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公众参与 江河信息 六月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六月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2011-06-10

 

六月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特别关注:

1、新华网:     专家解读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剧烈变化历史罕见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09/190222613741.shtml

2、新京报:     全球变暖引发长江流域“旱涝急转”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6/10/content_241508.htm?div=-1

3、中国新闻网: 南方多省份旱涝急转趋严峻 三峡启动防汛方案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10/110722618543.shtml

 

专题报道:

4、凤凰网专稿: 又问三峡(四)——山河之问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1_06/10/6936436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wur_ALi7qM/(视频网址)

5、光明日报:   水利部官员回应“三峡七问”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6/1141307695289_1.shtml

 

地方信息:

6、中国新闻网:  长江重庆段多支流现大量浮萍 已打捞上千吨()

http://env.people.com.cn/GB/14864402.html

 

食品安全:

7、新京报:      大陆首次检出台湾2款食品受污 此前未进黑名单

http://ditan360.com/News/Info-86499.html

 

人物访谈:

8、南方周末:    秦伯强:湖泊,光治不管只能劳而无功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3

 

垃圾处理:

9、腾讯绿色频道: 徐海云: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http://news.qq.com/a/20110610/001245.htm

 

南方周末绿色专题:

10、南方周末:    江豚难摆尾,鱼儿未上滩——八百里洞庭湖生态几近断链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2

11、南方周末:    洪泽湖:无法计算的得失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7

12、南方周末:    鄱阳湖:控湖梦想三十年……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5

13、南方周末:    太湖蓝藻:斩不断、理还乱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6

 

深度报道:

14、每日经济新闻: 胶济客运专线不惧环保部 交完罚单继续运行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6-10/115022618744.shtml

15、每日经济新闻:企业够不够环保?绿色会计“验明正身”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610/n309792910.shtml

16、新华网:      哈药被曝污染“惯犯” 与政府讨价还价股价大跌

http://env.people.com.cn/GB/14864928.html

17、南方日报:    哈药总厂排污事件调查:药厂怪味缘何挥之难去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06/1749102.html

 

环境评论:

18、人民日报:    何勇:污染善后不能让企业“肇事逃逸”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6-10/074922616976.shtml

19、新华网:      “环保投入不及广告”的讽刺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6/10/c_121514535.htm

20、南方网:      社论:让公众看到一个不害人的哈药

http://view.news.qq.com/a/20110610/000027.htm

2121世纪网:    让高污染企业成过街老鼠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10/2MMDAwMDI0Mzc2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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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家解读长江中下游旱涝急转:剧烈变化历史罕见

来源:新华网2011年06月0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09/190222613741.shtml

  “旱涝急转”下的生态警示--专家解读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极端天气现象

  新华网南昌6月9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郭远明、沈翀)几天前,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还饱受干旱之苦,守着大江大湖“喊渴”;可是几天后,风云突变,这一地区大雨倾盆,上百万人遭遇洪灾,农田受淹,房屋倒塌。

  如何看待这种“旱涝急转”天气现象?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走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极端天气:剧烈变化程度过去罕见

  “前一天还在紧张抗旱,可24小时后,我们就投入到防汛抗洪中。”江西省防办负责人说,自己的工作角色转变得非常快。

  今年以来江西省37个县市出现严重干旱。而6月3日开始,这个省出现了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连续暴雨过程。

  降水让江西旱情基本解除,但也导致中北部地区出现旱涝急转,部分地区出现水灾,个别河段发生超警戒洪水,少数地区发生险情灾情。

  在江西丰城市石滩镇故县村,当地农民告诉记者:“一天前还在为农田缺水发愁,但一天后,就发现田里水太多,排不出去。”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不少农民都有同样的经历。

  在湖南省,6月2日出现了持续的强降水,让这个省份从“火热”直接进入“水深”之中。目前,湖南有4个市州122万人遭受洪灾,紧急转移人口2.77万人。

  6月3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迎来了较强降雨过程。鄱阳湖、洞庭湖水系主要河流水位普遍上涨,赣、湘、黔、闽等省份有1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湖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正洪认为,“旱涝急转”是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现象之一。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气象专家介绍说,长江中下游过去也发生过“旱涝急转”现象,其程度没有这次的剧烈,短时间内这么多地区由望天“喊”渴到暴雨成灾,可谓历史上罕见。

  江西省防办负责人证实,过去这一区域“旱涝急转”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伏秋旱之后,涝灾也不大。这次“旱涝急转”涉及整个流域性范围,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

  生态保护与管理的多重警示

  生态专家认为,尽管“旱涝急转”是一种极端天气现象,与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有关;但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出了多方面的警示。

  一是流域水资源调控难度较大,需要统筹解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00多座。这些水库和电站分布在不同的河段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各不相同。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局负责人说,一些工程仅考虑各自经济利益,蓄泄矛盾日益尖锐;如果不加强统一调度,将对长江中下游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生态环境产生较严重影响。

  二是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抗旱防汛能力严重不足。湖北省阳新县水利局副局长刘道荣说:“全县七成以上的小塘堰、小水库、小涵闸等小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大旱来了,发挥不了蓄水灌溉效益;强降水来了,淤塞的小塘堰不能满负荷蓄水,带病运行的小水库更不敢多蓄水。”

  三是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弱,亟待改善。江西省山江湖办副主任鄢帮有分析说,一些河流流域留不住水,作为生态屏障的流域植被质量低下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一些省份的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主要是马尾松,树下灌木植被少,因而森林蓄水能力很弱。

  据分析,森林植被质量差,会导致“天上落多少水,地面就走多少水”,还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淤塞水库、山塘和渠道,降低了流域内水资源的工程性调节功能。

  如何让水有生命地流动?

  鄢帮有指出,水是流动的、有生命的。需要从流域综合管理的角度,完善对洪水管理与利用,减小极端气候下“旱涝急转”造成的负面影响。

  专家认为,要完善森林植被结构,优化林相,提高植被自然调蓄水能力;要改进防洪理念,给洪水让路,不要一味地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河流弯曲迂回的自然形态本身就可发挥一定的生态性调蓄水功能。

  江西省水利厅总工程师张文捷指出,要强化流域内工程性水资源调节能力建设。如江西有9700多座水库,但能够进行水量调节的大中型水库不到2%,余下的小型水库多处于病险状态,“平时不敢多蓄水,容易旱;水多又蓄不了,容易涝”。

  据了解,江西省计划在十二五期间,通过强化投入,将所有病险水库除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流域防汛抗旱能力。

  有的专家认为,流域的生态保护与管理涉及水利、农业、国土等多个部门,包括上下游、左右岸、主支流等多个环节,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

  还有专家建议,对流域内一些大坝水库和电站建设布局进行更为科学的综合考虑,兼顾上下游,以更加符合自然生态运行规律。通过流域内的水资源合理有序调节,减缓旱涝交替的影响。

2、全球变暖引发长江流域“旱涝急转”

来源:新京报 2011-06-10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1-06/10/content_241508.htm?div=-1

专家称长江流域性“旱涝急转”史上罕见,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差

昨日,江西九江渔政部门工作人员和市民在长江九江段水域放流鱼苗,据了解,投放经济鱼类苗种1000万尾以上,珍稀水生动物苗种20万尾以上,有效地补充前期长江中下游水位持续走低导致鱼类缺氧减少的数量。

据新华社电 本月初,长江中下游部分旱区遭遇连续暴雨,并引发洪灾,农田受淹,房屋倒塌。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生态专家称,“旱涝急转”作为一种极端天气现象,与全球变暖大环境有关。

10余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6月3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迎来了较强降雨过程。鄱阳湖、洞庭湖水系主要河流水位普遍上涨,赣、湘、黔、闽等省份有1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气象专家介绍说,长江中下游过去也发生过“旱涝急转”现象,其程度没有这次的剧烈,短时间内这么多地区由望天“喊”渴到暴雨成灾,可谓历史上罕见。

江西省防办负责人证实,过去这一区域“旱涝急转”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伏秋旱之后,涝灾也不大。这次“旱涝急转”涉及整个流域性范围,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

湖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正洪认为,“旱涝急转”是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现象之一。

长江地区不少水利设施老化

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出了多方面的警示。

一是流域水资源调控难度较大,需要统筹解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00多座。这些水库和电站分布在不同的河段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各不相同。

二是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湖北阳新县水利局副局长刘道荣说:“全县七成以上的小塘堰、小水库、小涵闸等小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大旱来了,发挥不了蓄水灌溉效益;强降水来了,淤塞的小塘堰不能满负荷蓄水,带病运行的小水库更不敢多蓄水。”

三是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弱。江西省山江湖办副主任鄢帮有分析说,一些河流流域留不住水,作为生态屏障的流域植被质量低下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一些省份的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主要是马尾松,树下灌木植被少,因而森林蓄水能力很弱。

对话

 “三峡对长江降水影响微不足道”

昨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三峡集团合作出版的《中国环境流研究与实践》正式发布。发布会上,该书主编、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院长陈进就一些热点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建三峡时很多人未意识到环境因素”

新京报:一些人认为,三峡大坝拦截了长江,而“环境流”要求有一个健康生态环境的水流体制,这两者是否矛盾?

陈进:(这两者)并没有矛盾。三峡大坝对水文过程的改变是比较轻微的,汛期时就是一条河,来多少水放多少水,枯水期时水放多一点。但三峡的防洪效益、发电效益是很巨大的,三峡并非对环境没有影响,但可通过优化调度尽量减少影响。

新京报:三峡最初建设时并不具备生态保护功能,现在如何改进?

陈进:最初建三峡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环境因素,现在,这个意识越来越强。未来,我们甚至宁可少发点电,让环境更优良一点。现在,三峡正在开展水库优化调度方案研究,会研究中下游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三峡大坝对鱼类产卵影响较大

新京报:是不是有一些对环境的伤害已经无法用生态补偿来弥补了?

陈进:有一些影响是没办法(弥补)了,比如中华鲟产卵,但中华鲟的问题是从葛洲坝时就开始的,不一定是三峡导致的,中华鲟的问题可以通过人工养殖来解决。目前来看,大坝对鱼类的影响是较大的,因为长江的鱼是回游性的。

长江干旱系全球水循环问题

新京报:你觉得三峡工程与长江中下游的旱情有关吗?

陈进:长江流域降水有70%都来自海洋,陆地水循环不到30%,其中,水域蒸发再降水的只占其中的10%左右,整个长江水域对流域降水贡献率只在1.8%左右。旱情是整个全球水循环的问题,三峡影响的只是小气候,对长江流域的降水影响微不足道。

事实上目前来看,三峡对于旱情是有好处的,下泄的水量多一些可以缓解旱情。三峡最早的功能是防洪第一,发电第二,现在是防洪第一,抗旱第二,发电第三。

新京报:目前三峡优化调度方案中,新增了水资源调度,但还是没有考虑环保和生态功能?

陈进:水资源调度的主要目的是向下游补水,如抗旱,偏重于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用水。生态调度还没有放在日常议题中,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还有很多没研究清楚。当然,在学术层面,生态调度很早就在研究,以后各方面利益协调好后,就可以实施。本报记者 金煜

3、南方多省份旱涝急转趋严峻 三峡启动防汛方案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6月10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1-06-10/110722618543.shtml

  中新网6月10日电 综合报道 南方多省市“旱涝急转”趋势愈演愈烈,最新天气预报称,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将再迎来一次大规模的降水过程,防汛抗洪形势异常严峻。湖北咸宁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已致19人死亡。三峡水库从今日起转入汛期调度,2011年防汛方案正式启动。有专家称,此次“旱涝急转”极端天气现象与全球变暖大环境有关。

  特大暴雨袭湖北咸宁19人亡 通城6万居民被困

  6月9日20时至10日8时,湖北咸宁市普降大到暴雨,赤壁、通城、崇阳等县市为特大暴雨,陆水支流穿通城县城关而过的隽水河上游左港雨量309毫米,创历史极值,超百年一遇。据初步统计,通城、赤壁、崇阳3县市的58个乡镇受灾,受灾人口47.2万,其中9.8万人被洪水围困,受灾农田65.4万亩,倒塌房屋4885间,因山体滑坡、倒房死亡19人,失踪5人,直接经济损失6.1亿元,其中水利设施损毁2.1亿元。

  6月9日20时至10日5时,湖北通城遭遇创历史记录的暴雨袭击,城关一片汪洋,通信、供电、交通全部中断,6万居民被困。目前,通城县城一片汪洋,最深处水深达到了2米以上,城区平均水深达到了60厘米-90厘米,车辆无法通行,流经县城的隽水河水位已接近县城大桥。县城全部停电,座机无法接通。通城县五里镇治全水库出现漫坝,下游300多名老百姓已全部转移。马井水库电站出现山体滑坡,3人受轻伤。县城部分妇女儿童老人被困,塘湖镇、北港、马港镇出现多处房间倒塌。北港镇雁门村出现一处倒房,人员被压,已死2人,伤5人。

  赤壁市官塘林场半旗山村倒塌房屋一处,人员受伤。陆水水库南干渠出现一段滑坡。赤壁赵李桥镇赵李桥村潘河漫堤,正在组织群众转移。目前全市已有11万多人转移。

  针对特大暴雨灾害,咸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10日6时,在市防指召开紧急会议进行部署,迅速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咸宁市委书记黄楚平和市长任振鹤分赴赤壁和通城一线指挥防汛救灾工作。全市已组派6个督查组迅速分赴各地进行督查。目前,当地驻军、武警、消防、公安、国土、民政、交通部门也都迅速行动,投入防汛抢险救灾。

  江西42个县近百万人受灾 修水山洪约1200人被困

  6月2日起,江西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该省中北部地区出现旱涝急转。据江西省防总9日通报,该省已有42个县近百万人受灾。6月10日至13日,江西将再次迎来强降水,防汛形势将更为严峻。

  据江西省防总初步统计,截至6月8日,九江、景德镇等8个设区市、42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98万人,紧急转移1.36万人,倒塌房屋700间,农作物受灾面积135.6万亩。因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4.92亿元人民币。

  6月9日深夜,江西北部出现大范围强降水。10日7时,赣北修水县出现罕见大暴雨,3小时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导致一些山区洪水暴发。据修水防汛部门初步统计,截至10日10时,修水县4个受灾乡镇约有1200人被困,倒塌房屋100余间。目前,当地正在进行紧急解救。

  据正在现场救援指挥部参与救援的修水县水利局负责人介绍,修水县白岭镇、古市镇、渣津镇、全丰镇4个乡镇受灾严重。江西省五大水系之一修河水渣津段超警戒水位1.2米。

  气象部门预测,6月10日至13日,江西省又将迎来一次大到暴雨过程,局部大暴雨。江西省防总专家表示,因江河水位大幅上涨、水库蓄水增加,土壤基本饱和等诸多不利的情况,下一场强降雨防御难度更大,防汛形势更加严峻。江西省防总已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加强工程巡查防守,坚持提前转移群众制度,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各类工程安全度汛。

  安徽“南雨北热” 70县市拉响气象灾害警报

  安徽气象台消息称,此前遭受旱情困扰的安徽9日出现南北两重天——“南雨北热”的现象,16时左右约有70个县市拉响高温或暴雨雷电的突发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据安徽自动气象观测站网资料显示,当日安徽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利辛县,达38.6℃。安徽北部的临泉、凤台、淮南、怀远、蒙城、阜南等地的最高气温都在37℃以上。

  相对于北部地区的酷热,安徽南部的多个地方则相对凉爽,宿松、怀宁、旌德等地的最高气温在33℃左右。记者获悉,位于南部地区的两大著名景区天柱山和黄山最高温度分别为26.3℃和19℃。随着9日午后一场降雨突至,安徽南部地区更显凉爽,16时20分各地气温基本都在25℃以下。

  当日安徽境内的气象预警也显得“丰富多彩”。例如,9日15时13分,亳州、利辛、灵璧、怀远等22个市县拉响的是高温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太湖、潜山拉响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到16时23分高温预警信号少了很多,但芜湖、铜陵、池州等40个市县拉响雷雨大风预警信号。

  据悉,9日开始安徽南部地区进入梅雨期,至15日江南多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提醒持续降水可能引发山区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但江淮之间仍属于过程性天气,合肥以北的旱情仍将持续。

  三峡水库腾库防汛到位 今日转入汛期调度

  6月10日8时,三峡库区水位146.10米,逼近145米防洪限制水位,三峡水库从今日起转入汛期调度,标志着三峡工程蓄水成库至今最大一次腾库防汛已到位,水库2011年防汛方案已正式启动。长江重庆、三峡、宜昌三地海事局全面启动腾库防汛安全预案,应对成库以来最大一次水位落差,船舶在库区有序航行,未发生重大水上交通事故。

  三峡库区自去年10月蓄水至175米,一直处于高水位运行。去年入冬以来,长江上游来水整体偏少,水库从去年12月29日零时起开始进入消落,此后半年来,持续为长江中下游补水约220亿立方米。由于今年是三峡库区自2003年成库以来水位落差最大的一次消落,库区水位巳垂直下降29米,整个消落过程使得三峡库区部分航段有效航宽变窄。为此,长江海事部门已向过往船舶发布了枯水期安全预警。

  据悉,三峡水库在每年汛前消落至防洪限制水位。按照计划,三峡水库2010年汛期从6月10日至9月30日按照防洪限制水位为145米运行(144.9-146.5米之间浮动),10日起,三峡水库2011年防汛方案正式启动。

  专家称“旱涝急转”与全球变暖大环境有关

  6月初,长江中下游部分旱区遭遇连续暴雨,并引发洪灾,农田受淹,房屋倒塌。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生态专家称,“旱涝急转”作为一种极端天气现象,与全球变暖大环境有关。

  6月3日以来,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迎来了较强降雨过程。鄱阳湖、洞庭湖水系主要河流水位普遍上涨,赣、湘、黔、闽等省份有10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气象专家介绍说,长江中下游过去也发生过“旱涝急转”现象,其程度没有这次的剧烈,短时间内这么多地区由望天“喊”渴到暴雨成灾,可谓历史上罕见。

  江西省防办负责人证实,过去这一区域“旱涝急转”范围较小,大多发生在伏秋旱之后,涝灾也不大。这次“旱涝急转”涉及整个流域性范围,几天内几个省从流域性大旱急转大涝。湖北省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高级工程师陈正洪认为,“旱涝急转”是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极端天气现象之一。

  这种极端天气现象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流域生态保护与管理提出了多方面的警示。一是流域水资源调控难度较大,需要统筹解决。资料显示,长江流域已建水库4万多座,已建和在建水电站2400多座。这些水库和电站分布在不同的河段和行政区域,管理部门各不相同。

  二是不少地方水利设施老化。湖北阳新县水利局副局长刘道荣说:“全县七成以上的小塘堰、小水库、小涵闸等小农田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大旱来了,发挥不了蓄水灌溉效益;强降水来了,淤塞的小塘堰不能满负荷蓄水,带病运行的小水库更不敢多蓄水。”

  三是自然植被蓄水能力弱。江西省山江湖办副主任鄢帮有分析说,一些河流流域留不住水,作为生态屏障的流域植被质量低下也是原因之一。他说,一些省份的森林覆盖率比较高,但主要是马尾松,树下灌木植被少,因而森林蓄水能力很弱。

  长江中下游等地将再迎降水 气象台发暴雨蓝色预警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10~12日,长江中下游、贵州、广西等地有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其中,江淮中南部、江南大部、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等地将出现大雨或暴雨,湖南东北部、安徽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日8时到11日8时,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中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西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西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湖南东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部有大暴雨;另外,河北北部、云南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

4、又问三峡(四)——山河之问

来源:凤凰网专稿2011年06月10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hdsy/detail_2011_06/10/6936436_0.s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wur_ALi7qM/(视频网址)

与大自然较量:三峡面对地质灾害 出路何在?

核心内容:2010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发布了《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作为中国工程地质领域的权威,他们给出了斩钉截铁的意见,那就是汶川地震和三峡工程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终结民间对三峡地质灾害的疑惑,体量如此巨大的一座工程,这些年来,给山川河流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这才让我们又问三峡,面对地质灾害,出路何在。

凤凰卫视6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2008年的一场汶川大地震,人们至今记忆犹新,而灾难过去之后也有人开始提问,我们举国之力修建的这座三峡水库究竟是不是为自己平白增加了一处巨大的地质隐患。三峡大坝和汶川地震到底有没有联系。

2010年12月17号,中国工程院发布了《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报告综合卷》作为中国工程地质领域的权威,他们给出了斩钉截铁的意见,那就是汶川地震和三峡工程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终结民间对三峡地质灾害的疑惑,体量如此巨大的一座工程,这些年来,给山川河流都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这才让我们又问三峡,面对地质灾害,出路何在。

解说:蓄水是一座大坝最为重要的功能,蓄水既可防洪又能发电。但是2010年的这次蓄水,却让不少人忧心忡忡,按照测算,当三峡大坝的蓄水高程达到175米的时候,水库蓄水量将达到393亿立方米。如此庞大而沉重的负担,横陈大坝之上,会对库区周遭的山川地质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曹广晶(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全世界的水库在蓄水之后,都会出现滑坡,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你是水库蓄水之后这个改变了原来边坡的受力情况,或者是边坡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受力条件。所以呢,有滑坡,这个有垮塌。

解说:事实上,175米就是三峡大坝设计中的最高蓄水高程,也是毛泽东提出高峡出平湖的理想状态。从2008年起,三峡大坝就曾数次冲击175米的蓄水高程。但是2008年、2009年两年间,总是处于各种原因,迟迟未能达成,为此舆论交相讨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在大坝蓄水175米之后,我们能不能承受由此衍生的地质灾害。

曾几何时,在讨论建设大坝的过程中,曾经也有过对大坝蓄水后带来地质隐患的激烈讨论。1992年由全国人大通过兴建议案时,关于库区地质情况有个说法,全长1300公里的干流库岸岸坡,稳定条件差的只有16公里,仅占总长的1.2%。

但是随着水库的建设完成,蓄水高程的增长,更多的地质问题开始显露,仅以三峡库区边的四川巴东县为例,建县1000多年来,县志记载的被当地居民直接感知的地震仅1次,而三峡蓄水后的7年中,发生3级以下地震1400多次,2级以上地震近70次。而同为库区的湖北秭归,仅在三峡蓄水完成后的2003年6月里,就记录到地震11次。

杨清(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水库诱发地震呢,是一个科学,而且水库诱发地震呢,也是一个事实,它是一个现象,这水位升高了以后对地面还是要产生一定的压荷,压荷的话呢会产生地震的有一些,就是地力啊,要有一些条件的变化,所以会发生一些地震,它小,尤其是初期蓄水,它不适应的时候,那地壳它要发生一些震动。这个呢,大概会在他们计算,和这个做这个科学试验呢,大概会在初期的话会在裂度在四级以下。

潘家峥(原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两院院士):水库蓄水以后,确实可能引发一些较小的地震,那就是看你离开这个坝附近地方,是不是有不稳定的断层,蓄水以后在这个断层的地方发生地震,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这个能够引发的地震级别是很低的。它对坝的影响是非常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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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利部官员回应“三峡七问”

来源:光明日报2011-06-10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6/1141307695289_1.shtml

  前一个时期,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罕见大旱,引发了公众对三峡工程调水及生态功能的持续关注。

  三峡工程2003年6月进入围堰发电期,2006年10月进入初期运行期,2008年进入试验性蓄水阶段,2010年10月三峡水库蓄水至设计的正常蓄水位175米。其间,长江流域发生了强震、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引起了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热议,有人质疑这些灾害是“三峡工程惹的祸”。

  干旱是否由三峡工程诱发?三峡工程能抵御“千年一遇”洪水的冲击吗……这些都是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

  5月31日,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蔡其华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为我们解析与三峡工程有关的十大热点话题。

  一问:干旱是否由三峡工程诱发?

  蔡其华:今年以来,长江流域降水较历史同期均值偏少近4成,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偏少近5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少。罕见少雨是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严重的根本原因,而造成今年长江流域降雨少的主要原因,是自去年年底以来大气环流系统异常显著,南方热带系统偏弱,北方冷空气活动势力强大,水汽输送通道未能有效建立等天气因素。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必将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频发。如2006年川渝出现罕见的大旱,2011年长江中下游大旱,2007年重庆市遭遇特大暴雨,均属极端天气事件。

  从天气成因来看,造成极端天气事件的主因,是从地面到500毫巴(约5500米)之间高空天气形势的变化,特别是500毫巴代表高空天气形势的变化。三峡大坝坝顶高程仅185米,相对于500毫巴对应的5500米高度是一个微量,不至于对长江上游高空天气形势产生影响。

  这就是说,当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旱,属降雨特枯年份发生的自然现象,与三峡水库无关。相反,大型蓄水工程由于水面蒸发可能使得水库周边地区湿度有所增加,这对干旱而言属正面效应。

  二问:三峡工程能抵御“千年一遇”洪水的冲击吗?

  蔡其华: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即设计标准是“防千年一遇的洪水”,并按照“防万年一遇的洪水,再加10%”进行校核,这是针对三峡工程本身安全抵御洪水能力而言的。

  遇千年一遇的洪水时,大坝的各种运行指标都不会受到影响;当遭遇万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时,大坝的主体结构不会受到影响,不会产生溃坝进而形成次生灾害,但其附属工程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防百年一遇的洪水”主要是针对三峡水库对下游河段的保护作用而言的,反映的是三峡水库对其下游的防洪保障作用。通过三峡水库拦蓄洪水,可使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从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可控制沙市水位不超过44.50米,不需启用荆江分洪区;遇千年一遇或类似1870年的洪水,可控制枝城流量不超过80000m3/秒,配合荆江地区蓄滞洪区运用,可使沙市水位不超过45.00米,从而保证荆江河段与江汉平原的防洪安全。

  三问:三峡放水是否影响长江中下游段河势的稳定?

  蔡其华:三峡工程运用后,因清水下泄,水流挟沙能力增大,长江中下游的河势是否稳定,护岸工程的“崩岸”问题是否可控,广受社会关注。

  这个问题在三峡工程论证阶段已经作出预测,认为三峡工程修建后,坝下游将发生长时间、长距离的冲刷,同流量水位有所下降,并指出“三峡工程兴建后,将根据下游河势调整的总趋势以及现有护岸工程情况,继续完善护岸工程,并对已建工程进行必要的加固”。

  实测资料表明,三峡水库自2003年蓄水以来,坝下游河道冲刷主要发生在宜昌至城陵矶河段,全程冲刷已发展到湖口以下,冲刷的速度和范围要大于论证阶段的预计,但河势总体上尚未发生巨大变化。总的来说,论证阶段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于近岸河床明显冲深,护岸工程下部的岸坡变陡,故“崩岸”现象较蓄水前有所增多,但大部分仍发生在蓄水前的原崩岸段和险工段。由于护岸工程在1998年大洪水以后不断兴建和加固,加之在发生崩岸时及时抢护,故三峡工程蓄水以来长江的中下游堤防未发生重大险情。今后通过加强河道监测,实施荆江河段河势控制应急工程,同时严格制止非法采砂,可以保证堤防安全。

  四问:保武汉是否就要淹重庆?

  蔡其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2010年7月19日,重庆寸滩水位达到184.53米,但当时三峡坝前水位只有147.5米,这说明三峡水库回水并没有到达重庆。

  重庆寸滩水位高涨,是因为在重庆下游的铜锣峡十分狭窄,大水时会产生壅高20—30米。所以,三峡水库拦洪时,坝前水位虽有升高,但对重庆水位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去年8月,三峡拦洪后水位升至160米,重庆的水位却只有170米。可见,重庆水位升高主要是金沙江、岷江及嘉陵江来水及铜锣峡峡口壅水所致。

  五问:泥沙淤积会影响三峡水库防洪库容吗?

  蔡其华:三峡论证及可行性研究阶段预测认为,在宜昌站年均来沙量为5.3亿吨(二十世纪60年代的来沙条件)及不考虑上游建库拦沙作用条件下,三峡水库运用100年后,正常蓄水位以下的防洪库容减少14%。

  近年来,上游水利水电建设进展迅速,上游建库拦沙作用十分显著。近10年上游的来沙量已由论证阶段的年均5.3亿吨,减少到2亿吨左右,三峡水库库区的年均淤积量约1亿吨,仅为论证阶段预计值的三分之一。

  研究表明,预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三峡水库的大部分防洪库容将得到保留,与上游干支流的防洪工程联合运用,三峡水库的调洪能力将进一步提高,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能力将得到提高,在遭遇特大洪水时,中下游临时蓄滞洪区的启用几率和分蓄洪量将进一步减少。

  六问:长江口盐水入侵现象加剧,是否与三峡水库有关?

  蔡其华:三峡水库的调节库容只占坝址断面年径流量的3.7%,其调蓄作用不至于影响长江口的入海水量,但年内分配可能会有所改变。

  根据三峡水库的运用方式,在每年汛后的9月中旬至10月期间蓄水,这期间水库下泄流量将较天然情况有所减少,但长江口的盐水入侵多发生在每年的11月至翌年的4月,在此期间三峡水库的下泄流量将较天然情况有所增加,会减轻盐水入侵。

  三峡工程论证阶段的结论认为,“修建三峡水库对长江口盐水入侵有利有弊,但影响不大”。根据三峡水库目前的调度方式,经深入分析,也认为三峡工程总体上对长江口的盐水入侵的影响不大。近几年来,盐水入侵的频度和强度有所增加,其主要原因是长江口北段支流因淤积萎缩导致盐水倒灌南段支流,也与长江上游来水偏枯(宜昌站1991—2009年比多年平均年径流量减少约7%,尤其是2006年较多年平均值偏小36.8%)、大通以下江段抽引水量增加以及海平面上升等因素有关。

  七问:三峡水库泥沙淤积是否会影响重庆防洪?

  蔡其华:重庆河段回水变动区受库区泥沙淤积影响,遇不同频率洪水时,沿程洪水位抬高明显。据初步分析,由于入库泥沙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水沙系列条件下,水库运行30年后,100年一遇的洪水位比初设阶段低0.2米,20年一遇的洪水位比初设阶段低0.92米,5年一遇洪水位比初设阶段低1.15米。

  在长江上游干支流水库(金沙江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嘉陵江亭子口,乌江构皮滩、彭水等)建成后,三峡入库泥沙将减少更多,库尾段的泥沙淤积情况得到很大改善,同时对降低变动回水区特别是重庆市主城区洪水位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依据相关计算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的水沙系列条件下,水库运行30年后,库区总淤积量为29.32亿立方米,与上游不建库方案相比较,同期淤积量比减少24.1亿立方米,相对减少45%,洪水位也有所降低。

总之,由于上游水库拦截泥沙和水土保持等作用引起入库泥沙锐减,初步估计,未来100年一遇洪水位大约相当于原来50年一遇的洪水位,不会加重上游重庆市的防洪问题,但需要进一步研究重庆市关键部位的防洪安排是否达到防洪要求。

6、长江重庆段多支流现大量浮萍 已打捞上千吨()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6月1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64402.html

说 明:重庆涪陵环卫工人正在进行清理江上浮萍。

  中新网重庆6月9日电(郭虹 曾睿 饶芳)记者9日从重庆市合川区获悉,在流经该区的嘉陵江以及涪江、渠江等长江主要支流水域出现了大面积的浮萍,经当地区环卫处查找发现,这些浮萍系从上游水流向下漂移而至。

  据了解,这些浮萍5月底开始出现在涪陵区嘉陵江、涪江水域,因浮萍的繁殖能力超强,仅数天整个两江水域都布满了浮萍。同时,因该区内的嘉陵江草街航电枢纽成库后水流较缓慢,造成三江汇集的重庆涪陵城区水面上出现大量浮萍。

  记者从涪陵区环卫处获悉,自浮萍发现以来,环卫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对浮萍进行打捞,但因繁殖和生长太快,目前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三江水域均有浮萍侵入,并在不断繁殖和生长。

  此间,经涪陵区环卫处官员询查渠江、嘉陵江上游区域,在四川省岳池县罗渡镇富流滩发电厂下的渠江上和长期铜梁县安居镇北门码头的涪江中发现了大量绿色浮萍的踪迹,正是这些浮萍从渠江顺江而下汇入嘉陵江,在涪陵区三江相汇的水域繁衍。据这两处的村民和渔民介绍,当地连下了几场暴雨,可能是田间和水池里的浮萍随着暴雨的冲刷流到各条溪流内,后汇集入江。

  涪陵区环卫处主任杨章明介绍,自从5月22日凌晨该部门观测到该区域各江面浮萍以来,便组织人员开始进行清漂工作。截至目前,当地已出动机械打捞船16艘、人员60余人、车辆三台,全天候不间断打捞浮萍。

  记者在一艘正在作业的半机械化清漂船上看到,安置在甲板的“大手”通过滑轮沉入江中开始打捞,经过5分钟的航行,“大手”便“握”满一层厚厚的浮萍。船上工人随即用铁铲和铁耙将浮萍刮到甲板上。据介绍,“大手”一次能打捞出500余斤浮萍。仅9日上午半天时间,当地环卫人员已打捞出浮萍1360吨。

当地环卫部门称,虽已打捞20多天,两江上游的浮萍仍在不断向当地水域漂来,而且涪陵城区水域水流速度减缓,浮萍不亦断地繁殖和生长。该区全天候不间断的浮萍打捞工作仍将继续。

7、大陆首次检出台湾2款食品受污 此前未进黑名单

来源:新京报2011-6-10

http://ditan360.com/News/Info-86499.html

  昨日,参观者在展示台前拍摄精品“零添加剂”菜肴。砂锅居等20家北京老字号推出“零添加剂”菜肴。

  大陆首次检出台湾2款食品“涉塑”

  国家质检总局称此前未列入台湾通报的问题名单

  中国低碳网讯 塑化剂风波以来,一直是台湾不断向外通报问题产品名单,昨天,国家质检总局官网首次公布,从台湾进口食品中检出了被塑化剂污染的2款产品,它们此前并未列入台湾公布的问题名单中。

  2款食品在进口环节查出

  首次在大陆进口环节检出的台湾“涉塑”食品并不多,有2种,分别为竹业屋制果有限公司生产的竹叶堂芒果酥、东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HAMU牌金桔柠檬汁饮料,上述问题企业的相关产品不得进口。质检总局网站显示,这是“自台湾地区进口食品中检出塑化剂污染,但未列入台湾地区公布名单中的问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名单”。

  质检总局并未透露这2款食品是在何时何地检出等细节,也未告知两公司此前产品是否进口到大陆、以及曾经的销售去向、是否要展开排查等情况。

  6月1日,质检总局除了规定暂停进口台湾通报的问题塑化剂产品外,还要求目前允许进口的台湾运动饮料、果汁、茶饮料、果酱果浆、胶锭粉类产品和食品添加剂,必须凭台湾有资质实验室出具的不含塑化剂的检验证明报检,不能提供的暂停进口。

  同时,如果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出产品含塑化剂,也不得进口,而且还要暂停其生产企业的相关产品进口。

  台湾问题产品又增19

  质检总局昨天再次更新《台湾地区公布的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产品名单》,新增19种产品,目前已达280家企业、948种产品,一律暂停进口。还更新了《台湾地区通报的对大陆出口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其相关产品名单》,对大陆出口的问题企业由11家增为12家,金果王食品有限公司“上榜”,有14种果汁对大陆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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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多道老字号新菜拒用添加剂

  昨天下午,鸿宾楼、砂锅居、庆丰包子铺等20家老字号,展示了54道“零食品添加剂烹饪”的创新菜品和面点。

  蒜香鹿肉筋、烧汁香油鱼、红鳕蟹肉馅包子、香辣板筋、西施豆腐有机鱼等,这些“零食品添加剂烹饪”菜品,公开了烹制菜品的调料、原料。

  据介绍,这是自今年4月老字号集体签下《禁止使用非法添加物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责任书》后,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健康的举措。

  昨天,华天集团副总经理贾飞跃说,目前主要是少部分面点里用上“泡打粉”、小苏打等,其他食品添加剂基本不用。老字号餐馆的面点厨房里,已把国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和其限量公示上墙,厨师和面之前都要用天秤称量食品添加剂,精确到克。

  贾飞跃说,为确保称量的准确性,天秤必须按时年检,且每批“泡打粉”、小苏打从进货索证、出库使用都至少要保留2年记录。

8、秦伯强:湖泊,光治不管只能劳而无功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09孟登科 实习生 张晴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3

秦伯强:对话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近些年湖泊的恶化速度比较快,湖泊生态朝着一个越来越不容乐观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仍未拿出一个湖泊保护的总体框架,也没有明确湖泊的功能定位。

我们长期将技术治理放在首位,忽视管理,这或许是湖泊治理最大的危机。

南方周末:湖泊在这轮干旱中的表现令人担忧,我们的湖泊究竟怎么了?

秦伯强:第二次全国湖泊调查不久前结束,总体上来讲,无论是水量还是水质,近些年湖泊的恶化速度是比较快的,湖泊生态朝着一个越来越不容乐观的方向去发展。

整体特征概括来说,东部地区湖泊是污染,中部地区湖泊是淤积和围垦,西部地区湖泊是干涸和咸化。全世界湖泊生态面临的五大难题,除了酸化不太严重外,其余的问题,中国几乎都有。而尤其是围湖造地,洞庭湖由最初的4350平方公里,因围垦减少到2432平方公里,鄱阳湖也由5200平方公里减少到目前的2933平方公里。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湖泊水量的锐减,从而导致蓄洪能力、抗旱能力大大减弱。富营养化是近年来频频导致公共事件的罪魁祸首。2007-2010年对不同地区138个面积大于10平方公里的湖泊水质调查,超过85%的湖泊超过富营养化标准,其中达到重富营养化标准的占40%。除洞庭湖目前尚属中营养水平,其余三大淡水湖整体已经处于富营养化水平。

南方周末:什么原因导致了湖泊生态的持续恶化?

秦伯强:根本原因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把湖泊的开发利用放在首位,把湖泊还仅仅当做一种资源来拼命掠夺。我们搞湖泊研究,以前就是搞资源调查,根本目的就是指向开发利用,从建国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指导思想。一开始是为了养殖,后来意识到供水、景观等功能,强化旅游的资源开发,尽管开发利用的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开发利用的思路,本质上却没变化。

现在的湖泊,基本上都成了“孤湖”。因为建设闸、坝,人为阻断了江湖关系,湖泊天然的调协作用减弱了,无论是调节水量,还是纳污自净,湖泊的能力都在急剧下降。洞庭湖在过去数百年间,由于围垦和淤积导致洪灾频率不断增加,相同水量的洪涝灾害等级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根本原因都在于,将湖泊从整个大的水环境中孤立出来。

南方周末:而我们的环境对湖泊的生态承载力却又提出了更高要求?

秦伯强:中国的湖泊治理呈现了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极端气候带来的生态压力越来越重,刚刚是干旱,突然就变成了防洪了,这其实对我们湖泊的生态承载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另一方面,湖泊生态承载能力却是越来越弱。一方面,因为接二连三的公共事件,湖泊危机日益凸显,紧迫感越来越强;而另一方面,行之有效的措施很少见,尤其是管理体制方面的突破比较难。这恐怕是中国湖泊生态危机的两对根本矛盾。

南方周末:国家目前在湖泊治理方面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秦伯强:至今,我们仍未拿出一个湖泊保护的总体框架,也没有明确湖泊的功能定位。湖泊千差万别,所谓分类型、分层次的保护还只是停留在学者的研究之中,连口号都还没听到。换句话说,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国家对湖泊这个课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低层次的。

我们的保护仍然只是开发前提下的保护,治理也是在开发前提下的治理,必然的趋势就是,距离保护和治理的目标越来越远。现在的湖泊治理,都只是针对湖泊的某一个功能而设,比如太湖,它是无锡水源地,富营养化、污染了,供水功能受到很大影响,政府开始重视治理了。但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全面恢复湖泊生态功能的重要性,还没有完全认识到。

南方周末:这几年国家在提让湖泊休养生息,效果如何评价?

秦伯强:湖泊既然病了,就必须要让它“休”和“养”。对于那些病得不重的湖泊,就靠“休”,湖泊可以自然恢复。而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生态退化剧烈的湖泊,还必须“养”,控源截污、退渔还湖、生态堤岸、生态清淤、跨流域调水等等,都属于“养”的范畴。

但是,休养生息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一些小型湖泊,可能能真正做到休养生息。越大的湖泊,流域越大,管辖的部门就越多,各行政区划的认识也未必能统一,就越难真正休养生息。就我的目光所及,尚未看到有休养生息经验意义的个案。

南方周末:但是,我们经常却听说,在湖泊治理方面取得了某某成就之类的话。

秦伯强:这大多指的是湖泊治理技术。中国不缺湖泊治理的技术,西方国家用的也无非这些。我们所说的“一湖一治”,是针对湖泊千差万别的特性,这主要就是指技术手段,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大多也都是在这个领域。然而,我们真正落后的,是社会层面,是在管理上,而管理却是所有湖泊治理的共同难题。

在中国治理湖泊的案例中,成功的几乎看不到,但失败的比比皆是。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我们都认为湖泊治理就是技术问题,认为不需要关闭工厂、不需要协调部门和地区利益就可以治理好湖泊。从九五期间的滇池治理到十五期间的太湖治理,当时都是科技部主导的,当时突出的一项技术就是恢复水生植物,认为只要湖泊恢复了水生植物,再多的污染物排放进去湖泊都能消化吸收,后来发现根本就治不好。我们忽视了这些污染物在流域内的产生、输送和移动,其实这就是管理问题,包括分配、调度,部门在其中的职责分配,说到底就是个体制问题。

以太湖治理而言,控源节污方面也做了努力,站在政府角度,做到这一步已经相当不易,局部指标还有所改善,但距离我们的期望远远不够。治理继续深化,地方政府需要作出更大的经济发展的牺牲。更大力度地关闭工厂,农业这一块还需要拿出更多土地来恢复湿地来解决农村面源污染。而这些,都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光治不管只能劳而无功,技术只能解决一个局部问题,大规模推广运用就是管理问题。但在现有体制下,想在管理层面有所突破太难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长期将技术放在首位,这或许是湖泊治理最大的危机。

9、徐海云: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来源:腾讯绿色频道2011年06月10日

http://news.qq.com/a/20110610/001245.htm

阿苏卫反垃圾焚烧代表、网民驴屎蛋儿与腾讯绿色一起采访徐海云

【腾讯绿色·垃圾论坛】:中国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

徐海云: 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秘书长

【腾讯绿色编者按】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环保展览会(CIEPEC 2011)于2011年6月7日上午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拉开帷幕。腾讯绿色在现场与阿苏卫反垃圾焚烧代表、网民驴屎蛋儿一起采访了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生活垃圾处理委员会秘书长徐海云,就中国垃圾焚烧处理的发展状况进行讨论。徐海云认为中国的生活垃圾不采用焚烧处理,没有别的出路。同时他还认为应该提高公众对垃圾焚烧的认知度,减少恐惧。

我首先介绍一下主要内容,第一,生活垃圾处理发展问题;第二,焚烧处理发展;第三,对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目前的一些真实数据;第四,生活垃圾焚烧厂的建筑发展需要突破局限实现“统筹”。

废品回收也是垃圾处理的一种方式

目前,国际上垃圾处理分回收利用、焚烧处理和填埋处理三种。国内没有把废品回收纳入垃圾处理的方式,对回收以后的垃圾的处理有填埋处理、焚烧处理。回收的利用有三种形式:首先是直接回收利用,利用他的使用功能,这里面最典型的是二手物品的使用,第二种主要是使用他的材料性能,这里面包括废纸的再生,废金属再生,废固体再生,第三种形式是既不保持他原有的形态,也不再使用他材料的基本性能,这里主要是指有机物的循环利用,有机物包括植物类和生物类,把它变成肥料回到自然环境。

中国仍有50%60%的垃圾是填埋处理

我们国家目前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基本上20%到30%回收利用,10%左右是焚烧处理,50%到60%是填埋处理。

我们国家目前城市垃圾处理的总体状况:主要600多个城市,去年是1.57亿吨垃圾,这是2009年的数字,无害化处理大约是百分之七十几,主要还是以填埋处理为主,其中还有30%左右简单堆放处理,其中焚烧处理的占到百分之十二点几,还有少量的所谓的固废处理。因为我们国内的固废处理主要是混合垃圾的固废,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能正常运行。

我们国家的垃圾处理状况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处理技术进步非常显著,国内各种现行的垃圾处理技术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无论是现代化的焚烧发电厂,还是卫生填埋厂,包括早期堆肥等等。

第二个特点,我们总体水平比较低,生活垃圾还是堆放处理,由堆放到处理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垃圾堆放现象普遍存在,垃圾处理厂二次污染还是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

第三个特点,我们国家生活垃圾中废品回收比较高,遍布城乡,捡破烂的目的不是环境保护也不是垃圾分类,是客观的,从材料回收利用来讲,我们的回收利用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我们的问题不是说如何提高回收利用水平,而是如何保证清洁地回收利用。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四个特点,“垃圾成风”在两个大的拐点之间,从家庭的燃料中,燃煤变成了燃气。家庭生活消费从农贸市场到超市购物也在转变过程中,超市每购一件日常消费品,就会有包装。这两个过程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完成这样的转变,实际上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的生活消费水平就和发达国家类似,所以我们的垃圾成分自然地也就洁净了。这两个过程实际上还在转变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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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豚难摆尾,鱼儿未上滩——八百里洞庭湖生态几近断链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09 彭利国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2

编者按:四大淡水湖边的创伤和记忆

远离三峡,我们来到四大淡水湖,查阅真实的湖泊病历。

此刻,骤然风雨,旱涝已急转,谁还能摸准湖泊的脾气?高峡大坝,争议仍纷然,谁还笃信人力定胜天?

四大淡水湖的今昔,见证着这些疑问和感慨。我们幼年时,读着教科书里的四大湖,才知道幅员辽阔,物产丰饶;我们成长中,沉醉于发展才是硬道理,哪怕“山无棱,江水为竭”。

现在,我们困扰了,被迫弥补了,方惊觉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我们努力只观察,不判断,因为每个湖泊都是生命体,症结病灶不能只靠简单的望闻问切。

我们不讨巧,用拙笔,就像封面的这两只碗,今昔对比,触目惊心。

我们相信:有姿态,就有立场。我们试图还原鄱阳湖的一段自救梦想,描摹洞庭湖的某些生态片段,追溯太湖的污染背影,甚至只是听听洪泽湖渔民的家长里短。

记下湖泊病历,关注湖泊命运,更是关注我们自己。

从濒危的江豚到“四大家鱼”,从水草到底栖动物,还有多年为患的东方田鼠,洞庭湖生态系统岌岌可危。而这,也不单单是洞庭湖的危机。

“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清代诗人袁枚曾如是描摹洞庭湖四季荣枯之道。然而2011年春末夏初,本应“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提前“老”了。

6月2日上午,蒋勇站在洞庭湖的大堤上,放眼望去,洲滩处处,牛羊低首,芳草萋萋,沙鸥翔集。“似曾相识,时空倒错。”这名世界自然基金会(简称WWF)长沙项目办官员感慨道。他去年才卸任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原本,这一派郁郁青青应是冬日风景,而今却吊诡地成了夏季奇观。

葱茏幻象之下,八百里洞庭的生态裂痕已然浮现。隐忧早已有之,因这次不期而至的旱殇而重现、放大。

江豚告急

6月4日下午,湖北天鹅洲长江豚类自然保护区的技术负责人龚成躺在医院里,脾脏已被拆除,右眼的血淤仍未散去。此前十天,与保护区毗邻的监利县农民一百余人冲进了保护区,把龚成打成重伤。

如果不是干旱,这样的悲剧应可避免。大旱之际,监利二十余万亩农田告急。5月,监利农民先是从保护区所在的长江天鹅洲故道开闸引水,后直接架泵抽水。

水深骤降,负责守护故道内三十余头江豚的保护区管理人员心如火烧。“江豚从来没有在这么低的水位里生活过。”保护区管理局主任胡良慧忧心地说,正常情况下水深要达到五米以上,江豚才能自由呼吸,而现在平均水深只有两米左右。

从5月13日至5月26日,保护区向农业部、湖北省水产局等上级单位连发3道“紧急情况反映”,称“监利县强行在保护区内取水抗旱,江豚将面临灭顶之灾”。

一场人与江豚争水的悲剧由此产生。而这不过是旱殇危及八百里洞庭生态的一个极端案例。事实上,江豚告急的号角在洞庭湖区及至整个长江都早已吹响。

WWF资料显示,1993年长江至少有2700头江豚,这个数字到今天已经锐减近一半,其中有150~200头江豚分布在洞庭湖区。

洞庭湖江豚多年来饱尝命丧之虞。2004年,岳阳为迎接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的召开,在洞庭湖区投放了约5000吨杀钉螺药剂,曾酿下一个月内毒死6头江豚的惨剧。WWF今年初的一项科考显示,在洞庭湖冬季江豚唯一的栖息区,有众多的挖沙船、运沙船在频繁作业,偶尔还有电打鱼船。湖水浑浊,比白鳍豚还古老、比大熊猫还稀少的江豚就这样浮沉于不安的江湖。

大旱又令本已岌岌可危的江豚雪上加霜。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杨波教授提供的遥感地图显示,5月27日,洞庭湖水面面积仅650平方公里,仅为正常年份同期的七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江豚的生存空间在缩水。5月19日下午,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一处水域监测发现,仅2分钟就监测到51头次江豚。“这个监测数值说明江豚密度非常大。”管理局高工张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意味着洞庭湖航道变窄,使得江豚栖息区域变小。

而更令蒋勇担忧的是,每年的4月至6月是洞庭湖的禁渔期,随着7月1日开渔,大量的渔民将涌进这本就已狭窄的湖面,大旱已令鱼类数量锐减,“人与江豚争食的一幕即将上演”。

难摆尾的江豚不过是整个洞庭湖食物链顶端最为敏感的一环。顺着江豚的食物链逐渐下探,同样的隐忧亦不鲜见。

时隔五年,蒋勇仍清晰记得,2006年夏天,洞庭湖君山农场附近的洲滩只被淹没了七天。水退之后,洲滩裸露的水草上都挂满了鱼卵。每到5月,在密密麻麻的沉水植物间产卵已是洞庭鱼儿的习惯。然而今年,沙洲不见水,鱼儿未上滩。

“这无疑令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家寿说,鱼类产卵需要两个刺激条件,一靠涨水,二靠洪峰。两者皆无,洞庭鱼儿只得望滩兴叹。

大旱不过是为洞庭鱼儿锐减趋势再添了一枚下坠的砝码。湖南省渔业环境监测站从1997到2006年连续十年的监测研究发现,洞庭湖鱼类捕捞产量下降了近一半,其中“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以每年近350吨的数量递减,“四大家鱼”在整个洞庭湖捕鱼量中所占的比例已由1963年的21%下降到2006年的6.61%,而且捕获鱼类的低龄化、个体小型化趋势不断加剧。“四大家鱼”已成洞庭湖天然渔业资源中“难得一见”的品种。

湖区各通航水系水工建筑的兴建是主要“凶手”,大坝切断了鱼类的洄游通道。据统计,解放后,在洞庭湖区通航河流上共建设了130余座大坝,其中,1998年建成的湘江大垣渡水利工程和2003年截流的三峡大坝影响尤其严重。三峡截流后第一年,“四大家鱼”在洞庭湖渔获物中的比重即由10%降到了7.73%。

建国后直至“文革”,在“向湖面要粮”的号召下,洞庭湖区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围湖造田。1990年代末,造纸业驱动“种杨风”,被列入“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的意大利杨和美国黑杨迅速占领大片湿地,围困洞庭湖。凡是种种,不仅令湿地生态景观易色,更令鱼类的索饵场和产卵场大幅缩减。

湖区渔民竭泽而渔的冲动亦难辞其咎。

刘明发捕鱼为生15年了,他是布设“迷魂阵”的一把好手,以竹竿和纱网织就的陷阱,令大小鱼儿有进无出。这种已被当地渔政部门列入黑名单的捕鱼招数,迄今仍被洞庭渔民广为使用。

另一种招数是“打围”,利用洞庭湖荣枯规律,涨水前在湖滩上筑起高矮不等的堤坝,布下天罗地网,一俟涨水,鱼虾尽入,在劫难逃。虽政府明令禁止,但目前少则几百亩多则上万亩的“围子”仍不鲜见。“只有有关系的‘渔霸’才有实力打围。”刘明发既羡又恨。

同样禁而不止的非法捕鱼方式还有电捕鱼。“洞庭湖上的渔民几乎没有不用电捕鱼的。”刘明发说,“现在单纯靠传统的撒网下钩已经很难捕到鱼了。”

十年之前,船行湖上,刘明发还不时可见因产卵兴奋的鱼儿在水面乱跳,但这一幕已成往事。

湖中生态岌岌可危,湖边湿地亦危机四伏。

湿地危机

6月3日开始,渴极了的洞庭湖终于盼来了降雨。因干涸而皴裂的湖床痊愈了,疯长的芦苇和苔草更显清翠,2625平方公里的洞庭湖湿地显出诡异的郁郁青青,一反洞庭湖生物钟,如海市蜃楼。

一个悬在洞庭湿地上的隐忧是:鼠患还会来吗?2007年,20亿只东方田鼠大闹洞庭,令洞庭人触目惊心。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王勇研究员说,鼠患爆发的首要原因是干旱导致湖滩裸露时间过长进而延长了东方田鼠的繁殖期。此外,“围湖造田”、“围湖灭螺”人为改变了湖区生态环境,令东方田鼠的生活地盘扩大。

肇始于1970年代后期的捕蛇狂潮为东方田鼠扫清了天敌。据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春风管理站副站长宋涛回忆,在十余年前,洞庭湖的蛇类被成吨贩卖到广东等地。直至今日,洞庭湖区一道名为“口味蛇”的名吃却已需要广东等地的蛇类来填空。

今年干旱较之当年更烈,失衡的洞庭生态依旧,将爆发新一轮鼠患的忧虑渐次见诸报端。不过,在多年跟踪研究洞庭湖东方田鼠的王勇看来,此轮鼠患或许不会形成。根据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今年1月至5月的连续监测,今年洞庭湖区东方田鼠的种群数量有所降低。在往年鼠患严重的大通湖监测点,东方田鼠的捕获率较往年同期下降了约30%。

饶是如此,鉴于东方田鼠灾害具有爆发性和突发性,5月底呈报给农业部的一份内部简报上仍这样写道:“随着雨季的到来,湖区水位的上涨,其(东方田鼠)迁移危害农业生产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鼠患或将不似当年凶猛,但这片中国最大的淡水湿地并不太平。

5月底,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的博士生李峰走了一遭洞庭,他惊奇地发现,因为此次干旱,在一些地区,辣蓼等沉水植物已然绝迹,菹草、苦草等亦大幅减少。“这对整个洞庭湖的生物多样性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都是洞庭湖常见的水草,是整个洞庭湿地生态的基石。

洞庭湖湿地被誉为“观鸟天堂”,然而危机已摆在了眼前。“蚌、螺等大量底栖动物已经死亡,这将会对冬天来此过冬的候鸟产生极大影响。”正在湖区湿地观鸟的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技术科科长姚毅说。而因缺乏足够的食物和水,正在此栖居的夏季候鸟已开始向湿地外围转移。据保护区总工张鸿介绍,洞庭湖湿地迁徙鸟类数量有可能从2012年开始下降,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洞庭湖底栖动物的减少也并非自大旱始。仅以螺蛳为例,据渔民刘明发称,以往洞庭湖中无以计数的螺蛳现在已经少得可怜。近年来,随着湖北洪湖、监利等地螃蟹养殖业的迅猛发展,洞庭湖中的螺蛳作为螃蟹的优质饵料,被广为采购运往湖北。三五年前极盛之时,一个渔民一天就可捕捞4000斤螺蛳,然而,盛景早已不在。

作为生物链里的初级消费者,底栖动物数量锐减乃至绝迹,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打击不言而喻。“没有了底栖动物,洞庭湖还是洞庭湖吗?”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春风管理站副站长宋涛说。

11、洪泽湖:无法计算的得失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09鲍小东 实习生 史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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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因为滋养他们的洪泽湖已经发生了改变。得失之间,谁又能计算孰大孰小?

凌晨4点,洪泽湖老子山船塘(住家渔船集中停靠之地,相当于渔港)的鱼贩子王万喜就发动了小船,他要去各个滩涂收购鱼虾,直到下午2点钟方回来,船塘紧挨着洪泽县老子山镇镇区。“现在一天只能收购20斤青虾,最多的一户(渔民)捕捞3斤虾,最少只有几两。”6月4日,68岁的王万喜说。干旱是鱼虾减产的主要原因。也因干旱,湖水很浅,船速很慢,所以他才较以往提前2小时出发。

干旱更影响鱼虾繁殖,明年鱼虾产量必将锐减。但对于常年生活在风浪中的渔民而言,这不算什么。他们的生活原本就随季节波动,随年成起伏。他们赖以生存的洪泽湖虽于近几十年发生巨大变迁,渔业产量大减,但她总能以特有的方式养活他们。

渔业资源锐减

老子山船塘停泊了一两百户人家,几百艘大小船只横七竖八地挤在一起。由于水位极浅,生活污水难以稀释,导致周边水体气味难闻,蚊虫飞舞。

王万喜和老伴常年住在船上。在洪泽湖周边,至今仍存大量以船为家的渔民,他们岸上无家无地。

洪泽湖位于江苏省淮安、宿迁两市境内,号称我国第四大淡水湖,是渔业、禽畜产品的生产基地,素有“日出斗金”之美誉。

但旱涝无常,2011年又是一个大旱之年,渔民们又将减产。王万喜每天只能收购一点青虾,渔民们捕到的鱼还不够他们喂养螃蟹,因为很多渔民同时从事水产养殖和捕捞。

洪泽县高良涧镇渔民叶书金是专业捕捞青虾的,他也发现,今年洪泽湖的青虾很少,捕捞到的虾不够支付渔船耗掉的三分之一的柴油费,近年都是如此,他认为“可能与干旱有一定关系”。

其实,减少的并不仅仅青虾,野生的螃蟹、白鳝等水产已经难觅踪迹。今年,甚至连繁殖、生存能力极强的小龙虾也很少见。

原本,洪泽湖水生资源丰富,有鱼类近百种,以鲤、鲫、鳙、青、草、鲢等为主;洪泽湖的螃蟹远近驰名,水生植物如芦苇几乎遍布全湖,繁茂处连船只也难以航行,莲藕、芡实、菱角在历史上素享盛名,曾有“鸡头、菱角半年粮”的说法。但渔业资源因人类活动而受到极大影响。

75岁的老渔民刘世余至今犹记得三四十年前大集体时代的壮观场面,“冬季,二百个劳力花两天时间,围住一万亩的水域,然后渐渐缩小水域,将鱼群集中,到最后能捕捞几千斤到上万斤鱼”。就在二十年前,鱼儿满舱的景象也还时常可见。但近二十年来,盛况不再了。

主要原因之一是,渔业人口大幅增加。老渔民们子又生子,大多都以湖为生。另外,围湖造田、鱼塘养殖、围网养殖等,使得洪泽湖自然水面大为减少。

早在大集体时代,各村以村集体名义在洪泽湖滩涂挖鱼塘从事养殖。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里将鱼塘分包到户,按人口每户分得几亩到几十亩不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政府扶持下,洪泽湖周边渔民们纷纷在滩涂挖掘鱼塘养殖,每年每亩上缴100元 (现降为35元),有钱者多挖,钱少者少挖。“那时候,只有少数很贫穷的渔民不挖鱼塘。现在他们想挖鱼塘却已经没有地方可挖了。”刘世余说。

在旧时的丰水季节,这些水草茂盛的滩涂会被水覆盖,为鱼类繁衍和生长提供优越条件,但现在水草资源枯竭,鱼类再生能力基础薄弱。

养殖业多风险

洪泽湖养殖业最初以养鱼为主,后逐渐转向养蟹。养殖规模继续扩大。

1997年后,洪泽湖周边地方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大批上海、安徽等地投资商前来从事围网养殖。2000年11月,江苏省政府将洪泽湖渔业收归省管,成立了洪泽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加强了对网围养殖发展的控制,但2003年初,洪泽湖围网养殖面积仍达到了61.8万亩,创历史最高水平。

但2001年洪泽湖严重干旱,2003年又遭受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湖区大部分养殖渔民血本无归,外地养殖大户纷纷撤出。后经整治,养殖面积减少到25万亩左右。

2003年的洪灾对渔民影响延续至今。当年,部分渔民的围网被大水冲走后,再无钱投资,无法再从事养殖,也无钱投资渔具、船只进行大型捕捞,而小型捕捞无法维持生活,所以他们只好选择打工。如老子山镇洪明村共有一百多户渔民,其中20%不再从事养殖业。

渔民刘世余承包的鱼塘有20亩,2002年他又买了20亩,当年纯利润达1万元,但2003年即遭遇百年不遇的洪灾。2004年,他将鱼塘卖掉,他的儿子开始从事运输行业,收入好于渔业。

但改行的只是年轻人,年长的依然继续从事捕捞和养殖。只要继续从事渔业,就必须面对无法预计的风险,这些风险既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自身。

老子山镇洪明村贾玉道的围网区紧挨着洪泽湖和淮河的入河口。2003年的洪灾,将上游的工业污染水带入洪泽湖,导致他的蟹苗全死了。“没有赔偿。以前,死几百只蟹苗是小事。从来都没有赔偿。”贾说。

污染事件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之后,几乎没有再发生污染事件了。洪泽县水产局副局长潘家迅称,上游通过对污染型小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控制了污染源,“即使有轻微污染,也通过入江水道,从淮河直接排放到长江里了”。

得失之间

虽有渔民改行、打工,但渔业仍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

老子山镇渔业服务站站长孙军华称,该镇渔民收入90%以上来自渔业养殖。洪泽县水产局副局长潘家迅则称,该县渔民收入70%靠渔业养殖,“纯收入好于农民,但农民更稳定”。

然而,来自渔民的信息没有潘家迅说的乐观。

“大多养殖户都没钱,每年都贷款,今年先还利息,贷款延续第二年。”洪泽县洪明村渔民贾祥玉说。

他于20年前承包了30亩鱼塘,4年前,又承包50亩湖面围网养殖,至今欠债3万元,其中1万元是他父亲生前欠下的债,他做了一辈子的渔民。

洪明村老村支书夏玉德也认同大部分渔民都贷款的说法,有的甚至买饲料还要赊账。

正因养殖收益不稳且不多,几年前,他的小儿子将10亩鱼塘卖了,夫妻俩帮别人开船,每月工资两千多元。和很多年轻人一样,贾祥玉21岁的儿子,在老子山镇上一家温泉中心做服务员,他们一致认为渔业没有前途。

养殖户已是如此不堪,那些单纯从事捕捞的渔民则更为艰难。“够吃喝就不错了。”贾祥玉说。

这样的渔民,在洪泽县还有七百多户,高良涧镇渔民叶书金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他家的捕捞毛收入2万多,扣除柴油费和家庭开支,所剩无几。去年禁渔期,他甚至将10吨的小船用货车运到天津,从事近海捕捞,挣了2万多元,但扣除7000元来回运输费和吃喝费用,只剩下几千元。所以,今年禁渔期间,他到南京帮人开船,“以前,捕鱼的收益比打工的好,现在,捕鱼的不如打工的了。”叶书金说。

他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孩子参加今年的高考,如果考上大学,他就要为她申请助学贷款了。

但老渔民刘世余认为,渔民的生活较以往有所改善。“以前单纯靠捕鱼,现在捕不到鱼,年轻人还可以去打工、搞运输、从事养殖等等。”

从2004年开始,他居住到了岸上,结束了世代以船为家的生活。他的家安置在老子山镇的“渔家花园”。“渔家花园”共安置了1500户渔民,均由国家出资为渔民所建,因为2003年的特大洪灾,将渔民的鱼塘和建在滩涂上的简易房子全淹了,渔民生活困顿。

和所有60岁以上的渔民一样,刘世余每月还享受60元的养老金,80岁以上则可拿110元,90岁以上可拿210元。

渔民们的生活正在发生改变,因为滋养他们的洪泽湖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个因地壳断裂和黄河夺淮而成的众多小湖群,又因明清两代王朝修筑的洪泽湖大堤,使之演变成一个大型湖泊。如今更为活跃的人类活动又加速了洪泽湖的变迁,渔民们因此有得有失,得失之间,谁又能计算孰大孰小呢?

12、鄱阳湖:控湖梦想三十年……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09吕宗恕 实习生 沈念祖 祝杨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5

 “江西人有一个梦,那就是希望在鄱阳湖口建一个湖控工程。”在旱涝急转的新背景下,控湖梦想也许又多了新的“筹码”。

6月5日,156天以来的第一场暴雨倾倒在了鄱阳湖上,抗旱四级响应甫一解除,防洪预警又声声急。

旱涝急转间,有人憧憬“想泄洪就开闸,想蓄水就闭闸”,沉寂了一年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动议再度拉弓上弦。江西新设的“鄱建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近日密集进京,新版《鄱阳湖综合规划》早已上报国家发改委、水利部,报批工作已进入决战阶段。而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仍是其中重中之重。

不过,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6月3日公开表示,还没有收到有关建坝工程的环评申请,也没有进行这方面环评报告审查和评估工作。民间的质疑声亦再度响起,有人称这是“以三峡的方式对抗三峡”。

三十年控湖梦想跌宕至今,这会是最后的争论声吗?

 “摸不准她的脾气”

望着窗外瓢泼大雨,谭晦如喜忧交加,“再下几天,说不定鄱阳湖又要闹洪灾了。”

干旱本是鄱阳湖今年的关键词,自1月1日以来,江西降雨量异常偏少,鄱阳湖水域面积剧烈“瘦身”,至5月18日,水面仅为2009年同期的一半。“守着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却无水可饮,实在不可思议。”1971年,谭晦如从江西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鄱阳湖畔的进贤县康乐堤农场工作。那时鄱阳湖水域一望无际,烟波浩渺,“时常看到有渔民捕到了跟八九岁小孩差不多大的青鱼,搬都搬不动。”

自古以来,鄱阳湖区就是农桑富庶之地,鱼米之乡。鄱阳湖经湖口连通长江,每逢江汛逼近,大浪滔天,雾幔蔽日。风浪过后,鸥鹭翻飞,蔚为壮观。67岁的谭晦如感怀那些在湖滨和渔家一起饮酒畅谈的时光。

择水而居,以渔为生,过去的鄱阳湖人总是“捕一年,吃三年”。家在南昌市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李发平记得,那时,一湖清水,有时一晚捕鱼能卖三四千块钱。每逢汛期,洪水漫至家门口,一到端午节,湖里赛龙舟。

而现在,除了一望无际的草滩,湖水早已干涸。站在惟一的湿地出入道路上,南矶湿地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辛勇说,若是去年,这里早已没入湖中,进出只能靠船。

一年前的鄱阳湖著名景点落星堆本是孤岛,四周一片汪洋,现在却是草原广阔无垠,牛羊撒欢。“汛期无汛,春夏连旱,实属历史罕见。”研究了近四十年鄱阳湖的谭晦如有些失落,“我都快摸不准她的脾气了。”

“控湖”梦想的起点

谭晦如的记忆里,鄱阳湖汛期总是如约而至,甚至来势汹汹。在信江入湖口康乐堤农场第三年,他甚至亲眼目睹了鄱阳湖发怒的样子。1973年夏季,汛期来势凶猛,信江大水。一天,他和同事正在湖堤上巡逻,只见对面余干县的围堰突然决口,滚滚洪水直扑村庄,随后听见哭喊声一片,那凄泣之声至今犹在耳,当时人们只能望水兴叹!

防洪是控湖梦想最早的起点。江西省水利厅鄱阳湖水文分局闵骞说,即便上世纪九十年代,鄱阳湖平均水位超过近50年来的任何十年,灾害性洪水年年都有,大洪水接二连三。

何止是洪水。1974年,谭晦如从农场调到进贤县农技部门工作。那年,他不幸染上血吸虫病。一种含重金属的药剂经静脉注射到人体后,时有加速心血管硬化的风险,他至今心有余悸,“要治愈至少要打二十针,每针下去都必须静卧,否则随时可能血管爆裂。”

“到处是疫区,到处是大肚子晚期感染者。”他当时已负责湖区农业病虫害预测预报工作,亲睹着政府先用大型拖拉机翻耕灭螺,再出动飞机向草洲湖滩大量撒药,“最后杀死了钉螺,也毒死了鱼虾,连飞鸟也很少见。”

当时的谭晦如研究发现,“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寄主,而连续三年淹没钉螺八个月则能有效灭螺。”他在当时一篇呈报给江西省人大的研究文章中,以蓄水灭螺力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早日上马。

而今天,却是干旱成了加速江西推动控湖的动力。“鄱阳湖遭遇的枯水困境一年比一年严重,尤其三峡截流之后。”此时已在江西省山江湖区域发展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的谭晦如直言,只要三峡蓄水,下泄流量开始减少,因水位差,鄱阳湖出湖流量就会增多。

以2007年为例,当年三峡开始汛末蓄水,数天内,鄱阳湖自湖口入长江的流量骤增至每秒6000多立方米。而同期,五条河流的入湖流量只有每秒1000多立方米。35天后,鄱阳湖的部分水位就从15米降至不足10米。

此后,江西省水利科学研究院曾就三峡工程运用后对鄱阳湖及江西“五河”的影响开展专题研究,结论是工程导致枯水和干旱的提前和加剧。“而如果有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湖区抗旱肯定不成问题。”谭晦如说。

屡动议,屡挫折

人力控湖真正成为动议摆上桌面,始自1980年。“实际上是被‘逼’出来的。”谭晦如的好友、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退休的教授级高工熊大衎回忆,时任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周景山在1980年长江中小游防洪座谈会上代表江西提出兴建鄱阳湖出口控制工程,“首先是为了防洪”。当时,上游省市采取新的防洪方案,导致下游鄱阳湖水位抬高。支持者相信,工程建成后,有利削减洪峰。

此时已是进贤县科协副主席的谭晦如被抽调到省科学院,参与鄱阳湖历史上第一次综合科学考察。这是鄱阳湖第一次摸家底,始于1983年。这次科考中,鄱阳湖因一次发现840只鹤群而震惊世界。见证科考全程的谭晦如说,这项惊人发现为人工控制鄱阳湖再添依据,“为了防止湖区因生态缺水出现退化,只有建闸并蓄一定高程的水,才有利于保护鹤群等飞禽栖息地和食物链”。

这项历时五年的科考,一共70个课题项目,“鄱阳湖控制工程”位列第32位。科考第三年,考虑到工程投资规模,控湖工程出现了全控与分控两种方案。1986年,江西省在此基础上邀请国内顶级专家进行工程论证,其结论是“基本肯定”。

有了专家们的“肯定”,江西控湖热情由此高涨。也是鄱阳湖第一次科考那年,江西在全国率先设立了行政级别为副厅级的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省委书记亲任委员会主任,力推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要钱出钱,要人出人”。

而江西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先后向省两会和全国两会提交提案与建议。意外的是,工程提议遭到水利部的质疑,从此沉寂。据谭晦如后来得知,当时部里之所以不满意,担心工程会影响整个长江防洪部署,不想成为历史罪人。“再到1998年的长江大水,真该对鄱阳湖想想办法了。”谭晦如说,控湖工程再被提起,相关研究再度展开。

当时的省领导对来赣视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动情地说,“我们江西人有一个梦,那就是希望在鄱阳湖口建一个湖控工程。”

2002年3月,江西本打算以集体名义向全国两会提交一号提案,却因省人大相关负责人的反对意见,不得不改为代表提案,经四十余名江西代表联名后递交了大会,结果不了了之。

最被动的时刻是,2009年十五院士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反对鄱阳湖控湖工程。江西紧急进京说明情况,承诺不在湖中建坝,也不发电,并立即着手修编规划。该省一在场的水利官员甚至抛出“湿地迁地保护”之说,更是招来在场专家的“嘲笑”,“那你们一定要在原湿地上空竖一块大大的告示牌,告诉白鹤们,你们搬家了,你们该去哪里找新家。”

现实是,很多比鄱阳湖控湖工程更为浩大的水利枢纽早已在其他省份上马,而江西仍寸步难行。谭晦如说,“一大批水利专家为工程都熬白了头发!”

进入决战阶段?

数次遭挫后,江西学会了策略,从2009年开始调整控湖思路。

新方案核心是调枯不调洪,将坝改闸,汛期行洪,枯水期落闸蓄水,当初涵盖防洪、发电、灌溉和航运的综合水利枢纽的诉求渐被淡化。

为了论证控枯工程的可行性,江西省委省政府出面,耗资1800万,聘任曾上书国务院公开反对控湖工程的众院士担纲课题负责人,致力于防洪、泥沙、候鸟等六大课题研究。

这些院士专家因此遭遇“被招安”的争议。一年后,六大课题研究成果获专家一致通过。

这还不够,江西省政府再次投入2800万元,花一年时间就鄱阳湖地理信息、植物资源等展开调查。后来,这一颇有技术含量且仍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主的《鄱阳湖区综合规划》也在一年前上报至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当地媒体说,“报批工作已进入决战阶段”。

推动者刻意对媒体回避,甚至要求有关控湖工程的交流材料都不得对记者公开,唯恐节外再生枝。

谭晦如甚至已经和同事在构想“鄱阳湖水济京津”,通过长约1100公里的预应力钢桶混凝土管,将优质的一湖清水输到京津,而这些都应在鄱阳湖驯服的基础之上。

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科学研究所所长陈家宽仍不赞同“控枯”,“从生态的角度来讲,这项工程百害无一利。”

在这场暴雨来临的前两天,6月2日,总理温家宝到鄱阳湖考察旱情。江西省省委书记苏荣在陪同考察时说,“希望中央尽早批准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听完恳请后,总理说,“我们要科学规划,保护鄱阳湖的生态环境,给鄱阳湖‘一湖清水’。”

一位参与陪同的江西水利水文系统负责人事后对谭晦如说,“总理并未就该工程直接表态”。不过,他相信,在旱涝急转的新背景下,控湖梦想也许又多了新的“筹码”。

13、太湖蓝藻:斩不断、理还乱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09吕明合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86

旱劫刚过,太湖面临蓝藻之虞。太湖污染一直是苏南经济腾飞之痛,湖泊治污如何破局,也一直是中国命题。

暴雨骤歇,太湖露出了清秀面孔。水鸟低徊,青山如黛,水天相连处,几艘渔船若隐若现。

肆虐半年的旱魃刚祛除,一股恶臭却挥之不去。6月3日,太湖西北角的周铁镇小泾港,虽经大雨冲刷,小规模的蓝藻依然不时浮现。入夏以来,这里的蓝藻打捞点业已安排了14名工人,分成三班在此地日夜值守。“我们每天用水泵抽取蓝藻,从5月开始,马达声的轰鸣就没停过。”打捞点的工人们说。但污水奔流不息,排污口的蓝藻随捞随生。

烟波浩渺的太湖之上,蓝藻斩之难断。

蓝藻之虞

“包孕吴越”的太湖,顶着尴尬的蓝藻“名片”已然多年。而在今年长江中下游持续大旱后,对于太湖水质的担忧更牵动着大众。“从1月1日至今,流域降雨已属解放以来同期最少。”6月3日,太湖流域管理局教授级高工潘彩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太湖水位大幅度下降,截至6月1日早上8点,太湖的水位降到2.77米,已“快接近历史同期最低”。

以波光粼粼形象著称的太湖,在这场干旱中经受了巨大考验。“随着气温升高、蓝藻聚集可能性正在增加。”“大家已经形成一致、统一的认识,太湖湖体藻形生长环境已经形成,一旦外部条件具备,蓝藻大面积出现并非不可能。”

连接太湖和长江的望虞河常熟水利枢纽早已打开。望虞河全长只有六十余米,是1950年代开始建设的“引江济太”工程调水河道。从去年10月8日开始引水至今,如同太湖的巨大输血管,望虞河的泵站正源源不断地从长江中抽水补给。

“从大旱汛后到现在(引江济太)一直没怎么停过。”太湖流域管理局工作人员说。从去年实施‘引江济太’引水到6月1日,已引水31亿立方米,入湖16.8亿。“如果把太湖比作一个碟子的话,相当于少降低了水位70公分。”

然而,引水只能缓解干旱,对水质改善却爱莫能助。“长江水体中氮磷含量已经偏高,用污水去冲污水,根本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说。

太湖沿岸官员脑中之弦正在绷紧。4月1日开始,太湖流域管理局便启动了每天的太湖蓝藻调查及水源地水质监测,及时编报太湖水质信息,“一旦出现大面积蓝藻,能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采取措施。”

5月下旬,水利部部长陈雷率领的检查组踏访太湖旱情,检查组更特意检查了太湖水资源移动监测船和太湖贡湖水源地,水质问题正是陈雷关心的内容。

“这很正常。”知情者说,自从2007年无锡的蓝藻事件爆发后,太湖就时时笼罩在蓝藻的阴影中。

庆幸的是,6月2日,一场瓢泼大雨驱散了他们心头的愁云。“至少,短期内大规模蓝藻聚集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苏南腾飞的代价

“苏湖熟,天下足”。太湖流域的乡镇,素来被称为鱼米之乡。但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一声誉正渐渐消失。“在这之前,大家根本不知道蓝藻是什么。”43岁的宜兴著名环保人士吴立红回忆说。他所在的周铁镇分水村,正在太湖边上。淘米、洗菜、洗衣、灌溉,当年村民们用的都是村后小河里的水。

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太湖人而言,有关蓝藻的梦魇是随乡镇企业的发展伴生的。“大概在1990年左右,镇上就出现一些怪现象。”吴立红说,作为苏南模式的发祥地之一,位处太湖上游的周铁镇涌现乡镇企业,最终成为宜兴重要的化工工厂基地。“(当时)大多数企业都是作坊式的,生产污水直接就倒到河里、排入太湖。”

逾2400平方公里的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因洞庭湖面积萎缩,在一些资料中,太湖已被称为第二大淡水湖。它是上海、苏锡常、杭嘉湖地区最重要的水源,以不到0.4%的土地面积、3%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3%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9%的财政收入。

发展的代价是,流域的“心脏”太湖最终蜕变成了一颗千疮百孔、被严重污染的黑“心”。

湖水迅速变浑,人们开始发现触水后的皮肤发痒。“大概在1990年底左右,镇上发生了污水毒死秧苗的事。”吴立红说。更让人惊骇的是,他曾亲眼见到一头牛在食用了被污染的草,尿出了红色的污染物。“家家户户从此开始买水喝。”

媒体报道称,从1987年开始,每年排入太湖流域的污水达360亿吨,其中上海占1/2,80%未经处理。“苏南模式对推动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造成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它把污染从城市扩大到农村。”翁立达说。

太湖流域联合编制的水质评价显示,1987年太湖水面有机物污染尚为1%,而到1993年后,太湖已呈全部富营养化趋势。1994年甚至达到29.18%。而河网的情况同样并不乐观。1983年流域内污染河道长度还只占40%,1996年即升至86%,成为各流域之最。“上世纪90年代初,蓝藻就已发生。”翁立达说。蓝藻爆发的地点,刚开始是堤岸上的入湖口,随后逐步向湖中心发展。

2007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饮用水危机,席卷了江苏无锡,罪魁祸首便是太湖蓝藻。“半米厚的蓝藻覆盖了水面,大家只能购买矿泉水。”吴立红回忆说。随后引发了一场问责风暴,无锡市至少5名政府官员被处理。“2007年的蓝藻事件,证明此前的太湖治理已经完全失败。”翁立达批评道。当年,滇池、巢湖蓝藻相继暴发,中国进入“水污染密集暴发阶段”。

拯救水乡

治理太湖的救赎行动一直在进行,但进展缓慢。

1991年,国家投资逾百亿元启动的第一期太湖治理工程,曾经给了苏南希望。“但当时治理并未下决心,(太湖的水质)反而更加恶化。”吴立红说。

第二次的治理规模更大。1998年,国家批准“太湖环境治理计划”,“聚焦太湖零点达标”因此展开。1999年元旦钟声敲响之前,官员们宣布,治理已“基本实现阶段性目标”。然而,与十年前相比,太湖及流域河道的水色,不进反退,已变成浑浊不清的“酱汤”。

2007年以来,流域展开了新一轮的综合治理,开始引入省部际联席会议的制度。“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每年要确定一个年度目标。”翟淑华说,目前已召开了四次。

“但从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积极性并不高。”翁立达说,太湖治理因此遭遇了反复的拉锯战。一位太湖的高级主管官员曾告诉他,“2008年经济危机后,许多地方对太湖污染控制开始放松,2010年后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了反弹。”“以清释污”难以奏效的原因还在于,长江水体中的氮磷含量已经很高,“等于用污水去冲污水,效果可想而知。”

更关键的是,“太湖的污染是过去30年积累起来的。即使现在把污染源都控制住了,但光是太湖湖底淤泥积累起来的污染物质逐渐释放,可能也要好几十年。”翁立达说,要治理好这么一个大湖,并非易事。“日本的琵琶湖污染后,花了20年、180亿美元,依然只能还原到三类水的标准。”“毕竟,治理太湖是个长期、艰巨、复杂甚至有时是反复的过程。”太湖流域管理局的人士说。

不过,在翟淑华看来,太湖的水质或许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她说,公众最关心的富营养化有两大主要指标:总磷、总氮指标。在水位比去年下降的情况下,浓度却比去年同期下降不少,总磷主要下降了9.2%,总氮则下降了21.7%。

在周铁镇隔湖相望,烟波浩渺中,庄严的灵山大佛看着冥冥众生。

14、胶济客运专线不惧环保部 交完罚单继续运行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6月10日彭斐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6-10/115022618744.shtml

  6月8日18点52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乘坐的D56动车从淄博火车站驶离。

  透过列车窗口,记者看到,胶济铁路客运专线北侧几座居民楼与客运专线的距离仅20多米,略显破败的居民楼几处裂痕清晰可见。自从2008年胶济客专开通,该居民楼所在的通济花园的住户就一直在向当地政府及环保部门反映问题,最后将电话打到了环保部。

  4月25日,环保部向胶济铁路客运支线有限责任公司下发了“最后通牒”,要求改建铁路胶济线四线工程停止使用,但该客运专线照开不误。

  对此,环保部环评司验收处的工作人员回应称,“我们的处罚权力有限,20万元罚款是最高限额。”

  20万元罚款已是最高限额

  昨日(6月9日),淄博临淄区塑料五厂业主朱先生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曾反映情况的淄博市四个小区的业主,除通济花园6号楼20户坚持继续向上级反映情况外,其余业主已经收下了3万元补偿金。

  据了解,5月中旬,随着环保部停运的最后通牒日的临近,淄博市张店区通济花园的业主收到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甲方为张店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其中提到,受胶济铁路客运专线有限公司委托,赔偿每户3万元作为客运专线的各项环境治理费用,协议签署后,住户不得再追究客运专线的环境影响问题。

  “我们也收到了同样的协议。”朱先生说,在签署协议后,他曾多次接到临淄区政府相关负责人的电话,“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你们就不要继续了。”

  张店区通济花园11号楼业主杨先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山东省环保厅出具的 《改建铁路胶济线增建四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通济花园6号楼、11号楼均处于环评报告的环保拆迁范围内。

  本应进行的拆迁现在却不了了之。朱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胶济铁路客运专线属公司运营,而其所有的山东省政府与铁道部的背景,使得环保部环评报告被束之高阁。

  “环保部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是向哪个法院申请呢?恐怕还是(向)原来的铁路法院(申请)。这样一来,执行上肯定会大打折扣。”淄博市张店区一位政府部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该人士的另一个身份是受胶济铁路客运专线影响的小区业主。

  6月6日前后,环保部环评司验收处的工作人员在答复朱先生时表示,“我们的处罚权力有限,20万元罚款已是最高限额。”

  环境执法无力局面亟待改善

  叫停不停。胶济客专不是孤例。

  近日,哈药集团因臭味难消和污水超标排放遭到媒体曝光。权威机构的检测显示,其水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规定极限值的10倍以上。

  早在去年11月,就有居民在黑龙江省环保厅网站上询问“‘哈药怪味’何时了”。对此,黑龙江省环保厅引用了哈药总厂自撰的材料进行回答,结论是“搬迁是解决气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搬迁的钱由谁来承担,至今仍困扰着搬迁计划。

  有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国家目前缺乏明晰重大污染之后赔偿的相关法律,仅靠国家环保部来开罚单,而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诉讼,企业大多存在侥幸心理,这实质上是对污染行为的一种纵容。

  环保部环评司相关负责人向《每日经济新闻》透露,在相关事件处理上,因不具备强制执行能力,环保部只能按程序进行经济处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截至目前,环保部叫停胶济铁路客运专线的大限已过10天,但胶济铁路仍在运行。

环保部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环境执法基本就是罚十多万元了事,环境执法无力的局面亟待改善。”

15、企业够不够环保?绿色会计“验明正身”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1年06月10日

http://business.sohu.com/20110610/n309792910.shtml

  牛根生说他养了很多牛,并以“可循环利用”为由说蒙牛是一家绿色企业;俞敏洪说“新东方绝对是一家绿色企业”,因为“排的都是有机肥”。如今,因为新指标的产生,这两位可能要闭嘴了。

  “牛的排放气体里含有甲烷,环境、污染的指标系统里有指标‘二氧化碳当量’,二氧化碳当量由6种物质构成,同量甲烷对于温室效应的作用相当于同量二氧化碳的15倍甚至更多,就已经对环境造成了很重的污染”,另外,“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为绿色企业的指标太多,包括差旅管理、办公耗材等”。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GS)中国区副总裁马晓野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什么样的企业是绿色企业,什么样的数据可以表明企业是“绿”的?企业可衡量的绿色如何体现?用马晓野的话来说就是,“要用数据说话”。这个数据就落在了“绿色会计”的相关项目上。

  前不久,SGS作为技术提供方,与道农研究院、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用友公司(集团)共同成立的“企业绿色会计项目报告”在青岛举办了发起仪式。

  “社会责任”职位稀缺

  对企业而言,真正困难的是碳排放和节能减排。马晓野说,已有一批领袖型企业提出了一个观点:先问对错,再谈可行。

  很多跨国公司设有社会责任相关职位,国内很多企业却没有这类职位。履行社会责任“必须从上往下推,很多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那些数字看起来与企业运营没有联系,领导者知道应该做,却不知怎么衡量”。

  当前,全球先进企业对会计概念已出现一个趋势,即由财务会计转变为管理会计,“可以从中看到管理需求、管理重点”,这也是“绿色会计的转型过程”。

  绿色会计应运而生

  SGS的想法是,将企业决策者看得懂的财务报表数据和指标与节能减排直接挂钩,“使他们了解当下应该怎么做,今后怎么做。”马晓野说。

  指标的设置要达到什么目的?马晓野说,要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能见度。

  有了能见度的基础,根据企业自身的意愿,可以公开发表以提高透明度。十年前,美国相关机构要求上市公司主动提高环境方面的透明度,一家著名制药公司通过发表透明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制定了“10年降低污染50%”的计划。

  透明度提高以后,一定要“可度量、可审核”,企业领导人也能通过时间的推移看到 企业的进步和变化。马晓野说,实际上,“绿色经济”在各层次都被认为可度量、可核查,比如“办公室耗电、班车、差旅等各有多少?今年比去年少了多少?”企业可通过数据了解排放量,哪些地方可改善。

  技术为“碳税”探路

  第三方机构能为绿色会计做什么?

  马晓野说,通过绿色会计来做“类型企业”,即通过不同类型企业的摸索,形成标杆,比如软件行业、炼钢行业等,让企业看到自己的进步以及相比同行的进步,通过技术支撑,把虚的概念做实,这不仅对企业有用,也可以为国家即将开始的征收碳税提供参考意见。

马晓野表示,当前,很多国家已开始单方面征收碳税,如果没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最终“碳税”将成为企业的“扒皮税”,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因税赋而恶化。

16、哈药被曝污染“惯犯” 与政府讨价还价股价大跌

来源:新华网2011年06月1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864928.html

  编者按 哈药集团明目张胆水陆空立体乱排乱放,长期以来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而年销售额50亿、一年广告费投入5亿的企业,却哭穷无钱治污。一个医药企业连当地老百姓的健康都不当回事,能否把全国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值得怀疑。高额利润的确给当地带来税收,但这种缺失社会责任、唯利是图的企业不会长久,金好银好不如身体好。消费者不是傻瓜,应该学会用脚投票,做出自己的选择。

  9日,哈药集团污染事件后续影响继续在股价走势上得到体现,哈药股份盘中一度跌至15.62元,创下约21个月以来的新低,最终收盘收于15.74元,跌幅达到6.64%,成交量24.91万手,换手率3.07%。

  哈药乃污染“惯犯”

  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并不是近期才暴露出来的。从2004年开始,在环保部门眼中,哈药总厂始终是个污染惯犯,而其整体搬迁计划,也在2008年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至今已经4年。对于这家正在被不断扩张的哈尔滨城区日益包围的医药企业而言,整体搬迁,几乎是根本解决环保问题的唯一出路。

  但随后的2009年,哈药总厂的空气污染问题再次被曝光,当时媒体报道称,哈药总厂散发的怪味蔓延到10公里之外,几乎接近黑龙江省政府所在地。6月8日,一位当地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我家就住在南岗区,离哈药总厂有五六里路,有时候窗子一开就能闻着怪味。这样已经至少持续四五年了。”

  2011年3月,哈药总厂最终确定搬迁计划,其副总经理吴志军宣布,搬迁已经列入企业五年规划,“五年内搬迁,已成定局”。而可能的搬迁方向是,哈尔滨市东南方的阿城区,距离哈市近百公里。并且,这一规划也已列入哈尔滨市规划之中。但在酝酿搬迁的这四五年间,哈药总厂的表现并不让人满意。

  子公司停产近3个月却未公告

  哈药公司承认了停产和减产事实。“自3月中旬以来,哈药总厂101车间TDA全部停产,107车间头孢氨苄、头孢拉定停产;104车间头孢噻肟钠和121车间头孢曲松月均减产12吨;102车间7—ACA月减产60%。”

  但公司称:“这些停产、限产品种均为无菌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企业通过外购等方式弥补,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造成影响。”

  换句话说,哈药总厂部分车间从3月中旬就已停产或减产,但哈药股份只字未提。

  在上述整改措施中,除了限产、究责外,并未提及对哈药总厂的搬迁工作。而哈药总厂的整体搬迁被认为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最有效和直接的方式。但哈药总厂称,由于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原料药产品的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微薄,预计投产后2-3年内将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极易造成企业处于亏损境地,造成企业无法生存的后果。

  人民日报:"污染门"难关不能用失察或盲区解释

  早在2009年8月,就有媒体曝光了哈药的污染问题。近两年来,媒体对哈药污染的追问一直没有停止。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也曾联名提案,并提交了“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的实际检测结果。当地人大多次将哈药制药总厂气味污染问题作为议案讨论。而据当地环保机构说法,自哈药制药总厂建设投产以来,附近居民关于其乱排放的投诉,从未中断过。

  民众的追问,舆论的追问,人大政协的追问……如此追问力度,为何竟关不上哈药的“污染门”?

  媒体报道说,哈药2010年营业收入180亿元,5年上缴70亿元税金——顶着当地著名利税大户的光环,这是不是哈药的所谓“底气”?

  这种怀疑是有理由的。一些利税大户,仗着对当地“贡献巨大”,既能创造财富,也能解决就业,就利用地方“不敢得罪”的心态,不把一些法律规定放眼里。而一些地方,明知企业有问题,但为了留住利税大户,面对举报质疑,或“睁只眼闭只眼”,或“捂盖子封口子”;本该发挥“猫捉老鼠”作用的环保部门乃至司法部门,也常常失语、失职、失守。

  环保部:哈药环保投入不足应负责

  “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7日,在哈药总厂污染调研现场会上,国家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副主任白保柱对此次哈药污染事件明确表态。

  白保柱认为,哈药股份环保投入不足,这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新京报社评:哈药拿污染与政府讨价是何逻辑

  如何彻底解决污染问题?哈药总厂给出的结论是“搬迁是解决气味问题的根本办法”。哈药集团同时表示,由于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预计投产后2—3年内将不具备竞争优势,容易造成企业亏损,导致企业无法生存的后果。该公司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新厂址选择问题上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

  哈药集团的这个“希望”,简直匪夷所思。哈药造成的污染状况,并不是周围环境或居民有问题,而是因自身违法超标排放。由于自身原因形成污染,却要当地政府在新厂址选择上提供政策支持,这岂不是笑话?如果哈药的这个主张成立,就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以“缺钱”为理由,向政府申请“治污政策”。

  建议对哈药罚款5.4亿元

  哈药在全国算是个名牌,在当地则算是个利税大户,这样的企业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尾大不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人也熟悉了一个新的舶来语——大到不能倒。从此前的紫金矿业,到现在的哈药集团,都在努力在“大到不能倒”的庇佑下把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这潭水搅浑。

  事实证明他们做到了。哈药不仅在这场污染风波中保持淡定,而且还能讨价还价。比如有专家建议其总厂搬迁以彻底根治污染,哈药集团则表示,由于异地建厂的投资巨大,原料药产品的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微薄,预计投产后2-3年内将不具备竞争优势,极易造成企业处于亏损境地,造成企业无法生存的后果。公司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新厂址选择问题上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听这语气和措辞,更像是一个向政府撒娇要糖吃的小孩。

  谨慎选择哈药产品

  不否认企业有逐利本性。在企业看来,广告投入是投资,环保投入是费用,二者对企业赢利能力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种算计必须建立在环境责任底线之上,否则,便有违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不仅让消费者为企业巨额广告投入埋单,还要让周边居民以健康代价为企业赢利埋单。企业也已不仅仅将面临“德厚与否”的道德质疑了。

  当我们在理论上探讨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何时到来时,不能忘记单个企业的环境库兹涅茨拐点问题。如果像哈药总厂这样行业领先、业绩持续增长的企业,尚不能扭转自己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走势,公众的环境期待又将落到哪里去呢?

  在哈药总厂以实际行动真正取信于环保部门与当地居民之前,谨慎购买哈药产品,应当成为公众理性的选择。唯有通过此举建立企业环境责任与赢利休戚与共的关系,才能让哈药彻底清醒过来,明白追求人类健康既要收费,也要付费。

17、哈药总厂排污事件调查:药厂怪味缘何挥之难去

来源:南方日报2011-06-10

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1-06/1749102.html

  由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制药总厂超标排放污水和废气,导致哈尔滨市哈西地区被一种怪味笼罩“夏天不敢开窗,出门要戴口罩”成为当地夏日里的特殊现象。

  对于这一群众反映强烈的现象,哈药总厂称,10多年间已投入4亿元治污资金,环境保护始终在进行;当地环保部门称,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排污企业,监管从未停止。那么“药厂怪味”究竟为何挥之难去呢?

  监管不能只收“排污费”了事

  药厂在治理,政府在监管,为何一个怪味如此难消除?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原因是,药厂产能在增加,但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却没能同步跟上;另一个原因是企业的污染成本较低,监管部门往往只是收取“排污费”了事,并没有让企业从根本上重视环境保护。

  据环保部门相关人员介绍,近年来,哈药总厂在污染防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总体来说投入还不够。产能在增加,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却没能同步跟上,在处理生产和环保的关系上,把环保工作放在了次要位置。企业应该痛下决心,彻底地进行治理改造。

  据了解,哈药总厂年销售收入近50亿元,而环保部门除了每年严密监测其排污情况外,把征收500万元至700万元不等的“排污费”作为主要监管手段。而业内人士指出,几百万元的“排污费”,对于一个年销售收入数十亿元的大型企业来讲,实在是“九牛一毛”。

  那么,“药厂怪味”究竟该如何根除呢?专家认为,首先,企业应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环保意识,增加环保投入,力争做到产能与相应的污染防治设施相匹配。其次,政府部门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处罚监管力度,严格执行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让污染企业付出更大代价,才能督促其有效进行污染防治,保护环境和群众身心健康。

  马杰、彭旭等人表示,对于哈药总厂这样一个高污染企业,只有将重污染车间彻底搬离主城区才是根治之策。目前,哈尔滨市已确定在市郊建设哈药总厂升级改造工程,采取新工艺建设生产车间,一期工程计划于2013年建成,届时困扰哈尔滨市民的药厂气味将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新华社发(除署名外)

  “药厂怪味”扰民数十年

  ●直击现场

  盛夏临近,对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地区的部分居民来说,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又来了。今年54岁的岳实现,是哈尔滨市郊县居民,去年在哈药总厂不远处购买了一套价值44万元的商品房,如今成了他心头最大的一个负担。

  “房子守着一条臭水沟,一到夏天药厂就向外排废气,臭烘烘的根本不敢开窗户。儿子在市内打工,因为房子周围味道不好也不愿回来,现在就我和老伴偶尔来这儿住一阵,因此房子也没装修。药厂排放的怪味真是坑苦我们了,现在这个楼盘的空置率很高,房子想卖都卖不出去。”岳实现说。

  岳实现说的臭水沟便是哈尔滨市学府路附近的何家沟,目前承担着哈药总厂的污水排放任务。多位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居民说,从前何家沟内流淌的还是清水,他们还在里面洗过澡,可是最近几十年水质开始发生变化,味道也越来越大,闻时间长了还觉得头晕。最近一段时间,何家沟的污水有时是黄色有时呈黑色。

  在距离哈药总厂不到10公里的范围内,还有多所拥有上万师生的大学,数万名师生同样饱受着“药厂怪味”的煎熬。“一到夏天就会经常有一股奇怪的味道笼罩在校园上空,简直太难闻了,再加上天气闷热,感觉非常不舒服,也不知道这怪味闻久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黑龙江大学教师史维国抱怨说。

  记者调查了解到,哈西地区怪味并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才有,至少困扰当地居民有二三十年之久,夏天感觉尤其严重,居民曾经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这一情况。遇到天气不好时,这股怪味可以飘散到市区内更远的地方。

  数亿元资金难除“怪味”

  ●“老大难”问题

  按照当地居民指引,记者沿着何家沟找到了哈药总厂的排污口。这里空气中充满了恶臭气味,出水口流出的黄色污水,与来自何家沟上游的黑色浑水在此处交汇,泾渭分明,十分醒目。

  “药厂怪味的确给周围居民带来一定影响。哈药总厂属于微生物发酵企业,这就决定了企业高耗能、高污染的性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和废气就是‘药厂怪味’产生的主要原因。”哈药总厂副厂长马杰说。

  据介绍,哈药总厂始建于1958年,是中国重点抗生素生产基地、国家大型一级制药企业,现有员工近万人。

  马杰说,刚建厂时周围还都是荒地,最近几年,随着城市扩张,周边居民急剧增加,导致药厂与居民的矛盾凸显出来。像他们这样的高污染企业想要实现对周边环境零污染,并不是简单投入巨额资金整改就能实现的。

  哈药总厂环境保护部部长韩洪彬说,上世纪90年代,工厂已经开始探索实施污染治理的途径。1999年以来,他们已累计投入4亿余元用于治理污水和废气,并取得一些成效。但即便这样,距离周边百姓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哈尔滨市环保局监察支队支队长彭旭说,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是个“老大难”。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对药厂进行专项监测,结果表明臭气浓度历次监测均超标约20倍;污水排放则一直处于“低超标”状态。他们在对药厂施行征收“排污费”等处罚措施的同时,还积极督促药厂针对主要味源先后投入3000余万元,建设了多套气味处理设施,污染已经较从前有所缓解,但确实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药厂怪味”。

  哈药污染折射老厂房治污难

  新闻评析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哈药总厂废水、废气和废渣违规排放遭曝光。相关报道中甚至指出,哈药总厂产生的“废渣直排河流,硫化氢废气超标千倍”。

  而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哈药总厂第一次因污染环境而被曝光了。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均爆出哈药总厂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的消息。哈药方面虽屡次称即将解决问题,但居民投诉却一直不断。

  两年前,黑龙江省多位政协委员曾就此问题联名提案,并提供了对药厂相邻区域空气质量检测的结果。这些检测结果显示,哈药总厂的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均超过国家恶臭气体排放标准。

  面对哈药总厂毫无遮掩的“水陆空”立体排放,哈尔滨市民的投诉持续了多年。早在2005年5月《黑龙江日报》的报道中,就称“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气味污染一直是其周边群众关注的热点,环保部门每年接到的投诉很多,也是人大、政协提案重点问题”。

  一位业内的环保专家告诉笔者,“我们的企业环保意识还是太差,在环保上投入得太少了。”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副会长潘广成表示,虽然存在环保意识欠佳的因素,但哈药总厂“污染门”最直接的原因还是环保投入太少。他估计,这次哈药总厂仅污水排放一项改造,就至少需要4000多万元人民币,“全部改造完成,怎么也要1亿元以上”。

  哈药方面曾表示,气味主要是因生产和治污工艺而产生的,短时间内还没法完全杜绝,而新厂区会改进生产工艺,可以解决气味问题。但搬迁至新厂这一根治污染的唯一出路却迟迟未能启动,究其原因,资金始终是一大问题。

  事实上,早在2008年初,黑龙江省政协委员田家玮等人就曾进行联名提案,就哈药总厂的污染问题,提出了“整改、搬迁、核心部分搬迁”等一系列建议,之后几年间,哈药始终表示其一直在四处选址。

  此前,有业内专家评估,哈药股份此次异地搬迁新建工程将可能耗费将近百亿资金。总部位于河北石家庄的华北制药,一度曾面临哈药今天的困境,最终还是借重组方冀中能源之手,才解决了资金压力。“搬好了,可能就上个新台阶;搬不好,可能就从此一蹶不振。”哈药集团宣传部长表示。

此外,在搬迁中的资金、人员安置、环评、成本测算等,每个环节的瓶颈都在考验着哈药总厂的治污决心。(记者 牛思远)

18、何勇:污染善后不能让企业“肇事逃逸”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6月10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6-10/074922616976.shtml

  企业事故引发水污染,治污投入会有多大?近日召开的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题会议上,给出了一个具体数字: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污染物流入第二松花江,造成重大水污染事件。5年来,国家为此累计投入治污资金78.4亿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吉林石化公司仅被环保部门罚款100万,并向吉林“捐赠”500万。

  这是个落差巨大的不等式:一则,企业造成污染,却由国家埋单;二则,污染事故的善后,不但要处置污染河流、土壤,还需安置流域内企业、居民,成本巨大,国家投资有限,难以确保有效应对;三则,违法成本较低,不能成为镜鉴,应提高企业环保意识。

  实际上,类似的“刺眼”事件还有不少:2004年四川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直接损失3亿元,而肇事单位仅被罚100万元。去年紫金矿业污水渗漏,被判处罚金3000万元,虽创下纪录,但相比其造成的生态灾难,仍可谓九牛一毛。

  这些事件,暴露出目前我国在环境污染事故防治、处置、善后中的法律短板和司法困境。

  现有环保法律、法规偏软,弹性较大,对违法企业处罚额度过低,难以起到应有效果。2008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之前,其实施细则规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罚款,“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虽规定“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直接损失”的计算,同样有很大空间。

  今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其中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重大修订,降低了入罪“门槛”,扩大了刑事追究范围,加重刑事处罚力度。但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能否像新修订的“危险驾驶罪”一样成为遏制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宝,同样需要面对理顺复杂的利益关系、监督和执法偏软的考验。

  在一些国家,重大污染事故的赔偿,大多是天文数字。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肇事的英国石油公司除了被处以数十亿美元的罚款外,还被要求出资200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2007年,美国“特富龙”案中,杜邦公司被要求向当地民众提供高达3.43亿美元的经济赔偿。

  不仅是违法成本过低,企业造成污染后环境损害修复、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公民的环保义务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与时俱进地进一步明确和保障。《环境保护法》从1989年5月开始实施,至今已经22年,不少条款需要完善。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让它成为能统领各个环境法的基本法,还需相关部门和立法机构的努力。

  企业为自己的行为埋单,于理于法都是无法推脱的义务,更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无论如何,污染事故发生后企业的“善后”,不仅应是“自律”,更应是来自政府监管、法律法规的“他律”。

19、“环保投入不及广告”的讽刺 

来源: 新华网2011年06月10日 梁江涛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6/10/c_121514535.htm

    近日,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被曝明目张胆偷排乱放,工厂周边废气排放严重超标,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废水直排松花江,废渣随意焚烧。一家年销售额上百亿元的制药业巨头,宁愿一年花5亿元巨资投做广告,却迟迟不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6月9日《北京日报》)

    早在2005年5月《黑龙江日报》的报道中,就称“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气味污染一直是其周边群众关注的热点,环保部门每年接到的投诉很多,也是人大、政协提案重点问题”。两年前,黑龙江省多位政协委员就此联名提案。2009年8月,《人民日报》就曾对哈药总厂“怪味扰民”一事进行过报道。然而,“媒体曝光——领导重视——职能部门行动——事件得妥善解决”的模式并没有在哈药显灵。一家年销售额上百亿元的制药业巨头,宁愿一年花5亿元巨资做广告,却迟迟不根除困扰周边居民多年的环保问题,在全国节能减排、治污力度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确实令人震惊。

    曾经有一句公益广告:“不是企业消灭污染,就是污染消灭企业”。可在哈药这里却至今没能感受到这样的氛围。由于哈药目前主要产品仍以原料药为主,加之环保投入不能完全跟上,污染问题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不仅仅是哈药一家,作为成品药物的前提部分,原料药目前已成为我国医药产业最重要的一块。基于环保和成本压缩的考虑,不少发达国家将其原料药生产向印度和中国转移。而近两年,就连印度也开始将他们的原料药业务转包给中国来做。环保被制药企业冷落一旁的根本原因,就是经济利益与环境效益的天平发生倾斜。哈药之所以舍得在广告上下血本,因为烧钱营销的直接好处远远大于治污带来的实惠。当环保忧患意识与企业生存空间完全不搭界之时,巨额资金投向何处便有了再明了不过的答案。

    哈药“环保投入不及广告”折射违法成本太低。一是该用的执法手段使不上力,甚至根本就没有用。环保部门除了受理举报、查清事实之后依法处罚外,对哈药这样的名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与相关部门联手,在信贷、上市、保险以及外贸等环节上及时亮剑。尤其是掌控上市这一“环保门票”,为企业增加融资设置高门槛,做到“要上市先环保”,将会特别给力。

    其次是在法律层面上,处罚标的设置过低。即便企业因为污染领受罚单,也是毛毛细雨。而一旦引发重大污染事件,几乎全部由政府与社会埋单。在美国和墨西哥,上市公司一旦发生这样重大的污染,企业赔偿的数额将是天文数字。可以这么说,没有严管重罚的法治威慑,没有高额违法成本的代价,靠企业的自觉意识来治理污染,显然靠不住。哈药号称“做良心人,制精品药,追求人类健康”,可没有严格监管和处罚力度的跟进,“企业良心”早就变成赚得盆满盂溢的真金白银了。

    哈药总厂污染车间的搬迁已有眉目,如果执法部门不能“搬出”法律利器来令其痛定思痛,逼其治理污染,搬迁之后,医药“百强企业”的哭穷之声能止息吗?“广告费27倍于环保投入”的怪象能禁绝吗?

    拿环境换钱的“哈药模式”

     出卖环境,拿到一笔小钱,算是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眼前急用。但事情还没完,卖掉环境,污染来了,人们的健康没有了。从淮河流域到太湖,再到湘江,哪个地方的环境污染不是农业渔业绝收,居民大比例生病甚至非正常死亡?

    有钱“贴金”无钱治污,哈药该吃啥药

近段时间以来,企业污染环境的重大事件频频发生:浙江余杭水污染事件、河北元氏县化工污染事件、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企业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液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甚至灾难,这也是稍具常识的人,当然包括那些具有经营头脑的企业负责人,都可以作出的判断。

哈药“污染门”为何关不上

地方政府扶植企业、服务企业,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生活幸福。如果居民的住宅楼和企业超标排放废气的烟囱比肩,社区的街道与企业超标排放废水的河道比邻,当企业一边发展壮大,一边污染河流、空气,破坏自然环境,危害民众健康,即使企业上缴再多利税,又能创造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哈药总厂水陆空立体排污的底气何来

如此傲慢排污,哈药总厂自有自己的“底气”。这些年来,哈药的业绩节节攀升,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为当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地官员们把其当“神”在供着,执法部门对其格外关照、法外开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广告费27倍于环保投入”怪象是如何出笼的?

    哈药六厂的广告轰炸模式一度是其他产品竞相模仿的对象,医疗保健品领域曾刮起“哈药模式”之风。而环保问题并没有构成对药企生存的威胁,无需消灭污染,哈药照样活得很好。

    打广告年投五亿,为啥治不了污

像哈药总厂这样的“明星”企业,为何一年能拿出五亿巨资打广告,却声称无力治污,这样明目张胆将环保责任和义务推向边缘,与相关部门的一再纵容、养虎为患不无关系。

20、社论:让公众看到一个不害人的哈药

来源:南方网2011年06月10日

http://view.news.qq.com/a/20110610/000027.htm

原题:吝惜环保投入的哈药是无原则娇惯的恶果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顶着全国医药“百强企业”的桂冠,但在环保部门眼中又是一个“污染惯犯”。长期以来,哈药总厂明目张胆水陆空立体乱排乱放,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周边民众怨声载道投诉不断,却无法改变哈药总厂一边烧钱式营销一边吝于环保投入的现状。在近日舆论的普遍指责之下,哈药总厂声称为解决污染问题只有选择搬迁,但因为投资巨大希望政府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

因为黄金时段里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很多人记住了哈药,也记住了哈药宣称的“做良心人,制精品药,追求人类健康”的企业理念。在医药营销领域,哈药以其年投放广告4亿多元的大手笔创造了经典案例,并以丰厚的回报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成功者。但在光鲜的大幕揭开之后,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哈药。面对周边居民的多年投诉,哈药可以置若罔闻,面对环保部门的整改要求,哈药可以一再敷衍,甚至面对连续几年民意代表的联名提案,哈药也可以无动于衷。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全无爱惜之心、对公众的环保诉求全无敬畏之意的企业,却又以“良心”相标榜,宛如黑色幽默。

砸广告的时候不惜重金,花钱治理污染的时候偏斤斤计较,于追求利润为第一的企业而言这自然是个顺理成章的选择。这一选择会结出什么样的恶果,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环保部已经得出的结论很清楚,“哈药环保投入不足应对污染事件负责”。明明知道自己的选择会损害其他人群,却乐此不疲,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高的体现,其实不然。希望企业合法生产和经营的同时为社会多做点什么,这是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得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地伤害他人,这难道不是法治社会里的底线要求?

虽然哈药污染事件本轮猛烈发酵,以致环保部官员说出了“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的狠话,但从哈药希望政府给予“各方面支持”的表态里,依稀可以窥出,这个“污染惯犯”其实还在观望之中。

众人眼里的雷霆风暴,但在哈药这儿估计就是一点毛毛雨,其闲庭信步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并不难猜,环保压力只可能源自政府和公众,而哈药一旦自认为已经吃定了两头,又有何必要惊慌失措呢?

哈药自以为吃定政府和公众的判断,建立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之上。如果公众的愤怒真有力量,如果政府真能下定决心,又何至于多年来对哈药的明目张胆立体排污无可奈何?据报道,哈药2010年营业收入180亿元,5年上缴70亿元税金,数字决定着GDP,还牵连着就业,政府投鼠忌器的窘境,哈药早就了然于心。当政府的角色定位出现偏差,把企业创造的GDP作为心头最爱的时候,实际意味着企业可以反过来拿GDP来“绑架”和“要挟”政府,这样的定理发生作用并不自今日始。更何况,仍然是在松花江流域,亚洲最赚钱的公司中石油造成的污染,其治理多由国家即纳税人买单的事实,对陷入环保风暴的哈药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不是不言而喻吗?

无原则的呵护和娇惯,固然可以让一个企业获得先天优势并迅速成长,但这个成长的过程必然是畸形的,其结果则可能是谁都不愿乐见的“反噬”,反噬公众反噬社会,因为在无原则的呵护和娇惯中,很难输入“守法”、“责任”等因子。近年来,类似的教训可以说太深刻了。

媒体报道,因为污染事件的影响,哈药的股价大跌。这应该视为来自公众的一个警告:不要总以为我们只有空洞的愤怒,始终缺乏制衡的力量。当然,这种制衡相对于强势的企业而言,毕竟还是过于弱小,仍然只能期待法律在本该发力处显示威力,期待法律和公众力量汇合,形成对不良企业施压的万钧之势。

为彻底根治污染,哈药是选择搬迁还是革新工艺是其内部事务,但所有选择只能有一个结果:让公众看到一个不害人的哈药。

21、让高污染企业成过街老鼠

来源:21世纪网2011-06-10叶檀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10/2MMDAwMDI0Mzc2Mg.html

哈药×厂出品的广告,我们耳熟能详;哈药的规模与利润,我们津津乐道。但哈药丑恶的另一面,我们知之甚少。这深藏的另一面反映出,以哈药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企业,走的是低成本、高污染的增长发展模式。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再次被曝光。央视报道,哈药总厂产生的“废渣直排河流,硫化氢废气超标千倍”。6月7日晚,哈药股份发布公告称,制药总厂环保车间目前正处于检修的特殊时期,因部分设施、设备暂停运行,造成污水排放指标未达标。关于废气排放问题,环保部门已于6月7日对制药总厂废气排放重新进行检测,尚未有检测结果。报道中播出的焚烧固体废弃物的画面,为公司另一家分公司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制剂厂,该企业存在不按规定擅自在厂区外的生活垃圾贮存池进行焚烧的情况,公司已责令整改。而《第一财经日报》6月8日报道,在拿到的哈药环境监测报告中,氨、硫化氢、二甲化硫和臭气浓度四项指标中,哈药总厂硫化氢和臭气浓度仍有1倍以上超标。

企业避重就轻的态度可以理解,但哈药总厂并不是第一次收到环保投诉。2005年、2007年、2009年和2010年,均爆出哈药总厂刺鼻气味影响周边居民的消息。哈药方面屡次称即将解决问题,居民投诉却一直不断。

为什么老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抗生素龙头企业无一例外是高污染企业,而我国高污染企业规模扩张令人瞩目,几乎形成全球独此一家的盛况,哈药总厂又是其中龙头企业。据财经网报道,哈药总厂是国内抗生素生产的标杆企业之一,经过近20年经营,哈药股份总资产和主营收入连续多年位居制药行业之首。企业生产抗生素类共30多种原料药和18个剂型,公司致力于打造从原料药到化学制剂的完整化学药产业链。以前曾与中国一较高下的印度,近三年

来将原料药业务转包给中国。在相同起点上,印度化学药生产企业产业升级普遍比中国企业快,目前在附加值较高的化学制剂领域整体工艺和技术水平比我国企业高。换言之,哈药制药企业处于全球化学药产业链低端。

哈药曾撰写报告哭诉,自己生产的头孢类抗生素类药物利润低,搬厂寻找新厂址耗资巨大,企业可能难以承受。环保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是事实,哈药是经济顶梁柱之一也是事实,当地环保部门长期眼开眼闭也许正是照顾到了这一事实。结果是,中国未能在全球化学制药领域占据上游产业链,却成为全球化学药原材料集散地。说中国压低了全球化学药的价格不过分,背后是环境的代价,是对人生命的漠视,是员工无法从规模增长中获利,最后,是中国内需无法启动。

哈药总厂的年销售额近50亿元。据哈药股份2010年年报,当年实现营业收入125.35亿元,同比增长17.40%;利润13.14亿元,利润率为10.4%。利润低,营销支出却高,2010年新增投入用于废水、气味、烟尘等方面的治理费用只有约1960万元,当年广告费用高达5.4亿元。据哈药股份公告数据,近年来公司已累计投入4亿元用于清洁生产和环保治理,每年各项环保设施的运行费用在5000余万元,与营销支出完全不成比例。

哈药股份反映了中国很多企业的典型模式,低成本,高污染,强营销,注重外延扩张,而轻视优质均衡增长。

庆幸的是,高污染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此次哈药总厂污染事件曝光,国家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副主任白保柱明确表示,“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他认为,哈药股份环保投入不足,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媒体到监管部门形成合力,加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的高污染企业将成为过街老鼠。这是中国社会的大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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