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七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2010年，有36家国内环保组织为促进IT产业解决污染问题，与29个IT品牌进行多轮沟通。其中，《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四期)苹果特刊》，对苹果的供应链职业安全、供应链环境保护、供应链员工权益和尊严提出质疑，敦促苹果公司公布供应链信息，对苏州联建科技公司和运恒五金公司员工的正己烷中毒做出回应。

　　此前，苹果公司一直采取回避策略。

　　表态

　　苹果承认有“毒”

　　2月15日，苹果公司公布了2010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首次做出回应。

　　这份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长达25页，专门用一章对于正己烷的使用进行说明：“2010年，我们了解到，在苹果公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即联建科技)，有137名工人因暴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利影响……我们要求胜华科技停止使用正己烷，并提供证据证明已经将该化学品从生产线上撤下。还要求他们修复通风系统。自采取上述措施以来，再无工人因化学品暴露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苹果公司表示，已查实所有受到影响的员工均已成功得到治疗，“我们会继续检查工人们的病历，直到他们完全康复。胜华电子已按照中国法律的要求为患病工人和康复期的工人支付了医药费和伙食费，补发了工资。137名工人中的大部分已经返回该工厂工作。”

　　进展

　　部分员工被迫离职

　　然而记者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与苹果报告仍有出入。137名工人中，部分员工正在遭受被迫离职的压力。

　　记者昨晚电话采访了联建科技受害员工贾景川和胡志勇。贾景川介绍说，2月11日中午11时，他接到公司专门负责联建中毒员工主管的电话，得知鉴定结果已经下来了，职业病九级。但与此同时，该主管问他什么时间离职，因为“不离职得不到公司的赔偿”。贾景川2007年5月进入联建科技，2009年8月查出正己烷中毒入住苏州市五院治疗。出院至今，手脚出汗、麻木，晚上腿痛、抽筋等症状仍在出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不得清退受害员工。贾景川坚持要在公司继续工作：“我害怕我的病情继续恶化，如果现在离开公司，自己的身体健康得不到任何保障。”胡志勇则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他也表示，此前公司给予一些治疗，认为他已经治愈，但他并不想离职。他也坦诚，目前公司工作环境有所改善，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可到屋外通风休息。

　　晨报记者吴亭

　　■相关链接

　　何为正己烷

正己烷是一种用于清洁某些制造工序使用的零部件的化学品，挥发快，因此有供货商让员工使用它来清洁苹果产品上的苹果标志。但是这种化学品具有较强的毒性。

2、诱惑下的“毒苹果”

来源: 时代周报 2011-02-17

http://biz.cb.com.cn/12716612/20110217/185451.html

贾景川的生活离不开“苹果”，不同的是，这个品牌带给他的并非愉快的回忆。假如没有那起中毒事件，或许26岁的贾景川仍是身体健壮的年轻小伙。因为害怕腿受凉，他用厚厚的羽绒服和羽绒裤把自己包裹起来。如今的他，身体状况如同“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作为一个“职业果粉”，马伊路每一天的生活以“苹果”开始，以“苹果”结束。

　　1月20日，在iPhone闹钟的呼唤下他醒来，睡眼惺忪地让iPhone和iPad更新软件，进卫生间洗漱，出来后靠在沙发上，边喝牛奶边用iPad阅读新闻。

　　马伊路当然选择第一时间阅读苹果公司的相关信息，这段时间苹果老板乔布斯的病情让他比较担忧。他把新闻一行行下拉，直到《中国环保组织声讨苹果》的标题映入眼帘。

　　这一天，共有36家中国环保组织联名发布报告，指责苹果公司未能解决其设备零部件供应工厂污染和工人健康问题。

　　苹果有“毒”?马伊路一时间接受不了。

　　中毒工人

　　与马伊路相似，贾景川的生活同样离不开“苹果”，不同的是，这个品牌带给他的并非愉快的回忆。

　　假如没有那起中毒事件，或许26岁的山东人贾景川仍是身体健壮的年轻小伙。因为害怕腿受凉，他用厚厚的羽绒服和羽绒裤把自己包裹起来，而患病之前的他，冬天根本不用穿这么多。如今的他，身体状况如同“五六十岁的老年人”。

　　贾景川是苏州联建科技公司维修部的员工，大专毕业后经同学介绍从青岛到苏州打工。在这家公司，他拿的薪酬并不算少—有三千元左右，但每月都得加班接近120个小时，没有周末和节日。

　　在此前，据多份公开材料显示，这家公司是苹果公司触摸屏的重要供应商。

　　联建科技原本使用酒精擦拭显示屏，但是，2008年8月开始，公司突然要求员工用正己烷取代此前使用的酒精、丙酮、异丙醇，让员工们擦拭手机显示屏。贾景川告诉记者，正己烷挥发速度明显快于酒精，这样就提升了工作效率，而使用正己烷的擦拭效果明显优于酒精，可以大大降低次品率。

　　但相关研究表明，正己烷会导致多发性周围神经病，出现四肢“麻木”等感觉异常，以及感觉障碍和运动障碍。在密闭式、空气流动性差的无尘车间当中，这种“毒剂”的堆积可想而知。

　　“没有什么防护措施，用的手套、口罩是一次性的，质量都是很一般的。而且正己烷这个东西是没什么味道的，看起来跟自来水似的，没什么特别的。但是挥发作用很好。一瓶正己烷倒到地上，不用十几秒钟就全挥发掉了。”贾景川回忆。

　　事件发生后，当地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对生产现场的空气进行抽样检测，发现挥发性极强的“正己烷”在空气中大量堆积，严重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员工们在没有有效防护的情况下工作，时间一长，整个车间内的许多员工就慢性中毒了。

　　2009年4份开始，贾景川慢慢出现中毒症状，先是人感觉没有力气，走着走着就觉得脚麻，不听使唤，进而晚上睡觉老抽筋，根本睡不着。

　　而直到相关部门进行调查，2009年8月，联建公司才禁用正己烷—至此已使用了整整一年。

　　同年8月，贾景川住入医院，直到2010年6月份才出院，但症状却没有得到减轻，一到冷天就感觉关节及小腿肚酸痛。

　　从2009年8月份开始，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陆续收治了49名联建科技有限公司的患病员工。而根据医院检验报告和医生的诊断，这些患病员工的上下肢周围神经受到了损害，发生了病变，从而导致肢体周围神经的传导速度变慢，四肢瘫软、乏力。医生给的结论是上下肢周围神经源性损害。而在联建公司的几个园区里，共计137名员工卷入这起中毒事件中。

　　出院之后，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不得清退受害员工。而联建科技负责人坚持“不离职得不到公司的赔偿”。大部分员工治愈后回到车间工作，少部分员工在签订苛刻的免责协议后离职，根据伤残等级的不同，他们将获得8万至14万不等的赔偿金作为终身补偿。

　　贾景川因神经性损伤被鉴定为10级伤残，但他对于自己的伤残等级评定仍感不满—10级和9级，赔偿金相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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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一五"我国污染减排成效显著 绿色发展动力强

来源：新华社 2011年02月17日　　

http://www.gov.cn/jrzg/2011-02/17/content_1805031.htm

新华社北京２月１７日电(记者吴晶晶)煤炭大省山西，长期背负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黑色印记。“十一五”期间，山西打响了污染减排攻坚战，先后对１７个市县实施区域限批，否决重污染项目７００余个，并对１２３６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和１６０６套设施实施了环境污染末位淘汰。５年来，山西环境质量明显提高，开始走上一条绿色发展的道路。

山西的转变是一个缩影。“十一五”时期，在主要污染物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倒逼”之下，各地纷纷实施严格的环保问责奖惩制、区域限批、环境污染末位淘汰制等措施，污染减排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成为各地绿色发展的“助推器”。

“通过强化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措施，我国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协同的污染减排工作模式，成效显著。环境保护主动参与国家宏观调控，优化经济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明显。”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说。

过去的５年中，我国通过政策引导、监管推动等多种方式，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步伐，不断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绿色发展。累计关闭小火电机组７０００多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１．１亿吨、炼钢６８６０万吨、水泥３．３亿吨、焦炭９３００万吨、造纸７２０万吨。

我国还完成了６０余项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订和修订，开展了１０５０项国家环保标准的制订和修订，不断压缩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工艺技术的生存空间。同时，有关部门实施了火电脱硫优惠电价、节能发电调度、污水管网建设以奖代补、政府绿色采购、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加大对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行业的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控力度，迫使落后企业尽快退出市场。

“十一五”时期，我国全面推进战略环评、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环境保护部与湖南、湖北、安徽等８个省（区）签订了部省环保合作协议，推动落实国务院批复的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组织完成了环渤海、海峡西岸、北部湾、成渝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涉及１５个省（区、市）的石化、能源、冶金、装备制造等１０多个重点行业。

“２００６年以来，我们对不符合要求的８１３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不予受理、不予审批或暂缓审批等决定，涉及投资２．９万多亿元，给‘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防火墙’。”周生贤说。

通过结构减排、工程减排、管理减排“多管齐下”，“十一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速和能源消费总量均超过规划预期的情况下，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减排双双超额完成任务。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治污减排的压力还将继续加大。”周生贤指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总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能源资源消耗还要增加，环境容量有限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治污减排指标在增加、潜力在减小，在消化增量的同时，持续削减存量，任务十分艰巨。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已经明确将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和氮氧化物四种主要污染物纳入减排的约束性指标。２０１１年确定的减排任务是四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比２０１０年下降１．５％。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把结构减排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并严格执行造纸、纺织、皮革、化工等行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国家下达的落后产能关停计划。同时继续强化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全面启动县县建设污水处理厂工程，开展农业源污染减排工程建设；继续加强燃煤电厂脱硫，切实加强电厂脱硝，严格控制机动车尾气排放；深入研究城镇污水处理厂脱氮、化工行业氨氮处理等关键技术。

我国还将积极完善有利于减排的政策机制，研究出台非电行业脱硫、火电行业脱硝电价优惠政策，适度提高城镇污水处理收费和排污收费标准，建立企业和地区减排财政补贴激励机制；推进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工作；出台鼓励农业源污染防治的经济政策；在重点区域和城市开展机动车排污费试点。

4、企业严重环境违法将冻结上市环保核查

来源：一财网2011-02-17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81664.html

环保部2月17日下发通知称，对上市环保核查前一年内发生过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各级环保部门应不予受理其核查申请。这一规定将在6个月后开始实施。

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包括发生过重大或特大突发环境事件，未完成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被责令限期治理、限产限排或停产整治，受到环保部或省级环保部门处罚，受到环保部门10万元以上罚款等。

环保部还表示，在核查过程中，公司仍存在违法情形尚未得到改正的，环保部门应退回其核查申请材料，并在6个月内不再受理其上市环保核查申请。这些违法情形包括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三同时”验收制度，违反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有关规定，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未完成因重金属、危险化学品、危险废物污染或因引发群体性环境事件而必须实施的搬迁任务。

《通知》强调，核查过程中，如发现公司存有弄虚作假、故意隐瞒重大违法事实的行为，各级环保部门应及时终止核查，且在1年内不再受理其上市环保核查申请。

5、网友在长江边拍下野生江豚 江面嬉戏时而露头(图)

来源：武汉晚报 2011-02-17

http://gb.cri.cn/27824/2011/02/17/3365s3154795.htm

　　一网友在长江武穴江段边游玩时，突然看到两只疑似江豚的动物，当即拍下。经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鉴定，认定其拍到的确实是野生江豚，这在省内除石首保护区外，实属罕见。

　　2月14日上午，网友“拾光映影”突然看到两个黑黑的“家伙”在江面嬉戏，“偶尔从水里露出水面但时间非常短，并发出很大的呼吸声，像羊叫的声音。”据介绍，当时这两个“黑家伙”附近正好有一艘大船经过。昨日下午，记者将网友拍到的照片(见图)发给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专门从事白鳍豚和江豚保护和研究工作的郝玉江博士，郝博士一看到照片就表示，网友拍到的就是江豚。郝博士说，这些年他们一直在省内长江江段考察野生江豚，除了石首保护区外，5年内没有发现过野生江豚的身影，特别是两只一起出现更是多年罕见。郝博士还称，这两只江豚露出江面，很有可能是经过船只影响了它们正常的生活，它们才不得已露面。（记者赵家新）

　　[新闻链接]

　　江豚少于大熊猫

长江江豚是江豚唯一的淡水亚种，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以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等区域中，在地球生活已有2500万年。2006年，我国联合7个国家调查长江干流江豚，为1200多头，种群数量已经少于大熊猫。目前宜昌到上海水域，野生江豚数量每年下降6.4%，如果不加以保护，估计10多年后，野生江豚将灭绝。

6、山东文登市顶风建高尔夫球场 政府部门一路绿灯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2月1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941570.html

　　山东文登顶风上马高尔夫球场

　　政府部门“一路绿灯”

　　在山东省文登市，一个名为“揽月湖旅游度假村”的建设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这个占地1300亩的项目名为度假村，实质是高尔夫球场。尽管国家早就明确规定停建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但由于当地监管部门对此项目“一路绿灯”，致使这个违规项目得以顶风推进。

　　度假村里建起高尔夫球场

　　“揽月湖旅游度假村”在文登市区东南10公里左右。《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度假村内的高尔夫球场已基本建成。该球场坐落于文登市天福街道办事处南潘家夼村、北潘家夼村等村，部分草坪已铺设完毕，配套建筑物正在施工。

　　“度假村只是一个幌子，高尔夫球场才是真面目。”当地一位人士对记者说，文登市的真正用意并不是借助高尔夫带动旅游，而是打着高尔夫旅游的旗号变相搞房地产开发。

　　在该项目的工程项目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这是一个18洞的高尔夫球场，项目占地约1300亩，业主是文登天福揽月湖国际投资有限公司，2010年7月开工建设，由北京鸿虎高尔夫球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得益于文登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进展非常顺利，再有一年时间就能建成。”

　　据记者了解，文登天福揽月湖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文登市天福实业总公司(出资6000万元)和上海舜龙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出资4000万元)，公司法人代表为毕庶堂，经营项目有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文登市天福实业总公司是该市天福街道办事处河北社区居委会的村级集体企业，其法人代表毕庶堂是河北社区居委会的党总支书记。

　　“由于这个项目违法占地，老百姓一直在举报。”有当地人士告诉记者。

　　政府部门“一路绿灯”

　　早在2004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要求自“通知”印发之日起至有关新的政策规定出台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该文件至今依然有效。

　　“这个高尔夫球场项目有手续。”文登市天福街道办事处主任毕建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

　　然而，时至今日，国家对高尔夫球场项目尚未“解禁”，天福揽月湖高尔夫球场项目是从哪里获得的审批手续呢？

　　在记者的坚持下，天福街道办事处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名为《文登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天福揽月湖旅游度假村项目的核准意见》的文件。该文件显示，这只是一个酒店和商业服务项目，并无任何高尔夫球场项目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违规项目，文登市环保局也为其办理了环评手续。记者获得的《文登市天福实业总公司揽月湖旅游度假村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显示，“此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文登市环保局在审查意见中也认定：“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同意建设”。国家环保部环评司一工作人员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坚决不允许为高尔夫球场项目审批或变相审批环评手续。

　　“高尔夫项目是国土资源部明令禁止的，我们决不会安排供地。揽月湖旅游度假村是旅游项目，不是高尔夫项目，所以我们为其办理了部分土地手续。这个项目周围的1000多亩地是绿化用地。”面对一个已经基本成型的高尔夫球场项目，文登市国土局一位刘姓副局长竟如此表示。

　　文登市发展和改革局、威海市发改委、山东省发改委三级项目审批部门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在文登市范围内，未审批或核准高尔夫球场项目。

　　记者一再要求查阅有关该高尔夫球场项目的审批或核准手续，毕建卫最后承认“该高尔夫球场项目没有任何项目审批手续”，希望记者“多理解，多支持”。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租代征的违规项目，高尔夫球场大部分用地是从南潘家夼村等地租用的，没有合法的土地征用手续。项目动工以来，一直有群众举报。”有知情人向记者如此反映。

　　警惕违法现象成为“潜规则”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文登市采访发现，天福揽月湖高尔夫球场项目是借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实施之机上马的。

　　2010年2月，“年内开工建设揽月湖度假山庄项目”被写入文登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同年3月31日，在天福揽月湖高尔夫球场开工前，文登市一副市长在“2010年城市观点论坛”上对媒体说，“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韩国友人专程乘飞机到文登打高尔夫。”

　　“高尔夫项目上马前，一些部门的相关人员就政策风险问题向市领导表示过担心。市有关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实施区域振兴规划，就要敢于突破禁区，这也不敢干，那也不敢试，区域振兴还不成了一句空话？”文登市一位经济部门的干部对记者说。

　　据这位干部透露，去年年初，文登市曾专门召集市直有关部门开会，就揽月湖高尔夫球场项目风险问题进行评估，最后占主流的意见是：很多地方都在建高尔夫球场，听话的吃亏，不听话的得利，项目先建起来，最多通过缴罚款使项目“既成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表示，高尔夫球场之所以屡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是违规企业跟地方政府利益结合在一起；二是法规制度执行不力，在“法不责众”心理驱使下，一些违法现象成了“潜规则”。

7、“皮革奶”幽灵再现 食品安全风险系统未监测

来源：重庆晨网　2011年02月17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217/n279383963.shtml

　　皮革水解蛋白并非一个新事物，早在2000年就有媒体报道广东省出现了在酱油中添加皮革水解物的现象。与突然冒出来的“三聚氰胺”不一样，在食品中添加皮革水解物曾经有过苗头，遗憾的是，并没有被纳入到食品安全的风险系统监测范畴。

　　我们再一次低估了不法奶商的“智慧”与胆量！

　　4月末，浙江省兰溪市晨园乳业有限公司惊曝“皮革奶”丑闻，三鹿奶粉事件余波未平，晨园又在中国乳业尚未抚平的伤口上粗暴地抹上了一把盐。

　　惊恐的不仅是尚未摆脱信任危机的大小乳企，更有我们这些被“尿素奶”、“糊精奶”、“三聚氰胺奶”、“皮革奶 ”阴影笼罩的消费者，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我们曾担心会不会再次出现“四聚氰胺”、“五聚氰胺”，哪曾想“皮革奶”这么快就粉墨登场。

　　何为“皮革奶”？简单点说，就是用皮革水解蛋白生产出来的乳制品，这是一种类似于三聚氰胺的物质，加入到乳制品中的目的是提高产品蛋白含量。

　　“皮革奶”的毒害就出在这个“皮革水解蛋白”上，它是利用皮革厂制作服装、皮鞋之后剩下的下脚料甚至是动物毛发等物质，经过水解提炼而成的一种粉状物，因其蛋白含量较高，故而被称为“皮革水解蛋白粉”。

　　但问题是，这种皮革水解物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重金属六价铬有毒化合物，因此只能用于生产工业明胶，不能用于加工食用明胶。不法厂商利用这种皮革水解物，加入浓缩鲜奶精、香兰素精和甜味素等物质，经过喷雾改造后生产假冒乳制品。长期食用，重金属有毒化合物将在人体内慢慢累积，最后导致人体中毒，关节疏松肿大，甚至死亡。

　　关于重金属六价铬，早在几年前“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中，就有专业人士怀疑，导致患儿脑水肿、死亡的罪魁祸首并非假奶粉所致的营养不良，而是重金属中毒。不过，此前，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还有一种叫“皮革水解蛋白”的物质。

　　近年来，皮革水解蛋白若隐若现闯进了人们的视野，一些专业人士这才恍然大悟，他们怀疑不法厂商当时就在假奶粉中使用了皮革水解蛋白。

　　经历了“阜阳大头娃娃事件”以及“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一次次受到伤害的我们曾善良地认为，包括晨园在内的所有乳企，这下总算应该产生深刻的危机意识了吧，这下总该以三鹿为鉴，加强行业自律，注重食品质量安全了吧。

　　然而，我们终究又被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的晨园狠狠一击。

　　呜呼，不法厂商道德沦丧、人性泯灭以至如此地步，令人咋舌！

　　就在《新民周刊》刊发此稿之际，奶业又曝“解抗奶”——卫生、农业、工商、质检等六部委突然叫停“无抗奶”，据报，很大程度上是防止企业在牛奶及奶制品中使用“解抗剂”。

　　何谓“解抗剂”？其学名为“β-内酰胺酶”，可以用来分解和掩蔽鲜奶及奶制品中的残存抗生素，使牛奶顺利通过检测，冒充“无抗奶”坑骗消费者。

　　呜呼，中国乳业，想说爱你不容易！

　　“晨园”丑闻

　　三鹿奶粉事件，首先披露内幕的是媒体记者，而非监管部门，这一次，如果不是“深喉”举报，“晨园”的黑幕也不知何时才能揭晓。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感谢这位至今仍未浮出水面的“深喉”，不管他是良心发现的晨园“皮革奶”共犯，还是偶然发现“天机”的晨园员工，或者是晨园负责人事后诬蔑的那位“眼红晨园业绩的同行”。

　　今年2月，国家质检总局食品司接到了一封匿名举报信，信中称，浙江金华晨园乳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添加一种 “皮革水解蛋白粉”的物质，以提高产品蛋白质含量。3月5日，金华市质监局、兰溪市质监局配合浙江省质监局对位于兰溪市赤山湖绿色农庄内的这家乳制品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查获3包20公斤装无标签白色粉末，经浙江省质监局鉴定为皮革水解蛋白粉。

　　3月18日，浙江省质监局抽样检测晨园乳业8个批次的含乳饮料成品、半成品，结果其中3批次成品、2批次半成品含有皮革水解蛋白成分，之后，质监部门根据公司销售出库单紧急展开省内清查、省外协查，在浙江省的嘉善、海宁、龙游、诸暨四地检测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的晨园乳业产品1298箱，并就地封存。此外，晨园乳业还从慈溪、诸暨等地还召回含乳饮料760箱，其中576箱检测出含有皮革水解蛋白。

　　晨园乳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怎样的企业？根据相关部门的信息显示，晨园乳业有限公司2001年7月正式开业，注册资本230万元，2005年3月取得乳制品(巴氏杀菌乳、酸乳)及饮料类(含乳饮料)生产许可证，2007年5月完成换证。

　　不过，据本刊记者调查，该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为“晨园”系列的含乳饮料，至于添加皮革水解蛋白的情况，目前的证据显示，最早可以追溯至2008年10月20日——监管部门从当天生产的含乳饮料中检测出了这种皮革水解物。

　　颇具黑色幽默的是，与三鹿奶粉事件如出一辙，晨园乳业的负责人在事情刚败露时仍然对前来采访的媒体信誓旦旦，矢口否认添加过皮革水解蛋白。对于被举报添加皮革水解蛋白，“晨园”的解释是，该公司日生产能力70吨，年销售额18 20万元，在当地乳品行业中是排得上号的，可能是同行眼红，设计诬陷。

　　为洗清嫌疑，这名负责人还表示，在三聚氰胺事件后，晨园乳业公司吸取同行教训，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购置了目前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FOSS120多功能全自动鲜奶检测设备，加强对鲜奶质量的有效管理。

　　这名负责人掩饰，3月5日，三级质监部门联合突击检查，确有此事，但最终公司停业整顿是因为被发现台账不全等原因，与“皮革奶”无关。

　　拙劣的公关表演最终在铁的事实面前被戳穿，晨园乳业自掘坟墓，被令停产，法定代表人毛建华与另两个相关负责人张兴才、龚卸春也被批准逮捕。

　　晨园乳业不过是一家规模不及百人的小企业，其名气在金华也并非该企业负责人所标榜的那样足以引起同行眼红。不过，就是这样一家此前并无名气的小企业，在金华、浙江乃至全国乳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尤其将金华乳业推向了严峻的考验。

　　金华是我国南方地区为数不多的奶业基地之一，金华市奶牛乳品行业协会会长夏济平谈及晨园“皮革奶”事件很愤怒，他说，晨园只是一个个案，不能代表整个金华的乳企，但“皮革乳”的恶劣行径已经令金华乳业的形象蒙羞。

　　在金华采访期间，不少乳品企业抱怨，三鹿奶粉事件已经令全国乳业包括金华乳业在内遭受重创，晨园事件将他们这些无辜的企业再一次推向被动。夏济平再三强调，“金华奶”是安全的，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金华市佳乐乳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浙江的乳业一半在金华，金华90%在佳乐，晨园只是生产含乳饮料的企业，并不能代表我们乳制品企业。我们佳乐从来都没有添加过皮革水解蛋白！”

　　奶农是乳制品产业链的第一节，晨园事发后，金华的一些奶农也是忧心忡忡——奶贱伤农！

　　奶农马小华说，他这几天把报纸都翻烂了，看到“晨园”两个字就紧张。对于金华奶农来说，三聚氰胺事件后，他们经历了最困难的时期，鲜奶价格一路走低，去年每斤还能卖到1.25元，现在只有1.1元，是历史最低位。“晨园这些人真是作孽啊，这个紧要关头还要来败坏金华奶的名声。”

　　为消除不良影响，防止晨园事件连累金华乳业的复苏，浙江省、金华市质监部门不断强调，到目前为止，在奶粉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粉的企业只有晨园一家。浙江省质监局的相关人员解释，三聚氰胺事件后，质监局等部门加强了对牛奶行业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没想到还是有个别企业主怀着侥幸心理，违法生产，谋取利益。与此同时，浙江省内媒体也不断呼吁外界理性看待晨园事件。

　　不过，屡受伤害的消费者们已成惊弓之鸟，我们不禁要问，“皮革奶”究竟是“晨园”的独家秘方，还是又一个行业潜规则？

　　三鹿奶粉事件被曝光后，该企业一员工说，“三鹿不过是挤破了中国奶粉业内的脓包”，后来各大知名奶制品企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被击倒的事实，也证明此言非虚。

　　一言成谶，晨园或许与三鹿一样，只是为病态的中国乳业提供了又一个样本？

　　并非个案

　　晨园乳业是一个地区性的品牌，其产品主要销往省内，食用过该公司产品的消费者们现在普遍担心，“皮革奶”秘方到底使用了多久？

　　金华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乳企负责人透露，晨园曾经是当地非常重视、扶持的乳企之一，“晨园曾经接待过一批本地的小记者，这些孩子参观晨园后，有很多感慨，我记得一个孩子说，她想不到牛奶生产这么严格、复杂，以后再也不浪费一滴牛奶了。晨园一直在打造自己的企业形象，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丑闻，不知道对这些孩子的心灵会有怎样的伤害。”

　　“皮革奶”曝光后也将金华市、兰溪市两级监管部门推向被动，本刊获悉，早在2007年4月12日，池州市卫生监督所在抽检中发现：该市有一代理商经营的晨园乳业有限公司2007年3月11日生产的“非常晨园”乳酸饮料脂肪含量为0.7g/100ml,蛋白质含量为0.8g/100ml，不符合国家含乳饮料卫生标准中明确规定的指标：脂肪含量不低于1.0g/100ml，蛋白质含量不低于1.0g/100ml。

　　当时，金华市卫生监督所及时在其网站上为晨园公司说话，认为“非常晨园，遭遇‘非常’误会”，指出“按GB1 0789软饮料的分类，非常晨园属于乳酸饮料，其蛋白质含量不低于0.7%即可，因此，符合国家要求。”

　　不到一年后的2008年2月5日，中国食品商务网站《2007年流通领域含乳饮料不合格名单》一栏中，“晨园乳业”又赫然在目，其不合格的产品是酸奶饮料，不合格项目是“标签、蛋白质”。

　　业内人士分析，虽然不知道晨园从何时开始添加皮革水解蛋白，但有一种可能性极大，那就是，晨园乳业被查出蛋白质含量低之后，动了歪脑筋。

　　我们从善意的角度完全能够理解金华不少乳企反对将晨园事件“放大”的苦衷，但遗憾的是，有迹象表明，晨园“皮革奶”的问题，即便在金华只是唯一，但在全国范围，绝非孤案。

　　卫生部公布的消息，目前，皮革水解物已纳入《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 第二批)》中。

　　其实，皮革水解蛋白并非一个新事物，早在2000年就有媒体报道广东省出现了在酱油中添加皮革水解物的现象。与突然冒出来的“三聚氰胺”不一样，在食品中添加皮革水解物曾经有过苗头，遗憾的是，并没有被纳入到食品安全的风险系统监测范畴。

　　早在2004年5月，卫生部就对河北、浙江等地不法企业用皮革废料加工奶粉原料的行为进行过整顿。

　　2005年3月，《新民周刊》记者在接到人称“乳业王大炮”的广东省奶牛乳品行业协会会长王丁棉以及其他一些知情人士的举报后，曾到山东等地调查日趋泛滥的假牛奶现象。

　　当时的调查发现，仅山东一省家庭作坊式的假牛奶企业就至少200多家，这些企业设备相当简陋：一口杀菌池、一个热水炉、一台配料机、一台灌装机，外加两三名工人就可以上马，总投资不过几万元。

　　一名“深喉”当时告诉本刊记者，假牛奶甚至可以与奶牛不发生一点联系，用人造蛋白、自来水，佐以香精等添加剂，按照购买的专业配方，就可以生产出来足以乱真的假牛奶。

　　这个“人造蛋白”就包括皮革水解蛋白，毫不夸张地说，一双皮鞋也可以液化成“奶”，当年“3·15”前后，《新民周刊》刊登了这组《当皮鞋成为牛奶》的封面文章。报道引起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的重视，山东省随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顿，查处了一批违法企业，并问责了一批监管部门官员。

　　半年后，在京郊，又有媒体记者发现“皮革奶”的身影并予以了曝光。时隔4年，“皮革奶”幽灵再现，根据权威部门信息，企业非法使用皮革水解物以提高蛋白质含量，已非浙江晨园乳业一家独有，至少还涉及山东、山西、河北三个省份。

　　3月6日，卫生部网站发布的《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中，将在乳及乳制品生产中，添加皮革水解物、三聚氰胺等非食品用物质及滥用增稠剂、香精、着色剂等违法行为列为工作重点。

　　3月20日，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简称“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在下发的《关于加强对违法使用皮革水解物加工食用明胶、食用蛋白制品整治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山东淄博，山西临汾、大同和河北阜城一带存在违法使用皮革水解物加工成食用明胶、食用蛋白制品的行为，违法行为多发生在小工业明胶生产企业，产品可能销往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据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这种违法行为。

　　“皮革奶”死灰复燃，背后有着怎样的启示？

　　《新民周刊》的调查从晨园“皮革奶”进一步展开。

　　奶粉商曝黑幕

　　现在，请将目光再次聚焦到4年前曾被我们曝光过“皮革奶”的山东。前文已经交代过，该省淄博市3月份被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出，存在违法使用皮革水解物加工成食用明胶、食用蛋白制品的行为。

　　山东凯银乳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贾慧英说，4年前生产假牛奶的企业在当地已经不多了，“受三鹿奶粉事件与金融危机双重打击，大部分企业都坚持不下去，关门了”。

　　作为山东省为数不多的总投资超过2亿元的乳品企业，凯银乳业也处于停产状态。贾慧英说，由于大企业拼命压价，抢占市场，凯银早在2007年就准备放弃乳制品生产，后来好不容易从海外争取到一笔融资，孰料就在签约前，曝出了三鹿奶粉事件，融资泡汤。

　　“三鹿事件对中国乳业打击很大，这一点，你从超市鲜奶销售量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贾慧英说，市场信誉受到冲击，劣币驱逐良币，原本好好的一个市场就这样被乳制品行业自己给破坏了。“机器闲置在厂里，好可惜。”

　　对于一些尚在经营的小企业，贾慧英提醒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她听说有些企业在用奶粉还原生产乳制品、含乳饮料， “原料并不地道，你想，奶粉成本比鲜奶更高，但现在听说反而更低了。我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因此没去核算过，但用正常的思维去想，也能明白了。”

　　陕西省某乳业公司的总经理陈明(化名)也有与贾慧英同样的感触，他说，乳品业这几年从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到三聚氰胺，陆续出了太多问题，把一个原本利国为民的好产业推至了老百姓不能接受、养牛户不能接受、企业不能接受的地步。

　　陈明认为乳品行业存在太多不规范，“几年前，阜阳大头娃娃事件发生时，我曾对同行喊出口号——我们要把奶粉生产成能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去喝的产品。做食品行业实在是隐蔽的东西太多，我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做食品就是做良心的。”

　　虽然丑闻不断、危机不断，但陈明认为，这也客观促使了乳制品行业向健康方向发展，“我做了这么多年，觉得这几年乳制品的质量应该是历史上最好的”。

　　“但仍有个别企业铤而走险！”陈明告诉记者，这几年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价的奶粉、乳制品、含乳饮料，他很奇怪怎么做得出来的，“全国原料奶价格相差不大啊！后来发现原来是加入了三聚氰胺、水解蛋白充当蛋白。”

　　“一些用奶粉做原料的乳制品企业，把关不严，片面追求低价，虽然按照国标检测蛋白指标，但是并不管原料真假的问题，这也支持了掺假行为。”

　　“还有，有些地方没有牛奶资源，却有乳品企业，有些地方资源少，却做成了大企业。”西安市奶牛乳品行业协会秘书长王伟民说，他此前就已经注意到网上有人推销水解蛋白的制造设备、技术，如果不是三聚氰胺的先例，晨园“皮革奶”也不会引起人们如此关注。“你去查一下有些地方有多少奶牛，能产多少奶粉？按照8公斤鲜奶产1公斤奶粉的比例，比如当地有200万吨鲜奶，却能产出50万吨奶粉，就可以查出多少造假成分。”

　　王伟民披露，添加皮革水解蛋白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作坊式小企业，“利润很大，水解蛋白一吨1000多元，糊精粉一吨也就几千元，从利润角度肯定有造假积极性。”他说，按照正规成产流程，一吨奶粉的成本算上鲜奶、人工、水电等等至少2万元，但是用皮革水解蛋白与糊精粉等造假材料生产的假奶粉一吨成本不过四五千元。“这些假奶粉被卖给冷饮、乳制品、含乳饮料加工企业，贻害消费者。”

　　对此，陈明表示，他并不知道水解蛋白粉的售价，但是，一些原料厂奶粉能卖到一万三四千元一吨，“极其不正常！ ”

　　“按照国家食品标签的要求，你添加了什么就必须标明什么，问题是，谁也不告诉谁，第一生产环节为产品达标添加了违禁物品，后面的加工环节同样为达标也在添加违禁物品，有些产品如果有三个加工环节，三个环节都加违禁物品，是不是超标就非常严重了？！”

　　这几年，陈明一直在和造假行为斗争，但是始终斗不过造假企业，以至于一度危及到自己企业的生存。“竞争并不公平，大企业压价，逼得小企业没办法生存，只好想歪脑筋。我本身也是奶粉供应商，我生产一吨奶粉，有些企业可以做到三吨，添加物是比较多的。”

　　陈明觉得很无奈，有一年他在省奶牛乳品行业西会开会，提出有几家大企业在低价收购奶粉，有购假嫌疑。他话刚说完，不到半小时，被他点名的企业公关经理电话就打到会场，“我们只能很尴尬地笑，就在这个会议上，我说，乳业巨头们应该肩负起国民健康的责任！”

　　陈明说，他不敢断言皮革水解蛋白是不是一个行业潜规则，“当初有人说三聚氰胺是行业潜规则，有很多人出来反对，不过，我觉得很有必要曝光这些造假行为，蛋白可以用水解蛋白，脂肪可以加棕榈油……”

　　陈明认为，现在消费者对奶业的信心降至冰点，晨园“皮革奶”事件再一次提醒奶业：已到一损俱损的边缘，一个失去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观的企业、行业，终将自掘坟墓。

　　“王大炮”话对策

　　“糊精奶”、“三聚氰胺奶”、“皮革奶”、“解抗奶”……

　　中国奶怎么了？我们找到了人称“奶业第一大炮”的王丁棉，谁料，刚提到“皮革奶”，他的嗓门就提高了八度，“ 这事我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在乳制品尤其是含乳饮料中，放皮革水解蛋白，又不是今天在金华这个企业才发现的。早在四五年前，我们就已经发现了，当时不也跟你披露过嘛！”

　　“4年后，再次发生这样的丑闻，你一点都不用奇怪，一直有人在用，(曝光)是迟早的事！”王丁棉说，业内针对形形色色的牛奶造假现象一直斗争不断，他唯一觉得惊奇的是，在三鹿奶粉事件后，晨园乳业还斗胆冲红灯，挑战国家法规， “难不成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王丁棉说，从性质上，往乳制品或者含乳饮料中添加皮革水解蛋白与添加三聚氰胺危害性并无差别，“如果添加的量到了一定程度，我看也会出现命案！”

　　他再一次提到阜阳大头娃娃事件，“我们业内很清楚，营养不良不可能导致那么严重的脑水肿问题，我怀疑就是皮革水解蛋白重金属中毒。”

　　“有人专门收集皮革边角料，提炼皮革水解蛋白销售。道理很简单，这样做可以牟取利润，如果成本很高，他会放这些东西吗？”

　　“罪不在水解蛋白，罪在不法厂商。现在如果说水解蛋白都不可以使用，这也是错误的，关键问题在于皮革水解蛋白。“他说，国外也有用新鲜的牛皮、猪皮提炼水解蛋白用作食品添加剂的，但绝对不是我们这样用化工污染过的皮革边角料。

　　王丁棉说，《新民周刊》2005年3月曝光“皮革奶”后，不到半年，这一现象又死灰复燃。他有点困惑的是，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也有媒体甚至一些地区的质监部门问他到底还有别的什么蛋白替代物，“除了三聚氰胺、水解蛋白，还有没有别的，我不敢说，因为各地研发的东西我无法都掌握。不过，我跟媒体还有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提出过要注意皮革水解蛋白，但看来并没有引起重视。”

　　两个星期前，王丁棉出差广东阳江，在市面上发现了内蒙古某厂家的产品，打着“牛初乳”的口号，字体很大，但下方却用很小的字体在不经意的地方写着“含乳饮料”。“220毫升居然卖到8元钱，我看最多成本不过5毛钱，其中盒子就占了3毛钱。我就怀疑这里面有水解蛋白的成分，否则成本不可能那么便宜的。”

　　王丁棉气不打一处来，“这种造假的技术都是专家提供的，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引，农民养牛就算养100年也养不出三聚氰胺！”他说，“皮革奶”也是如此，两年前，有些地方公开叫卖假牛奶配方，“这玩意也有市场行情变化，原来一份配方据说2000元，后来降到800元、500元，有些地方，甚至给个一两万元，可以手把手教你如何造出假牛奶。”

　　“我问你，这样的造假配方，不是专门搞技术研究的，谁能发明？！”王丁棉揭露，“配方购买者又进一步卖给下家，如此，造假技术最终扩散。”

　　有“专家”在晨园“皮革奶”曝光后表示，皮革水解蛋白比三聚氰胺更难检测，王丁棉认为不然，“这是不是在为监管部门推卸责任？直接检测氨基酸，不到两个小时就能检测出来！如果检测六价铬也不是很难！”

　　据介绍，皮革水解蛋白粉检测只需取5ml乳样，加除蛋白试剂5ml混合均匀、过滤、沿滤液试管壁慢慢加入饱和苦味酸溶液约0.6ml形成环状接触面。如果环状接触面清亮，就表明不含皮革水解蛋白；如果环状接触面呈现白色环状，说明乳样含皮革水解蛋白。

　　“问题是，质监部门以前并没有把皮革水解蛋白这一项列入常规检测项目，”王丁棉说，“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个现象存在多年，就一直没有引起重视？非要出了人命或者有人举报，事情闹大了，才能引起重视！”

　　他认为监管部门的工作思路有待改进，目前国内的质检部门大多是一种上级安排、下级执行的自上而下的突击检测，缺乏日常监管。“一头猪，七八个部门管不活，一瓶奶，十几个部门管不了，说的就是这种尴尬。”

　　王丁棉认为，质监部门应该主动出击，去寻找问题，而不是等问题暴露了再去检测。

　　他认为晨园“皮革奶”并非个案，“我非常同情矛盾中的消费者，不喝也不行，喝了又不放心。尽量不要往最坏的角度想，问题毕竟主要还是存在于一些不法的小企业。”

　　王丁棉提醒，含乳饮料因为隐蔽性强，口感强、量大、产品含奶要求成分低，因此使用水解蛋白的可能性更高。

　　54岁的王丁棉多年来一直在揭露奶业的各种不正常现象，2005年，他曾揭露过在乳制品、含乳饮料中添加甘胺酸的问题。甘胺酸分为四类：医疗级、食品级、饲料级、农药级，其产品要求依次下降，后两种绝对不能用于食品生产。王丁棉说，当时国内还没有一家达到医疗、食品级甘胺酸生产要求的厂家，所需的医疗、食品级甘胺酸全部依赖进口。

　　但当年，王丁棉从河北20多家生产饲料级、农药级甘胺酸的企业了解到，他们的买家很多都是做食品的，其中一家甘胺酸厂反映，他们一年中接待了七八家广东企业。这家甘胺酸厂担心出事，托人找到王丁棉，希望他能够阻止广东的买家非法使用甘胺酸，以免出人命。

　　王丁棉将此事告知媒体，后来，国家工商总局联合质检部门检查，“在全国发现38家非法使用甘胺酸的企业，广东就有六七家。”

　　他不敢肯定甘胺酸问题现在有没有死灰复燃，“我们冒着一定的危险去揭露造假问题，但换来的只是暂时的稳定，捅出去，当地会重视，但一阵风，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

　　今年6月1日，《食品安全法》将正式施行，对食品添加剂有了明确要求，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后，方可列入允许使用范围，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晨园事发后，金华质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举一反三，特别要加强对牛奶加工企业的企业主的诚信、法律、道德等方面意识的教育。

　　不过，王丁棉相信，靠高估厂家的道德感和自觉性，带不来食品安全的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绘资本逐利时曾说，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缺乏监管的自律是行不通的，关键还是要看法规能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

8、环保人士呼吁中国移动找回“绿箱子”

来源:搜狐绿色 2011年02月17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217/n279386431.shtml

今天早上，在金融街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上班的工作人员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元宵节问候。六个打扮成箱子模样的绿人举着“寻物启事”的大牌子，在公司门口的大街上，向过往的中国移动员工派发一张寻找“移动绿箱子”的“元宵贺卡”。活动持续了一个小时，共向移动员工派发出大约500张“贺卡”。据活动组织者介绍，这个旨在寻回“移动绿箱子”的活动是在向移动公司提出倡议，希望移动能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为消费者提供废弃手机和配件回收的服务。

　　“绿箱子环保计划”是移动公司在2005年推出的一个回收废弃手机的活动。过去几年间，移动公司对“绿箱子”的数次大规模公关宣传曾经为自己带来很大的社会声誉。遗憾的是，“绿箱子环保计划”并没能从公关活动转变为实际有效持久的废旧手机回收平台。据活动组织者在北京、昆明、福州等地移动营业厅的实地走访，和与移动公司内部人士的确认，“绿箱子环保计划”虽然没有被移动公司正式取消，但在操作中早已是名存实亡了。移动公司与原负责处理所其回收废弃手机的专业机构的合作也已经终止。

　　据易观国际的数据显示，仅2010年上半年，中国手机市场销量规模就达到了11418.7万部，相当于全国13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买新手机。手机的消费周期大概是2~3年，一些追求潮流的人士更是年年换机。随着新手机的销量节节攀升，数量庞大的废弃手机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不仅在手机的零部件和电池中含有大量有毒重金属与化学物质，正规回收渠道的缺乏，使大量废旧手机流入到城乡结合部由工人们用原始的方式进行手工拆解、酸洗和焚烧，造成更严重的二次污染。

　　今年1月1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开始实施，并明确要求“对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实行多渠道回收”。中国移动的“绿箱子环保计划”作为正规回收渠道的一种，本可以为防治废弃手机的污染作出很大的贡献。倡议活动的组织者表示，“电子废物的污染正在迅速向我们迫近，希望移动公司不要在这个时候退出舞台。作为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移动公司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提高手机用户的环保意识，减少废旧手机在处理中的二次污染。”倡议活动的组织者还表示，他们不仅仅希望移动公司能够恢复“绿箱子环保计划”，他们还将为推动其他运营商和所有的手机生产厂商建立正规回收渠道持续地作出努力。

9、镉米追踪：土壤污染诉讼立案难

来源：财新网 2011年02月17日

http://news.hexun.com/2011-02-17/127379117.html

　　中国尽管有一系列环境法律,但在具体操作上土壤污染诉讼尤其艰难

　　【财新网】(见习记者崔筝)专家表示,土壤污染往往影响粮食,与公共健康紧密相连,但相关诉讼难以得到支持。

　　“我接触过几个土地污染的案件,在法院的层面上比较难立案。” 针对《新世纪》周刊2011年第6期封面报道《镉米杀机》反映的镉含量超标大米(“镉米”)和土壤重金属污染,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已经制定一系列的环境法律,一般的环境诉讼案件遵循“谁污染,谁担责”的原则,污染诉讼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但在具体操作上,污染诉讼,尤其是土壤污染诉讼非常艰难。

　　王灿发教授认为,国家针对重金属污染应该有专门的立法,新建的项目要预防造成污染,对于已经污染的土地要积极治理。

　　在王灿发教授多年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实践中,也遇到过镉污染的案例。2008年,他接触过湖北省大冶市镉污染严重的一个村子。大冶在远溯至殷代历史上就已经是冶炼重镇,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矿业对该市经济的贡献率更是占到半壁江山。

　　“当时有村干部找到我们,希望通过打官司要点赔偿,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打起来。”王灿发教授的团队希望找到具体村民,以受害个体提起诉讼,但村干部要求代表整体村民,不让他们接触具体村民。

另一个例子为广东省北部的大宝山矿区。有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显示,当地的镉等重金属污染非常严重。“河水都是红色的。”王灿发教授说,但等到2007年着手诉讼时,检测显示当地土壤和居民体内的镉超标又不那么严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0、专家呼吁建立预警机制 防止环境健康危机爆发

来源：财新网2011年02月17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11/02/1709569214306.shtml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认为，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危机将继续出现，有关部门应早作准备

　　对于中国重金属污染引发的健康问题，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建立起重金属污染的预警机制，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

　　针对《新世纪（002280）》周刊2011年第6期封面报道《镉米杀机》提及的镉含量超标大米“镉米”以及土壤重金属污染，潘小川教授表示，近年来关于重金属污染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矿产、冶炼等行业成为矛头指向。随着政策管控的不断加强，近些年工业排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有所减轻和改善，但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需要长期积累才会显现，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中国正在进入因重金属污染造成的环境健康危机高发期。

　　当然，从事环境健康研究多年的潘小川教授分析，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普遍的镉中毒现象，可能在一些职业病中有体现，但缺乏流行病学上的证据。

　　“健康问题的爆发不一定真实反映近些年的污染状况。”潘小川教授说。重金属污染造成的发病不是短期内出现的，现在的健康危机可能源于几十年前的问题，近年来开始陆续爆发。

　　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起步，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对于污染排放控制力度很弱，许多污染问题早在国家开始管控之前已经深深埋下。

　　潘小川教授称，除了加强污染控制，有关方面应该有早期意识，因为污染防治对改善健康的效果不可能立竿见影。可以预见，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危机将继续出现，“想压也压不住。”

　　潘小川教授认为，政府应该牵头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在尚未爆发环境健康危机、但有过污染历史的地区亡羊补牢，早作准备。

　　“政府应该在10年前、20年前有过严重污染的地区建立预警机制……并对暴露人群实施保护措施。”

11、西双版纳的橡胶困境：单一作物种植将破坏生态

来源：中外对话2011年02月17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217/000838.htm

云南的橡胶种植破坏了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但珍妮特斯特金认为，如果只是归咎于农户并不能解决问题。

近几年来，云南省西双版纳自治州政府终于开始意识到单一的橡胶种植对环境的巨大破坏性影响。已经得到确认的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流失和区域性气候变化（西双版纳正变得越来越干热）等。在景洪市的澜沧江大桥上树着一个极为醒目的牌子，标示着西双版纳在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宝库的地位。但这一切是否都将随着橡胶的热潮而终结？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双版纳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区。而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制度取消，实施土地包产到户之后，当地官员就鼓励少数民族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橡胶，于是就有了如今西双版纳“放眼到处皆胶林”的景象。两年前，经政府批准, 中国科学院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XTBG)提出了多项计划，敦促少数民族农户“退胶还林”。但是，由于2003年以来世界橡胶价格一路猛涨，农民家庭收入迅速增加，他们对这些会让自己的收入大打折扣的计划并不感冒。

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因为它面临着当地农民生计和环境恢复的直接对立。这个深陷困境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对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的探究，包括西双版纳橡胶种植的历史、少数民族农民在橡胶生产中的角色，以及当年鼓励农民种植橡胶的国家运动等。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环境恢复计划的目标是小型农户，而非国有橡胶林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西方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为了满足抗美援朝战争和工业化建设计划的需要，中国领导人决心要实现关键商品的自给自足，其中就包括橡胶。当时，西双版纳与海南一起被选定为橡胶的生产地，尽管那里的气候并非最适宜橡胶生长的热带气候。经过反复试验，西双版纳橡胶的种植成功被视为一项科学上的“奇迹”，也是革命热情的证明。

当时的目标是在西双版纳种植100万棵橡胶树。六十年代，大型的国有橡胶林场从全国各地招来了大批汉族工人，而当地少数民族农民被认为不适合从事这种类似工厂化的工作。七十年代，又有大批城市青年被送到西双版纳接受“再教育”，工作就是开垦土地，扩大橡胶种植。XTBG的植物学家，当时国有林场的开垦清除了大片的低地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快速衰退。

八十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当地政府鼓励农民在陡峭的坡地上种植橡胶。他们认为种橡胶是一举两得，既可以满足中国快速工业化经济对天然橡胶的需要，又可以提高农民的家庭收入。直到九十年代，国家一直对橡胶价格进行补贴，为农民提供了虽然不多但非常稳定的收入。

12、环保官司成本高谁埋单? 受害群众"敢怒而不敢告"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2月17日汪志球

http://env.people.com.cn/GB/13937591.html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判决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这起环境公益官司“埋单”的是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护基金会，基金会无偿支持原告１５００元鉴定费，先行垫付了该案的部分诉讼成本。

“虽然仅有千余元，但在全国来说，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鉴定费用得到基金会帮助的第一个案例，值得继续探索和参考。”贵阳市环保法庭蔡明庭长感慨道。

蔡明说，打一场环境公益官司，有时候费用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元，庞大的诉讼成本成为环境公益官司面临的最大难题。

地方法规助阵，“不相干”的环保组织告造纸厂偷排

只要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侵害了环境公共利益，不管是不是直接利害人，都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是环境公益诉讼，其目的是保护公共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

然而，环境公益诉讼和现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冲突。蔡明介绍，这两部法规要求必须是直接受害人才可以提起诉讼，排除了其他人和组织为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起诉的可能。“这样的限制，不利于发挥法律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２０１０年，把“建设生态文明市”作为发展战略的贵阳大胆创新，正式出台实施《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定，即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其他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８日，乌当区群众向中华环保联合会投诉，位于水田镇定扒村的定扒造纸厂将生产废水直接排放，严重污染南明河，多年来该厂多次被行政主管部门罚款和责令限期治理，可是依旧白天储存污水，夜间至凌晨时偷偷排放。

定扒村村民老李指着造纸厂附近一个直通南明河的溶洞口，气愤地说，以前厂里的污水哗啦啦地流入，白色的泡沫像瀑布一般。“南明河可是贵阳城的母亲河，政府用了３年时间，花了２０多个亿，才把它治理成一条清澈的河，不容易啊！可是这个厂却唯利是图，破坏环境。”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服务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介绍，接到投诉后，他们立即联合当地民间环保组织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实地调查取证。１１月，两家单位联合向贵阳环保法庭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依据贵阳生态条例法规，环保法庭受理了此案。”该案审判长、环保法庭副庭长罗光黔说。

环保法庭和各界人士联手出击，取证调查，查实造纸厂排污口的水中化学需氧量超出国家标准９.６７倍，色度超出４倍，生物需氧量超出１１倍，悬浮物超出１.２４倍。一审判决造纸厂立即停止向南明河排放工业污水，并承担相关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

案件宣判后，造纸厂的易姓老板表示服从判决，不提起上诉。“真的想不到，我们偷排污水，被不相干的环保组织给告了。以后，人人都是监督者，人人都可以去告，谁还敢乱排乱放？”他说。

当地环保基金会出手，解决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高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贵阳市环保法庭３年来共受理各类环保案件３１０件，然而，其中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非常少，仅有４件，平时很难接到这类案件。

分析原因，蔡明认为，关键在于无论是个人，还是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打环保官司，都难以承受巨大的诉讼成本。

蔡明说，有些环保大案件，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为诉讼耗费的其他费用等，加起来动辄数十万元、上百万元，这是因为环保案件专业性强，取证、鉴定等过程耗时、耗力、耗材。

定扒村有６０余户农民靠种植蔬菜生活，造纸厂排污给蔬菜种植造成很大影响，村民也多次反映。明摆着，是造纸厂侵害了村民的环境公共利益，村民谢大桥说：“大家不是没想过告造纸厂，可是一听说诉讼要钱，可能还很高，就不敢了，谁也不愿意出这个钱。”

官司能不能打赢还不清楚，诉讼费用就成了“拦路虎”。那么，谁来为环保官司埋单呢？

“解决这个问题很关键。”蔡明表示，“违法者埋单，理所应当，在这个案子中就是偷排的造纸厂，可是，造纸厂肯定不可能提前出钱让别人去查自己、告自己，对自己提起诉讼。”

贵阳市环保法庭开始探索。２０１０年３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公益诉讼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在支付评估费、鉴定费、检测分析等费用时，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如果存在资金困难，可以申请公益基金援助。

贵阳市环保法庭随后与贵阳市“两湖一库”环境保护基金会达成共识，基金会从２０１０年起，每年从资金预算中拨出１０万元作为“环境公益诉讼援助资金”，专项滚动使用，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资金。

罗光黔介绍，定扒造纸厂偷排案件涉及的对被告排放的污水进行取样分析检测的费用，是由原告向基金会提出申请，基金会根据环保法庭的审核意见先行垫付的。

“设立援助专项资金，可以扩大公民对环境公共事务的有效参与，推进环境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基金会秘书长刘俐莎说，“资助环保组织打环境公益官司，不违背基金会的宗旨。这是基金会第一次资助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今后肯定还会资助。”

建议成立生态司法保护基金，鼓励更多的人维护环境权益

定扒村造纸厂偷排案的一审判决，只判决了造纸厂赔偿诉讼费和律师费，没有判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损失费，预计偷排造成的损失达千余万元，环保法庭最终决定发函给环保部门予以追究征收。

蔡明庭长解释，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判决，没有多少先例可循，大家都在探索之中。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提起诉讼的环保组织不是受害方，接受这笔赔偿不是很合适，而环保部门有处罚征收污染费的权利，所以慎重起见，以发函的形式函告环保职能部门处理。

“应该设立专门的生态司法保护基金，基金可以用于三个方面：环境公益诉讼、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对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救济。”蔡明说。

具体到一个环境污染案件，污染了河流、土地、森林、农田、鱼塘等，损害了多个所有权主体的合法权利，而污染企业又无力支付赔偿费，那么生态司法保护基金就可用于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及赔偿被害人等。

生态司法保护基金，一部分可由政府投入，其余的可来自环保案件判决款、被告人自愿缴纳的赔偿金及社会捐助。有关专家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减轻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有利于鼓励更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加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来，调动他们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形成人人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环境公益诉讼不能光靠公益组织和个人，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和检察机关的积极参与。”蔡明呼吁，目前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群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意识还不强，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发挥主导作用，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公益组织和个人参与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有人认为，环境保护应该优先使用行政手段，不能一上来就动用法律，因为一旦告到法院，就表明职能监管部门不作为。对此，蔡明认为，不告不理，法庭不能主动找案件。要想发挥环境公益诉讼的积极作用，需要环保法庭、环保行政管理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当原告。

如今，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贵阳市逐步形成法院、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法律工作者、环保基金会等各界人士联手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态势。

13、为环境维权打开门 环保法庭要让百姓免费打官司

来源：人民网2011年02月17日　孙秀艳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217/000611.htm

　　要让环保法庭起到保护公民环境权益、惩治污染企业的目的，就要让百姓能够免费打官司，也要鼓励专业机构替百姓打官司

　　热播的电视剧《包青天之七侠五义》有这样一个情节，包拯到任端州，发现州衙外的鸣冤鼓很久没被鸣响。一番调研之后，包拯发现，原任知府要求到州衙鸣冤的百姓都要交纳数额不低的“诉讼费”，害得百姓诉冤无门。

　　当下，许多地方设立了环保法庭，有些却因为无案可审遭遇尴尬，原因之一就是诉讼费、鉴定费的门槛太高，挡住了环境污染事件的受害者。可见，从古至今，要让老百姓打得起官司，门槛不能太高。

　　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而百姓的环境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由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凸显。一些污染投诉，因为监管力量不足迟迟难有结果，受侵害的百姓常常感觉无处说理。解决这一矛盾，维护百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让污染者受到应有的惩罚，需要一系列的机制来保证，设立环保法庭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

　　一些地方和环保法庭成立之后找不到案源，不是因为当地的环境好，没有污染纠纷，而是环保法庭还没有为百姓环境维权打开一扇门。

　　无论是污水毒死鱼虾、尾矿垮坝毁坏良田，还是儿童血铅中毒，在一系列环境损害事件中，受害者大多是普通百姓，而且多为农民、城乡结合部居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一方面，打环保官司要支付诉讼费、污染损害鉴定费，普通百姓本来收入不多，又受到污染损害，再承担这些费用，显然是难上加难。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的受害群体往往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法律常识，要让他们成为环境诉讼的主体，也不容易。当年日本水俣病事件引发的环境公益诉讼，由于受害者举证困难，病痛潜伏期长等问题，一场官司打了18年。所以，要让环保法庭起到保护公民环境权益、惩治污染企业的作用，必须要让百姓能够免费打官司，也要鼓励专业机构替百姓打官司。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一些地方的环保法庭开始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昆明为环保公益诉讼的原告“免单”，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检察院作为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都是非常有益的探索。百姓有地方说理，有人替百姓维权，污染受害者看到希望，污染企业也开始有所畏惧。

　　当然，环境公益诉讼还面临一些法律障碍，比如原告资格不能是无直接利害关系人，到底由谁举证等，这都限制了环保法庭作用的有效发挥。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一次污染事件损害的不仅是几个人的利益，整个社会也要付出代价。如果每次污染事件都逃不脱“排污企业受益、百姓受害、政府埋单”的怪圈，我们怎能维护环保法律的尊严？

　　中国的环境保护，经过30多年的探索，现在已经到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防治污染的时候。人们期待环保法庭主持公道，环保法庭应该多想办法，让群众打得起官司，打赢官司。

14、中国水污染严重 未来治理将耗巨资

来源：路透中文网2011-02-17张敏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2/1011297925582_1.shtml

中国现为全球第大二经济体，但仍有不计其数中国人的生活依靠污染水源，而对污水的整治费用可能会达数百亿美元。

城市不断发展、肥料过度使用、工厂毫无顾忌地乱倒废水等等问题，导致中国水质已严重恶化，国内半数河流与湖泊都已被污染。

根据世界银行估算，中国每年需要投资200亿美元才有望实现城市供水达到标准。

富裕的大城市已经开始投入资金，但小城市以及农村地区的水源供应仍然短缺，大约有8亿人口饮用水源缺少清洁饮用水。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尤其重视今年的水利建设，文件计划未来十年向水污染治理与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拨付4万亿元人民币(6,064亿美元)。

中国开发并运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非营利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马军称：“中国面临水污染的严峻挑战。”

“沿着人口众多的沿海地区走，很难找出多少干净水……在中国北方，你会发现很多河流不是干涸就是成了公共排水沟。”

政策制定者担忧重度污染会影响农作物产量、污染食物链，逐渐富裕的城镇人口希则期望干净的自来水与洗澡水。

外资企业自2004-2009年间共计向中国水资源行业投资17亿美元，仅2009年一年就超5亿美元。相关工程涵盖污水处理、城市水供应、工业水供应及对中国水企业的直接投资等等。

但宏伟的计划却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突出的事实：中国水价过低，居民与企业没有节水动力。

澳大利亚咨询机构Urandaline Investments负责人Michael Komesaroff称：“现在直接倒掉废水的成本依然很低，水价上升更多是会推动居民节水，而不是企业。工业水用户很清楚他们可以和当地政府讨价还价，避开高价水。”

据国际水务情报局(Global Water Intelligence)数据，虽然近年来中国平均水价已经翻番至每立方米39美分，但目前价格水平在各主要经济体中仍然非常低。在全球19大主要经济体中，仅有印度水价低于中国。

中国多年的投资开始初现效果。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的自来水目前已可以饮用，不过很少人会饮用没有煮沸的自来水。

但是即使是在这些大城市，水价也是个问题。法国水务企业苏伊士环境集团(Suez Environnement)与威立雅集团(Veolia)是中国城市用水市场的两大重要企业，各自握有的水务合同都超过17项。

但城市居民用水价格太低，水务部门又不上调水价，微薄的利润导致苏伊士环境与威立雅把目标放在了工业用水合同上。

苏伊士为中国1,400万人口提供服务，占到其服务对象的20%，但中国贡献的收入仅占公司总收入的7%。

世界银行城市发展分行驻北京的行业协调官Paul Kriss称：“我想(外国水务公司)发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挣钱很难。”

“中国的水价受到控制，你要确保能挣到钱。这不是一个利润空间很大的行业。这不是iPad。”

15、“先污染后治理”拖了现代化后腿

来源: 半岛网-半岛都市报2011-02-17 文/杨于泽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102/20110217/news_20110217_1104977.shtml

湖南省株洲市是我国镉污染最严重地区，其镉污染超标5倍以上的土地面积高达160平方公里以上。目前正试图用400多亿元资金，在清水塘污染区打造治污样本。（2月16日经济观察网）　　

一地之污染治理，就被称需要数百亿元之巨，而且只是打造一个“治污样本”，而非完成整个污染区域的治理。光说镉污染这么一种污染形式，按近日有关报道，就使中国10%的市售大米严重镉超标，由此可见中国土壤污染范围之广。而要全部治理下来，得花多少钱？问题还在于，政府未必具有这个财力。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捉襟见肘：公路桥梁没钱建，都是贷款建；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是财政拨款不足。现在要政府拿几百亿、几千亿的资金治理污染，可能性很小。

　　环境污染是企业造成的，却要政府出钱治理，也就是全民埋单，这是一桩企业划算、对纳税人不公平的买卖。按照“国际惯例”，谁污染环境，谁治理。近日有报道说，美国雪佛龙公司污染了厄瓜多尔一条河流，厄瓜多尔法院2月14日裁定雪佛龙公司赔付约95亿美元。谁污染谁治理是一项公平规则，你污染，你获利，你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在国内，企业污染环境，再由纳税人埋单，显得自然而然。比如淮河流域、太湖流域的“五小”企业污染了河湖和耕地，赚钱的是企业，最后却要由国家出钱治理污染。正因为这样一种“惯例”，企业可以没后顾之忧地污染，地方政府可以没后顾之忧地上污染项目。

　　这种权责混淆的环保体制，客观上鼓励企业和地方污染环境，使中国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环境一旦污染，要治理其实很难，首先是需要巨额资金，其次是需要时间。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提升百姓的生活质量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不能说不缺钱。

　　环境被破坏之后，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时间。我们常说，我国只用二三十年时间跨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如今怕就怕我们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无法逃避“上百年”的艰难。很多人还没认识到，环境污染不仅使我们付出眼前的代价，而且将拖我们现代化的后腿。

16、冯永锋：虐熊公司居然想代表国家

来源:搜狐绿色 2011－02－17

http://green.sohu.com/20110217/n279386803.shtml

　　福建的一家想要上市拢财的公司“归真堂”，其创办人最近说了一句很性感的话，叫“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国家”。这话说出来很受用，但听起来很刺耳。像归真堂这样每天都在虐待成百上千只“月熊”并活活地从其身体上取胆汁的公司，居然想代表国家，看来，我们的国家有被企业解构、绑架和颠覆的危险。

　　这位姓邱的女老板确实也是个福建某个市什么“人大代表”，可能是“代表人大”代表惯了，想一夜之间代表起国家和政府来。接下去，她的产业要是做得再大些，要是她能够像地球养着近七十亿人口那样养起近百亿只熊，估计她要代表整个宇宙。

　　她这么说的理由是活熊取胆产业是国家林业局批准的，而且其上市拢财的申请书好几个月前也得到了福建省环保厅的批准，国家卫生部、国家证监会似乎也在暗中支持她的这个“生态养熊基地”。因此，拿钱财周旋于高度纵容、鼓励她的几大部委之间，难免有些得意忘形。

　　然而她得意得有些太早。她所一手创办的虐熊产业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国家的新政策取消。因为，过去允许的未必将来允许，昨天包庇纵容她的人未必明天还有权力为她吆喝开道。极不人道的活熊取胆，是上世纪就在没落的夕阳产业，是公众痛心已久的残忍产业，在日益重视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的中国，已经极度清醒的广大公众，正在一一想要清退这些的无良公司。木有人会相信，这种通过残害动物以取悦人类的产业，会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继续批准和支持。

　　一些谙习中医的专家也在写文章，指出熊胆其实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圣明，不可能“包治百病”，也不可能“保肝明目”。熊胆完全是一个被夸大了功效的物质，如果不是大量抽取它并准备获取暴利的人多年来的虚假宣传，如果不是政府有关部门对物种保护的漠视，熊胆产业可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刚萌兴时，就被全面取缔了。

　　过去，我们相信通过污染环境可以获得经济发展，现在，我们发现，毒害环境以换取生命利润的做法让中国的自然界和生活在自然界里的人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代价的支付刚刚开始，虽然我们经常不愿意承认，但我们已经发现，在我们全民参与的积极污染下，江河已经死亡，土壤身中剧毒，森林和草原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过去，我们又相信拼命地攫取自然资源是保护人类尊严的最好办法，现在，我们又发现，这样的做法也产生了难以挽回的后果。我们的河流被截成一段“径流型水库”之后，河流生态系统已经崩溃。我们把水体里所有的青蛙、鱼类、螺类都捕捉殆尽之后，透明的水正在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我们把森林里的各种野兽全部吃光之后，森林已经无法给人类提供基本的庇护。我们的草原围上围栏，打起深井之后，不堪其辱的草原主动退化成了沙漠。

　　过去，不少“投资人”相信“归真堂”这样的熊胆能够给人类造福，不少政府官员相信扶持这样的企业能够给自己带来光环和声誉。就像那些吃鱼翅的人，那些吃燕窝的人，那些吃野生鲍鱼的人，那些吃熊掌的人，那些吃老虎肉的人，那些毒杀鸿雁和天鹅的人，相信这些野生动物能够给身体带来强壮和健康。现在，绝大部分人都不再相信了，大家都知道了人类的宿命就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家已经明白作为过度繁殖的人类，只能吃掺有重金属的大米和浸有农药的蔬菜，只能吃工厂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方便面，只能吃用树胶、色素和香精勾兑出来的各种“有机食品”。

　　我们的政府是一个善于改正错误的政府。相信用不了几天，原本支持归真堂的那些政府部门，将会代表国家出来修改相关法令，不再支持任何通过虐待、残害动植物而获得谋取私利的行为。风口浪尖上的归真堂，将可能作为第一个被取缔的对象。

　　何况，为归真堂撑腰的环保部门，经常因为在官宴上大摆鱼翅而备受公众的嘲弄。为归真堂撑腰的国家林业部门，因为屠杀森林有功而经常用熊掌宴请权贵而让公众备感失望。为归真堂撑腰的卫生部门，由于经常被卖假药的人欺骗而时常制造医疗事故。因此，在这里奉劝想要代表国家的邱女士一句，还是死了通过虐待月熊以谋取利润的心，及早把中断发展计划，及早把企业关闭，及早给足额的工资把员工清退，及早在养殖场地封山育林，及早让月熊回归他们原来所在的栖息地。

　　否则，邱女士的“返朴归真”梦想，将可能落得一个非常凄惨的结局，届时不但想代表国家是作梦，代表自己都可能很困难。届时，反对她的人，将不需要从反对国家做起。

17、秦楚：“活取熊胆”企业岂能上市融资

来源：新民晚报2011年02月16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1-02-16/150121964231.shtml

　　一家以活熊取胆为主业的企业，怎能获得上市批准？福建归真堂药业有限公司欲上市融资，用于年产4000公斤熊胆粉、年存栏黑熊1200头的项目，初步获批。媒体记者日前从亚洲动物基金会获悉，基金会已向福建省证监局递交了书面声明，反对“归真堂”上市。

　　为抽取胆汁，黑熊腹部通过手术制造一个长期不能愈合、深入腹腔直达胆囊的伤口，或者植入组织性软管，每日两次的反复抽取胆汁，被“保护”到连自杀都不能的黑熊，可能要几十年都经受巨大的痛苦折磨。近年来随着环保意识、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深刻地反省类似不人道攫取的罪与罚。在文明思潮的推动下，按说“活取熊胆”只是个夕阳行业，不料它竟要逆环保潮流和民心而动，是“逆天而行”。

　　“归真堂”也许觉得冤枉，认为自己是合法经营。取缔“活取熊胆”的确暂无法律支持，但问题是，假如法律空白、或因修订滞后等原因，暂不能代表公众意志，就一定要以合法为借口一意孤行吗？今年1月9日，巨人集团副总裁程晨在微博上呼吁全国人大立法禁止一切熊胆贸易，就迅速吸引了两千多人参与投票，99%的网友选择了“赞同”；最近各种保护黑熊的“网络活动”，也都表明了人心所向。

　　可以说，“活取熊胆”业钻的就是我国动物保护法律体系的空子。比如，最近加拿大因捕杀海豹的方式备受争议，欧盟和俄罗斯对其海豹产品关上了大门，就跑到中国来“兜售”。当下，我国《动物保护法》尚在起草和征求意见阶段，《刑法》中与动物直接相关的条文仅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一个罪名；《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检疫法》、《森林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文不能保护黑熊，希望“归真堂”上市事件能推动《动物保护法》出台的进程。

另外，国家有关方面批准某一企业上市，一般具有导向性的社会影响。“活取熊胆”的企业如上市成功，试想那将会对中国形象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动物保护法》相关法律未出台之前，政府应该对动物保护有个明确的态度，不能眼中只有钱。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而熊胆汁批发价是19元10ml，多数被酒厂收购，做成熊胆酒，翻了好几十倍的价格卖出去。在暴利的引诱下，资本可以无视一切，但政府对此应该有坚定的态度，“活取熊胆”企业岂能上市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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