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据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束庆鹏介绍，入汛以来，全国累计有12个省份发生洪涝灾害，农作物受灾255千公顷，受灾人口481万人，因灾死亡52人，失踪32人，倒塌房屋7462间，直接经济损失约49.2亿元。其中贵州省望谟县暴雨过程因灾死亡21人、失踪31人，紧急转移4.5万余人。与常年同期相比，今年入汛以来的洪涝灾害总体偏轻，农作物受灾面积和受灾人口比常年少八成左右。

帮助贵州开展救灾救济 中央下拨救助金3500万

本报北京6月8日电（记者李丽辉）6月8日，财政部、民政部紧急下拨贵州省洪涝灾害生活救助资金3500万元，用于帮助地方解决洪涝灾害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和向因灾死亡人员家属发放抚慰金等问题。

2、大旱：长江治理“断流”

来源:中国经营网 2011-06-08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10608/221003.html

历史上“十年九涝”的长江流域迎来了罕见的大旱之年，除了三峡这个难解的课题，长江流域的大旱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

历史上“十年九涝”的长江流域迎来了罕见的大旱之年。长江告急，洪湖、洞庭湖干涸见底，长江持续放水无法有效改善下游干渴症状，流域内居民无能力抗旱，质疑和指责一起指向长江流域的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

　　几番争吵，关于三峡与大旱的因果关系仍难有定论，《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三峡这个难解的课题，长江流域的大旱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为何到了河断流、湖见底的时候才着急，此前数月的持续少雨为何没有引起警觉?为何我们的大江大湖都成了“蓄水池”、“水袋子”，一装就满，一放就干?长江流域为何没有战略性的、系统性的管理?

　　灾情简报

　　时间

　　2011年4月份以来

　　范围

　　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平均降水量达到1954年以来最低。

　　特点

　　一、持续时间长。

　　二、农作物、养殖业损失严重。

　　三、人畜饮水受到严重影响。

　　影响

　　长江部分航道水位跌破15米枯水线，上千万亩禾苗枯萎;湖北1300座水库低于“死水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统计显示，截至5月29日，全国耕地受旱面积1.044亿亩，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5省旱情较为严重，受旱面积为4535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43.4%。5省有329万人因旱饮水困难，分别占全国的50.6%和24%。

　　一线调查

　　抗旱设施缺失 两湖大旱不仅是天灾

　　东洞庭湖湿地保护区的大片湖面变成了“草原”，郁郁葱葱的芦苇和杂草一眼望不到边，零星散落的水滩边有不少人在放牛。大量干死的鱼虾躺在龟裂的湖底，无数条搁浅的渔船被烈日炙烤开裂。

　　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旱灾远比想象的更要严重。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气候反常，洪湖、洞庭湖地区降雨量严重偏少之外，当地政府对旱灾估计不足、两湖水利设施不到位、上游河流沿途抢水等原因也直接导致着此次异常严重的旱灾。【详细】

　　访谈

　　九龙治水 长江流域管理协调是难题

　　此次大旱充分暴露出了长江流域在管理方面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为此，民间呼吁给长江建立一个统一的管辖机构，摒弃目前存在的多头管理问题。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秦尊文认为，“当下长江流域的管理难题还在解决协调问题，一时间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管辖不太现实。我国的流域管理目前缺乏的不仅仅是法律规定，也缺乏一个合理的机构构架。”【详细】

　　延伸阅读

　　航运遇阻 长江流域电荒加重

　　“跑船几十年了，从未见长江水位这么低过。”眼看将到煤炭水路运输的旺季，但从事这项生意的丁德金却高兴不起来。由于长江航道水位下降，枯水严重，他的几条大型运煤船无法满载下河，下河的也航行缓慢。

　　“现在来看，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电荒现象可能会加剧。”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表示，长江中下游省份煤炭依赖于从北方运输，且航运所占比重较大，长江水位下降带来的煤炭运输困难，必然进一步加剧该区域内的电煤供应紧张局面，导致火电厂无煤发电，火电发电量下降。

　　据了解，江苏的燃煤电厂主要是沿长江分布，从安徽采购的煤炭以内陆水运进入江苏，而内蒙古、山西等地的煤炭主要是经铁路到达秦皇岛后转为海运，最终以“海进江”通过水运到达各大燃煤电厂。

　　江苏省防办副主任宋玉之前已曾公开表示,今年是江苏省多年来最严重的旱情,部分地区达60年罕见。受此影响,需通过长江、淮河等进入江苏的一些大型电煤船开始受阻,给原本缺电的江苏电网带来严重缺煤威胁。【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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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鄱阳湖水生物遇生存危机

来源：江西日报2011-06-0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6/1141307587834_1.shtml

　　5月中旬至6月上旬，鄱阳湖保护区邀请多路专家学者对干旱下的鄱阳湖进行了一次细致周密的科考活动。面对鄱阳湖大旱给水生生物带来的严重危机，专家们十分担忧，并提出应急办法。

　　江豚遭受威胁候鸟少了一半

　　今年年初以来，我省降雨异常偏少，至5月底，湖口最高水位不超过10.60米，最低水位已低至8.41米，鄱阳湖水面积缩减80%以上。持续的缺水干枯，对鄱阳湖470余头江豚生存栖息造成严重的影响。

　　连日来，省鄱阳湖渔政局组织渔政船36110号，会同都昌、鄱阳、星子等相关渔政分局人员赶赴湖区一线，开展紧急行动保护江豚，缩小干旱给江豚生存带来的负面影响。据介绍，连续低水位，使得江豚栖息空间缩减，碰撞、搁浅突发事故发生概率增大。虽然今年禁渔总体秩序良好，但仍有少数滞留网具，为江豚生存埋下了较大隐患。渔政部门为此展开严格的执法检查，清除有害网具。

　　入夏以来，长时间干旱少雨，鄱阳湖候鸟食物链受到严重影响。位于都昌候鸟自然保护区的都昌县多宝乡洞子李村，是鄱阳湖候鸟集中栖息的一个小岛，每年来到该岛度夏的候鸟达到20万只，但截至6月8日，只有10万只左右，与常年同期相比减少一半。

　　专家们通过对大湖池、朱市湖、常湖池的旱情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严重干旱影响到鄱阳湖湖泊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及候鸟生存环境。夏候鸟(水鸟)的栖息地缩小，鱼类、贝类等生物资源衰退，水生植物(如苦草、眼子菜等)的生长发育受到较大影响，水生植被面积大幅度下降。按目前状况，将严重威胁冬候鸟的食物来源。

　　鲤鲫种群繁衍遭遇“肠阻塞”

　　此次考察，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关注的是鄱阳湖鲤鲫自然种群繁衍，对鄱阳湖鲤鲫产卵场进行了“把脉”。他们采取现场调查与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对考察点进行GPS定位等方法，主要调查了鲤鲫产卵场的地形地貌概况、洲滩港汊走向、水生湿生植被分布、渔获物种类组成等。

　　就今年超低水位对鄱阳湖鱼类资源影响问题，科考组发现，旱见的春夏连旱，超低的水位，造成鄱阳湖洲滩港汊裸露，鲤鲫无法进入苔草等草丛产卵，种群繁衍遭遇“肠阻塞”。

　　不过目前，鲤鱼集中产卵的季节已过，但其亲本性腺退化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监测。专家说，今年的旱情对鄱阳湖鲤鲫的产卵规模和幼苗育肥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调查与评估。好在最近一场强降水，让鄱阳湖鲫鱼的产卵条件有一定好转。同时，近期的持续强降水和频繁多雨，有利于鄱阳湖红鳍鮊、翘嘴红鮊、黄颡鱼、鳜鱼等其他定居性鱼类的繁殖。

　　应建立珍稀水生动物紧急救护网络

　　面对长江流域大旱给水生生物带来的严重危机，专家们十分忧心，并积极研究措施。

　　专家说，此次旱情对鄱阳湖渔业资源造成重大损害，也造成江豚饵料匮乏，今年的增殖放流工作意义重大。据悉，放流工作将在近期陆续展开。

　　专家说，建立珍稀水生动物紧急救护网络很有必要。河流和湖泊水位变浅、水面积缩小，增加了江豚等水生珍稀动物误伤、误杀、搁浅等的概率，需要在江豚等主要分布水域加强宣传，建立紧急救护体系，对误伤、搁浅的水生珍稀动物实施及时有效救治。对于一些违法的电捕鱼和密眼网具，要坚决取缔，对挖沙船作业要严格控制。

同时，针对严重干旱现状，专家认为开展适度人为干预十分必要。比如向候鸟分布重要湖泊进行生态补水，有利于候鸟栖息地保护与资源恢复;适时开展水生动植物资源恢复工程等，为候鸟越冬提供食物基础。

4、洪泽湖：最忧“旱涝急转”

来源：文汇报2011-06-0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6/1141307588160_1.shtml

　　“洪泽湖历来怕涝不怕旱。”

　　江苏省洪泽湖渔管办主任王欣对记者说这句话时，正是鄱阳湖严重“缩水”、洪湖水不再浪打浪等坏消息接踵而至，旱情令人焦虑的时刻。

　　从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脚下发源的淮河，流经鄂豫皖之后，从江苏淮安盱眙县境内东入洪泽湖。千里淮河至此已从海拔近200米，乘势而下到了海拔7～10米，但对苏北里下湖地区的人们来说，洪泽湖依然是一个“悬湖”。洪泽湖为淮河的过水性湖泊，淮河直到江苏江都市三江营方才南入长江。洪泽湖历来是一年旱、一年涝，湖水从来是嫌多不嫌少，但最担心的是“旱涝急转”。

　　在正常蓄水位下面积达2069平方公里的洪泽湖水,孕育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的养殖业和捕捞业。在旱情已现缓解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关注年复一年的旱涝更替间洪泽湖的养殖业和捕捞业，以及从事养殖和捕捞的人们——

　　作为养殖业最具代表性的水产品小龙虾，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究竟担当了什么“特殊角色”?去年8月发生在南京的“龙虾门”事件，有什么新的说法和应对之策?为什么今年盱眙的龙虾依然涨价25%～30%?

　　我们还坐上渔船，倾听常年出没在洪泽湖波涛里的老渔民述说捕鱼捉虾的故事,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思考新老渔民生存方式的代际传递、他们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

　　养殖:小龙虾的那些事儿

　　在盱眙“不能问的问题”

　　走进盱眙县城，到处可见“备战龙虾节，冲刺双过半”的标语。

　　6月12日，此地就将迎来第11届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盱眙龙虾协会秘书长赵建民告诉记者：盱眙74万人口里，有15万人从事与小龙虾相关的产业。整个盱眙小龙虾的产值，大约50亿元人民币。小龙虾带动的不仅是捕捞和养殖业，还有餐饮、旅游等行业。

　　在盱眙的政府官网上，醒目地宣示盱眙为“淮河明珠、龙虾之都”，而“帝王故里，生态家园”这两句尚排在它的后面，足见小龙虾在盱眙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小龙虾，让盱眙人发自内心地自豪。

　　但小龙虾其实并非当地“土著物种”。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唐建清告诉记者，小龙虾的学名是“克氏原螯虾”，它的原产地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1918年作为宠物被引进日本。上个世纪30年代末，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在南京的日本人数量大增，有人将小龙虾作为宠物带到南京。小龙虾在中国最早的繁衍地应该是秦淮河。上个世纪50年代，有人已经在江苏六合的河沟里发现小龙虾。60年代末，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将小龙虾带到了盱眙。

　　小龙虾不是只有中国人爱吃，美国人远比中国人喜欢。在盱眙人大啖小龙虾之前，路易斯安娜州养殖了世界上九成的小龙虾，而当地民众自己就吃掉了七成。而如今，小龙虾已经成为甲壳类中在中国分布最广的“外来入侵物种”。

　　盱眙当地最大的小龙虾养殖企业“满江红”的总经理陆伟认为，是餐饮业的发展最终启动了龙虾产业。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小龙虾在盱眙还被认为是“一害”，因为它在田埂上打洞，会让稻田里的水流失。还因为不知道怎么烧才好吃，它只能卖到一两毛钱一斤，直到盱眙人发明了独有的“十三香配方”。实际上，今天这“十三香”决不仅仅是13味中药，而至少有28种中草药之多。据说，很多饭店老板亲自下厨配制“十三香烹调配方”时，就连大厨也要离开厨房，除了老板自己谁也不知道配方的秘密。

　　但这毕竟不同于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事实上，每家盱眙饭店的“十三香”配方又各不相同。

　　尽管养殖小龙虾在盱眙依然热火朝天，记者对去年8月发生在南京的“龙虾门”事件依然难以释怀。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在盱眙“不能问的问题”，无论是民众还是官员，对这个问题都敏感到接近“愤怒”的程度。

　　“国家权威卫生部门迄今都没有肯定是因为吃盱眙小龙虾导致了‘哈夫病’的发生，为什么要把‘哈夫病’与小龙虾挂起钩来?既然是感冒、运动过量都可以导致横纹肌溶解症的发生，为什么一定要怪罪在小龙虾身上?”这是盱眙人对“龙虾门”事件的经典回答。

　　为了传递对小龙虾的自信，今年盱眙县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已经为盱眙龙虾会员店投保，单笔每人每次最低赔付40万元，无论是南京和上海的会员店均如此。

　　“养小龙虾其实很辛苦”

　　明祖陵镇盱眙龙虾养殖基地的引水沟渠前几天终于有水了。

　　从4月中旬旱情开始，盱眙龙虾养殖基地的3000亩塘口一直缺水。小龙虾一般在气温低于10度，也就是盱眙当地的11月份，就躲进塘口田埂的洞里越冬。原本在次年的4月份水位没过洞口后，它会自己爬出洞来，在水草间产卵，但今年水位迟迟不肯上涨。

　　尽管有一条沟渠直通3000亩养殖基地，但沟渠的另一头，洪泽湖的水位已经向湖中退去很远。记者日前到来时，只见一台挖掘机在湖堤下作业，要在湖中的滩涂上挖出一条连通沟渠的新渠，好将洪泽湖水引进养殖基地。

　　一脸焦虑的养殖基地技术场长吕世明正在一个个塘口间巡视。这塘口里都是他们养的宝贝小龙虾。水很浅，水草却长得很高，理应水深80厘米，但好几个塘口的水却只有20厘米深。水太浅，小龙虾就不愿意出洞，不出洞就没有办法产卵。即使出洞产卵了，在这么浅的水里，幼虾生长也很困难。

　　“这光景，就像塘口荒了一样。”他指的是塘口里疯长的水草，“水越浅，这些水草就长得越快。一旦这些水草死去，就会加重水的富营养化。”

　　今年小龙虾的产量会受多大影响?对记者的问题，他想也不想答道：“影响大了。这里的每一个塘口34亩大，按正常年景，一个塘应该可以年产五六千斤小龙虾，但这样旱，今年的年产大概不会超过3000斤了。”

　　“搞养殖苦啊，”他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今年51岁了，从高中毕业起就养殖水产，养了几十年了。养小龙虾、养鱼、养大闸蟹。别以为人工养殖就不靠天了，其实都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就苦啊。十年里，风调雨顺的年头最多3年，还有3年是平年，剩下的4年不是旱就是涝。”

　　“现在最高级的饭店里，也有小龙虾卖，小龙虾登上了大雅之堂;可我们养小龙虾的人，还是处在最底层的。”黑黝黝的他，向记者张开他粗大的手，“你们要多为我们养虾人讲讲话，我们养虾人实在不容易啊。”

　　惦记着那条挖着的沟渠，昨天晚上，记者又拨通了吕世明的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轻松多了：“那台挖掘机挖了两天两夜，总算挖出了一条通往湖里的600米长的新渠。多花了我们8000块钱啊，水总算来了。”

　　近半数小龙虾非盱眙本地产

　　洪泽湖渔管办主任王欣告诉记者，洪泽湖年产野生小龙虾仅1000吨左右。

　　整个盱眙的小龙虾产销售量是10万吨。赵建民说，盱眙现有20万亩养殖水面，但实际上本地年产小龙虾为6万吨。由此可见，从其它地方“汇聚”到盱眙来的小龙虾是4万吨。

　　这是因为小龙虾一直供不应求。目前，盱眙采用标准化养殖的小龙虾还只占产量的三分之二。即使有万亩养殖面积的“满江红”，其技术总监刘炜也感叹说，小龙虾的繁育并不容易。

　　唐建清研究员为记者揭开了小龙虾生长的“秘史”：小龙虾从诞生到性成熟，要换壳11次。小龙虾褪壳后一两个小时内，是其自卫能力最弱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它会躲避在草丛中，避免鱼类或同类的攻击。三四个小时后小龙虾才可以活动，两天内新壳会变硬。

　　作为商品的小龙虾的生命周期一般为两年，而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的实验证明：公虾的寿命可以达到4年8个月，母虾的寿命为5年2个月，大大超过河虾18个月和大闸蟹2年半的平均寿命。

　　但小龙虾的繁育能力与大闸蟹差距甚大：小龙虾为“一夫一妻制”，小龙虾正常情况下一次产卵600个，一年最多产卵两次;而大闸蟹一次产卵数量为10万个。大闸蟹的10万个卵子中最终会育成1～2万只成蟹;而小龙虾一次产卵最终长大的可能只有100只。这就使得小龙虾的繁育成本大大高于大闸蟹而繁育速度大大低于大闸蟹，也使得小龙虾的价格年年上涨。

　　有传说小龙虾一直生活在污水沟里，抗污染能力特别强，所以体内含有的重金属和污染物特别多。对此，唐建清并不认同。他认为，由于小龙虾在富营养化的水中生活能力较强，才给人们这种错觉。实际上，小龙虾对重金属和农药污染相当敏感，在重污染环境中很容易死亡。

　　消费者究竟应该吃什么样的小龙虾才安全呢?唐建清认为，食用洪泽湖这样大水面中的野生小龙虾应当是安全的，但洪泽湖本身的产量有限。考虑到江苏省已经出台了小龙虾无公害养殖标准，因此食用标准化养殖的小龙虾应该是比较安全的。而如果消费者吃的是从小沟渠里捕来的小龙虾，因为对小沟渠的生态环境很难判断，所以很难保证其品质与标准化养殖的小龙虾一致。

　　捕捞:湖上渔歌今又不同 “20斤的大鱼，十多年没捕到了”

　　半夜12点，在洪泽湖中央新避风港里睡了一觉的沈兴标醒了。从10岁起就跟着父亲下湖打鱼，已经35年了，不用闹钟，每到这个点，他都会自然醒来——放方篮逮青虾的时间到了。

　　这个避风港是政府在洪泽湖里新建的第二个避风港，但渔民们习惯不叫它“二号避风港”，而称它“新避风港”。新避风港有点像在湖中央建的一个超大的“水中大院”，三面是高高的水泥堤坝，一面向渔船敞开。一旦有风浪，作业的渔船可以在这里躲避。没有风浪的时候，湖上作业的渔船也常在这里歇息过夜。

　　20个月大的女儿芹芹正香甜地睡在母亲的怀里。沈兴标悄悄地起身，走出船舱。船挨着船的搭档卢发喜夫妇也起身了，两个男人默契地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开动放方篮的小铁皮船。

　　柴油机的轰鸣声很快与避风港里其他作业船的轰鸣声汇聚在一起，不过又很快消散。各家的船，分头驶向前一天自家下方篮的水域。

　　这是洪泽湖水面上最安静的时刻，远处的主航道上，悠悠地传来运输船的声响。月光下，两三盏灯火缓缓地流过。这些日子洪泽湖水浅，所以船队并不多。

　　沈兴标和卢发喜很快找到了自家下的方篮。所谓方篮，就是用铁丝和尼龙丝扎成的小笼子，先在里面放上面粉团做成的饵料，然后放进湖里。只要青虾从小孔里爬进去吃饵料，就再也逃不掉了。通常是第二天凌晨，渔民来取前一天放在湖里的方篮，捕获的青虾，也就是上海人俗称的“河虾”。

　　洪泽湖在禁渔3个月之后，从6月1日起刚刚开捕，所以这一天的收获很不错，两户人家加起来有十多斤青虾。将方篮里的青虾一只只放进网兜,再养在湖水里，他们又开始重复前一天的活儿：给自家800个连成一串的方篮装上面团做成的饵料，再放进湖底。

　　天蒙蒙亮的时候，收购水产品的机动船开来了。收货船上有充氧设备，可以保证收购的鱼虾活着卖到淮安、盱眙、洪泽的饭店里。船老大开出的价格还算不错：30只左右一斤的大青虾，24元一斤。

　　在收货船又到别的渔家去收货的时候，沈兴标他们也起锚回新避风港了。两个忙活了半夜的男人，这时候才有空抽上一口烟，在湖上的晨雾中半眯着眼享受一会儿清闲。

　　沈兴标是渔家的好手，放方篮逮青虾、划河蚬、拉丝网逮鱼，样样都会干。如今干什么都要办证，一张方篮办一张证，一年220元。好在洪泽湖里养的鱼虾，划来的河蚬出口到韩国，能卖个好价钱，他一年挣个四五万元没问题。

　　但洪泽湖的鱼虾还是不能和过去比了。20多年前，沈兴标经常捕到十五六斤重的鲤鱼、20多斤的鲢鱼，但这样大的鱼已经十五六年没有逮到过了。如今逮到一条七八斤重的鲢鱼，已经很罕见了，可鲢鱼不值什么钱，也就3块钱一斤。如今洪泽湖上最值钱的鱼是“吉花”，也就是上海人说的鳜鱼，一斤可以卖上20元钱。

　　渔家的心愿：在岸上能有间房

　　在去洪泽湖之前，记者没有想到，湖面上的渔家竟然可以吃到冰棍。

　　冰棍的价格和岸上一样，五毛钱一支，只是卖到渔家手里，冰棍有点化了。洪泽湖里，自有一个“生态系统”：有打鱼的，就有收鱼的，还有提供蔬菜、肉类和桶装水的“卖菜船”。渔民下湖打鱼一般要十天半个月才回一次家，就靠购买这些食品过日子。

　　湖上卖的卷心菜，一元钱一斤，在岸上不过三毛钱，但渔民还能接受这个“离岸价”：如今的柴油多贵啊，在湖里走上十多里地，差不多就要20元柴油钱。

　　中午时分，湖面上有点热，沈兴标顺手给女儿小芹芹买了根冰棍。舔着这甜丝丝的凉意，小丫头笑了。但她很快瞪大眼睛警惕起来：一个陌生人上了她家的船。这船上，可从来没有来过陌生人。

　　记者也对她发生了兴趣：将一个奇怪的东西对准了她。尽管她爸在边上说：“小芹芹笑一笑，叔叔给你拍照。”但拍照是什么意思，她根本不明白。在她3个月大的时候，曾经在镇上拍过一张照。但这是17个月以前的事了。

　　当记者将照相机后面液晶屏上的女娃影像，显示给她看时，小芹芹终于泪崩：这里面是谁啊?

　　这条10米长、2.8米宽的船，就是她全部的生活空间，别说陌生人，就连小伙伴和玩具也没有一个。

　　她有的，是系在身上的一条三四米长的布条，另一头紧系在船舱的铁杆上。船小，父母怕她一不小心掉进湖里。

　　她的母亲林桂花告诉记者：为了“超生”这个女儿，被罚了1万元。

　　沈兴标在边上憨憨地笑。

　　他俩还有一个16岁的儿子如义，在老子山镇读书。说起如义，沈兴标一脸的骄傲：儿子读书好，成绩是全校第三名。现在自己风里来浪里去，就是为儿子将来上大学攒钱。

　　“将来孩子要成家，还得买房子。”林桂花说，“政府这些年帮助渔民在岸上安家，咱也想上岸，但还没有轮上。听说盱眙县的房子，已经卖到三四千元一平米了。等孩子要结婚了，咱就是买不起房子也得借钱买啊。”

　　让孩子读上大学，在岸上有间房子成个家，这就是如今渔家人的最大心愿了。

　　“你是咋嫁给老沈的呢?”听着这问话，林桂花笑了起来：“我家里过去是种地的，是被他骗上船的呗。”

　　20多年前，江淮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比现在好些。渔民每天打到鱼虾可以换现钱，因此在有的地方，渔民比种地的农民宽裕，常有农家的女儿嫁进渔家。如今，土地增值了，国家不但不收农业税，农民种地还有各种补贴，而水生态环境却越来越紧，如今的渔家人要娶上农家女可不易了。

　　20多年的风吹浪打，让林桂花和沈兴标的肤色一样黝黑。40多岁的她，已经完全没有了曾在岸上生活过的痕迹。

　　记者在湖里见到的每条船上，都是这么一对对半老的夫妻。

　　沈兴标笑了：打鱼一个人是没法打的，至少要两个人，所以老公老婆分不开，总要一起下湖。

　　边上的卢发喜插嘴道：咱渔民都是一对对的，可没听说过有离婚的。

　　“这里没有第三者啊，”卢发喜打趣地说，“第三者他过不来。”这引来避风港里一片笑声。

　　靠打鱼养活一代人不容易

　　洪泽湖渔管办的统计表显示，在湖上从事捕捞的渔民有5159户，捕捞渔船5159艘;养殖基本户为3284户，养殖面积为30万亩。

　　但这5159户渔民中，占主体的是年龄四五十岁的老渔民。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的渔民的后代，基本都外出打工了。在湖上打鱼的20多岁的年轻人很罕见。

　　71岁的老渔民孙中贵有三儿一女，都在外打工。老夫妻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停泊在老子山镇码头的船上，每天走几里地接送孙女上学、放学。

　　这样的状况在当地相当普遍。52岁的渔民孙长青说：“咱这里有句话说，‘世上三种苦：撑船、打铁、磨豆腐。’现在靠打鱼，要养活这代人都不容易了。”

　　孙长青26岁的儿子，因为当初家里穷，只读到小学3年级。外出打工挣不到钱，前些年他又重回洪泽湖打鱼。听说，他几乎是这里最年轻的渔民。

　　记者很想见见这位“最年轻的渔民”，可惜第二天湖面上起雾，孙长青开着划蚬子的船，怎么也找不到儿子。

　　“打他的手机啊，”记者想当然地对孙长青说。

　　“他有手机，但下湖了一般不开机。”孙长青说，因为湖面上没法充电，所以渔民一般只在有事要打电话才开机。

　　洪泽湖好大，我们的船，在湖面上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这位年轻人。

　　孙长青说，儿子没有文化，这辈子只好打鱼了;但两个孙女，将来绝对不会再生活在洪泽湖上了。

　　今天的洪泽湖，与很多湖泊一样，要承载的确实太多太重了。在洪泽湖渔管办的墙上，贴着政府管理洪泽湖的目标：“水清、鱼多、民富”。尽管近年来通过关闭周边的污染企业，淮河和洪泽湖的水质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在如此沉重的环境负担和人口压力面前，真要实现“水清、鱼多、民富”的理想，还要付出很多努力。

不知道眼下这一代渔民老去以后，新一代的渔民还会不会在洪泽湖里捕鱼捉虾?

5、水利部官员称三峡并未伤害长江生态环境

来源：凤凰卫视2011年06月09日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06/09/6907778_0.shtml

近年来，中国长江流域不断发生地质灾害，以及极端气候频繁发作，社会上有议论三峡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长江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诱发了强震、干旱、洪涝等一系列灾害。对此，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人蔡其华接受本台独家采访，并做出回应，她否认了三峡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近期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特大干旱，将原本就已遭社会热议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风口浪尖，水利部长江委负责人蔡其华就特别对此，做出回应。

蔡其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今年主要是特殊少雨年份，所带来的气象干旱，这个气象干旱与三峡是无关的，最旱的时候，三峡加大下泄，比没有三峡多了两千个流量，所以对中下游的灌溉、饮水，或者叫生产生活，生态用水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有一些认为三峡大坝强大的蓄水能力，完全是人为的改变了长江原本的自然规律，使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对于这个问题，蔡其华解释说，三峡通过科学手段合理调水，没有伤害到生态环境的任一环节。

蔡其华：状态确实发生了改变，但是有了三峡，我们通过我们的科学调度让它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平衡系统，这样子今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对于三峡诱发地震一说，蔡其华也表示否认。她就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说震中地区与三峡水库之间相距遥远，两地所处区域的构造条件完全不同，并且三峡从未发生过任何渗漏状况，更不存在任何水利联系。

6、又问三峡（一）——旱局之问

来源：凤凰网专稿2011年06月07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1_06/07/6859170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5MwRVLE0bs/（视频网址）

核心内容：守着大江大湖叫渴，谁到底是这一次大旱的罪魁祸首？是天灾还是人祸，大旱当前舆论聚焦到了长江上游的三峡水库，在互联网上有网友就提出了“三峡诱发干旱论”，说三峡工程是造成今年长江中上游大旱的一个罪魁祸首，而此番言论也引起了公众的热议和焦虑。

凤凰卫视6月6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大旱，大旱，湖泊见底，江河断流，渔船搁浅，农田干涸，一年前爆发特大洪灾的长江流域，在今年汛期到来前爆发的是却是旱灾。

陈晓楠：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描绘了鱼米之乡洪湖昔日的怡人景象，但是今天洪湖水浪打浪已经成为传说，因为今年以来长江中下游遭遇了50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纷纷缺水告急。长江中下游领域的罕见大旱，也引发了公众对三峡工程的持续关注，在中国历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个工程像三峡工程这样引人瞩目也费劲周章，它曾经作为一个神圣的治水梦想，被写进了中学课本，也曾经引发了五十年来最为激烈最为漫长的一场争论，而在今年干旱的大背景之下，这延续了数十年的三峡工程利弊之争再度发酵。

解说：作为湖北最大的淡水湖，洪湖正遭遇70年一遇干旱，50多万亩的水面减少了整整一半，湖水最深处也有只有30多厘米，走进干涸的洪湖湖区，到处可见贝类、鱼类、水藻等大量死亡，不少渔船搁浅，洪湖旱灾不仅重创了水产养殖，昔日水乡的怡人自然风光也已丧失殆尽。

洪湖渔民：洪湖的今年都受了灾，特别是搞养殖的，养螃蟹都破产了，螃蟹都死了，正常情况下1米78深的水现在才一尺。

解说：在洪湖从事养殖业30多年的杨家林说，自己从没见过洪湖旱成这样，而养的螃蟹大部分在旱灾中死去，他就很心痛。养殖户熊先生说，这次旱灾可能会长久影响水质，而这些花了一千多块钱买来的小鱼，可以起一定改善作用，让螃蟹好好生长，但额外成本就增加了几万块。

洪湖渔民：现在主要是想办法来抽水进去，排水进去，排水，放鱼苗来缓解，渔民的那个情况的话基本要减一半，减产要减一半。

解说：据专家介绍，如果持续高温再无明显降水，洪湖将变死湖，“人人都有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而如今干旱侵袭下的“鱼米之乡”，正遭遇着“鱼无水”“米难长”的困境。

胡锦涛：原来是靠哪里的水啊？

村民：上边河里的水。

胡锦涛：上边河里有水？

村民：对。

胡锦涛：今年河里还有水吗？

村民：没有，全部干掉了，水干啦。

胡锦涛：现在家里面吃水没有困难吧。

村民：吃水没有问题。

解说：俗话说不插五一秧，在麻城由于干旱，超过八成农民都没有种下早稻，损失几千块钱买秧之余，他们还要自掏腰包买粮食，为了帮补生计，有农民今年就被迫外出打工。

麻城农民：一颗秧都没有栽，下秧下不下去。

记者：是因为太旱了吗？

麻城农民：因为太旱了。

麻城农民：五一就可以插秧，我就没有插。

记者：为什么没有插呢？

麻城农民：没有水了。

解说：大片因干旱而暂时闲置的田地中，刘老乡正一株一株将棉花苗种到还十分干燥的土地里，他说希望多少能挽回点损失。

记者：原来种什么？

麻城农民：种水稻的。

记者：现在呢？

麻城农民：现在改它。

记者：改什么了。

麻城农民：种棉花了。

记者：为什么？

麻城农民：因为太干了，气候已经过去了，不行了，改种了，如果你栽，它继续干，就不见得有收成，棉花栽上去还是靠雨水，如果老是这样干，我也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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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又问三峡（二）——未竟之问

来源：凤凰网专稿2011年06月08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1_06/08/6882747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FPlzu6sN5FI/（视频网址）

核心内容：李锐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拍板，说三峡问题这是个长远问题，这项事情由总理你来办，李锐的意见好。在那个全国上下头脑发热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竟然听进了一个小人物的忠告，停下了向三峡进军的脚步。或许，坚信人定胜天的毛泽东，在长江面前也心存敬畏。

凤凰卫视6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2011年5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而此段时间，长江中下游的罕见大旱，也让舆论集中在三峡工程上。大旱背景之下聚焦三峡，可以视为是对《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的一种舆论回应，而官方正视三峡工程的影响，无疑是为这个此前较为敏感的话题“祛魅”。

回顾当年，三峡工程在科学论证和决策上马的过程当中，的确是留下过太多未竟之问，这也注定这座大坝要经受长久怀疑目光的擦试。没有人希望历史成为负担，但历史终究留下太多遗憾。

解说：三峡之梦，始于孙中山，夭折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描述了对三峡资源的利用开发，营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三峡梦。1940年代，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政府开始了三峡大坝的勘察建设计划，终因战局动荡不得不最后终止。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溃败，又一个时代开启了。

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第一次使三峡具有了浓重的诗意，一曲高峡出平湖，成了全中国人的集体畅想曲。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视察长江，他提示当时的长办主任林一山，三峡工程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地解决长江的问题。在此后的五年间，他曾七次接见林一山，对三峡可谓情有独钟。

林一山（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谈完了以后，他们都走了，主席叫我上楼上他自己的住宅。我到他这个住宅来了以后，他也是先谈谈，首先去了他马上就问我。他说，你看啊，你能不能找一个，找一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助你修三峡，修三峡大坝好不好啊。李先念在旁边（说），这个大坝长我都想干。

解说：林一山曾就读北师大历史系，战争时期，有过辉煌的戎马生涯。解放后，历任中南局水利部部长长办主任，驰骋长江上下几十年，被毛泽东戏称为长江王。

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林一山）四个字吧，能说会道，口才很好，而且是很能海阔天空。

解说：1950年代中期，对三峡的勘测及设计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三年后，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长办拿出了初步设计，这是一个200米高程的大坝，它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340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00亿度。这项工作结束之时，恰逢大跃进的高潮，三峡当仁不让地成为跃进中的一项内容。人民日报也刊出了消息，三峡上马一片山雨欲来之势。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著名诗句。

1958年初，毛泽东登上了去往南宁的专列，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一山：（李锐）这个人很聪明，脑子非常聪明，这个人。

解说：李锐，曾就读武汉大学机械系，投笔从戎后，一直从事中共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解放后历任水电总局局长，水电部副部长，1958年到1959年，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

李锐：（到南宁我一见到）田家英和胡乔木，他们两个就把这个会的底牌告诉我，毛发了脾气，批评了周恩来同陈云，非常紧张，告诉我，你来了是很要命了，你反对，他要干你反对。我说，没事，没事，没事。

解说：在1950年代，第一次关于三峡的大争论，便由林一山和李锐这二人挑起，开始是在各自的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进行辩论，真正面对面的交锋是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当时，人们为李锐担心是有道理的。毛在战争年代就认识林一山，又曾多次接见他，在三峡的问题上，林一山不仅掌握大量的历史和水文资料，更是手持高峡出平湖的尚方宝剑。

而李锐，虽身为水电总局局长，但当时水电很不吃香。毛泽东只是知道他的名字，而且毛自己是支持三峡的。两人到了南宁，当晚就开会讨论，毛让他们各自发言，阐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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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又问三峡（三）——湍流之问

来源：凤凰网专稿2011年06月09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1_06/09/6907483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abi2aId8i4c/（视频网址）

核心提示：对于2010年的四川洪水灾情，不少民众在互联网上高声提问，是什么让天府之国沦为水乡泽国，四川的大水与三峡工程究竟有没有关系。事实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

凤凰卫视2011年6月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长江，横贯神州胜地，浩浩荡荡，天水一碧。作为亚洲最长的河流，长江之水，灌溉沃土，浇铸文明，可是它也缕缕给国人带来无以言说的创痛。

在汉初到清末的2000年里，长江流域较大的水祸，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而在上个世纪的100年里，仅仅长江中下游流域，四次大水的直接死亡人数就超过了30万，经济损失更是无法胜数。

为了平息长江的咆哮，国人付出了多少代价，舍弃了三峡胜景，丢下了良田万亩，多少人背井离乡，才换来了一座高峡出平湖。

三峡建设之初，又是谁许下了解决水患，抗洪保民的大愿景呢？而时至三峡竣工，当天气依然水旱不调的今日，我们不禁又要问三峡，这座中国历史上斥资最巨，尤为壮阔的防洪建筑，究竟能不能守护苍生，庇护万民呢。

解说：“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是唐人李白泛舟荆江之上的感慨。万里长江，流至荆楚，从高山深壑，奔入平原。大水倾覆直下，被川中群山拘束已久的长江，如一条大龙，挣脱锁链，奔泻下行，这里便是荆江。

长江出三峡后，汇入这条蜿蜒绵长的荆江大堤。千百年来，长江中下游平原靠的就是这条长堤的保护，而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也铭刻下人与天、与水、与命运搏斗的悲壮和无奈。

在三峡坝址三斗坪下游不远处，有一座为纪念大禹而建的黄陵古庙，它门前的石阶见证了数百年来的历次洪水。现今，人们称呼它为水文印记。其中最为宝贵的一处，就是1870年的大洪水留下的。

杨年英（黄陵庙文物管理处主任）：这个上面有水迹的黄色的镇江泥啊，这个能够看清楚，这个有水印的全都是1870年留下来的。

解说：原来庙中的大禹木雕，据说机括巧妙，当有人在像前磕下头去，大禹便会自动躬身还礼。但在这场洪水中，除了三十六根楠木大柱，其他全被大水席卷而去。合川县志中说“雨如悬绳连三昼夜，六日大水入城，深四丈余”。

洪水进入荆江河段时，冲开了南岸的藕池口，大堤溃决使中下游地区，数百州县田亩淹没，房舍无存。

据测算，这次洪水的洪峰流量达到11万立方米每秒，是属五千年一遇的洪水。但在晚清1860和1870年的十年间，就曾两次爆发这样毁灭性的洪灾。

潘家铮（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那个时候你发生这样的大水灾，人民流离失所，死亡或者逃荒，他这点家当就是一个扁担可以挑着走的。现在这个特别是长江两岸，这个是中国最精华的地区，最富庶的地区，工矿企业，交通干线，还有人民的财产，跟过去是不能比的。要是真正像什么1870年、1860年，这样的洪水来一次啊，把这个地方都淹一淹，他们说这个影响也相当于在中国丢几颗原子弹。

解说：长江行至荆江段，河道弯曲，水泄不畅，两岸堤防之下，地势低洼，历史上屡有溃堤成灾，也因此落下了“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而打开地图，更能清楚分辨，荆江北岸的江汉平原，土地肥沃，农工繁茂，人口密集。是中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基地。

1952年，在国力财力都十分不济的条件下，国家下决心在荆江南岸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应该说，在湖泊蓄洪量不足，而堤防又不堪重负的情况下，修建分洪工程，只能是两害相全取其轻的办法，与其让洪水自然溃堤，不如找个人相对少些，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地方让它倾泻。

这个分洪工程很快就派上了大用。1954年，长江爆发百年一遇洪水，洪峰流量达到6万6千立方米每秒，为了死保武汉，不仅分洪工程启动，并在沿江多处扒堤溃口分洪。经过举国奋力抗救，才保住了武汉。

1954年的大水，是长江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考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站在荆江大堤旁，发出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叹。而毛泽东则以一曲高峡出平湖，书写了对解决荆江大堤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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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利部中科院：小水电并非都是绿色的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6-9章轲

http://ditan360.com/News/Info-86446.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水利部、中科院等部门今天（9日）发布的《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认为，小水电并非都是绿色的，对于生态来说，单纯以装机容量作为判断标准，有些勉强。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和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织编撰的《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今天首次发布，这是国内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介绍环境流理念、环境流的确定和评估方法。

　　在谈及制定符合中国特点的绿色水电标准时，报告称，在水电是不是绿色的争议中，国际上一般认为小水电是绿色水电。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对于生态来说，单纯以装机容量作为判断标准，有些勉强。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被中央和地方坚决叫停的“四无”水电站，绝大多数也是小水电，这些电站连基本的规划和设计都没有，绝对谈不上“绿色”。而在大江大河上的大型水电开发都是由政府投资，所开发建设的水电绝对是要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行为较为规范，出现的问题比较少。

　　报告指出，对小水电实施“绿色认证”，可以很好地甄别鱼龙混杂的小水电市场，减少水电对于河流生态环境的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修建大坝最多的国家，而且根据改善能源结构、增强防洪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今后一段时期内仍要进行一定规模的水能资源开发。

　　报告认为，通过绿色水电认证，可以对水电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和有效管理，保障河流的环境流，从而将水电工程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环境流是指维持淡水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提供的服务所必需的水流的水量、水质和时空分布。环境流既关注自然界生态环境的自身需求，也关注淡水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反映了实现人类安康所必须满足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在发布会上表示：“在我国当前淡水资源日益紧缺、能源需求不断提高，水利水电项目大批建设的时期，如何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河流是我们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10、WWF报告：生态问题成为水电站建设重要制约因素

来源：一财网 2011-06-09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6/849229.html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6月9日首次发布《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书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国内水电站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第一财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6月9日首次发布《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报告书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国内水电站建设和管理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研究显示，由于梯级水电站的建设和运行，影响了河流的纵向和横向连通性、江湖阻隔，水文过程和输沙过程改变，并加重了水污染。

报告同时指出，目前在中国是否需要建立绿色水电认证制度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中小水电开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大型水电开发都是由政府投资，出现问题较少。出现的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监督管理来解决，并不需要建立这样一种认证制度；

另外一些学者和组织则认为，绿色水电认证对中国水能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持续水电规范（HSAP）已被很多业内人士和环保人士公认为评价水电可持续性的权威标准，该标准如何在中国推广并进行试点，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实践的。

报告认为，水利工程生态调度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生态调度的核心内容是将生态因素纳入到现行的水库多目标调度中，根据具体的工程和河流特点制定相应的调度方案。

11、WWF：推动有效的环境流管理，维护河流健康

来源：腾讯绿色频道2011年06月09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609/000933.htm

6月9日，由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发的《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在国内第一次系统、全面地介绍了环境流理念、环境流的确定和评估方法，分析了我国面临的环境流问题，并分享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环境流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经验，并提出了我国实现环境流管理的建议。

环境流，指维持淡水生态系统及其对人类提供的服务所必需的水流的水量、水质和时空分布。环境流既关注自然界生态环境的自身需求，也关注淡水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反映了实现人类安康所必须满足的经济和社会需求。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淡水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有：用水量大、径流量减少、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污染、河湖水体富营养化、湖面萎缩、生物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河流水文特性明显改变、梯级水库不协调导致河流连续性破坏，涉水相关管理部门协作不够等。

环境流就是解决上述威胁的有效工具之一。因此，报告倡导流域规划中要注重环境流的规划与管理，使保护河流健康成为流域规划的主要目标和工作内容之一；加强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的适应性管理，推动建立水利工程生态调度的协调机制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在发布会上说：“在我国当前淡水资源日益紧缺、能源需求不断提高，水利水电项目大批建设的时期，如何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河流是我们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这本书正是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报告对长江上、中、下游的环境流问题做了分析，并指出，长江的环境流需要分区分类确定和管理，在不同的河段分别设定不同的保护目标，各河段之间通过控制断面流量控制进行管理，并通过水量分配和控制性水库联合生态调度等方法保证河道的环境流。

WWF（中国）首席运营官彭培德表示：“环境流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术语，其实比技术问题更为复杂的是管理问题。在确定了环境流需求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制定并实施环境流政策，协调各利益相关方，最终实现环境流管理。WWF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在中国如何推动环境流管理提供一些参考，部分理念或结论可以为流域和水资源管理者所借鉴，用以保护河流的健康。”

早在2008年，WWF就首先将环境流概念介绍到我国；今年初，WWF中国环境流项目全面展开。该项目旨在分析我国环境流管理的现状，推动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生生物、候鸟及湿地、湖泊等的环境流需求评估，同时支持环境流利益相关方协调机制的建立，有效实施包括江湖连通、水利工程可持续发展和调度等在内的、综合考虑各方需求的环境流管理，保护河流的健康，实现人水和谐。

《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一书是在WWF的支持和组织下，由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管理与调度局和黄河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共同编著的完成的。

12、哈药周边硫化氢超标千倍 废渣倾倒河边

来源：一财网2011年06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57295.html

　　在哈尔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以下简称“哈药总厂”)附近，即使在夏天，也有人要戴口罩，居民称空气里臭味熏人。记者调查发现，原来臭味来自于紧邻居民区的哈药总厂，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甚至常年不敢开窗。

　　废气 超过恶臭气体排放标准

　　哈药总厂位于城区上风口，它释放的臭味影响范围波及周边的高校、医院和居民区。药厂为什么排放臭味呢？记者进入厂区后注意到，越往厂区内部，难闻的气味就越来越浓。一名药厂职工告诉记者，(臭味)有跑冒的，滴漏的。臭味仅仅是跑冒滴漏造成的吗？记者调查了解到产生臭味的主要原因是药厂青霉素生产车间发酵过程中废气的高空排放，以及蛋白培养烘干过程和污水处理过程中，无全封闭的废气排放。

　　两年前，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曾就此联名提案，并提供了对药厂相邻区域空气质量检测的结果，发现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均超过国家恶臭气体排放标准。据记者了解，废气排放严重超标，长期吸入可能导致隐性过敏，产生抗生素耐药性，还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呼吸道以及眼睛刺激等症状。

　　废水 排污口色度超极限值15倍

　　哈尔滨城区有条河沟流经哈药总厂，记者发现，河水在进入这个厂区之前是青白色的，但从厂区流出就变成土黄色，散发着非常刺鼻的臭味。记者在厂区深处顺着河沟寻找，发现了药厂污水排放口。排污口散发着恶臭，水是黄色的。

　　哈药总厂以生产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类药物为主，青霉素类的生产属于发酵类制药。而国家对发酵类制药水污染物排放极限值有着明确规定，记者将排污口水样送到具有检测资质的相关部门进行检测，其检测参考值表明：哈药总厂排污口色度为892，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60近15倍。排污口氨氮为85.075，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35两倍多，排污口COD为1180，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120近10倍。

　　药厂职工称排污口24小时有人监测，记者调查采访后发现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因检修并未完全启动。

　　废渣 简单焚烧后流入河沟

　　顺着排污口沿着河沟向下游几百米，在岸边上就是哈药总厂制剂厂。在厂区外，记者看到一个用砖搭建的焚烧炉，里面有大量的废渣在燃烧，废渣可直接排到河沟里。“车间垃圾全往这儿倒，啥都有，盐酸、硫酸。”现场的制剂厂职工告诉记者，焚烧炉里焚烧的都是化工产品。

　　记者发现，制剂厂即便是简单的焚烧，有时也是不分地点，随意进行。部分废渣经过简单焚烧后会流入河流之外，还有大量的废渣就被直接倾倒在河沟边上。

13、哈药搬迁四年悬而未决 被质疑因此疏于污染治理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6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55196.html

　　遭遇央视曝光的“哈药总厂污染事件”，或将推动这家老牌国企搬迁计划的加速实施。

　　6月8日，一位哈药集团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下周一，哈药股份(600664.SH)将会召开董事会讨论搬迁方案并表决，有可能在6月14日公布结果。”

　　但这仍是个迟来的好消息。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在环保部门眼中，哈药总厂始终是个污染惯犯，而其整体搬迁计划，也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至今已经4年。对于这家正在被不断扩张的哈尔滨城区日益包围的医药企业而言，整体搬迁，几乎是根本解决环保问题的唯一出路。

　　不过，包括华北制药等其它医药企业的经验证明，涉及多方利益的“搬迁”，必将是一个步履维艰的过程。但在此之前，公众不应为此继续支付代价。

　　污染“惯犯”

　　早在2008年初，对哈药总厂的“整改、搬迁、核心部分搬迁”建议已然提出

　　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并不是近期才暴露出来的。

　　除了此次央视6月5日曝光的“废水、废气和废渣违规排放”，“废渣直排河流，硫化氢废气超标千倍”，事实上，早在2004年，哈市环保局就对哈药的空气污染问题下发通知，要求其整改。2007年，环保局再发整改通知，要求哈药总厂四个生产环节增设污染防治措施。

　　其间，哈药一度非常接近治理达标。2007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到哈药检查环保工作后曾表示，“对哈药在已经有了环保设施，而且每年还要投入巨资用于运行的情况下，还能进一步投入，为松花江降低污染、为黑龙江百姓造福的行为非常满意”。

　　但随后的2009年，哈药总厂的空气污染问题再次被曝光，当时媒体报道称，哈药总厂散发的怪味蔓延到10公里之外，几乎接近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6月8日，一位当地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家就住在南岗区，离哈药总厂有五六里路，有时候窗子一开就能闻着怪味。这样已经至少持续四五年了。”

　　而早在2008年初，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田家玮等人就曾进行联名提案，就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提出了“整改、搬迁、核心部分搬迁”等一系列建议，之后几年间，哈药始终表示其一直在四处选址。

　　2011年3月，哈药总厂最终确定搬迁计划，其副总经理吴志军宣布，搬迁已经列入企业五年规划，“五年内搬迁，已成定局”。而可能的搬迁方向是，哈尔滨市东南方的阿城区，距离哈市近百公里。并且，这一规划也已列入哈尔滨市规划之中。

　　但在酝酿搬迁的这四五年间，哈药总厂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

　　2011年初，政协委员田家玮曾建议，“在药厂搬迁前，要加大自身治理污染力度，其间，环保部门持续督促企业继续进行深度治理”。但仅仅5个月后，哈药却再陷“污染门”。

　　等待搬迁？

　　哈药称，“不会因为工厂搬迁而降低(现厂的)环保设施的运营费用”

　　在哈药总厂污染事件曝光后，外界曾有猜测称，即将面临搬迁，有可能是哈药疏于现厂污染治理的原因之一。

　　6月8日，哈药集团总经理姜林奎对此回应称：“我们不是由于即将搬迁才出现污染的。”他解释说：“3月8日，公司的污水处理设备发生故障，经申报，环保部门在3月9日就批复公司开始检修。”

　　哈药总厂宣传部门在回复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不会因为工厂搬迁而降低环保设施的运营费用，2011年还计划从5000万提高到7000万元，这笔资金全部用于现有厂区。”此前，哈药称，已经累计投入4亿元用于清洁生产和环保治理，且每年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在5000万元左右。

　　而除了继续投入环保设施的“运营费用”，哈药还需为此支付额外代价。

　　哈药总厂宣传部门称，“公司在3月8日发现治污设施故障之后，主动停产、限产了部分生产线，这是一个主动的应急措施”。而6月7日晚的公告显示，目前，哈药的TDA和几个头孢产品已经停产，其它抗生素品种减产，以满足排放要求。但其强调，“在(治污)设备修好之后，就能恢复生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暂时还没有估算。”

　　不过，哈药方面亦承认，“气味主要是因生产和治污工艺而产生的，短时间内还没法完全杜绝，而新厂区会改进生产工艺，可以解决气味问题”。

　　搬迁至新厂，才是哈药总厂根治污染的唯一出路。黑龙江省环保厅此前亦称，哈药总厂的搬迁已经列入了计划。

　　不过，此前4年的漫长等待已经证明，这仍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搬迁难题

　　在搬迁中，“资金、人员安置、环评、成本测算等，每个环节都构成瓶颈”

　　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制药，一度曾面临哈药今天的困境。一位华北制药内部人士表示：“华药也是处在市中心，在原址上进行环保改造投入成本会非常高，所以，最终选择了整体搬迁。”

　　被称为“共和国医药长子”的华北制药和哈药总厂均为1958年建厂，建厂时，厂址都处于远郊区。但城市的高速扩张，令这些老牌国企背负越来越高的环保压力。再次搬迁，似乎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案。

　　哈药总厂此前曾表示，要将三个污染较重的车间进行局部搬迁。在其异地重建计划中，一期工程主要是年产7-ACA1200吨、头孢美唑酸53吨、头孢咪诺30吨等三个项目，今年计划投入9500万元。

　　而哈药计划在2016年完成的二期搬迁计划，将会把青霉素工业盐、6-APA、阿莫西林酸等哈药总厂的核心产品全部迁至郊区，计划总投资为23.5亿元。

　　不过，虽然哈药总厂的搬迁计划从设想至今已有4年多，但却一直未能顺利成行，个中原因十分复杂。

　　2008年8月，哈尔滨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制定了《哈尔滨产业更新工业用地调整规划(纲要)》，对哈药总厂的搬迁规划做出了明确的部署。哈药总厂用地面积45.26公顷，搬迁后，该用地性质将转为商住、贸易办公、道路和公共绿地，等等。其中，开发商住用地31.93公顷，建设总面积为79.8万平米。

　　根据2008年时的规划，哈药总厂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为12.77亿元，企业直接赢利0.8亿元。但随着近几年二三线城市房价上涨，目前，该地块的出让收益应还将提高。

　　这看似是一笔政府、企业、环境三赢的交易，但最终却久拖未动。上述华药人士表示：“搬迁后，资金、人员安置、环评、成本测算、政府环境等都要考虑。往往，每个环节都构成瓶颈。”

　　首先是资金压力，异地重建毕竟投入不菲，搬迁过程中企业会经受严峻考验。此前，华北制药搬迁工作迟迟未动，也与资金无法到位有关。最终，华北制药还是借重组方冀中能源之手，才解决了资金压力。

　　地方财政的支持力度，也将决定搬迁是否顺畅。一位行业研究员表示：“华北制药搬迁时，当地政府给予税收返还，支持力度大；但东北制药搬迁时，沈阳市给予的支持力度较小，企业承受的压力就比较大。”

　　人员安置同样构成困扰。哈药总厂对外宣传资料称，目前拥有8000名员工。如果工厂新址最终确定在阿城区，从哈市需要坐45分钟的火车才能到达。哈药必将面对大量员工安置压力。

　　此外，上述华药人士指出：“搬迁后，新厂必须按照最新的环保要求严格规范，标准越提越高，企业经营也将更加如履薄冰。”

　　尽管2010年8月1日，《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在全国强制执行，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上普遍对于现有工厂的环保改造进度持宽容态度，不过，对新建工厂则一律按标准严格执行。

　　而在承担诸多压力之时，原有地块的出让收益，“并非搬完后就可以立刻兑现”。上述华北制药人士说：“国有资产、土地的处置，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审批比较复杂。”

此前，曾有业内人士估算，华北制药在石家庄市区的地块可能价值超百亿，目前，华药虽已基本搬迁完成，但“百亿收入”何时能够兑现，还没有明确时间表。

14、环保部称哈药环保投入不足 整改不力处罚将加码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年06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55280.html

　　哈药股份制药总厂（下称“哈药总厂”）的环保问题还在继续发酵。

　　“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7日，在哈药总厂污染调研现场会上，国家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副主任白保柱对此次哈药污染事件明确表态。

　　白保柱认为，哈药股份环保投入不足，这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日从哈尔滨市环保局拿到的最新一份哈药环境监测报告显示，7日当天，在氨、硫化氢、二甲化硫和臭气浓度四项指标中，哈药总厂硫化氢和臭气浓度仍有1倍以上超标。

　　端午节后两个交易日内，哈药股份股价表现上持续跌势——7日低开高走，收盘报跌2.76%，盘中创下一年以来的新低；8日低开低走，收盘跌2.49%，报16.86元/股。

　　停产范围可能扩大

　　由于污水处理设备系统故障，今年3月中旬后，哈药总厂先后有关联的3个车间停产，2个车间限产——其中，101车间TDA (甲苯二胺)全部停产，107车间头孢4号、6号停产；104车间HR756和121车间头孢曲松月均减产12吨；102车间7ACA月甚至已经减产60%。

　　哈药股份在7日的公告中称，环保车间目前正处于检修的特殊时期，因部分设施、设备暂停运行，造成污水排放指标未达标。

　　“按照环保局的批复方案，哈药总厂污水处理厂的检修必须在6月15日之前完成，但现在看来，因为设备运输等客观因素，有可能无法按时结束。”昨日，哈尔滨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长彭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哈药总厂副厂长马杰却告诉本报记者，污水处理系统维修在6月15日限期前将全部完成，不会引发更大范围的停限产问题。“按时整改完成完全没有问题。”

　　按照环保局监测显示，各项检修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总任务量的70%。但相关信息显示，由于哈药总厂整改设备中必需的风机，最早本月10日才能运送到达，另有两台交货日期没有最终确定，其整体设备的后续安装进程都将受到影响。

　　这就意味着，15日之后，哈药总厂目前5个高浓度废水车间停限产的范围将不排除进一步扩大的可能。

　　对此，马杰表示，5个车间涉及原料药品种目前主要供给自身制剂产品使用，“不存在减产后订单无法交送和后续产业链条连带影响问题。”

　　此前，哈药已经向哈尔滨市环保局申请整改延期，但6月5日环保事件的曝光，也使其延期的想法不具备任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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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因环境遭到破坏 陵水黎安港珊瑚礁正在消失

来源：海南日报 2011年06月09日范南虹　

http://news.0898.net/2011/06/09/675038.html

　　“黎安港是我国唯一生长珊瑚的热带泻湖，不仅如此，它还集成了海草、红树林等多个海洋生态系统。可惜，黎安港独特的美丽正日渐消失。”昨天上午，参加海南省人工繁殖珊瑚放归活动的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生物及病害研究所所长陈宏发出了救救黎安泻湖的呼声。

　　据陈宏介绍，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港是海南省唯一一个没有地表径流的半封闭性的热带泻湖，集成了珊瑚群、海草床、红树林等多个海洋生态系统。千百年以来，是海南岛沿海最著名的海洋生物避难所，这里生长着五种海草，这在全国仅有；也能见到许多细枝易折的珊瑚，而这些珊瑚如果在海南岛其它沿海，很容易被风浪打断，成片的珊瑚成就了海马、海参、弱小的珊瑚礁鱼类的生态乐园。

　　但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等，给该港带来不良的环境影响，使黎安港海域海洋环境质量逐日下降，并引起珊瑚、海草等的死亡与消失。记者在黎安港见到，港区里及其周围，鱼塘、虾塘、鱼排、海菜栽培园星罗棋布，这些生产活动区排放的污水，造成了很大的生态压力。

　　陈宏告诉记者，今年6月5日，他前来黎安港调查时，发现海水浑浊，海底淤泥等沉积物厚达15厘米以上，无论是海绵还是海藻、珊瑚，在其表面都有厚厚的沉积物。“但是，我10年前来此潜水时，海底非常干净，珊瑚群里热带海鱼轻盈地游来游去，非常的美丽。”

　　世代居住在此的一位王姓老渔民说，黎安港附近的珊瑚由于菜农栽培海菜（异枝麒麟菜），用炸药驱赶篮子鱼，海底珊瑚已被破坏了，沿岸虾塘的污水却给这片海域带来灾难，导致海底很脏。老王叹息说：“因为海洋环境质量下降，现在我们既不能栽培海菜，也抓不到原来那么丰富的海产了。”

　　更令陈宏等海洋生态专家痛心的是，网箱养殖这种模式正在黎安泻湖快速泛滥。而这种模式对泻湖这种海洋地质影响很大，世界各地许多生态良港毁于该种养殖模式，海南省三亚的红沙港、陵水的新村港等网箱养殖越来越多。“长此以往，用不了几年，黎安港珊瑚礁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宏建议，政府职能部门及时制止该港产业的恶性发展，治理村镇污水直排海洋，保护好黎安泻湖，恢复它原有的美丽。

16、老外十年长城捡垃圾 至今还有游客扔

来源：北京日报 2011-06-09

http://bjrb.bjd.com.cn/html/2011-06/09/content_410809.htm?div=-1

本报讯(记者巩峥)本该被人们爱如珍宝的长城，却时刻经受着垃圾的玷污。今年，英国人威廉·林赛和怀柔村民，自发在长城上捡垃圾，已有十一载。然而垃圾屡捡屡现，今天，长城古迹周边，沾满油渍的食品袋、踩瘪了的易拉罐仍四处可见。它们打哪儿来？是络绎不绝的长城游客，在兴尽之余随手所赐。

“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在怀柔雁栖镇，通往明代古长城的山路上，经常能看到写有这类话的中英文告示牌。这些牌子，许多已在山路上矗立了十一年。十年前，英国人威廉·林赛，在雁栖镇的西栅子村建起长城环保组织，吸纳6名当地村民作为环保员，定期到长城上捡拾垃圾。

十年来，威廉和环保员们以及他们请来的志愿者，捡拾的垃圾已达数千公斤。然而，告示牌上所说的他们对于游客的期望，如今又实现了几分？

威廉·林赛前不久曾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他在通往长城的小路旁守了一小时，发现前来游览的游客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能自觉地把垃圾带回家；随处丢弃垃圾的，竟然多达百分之七十五！

这样的调查虽带有些偶然性，但村民的讲述也证实了，现在仍有不少游客很不自觉。环保员孙宝利这样向记者介绍说，雁栖镇内的明代古长城，沿线途经神堂峪、官地、莲花池、西栅子4个行政村，全长20公里。这段长城上的北京结、九眼楼、鹰飞倒仰等都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也是村民们的重点打扫段落。

“我负责从西大墙到鹰飞倒仰这一段，大概有2公里。”孙宝利说，他一周要走上两三趟，每趟要花四五个小时。“有时候一趟下来，捡起来的饮料瓶、破餐盒、餐巾纸，足足能塞满两个装化肥的大蛇皮袋子”。

就在两天前，孙宝利又去了一次箭扣长城的将军守关，在原本打扫一新的城墙边又看到了纸屑、空瓶、塑料盒。“扔在长城上的大都是这样的食品垃圾。游客们光顾着自己玩得痛快，这些废物随手一扔完事。”孙宝利说，最可恨的是，有些人把垃圾扔到城墙下，挂在荆棘上。“看着特别扎眼，想捡却又够不到。干着急！”

环保组织的设立，还产生了一个让威廉始料不及的副作用:虽然部分游客不再乱扔东西，但垃圾仍在——他们将垃圾交给环保员，或摆放在明显之处等人来收。这完全背离了他们最初倡导的“我的垃圾我带走”的初衷。此外，因为垃圾有人捡了，“箭扣长城变干净”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于是引来了更多的游客，也就产生了更多的垃圾。刚开始，环保基地每3个月只需雇一辆卡车来运垃圾，但到后来，每个月就需要一辆。

威廉坦言，单靠他们，长城上的垃圾是捡不完的。于是，这几年，他四处宣传、演讲，目前已吸纳了来自中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50多名固定环保会员，赴长城捡拾垃圾的志愿者已达上千人次。“我真希望，所有的游客都能爱护这个伟大的奇迹，不要再随手扔垃圾了。”威廉动情地说。

17、水库环境亟待立法管理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6-09 史春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106/t20110608_703153.html

据了解，我国各地现有水库8万多座。水库已成为我国陆地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水库不仅在防洪、灌溉、渔业、发电、旅游及维系流域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其中一些已经成为许多省、市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但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众多的中小水库总体环境状况堪忧。一些水库富营养化趋势明显，水库生态安全和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面临威胁，加强水库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目前，我国水污染防治和管理主要是以地方行政区域管理为中心分割管理，容易出现行政区域之间责任不清和互相推诿等问题，甚至会发生跨界水污染纠纷。同时，流域水污染防治涉及水利、航运、环保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难以形成良好的衔接协调机制。

　　笔者认为，产生以上问题的根源在于:一是现有的环境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城市和工业，而对水库环境保护缺乏全面、细致、明确的规定；二是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多禁止性、限制性规定，而鼓励性、疏导性的规定少，且过于原则化。同时，除个别省市外，在水库环境保护方面，很多地方缺乏专门的地方性法规。

　　因此，笔者建议，尽快出台一部关于水库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相关省、市也要积极推动制订水库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律、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强化依法治库。建议在有关水库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要体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规划、综合治理”的原则。

　　在工业污染防治方面，强调在水库集水区内全面实施排污总量控制制度，禁止新、改、扩建项目向水库集水区增加排放含氮、含磷污染物。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在生活污染防治方面，沿水库城镇都要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新建、在建污水处理厂要配套脱氮除磷设施，推进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有计划地引导水库集水区人口外迁；在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方面，以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为方向，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农业模式，大力发展循环农业，整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在渔业养殖污染控制方面，发展保水、洁水渔业，通过人工放养鲢、鳙鱼等滤食性鱼类，保持水体生物链平衡，饮用水水库内禁止从事投饵养殖；在旅游和船舶污染控制方面，科学规划湖库旅游业发展，适度开发旅游资源，加强船舶污染防治。

　　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开展湿地保护示范工程建设，在水库主要支流、河口，建设生态湿地系统，加强水土流失防治；建立预警应急体系，建设水库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和饮用水水库水质自动监测站，强化危险化学品运输等流动源的污染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推进水库水环境保护工作；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政策扶持，设立流域环境保护机构，编制实施重点水库水环境保护规划，做到一库一策；积极运用财政、价格等经济政策，建立健全水库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18、死磕“铁老大” 环保部骑虎难下

来源：时代周报2011-06-08崔烜温阳东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6-08/115822.html

运营了3年之久的胶济客专一直无法通过环评验收，近日被环保部强力叫停。

“我部督促你公司于2011年5月31日前履行我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环法〔2010〕82号），停止使用改建铁路胶济线增建四线工程。你公司逾期不履行的，我部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作为典型违法案件向社会公开。”4月25日，环保部在其网站的行政处罚信息中公布了向胶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督促履行通知书》。

一个月后，环保部又向津秦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新建铁路天津至秦皇岛客运专线项目停止建设。

尽管自2月初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后舆论一直要求对高铁建设进行反思，但没想到率先对此发出质疑的是一向被认为是“弱势部门”的环保部。

尚未完工的津秦客专很快就遵从了环保部的要求，自5月18日起停工。然而，运营了3年之久的胶济客专却让环保部陷入了无法执法的尴尬境地。尽管过了5月31日的最后限期，胶济铁路客运专线依旧照常运营，而环保部却变得沉默了。

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胶济客专公司在5月中旬到胶济客专沿线进行了测量，并向环保部提交了相关报告，但环保部对于这份报告尚未作出任何结论。

不少人猜测，最终的结果，也许将是不了了之。

环保部失约

6月初，国内几家财经媒体转述环保部新闻处消息称，环保部将于6月3日于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胶济客专的情况将作为重点通报的环保监测和督察案件进行介绍。然而事实上，这个由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出席的发布会，对胶济客专和津秦客专的环境违法问题只字未提。

对于环保部的“失约”，记者6月7日多次致电该部新闻处，其办公电话在当天均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这是环保部跟铁道部之间的事情，我们省环保厅只是配合。”6月7日，山东省环保厅宣传教育中心一位王姓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正在处理此事，有消息会通知记者。

“我们这边没有任何新的消息，胶济线还是会正常运营，如果有什么消息我会电话通知你。”济南铁路局党委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

事实上，这次环保部叫停胶济客专绝非心血来潮，胶济客专从2008年奥运会前东段开通运营至今已是第三年，但该工程迟迟没有进行环保验收。

2006年10月正式开工的胶济客运专线是奥运工程的一部分，当时青岛负责承办奥帆赛，为了更好地连接青岛与北京，铁道部决定对运营了一百多年的胶济线进行升级，在原来的老线北侧修建设计时速250公里的客运专线，最终实现“货运分离”，这项工程被称为“胶济线增建四线工程”。

但胶济客运专线工程在奥运年却间接导致了4·28胶济铁路特大事故的发生—在王村段上修建的临时铁路上，两列客车相撞，这段临时铁路正是为配合客专工程而修建。

2008年12月，胶济客专全线贯通。运营一年后，于次年9月通过铁道部初步验收，随后，10月13日经山东省环保厅同意投入试运行。但该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却没有申请环保部验收。环保部认为，客专工程违反了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在胶济客专试运行一年后，环保部向胶济客专公司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客专工程停止使用，但由于胶济客专公司对“公众利益”的申辩，叫停令“缓期”到了2011年3月31日。但实际上，环保部的叫停令似乎一直被客专公司视而不见，直到今年4月，环保部下发《督促履行通知书》，措辞更为严厉。

“环保部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是跟哪个法院申请呢？恐怕还是原来的铁路法院，在执行上肯定会大打折扣。”一位铁路从业人士对记者说道，“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要面子的事，环保部不可能真把一个忙碌运营的线路刹车叫停，那对当地经济运行的影响也是不小的，总不能再让200公里的动车再去挤原来80公里的老线吧，那样安全也会成大问题。”

“所以现在陷入两难的是环保部，而不是铁道部了。”上述人士分析道。

环保设施走样

6月6日，记者乘坐D55列车沿胶济客运专线从济南市来到淄博市，一路上可以看到，铁路两侧不少建筑拆除不久，瓦砾满地，但依旧有不少住宅离铁路的距离不到20米。

居住在张店区通济花园6号楼的程新文（应受访者要求，化名）现在已经能不假思索地分辨出过往的火车到底是动车还是一般列车，每当火车经过，他会习惯性停止说话，因为噪音将毫不保留地把他的声音盖过去。

“自从客专通车以后，我们这些住户的生活几乎都被毁了，不仅经常被半夜惊醒，常常失眠，而且听力减退，不少人还神经衰弱，经常感到头疼耳鸣。火车带来的电磁辐射更是一个看不见的隐形杀手，火车一过，电视出现雪花、手机没有信号，更可怕的是对楼房抗震能力的影响。”提起客运专线，程新文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

自从2008年客专开通，通济花园住户就一直在向当地政府以及环保部门反映问题，最后电话还打到了环保部。

程新文2009年5月从淄博市规划局得知，胶济客专工程居然没有该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随后居民们以“行政不作为”到当地法院进行行政诉讼，但没有得到立案。

后来通济花园的居民来到山东省环保厅要求查阅工程的环评报告《改建铁路胶济线增建四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却意外发现，该小区6号楼、11号楼均处于环评报告的环保拆迁范围内，但铁路方面却只愿意安装隔音玻璃作为工程的环保设施。

根据通济花园居民复印的环评报告表6-10，通济花园的环保拆迁范围为客专铁路外侧37米，而6号楼距离铁路仅有22米，11号楼距离铁路30米，正好都处于拆迁范围内。

“像这样的情况，就算铁路局向环保部申请环评验收，也不可能通过，因为事实摆在这里。”程新文认为，类似通济花园小区等无法满足当初环评报告书要求的情况存在，正是胶济客专工程一直无法通过环评验收的原因所在。

记者6月7日曾向山东省环保厅档案室要求查阅客专工程报告书，以查证通济花园的环境拆迁范围问题，但被告知按照谁审批谁公开的原则，应向环保部提出查阅要求。记者6月3日向环保部寄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我们知道通济花园小区，也就这个问题咨询过环保厅的业务部门，他们确实一直在跟我们反映铁路的问题。”上述山东省环保厅宣教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面临类似问题的还有淄博市临淄区辛城居委会4号楼和6号楼。火车经过时引起巨大的震动，两座住宅楼多处出现裂痕，但因为其处于胶济客专南侧，中间还隔着原来的胶济线，拉大了距离，反而没有进入工程环评报告书的范围，因此三年来没有任何人跟居民提出过赔偿问题。

因为投诉无果，从2010年开始，程新文开始通过邮件、电话频繁与环保部的环评司、督察局联系，这也让当地政府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

2010年7月，山东省环保厅专门向胶济客专公司去信，提到：“淄博市张店区、临淄区部分铁路沿线居民多次到环保部、铁道部上访，现频繁通过电话向环保部投诉，已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对此，环保部表示拟启动问责机制。”

果然，问责不久后到来，当年11月，环保部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发出。

“铁老大”怎过环保关？

今年4月之后，程新文等居民突然收到一份“协议书”，甲方为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其中提到受胶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委托，赔偿每户3万元作为客运专线的各项环境治理费用，协议签署后住户不得再追究客运专线的环境影响问题。

“就算是签协议，也应当是胶济客专公司跟我们签，为什么反而是政府来做这样的事？” 程新文对此感到诧异。

事实上，从2007年通济花园小区被征用土地建设客运专线开始，当地政府就一直出面站在了第一线。

在客专建设之前，开发商在通济花园6号楼南侧修建了隔音墙，厚厚的墙上还种植了不少花草，但后来都被拆除。据一位小区居民回忆，因为不少居民反对，当时政府还出动了拆迁队、城管等将反对者强行拉走。

这并不奇怪，与中国几乎所有高铁线路相似，胶济客专公司由当地铁路局与地方政府合资筹建，而地方政府几乎都是以征地费用入股，铁路局方面只负责线路建设费用。

“我们这座楼该拆未拆，政府有更大的责任，实际上这部分钱应该由他们来出，但他们只肯安装隔音玻璃，或者像现在这样给3万块钱了事，跟整座楼的拆迁费用相比，这些都是九牛一毛。”程新文说。

程新文也在焦急等待环保部对胶济客专的处理结果，6月3日下午，程致电环保部询问国新办发布会有没有提及胶济客专问题的原因，对方答复说正在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6月8日上午，环保部督察局一位处长主动给程新文电话说，时机还没有成熟，现在不适宜过于高调处理，但希望他理解环保执法的难处。

“环保部的官员跟我说，现在环保执法基本就是罚十多万元了事，到头来还是继续违法，这次处理高铁环境违法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就是想改变环保执法无力的局面。”程新文向时代周报记者转述道。

“该重视‘铁老大’的环境问题了。”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詹存卫、陈帆等专家2010年在《环境保护》杂志撰文疾呼道。这篇文章提到，铁路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存在着占地、噪声污染、对环境敏感区有不利影响等诸多问题。随着中国铁路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铁路噪声引发的投诉已占所有环境投诉的40％。胶济客专、津秦客专，两条高铁相继被环保部叫停，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铁路的建设必须考虑修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这是第一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王梦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现在环保部与铁道部之间还在协商，但“还是应以解决环境问题为首要任务”。

19、中石油对污染不言赔的底气何来?

来源：千龙网2011-06-08

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11/06/08/2540@7067720.htm

　　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其官网上透露，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5年来，国家已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2005年的重大水污染事件正是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导致苯类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造成水质污染所致。

　　五年来投入近80亿元污染防治资金包括其他企业造成的污染，但主要是中石油造成的。一个最为朴素的道理是谁污染谁赔偿谁支付治污费用。从国内看，一些民营企业以及其他企业一旦造成污染，将会遭遇经济上的重罚，甚至关门停产倒闭。这几年，这类事件屡见不鲜。从国际上看，英国石油公司只是清理墨西哥湾漏油的支出就高达近40亿美元。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多次表示，英国石油公司最终要为漏油事件产生的所有支出埋单。而令笔者纳闷的是，中石油等中国的垄断性企业却成为国际国内的例外。

　　2009年底，中石油在陕西省华县地下输油管道发生泄漏造成的三门峡水库等黄河大面积污染，国家投入巨资清理治理，中石油却选择了沉默。大连石油管道爆炸事件善后赔付工作至今没有音信。让民众想不通的是，作为一家国家赋予垄断地位的大型企业常常高调宣示自己的社会责任，常常口不离环境保护，而为何到了为自己造成的污染买单时却不掏腰包、保持沉默呢？

　　中石油等垄断企业大赚特赚时是自己的政绩，亏损时却向国家要补贴，现在竟然还要让国家给其造成的污染买单。2010年中石油实现净利润1399亿元，相当于每日盈利3.83亿。中石油大书特书，以炫耀自己管理有方，业绩卓著。但是，中石油、中石化一遇到集团公司下面的炼油厂亏损时却一边向国家要补贴，另一边要挟国家提高油价。到如今，石化垄断企业将自己一手造成的污染甩给国家以及地方政府买单，说到底是百姓和纳税人买单。这种赚了是自己的，赔了是国家的，污染赔偿由国家买单的天下奇特好事是如何炼成的呢？

　　就中石油等垄断企业造成污染治理、赔付问题，作为企业应该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积极主动买单；作为政府应该严格执行谁污染谁治理谁买单的国际惯例，勒令垄断企业掏腰包治理污染、赔偿损失。

　　我们思考的深层次问题是，垄断企业对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与民意对立情绪越来越高，矛盾越来越紧张。这也预示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到了非打破垄断不可的时候了。（余丰慧）

20、哈药拿污染与政府讨价，是何逻辑

来源：新京报2011-06-09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1/0609/27639.shtml

　　企业敢拿治污和政府讨价还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有些地方政府在维护污染企业利益还是维护民众生命健康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前后，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废水、废气和废渣违规排放，再次被央视等媒体曝光。目前，环保部门已令哈药总厂对产品进行停产或减产，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排出废水的污染浓度。

　　但如何彻底解决污染问题？哈药总厂给出的结论是“搬迁是解决气味问题的根本办法”。哈药集团同时表示，由于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预计投产后2—3年内将不具备竞争优势，容易造成企业亏损，导致企业无法生存的后果。该公司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新厂址选择问题上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

　　哈药集团的这个“希望”，简直匪夷所思。哈药造成的污染状况，并不是周围环境或居民有问题，而是因自身违法超标排放。由于自身原因形成污染，却要当地政府在新厂址选择上提供政策支持，这岂不是笑话？如果哈药的这个主张成立，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以“缺钱”为理由，向政府申请“治污政策”。

　　更有意思的是，哈药股份在2010年的年报中公布其在环保上的新增投入仅仅为1960万元，但是哈药股份当年的广告费用却高达5.4亿元。一方面哭穷要求政府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却用巨资投入广告，这也未免太过分了。

　　何况，建新厂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如果哈药依然是超标排放，换厂址就只不过是把污染源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而已。但令人惊讶的是，黑龙江省环保厅竟然认同了哈药总厂的说法。而哈尔滨市环保局方面的消息也显示，确保年内哈药总厂的污染车间搬迁。至于有没有“各方面政策支持”，公众不得而知。

　　哈药总厂水陆空排污事件到这里就完全变质了，不是环保部门如何处罚排污企业，而是变成了哈药拿治污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这样的情形其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些地方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在面对公众质疑和政府监管的时候，却越有“发言权”，这是什么逻辑？

　　2005年5月《黑龙江日报》、2009年8月《人民日报》，都曾对哈药总厂排放臭气扰民一事进行过报道；黑龙江省多位政协委员更是就此连续两年联名提案。这些为何没能阻止哈药总厂肆意排污，环保部门又为何对此视而不见？从中可见的事实是，有些地方政府处处为污染企业的利益着想，民众受害反倒不管。

　　企业敢拿治污和政府讨价还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有些地方政府在维护污染企业的利益还是维护民众的生命健康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处理哈药的问题本来很简单，《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对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如果哈药不能在期限内完成治污的任务，那么，等待它的理应是停业，或者关闭。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21、季建民：哈药搬迁是不是污染转移？

来源：荆楚网2011年06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54980.html

　　据报道哈药总厂的青霉素车间将搬迁至哈尔滨市的阿城区，本月中旬将正式签约。一旦搬迁完工，哈尔滨市民将会彻底告别这股怪味儿（见6月8日《中国广播网》）。

　　在哈药总厂附近居住的居民，即使在夏天，也有人要戴口罩，居民称空气里臭味熏人。哈药总厂集水、陆、空等多种污染方式于一体，产生了全方位立体化的污染效果。其中哈药总厂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排污口色度为892，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60近15倍。排污口氨氮为85。075，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35两倍多，排污口COD为1180，高出国家规定极限值120近10倍。

　　哈药总厂的青霉素车间将搬迁至阿城区，也就意味着当地饱受哈药总厂水、陆、空等多重污染于一体的居民，将来可以有一个不在遭受污染困扰的生活环境了。然而哈药总厂的青霉素车间搬迁，是否就意味污染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将一个污染源从甲地迁往乙地，此后甲地的污染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而乙地的污染问题由此也将掀开新的一页，呈现日益恶化的状态和趋势。

　　我们产生这样的疑虑，并非是毫无来由的。长期以来当地的居民对于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一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投诉。而在两年前，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曾就此联名提案，要求彻底解决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可是这些投诉和提案，不仅没有使得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有所收敛，反而使得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有日趋加重的趋势。在媒体的强烈关注下，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才彻底浮出水面，成了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居民投诉解决不了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政协委员联名提案也解决不了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如果这样的集水、陆、空等污染于一体的制药厂，搬迁到远离居民生活区，不再被公众广泛关注和监督的地方，它产生的污染会不会更加地严重，它对于环保环境的破坏会不会更加地剧烈。

长期以来当地的环保部门，对于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一直采取着放纵的态度。在哈药总厂的青霉素车间，搬迁至远离居民生活区，缺乏公众严格监督的地方，当地的环保部门，对于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会不会放纵得更加顺手，放纵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22、哈药污染门 里面还有谁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6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55098.html

　　借着6月5日世界环境日的东风，哈药集团制药总厂一夜之间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只不过，这次让哈药总厂“出名”的并不是其出产的各种医药产品，而是该厂对哈尔滨市周边环境的破坏。

　　根据央视的调查报道，哈药总厂在向周围排放污水废气时的表现，与其在卫视进行广告轰炸一样霸气十足：排放的臭气熏得附近居民夏天不敢开窗，严重超标的污水直接排入小河，固体废渣简单焚烧后不再管理，而且，这种水陆空立体排污的局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据当地媒体报道，早在2005年环保部门就已经接到群众的投诉，每年人大和政协的提案也都重点关注，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看来，这已经不是这家国内知名制药巨头第一次遭遇环保指责，只不过，这次事件的曝光由于有了央视的强势介入，使得这个问题的受关注程度超过了以往。而从后续报道来看，针对曝光的种种问题哈药总厂都给出了相关的解释，当地环保部门也提出了将药厂异地搬迁的解决方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所谓的污染门事件正向着大事化小再化了的方向顺利发展。

　　但是，此次哈药污染门的被曝光，其背后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首先，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制药企业，哈药总厂年销售额已近50亿元，为什么一年肯掏出5亿元巨资来请明星做广告，却不愿意投入几千万元来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这里面显然不是钱的问题。而且环保技术也在与时俱进，治理多年的污染问题也不是多难的事情，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和责任心，“非不能也，而不为也”。还有，哈药总厂作为污染企业不肯自行治理，管理部门为什么也不出手呢？难道当地环保部门闻不到恶臭，看不见污水外流吗？而且当地政府也不会不知道此事吧，可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会在持续几年的时间里一直不管不问呢？

　　其次，全国像哈药总厂一样，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的制药企业应该绝对不止一家，哈药总厂迟迟不进行治理，恐怕还因为全国的药企技术水平都相差不多，若治理就吃亏，若治理就会削弱市场竞争力，何况违法的成本远小于治理的成本。以去年同样轰动全国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为例，最终的处罚结果也只不过是罚款而已，与企业污染环境带来的隐性收益相比，这个结果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鼓励。

再次，哈药总厂的污染门事件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改变，在以GDP为中心的落后发展观作用下，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不但无损于官员政绩，反而是污染得越多GDP越高。所以，像哈药总厂这样的利税大户才会受到当地执法部门的关照甚至无视，是该改变靠低工资收入和以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的增长方式的时候了，“虚假”的GDP带不来真正的国富民强。

23、哈药“污染门”为何难关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6月09日郝洪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4853040.html

　　问题如此显见，各方吁请不止，而“污染门”始终难关，这恐怕不能用“失察”或是“盲区”来解释

　　废气排放超标，恶臭难闻；废水直排入河，河水变绿；废渣简单焚烧，倾倒在河沟边——媒体曝光的哈药集团旗下制药总厂的污染，让人触目惊心。

　　早在2009年8月，就有媒体曝光了哈药的污染问题。近两年来，媒体对哈药污染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止。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也曾联名提案，并提交了“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的实际检测结果。当地人大多次将哈药制药总厂气味污染问题作为议案讨论。而据当地环保机构说法，自哈药制药总厂建设投产以来，附近居民关于其乱排放的投诉，从未中断过。

　　民众的追问，舆论的追问，人大政协的追问……如此追问力度，为何竟关不上哈药的“污染门”？

　　媒体报道说，哈药2010年营业收入180亿元，5年上缴70亿元税金——顶着当地著名利税大户的光环，这是不是哈药的所谓“底气”？

　　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一些利税大户，仗着对当地“贡献巨大”，既能创造财富，也能解决就业，就利用地方“不敢得罪”的心态，不把一些法律规定放眼里。而一些地方，明知企业有问题，但为了留住利税大户，面对举报质疑，或“睁只眼闭只眼”，或“捂盖子封口子”；本该发挥“猫捉老鼠”作用的环保部门乃至司法部门，也常常失语、失职、失守。

　　事实上，从河北元氏县化工厂长期排放有毒污水，到近期将被“全面严厉整治”的铅蓄电池行业，再次表明，很多污染事故、污染企业的背后，往往与地方有关部门的“宽容”有关。

　　再看哈药“污染门”。问题如此显见，各方吁请不止，公众因此有理由追问，当地政府机构和司法部门能否更积极地作为？工业布局不够合理，或许令哈药彻底解决排污问题增加了复杂性，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其排污不止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而哈药没有因此付出相应代价，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失察”或是“盲区”来解释。

　　地方政府扶植企业、服务企业，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楼和企业超标排放废气的烟囱比肩，社区的街道与企业超标排放废水的河道比邻，当企业一边发展壮大，一边污染河流、空气，破坏自然环境，危害民众健康，即使企业上缴再多利税，又能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价值？眼里只有纳税大户盈亏却轻视群众呼声、牺牲环境资源，还能叫“科学发展”吗？

最新消息说，哈药总厂已承认存在污染，表示立即整改。希望这不是一种敷衍，不是重复两年前的一幕。因为，一次次未有结果的追问，只会让百姓伤心，让地方公信力受损……

24、谁纵容了哈药“排毒”

来源：广州日报2011年06月0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6/09/c_121511392.htm

如果人们对五年前中石油松花江苯污染、两年前五矿“非法排尾”、去年紫金矿业水污染等还记忆犹新，那么，央视最近曝光的哈药总厂，料不会给人们以视觉疲劳的感觉，因为该厂几乎囊括一家企业能向周边制造污染的所有招数，也让一个环境监管体系的任何残缺一览无余。

第一个就是“你投你的诉，我排我的毒”两相无关模式。从央视和其他媒体的报道看，排毒问题甚至可上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厂之时，一边“做强做大”跻身于全国百强，另一边污染问题也呈“做大做强”之势，“我赚我的钱，你的生死与我无关”。上市后的哈药年报上，年年都称无重大法律责任缠身，真是好哇。

第二个就是“宁可把大钱洒往外人，也不肯拔一毛治污以利周边居民”的外向模式。哈药首创中国药企在央视黄金段花数亿人民币投放轰炸式广告模式，大推其“做良心人，制精品药”的品牌，却只拿出相当不成比例的小额资金做点治污的表面文章。地方环保部门出示的报告称哈药投入资金改善了环境，为其排污“背书”。而一旦真酿成严重的污染事故，一般都会由国家出面收拾。五年前中石油在松花江上制造的污染，昨天环保部门承认，国家拿出了上百亿的资金为它揩了“屁股”，就是一例。

第三个就是“国内一条龙，国外一条虫”的产业链弱者模式。在国内，哈药是创利大户、大型国企，而在国外，其法律地位未必比一家小公司高。在沦为产业链低端而倍感弱势后，不断反馈于国内，则成了全国欠他一个支持，进而“绑架”国内法律。

拆解以上“三种模式”，并非无门，而人们一再呼吁的让环保部门监管“动真格”起来的“解决路数”，在笔者看来，已告失败，或是在现有的制度体系下，他们的“动真格”式监管，出的却是“虚招”而已，要让他们的拳变“实”，必须作系统性改革。

系统性改革应始于基础性创权，即法律上要普遍承认环境权乃私权，它对百姓之意义，尤其身上衣手中粮的财产权。从而让同时侵害多数人的侵权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到私权的监视。欧美法承认环境权之私权性，在诉讼程序上创造了利于维权的“集团诉讼制”，目前中国民诉中的“集体诉讼制”，远不能应对这样的环境侵权。美国司法部屡屡索到巨额民事赔偿金，也是因为侵犯私权背后的刑责。

另一个当务之急的系统性改革，就是承认周边居民社区为企业的“利益相关人”，让居民代表进入企业董事局，从内部安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发动机。欧美公司内部结构治理中的“利益攸关人理论”，为欧美企业更好照顾周边居民安康生活，铺下了法律之路由。假如哈药的周边社区，成为哈药企业扩张的利益区，哈药再“哈”，断不致自残自家人。（和静钧，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25、有钱烧广告,没钱做环保?

来源：东方网　2011-06-09张涛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76_17376.html

摘要：早在2004年，环境损害补偿单独立法就被提到议程上来，但时至今日依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哈药“污染门”不应仅仅作为个案处理，更应以此为契机，推动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建立环境损害赔偿机制，为遏制越来越突出的环境污染祭出法律利器。事件背景：近日，记者在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调查发现，该厂明目张胆偷排乱放，排放的臭气熏得附近居民夏天不敢开窗，污水直接排入一条小河，固体废渣简单焚烧后不再管理。这种水陆空立体排污，已非一日。

日前，央视曝光哈药“污染门”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哈药股份年报显示，2010年公司的环保投入约1960万元，广告投入达到惊人的5.4亿元，后者是前者的27倍。人们质疑：一家年销售额上百亿的制药业巨头，为何宁愿一年花5亿巨资做广告，也迟迟不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6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

这不是这家知名的制药巨头第一次遭遇环保指责，但却无疑是力度最大的一次。据悉，目前环保部门已经严令哈药总厂进行停产或减产，青霉素车间将异地搬迁至哈尔滨市阿城区，本月中旬正式签约。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不过，历时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哈药集团污染事件倘若就此草草收场，总让人无法感到痛快淋漓。

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肆意排污多年给当地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的损失如何补偿？要知道，哈药集团是一个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厂，制造水陆空立体排污也已多年，等到民意沸天呆不下去了，就干脆拍拍屁股走人，这样的违法成本是不是太低了些？

过去数年间，每当环保部门要求限期治理时，哈药集团都会“哭穷”，又是说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减排和清洁生产，又是叫屈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极易造成企业亏损。然而，广告投入是环保投入27倍的巨大反差，让哈药集团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有钱烧广告，没钱做环保，这一现象发人深思。一言以蔽之，正是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的不完善，给了企业藐视环保恣意而为的底气。首先，行政罚款的数额与违法所得的利益极不相称，再加上某些地方官员从追求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考虑，往往大事化小，无法触动企业内心。其次，尽管《民法通则》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对环境污染纠纷处理的程序、受案范围、环境污染损害技术鉴定、污染损害赔偿原则及范围等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从而导致企业往往得以逃避应付的责任。前不久，国家环境保护部透露，2005年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5年来，国家已为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企业污染，社会埋单”，其结果就是企业对环保责任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在肆意乱排乱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建立环境损害赔偿机制，由过错方承担责任，体现权责对等的公平原则，更是促使企业履行环保义务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处在环境污染向人体转移的高发期。环境科学的相关研究显示，向环境所排放的污染物经过迁移转化，造成人体健康受害一般要经过30年左右。由于很多损害是不可逆转的，建立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切断污染物从环境向人体转移的渠道，在尚未出现人体损害时就及时处理。具体到哈药集团“污染门”而言，除了立即停产和尽快搬迁避免造成新的污染外，还必须对过去污染给环境造成的“隐形危害”和治理成本进行合理评估，向哈药集团进行索赔。

早在2004年，环境损害补偿单独立法就被提到议程上来，但时至今日依然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哈药“污染门”不应仅仅作为个案处理，更应以此为契机，推动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建立环境损害赔偿机制，为遏制越来越突出的环境污染祭出法律利器。

26、学者吁加强“环境激素”研究 别再让塑化剂害人

来源：光明日报2011-6-9

http://ditan360.com/PingLun/Info-86460.html

　　中国低碳网讯　连日来,台湾地区“塑化剂”风波引发了人们对生命安全、环境安全的关注。作为工业添加剂,它被大量添加到食品和药品中。塑化剂的分子结构类似荷尔蒙,被称为“环境激素”。那么,这场塑化剂风波,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对“环境激素”问题做更深入的思考呢?

　　塑化剂是一种“环境激素”

　　在短信里,北京市民张女士这样告诫她的朋友:“尽量不要喝奶茶一类的调和饮品,塑化剂的作用是使食品乳化,让果汁、饮料、果冻和酸奶粉末调和在一起,让饮料避免油水分层。如果不加的话,糖是糖,奶是奶,茶是茶。原本是用‘起云剂’来调,但因为太贵,所以不法商人喜欢用塑化剂。”

　　塑化剂是台湾地区用语,在大陆,常规的用语是“增塑剂”。塑化剂是工业上被广泛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助剂,在塑料加工中添加这种物质,可以使其柔韧性增强,容易加工。

　　塑化剂产品种类多达百余种,但使用得最普遍的即是一群称为邻苯二甲酸酯类的化合物。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的常见品种包括:邻苯二甲酸二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辛酯(DO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等。

　　把塑化剂称为“环境激素”是什么含义呢?据了解,“环境激素”是指外在因素干扰生物体内分泌的化学物质,在环境中残留的微量此类化合物,经由食物链进入体内,形成假性荷尔蒙,传送假性化学讯号,并影响本身体内荷尔蒙含量,进而干扰人体内分泌之原本机制,造成内分泌失调。

　　6月7日,国家质检总局暂停进口台湾问题产品增至948种。为方便公众了解塑化剂产品,国家质检总局同时公布了台湾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产品的最新名单,涉及279家企业,对这些问题产品一律暂停进口。

　　塑化剂风波席卷台湾,震动了内地。6月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紧急公告,要求全国暂停生产销售含“邻苯二甲酸酯”的保健食品。包括暂停生产“协和牌灵芝孢子粉片”和“美中清素牌多种氨基酸片”,对市场上正在销售的上述两个产品立即下架。

　　同时,要求凡配方中含“邻苯二甲酸酯”的保健食品,相关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应立即暂停生产,对市场上正在销售的产品立即召回,并即时报告所在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身边“环境激素”知多少

　　一些居民喜欢在家里使用各种杀虫剂,以杀灭蟑螂、蚊子等,这些杀虫剂往往就含有各种“环境激素”。如果杀虫剂使用得过多、过频、过于持续,而住宅又不经常通风,“环境激素”就很容易进入居住者的身体。

　　据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介绍,近年来,产业化浪潮、科技化浪潮帮助人类发现了一些存在于生物机体之外的激素,它们可广泛被应用于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了使牛、羊多长肉、多产奶,人们给牲畜体内注射了大量雌激素;为了让池塘里的鱼虾迅速生长,养殖户添加了“催生”的激素饲料;为了促使蔬菜、瓜果个大,提前进入市场,菜农和果农们喷洒或注射一定浓度的乙烯利、脱落酸等“催生剂”。这种具有与人和生物内分泌激素作用类似的物质,或者说通过来自外部环境的合成化学物质,都被科学界冠以“环境激素”。

　　据科学研究初步证实,目前在社会生活中对人和动物起着类似于激素作用的有害物,已经发现至少300余种。有学者认为,由于食物、饮水中大量存在环境激素物质,正在造成男人的精子减少,雄性退化,乃至男性不育症的高发。育龄妇女长期受“环境激素”的污染,会使受孕胎儿畸形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使胎儿的五官、肢体或性器官的局部畸形。“环境激素”会干扰和降低人体免疫机能,导致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智力低下,严重的还会诱发癌症。

　　“环境激素”如何排放到环境中,又如何再次被人类“接收”到体内呢?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化学品协作网项目负责人姜超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简称POPs),很多都是‘环境激素’。像多氯联苯、二噁英、有机锡、‘双酚A’、硫丹、DDT等,此外,环境污染物中的镉、铅和汞等重金属产物也是可疑的内分泌干扰物,也可视为‘环境激素’。由于过去对‘环境激素’重视度不够,我国的空气、水体、土壤中,‘环境激素’的积累量都很高。比如人类吃的药品,从体内排出后,进入水体,又可能经饮用水重新回到人类体内,虽然这时候药品的含量很低,但持续积累,就会造成不良影响。‘环境激素’对人体的危害主要是通过含有这种激素成分的物质,比如化妆品、洗浴剂、洗洁剂、瓜果、蔬菜、肉类、食品等,进入人体后,可能引发内分泌紊乱,造成人体正常激素调节失常。”

　　姜超举例说,比如“双酚A”,属低毒性化学物。动物试验发现“双酚A”有模拟雌激素的效果,即使很低的剂量也能使动物产生雌性早熟、精子数下降、前列腺增长等作用。此外,有资料显示“双酚A”具有一定的胚胎毒性和致畸性,可明显增加动物卵巢癌、前列腺癌、白血病等癌症的发生。同时,研究显示,“双酚A”与小白鼠患哮喘相关联,初步人体实验显示,孕妇在妊娠早期受“双酚A”影响可能会导致婴儿感染哮喘。

　　避免“环境激素”的影响

　　2011年4月29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127个国家一致同意,将硫丹列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决议在1年后生效,5年后,全球范围内将禁止硫丹生产、使用和进出口,这意味着硫丹将全球范围内禁用。

　　此次《公约》新持续性有机污染物评估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胡建信称,硫丹符合《公约》中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的三个标准,残留时间可以多达几十年。禁用硫丹是必然的。硫丹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远距离迁移能力强、生物蓄积性高等特点。它可以通过食物网链积聚,对人类肝、肾等脏器和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等产生急性和慢性毒性,并具有致癌性、生殖毒性、神经毒性、内分泌干扰特性等。

　　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硫丹的国家有30多个。印度是最大的生产国,我国次之。我国从1994年开始使用硫丹,每年使用约2300吨,主要用在棉花、茶叶、烟草、小麦、苹果和梨等作物上。

　　2011年是中国签署《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十周年。据环境保护部履约办公室介绍,2009年5月,中国全面淘汰了9种受控杀虫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生产、使用、流通和进出口,实现了阶段性履约目标。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已经成为“十二五”期间中国环保工作的四个重要领域之一。作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生产、使用和排放大国,中国还面临着有效控制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烧结和电弧炼钢、废物焚烧等二噁英排放重点行业二噁英排放的压力，面临着防范历史遗留含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废物和污染场地环境和健康风险的挑战。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对于“环境激素”的潜在危害，我国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环境科学界，尤其是环境健康学界，应当加强“环境激素”的研究。他举例说，全国各地无论是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垃圾焚烧炉还是各种“小土炉”，尚缺乏对其排放的“二噁英”数量和影响进行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垃圾焚烧炉的烟囱离公众过近，势必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快“环境激素”对公众健康影响的跟踪研究，尽早揭示其潜在风险，以设计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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