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三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紧接着，《江河行》主创人员把在江边拍摄的DV与现场表演相融合，带给人们无限的思考。突然，一阵刺耳的笑声打断了观众的沉思，剧场上演了一场人与鱼的对弈，人类不屑地说:“人类有几千年的文明，鱼有什么？”鱼儿立刻反击:“你们有几千年文明，为何非典让你们害怕。”随着演员们的呐喊，奔跑，争执，声音相互交错，瞬间把观众的情绪调动了起来。

　　灯光缓缓地亮了，舞者李震的登场使整部剧达到高潮，他赤裸上身，双手举着长长的白色绸缎从观众面前缓缓走过，突然白绸被演员们扯破，刺耳的撕扯声震慑全场。舞者化作江河的灵魂似乎要对我们诉说自己的命运。最后，演员们用家乡话再次为我们朗诵起那首耳熟能详的《长江之歌》:“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

　　演出结束后，导演臧宁贝与观众进行了交流互动，大家各抒己见，剧场又再次沸腾起来。

　　2008年冬，戏剧导演臧宁贝、文学博士张军和《南方周末》资深记者徐楠一同参加了“江河十年行”活动。他们从四川出发，进入云南境内，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的部分河段，走到了茶马古道的节点丙中洛，并以录像、录音、采访手记、照片等形式记录了沿途的所见所闻，在此基础上创作了《江河行》，呈现了他们“江河十年行”旅程的亲身经历。

　　《江河行》关注中国江河命运，是对中国环保生态的思考，也是最真切的时代寓言。

　　在演出开始前，大家似乎对《江河行》被定义为“多媒体环境剧场”充满了疑问，谈论声不绝于耳。的确，与之前看过的话剧不同，《江河行》的剧场摆设很自由，没有明显的舞台与观众席之分，也颠覆了传统的表演方式，感觉更像是一家人在聊天。有观众认为这是一部先锋话剧，但导演臧宁贝说:“这部戏不好定性，我称它是多媒体环境剧场。因为在这个剧场里处处都是表演区，而非传统的镜框式的表演。多媒体方面，我用两个大幕来呈现，我注重空间的多维利用和开发，所以称为多媒体环境剧场。当然，这个‘环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同时，这部戏融入了很多元素，包括录音、录像、照片等等，而把录像和照片在美学上进行磨合，也是我的一种尝试。”

　　短短1个小时的演出，展现了目前三江流域的现状。其中，环境问题不断出现:儿时的河流为什么失去了往日的神采，那曾经依靠江河哺育的两岸人平静安谧的生活又被谁打乱？

　　三江流域有着丰富的水能资源，水电开发正在积极进行，如果开发过程中没有完善的生态保护计划，那么三江并流的景观将不复存在。盲目的开发影响的不仅仅是河流的本身，其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多元民族文化的破坏是无法修复的。所造成的生物资源，文化资源的损失不容低估。

　　环境的恶化究其根源是人类索取的太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以破坏生态为代价开发资源。试问我们还有多少资源？《江河行》并未给我们答案，它用简单深刻的方式述说了江河的糟糕现状，提醒着人们去关注江河刻不容缓的现状。被舒适便捷的生活宠坏的现代人，在享受资源的同时，能不能为环保尽一点义务？

　　■各方声音

　　《江河行》体现了“不允‘江河不行’的忧患和呼唤”，是我们维护文化环境乃至艺术境遇的江河清净必定不能缺失的“江河行”。《江河行》具备了能够成为“作品”的内涵，更具备了力图将丰富的“散落”以戏剧的方式回归性灵主题的考量与拷问。作为不同于普世审美建构的当代“引录剧场”的戏剧方式，应该是一次不易的、成功的实验。 ——王景国(著名留美戏剧家、画家)

　　《江河行》是一出表现中国江河命运的戏；是一部充满个性的，创新的戏。里面包含着爱自然、爱戏剧的执着的人的执着追求。 ——汪永晨(著名民间环保人士)

　　《江河行》以环保为主题，投射当下的社会议题。整部戏精练，巧妙地将写实的现场纪录与剧场相连结，充分利用了剧场空间，显示了创作者良好的技巧与出众的能力。 ——元味(青年剧评人)

2、我国18省份测到极微量放射物 不危害健康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03-31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19287.html

我国18个省份部分地区监测到极微量放射性物质，但不会对我国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最新气象资料和大气扩散模式计算分析表明，未来三天福岛核电站释放的核放射性物质对我国环境和公众健康无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日本福岛、仙台和东京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以偏西风或偏南风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30日的权威信息显示，我国18个省份部分地区监测到极微量放射性物质，但不会对我国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当天16时继续发布相关监测值，监测结果表明日本核电事故未对我国环境及境内公众健康产生影响。

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和大气扩散模式计算分析，未来三天福岛核电站释放的核放射性物质对我国环境和公众健康无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日本福岛、仙台和东京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以偏西风或偏南风为主，气温变化不大。

针对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3月30日权威发布：

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的最新信息分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情况趋于稳定，周围环境放射性水平呈继续下降趋势。

3月30日，在我国上海、天津、重庆、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宁夏部分地区空气中监测到来自日本核事故释放出的极微量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其对公众可能产生的附加辐射剂量小于岩石、土壤、建筑物、食物、太阳等自然辐射源的天然本底辐射剂量的十万分之一，相当于乘坐飞机飞行2000公里所受的宇宙射线照射量的千分之一，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不会产生影响，无需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综合世界气象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北京区域环境紧急响应中心、国家海洋局、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监测分析认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不会对我国环境及境内公众健康造成危害。

29日，环境保护部(国家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继黑龙江、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广东、广西之后，环保部门又在山东、天津、北京、河北、河南、山西和宁夏的监测点气溶胶取样中检测到了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碘-131，浓度均在10-4贝克/立方米量级及以下;此外，在安徽、广东、广西和宁夏的监测点气溶胶取样中还检测到了极微量的人工放射性核素铯-137和铯-134，其浓度均在10-5贝克/立方米量级及以下。

据专家介绍，碘-131并不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而是属于人工的放射性核素。

如果要测算这种放射性核素碘-131对人体的影响，一方面要根据空气中所含这种放射性物质以贝克(又称贝克勒尔)为单位的浓度，另一方面还要根据同位素代谢特点，测算进入体内的放射性物质，来换算成以西弗为单位的器官剂量或者有效剂量，以最终衡量对人体是否有害。

根据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的估算，按照目前的碘-131浓度，公众持续摄入一年情况下，所导致的剂量约是国家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公众年剂量限值(1毫西弗)的十万分之一左右。而考虑到目前的浓度环境下不可能持续一年时间，浓度很快会降低，实际结果将远低于上述数值。

与此同时，铯共有38个同位素，除铯-133为稳定同位素外，其余均为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性铯是核爆炸和反应堆运行产生的主要裂变产物。

但无论是碘-131还是铯-137和铯-134，从目前的监测结果来看，监测到的是极微量，不会污染我国食品和饮用水，更不会对我国公众的健康造成影响。

3、紫金矿业经历“污染门”事件后 去年仍净赚48亿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1年03月3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287532.html

　　中新网3月31日电中新网证券频道从港交所获悉，紫金矿业31日上午发布2010年度业绩报告，公司201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85.39亿元，同比增36.19%；利润总额73.32元，同比增长46.0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8.27亿元，同比增36.33%。

　　紫金矿业表示，2010年，紫金经历了“7.3＂ (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9.2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所属的广东省信宜市银岩锡矿，因受11号台风“凡亚比＂带來的特大暴雨影响，银岩锡矿尾矿坝母坝于2010年9月21日特大暴雨造成的泥石流冲垮)事件的严峻考验，在外部环境极其复杂和困难情况下，依托良好的市场背景，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年报显示，公司201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85.39亿元，同比增36.19%；利润总额73.32元，同比增长46.08%。

　　按国际会计准则计算截至2010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812,665,000元，按中国会计准则计算截至2010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4,827,917,000元，同比增36.33%。

　　其中，基本每股收益0.33元/股，比上年增长37.50%。

　　另外，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结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中新网证券频道）

4、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严峻 国务院敲定五大功能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1-03-31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19318.html

国务院昨日首次提出青藏高原“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思路，以推进重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期望有效遏制青藏高原日益严峻的生态状况。

在昨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青藏高原区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2011～2030年)》。根据这一规划，国家将根据不同地区的地理特征、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将青藏高原划分为生态安全保育区、城镇环境安全维护区、农牧业环境安全保障区、资源区和预留区等其他地区，并制定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注意到，这一思路比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的《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又前进了一步。该规划当时确定将西藏分为3个生态安全屏障区和10个亚区。

青藏高原包括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甘肃、新疆6省(区)27个地区179个县。昨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由于自然环境复杂脆弱，区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青藏高原生态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上述6省(区)在“十二五”期间也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压力。据记者了解，西藏已提出“十二五”GDP年均增长12%以上，青海也提出在“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的目标。“十二五”期间，西藏将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和水电站建设，青海也将加快火电建设。

“青藏高原独特的气候特征、地理位置和多样的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资源，使其成为亚洲乃至北半球气候变化的调节器。”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厅长张永泽此前对本报记者表示，“没有青藏高原，就没有江南水乡。西藏的生态保护好了，可以避免西藏高原成为沙源地，这对全中国乃至亚洲都有重要影响。”

中科院的监测显示，由于高原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对西藏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以西藏为例，有关研究表明，1961～2007年，西藏地区年平均气温每10年以0.32℃的速率上升，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到今年，青藏高原已经迎来了连续第十个暖冬。

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青藏高原草地退化趋势较明显，草地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和水源涵养等服务功能减弱。土地沙化，水土流失，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和以鼠、虫、毒草为主的生物灾害日趋加剧。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国家将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和管理，增强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构建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已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我国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也是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地球生态的重要举措。”长期在西藏工作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康世昌说。

5、浙江139名村民血铅超标 官员称企业无污染问题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1年03月3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283858.html

　　中广网北京3月30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近期，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139名村民被查出血铅严重超标，元凶是建在村里的一家被列为重点监控企业的蓄电池企业。

　　调查发现，该蓄电池厂排放的废气铅含量超标1倍，工厂排放污水超标3倍，附近土壤铅含量超1倍。

　　一位正在为当地患儿诊治的医生说，从当地血铅超标人数、范围和中毒程度看来，污染应该持续了很长时间。

　　至于路桥环保分局局长蒋新才所说，该企业成立8年来，没有群众举报过，该局也没检查出问题。他的解释实在难以服众。"我们的确对这家企业投入了比其他企业更多的关注。但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接到过群众的投诉或举报。"

　　【纵横点评】当地一位血铅严重超标的村民陶锡华说，他就曾经电话向路桥区环保局投诉过，也亲自到局里投诉过污水的问题，但就是不见执法人员来处理。退一步讲，就算没人投诉，站在厂房外，村民也能闻到刺鼻的气味。所以说，不是环保局的耳朵、眼睛有问题，也不是环保局的鼻子不灵敏，更不是环保局的仪器太迟钝，根子在于，环保局心不在焉。他们的心没在老百姓身上，都在企业的利益上、在当地的政绩上。

6、广州野生兰花 全部濒危

来源: 广州日报2011-03-31黄蓉芳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03/31/content_1308936.htm

鹤顶兰

鹅毛玉凤花

血叶兰

珍稀濒危植物广东的水蕨：

　　持续百年的植物界第四次大绝灭仍在继续

　　我国大量野生兰科植物生存受到威胁

　　广州兰种全部列入目录凸显重视程度

　　我国大量野生兰科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广州野生兰花40多种已全部列入濒危目录，其中仅建兰、墨兰存在家养情况。有专家呼吁对大宗使用的兰种要尽快实现人工培育，代替野生资源。

　　文/记者黄蓉芳

　　通讯员周飞

　　供图邢福武

　　本报讯植物界第四次大绝灭至今仍在继续，约10%的植物物种面临着绝灭威胁！刚当选为“中国蕨类植物保育委员会”副主席的华南植物园研究员邢福武日前在学术报告中提醒，在面临绝灭威胁的植物物种中，蕨类植物的情况最严重，值得关注。

　　据悉，目前，广东省已列为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有81种，而广州的所有野生兰花都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面临濒危困境。他建议，对我国的植物物种进行全面评估，提出新增的保护名单，并对现列为保护的珍稀植物作进一步评估。

　　广州40多种野生兰花均已列入濒危名单

　　邢福武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最近的报告以及专家的研究表明，大约10%的植物物种面临着绝灭的威胁。

　　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1 批)》统计，广东省天然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有81种，其中蕨类7种，裸子植物13 种，被子植物61 种；国家I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有南方红豆杉、仙湖苏铁、伯乐树、水松等。

　　在广州，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植物共17种，其中伯乐树为一级保护，土沈香等二级保护16种。而广州的所有野生兰花，如多花脆兰、金线兰、牛齿兰、竹叶兰、芳香石豆兰、流苏贝母兰、蛇舌兰、石仙桃、血叶兰等已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及《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据悉，广州有野生兰花40多种，全部列入濒危目录更显出保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广东天然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包含7种蕨类

　　邢福武在“我国珍稀濒危蕨类的野外现状与评估”的学术报告中特意提出，在面临绝灭威胁的植物物种中，蕨类植物的情况最为严重。

　　他说，蕨类植物是高等植物中的一个大类，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在植物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全世界有蕨类植物10000~12000种，其中仅中国就有2200~2600种，占世界种数的20％左右，是世界蕨类植物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由于近年来对蕨类植物的过度开发利用，我国蕨类植物数量不断减少，不少种类已处于濒危状态，其中近300种蕨类植物处于受威胁状况。然而，目前国家列入保护的只有30多种，受到保护的蕨类植物不足中国蕨类植物总数的2%，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只有光叶蕨、单叶贯众及水韭属共7种。

　　据介绍，广东省天然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也有7种蕨类，它们是七指蕨、金毛狗、水蕨、黑桫椤、桫椤、大黑桫椤、粗齿桫椤，其中水蕨由于农田的污染已相当少见，金毛狗由于具有药用价值而被大量采挖数量日减，粗齿桫椤由于生境改变已很难见到。

　　植物界有四次大绝灭

　　“迄今为止，地球上曾生存过的绝大部分物种都已经灭绝了，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约1，000万年。”邢福武说，在植物界的演化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大绝灭。

　　第一次大绝灭：发生在二叠纪末，大量的木本石松类植物和部分原始的真蕨类植物灭绝；

　　第二次大绝灭：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前白垩纪，那时有大量的种子蕨、前裸子植物、裸子植物和部分原始被子植物均绝灭了；

　　第三次大绝灭：发生在第四纪冰川期，寒冷的冰川气候导致大量的喜温暖植物从地球上消失；

　　第四次大绝灭：发生在最近的100年时间，由于人类工业社会的发展，森林砍伐严重，估计有许多物种因生境丧失而绝灭，这是历史上植物物种多样性消失速度最快的时期，而且这种趋势目前尚无根本上的缓和。

　　小资料

　　疯狂偷挖滥采，兰花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我国大量野生兰科植物处于濒危状态，挣扎在灭绝边缘。植物专家们在近年的兰科植物野外调查发现，野生兰科植物正遭到日益疯狂的偷挖滥采，加之本身繁殖能力低，有的野生兰花已难觅踪迹。专家建议，保护我国野生兰科植物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建保护区就地保护、加快制定兰科植物保护法规、管住市场、禁止野外采挖、加强出口监管。对大宗使用的兰种　要尽快实现人工培育，代替野生资源。

广东省天然分布的珍稀濒危植物有八十一种

　　蕨类7种

　　裸子植物13 种

被子植物61 种

7、上海水鸟数量逐年下降 与湿地减少气候异常有关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3月3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289097.html

　　中新网上海3月31日电(刘维光)上海市绿化市容局31日发布2010年上海水鸟资源监测结果。监测显示，2006至2010年，上海水鸟数量正从2006年度的20多万只次，下降到目前的不足15万只次。其中冬候鸟和旅鸟的数量下降最为明显。

　　据指出，这与人类活动带来的自然湿地、栖息地质量下降、人工湿地消失、全球气候异常等有莫大关系。

　　2010年度，沪上野生动植物保护部门组织了对上海地区水鸟栖息情况的16次同步调查，调查区域为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核心区、崇明东滩鱼蟹塘、崇明北湖、南汇东滩、奉贤边滩、九段沙自然保护区、宝钢水库、三甲港、长兴横沙边滩和淀山湖等10处。

　　此次调查共记录到水鸟112种145001只次，其中在崇明岛境内共记录到水鸟85种73286只次。记录数量最多的10种水鸟分别为：黑腹滨鹬、斑嘴鸭、白鹭、环颈鸻、骨顶鸡、绿翅鸭、绿头鸭、灰林银鸥、罗纹鸭和大滨鹬，占到了记录总数的66.53%。而从鸟类的种类分布来看，南汇东滩野生动物禁猎区最高，为88种，其次分别是奉贤边滩的83种、崇明东滩保护区的72种；而从鸟类的数量分布上来看，崇明东滩保护区为最多，达到55179只次，其次分别是南汇东滩的30755只次、奉贤边滩的19736只次。

　　然而，让鸟类专家担忧的是，最近数年除奉贤边滩的水鸟数量呈缓慢上升、崇明东滩保护区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以外，其余各区域的水鸟数量均出现了下降，其中崇明东滩鱼蟹塘和九段沙保护区更是下降明显。2006年至2010年间，上海冬候鸟和旅鸟的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其中雁鸭类和鸻鹬类的下降最为明显。

　　对此，野生动植物保护专家认为，上海的水鸟栖息地正面临着逐年萎缩是导致水鸟数量逐年下降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位于沿海的人工栖息地大面积丧失，造成了迁徙和越冬水鸟没有适宜的栖息地栖息，其中崇明东滩鱼蟹塘和南汇东滩禁猎区的栖息地丧失是最为明显的。

　　此外，水鸟们现有的自然滩涂的栖息地质量也正在下降，除崇明东滩保护区外，其余各区域的沿海滩涂在近五年内均遭遇了大面积的围垦。另外，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扩散也是影响栖息地质量的重要原因。根据调查，目前崇明东滩地区的互花米草面积已达1899公顷，占到了东滩地区滩涂植被总面积的49.54%。部分区域已形成成熟稳定的互花米草群落，是目前东滩保护区最大的植物群落。而这种潮滩湿地生境中有着超强的繁殖力的植物，已经被许多国家作为入侵植物实施大范围的控制计划。

　　此外，全球气候异常、整个迁徙路线水鸟数量的下降等因素，也造成了上海水鸟数量的总体下降。同时，在沿海区域内还存在着一定的偷猎现象，据2010年度的执法情况统计，全市全年共处理各类偷猎案件332起，拆除各类网具(窝棚)694张(处)。

8、南京梧桐激起民间保树运动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3月30日孟斯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191-The-battle-for-Nanjing-s-trees

南京街道两旁矗立的梧桐树，葱郁婆娑，优雅端庄，一度被视为这座城市历史的象征。如今，由于地铁扩建工程，这些树正被连根拔起，生存受阻，民众抗议声此起彼伏。孟斯撰文。

有大陆网民发起护树游行，称不信这些梧桐“熬得过南京大屠杀，熬不过地铁”。

在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梧桐树因修地铁面临迁移和死伤，一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的民间保树运动，正由南京蔓延至隔岸相望的台湾。

《新京报》报道，3月9日南京市太平北路40多棵梧桐树被“放倒”在地，准备迁移，为地铁3号线大行宫站让道。此举引发南京市民和国内网民的强烈不满。一些南京市民走上街头，参与“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动，给行道树系上绿丝带，更多公民以微博方式传播照片和消息，发起保护南京梧桐的活动。

据政府部门统计，南京地铁3号线、10号线的建设预计将迁移1100棵行道树。其中两百多棵是梧桐，部分梧桐的树龄达到了60年。而目前移植数目，已是此前和地铁部门协调结果。原计划移植树木达2600棵。

“梧桐树是南京的象征、南京的代表，多少老年人从海外回来就在看梧桐树。地铁施工为什么要这么大规模的砍，太可惜了。”一位市民在接受江苏新闻广播采访时说。

南京的路旁梧桐树已成为城市标志。1928年，孙中山遗体从北京移至南京中山陵，时任南京第一任市长的刘纪文选用了法国梧桐树作为行道树，种植在灵柩经过的道路上（南京现中山东路、南路、北路等以“中山”命名的道路）以及中山陵地区。

此事经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在微博上成为热门话题。有网友改编汪峰的歌《春天里》，献给南京的梧桐。歌中唱到：“如果有一天，我惨遭砍伐，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南京当地环境组织“南京绿石”在微博上发起了“微笑行动”，参与者手举的牌子上写着“请用你的微笑，让大树留在南京”和“不砍不移，不离不弃”，拍下照片分享在微博群“南京的梧桐树”内。该微博群由著名媒体人黄健翔创立，到3月18日已经有近万人加入，发言达16909条。

南京绿石总干事李春华认为，南京过去也曾为修地铁砍树，但此次引起的民间反应尤为剧烈，微博在传播消息上起到巨大作用。

黄健翔、主持人孟非、电影导演陆川等名人纷纷在微博上发动关注南京移树事件，在新浪微博上黄健翔的粉丝超过426万，孟非粉丝超过179万。在腾讯微博，孟非的粉丝达到669万，陆川则超过790万。

大量网民则通过投票和转发消息等方式参与和传播该事件。到3月18日，上文提到的“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动已有15160条微博转发。在对于“南京为地铁修建进行的移树工程”的调查中，3827人认为应该“立即暂停，邀请更多专家与机构重新评估方案”，占投票人数的98%。

但微博的传播似乎受到了控制。3月18日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黄健翔带有“南京”关键字的微博，结果仅显示2010年6月前的微博，关于南京移树事件的则无法搜到。同样在新浪微博上搜索“南京”加“微笑行动”关键词，显示找不到相关结果。孟非在腾讯微博上关于此事的微博也已经消失。

尽管如此，此事仍经微博发酵放大，进一步被各类媒体关注，几天内迅速成为当地和全国性媒体上热度最高新闻之一。

正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南京市政府移树事件也受到台湾国民党和媒体关注。著名政论家邱毅发微博说：“在两岸都在庆祝‘辛亥百年’之际，南京市府为建地铁而砍掉或移植具历史意义的梧桐，我身为国民党中常委，须表达最深沉抗议，国民党高层岂能缄默！” 他表示已向国民党副主席詹春柏介绍事件原委与南京梧桐树所代表的历史意义，詹完全认同，并表示会转告马英九主席。

据《联合报》3月17日消息，邱毅已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希望透过海协会和海基会，治理南京砍梧桐树这件事。数天前，有大陆网民发起三一九护树游行，称不信这些梧桐“熬得过南京大屠杀，熬不过地铁”。

邱毅称已与南京市长季建业通过电话，表示会妥善处理。但由16日南京市政府所发的新闻稿内容看，对方只响应了少部份。

面对砍树质疑，南京政府虽有回应并解释并非砍断，而是移栽。但此说并未平息民怨。《南京时报》时政部首席记者朱福林追踪2006年地铁二号线主城区迁移190棵悬铃木现状，发现在白下区园林绿化管理所的苗圃里，83棵树，68棵死亡。最大的一棵死亡悬铃木，胸围280厘米，有80年树龄。2006年4月份移树的时候，南京市园林局的承诺是80%存活，实际情况是，80%死亡。

南京市城管局绿化管理处的副处长臧廷亮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承认该区养护的树，因为疏忽，只是“当年成活率”比较高。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移树当年，2006年时任南京市园林局局长的解自来承诺：190棵迁走的大树确保不死一棵！“相关部门要签合同，死一棵都要有说法！”。如今，190棵树已经不可能迁回城内，人们也已无心追究当年官员的“军令状”。解自来也已卸任。

朱福林在其微博上说：“我们不只是想让政府少移树，我们更想让政府建立允许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机制;我们并非纠缠于80%的死亡率，我们只是想知道那些纳税人的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南方周末》3月17日的报道回顾了5年前地铁二号线建设由于更透明，争议较少：早在移树之前，地铁、园林部门就已通过媒体发布了相关信息，有关部门组织了“地铁二号线施工行道树保护情况的新闻通气会”。为确保顺利迁移，园林部门甚至公布了每个站点迁移树木的数量、准确迁移时间。但此次地铁三号线修建工程未能得到同样充分的论证和公示。

面对网络人海和台湾高层的双重压力，15日市政府首度正面回应表示将优化方案保护大树。3月18日，南京市全面叫停地铁3号线的移树工作。李春华对中外对话说，南京绿石正在积极推动成立一个由NGO、媒体、专家和公众组成的四方小组，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政府的实际方案，真正体现民意。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2日消息，目前南京多个政府部门欲联合草拟有关文本，预提交南京市人大审议，以“城市护绿”为主题的首个地方性法规或许将率先在南京实施。

中国各地高速城市化建设与保护文化和自然的冲突已是普遍现象。学者熊培云评论道：“时至今日，‘革命暴力’渐行渐远，而‘建设暴力’却无处不在。南京的这些树，如果不是这次声势浩大的抵制，恐怕也要被砍个精光了。因为‘建设暴力’的逻辑是一样的，能砍三千棵树不被制止，接下来就一定会被砍倒三万棵，三十万棵……”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副主编

9、破解垃圾围城，不能全靠一个“烧”

来源：新华日报2011年03月30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3-30/2939902.shtml

　　编者按 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包围。破解垃圾围城，城市面临重重困难。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垃圾焚烧阻力在哪？垃圾填埋为何难以为继？怎么把放错地方的资源放对地方？本报今起推出系列调查。

　　4年前，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厂埋下奠基石。按计划，两年前它就该启用，为南京消化近四分之一的生活垃圾，然而至今尚未动工。

　　焚烧厂进展缓慢，填埋场最多能用4年，在不远的将来，南京每天4500吨生活垃圾往何处去？这不能不让人忧心。我们的调查从垃圾焚烧为何受阻展开，但得出的结论却是：破解垃圾围城，最终出路还靠源头减量。

　　非理性恐惧的背后

　　江北垃圾焚烧厂选址南京浦口区黄姚社区，其进展之慢，在全国几十座垃圾焚烧厂中极为罕见。

　　慢，慢在环评上。“2007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环评，公共参与没过关，项目暂停；2009年3月，省环保厅召开听证会，20位听证代表16人支持，4人反对。同年5月，环评通过；去年11月，省发改委核准通过。”南京城管局科技信息处处长欧阳育楠向记者说。

　　江北垃圾焚烧厂环评一波三折。其间，焚烧厂选址周边部分居民签名反对，向环保部提出行政复议……尽管环评最终通过，附近居民许尧仍有看法：选址不科学。焚烧厂与我们小区直线距离仅1.2公里；垃圾混合焚烧，易产生二恶英；听证会不公正。支持者多为黄姚社区村民，他们不知二恶英危害。而欧阳育楠指出，焚烧厂选址周边16个已交付或在建小区，与焚烧厂最远相距6.7公里，最近的也有1.9公里。

　　相关部门及投资方同样精疲力竭。“我们严格执行环评程序，与周边居民努力沟通，组织他们参观上海垃圾焚烧厂，省环保厅分管领导亲自跟有意见的居民座谈。”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强调，焚烧厂选址符合要求，设置400米卫生防护距离，比国家规定多放了100米。他分析，有的居民受“焚烧妖魔化理论”影响，“尽管江苏垃圾焚烧执行最严格的欧盟标准，二恶英控制没有问题，但他们仍然担心”；有的则怕房产贬值。许尧表示，他所在小区房价没起来，跟附近要建焚烧厂有关。

　　从项目选址到工艺设备，从污染控制到环境监管，关于生活垃圾焚烧，国家近年连出政策，为何难消公众担忧？国内已有多座城市垃圾焚烧厂在环评、建设阶段引发争议。前年10月，因部分群众反对，吴江叫停垃圾焚烧厂。一年后，在这座投资3亿元的焚烧厂外，记者邂逅拾掇菜地的孙姓老太。“真烧垃圾了，这菜没人敢买。”她咬定焚烧厂排出的烟有毒。垃圾焚烧“有毒”的信息从哪来？她表示“是听来的”。

　　“国家规定二恶英排放标准，自有科学依据”。省人大立法专家咨询组成员刘小冰说，建垃圾焚烧厂，符合公共利益，但需程序合法决策透明，充分发布信息，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在这一点上，相关部门及焚烧企业还要多做功课，否则，等到要上项目了，集中宣传垃圾焚烧，很难速解公众之忧。

　　监管有信心，不怕亮给公众看

　　生活垃圾焚烧，不算新鲜事。江苏现有16座垃圾焚烧厂，多在苏南，每天焚烧1.55万吨垃圾，占全省城市垃圾三分之一。近五年，全省规划新建、扩建15座。苏锡常市区垃圾焚烧率已达三分之二。无锡在建两千吨焚烧厂运营后，垃圾将全部焚烧。

　　光算经济账，垃圾焚烧也许投入不算少。目前，垃圾焚烧主要采取BOT形式，企业建厂，政府授权特许经营。省内焚烧一吨垃圾，政府补贴多在70-100元。这对政府财力考验不小。焚烧一吨垃圾，苏州补贴近90元，一年9000多万元；海门要补贴130元，除给启东焚烧厂100元，另需运费30元。

　　但是，比起填埋，焚烧毕竟占地少，减量效果极大。一吨垃圾焚烧后，一般剩下20%的炉渣、3%的飞灰，炉渣可铺路、制砖，仅飞灰需填埋。苏州每天焚烧2000多吨垃圾，焚烧厂仅占地120亩，若填埋，一年得耗地800多亩！“发展焚烧，符合土地稀缺省情，苏南垃圾处理应以焚烧为主，苏中、苏北有条件也要上焚烧。”省住建厅城建处处长陈浩东说。

　　“垃圾焚烧技术成熟，发达国家普遍使用，只要投入到位，烟气排放都能达标。”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赵长遂说。苏州光大焚烧厂运行部副经理孔毅然透露，焚烧一吨垃圾，国家要求用0.35公斤活性炭，我们用0.42公斤。环保耗材用足，二恶英肯定达标。盐城大吉焚烧厂用流化床技术，垃圾掺煤四分之一燃烧。“国家要求炉温达850摄氏度，我们燃烧更充分，超过900摄氏度，二恶英分解更彻底。”该厂副总赵斌说。

　　“让社会接受焚烧，政府监管要到位。”苏州市容市政局副局长汤以成说，“焚烧厂大烟囱，市民说冒‘烟’，其实是冒热气。光大要掏800万元，让烟囱不冒‘烟’。”在光大，记者看见两位市民在听孔毅然讲二恶英处理。“市民参观都欢迎！”汤以成说，焚烧厂准备利用余热，建游泳池，请市民游泳，实地感受焚烧。

　　省环保厅固废中心副主任沈众说，江苏垃圾焚烧厂二恶英排放基本都达标。不过，靠企业自证清白，其公信力难免受质疑。国家已要求环保部门组织二恶英监测。苏州今年财政拨款100万元，请第三方对光大做两次二恶英检测。专家认为，老百姓对政府监管有信心，才会支持垃圾焚烧。陈浩东说，作为全国垃圾焚烧推进较快省份，江苏正制定考核标准，加强焚烧厂日常监管。

　　源头减量为何进展慢

　　“1994年，我参观新加坡垃圾焚烧厂，投入接近南京当年可用财力四成，哪里建得起？”原南京副市长张连发感慨：过去，政府地多钱少，垃圾“一埋了之”；现在，钱多地少，纷纷依赖“一烧了之”。如此“减量化”，都是舍本逐末。

　　国内垃圾碳水化合物占七成，水分占四成，干湿不分混合处理，填埋耗地多，堆肥肥力差，焚烧热值低，要喷油掺煤。忽视源头减量，全靠终端处理，必然付出高昂的土地、经济、环境成本。

　　“把能卖的拣出来，垃圾减重30%，体积减少60%！一古脑烧掉，多花钱，糟蹋资源！”四川人杜茂献承包南京、苏州两座垃圾场，组织百余人，一年拣卖六七千吨废品。“十年前，二三十个城市请我拣垃圾，这两年没人找了。江苏有座城市过去一年拣三四千吨，搞了焚烧，限制进场人数，一半都捡不到。”他纳闷：垃圾“含金量”越来越高，他这“垃圾大王”为何反渐受冷遇？南京城管部门则强调，不提倡这种原始的垃圾分类，“破烂王”只拣能卖钱的，最多拣出百分之一。

　　末端拣破烂，垃圾减量少，那么，政府主导的源头分类进展如何？南京环卫处垃分办副主任喻惠萍说，入列国家试点10年，南京垃圾分类进展不大，更多是“宣传教育”。南京街头不乏分类垃圾箱，可即便市民分类投垃圾，由于缺乏终端处理设施，环卫收集时只有搅在一起，集中填埋。

　　根据两年前江苏地方立法，市县政府应制定垃圾分类方案，至今尚无城市全面推行。分类进展难，难在构建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的完整体系。吴江垃圾焚烧暂停后试点垃圾分类，去年垃圾减量近14%。为此，吴江已投入300万元，但城管局副书记吴晓萍认为值，“减量一吨垃圾，节省80元填埋费，省地价值更大。”

　　“破解垃圾围城，根本还靠垃圾分类。分类搞得不好，关键是引导不够。”沈众直言。南京天福园小区自发组织垃圾分类两年，记者采访十多位居民，九成表示习惯分类投放。推进分类，可先做干湿分开。“每家把剩饭剩菜等湿的放一起，塑料袋等干的放一起。环卫所每天只收湿的。干的则定期收。干湿分开，干的可用机械继续分拣，湿的先堆肥，剩下的填埋、焚烧。”他说，光把湿的分出，生活垃圾就可减量六成，将给终端减轻多大压力，能少建多少填埋场、焚烧场？

　　上世纪60年代，日本垃圾全部焚烧，引发公众强烈担忧；此后，政府转向垃圾分类，垃圾减量显著，焚烧厂由6000座减至千余座。可见，破解“垃圾围城”，做好源头“减法”，是综合成本最低的，最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本报记者孙巡陈炳山　颜芳潘朝晖苏文龙

10、“大环境意识”不可少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3月31日潘少军

http://env.people.com.cn/GB/14284123.html

　　在北京举行的一次环保公益活动中，人们纷纷根据自身情况，提出诸如“一周少开一天车”、“不使用一次性产品”、“用专用购物袋购物”等个人环保承诺。一位小女孩问主持人：“看到河流被污染、烟囱冒黑烟去投诉，算不算自己的环保承诺？”

　　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思考：公众参与环保，仅仅“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这就足够了吗？

　　据调查，近年来，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参与环保行动的人越来越多。不过，不少人更多的是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而对公共环境问题比较淡漠。比如，有些公共水域被企业污染，却没有人站出来投诉；因为怕垃圾异味影响自己，有些居民集体反对建立社区垃圾站……这样一来，污染企业得以逍遥法外，社区垃圾无法处理，最后人人都是受害者。

　　有人认为，从我做起，通过改变个人行为，积小善为大善，使公共环境得以改变，这说明人们的环境责任感在增强。然而，如果把别人破坏环境看成是与自己无关的闲事，或者不问缘由就阻拦公共环境项目上马，自己的言行再环保，也不能说是环保意识达标。

　　也有观点认为不必苛求公众是否环保，公共环境问题理应由政府职能部门处理和解决，个人环境问题可由公众自己去做，只要管好自己、维护好自己的环境利益就行。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也显得职责分明。实际上，它割裂了个人与公共环境责任之间的联系。

　　要改善公共环境，不仅要管理好自己，也应监督好别人；环境利益上的“小我”，也应服从环境利益上的“大我”。否则，个人环境改善的成果，也会因外界环境的恶化而被抵消或完全淹没。环保问题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需要公众的深度参与，有时甚至会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环保从我做起，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行为，公众参与环保，不仅要提高“小环境意识”，也应逐步树立“大环境意识”。

承诺环保，不仅要完善自我，更要超越自我。

11、甘肃水电大县却临饮水、用电难 水窖干枯设施陈旧

来源：工人日报2011年03月31日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3-31/2942402.shtml

　　“山下黄河滚滚流、山头吃水贵如油”，“三座电站在永靖，永靖人民没电用”……在沟壑纵横的山梁上行走，王发红随口哼出的几句顺口溜，毫不幽默。从他干裂的嘴唇间蹦出的每个字，听起来都格外苍凉。

　　王发红是甘肃永靖县新寺乡党委书记，自去年10月份以来，由于境内没有出现一次有效降雨(雪)过程，干旱长达百天，全乡6500多眼水窖80%干枯，其余的水窖最多维持1个月。断水户要到几公里外的泉眼排队拉水，通过畜驮或用三轮车拉运，每立方米水的运送成本少则40元~50元，路程远的则要120元。

　　永靖真的就这样缺水吗？在永靖县，黄河流经县域107公里，并留下了神奇迷人的黄河三峡——炳灵峡、刘家峡、盐锅峡。当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高达19万立方米，是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24倍，同时，永靖还拥有91.85亿千瓦时的年发电量。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水电大县吃水难、用电难的现实？

　　干枯的水窖

　　永靖新寺三中有5个大型蓄水窖，理论蓄水可达250立方米。原设计是通过人饮解困工程或集流雨水，解决师生们的饮水问题。但人饮解困工程大多因年久失修、破损严重而无法使用，加之山区旱情严重，集雨水量十分有限，因此山区学校蓄入窖中的饮用水基本上以买为主。

　　由于距水源较远，且行路困难，每到冬春旱季买水、吃水就成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学校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几乎每天都得拉水，并且大多数用的是20元1立方米的泉水。在新寺乡的杨塔、红泉、小岭等学区，每年的水费开支高达l万~2万元，这相当于部分山区学校全年的办公经费。

　　在饮水最为困难的时候，师生们每人每天只有一杯水。走进这些黄土坡上的校园，很难听到琅琅读书声，只有沙哑的嗓音在传递着知识的薪火。

　　永靖县水务电力局介绍，1995年以来，永靖县通过多方筹资，在东西山相继实施了“121”、“122”雨水集蓄工程，还争取实施了“大地之爱·母亲水窖”以及海内外社会团体援建的水窖项目，试图逐步解决山区群众的吃水难题，但由于靠天吃“水”，在干旱季节，十窖九空。

　　多年来，永靖东西山区群众直接饮用集雨水、山泉、坑塘水，水质不达标，还有许多山区群众人畜混用饮用水，卫生条件差，大骨节、甲状腺肿大、肠道等疾病时有发生。

　　由于远离地表径流，永靖县地域形成了“山下碧波荡漾、山上荒山秃岭”的巨大反差。地处东西山区的11个乡镇，7万余人口常年饱受饮水之难。

　　昂贵的电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永靖县境内相继修建了盐锅峡、刘家峡、八盘峡三座大型水电站，在西北高原上形成了炳灵湖、太极湖、毛公湖三大罕见、亮丽的高原湖泊。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永靖县境内又相继建成了黄河炳灵、刘家峡明联等4座中小型水电站，全县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达233.28万千瓦，年发电量91.85亿千瓦时，成为西北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西北电网的心脏、中国水电事业的摇篮，被誉为“水电之乡”。

　　有水，有电，通过提灌设施解决当地饮水难，原本顺理成章，但是昂贵的电价，却让当地人感叹“用不起”。

　　记者调查发现，永靖县人饮提灌电费非常高。王台人饮站的站长王宝云介绍，王台人饮站一年抽两次水，从塔坪一级泵站抽一次水到居民家，就需要40元的费用，这其中包括工资、电费等。考虑到群众困难，县里规定山区群众用水每立方米3.6元，但实际费用却达到了5元，其中4元为水费、1元为电费和维修费。

　　据了解，永靖县城市居民用水目前每立方米1.2元，仅为山区群众水费的三分之一。

　　永靖县给排水公司告诉记者，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投资不足，永靖山区输变电线路承载负荷低，电力供应不足。为改变这种现状，2002年，省政府有关部门重新核定批复的提灌工程电量补助额度为13275万千瓦时，年电费约890万元。然而，由于电力部门不能及时结算库区维护费，致使电灌电费不能按时结算。

　　陈旧的设施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永靖县于1998年开始实施人畜饮水解困工程。从位于刘家峡水库上游、黄河炳灵水电站下游的王台镇塔坪村通过4级泵站引水至王台镇幸美村，随后延伸到杨塔、小岭、红泉和川城4个乡镇，2002年又延伸到新寺乡。目前，永靖县西部山区人饮工程扬程提灌高达1325米，涉及6个乡镇、30个村、78个社、38552人以及大小牲畜5万多头(只)，一部分村的自来水工程延伸到户。

　　但是，王台人饮工程最初的设计供水范围仅限于王台，工程设计标准低、规模小。而目前供水管线却达到96.6公里，高出最初设计管线80多公里，泵站也由原来的4级增加到9级，加之维修经费紧张、设备老化、年久失修、渠道破损、涵洞塌陷以及管理不到位等因素，面临着“小牛拉大车”的窘境。

　　据了解，永靖县西部山区饮水安全工程所需投资巨大，可国家补助标准却十分低，而地方配套非常高。经概算，正在建设的西部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达1.1亿元，其中按有关补助核算，国家补助资金只有508万元，需地方政府配套6329万元，群众自筹和投工投劳4163万元，地方政府配套和投工投劳是国家投资的12.5倍，占到总投资的92.42%。同时，在东部山区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根据规划，东部山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概算投资3710多万元，目前建设资金没有着落。

　　早在去年，永靖县委县政府就做出承诺：“动工建设西山六乡镇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年内完成水厂、主管道及部分支管道建设，入户率在2011年达到90%以上；东山的安全饮水问题，2011年动工建设；西山人饮安全工程投资额度大，建设难度也大，但也要全力建设，争取两年完成。”

　　3月26日，记者在甘肃永靖看到，西山饮水安全工程和东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县委书记赏进孝更是放下狠话：“就是砸锅卖铁、贷款赊账，也要解决群众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的问题。”　　记者康劲张海泳

12、千年珠江首次禁渔两月 再不禁渔将无鱼可打

来源：广州日报2011-03-29

http://news.dayoo.com/finance/201103/29/53869_15726276.htm

新闻摘要： 农业部首次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专家称此举将有效改善珠江的水质和生物多样性。沿岸渔民群体面临行业人口萎缩、转业困难等诸多现实问题；要实现初衷，2个月的时间是否足够？

农业部首次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专家称此举将有效改善珠江的水质和生物多样性。沿岸渔民群体面临行业人口萎缩、转业困难等诸多现实问题；要实现初衷，2个月的时间是否足够？

千年珠江首禁渔。今年4月1日起，整个珠江流域将史上首次统一禁渔,这是我国继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和长江禁渔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禁渔。专家认为，此举对维护广州取水口西江水域的生态平衡和饮用水水质都有着非常长久和重要的意义，因为鱼类增多可以有效消解江水中的氮、磷、硫等营养盐，使得水体富营养化的趋势得到控制，西江水将变得更加洁净。

珠江禁渔是长久大计，但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珠江边的打鱼人来说，一系列现实问题困扰着他们。记者在肇庆西江边的一些渔村走访了解到，渔民们支持政府禁渔，但禁渔期内不少渔民为生计而担忧。

据统计，目前肇庆从事渔业捕捞的人员只有3128人，其中85%已年过四十，他们大多文化水平较低，有些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这使得他们很难从事其他行业。与此同时，渔民的子女们几乎没有人愿意承继祖业，二三十年后，西江渔民这个群体或将成为历史。

这项势在必行的环保新政呈献给我们诸多的问题。

本报记者武威、王丹阳通讯员杨明伟

珠江得名，始于宋代。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记载，一波斯商人偷窃镇国宝珠来广州贩卖，后被国人重金赎回。在归国途中，宝珠突然飞起，坠入江中。化为巨石，称海珠石，珠江因此得名。千年以来，珠江从未统一禁渔，珠江是沿岸百姓世世代代的水产“菜篮子”，似乎永不枯竭。

事实上，我国自古就视禁渔为保障万物休养生息的重要措施，殷商开国之君成汤给我们留下了“网开一面”的典故。这种休养生息的思想也一直影响至今，如今珠江干流西江上的传统打鱼人若捞到小鱼，仍会将它们放生。

记者在西江沿岸的渔村采访时，有不少渔民对珠江实施禁渔措施表示支持，因为珠江这个“菜篮子”并非“无底洞”。

老渔民的心声：

“宁可禁渔5年！”

“禁两个月根本没用，就算每个月给我5000元，西江里的鱼也不会多出来。要禁就禁5年，这样才能让鱼儿全部长起来。”65岁的老渔民何亚友对记者说。

珠江干流西江的肇庆段有个厂排社区，社区里有58户专业渔民家庭，70艘捕捞船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何亚友就住在那里。他十几岁就开始跟随父母打鱼，这辈子打到的最大的鱼足有71斤重，但那已经是30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是条大黑魭，但现在西江里已经没多少大鱼了，那么大的鱼再也打不到了。”他叹息道，“我最愤恨那些电鱼的人，电网一拉，大鱼、小鱼都被他电死了，大鱼是由小鱼生长起来的，小鱼都死了，怎么可能有大鱼？”

何亚友告诉记者，尽管渔政部门多次声明要严打“电鱼”，但电鱼行为屡禁不止。

“他们花三五万元买来工具电鱼，你（渔政部门）把他捉了之后要罚款，他们出来后会更加疯狂地电鱼。我认为渔政部门要狠抓执行，要禁渔就一起禁、严厉地禁。如果还有人电鱼，禁多久都没用。”

据广东省渔政总队肇庆支队支队长林建志透露，电鱼的人一般都在夜间作案，行踪非常隐蔽。“我们昨天晚上刚刚抓到两个电鱼的人，将给予他们严厉的处罚。”他说。

何亚友虽然没怎么读过书，但常在水里走，他基于丰富经验的观点得到了专家的支持。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李新辉向记者表示：“如果有条件的话，确实应该禁渔一年，这样西江的生物资源就可以得到有效恢复。”

艰辛的渔家：

八旬老翁仍在工作

渔民们是怎么生活的？何亚友向记者介绍起了当地渔民的生活方式。厂排社区的渔家大多都夫妻一起出动打鱼，每天打鱼10多个小时，劳动强度非常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一条渔船平均每天只能打上三四十斤鱼，拿到邻近的市场上去卖，每斤只卖3元左右。

一天下来，光是柴油费就要花掉30多元。粗略一算，夫妻两人平均每天只能赚五六十元。渔家的经营成本绝不止柴油费，比如，渔船每年都要上岸涂漆保养一个月，花费1000多元。加上折旧费用等其他零散费用，渔家的纯收入非常有限。

去年，何亚友的两个女儿花费4万元给他和老伴一次性购买了社保。现在，何亚友和老伴每月能领到1300多元退休金。两个女儿都已嫁人，她们不愿再从事捕捞行业。

“我们有子女扶养，有些渔民借钱之后才买社保。背着债，有些人要把社保卡放在债主家里。”谈到同行的生计，何亚友难免心酸。

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杨少松处长介绍，在计划经济时代，渔民的生活还属于社会中上层。他认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渔民的日子比农民甚至城里的工人都要好很多，他们可是吃商品粮的。”可市场经济大潮一来袭，他们的光景就不如往日了。

“我们都不愿意儿女再干这一行，太苦了。劳动时间长，收入也差。”几位老渔民向记者抱怨道。“可能再过二三十年，西江上再也不会见到渔民了！”杨少松分析道。

“这个村子上，凡是房子靓的，都不是打鱼的；凡是房子烂的，都是打鱼的。” 在西江支流新兴江畔的江口村，渔民梁先生手指着岸上的一排建筑说道。

梁先生家的房子是1987年盖的，从那之后，他再也没盖过新楼，因为没有钱。邻居们都放弃了打鱼的营生，有的开饭馆，有的采石做端砚，一个个都发了财；但干老本行的渔民日子却越来越清苦。

“1998年以后，污染多了，江里的鱼一下子少了很多。虽然这些年鱼的价钱是涨了一些，但我们的收入没什么大的提高。”他说。

“西江确实应该禁渔，再不禁渔都要没鱼打了。我现在45岁了，儿子在深圳打工。我的家太小了，我的母亲至今都还只能睡在木船上。渔民里老人特别多，他们干不动活了，养老成为一个大难题。”梁先生手指着老母亲睡的木船，表情透着悲凉。

记者看到，那艘渔船十分破旧，船篷用竹片编制而成。因为年久失修，船篷上还有几个透风的孔，被人用木板遮住。梁先生回忆道，在他小的时候，这艘面积不过3平方米的船上曾睡着一家6口人。

就在这艘木船的不远处，一位老渔民正在用他长满老茧的手编织着抓虾的网袋。这位渔民也姓梁，已经80多岁。梁大爷的儿子以捕鱼为生，而他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只能“退居二线”编些网袋帮把手。

转型困境：

除了捕鱼啥都干不了

禁渔在即，这些失去了老本行的渔民可以做些什么呢？

杨少松介绍，渔民们普遍年龄都大于40岁，文化水平比较低，几乎没有几个是初中毕业的，有些人甚至目不识丁。这些现实造成渔民转业非常困难。

在采访中，不少渔民向记者抱怨，他们已“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我顶多只会做点小手工，很难养活自己！”渔民老梁告诉记者，大多数渔民除了打鱼其他事情都不会做，年纪大了，也学不了东西了。

此前，李新辉教授向记者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政府投资，变这些传统渔民为西江的生态护养员。走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使得西江水域成为广东的高功能水质保护区，同时也能解决这些渔民的生计问题。但杨少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目前渔民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走生态旅游的线路不大现实。”

林建志告诉记者，休渔期间对于渔民的经济补偿方案目前尚在调研和商讨之中。据了解，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曾允诺，禁渔之后国家将照常发放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肇庆、梧州、贵港等地方政府负责人也表态，将向困难渔民发放临时补贴。肇庆市农业局副局长卢锦汉表示，政府会参考地方最低生活标准给予困难渔民相应补贴。

渔业专家：

珠江被割成若干“大水塘”

珠江全长2214公里，贯穿滇、黔、桂、湘、赣、粤六省，流域面积44万平方公里，珠江流域的人口超过一亿。这一流域的水生生物超过400多种，鱼类总数占全国淡水鱼类总数的一半以上。

早在2002年，长江流域就已开始实行春季禁渔。为何珠江流域要在十年后才这么做呢？禁渔能否成为生态保护的切实可行之法？

日前，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下简称“珠渔委”)办公室副主任陈楚荣向公众介绍了珠江流域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陈楚荣说，珠江流域的渔业资源面临的困难有三点：一是种群结构发生大的变化，“土著”品种逐渐减少。以鲥鱼为例，上世纪20年代，鲥鱼产量高达40万吨，而目前鲥鱼已近乎绝迹。二是“入侵”的外来物种已成为了珠江流域主要的捕捞品种，比如来自外国的罗非鱼和来自长江流域的太湖银鱼等。三是渔业捕捞量大幅减少，存在渔获小型化和渔民收入低质化的问题。

而究其原因,“水坝建设、过度捕捞、水体污染、航道疏浚和采矿挖沙”是珠江流域渔业和生态资源恶化的主要因素。

陈楚荣认为，造成过度捕捞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其中，“电鱼、毒鱼、炸鱼”屡禁不止，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而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珠三角能源、交通需求，水体污染和采矿挖沙也严重破坏了渔业资源，如：广州到虎门大桥这段20公里的水体已成为“死河”，鱼类剧减；2003年，肇庆水利局对西江大桥至德庆40公里的河段进行采砂招标，平均要将河道挖半米深。

“珠江已经被分成了一个个大水塘。”陈楚荣表示，水坝建设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最值得关注。他介绍，目前珠江全流域建成江海围堤20500多公里，水闸8500多座，修建各种类型的水库14000多座。但是这些水坝绝大部分都没有修建过鱼设施或者补救措施。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水坝建设后阻碍了洄游性、半洄游性鱼类上溯和下行的通道，淹没了鱼类产卵场。而在珠江的经济鱼类中，有70%是产漂浮性卵的鱼，也就是说水坝的建成直接影响了鱼类的生殖。

此外，陈楚荣援引广西水产研究所的调查报告称，以2006年开始运营的、黔桂交界处的龙滩水电站为例，水电站建成后鱼类种数由原先的70种减少为28种；区域性河流性的鱼类转为池塘性鱼类；鱼类数量下降，并造成了水体富营养化、藻类增多问题。

“水坝忧虑说”也得到了李新辉研究员的认同。“珠江和它的干流、支流就好比一棵大树的枝干和茎叶。”在李新辉看来，一条河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水坝恰好切断了大树的“营养通道”。

陈楚荣坦言，无论在海洋还是内河，都一直存在水利、海事、航道、渔政、环保等部门“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有一定负面影响。流域生态保护涉及水利等部门的利益，相关法规并无完善的明文规定，渔业又在GDP中处于“弱势”，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我们渔政部门也希望利用这次禁渔契机，来唤起对生态保护的重视。”陈楚荣说，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这需要更高层面的配合。

记者手记

从白鳍豚的“丑表妹”说起

它的学名叫“江豚”，但人们更喜欢称呼它白鳍豚的“丑表妹”，它和白鳍豚都是长江中仅有的2种淡水豚类。然而，由于水污染和“电鱼”，有学者预言“丑表妹”将在15年内灭绝。

在本月中旬举办的一次环保记者沙龙中，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王丁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状况表示了担忧。作为对话嘉宾，原长江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正国表示，希望长江能够实施全面禁渔。

去年7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杂志曾发文聚焦长江流域的生态问题。文章引用了中国科学院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院士的一个观点：在整个长江流域，应该禁渔十年。长江禁渔十年，这究竟是一个学术空想，还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在国内一度引发争论。

陈正国在任时曾极力促成长江禁渔三个月，但他在此次沙龙上表示，仅三个月对保护长江水生物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我的观点是长江全面禁渔，而并非十年。”陈正国还提到，现在长江流域真正靠捕鱼为生的只有鄱阳湖和洞庭湖的渔民，以我国的财力完全可以帮助他们转业。

为何禁渔只有两三个月？禁渔后是否会出现疯狂的捕捞？记者曾询问过相关人士，得到的答复是，禁渔时间越长，渔政部门面临的管理压力就越大，而这远非渔政部门能够单独运作。

2天后，珠江将实施史上首次统一禁渔。如何协调各部门共同保护珠江的生态环境？如何筹划那些教育程度低的渔民转型？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有赖各界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

筹划6年禁渔终实现

实际上，从1995年开始，我国就开始在东海、黄海、渤海海域实施伏季休渔制度；1999年，南海海域也开始实行；2002年，长江流域沿江11省（市）实施了春禁制度。

此次珠江禁渔因何而来？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楚荣介绍，2002年珠渔委正式成立，主任委员由农业部渔业局局长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农业部南海渔政局局长担任，委员则由珠江流域各省的渔政领导、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担任。

早在2005年，时任农业部渔业局局长的李建华在珠渔委会议上首次提出“珠江需要禁渔”。当年年底，珠渔委组织调查方案，并参考长江流域禁渔方案，形成了禁渔草案。

2006年，珠渔委在中山、清远、桂平等地开展调研，并将禁渔方案发到各省渔业主管部门。2007年1月，珠渔委首次向农业部上报了“珠江禁渔”方案，禁渔范围是珠江流域所有的干流和支流，时间是每年的5月1日到6月30日。陈楚荣介绍，当时部里考虑到特困渔民的问题，所以没有批准。

随后，珠渔委在珠江中上游的广西、云南、贵州等部分地区对渔民生活进行调研。2009年9月，珠渔委正式向农业部提出“珠江禁渔”申请，禁渔时间改在每年的4月1日到6月1日，范围也改为珠江流域的干流与重要支流。

直到去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农业部正式颁布禁渔制度，决定从2011年起实施。至此，我国的禁渔期制度已覆盖了近海海域和内陆的长江和珠江两大重要流域。

陈楚荣说，此次为期2个月的禁渔是珠江史上首次统一的禁渔。此前，一些省份已开始禁渔，如：贵州省有三分之二处于长江流域，三分之一处于珠江流域，早在十年前，贵州已实施全省禁渔，禁渔时间是每年的2月1日到5月30日。而在云南，高原湖泊实行全年性禁渔，每年的开捕期只有20多天。

“禁渔”之利：

能有效改善珠江水质

“我们不能把目光盯在一时的利益损失，必须对子孙后代负责！”广东省渔政总队肇庆支队支队长林建志表示，珠江禁渔是一项具有长期意义的措施，尽管短期内会对一小部分渔民的利益造成损失，但禁渔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整个珠江流域的生态多样性和珠江水质的提高。

林建志介绍说，禁渔期间，渔政部门将在禁渔水域范围内禁止所有捕捞作业，确保江上无渔船捕捞，市场、饭馆无江河渔获物经营售卖；对在禁渔水域违规作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没收渔获物和非法所得，最高可处5万元的罚款。同时，渔政部门将采取积极措施保障禁渔期渔民的基本生活。

李新辉则指出，珠江禁渔能有效提高珠江的生物多样性和水质：“鱼类能有效消解江水中的污染物，随着工业、生活污水的排入，江河中的氮、磷、硫营养盐造成了水质的富营养化，这时水中就会产生大量浮游植物，鱼类吃掉这些浮游植物，就消解了水中的污染物。但是现在西江中鱼类总量严重不足，无法消解这么多排入西江的营养盐，这样就会直接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水中浮游植物越来越多，同时造成水体含氧量下降，鱼类越变越少。”

“通过禁渔，江水中鱼类的总量显著回升，平均一斤鱼含有2至3两的干物质，可以吸收江水中2两至3两的营养物质。

13、向家坝水电站库区移民认为征地补偿金过低、补偿方式不合理

来源：东方早报2011-03-31于松

http://www.dfdaily.com/html/33/2011/3/31/587102.shtml

云南昭通市绥江县村民不满征地安置政策封堵交通要道最多时达2000余人

　　这是公安部发布关于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的禁令之后，已知的全国第一起涉及征地拆迁的群体性事件。

　　3月25日11时至29日近17时，云南绥江部分村民因不满征地拆迁安置政策，采取聚集县政府、堵路等极端方式反映诉求，共持续了102个小时。绥江县政府称，堵路民众最多时达2000余人。

　　而今年3月，公安部刚刚下发了《2011年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严禁公安民警参与征地拆迁等非警务活动。

　　5天的时间，局势有逐步升级的态势：第一天个别村民与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第二天个别民警被推倒后遭踩踏，第三天，甚至该县公安局长也被围堵和踩踏，第四天官方宣称将“强制清场”，第五天400余名特警、武警与民兵包围堵路点。

　　不过这次，警方没有手持警棍警盾直接强力清场，劝离和拆除路障都是由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展开的，绥江县委书记卢云峰说，严格遵守了公安部的《意见》。

　　（应采访者的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绥江县政府表示，聚集的民众高峰时有2000余人。

　　早报记者于松发自云南昭通

　　27日凌晨2时许，云南昭通市绥江县副县长、公安局长高发兴身着便衣，高举一大喇叭朝县城“进城路口”上聚集的数百人喊话：“我是公安局长高发兴，你们堵路是违法的，要立即离开，不准堵在这里。”

　　约30分钟后，高发兴被现场的人群围起。短暂的肢体接触后，高发兴趴倒在地，一只只脚在他身上踩过，后在便衣民警的趁乱帮助下，才得以逃离人群。

　　堵路的人群是绥江县的（向家坝水电站）库区移民。3月25日，因不满征地拆迁补偿政策，部分村民陆续抵达绥江县人民政府反映诉求。移民认为征地补偿金过低、补偿方式不合理。例如，水田只有22600元/亩，安置补助费为13560元/亩；选择逐年补偿安置方式的（统筹人均30720元），每月只发160元（数额略大于银行的存款利息）。之后，部分村民对政府的解答不满意，便“驻守”在多条县城干道，并封锁了库区施工的通行道路，一直持续到29日16时30分。

　　28日，绥江县政府公告称：“个别不法分子利用上访群众的诉求之机，制造事端，阻断交通，并围堵、殴打工作人员。”昨日，绥江县长杨淞称：“17名公安干警与多名工作人员被打伤。”

　　绥江县是云南省第一移民大县，修建向家坝水电站移民任务最重，总移民人口近6万，占全库区的45.5%、云南的90％，占全县总人口的1/3强。

　　第一天

　　只有交警疏导交通

　　未见全副武装的警察

　　事情最初发生在3月25日上午11时许。10余名村民称，这一天，是政府限定的“签约截止日”。移民王国强说，政府告知3月25日之前不签征地拆迁协议的，将视为自动放弃。

　　因不满征地拆迁政策，部分村民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并陆续来到绥江县人民政府反映诉求。

　　村民何艳丽说，聚集的民众高峰时超过了7000人。绥江县政府认为没有那么多，高峰时有2000余人。

　　绥江县公告称，高度重视并认真接待了反映诉求的群众。然而，一些村民抱怨，政府工作人员只是敷衍了事。于是，他们就封堵了县城的一些道路，想借此引起政府的重视。

　　25日中午12时40分许，一起意外冲突令局势骤然恶化。村民毛祥说，云南建工集团（施工单位）的一辆越野车强行冲撞村民“把守”的路口，撞伤了多名村民并口出狂言。

　　“我亲耳听见的，车内的那名（云南建工）老总撞人后说‘公司有钱，撞死几十个也赔得起’。”移民朱瑞安说，这一举动激怒了村民们。

　　25日13时许，村民们与一名现场拍摄录像的云南建工集团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后，将其围困在一辆轿车内。

　　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事实是，该名男子35个小时后才逃离了围困。只是政府与村民的表述不同：政府说是“被解救”出来的，而村民说是被警方偷着放走的。

　　以往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化，会选择在第一时间出动公安民警手持警械进行“维稳”。而凌云等移民回忆，25日，街上只见到了几名疏导交通与维持秩序的交警，并没有看到呼啸而来的警车与全副武装的警察。

　　就此，绥江县委书记卢云峰告诉早报记者，绥江严格遵守了公安部的《意见》，首要的工作思路是：慎用公安民警暴力清场，主张多沟通，进行解答并派出工作组深入村民家中主动宣传和解释政策。

　　第二天

　　数十警察与“迷彩服”

　　规避与村民冲突

　　据堵守路口的村民们说，26日凌晨0时30分许，多名民警到来，随后还来了一辆120救护车，“民警是来‘解救’那名被围困的‘云南建工’，医护人员将车厢内的‘云南建工’转移到了120车内，输上了药液。”

　　多人回忆，当时“云南建工”因缺少进食与紧张害怕，已经虚脱了，“需要挂盐水”。但民警依旧并没能说服围堵的村民放了这名“撞伤村民的仇人同党”。

　　在事件发生16个小时后，也就是26日3时10分许，村民们第一次看到了成批的公安民警。凌云等村民说，七八十名身穿警服、迷彩服的人员趁夜赶来，与村民发生了肢体冲突，多名移民受伤，“其中一王姓小伙是被摁倒在地打的，一条胳膊与一条腿都骨折了。”

　　多名村民坚称，公安人员还抓走了2名村民，但不久后因“慑于移民的压力，怕引起冲突，把抓走的2人又给放回来了”。

　　而绥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祥说，公安民警26日凌晨只是去维持秩序，“对少数涉嫌违法人员进行了传唤，并非强制清场。”

　　一个确定的事实是：双方并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冲突，大部分民警与“迷彩服”选择了离去，村民依旧蹲守在路口，“云南建工”的工作人员也没能借机“逃离”围困。

　　在此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警方在调集大批警力赶往事发现场后，经常会立即采取强制手段进行清场。但绥江县七八十名民警与“迷彩服”却显得“不够果断”，反而在刻意“规避”与移民发生大规模冲突。就此，陈祥说，绥江县早就明确“不会为了迅速平息事件而随意抓人”。

　　不过，村民们并未停止声讨。26日上午9时，越聚越多的村民开始谴责警察与“迷彩服”打人的行径。两名距离伤员最近的民警遭移民包围，被要求将伤员背到2公里外的绥江县人民政府“讨说法”。

　　村民并没有离开县政府。随后，绥江县县长杨淞与昭通市移民局、三峡公司、中南设计院等部门的负责人相继与移民进行了再次会谈。但村民们说：“他们的解释移民同样不满意。”

　　第三天

　　公安局长被打伤

　　未采取大规模抓捕行动

　　27日凌晨2时许，高发兴拿着大喇叭、带领七八名便衣警察来到了村民聚集区，前来“营救”被困在120车上的3人（云南建工的工作人员与两名政府人员）。一些村民称，高发兴在正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便衣”们趁乱接近了120救护车，打开车门将里面的人“救”走了。发现这一情况后，部分村民情绪激动，围住了高发兴，不久，他“被愤怒的群众打倒”，“被人群给踩了”。

　　绥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崇燕说，高发兴是被移民“用拳脚打伤的”。昨晚，县长杨淞告诉早报记者，高发兴伤势较重仍在住院治疗，“伤到了下身”。

　　此前，警方高层遭遇殴打，往往会引发警方更具效力的强制行动。不过，高发兴被打事件发生后，绥江警方保持了相对克制，没有出动大批警员进行“营救”，事后也没有对涉案移民采取大规模抓捕行动。

　　6个小时后（27日8时），县委书记卢云峰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单位负责人在移民工作中“严禁工作方法简单，工作态度粗暴，平稳处理移民诉求，促进尽早化解这场危机”。

　　第四天

　　宣称将“强制清场”

　　但并没实施

　　村民将120救护车作为“战利品”摆在了“聚集点”附近向外人展示，车身涂上了“（政府）不管移民”等口号，四个轮胎被放气后已瘪。但在白天，没有警车也不见身穿制服的民警。

　　28日晚，绥江县电视台一套滚动播出了绥政公（2011）1号公告与县长杨淞的电视讲话。公告称：“个别不法分子利用上访群众反映诉求之机，制造事端，阻断交通，围堵、殴打工作人员。”

　　杨淞在讲话中指出：堵路的举动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要求立即停止非法行为，撤离现场，撤掉路障。

　　21时许，一辆写有“司法局”字样的车驶来，有政府工作人员带着扩音器向堵路的移民喊话，要求移民在24时前离开现场，否则，“政府将强制清场”。

　　村民王英说，他们原以为会遭遇以往新闻报道式的遭遇：公安民警突袭。然而，他们坚守了一晚，也没有遭遇强制清场。

　　第五天

　　警方拦住围观群众

　　政府机关人员清场

　　29日上午，堵路点风平浪静。但下午1时，七八辆警车开来，有人通过车顶的扩音器喊话：再不撤离，将强制清场。

　　村民们没有离去。1小时后，400余名成队的特警、武警与民兵在一辆装甲车开道之下，排着队、喊着口号赶来，设外、中、内三道防线包围了堵路点，并沿街排开，拦住了围观群众。

　　与以往群体性事件中的强制清场不同。这次，公安民警们没有手持警棍驱赶群众直接进行清场，而是交给了非暴力机关的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公安民警队形排列完毕后，数百名身着便装，脖挂“工作证”牌子的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了堵路点，开始了劝离工作。其中，女性工作人员围住了女移民（比例达10:1），而男性工作人员开始动手拆除路障。

　　这期间，虽有移民抗议，但并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一些年纪较长的女性被陆续“搀走”，男性也陆续离开。

　　一阵灰尘后，政府工作人员清理完了路障。不久，政府宣布：进城路口的路障已被清理，阻断102小时的交通恢复了正常。

　　昨晚，昭通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朝德说，昭通市公安机关严格遵守公安部下发的《意见》，没有滥用警力，公安民警只是去现场“震慑不法分子”，并及时预防清场过程中的意外，“没有一名公安民警（直接）参与清场”。

　　不过，依旧有移民抱怨：“公安民警没有亲自强制清场，但他们站在那里，就是为了威胁我们。”其实，早在26日，就有移民们传“政府已经调集了400多名警力来对付我们”。但大批公安民警直到29日下午才出现。

　　就此，绥江县的一些政府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大批公安民警确实早已调入了绥江，“但一直没有用”。而坐镇指挥的张朝德说当时的工作思想很明确：人民内部矛盾，尽量避免把公安民警推向第一线。最终，绥江“非正常性群访事件”并没演变成大规模肢体冲突。

昨日，绥江县公安局发布通告：敦促涉嫌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陈祥说，公安机关并没有为了快速平息非正常性群访事件而抓人，“但在取证后会对不法分子进行调查”。

14、环境影响评价要确保公众参与

来源：中新网2011-03-31　潘怀平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3/31/10022693.html

　　环评制度本身是对预防原则的贯彻和落实，目的是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于未然。但在不少地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环境影响评价中公民参与权时常被有关部门和单位轻视甚至忽略。

　　环境影响评价引入公众参与是对程序民主理论的贯彻，意味着群众有权知道、了解、监督关系自身环境的公共决策，意味着不让群众参与公共决策就是违法。因而，有关部门和单位还应树立“无公众参与无环境影响评价”的理念。

　　早在1969年，美国《环境政策法》102条将征求公众意见、进行公众评议作为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一个必经程序和内容。我国对公众参与评价影响环境也予以了高度重视。如1998年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第15条规定，建设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的意见。2002年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规定，专项规划的编制机关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在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过程中，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当然，涉及国家机密的建设项目，对公民参与权理应排除。

　　公众参与权是否得到落实直接制约着环评制度效果的发挥。公众参与有助于确保环境影响评价的民主性和公正性，有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过程，鼓励公众参与进来，可以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看法在决策中得到较充分的考量。有关政府部门在对污染性设施的设厂或开发活动的审核等决策过程中，必须广泛听取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团体的意见和要求，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利益，尽量采取有效、可行的措施来减轻和防止环境侵害。

　　环境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引入公众参与机制。而要切实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笔者建议如下:

　　确保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有效公开。环境影响评价在信息披露的技术层面上，应采取“政府主动公开为主与依公众申请公开为辅”相结合的方式。政府部门除了充分利用传统公告方法之外，可以通过辖区内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政府机关公报发布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在特定场所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设立固定的政府信息公开厅、电子屏幕等，使完整、准确的信息在第一时间覆盖绝大部分公众。为了弥补选择性公开导致信息内容狭窄的缺点，必须辅之以公众申请公开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公众可以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要求政府部门更深入、具体地公开他们最需要了解的信息。

　　创新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方式。在参与方式上应该实现多元化，除了既有的听证会、论证会、专家咨询、问卷调查等形式外，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新闻媒介、互联网信息公布和信息查询等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公众参与的时效性，避免公众参与的形式化，切实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

　　扩大环境影响评价中参与公众的范围。要扩大知情者的范围，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更有利于环保目标的实现。建设项目听证不仅只是建设项目的关系人才能参加，与建设项目无关的人、对建设项目有兴趣的人，都应被邀请参加论证会、听证会。因而，应使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主体的地域范围更加扩大。

　　完善对公众意见的反馈机制。目前，在相关立法中，只要求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环评机构应将所回收的反馈意见的原始资料存档备查，同时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附具对公众意见采纳或者不采纳的说明。这容易导致环保部门在审批阶段仅根据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统计、润饰过的数据、说明来做出判断，不利于了解公众的真实意见。因此，建设单位或环评机构在提交环评报告审查时，应将回收的公众意见，包括公众来信、调查表、听证会笔录等一并提交给环保部门以供审查。环保部门在做出是否通过环评报告的决定时，应对征求、采纳公众意见的情况以及对未采纳的公众意见说明理由。

真正做到“有权利必有救济”。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公众应该能够通过相关的法律途径得到救济。结合当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环境影响评价中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属于环境权益的范畴，具有公益性，可以通过诉讼手段予以保障。潘怀平

15、浙江台州血铅事件反思：对黑心企业监管严格一些

来源：沈阳日报2011年03月30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3-30/2939693.shtml

　　一座建在居民区的重金属工厂，给浙江台州市峰江街道百余名村民带来祸患：168名村民被检测出血铅超标，其中包括53名儿童。

　　回望近年来各地频发的血铅事件，人们总希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站在维护群众生命健康的角度，在此问题上真正“未雨绸缪”，让处置走在灾祸的前头。

　　3月中旬以来，路桥区峰江街道部分村民陆续发现血铅超标，引起社会关注。据路桥区3月27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发布的消息，截至26日下午5时，峰江街道上陶村等3个村庄共检测597人，血铅超标168人，其中儿童53人，需要驱铅治疗3人。

　　据当地村民反映，平时站在厂房外就能闻到一股股刺鼻的气味，厂区也时有污水排出。而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其厂区却离村民的生活区仅隔一条巷子，最近处连5米都不到。

　　据记者了解，这家电池厂2003年通过审批，2005年建成投产，到最近关停，生产时间延续6年之久。而按照有关规定，电池厂这类有重金属污染可能的企业起码要建在距离居民区500米外的地方。如此近距离的“毒源”为何安然存在6年？

　　对此，峰江街道分管工业的副主任陶海斌表示，按镇里原来的规划，在这个电池厂建起后就要对附近村民搬迁。“但后来因为政策变动导致搬迁计划无法继续实施。”村民和媒体批评其用“政策变动”作为搪塞责任的理由。

　　作为路桥区的重点监管企业，环保部门在此前对台州速起蓄电池有限公司进行的多次环保检测中，却都没有听说有检出过违规超排的现象。路桥环保分局局长蒋新才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每年也不定期对速起公司进行监管，“但没有发现问题，也没有接到过群众的投诉或举报。”

　　血铅超标指数最高的上陶村村民陶锡华说，他不仅电话向路桥区环保局投诉过，还亲自去局里反映速起蓄电池公司偷排污水的问题，但就是不见执法人员来处理。“如果环保局对百姓的生命关心一点，对‘黑心企业’监管严格一些，这些灾难就可避免。”

　　路桥区委、区政府的调查显示，“血铅事件”中确实存在审批不严、监管不力的情况。目前，对此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路桥环保分局一名副局长、峰江街道办事处一名副主任、路桥环保分局城南环境监察中队中队长等3人已被停职检查，其他相关责任正在调查中。

　　据统计，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连续发生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仅在去年，我国就相继发生了江苏大丰、四川隆昌、湖南嘉禾、甘肃瓜州、湖北崇阳、安徽怀宁等9起血铅事件。这表明，目前铅冶炼企业造成的污染仍然很严重。　　新华记者张乐、王俊禄

16、谁让植物园成为“家”？

来源：光明网-光明观察　2011－03－31　何耀超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67_13767.html

摘要： “我的公园我的家，我家住在植物园”，这是长沙一家房地产公司为其运作的项目打出的广告。“我家住在植物园”变成可能，除了负有监管职能部门的许可外，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作为34亩土地的拥有者，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我的公园我的家，我家住在植物园”，这是长沙一家房地产公司为其运作的项目打出的广告。（2011年3月26日央视网）

这个广告极具诱惑力。事实并非言过其实，可从一组数据略见一斑：2000多亩的绿地面积，3000多个保护品种，118种珍稀植物，90%的森林覆盖率。把家安在这里，谁都梦寐以求。

植物园可以成为“家”，似乎有些难以置信，然而，这在湖南真切地发生了。湖南省森林植物园34亩土地未经申请变更建房地产，一期工程已经封顶，二期工程开始动工，在植物园里安家不就成了可能和现实？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那些能够为居民提供休闲游览的场所，为改善环境发挥作用的绿地显得尤为珍贵。这些绿地也被人形象地称为“城市绿肺”，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公共绿地，国务院和各地还专门出台了法规——严禁占用。

湖南省森林植物园集科研、旅游、科普教育于一体，被长沙人称作“城市的绿肺”。问题是，34亩土地属于公共绿地，未经申请变更，为何能在植物园里搞房地产？湖南省《城市绿化条例》明文规定，经批准的城市绿化规划不得擅自变更，占用绿地一公顷，也就是15亩以上，需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事实是，根本没经过上级部门的审核和批准，当地的规划部门顺利审批，土地部门顺利拍卖，在植物园里搞房地产也就顺理成章了。

正是当地职能部门没有依法行政甚至存在渎职行为，公然违背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擅自改变公共绿地性质，才会出现在植物园里搞房地产的怪事。后果是破坏植物园的生态和环境，使整个植物园不再和谐和协调，削弱作为公共绿地的功能和作用。其中是否有猫腻，无法探究。

“我家住在植物园”变成可能，除了负有监管职能部门的许可外，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作为34亩土地的拥有者，却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其竟然与房地产开发商相互勾结，公开拍卖土地时，买卖双方合作演出双簧戏。投桃报李，植物园职工可以团购150多套住房，超过90%的面积都在120平方米以上，价格是每平方米2520元，远低于市场均价7200元左右的价格。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与开发商合谋，那些职工成了受益者。

在植物园里搞房地产，不但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受到问责，而且湖南省森林植物园也难逃干系。如果不及时严肃处理，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植物园里将都是房地产安营扎寨，到处大兴土木，楼房随处可见，植物园徒有虚名，“城市的绿肺”不复存在。植物园成为“家”，植物没了，绿色没了，这才是最严重和最可悲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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