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据地球观察研究所《走进亚马孙项目手册》上介绍：对于亚马孙地区当地居民来说，鱼类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而鱼类的可持续性捕捞和当地的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与当地土著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是有紧密联系的。科考队员将会监测大型鱼类种群的丰富程度、多样性以及年龄结构，从而确定当地渔业对于这些物种的影响。我们参与的调查是要对各种不同的捕鱼方法进行捕获率（capture rate）的评估工作，例如撒网捕捞，使用鱼钩的捕鱼方式。在这一考察中，也有用鱼线或长矛捕捉，和鱼叉捕捉。还要在丰水和枯水季节分别确定鱼类种群的数量和规模，采用的分析方法是计算每次捕获到的鱼类数量。

撒网

今天要数的鱼的在这里统计

我和中国志愿者阿秉与当地向导阿里费来多一起划着小船去撒网时，我想象着在电影上看到过的，收网时鱼一条条地往上蹦的场面。亚马孙这个鱼类的天堂也会让我们拍到这个画面吗？

撒网归来，留在船上的人已经拿起了鱼杆，有模有样的钓开了。

水中的“五线谱”

亚马孙的水葫芦

钓鱼

水中“音乐”的旋律，是以水与水中的植物共同演奏的。那些在我们中国被称为外来物种入侵的水葫芦，在这里却婀娜多姿。2010年西南大旱时，有科学家站出来批评过度种植桉树对生态的影响。也有科学家说桉树在澳大利亚长得很好。这些科学家要是到亚马孙来看看，可能也会说，给中国江湖的水质带来严重污染问题的水葫芦在亚马孙不就长得很好嘛。

水葫芦在亚马孙是美丽的植物，点辍着大自然的丰富。并不见得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功能。在亚马孙，水葫芦没有泛滥到盖住整个水面，让其他水生动植物连气都喘不了。

在中国，水葫芦是臭名远洋的，可是2009年我们在巴西亚马孙采访时，生态学家徐凤翔说她一定要给水葫芦正名，那次徐先生首先说到，水体流动性差，污染太多，才造成水葫芦生长迅速，而其他物种难以生存，所以才独占了水体，造成了厌氧环境，影响了其他物种的生存。所以，不能一味地讲水葫芦物种是“入侵”，其实是环境治理的问题。

徐先生说：在巴西的那片大湿地中，我们看到除了它水系的流动使多种水生生物生存外，而且在水深森林的环境下，上层林木对水体郁蔽，水葫芦自然就不会到处分布了。还有如果在水体环境一时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沿岸的耐水湿的树种和灌丛也可形成水体的郁蔽，一定程度上也可起到限制水葫芦分布的作用。

徐凤翔在巴西亚马孙中手中拿着水葫芦的花

生物的生长是有环境的。西南大旱时，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不找找局部环境遭到了什么改变与破坏，及为什么会改变的原因，显然是不负责的，或是推卸责任的。我们都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动植物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家园！这样的教训在我们身边还有大树进城。前些年我在西安就听说，大雁塔附近移栽的大树地已经死了几轮了，可还在不停地从远方移来，种，种，种。其结果，不但城里的景观没有被美化，大山中的大树也越来越少了。亚马孙热带雨林的景观之丰富，是人类种不出来的，在这里，我们除了赞美，我想更应该的是从大自然中感悟。

一棵大树的树冠

热带雨林里一棵大树的树根

热带雨林里的树根

热带雨林里的根上根下

这也是树根

雨林中的“雨”

就在我们尝试并感受着在亚马孙中钓鱼的乐趣时，下雨了。我们急忙躲到热带雨林中的大树下。这里的大树对我们来说，除了能躲雨，有着密林深处无比的神秘以外，就是它们根部的奇特。有在树枝上又长了了往下长着一枝；有的一支支，一条条又在空中悬垂着。为什么叫雨林，在这里，用我的话说，就是那一条条漂浮在大树四周的气根，它们像不像一条条雨丝，一条条雨线呢。

我还在探密，想象着热带雨林里的树，热带雨林树的根时，我们的向导阿尔费来多把我们叫到一棵大树下，并指着密密地树枝和树叶让我们看。

通过科研助理布查先生的翻译，我们知道阿尔费来多发现了趴在树枝上的一条蛇。若大的一片林子，那么密密麻麻的树叶，这位生长在亚马孙村庄里的男人，怎么就能看到一条和树枝几乎是同一颜色的蛇呢？阿秉说他一定是有感应，不然怎么可能。

阿尔费来多左指右指了好半天后，我们其他几个人才终于看到了大树上，众多树枝中趴着的那条蛇。

树上爬着条蛇

找到蛇的密林

雨下了停，停了下。我们在雨林里躲了两次后，钓鱼的收获我是两条，美国志愿者艾米一条，其他的人都没有钓到。这里的鱼难钓得被我们认为是太聪明了，它们能很快吃掉我们放的鱼饵后马上就逃之夭夭。即使我们钓上来的，也是一巴掌大的小鱼。想钓到食人鱼是根本就别想的。是少，还是什么布查也没能为我们解释清楚。

我钓到的小鱼

从网中“摘”鱼

食人鱼

还好，我们撒的网中有食人鱼。不过在收获时，并没有出现鱼往水面上跳的画面。捕到的鱼，都被鱼网卡住了脖子。可怜的鱼。

我们接下来做的是要把网上捕到的69条鱼，量称一遍。布查认为我们今天捕到的鱼的数量不算多，种类加上我钓的两条只有四种。

布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对鱼类的监测，主要是要确定鱼类的种群数量和种类丰富程度，我们将会在主要河流，河渠和湖泊当中各个不同的位置撒下3 0 米长而且网眼大小不同的渔网。然后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让鱼网在水中停留。对于鱼网当中所有捕获到的鱼，确定它们的种类，称它们的体重，并测量它们的大小。每次同样强度的捕鱼劳动所获得的鱼类数量可以反映鱼类的实际种群密度或者种群数量。如果每次同样强度的捕鱼劳动所捕获到的鱼类数量在减少，这就说明人们在过度地捕捞鱼类（鱼类种群数量在下降）；如果每次同样强度的捕鱼劳动所捕获到的鱼类数量保持稳定，这也就说明鱼类的种群数量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如果每次同样强度的捕鱼劳动所捕获到的鱼类数量在逐渐上升，这就说明鱼类种群数量也在上升。这种分析每次同样强度的捕鱼劳动所捕获到的鱼类数量的办法，既可以作为不同渔业地区之间的比较方法（没有渔业的地区，只有少量渔业的地区和渔业发达地区），又可以作为所选择的研究区域的长期观察办法）

这种鱼叫清道夫

称重

鸟见到了一鱼

今天在亚马孙河中，再次考验了我对自然的认知。开始看到我们捕到的满满一桶的鱼，我想的是，晚上有鱼吃了。甚至还想，我要自己做这些鱼。可是我们捕到的这些鱼，并不可以吃，而是一条一条地记下它们的身长，嘴长，体重等数据后，要重新放它们于水中。

在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我们的思维方式，真的需要到大自然中来修炼。

我们这样走进林中，阿尔费来多在学我们看到的动物的叫声

雨林中

亚马孙野生动物的陆地样带考察，主要是调查有蹄类动物，灵长类动物，和猎禽。观察人员将沿着陆地样带行走，一一记录下所观察到的动物所处地点到该样带的垂直距离。这种考察方法之所以可以采用，其假设的前提是发现动物的可能性取决于该动物所处位置到样带的距离。观察人员必须在动物看到自己而被吓跑之前测量出该动物离样带的距离。这就意味着，观察人员必须努力在动物发觉自己之前先看到它。

为了不想“献血”

带我们为避免喂蚊子把自己“武装”到牙齿，走进林子的科学家帕伯罗•珀塔斯生于秘鲁亚马孙，青年时期在雅瓦里河流域的一个小农村社区里度过。帕伯罗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秘鲁灵长类动物学项目研究夜间猴子的活动，并由此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然后，他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帕卡亚-萨米里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项目进行协助工作，目前正在协助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秘鲁项目。帕伯罗也是帕卡亚-萨米里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广泛地从事以社区为基础的养护和保护区管理工作多年。

阳光洒进林中

黑领鹃

森林中的小青蛙

雨林中的蝴蝶

帕伯罗告诉我们，在野外，观察人员还要在记录下该动物的初始位置到样带的垂直距离。如果该动物因为看到了观察人员而移动了自己的位置，那么记录下来的数据就有误差了。这种考察方法的前提假设是，所有动物都是独立分散于各自栖息地的。但是由于在一个喜好群居的动物群当中，单个动物不是独立的，它们的行动取决于该动物群中同类们的行动。所以群居动物群体必须被视作抽样调查当中所称的抽样单位。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动物群体的密度。这一方法假设动物都是独立分散的栖息地。由于个别动物在一个社会群体不是独立，但此举取决于一个，动物群体的社会物种必须被视为抽样单位。因此，动物群体密度就可以计算了。

雨林中的猕猴桃

帕伯罗为我们找野果子吃

雨林中的辣椒

帕卡亚-萨米里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秘鲁最大的保护区之一，跨越两万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这座保护区是一个罕见的具有丰富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地区，一片独特的洪水森林，它是地球上发现的具有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的的地区之一。它位于亚马孙流域西部雨林的深处，其中生活着大量的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它恰好位于亚马孙河途径秘鲁，哥伦比亚和巴西的部分地区，到达大西洋的漫长征途的始发处。环绕保护区的两条主要河流是乌卡亚利河和马拉尼翁河，它们相汇合从而形成了亚马孙河最初的源头，保护区就从这里开始。大河形成的冲积平原为保护区孕育了低矮的洪树林。乌卡亚利河和马拉尼翁河均发源于安第斯山脉; 乌卡亚利河的真正源头是环绕马丘比丘和库斯科的乌鲁班巴河。发源于安第斯山脉的河流因其流经多岩石的山脉而富含沉积物。

雨林中的棉花

雨林中棉花的花

雨林中的蘑菇

有一点遗憾，我们今天没有看到什么大型动物，虽然一直能听到猴子的叫声，特别是听到红吼猴的叫声就像是刮风一般，但是并没看到。看到的最大的不是什么野生动物，而是蚂蚁窝。帕伯罗告诉我们，这座小山是靠蚂蚁们的肩膀扛起来的。而且里面会有很多通道供蚂蚁父生活。

蚂蚁扛出的山

雨林里的“编织”

大自然的“做功”

这些是亚马孙监测项目本应该看到的野生动物。第一排中间红色的就是红吼猴。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它们，还有几天的时间，或许还有希望和它们一遇。

今天最大的感受还是向蚊子做了无偿地“献血”。虽然全身捂得严严实实，但谁想到，袖口那系好了的扣子缝隙竟也让它们见缝插针地吸了个够。真真体会了一下我们上船第一天理查德就说的，志愿“献血”。

亚马孙河流域广阔的热带丛林地区占地球所剩热带雨林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其丰富的物种数量令人叹为观止。生物学家估计，在这片湿润的丛林地区内，高耸的树木搭起阴凉的树叶帐篷，地面上又是枯枝落叶层，其间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物种的动植物。由于它地处偏僻，流域范围宽广，因此这里成了昆虫们的天堂。其中一些罕见的昆虫正随着人类逐渐发现新植物和动物的同时出现在人类眼前。然而，因为过度的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亚马孙流域的大部分热带雨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丛林中的某些物种已经开始消失了。我们今天的记录，为的是明天森林的继续，我们几个同行的中国志愿者，都为自己能参加这样析科研项目而自豪，不管是不是看到猴子或其他动物。

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这些项目的监测，在继续的期待中。

2、知底有声Vol.02：苹果“有毒”你知道么？

来源：搜狐绿色　2011－01－20

http://green.sohu.com/s2011/poisoned-apple/index.shtml

你所不知道的，苹果公司的另一面……

近年来苹果公司成为消费电子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然而时尚靓丽、受人追捧的苹果产品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当苹果刷新销售纪录时，中毒的代工厂员工还在病榻上饱受煎熬，

周边社区和环境受到废水、废气的污染……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green.sohu.com/s2011/poisoned-apple/index.shtml

3、环保NGO质疑苹果公司生产链存在重金属污染

来源：《新民周刊》 2011年01月20日　黄祺

http://env.people.com.cn/GB/13777640.html

　　“苹果”够绿吗？

　　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在调查中发现，“苹果”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企业，存在严重的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不良记录。民间组织敦促“苹果”承担环境责任，建立供应商监督机制，但“苹果”公司一味回避，成为接受调研的29家中外知名IT品牌中表现最差的一家。

　　“苹果”不理NGO质疑

　　“苹果”对待环保组织质询的态度，远远赶不上它面对“苹果”粉丝那么友善和热情。

　　环保组织最后一次发给“苹果”公司供应商责任经理邮件，是在今年的7月22日，这封信石沉大海，面对环保组织对“苹果”生产链重金属污染的质疑，“苹果”的应对措施是：不理。

　　从今年4月到8月，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达尔问等34家环保组织陆续发布3份《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调研的对象是29家国内外知名的IT品牌。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军告诉记者，“苹果”公司一再回避其供应商存在的严重污染和职业危害问题，成为所有被调查品牌中表现最差的一家。

　　马军最早因研究中国水资源保护成为知名环保人士，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从2006年开始，他创建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记录了中国各地3万余家企业环境违规超标信息，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环保、水利、海洋等部门公布的资料。两个数据库通过向公众公开政府发布的信息，寄望社会公众参与对污染企业的监督。

　　通过梳理这些资料，马军发现部分企业重金属污染超标排放，其中包括许多IT产业链中的生产企业。“这样的企业数量庞大，以我们环保组织力量，不可能去一家一家督促，而且，这些外包加工企业并不是那么在乎自己的声誉。”而对于IT品牌企业来说，核心的价值就是品牌，任何负面的信息都会伤害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它们会比代工的企业更加在乎公众的反应。“而每个品牌都有大量代工企业，比如松下有4000多家供应商，西门子有1万家供应商。”

　　因此，一个“倒逼”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环保组织向知名的IT品牌施压，要求IT品牌监管自己产业链上企业的污染问题，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环保组织在今年4月第一次向“苹果”的相关负责人发出邮件，其中指出3家重金属污染违规企业，有可能与“苹果”有关，希望“苹果”确认。除此之外，“苹果”负责人和其他28家企业负责人收到同样的问题：

【1】【2】【3】

4、绿苹果还是黑苹果？－“苹果”供应链的秘密

来源:南方周末2011-01-19何海宁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54755

中国三家民间组织的报告揭开了苹果公司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报告认为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三方面，苹果都违反了自己的承诺。事实上，在供应链绿化已成国际潮流之下，跨国公司不仅应强化其供应链条的环境管理，而且应向公众说明供应链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整改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苹果另一面”

这是一家市值位居全球IT行业之首的巨无霸企业，每一款新产品上市都会引发全球粉丝彻夜排队等候，每一款产品都在引领全球消费潮流。

这是一家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的企业，每年它都会发布一份“供应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

然而，这家时尚靓丽的苹果公司却有着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本周四，一份名为“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在京发布，这份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三家民间组织发布的报告，将苹果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

南方周末记者独家获得的此份报告显示，苹果的另一面“污染、侵犯和毒害”一直“深深隐藏在其秘不示人的供应链中，很少为公众所了解”。

报告列举了10起苹果公司供应商违背职业安全承诺、违背环境污染承诺、违背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的承诺的事件。这些供应商分布在苏州、广州、东莞等地。这些事件包括，富士康连发12起员工跳楼、联建科技正己烷中毒、南玻集团下属企业多次废气超标等。

按国际惯例，绿色供应链即要求把环境保护意识、“无废无污”、“无任何不良成分”及“无任何副作用”贯穿于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整个产品链条中。

报告执行人之一、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在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劳工权益三方面，苹果都违反了自己的承诺。

事实上，苹果公司进入马军的观察视野已近一年时间。作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他建立的环境污染数据库一直在收集全国企业的环境违规记录。在去年4月份，他和其它33家环保NGO联合发布了第一期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涉及苹果、松下、海尔、诺基亚等众多知名品牌。

马军期望能获得与企业的良好沟通。报告设置了交流进度表，包括“利用公开信息加强供应链管理”、“推动供应商作出整改并公示环境信息”、“推动环境管理向供应链深处延伸”等10个选项。此前，马军分别在6月、8月发布沟通进度新报告，本周四发布的是第四期报告。

至今，马军仅获得了苹果公司极少的回复，在29家IT企业中，它位于末位。“苹果公司基本处于不回应状态。”马军说，“在长达几个月时间里，完全陷入了沉默。”

中毒事件

此次调研肇起于2009年苏州的正己烷中毒事件。

2009年5月开始，苏州联建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联建科技）许多员工无端患上四肢无力、手脚疼痛的“怪病”，甚至晕倒在车间。六十多名员工陆续住院检查。后查实，罪魁祸首是一种化学溶剂正己烷。

当时，联建科技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擦拭手机触摸屏。正己烷是一种无色液体，挥发速度比酒精快速，但具有毒性，长期接触可致人出现头痛、头晕、乏力、四肢麻木等慢性中毒症状，严重的可导致晕倒、神志丧失，甚至死亡。

联建科技员工超过1万名，是全球知名的手机液晶屏代工企业，据调研报告称，其也是苹果公司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IT行业是环境污染、触发职业病的重灾区，许多元件的生产成为严重的污染源头，如印刷电路板、电池、电源、大量金属元件的电镀环节。在第一期调研报告中，以印刷电路板为例，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镍、烙等第一类污染物。“据我们调查，大量PCB（指印刷电路板）生产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马军说。

除了联建科技，另一家企业运恒五金机电运营部（下称运恒五金）也发生正己烷中毒事件。据原员工小詹描述，这是一家类似小作坊的生产车间：“三十多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环境是密闭的，没有窗户，只有一个进出门。”

据悉，运恒五金已在工商部门注销。由于负责人钟健祥拒绝采访，无法考证这家小企业的真实身份。据员工讲述，运恒五金负责苹果标签的生产。

正己烷中毒事件已持续发酵了一年时间，不少员工依然在为赔偿奔波。26岁的阿景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但他认为应该是九级，为此他专门从苏州前往南京，再次做鉴定，目前结果还未拿到。

“很多人都去南京做了，但结果都还是十级。”阿景失望道。这涉及到巨大的赔偿金额，“十级赔偿10万块钱，九级就是16万。”

职业病的后遗症让阿景很恐慌。现在天冷，他晚上睡觉得盖3层被子，遇冷的话手脚会发麻、疼痛，厉害的时候会抽筋、出汗。

苹果的“秘密”

从关注正己烷中毒事件开始，马军发现，IT行业重金属污染超乎想象。此前被点名的企业陆续与NGO沟通，进而整改。然而，马军与苹果公司却陷入了拉锯战，苹果公司唯一的回复就是“不回应”。

一家国际环保NGO向苹果公司的美国总部转交了此调查报告，不过，苹果要求马军提供联建科技是否为其供应商的证据，并称会进行调查，但不会透露任何细节或时间安排。

NGO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联建科技由台湾胜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99年投资成立，“据多份公开材料显示，这家工厂是苹果公司触摸屏的重要供应商。”在一份“iPhone4概念股”的分析文章中，胜华公司是作为苹果公司触摸面板项目的受益企业。

阿景告诉记者，他在联建科技车间里的工作是操作真空组合机，这是触摸屏生产线的一环。生产的手机触摸屏和iPhone4大小、款式相同，他还能看到这款手机因为“信号门”问题进行的工艺改进——在手机里添加了一块铁片。

1月18日，联建科技管理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属于商业机密，已经签署保密协定，必须为客户保密。”

调研报告中涉及的另两家公司——东莞公司万士达、生益电子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企业，但他们均否认是苹果公司供应商。

“苹果对供应链严格保密，要求供应商签署保密协议，不对外公开。但每一种产品面世之后，很多研究机构都会出分析报告，详细拆解产品元件的生产企业和成本价格。”一位长期关注苹果、正在撰写苹果公司供应链书籍的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已多次联系苹果公司，截至发稿日并未得到任何回复。

调研报告将之归纳为“秘密文化”：从独特而不易兼容的操作系统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秘密操作的传统，这种技术上的独特性被移植到供应链管理中，以至于很难去了解其供应商的构成。而苹果公司是否遵循环境与社会责任，只能从该公司自己发布的报告得知。“独特技术需要保密无可厚非，但从技术延伸到供应链，我觉得很不恰当。因为这涉及到它的污染对他人的损害，这一部分不应该保密。”马军说。

“断掉”的苹果供应链

苹果公司是典型的品牌输出企业，负责创意和设计，产品制造由供应商提供。从一些公开的产品拆解报告和产业分析文献中看到，苹果公司的供应商遍布全球，分布在中国台湾地区、美国、韩国、德国等地，在中国大陆主要是台资企业的生产基地，最后主要由富士康组装成机。“苹果公司很注重供应商的供货能力，产量要稳定、充足。此外，零部件的生产工艺要求非常高，通常苹果公司选中的供应商都是这个领域内的龙头企业，具备一定的生产实力。”长期调研苹果公司的一位记者说。

不过，这些只是上游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下属企业、转包企业等很难获得公开的确定资料。

一份“苹果供应商行为准则”显示，苹果公司有详尽的规范体系。如其中“环境影响”一款中，对有害物质、固体废弃物、废水和雨水、废气等做了相关规定。

苹果公司将虐待工人、提供虚假审计材料、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等认定为核心违规行为。其在2009年共发生17宗核心违规行为，违规企业设置1年的观察期，观察期结束时再次审查。另外，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超时工作、不恰当计算加班工资、支付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歧视工人、岗位安全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

不过，记者查阅发现，在2010年的苹果社会责任报告中，依然没有看到具体供应商的名单和资料。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赵旭将这条供应链形容为“一把扫帚”：“一头大，另一头就散开了”。她认为，苹果公司的产品不像通用等汽车企业一样，进入门槛很高，手机等行业壁垒低，在苹果一级供应商的更上游，有大量的企业存在，苹果公司不可能与其一一对接。

“如果苹果公司存在更上游的供应商，那么它就很难去签署一份环保的协议，绿色供应链就很容易断掉了。”赵旭说。

“由于苹果产品对零部件生产工艺要求过高，所以在生产初期经常面临生产良品率不足的问题，影响了苹果的供货。”上述长期调研苹果公司的记者说，“那么，不排除其供货商在生产时采用一些有毒甚至非法的工艺来保证供货，联建科技中毒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1年年初，阿景和几个中毒员工给苹果公司CEO斯蒂夫·乔布斯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中毒事件造成的伤害：“希望苹果公司严格监管代工企业的违法行为以及为我们受害者出面争取应有的赔偿。”

和马军一样，这些中毒员工依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5、曾经的“坏孩子”正在变绿

来源:南方周末2011-01-19何海宁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54757

早在2005年，耐克公司已成为行业中第一家公布工厂名单的企业。“我们持续更新在全球超过700间工厂名单，增加透明度并促进协作。”耐克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2008年，耐克公司加入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NGO发起的绿色选择联盟。“通过我们与中国本土NGO的合作，在更好地管理和控制不合规风险以及保护品牌方面，是多有裨益的。”

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耐克公司这种做法并不多见，但已逐渐成为潮流，至少在公众力量介入供应商环境污染调查时，大部分企业是以积极配合的态度合作。

在全球范围，绿色供应链并非新生事物。1996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的制造研究协会首次提出了绿色供应链概念，旨在综合环境影响和资源优化利用来考虑制造业供应链发展问题。

诸如耐克公司这种以品牌创意和设计为主的企业，供应商遍布全球。公众要求其产品的绿色理念与生产过程相一致，这就要求整条供应链建立环保体系。耐克负责人介绍，耐克公司的HSE（健康安全和环境）审核项目采用全球统一的评价系统，从评估、实地考察和合同工厂预防整治措施等多方面收集信息。“以前，我们注重监测工厂是否符合法规和耐克的要求，发现问题时采取行动。现阶段我们也注重帮助工厂建立良好的管理操作，并能达到要求的能力。”耐克负责人说。

耐克公司与中国本土NGO的对接体现在使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库（简称IPE），他们定期检索工厂的环境表现，并推动问题工厂进行整改。

与耐克公司相同的是溢达集团，这家高档衬衫的世界级生产商要求所有供应商通过IPE进行核查。“对于有违规行为的供应商，我们将停止与其合作，直至其通过整改，达到环境法规的要求。”溢达相关负责人说。

从2008年至今，溢达集团有7家供应商进入“黑名单”，通过整改及第三方审核之后才最终消除污染记录。“供应商及相关转包企业的名单、环保信息不属于我们的商业秘密。一旦发现供应商有环保违规记录，我们将要求整改，同时积极寻找替代品或服务，一旦发现它无意愿和能力进行整改，我们将停止合作。”溢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问题供应商的整改需要第三方力量的介入监督，其中包括独立的环境咨询公司、环保NGO等。在民间监督的同时，各国大都建立了相关标准。大连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朱庆华介绍说，发达国家（如欧盟、日本等）的电子产品生产工艺都严格执行ROHS标准（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如果品牌企业真正按照ROHS标准实施，就不应该存在转包企业和下属企业的环境污染问题，供应链上的所有企业都应该按照统一标准，所有的产品部件都应该被贴上标签。”朱庆华说。

他认为，目前国内虽也有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但却没有严格实施。在企业看来，绿色供应链的建立存在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在于，作为单个企业，难以发现和判断众多供应商和外包商的环保表现和违法记录。”溢达负责人说。

“我们也遇到一些挑战，例如当地法律法规在行业内的执行程度不统一，需要不断强化工厂和供应商的公开透明度。”耐克负责人介绍说。

6、我国第一部《中国低碳城市评价体系》问世

来源：赛迪网 2011.01.20

http://eco.ccidnet.com/art/33517/20110120/2299117_1.html

【赛迪网讯】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从哥本哈根会议到坎昆会议，都在广泛关注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近30年来，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随着国家城市化进程加快，有关发展与人居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级政府正在积极寻求低碳发展模式。那么，怎样的发展模式才算是真正的低碳？如何来评价城市发展是否符合低碳标准？

2011年1月19日，《中国低碳城市评价体系》（以下称《评价体系》）的推出给出了相应答案。该《评价体系》是由全国低碳经济媒体联盟组织专家委员会历时九个月，召开十余次专门研讨，并征求多方面专家意见，以媒体视角引导城市低碳发展而隆重推出该研究成果。

《评价体系》将在全国低碳经济媒体联盟官方网站www.clemf.com 上开通公众参与平台，面向全社会广泛征求网民意见。增强全民参与意识，共建低碳社会。

《评价体系》由10个方面构成：

1.城市低碳发展规划指标；

2.媒体传播指标；

3.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低碳产品应用率；

4.城市绿地覆盖率指标；

5.低碳出行指标；

6.城市低碳建筑指标；

7.城市空气质量指标；

8.城市直接减碳指标；

9.公众满意度和支持率；

10.一票否决指标。

评价体系有三大特色：

一是媒体传播指标

A．全国性媒体宣传该城市低碳经济成果的报道力度；

B．地方媒体对该城市低碳经济成果的传播力度；

C．其它方式传播力度。

二是把当年是否出现严重违反低碳经济发展事件列入指标。

每年全国一些城市都会发生一些违反低碳经济发展的事件，媒体都第一时间进行了曝光。相反也有不少城市不仅没有出现这样的事情，还在这方面作了必要的方案措施。因此，《评价体系》也首次将反面典型进行一票否决制。

三是公众参与意识

《评价体系》增加了公众参与意识的内容。尤其强调对低碳经济利益相关者进行减排知识培训，依次延展到城市制定低碳政策来培养新一代具有低碳意识的公民，尤其对家庭能源的最大消耗者——青少年低碳意识的培养，被视为整个低碳政策的决定性环节。

2011年1月19日开始实施的低碳城市评价将在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三个层面同时展开，计划6月5日（世界环境日）将面向公众揭晓第一轮评价结果。

本次活动得到了新华社、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日报、路透社、彭博社、国际文传电讯、搜狐绿色、光明网、腾讯网、中国青少年广播网、赛迪网、中国太阳能产业资讯网、阳光能源网、供热制冷网等100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支持。

7、研究发现香港每年1200人因空气污染致死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1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1/01-20/2800112.shtml

　　中新网1月20日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港空气污染严重，其中悬浮粒子是造成能见度低的主因，严重影响市民健康甚至经济竞争力。香港大学的研究发现，能见度愈低死亡风险愈高：能见度每降低6.5公里，死亡率就会增加1.13%，诱发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病发的死亡率更分别增加1.31%及1.92%，并推算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气污染致死，即每日平均有近3.3人丧生。港大建议，环保署应修订目前落后于国际水平的空气质素指标。

　　诱发心血管疾病上升1.13%

　　能见度可反映空气中的悬浮粒子浓度，显示空气污染情况。香港大学分析1996年至2006年间香港的能见度和死亡率，发现能见度每下降6.5公里，空气污染引致的死亡率，包括诱发心血管及呼吸道疾病就会上升1.13%，即每年平均有450人因此死亡，以香港能见度平均为12.6公里计算，即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气污染致死。

　　研究又显示，长期病患者受空气中悬浮粒子的影响最大，空气污染诱发心血管疾病致死人数，平均每年385人，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410人，并以昨日为例，指能见度仅5公里，即昨日约有5人因吸入空气中的悬浮粒子而死亡。

　　悬浮粒子引致过敏发炎

　　港大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林大庆解释，空气中的悬浮粒子可直接刺激身体机能，引起过敏、发炎等征状，一般市民亦会感到喉咙不适或者气喘等，长期病患者受到的影响更大。空气中的微粒子会增加血液黏性，影响血液流通，容易引起心脏病病发，而肺炎患者亦有可能因吸入污染物而病发。

　　87年制定标准 未与世卫看齐

　　目前，香港沿用1987年制定的每立方米55微克标准，纵使港府早前建议将标准收紧至50微克，仍较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即平均每立方米20微克或以下为高，亦远超温哥华的10至12微克，以及纽西兰、芬兰的4至6微克。林大庆批评，特区政府的标准过低，应收紧至与世卫标准看齐，保障市民健康。

　　香港环保署发言人在回应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有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悬浮粒子的污染问题，而大气中的悬浮粒子的水平在过去6年减少约18%，而低能见度的时数，也由2005年1，502小时减至去年的1，225小时，减幅约为18%。同时，港府亦已向环境事务委员会汇报关于空气质素指标的咨询结果和改善方法。

8、北京海淀新建垃圾焚烧厂将邀请反对者参观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1月20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1-01-20/095021845779.shtml

　　本报讯 (记者易靖)备受争议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确定被“废弃”，本月16日，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赵凤桐明确了这一消息的同时还重点介绍，海淀将在苏家坨镇大工村建立垃圾焚烧厂，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量预计将达到2000吨，计划2012年底建成。大工村选址距六里屯约20公里。

　　昨天，海淀团吴守伦、高扬、卫爱民等市人大代表就海淀区日益严重的垃圾消纳问题约见市政府副秘书长周正宇及市有关委办局领导。据参加会见的人大代表转述，约见达成共识，海淀区在大工村规划的新垃圾焚烧厂有望7月开工。为保证工程进度，有关部门将形成一个协调机构。

　　2006年，海淀曾传出要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此后，周边居民反对声浪迭起，该项目迟迟没有动静。

　　赵凤桐明确表示，正在进行环评的大工村垃圾焚烧厂将取代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承担海淀区生活垃圾的焚烧处理工作，“现在考虑，不在六里屯再建垃圾焚烧厂了”。这意味着，六里屯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经被“废除”。

　　关于六里屯垃圾处理厂未来的利用，赵凤桐表示，海淀区餐厨垃圾是否继续在此消纳还需要讨论，但肯定不会焚烧生活垃圾。部分厂址在垃圾填满后的用途也将研究论证，一种方案是恢复绿地功能。

　　垃圾消纳是当务之急

　　去年11月16日，海淀区政府网站公布了一处垃圾焚烧厂项目的环境评价信息，该项目名为大工村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位于海淀和门头沟交界处，总占地面积约32公顷。项目总投资约12.6亿元，界区内及厂外各项配套工程全部由政府投资。

　　公示之后，各界反映较多。16日，赵凤桐首次就此回应。

　　赵凤桐说，垃圾消纳问题已成海淀区的当务之急。海淀每天产生的垃圾有2500吨，现在的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在2012年就将填满。到时候，海淀的垃圾怎么处理？

　　由于大工村垃圾焚烧厂项目周边分布着凤凰岭、鹫峰等景区，因此，该项目受到当地村民和景区的关注，担心对其生活造成影响。赵凤桐说，这个项目不会给景区造成污染。目前了解的情况是，多数居民表示赞成，只有少数居民反对。反对者主要是对垃圾焚烧技术不熟悉，另一方面是希望垃圾场不在海淀建，在其他区县建。

　　“这个是不可以理解的”，赵凤桐说，“自己家的垃圾，为什么要放到别人家门口去呢”。

　　将邀反对者实地参观

　　赵凤桐表示，垃圾焚烧厂是民生工程，不能不建。大约一个月左右，环评结果就会出来。届时，会把环评结果向社会公布。如果环境评价通过的话，对少数有意见的居民，会请他们到实地考察，做进一步沟通。

　　据悉，未来大工村垃圾焚烧厂将安装信息显示屏，随时公布污染物排放指数。

　　赵凤桐说，为建设大工村垃圾焚烧厂，周边包括大工村在内的4个自然村将整体搬迁，有望今年启动，区政府将就近为他们建设安置房。据悉，安置房会建在苏家坨镇。

　　■新闻回顾

　　六里屯居民反对垃圾焚烧发电厂

　　2006年底，海淀区政府宣布，准备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南侧，新建一座投资超过8亿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2007年3月动工。

　　周边居民获悉后，担心二噁英等污染，联系到全国政协委员周晋峰，他专门到六里屯附近调研，并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停建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提案》。

　　2007年6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建议北京市海淀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

　　当年6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关于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的结果必须报送北京市环保局核准并发布公告，然后报国家环保总局备案。在公告和备案之前，该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虽然有此决定，但六里屯垃圾焚烧厂是否建设一直未明确。

9、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午间节能一小时”

来源：新京报2011年01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1-20/2799749.shtml

　　为倡导节能减碳，北京市人大代表苏煜向市人代会提交建议，倡导办公场所推行“午间节能一小时”，提倡员工在午休用餐一小时（中午12时至13时）内，关闭电灯、电脑、打印机等电器。

　　苏煜说，目前，北京市建筑面积1000平米以上的写字楼有6500余座，各级政府机构千余处，办公室的耗能量十分巨大。对于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节能减碳”还有潜力可挖。

　　此外，“午间节能一小时”具有时段性，可缓解用电高峰时段北京电网供电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全民健身计划，与北京正大力推广的“工间操”相互呼应。

苏煜建议，可先在部分机关、学校、社会单位、写字楼等办公场所进行试点。在时机成熟后，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将“午间节能一小时”常态化，并在全市推广。（记者汤旸）

10、广东：开发区未启动环评将“区域限批”

来源：人民日报2011年01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1-20/2800617.shtml

　　记者从最近召开的广东省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会议获悉：广东对未完成规划环评工作的开发区，将停止审批其入园项目环评。2011年起，辖区内仍存在开发区未启动环评工作的，将实行“区域限批”，在园区完善规划环评工作前，暂停受理及审查辖区内其他各类园区的环评。

　　据了解，2010年广东全省环保系统共受理建设项目环评文件71172个，审批通过66076个，否决3674个，否决率5.16%。

　　广东将以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核心，继续做好环评管理工作，对已经开展规划环评工作的园区，要求其限期完善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时上报审查，在园区完善规划环评工作前，暂停其入园项目环评审批；对已经完成规划环评的园区，督促其严格落实环评审查意见要求，及时完成整治任务。

11、专家建议提升江豚为一级保护动物避免其灭绝

来源：法制周报2011年01月19日　肖婷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1-19/234121842440.shtml

　　极危级物种江豚10年后或将灭绝 须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江豚的末日悲歌

　　太阳终于冲破云层照耀整个湖面，江风不再那般萧瑟刺骨。

　　“我有幸见过世界上最后一只白鳍豚淇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分会淡水项目官员赵建国吸了口气，停顿数秒，继续说道，“我们看它在水里总是悠然自得的样子，可是这个世界上就剩下它一个，再没有同类，那种孤独、恐慌……如果有一天长江江豚也面临淇淇那样的处境，我们是否还能承受一次这样的遗憾？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又会怎样？”赵建国不愿再这样设想下去，堂堂一个男子汉说话间数次动容。

　　生活在洞庭湖边的老渔民说，近年来，看到的江豚越来越少了。用他们的土话说，要“碰点子”才能看到江豚，也就是碰运气的意思。

　　2009年和2010年，都有一头江豚在城陵矶码头附近的岸边搁浅死亡。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副站长唐鹤鸣每次接到信息后赶过去看到，江豚的皮肤早已腐烂，嘴角却依然保持着微笑。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10年后江豚将是下一个白鳍豚。”中科院水生所研究豚类的专家王克雄博士说。所以，这次考察被认为是拯救江豚的最后一次机会。

　　2011年1月16日，由WWF专员、中科院水生所专家、洞庭湖湿地、江豚保护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湖南近40名江豚守望者代表组成的考察队出发了。他们在洞庭湖及其相连水域进行监测，为期4天，以准确了解及掌握目前洞庭湖江豚的生存状况。《法制周报》特派记者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

　　首次使用水下声纳系统监测

　　此时的洞庭湖，正处于枯水期，水位较低，能提高监测的准确度。在超低水位期间的江豚生存状况及其保护对策正是科考人员此次考察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月16日早上8点半，江风呼啸，考察船从岳阳市武警码头出发，前往东洞庭湖三江口水域。船上的考察队员们异常沉默。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面。

　　甲板最高处被临时改装成一个简易的观察台。望远镜、GPS、测距望远镜和角度盘，是野外考察的必备品。3名主观察员分布在观察台的左、中、右三个方向分别监测，观察员每半个小时轮换一次位置。富有经验的独立观察员站在后面高处，用25倍望远镜监视。除非有特别发现，比如白鳍豚，否则任何非当值人员不得向当值人员提供任何发现动物的信息和暗示。

　　王克雄担任此次独立观察员的职责。刚上船，他首先开启了GPS全球定位系统确定航线，这对后期数据分析至关重要，并能够鉴别考察数据真伪，否则数据将无法进行分析处理。

　　“这次考察我们将借助两种方法——截线抽样法，即以望远镜目测观察为主的数量及密度考察方法，和声纳系统监测法。和以往不同的是首次在洞庭湖区域使用水下声纳系统监测江豚，借此更科学地了解洞庭湖江豚的数量和分布状况。”王克雄说，在浑浊的江水中，江豚的视觉功能逐步退化，只能依靠自身高度发达的声纳系统来寻找食物和躲避障碍物，就像蝙蝠通过声波反射来确定物体的位置一样。

　　“江豚用肺呼吸，不时需要浮出水面换气，和生存环境相同的白鳍豚相比，江豚声信号峰值频率更高。如果即将发生大风天气，江豚的呼吸频率就会加快，露出水面很高，头部大多朝向起风的方向‘顶风’出水，渔民们把它视为‘河神’，把这种行为称为‘拜风’。”王克雄称。

　　真正的监测过程必须全神贯注，用王克雄的话说，“是专注的，单一的，枯燥的”，整个过程观察员不能抽烟，也不能打手机。

　　挖砂船、“迷魂阵”的威胁

　　极目之处，挖砂船星罗密布。开船的舵手不时要对两边同时并进的挖沙船迅速做出反应，从窄窄的河道中间穿插驶过。

　　有细心的志愿者数了一下，不足2.5公里长的湖面上就有254搜挖沙船。马达发出的轰鸣声让志愿者与专家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十分艰难。

　　原本应是江豚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俨然变成了一个噪声场。

　　“这种噪声污染，会严重破坏江豚的声纳系统，江豚本身就视力不好，再变成一个聋子的话，后果可想而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说。

　　船继续在湖面行驶。王克雄告诉《法制周报》记者，这会儿不会出现江豚，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地等待。

　　原因不言而明。这里是三江口水域，曾是江豚活动密集较大的水域，可是现在这一带沿线都布满了挖砂船，已经阻塞了河道，江豚根本没有活动的空间。

　　据王克雄介绍，除了挖砂作业产生的巨大噪声威胁江豚的生存之外，挖砂作业还会改变河道水文和河道形态，增加江豚生存难度，密集的挖砂作业更会阻隔不同水域江豚的迁移和交流。

　　上午10点左右，湖面上飘来一股刺鼻的气味，抬眼望去一家工厂的烟囱正在冒着股股浓烟。岳阳市渔政管理站副站长唐鹤鸣说，那是一家造纸厂。

　　三江口水域没有发现江豚的身影，科考队决定调头，开往鹿角镇水域。沿线仍然是星罗棋布的挖砂船，远远的湖边还突然多了很多竹竿，一根根竖立在湖面上。唐鹤鸣说，这些就是“迷魂阵”了，水面下布满了定置网。

　　据说“迷魂阵”是各地一种普遍的主要捕捞工具。唐鹤鸣说，岳阳有5520户渔民，18000多名专业捕捞渔民。一个老渔民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洞庭湖已经没有大鱼了，都是些小鱼，就连小鱼都越来越少了。所以定置网的“网眼”也越来越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东洞庭湖每年的捕捞量能达到5万吨，现在平均每年最多1.5万吨。而且以前小鱼都会放生，现在只剩下小鱼了，还怎么放？”

　　“这个阵就是一个迷宫，只进不出，倘若‘江猪’误闯，将被活活困死。”老渔民以他丰富的捕捞经验作出判断。他无奈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渔民会存心去伤害“江猪”。

　　洞庭湖的渔民们习惯地把江豚叫做“江猪”，而这种亲昵的称呼愈发让人百味杂陈。因为，人豚“争食”的局面已然形成。

　　据了解，鱼类资源的减少带给豚类的可能不仅是食物供应不足，还有可能通过豚类种群自身调节机制，继而降低豚类种群繁殖成功率，种群数量会急剧下降。

　　谁来拯救江豚

　　太阳终于冲破云层照耀整个湖面，江风不再那般萧瑟刺骨。王克雄说，“天气暖和起来了，又是枯水期，江豚不能在水里呆很久，经常成双成对出现，露面的机会还是比较大。”

　　大家耐心地等待着江豚的出现。闲暇，记者向唐鹤鸣打听有关江豚和渔民之间的故事，然而最后的一个故事似乎都停留在了七八年前。2003年，一个叫何大明的老渔民在洞庭湖六门闸发现过一对被困江豚，立即向渔政部门报告，并合力救出两头江豚，让其回归长江。

　　“这对江豚可能是‘母子’关系，嬉戏时不慎被困进一个闸坑里”。唐鹤鸣说，由于雌江豚是一种母性极强的动物，有明显的保护、帮助幼仔的行为，如果幼仔不幸被困，雌江豚往往不忍独自逃生，因此常常同时被困。

　　蒋勇也参与了七八年前那次救豚行动，他深有感触地说，“江豚跟人类一样是哺乳动物，人类怀孕10个月，它要怀孕11个月。黑黑的、憨憨的、笑起来嘴角是向上的。江豚与人类的关系就如同家人一般，是一种无法割裂的感情。”

　　“现在能看到的江豚越来越少了，等真正发现江豚的时候，大多是已经死亡，搁浅了。”唐鹤鸣伤感地说，可能是被非法电捕鱼误打致死，皮肤都腐烂了，没办法做成标本，只能找个地方埋了。

　　听到这些，大家是一阵长时间的静默。

　　突然，志愿者们尖叫声起来。原来是船驶向煤炭湾水域后，江豚终于“赴约”了。只见一头江豚露出乌黑的背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名观察员说是只大豚。随即又有一头江豚刚浮出水面就不见了。

　　相隔5分钟左右，考察船的左侧靠岸处，又出现了江豚，共3头，清晰可见江豚那圆润的脑袋以及乌黑发亮的背部。

　　“江豚守望者”们顿时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但是他们很快就担忧起来，这会是最后一次见到江豚吗？

　　建议提升为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长江江豚是唯一的江豚淡水亚种，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中。据统计，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已经少于大熊猫，现仅有1000多头，并正以每年5%的速度递减。2006年9月至2010年1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7次对洞庭湖及其相连水域进行了生态学考察。根据考察结果估算，洞庭湖水域仅有150—200头长江江豚，约占整个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10%，属于极危级物种。有专家预言，如果现状依旧，江豚很可能会在15年内灭绝。

　　岳阳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潘刚强表情严肃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一百个支持者不如一个决策者”。WWF以及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也认为，此话一语中的，表达了大家的共同心声。

　　洞庭湖中的江豚占江豚种群的十分之一，洞庭湖对于长江江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人类经济活动频繁及栖息地被破坏等已经严重威胁到长江江豚的生存。在江豚生存与经济发展发生矛盾的现实状况下，洞庭湖的长江江豚保护对于整个长江江豚种群的永久保护负有重要的历史责任。

　　“保护江豚，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加强国家层面的投入和宏观管理。”潘刚强说，比如，提升现有自然保护区级别，加强保护区之间的合作。

　　据了解，自从白鳍豚被宣告“功能性灭绝”后，岳阳市城陵矶白鳍豚保护站就变成了江豚保护站，后来2003年在农业部批准立项投资下建立了岳阳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但属于市级保护区，没有专门的编制，其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岳阳市渔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兼职保护着洞庭湖的江豚。

　　“豚类的生存与否或者生存好坏，是衡量长江流域物种健康与否的标尺。如果江豚都不能生存了，那么人类也就无法生存了。”王克雄认为，现在应立即将长江江豚提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尽快完成相关法律程序，出台长江流域综合治理管理措施，从流域层面通盘考虑长江水环境和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问题。另一方面，应加大研究力度，尽快让江豚在人工环境下能够渐渐繁殖成规模。

　　“很早以前鲶鱼口是江豚出现密度较高水域，去年1月份考察时，由于河道被挖砂船占据，这个水域的江豚明显减少，但是1月18日当考察船行至该水域时，却发现了60多头次江豚，是历来考察发现江豚比较密集的一次。”1月19日，洞庭湖江豚考察行程结束。据悉，历时四天的考察，科考队通过目测共看到江豚70余头次，与声纳系统监测结果基本一致。

　　一次关于洞庭湖江豚生存状态的考察行动结束了。但是，“江豚守望者”的保护行动却不会结束，他们将根据科考结果想出更多解决办法，拯救最后的江豚。

毕竟，10年，转瞬即逝。

12、沈尤：为鸟请命的人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1-19 冯永锋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101/t20110118_691870.html

　　人物导读

　　沈尤，成都观鸟会理事长。目前，成都观鸟会已经成为国内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集鸟类及其栖息地调查与研究、公众环境教育、生态环境研究与保护、观鸟产业及生态旅游研究与推动于一身的民间组织，拥有数百名活跃会员，活动遍及西南各地。

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开始往朋友们的手机里灌“即兴诗”的时候，称自己为打油诗人；诗歌短信发送得久了，干脆称自己为酱油诗人。诗歌不算太好，但由于持续在写，写的都是现实感受，因此，经常也有佳句涌现。

　　环境保护其实就是这么一场坚韧的“拔河比赛”，有时候会遭受到败绩，更多的时候只能发声感叹，但只要持续用力，时时积累，终究有佳作呈现的那一刻。

　　由观鸟而识鸟，由识鸟而爱鸟，由爱鸟而惜鸟，由惜鸟而护鸟，为鸟请命，又由为鸟请命而扩展到为自然请命。这就是一个民间鸟类专家的环保轨迹。

　　他一直想拍到荒漠猫，可是拍到的却不是它们鲜活的样子。

　　2010年8月26日，沈尤给一个朋友的手机里发来了一首“五绝”，这一次略有不同，诗歌里充满了愤怒和绝望。他的诗这样着笔:“若嘎天上路，车驰牛羊驻。风马旗招展，可为鸟兽度？庚寅七月十七酱油诗人沈尤行走郎川路至阿西茸见荒漠猫遇车祸而亡，怜悯之情油然，谴责之意愤然。”

　　那天凌晨，沈尤和他的朋友们一起从位于若尔盖湿地的红原县出发，调查这片高原湿地里的鸟类情况。车速不快，才每小时50公里，然而，走出县城不太远，就听到车子仿佛撞到了一只动物。大家下车一看，果然是只活物，然而很快，就抽搐着死去了。死得很不情愿，很是匆忙和突然。一切都没准备好，就这样匆匆离开了薄雾迷茫的世界。

　　这是一只荒漠猫，算是草原上不太常见的。多年以来，沈尤一直就想亲眼见到，亲手拍到荒漠猫，但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他，一直不给他机会。因此在每月赴若尔盖前，他都在心中默默念叨，希望这次能够如愿。没想到，当真见到时，却是一只死去的荒漠猫。没等他看上几眼，一辆摩托车路过，车主俯身拣起死猫，随风飘摇而去。沈尤只能追在后面，用长焦连拍了几张它被人拎着悬于空中的遗容。

　　其实在撞死荒漠猫之前，他已经见证了好多桩公路伤害事件。第一次见到的是一只藏獒，被撞得肝肠流了一地；又见到几只云雀，还见过一只戴胜、一只白鹡鸰，它们都在毫无提防、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被路过的车撞飞、撞残、撞死；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地辗压上去，像同谋似的，直到把这些尸体压平，压无……

　　他开始有意关注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情况，甚至向有关部门提交了提案。

　　2010年9月25日，沈尤又一次赴若尔盖湿地时，给自己和团队追加了一条新任务，就是开始有心地关注公路对野生动物的伤害情况。

　　在国道213线，他们先是看到了一只小云雀死在路上，相隔几百米，又看到一只；接着，一只血肉模糊的藏獒瘫倒在路上。他们的记录这样说:“早晨7点半出发，共行进50公里，频繁发现野生动物事故现场，共7起。”“我们访问了路边的道班工人秦川生，他已经做了20年的道路养护工，他说路修好以后动物车祸发生频率‘要高得多’。他每天要在15公里范围里清理五六只鼠兔的尸体，每个月清理一两次牛羊或马的遗骸。沈尤一直想亲眼见到活体但却只看到尸体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荒漠猫，被道班工人称之为草猫，每月也要撞死一两只，多是晚上；有时候还有野狐狸会被撞死。

　　公路成为让人如此恐惧的生命杀手，沈尤无法再坐视不管，他很快就向成都市政协，递交了一份《建议切实有效减少国道213线若尔盖段对野生动物的交通伤害》的提案。提案中有他和志愿者们的8条建议，第一条便是:“继续对本地区全路段进行公路交通对野生动物伤害专项调查，统计出事故频发的路段和频发时段。”沈尤说，掌握频发路段和时段，是一切救助工作的前提，目前还没有人做这项工作。

　　其实近些年来，媒体和公众已经意识到高速公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2007年11月，北京科技报刊登了《公路成中国野生动物最大杀手》的报道，公布了著名环保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2007年的调研数据:仅仅在当年5月，在若尔盖湿地，一场雨后，因公路交通而碾压致死的野生动物就达到5800只，而在8月底至9月初，这个数字也高达4450只。

　　2007年的报道传播开来后，有关部门就立即在若尔盖湿地的公路两侧设立“野生动物通道”警示牌，并建设围栏通道系统，但伤害并未减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警示牌不够鲜明，针对司机的劝阻工作不够有力，也可能是相关调研还不够深入。“总之，在这个课题上，环保志愿者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沈尤说。

　　他还把关注点放到空中，担心飞机的起落是否会遭遇鸟击。

　　若尔盖湿地有很大一部分在四川阿坝州境内，阿坝州准备在离首府马尔康半径80公里的范围内，找到一个适合修建机场的位置。最后发现，可能只有“龙日坝”这个地方合适。

　　沈尤听到消息后觉得很是担心，他不是担心高原湿地上栖息的鸟类受影响，相比于这个，他更担心的是飞机的起落会不会遭遇鸟击。

　　他凭自己近10年的调查发现，龙日坝是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而且龙日坝往南，地形骤变，群山夹峙，原来在相对宽阔的天空中飞行的鸟类，在这里不得不收紧编队，停滞一下，重新编排，以便队伍能够沿着峡谷飞行。这样龙日坝的上空，鸟类的活动将非常频繁和无序，这与航空要求往往会起冲突。

　　在全世界，鸟撞飞机都是一个难解的扣。一只以每小时50公里飞行的鸟，撞上一架以每小时800公里飞行的飞机，它很可能像子弹那样穿透机壁。而更多的鸟，往往会被飞机的螺旋气流所裹胁，冲入发动机内，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

　　他的焦虑很快通过一份政协提案提交到了相关部门，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一些科学家开始在龙日坝进行定点观测，准备连续观察上10年甚至20年，以筛选出最优方案。沈尤说，从鸟撞的风险来看，最理想的当然是不建机场。但如果非要建机场，有一个办法就是“错峰”，也就是让飞机飞行的时间与鸟类迁徙最频繁的时间错开。这错开至少分两个部分，一是每天的错开，鸟类一般在凌晨和傍晚比较活跃，“起飞和降落”的频次较高，这时候如果飞机停止起飞和降落，那么风险就会降低不少。二是，候鸟大批量的迁徙季节是在秋天和春天，这时候，龙日坝一带冰雪未化，气候条件也不太允许通航，在这时候给鸟类腾出时间和空间，也是个双赢的办法。

　　他的目标是发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爱鸟、护鸟的环保事业中来。

　　2010年7月底，沈尤又来到了若尔盖。这次例行的月度调查，主要是想看一下黑颈鹤的繁殖成功率如何。若尔盖的头衔非常多，是国际重要湿地，是中国最美湿地，是长江尤其是黄河的重要补给水源，也是黑颈鹤的重要繁殖场。

　　无论是在花湖还是在尕海，或者其他广阔的草原，沈尤和同伴们能够观察到的黑颈鹤并不多，见到带着小鹤的“花好月圆之家”，不过才几次。很多时候，草原都是空旷的，鹤，不知躲到了何处。不过自然界总是给他们信心，经常是在偶然之间，他们的双筒望远镜会扫过一个可疑的身影，然后用单筒对焦上时，他们发现，正是黑颈鹤一家子在觅食，小鹤紧紧地跟随在父母身边，父母吃什么，它就跟着吃什么。黑颈鹤父母慈爱地把找到的食物，塞到小鹤的嘴中。

　　除了黑颈鹤，沈尤们还见到了黄嘴朱顶雀、乌嘴柳莺、拟游隼等此前没有见过的鸟。

　　如果说1996年9月，北京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开始尝试“公众观鸟”，算是初次打通“认识鸟以保护鸟”的环保路径的话，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数十个观鸟会所频繁组织的观鸟活动、国际观鸟节，已经成了中国公众认识鸟类、保护鸟类、欣赏鸟类、拍摄并记录鸟类的最佳路径。沈尤相信，环境保护的唯一出路是公众参与。而观鸟在当前似乎是所有的路径中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一个，一是因为鸟类太漂亮了，任何人只要举起望远镜一次，就再也放不下；二是因为鸟类比较容易观察，物种总数不太多，随时随地又都可以就近观察，因此，容易入门，容易上瘾，容易炼成“专家”。

　　沈尤原来的目标是在10年内，发展出10万名观鸟者，他相信这个目标在四川已经实现，不少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了观鸟爱好者，广大的市民更是积极踊跃，成都之外的不少城市也顺势成立了观鸟会。

　　沈尤说:“有了足够庞大的爱鸟群体，保护鸟类就有了最强大的公众基础。下一步的目标，成都观鸟会是要带动100万名观鸟者。当这个时机到来的时候，观鸟将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产业的利益，将让更多的人明白，保护鸟类，让鸟类在天然、自由的世界里生存，将是多么重要的‘生态竞争力’。我们不能只将鸟类看成一盘菜，也不能只将鸟类看成笼中的玩物。我们要学会在自然界中研究它们，尊重它们，保护它们，在互相欣赏中度过完美的一生。”

13、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诉讼判决为何在贵州产生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年01月20日刘世昕

http://zqb.cyol.com/html/2011-01/20/nw.D110000zgqnb_20110120_1-05.htm

贵阳一家造纸厂的老板从没想过，自己会因为偷排污水被告上法庭。他更想不到的是，状告人居然是跟他扯不上任何关系、远在北京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和贵阳当地的一家环保组织。

2010年12月30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审理这起案件后，支持了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立即停止排污。

一直关注此案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说，与以往法院受理的环境公益诉讼相比，这是我国第一起进入审判程序，并且环保组织诉求得到法院支持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民间环保团体能否以“环境公益”的名义，状告和自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污染企业，是近年来环境法学界热议并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

支持者认为，如果因公众及其环境权益的不特定性，公民个人无法向污染环境企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就应当授权那些以环保为宗旨的民间团体，代表公众向排污企业讨回公道；但也有反对方认为，扩大原告的主体资格，可能会导致诉权滥用。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也有相关规定，只有直接利害关系者才能提起民事诉讼。

负责审理此案的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法官罗光黔说，从2010年3月1日起执行的《贵阳市促进生态文明条例》已经明确，任何社会团体都有权检举和依法控告危害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可以说，社会团体在贵阳市打环境公益诉讼的官司是有法律依据的。

以公益的名义起诉

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故后，学界就有专家呼吁要在我国试点环境公益诉讼。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介绍说，其主要特点是，可以由非直接利益相关者以公益的名义，对污染者提起诉讼。这几年，中华环保联合会也在尝试打一些环境公益诉讼的官司。

2010年10月18日，马勇所在的督查诉讼部接到一封来自贵阳市乌当区的匿名投诉电话。投诉人称，定扒造纸厂长期通过附近的溶洞肆意偷排污水，已经在当地的“母亲河”——南明河上形成一条长长的污染带。

根据投诉反映的情况，马勇和他的同事到定扒造纸厂所在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定扒村现场进行调查。几天下来，发现一到天黑，这家企业就开始往紧邻的南明河排污。马勇从网上查到，这家企业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就因为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被当地环保部门限期治理。当时，企业承诺要实现废水零排放，如果再有向南明河排污水的行为，企业就自行关闭。

从调查到的信息，马勇得出一些判断——

首先，这家企业违法排污是有前科的，且当地环保部门对其曾进行过多次处罚，但这家企业仍旧我行我素。这说明当地环保部门拿这家企业也没办法，如果再去找环保部门投诉，可能又会陷入“罚款——排污——罚款——再排污”的恶性循环，难以彻底解决污染问题。其次，按照企业的承诺，必须做到废水零排放。只要再排污，一定是偷排。再次，企业污染所影响的南明河属公共环境，虽遭多年污染却没有人出头。

中华环保联合会联合了当地的一家社团组织——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共同向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定扒造纸厂立即停止向河道排放污水。

法院逮住了正在偷排的企业

接到两家社团组织的诉状后，法院当日就审查立案。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的申请，法院的法官、法警几天后就到定扒造纸厂进行了证据保全，并现场将这家企业的违法排污逮了个正着，当时的污染情况与中华环保联合会在诉状中描述的完全一致。而企业的负责人也在现场承认，每天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都会偷排污水。

法院还委托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对该厂排放的污水取样检测。数据证明，该企业确实超标排放。

对这起环境公益诉讼，法院还进行了另一个尝试：在判决前，责令企业先停止排污。负责审理此案的清镇市人民法院法官罗光黔说，如果等到判决后，再责令企业停止排污，就意味着，企业还要继续污染环境。所以，当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要先予执行时，法庭支持了他们的请求。

以往老百姓打不起环境维权官司，还有一个原因，是拿不出污染评估费、鉴定费。罗光黔说，在这起案件中，法庭也尝试了申请环保基金资助鉴定。清镇市人民法院的环保法庭曾经跟当地“两湖一库保护基金会”达成共识，在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设计评估、鉴定、检测分析等费用支出问题上，基金会将予以支持。这也是全国公益诉讼案件中，首个鉴定费用得到基金会帮助的案例。

清镇法院的环保法庭专门听取了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意见。专家们分析，这家造纸厂生产能力小，属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应关停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要实现真正的零排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且要严格管理，从企业的现状来看，很难实现。所以，专家建议关停这家企业。

罗光黔说，虽然中华环保联合会提出的诉讼请求只是让企业停止对外排污，但根据专家的意见，企业不具备改造的条件，只有关停才能彻底停止排污。按法律规定，环保法庭不能直接判决企业关停生产线，但法庭将向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配合法院执行，利用包括限期治理、关停在内的各种手段，制止企业的排污行为。

法庭在调查的过程中还发现，定扒造纸厂附近还有类似的小造纸厂也在肆意排污。所以，法庭还向乌当区环保局发出了法律意见书，建议环保局对这些纸厂进行查处，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复函环保法庭。之后，乌当区环保局回应，要求相关的几家纸厂停产整改，及时制止了这些企业偷排工业污水的行为。

环保公益诉讼能走多远

对中华环保联合会发起的这起公益诉讼，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汪劲教授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它是我国第一个完整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例。而且，清镇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在审理过程中，证据保全、先予执行、资助鉴定费等方面的尝试为各级人民法院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汪劲本人算是我国最早尝试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学学者，2005年年底松花江污染事故发生后，他和北大法学院师生一道代表松花江、鲟鳇鱼和太阳岛生态环境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中石油吉化公司对生态环境修复作出赔偿。遗憾的是，法院最终没有立案。汪劲等师生的行为也受到很多非议。反对者说，“没听说过鱼和生态环境还能作为原告。”

回忆起那次被法院拒绝受理的诉讼，汪劲说，他并不是突发奇想。当时他刚刚在美国了解到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由环保组织与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赔偿诉讼的，有很多。这种做法是向法院明示，原告与自然物间存在形式上的利益联系，由此形成原告与被告间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汪劲说，近年来，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国家司法机关都在研究环境公益诉讼及其实现途径。从2007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一些地方法院试点设立环保法庭，鼓励开展环境公益诉讼。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文件，明确支持环保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环境损害索赔诉讼。据悉，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将在海事法院系统试点受理环保部门提起的流域水污染损害的国家索赔诉讼。

可是在汪劲看来，事实上，有的环保部门对他们代表国家提起环境诉讼的态度还比较暧昧、甚至逃避。例如，2010年紫金矿业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并受到地方环保部门处罚后，重庆的一家环保团体曾向环保部发出行政复议申请书和建议书，认为地方环保部门认定损害数额过少、处罚过轻且未依法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要求环保部撤销这一决定重新查处，并建议环保部代表国家提起索赔诉讼。但遗憾的是，2010年年末，环保部以地方环保部门的处罚决定与重庆这家环保团体没有利害关系为由，驳回了行政复议申请。

汪劲认为，重庆这家环保团体的请求是合情合理的，与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受理外地环保团体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并作出原告胜诉判决的做法相比，环保部门表现出一副“叶公好龙”的样子。

14、广东牛仔裤名镇面临环境污染与人员健康隐忧

来源：南都周刊2011年01月20日　蒋明倬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1-20/110321846281.shtml

　　踏足牛仔裤名镇新塘，才会发现，它与真正的“时尚之都”相去甚远，且危机四伏。原材料上涨、资金乏力、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缺乏品牌知名度……这一切都让这个专业镇步履蹒跚。

　　阿发和小高半蹲在地上，旁边还蹲着一个新来的打版师和拿样品的人，面前的地上摆了8个皮质的标牌，就是缝在牛仔裤后腰上的皮质LOGO。所有人都在等着阿发的意见。

　　小高试探着问，“你觉得怎么样？”沉默了一会，阿发指着“JMT MHZY”几个稍显僵硬的字母说，“这里改一下，字母一定要连起来，看着会活一点”。拿样品的人点了点头，收了东西，迅速走了。

　　阿发拖着一双硕大、艳红的CROCS凉鞋，回到座位上，继续在电脑上改牛仔裤屁股兜上图案的设计。很快，屏幕上，雁飞状线条的两翼向下滑了几度。

　　除了阿发面前对着的那面墙，整间屋子都被牛仔裤填满了，那些深蓝、浅蓝、深黑、深灰等各种颜色、纹路、面料的男装牛仔挂了三面墙，两米宽的版台上也堆满了牛仔裤。几个服装设计师，也就是他们自称的打版师，像是被埋在了牛仔堆里。

　　阿发是新塘镇大墩村晨鹏服装厂里最资深的打版师，在这家专门做牛仔男装的工厂，已经工作了三年。

　　从广州向东30公里，坐40分钟大巴，就会到达增城市新塘镇—全国牛仔裤第一名镇。全球每销售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来自新塘。

　　新塘镇上有一个硕大的国际牛仔城，里面有近千家牛仔服装销售摊位。黑的、深蓝、浅蓝、被磨成各种花白、破洞的几万条牛仔裤铺满了整个市场。那些叫做小魔鬼、小怪兽、小飞侠等各种不知名小牌子的牛仔裤填满了整个市场。在贴着“吐血甩卖”的摊位上，最便宜的牛仔裤只卖30块钱一条，如果跟卖货的小妹们砍砍价，还可以以更低的价钱成交。最新款的牛仔裤，通常不过六七十元一条。整个市场最贵的牛仔裤也绝对不超过100块钱。零星的几十家卖牛仔布匹、加工辅料的企业则被圈在牛仔城的最外围。

　　中国，被称为世界大工厂，尤其是时装、纺织类行业，从1994年起，生产和出口就位居世界第一，之后所占比例逐年增加。这个行业因为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使地区迅速富庶，一直让人引以为傲。

　　在长三角、珠三角遍布了各种纺织服装加工的特色镇。尤其是广东，一省就有15个特色镇。有人把这样的小镇称为“时尚之都”。这种光鲜的称呼背后，让人依稀想起的是巴黎、米兰、佛罗伦萨。

　　新塘作为牛仔裤专业镇，规模让人叹为观止，有近3000多家牛仔服装及相关企业，1000多个已注册的牛仔服装品牌，从事牛仔服装行业的外来人员10万多人。

　　但踏足“牛仔裤名镇”新塘，才会发现，它与真正的“时尚之都”相去甚远，且危机四伏：原材料上涨、资金乏力、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缺乏有品牌知名度的企业、设计水平低下，更为严重的是，当地所付出的沉重的环境代价……这一切都让小镇步履蹒跚。

　　而这些，恰是整个中国纺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

　　牛仔世界

　　跨上当地最常用的公共交通工具——摩托车后座，花上10块钱，摩的师傅就会让你感受一次魔幻之旅。抱着陌生人的后腰，听着邓丽君那熟悉的声音，“在你身边、我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路两边的工厂招牌开始越来越密集，几分钟后进入久裕地界。布匹店的布匹都不摆在店里，而是当街而立，甚至挤满了人行道。在牛仔布的海洋中，摩托车腾挪而过。没几分钟，又进入了工厂海洋。

　　所有的工厂都一个样子。既不是几个人的家庭小作坊，也不是大规模的洁净的、流水化作业的生产线。一楼都是车库一样的敞开的大工作间，各色牛仔裤凌乱如山一样地堆在地上，店门口向街而坐的都是四十岁以上剪线头的阿婆，再里面是熨烫的、打牛仔钉扣的，真正的制衣间在二、三楼。而老板们和打版师们都集中在一楼和二楼之间自己搭出来的夹层里……

　　一切亦真亦幻。

　　28年前，一个香港商人在大墩村投资了第一家“来料加工”的牛仔工厂，现在，每天有250万件牛仔服，从几千家晨鹏这样的工厂发出去，从新塘流出去。

　　打版师

　　一推门，一个东北老板进了打版间。熟悉新塘的老客户，都会习惯直接爬上楼梯，到一二层之间的夹层看货。

　　“7503，你们可以做到多少？”东北老板问。

　　“60吧。”阿发回答说。

　　东北老板摸着货号“7503”的那条深灰色的牛仔裤说，“洗水做得确实不错，但是你们家真的比别人家贵”。

　　阿发并不急着解释，先拿出几条款式相同、面料和颜色有点差异的裤子。这些会便宜上5块或者10块。“你看上的都是面料最好，洗水、颜色也做得最好的”。

　　东北老板点了点头，说句“再看看”，走了。

　　直接跟客户沟通，了解客户的喜好，这是阿发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客户来询货，几个打版师都会在旁陪同，尤其是客户点了自己设计的版型，心里都会暗自期待“爆版”的到来。

　　在新塘，晨鹏服装厂算是中等规模。几十个工人，还有像阿发一样的5名打版师。到底有多少工人在厂里做工，并不是衡量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拥有几个像阿发这样的打版师，才是工厂实力的标志之一。

　　对于打版师来说，如果一款牛仔裤订数超过5000条，每多卖出一条裤子，他们就可以提成1毛钱。他们所期待的“爆版”，就是自己设计的裤子大卖。阿发在2009年的一次“爆版”，一个月内就卖了5万条裤子。

　　一年四季牛仔时装，每一季光从阿发手里出来的版就有80个。这离人们对国际牛仔时装大牌的认知相去甚远。LEVI’S、CALVINKLEIN、DKNY这样的大牌牛仔时装一年推出的款式，也没有阿发一个人三个月做出的多。但像LEVI’S 501这样的经典款，热卖几十年在新塘也从未发生过。在晨鹏，卖得最好的款式也会在半年之后就消失了。单款的销售量要是跟501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新塘牛仔裤一直就没有什么太知名的品牌，所谓的几个全国名牌，对于大都市的人来说，也都是闻所未闻。一旦有个叫小魔鱼的小名牌出现，满街上就会出现无数类似的牌子，小魔鬼、魔鬼魂、小费鱼……所谓的打版师打新版、出新款，也都是各家大同小异。所有产品都是主销二三线城市的批发市场。靠销量赚一些辛苦钱。开工厂的人越来越多，利润也逐渐摊薄。

　　这种低水平不断重复的设计，一直是新塘牛仔发展的掣肘。

　　阿发是五年前进入这个行业的，这在新塘几千个打版师里，也算得上资深。21岁那年他离开了老家江西，在那他读完了一个中专，学的是电子专业，但他并不喜欢，跟着一个做服装的朋友到了新塘，在一家小服装厂里做了车工。前三个月只能拿几百块钱，第四个月开始拿到1500元，同时，他几乎学会了所有工序的活，也喜欢上了这个行业。于是，他又去广州白云服装培训学校读了两年半的服装设计，从车工变成了打版师。毕业后，在一家厂里做了两年后跳槽到晨鹏，他的工资从3000元涨到了7000元。

　　每个月至少有两个周末，阿发都会坐上大巴车去广州，到站西路的服装市场去看版，“白马”、“红棉”是他经常流连的地方。每年他会自费去两次香港。2010年，他还去了一趟韩国，有机会去逛逛韩国的商场，看看他们流行的颜色、款式。逛服装市场，看别人设计的牛仔时装是他唯一的学习机会，

　　巴黎、米兰、纽约这样真正的时尚之都，不要说去培训，就是去旅游，阿发连想都没想过。

　　危机

　　在阿发和小高这样的打版师还在等待惊喜降临的时候，新塘的几千个老板却只剩下忧愁。整个行业的危机是从2008年开始，2010年年底跌入深谷。

　　在新塘，牛仔服装企业分为两种，主做外销和内销。全国30%的外销牛仔裤出自新塘，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这部分企业。

　　小高半年前跳槽到晨鹏，之前所在的亿林服装厂没钱给他发工资了。亿林服装厂属于自产自销。新塘牛仔裤主要外销到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印尼和美国，外销比例最大的国家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做外销的企业中，代工的占三分之一，直接销售到乌克兰和批发市场的占小一部分。

　　2008年，经济危机的原因，欧洲市场大规模萎缩，另外，国际市场都用美金结算，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价差几乎抹平了企业的所有利润，甚至直接导致一些企业关门。

　　2010年，危机扩展到内销企业。棉花价格上涨，引起布匹价格大规模上涨。光是布料上涨，一条牛仔裤的成本就涨了15到20块钱，对于出厂价格才50块钱的牛仔裤，这是巨大涨幅。

　　晨鹏服装厂马路对面的神龙箭制衣厂就面临困境。订单数比上一年减少了60%，跑单的人也越来越多。布料涨价引起成本上涨，通货膨胀又引起了员工强烈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几乎没有利润可言。

　　老板娘阴沉着脸坐在办公室里，老公罗老板在一边看杂志，儿子终日在电脑前打着游戏，因为难得有客户上门，终日无所事事。“如果最后回老家的那天，20几万的投资能保回来本就好了。”老板娘木然地说。

　　2010年9月到11月间，这家制衣厂一共生产了3000条牛仔裤，12月稍有缓和，恢复到5000条，而在往年，每个月至少都是1万条的生产量。2006年订单最多的时候，曾经到月产4万多条。

　　神龙箭制衣罗老板一家人1990年代初就开始在老家贵阳做服装生意，到新塘进货，发现商机，2004年，举家迁到新塘，开起了工厂。厂刚办起来的时候，也是新塘最为喧嚣、繁华的一段日子。几千家工厂都在昼夜赶工，订单多得根本做不完。每天晚上11点多，街道依然灯火通明，数万阿婆沿街而坐，剪着线头。老板娘回忆起旧时繁华，眼中才现出光彩。

　　“现在，晚上8点你在大墩街上走走，几乎所有工厂就已经关门闭户了”，拉回现实，瞬间暗淡。

　　“最初的时候是本地老板多，他们有了钱就没人愿意继续做服装制造，改做更赚钱的漂染、洗水厂。继续做服装制造的反而是外地老板越来越多”。后来跟罗老板相熟的贵阳老板就有十几个人。

　　大量的外地制衣企业老板留在了新塘，不是因为赚到了钱，而是被绑在这里。在牛仔纺织业的产业链条上，制衣处于中端。在去布匹企业、辅料企业买原料的时候要付全款。在把裤子交给洗水厂洗水、打磨的时候也要立刻支付费用，每条裤子10元的支出一分都不能少。但成衣销售的时候，批发商却一直沿用赊销的方式。

　　“在订单情况好的时候，当年汇款也只能达到40%，第二年上半年才能达到60%。”老板娘说。

　　订单锐减让人头痛，更让老板们如坐针毡的是，回款也没什么指望，批发商最后卖不掉的货，都会给他们再退回来。生产出来的裤子也变不成钱。

　　厂房租金交了，几十台机器买了，就算亏钱，绝大多数人也得继续维持。2010年，中小企业的老板，最大的奢望就是保本。也有人开始考虑亏欠也要离开。全国生产牛仔裤形成集群的地方越来越多，广西玉林、河北石家庄、安徽合肥……这些地方成本更低。

　　代价

　　在新塘，更让人担忧的是产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部分从业人员健康的隐忧。

　　牛仔行业，洗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一条牛仔裤是高档、中档，还是低档，除了面料、设计，最重要的是看洗水。新塘牛仔的风头近两年日益被另外一个牛仔镇——顺德均安超过，洗水工艺不如人也是重要原因。

　　但无论工艺怎样，作为产业链上必须的一个环节，印染、洗水对于大大小小的纺织专业镇，都必不可少，但也最容易产生对环境的污染。

　　2010年11月，某NGO组织发布的一项调查中在新塘有3个采样点，被送检的底泥样本中重金属铅、铜和镉的含量均超过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其中一个底泥样本中的镉超标128倍，而一个水样的pH值更高达11.95。

　　最初的洗染厂建在大墩村，污染了河流，当地村民意见极大。从2006年起，新塘镇开始大规模治理，逐渐将洗水厂、印染厂迁至新塘镇西侧西洲村的环保工业园。按照广州市政府的规划，漂染企业搬迁入园后，园区集中供热、供水及集中污水处理。

　　但是，在西洲村环保园区内，路边的树上都挂满蓝色丝绦，街上的尘埃也都是淡蓝色。打磨牛仔裤所产生的尘埃无处不在。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工人健康也令人忧虑。

　　在园区里打工的年轻人几乎百分之百来自外省，本地人宁可做2000元更累的活，也不愿意做一个“危险”的工作。

　　在海洋洗水厂做工的杨明(化名)，半年前还在浙江丽水的一家锁厂打工，工资每个月只有2000元，他接到在新塘老乡的一个电话，说这里的工资高，每月5000元。

　　“到洗水厂干了两个月才知道，印染、洗染……厂里的工序要大量使用化学制剂，当地人告诉我，在这个行业里做久的人生不出孩子。” 杨明说。

　　杨明在厂里做的虽然是压皱这道工序，但是各个工序的人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内工作，另外一个工序，当地人称为“喷马骝”就是在衣服上喷射高锰酸钾溶液，将牛仔做旧。有时要先喷后压皱，有时先压皱后喷。两个工序的人就挨着工作。对于这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工人根本毫无防护。

　　“夏天天热时，喷剂就弥散在空气里，我们皮肤上长满了红色的疹子。” 杨明说。

　　到底有多少种有害物质会侵害自己的身体，没人跟杨明讲过，这更增加了他的恐惧。而厂里招进来的工人，大都是临时工，不签合同，没有保障。工资三个月之后才结清。就算发现了对身体有害，小杨也得被迫再等两个月。

　　春节前，一拿到钱，杨明就决定离开。

　　路径

　　新塘牛仔发展的缩影，实际上折射着全国纺织服装类传统产业发展的困境和壁垒：虽然发展28年之久，但经营规模仍是零散分布，利润来源主要还是靠微薄加工费。而且，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环境污染压力越来越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蒋建业认为，全球产业分工，站在产业的顶端，就基本拥有了产业的92%以上的利润。要想真正解决新塘这类纺织专业镇的困境，在全球产业链的过程中，只能是转移现有的产业，实现产业的高质化。从原材料到产品设计、人才的培训，整个产业链条都要走高质化。

　　新塘目前从产业链、产业集群的角度讲，产业链条是十分完善，规模是全国很大的，但是走高质化的产业链条，基本上是空白的。

　　什么时候，像阿发一样的打版师们能走向巴黎、米兰这样真正的时尚之都去学习，设计水平真的提高到世界水准，新塘，才会成为真正的时尚之都。

15、我们需要怎样的垃圾管理新政

来源：京华时报2011-01-20 吴乔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1/20/content_625075.htm

“依法管理”已成常识，但引入垃圾管理却还是头一遭，虽叹其姗姗来迟，却多少还是有可激赏之处。城市垃圾管理，当以先进和适用的理念和办法为重。

垃圾是现代城市的“难言之隐”。城市再发达，都必须认真面对垃圾问题，如果不能管理好垃圾，垃圾迟早会让城市难堪。一些城市“垃圾围城”，垃圾露天堆放，填埋、焚烧导致二次污染，垃圾扰民等等，折射的是城市管理者缺乏垃圾治理的科学政策、制度与机制。

也许是当初只顾了城市的表面光鲜，而无睱顾及排泄系统，也许是城市文明理念存在认识障碍，觉得垃圾这点事好办。但无论如何，当得不到妥善处置的垃圾一再地无声叙说着城市的另一面的时候，粗放式垃圾管理模式就到了必须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在几十年的飞速城市化进程之后，不少城市终于把垃圾管理放在了与其他城市管理相比肩的位置，通过垃圾管理新政来解决城市的“生理排泄”问题。

“依法管理”已成常识，但引入垃圾管理却还是头一遭，虽叹其姗姗来迟，却多少还是有可激赏之处。这不，北京今年就计划出台首部关于垃圾分类处理的专门法规。那么，会有什么样的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追求相称的垃圾管理先进理念、制度、办法？会否推动北京的垃圾管理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甚至掀起一场城市的垃圾管理革命？这都值得关注和期待。

从有关官员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无从知道会有些什么样的先进理念和办法。倒是知道，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还是收费。收费的方式则会改革一下，就是对居民生活垃圾拟按“体积”收费。

垃圾按“体积”收费，多少有点新鲜，也符合谁产生垃圾多、谁就付费多的道理，只是从具体办法来看有难度。

不是说收费的手段不能用，而是说城市的垃圾管理新规，应该传递更多的先进理念，采取更多的先进办法，不宜于把目光盯在收费一隅。当然，也有貌似先进的经验，比如把垃圾分类纳入市民在社区的诚信记录，并同出国、就业等挂钩。只是此乃舶来品，未必能在实际中推行下去，而切合中国城市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垃圾管理的创新创造智慧，我们还知道得不多。

城市垃圾管理，当以先进和适用的理念和办法为重。城市垃圾管理的智慧与办法并不缺，关键是决策讲科学、讲民主，广纳民智。

16、“官念”比污染更可怖

来源：千龙网2011-01-20

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11/01/20/4984@6569937.htm

　　在辽宁省建平县张家营子镇，自从镇东建起了化工厂，附近学校的学生多次发生集体中毒事件，最大的一次导致300余名学生集体中毒。村民们怀疑是化工厂的环境污染所致，而当地政府的答复是“喝生水”出了问题。作为家长的村民们于是想看看支撑政府结论的水质检测报告，又是上访，又是起诉，却一直未能如愿。（人民网1月19日）

　　如此重大的集体中毒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建平县卫生局、教育局、环保局和镇政府联合发出的“公开信”结论是：“一起学生直接饮用存放在容器中受污染的饮用水而造成的感染性腹泻事件。”也就是说，中毒的原因是“喝生水”导致的。可据当地卫生系统一位知情人透露，此前经检测，水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水质的问题，那么当地的牲畜、庄稼及其他植物也出现异常又作何解释？

　　学生为了生命安全，唯一的办法是选择逃离，一所教学质量全县排得上号的学校，学生走了一半。而学校莫名其妙却成为替罪羊，老师被下达任务动员学生返回，校长被调离。上访本来是一条投诉的通道，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上访者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拘。到法院起诉，却遭遇“上级不让起诉”。群众要求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和那份“专家鉴定文件”，如此简单的要求，有关部门为何总是秘而不宣？

　　在其他地方因为污染被关停、一个被国家环保部门责令停产的企业，到了建平居然就没有“任何污染”了。地方环保部门“收到”罚款后，发布两个报告认为“具备试生产条件”，真是耐人寻味。

　　到底是“喝了生水”的原因，还是工厂有污染？不需要事实，一切似乎都是权力说了算。多人中毒、牲畜拉稀、果树不结实，芸芸众生的安危多么“微不足道”。

关乎百姓生命健康，当地政府应该高度重视，可有关部门除了否认化工厂污染所致，积极对付居民质疑外，并没见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就算是“偶然中毒”，难道不该是当地为政者应该操心的问题吗？环境污染固然可怕，但一些地方官员心中的“官念”似乎更可怖。（蒋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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