晓山指出，看似庞大的资金面，实际上分布到各省各地，则是一幅苦乐不均、贫富不等的图景。

“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很少，而这些地区由于是产粮大区，农田水利设施的欠账很大，最需要资金去搞水利建设。”杜晓山称。

另一方面，“资金不足”也似乎成了地方政府解释中小水库防洪能力脆弱的借口，陷入了“投入不足——防洪能力弱——坐等国家救援——投入不足”的循环逻辑中。

清华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博导孙永广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目前财税体制下，省级政府拥有独立财政，具备独立的防洪减灾投资能力，但地方政府的策略却是“要、等、看”、依靠中央的财政支持。

然而，如果地方政府不能承担起部分资金来源，中央确实很难做到“一肩挑”。据《全国水利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规划》及有关研究机构测算，“十一五”期间水利基本建设投资需求6000亿元，其中大多数还都只是投向国家级工程。以安徽省为例，2003年至2008年，中央及省级投资将用于长江、淮河干流治理的3/4费用揽入怀中，治理大沙河、抚河这样的支流，则只能依靠市县两级财政投入。

体制待变

上海交通大学能源经济研究所一位教授指出，在政绩考核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形象工程的现状确实很难改变，“有些村镇一级的政府，资金的确紧张，像洪水漫顶这样的‘防范工程’不会像‘形象工程’那样被视作首要的任务。”

因此，在现有的多级政府投资框架内，新《水法》从法律上确定了水资源管理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划管理相结合，流域机构在流域水资源管理中处于主体地位。

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系研究人士范飞龙研究分析，国家将水利建设与管理的责权授予水利部和地方政府，流域机构按照规定负责具有流域控制性的水利项目，如果将流域机构作为中间投资主体，可以打破中央地方水利投资的非均衡。

范飞龙说，多年来，对水利国有资产的投资，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部门总是围绕如何利用手中的权把钱分配出去来开展工作。工程资金经常被挪为他用，投资监管严重缺位。

而从国外实践经验看，流域机构作为政府投资出资人代表则是通行做法，该机构以流域为单元，以流域管理委员会、流域性公司等形式代表政府统一管理水资源的职能，同时还承担流域内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比较典型的有美国田纳西流域局和日本水资源开发公团。

“在以流域机构为投资主体的制度下，水利投资责权明确，流域机构可以作为出资人代表对工程全程建设进行监督、控制，控制工程建设的进度以及投资进度，从而提高水利投资效益。”范飞龙说。

9、暴雨致内涝：下水道考验城市良心？

来源：人民网 2011-06-23

http://env.people.com.cn/GB/14978310.html

随着我国GDP不断攀升，城市在发展，人口规模在不断扩大，高档写字楼拔地而起，城市的“脸”越来越国际化。然而，一场暴雨，把一些城市冲出了原形，西湖边可“看海”、南昌20亿投入不堪一击、上海地铁现“水帘洞”。现在看来，还有多少城市经得起暴雨考验？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env.people.com.cn/GB/14978310.html

10、中国呼吁各国加强合作 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来源：国际在线2011年06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6/23/c_121574957.htm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22日晚开幕的应对气候变化与绿色低碳发展高级别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理念，各国应加强国际合作，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而共同努力。以下请听记者陈杨发回的详细报道。

　　应对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绿色低碳发展是兼顾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和大势所趋。本次研讨会为期3天，由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共同主办。会议的3大议题分别是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与行动，适应气候变化的现状与挑战，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与融资能力建设。

　　解振华先生在会上表示，各国国情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推动绿色发展的重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应当尊重各国的选择，不一定要实行统一的绿色低碳发展模式。中国通过节能减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是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47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3多亿人口，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等多重挑战。中国已经从自身国情出发，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通过节能减排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解振华表示，未来五年，中国将通过强化节能减排、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加快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等十项措施来持续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解振华同时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各国的通力合作：“从现实能力看，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先进的低碳技术。发展中国家不但缺乏足够的资金，更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发展中国家一旦得到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用较低的成本尽可能多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解振华强调，希望发达国家兑现承诺，积极提供资金、转让低碳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同时，各国之间也应快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而共同努力。

　　解振华说：“只有加快研发、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使之实现产业化，才能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社会应当在联合国有关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建立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转让的机制，切实实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低碳技术，使先进适用的低碳技术为全人类服务，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近年来，全球酷暑、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频发，给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了严峻挑战。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大势所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高度重视发展绿色产业，视之为应对金融危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举措。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已经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记者陈杨）

11、浙江湖州建立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来源：中国网2011-06-23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6/1141308790571_1.shtml

　　为了进一步强化对上市公司环保工作的社会监督，浙江省湖州市于2009年初在省内率先建立较为完善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其中9家上市企业对2009年度的环境保护执行情况进行了公开披露，2010年新上市的3家企业也落实了相关工作。此项制度实施以来，上市企业加强了内部的环境管理，增强了环境守法自觉性。

　　披露什么?

　　湖州市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范围包括上市企业及控股的分公司、子公司与环境保护相关联的信息。披露内容分为强制公开的环境信息和自愿公开的环境信息。

　　强制公开信息主要是指国家证监会规定的各上市企业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且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重大事项，并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影响的信息，包括企业因环境违法违规被环保部门调查或者受到刑事处罚、重大行政处罚等6方面内容。

　　自愿公开环境信息是指引导和要求各上市企业主动定期披露公司年度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等其他环境信息，如公司环境保护目标、主要污染物达标情况、环保投资及绩效、环保遵纪守法情况等，具体包括公司环境保护方针、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及成效等10方面的内容。

　　在明确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范围基础上，湖州市还加强了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专业培训，邀请证券公司和环保专业人员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专业辅导，帮助上市企业建立内部环保信息收集、整理、发布组织和机制。

　　怎么披露?

　　湖州市在2009年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上市公司年度环境信息公开试点基础上，于2010年初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上市公司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间提出了明确要求，强化了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

　　湖州市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程序主要包括环境报告的编制、企业内部审核、第三方机构的审核、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核以及信息发布披露等环节。同时，上市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可以将公司年度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纳入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中进行披露，也可以作为专项内容单独在指定媒体、网站上予以披露。

　　这项制度规定，披露时间可结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定期报告的发布时间，但是对国家明确规定应当强制披露的重大环境信息，上市公司必须按照规定在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及网站上予以披露。当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且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并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何监管?

　　湖州市明确规定，上市企业对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负主体责任，必须确保企业环境信息按规定时间、程序和要求准确无误的公布。按照协同配合的原则，作为主体责任的上市企业落实信息披露工作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管理外，市环保部门对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工作进行监管，监管内容包括上市企业所披露环境信息的合法合规性、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等方面，主要负责对上市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监督检查，及时向社会公开对上市企业的环境行政处罚情况;公开拒不执行环境行政处罚决定、超标或超总量排放污染物、发生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的上市企业名单等信息;负责披露拒不执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上市企业名单及其年度环境保护执行情况，并报告上级环保部门及证监机构。

　　目前全市上市企业均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披露平台，并作为企业环保工作的一项常规工作，成为推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的有力举措。

12、江西鄱阳湖开湖捕鱼渔民捕获中华鲟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6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975434.html

　　中新网九江6月22日电 (王昊阳余和毛)6月21日下午，在鄱阳湖畔都昌县老爷庙水域，渔民段任柏捕到一条约5公斤重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鲟，正在巡湖的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专家赶到现场，仔细检查后，将这条健康的中华鲟幼鱼放归鄱阳湖。

　　6月21日下午15时许，都昌县多宝乡多宝村渔民段任柏在鄱阳湖中收网时，捕到一条中华鲟，他立即与渔政部门联系。渔政局工作人员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

　　此时，正在都昌县水域巡湖的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专家听说中华鲟误入渔网，也赶了过来。经测量，此条中华鲟长97厘米，有40节肋骨，围长34厘米，重约5公斤。

　　经专家仔细检查，确认这条中华鲟比较健康，受伤程度较轻，从体形和体重分析，它是一条正在生长发育的幼鱼，无需进行特别的救护，专家当场将中华鲟放回鄱阳湖。

　　据渔民段任柏称，今年3月11日，他在鄱阳湖同一水域捕鱼时，也捕获到一条长144厘米，体重20多公斤的中华鲟。

　　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专家告诉记者，半年时间内，在老爷庙水域能捕到两条中华鲟，这说明该水域中华鲟种群的数量正在缓慢回升，人类需要给它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繁衍和生长环境。对于段任柏保护中华鲟的做法，渔政工作人员表示充分的肯定。

中华鲟是地球上存活的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距今有1.4亿年历史，有“国宝活化石”之称，被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完)

13、污染环境 骆驼集团被责令整改

来源：长江商报2011-06-23

http://news.cnxianzai.com/2011/06/337522.html

现在网消息频繁爆发的“血铅事件”，让国家掀起了铅酸电池行业整顿高潮。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我省18家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改，其中上市公司骆驼集团三家公司在列。该公司负责人表示，集团从本月25日正式开始搬迁，7月底全部整改完毕，此次整改对公司影响不大。

整改涉及集团三公司

5月12日，湖北省环保厅发布文件，要求湖北18家涉铅企业限期停产整改，主要包括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未落实卫生防护距离等多个问题。

其中涉及骆驼集团三家公司，骆驼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股份）、湖北骆驼（海峡）新型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骆驼海峡）和骆驼集团襄樊蓄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樊蓄电池）。

骆驼集团董秘王从强表示，公司于2011年6月16日收到谷城县环境保护局文件。随后，公司迅速对集团涉及的3家公司进行了整改。该公司6月17日的公告，对此问题进行了说明。

很多股民对此持有异议，骆驼集团于6月2日上市，而早在这之前20天内，省环保厅就已下发了整改通知。而骆驼集团却在6月16日才收到谷城县环保局的通知，在上市前敏感时期，这一问题被“真空”了。

骆驼：整改影响不大

据了解，骆驼集团原本位于襄阳市谷城县，骆驼股份就是原母公司。

此次，环保部门对骆驼股份发出的通知是：污染治理设施不完善；未落实卫生防护距离。责令企业停产整治，限期完善环保与应急设施，搬迁卫生防护距离内的居民或企业。

“我们直接将总部搬迁，这样就不会给当地居民造成污染。”王从强介绍，为配合此次整改，将整体搬迁到襄阳深圳工业园。总公司共有4条生产线，从6月25号开始，公司将对所有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搬迁，7月底确保搬迁完成。

王从强称，规划调整很早就在进行，前年开始，集团总公司已在襄阳深圳工业园选址并建设，去年6月份首批厂房建成投产，因此，此次搬迁对公司影响有限。

除了总公司，骆驼海峡也在整治名单中，环保部门要求企业或居民限期搬离。对此，王从强表示，该公司已停产，谷城县政府正在进行防护距离内居民的搬迁工作，公司只是协助政府。“这个公司常年亏损，只占总公司产值3％左右，对整体效益影响不大。”

针对襄樊蓄电池的整改，王从强说，“5月份，环保部门已通知这个公司有问题，公司也积极配合，一个星期内就完成了整改。目前，该公司已经恢复满负荷生产。”但他同时又承认，整改通过没有环保部门的书面通知。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骆驼集团公司旧址内原有350万KVAH 产能设备，而深圳工业园现已有产能约400万KVAH，再加上首次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投资，可完成产能600万KVAH。综合起来，新的工业园内产能将达到1350万—1400万KVAH，成为全球最大的铅蓄电池单体生产基地。

铅蓄电池产业面临洗牌

“经过这次整改，湖北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将被关停。”湖北省环保厅人士透露，此次整改目标是扶持大企业，关停中小企业。

据了解，省环保厅在册的铅蓄电池企业共有38家，武汉占11家，襄阳10多家。而没有在环保部门注册的小作坊，无法统计，至少在千家以上。

省环保厅工作人员介绍，最危险的就是小企业、小作坊，他们回收了含铅的电池后，随意倾倒废铅酸液,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相关人士介绍，此次整改，对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被整改的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年产值4-5亿元，而此次搬迁费用，则需要1.5亿元。

上述人士分析，很多企业规模虽小，但当地政府可能与他们签过协议，“一刀切”式的关停势必难以进行。环保部门只能扶持大企业，扩大他们的规模，让小企业和小作坊被自然淘汰。本报记者雷闯见习记者陈晴

14、当草原要吃掉森林（一）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6月22日冯永锋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67-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1-

四川省帮助藏族牧民建新房大量伐林引起当地人的愤怒。环保活动人士冯永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德格县麦宿地区的人们忍不住了，他们集结起来，冲进砍树集团，毁弃了他们的油锯，喝止了他们的砍伐，把所有的人赶出了毁林现场。“

五月，中外对话曾报道过环保草根行动者保护中国川西天然林免遭砍伐的文章。冯永锋，记者兼中国环保NGO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的创始人，曾在德格县参与过此次活动。在本文中，他报道了这片土地上的状况以及当地人民的反应。

达娃卓玛每次回家，那四川德格称为“麦宿”的地方，都会满怀期待，家乡那有一大片森林在迎接她。她在收集家乡的歌谣，她知道，如果没有森林，这些歌谣不可能通过人的嘴唱出来，歌谣就像森林里流出的水，必须有树木的庇护和滋养。

而几个月前，达娃卓玛回家的时候，先是惊讶，后是愤怒，那期待中的森林似乎迁徙了，一路上，路边全是倒下的大树。油锯在几十秒钟之内，就能够让成长了数百年的云杉、冷杉倒地，又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把它剁成一截一截。

接着，“东风天龙”大卡车就开来了，这种车的车厢极大，能装好多棵树。人们在几十分钟之内，就把树装满，然后运到了那些没有树的地方，盖房子，做家具。

达娃卓玛的乡亲们与她一样惊讶。2010年初，一些像抢劫犯似的队伍开进了沟里，他们在几个月之内，每天勤劳地砍树、锯树、运树。

德格县的所有树，都长在陡峭之山，易碎之山，树一倒下，山体就像中了弹的人一样滑落下来，成堆成堆地滑进河里，阻塞道路，制造灾难，酝酿泥石流和瞬间洪水。

2010年6月份的一天，德格县麦宿地区的人们忍不住了，他们集结起来，冲进砍树集团，毁弃了他们的油锯，喝止了他们的砍伐，把所有的人赶出了毁林现场。

然后在入口处，修建起了一个简易的房子，在路两边，钉下两根木桩，架起一道非常简陋的栏杆。这就是村民自发建起来的木材检查站。麦宿地区从行政上说有三个乡：普马、达玛和岳巴，这三个乡每天派出三个人到木房子里值守。没有他们的同意，一棵树都无法运出去，一辆运木头的车也无法开进来。2010年6月份以来，10个月过去了，他们就这样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哪怕要我死，也不能让木头运出去。”

麦宿地区是一个文化上的称呼，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一直以自己良好的文化传统而自豪。这个地区大体沿着一条绵延几十公里的山沟分布，山沟两边当然是山，山顶上每年都会有积雪覆盖，山上永远长着树；中间是河流，河边有些土地，种着青稞、土豆和圆根。麦宿地区有德格当地非常有名的“民居”，吸引着游客和文化爱好者的目光。其实更有名的是里面的寺庙，像宗萨寺和宗萨寺的佛学院。同样有名的是这个寺庙的藏医院，它继承着德格一带藏医院的良好传统，精心研制着各种藏药和治病良方，虽然有很多药没有得到正式的批文，但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延续着药物的开发，延续着救济众生的能力；这两年，藏医院实现了重建，不久，住院部也将修建起来。麦宿地区的藏香也非常有名，藏香里面，也藏纳着一些适合燃烧的藏药。

生育、滋养达娃卓玛的麦宿地区，是藏族三大文化中心“德格文化”的一根有机枝条，另外两个中心分别是西藏拉萨和甘肃夏河。德格的阿须草原是格萨尔王的出生地，为此当地有许多英雄的遗迹和传说；德格印经院又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集成和传播地。而德格的寺庙、传统、藏医药等，更是让当地人生生不息地引以为荣。

藏族文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总是生活在现实之中。当我们追溯其过去的美好之时，我们发现，其实这些美好仍旧在现实中时隐时现。从环保角度来说，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地方的人能够像藏族那样，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之后，清晨起来，会发现这片土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容颜还是当年的容颜，信仰还是当年的信仰，山水还是当年的山水，阳光还是过去的阳光。

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还是当年的态度：当有人伤害自然界时，人们会起来替自然反抗，因为他们相信，自然界与自己，是完全一体的。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成为自然的保卫者。

麦宿的人们相信他们没有理解错。2010年春天，当砍树大军进来的时候，他们听说砍树是为了给贫困的人盖房子，他们相信了，也认同了。为了解救贫困，砍自己胳膊般的大树，他们还是深明大义的。

让他们变得怀疑和忧惧的是两个现象，一是砍树的办法太粗暴了，路边的、陡坡上的全都被砍；越是大的树越被砍得快。二是有人到那些盖房子的地方看过了，他们发现，给“贫困的人”盖的房子，里面几乎没有木材，绝大部分都是水泥和石头。

既然“给贫困的人”盖房子用的木材很少，那么砍下的木材被运到哪里去了？疑心让他们开始听信传说，有人说运到成都、昌都去了，有人说运到玉树、西宁去了，反正，木头没有被用到该用的地方。而一些负责砍木头的老板所言所行，更让他们听了心惊肉跳，这些老板扬言说，整条沟里山上的所有的树，都已经被他们买断了，要在三年内，全部砍光。

把树砍光？这是当地人从来没想过的事。他们平时烧火，用的都是掉落的枯枝。修房子，砍棵树，也是一再地要对山神、树神忏悔；看到有领导干部端着枪要来打野生动物，他们更是不惜下跪，苦苦哀求，希望其能回心转意，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人，要把山上的树全部砍光？

麦宿地区的人听到的“贫困的人”其实是“木材贫困者”，是指那些在草原上生活的牧民，四川省要他们定居下来，要给他们盖房子，可草原上只有草，没有树，木材当然是最缺乏的物质，因此，对森林富足区域的人来说，草原上的人，都可以看作是“木材贫困户”。

麦宿地区的人属于半农半牧区，他们也放牧，家家都有牛羊，但在森林里放牧。他们夏天会到山上去，住在简易的放牛棚里，放牛棚由木头搭成。他们的房子也是典型的土石木结构，按照当地的习惯，盖房子是一定要用木头的。麦宿民居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当地人能够用当地的碎石和泥土，筑出坚固的墙，能用当地的大树，搭建出精美的宫殿般的住宅——这住宅的一层，是给牛羊住的，人，多半住在二楼；楼顶，则是敬神煨桑的地方。

“藏区牧民定居工程”，是按照四川省委、省政府部署，从2009年起，准备用4年时间，投资180多亿元，在29个牧区县规划建设1409个定居点，并辅以配套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善藏区牧区48万未定居和仅有简易固定住所的牧民的生活条件，结束全省藏区牧民的游牧无定居生活，实现“家家有固定房、户户有新帐篷、村村有活动中心”，牧民居住、生活条件和牧区基础设施有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有较大提升。

2008年12月，四川省牧区各县又对500户牧民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7.83%的牧民愿意定居，98.14%的牧民户愿意出资建房。

要盖房子，就需要建材，而建材，就需要树木。牧民定居工程解决建材用树的办法，是在各有林县确定采伐点，像德格县这样的地方，有一些乡属于有林乡，一些乡则属于无林乡，那么有林乡的人，有义务给无林乡的人提供木材；而在整个甘孜州，有些县完全属于无林县，那么他们的木材，就需要有林县来帮助供应。

冯永锋，《光明日报》记者，达尔问自然求知社负责人

15、当草原要吃掉森林（二）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6月22日冯永锋

http://www.chinadialogue.cn/article/show/single/ch/4368-Material-concerns-in-Sichuan-2-

在这篇报道川西木材之争的最后，冯永锋采访了一位当地官员，了解他如何在政治和环境承诺之间做出平衡。

在这过程中，乱砍滥伐和偷拉盗运现象，可能在所难免。张克林说：“我们林业局人手非常少，但也一直在加强监管。”

德格林业局局长张克林饱受砍树的烦恼。在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准备到一些需要发展森林的地方去种树。每年他们都要种下几十万棵。

而同样作为林业局局长，他又要成为“木材供应商”，为牧民定居点提供优质、足额的木材，这是一个政治任务，比如生态保护，更加压迫着他的工作目标。

按照德格县的规划，三年的时间，德格要修建7000多套牧民定居房，几百套村庄公用房。

按照整个规划算下来，德格至少要提供16万立方以上的木材。

同时，还要给兄弟般的无林县，比如石渠县，提供一定的木材支持。

同时还要给2010年发生大地震的青海玉树州，提供灾后重建所需要的部分木材。

为此，德格县确定了6个木材供应点。需要的木材，指定到这些供应点去采伐。

张克林说，木材采伐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出台了大量的管理措施。大体方案是需要建房的乡村，先统计木材需要量，同时落实到户，大体一户人家，20方木材左右。他们按照需求，到林业局来来批指标。然后再拿着这些指标，到指定木材采伐点去砍伐。

牧民不会砍树，砍树需要资质，因此，他们可以雇佣那些有资质的木材公司、木材运输车辆去帮助砍伐和运输。因此，从执行过程来看，指标等于要交到那些帮助砍伐的木材公司手中。木材公司把木材砍好后，运到需要木材的定居点，供应到户，并且切实搭建到住房上。为了让牧民全心全意地参与定居，政府给了牧民大量的补贴。大概一户补贴6万元左右。这样，他们整个房子建下来，几乎不需要花自己的钱。

在这过程中，乱砍滥伐和偷拉盗运现象，可能在所难免。张说：“我们林业局人手非常少，但也一直在加强监管。”

不过，张克林承认，大量的木材指标，确实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德格县的森林覆盖率才32%左右，又属于高海拔地区，一年的木材新增蓄积量，不过一两万立方，而要在三年之内，贡献16万立方米，确实有些超负荷。另一方面，砍伐过程中如果过度粗暴，把水源地、陡坡地、地质灾难易发区的木材也“顺便”砍掉，那么，当地的生态环境必然遭受极大影响，未来木材砍伐区的泥石流会频发，生物多样性会严重受挫；当地人心理会遭遇严重的打击。

张克林说：“现在，麦宿地区的采伐点被当地人控制之后，他们不让砍伐，势必把采伐的压力就转移到其他采伐点。当然，我们也在想办法，尽量让牧民定居房少用木材，多用水泥钢筋石棉瓦、铁皮屋顶等代替，如果替代成功，那么，整个德格的木材使用量，可能能够控制在6万立方米以内。”

麦宿地区阻止砍伐队的事情，在笔者赴当地调查时，已经发生10个月了，可德格县迟迟没有派出工作组去参与解决。

在张克林看来，麦宿地区的人自发阻止木材砍伐，是在多管闲事。因为按照行政上的划分，麦宿地区的采伐点，其实不属于普马乡、达玛乡和岳巴乡，不少地方甚至从行政上属于白玉县，或者属于白玉与德格争议地区。

张克林说：“这些人设立木材检查站是非法的，他们没有权力去做不属于他们行政区域内的事情。”

但对于麦宿地区的人来说，他们的头脑里只有很少的疆界观念，而且从传统上说，这些地区都属于麦宿地区。从更传统的观念上说，即使不属于麦宿地区，他们看到了，他们也有责任出来阻止。因为，森林，是不是能乱砍的。

一些当时被雇佣去砍树的人，虽然没拿到工钱，但也已经开始到寺庙里忏悔，发誓再也不砍树。

那些砍落在河边、路上，已经锯好但尚未运走的木材，一直就流落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把它们据为己有。偶尔有人会骑摩托车来捎带些回家去，但运走的也只是边角料。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木材即使已经倒下，也仍旧属于森林，不随便属于人类。

2010年10月份，一个叫王五之的旅游者在经过麦宿地区时，发现这里木材砍伐如此惨烈，无法控制难过的情绪，她拍下了许多现场照片，并把它们发到了网上。

著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有一个森林项目组，他们敏捷地从网上接应到了王五之发送的信息，并决定组织队伍赴四川德格现场调查。（详见中外对话“川西天然林遭砍伐”一文）。

2011年3月中旬，调查队伍如期抵达四川德格，王五之也作为志愿者参与了调查。

绿色和平的实地调查发现，在四川省西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大片的珍贵天然林遭到破坏性采伐。绿色和平森林保护项目主任易兰说：“被采伐的大部分都是直径达40-80厘米的云杉和冷杉，直径达到100厘米、高达20米以上的树也不在少数。在这样高海拔寒温带地区，这样的树的生长需要上百年。即使进行补植抚育，也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植被。”

在绿色和平走访的甘孜州白玉县登龙乡登曲沟长约七八公里的山谷里，随处可见被砍伐的杉木躺卧在河两岸的山上，形成一个个 “滑木沟”。这些山体山势坡度大，而且土体疏松，在这样的陡坡进行采伐极易引起山体滑坡。这些本应起到涵养水源作用的珍贵的天然林，现在却横七竖八的倒在山上和河水里。

易兰说，2011年是联合国大会规定的“国际森林年”，也是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二期的起始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二期工程的决定，我国将继续停止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的商品性采伐，四川全省都在国家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区’范围内，任何天然林的采伐都应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管。“在甘孜州白玉县等地的这种破坏性采伐，显然与国家‘天然林保护政策’的精神相悖。”

四川西部地区的森林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天然林之一，这里的森林更是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这里有熊、豹、白唇鹿、白马鸡等珍稀和濒危动物。而森林的砍伐使它们的栖息地遭到破坏。在当地人的保护下白马鸡近年来刚刚得到恢复，如今却不得不在被砍伐得支离破碎的森林中生存。

2006年的3月，绿色和平与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地图专家经过3年努力的成果，发布了全世界当时为止最为精确的原始森林卫星地图。它利用卫星地图数据，将地球上面积大于500平方公里的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的面积和分布准确地勾勒出来。根据这一地图，目前中国的未受侵扰森林仅占国内森林资源总量的2%，主要分布在包括白玉在内的四川西部，云南怒江州中缅边境地带，以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以及东北和新疆的极少地区。

易兰说：“我们在近一年的几次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个别省份或地区，天然林资源遭不同程度破坏。”

16、专家建议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部际协调机制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6月23日梁嘉琳

http://dt.people.com.cn/GB/14975825.html

“十二五”绿色证券政策框架思路初步成形

上市公司环保“紧箍咒”越念越紧

　　“十二五”期间，上市公司的新股发行、增发配股将面临越来越高的环保门槛《经济参考报》记者独家获悉，《绿色证券政策研究报告》已结题，该课题组负责人表示，经过环保部环境规划院三年多的研究，我国“十二五”绿色证券政策框架思路初步成形。

　　该报告提出：“实施绿色证券政策，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环境绩效评估与信息披露是当前上市公司环保工作的一个突破口，是一个可以直接遏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资金扩张冲动的行之有效的环境经济手段。”课题组认为，应尽快出台具备强制性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知情人士透露，为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环保义务，环保部即将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和环境报告书的书写提供了规范。但该课题组负责人承认，目前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环保部门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履行环境信息披露没有相应的执法和监管权，该指南也没有相应的审核程序和奖励惩罚条款，不具有强制性。

　　该课题组建议环保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制定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除统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方式、范围、内容以及强制性公开和自愿公开定期环境报告和临时环境信息的具体内容外，还可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事务管理、公司内部和第三方审核程序、奖励处罚措施等作出具体要求其中的事务管理包括环境信息的确认标准、未公开环境信息前的传递、审核、披露流程、保密措施、相关文件、资料的档案管理等。

　　在机制保障方面，该课题组建议有关部门从以下方面着手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首先，建立重点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规范，促使上市公司将环境信息披露融入到日常管理过程中；其次，鼓励上市公司发布公开独立的环境报告书；第三，完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环境会计、环境审计等基础保障。

　　对于实施已近10年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该课题组指出，自2003年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制度实施以来，环保部与证监会在建立跨部门信息通报机制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存在的问题是“现有的信息通报涉及的内容范围较小、稳定的合作机构小组没有建立、部门间在协同决策方面明显不足、重大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有所欠缺、双方关于上市公司环境监督和奖惩机制不统一、相关方的权力和责任不明确等。”

　　课题组表示，应将上市公司环境监管扩展到券商等保荐机构和承担具体核查技术工作的相关机构。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建议“奖惩有别”：一方面，须对在审查过程中弄虚作假、刻意隐瞒或故意遗漏企业重大违法行为的单位和部门加大惩罚力度“甚至考虑实施‘一票否决制’截断其资金链条”；另一方面，对环境表现良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和表率的上市企业，应在投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在环评审批方面予以简化。

　　早在2006年，环保部在《国家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与试点》项目下，设置了“绿色证券政策研究”这一课题。课题组将“绿色证券政策”的目标确定为：通过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上市环保核查制度，确保遵守环保法律法规的公司进入证券市场；研究建立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督促上市公司履行作为公众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鼓励上市公司发布环境信息报告；研究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指标和方法，结合环保执法监管情况对上市公司开展环境绩效评估。

　　然而，课题组以2009年上市公司年报为基础所做的研究分析表明，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上市公司仅占50%，“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都是定性描述，行业间不具备可比性；上市后公司年报披露的环境信息较拟上市时的招股说明书简单得多”。

　　课题组负责人表示，特别是近年来，受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一些上市公司因落后工艺设备遭淘汰关停，因环境污染事件或不及时披露信息被“限批”或受经济处罚、行政处罚，由此带来的资本风险引起各方关注，环保部等部门也加大了上市公司环保后督查的力度。

有关专家表示，根据国家部委职能分工的“三定”方案，环保部门负责向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报送“双高”及环境友好型企业、产品、工艺的综合名录，以及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技术标准和程序，而相关领域的行政执法权和处罚权仍由“银证保”三家承担。“这种职能割裂造成信息通报范围较小、稳定性差，奖惩机制不统一，突发事件处理不及时，所以有关部委的协同决策能力仍需加强，权责边界仍需明确，建议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部际协调机制”。

17、北京以“绿化”之名 高球场从20扩至70家

来源：新京报2011-06-23

http://news.bjnews.com.cn/2011/0623/122530.shtml

在2004年国家停止审批之后，清河湾、奥园等高尔夫球场以不同方式通过审批并正常经营

在北京，高尔夫球场对环境的影响弊大于利。球场草地的养护要用到化肥、农药、除草剂等，这些药物可能渗入地下水造成水源污染；其次，高尔夫球场需要耗费大量水资源，很多球场并未采用循环水，而是直接抽取地下水或者用自来水浇灌草坪。北京的土地、水资源都是稀缺资源，无法承载太多的高尔夫球场。——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高尔夫球场圈起来只有一小部分人交钱可以进去打球，这显然与本来的公众绿地用途相违。公众有权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求高尔夫球场重新变回绿地。政府有可能和企业签订了相关的合同，但是在公民权益受损的情况下，合同也是无效的。——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昕

　　【违规】

　　鸟巢旁又建奥园高球场

　　奥园工作人员林丽（化名）透露，奥园高球场在发改委是以“绿化用地、体育项目”名义通过审批，营业执照上登记“体育俱乐部”。

　　近日，本报曾报道“鸟巢旁建清河湾高尔夫球场违规用地被查”，投资方为“清河湾国际高尔夫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6月6日，该公司在鸟巢旁投资兴建的另一家球场——奥园高尔夫俱乐部高尔夫练习场，在礼炮声中正式开业。

　　据了解，奥园高尔夫球场自2005年动工，到2009年开场，其动工时间和开业时间均在2004年停止审批高尔夫球场之后。

　　奥园工作人员林丽（化名）透露，奥园高球场在发改委是以“绿化用地、体育项目”名义通过审批，营业执照上登记“体育俱乐部”。其建设用地是向附近村里租赁的，租期50年。

　　2004年国家禁建之后，奥园高球场是以什么名义在发改委立项，又以什么名义从国土部门取得用地资格？就此问题，自６月初，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发改委和市国土局核证，并应其要求传真采访提纲。截至记者发稿，近半个月，市发改委和市国土局未予答复。

　　对奥园高球场的审批问题，市发改委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

　　然而，2004年之后，国家明令禁建高尔夫球场，建设单位又是怎么以绿地名义通过层层审批？

　　【方式】

　　以绿地名义升级为球场

　　在清河湾高球场所在地马坊村，村长陈兆东说，“这片地方是北京第一批绿化隔离带，本来种了杨树，养护管理的费用很大，后来以绿地升级的名义就弄了一个球场。”

　　“2004年以后，一个球场要建起来的可能性，在法律上不存在。”一位经营高尔夫球场的高管透露，不过，每个球场都有渠道拿到政府部门的通行证。“猫有猫道，鼠有鼠道。”

　　那么，奥园高球场又是如何操作成功的？

　　奥园高球场工作人员林丽说：“北京六七十家球场，没几家是拿到高尔夫用地资格的。但我们球场肯定是安全的，你想想，鸟巢附近这样一块地不是什么人都能拿得下来的。”

　　采访中，记者提出看球场在工商局的营业执照和发改委的批文。林丽说，这些文件因为“太敏感”，属于“绝密文件”，只有正式交钱入会后才能提供。

　　奥园的会籍价格为46.8万元，年费5000元，目前已有150多名会员。“因为球场的位置很好，政府的人都会来打球。”林丽说，“还有就是商务人士比较多。”

　　【核查】

　　工商注册没有“高尔夫”经营信息

　　据一位业内人士介绍：“球场首先要通过当地发改委审批，具体发改委批的是什么项目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的批文里面绝不会提到‘高尔夫’的字眼。”

　　据介绍，现在审批高尔夫球场，“一般用得比较多的是绿地、体育用地、休闲公园等名义。”工商注册中，很少能看到涉及“高尔夫”的信息。

　　记者登录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核实一些高尔夫球场的注册信息时发现，2004年之前修建的高尔夫球场，其工商注册信息会标明其经营范围包括“高尔夫项目”。例如：叠泉乡村俱乐部2003年注册，其注册信息包含了“经营管理高尔夫球场、高尔夫训练场、高尔夫训练学校”等内容。

　　然而，修建于2004年之后的高尔夫球场，再没有“高尔夫”三个字。

　　记者核查到清河湾高尔夫球场，其在工商的注册名为“北京清河湾乡村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法人“吴国庆”，经营范围为“体育项目经营”。

　　奥园的负责人罗锦潮名下注册的北京奥园体育俱乐部有限公司（2007年）经营范围包括“体育运动项目经营（不含棋牌）；园林绿化服务”等。

　　除此之外，银泰鸿业高尔夫球场，注册名称为“北京银泰鸿业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器械健身；体育活动项目经营；租赁体育器械；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等。

　　其实，在北京的高球场，工商注册没有涉及“高尔夫”业务的不只是以上几家。

　　【利益】

　　村委会每年坐收200万租金

　　清河湾负责人介绍，球场每年需付给当地村民的土地租赁费500万元左右。

　　在北京，2004年禁令之后高尔夫球场越建越多，这是政府、开发单位、当地村民等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以清河湾高球场所在地马坊村为例，村委会对占地修高尔夫球场表示支持。

　　村长陈兆东说，原来马坊村对林地的养护成本很高，效果也不好，“林子里都是别人倒的垃圾，树也死得多。而绿地升级后，绿化比原来强得多，人家管护、绿植都很好。”

　　除此之外，经济上还能获益。清河湾负责人介绍，球场每年需付给当地村民的土地租赁费500万元左右。从2010年开始，政府每年仍给被征地村民相应的绿地财政补贴，球场付的土地租赁费也按合同约定逐年升高。

　　陈兆东介绍，高尔夫球场修建前，政府每年补贴村里2元/平方米的绿化隔离带养护费。粗略计算，清河湾球场建起后，就马坊村一个村可以坐收超过200万元的年租金。

　　北京林业大学高尔夫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韩烈保说：“2004年之前，每年只修建20个球场；从2004年到现在全国平均每年建设60个球场，唯一的解释就是社会需求。”

　　【互惠】

　　投资方：“我帮你绿化，你来完成指标”

　　另一名资深人士说：“清河湾和奥园建设得非常晚，（投资方）本事大，谁的门路多，就能过得好一点。”

　　万柳高尔夫俱乐部建于2001年，是北京第一批在绿化隔离带上建设的球场。总经理詹国勇介绍，当时万柳处于城乡接合部，环境脏乱差，还有沙尘暴。因此，政府决定在四五环间规划一圈绿化隔离带。

　　不过，这样大面积的绿化，政府承担起来很吃力。于是，万柳等数家高尔夫球场投资方找到政府洽谈：“我们告诉地方（政府），我来帮你绿化，你来完成指标；你收到国家补贴，我给你税收，一年给你多少钱，我还给你提供就业机会。”

　　在此背景下，鸿华、北辰、北湖等球场先后在四五环一带兴建。不过，他们属于2004年禁令前所建，清河湾与奥园则在禁令之后建。另一名资深人士说：“清河湾和奥园建设得非常晚，（投资方）本事大，谁的门路多，就能过得好一点。”

　　【根源】

　　政府部门节省开支收高额税

　　韩烈保说，高尔夫球场成为政府解决绿化问题的一个“聪明”选择。

　　高尔夫球场的存在，无形中也成为政府开源节流的捷径。“2元/平米的绿地养护费那是几年前的价格，如果现在政府要自行养护绿地的话，养护费至少4元/平米。”一名高尔夫球场高管透露。

　　由此，政府可以省下修建、养护绿化带的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还能从球场收取高额税金，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能达到25％。这些都远高于一般体育项目税率。

　　“我们每年纳税2000多万。”清河湾负责人说。

　　另外在永定河上游也分布着17家高尔夫球场，也是以生态环保的名义修建。韩烈保说，高尔夫球场成为政府解决绿化问题的一个“聪明”选择。

　　据介绍，建高球场给政府省下大笔治理永定河上游环境的费用。“这些高尔夫球场至少得到了水利部门的首肯。”□本报记者张奕

18、污染频发 环责险在哪儿

来源：国际金融报2011年06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6/22/c_121567926.htm

　　虽然由环境保护部门与中国保监会联合推动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已从2007年开始便逐步向重庆、武汉、湖南等十大试点省市强力推出，但几年来，不仅环责险本身发展缓慢，且在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中，这一保险也并未表现其应有的作用。

　　发育不良

　　近日，瑞士再保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兼中国财产及意外险负责人、业务部高级副总裁陆勤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便重点分析了中国目前环责险发展面临的困境。

　　在其看来，虽然现有法律法规不少，但现实中重大污染之后该如何赔偿却“无法可依”，一些企业污染大户也是税收大户，地方政府处于税收利益和环保处罚的矛盾中；在“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社会现实下，企业自然不愿花钱购买保险。

　　“试点至今，环责险试点限于高危生产行业，进展缓慢。而保险公司也会担心企业的逆向选择以及展业费用较高，因此，在销售方面显得并不积极。”陆勤强调，风险相对较小的企业一般不会去购买环责险，而风险较大的企业则愿意买，这就造成了风险会相对集中。该产险的规模相对较小。

　　在其看来，目前保险行业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也存在瓶颈。由于这些污染事故的发生主要集中在近20年，从统计学角度来讲，以这一数据作为计价的依据很困难。对于环境污染损失的评估标准，据记者了解，环保部门正在研究。

　　除上述问题外，陆勤指出，当前环责险的保单与市场实际需求差异较大，比如，只保突发性污染，不保渐进性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和土壤污染属于除外责任；保单限额偏低，通常只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人民币，因而也导致企业的购买意愿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6月17日，日内瓦协会国际责任保险大会首次在北京召开，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国际保险业已经开始关注到中国的环责险。

　　与会的慕尼黑再保险风险责任及保险负责人Christian Lahnstein指出，除了高危机器和设备运营商是主要的污染者之外，为企业生产加工的上下游企业也可能会成为污染者，此外，地方政府为了政绩而容忍甚至鼓励那些企业进行建设而污染，银行为了自身利益也为污染企业贷款支持生产，这些都是间接的污染者。

　　“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其他国家在环责险方面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但照搬却并不合适。”陆勤说。在其看来，要控制污染，亦不能光靠环责险来保障，企业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

　　强制与否？

　　事实上，中国在近几年明显出现进入突发环境事件高发期的态势。数据显示，仅2010年一年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给企业造成很大经济负担，环责险也开始逐渐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记者注意到，环境保护部于6月最新发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也提到，2010年，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继续推进。

　　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表示，我们需要保险界的加入，来共同提高企业抗风险的能力。

　　不可否认，环境污染责任险市场广阔，对保险行业来说是个巨大的商机，但同时也是对承保能力的巨大挑战。但这一保险在中国是否应该强制，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在瑞士再保险亚洲意外险核保执行董事彭凯彤女士看来，强制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中国应有更合适的法律法规去保障，通过法律机制和风险管控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对污染的控制。

　　实际上，对于环责险，此前也曾有报道指出，中石油、中石化等国内大型企业似乎并不认同，他们担心对于一些赔偿限额很大的污染损害（如油污损害），国内保险公司可能不具有承保能力，而靠其自身设立的“安全生产保证基金”。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副主任朱南军便指出，虽然这是个内部机制，但还是可以跟外部的环责险结合起来，共同提供保障。

昨日也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大企业在承担污染责任方面相对于小企业确实能力更强，他们也可能更倾向于大企业之间的互助共保机制，因此，在其看来，大企业主动投保环责险的可能性并不大。(黄晶华　实习生李慧)

19、水浸街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来源：四川在线 2011-6-23冯永略

http://comment.scol.com.cn/html/2011/06/011008_874895.shtml

　　近日，不断有网民发帖讲述各自城市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以往鲜亮的城市在瞬间变成“水城”，暴露了一些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严重落后。（6月22日《新京报》)

　　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但唯有水浸街这一“景象”没有变化，这是当下中国一些城市最形象的概括了。其实水浸街这类事情，早不再是什么新闻了。而这些事之所以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因为网友们太有才了！比如这些：“各大院校普遍被淹，爱玩的‘童鞋’在操场上尽情畅游，至于是否有人在操场上摸到武昌鱼不得而知。”“传说今天在杭州最浪漫的事，就是带着你心爱的人去西湖边看海！”“繁华街道可行舟、可垂钓，南昌不久前打出的宣传口号‘中国水都’终于实至名归。”

　　为何我们这些看似“现代化”的城市，却经不起雨水的考验呢？新闻里说，武汉的排水系统的口径还是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建的。“一年一遇”是什么概念？大概就是只要下一场大暴雨，那里的街就会被雨水淹没。而在任何一个城市的防洪系统建设中，都是写着“百年一遇”的。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像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下水道的排水系统竟然还是按照“一年一遇”的标准建设，这样的城市出现水浸街，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城市大发展，本应首先解决一些老大难问题，比如水浸街这些。水浸街这一问题的形成，个中的原因，就是过去我们没有钱去修建先进的排水系统。但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缺钱，经济总量全球第二，高楼大厦越建越多，但为何就是解决不了水浸街这个问题呢？其中的原因，大概就是我们的官员过于热衷建高楼大厦这样的形象工程，而对水浸街这种民生问题抱着冷漠的态度。

　　而除了这些，官员热衷于建高楼大厦，而冷漠对待水浸街所暴露出的问题还有：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官员权力没有制约，和官员那颗虚荣的心。在若干年后，一些官员也许会很自豪的指着某一幢高楼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说：这楼就是我拍板建设的。而很难想像，会有官员会指着一条下水道对亲朋好友说：这条下水道是我拍板建设的。虚荣心驱使官员热衷于建高楼大厦这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而那些“看不见”的下水道，在看得见的高楼大厦面前，当然只能“靠边站”了。

　　这说明什么？说明不根除长官意志，不约束官员的权力，官员那颗虚荣心就会无限的膨胀，如此之下，城市的高楼就会越建越多，越建越高，而水浸街的现象永远也不会消失。为何这么说呢？可以想像，如果有两个工程摆在官员面前让其决定建那个：一个是花大钱建高楼；一个是花大钱建下水道。你说官员会选择后者吗？我想是不可能的。官员的任期就那么几年，要他花大钱修下水道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根本就是种奢望。所以这样去看，水浸街现象根本不是什么天灾引起的，而是由人祸造成的。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根除长官意志，对官员的权力加以约束，让官员的虚荣心无处安放。而这样，也许就可以避免高楼大厦“淹没”下水道这种事情的出现。再就是，政府的市政工程，要让民意先行，而不是让领导的意志先行。如果你问民众是花大钱建高楼；还是花大钱建下水道，我想民众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其实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不会“脸”是现代化的，而下水道却是清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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