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背景一：我国西南地区是新生代以来的剧烈抬升区，是地球上新构造运动最活跃地区，也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滑坡、泥石流灾害最严重地区之一。中国大陆约70%的大型灾难性滑坡、泥石流就发生在环青藏高原东侧的第一个地块相对运动剧烈的狭长地带内。如：1967年雅砻江唐古栋滑坡体逾亿立方米，蓄水近7亿立方米，最终溃坝时形成5.7万个流量。又如：2000年西藏波密县易贡滑坡，形成天然坝体3亿立方米，垂直落差3000米。2010年舟曲泥石流则与近年几十座水电站扰动地表，并产生近4000万立方米弃渣破坏了原河岸山体稳定也不无关系。

背景二：怒江地区是新构造运动最强烈地区，至今没有停止的沿怒江南北向深大断裂带的强烈相对运动才形成了第四纪火山喷发区、地热温泉沿断裂成串珠状广泛分布、险峻V型河谷发育、河床阶梯下降、水流湍急等地质地貌奇观。1995年出版的由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制的《中国地质灾害分布图》就已把六库—马吉定为泥石流为主的“重度发生区”，怒江地区是潜在灾害组合类型及致灾危险性大的地区。

背景三：大量地震资料表明，近200年尤其是近60年，我国西部大地震频繁，云南强震呈明显增加的趋势，这也应该是评价地质稳定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背景四：2010年8月18日，也就是舟曲泥石流后11天，怒江州贡山县普拉底乡也发生特大泥石流。之后怒江州委书记披露：怒江全州98%以上面积是高山峡谷，生存环境恶劣，滑坡、泥石流灾害频发、高发、突发。目前怒江州还有762个滑坡、泥石流点。而国电北京院2003年报告中关于马吉水电站的结论却是“坝址至普拉底乡约16公里长库岸以石英岩和片麻岩为主，为硬质岩石，库岸稳定”“发生影响电站正常运行的大型滑坡或塌岸的可能性不大。”

背景五：制定怒江梯级水电开发规划的专家们也承认怒江中下游地质构造复杂：“怒江断裂是整个河段的主要断裂”“历史地震频发”、“怒江地区是山崩、滑坡、泥石流频发的危险区”如此等等在规划报告中均多有描述，但结论却强调“规划河段历史上未有强震”“沿江仍能找到若干建设条件好的河段，具备建设高坝的优良地形、地质条件。”

对此，汪纪戎提出了两点思考：

思考一：在水电规划中，怒江这条因活动深大断裂生成的断裂河的复杂地质构造而形成的“高落差、两岸狭窄、水量雨量丰沛”均被描述成建设水电工程的优越条件。但如果换个角度，这些优越条件难道不也可能构成工程的极大风险源和灾害链吗？在这条河床强烈破裂、两岸陡立、岩石破碎、地质背景脆弱，风险极大的河流上横跨断裂破碎带建拦江大坝，建若干水电站难道只需单个坝址评价“优良”而不分析、研判综合影响和梯级工程叠加累积效应可能形成的最不利灾难性连锁反应吗？难道能够为说明工程可行而回避客观存在的事实，淡化客观存在的风险，而选择地方政府希望看到、利益集团愿意相信的理想坐标吗？

思考二：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仍刺激着不少人的神经。三峡坝下清水下切，岸线不稳定，不也是规划设计时未能充分估计到的棘手问题吗？好在短期尚不会形成灾难性问题，还有时间补救。而怒江水电开发，如果不审慎充分论证决策，留给今世和后人的，就可能不只是遗憾还可能是灭顶的灾难。

“鉴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定胜天口号下的教训已不少，务必高度重视怒江地区特殊复杂的地质地震背景，审慎决策怒江水电开发。”汪纪戎建议，应科学分析研判可能遇到的因单个或梯级工程造成的聚集叠加效应的最不利情景的后果和人类及中国水电工程界现在具备的应对能力，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策。

她还建议，从国家层面编制西南水电开发的总体规划，最大限度减少因利益集团瓜分水能资源，画地为牢，无序、过度开发的被动后果。

汪纪戎强调说，应对能源结构调整、碳排放、污染物减排，不应过分强调通过做加法来实现，做好减法的文章同样有效且综合效益更好。

2、白恩培：怒江水电开发一定“慎之又慎”

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2011年03月09日

http://www.y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1-03/09/content_22236443.htm

　新华网云南频道３月９日电（记者伍晓阳、陈玉明）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８日谈到怒江水电开发时表示：“我们国家也好，云南省政府也好，对水电开发历来非常慎重、慎之又慎，怒江的水电开发也不例外。”

怒江流经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在滇西边境形成雄奇险峻的怒江大峡谷，怒江流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怒江干流蕴藏了极为丰富的水电资源，但水电开发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争议。

白恩培表示：“开发怒江水电之前，要进行深入的生态研究、环境研究、上下游关系的研究。只有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而且处理妥当，才能进入开发和建设的阶段。‘十二五’期间要继续深入研究，研究清楚了再说建不建。”（完）

3、云南省委书记：怒江大坝建设计划仍在进行可行性研究

来源：路透中文网2011年 3月 8日

http://cn.reuters.com/article/asiaNews/idCNnCN165548920110308

路透北京3月8日电---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周二表示，具争议的云南怒江水域建设水电大坝计划将会继续搁浅，直到可行性研究结束为止。

“我们需要深化这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之後才能开始建设，”白恩培在全国人大会议间隙表示。

“我的立场没有变--我们必须对(大坝建设)可能给上游和下游地区带来的生态和环保影响进行研究，如果有任何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都必须在开工建设前予以解决，”白恩培对路透记者表示。

中国媒体去年底曾报导，怒江大坝建设计划可能进入能源领域的“十二五”计划。国家能源总局官员上月曾表示，在“十二五”期间该大坝建设计划可能会取得进展，但白恩培表示，目前仍未有计划变动。

“我看了政府的‘十二五’计划，其中呼吁加强对怒江水电开发的研究，一旦研究结果清晰明了了，我们才会说是否会建设大坝，”白恩培称。

非政府组织称，如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下的怒江水域建坝围水库，将会破坏该地区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增加当地发生地震的危险，大坝也可能中断流往缅甸和泰国的水流。

“怒江是中国仅剩的一条未建设水电站的大江，我认为以正当的程序妥善考虑建设的环境和社会效应，是极为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表示。（完）

4、两会动车组：乐水行，北京的干旱调查

来源：央视网 2011-03-06

http://v.ku6.com/show/FdWl3EJ7wMUq_Spl.html（视频网址）

北京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乐水行多年来也一直在关注着首都水环境的变化，那如今北京的干旱是否得到了缓解？北京的水环境又面临哪些挑战?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v.ku6.com/show/FdWl3EJ7wMUq_Spl.html（视频网址）

附：绿家园乐水行介绍

活动简介

绿家园乐水行是绿家园志愿者每周六举办的徒步考察河流的活动，引导北京居民了解河流生态、监督水污染、关注水资源保护。绿家园乐水行同时是一个向公众传递环境知识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户外课堂。

活动宗旨

绿家园乐水行的宗旨是，带领居住在北京的公众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和自然交朋友。通过带领普通公众体验自然，激发每个人从自身做起，为环境的改善做出改变。

活动内容

1、通过巡河记录、拍照等方式监督水污染，记录河流环境变迁。

2、根据活动的路线设计，每次活动邀请至少一位嘉宾与参与者分享与自然有关的知识。嘉宾的专业背景非常得多样化，包括水资源、河流生态、环境工程、历史文化与环境变迁、植物分类、野生动物保护，等等。

3、绿家园志愿者鼓励每位参与者分享自己对河流，对自然，对环保的体验。

4、除了面向居住在北京的公众，绿家园志愿者还积极与企业联系，为企业员工举办专场活动。

5、每逢重大的环境节日，比如世界水日、世界环境日等，绿家园志愿者会策划大型乐水行活动。

活动背景

乐水行活动最初由绿家园志愿者和地球村、自然之友等多家NGO共同发起，从2007年3月开始，风雨无阻，寒暑不惧，坚持每周六带领居住在北京的人认识北京的河流。发起人包括绿家园召集人汪永晨，现在乐水行长线带队张俊峰，北京水资源专家王建和自然大学乐水行志愿者张祥。活动发起的初衷是想让更多的人关注水环境。

从2010年6月开始，乐水行分成2条短线和1条长线活动。在外地，乐水行的模式也为当地NGO所用，成为易于复制的公众环保倡导活动的模式。现在在外地进行的常规乐水行活动有浙江杭州的钱塘江乐水行和湖北襄樊的汉江乐水行。

绿家园乐水行博客（活动通知，走河随笔、照片，巡河记录）

http://blog.sina.com.cn/lvjiayuanleshuixing

绿家园乐水行微博

http://t.sina.com.cn/leshuixing

5、委员建议加强怒江澜沧江流域生态修复建设

来源：《云南日报》2011年03月09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309/001765.htm

【观点】彭兆清委员提出，长期以来，由于生存环境恶劣、发展空间受限、富民产业尚未形成，怒江州百姓靠陡坡垦植、毁林开荒的方式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仍然存在，全州生态环境形成了河谷生态恶化区、半山生态脆弱区和山顶生态相对完好区三大区域差异明显的生态区，现有水土流失面积占规划区土地总面积的24%。特别是怒江、澜沧江流域怒江境内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频繁，严重威胁着近12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建议】国家发改委把怒江州境内的怒江、澜沧江面山生态修复建设作为重大项目予以立项，以实施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培育生态产业为抓手，以修复生态、实现富民为目标，加快实施怒江澜沧江两江流域生态修复建设，推进传统农业向生态产业转变，构筑祖国大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6、“两会”六大绿色声音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03-09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03322.html

全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启之年。

在这次“两会”上，“十二五”规划正式出台。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胡鞍钢的话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的绿色发展的国家规划。

在胡鞍钢看来，这不仅表明中国已经与发达国家保持同步，甚至意味着中国有可能在绿色发展上先行一步。

在“十二五”规划提出的24个指标中，涉及绿色的指标就占了三分之一（8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发展规划”。

可以说，绿色发展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也是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方案。

声音一：

“三北工程”不能再“撒胡椒面”

全国人大代表刘志新、李福升，全国政协委员赵雨森、马文丕、刘晓梅在“两会”上呼吁加强“三北工程”建设，并减少建设投资“撒胡椒面”、“吃大锅饭”的现象。

“三北工程”（西北、华北、东北大型防护林工程）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启动实施的第一项林业重点工程，是迄今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工程。通过30多年的建设，“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近4亿亩，取得了巨大的阶段性建设成就。

据国家林业局的统计，“十一五”期间，“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育林828.95万亩，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上世纪末的8.63%提高到现在的12.4%，区域生态状况和工程建设呈现出重要的转变。

但目前“三北工程”区域内的森林覆盖率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北地区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仍然十分严重。

“加快构建北方绿色生态屏障，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三北地区最关键、最重要、最紧迫。”上述代表、委员说。

据这些代表、委员的调研，受自然、技术、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三北工程”建设发展还很不平衡，特别是一些生态区位重要的地区，生态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限的资金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代表、委员们指出了目前“三北工程”建设的三大问题：

一是工程建设重点不够突出，投资存在“撒胡椒面”、“吃大锅饭”的现象，高质量的示范样板少，在一定的区域内尚未形成集中连片的规模效应。

二是目前建设内容比较单一，建设重点在营造林环节，防护林经营抚育比重少。有近4000万亩的林分急需抚育和更新。

三是工程建设方式有待于优化。三北地区适宜封育的宜林地资源有1.5亿多亩。必须加大封山育林力度，才能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建设成效。

“‘三北工程’要按照转变林业生态建设发展方式要求，加大重点区域生态建设投入力度。”刘志新说。

李福升等人也建议，应转变“三北工程”建设方式，突出重点，规模治理，集中连片，尽快启动建设一批百万亩以上的防护林基地。

针对“三北工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日前表示：“由于受自然、技术、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该工程发展不平衡，重点不够突出，高质量的示范样板少，在一定区域内尚未形成集中连片的规模效应。特别是一些生态区位重要的地区，生态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限的资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贾治邦表示，未来10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将按照突出重点、规模治理的思路，调整主攻方向和区域建设重点，规划建设一批百万亩以上、集中连片的人工林基地，以区域生态好转带动整个三北地区生态好转，加快构筑我国北方绿色生态屏障。

声音二：

尽快解决环保资金瓶颈问题

环保资金匮乏是一个多年不解的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陈飞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为解决环保资金缺乏的问题，可以考虑发行“环保彩票”的办法。

“目前我国在环保资金来源上，还缺乏有效的财政制度保障。”陈飞对记者说，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有利于财政投资稳定增长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时也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税收筹资政策。

他解释说，我国现行税制中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税率的选择都未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与国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环保型税收体系覆盖面大、征收力度强、划分细致、易操作的发展趋势还有很大差距。

“例如我国的资源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保税。”他说，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使用诸如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而征收的，其目的不是促进国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使用，而是调节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因资源本身的优劣条件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实际上鼓励了地方进行资源开发。

陈飞认为，近年来，我国彩票市场持续火热，为社会福利、体育事业提供了极大的资金支持，发行“环保彩票”既可以解决长期以来环保资金瓶颈问题，又可达到全民参与、解决大量的就业问题的目的，在国际上也可以展示中国对环境保护的创新方式和行动做出的努力。

“如果当前没有更好的方式解决环保的资金瓶颈问题，不如先行试点尝试发行‘环保彩票’，如果效果明显可向全国推广。”陈飞建议，环保彩票可借鉴现有福利、体育彩票的整个发行模式、渠道和架构，实行资源整合；如现阶段政策不允许发行新的专项彩票，可在福彩、体彩中增设“环保彩票”项目，等时机成熟后再分离操作；定期对环保彩票对环保事业的助力效果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布，以确保钱能真正用在刀刃上。

据记者了解，此前有报道称，湖北省环保厅曾公开表示，有意向社会发行“环保彩票”，解决环保资金的不足。早在2001年，上海、陕西等地的环保部门也有发行“环保彩票”的建议。但由于彩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为保证其市场的规范，发行要求非常严格。民政部门对此事并不看好。

但目前“环保彩票”在国外已经推行。有报道称，2010年，日本限量发售了首个大型彩票“绿色巨奖”，该彩票主要是宣传绿化环保和艺术文化振兴，让更多玩家体会中奖的喜悦，同时提高绿色环保意识。

声音三：

加强新能源产业布局和监管

新能源在目前的中国才刚刚起步，但已经出现了“乱局”的苗头。全国人大代表黄鸣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应加强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和监管，遏制一些地方盲目发展新能源的势头。

“在当前我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率先实现经济回升的形势下，积极开发新能源，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说。

但他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仍然坚持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对新能源建设认识不到位、支持力度不够，这很可能失去在后危机期间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好时机。

黄鸣发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推广新能源可以获得财政补贴这一利益驱动，各级政府又缺乏新能源监督管理机构，新能源研发、示范和推广缺乏行政指导、协调和监督，致使企业不考虑运行成本和收益，盲目发展新能源。

“如一些地方光照不充分，却盲目推广光伏发电；一些地方风力资源不足，却想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一些有条件研发新能源装备的地区，并不一定适合推广利用该新能源，却片面强调研发与应用一体化。”黄鸣说。

他认为，在监管层面，可以考虑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发改委等部门成立新能源监督管理机构，协调、监督全国和各省、市、自治区的新能源研发、示范和推广工作；在市场层面，应当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激励等措施，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开发和推广领域；在社会层面，可通过宣传教育、参与体验和消费补贴等手段，使广大消费者参与新能源的消费，购买新能源企业的债券和股票。

在谈到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支持力度的问题时，黄鸣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对新能源的技术研发支持力度还比较小，动力不够足。

“新能源的开发利用缺乏国产技术支撑，一些核心和关键技术，还需要从国外引进，这些技术空白，严重制约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的研发力量未得到有效整合，投入不足，缺少攻克核心关键技术的动力。

“如果我们研发跟不上、缺少知识储备、依赖引进技术，就会在未来竞争中再次处于被动地位。”黄鸣说，特别是作为太阳能热水器保有量占全球76%、掌控前沿技术话语权的太阳能光热，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

他建议国家应尽快梳理与新能源有关的成熟技术，对于国内已经具有经济和环境比较优势的技术，建议不再引进或取消对该技术的进口补贴，只引进国内急需且缺乏的核心关键技术。建议国家加大对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产学研联合科技攻关，搭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新能源共性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同时推动产业标准化建设，尽快出台新能源国家认证标准、并网特别是光热发电的相关对接办法、技术标准，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予以规范。

声音四：熊胆药品市场亟待规范

今年“两会”期间，有关“活熊取胆”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贾宝兰、黄信阳还专门写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活熊取胆业》的提案。

“活熊取胆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形象上的一个污点！”贾宝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活熊取胆业。

多年以来，国内外公众、媒体一直强烈反对活熊取胆的这一残忍行业。贾宝兰对记者说，活熊取胆不仅不人道，熊胆制品还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以活熊取胆方式从黑熊身体中抽取的胆汁面临着多种被污染的可能：黑熊生存环境中污物的污染、病变组织分泌物的污染以及可能存在的抗生素残留的污染。”贾宝兰说。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此前的科研报告也显示，“由于长期取胆，黑熊的胆道系统在肝脏持续的炎症影响下，有可能最终导致肝癌的发生。在这种熊的体内取出的胆汁，可能会混入其他物质，比如脓性分泌物、炎性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肿瘤产生的细胞因子等，对熊胆消费者健康构成了潜在的影响。”

“目前的熊胆药品市场有待规范。”贾宝兰说，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国际CITES公约附录一动物。鉴于活熊取胆的敏感性，在熊胆制品的制造和销售方面，国家有关部门颁布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但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熊胆制品的制造和销售环节仍然存在较大的问题。她列举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违规生产：由于许多不法厂家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利用熊胆原料，导致市面上大量出现以熊胆为原料但没有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甚至保健品和化妆品；

违规销售：根据相关规定，需要利用熊胆原料的生产企业和医院，须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向批准的养殖单位或定点保管单位购买，而熊胆粉的零售活动一律停止。但在吉林省长春市、延吉市和云南省大理市等边境地区，熊胆粉被定义为地方特产，出现在各家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更有养熊企业直接向游客，特别是韩国游客兜售熊胆粉。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世界各国及本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拒绝残忍、文明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形象。”贾宝兰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卫生部、国家林业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的学者、专家、社会知名人士以及从事黑熊保护工作的社会团体共同研究、讨论停止活熊取胆业的计划，并尽快制定、颁布停止活熊取胆业的法律法规。

她同时建议国务院法制办组织国家林业局、卫生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相关部门，对熊胆制品的安全性进行确认，并研究制定熊胆粉入药管理的执行细则，加强联合执法力度。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制定方案，鼓励相关科研机构积极从事熊胆替代品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声音五：

需加大扶持非林木产业发展力度

在今年的“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下达“十二五”时期全国工作目标任务时特别指出，“十二五”时期我国森林蓄积量要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要达到21.66%。

目前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是20.36%，要实现“十二五”末达到21.66%的目标，相当于5年增长1.3个百分点，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大力植树造林外，促进非林木产业发展，确保林业持续稳定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吉林森工集团董事长柏广新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十二五”时期，国家应加大扶持非林木产业发展力度。“发展非林木产业是重点国有林区保护森林资源，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他说。

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不仅拥有非常丰富的林木资源，还有十分丰富的矿产、水电、森林食品药品、森林生态旅游等非林木资源，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地域优势和行业优势。

柏广新说，一期天保工程使工程区天然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林区经济危困状况，但是，非林木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后续产业尚未形成规模，森林资源仍然承载很大压力。

“国有林区发展总体上还靠国家输血维持生存，没有形成自我造血的功能。”他说。

柏广新建议赋予重点国有林区森工企业优先开发辖区矿产、水电等非林木资源的权利，在二期天保工程中设立非林木资源开发专项扶持资金，给予专项贷款、财政贴息、资源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扶持非林木产业发展，增强森工企业发展后劲，提高林业职工收入，带动林区农民致富，助推区域经济的发展，确保天保二期工程目标的实现。

吉林森工是我国第一家大型国有控股森工企业，是中国四大森工集团之一，是国家重要商品材生产基地。

在谈到吉林森工“十二五”发展思路时，柏广新表示，将坚持生态优先、产业优化、产品优良方针，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实现到“十二五”末期，总资产160亿元，销售收入100亿元，净利润2亿元，林业总产值200亿元，工业增加值10亿元，在岗员工年均收入4万元，森林覆盖率91%，有林地蓄积1.88亿立方米。

声音六：

应设立城镇环保运营专项基金

全国工商联7日下午透露，已经向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设立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营专项基金的建议》的团体提案。

这份提案，由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负责起草。以“团体提案”的形式向“两会”提交，显示了对这问题的重视。

该提案称，近年来，随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程的不断加速，我国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直接影响到环境设施效益的发挥和减排效果的显现。该提案列举了四大问题：

已建成的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缺口较大。由于污水、垃圾收费机制不健全、征缴率低，致使大量环境基础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在建的环境基础设施运营资金问题将更加突出。据住建部数据，目前全国正在建设的城镇污水处理项目1949个，总设计能力约5500万立方米/日。这批污水处理项目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县城以下的中小城镇，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收费机制尚未建立，设施建成后，“建得起、养不起”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污水垃圾处理收费不足，难以满足运营需求。2008年我国建成县城污水处理厂427家，处理能力961万立方米/日。而全年所有县城的处理费收入仅为12.5亿元，平均每吨0.36元，离0.8元/吨的收费标准相距甚远。垃圾处理收费情况更不容乐观，2008年我国建成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厂509家，处理能力达31.5万吨/日，垃圾无害化处理量为1亿吨。而同年城市垃圾处理收费仅为23亿元，平均每吨仅为23元左右。

日益严格的环境排放标准和要求将提升运营成本。以污水处理为例，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每吨污水处理成本将由目前的0.8元提升至1.2元。

该提案认为，为弥补污水、垃圾处理收费不足，提高环境基础设施的运行效率，带动和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设立城镇环境基础设施运营专项基金，对设施进行“末端补贴”，以保证我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在具体建议中，该提案提出，可设立“城镇环境设施运营专项基金”，借鉴美国清洁水州立滚动基金的设立办法，由中央、省、市三级财政每年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设立，中央财政从国债资金或以奖代补基金中拿出一定份额，省、市两级财政从污水垃圾处理费收入中拿出一定份额。基金设立后由省级建设部门统一进行管理。

在基金补贴对象上，该提案建议，基金补贴对象为中西部地区及收费不到位地区的已建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补贴前提一是当地需在规定期限内建立健全污水垃圾收费机制，二是设施运行负荷率和环境绩效需达到相关要求。

而对于不在基金补贴范围内，同时市场化发育较好的环保项目，该提案建议，如收费标准不足以维持其运营，基金还可以为其作为低息或无息贷款。

7、黄美缘建议生态补偿立法步伐亟需加快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2011-03-09

http://news.163.com/11/0309/17/6UNJUTBB00014AEE.html

本报北京3月9日讯记者刘百军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日益严峻，生态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形势。生态保护法律制度不完善导致我国有关生态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保护工作不平衡等。为此，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厦门市侨办主任、党组书记黄美缘领衔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加快制定生态补偿法。

黄美缘表示，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补偿机制。近几年来，国家先后开展了包括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水土治理、江河流域生态保护等在内的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福建省建立了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就九龙江、闽江等流域生态保护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等。厦门经济特区还结合实际制定了《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厦门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定》等法规，对生态补偿标准、方式及相关公益诉讼等制度作了尝试性规定。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工作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形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生态补偿制度不统一、不健全，导致我国有关生态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保护工作不平衡等。主要表现：一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分散建立，缺乏统一性。我国先后开征了矿产资源、生态公益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补偿费用，相关内容散见于《矿产资源补偿性征收管理规定》、森林法、《退耕还林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之中。这些规定缺乏统一的立法原则指引，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补偿标准上存在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标准的问题，补偿方式上存在不规范的问题等。二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不协调，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法律制度不完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有的补偿不到位，有的收费后不治理，补偿标准随意性大，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脱节等。而有些建设项目属政府投资建设、政府制定补偿标准、政府落实治理措施、政府监督实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还是规则制定者，这样制度设计只是地方政府主动推进生态补偿工作的重要措施，但缺乏可持续性。三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内容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实施效果不明显，法律制度的权威也受到影响。补偿资金方面，目前主要靠财政投入来保护生态，这远远不够，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很好的机制保障实施。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体系，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通过生态补偿立法，将生态补偿提到法律制度实施的高度，是生态补偿公平、合理、有效的根本保障。据悉，生态补偿立法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提上议事日程，建议加快立法步伐，尽早颁布实施。黄美缘说。

8、苹果供应商8名中毒员工中7人接受私了赔偿

来源：新民周刊2011年03月09日　记者/邵乐韵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3-09/142122081648.shtml

尽管戴着防尘口罩，也无法避免对粉尘的吸入

苹果公司承认137名中国供应商员工因污染致残

台企联建科技劳资纠纷事件平息，恢复生产，员工正常工作

　　苹果之毒，谁解？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

　　我们乘坐的大巴刚进吴江市，就经过一家规模较大的电子产品加工企业，门口站着很多年轻男女，都是等着打卡上班的。再往市区中心去，沿街可以看到不少电子元器件和五金产品商店。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导产业。

　　按电话里说好的，谷玉来路口接我们去她家。弄堂口窄，只有一辆轿车的宽度，“肚量”倒挺大，纵深处皆是平房，各色杂货店铺挨着住家。穿行了约摸5分钟，才终于到了谷玉和父亲租住的屋子。

　　这是夹在两户人家当中的一间六七平米大的斗室，一张桌子两张床是仅有的家具，一台黑白小电视和电饭煲是仅有的电器。渍迹斑斑的墙上挂着洗好的衣服，更多替换衣物则塞在地上的旅行箱里。

　　“平时我睡这里。”谷玉指指靠里头的一张单人床，上面平铺着两条单薄的褥子。而她爸爸睡的“床”，其实是问房东借来的一块竹床板，一头呈直角搭在单人床上，另一头搭在凳子上，靠墙一侧还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品。虽然居室简陋，谷玉还是很在意形象，“白天两床褥子归在一块儿，看起来好看些。”

　　这个年仅22岁的黑龙江姑娘，说话干脆利落，显得很有主张。最近一段时间，她已经和不少记者打过交道，“找媒体就是我带的头，后来许多媒体主动来找我，有中央级的，也有地方的，但到现在也没个具体说法”。坐在床沿上才说了十来分钟话，谷玉就用手捶起自己的腿，“又麻了”。谷父站在一旁，默默看着女儿。

　　当初因加工苹果产品而正己烷中毒的8名女工中，如今继续坚持用法律手段为自己讨说法的，只剩下谷玉一个人。

　　“哪儿也跑不了了”

　　谷玉20岁不到就从老家出来打工，从四川等地一路打工南下，来到苏州吴江。她做过一段时间的店员，工作倒也轻松，但是后来觉得闷不想干了。朋友介绍她到“专门给苹果产品做代加工”的一家工厂。2009年8月16日，谷玉正式到“苏州运恒五金机电经营部”上班了。

　　上班的车间其实是租在某住宅小区公寓房里的小作坊。大约100来平方米的屋子隔成两间，窗户都被遮挡起来，30多个员工就挤在一个密封的环境里劳作。谷玉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手上卷着无尘布，蘸上清洗剂把iPad等苹果产品的商标擦拭干净再贴到保护膜上，所谓的“贴保”。

　　代工材料是运恒五金的大老板暨法人代表钟建祥从苹果公司代工厂宇瀚光电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外包来的。据谷玉说，因为钟和宇瀚的老板玩得比较好，就和表弟刘某以及另一个朋友合开了运恒五金，承揽了一部分代工的活儿。钟负责拉货，刘负责管理工人，第三个老板不常见。

　　女工们每天8点到车间，洗净手，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和指套，就开始工作，一直做到晚上10点半，加班的话要到11点甚至12点。中午1小时吃饭，上下午各有10分钟休息。谷玉她和另外四五个女工每天要贴大约2万张膜。

　　由于正逢业务旺季，像这样一周无休地工作，老板供吃，谷玉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是2000元(没有缴四金)，算同事中赚得较多的，除去自己开销，能攒1500元，“平时也没空出去逛，没有花钱的机会”。

　　当时谁也不知道“去渍油”里的有效成分是正己烷，更不知道这种挥发速度比酒精快的化学溶剂有毒性，会通过吸入、食入、经皮肤吸收等侵入人体，长期接触会出现慢性中毒，损伤神经系统。

　　在完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工作到10月份，谷玉开始觉得下肢发麻，渐渐站立也有困难。她自己去吴江第一人民医院和苏大附二院做验血、肌电图等常规体验，但结果报告显示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发麻感仍在加重，并且朝手臂扩散，还会出现头晕。到了12月底，谷玉已经彻底走不动路了。在黑龙江老家做代锯工的谷父千里迢迢赶到吴江，抱着女儿去看病，江苏连云港看不好，又回哈尔滨，依旧求医无果。“一开始我以为是个例，后来和其他同事一联系，发现她们都有类似症状，这才怀疑可能是工作的地方有问题。”在父亲陪同下，谷玉再次回到吴江。

　　谷玉先给刘老板打电话，“刘老板忽悠我们说，‘这病到夏天就不会得了，自己多锻炼锻炼就好了’；然后又模棱两可地说，‘先把病看好吧’，闭口不提医药费的事。”从2009年12月底到2010年2月，没有医保的谷玉自费看病已经花去3万多元，还在老家跟亲戚借了不少债。

　　老板有意封锁消息，女工之间并不清楚哪些人已经住院。有同事告诉谷玉，老板已经不在原来的作坊开工，员工们每天在“老厂”门口集合，坐车到位于同里的宇瀚去上班。“扶着墙也不能走路”的谷玉便到老厂门口去堵老板，钟老板才表示，愿意掏钱给她们治病——之前已经有4人住院，谷玉第5个，后面还有3个。入院前，谷玉劝那位透露消息的同事也去做做检查，“可是她不肯，可能也是怕真的检查出毛病吧。”

　　工作4个月，换来的却是11个月零2天的卧床治疗——从2010年2月24日一直住到2011年1月26日。刚入院躺在病床上的谷玉，腿上一点知觉都没有，害怕今后的生活都要在轮椅上度过。陪同护理的父亲有一次无奈地和她开玩笑：你看以前跑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可哪儿也跑不了了。

　　一定要有个说法

　　运恒五金的8名中毒女工平均年龄在二十五六岁，分别来自苏北、安徽、东北等地。住院期间，她们与同住苏州第五医院的苏州联建公司中毒员工偶尔有过交流。但是和拥有2万名员工的“二级代工”台资企业苏州联建比起来，运恒五金不过是标志供应商下的一个转包工厂，8名女工的维权之路更加坎坷。

　　“一开始老板还不愿意管，想骗我们出(院)来治病，就是开了药自己在家休养，因为那样便宜。”谷玉说，后来事情严重了，老板答应替她们支付医药费，每个月15日给500元的生活费，但总是拖，得女工们不停打电话催讨才行。“而且这500元根本不够用，医院的病号饭我们都订不起。”

　　去年5月下旬，中毒女工们听说运恒五金注销了。住院将近半年后，谷玉能生活自理了，父亲才放心出去打些临工，补贴点生活费。今年1月底，谷玉的检查报告上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才出了院，老板给她付了20多万医药费，“但是有些出院的同事报告单上仍然有几个小箭头(即未达标)，不知道怎么也让她们出院了。”

　　谷玉等人担心的是，出院后病再复发，谁来承担所有的医疗及其他费用。“我们找了信访局、劳动局、安监局、卫生局等部门，但他们说话向着老板，说他很穷也不容易，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方案。后来连吴江市市长都知道了，开会讨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女工们希望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代理律师正是负责联建中毒员工案件的律师，但是后者已经进入了赔偿和伤残评级的程序，而谷玉们的劳动仲裁还没有结果。

　　谷玉带着同事们找媒体帮忙，前前后后也确实来了好几拨记者，但是她“感觉现在自己里外不是人，比如接受采访的时候，肯定说自己的内容多些，不可能8个人都包括进去，但是其他人就有想法……病好了以后和其他几个人也就没啥联系了”。

　　运恒五金的老板想用私了方式解决问题，即支付每名员工8.7万元左右的赔偿(按十级伤残标准折算的赔偿)，签了协议就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接受调解的员工以后不得再以伤残鉴定要求进一步赔偿。介入协调的劳动局干部建议女工们“私了”，谷玉皱皱眉说，“毕竟不是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不会那么上心的。”

　　谷玉是唯一没有接受私了的，听说联建员工出院后有复发的，她自己现在也时常感觉腿麻膝盖酸，“我一定要做伤残鉴定，将来万一复发总有人负责”，“我们是穷怕了，光穷还不要紧，能挣钱弥补，但身体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月底，谷玉就要到苏州疾控中心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之前，大部分苏州联建的中毒员工都被评成了10级伤残，员工贾景川先被鉴定为10级，后来江苏省劳动能力委员会在1月28日下发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上判定他为9级伤残，一级之差，赔偿金额相差约5万元。

　　最近正在法院和伤残鉴定机构之间奔走的谷玉说，不管最终鉴定下来是几级，好歹也是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个清楚了解。一旦结果出来，就会到吴江市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去年8月，劳动仲裁委已经要求运恒五金老板支付谷玉在老家治疗期间的医疗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3.7万余元，但至今未拿到。

　　今年2月，曾有媒体联系过运恒五金的钟老板，当时他的回答是：“为了给工人们治病，已经花了近300万元医药费。我最真实的想法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想谁能帮我付这三百万。”被问及是否就此事与苹果联系过时，钟说“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和他们联系”。

　　如今，谷玉已经联系不上老板，估计对方换了手机号码，而原来上班的地方，只剩下三道卷帘门紧紧闭着。

　　老家在安徽的詹德云是8名中毒女工中年龄最小的，刚满20岁。接受了私了赔偿的她现在有些后悔，因为感觉小腿有些异样，担心是后遗症。但是，记者几次打电话联系她，她以家里有事不便见面拒绝了。电话那头，小姑娘说着说着带起了哭腔：“我觉得很失望，媒体采访也很多了，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结果，我也不想再谈了……”

　　目前，谷玉能做的就是每隔几天去法院询问一下法院强制执行的进度，是否联系上了钟老板。父女俩目前都没有工作，房租、吃用开销等加起来每个月要2000元左右，这还是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当初出院时，医生告诉她“已经全好了”，给她配了些药，“起辅助治疗作用”，但谷玉知道，这药也不能多吃。

9、苹果风波警示IT供应链监管空白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03-09 王晓静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3/703293.html

2 月的最后一天，苹果前全球供应部门经理迪瓦恩对收取亚洲供应商回扣等数项刑事指控供认不讳，他被指控利用职权，将公司机密信息提供给供应商，以便供应商在与苹果谈判时获得有利地位。

在过去一年中，供应链接二连三爆出的丑闻，让苹果公司陷入舆论风暴之中，比如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以及生产触摸屏的台资企业胜华科技上百名员工中毒事件等。

如何选择供应商？如何管理供应商？成为苹果乃至整个IT界日益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更多供应商违规？

苹果首席执行官乔布斯曾称在供应链社会责任方面，“苹果比这个星球上任何其他公司做得都多”。

从2007年起，苹果公司每年都会发布 “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Supplier Responsibility Progress Report)，在今年的报告中苹果公布了对127家厂商的审查结果，其中包括供应商严重违反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的行为以及苹果对这些行为的回应，这些回应包括强制升级设施和与违规者终止业务关系等。

“纯属自说自话”是北京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这份报告的评价，“仅仅公布一些统计数字，笼统说采取相关方式，再说2009年就发生的联建工人中毒事件，为什么到现在才披露？”

在报告中，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富士康和胜华科技之外，并没有提到其他企业名称。马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我们还在继续追查苹果的供应商问题，除了供应商可能造成的废水废气违规排放、环境污染外，还将关注员工的职业健康和安全施工。比方说，有一些无尘车间由于通风条件不佳，反而会形成化学物质沉积，造成员工伤害。”

据马军透露，综合政府部门的公开信息和环保组织的调研数据，他们目前已经掌握更多“疑似苹果供应商”的违规信息，“在确认这些企业和苹果的关系后，环保组织将对外公开披露这些信息。”

IT层层外包，管理困难

苹果公司是典型的品牌输出企业，负责创意和设计，产品制造由供应商提供。从一些公开的产品拆解报告和产业分析文献中看到，苹果公司的供应商遍布全球，分布在中国台湾地区、美国、韩国等地，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台资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后主要由富士康组装成机。

据业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选中的供应商一般都是这个领域内的龙头企业，具备一定的生产实力，供货能力强，产量稳定、充足。

随着IT业重金属污染的严重，越来越多的大品牌企业都转变了自己的态度，英国电信、惠普、索尼、西门子都建立起自己的供应商环境表现核查体系。

据马军介绍，GE、沃尔玛、耐克、惠普公司都在积极推动供应商整改，“拿沃尔玛来说，自2008年7月以来，坚持每个月将自己的供应商名单与NGO（非政府组织）搜集的超标违规企业名单进行对比，发现问题就促其改进，并对公众做出说明，直至最终通过NGO监督下的第三方审核加以撤除。”

“供应商管理的困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马军介绍说，“目前众多知名IT品牌的供应商之间存在层层外包关系。一般来说，一级供应商污染较轻，这也是苹果等知名企业对污染忽视的重要原因。”

许多IT品牌企业明确表示，由于与下级供应商无直接合同关系，他们仅对少数一级供应商有所掌握。但许多高污染、高排放工序被层层转包，一些IT品牌企业并不知道自己庞大复杂的供应链条上究竟都有哪些企业。

一家IT公司甚至表示，该公司有5000家供应商，检索起来“太麻烦”。

在针于污染指责的回应中，索尼公司也曾表示，将与一级供应商合作，要求其整改。“但由于供应链复杂，索尼没有能力了解供应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索尼并没有二级供应商的名单。”

如何让IT品牌企业的环境管理随着供应链的延长而延伸？马军建议IT品牌可以考虑层层检索的方式，“上级供应商管理下游供应商”，协助IT品牌在品牌影响力递减和污染风险递增之间找到平衡，“目前英国电信、松下等企业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表示。”

灰色地带需要加强监管

马军认为这个问题涉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复杂的外包关系和代工生产链条，但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和伤害问题，并不能因为外包生产就消失。如果这样的逻辑可以成立，那么控制世界市场主要份额的大型品牌都可以通过外包生产，规避其产品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境和劳工损害，其结果必定是世界范围内的污染转移。

中国在成为全世界最大制造工厂的近20年间，随着制造业的转型，中国的代工企业更多地开始制造电子产品。马军在调查中发现，电子产品生产的几道工序污染是相当重的，比如生产PCB（即印刷电路板）的过程、金属表面处理和电镀工序。有些电子产品的电池生产过程，还会造成铅和镉的排放。

除中国外，一些电子产品及部件加工业集中的地方，如墨西哥、菲律宾和泰国的一些地方，都曾被环保组织发现严重的电子产品污染问题。马军表示，IT产业一些环节的污染危及职业健康标准。这些危害没能得到足够重视，是因为IT产业高度全球化，主要生产过程都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些品牌高调作出环保承诺，但出现问题时却不必承担责任的情况。

马军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一些国际知名IT企业，笑脸上翘的两端(利润丰富的前端设计和后端营销)在国外，中间厚重的下弧（利润微薄但污染严重）留给中国，在中国市场获得大量低价产品后，将环境代价全部抛给了当地。

而且环境评价在国内外存在两重标准，据《中国环境报》记者报道，以生产电子元器件为主的美国美锐电子为例，根据其发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年报，在国外的企业排放标准样样达标。而在中国的企业则均达不到排放标准，国内和国外是两重标准。

此外，马军称，我国虽然在环境标准、职业健康标准方面都制定了相关法规，但在实践中监管不够严格，处罚力度也相对不够，不足以震慑违规企业，“而且，这些法规对全球生产、采购的跨国公司也不具有约束力，是典型的灰色地带”。

10、垃圾分类何以落地生根？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3-09 陈媛媛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103/t20110308_700021.html

　　编者按

我国城市人均年“产”垃圾440千克，年均总“产量”1.5亿吨，由于实施处理的垃圾只占垃圾总量的很少一部分，有1/4的城市已再无适当场所堆放垃圾。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又一次将垃圾问题列为重点议案和提案。

　　垃圾处理涉及各方利益，政府如何设计垃圾处理政策，公众如何落实垃圾分类，是摆在政府和公众面前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协委员持续关注民间组织积极献智

“绿房子”方案便捷实用

　　3月6日中午，全国政协委员、深圳雅昌集团董事长万捷从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会场匆匆赶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就他在本次会议上即将提交的提案内容，与提供智囊服务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再次交流。

　　政协委员精修提案

　　万捷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会员。在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他所提提案的题目是《科学规划垃圾焚烧设施，开展源头减量》。今年，他再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垃圾分类回收。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阿拉善SEE协会联系国内多家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征集环保NGO对全国“两会”的建议，通过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会员反映给决策部门。在讨论中，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焦点放在垃圾分类上。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协会，协会除自身开展环境治理外，还为国内环保NGO开展环保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10年，协会拨款80万元，用于资助环保NGO在北京和台湾台北开展城市垃圾现状调研。

　　有了这些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数据统计，自然之友、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市民黄小山建议，垃圾减量应以社区为突破口，以重点城市试点的方式，切实推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一建议得到万捷的青睐。

　　为了让这一建议更趋完善、更具可操作性，万捷与环保NGO进行了多次交流与讨论。

　　由于我国生活垃圾前端的分类减量目前还停留在宣传倡导阶段，居民垃圾分类生活习惯的培养显得至关重要。

　　因此，万捷在提案中建议，由住建部、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管理规定和相应鼓励政策，首先在北京、深圳、杭州、广州等条件成熟的城市进行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大中型城市，完成以社区为单位的垃圾源头分类减量，通过社区“预处理”减少垃圾含水量，实现更为精细的分类回收，提高后续处理中的资源回收率，降低运输和末端处置成本，5年内达到城市生活垃圾不低于30％的减量率。

　　公众建议触发灵感

　　万捷在提案中建议，由城建规划部门制定居民小区建设配套标准，规定所有新建小区均需按照每3000户至少20平方米配套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直接回收居民分类后的垃圾；并配备相应设备，完成社区厨余垃圾初步减量(例如脱水等预处理)、有害垃圾分离、其他垃圾精细分类的职能。建设费用由开发商承担，运营费用计入物业管理费统一收取。

　　万捷所提建议的灵感，来源于北京阿苏卫居民、网名“驴屎蛋”的黄小山设计的“绿房子”方案。

　　就在同一天下午，黄小山在环保NGO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向关心垃圾分类的公众讲解了“绿房子”方案，为推广垃圾分类宣传造势。

　　2009年，黄小山参与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反建活动；2010年初，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市民代表，黄小山与政府官员一起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黄小山与政府、媒体、环保NGO、垃圾研究专家和相关废弃物处理企业积极探讨垃圾围城出路。2011年初，他提出了自己对城市垃圾处理解决方案的“绿房子”工程。

　　目前，在北京市的垃圾收运、处理体制中，缺少一个独立的、有序的、有明确目的性的环保型资源回收体系，极大地挫伤了公众对垃圾分类回收的积极性。

　　因此，黄小山在“绿房子”方案中，将垃圾减量化的重点放在垃圾处理的前段——社区，通过在社区进行“预处理”，减少生活垃圾量。

　　“绿房子”方案建议，在居民家门口设立一个全覆盖的、全系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平台，集垃圾分类收集、废品收购、厨余垃圾脱水并油水分离等功能于一身。

　　“该回收的回收，该循环利用的循环利用。”黄小山说，“绿房子”的建立能让居民更容易、更便捷地分类，对垃圾进行干湿分类，后续的细分类则交给“绿房子”解决。

　　激励措施很关键

　　长期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桶分开设置的尝试，最终因为混合运输而未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垃圾资源回收体系也处于混乱状态。

　　万捷认为，由市政管委系统出台有效措施，要求各类社区居民将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最初的严格分类，环卫部门配备厨余垃圾专用运输车辆，与“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对接，市政管理部门也可引进先进的厨余资源化处理技术和设备，对城市厨余垃圾进行统一的资源化处理。

　　万捷建议，在“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建设和运营中，引入商业机制，鼓励民间投资，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打通资源化回收处理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对现有小区的调研，出台具体标准，凡条件具备的小区必须提供建设“社区垃圾分类回收站”的场地，鼓励民间资本进行投资建设；不具备条件的小区或商业社区可盘活现有市政管理的“垃圾楼”实现这一功能。

　　台湾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理事、自然之友城市固废项目组的志愿者赖伟杰对大陆垃圾分类政策制定提出了建议。他介绍，台湾生产厂家在产品出厂前必须预先拿出“处理费”，由政府成立回收基金，采用奖励补贴的方式，推动资源回收处理体系的建设。民间资本运营回收企业或负责城市垃圾清运部门都可通过垃圾减量获得奖励。

　　赖伟杰认为，城市垃圾处理如果向民间资本开放，可能存在很大的利益蛋糕分配问题，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经验，用明确的制度对民间资本运营回收企业进行规范。

　　谈到垃圾分类的政策设计，万捷认为，政府可以借鉴“限塑令”和台湾垃圾分类做法，将垃圾分类与公众利益结合起来，采用征收垃圾处理费或者排污费的方式，激励公众开展垃圾分类。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毛达认为，“限塑令”规定了塑料袋收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众承担环保责任的意识，但相关部门无法系统说明限塑具体为环境改善带来的益处。所以，政府在出台垃圾分类政策后，要定期回顾政策效果，对分类处理所减少垃圾量进行正确估算，从经济层面说清楚垃圾分类后公众所负担垃圾处理成本的变化情况。

　　在“绿房子”方案中，黄小山也设计了对进行垃圾分类居民的奖励措施，在垃圾袋上贴上门牌号码，监督居民分类。同时，让居民持有“绿房子”磁卡，一些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的废品交过去，钱直接刷到磁卡里，居民可用磁卡到一些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

　　到底采取何种方式对居民进行激励，很多热心环保的公众有自己的看法，居民黄世平认为，社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可以对“绿房子”所收集的再生资源进行变卖，所得资金作为社区环保基金，用于开展社区环保活动，也可通过定期摇奖的方式，将利益反馈给居民。

全国人大代表陈勇认为

垃圾分类是系统工程

　　中国环境报记者文雯北京报道“垃圾问题靠分类和罚款等简单措施是解决不了的，它是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科学院院长陈勇认为，垃圾分类是必须的，具体如何操作需要认真规划。

　　现在很多城市都分设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个垃圾桶，但是分类效果并不明显。很多市民至今都分不清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的区别。北京2010年制定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其中包含居民不按规定进行垃圾分类将被罚款的规定。这一条款引发公众热议，市民、网民普遍表示反对。今年3月1日，北京市法制部门向媒体通报，称已经采纳相关意见，“垃圾不分类将罚款”的条款已删除。

　　陈勇认为，垃圾分类难以实施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没有细致的规划，没有指明发展方向。他指出，“在实施垃圾分类的时候，政府应该有系统的想法，不能为分类而分类，强迫居民去执行。”

　　“垃圾分类单靠居民自觉或立法处罚都很难操作。目前，国外有成熟的垃圾分选技术，精确到可以把纸张分成几类。”陈勇说，垃圾分类设备只是一个解决途径，但是不能单纯依靠设备。“如果城市建设中能把垃圾处理作为一个系统考虑，我们离解决垃圾围城的困扰也就不远了。”

全国人大代表张世平建议

奖励措施要跟上

　　中国环境报记者文雯北京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世平建议，应该采取措施鼓励报纸回收，提高资源回收再利用效率。

　　我国新闻纸需求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年消费量为240万～250万吨。而我国每年大约要产生1400万吨废纸，回收利用率仅占30％左右。

　　“我们专门针对报纸回收分类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很多回收回来的报纸都与其他纸张混合在一起，造成资源极大的浪费。”张世平介绍说，国外的废旧报纸都单独回收，回收利用效率较高。

　　张世平建议，可以采用“回收旧报纸送新报”的方式来鼓励报纸回收。“比如，一年365天，只要提供300天的旧报纸，我们就赠送下一年的新报纸。”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雁呼吁

尽快立法明确责任

　　中国环境报记者刘晓星北京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戴晓雁呼吁，国家应该为垃圾分类处理立法。戴晓雁委员是九三学社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委主委、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城镇中，垃圾桶装和袋装收运造成的城市二次污染非常严重。

　　戴晓雁建议，国家应对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立法，制定《生活垃圾细化分类收集利用实施办法》，明确各级政府及城乡居民在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包括确定垃圾分类标准、垃圾收费标准、收费方式、禁止无分类标识的垃圾流通等。同时制定有利于废品回收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业已存在的废品回收及利用市场加以积极的引导和规范。

戴晓雁认为，市民也应为自己产生的垃圾付费，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同时依法向市民征收合理的垃圾税费，切实解决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处置的经费问题。

11、官员称中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人为污染是主要隐患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1年03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101100.html

中新网3月9日电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今日表示，食品安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零风险”。中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添加泛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官员称中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人为污染是主要隐患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6位政协委员就社会事业投入、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创新社会管理等作大会发言。

　　刘佩智指出，中国人讲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六件与吃有关。由温饱及小康，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2011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近七成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

　　刘佩智说，食品安全是个全球性的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存在“零风险”，如美国曾有鸡蛋沙门氏菌事件、日本曾有毒牛奶事件、欧洲曾有疯牛病事件、近期德国又发生二恶英事件，等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暴露的问题集中在微生物、物理和化学危害，而中国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是人为污染和“添加泛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是其中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是食品产业发展方式落后，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不高，生产源头分散，政府监管难。

　　刘佩智称，中国食品生产加工单位44.8万家，其中80%为10人以下的小企业、小作坊；食品经营主体约323万家，有证餐饮单位约210万家，无证照的小作坊、小摊贩和小餐饮更是难以计数。农业生产更为分散，种植养殖环节还主要依靠2亿多农民散户生产，食品安全监管对象点多面广，小、散、乱的特点突出。

　　刘佩智指出，以屠宰场为例，美国全国整合为13个公司6200家工厂，任何一家工厂出现问题，监管部门就处罚总公司，这一做法几乎断绝了这些公司违法经营、短期图利的可能。美国的FDA(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监管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仅5万多家，管理相对就比较容易。这是美国食品安全水平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佩智说，三聚氰胺事件是食品产业落后生产发展方式的客观反映。事件发生时，全国有乳制品生产企业1500多家、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40多家、奶站20393个，奶牛规模化养殖率仅19.8%，市场集中度过低。企业缺乏规模直接导致恶性竞争，忽视奶源基地建设，促发奶源大战，给部分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违法在原料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不仅损害公众的健康，而且影响整个乳品行业及中国食品的声誉，将市场份额拱手让给国外品牌。

　　刘佩智称，据统计，三鹿事件后的2009年，中国乳制品进口由12.06万吨猛增到59.7万吨，同比增长70.1%；高端婴幼儿进口奶粉所占份额接近90%。现在市场上，国产品牌婴幼儿奶粉几乎无人问津，而国外品牌价格普通百姓难以企及。

12、官员称食品安全信息应透明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1年03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101503.html

　　中新网3月9日电 “食品安全工程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产业界、各级政府、行业协会、消费者和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各界应当共同努力，切实履职尽责，确保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今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作出上述表示。

　　刘佩智说，保障食品安全，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要一手抓执法监管，依法惩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一手抓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推进食品工业规模化、标准化、现代化生产。

　　刘佩智建议：一、强化源头管控，奠定安全基础。安全、放心的食品是种出来、生产加工出来的，不是监管、检测出来的。要逐项落实食品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输、销售、消费等过程中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对“农田到餐桌”各环节食品安全实施严格管控，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全隐患，奠定食品安全基础。

　　二、落实产业政策，转变发展方式。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制定中国食品产业规划，调整食品产业结构，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加快食品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生产。严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准入制度，提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素质，落实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

　　三、完善体制机制，整合监管机构。尽快完善《食品安全法》相关配套法规规章，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力度，有效解决政出多门、职责不清和相互推诿的分段监管弊端，整合监管机构，消除管控死角，实现无缝对接。加快食品安全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尽快形成上下联动的监管体制机制，全面提高监管效能。

四、助推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和谐。食品安全事关众生，食品安全信息应当客观真实、透明公开、接受社会方方面面的监督，保障公众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3、进入事故高发期：如何防范环境风险？

来源：人民网 2011年03月09日文雯

http://env.people.com.cn/GB/14100683.html

　　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严峻，新老环境问题交织，防范环境风险的任务十分艰巨。“十二五”期间，我国如何应对环境风险问题？在今年“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都对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环境风险管理关乎民生

　　“政府必须提高对环境风险的认识，更重视环境风险管理工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告诉记者，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对环境风险认识不足。

　　“环境风险管理是关乎民生的大事。”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院总工程师包景岭说，环境风险管理不单单是企业的责任，政府必须担负起环境风险管理的重任。

　　“我国已经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从源头防范污染事件发生，已经刻不容缓。”孟伟指出，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是“十二五”时期各地方政府的“必修课”。

　　“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向人体转移的高发期。”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指出，“‘十二五’期间，如果不采取环境风险管理措施，30年后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强调:“环境风险管理不仅关系到环境安全，更是保证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定幸福的底线。因此，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必须常态性地抓，防止事故演变成事件。”

　　环境风险管理需立法标准先行

　　“迄今为止环境风险管理尚未列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未形成完备的管理制度。”孟伟对此感到忧虑。

　　“‘十二五’期间，应该尽快将环境风险管理纳入到《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中，制订环境风险评估标准，让环境风险管理有法可依。”吕忠梅介绍说，目前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形成了完整的环境风险管理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化学品生产、使用、消费、流通等全过程管理的法律法规。”孟伟指出，“今年，《环境保护法》的修订工作已经进入议事日程，这是进一步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法律责任的重要保障。”

　　建立科学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吕忠梅指出，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对环境风险进行科学评估，选择更佳、更可行、更安全、更简单的方式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

　　吕忠梅认为，为了避免环境污染而一味抵制经济发展也是不可取的。环境风险管理要选择一个平衡点，如何既保证发展，也不会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产生危害？这就需要科学的调研和评估做基础。

　　张全指出，政府必须及时公开环境风险信息。吕忠梅也表示:“政府不仅要告诉公众这个工厂会产生哪些污染物，更重要的是应该告诉公众如何应对这些污染物。”

　　孟伟建议，各级政府应建立专业的环境应急救援队伍，有针对性地建立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专项资金。有关部门还应该选择有代表性的流域或区域，开展环境风险管理的试点和示范，实现从管理对象、监测预警、评价体系到综合决策的创新，探索环境风险管理的运行机制和体制。

14、环境税征收，是否时机已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3-9周小苑杨弘杨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homenews/201103/57315.html

　　五年前，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首次写入“十一五”规划纲要；五年过去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标超额完成，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2.45%、14.29%，节能减排工作成绩斐然。

　　站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至此，争论已久的环境税征收问题，再次成为今年两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环境税是否能真正抑制环境污染？目前环境税出台时机是否成熟？“十二五”规划环保目标的提出，又一次将环境税的征收问题推进了公众视野。

　　“十二五”期间征收环境税成定局

　　环境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般是指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种的总称，发达国家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已普遍开征环境税。瑞典1991年开征硫税后，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1.9万吨，挪威的二氧化碳税使一些工厂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1%，节能减排效果显著，这也让许多人对我国环境税的开征寄予厚望。

　　环境税的改革在两会前已初见端倪，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拟定的环境税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湖南、湖北两省已经递交环境税试点申请。环境税决策研究小组成员许文博士认为，执行了3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由于缺乏税收征管法的强制力保障等，也让环境税开征成为当务之急。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新增了非化石能源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多个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对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正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用“紧锣密鼓”来形容，已将环境税放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如此看来，环境税的开征已经“箭在弦上”。

　　向环境经济政策转变的必由之路

　　“十一五”期间，我国虽然综合运用了多种环境治理手段，但依然以行政手段为主，不仅行政成本高，执行效果稳定性也不好。许文认为，由于缺乏税收征管法的强制力保障，排污收费执法刚性不足、政府和部门掣肘，影响了其调控效果。

　　2006年召开的第六次环保大会上，温家宝总理首次提出环保要实现“三个转变”，其中之一就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此后，环境税——这一治理环境的重要经济政策手段逐渐被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环境税虽然是单一税种，但是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日趋成熟，我们需要转变环境保护的观念。”武汉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教研室主任张炳淳表示，市场机制强调GDP的增长，但是GDP的增长无法衡量企业生产的成本，征收环境税就是要把环境成本内化到经济成本中去，将政府管制、市场诱导、公众参与三者结合起来，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来拉动环境保护的“马车”，这样环境保护的效果才能更好。

　　环境税征收的作用志在长远

　　对于酝酿征收中的环境税，人民网的问卷调查显示，近半数人表示支持，认为这将有利于环境保护；同时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心：征收环境税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

　　“环境税不是雪上加霜”，潘岳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表示对于环境税“大家有些误解”，“环境税不是负担上的又一个负担，而是新桃换旧符，是对过去的各项环境收费的更好规范。”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也表示，开征初期税率不会高，对企业的影响相当有限。

“费改税”是我国费税体制的发展趋势，征收环境税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在于长远。张炳淳认为，从长远来看，提高税负对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行业一定会形成压力和刺激，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为更好地发挥环境税在遏制污染上的作用，既需要环保税制度的合理设计，也需要多种环境政策手段协同作战。同时，严格的排放标准，环保部门强有力的监管，都成为保障环境税起效的重要环节。（周小苑杨弘杨李杨）

15、发改委报告称我国1/4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3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094388.html

　　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即将绘就中国“十二五”发展蓝图。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我国发展中面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十个主要问题，包括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等。这些难题亟待破解。

　　资源环境约束强化：1/4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

　　随着经济总量扩大，我国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战略性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低效益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带来水质、大气、土壤等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

　　国家发改委相关报告称，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衡。我国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储量和开采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5年和30年。延续当前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5%。目前常规能源和重要资源进入高价时代已不可避免，我国能源需求总量快速增长的局面难以根本改变，决定了我国能源资源约束将日益增强。我国70%多的国土不适宜和较不适宜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的开发利用，土地等稀缺资源的约束也将强化。

　　我国生态环境非常脆弱，森林覆盖率只有18.21%，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全国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国26%的地表水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东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功能严重退化。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环境污染严重，人民面临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1/4的居民没有清洁饮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浊的空气，经过环保处理的垃圾不到20%，大量人口暴露在严重污染的大气、水体和土壤环境中”。近几年我国重特大自然灾害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生态环境不仅影响到发展，而且威胁到人民生存。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撰文表示，“过去讲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国情，现在讲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因此呼吁，必须树立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全力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十二五”为数不多的约束性指标中，预计包括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投资消费关系失衡：居民消费率8年降低11.1个百分点

　　居民“没钱可花”“有钱不敢花”和“有钱不好花”同时并存，支付能力不足与消费意愿不足同时并存，有效需求不足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并存，成为制约我国内需驱动型增长和经济长期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说，2000年-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1.4个百分点。1978年-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了9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9.2%，相对于期间G D P累计增长14倍和年均增长9.8%，消费增长明显偏慢。

　　我国居民消费不足、储蓄率偏高，存在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低、城市化质量不高、政府转变职能不到位和公共服务不足、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低。

　　由于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投资拉动。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3。当世界经济动荡、外需萎缩时，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凸显、投资效益下降、金融系统潜在风险加大等问题难以避免。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邵善波表示，坚持扩大内需已成为“十二五”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要实现国家提出的“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标，关键要解决一系列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要着力解决好提高居民收入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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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环境公益诉讼期待法律突围

来源: 时代商报2011-03-09 ◎陈英凤

http://news.lnd.com.cn/htm/2011-03/09/content_1745607.htm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知名律师刘红宇说，随着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要，相应的法律却存在明显缺陷，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将其纳入民事诉讼法的范畴。（3月8日新华社）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环保领域存在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环境污染现象和事件日益增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虽然社会公共利益遭到严重损害，却普遍存在无人起诉、无人去追究责任的问题，致使于环境染污者逃脱了应有的法律制裁，国家和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缺少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制度层面存在着起诉主体缺位的尴尬，致使环境损害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预防和纠正，这极为不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我们知道，环境不法行为往往侵害或危及到的是社会的公共权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私人的利益。比如，向天空大量排放有毒有害气体，它损害的是整个人类生存的环境，却并没有针对具体的人和事。而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才能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就在法律上给公民提起环境诉讼带来了重重困难。一些公民出于保护环境的公益目的，对影响和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但多以败诉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在环境保护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赋予特定国家部门和公益社会团体，代表国家和公众利益，对污染破坏环境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和资格，以维护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环境公益，可谓十分必要。

　　事实上，在环保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已成为惯例，如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都建立了该制度。美国早在1970年将公益诉讼类型引入环境领域，目前此制度在美国的多项环境法律中均作了规定。该制度的设立使环保主义者在法院的帮助下，拥有了能与大企业和政府相抗衡的保障。该制度的设立，使公众可以对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更好地保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同时，由于有了这方面的规定，社会团体及个人可以较主动的执法，企业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以避免环境纠纷的发生。

虽然此前我国山东、四川等地检察机关也曾提起过环境公益诉讼的个案，也都产生了良好法律和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法律制度层面的缺位，目前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仍然举步难艰。因此，我们期待，有关部门能认真考虑刘红宇的建议，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为建设美好家园尽最大努力。

17、羊城晚报：治理拉闸限电，重点在于改革考核方法

来源：《羊城晚报》2011年03月09日梁江涛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4097552.html

　6日下午，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称，一些地方为了完成“十一五”的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等措施是不妥当的。他表示，向社会作出检讨，“十二五”期间将避免拉闸限电这样的现象。（3月7日《中国青年报》）

　　曾几何时，拉闸限电这一“艰难的决定”在不同地区以不同的方式相继上演。河北安平每供电50个小时停电22个小时；山西省晋城市生活用电1个月被停14天；安徽省全椒县拉闸限电，医院做手术要靠发电机；河北省枣强县“无差别限电”，每天供电4个小时；河南省林州市5000户居民失去过冬的热源……拉闸限电影响了民众正常生活，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发改委指标设计与考核不科学、不严谨；指导、发现和制止不及时，应该承担责任。张平为此检讨，折射出主动担责的从政道德。

　　检讨之后更需见行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新增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多个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而原有的主要污染排放指标则更加细化，更加刚性，约束更多，保障手段也将多元化。这就需要作为具体负责减排工作的发改委汲取以往教训，及早研究相应的督查考核办法，创新制度与机制，未雨绸缪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对策”，尤其是在反思拉闸限电之痛中祭出新政。对阶段性节能减排指标的考核，不能只看单纯的数字，不搞“一刀切”的公式化考核，而要更多地监督进程，分类采取有针对性、可操作的方法考核；改革传统考评方式，加大对政府的综合考核力度，动员全社会参与对节能减排的监督，也可尝试委托第三方进行评价。

凡是出现拉闸限电的地方，几乎都是“好日子先过”。为突击完成“十一五”指标，不得不急时抱佛脚，所谓“非常之时采取非常之举”。在“十二五”期间，要防止再出现这种急赶指标的现象，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强化对所有任务单位的常态化督查，监督其将指标细化分解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的每一天，并定期检查其动态落实情况，必要时采取现代化的监控手段，建立“瞭望哨”倒逼其严格按照时序进度落实指标，防止弄虚作假，搞年终突击，甚至以牺牲民众生活的代价来为政绩埋单的怪象。更需明确责任，凡是发现以拉闸限电搞突击来完成任务的，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对此，发改委应抓紧好好研究，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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