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成果表明，近3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总体呈明显减少趋势，其中高原周边冰川面积消减最为明显，面积减小10％以上；高原腹地冰川面积减小近5％。近30年来，青藏高原冰川年均减少131.4平方公里，而且近年来有加速消减趋势。调查监测结果表明，青藏高原腹地现代湖泊和湿地出现明显扩张或新生，高原周边湖泊和湿地萎缩或消亡。

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监测报告认为，随着高原冰川大面积减少和雪线不断上升，“中华水塔”蓄水总量正在下降。在不考虑全球气候加速变暖的前提下，预计到2050年冰川面积将减少到现有面积的72％，2090年将减少到现有面积的50％。

3、海南公布污染源普查成果 农业源超过1.6万个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年02月09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2-09/2830045.shtml

　　海南省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总结表彰大会日前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会议公布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取得的成果。据悉，自2006年10月以来，海南省完成普查对象总数2.7646万个，包括工业源2219个，农业源1.6239万个，生活源9160个，污染治理设施28个。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毛东利在出席表彰大会时充分肯定了海南污染源普查工作取得的成效。他表示，海南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摸清了家底，全面掌握了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分布等基本情况；初步建立了全省污染源档案和信息数据库。目前，已建立起省级、市县两级数据库，这对污染源情况的检索、查询、实施环境保护管理和服务，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记者从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获悉，下一步海南将继续做好2010年海南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工作，并将落实工作方案、开展组织培训、加强部门沟通，以确保新时期污染源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和环境保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见习记者孙秀英

4、山东已建立各级湿地保护区近60万公顷

来源：大众网-大众日报2011年02月09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2-09/142321927923.shtml

　　本报济南讯记者日前从省林业部门获悉，近年来，我省初步形成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体的湿地保护网络体系。截至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级湿地保护区15处，总面积近60万公顷。

　　据悉，我省有黄河三角洲、长岛、荣成大天鹅3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16万公顷。南四湖、烟台福山银湖和黄水河3处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为13万多公顷。国家级湿地公园6处，其中2010年新建4处，省级湿地公园26处，市级湿地公园12处，总面积8万多公顷。

5、湖南：长沙湘江水位逼近供水警戒线

来源：新华图片2011-02-09

http://www.hwcc.gov.cn/pub/hwcc/wwgj/gjpt/ylxw/201102/t20110209_328072.html

湘江长沙段主航道因枯水裸露的河床（2月8日摄）。

连日来，湘江长沙段因久晴少雨持续枯水。据长沙水文站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月8日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已降至25.19米，逼近25.1米的城市供水警戒线。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一名捕鱼人在长沙湘江橘子洲大桥附近干涸的河床上行走（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湘江长沙段主航道河滩大面积裸露（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长沙市民在裸露的湘江河床上行走（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长沙市湘江沿岸裸露的河床、搁浅的渔船（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长沙水文站附近湘江边裸露的河滩和水位标杆（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长沙橘子洲拱极楼附近大片裸露的湘江河床（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长沙湘江橘子洲大桥因枯水桥墩全部裸露（2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6、云南农民张正祥保护滇池30年入选国家形象片(组图)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11年02月09日　肖欢欢、武威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1-02-09/092321926858.shtml

从农民到环保战士的张正祥邓佳/CFP供图

云南昆明，一支打捞队正在对滇池进行蓝藻和垃圾的打捞。春城晚报/CFP供图

　　一位云南农民因持续30年的保滇行动入选国家形象片

　　被撞至右手残疾右眼失明仍誓做环保战士

　　30年间，总有一个身影戍守在滇池岸边——他把所有心血都耗在保护滇池上，为此倾家荡产并欠外债20多万元；因为这种“偏执”，两任妻子先后离他而去，三个女儿离家出走；因为这种行动断人财路，30年间一次次受伤，有一次被人撞到山下，右手残疾、右眼失明。

　　执拗的他无怨无悔，发誓要与破坏滇池的人斗个你死我活。很多人认为他是“环保疯子”，孤独而穷困潦倒的日子他坚持了30年。

　　滇池卫士张正祥，一个对滇池爱到骨髓的普通农民。2009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对他的评语是——他把生命和滇池紧紧地绑在了一起。近日，他走入在美国播出的国家形象片，成了中国的“形象代表”。

　　老张正谋划着春节后邀请全国的记者实地考察滇池的污染状况。为了滇池，他永远不会停下来，除非倒下。

　　“我都成了中国代表了，这荣誉太高了。”家住昆明市西山区富善村的张正祥笑说。年已63岁的他，春节仍骑着自行车到滇池戍守。

　　“一年365天都与滇池有关”

　　头发凌乱，皮肤黝黑，双手粗糙得像树皮，一双破皮鞋上布满了灰尘。他是典型的农民，却又不像农民——上衣口袋总是别着一支钢笔，手拿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与机关干部不同的是，他没有“皇粮”。

　　在作息时间上，他也和政府机关同步——周一到周五，在滇池周边巡查，观察入滇河道有无污染，回家填写《滇池巡视保洁监督员周报表》；周五骑车20多公里送到西山区滇池管理局。周六和周日，窝在家里写材料，写滇池保护有关的议案。“我一年365天都与滇池有关。”

　　他不种地也不打鱼，唯一的工作就是巡逻，公文包里装着数码照相机、望远镜、地图及巡查日记本。每个月连顿肉都吃不上，1000多元的相机是他省吃俭用买的。

　　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中，整齐摆放着《滇池保护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等书籍。张正祥说，法律法规是做环保的依据，必须烂熟于心，否则无法说服别人。“滇池的地图我就有十来种，是昆明最全的，好多机关的滇池地图都没我的齐全。”

　　柜子里堆放着各种文字材料，都与保护滇池和西山有关，近两尺高。张正祥说，都是告状的，如果没被烧，现在有两米高了。另一个柜子堆着复印材料和报纸杂志，报上有关封停西山采石场、保护滇池的报道，他就买回来分发，让滇池西岸的农民都加入保护滇池的行列。

　　从小是孤儿，没有读过一天书的张正祥，对滇池治理的熟悉程度超乎想象，滇池有多少条补给河流，每一条水量有多大，哪一条遭到破坏，他都能一一道来。

　　张正祥说他在环保方面很有研究，“一般的大学生不一定懂得比我多。云南大学去年请我做讲座，被我拒绝了。”

　　“谁破坏滇池就和谁拼命”

　　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战斗。30年间，张正祥曾无数次险些死于非命，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

　　张正祥说，滇池就是母亲，自己是在报恩。“谁破坏滇池，我就和谁拼命。”5岁时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带两个弟弟改嫁，年幼的他独自在西山上过着“人猿泰山”一样的生活。“那时树木茂密，动物随处可见，野果野菜四季不断。我饿了吃野果，渴了喝山泉水，晚上住山洞或在树上搭个窝棚。”他认为父母给了他生命，养育他的却是滇池。

　　1962年，14岁的张正祥回到富善村，在滇池边上打鱼为生。19岁当上生产队长，他给村民立下规矩，不许在滇池里洗衣，倾倒污染物，不许砍山上的树木。

　　张正祥真正走上“保滇”之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滇池四面环山，西部和南面的群山紧靠水面，恰在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磷矿和石灰石，而且埋藏浅、品位高。1982年开始，西山出现了很多采石场和矿场。

　　在张正祥的记忆中，当时每天都有很多树木被砍，轰隆隆的机器声晚上都轰鸣不停。“地动山摇的，西山被挖得坑坑洼洼，灰尘漫天飞扬，最多时有四十多个采矿点。著名景点‘睡美人’脖子后挖出了一个大坑，只要再将前面一个山丘挖掉，‘睡美人’就要成‘无头鬼’了。”

　　看着郁郁葱葱的西山逐渐变成濯濯童山，张正祥只能干着急。更可气的是，这些采石场往往是一查就关，一走又开。他实在憋不住了，卖了自家的养猪场，再次住到西山上当了护林志愿者。

　　同村村民王顺义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张正祥开养猪场最多时养了100多头，是碧鸡镇上著名的万元户。1985年，他承包了村里的14亩鱼塘养鱼，一年下来有五六万元收入。但自从为采石场的事到处告状后，家境就一落千丈了。“一个农民你该干啥就干啥，瞎折腾什么啊，弄得倾家荡产，连老婆都说他是个败家子。”王顺义叹了口气。

　　“滇池和老婆只能二选一”

　　张正祥的“败家”举动使原本殷实的家庭出现了裂痕。“我老婆说，环保也是你搞的事？你只是一个农民。老婆或滇池，你只能二选一。你选滇池，我就走。”

　　忆起这些，张正祥啜泣起来。最终，妻子丢下三个孩子离开，15岁的大女儿张秀梅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张秀梅说，她放了学去找苞谷，送上山给父亲吃。山路陡峭难走，父亲就像着了魔一样。为取得采石毁山的“罪证”，父亲早出晚归，到处跟踪，现场取证，然后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附近的村民常见他骑着辆破自行车东奔西跑，渴了就喝一口山沟里的水。

　　“我劝过他好多次。我说你是一个农民没有能力，你这样把家一下整穷了。他说不行。大问题都解决不好，小家也解决不好。”第二任妻子也为此离他而去，如今三个女儿纷纷离家出走。

　　在他眼中，这一切天经地义，就像人每天必须吃饭一样。30年间，他累计投入200万元，至今仍欠着20多万元外债。“说来惭愧，债主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欠的钱是不可能追回了。”

　　如今他逐渐进入“癫狂”状态——发现盗伐者如果劝说无效，他就堵断盗伐者经常出入的山路，夜间用石块袭击，提着大刀追赶，在山路设置荆棘和石块作为路障。

　　他不知与盗伐者进行过多少次搏斗，有一次左大腿被斧头砍开一道大口子，至今伤疤还隐隐作痛。“有人骂我是疯子，那只是口头警告，算最轻的了。”他笑笑说。

　　“对公众有功，对家庭有罪”

　　由于“疯狂”举报破坏滇池行动，张正祥得罪了不少人，被采石场老板恐吓、打骂是常事，甚至有干部找他谈话，劝他不要阻碍当地经济发展。

　　2002年深秋，张正祥骑自行车去一家采矿厂拍照时，一辆迎面开过来的大卡车把他撞到了路边3米多高的山下，他当场昏迷。

　　一场大雨浇醒了他。他至今记得醒来时的疼痛和无助——浑身是血，周围全是繁忙的运石车，没人愿意停下来拉他到医院，他颠簸着走到医院。右手被摔成粉碎性骨折，永远失去了劳动能力，右眼也基本失明，至今看东西都是雾蒙蒙的一片。“什么是一无所有，我那时才真正体会到了。”

　　张正祥因保护滇池被撞成残疾的消息，像沙尘一样在富善村上空弥漫开来。有村民为他感叹，认为这个拼命三郎当得不值；也有村民同情他，在深夜悄悄拿来一篮鸡蛋，放在他家门口。

　　有一次，20多人来到他的院子围住，拿着砍刀，说要“放放血”。“我跟他们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不允许你们破坏山上的一草一木，后来他们灰溜溜走了。”张正祥轻描淡写，像在讲述别人的经历一样。

　　执拗的张正祥发誓要用捡回来的半条老命，与矿主们斗个你死我活，俨然一名战士。

　　30年间，究竟写了多少封举报信，张正祥记不清了，他曾先后多次到北京，到信访局、环保部、住建部等排几个小时队反映。但滇池周围的开采依然如火如荼，这是张正祥最大的心头伤。

　　2004年6月，他被西山区滇管局聘为巡查员，负责观测入滇河道的污染情况。他沿岸徒步巡查，平均每天要走50公里路，3个月就穿破一双皮鞋，每个月却只有600元。但保滇头一回有了“官方”身份，张正祥很欣慰。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后，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滇池自然风景区内33个采矿、采石场和所有采砂、取土点全部被封停。喧嚣了多年的滇池周围终于消停下来。

　　“不会停下来，除非我死了”

　　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如今张正祥没有固定工作，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帮别人告状、打官司，“有的给三五百元，有个深圳的老板听说我的事情后给了两万元。”在乡亲家中蹭饭每次都要吃很饱，因为吃了上顿没下顿。

　　张正祥如今住在观音山村一座即将坍塌的四合院，富善村的住房已被拆了。由于他常年在外奔波，很少回家，孩子们常被人恐吓，小儿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至今仍住在精神病院，每次路过他都泪眼婆娑。

　　盘点30年，他说：“我对公众有功，但对家庭却有罪。我一辈子也赎不完自己的罪。”

　　在昆明，乃至整个云南，张正祥绝对是个名人，源于他是“告状大王”。2005年他被评中国十大民间环保杰出人物，2007年被昆明市政府授予“昆明好人”的称号。

　　“好人”，是熟人对他最多的评价。“要是没有他，滇池早成臭气熏天的死水池了。”不少村民说。

　　如今，让张正祥引以为豪的头衔——西山区碧鸡镇人大代表、滇池环保巡查监督员，都没有了。没有工作，没有家，但他的热情丝毫没退烧。他坦承自己更愿意通过向新闻媒体曝光来解决问题，“我的心比较急，相关部门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经济发展和环保如何兼顾，西山周围不砍树，不搞房地产，当地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张正祥抹着眼泪，“但滇池不仅是昆明的，也是全国的、全人类的。”

　　今年春节，流离失所的张正祥寄居在朋友家中，谋划着节后请国内媒体记者搞一个“滇池行”，实地看看污染问题。除夕夜，听着阵阵爆竹声，想起30年的辛酸，这位要强的汉子躲在被窝中大哭了一场。

“我是有尚方宝剑的人。”尽管如今无头衔无收入，张正祥还是这样自称。对于此次成为国家形象片中代表中国的“大人物”，他把这份荣誉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我没有后悔过。保护滇池的行动不可能停下来，除非我死了。如果不停下来，至少你还有一个好名声。你一停下来，好人也说你坏，坏人也说你坏，我这辈子就完了。”

7、简又新：唯有环保 方可永续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02-09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71570.html

台湾很干净，甚至很难见到垃圾。不管是在城市的街道还是各个旅游景点，都是如此。

这是台湾给记者留下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在台湾，垃圾是宝贝！”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对记者说。

1月25日傍晚，台北市一家餐厅里，简又新姗姗来迟。“刚开了一个会。”他兴致勃勃地对记者说，“你们想问什么，尽管问。”

简又新194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拿下航空工程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加入中国国民党，投身政治活动。1987年台“行政院”成立“环保署”后，简又新出任首任“署长”。

卸任后，简又新仍致力于环保事业，于2007年发起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以推动台湾加速向低碳经济转型。2009年，该基金会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观察员。简又新本人也由于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台湾环境英雄奖”。

第一财经日报：台湾历史上也曾有过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时期，是靠什么办法扭转过来的？

简又新：你说得没错。就在20多年前，台湾的环境污染仍十分严重。我记得有一次陪当时还是台湾“行政院”官员的马英九视察台北淡水河，河上漂着很多死猪、死鸭，我们都穿着长袖衬衣，深怕皮肤被水溅到而过敏瘙痒。

那时候的台北，环境污染几近失控，99%的城市垃圾随意露天倾倒或胡乱焚烧。1987年，台湾成立了“环保署”，正式揭开了台湾治理环境的序幕。

我们主要抓了民众教育和官员教育。我一直认为，环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民众一旦觉醒，他就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会主动去寻找答案。而官员是关键所在，任何环保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如果没有官员的支持是没有办法推行下去的。

比如推行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化要从源头做起，公众教育很重要。由于有效推行了垃圾分类、随袋征收制度，台北的生活垃圾大幅减少，目前台湾基本上做到了“资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目前台湾每天每人产生的垃圾只有0.4公斤，而北京、上海是人均1公斤。

日报：据我了解，目前台湾大量的垃圾是通过焚烧处理的。最初建焚烧厂时，有没有遇到民众的抵触？

简又新：有。但反对的声音很快就没有了。台湾曾计划建造36座垃圾焚烧厂，但由于垃圾分类处理得好，建到第24座时，就停了下来，因为没有更多的垃圾可以烧了。

现在民众赞成垃圾焚烧的声音非常大，因为有些地方可以因垃圾焚烧带来一些福利，如果没有垃圾焚烧，这些福利也就没有了。有些垃圾焚烧厂甚至打算把原来填埋的垃圾再挖出来烧掉。

日报：尽管台湾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据我了解，目前国际上仍有人将台湾列为“环保劣等生”，这是怎么回事？

简又新：我听说过“环保劣等生”这一说法，这个问题要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内容。历史上，台湾的确是“环保劣等生”，但经过多年的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在碳排放上，台湾需要再加把劲。

在海外非政府组织公布的“气候变化绩效指标”中，台湾在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从32名大幅滑落到47名，评级为“差劲”。另外，噪音也是最严重的，噪音是台湾人最不能忍受的污染。

台湾今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减少碳排放。我认为，除了产业上的改变外，个人习惯的“调适”也是至关重要的。未来，台湾的环境与经济面对气候变迁灾难的冲击无可避免，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社会大众意识的觉醒，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选择简朴永续之生活形态，齐心携手解决这一世纪最大问题，努力将各种冲击降到最低，为下一代的未来争取最大生机。

日报：你认为两岸在环境方面的合作空间有多大？

简又新：目前，台湾环保产业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并且在环保设备制造、资源回收再利用、再生能源等方面极具优势。大陆市场广阔，节能减排潜力巨大，两岸各界应共同讨论未来合作的良机，这不仅将促进双方的了解，而且也将带来实质性的合作效益。

比如在垃圾分类方面，上海民众的素质比较高，在上海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有很好的条件，一旦上海推行成功，在全国就会产生示范效应。

日报：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简又新：基金会是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能源永续利用，并致力于加速台湾向低碳经济转型而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业务主要有四项：政策倡议、永续发展教育推广、环保合作和主办台湾企业永续报告奖。

除了去年在上海参与了“2010年沪台城市发展与合作论坛”外，我们还在去年协助山西省长治市举办了“海峡两岸气候变迁与能源永续发展论坛”，针对气候变化、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碳交易等议题进行讨论。作为两岸相关学者学术与科技的交流平台，这一论坛今年还将在台湾举行，由我们基金会主办。

我们每年还对台湾企业出版的永续报告书进行评价，以推动台湾企业对维护永续发展、友善环境及公益社会的重视与投入。到目前为止，台湾的“中华电信”、台积电、中联资源、联电等企业都获得了这一奖项。

简又新

194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

1987年台“行政院”成立“环保署”后，出任首任“署长”；

2007年发起成立了非政府组织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

2009年，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观察员；

2010年经由远见杂志评选为“台湾环境英雄”

8、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终被否决 居民曾强力反建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11年02月09日　文静

http://env.people.com.cn/GB/13873025.html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一个北京市“十一五”时期规划的重点项目，在“十一五”关门之际，兀然倒地。

　　上月，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明确回应，不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至于海淀区的垃圾到底在哪里处理，赵凤桐表示，自家的垃圾必须自家处理。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为何终被放弃建设？替代者为何不是此前呼声较高的门头沟？记者就此进行调查采访，探求出背后的真正原因。

　　>>背景

　　居民反烧长达四年

　　按照规划，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依托于六里屯垃圾填埋场。2006年底，六里屯周边的业主在海淀区政府发布的海淀区十一五规划和参观海淀北部新区规划展上了解到，根据海淀区总体规划，政府拟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该垃圾焚烧厂，同时也入选了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此规划触发了周边居民的反对声浪。他们认为，此举措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六里屯垃圾场臭味扰民的问题，还有可能导致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学者们的支持下，2006年12月29日，《百旺新城社区居民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投诉信》出炉，得到众多周边居民支持。2007年1月，六里屯周边几十位业主来到北京市环保局，他们获得一个重要消息：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仅存在环评的问题，还有规划的问题。随后，居民向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结果显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是《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确定的项目之一，是海淀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居民大失所望。随后，大家集资制作标语横幅展板，到附近小区去宣传，先后有上千名业主参加反烧行动。

　　2007年6月，百旺新城地区的业主们统一着装来到国家环保总局要求见局长。随后，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建议北京市海淀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居民先后组织万人签名进行反烧。与此同时，媒体持续关注此事。这期间，多名垃圾问题专家参与到讨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与不建问题，有报道甚至称曾有一名主烧派专家到周边小区参观时遭到居民暴打。直至被弃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受关注度不减。

　　>>探因

　　居民的反建是原因之一

　　对于弃建，居民黄世平没有“骄兵”之感。他说，这一事件不是胜利或失败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接纳民意的问题。“如果非要说谁胜利了，那我认为应该是政府胜利了，因为政府终于倾听了民意。”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将被弃建，这是今年北京两会上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给出的答案。

　　虽然六里屯地区的居民们此前已从各种渠道获得垃圾焚烧厂可能弃建的消息，但是官方的首次确认，还是让居民们感觉有些突然。

　　对此，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放弃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海淀区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

　　这位权威人士同时也承认，当地居民的强力反对，确实是垃圾焚烧厂弃建的原因之一。

　　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位于海淀区的上庄镇，地处城乡接合部。昨天，记者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看到，随着一辆辆标着“海淀环卫”字样的垃圾车开入场内，填埋场内矗立着几个高矮不一的“小山”。“这是垃圾填的，满满的”，门口的保安说。

　　可能污染水源地是硬伤

　　一位海淀区的官员对记者说，这不仅是海淀一个区的问题，也关系到北京市民集体利益。“垃圾焚烧厂建设在水源地，就有可能发生污染，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在黄世平和其他众多居民反建的理由中，最坚挺的一个原因无疑是紧邻的京密引水渠。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证实，垃圾焚烧厂被弃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规划的地址距离京密引水渠太近，政府担心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影响到水质。

　　京密引水渠位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建设项目南侧不过一公里，该水渠将密云水库所蓄之水引入城区的输水渠道，是北京市的一级水源保护区。

　　之前有专家明确表示，如果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那么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的最大落地浓度将出现在下风向距烟囱1332米处，正是京密引水渠距焚烧厂的距离。

　　居民黄世平作为一名退休学者，从2007年开始加入到反烧小组中，通过几年的研究，他认为，六里屯从地理位置、地域形态和环境容量三个方面均不适合建设垃圾处理设施。

　　规划滞后成为弃建推手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其实15年前选址时，我就非常反对在这个地方建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山后地区必定会发展起来，有人居住了，必定会反对。”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规划，始于15年前。但随着海淀区的经济快速发展，15年前的规划地址百望山后地区，已经成了现在经济发展的新区域，同时地价楼价攀升，周边高档小区鳞次栉比，这让政府觉得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厂“太不合适了”。王维平说。

　　而且，从规划的角度上来看，垃圾焚烧厂周边聚集了太多居民。据记者了解，总人口达到20万人。

　　2003年，海淀区政府提出建设海淀北部新区的战略，明确了在北部地区全面建设“生态型、田园式、现代化”的海淀新区。这个区域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53%，包括西北旺、温泉、苏家坨及上庄四个镇。规划建设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就位于上庄镇。

　　记者昨天看到，目前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周边地区拆迁施工数量较多，其中很多知名房地产开发商看好“北部新区”的潜力，有的楼盘每平方米房价已远超过两万元。

　　>>移址

　　替代地非门头沟

　　六里屯反烧成功，替代地是同处海淀区的苏家坨。此前盛传的垃圾焚烧厂移址门头沟区的说法，不攻自破。

　　在今年的北京市两会上，赵凤桐向记者表示，自家的垃圾必须自家处理。

　　对于新址苏家坨，黄世平并不是很了解，“我看到报纸上说可能要搬迁五个村子”。按照海淀区政府去年年底公布的计划，拟在苏家坨镇大工村地区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量预计将达到2000吨，可以算上一个中型的垃圾焚烧厂。

　　王维平说，苏家坨镇最早就有一个垃圾填埋场，但垃圾处理极不规范，几乎都是露天堆放和简易填埋，“那里甚至没有防臭过滤设施”，2007年，海淀区关闭了包括苏家坨填埋场在内的44座垃圾处理厂。关闭后，这些非正规垃圾场的垃圾基本都清运到六里屯垃圾填埋场。

　　王维平指出，严格意义上来讲，替代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不是苏家坨，而是寨口矿一座被山头包围几近废弃的矿区，距离大工村不到2公里。“最大的优势就是远离居民区”。

　　距离寨口最近的大工村建在半山腰，常住人口300余人。对于要建设的垃圾焚烧厂，这里的村民并没有太多了解，有居民听到记者的询问，即表示反对，但也有居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影响，“能搬迁更好，住上新楼房”。

　　“当时是媒体的误读”。王维平解释，其实海淀根本没有在门头沟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计划。他说，海淀区的日产生垃圾总量在3600吨。按照计划，海淀自己的焚烧处理能力约在1000多吨，由于当年启动建设的位于门头沟首钢鲁家山停产矿区的鲁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能力可达到3000吨，本身足够消化石景山和门头沟的垃圾，所以当时计划鲁家山也将处理一部分海淀的垃圾。

对于最终为何没有选择在门头沟区建设垃圾焚烧厂，海淀区和市政市容委固废处的几名负责人，一致以不了解情况为由拒绝回复记者。

9、家乡消逝的河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1-02-09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71574.html

土地和河流是农民赖以生存、农村得以发展的两大资源，我选择以家乡的河流为观察样本来追溯记忆里的乡村生活。

查阅资料发现，老家所在的集镇紧靠江西第二大河——抚河上游的崇仁河，镇政府驻地距县城24公里，耕地面积19437亩，人口密度为322人/平方公里。

而那些宽窄不一、长短不同的河流，像一条一条银色的绸缎，镶嵌在半平原半丘陵地形之间，在田埂间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被河流阻隔了去路。

但在乡村走访发现，由于缺乏监管和自然淤塞，很多年前修建的排涝沟和水渠都失去了排水功能，有的种上了庄稼，有的杂草丛生。

作家苏童在《河流的秘密》一书中描述：从记事起，我从后窗看见的就是一条压抑的河流，一条被玷污了的河流。一个孩子如何判断一条河是否快乐并不难，他听它的声音，看它的流水，但是我从未听见河水奔流的波涛声，河水大多时候是静默的。

记忆中的河流已经消逝，大片的土地成为“实心田”，田间原来的纵横交错的小沟渠已经被填平。乡民们说，灌溉更多依赖小电机或者小柴油机抽水。

虽然年平均降雨量为1800毫米，但大部分集中在春、夏两季，旱涝灾害明显。

正月初五，阳光明媚，万物待苏醒。站在江西省崇仁县孙坊镇吴家村村口，村民吴永俊说：“去年汛期，我们这里雨水特别多，村东边有500多亩低洼地被淹，西边也有1000多亩地被淹。”

“目前全村旱涝保收的农田只占所有农田的40%左右。”鱼尾村村长孙付祥说，农民靠天收的局面还没有被根本改变。

整个孙坊镇辖13个村委会，104个村小组，87个自然村，依着崇仁河次递而居。沿着河堤向下走30公里左右，就是去年抚河唱凯大堤决堤处。

1月26日，大型机械仍在唱凯大堤上施工，抓紧冬季时间进行水利设施修建，除险加固工程计划在今年3月竣工，届时大堤防洪标准将提高到50年一遇。

去年6月下旬的那场特大洪涝灾害，抚州市累计损坏水库168座、损坏堤防2892处464公里。其中，抚河唱凯大堤、中洲堤全长113公里，有219处险堤险段。

这个农业大市提出“抚州举全市之力，确保农田水利建设顺利进行”，通过压缩一批城市建设项目，新增了一批水利建设项目，筹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近10亿元。

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重点城市和防洪保护区防洪能力明显提高，抗旱能力显著增强；“十二五”期间基本完成重点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全面完成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和山洪灾害易发区预警预报系统建设。

但守着土地耕种的农民越来越少，农民的收入结构也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务农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部分地区出现农民忽视农业生产的倾向，这使得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每年春节是农村最热闹的时候，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娶亲或盖房成为乡村宴席的主要话题。

以我所在的村庄为例，外出打工的乡民主要有四类：一是做小生意或搞个体户的，此类打工者约占总数的50%，大多数为初中就辍学的小青年或刚结婚的夫妻；二是种菜，约占总数的20%，大多数是结婚几年的夫妇，会去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种菜；三是技术打工，约占总数的10%，许多农村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如做木匠、石匠等在沿海开放地区或富裕省市进厂；四是单纯出卖劳动力，占10%左右，这也是许多未婚的青年男女们筹措今后成家立业本钱的主要方式。

一个结果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然后大量的货币财富（打工者收入）又以各种形式流回本地。但走访发现，这些在外地产生但却很少在外地消费、投资的务工收入以一定的形式转移到本地，但并没有进一步演化为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显然，务工收入的流向是问题之关键。一个主要的流向是盖房。在农村，楼房是农民财富、地位、声望的象征，甚至是个人资信程度的标志。富裕起来的乡民迫切的消费需求就是盖一栋新楼房，甚至盲目攀比。

因此，农村常见的情景是，老村百米外是新村。村道两边建着成排的小洋楼，或毛坯，或外贴瓷砖，如同雨后春笋般杂乱无章。

在盖房的问题上，乡民们会把自家最好的田地腾出来作为宅基地，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占用土地却难协调，大到修一个蓄水的“当家塘”，小到一口机井，一旦要征用自家的地，乡民们就会强烈反对。

“比如修一口小的机井，虽然占地大概只有一平方米，但建在自家的地头，农民也不乐意，虽然自家取水方便一点，但担心别人取水踩了自己家的青苗。”孙付祥说。

土地流转似乎也很难找到一个双方可接受的平衡点。通常情况下，越是土地流转搞得好的地方，水利建设往往搞得更好。因为种植大户对水利建设有更强烈的需求，他们搞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更高，而且涉及占地问题时，比较好协调。

目前的问题是，很多乡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也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别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10、巴西亚马孙地区遭遇百年来最严重旱灾

来源：人民网2011年02月07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13871288.html

　　人民网2月7日电　据来自里约热内卢的消息，巴西亚马孙地区遭遇百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今后几年那里可能产生50亿吨二氧化碳。这是亚马孙环境研究所和英国里兹大学日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的。

　　巴西亚马孙是人类的生态殿堂，它拥有世界上25%的饮用水，但是正面临干旱。由于缺少雨水数百万棵树已经枯死，今年几年这些枯树可能产生50亿吨二氧化碳，而不是吸收排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效应气体。这涉及到受保护的亚马孙原始森林的80%，不包括被砍伐的部分。亚马孙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内格罗河的水位已经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居住在两岸的居民已经被迁走，留下的人没有水和电可用。

环境保护者和科学家担心未来3月和4月的暴风雨，如同2005年发生的那样，当时风速达到每小时140公里，刮倒了6.63亿棵树，下了大雨。对此已经发出警戒。2005年的旱灾消灭了很多树，使原始森林面对风暴更为脆弱。人们担心这种现象极端气象重现。现在巴西一半地区遭受水灾，造成上千人死亡。几个月的干旱夺去了500人的生命。去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负面的后果。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亚马孙正在发生的事情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管彦忠）

11、限行、限车、限塑…… 人们在为什么而改变？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2-09 张黎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102/t20110208_692355.html

　　随着低碳环保的理念日渐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买房、购车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各种限制令的触角已经伸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限行，我们开始选择公共交通；限车，我们用骑行的方式出行；限塑，更重要的是传递一种理念。2011年，“限”或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对自身的积极调整，改善我们共同拥有的环境。

限塑令，一场孤独的狂欢？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这份被称为“限塑令”的通知明确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限塑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铺开。在超市或者大商场，市民渐渐习惯了“有偿”的塑料袋。买的东西多，有些人会带上环保布袋，另外一部分人习惯了花两角钱买一个袋子，装好东西带回家里。

　　而在农贸市场，在依旧由经营者为塑料袋埋单的环境中，很少有人会自觉地带上袋子购物，更少有经营者会问一句“你要袋子吗”等多余的话。

　　“环保”和“利润”打架，一定不是“利润”的对手，“限塑令”是帮着“环保”的，可是“利润”也有帮手，那就是市民的消费习惯。

　　“制定政策的人必须要考虑老百姓的执行能力。”一位农贸市场工商所所长这样说，现在农贸市场有些偷着使用超薄塑料袋的，大多都是无奈之举，“他们卖一斤菜，就赚那么一两角钱，再送个1角钱的袋子，一天的生意都白做了。”他认为政府能做的，就是尽量降低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

　　在环保和利益的纠缠中，在国人文明与陋习的斗争中，“限塑令”仿佛成了一场孤独的狂欢。

　　“限塑令”的确让众多的人改变了原来随心所欲使用塑料袋的习惯，让市民为他们的行为埋单。“限塑令”如果仅限于“限”的话，它应该算是成功了。

“限行”与“限车”，治堵的良策何在？

2007年，好运北京奥运测试赛期间，北京开始试行汽车单双号限行。随后，单双号限行演变为尾号限行制度。

　　2011年，为了缓解城市交通紧张、治理道路交通拥堵，北京开始实行摇号买车。

　　不仅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也传出“限制私家车过快发展”的消息。

　　为缓解停车难的问题，浙江省宁波市交警部门拟出台新规:新车需配车位才能上牌。目前这一方案还在市人大审议阶段。

　　制定此方案的宁波市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此番新政酝酿新车上牌要先提供停车位证明，将有效缓解新增车辆的停车难问题。”

　　2010年年底，江苏省政府召开全省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会议，首次在全省会议上探讨城市交通“拥堵病”。会议指出，要完善调控政策，实行“区域差别化”的小客车发展政策。江苏省住建厅负责人则透露，将研究出台限制私家车过快发展、增加私家车在城市的出行成本等措施。

　　业内人士就此分析指出，各地开始酝酿“限车令”，显示出交通拥堵问题积重难返，已经成为不得不直面解决的问题。

　　治堵好比大禹治水，关键是疏而不是堵。

　　以北京为例，在“限”的同时，还将加强“建”。今后，北京市将规划建设核心区南北地下隧道，2012年底前，建成5条37.3千米城市快速路以及400千米微循环道路；进一步优化地面公交网，建成1000个站点、5万辆以上规模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积极发展中小学校车服务系统和鼓励单位开行班车，在中心城区建设5万个以上公共停车位等。

　　专家表示，如果公共交通系统达不到一定的完善程度，且没有替代出行方案，即使出台“限车令”，也无法阻止私家车主继续开车进城。因此，不如将公共交通系统进一步完善，使很多人自动选择公交出行，拥堵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禁烟”，尴尬还要持续多久？

自2011年1月起，我国将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卫生部称，这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提出的目标。

　　限制人们抽烟，对那些饱受“二手烟”折磨的人来说，可谓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可是，事实上，禁烟法规出台后，除了在一定层面上向香烟产业链的各利益方发出挑战，也是对政府部门执法实践的一种考验。

　　我国一些城市早已有了“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相关控烟法规，但是这些法规存在执法主体不明确、惩罚措施不适当、禁烟场所涵盖范围有限等诸多“软肋”，可操作性并不强，使得“禁烟令”成为纸上谈兵。

　　北京市民张先生向记者抱怨说:“有一段时间，餐馆里实施禁烟的效果比较好，环境也变得清新了许多。可现在，一些餐馆里又变得烟雾缭绕，非吸烟区形同虚设。”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相关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不能只是制定政策，忽略监管会使一些好的政策流于形式。

　　同样对目前公共场所室内禁烟不满的还有刚刚回国的刘先生。他认为，北京公共场所禁烟不力的局面是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够造成的。他说，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餐馆里是绝对不能抽烟的，一旦被举报将会遭到严重处罚。此外，他还希望市民能够对禁烟不力的餐馆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专家表示，“禁烟令”出台表明我国在禁烟控烟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如何保障“禁烟令”充分发挥作用，是每个人都应该思索的话题。比如，加强对公民普及吸烟危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倡导健康绿色的生活理念；完善禁烟工作配套机制，特别是监督制度的落实；在室内公共场所设立专门的吸烟区，让那些实在控制不住烟瘾的烟民有地方吸烟。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措施，让全社会都参与到禁烟工作中来，才能取得实效。

“主动限”与“被动限”，孰强孰弱？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哥本哈根大会上，低碳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在响应环保主题，与其被限制，不如主动出击，淘汰更新。在这其中，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产品表现得尤为抢眼。

　　为了减少高能耗电器对能源造成的过度消耗，从2010年起，家电行业自立新规，《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规范都已经陆续实施，不达标的电器产品将面临退市。这可谓是主动限制的标兵行业。

　　除了电器产品外，处于科技前沿的IT行业也在不断提高效能，降低损耗，生产出更加绿色环保的产品，走一条节能减排之路。以打印机品牌爱普生公司为例，以“节能”、“省资源”、“排除有害物质”为开发设计的基本理念；原材料采购依据全球爱普生绿色采购基准实施；生产中以能耗、废弃物排放最小化为目标全面打造符合环境要求的绿色产品；削减运输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建立废弃产品的回收再利用机制。目前，在中国和日本销售的EC－01打印机已不再使用墨盒，而改用容量更大的墨水包。当打印量达到规定值8000张时，主机可再次重置至少两次。

　　同时，上至国家，下至地方，近年来都在出台关于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文件，将加快淘汰钢铁、建材、机械、热电、造纸和纺织等行业中的落后产能。对未按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区、县(市)实行项目“区域限批”，没有按期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将被施加“紧箍咒”。

　　无论是主动限，或者被动限，“限”的目的在于更合理地使用分配有限的资源，在“限令”频出的年代，或许道路是曲折的，但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12、我国城市空气为何污染严重却“达标率”高？

来源：科技日报2011年02月09日

http://news.hexun.com/2011-02-09/127188636.html

　　1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10年度30个中外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评价报告，20个大陆城市无一及格，分数最高的北京仅38分。中国城市虽均开展一定的空气质量信息发布，但仍处于初级水平。

　　据北京市环保局今天发布的《空气质量报告》，今年北京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累计达29天，占100%。空气中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除北京市空气质量数据“喜人”外，全国其他城市空气质量数据同样不错。据环境保护部网站今天实时公布的《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日报统计》，共有31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优，占总数的36.04%；53个城市为良，占61.64%；仅枣庄、石嘴山两城市的空气为轻微污染，仅占2.32%。

　　“各城市空气质量"被达标率"高，是由于我国"空气污染指数"（API）仅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PM10，即粒径小于10微米的颗粒物）。”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被达标率”高由于评价指标少

　　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30个中外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评价结果》，国内城市与参照组国际城市间的最大差距，在于监测和发布指标不全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细颗粒物（PM2.5，即粒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物）的监测与发布。

　　马军说，由于PM2.5容易深入呼吸道并危害人体健康，在国际上几乎所有主要城市均普遍做一定程度的监测和发布。作为全球遭受细颗粒物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我国无一城市正式发布相关数据。同时，我国尚未开展全国性的臭氧、铅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目前还没有反映全国环境空气中这些污染物浓度水平的数据。此外，国内外城市在一氧化碳、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等指标的发布也有很大差距。

　　城市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突出

　　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工程师朱忠军介绍，当前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煤烟型污染作为主要污染类型长期存在，城市大气环境中的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污染问题没有全面解决；同时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尾气污染愈加严重，灰霾、光化学烟雾、酸雨等复合型大气污染物问题日益突出。臭氧、可吸入颗粒物（PM10、PM2.5）、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11种污染物是现阶段对我国居民健康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污染物。

　　据《30个中外城市空气质量信息公开评价结果》，我国空气中二氧化硫污染尚未完全解决，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污染仍然严重；但自2005年后，全国城市年日均浓度最大值开始逐渐降低。

　　2001年以来，我国城市空气中二氧化氮日均浓度在2—77微克/立方米间波动，均达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但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自2000年开始，我国二氧化氮年均值二级标准由40微克/立方米放宽到80微克/立方米。据卫星资料，我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存在大面积二氧化氮污染，其污染总负荷呈快速增长趋势。

　　有研究表明，光化学烟雾污染和高浓度臭氧污染频繁出现在北京地区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呈现区域性大面积污染，今后一段时期，预计我国大气中臭氧浓度还将继续增加。

　　另外，据文献调查数据，我国城市大气铅浓度水平普遍高于国外发达国家，国内各城市大气铅浓度水平相差较大。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气铅浓度相对较低，其他一些工业城市大气铅浓度较高。

　　《评价结果》还显示，全国113个重点城市PM2.5的浓度水平均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准则值。

　　展开治理是大难题

　　当前的空气污染指数无法真实体现空气质量。不过，作为指导我国空气质量控制的风向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征求意见稿在两个月前公布。这是该标准制定以来继2000年微调后的首次修订。

　　是否应纳入强制性目标考核中的指标，争议最大的是PM2.5。这也是官方公布空气质量优良，人们却觉得空气洁净度不高的罪魁祸首。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针对征求意见稿评价说：“亮点是增设了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同时要求未达标城市制定限期达标规划；遗憾是未能将PM2.5纳入强制检测的污染物范围，只提供了参考限值。”

　　对于王庚辰的遗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总工程师魏复盛有不同意见。他说，其实PM2.5主要还是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等。目前我国都有监测，相关数据可在各种城市或国家空气质量报告、环境统计年鉴上找到，只是没有纳入空气污染指数体系和减排指标内，也没有做专门的评价。

　　为什么纳入或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这么少？“纳入的都是必须能控制，还要有办法解决的。”魏复盛坦言道，我国二氧化硫污染比较重，但该污染是可控的，并有办法解决的。在“十一五”期间，我国通过关停污染严重的小火电、小水泥厂，火电厂上脱硫设备等措施，把二氧化硫浓度降下来了。

　　据环保部主编的《国家污染物环境健康风险名录》，PM2.5主要来自于扬尘、燃煤、其他工业排放、汽车尾气等。“治理是个大难题，需多方面合作。”魏复盛说，以前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导致大气污染物排放较多，包括PM2.5在内的任何污染物的削减，都需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进行限制或关停，“但这些都需根据地区、企业本身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来调整的，都有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

　　“大气是会流动的，我们提倡大气污染治理要联防联控。”魏复盛还表示，目前，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株湘潭、成渝地区已出现了区域性的大气污染，治理不是一个城市能做到的，必须整个地区共同努力，共同削减。

13、谁来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围村”“堵河”乱象？

来源：新华网2011年02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874756.html

　　记者来信：谁来破解农村生活垃圾“围村”“堵河”乱象？

　　沟渠被淤塞，死鸡死鸭在田边地头几乎随处可见，大量垃圾被倾倒入河道中……春节期间，记者深入广西桂东多个县市的村村镇镇，发现乡村中的垃圾大都处于乱堆乱放、特别是乱倒入河道的状态，形成“垃圾围村”困局。

　　在岑溪市境内最大的河流——黄华河成了一个天然垃圾场，沿河的各个村庄，无一例外地将各种生活垃圾倒入河道中，使每个村子前的河道中都呈现垃圾“星罗棋布”的场面，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不但大煞风景而且污染了河水。

　　同样的场景出现在玉林市和贺州市的许多镇村，记者看到，几乎每一条临村的河渠旁都堆满各种生活垃圾，有些河段因为漂浮的垃圾太多，甚至形成了“只见垃圾不见河水”的场景。春节期间，各个村庄倾倒的垃圾更是比平时多出一两倍。

　　在北流市的蒙江村，村民们也都是把垃圾直接倒入北流河。52岁的陈汉基告诉记者：“大家都是这样，早就习惯了，不倒河里能倒哪啊？”

　　记者采访了解到，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农村垃圾一直呈现数量小、种类少、易分解的特点，农民采用堆肥、简易填埋或自然腐烂等方式，就基本可以维持垃圾总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农民现代生活方式的逐步确立，农村的生活垃圾不仅数量猛增，而且成分更为复杂，处理难度不断加大，从而造成目前的“垃圾围村”困局。

　　有专家指出，桂东地区河流众多，在农村垃圾处理跟不上的情况下，逐年递增的垃圾大都被倾倒入河道中，容易造成河流环境污染。并且，旱季中长期暴露的垃圾堆，也容易滋生蚊蝇、老鼠等，这也成为各种疾病的传染源。

　　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张瑞海说，农村垃圾处理事关百姓的生活环境和身心健康，是各地政府一个不可回避的民生问题。各地应因地制宜，想方设法破解“垃圾围村”的困局。比如，可以探索县、乡、村、户分级管理的新机制，实行“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填埋”的处理方式，促使农村卫生面貌和生态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当前各地村民收入还不是很高、自治能力还较为薄弱的现实情况下，不仅需要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科学选择垃圾的处理模式，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经费保障机制以及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才能把破解农村垃圾难题的好事做好。记者梁宇广

14、“滇池卫士”是沉重的国家形象

来源：东方早报　2011-02-09王军荣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2/9/565814.shtml

　　家住云南昆明市西山区富善村的农民张正祥被称为“滇池卫士”。据广州日报披露，他把所有心血都耗在保护滇池上，为此倾家荡产，并欠外债20多万元。因为这种行动断人财路，30年间他一次次受伤，有一次被人撞到山下，右手残疾、右眼失明。最近，因为持续30年的保滇行动，他的形象入选了在美国播出的中国国家形象片。

　　为保护滇池，张正祥多年来倾家荡产，两任妻子离开，儿子被吓成精神病，自己也被人撞成残疾，如果不是对滇池爱得至情至深，恐怕很难做得到。

　　但他的努力也是令人心酸的。滇池不是一个人的滇池，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事实上却只有他一个人在坚守。虽然他的坚守有些作用——滇池自然风景区内33个采矿、采石场和所有采砂、取土点全部被封停，喧嚣了多年的滇池周围终于消停下来，但滇池遭遇的环境灾难也是深重的。

　　保护环境，公民有责任，但我们却无法面对一个公民为了保护滇池要承受如此巨大代价的惨痛现实。

　　保护滇池环境的最大责任者是政府相关部门，然而，我们却看不到它们的多少正面作为。事实是：30年间，究竟写了多少封举报信，张正祥记不清了；他曾先后多次到北京，到国家信访局、环保部、住建部等处排几个小时队反映情况，但滇池周围的开采在一段时间内依然如火如荼。这成了张正祥最大的心头伤，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心头伤？

　　与保护环境相对的是破坏环境，其背后是利益的支撑。保护环境，就是在断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财路，自然要遭遇报复。然而，保护环境有法律，有政府，真的需要“滇池卫士”吗？

　　“滇池卫士”说得很悲壮：“谁破坏滇池就和谁拼命。”在法制健全的今天，在保护环境成为共识的当下，不知如此“豪言壮语”有没有羞煞法律，羞愧职能部门？

　　入选国家形象片，是有关方面对张正祥行为的肯定。可他毕竟已经是一位老人了，即便马不停蹄，又能坚持多久？靠一个牺牲家庭幸福，牺牲个人利益的“滇池卫士”来保卫滇池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令人深感沉重的悖论，所映射出的是一种不堪的现状。

15、中国的“形象代表”其实代表的是中国悲哀

来源：红网2011/2/9 洪巧俊

http://hlj.rednet.cn/c/2011/02/09/2174050.htm

　　农民张正祥被称为滇池卫士，他把所有心血都耗在保护滇池上为此倾家荡产并欠外债20多万元，因为这种行为断人财路，30年间一次次受伤，甚至有一次被人撞到山下，右手残疾、右眼失明。近日，他走入在美国播出的国家形象片，成了中国的“形象代表”。(2月8日《广州日报》)

　　我为这样的农民感到骄傲，但也为此而感到悲哀。其实张正祥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表”，也是中国形象的一种悲哀。很多人认为他是“环保疯子”，孤独而穷困潦倒的日子他坚持了30年。的确，如果没有这种疯劲，他能坚持30年吗？

　　张正祥的故事的感人至深。报道说，张正祥的“败家”举动使原本殷实的家庭出现了裂痕。他老婆说，环保也是你搞的事？你只是一个农民。老婆或滇池，你只能二选一。你选滇池，我就走。最终，妻子丢下三个孩子离开，15岁的大女儿张秀梅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张秀梅说，她放了学去找苞谷，送上山给父亲吃。山路陡峭难走，父亲就像着了魔一样。为取得采石毁山的“罪证”，父亲早出晚归，到处跟踪，现场取证，然后向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反映。附近的村民常见他骑着辆破自行车东奔西跑，渴了就喝一口山沟里的水。他娶的第二任妻子，也因为他的“疯”而离去，如今三个女儿纷纷离家出走，留下孤独的张正祥。

　　可以说，感动的背后，却让我们脊梁发凉。家破了，儿子疯了，自己也残了。为了西山，为了滇池，张正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表面上看张正祥是“为了大家而牺牲小家”，是大公无私，实质上张正祥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对亲人的冷酷，不能不说这种执拗带着个人主义和自私。公民应该自觉爱护环境，但不一定非要去与破坏环境的人去斗争。这就涉及到一个责任划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和曾经讨论过的公民有不有抓小偷的责任一样，抓小偷是警察的职责，公民可报警，但未必要亲身去抓小偷。

　　需要追问的是滇池是谁的滇池？不是张正祥一个人滇池，为何要他一个人去牺牲家庭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保护？谁最有义务和责任来保护，毫无疑问是当地政府。假如现在保护滇池的责任仍然落在张正祥的肩上，那么昆明市政府主管领导就应该引咎辞职，向公众谢罪。纳税人供养政府有关工作人员是干什么的？既然不作为，就应追究他们的责任。

　　很佩服张正祥坚持不懈的精神，但不认同他这样的做法。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再说，作为一位公民，不是自己不顾一切去守卫，而是督促政府去保护，去解决。张正祥守护滇池环境的事迹入选央视2009“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但有人说，张正祥的事迹虽然感动了中国，但没能感动云南。为何？因为滇池的环境不因为有了张正祥守卫就不再遭到破坏。

个人的勇气和力量当然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的一个因素，但文明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更是人类传承的中坚力量。国家早有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地方各级政府保护当地环境责无旁贷。每个公民监督政府也是责无旁贷的。假如每个公民都能持之以恒去监督政府，中国的环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公民督促政府去保护环境，要比个人守卫更有效。当前，我们最缺失的是监督政府的公民精神，这才是中国之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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