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七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所幸，凉山州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州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全州水能资源经济可开发的总装机容量为6478万千瓦，占四川的57％，占全国的15％。平均每平方公里年可发电量高达337万千瓦时以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8倍多，较全国平均水平多了17倍多。若全部开发，年发电量将超过2406.9亿千瓦时，仅发电环节销售收入即可达550亿元。

　　凉山州的水电资源主要集中在“三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在国家规划的14座装机容量达百万千瓦以上的特大型水电站中，有十座位于凉山州境内或界河上。目前，已开工建设的六座，开展前期工作的四座。

　　如此众多的水电站建设，第一时间给当地带来了天量投资。截至2010年9月，凉山州已开工建设的溪洛渡电站累计完成投资250亿元，锦屏一、二级电站为283亿元，官地电站为73亿元，瀑布沟电站为245亿元，深溪沟电站为41亿元。仅此六个大型水电站的投资累积就已达892亿元。

　　地方中小水电的开发亦不在少数。《财经》记者了解到，凉山州在建中小水电共107个，装机容量达117万千瓦，投资总额超过70亿元。

　　凉山州政府办公室秘书李春勇向《财经》记者介绍，近年来，水电投资已占全州生产总值一半以上，且随着水电开发进一步深入，这样大规模的投资还将持续近十年左右。截至2009年底，凉山州水电累计完成投资已达1109亿元。

　　“过去凉山州的GDP在四川省内不是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2008年我们已经跃升至第七了。”李春勇说。

　　GDP贡献之余，水电站更带给地方巨额财政收入。据凉山州税务部门统计，2000年至2009年，全州“三江”水电开发施工企业已缴地方各税及附加达8.27亿元。预计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后，可为凉山州提供地方税收及附加4518亿元，为中央和其他地区提供企业所得税120亿元。

　　地方政府的其他诉求同样能得到满足。李春勇介绍，地方政府一般会对水电开发商提出修建公路、通讯基础设施，建学校等要求，具体如何实施则由地方和开发业主协商。

　　罗崇伸表示，地方政府需要企业配合的地方，二滩公司均会酌情配合，“只要与工程相结合，业主一般都会帮”。

　　官地电站开发期间，二滩公司就曾花费2亿元打通了一条山间隧道。罗崇伸告诉《财经》记者，原本可选择绕路而不开隧道，考虑到改善当地交通状况，且隧道建成后对电站建设也有帮助，最终还是多掏了这笔钱。

　　现在，隧道的开通不仅解决了通往泸沽湖风景区的交通，还打通了周边四个县与外界的联系。

　　据介绍，凉山州之前有钢铁厂，虽被攀钢整合，但产品销售依旧低迷，企业生存困难。大型水电项目上马后，钢材企业和水泥企业亦逐步从困境中走出。

　　“一个电站带来了上万个就业机会，不仅解决了当地就业，还拉动了农副产品销售，相关产业跟着发展起来。”李春勇对水电的肯定溢于言表。

　　争抢税源

　　水电开发带来的巨大收益，极大地催动了地方政府的热情，对水电项目的争夺亦在所难免。而国家对争夺缺乏必要的规范与制衡，使得水电开发乱象频生。

　　陈云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鉴于水电开发对地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为留住巨额税收，近年来，甘孜、阿坝、凉山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要求水电站必须在本地注册。

　　李春勇介绍说，凉山州经济主要靠大型水电项目拉动，来自水电项目的税收占当地50％以上。不过，如果水电站注册地不在凉山州，所能分得的税收“并不太多”，仅为30％左右。

　　甘正安告诉《财经》记者，今年木里县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今后水电公司要在木里开发，“公司必须注册在木里”，原因就是“可以带来税收”。

　　所开发河流若仅流经一地，注册问题的解决相对简单。陈云华表示，企业愿意到电站开发地注册，这样能直接把部分税收交到当地，让地方感受到水电开发带来的效益。

　　一旦遇到跨地域河流，情况则会复杂许多，为争夺税源，地方政府各出奇招。

　　大渡河公司旗下瀑布沟电站地跨凉山州和雅安市，两地均要求其在当地注册。由于大渡河公司迟迟未下决定,雅安市以“未核准”为由叫停该公司大岗山电站建设三个月，令大渡河公司的间接损失高达数亿元。

　　对注册地的争夺，源于尚未理顺的分税机制。目前，水电站在建设期需缴纳建安税（3.2％）、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屋租赁税、耕地占用税等；建成后，还需缴纳增值税（17％）、教育附加费、地方附加费等。其中，很大比例税费将缴至项目注册地，每个项目的数额年均至少在几千万元以上。

　　以凉山州为例，二滩公司在该州共有1500万千瓦装机容量，以0.3元/千瓦时电价计，年收入接近200亿元。按目前现行的项目注册地10％分税比例，缴纳至凉山州的税收，光增值税这一项就达3.4亿元。

　　李春勇强调，当地政府一直在争取，希望水电开发公司能够就地注册，就地结缴税金。“这对企业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我们地方政府来说，影响很大且深远。”

　　同为水电开发重镇的云南省，政策与四川不同。云南并不以注册地作为分税标准，而是由省政府直接按淹没土面积进行分税。

　　《财经》记者了解到，近期，四川省政府也有意出台类似政策，将根据水电站建设中淹没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口来进行分税，但是，具体分税比例还在协调中。

　　地方的胃口远不止于此，近年来，要求资源入股的州、县、乡政府越来越多。

　　《财经》记者获悉，目前，中小水电项目均被地方政府要求入干股，比例从5％至10％不等，木里县今年甚至将入干股比例提高至16％。

　　“这是一条基准线，如果你不答应，就不能来木里开发水电，总有企业愿意接受。”甘正安说，随着水资源越来越稀缺，拥有可开发水电资源的地方，对开发企业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利益分享是绕不开的重要谈判议题。

　　如果水电项目规模不大，省市一级即可核准，地方政府要求利益分享的话语权重就更大，水电投资商只能就范。

　　即便是那些需要在中央一级核准的大型或特大型水电项目，相关地方政府同样会提出类似要求。不便具名的电力央企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这一两年，有地方提出“以被淹没土地入股，希望获得长期分红”。

“土地是国家资源，不能任由地方政府拿来作价。”这位负责人担心，地方政府的此番诉求并非为提高当地民众利益，而只是为了增加财源。虽然这样的大型水电项目多有来头，但如果不能适当满足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未来的开工建设和运营亦难顺利进行。

2、《财经》：水电开发移民安置难

来自：《财经》　11-04-26王莉萍孙滔　

http://www.powerfoo.com/news/sdkx/sdkx2/2011/426/1142691769F1E4K5FB41K3G5GJ07B.html　

　　水电业主、地方政府和移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屡有发生，移民安置问题成为影响水电项目开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因对金沙江向家坝水电建设中移民安置政策的不满，3月25日，云南省绥江县暴发了逾2000位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且持续五天之久(详见《财经》2011年第8期“绥江围城”)。

　　绥江事件并非同类事件首发，水电业主、地方政府和移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屡有发生。移民安置问题成为影响水电项目开发的一个关键因素。

　　移民补偿纠葛

　　对于大型水电站的建设而言，移民问题比生态保护更为棘手。

　　一座待建大中型水电站在开始水库淹没区实物指标调查、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申请报告时，按2006年出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下称《移民条例》)要求，需经省级或者国家级移民管理机构(视具体项目级别而定审批权限)审核通过方可继续往下走程序。

　　在2006年之前，移民问题可以边建边解决，但是《移民条例》规定，项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按照审批权限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在审批前，应当征求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

　　这意味着，一个水电项目在可研阶段就要把移民安置规划做完。

　　按照现有程序规定，在做可研报告之前，业主要委托研究设计单位做项目建议书，即要做实物指标调查和社会经济调查，除了当地人口、房屋和土地外，包括道路、电线杆、坟墓、林木等均需调查清楚，此外还要做受影响家庭的经济收入与支出、生活水平、风俗习惯等社会经济调查，之后才能做移民安置规划。

　　向家坝水电站的实物指标调查委托的是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公司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做调查时，需要项目业主、云南和四川二省移民局联合组织调查，县、乡、镇级政府代表与村委会代表等都须参与，且最后的调查结果必须有各方代表签字认可；在调查过程中，房屋及附属物调查结果，需要每户屋主签字。调查报告出炉之后，县级政府还要正式出公函，承认调查结果。

　　向家坝电站移民、绥江县中城镇凤池村红庙自然村村干部刘江(化名)参与了凤池村涉及向家坝水电站的规划区工作，但是，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已经记不清2007年村委会和当地政府、业主就搬迁问题具体协商的内容，只知道该村执行的是临时搬迁条件。他的同村亦表示，“不知道方案制定。第一次搬迁都不太懂。”

　　每个大中型水电站移民安置方案都要经过规划设计单位会同地方政府合作确定，同时征求地方政府和移民的意见。由政府主导，一般至少要提出多个方案，一次性补偿或有土安置或其他方案，征求移民意见。方案需要报省甚至国家有关部门审查通过。但华电怒江公司规划发展部副主任、征地移民办主任伏四明说：“无论做得如何精细，补偿时总有一小部分移民的利益得不到照顾。”

　　移民安置及补偿有一个复杂的计算程序。2004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实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这样，即使在一个县中也会分出若干个区片，按一类、二类区等划分，各区的年产值和补偿倍数有差异。

　　“同一工程不同地区补偿安置政策与标准的差异，会使部分移民产生异议和困惑。界河电站这一问题尤其突出。”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施国庆教授说，向家坝水电站实际上移民补偿并不少，但还是因对补偿和安置标准等问题以及各地补偿政策存在差异等因素而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此外，开始实物指标调查前，省政府要下封库令，即在规划设计的水库淹没调查范围内不能再多栽树，多盖房子。由于之后还有各种审批手续，从封库到工程开始施工建设有时需要三年至四年时间甚至更长。农村房屋按结构种类和面积予以补偿，根据当地重置造价分析得出。

　　一位不愿具名的移民工程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一些有关系的人会得到州、县领导的通风报信，常常卡好时点，在封库令之前进入移民区建房栽树，成为“抢建者”，他们获得的补偿可能远远高于原住民。有时候，一个水库工程前期规划设计时移民数只有100人，到封库令下达时，移民数已暴增至1000人甚至几千人。这大大增加了水电开发成本。“按原来测算，我们有能力依最高标准给予赔偿，但人数激增后，企业也要考虑开发成本，不能够将违章建筑物视合法建筑物予以补偿，这样就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

　　向家坝水电站的规划区就有村民反映，封库令下达前后，红庙村虽没有乱建，但有城里人通过关系拿到审批手续，到库区农村买地，以获得高额补偿。

　　这一现象迄今无法杜绝。

　　按国家规定，省级移民局和业主共同委托监理机构(第三方)，对实施机构主要是县级人民政府实行监督，包括对资金拨付和使用、实施进度和质量监督。

　　做得好的移民库区，一般每户移民手中都有两张卡：资金卡，注明补偿款项和补偿时间；另外一张是实物卡，注明房屋、树木等实物财产。

　　“但是确实有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克扣资金、延迟拨付等现象。”施国庆说，监督机构在检查移民和县政府的协议——领款单等即可查出。此前在江西一个乡里，监督机构到县、乡和农户咨询价格后，做现场调查，经对比后发现该乡政府私自扣留了征地赔偿款的10%。

　　伏四明说，如果发现县级政府没有按照要求实施移民方案，业主可以向省移民局申请，要求督办。

　　如果省移民局督办不果，再往上申诉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依据《移民条例》，国务院水利水电工程移民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但实际上，国务院目前并没有成立这一机构，一般大中型水电的移民由国家能源局管理，综合利用水利工程由水利部主管，三峡和南水北调移民因其特殊性则属国务院三峡办和南水北调办管理。

　　长期生计之困

　　移民往哪里去、如何维持长远稳定的生活？这不但考量政府的工作能力，亦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命题。

　　“为何中国移民能搬出来？土地公有制决定了。” 施国庆对《财经》分析，水电补偿政策和标准主要依据《土地管理法》和《移民条例》。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农民并无所有权，即移民就征地、拆迁补偿议价空间并不大，基本就是按照国家的政策走。

　　这使得移民更加容易实施，但同时也留下后遗症，为移民安置后产生纠纷埋下了隐患。

　　一般而言，农村移民在本村就地安置比较容易，各村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自己决定即可；同时由于离原住处近，移民的生产出路、劳动和生活习惯改变不大。最棘手的是异地安置。

　　异地安置，使部分农户进入城镇，生活成本大大提高；而一部分异地农村安置，移民往往也遇到生产、生活、资源、社会与经济的变化。社会出路挤压着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有所调整。

　　向家坝水电站移民虽然涉及二省，但属省内安置，由省政府协调，县政府管理异地安置资金。在所涉绥江移民中，凤池村约6000人，仅有2000人能够留在当地，其中红庙村(自然村)大都迁走，迁往新城建设区租房。

　　绥江事件的导火索，是3月17日当地食盐的价格上涨到每包10元。移民们发问：每个月只有160元钱的逐年补偿款，够买几包盐？红庙村的一位凌姓移民告诉《财经》记者：2007年刚开始搬迁时，每月175元房租补贴，120元的生活补贴。2008年因移民不满意，找当地政府协调，政府补了差价，改为275元房租，160元生活补贴。

　　实际上，这每月160元的补贴还得益于目前云南和四川两地实行的一个试行政策，在移民生活补助款中高于国家规定。

　　移民用以维持生计的钱基本有两项：一是根据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移民条例》，移民补偿费从之前的10倍提高到16倍。即建设征地土地补偿以被征收土地的年产值的6倍－10倍计算，安置补助是4倍-6倍；另外，在2004年瀑布沟群体事件之后，国家出台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由中央财政现金直补，或项目扶持，或两者结合的方式，给1949年－2006年6月30日核定的农村移民人口及其后代，每人每年补600元，后期扶持20年。

　　但是，“解决移民的生产安置，即其生活的可持续性，依然是非常大的挑战。” 施国庆说，长期以土地为生的农民，集体性、大规模转为非农生存很难。

　　农村移民安置预算中有0.5%的款项用于对农村移民和移民干部的培训，以提高被征地农民的就业技能和素质，地方移民机构则监督实施。

　　向家坝水电站使3万多农民进了绥江县城，村民文化水平不高，虽然每年会进行3次－4次技能培训，主要是木工、电焊工，但村民对培训不积极。“周围人对培训评价不高，因为木工、电焊工在这里没有事情可做”。现在许多村民在城里无所事事，以打麻将度日。

　　施国庆比较推崇福建棉花(27470,-515.00,-1.84%)滩水电站和温州珊溪水库的移民再就业培训，当地政府委托职业培训机构，对有一定文化、有意愿的青年移民组织培训。政府负责每人大约1000元至2000元的培训费，培训机构负责介绍工作，约几百人的移民就业成功率达到95%。

　　但是施国庆也坦承，西部地区经济不如东部地区，就业机会少，劳动力素质相对也差，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风俗习惯、宗教、文化及语言差异问题。

　　施国庆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提出将土地和其他资源作为水电开发资本(股份)入股水电站，获得利润分红以解决移民收入来源的“投资型移民”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此举既可降低水电开发成本，又可解决移民收入来源问题。至于生活安置费用仍然可采用原来的补偿和重建方法解决。

　　对此，中国水科院曾进行课题研究，水利部还专门批示在几个小电站实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阻力来自两方面：一是业主不愿意把收益权转移给部分移民；二是股份不能由自然人持有，还必须由地方政府做代表，这令问题更加复杂。

　　目前，国家设有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是从每度电中拨出6厘钱用于支持移民后续建设。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将这一划拨标准提升至1分钱。

　　不过，王骏认为，这并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他的想法是，取消销售电价中诸如三峡基金及南水北调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等各类附加收费，将上述所需资金来源全部转为在化石燃料发电量环节、或者全社会化石燃料燃烧量环节，征收环境影响税，实现“多排放多收税，少排放少收税，不排放不收税”。

　　国家能源局亦就移民问题多次召开相关研讨会，对移民安置难点进行梳理，探讨如何让国家标准与地方更有效衔接，并尝试理顺移民补偿标准不一、生活可持续性等问题。但是业内人士对此并不看好，认为还是难以理顺此中问题。

　　移民问题的复杂性已使一些水电站的正式开工不得不延后。按原计划，明年5月30日向家坝水电站将蓄水发电，但如果移民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其将很难通过有关政府机构的批准，留给三峡公司和绥江县政府的时间已然不多。

　　4月20日，绥江一位凌姓移民对《财经》记者说：“现在平静下来，没有再闹事。但是3月底绥江围城至今，政府还没有给个说法。　　本刊记者徐凯对此文亦有贡献

3、“三江源”的新希望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4-27章轲文/图

http://ditan360.com/News/Info-83717.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三江源”的生态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其核心是解决以牧业为主的老百姓生计。“三江源”发展的可持续，取决于其经济方式能够对生态环境不造成破坏并能够反哺。玉树地震后，公众对于“三江源”地区有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在公众的眼中，“三江源”依然遥远神秘。

　　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是中国和亚洲最重要的水源地、产水区和生态屏障。

　　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三江源”因此被人们称为“中华水塔”。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白唇鹿等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冬虫夏草、藏雪莲、川贝母等珍贵药材出自这里。

三江源地区冰川消融现象严重。

　　但这里也是近年来生态环境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许多地方甚至已经断水，这里逐渐成为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玉树“4·14”地震后，随着重建步伐的加快，“三江源”地区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更加凸显。

震后玉树结古镇景象。

“‘三江源’地区整体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生态保护和建设工作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生态移民、灾后重建和生态恢复任务还很艰巨，亟待加大对其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力度。”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平衡发展暨玉树灾后重建实践论坛”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赖明说。

生态恶化形势严峻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地域广阔，面积达36.29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43%，包括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全境以及海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

　　为加大保护力度，青海省政府于2001年9月批准成立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2003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区面积的42%。

　　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总投资75.07亿元，计划在6年内实施通过还草还林、水土保持、人工增雨、生态移民等措施，对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但事实上，由于受气候变化、经济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三江源”土地荒漠化趋势明显，保护区“黑土滩”和沙漠化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

　　“在玉树地区，退化的草场面积已经达到54%。”中共青海省玉树州委常务副书记文国栋告诉记者，这种退化的势头很严重，整个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到46%，鼠害的面积接近玉树草场总面积的20%。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告诉记者她亲眼观察到的情况，“去年11月份我在玉树，以往每年9月份是杀牛羊的季节，杀完之后就可以冻住了，冻起来的牛羊肉可以吃大半年。但是去年到11月份人们才开始宰杀，但那个时候也没有完全冻起来，因为冬季变得暖和了，冻不起来。”

　　“60年前，甘达村的草场上草长得很高，草地上水源非常充沛，漫山遍野都是绿色的，而且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没有受到威胁，也不会发生牲畜饿死的现象。”玉树甘达村党支部书记叶青说，那个时候3岁的母牛或母羊就可以产仔，但是现在一个成年的母牛、母羊三四年都可能不产仔。

　　叶青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资源，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价值的物品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由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牧业学盐湖，草原上的草皮被一块块的掀开，在乡镇间像山脉一般垒起来，就如同内地的长城，这样对草原和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之后，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如修路、修电缆、修建饮水管道等等，都对草原造成了破坏。

　　“我相信发展是必需的，但是为了一些小小的建设，对草原和环境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很不应该。”叶青告诉记者，事实上，实行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后，对草原的保护作用并明显。

　　“例如过去牧民住得很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自己的草场，没有人去挖，去破坏。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虽然对草场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与此同时，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有人来管理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叶青说，搬走的那些牧民没有了牲畜，又没有别的工业和商业来为他们提供生计来源，生活遇到很大的困难，很多人开始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参与到偷抢等犯罪活动当中。

　　“总体来看，目前三江源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干部群众生态保护意识普遍增强。”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说，但“对于这样一个状况，我和大家一样是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的。”他说，“能不能进一步使三江源的生态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赖于做非常大的努力，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最需要的是保护权

　　怎样保护好“三江源”？政府与当地的农牧民以及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通过生态补偿的办法，靠资金的输入维持“三江源”的状态。

　　24日，玉树州曲麻县措池村委书记尕玛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措池村巡护证”和“青海省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会员证”。尕玛十分自豪地告诉记者，“之前没有巡护证，曾经有来自西藏打旱獭的人，阻止他们，但没有人听；之后有了巡护证，去年有人来村子采矿，我拿出证件给他们看，成功制止了采矿事件。”

　　“我们最需要的支持并不是钱，而是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尕玛说。

　　措池村地处长江源头，平均海拔4600米。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介绍，措池是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主要分布区和栖息地，每年6月底7月初这里的藏羚羊越过青藏公路到可可西里集中繁殖，8月底再次越过青藏公路回到这里。

　　但措池地广人稀，保护难度大，同时又位于“三江源”保护区的核心区，在青海省的最西部，路途遥远保护管理成本高。加上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敬天惜地，保护神山圣湖”的宗教理念，2006年9月，在保护国际基金会（CI）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实施的协议保护项目支持下，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与措池村签订了保护协议，授权措池村民在全村共24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监测巡护。

　　山水保护中心野外项目总监李晟之告诉记者，项目开展以来，由措池村村民组成的监测巡护队共制止5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通过监测了解到野生动物的迁徙及活动规律，他们自发地划定了5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13个水源保护地、让出3条野生动物迁徙通道、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3块季节禁牧区、划定3块永久禁牧区、开展了6项关于当地气候变化的监测工作。

　　“三江源保护区有15.23万平方公里，管理局正式的编制人员只有13个。”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告诉记者，人手不够，而外来人员对高海拔不适应，对环境不了解，“保护区给措池村牧民们授权，让他们来管理当地的资源，等于是保护区的管理权限延伸到巡护队员的手里。”

　　青海省委党校教育长马洪波对此表示，在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进行这种协议保护，是逼出来的一个制度创新，是不得已的一种创新。

　　“做生态保护，权利是核心，这个权利该给谁呢？政府也可以拥有，其他组织都可以拥有，但是谁运用这个权利最有效呢？是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村民。”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说。

　　而这样做的成本也非常低。李晟之告诉记者，粗略统计了14个协议保护点，共保护了70多万公顷的土地，每年每公顷的价格不到4元（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标准为8至37元/年/公顷）。李晟之认为，协议保护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成本并不高。

　　张德海告诉记者，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能大面积地推广协议保护、社区共管的模式，“我们在进行了几年的试点实行后，准备在其他地区和乡镇进行推广。”

　　不过，马洪波认为，协议保护模式要变成常态化、长效化，需要注意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要把政府的引导和社区的主体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把政府的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他认为，协议保护要往前推进还可能面临着资金、法律（移民政策）和社区（村民流失缺乏保护人员）的三大障碍。

　 历史性的保护机遇

　　记者注意到，在论坛上，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都认为玉树灾后的重建为“三江源”的未来提供了契机。

　　“‘三江源’的生态保护和当地老百姓该怎么样继续往前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震是一个契机，让这个问题更加鲜明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吕植说。

　　就玉树重建工作，青海省确定的目标是确保用三年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再用两年时间，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

　　著名民间地质学家杨勇对记者说，重建一个高原生态型旅游城市对玉树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重建的玉树新城是生态型的，是地震灾区人民的安居乐园，也将成为玉树灾后发展的基础；二是30多万平方公里的玉树大地是“三江源”所在地，承担着维系中国水塔安全与长流的使命，需要全国人民的鼎力支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杨勇认为，在前些年的实践中，“三江源”保护工作主要实施的是草原围栏、退牧还草、生态移民、牧民定居、灭鼠防疫以及恢复物种等措施。但目前看来，这些措施有利有弊，收效不尽如人意，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人为地把游牧民与他们祖辈相处的雪山冰川、草原河流分离开来。

　　他解释说，大自然被人为分割，阻隔野生动物的自然通道，忽视物种的自然繁衍和更替，藏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受到了挑战，藏传佛教里崇尚生灵、呵护自然的理念没有得到发扬，生态移民的社会公共保障体系严重缺位，如此种种，新的环境问题和隐患也层出不穷，甚至还在积累之中。

　　在论坛上，韩启德也明确指出，“三江源”地区要不要发展经济？怎么样发展经济？发展什么经济？经济发展走什么样的路径？青海自己能解决多少问题？国家应该帮助补偿解决什么问题？补偿到底应该是多少？这些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生态保护和民生保障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生态保护其实是最大的民生保障，这一点我想没有人会反对。”韩启德说，但是具体的操作实践过程当中，有时候还是有矛盾的。谈到移民问题时，韩启德指出，“把核心区或者重点保护区的农牧民大批地迁移出来，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怎么样来谨慎、科学、历史地看待移民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三江源’不同的地方，可能需要采取有所区别的政策。”

　　在论坛上，吕植和文国栋都提出了建立“生态特区”的想法。文国栋向记者解释说，玉树政府方面是希望在“三江源”设立一个生态特区，“在这里面建一些免税和畜产品的绿色通道，牧民的就业、养老等各个方面的保障问题得到高水平、高层次的解决，形成套餐的方式，尤其是生态区牧民的后续保障问题，以解决他们的养老、就业、上学的后顾之忧。”

　　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副司长吴晓松在论坛上表示，国家正考虑建立青海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目前正在做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试点方案的编制工作。他透露，即将召开的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将会对“三江源”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统筹推进“三江源”地区生态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江源’的发展应该从传统常规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到一个良性的，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兼顾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型发展模式，这既需要外部的支持，又需要内生的动力。”韩启德相信，“三江源”的生态保护不仅将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综合性的示范，同时也为后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发展提供启示。

4、韩启德：应如何保护“三江源”？

来源：财新网2011年04月26日

http://www.caing.com/2011-04-26/100252714.html

既要加大三江源生态保护的投入，也要尊重当地人的价值观，提供内在激励

　　【背景】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在此交汇。三江源地区作为中国重点保护的生态区域之一，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尖锐冲突。

　　4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发改委农经司副司长吴晓松披露，2005年至2010年底，国家在该地区累计投资37.79亿元，完成退牧还草4380万亩，沙漠化治理47.08万亩，湿地保护28万亩，黑土滩治理75.1万亩，生态移民37808人。

　　官方信息显示，截至目前，三江源地区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已得到保护和恢复，草地生态退化趋势得以初步遏制。三江源主要湖泊面积净增245平方公里，甚至连曾干涸的黄河源头也再现生机。

　　但是，环保学者对上述成效态度谨慎。他们认为，上述变化不能排除近年来该地区降雨量显著增长的自然因素。始于2005年、投资数十亿元的三江源保护工程，到底成效如何，尚待科学评估。

　　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自2003年起，九三学社中央多次组织专家赴三江源地区考察生态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曾多次就此问题向中央决策者建言。

　　自2005年中国实施三江源保护总体规划至今，已有五年多。三江源生态保护方面有何经验教训？该地区要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韩启德认为，从总体上看，由于各方努力，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草原退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但对此只能抱以“审慎乐观”。从长远看，该地区的生态保护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以三江源核心区——青海省玉树州为例，截至2010年底，该地区退化草场面积达54%，草场水土流失面积达46%，鼠害面积近20%，荒漠化面积增至20%，沙化面积每年新增7.8万亩，生活区的一些湖泊明显萎缩，部分珍稀物种、野生动物的数量在锐减。

　　另一方面，随着三江源保护工程的推进，限制了当地一些产业的发展，当地牧民与周边居民的收入差距实际上在拉大。事实上，经过大规模退牧还草、生态移民后，当地牧民来自畜牧业的收入逐年下降。

　　韩启德引述10多天前在玉树地震灾区的见闻指出，玉树地区的灾后重建，在住房和交通等硬件建设方面，改善非常显著。但是，三江源地区农牧民的生活条件较之发达地区依然差距明显。未来这个差距会不会继续扩大？

　　因此，下一步必须厘清两大基本问题。一是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二是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到底是什么关系？

　　韩启德指出，从长远看，生态保护是最大的民生保障。但在具体操作中，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会出现某些矛盾，因此如何细化相关政策、权衡利弊非常重要。在此次论坛上，就有牧民代表指出，“一刀切式的退牧还草和生态移民政策值得商榷”。

　　此次论坛上，玉树州曲麻莱县措池村书记嘎玛就认为，草场一旦失去了主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来，反而会加剧生态破坏。而政府只要给老百姓充分赋权，他们自会保护好自己的家园。事实上，目前当前已有一些政府与居民“协议保护”的成功案例。

　　韩启德认为，由于人口规模已超过生态负荷，为保护三江源，生态移民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底要移民多少，哪些人必须移民，是整体迁徙还是分批移民，都必须认真调查，科学论证。对不同的地区，相关政策也要有所区别。

　　谈及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问题，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都认为，不能再用搞工程项目的方式把生态补偿资金分散使用，反而应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的整体补偿，并同步完善生态补偿后的管理、监测和考核机制。

　　在韩启德看来，三江源地区未来应建立一种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兼顾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发展模式。这既需要外部的支持，更需激发内生的动力。既要加大三江源生态保护的财政投入，也要弘扬当地藏族文化中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为生态保护提供内在激励。■（财新见习记者蒋昕捷改写）

5、专家吕植建议三江源发展成为生态文明特区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04月27日■刘慧

http://www.cet.com.cn/20110427/c1.htm

原题：三江源生态保护亟须制定全民保护政策

有专家评估，每年三江源所提供的价值如果换成人民币是１１万亿元；三江源的平衡发展需要来自全社会的认同和投入，保护好三江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水源和生态安全的需要。

“玉树不会忘记。——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４日”记者手中拿着的玛尼石上的红色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支持和帮助过玉树的朋友的感谢。

正值玉树地震一周年之际，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玉树灾后重建论坛２４日在北京大学举行，参加讨论的有政府官员，也有生态保护协会、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专家，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环保组织的志愿人员。大家的共同心愿是：保护生态，平衡发展，使当地人民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牧民为保护环境生计没着落

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于此，也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总面积达１５．２３万平方公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措池村坐落在海拔４６００米的长江源头，野生动物特别多。年近花甲的查达杰说：“我自愿加入巡护队，能为家乡做点贡献是我的心愿。”他所说的巡护队就是由当地牧民自发建立的“野牦牛守望者协会”。

两年中，该协会共制止５次外来人员的盗猎事件。他们划定了５个野生动物保护小区、１３个水源保护地，在野生动物繁殖及迁徙期划定３块季节禁牧区、划定３块永久禁牧区。

“我们需要获得保护这里的权力。我们不愿意看到外来的人员到这里猎杀野生动物、破坏栖息地。”和查达杰有同样心愿的人很多，他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热爱家乡，成为民间的环保力量。

“６０年前甘达村草和水源非常丰富，那时候牧民住得分散，每家每户各自保护好草场。后来实施了生态移民工程，人们搬迁后对草有一定保护作用，但外来人对草地的挖掘、开采和破坏就没人治理，也给了偷猎野生动物的人以方便。”玉树州玉树县甘达村村委书记叶青告诉本报记者。

“由于搬走的牧民没有了牲畜，生活上有很大困难，又没有工业和商业来提供生计来源，很多人都在砍柴、挖沙、砍伐森林，甚至参与到偷抢等犯罪活动中。我相信只要建立一种机制，使我们保护好草原，当地牧民是有信心、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家乡的。”叶青说。

尼玛江才是玉树州职业学校的教师，他说：“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认为自然环境、万物生命都是来自古宇宙，如果为了生态而全然牺牲高原民生的利益，这个生态到底为了谁？放弃传统游牧方式而成为生态移民的这些人，这些保护者是不是应得到社会和国家的一种回馈？”

探索三江源新型发展模式

２００３年，我国建立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８年青海省编制《三江源国家生态保护综合实验区总体方案》上报国务院。

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德海介绍，三江源现在实施７５亿元的国家保护工程建设，包括生态移民、人工增雨、土木换草、封山育林、沙漠化防治等。按照规定到２０１２年，再延伸到２０１３年保护工程就要结束。

“我们把几千亿、上万亿的钱用在修路上，但是保护青藏高原生态，只有７５亿，这个比例合适吗？说明我们对三江源的生态保护重视程度还不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论坛上说。

韩启德表示，三江源地区的发展应该从传统常规的经济发展模式进入到良性的，以生态保护和生态产业为基础的，兼顾经济和社会需求的新型发展模式。三江源藏族传统文化中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是基础，国家的重视和中央财政能力的提高是保障。

三江源的当地居民以藏民族为主，万千年来在这片广饶土地上游牧，历来有保护环境和管理资源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要考虑到当地牧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问题，和他们有没有能力支持保护区管理机构。现在保护区系统管理力量很薄弱，保护面积又大，最有效的是协议保护、社区共管。据测算，一个人管１５平方公里的话就要１万人，他们的工资该怎么办？”张德海说。

三江源社区代表扎西班巴说：“三江源的幸福，不是不需要钱，但希望钱转化成教育、技术和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力和意识。”

制定全民保护政策

曾有专家评估，每年三江源所提供的价值如果换成人民币是１１万亿元。在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看来，三江源地区给人类提供的服务远远高于我们今天给这个地区所支付的钱，很多东西也无法用钱来计算。

她更喜欢把“生态补偿”称为“生态支付”，因为我们是支付别人的生态有偿服务。“草原的文化价值观最珍贵的一点就是自律。老百姓自觉地不去做一些可能获得利益的事，比如挖虫草，现在一根虫草在同仁堂可以卖到１２０元。神山上面有虫草，但老百姓不去挖，是因为有戒律。”吕植说。

“让当地牧民参与保护草地，同时还解决了很多藏族小孩念书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去放牧。今后要加强研究全民保护方案，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吕植说。

首先，政策要符合生态规律，如毒杀老鼠破坏食物链，长期对水源地不好。

其次，谨慎看待生态移民。生态破坏有人为和自然原因，藏族老百姓对保护家园、野生动物有强烈的愿望，不赞成全部把人移出来，空出草原后就有人偷猎。

再次，乱开矿的趋势要大力整治，当地老百姓没有受益，不妨等开矿技术、管理能力提高后再考虑，不要现在开采完。

对于三江源的未来，吕植希望发展成生态文明特区，从价值的角度完全能够成为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等级。前不久，《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３０》通过国务院审议，三江源是青藏高原的核心区域，也是规划关注的重点区域。

“三江源的平衡发展需要来自全社会的认同和投入，保护好三江源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水源和生态安全的需要，三江源的平衡发展，考验中国社会选择的智慧和勇气。”吕植说。

“我们应该保持青藏高原原有的规律，这个规律其实不是生活规律，而是自然属性和人文属性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平衡。生态平衡和社会平衡是互为前提的，哪一方首先要失衡了，后面都做不到。”民俗专家尼玛江才说。

6、核泄露事故的遗产——“切尔诺贝利灾难”25周年祭

来源：21世纪网 2011-04-26陈季冰

http://www.21cbh.com/HTML/2011-4-26/yOMDAwMDIzNTAyOQ.html

如果没有一个半月前爆发且延续至今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危机，当年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事件”或许已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

整整1/4个世纪前的今天，前苏联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8吨多强辐射物泄漏，30人当场死亡。这场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核灾难使电站周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00多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超标的核粉尘一直飘到数千公里之外的西北欧、甚至大西洋另外一边的北美。在之后10多年内，陆续又有数万人死于核辐射引起的疾病，数10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辐射疾病折磨。甚至直到今天，这片土地上仍能检测到显著的核辐射超标，当地的婴儿出生缺陷率仍然很高……

“切尔诺贝利事件”25周年到来之际，乌克兰政府和国际社会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近日，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法国总理菲永、俄罗斯总理普京等在内的近5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要员参加了在基辅举行的“安全与创新利用核能”峰会。会议倡导“核安保措施的实施应作为在核能源领域所有活动的最优先事项”，大会通过的《关于安全与创新利用核能的国家宣言》呼吁所有尚未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尽快加入，并希望拥有核电厂的国家加大监管和检查力度，以确定其设备能够保证在紧急状况下维持安全水平。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项成果是：在国际社会（包括中国）的慷慨捐助下，乌克兰已筹齐了修建一座新的永久性保护装置的款项，以取代25年前用于对发生泄露的核反应堆进行封堆的临时性的“石棺”，这项工程预计将于明年完工。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下，乌克兰政府去年底还决定，从今年起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地区设计专门旅游线路，对普通游客开放，目的是“为了让世界人民永远记住着段悲伤的历史，认识核设施安全的重要性”。

就在两周以前，日本再次上调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露事故的等级，从此前的第五级提升至与“切尔诺贝利事故”相同的第七级，这是国际公认分级表中的最高等级，超过了美国对1979年三哩岛核泄露事故的定级。

鉴于“福岛危机“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其对日本和全世界产生的影响目前还难以盖棺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5年后的又一场新冲击将再度唤醒世界人民的“核意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全球核工业的未来航道。

几乎在福岛核泄露发生的第一时间，世界上拥有核电站的所有大国——其中包括美国、俄罗斯、欧盟诸国及中国——均要求对本国的已有或在建的核电站全面加大安全检查力度，有些还迅速调整了核政策。其中，中国国务院于3月16日果断宣布暂停了所有核电项目的审批，业界预计最快也将到明年才能解禁。与此同时，世界各地民众的反核声浪也一浪高过一浪，致使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素来享有美誉的欧洲甚至已在认真考虑“无核化”的可能性。有人因此预言，全球核电业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过去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热度逐渐回升的“核电复兴”将很可能就此夭折。虽说这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了，但这次福岛危机必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国际核电装备制造、放射性稀有元素开采加工、传统矿石能源市场……直至气候谈判等诸多领域产生深刻影响。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就坦言，核电比例若下降，全球电价将会明显上升。这话是有根据的，法国的电价只有其邻国德国的2/3，原因就在于法国绝大部分的电力是核电厂提供的。

虽然中国的核电产业起步非常晚，其在全国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例也微乎其微，远低于美、法、日等核电大国，但近年来的发展势头却异常迅猛，目前全球在建或准备筹建的核电装机容量有一半在中国。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分析，此次的福岛事件触发的暂时“冻结”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6000至8000亿元中国核电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因此，仅就经济价值而论，人们似乎便可断言，中国未来大规模缩减和放缓核电的发展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我们近来不断耳闻，尽管中国的相关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反复强调要从日本核泄漏事件中吸取教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但他们还强调，中国不会因噎废食，停止发展核电的脚步。近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部分将有就核电发展作出修改的动向。但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希望福岛危机有助于推动中国尽快重启并完成已经搁置了27年之久的《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从而至少使未来的核能发展及核电安全有一个可以依照的权威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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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勿忘切尔诺贝利的前车之鉴

来源：中外对话2011年4月26日约翰 • 维达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243-Forget-Chernobyl-at-our-peril

约翰·维达指出，那些把日本核危机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最小化的人忽视了过去事故中的受害者。福岛核事故很可能比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更严重。

“我要说的是……请那些对辐射风险轻描淡写的专家们都去和正在经受重大核事故后果的人们对个话，包括那些医生、科学家、母亲、孩子和村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核危机解决中的困难每天都在加剧。很显然，产业界和各国政府向我们隐瞒了太多的情况，我们不知道需要多久才能控制住局势，也不知道累积性污染的真正威胁会有多大。

当局再次保证说日本核危机并没有直接危险，同时，由于急于限制排放，一些痴迷核电的绝对论派环境主义者再次祭出老一套的咒语，声称切尔诺贝利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寥寥无几。而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被他们诬蔑为与气候变化否定论者一个鼻孔出气。

而我更同意阿历克谢·亚布罗科夫的看法。他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时正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他说：“当你听到（核辐射）‘没有直接危险’的说法时，就应该马上能逃多远就逃多远。”

五年前，我考察了受重度污染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俄事故的很多放射性烟尘都落在了这里。我要说的是，请英国的首席科学家约翰·贝丁顿以及乔治·蒙比尔特等环境主义者，或者任何对辐射风险轻描淡写的专家们都去和正在经受重大核事故后果的人们对个话，包括那些医生、科学家、母亲、孩子和村民们。

当地的情况触目惊心。我们走访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探寻了一个又一个被污染的村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了畸形的、基因突变的婴儿，在家里看到了得了重病的孩子们，看到了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的青少年，看到了没有大腿或者手指的胎儿，还看到了向我们诉说家里人全都得了辐射病的村民们。

当时距离核事故发生已经二十年，但是我们听说这里得上罕见骨癌的人数却是异乎寻常地高。一位医生流着眼泪告诉我们，在某些地方三分之一的胎儿都会发生畸形，她每天都要面对无数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紊乱的病人。还有一些医生说他们仍然能够在远离重灾区的哺乳期妇女的乳汁中发现铯和锶，食物链中仍然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村民们也说被称为“切尔诺贝利项链”的甲状腺癌实在太普遍了，已经让人见怪不怪，还有许多人显现出加速衰老的迹象。

那些直接参与事故处理的医生和科学家们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其切尔诺贝利论坛公布的“官方”数据，即50人直接死亡和4000人最终死亡，令人感到愤怒，实在太过轻描淡写。乌克兰放射医学研究中心估计在事故发生后，当地的婴儿死亡率增加了20%到30%，但他们说这个结果联合国并不认可，原因是它没有在一家著名期刊上发表。

康斯坦丁·塔图延是当年帮助对核电站进行清理的“清算人”之一，他对我们说几乎所有的同事已经死去，或者得了这样那样的癌症，但没有任何人找他进行过调查。当地人对于联合国、核电产业界和根本不了解情况的专家们在事故后的处理方式感到极度愤怒。

尽管东欧对切尔诺贝利核辐射的健康影响进行了数千项研究，但只有极少数得到联合国的认可。旨在对整体情况进行总结的国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也就是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的研究（简称UNSCEAR，它认为有57人直接死亡，4000例癌症死亡）和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简称IPPNW，它估计单是患甲状腺癌的人数就超过1万，另外还可能有5万例患者）这几个。

其他调查研究的结果远不止这些：欧洲议会绿党议员在200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总死亡人数可能达到6万人；绿色和平组织收集了52位科学家的证言，估计死亡和患病人数已经达到9.3万例晚期癌症，还可能有14万人得病。另外，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采用了其他数据，在2006年宣布直接死于切尔诺贝利后果的人数已经达到21.2万。

2006年，亚布罗科夫和两位同事对事故发生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出生率下降和癌症发病率升高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估算出已经有98.5万人（因切尔诺贝利事故而）死亡，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纽约科学院年鉴上。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和产业界几乎完全一片缄默。

那么，在死亡人数的估计达到如此惊人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相信谁呢？是医生们那些经验主义的证据，还是那些背后有公关公司出谋划策的政府和产业界人士？核能已经政治化到如此的程度，现在你可以随意选择你想要的数据，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观点，可以任意忽略任何你不喜欢的证据。事实就是，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了解切尔诺贝利的真相了，因为记录已经丢失，当年数千名清理废墟的工人在前苏联解体后已经消失在24个国家的茫茫人海之中，其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

福岛并不是切尔诺贝利，但它的情况可能更糟。这是一次复合性的反应堆事故，240公里之外就是一座三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如果这次事故发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塞勒斯菲尔德，肯定会在所有的英国大城市引发恐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怎样，满耳只是听到专家们口口声声地保证核辐射并没有多么严重，或者说这次事故恰恰证明了核电的必要性，这实在令人齿寒。

8、中国垃圾处理凭什么收费

来源：网易发现者 2011-04-27

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msw/

日前，国务院批转了住建部等16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将"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甚至"具体收费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根据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成本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作为管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手段，收取垃圾处理费本无可厚非，但凭什么收、如何使用仍值得商榷。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msw/

9、二十多国治水专家无锡共商浅水湖泊治理

来源：新华网2011-04-27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4/1141303869295_1.shtml

　　第七届国际浅水湖泊大会正在江苏无锡市举行，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专家研讨世界浅水湖泊保护治理经验，并将现场“会诊”无锡蠡湖。

　　由于浅水湖泊处于人口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环境压力较大，国际湖泊学界对此越来越重视，形成了每三年举行一届国际浅水湖泊大会的惯例，之前已举办六届。本届是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

　　和欧美的浅水湖泊相比，无锡太湖在治理模式、效果上都有典型性，尤其是太湖在无锡的内湖蠡湖，目前水质已稳定在Ⅲ类，植物覆盖率从2002年的3%一5%上升到20%，成为国内水质最好的城区内湖。

2007年以来，通过控源截污、生态清淤、调水引流等综合整治，太湖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果。无锡市水利局有关人士介绍，只要坚持这些措施，预计2020年能基本控制太湖蓝藻暴发并有效减轻富营养化，2030年左右能基本消除太湖蓝藻暴发和消除富营养化。

10、北京确立三条红线管水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04-27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4/1141303865229_1.shtml

　　连续12年干旱，使北京人均水资源量急剧下降，北京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从水资源开发利用、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方面，确立控制红线。

　　北京缺水，由来已久。例如京郊的官厅水库，是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上世纪50年代的年平均来水量约20亿立方米，60年代降至13亿，70年代剩下8个多亿，80年代不到5亿，进入新世纪后不足1亿立方米。上游来水量少、本地降水量少、人口刚性增长，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水资源矛盾日益突出。北京市立足于“向观念要水、向机制要水、向科技要水”，强化水资源管理。

　　一是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北京将严格实行行业用水定额管理、区域用水总量控制，逐级分解，建立覆盖全市的控制指标体系，实现生活用水适度增长、环境用水控制增长、工业用新水零增长、农业用新水负增长。北京还将制定产业名录，限制发展高耗水产业，对用水超标企业，限期进行节水技术改造。

　　二是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全面推进高标准的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水资源经济社会评价体系，进一步细化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和用水产品的定额指标，严格实施产业用水效率和节水产品器具市场准入制度。到2015年，全市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25立方米以下;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以上，再生水利用率达到75%。

　　三是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排水许可管理，建立排水和水功能区水质监测预警系统，完善评价体系，制定监督考核制度。

　　北京还将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务的投入，今后10年全社会水务资金投入年均比2010年高出一倍。北京还将每年从市、区县两级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水务工程基本建设。

11、世界地球日：拯救长江四大家鱼野生种群

来源：中国低碳网 2011-04-27章轲

http://ditan360.com/GongYi/Info-83726.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我们这里已经没有靠捕鱼为生的渔民了。”在湖北省长江中游监利县城的鄢铺码头，一位父辈曾是渔民的年轻人说。

　　这位年轻人正在观看在江边举办的盛大的增殖放流活动。他告诉记者，当地人早都弃渔而靠其他手段谋生了。

　　4月22日是第42个世界地球日。正午12点，鄢铺码头边，三道放鱼水箱的闸门轮番拉开，近千条正值繁育盛期、每条20多斤的青鱼、草鱼、鲢、鳙大鱼欢腾跃入长江。

　　这些健壮亲鱼（具有繁殖能力的鱼）源自长江，经老江河原种场养育多年后，肩负着恢复长江鱼类种群数量、增加天然鱼苗资源的使命重归故里繁育后代。

　　这是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水产局和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下称“长江水产所”)等多家机构共同实施的“四大家鱼原种亲本增殖放流”项目的重要部分。

　　长江水产所副所长陈大庆对记者说，在此后的两个月里，他们将追踪这些身上装有标志的亲鱼，监测它们产卵的行为及其后代的生存状况，并联合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在今年6月初模拟自然生态流下泄洪水人为制造一次洪峰，为这些繁殖期的鱼群传达产卵信号。

　　“这是一次伟大的科学尝试，因为它将为四大家鱼的繁殖提供必要的水文条件，提高四大家鱼天然繁殖的数量。”陈大庆相信，通过3到5年的努力，有望逐渐恢复长江四大家鱼的卵苗数量，使之达到三峡建坝前的水平。

　　为何成规模放流原种亲鱼

　　此次放流的四大家鱼亲鱼共6880公斤，是长江亲鱼放流规模最大的一次。

　　长江中的青鱼、草鱼、鲢鱼、鳙鱼是我国淡水养殖的主导品种，统称“四大家鱼”。其产量一直在我国淡水水产品总量中占据着首要地位。

　　研究表明，长江水系四大家鱼种质性状明显优于其他水系。但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包括密集的航运、破坏性挖沙、沿江城市扩张，特别是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使长江鱼类资源持续衰退，四大家鱼的资源量急剧减少，幼鱼发生量更是呈规模下降。

　　在三峡水库蓄水前，长江监利断面四大家鱼产卵规模平均值为25.24亿尾，但这也不过是16年前的三分之一。三峡蓄水后，坝上坝下的水文情势发生巨大变化，监利断面卵苗径流量一年年快速减少，到2009年达历史最低水平，只有0.24亿尾了。长江中上游一座连一座的大坝加剧了这一悲剧。

　　据长江水产所研究员刘绍平说，分析鱼类种群骤减的原因将有助于长江中游鱼类资源的恢复。向长江中投放优质种鱼，即四大家鱼的亲鱼非常重要。亲鱼在自然的江河中自然繁殖，其后代经过严酷自然条件的考验，成活下来的都是种质优良后代。保留长江及相关湖泊中足够数量的亲鱼，是保持长江鱼类种群延续的基本要素，要靠它们完成繁育种群的使命，进而保持养殖渔业的发展。

　　但忙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人类把鱼类对生存环境的需求忽略了，甚至以为江中有水鱼就能活。研究显示，种种干预使水生生物们原本拥有的河流环境遭到破坏，大坝建设毁掉天然的产卵场，提示鱼类产卵的年复一年有规律的洪水过程没有了，结果都糊里糊涂地错过生殖期。

　　当漂流性卵需要足够的水流量和流速孵化时，如果只有平缓水流便会下沉死去；有些则因水温过低不能孵化。专家介绍，四大家鱼的漂流性卵需要18到25摄氏度的水温才能孵化成鱼苗。

　　三峡决定亲鱼放流成效

　　“今年放流规模远超去年，可望有更大成效。”陈大庆说。

　　去年5月，在农业部渔业局、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水产局组织下，长江水产所在湖北省石首和监利两地江段开始进行四大家鱼原种亲本的增殖放流。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长江保护项目及大河伙伴国际战略研究室、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对该项目都给予了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

　　当年5月至7月对放流鱼群的连续监测表明，产卵高峰在7月出现，监利江段测到鱼苗4.10亿尾，其数量超过2003年三峡水库蓄水初期的鱼苗径流量。通过遗传学分析表明，2010年的放流亲鱼产卵量约占到总规模的2.02%。首次亲本放流取得初步成果。

　　监利境内长江江段157.44公里，这一江段河道蜿蜒曲折，洲滩交错，沿江湿地众多，鱼类生境多样丰富，历史上一直是四大家鱼重要的繁殖场、栖息地和回游通道。去年，农业部批准在该地建立国家级四大家鱼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陈大庆说，“要确保放流效果还有一个重要工作要做。这就是争取长江三峡集团公司的支持。”他解释说，今年4月22日和23日分别在监利、石首放流的大量亲鱼，需要6月初三峡大坝给一次模拟自然水流的人造洪峰。“这可以说是关键性的一步。”他强调，“三峡水库放水非常关键”。

　　在22日下午举行的一个中外专家研讨会上，大自然保护协会(TNC)长江项目官员带来了陈大庆盼望的好消息：几天前，TNC总裁马克?特瑟克、TNC前董事长汉克?保尔森及TNC长江项目专家郭乔羽博士在北京与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就生态流问题及未来战略合作进行了充分交流。会谈中，曹总欣然允诺在今年6月初，一定会按既定规划方案为鱼类下泄一次生态洪峰。这是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与TNC多年合作研究制订长江生态流和生态补偿规划方案的首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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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重庆嘉陵江进入枯水期 两岸人可以大声对话

来源：重庆晚报2011-04-27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4/1141303868963_1.shtml

　　这两天，嘉陵江的水域面积变窄，相反，沙滩面积变大了。

　　昨天，根据嘉陵江北碚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显示，嘉陵江北碚段的通航水深仅为1.25米，正式进入枯水期。

　　江窄

　　两岸的人可以大声对话

　　昨天下午，阳光明媚。重庆晚报记者来到嘉陵江黄花园段看到，相比一个月以前，嘉陵江的水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其中，靠江北的这一侧，大部分河床已经明显地裸露在外，而靠渝中区洪崖洞这一侧的河床，虽然没有干枯，但水位看上去也不算高。

　　据观察，原本七八百米宽的嘉陵江面，现在最窄的地方只剩下两百余米，两岸的人甚至可以大声对话。

　　枯水

　　浅水位导致过往船只少

　　在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重庆晚报记者发现江上没有一艘过往的轮船。在原来的江中心处，现在竖起了航标，警示浅水位，轮船慎行。

　　在江边钓鱼的陈大爷说，“这几天，江面上都少有游船经过。”

　　据市港航局透露，目前嘉陵江正式进入枯水期，由于长江蓄水，通航没有受到影响，轮船可以正常通行。若枯水情况一旦无法满足通航要求，嘉陵江不排除禁航的可能。

　　缓解

　　要等到七八月洪水到来

　　据北碚水文站的水位数据显示，昨天的1.25米水位，距离嘉陵江历史最低-0.9米的水深，还相去甚远。

　　专家表示，造成枯水的原因主要是上游来水太少。目前枯水季节才只是开始，随着天气逐渐变热，预计水位还会持续下降，直到七八月份洪水季节到来才会缓解。

据了解，尽管嘉陵江沿线有不少的航电枢纽，但根据国家的要求，航电枢纽必须保证航运水位的正常。

13、鄱阳湖水位突破历史同期最低 江西遭遇春旱

来源：中国天气网2011年04月27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427/001402.htm

中国天气网讯受长江低水位和江西境内少雨天气的共同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目前已突破历史同期最低。同时，江西部分地区出现春旱，各地正紧张开展抗旱保苗工作。

4月26日，三只木船搁浅在鄱阳湖大桥下宽阔的湖滩上。（摄影：张俊）

据新华社报道，2011年以来，江西省降水量持续偏少，1月1日至4月25日，江西省平均降雨量253毫米，为多年均值534毫米的47%，创历史同期新低，比最低值1963年的265毫米还少12毫米。其中，4月1日至25日，全省平均降雨量65毫米，列历史同期倒数第一位，仅为多年均值的35%。

据鄱阳湖水文资料显示，昨日（26日）8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为9.38米，低于此前1963年的历史同期最低记录，比多年同期均值低4.1米。与此同时，鄱阳湖水域面积较历年同期也明显偏小。

江西赣州等部分地区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春旱，江西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全省仍无有效降水，29日夜间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自北向南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对春旱和提高江河水位将有一定缓解作用。（作者：张俊）

14、江苏宜兴一条河流遭化工污染十多年无人治理

来源：江广新闻2011-04-27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4/1141303869590_1.shtml

　　近日，宜兴市芳桥镇多位村民向本台96110投诉，由于化工厂直接排放废水，导致流经他们村庄的一条河流至今发臭十多年，长期无人治理，居民苦不堪言。接到投诉后，本台记者立即赶往当地调查。

被污染发黑的河水

　　“闻起来就像那个敌敌畏的那个味道，一闻就头晕，要吐!”受污染影响的，多为芳桥镇华阳村东风组村民，一共25户，大部分沿河而居。

　　村民余虎告诉记者，发臭的河流，4米多宽，自西向东，流经该镇的虞山村、华阳村，最后注入到当地著名的阳山荡湖。

　　据了解，改革开放后，芳桥镇大力兴办乡镇企业。当时，为提高运输能力，镇政府在华阳村修建了一个人工码头，并通过这条河流，将产品运往锡溧漕运河，最终流转到全省各地。

　　4月21日，记者来到华阳村时，码头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厚厚的泥土和石块，上面长满杂草。草丛中，一排2米多长的水泥管道隐约可见。余虎透露说，该管道便是宜兴金泉化工有限公司、宜兴军达化工集团等四家化工企业的排污口：“它本身么是晚上多排点，白天少排咯，今天不知怎么搞的，还在排，基本上上游的几个化工厂都往这排的。”

　　2001年5月，位于上游的虞山村村民，担心污水漫延，在河流中间筑了一道堤坝。因此，原本流动的河水变成死水，臭味也变得更加浓烈。一些无法忍受的村民，只好外迁到其它地方居住：“我们这个组呢，原来大大小小有70来个人，现在常住的就20来个人，我们年轻人都搬走了，没法生活，一天都呆不住。”

　　余虎介绍说，河流被污染后，河水开始发黑，随后不断滋长出各种浮游生物。如今，他们连用河水浇灌出的农作物都不敢吃：“种的水稻没法吃呀，只有卖掉，种蔬菜只用井水吃吃浇浇。”

　　近年来，村民们多次就此事向有关部门反映，但一直得不到解决。今年2月，他们又联名向无锡市环保局投诉。采访当天，该局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回复村民说，经芳桥镇政府调查，污染源为村里的养殖场：“这四家企业呢，污水没有外排现象，这个河道周围的村庄呢养着畜禽，生活污水直接排放河道。”

　　而村民们反映，华阳村根本没有养殖场，因此，他们质疑镇政府向无锡市环保局谎报了调查结果。对此，芳桥镇一位负责宣传的吴科长予以否认：“有的就直接扔到河道里面，就肯定要发出异味，产生那种异味实际上跟化工异味也相差不大。”

　　然而，当记者质问是否可以就此认定，污染与化工企业排污没有关系时，该科长转而表示，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负责该镇环保监测工作的史科长才向记者说出了实情：“今天你看到那个情况呢，就是说这几家企业，因为现在我们还没纳管吧，通过那个下水道，排放到河浜里边。那个黑臭问题，因为那个地方，说实在的十几年都没清过淤，已经累积在那个地方了。”

　　为何十多年过去，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呢?就此，史科长介绍说，芳桥镇的企业原来以机械、化纤、耐火为主。这些年，他们一直在调整产业结构，目前化工企业所占比例，已经从原来的33%下降到了20%。史科长坦言，由于既要淘汰污染企业，又要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两者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转型的速度就一直滞后。

　　史科长表示，他们将对河流的淤泥进行清理，同时把所有企业的排污纳入统一管道，最终汇入到正在建设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划要求，已经对他们(企业)进行设计，马上就要纳入我们的主管网，以后的水就不会排到那边去了。”

　　然而，史科长没有就河流臭味何时能被清除，做出明确答复。对此，村民们感到失望，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拿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

　　调查中，记者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被村民诟病的华阳村，正在申请“江苏省生态文明村”的称号。

15、三聚氰胺幽灵现身 重庆查获问题奶粉26吨

来源: 每经网综合2011-04-27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10427/20110427104602598.html

核心提示：正当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问题人人喊打之际，三聚氰胺的“幽灵”再次现身：最近，重庆警方查获从内蒙古辗转来渝的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奶粉”2.6万多公斤。它们准备做为小朋友最爱吃的冰糕原料，幸运的是，在它们进入生产销售环节前，重庆警方将其查获。重庆宣布将像打黑一样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但此事依然令人后怕，另一方面生部近日重新汇总发布《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同时公布相应检测方法，但仍有25种暂时无法检测。

■ 事件

　　“问题奶粉”辗转千里入渝

　　据新华社电今年3月25日，重庆警方接到线索，称重庆吉喜达食品有限公司一大批用于生产冰糕等食品的原料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超标。警方专案组迅速封存了该公司及上游商家的奶粉2.6万多公斤。检测发现，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超标，长期摄入可能损害肾脏，造成患儿多发泌尿系统结石。

　　重庆警方分赴全国各地调查，挖出了一条长达数千公里的“问题奶粉”行销路线图：

　　2009年10月，一批由内蒙古扎赉特旗威力斯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多达3万公斤的“问题奶粉”被用于抵债，交给广西八旗商贸有限公司。这批奶粉明显可疑。它用简陋的白色编织袋包装，包装袋上无厂址、无生产日期、无品名，且部分奶粉板结严重。但它却畅行无阻，先被运至河南漯河市一处种子市场仓库存放，一年后又转移到重庆一处仓库存放，辗转数千公里。今年3月，部分奶粉被低价卖给重庆吉喜达食品有限公司。

　　幸运的是，重庆吉喜达公司在购进“问题奶粉”后不久即被查。之前企业停产检修设备，“问题奶粉”尚未流向生产销售环节。目前广西、内蒙古、重庆相关公司负责人已被刑事拘留、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 探因

　　靠低价攻陷中下游厂商

　　有毒有害食品为何不但屡禁难绝，反而花样翻新？记者调查发现，首先是不法商家的“低价攻势”和巨大利益诱惑所致。经查证，广西八旗商贸有限公司“问题奶粉”卖给重庆吉喜达公司的价格是每吨2.2万元，获利甚丰，但每吨仍低于市场价近万元。

　　其次，一些地方对食品药品生产和流通监管不力也是重要原因。这次在渝被查获的“问题奶粉”，近年来曾因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等质量问题几次被通报。然而“问题奶粉”仍然畅行各地。

　　此外，行政执法部门和刑事执法部门缺乏有效衔接，导致违法成本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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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专栏文章：全球气候暖，世界第三级”冷”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1年04月27日汪永晨

http://env.people.com.cn/GB/14494552.html

　　2009年6月18日，中国独立地质学家杨勇发起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及黄河、长江源影响的考察。历时5个半月。

　　世界三极：南极、北极、第三级，近年来一直被科学家们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而全球气候变化，又是目前全世界不管是政治家，经济学者和科学家都在密切关注的环境问题。如今的南极、北极都有大量的科考队伍在那里做系统的长期的研究。可是，我们中国的青藏高原，世界的第三级，却在这本该是关注的焦点中，如今却异常的冷清。

　　我1998年9月和2009年6月、7月两次参与在中国青藏高原，长江源头的考察。考察中看到，冰川区域的地貌都是非常脆弱的。一是，在气候变暖的大种背景下，这会逐步改变冰川稳定的一些条件。再一个，在极端气候条件下，可能会加速这种冰川承载条件的改变，就是说这种改变随时可能会发生。

　　唐邦兴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１９98年我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探险队走进江源时他是总指挥。那次，他站在冰川前同样是感概万千：“姜古迪如，面目全非了。过去简直就是一座冰雕的博物馆，冰塔林，冰笋，冰牙，壮观极了，现在的冰川向后退缩了３００多米不说，鬼斧神刀的‘冰雕’都不见了。如此下去，可能用不了多少年，姜古迪如将不复存在。”

　　队伍中的陈小邛19９３年到过冰川，并在冰川边立了一个牌子，那天她找了半天也没能找到5年前立的那块牌子。小邛说：“比起19９３年，冰川至少退后了１００多米。我们那次安营扎寨的地方，他们来时是冰湖和冰大板。1998年，我们踩着的已是砾石了”。

　　而2009年6月，我再次走进长江源考察，冰塔林几乎已经看不到了。据中国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专家预测未来５０年西北地区平均气温可能上升１．９－２．３摄氏度，由此可能导致冰川面积将比目前减少２７％，其中面积２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冰川将基本或完全消失。

　　黄河源的一滴“眼泪”

　　2007年夏天，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生态游到黄河源玛多县时，我们的计划中有源头的星宿海的，可那次我们就没能找到。星宿海已完全被黄沙所掩盖。

　　当地有个说法，星宿海奇观的形成，是王母娘娘梳头不小心把镜子从天上掉到人间，摔成了碎片。可是，如今这些像镜面一样的一个个小海子没有了。

　　2007年，我们虽然没有找到星宿海，但到了玛多后不久，还是看到了星星点点的海子，当地人管那叫星星海。据说星星海过去也非常大，现在也已经碎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镜子”。

　　可是，2009年夏天，我们走到星星海时，我的镜头中拍到的竟是沙漠中的一滴“眼泪”。玛多桥下的黄河，前两年来都是滚滚的黄河水，这次却窄得让人看了不能相信这里的黄河也会断流吗？

　　杨勇说：玛多县黄河南众多的湖泊群已经失去了和水的联系，成为内陆湖。星星海原来是一个长条型的大湖，现在由于水量减少，已经分隔成串珠状的小湖。

　　如果说，玛多桥下的黄河水有季节性的变化，但星星海变化的就不仅仅是水没有了，还有河床里那绿绿的草也被黄沙所取代。2007年我们看到的草甸，有很多地方已成了大大小小的沙丘，我想，这和全球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仅仅两年的时间，我拍到的照片就有那么大的变化。我多么希望，作为记者，我只是拍到了局部，而不是全局。我是在用记者的眼光审视星星海，专家一定还有专家的解读。

　　在中国，冰川和高山积雪是调节西北水资源量的“固体水库”。气温升高使冰川消融加速、雪线退缩。据甘肃和青海两省气象局提供的资料，专家估算在过去４０多年间，西北地区冰川面积约减少了１４００平方公里，雪线上升了３０－６０米，直接导致部分内陆河源头来水量显著减少。

　　2007在11月22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罗勇表示，全球变暖将造成中国降水分布的改变。

　　罗勇说，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是我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从已经观测到的事实来看，过去50年以来，中国的六大主要江河泾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09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队长唐千里说，“长江源区共有７５６条冰川，绝大多数冰川表现为后退，其中有两条小冰川已经彻底消失。源区内的雪线高度由北向南，由东往西逐渐升高，昆仑山南坡平均雪线高度为５３４５米，到唐古拉山北坡已上升到５５３３米。” 唐千里认为，冰川消融除受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控制外，总体上还与气候变化幅度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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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胡敬萍：生态恶化与本土文化丧失有关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4-27 章轲

http://ditan360.com/News/Info-83725.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所面临的威胁，除了来自经济发展的因素外，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明显地与本土文化的丧失有关。”4月24日，在“三江源的新希望”论坛上，著名牧区问题专家、国家民委监督检查司民族关系处副处长胡敬萍的演讲通篇都是谈文化。

　　胡敬萍对记者表示，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记者：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生态保护的论坛上，要花那么多篇幅谈文化？

　　胡敬萍：说到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不少人会立刻想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语言文字，乃至服饰、饮食、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而往往忽略了为这些表层文化的起着基底和支撑作用的深层文化，即少数民族生计方式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的那些制度性文化。

　　以藏民族文化为例，其音乐、舞蹈、戏剧乃至以自然为中心的宗教观、生态观、价值观，都是藏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游牧生计方式才是藏民族文化真正的根基。因此，文化不是一个扁平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性概念。

　　在文化结构内各文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中，主要表现为生计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习俗性规范。如果基底性文化消失了，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表层、中层文化也会随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长河中逐渐衰落与消失。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我们更应该把她作为一种整体加以理解和尊重。

　　记者：那么，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关系呢？

　　胡敬萍：文化多样性之于生物多样性犹如唯物辩证法所说的精神之于物质的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又相互区别、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藏民族的游牧文化是藏民族为适应青藏高原特殊的海拔及水土光热条件而形成的以游动放牧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文化。这种游牧的生计方式不仅是确保藏民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生计的适应性生产战略，同时也是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藏民族游牧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千百年来游牧文化促进了草场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得青藏高原不仅维系着中国的生态安全，甚至维系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安全。

　　值得强调的是，草原牧区是一个具有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四元一体”的耦合体系统，而其生态系统决非仅仅是自然形成的。一旦“四元一体”的耦合系统系统的稳态关系被打破，带来的将不仅仅是文化的衰落，更是草原生态的退化与社会组织结构与关系的全面失衡。

　　目前全球荒漠化的趋势多与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比如，目前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问题，即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不只存在于全球气候变暖之中，单纯地追求普遍的工业化带来的西方现代化文化取向，对文化多样性价值的蔑视，违背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都是导致生态灾难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记者：你所说的这些文化多样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生计方式，对于解决目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哪些作用？

　　胡敬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和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多样性，其之所以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区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这些文化是在当地居民千百年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它饱含着这些民族世代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

　　诸如藏族的部落（日固）、蒙古族的阿寅勒、哈萨克族的阿吾勒等，我国不同游牧民族文化传统和传统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都具有其社会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成为当前人类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启示和智慧源泉，以及对不同地区特别是不同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和体制创新的有益参考。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对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要给予充分的尊重与重视，不能因为她的古老就认为落后，而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实践一再证明，在民族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一刀切”的政策措施往往会导致意想不到而又更为窘迫的政策效果。

　　在民族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还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群体作为主体在本地区建设发展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我认为，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决策方面，首先要进一步提高相关决策部门对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深层文化价值的认识，并在地区发展政策的制定中给予它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其次要促进少数民族成为当地地区发展、生态保护的主体，给予他们应有的权利，倡导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去。第三要充分重视牧业社区在牧区发展中提供服务与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并通过村委会、合作社、协会、甚至是传统社会组织制度的创新作为载体，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指导、培训和能力建设。第四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牧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弥补政府力量鞭长莫及的许多事情。

18、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诉说生态病痛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4月2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491778.html

　　三河概况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发源于祁连山中段，东与石羊河流域毗邻，西与疏勒河流域相接，北至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干流全长821公里。黑河水资源总量28.1亿立方米，滋养了位于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两大绿洲———张掖绿洲和额济纳旗绿洲。

　　石羊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东段，流域自东向西由大靖河、古浪河、黄羊河、杂木河、金塔河、西营河、东大河、西大河8条河流及多条小沟小河组成，河流补给来源为祁连山区大气降水和高山冰雪融水，多年平均径流量15.6亿立方米。

　　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的西段，全长662公里，多年平均径流量10.31亿立方米，入敦煌市西北的哈拉湖，尾闾为间歇性河道，消没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边界的盐沼之中。

　　在甘肃的河西走廊，自东向西有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内陆河。依赖这三大内陆河的哺育，千百年来，河西走廊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屯兵备战、戍边固疆的前沿阵地，也成为横贯欧亚大陆的古丝绸之路的黄金通道。三大内陆河在不同的时段上，成为古丝绸之路极其重要的节点。解放后，河西走廊更是成为新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同时也成为甘肃最富庶的地区。一切都离不开三大内陆河。

　　2000多年的开发史

　　在历史上，河西走廊就没有平静过，这里不断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交锋的主战场。

　　战国时，羌人占据河西走廊。从那时起，羌，戎，月氏，乌孙，匈奴，吐蕃，突厥，回纥等等，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断地粉墨登场。胡与羌，中原与西域，似乎在河西走廊都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讨伐征战，不是你兴，就是我亡。文明不断消亡，文明同时也不断诞生。

　　从历史记载看，三大内陆河大规模的开发，始于屯田，已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有汉、唐、明、清四个重要时期。

　　河西走廊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开发，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河西，大破匈奴。逐走匈奴势力后，西汉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四郡中，酒泉和敦煌有疏勒河(古称端水)，张掖有黑河(古称弱水)，武威有石羊河(古称谷水)。西汉对四郡的经营，无疑是围绕三大内陆河进行的。

　　汉武帝把河西四郡农田水利开发作为国家大计，在内地大量移民实边的同时，增派军士驻守军屯。《史记·平准书》载：“令居、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戌田之。”而农业开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兴修水利工程，引水穿渠，灌溉农田。《史记》记载：“用事者皆争言水利……河西、酒泉皆引河水及川谷之水以灌田。”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河西经济发展的起点，也是河西经济区形成的开端。

　　到了唐朝，从唐初到玄宗开元时期，河西更是重点经略之地。为了抗击吐蕃的侵略，唐王朝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一带大量屯田，武则天时，甘州、凉州的屯田连年丰收。唐史记载，凉州屯田，农民尽其水陆之利而竭力生产，天下富庶无如凉州，所积军粮可支用几十年。“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其地。”

　　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开发时期。这个时期对河西进行了全方位的开发，增加民户，兴修水利，规模和范围均超过了汉唐两代。

　　史料显示，嘉靖时，水利兴修进入了高潮。中共张掖市委党校教授王元弟介绍，明朝在张掖和武威的灌溉面积分别达到11749顷和27729顷，甘州一地就有引水灌渠110条之多，所以在明代张掖就有“金张掖”之称。

　　王元弟介绍，到了清代，张掖全境耕地面积达到了13347顷有余。《甘州府志·水利篇》记载，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甘州知府钟赓起编修《甘州府志》时的统计，甘州各府县所开引的黑河灌溉水渠就有127条。

　　“但是，自设立河西四郡移民屯边起，人为因素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变迁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一直致力于西北开发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博士钱国权说。“河西走廊生态环境的恶化，多发生在以下四个时段，即西汉屯田期间，唐中后期，清嘉庆年间，建国后大修水库期间。”

　　吃了下游的沙子才想起中游的统筹

　　三大内陆河的下游，普遍遭遇严重的生态危机。除了目前的黑河，其他两大内陆河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尾闾了，黑河也曾一度与尾闾失去了联系。

　　石羊河的尾闾是民勤的青土湖，1959年就干涸了；疏勒河的尾闾曾经是罗布泊，但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了，就是最近的尾闾哈拉湖，在1960年双塔水库建成后，它都没有光顾过。黑河尾闾西居延海、东居延海也曾先后于1961年和1992年干涸了。如果不是2000年的黑河强行分水，居延海想必不会像现在这样碧波荡漾的。

　　对这些河流来说，尾闾已经很遥远了，他们甚至连自己的下游都保不住。从河流的概念讲，没有下游的河流是残缺的。

　　石羊河的下游在民勤盆地，黑河的下游在额济纳旗，疏勒河的下游在敦煌市。

　　在民勤盆地记者看到，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沙进人退，不少农田和村镇已经被沙丘掩埋。据了解，石羊河水一度几乎连民勤境内都到不了，在凉州区境内就断流了。2004年7月，实际上已经是石羊河尾闾的红崖山水库就全面干涸。记者当时在水库边看到，石羊河河道竟然如干涸板结的土地皲裂了。

　　记者虽然没有到过额济纳旗，但是，2001年水利部制订的《黑河近期治理规划》显示，黑河下游断流时间由上世纪50年代的约100天延长至本世纪初的近200天。

　　过去疏勒河干流可以流至下游的哈拉湖，上世纪60年代双塔水库将疏勒河拦腰截断。“现在双塔水库以下的疏勒河已基本断流。从敦煌至罗布泊200余公里的古疏勒河道，再也找不到一点水的痕迹。”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副局长、酒泉市副市长柴绍豪说。

　　最终的结果是，石羊河和黑河的下游均发展成为中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疏勒河下游虽然还没有被称为沙尘暴策源地，但是那里的库姆塔格沙漠以每年3至5米的速度向敦煌集结，沙尘暴频发。

　　“下游生态恶化，很大程度上源于中游的过度开发。”武威市水务局副局长石培泽说。“黑河下游生态恶化是多方面的，根本的原因是中游农业灌溉用水大量挤占了生态用水。”《黑河近期治理规划》这样认为。

　　自2001年起，国家先后启动了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水系治理工程。2001年，国务院批复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一个主要目标是向下游分水：用3年时间，向下游泄水9 .5亿立方米。

　　2007年，国务院批复了《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主要目标也是向下游分水：2010年使民勤蔡旗断面水量增加到2.5亿立方米。

　　2009年，《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通过水利部审查。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主要目标之一是，西湖湿地生态逐步恢复，必须依靠整个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最大可能让水到达西湖。

　　三大内陆河治理的目标竟然惊人地相似：让中游的水到达下游。

　　记者发现，三大内陆河的治理规划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统筹”。采访中，当地的一些干部认为，三大水系之所以生态恶化，就是因为缺少这个关键词，开发失控。武威市委书记火荣贵说，要以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为根本，以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合理配置、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为核心，上中下游统筹规划。

　　祁连山还能撑得住吗？

　　如果说三大内陆河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的话，祁连山则堪称三大内陆河的“母亲山”。三大内陆河水系的56条河流，均发源于祁连山。

　　祁连山的生态恶化已经不是新鲜话题了。如今，人们更多的担忧是，祁连山还能撑得住吗？

　　目前的祁连山疾病缠身：冰川消融，雪线上升，森林减少，植被退化……历史上开发河西走廊的同时，祁连山也一并“被开发”了。

　　祁连山曾经森林茂盛，山坡地带和绿洲平原上水草丰盛。《史记》记载，祁连山“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焉支山“亦有松柏五木，其水草美茂，宜畜牧，与祁连同”。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姚兆余介绍，明清时期，由于政府实行“南北山地，听其尽力开垦，永不起科”的放任政策，森林植被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如走廊东部的庄浪卫(今永登)曾“东西山木，系一方屏蔽”，到清中期以后，林木被砍伐殆尽。古浪县东南的黑松林山乾隆时“多松”，至嘉庆十年(1805)已经“绝少草木，令人问绝”。走廊中部的焉支山，乾隆五十年(1785)时还“林壑茂美”，至嘉庆二十一年(1816)时“樵采殆尽”。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钱国权说，隋朝时，隋炀帝征讨吐谷浑，在祁连山峨堡作战时，所率40万大军就地伐木筑营，取薪，使峨堡原始森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为防止蒙古兵马南下，明朝每年夏秋草木茂盛之时，都要派兵北出，烧原毁草，谓之“烧荒”。清朝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罗兵败藏匿祁连山，借助茂密森林负隅顽抗，年大将军从肃州到甘州沿山防火，致使“母树尽燃，多时不能更生”。

　　解放后对祁连山生态的破坏有增无减。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在《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一文中写道，黑河流域仅1958年到2005年，人为破坏的天然林面积多达50000公顷。

　　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监测表明，祁连山冰川退缩在加快。这家研究所发现，1972—2007年的35年间，祁连山东段的冷龙岭冰川全部处于退缩状态，面积减少了23.6%，已有27条消失。这里的冰川是石羊河流域的主要水源。

　　祁连山水源涵养林地主要集中在东段的天祝县和中段的肃南县。记者在天祝采访时看到，许多山区农田和牧场的扩张，往往侵入到生态林内，林地被分割为不连片的条状和块状，许多出山径流已然干涸。天祝境内的草原也普遍退化。天祝县林业局介绍，严重退化面积达13.47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34.4%。

　　张掖市林业局的资料显示，本世纪初与建国初期相比，祁连山天然森林面积减少了16.5%，黑河流域上游的山地草场退化面积达1068万亩，植被覆盖率降低了30%—38%。

　　本刊稿件、图片均由本报记者连振祥采写、摄影

　　■记者手记

　　被遗忘的恰恰是生态

　　对河西走廊三大内陆河零零星星地进行过多次采访，而每次的采访，都和生态恶化和流域治理有关，似乎对三大内陆河的关注，都离不开上述两点。

　　事实就是这样。河西走廊位于我国地理版图的中间地带，刚好是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之间的一条凹陷地带，似乎是专门为西伯利亚的寒流畅通无阻而存在的。那里山清水秀，内地则风和日丽；那里沙尘肆虐，内地则是滚滚黄尘。因此，河西走廊生态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我国总体的生态状况。

　　在我国，没有任何河流像三大内陆河那样被吃干榨尽的。石羊河开发利用程度高达171%，黑河开发利用率达到92%，疏勒河开发利用75%。而这个用水的高比例，和生态关系不大，被遗忘的恰恰是生态。

　　沿着三大内陆河流域采访，记者先后深入祁连山腹地，到过大山深处的冷龙岭冰川、七一冰川、透明梦柯冰川和部分林区，发现三大水系上游的祁连山，多数山脊裸露，冰川消融，雪线上升，植被稀疏，中游绿洲城镇欣欣向荣，下游则生态恶化严重，基本态势是“上枯中兴下恶化。”记者发现，从整个流域的发展看，三大内陆河，富裕了中游，损害了下游。

　　石羊河的下游在民勤盆地，黑河的下游在额济纳旗，疏勒河的下游在瓜州县和敦煌市，三个下游的生态没有不恶化的。

“民勤不能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敦煌不能成为第二个楼兰。”为避免“两个第二”变成现实，从本世纪初开始，国家对三大内陆河先后都开始进行治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巨资，力争避免这一悲剧的继续扩展。但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势头仍然存在。采访过后，心情依然沉重。

19、加拿大称过度猎杀海豹与中国消费需求有关

来源：环境与生活2011年04月27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news/roll/p/2011-04-27/110222367061.shtml

　　3月28日，中国国际商会和首都爱护动物协会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关注动物保护，倡导绿色贸易”的座谈会。而座谈会关注的主角，是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的可爱的加拿大海豹。当天，动物保护人士、经贸界人士、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出席了座谈会，并展开了激烈争论。而这个会议的召开，既与刚刚过去的“3·15国际海豹保护日”有关，也与美联社发出的一则报道有关，从加国媒体的一些报道看来，更是与中国貌似有不小的干系……

　　3月20日美联社的一则报道说，加拿大东部海岸的格陵兰海豹，原本主要栖息在寒温带的北冰洋和北大西洋中，如今正以不断增长的趋势向南迁移，出现在美国海域，连远在美国东南部的北卡罗来纳州也发现了它们的踪迹。这非比寻常的景象令众多生物学家不得其解。格陵兰海豹向美国南部沿海“移民”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寻找食物和气候变化所致。也有人给出另一种让人揪心的说法：这么多憨态可掬的海豹不远万里，涉海迁徙，是为了逃离加拿大“猎豹人”的魔爪，集体到美国“避难”。而此事更引起中国人极大关注的原因是，有加拿大官员公开说，加拿大人如此加大捕杀海豹的力度和加国海豹产业的兴起，是拜中国消费者所赐，因为中国人是海豹制品的消费大户。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以挽救鳕鱼为由加国大开杀戒

　　世界海洋中现存的海豹种类很多，共有13属18种，以南极数量为最多，其次是北冰洋、北大西洋、北太平洋等地。加拿大的海豹种类有格陵兰海豹、灰海豹、冠海豹，其中以格陵兰海豹居多。在加拿大，商业性猎捕海豹是合法的。加拿大东部有5000至6000多人的生活收入，部分来源于猎捕海豹的活动。海豹猎捕者多为加拿大渔民，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纽芬兰省，主要收入依靠渔业，通过捕猎海豹所得收入通常不到他们年收入的5%，海豹业的整体收入也不到该省经济的百分之一。

　　加拿大政府对支持商业猎捕海豹有它的一套说辞。首先，加拿大的产业界和政府认为，海豹数量大，不属于濒危物种。其次，加拿大北部海域的经济支柱——鳕鱼产量连年下降，濒临种族灭绝，渔业管理者们认为，大量的海豹捕食鳕鱼是致使鳕鱼消亡的首要原因。但加政府的说法遭到了各界的反驳。早在1995年12月，来自15个国家的97名科学家，在第十一届海洋哺乳动物学双年会上联名签署请愿书，他们认为：海豹对加拿大海洋区域“底栖鱼群”的捕食，并未造成生态失衡的影响，人类的过度捕捞仍是唯一得到证实的与鱼群灭绝有关的原因。加拿大前渔业与海洋部科学家阮森·迈尔斯(RansomMyers)也指出，鳕鱼种群的趋于灭亡，是由于过度捕捞，与海豹无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渔业采用了新技术，通过使用带巨网的先进工业渔船不计后果疯狂扩大捕鱼量，一小时甚至可捕捞200吨鱼，是以往普通渔船整个捕鱼季节捕鱼量的两倍！鳕鱼的捕捞量从原来平均每年的25万吨，激增到1968年的80万吨。此外，捕鱼队不仅捕捞鳕鱼，还捕捞鳕鱼的主要食物来源。受到过度捕捞和食物来源减少的双重威胁，加拿大北部鳕鱼资源急剧减少。

　　有人认为，政府支持海豹猎捕还是受到利益的驱使。2002年～2004年，加拿大东海岸地区猎捕海豹活动所贡献的税收，3年分别为2100万美元、1300万美元和1650万美元，所以政府支持海豹猎捕业可以带来大量税收。当天，来到座谈会现场的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加拿大执行董事丽贝卡·奥德沃兹(RebeccaAldworth)认为，海豹猎捕最大的受益者是加拿大的政客，加国政府支持捕杀海豹，是为了争取东部渔民的选票。

　　人道屠宰标准实际难以执行

　　据介绍，每年2月末，雌海豹会游上4000公里，到加拿大纽芬兰省附近和丹麦的格陵兰岛等地繁殖，它们在大块浮冰上产仔(通常1只，有时双胎)。大规模猎杀海豹的行动通常于每年3月末4月初，就在圣劳伦斯海湾和纽芬兰拉开序幕。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过去5年中，遭到捕杀的海豹有97%不到3个月大，其中大多数出生不到一个月！而海豹的寿命可达20年。大量海豹幼仔遭到猎捕，一方面是因为小海豹的毛皮精良，能在国际皮草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另一方面是因为小海豹游泳技术还不娴熟，难以离开冰面下水，捕杀起来更容易。加拿大政府虽早在1942年就宣布，把捕杀海豹的数量控制在每年1.5万头。但进入21世纪后，世界海豹皮市场需求量大增，加拿大捕杀海豹的数量逐年回升。2006年，加拿大猎捕者在圣劳伦斯海湾的冰川上，猎杀了33.5万头小海豹，创有史以来最高猎杀配额。另据法新社3月25日报道，加拿大渔业部长盖尔·谢伊(GailShea)当天宣布，2011年的海豹猎捕配额，将从去年的388200头增至468200头，数量增加了20%，包括40万头格陵兰海豹，60000头灰海豹和8200头冠海豹。

　　除了捕杀幼仔，加拿大海豹捕猎者还以其残忍的捕杀方式而为人诟病，更是引起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强烈抗议。

　　按照传统捕杀方式，海豹猎捕者手持木棍或斧头靠近海豹，对其当头一击令其毙命，这样的方式被认为给海豹造成的痛苦小。但实际上，一些猎捕者仅仅在打昏海豹后，就用尖利的钢钩将其拖上船，或直接对其开膛破肚，或将雄海豹生殖器剁下以制作“海狗丸”，最后将其尸体随意丢弃在冰面上，任其腐烂。

　　2007年，一个由兽医和动物学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经研究发现，加拿大海豹猎捕者普遍无视有关条例，被枪击或棒打的海豹受伤率高，在66%的屠宰案例中，猎捕者都未能确保海豹已经死亡就活剥海豹皮，他们认为加拿大商业猎捕海豹的本质是不人道的。

　　数十年来，国际上一些兽医管理机构曾建议海豹捕猎者，用“快速连续的方式”猎杀海豹，以符合公认的人道屠宰标准。这些方式包括，用刺棒猛击或枪击海豹头部，而后确认海豹失去知觉，再对其放血，等放完血后再移动海豹，放血过程中应守在海豹身边，确保海豹一旦恢复知觉再将其打昏。确认海豹失去知觉，是为了不给它们造成恐惧和痛苦。兽医管理机构还建议，猎捕者不应在开放水域或任何可能无法取回海豹尸体的情况下，猎捕海豹。

　　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的丽贝卡认为，加拿大人不可能做到人道捕杀海豹，因为在冰面上很难操作。海豹猎捕地都在远离海岸的浮冰上，浮冰极不稳定，而且有时天气不好，能见度较低。商业猎捕者如果按照人道方式屠宰，整个过程历时较长，冰面可能无法承受他们的体重，对猎捕者自身和猎捕船舶的安全会造成威胁，加之高昂的猎捕船舶运行费用，加拿大商业性猎捕海豹，不可能按照人道的方式。

　　国际爱护动物协会中国项目主任华宁在会上称，加拿大的商业性海豹猎捕是地球上对海洋哺乳动物最大规模的屠杀。近年来，超过100万头海豹已惨遭屠戮。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斯蒂文·哈里斯教授通过调查断言，加拿大当前对格陵兰海豹的管理计划，已对海豹的生存构成了威胁，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海豹的过度捕猎，导致格陵兰海豹数量迅速减少了近2/3，而今天的杀戮程度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当时。

　　此外，格陵兰海豹依靠海上浮冰孕育和抚养幼仔，但全球变暖导致北大西洋的冰盖迅速消融，数以万计的小海豹还未成长到可以在开放水域生存之前，就已经因海冰融化而溺水死亡。气候变暖已使得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空间变得脆弱，商业捕杀更是雪上加霜。

　　多国对海豹制品下达禁购令

　　环保人士近年来曝光的血腥屠宰海豹的场面及数年来的不断呼吁，使得全球各地反对捕杀海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各界对加拿大猎捕海豹的做法谴责不断，纷纷对海豹制品贸易进行限禁。

　　用海豹皮制成的衣服、帽子、披肩及其他饰品，曾是欧美多国流行的奢侈时尚品，但目前在北美和欧洲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海豹制品。美国于1972年通过《海洋哺乳类动物保护法》，取缔任何海洋哺乳类动物及其制品输入；南非禁止商业性猎捕海豹也已10年有余；近年来，墨西哥、克罗地亚、巴拿马、斯洛文尼亚等国，有的终止了本国的海豹制品贸易，有的则宣布了相关意向。

20、江河十年行，让更多的人关注江河的命运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1年04月27日汪永晨

http://env.people.com.cn/GB/14494343.html

　　中国西部之美，被称为是自然美、原始美、野性美。那里的世界第三极，是青藏高原；那里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是三条还保持着原生态自由流淌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那里的岷江、大渡河不仅有都江堰，富庶出天府之国且造福人民已2600余年，也有红军飞渡留下可歌泣的壮举。但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且能源发展失衡的情况下，水资源充沛的中国西部，水电建设正掀起前所未有的高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的大幅项目地图上显示，到2005年夏天为止，西部几乎所有的江河都被大坝拦腰截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媒体与民间环保NGO开始对江河建坝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逐步推动反对江河建坝的议题进入主流媒体之中。

　　这些声音以及迅速开始的行动，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给正在升温的水电热以冷静的思考。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对公共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与力量。

　　为了给中国西部正在变化中的江河写史。从2006年开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发起了“江河十年行”，自此一支以环境记者为主力的队伍开始了考察与记录中国西部江河的征程。一路行走,不断的有更多的记者、科学家、工程师、教授、国务院参事和热爱环境的志愿者加入进来。大家共同怀着对自然的热爱与责任，以及对弱视群体的关注，走在记录十年江河的征程上，立志要为中国西部江河写一部断代史。不仅留给后人，也警醒我们自己。

　　五年来，参加“江河十年行”的记者们，为岷江那一处处已经干涸的河床、为都江堰还能不能继续它的四六分水、飞沙堰还能不能继续飞沙而忧虑；为地震后，为大自然自我恢复的能力应引起我们人类的尊重而呼吁；为木格措的依然秀丽而欣慰；为雅砻江那鲜为人知的屏风般的锦秀峡谷、峡谷中的湍湍激流，还能不能继续自由地流淌而担心；为怒江还有奔腾激流，还有两岸的绝壁，还有22个少数民族与江水共创的风情而自豪。

　　“我不希望以后我们的子孙，傈僳族的子孙，问起我们怒江原本是什么样的？我们只能翻着相册，指着照片告诉他们，以前怒江的水是流动的，还有非常非常急的激流，还有一些沙滩，有澡堂会，有沙滩埋情人。如果真的要靠照片告诉我们的子女怒江是怎么怎么样的，湍急的河流是什么样子，沙滩是什么样的，那不是我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的消失，又是什么呢？这是怒江边一位傈僳族年轻人深情地告诉“江河十年行”记者们的话。

　　五年来，参加“江河十年行”的地质学家范晓说：“江河十年行”关注的西南江河，是中国大部分水源的涵养地，其所处的腹地大多是地质不稳定的高山峡谷地带。西南江河要以保护涵养为主，以生态调节为主，这样才能为下游的人民带去至关重要的水资源。才能在这地质活跃地带尽量保护生活在那里的人与各种生灵的安全与幸福。

　　水资源保护专家、原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说，走完2009年的“江河十年行”，我谈两点感想：我们国家的江河问题已经到了可以提上日程的紧急时刻。以前我们老是认为，黄河已病危，长江还健康。黄河没水了，我们还可以从长江调水。现在我们发现，金沙江（长江上游）也面临危险了。如果到最后连长江无水可调，那么我们整个国家将面临非常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水资源的问题了。在这方面，NGO的呼吁、NGO的工作，都很有意义。

　　香港思汇研究所的刘素在走完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后说：我们研究政策，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任何政策都是人制定的，不管你的政策多完善、考虑的多全面，制定政策的人本身，如果没有敬畏自然之心，如果不懂得感恩自然所赋予我们的，如果不尊重生命，也没有意识到在所有的政策决策的后面，都是每一条鲜活的生命，都是充满生机的村庄，那样的政策是没有生命力，也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回归到根本，制定政策的人，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有他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贴近我们的老百姓，是我们希望研究的。

　　中国水生态专家王建在2010“江河十年行”的路上，看到一条条大江大河的干涸时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水电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这样做？我感觉就是首先在规划上不到位。这么多条大江大河，这么大的流域，没有做流域规划，没有做流域环境规划，流域规划必须把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部门的经济发展，这个部门是指国家的，结合在一起。把发展和环境放在一起来规划，有了这样的目标以后，实现这个发展和环境的平衡，不能只是说发电，只是讲GDP不管环境，这种牺牲生态的做法后患无穷。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徐家良走在西南的大江上时更是感慨：“江河十年行”的意义、环境NGO的意义，就是监督政府完善政府的决策，就是要把原来无限权利政府变成有限权利的政府。这个有限一方面要政府自己感觉到，另外一方面需要别人，就是公民和环境NGO去督促，去推动。所以通过公民个体和组织的努力，使整个政府从无限权利变为有限，乃至推动整个政治的民主化和言论自由，“江河十年行”的意义不仅仅在环保的意义。

　　清华大学学教授郭于华在2010年的“江河十年行”中多次表达了自己这样的感慨：我们都知道大自然是人类的孕育、发育、生长、繁衍的最基本的生态背景。我们也老说我们要爱护地球，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大自然是我们人类的母亲，我们形容江河湖海的时候说是母亲河。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大自然当作衣食父母，作为子孙后代怎么能去战胜自然她呢？自然不是用来战胜的，而是用来爱护，用来保护、用来尊重的。“江河十年行”从社会角度来看，是参与和警醒。是通过亲历亲为跟当地人民的接近、接触、了解。也是一种通过参与来看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面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人这么不管不顾的去攫取自然？去改变自然？这当中是有巨大的利益的。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却因为这样的改变而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需要通过参与才能看到，去思考。 “江河十年行”如果从人的角度、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不仅是去看自然这种壮美，也看它面临威胁，也会为此非常着急。

“江河十年行”已经走了五年，面对中国西南大江大河自然的美，和人为制造的丑，参加的记者和专家共同发出的呼吁是：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关注中国江河的命运。不能参加今天的会，但是刘德天和他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黑嘴鸥保护协会，就是我们中国人开始关注了我们人类的朋友--鸟的典范。在此想对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同时，共同的身份民间环保组织，让我也深知他们工作中的艰难。希望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为了中国的江河，为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做点我们能做的事。（作者：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

21、广州日报：垃圾处理并非“收费就灵”

来源：《广州日报》2011年04月27日张遇哲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4496348.html

　　住建部等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我国将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4月26日《新京报》）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我国三分之一的城市正在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随着住建部等部门意见的出台，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的全面推行已是箭在弦上。

　　诚然，从长远看垃圾收费是发展趋势，有助于弥补财政投入不足，加快垃圾无害化建设，并通过经济杠杆作用调节城市生活垃圾激增现象，但收费并不是万能的，突破“垃圾围城”也绝非“收费就灵”。在这一问题上，英国伦敦“拥堵费”的教训值得汲取。

　　伦敦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2003年开始征收拥堵费后，进入市中心收费区的车辆一度减少了21％。但随着时间推移，拥堵情况又开始严重，甚至“越收越堵”。从宏观上看，拥堵费“失灵”缘于道路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从微观上看，以费代管降低了公众的心理底线，使得他们驾车出行变得理直气壮。

　　同样，垃圾处理收费也不会一劳永逸，而应注重制度设计，统筹协调保障，努力避免重蹈“拥堵费”覆辙，陷入“越收费垃圾越多”的恶性循环。

　　首先，限制过度包装行为。资料显示，包装废弃物的年排放量在重量上已占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3，在体积上更达到1/2之多，且以每年10％的惊人速度递增。当前，应尽快建立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厘清生产者责任，倒逼其减少包装材料过度使用，增加包装物回收利用，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

　　其次，提供完善的处理服务。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政府应切实担负职责，为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处理渠道。台北“垃圾不落地”模式值得借鉴。当地规定市民每天把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垃圾车后还跟随资源回收车，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此外，倡导公民参与意识。收费处理只是手段，减少垃圾和科学分类才是关键。在强调“谁产生、谁付费”的义务同时，我们更应唤醒“谁污染，谁治理”的责任。一方面，大力宣传垃圾分类处理知识，让老百姓知道应该分类和怎么分类，积极主动参与进来，同时，收费不搞一刀切，而是体现奖惩激励理念，“垃圾越少，缴费越少”，引导广大市民自觉减少制造垃圾。

22、《中国生态环境危急》连载之一：招商引资的环境代价

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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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日起，笔者将采取不定期连载的形式，在这里陆续发表新书《中国生态环境危急》(海南出版社, 2011)的主要内容，该书已正式出版，主要书店将陆续上架。希望笔者这些有关环境保护的呐喊声音，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让我们共同关心中国的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环境退化问题，共同寻找问题解决的途径。这里发表第一篇。

（一）污染被纵容

中国经济的正式腾飞始于“招商引资”盛行的年代。招商引资一词源于中国，旨在集中吸收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带动本土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初，沿海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引起了很大的示范效应，这一效应被各地政府官员发现，随后中国各级政府成立了大量的开发区并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招商引资是利用人家的品牌、资金、技术、销售网络，利用本土的资源，人力、电力、实现“共同繁荣”。在招商引资“超国民”待遇下，外资可以不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即使出现了污染，环保部门在“上面”关照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的待遇在外资所在国是永远不会有的。有了这样的优惠，二三十年下来，几乎全球所有的著名企业均在中国投资建厂。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学家自豪地称中国为世界“加工厂”。

然而，人家在你的国家生产产品，又控制着市场与定价权，且不负担环境污染代价，自然是人家赚了钱，将污染留给了你。因为你不好意思管他们，人家索性连生产原料也在中国搞，于是乎，中国钢铁厂、水泥厂、化工厂、农药厂、化肥厂、造纸厂等高污染企业遍地开花，每年世界上几乎50%的资源在中国被消耗掉了。在毛泽东时代，我们想在钢铁产量上超英赶美，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不用赶我们也是世界绝对第一了，因为人家嫌污染不搞这些原料生产了。招商引资，引进了资本，也引进了环境污染，这是中国“带血的GDP”的开

始。

1900年是庚子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屈辱的一年。为掠夺中国财富，资本主义国家以军事行动入侵中国，当时英国、法国、普鲁士(德国)、沙俄、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今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八国联合军队侵略中国，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两作为战争赔款。而今，进军中国经济主战场的还是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除外)，那个时候他们靠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今天我们是以“招商引资”的“超国民”待遇，张开双臂，欢迎人家，人家照样将“白银”赚走，却将一个污染的环境永久地留给了中国。更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人辛辛苦苦积攒的外汇，政府却又借给西方国家，而它们又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调整汇率等，使得很大一部分借款永远地蒸发掉，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当年中国向八国联军的战争赔偿。

(二) 廉价的“中国制造”

因为我们没有品牌，没有定价权，没有市场，仅赚了产业链最末端的这点小钱，而最末端的环节恰恰是高污染的环节。20年前，我在英国就感觉到来自中国的东西太便宜了，便宜到你不能相信。50只国际信封只卖人家的5毛钱，合1分钱一个。因为便宜，国外超市的货架上几乎都是中国货，服装、大小文具、儿童玩具、宠物用品、鞋帽、小家电，等等，几乎都是中国人生产的。买卷笔刀，应该按“只”计，或按“打”计的，可在国外市场，对中国的卷笔刀是按公斤计的，我们卖到国外的卷笔刀居然便宜到“论斤要”的地步！卷笔刀很轻，1公斤得装一口袋呀！

便宜的不光是卷笔刀。中国企业向某些国家出口服装时，是按“包”计的；外国海关对中国商品征税时；则按“车厢”计；企业向非洲出口生活日用品时，则按“集装箱”计。想想看，我们真是够“大方”的。一时间，来自“世界加工厂”的商品，遍及地球每一个角落，“Made in China”成了便宜货的代名词。外国人说中国商品物美价廉，这个价廉是没有将环境的价值计算在内的。我们赚的是廉价农民工的血汗钱和优美的生态环境钱。

中国是世界电视机第一出口大国，然而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原材料价格却有增无减。中国电视机厂是靠什么来维持生产的？企业老总的回答很简单，除了科技进步，主要是一线工人的平均工资下降了。听了这话，谁还能高兴得起来。中国经济以每年两位数左右的速度增长，一线工人的工资却在下降。应当说，中国经济的神话是中国的农民工创造的，是以牺牲中国环境为代价的。

招商引资，起先是在沿海搞，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后来，连污染企业也引进来了；沿海提高了环保台阶后，就向中国的内地和北方草原纵深发展；以前招商引资是国家、省的行为，现在是市、县、乡镇的任务。全国几十万个乡镇的一二把手的头号任务就是招商引资，至于是否引来的污染，没有人管。领导有硬任务，完不成招商引资指标是要摘乌纱帽的。

以“八国联军”为主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有如此多的优惠政策，地方企业更是“待遇从优，环保从宽”，不少都有“超省民待遇”、“超市民待遇”和“超县民待遇”金牌，由此留下的种种环境隐患可想而知。一些地方招商心切，对投资商简直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乃至形成了“相让资源、承受污染、拱送税费”的非理性发展格局。环境遭到破坏，当地人民群众也直接受害，而且危害的时间可以延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代人，但没有人理会这些。

当老百姓失去清洁的饮用水，呼吸着污浊的空气，连生命安全都岌岌可危时，GDP的增长、工业产值的飙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是如果发展破坏了生存环境，那就没有道理了。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不能再继续牺牲环境和健康换美元。否则，我们就是对子孙后代犯罪。

(三) 出力不讨好

财富是中低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在中国就是农民，也有人称农民工，是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生物界里，是没有财富这个概念的，生存所需要的食物、水分与空间资源就是生物的财富；只有人类才会在衣食住行之外，有过多的奢侈追求；奢侈消费必须开发利用资源，而开发利用资源必然有人干；人要有力气，必须得填饱肚子，因此，食物是最初的财富源泉。从历史上看，从事农业的人口是最受人尊重的，而今，中国的农民除了种地外，几乎干了城里人所有的话计，即使如此，农民的地位一落千丈，这从城里人对农民的称

谓中就可以看出。由上世纪50年代称呼农民为”农民爷爷”，80年代初称“农民伯”伯，现在则直接喊“农民兄弟”了。50年来，辈分连降三级。

过去30多年来，城市里的各行各业都以农民工为主力，甚至连印钞厂里也有民工的影子。正因为中国农民工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的巨大贡献，2009年，中国农民工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在这之前，吴佩孚、毛泽东、汪精卫、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曾上过该杂志的封面，那都是些明星人物，可见中国农民工的重要性和关注度之高。中国人在短期内创造巨大的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生态环境、农民工的生命健康以及整个社会道德。然而，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是，中国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美元有些永久成了废纸。“招商引资“、“出口换汇”风光不在。

大量出口廉价工业品的直接后果，是中国进口资源和能源大幅增加。对国外资源和能源的严重依赖，使一些资源出口国在价格上不断要挟我们，铁矿石就是其中一例。一些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向中国出口或从中国进口带来的巨大好处，另一方面又在说风凉话，炒作“中国威胁论”，说中国扰乱了别国的市场，抢走了别国的就业，掠夺了别国的资源，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效应。以低价方式获取市场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大量生活日用品和工业品难以保持稳定的质量。一些企业为了保持低价，不得不在质量上“下功夫”。于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中国商品成了穷国和穷人消费的对象，成为“低价低质”的代名词。这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企业形象，也给有能力打进中高档消费市场的中国企业制造了重重障碍。

中国成了世界的加工厂，当国际上一些人在责怪中国能源消耗大幅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时，有谁会说句公道话——中国消耗的许多能源、排放的许多污染都是在为别的国家服务，并非真的都是为了中国人自己。中国在为全世界做出牺牲，却还要背上一个骂名。我们得到了许多，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靠招商引资建立的“世界加工厂”带来的环境污染，将使我们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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