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澜沧江干流上不断开发水电，澜沧江下游----湄公河沿岸各国对中国的批评声不断。尤其是今年中国西南大旱，湄公河中国出境处近下游河段出现极枯现象，更引起泰国、老挝等相关国家媒体的强烈关注。3月11日中国驻泰使馆就湄公河流域旱情问题举行记者会，除了像以往那样强调"澜沧江出境处年均径流量仅占湄公河出海口年均径流量的13.5％"外，还指出中国目前在澜沧江已建成的漫湾、大朝山和景洪三个水库，面积都很小，蒸发水量可忽略不计；水电站运行不消耗水量，因此澜沧江水电开发对下游水量几乎无影响。如此等等。

笔者近期在东南亚考察期间多次听到当地人士批评中国水电开发造成下游国家种种环境问题，很多对中国的批评没有根据，至少没有足够的根据，并且一路上都在与有关批评者辩论。但是，对于中国使馆官员的上述回应，笔者却觉得很不妥当，也无助于澄清问题。相反它还极容易授人以柄，给人以中国明显在"忽悠"别人的印象。尤其是，据说这种回答并非使馆原创，而是根据国内水电部门的说法做出的，就更不可思议。

首先，"澜沧江出境流量仅占湄公河口总流量的14%（按：还有13.5%、16%等说法）"是近年来中国官员一再重复的主要辩词。这一辩词对于湄公河远下游、尤其是河口附近的问题还说得过去，例如越南方面抱怨的三角洲咸潮倒灌问题，由于该处水量主要并非来自中国，我们确实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明怪罪中国没什么道理。而从中国流出境外的大半河段，澜沧江出境流量占径流的比重就要大得多（如琅勃拉邦河段，中国出境水量平均要占三分之二左右）。这里发生的问题就不能说与中国无关了，例如2008年老挝万象洪水和今年的异常枯水，都是发生在以中国来水为主的河段，强调中国来水只占河口流量的一小部分，是毫无意义的。

高坝大库对下游"无影响"？

此次下游发生异常枯水当然有旱灾因素，但中国已在上游修建了那么多高坝大库，要说径流量变化完全是自然原因，恐怕需要证明。所谓蒸发水量很小、电站运行不耗水，因此水电开发就对下游水情无影响，明显是违背常识的搪塞之词。道理很简单：通常水库对河流下游流量的影响都不是由于什么"蒸发"或"耗水"（你当水库是烧锅吗？），而是由于拦蓄与排泄。水库下闸拦水、开闸泄洪，下游的水情都会大变，否则还谈得上什么水库的"防洪、抗旱"功能！

当然，水库里的水有限，对下游的影响也只能限于一定时段。库容（特别是调节库容）越大，影响下游的时间越长。于是按水库大小就有"日调节"、"月调节"、"季调节"、"年调节"和"多年调节"之分。但正是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极大的能力。要知道，中国出境流量诚然只占湄公河入海水量的14%，但中国澜沧江干流上的电站都是高坝大库，其总库容要占到湄公河全流域水库库容总量的70%以上（糯扎渡水库起用后会达到近90%），而干流库容更达到100%，因为境外湄公河干流上迄今尚无一坝。我们的官员提到漫湾、大朝山和景洪三个水库"面积很小"，但水库的影响在于库容，说"面积"有何意义？这三个水库都是一百多米的高坝，蓄水分别达9.2亿、9.4亿和14亿立方米，相当于三个滇池。按中国技术部门的说法，漫湾和大朝山都拥有季度调节能力，景洪水库也有月调节能力（一说该库也有季调节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明显对下游至少一个季度的水情有影响力。我们可以争辩说这是好影响而不是坏影响，但是不顾常识硬说什么"对下游水量几乎无影响"，还拿什么"蒸发量"来"忽悠"人，就太有损国家形象。

特别有趣的是，官员不知为何说澜沧江上只有这"三个水库"，事实上中国媒体都报道过大得多的第四座水库----小湾水电站。该库已在2009年9月25日投产发电，拥有近300米高的世界最高双曲拱坝，装机容量号称仅次于三峡，库容达153（一说146）亿立方米，几乎是前三个水库库容总和的5倍。以当地平均径流计，如果全部拦蓄（亦即使近下游完全断流），从空库到蓄满库容也需要四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如果反过来，在自然流量相当于年平均径流一半的枯水期释放库水，使下游流量补充到年平均径流的水平，那么在满库容初始状态下，这种"影响"就可以持续10个月之久，这样的"影响"能力是相当可观的。按水电业的行话，这个水库具有"多年调节能力"，而且我们的宣传资料也反复说这个龙头水库具有使下游各电站、包括离出境处不远的景洪电站"枯期和汛期趋于平衡"的调节功效。怎么到了官员嘴里，又成了"几乎无影响"？事实上，下游各国人士怀疑，小湾电站2009年9月底起用，以其库容之大，应该到现在还在加蓄。虽然流域内的确有严重旱情，但是特大水库蓄水导致下游枯水形势更加恶化，在理论上完全可能，至于实际上是否如此，就要说明水库的调度运行情况了，而仅搬出"无影响"之说，无法服众。

更有甚者，我们知道比小湾更大的澜沧江第一大库----糯扎渡水电站2006年开工，现在也已截流，该库库容更达237亿立方米之巨，也是一个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特大水库。而且这个水库不仅比小湾库容更大，离出境处也更近。将来它蓄水后，我们还会说它"面积"很小、"蒸发"不多也不"耗水"，因此对下游也"无影响"吗？

水库运行方式与下游往往有矛盾

高坝大库对于下游水情"无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这"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水库的影响有好有坏，这除了与水库本身的修建是否合理有关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库的调度运行。

水库调度运行的方式当然千变万化，但简而言之无非是两种状态之间：

其一是拦洪济枯，这是一种"正调节"。通常做法是在汛前尽量腾空库容，汛期尽量多蓄少泄，以降低下游洪峰，并在汛期结束时接近满库容。在枯水期则除了完全释放自然径流外还要放出库水，降低坝前水位，直到下一个汛前降到最低，以增加下游流量。这样调节可以使下游洪水减轻，枯水不枯，洪枯流量趋于均衡。通常情况下，下游都欢迎这样的影响。然而，这与水库、电站自身的发电与排沙考虑是有冲突的。

其二是与上述做法几乎相反的蓄清（清水即枯水）排浑（浑水即洪水），即在枯水期下闸"蓄清"，汛期则敞泄"排浑"。因为洪水多沙，蓄之易淤，蓄清排浑便于水库排沙防淤、维持库容。同时水电出力取决于流量和水头两个因素，枯水期流量本来就小，"蓄清"维持坝前高水位有利于发电。但对下游而言，这实际上是一种"反调节"，如果贯彻到底会导致洪枯变化趋于极端，与下游防洪抗旱的需求是相反的。中国的三峡、三门峡等水库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蓄清排浑的运行方式，还被誉为一大发明。其实如果只从水库维护和发电角度考虑，"蓄清排浑"并不是什么很难想出的点子，问题是它与当初拦洪济枯的初衷完全南辕北辙，只是被严重的淤积威胁（三门峡尤然）逼到了这一步，尽管专家殚精竭虑设计了复杂的调度方式（所谓发明指此而言）以寻求折衷，原来设想的功能还是大打折扣----三门峡水库更是基本放弃了这些功能。

因此水库经营主体的自身利益（库容维护、发电）和上下游的防洪抗旱所需的运行方式常常是矛盾的。因此，澜沧江上的这些高坝大库维护与发电的运行方式与下游国家防洪抗旱的需要产生矛盾，是可以想象的。

就泰国媒体关于湄公河异常枯水问题对中国的批评，中国媒体报道了泰国一位官员的回应，他说中国的水库不会在枯水期拦蓄，因此异常枯水应该就是因为全球变暖导致的天旱。

这位官员大概没有听说中国的水库一向有"蓄清"之论。但是这次这些水库是否进行了蓄清，本该由我们的水电部门出面澄清。如果我们的水库不但没有蓄清，反而进行了放水济枯，那就是为下游抗旱出了大力，更应该大加宣传才是。可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却对此保持缄默，自认"无影响"，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大谈"蒸发量"，很耐人寻味。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经授权转载于此。

2、中国为何在湄公河流域饱受批评？（二）

秦晖认为，河流管理缺乏透明度引起了很多不必要的猜疑，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两种相反的批评何以共存？

如果我们的水库确实在“蓄清”，那说出来确实可能招致批评。但其实也可能会得到感谢。因为虽然通常下游会希望拦洪济枯，但是在某些条件下，下游也可能欢迎洪枯变化的加大。

事实上，水库对下游水情影响的好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就在于：不仅水库的各种调度运行方式会造成不同的影响，而且即使是同一种影响，在下游不同河段也会造成不同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上游的中国与下游各国可能会有不同考虑，下游诸国的利害关系也并不是一致的。

例如，2008年老挝万象平原大洪水与这次北湄公河严重枯水，我们听到的抱怨都是说，由于中国上游水库的调度造成了洪枯流量变化的极端化，即汛期水更大，枯期水更小。但是，我们在柬埔寨却听到一种完全相反的抱怨。因为历史上湄公河与柬埔寨的“鱼米之乡”洞里萨湖平原之间一直有着季节性的水体交换以及由此产生的奇特生态关联，即汛期湄公河水位高时，河水通过支流洞里萨河倒灌洞里萨湖，使湖面扩大很多倍，洪水带来丰富的有机沉积物，湖滨独特的高杆水稻得到自然的灌溉和“施肥”，大量鱼群也得到洄游与繁殖，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淡水渔产最丰富的大湖之一。枯水期湄公河水落，湖水又顺洞里萨河流入湄公河，湖面变得很小，鱼群被隔在当地居民巧设的鱼栏内，大片湖底恢复农田本色，而高杆水稻也适时成熟，当地人民于是弃舟行陆，收稻取鱼，尽享“鱼米之乡”的富饶生活。

而他们世世代代过的这种“水陆两栖”传统生活和身处的这种干湿交替的生态环境，都依赖于湄公河的季节性水量变化。换言之，他们与老挝的沿河居民相反，汛期惟恐水不涨，枯期惟恐水不落。而他们抱怨说：近年来湄公河洪枯流量的差异变小了，汛期湖面不够大，很多地方的高杆水稻得不到灌溉；枯期湖面又不够小，很多地方的稻子还泡在水里没法收获。鱼类洄游也受到影响，以至于“鱼米之乡”不复昔日之美，当地居民收入下降，传统生活与独特生态都受到威胁。当地一些舆论又把这一切归咎于中国在上游修建的水库，说是由于这些水库汛期拦洪、枯期放水，造成了这种结果。

我于是对这些柬埔寨朋友说：我并不了解上游水库的运行情况，所以不能判断这种情况是否与水库运行有关。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们的抱怨与老挝朋友的抱怨刚好相反，两种抱怨不可能同时成立。理论上讲，上游水库可以蓄清排浑，也可以拦洪济枯，由此分别造成两种结果都是可以设想的。但同时造成两种结果，逻辑上不可能。所以如果上下游确实同时存在这两种现象，那么上游（老挝、泰国河段）那种状况有可能与中国的水库运行有关，下游你们这里的情况则只能考虑下游雨量变化和公河、蒙河以及洞里萨河自身的水情，与中国就无关了。当然，也可能两地的情况只是由于当地的旱涝，均与中国的水库无关，这都要在研究了各地的水文气象及中国的水库运行资料之后才能得出结论。

为什么得不到感谢只招骂？

但是，我由此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中国的水库运行确实在不同时间由于蓄清排浑导致下游洪枯极端化，或者由于拦洪济枯导致下游洪枯均衡化，本来都可以说是有利有弊，在听到抱怨的同时也应该能够得到感谢。例如，如果中国的水库蓄清排浑，老挝、泰国人或许会抱怨，但柬埔寨人应当感谢。相反，如果中国的水库拦洪济枯，柬埔寨人会抱怨，而老挝、泰国人应当感谢。但现在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只听到一片抱怨声，这是为什么？只怪人家有“偏见”吗？

其实我想，问题就出在我国有关方面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影响”说。既然你说是无影响，那么那些实际上受到了有利影响的人们就不会感谢你，而那些受到不利影响的人，他们是不相信你的“无影响”说的，因为你的说法确实没有根据。但是他们的抱怨就有根据吗？应该说也没有，因为你没有通报水库的调度运行状况，别人实际上并不能客观地评估你的“影响”如何。然而你用什么“蒸发量”来说事，别人就可以说你在糊弄人。

例如此次北湄公河大枯，大家都知道有旱灾因素，可是我们的高坝大库是如何应对的？有关方面拒绝披露。如果我们放水济枯了，下游应当感谢我们。如果说济枯之后还干成这样，那只能怨这旱灾实在太厉害，我们的努力也没能弥补。而如果我们拦水蓄清了呢？那下游的抱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更下游的柬埔寨本应感谢我们，现在他们也没有感谢，因为我们自己说什么也没做。而泰国、老挝人怀疑我们拦水蓄清，我们也拿不出证据来反驳。

于是，我们的水电部门对水库运行情况的闪烁其词、刻意回避造成的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做了好事，但别人却不知道，而我们如果做了坏事，事实上瞒不过别人，甚至于即便我们没做坏事，别人还怀疑我们。这真叫干的什么事儿？！

而且我们一些部门似乎认为别的国家也和我们一样，对这类事情都会按官方的“通稿”统一口径，所以只在乎政府官员的态度。我在当地就曾听到一些中资公司人员说：“他们政府都不说什么，那些NGO组织和民间传媒还嚷嚷个啥？”然而这些国家的体制与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体制下，民间舆论与官方言论在国际关系上往往是一种“唱红白脸”的关系。官方不好说的话让民间去说，既对国外相关方面施加了压力，又给官方留下回旋余地。事实上，在面临困难时执政者一般都希望对外转移压力，他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民间舆论。我们自己喜欢以“外交无小事”为由管制舆论，不善于用“唱红白脸”的方式扩展国际上的话语权也就罢了，如果把这套思维搬到国外，以为搞定了官方就万事大吉，对民间舆论或者板起脸来呵斥，或者随便拿“蒸发量”之类的话来“忽悠”，恐怕起不到好效果。西方外交往往是对政府比较强硬，对民间舆论就软语相商，所谓“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我们以往对此只是讥笑，但采用相反的做法对我们真的有利吗？原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经授权转载于此。

3、中国为何在湄公河流域饱受批评？（三）

秦晖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总结到，西南水电项目的冲突有缓和的可能。中国必须从于流域国家的接触中学习经验教训，并在国内采取改进的措施。

建立信息共享与多边协商机制

近来围绕湄公河的争论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变化。由越、老、柬、泰四国建立的湄公河委员会近期开会讨论流域的问题，中国和缅甸作为观察员也参加会议。会前中国宣布，将向湄公河委员会提供漫湾、景洪两个水库的水文资料。中国在上游开发中将会考虑下游国家的利益，并愿意与有关各方磋商相关事项。这些都是好的势头。笔者认为其实还可以更开放一些。例如水库运行资料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提供漫湾、景洪这两个相对较小的水库的资料，却不愿提供库容大出十多倍的、具有多年调节能力的关键性“龙头”小湾水库的资料？如果以国家主权之类的理由一概不提供也就罢了（当然这不可取），提供了小的而不提供大的，不是反而引发别人的想象吗？如果别人指责了就提供几个次要水库的情况，再指责才提供主要水库的情况，这不显得既被动又“丢份”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主动一些？这么大的水库上面又没有盖子，那么多遥感卫星在天上，推算水量变化并不困难。如果他们的民间舆论真像我们有些人猜测的“受到西方反华势力支持”，西方何难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他们并无这些资料，这种猜测就不成立，我们又何不主动披露，免得他们“疑心生暗鬼”呢？

实际上据我在这些国家的考察，其民间舆论对中国有关情况确实缺乏了解。例如他们那里流传着“中国在澜沧江上的8座水库”造成了什么、什么后果的说法，其实中国在澜沧江干流上虽然确实有“八库”的规划，现在实际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只有4座。而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抱怨还不是关于中国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不知道中国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埋怨中国有关方面拒绝与他们沟通，说中国有关方面对NGO及民间舆论有成见，只愿与官方打交道。他们向中国使馆和中资机构了解有关情况，经常碰钉子。而西方公司在这方面就热情得多，很多西方公司在这里建设的工程都主动邀请NGO和民间媒体来参观，召开会议解答各种问题。我们在中资公司的一些朋友则从反面证实了这种情况，他们说西方公司善于公关，会笼络NGO与民间媒体。

有朋友还具体提到老挝境内相距不远的两个水电站，中国投资建设的一个由军队把守，处于封闭状态，不接受任何访问，而西方公司建设的一个则对NGO和民间媒体开放，据说是访者络绎，门庭若市。我们的朋友对此嗤之以鼻。但是当地民间对这两种做法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

在与官方联系方面，湄公河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渠道。这个机构得到联合国及许多国际方面的支持，有很大影响力。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时中国与其中多数成员国关系不正常，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当然不是中国的责任，但是后来这些国家都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而中国的上游开发力度及其对下游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有关方面是希望中国参加的。但是，这个机构与许多多国协商机制一样，因相关利益不一致，在我们的有些人看来经常“扯皮”，“效率”低下，据说为避免受牵制，中国现在并不想正式加入，至今也只是观察员。

然而如上所述，湄公河的河情、民情各处不一，利益也各不相同，不仅是中国与下游各国，下游各国彼此间也有不少利益冲突。而中国上游的那些大水库无论如何调度运行，总是有利有弊，很难做到所有人都说好的。但是，假如这些运行都只出自中国的单方面决定，就可能出现受利者并不感谢、受损者怨声载道的现象。假如有一个多边利益协调协商的规则与机构，能够建立必要的利益补偿和责任分担机制，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我上面说过，对于湄公河洪枯水位变化均衡与否，老挝、泰国河段居民与柬埔寨洞里萨湖流域居民就有几乎相反的诉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似乎并没有互相埋怨，却都在埋怨中国。我想原因除了这几国都没有中国那种高坝大库形成的调节手段外，还有一个就是这几个国家都在湄公河委员会中参与了关于流域治理的共同决策，因而也共同分担了责任。这种决策无论造成什么后果，都不能说成是某国有意加害于他国的行为。但是中国如今的行为完全是独自承担责任的，“得不到感谢只招骂”就很难避免了。因此在澜沧江开发对下游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尽快加入这一机制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各方的选择。

国外要协商，国内更要协商

这次北湄公河极枯事态，一些国外舆论指责中国搞大国的“霸权”。笔者在许多场合都回应了这种指责，我认为这里的确不涉及霸权问题。因为要说水电部门的“霸气”，他们在国内应该要比在国外霸气得多。虽然在像湄公河这样的问题上，下游国家舆论对中国有如上所述的批评。但是平心而论，我认为与水电利益集团在国内的一些行事相比，他们对国外的批评还是更为重视的，来自国外官方的批评尤其如此。来自国外民间（如民间媒体、社团及NGO组织）的批评，通常被认为不受重视，其实也比在国内面对类似情况要好。在中国国内的治水问题上，同样有因淹没、搬迁、上下游水情变化而带来的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矛盾，一般社会性需求（防洪抗旱等）与水电企业自身经营利益之间的矛盾，以及环保与发展的矛盾等等。三门峡、瀑布沟、杨柳湖等事例引起的争论都非常激烈。不仅一些水电站有该不该建的问题，该建的水电站也有如何建、即如何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问题，建了之后还有如何运行的问题。今天似乎国内只有环保组织能对水电部门发出不同声音。但是上述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个“环保与发展”所能概括的。而在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国如今还缺少一套合理的机制。

在今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从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应该对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提供借鉴。我曾经提到拉美最大的中资企业首钢秘铁在面对国外自治工会问题上碰到的教训，以及中铝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奥卢昆项目中尊重当地人土地权益而得到好评的事。这样的事对于中国企业在国内改善劳工权益、改革强制征地制度都会提供有益的思考。同样，这次“湄公河论争”如果能够为我们国内水电部门处理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供启示，也是意义重大的。因此我并不认为这场论争只是一个事关“国际”的问题，更不认为仅仅以民族主义姿态来看待此事是合适的。

4、金沙江乌东德,白鹤滩两大水电站实施“封库令”

来源：新华网2011年01月0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1-01/06/c_12953719.htm

　　新华网宜昌１月６日电（记者刘紫凌、冯国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发布消息称，国家授权其开发的金沙江下游河段乌东德、白鹤滩两座巨型水电站“封库令”近日正式颁布实施，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零时起，两电站建设征地范围内禁止新增建设项目和迁入人口。

　　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移民人口约１５万人，其中９５％是农村人口，移民数量多，安置任务重、时间紧。“封库令”的下达，标志着两大水电站移民实物指标调查工作将全面展开，国家“先移民后建设”水电开发新方针将正式进入试点实施阶段，这将为筹建工程的启动和项目核准程序的开展提供良好保障，为两电站２０２０年投产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三峡集团公司表示，将积极配合云南、四川两省各级政府部门，把做好移民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坚持“长期合作、融入当地、平衡兼顾、互利共赢”的金沙江水电开发原则，在电站建设中把移民安置与移民长远发展结合起来，把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把水电开发与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是我国“西电东送”的骨干电源点之一，是国家授权三峡集团公司开发金沙江下游河段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四座巨型电站的第一级和第二级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初选正常蓄水位９７５米，初选装机容量８７０万千瓦；白鹤滩水电站正常蓄水位８２５米，装机容量１３０５万千瓦。

5、国家林业局：5年内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年01月06日　章轲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1-06/150021771118.shtml

　　国家林业局：2015年全国森林覆盖率将达21.66%

　　中国低碳网专稿国家林业局5日上午表示，将力争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林地保有量达到3.09亿公顷，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到84亿吨。

　　记者从5日召开的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获悉，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安全屏障框架基本形成。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未来五年，我国将加快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为有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

　　国家林业局计划力争到2015年，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森林蓄积量达到143亿立方米，林地保有量达到3.09亿公顷，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到84亿吨。

　　据介绍，这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包括：东北森林屏障、北方防风固沙屏障、东部沿海防护林屏障、西部高原生态屏障、长江流域生态屏障、黄河流域生态屏障、珠江流域生态屏障、中小河流及库区生态屏障、平原农区生态屏障和城市森林生态屏障。其建设范围覆盖全国主要的生态重点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建设内容包括森林、湿地、荒漠、城市等主要生态系统，构成了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基本框架。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表示，建设好这十大生态屏障，是全国生态建设的主要抓手和战略重点。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坚持以建设和保护“森林湿地荒漠三个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为核心，以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为依托，以防范和减轻风沙、山洪、泥石流等灾害为重点，加快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

　　贾治邦说，实现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增加13亿立方米的“双增”目标，是“十二五”时期转变林业发展方式的主要任务。加快构建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是实现“双增”目标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我国造林绿化难度正逐年加大，60%以上的宜林地集中在“三北”、南方石漠化及干热河谷等地区，造林难、巩固难。此外，我国还有7亿多亩中幼林亟待抚育，4亿多亩低产林亟需改造。

　　对此，国家林业局已要求地方林业部门“十二五”时期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两个约束性指标，层层分解任务，加大考核力度，确保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同步增长。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还了解到，“十一五”我国林业紧紧围绕森林、湿地、荒漠三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全面加强生态建设，基本形成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框架。

　　在森林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全国共完成造林3.7亿亩，义务植树117.2亿株，全国森林面积达29.32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0.36%，人工林保存面积达9.26亿亩，稳居世界首位。

　　在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方面，全国湿地自然保护区达550多处，国际重要湿地达37处，50.3%的自然湿地得到有效保护。

　　在荒漠生态系统改善方面，全国土地沙化防治进入了“整体遏制、局部恶化”的新阶段，共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0.8万平方公里，2005—2009年全国沙化土地面积年均缩减1717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减少的省份增加到29个。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大熊猫等50多个濒危野生动物繁育种群持续扩大，苏铁等千余种野生植物人工种群基本建立，野马等物种回归自然进展顺利，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达2035处，总面积达18.5亿亩，占国土面积的12.9%，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的野生动物种群和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到有效保护。

6、秦皇岛：不要局部的金山银山，不要被污染的GDP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年01月06日

http://gongyi.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1/06/4028359_0.shtml

中国环境报记者祝晓光周迎久秦皇岛报道汤河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的母亲河，河面上不时可以见到野鸭嬉戏，两岸隔不远就能看到垂钓者。喧嚣的城市中可以和自然亲近，可以钓鱼休闲，这得益于秦皇岛市的水质污染治理工程。据介绍，2009年以来，秦皇岛市启动实施了包括汤河在内的“六河”治理工程。从2010年开始，又计划利用5年时间开展生态水城建设，投资100多亿元实施水源地保护等100多个大项目，打造生态环境与人居环境相得益彰的大水系格局。

本着“让森林走入城市，让城市融入森林”的绿化理念，近年来，秦皇岛市连续实施了城区绿化、环城绿化及远郊近郊绿化等工程，全市投入城市绿化的资金达到10亿多元，建成了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的沿海防护林带。目前，全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5.6％，人均公共绿地达到16平方米，市区空气质量二级及二级以上天数已连续7年保持在350天以上。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输出港，秦皇岛港生产作业中产生的大量煤尘飘浮于空中，成为城市最大的空气污染源。为彻底根除这一顽疾，秦皇岛港投资两亿多元建成了亚洲面积最大的防尘网，并在各个作业节点安装干、湿除尘设备。未来，港口还将投入10亿元资金治污。

秦皇岛市市长朱浩文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一直是秦皇岛最大的品牌，是参与国内外竞争的最大优势。“我们不要局部的金山银山，不要被污染的GDP，要为全市人民和子孙后代保住绿水青山。”

7、安徽怀宁部分儿童血铅超标疑为电源厂污染所致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1月0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1-06/095421769536.shtml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内，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的一名儿童在接受检查。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1月5日，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几名家长抱着孩子。新华社记者李健摄

1月5日，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一名家长抱着孩子。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1月5日，在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一名孩子在接受治疗。新华社记者李健摄

　　新华网合肥1月5日电 (记者朱青熊润频)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部分儿童血铅超标，家长疑为当地电源厂污染所致。安徽省对此高度重视，怀宁县对当地电源厂采取了紧急强制监督措施，组织电源厂附近儿童到省级医院检查治疗，并派出工作人员到医院驻点协调救治工作。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微量元素检验室负责人介绍，自2010年12月底，已有200多名高河镇儿童被送至省立儿童医院接受血铅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其中血铅超标儿童数量已达100多名。

　　安徽省立儿童医院负责此次救治的专家组组长华山表示，截至5日晚，已有24名儿童住院接受治疗。

　　在省立儿童医院陪护的患儿家长告诉记者，此次血铅超标的儿童基本都来自怀宁县高河镇新山社区。“社区居民大多为曾经的新山村回迁居民。”村民黄大寨说，新山社区的附近有两家电源厂，家长们怀疑孩子血铅超标与电源厂造成污染有关。

　　事件发生后，安徽省高度重视。怀宁县迅速成立了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宣传、卫生、环保、安监、教育、供电等部门，调查处置工作。

　　与此同时，当地的涉铅排查工作也迅速开展。怀宁县卫生主管部门集中人力物力在最短时间内对电源厂安全距离内的全部成年群众分期分批开展尿铅排、检查工作；组织未成年人到市立医院进行血铅或尿铅检测，参检群众中如出现铅超标立即按医嘱送往医疗机构进行驱铅治疗；对家长怀疑造成污染的两家电源厂采取了紧急强制监管措施。

截至记者发稿时，还陆续有新山社区儿童被组织到安徽省立儿童医院进行血铅检测，当地血铅超标患儿的具体人数还有待最终确认。

8、汪永晨：向破坏环境者开战

来源: 南都周刊2011-1-6南都周刊记者孙炯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754_0.shtml

汪永晨：环保NGO绿家园召集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组织“江河十年行”行动。

每年四月，沙尘暴照例都会拜访北京。大气污染、水污染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

汪永晨说她是乐观主义者，会前头哭，又后头笑。有年轻人允诺，要承其衣钵，投身环保，她听罢大哭一场。电台的同事赞她，把小事都攒成了大事去做，她又乐呵地笑皱了鱼尾纹。

看今年，“十二五”期间的水电大开发让她担忧。五年的江河行一路走来，目睹无序开发所带来的大旱大涝、泥石流与山体滑坡，她便要继续拿起传媒的“武器”，向破坏环境者开战。

2011年，绿家园将与富群生态环境研究所一起做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调查，江河十年行仍会继续走访西部的六条大江大河。两所大学要介入对江河人家的关注，除却采访与记录，社会学调查的研究亦将被引入。

汪永晨还希望，有责任心且有专业素养的年轻人能加入进来，用媒体的视角关注环境，进而影响到公共决策。

9、安佩得：希望有更多骑车空间

来源: 南都周刊2011-1-6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753_0.shtml

安佩得：挪威驻广州总领事。当过联合国秘书、律师，前任挪威外交部人权与民主部门副司长。

每年四月，沙尘暴照例都会拜访北京。大气污染、水污染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

南都周刊记者_胡雯雯实习生 _吴桂霞

Q：我们提到挪威都会说：“啊，一个干净环保的北欧国家！”作为它的总领事，你有没有想把那儿的低碳理念带过来？

A：我到现在还保留着骑自行车的习惯，也不时坐坐地铁。我的低碳足迹实际上也只能停留在一般水平，因为工作中还是经常得开车和坐飞机。

老实说，广州不适合骑自行车。从我家楼下到中信广场，唯一的问题是广州大桥。上桥后，我得努力地在机动车里面安全突围。我希望开车的人能更照顾骑自行车的人们—因为如果我们放弃了骑车而改为开汽车，广州大道就更拥挤了……

而且我想说的是，不要因为自己是有车族就非得开车出行！骑车并不是负担不起私家车的人才能做的事。在我的家乡，很多身家雄厚的人天天骑车上班。

Q：不少堵车严重的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单双号限行了，比如北京和广州，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A：老实说，因为领事馆的车不在限行之列，我没有切身体会。但我想，限行不是个长久之计，许多大城市最后都是把重心放在优化公共交通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曾经在曼哈顿住过，那同样是一个超密集的大都市，但公共交通非常顺畅。所以很多城里人并没有买车。如果他们需要车的话，只要租一辆就行了。

Q：你至少还会在广州待两三年，新年有什么愿望吗？

A: 两方面吧。在工作上，我希望能促进中国和挪威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发展绿色船运。全世界有五万艘货轮，排放的污染物是世界上所有车加起来的一半。如果我们能采用清洁能源、更先进节能的设备和发动机，可以大大改善温室效应。

在个人方面，跟许多市民一样，我盼着这里的空气能有更大改善。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骑车的空间。如果能让我提个建议的话，最好在广州大桥旁边再修一座小桥，只给行人和自行车通过—那就太完美了！这条桥还可以经过海心沙岛，把公园和电视塔完美地连接起来。

至于我自己，考虑到广州大桥的安全性，骑车恐怕只能是偶尔为之。更多的时候，比如周末，我会去江边骑车。

另外，我还想多了解中国，毕竟我到现在还是个“Wai guo ren”(外国人)。今年，想去中国西部旅行，比如重庆、昆明。还想到福建、广西看看，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太快了。

我喜欢烹调，想学学做中国菜。我经常到楼下市场去买水果蔬菜。我也很会砍价的，问我的司机就知道。“Duo shao qian?”“Pian yi yi dian er。”（多少钱？便宜一点儿。）。我都会用中文说。别忘了我曾是个律师，讨价还价是我的专长。

10、王灿发：永不妥协

来源: 南都周刊2011-1-6

http://www.nbweekly.com/Print/Article/11752_0.shtml

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2年前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无偿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2007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环保英雄”。他带领着他的团队行走在一条孤独的路上，他希望通过法律诉讼的途径，唤醒企业的良知和公众的环境意识，促进中国环境法的执行和遵守。

每年四月，沙尘暴照例都会拜访北京。大气污染、水污染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我们生活的地球，只有一个。

我希望能通过环境污染案件的诉讼，特别是公害病案件的诉讼，呼唤起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通过诉讼来推动和改善我国的环境法治。

口述_王灿发 整理_记者徐卓君 摄影_邵欣

我做环境污染诉讼的法律帮助已经12个年头了，最大的感触还是“难”，虽然公众的环境维权意识越来越高，更多的人想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环境司法审判的环境，还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代理过的环境污染案件短则三四年，长的要8至10年，从立案、搜集证据到开庭、胜诉都很难，每一个步骤都是一场拉锯战。

“判我们败诉，我们就撤资”

2010年7月份发生的大连漏油，受害的渔民来我们中心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我们的律师也想帮助他们，但这些渔民去海事法院起诉，法院不受理，不能立案，去做污染鉴定，也被拒绝，最后导致了这些渔民的上访。这些直接利害关系人去提起诉讼，法院都不受理，更别说生态损失的公益诉讼了。从我们办的这些案子看，越是事件大，媒体报道得多，到法院去进入诉讼程序，就越难。

除了这些影响很大的案件立案困难，还有一些公害病的案件，就是因污染而得病这样的案件。大多数法院都不愿意受理。比如黑龙江穆棱市有一个酒厂，用氟哌酸把透明玻璃的瓶子腐蚀，就变成毛玻璃了，但是废水没经处理就渗入地下了，周围老百姓喝到这个含氟哌酸的水，骨头和肝就受害，当地的百姓6年前就开始了起诉，当地的法院到现在都没有受理。每一次我们律师去起诉，法院就说我们当不了家，问谁不让受理，他们就说不能说，就是不受理。

就算法院受理了案件之后，要收集污染的证据，也不是件容易事，有没有污染，工厂有没有排放污染物，排放了什么样的污染物，浓度是多大，受害的老百姓不了解这些，要有机构的检测，现在的检测机构属于环保部门，如果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环保部门就不可能给你提供污染证据。我们办理过的福建屏南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案件，原告人拿着污染过的水到当地的省环境检测站化验，化验结果污染特别严重，简直是触目惊心，但化验报告就不给你。

有的时候，在证据充足、事实清楚的环境污染案件中，受害者仍然可能败诉，我们刚刚打的一个官司，在河北沧州有一家生产化妆用品的韩资企业，排出的废气不经处理外排，含有强致癌物苯系列的化合物，导致附近的居民得了癌症，大多是肺癌。一个已经去世女士的丈夫起诉了这家公司，在一审的时候判决受害者死亡与排污之间有因果关系，赔偿八万元，原告觉得赔得太少，被告也不服，提起上诉之后，中级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县法院重审。在重申期间，韩国企业在当地的商会，就向县政府施加压力，说你们要判我们败诉，我们就撤资。法院与当事人协调，说给你八万元，撤诉行不行？法院不想认定是有污染，这就是判决难，情愿给你钱，也不能让你判决说这个企业有污染，因为判决有污染就会有其他的人起诉，这种情况下问当事人接不接受，可以给八到十万元，当事人没有接受，就要一个说法，就是要判这个企业有污染。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作出了一个让原告人败诉的判决，刚刚判完，我们现在正在帮他上诉，上诉到沧州市中院。

以上种种难处，其实都和地方政府有关，这些污染企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多多少少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咱们国家的环保法律是很严的，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样的企业是很难存在的。出了事之后，地方政府不愿意当地的经济受到影响，就拼命阻止案件的审理。

向污染者施压

如果说2011年有愿望，我有三个愿望，第一是，环境公益诉讼上有所突破，像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有可能在人大通过，希望里面能规定环保社团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现在的法律是规定环保局和检察院可以提起诉讼，没有规定环保社团和个人能够提起，这个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是类似的，就只能海洋渔业部门可以提起诉讼，刚刚修改过的水污染防治法也只是规定NGO组织，或者关心公益的个人只能是支持诉讼，还不能提起诉讼。

我们的环境公益诉讼是刚刚起步，已有实验性的案例，比如在昆明、无锡、贵阳等地都规定了环保组织、环保社团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没有法律的根据，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第二个愿望就是，2011年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有一些能够接受环境损害评估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纳入到司法鉴定体系中。现在环保部已经批准，在环境规划院下面建立一个环境风险和环境损害鉴定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要认定一些规范，来认定一些有资格的鉴定研究机构，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中立的第三方，但是目前试点建立的还都是在各个环保局下面的，还不能达到中立的目的，应该让全社会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建立，就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那样为社会服务那样的可能就好一点。

第三个愿望，就是大的污染事件，尤其是因污染导致疾病的案件，能够让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并且有媒体广泛的报道，引起各级领导和公众对环境污染的重视。

日本的环境保护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受到重视，就是从水俣病等四大公害案件的审判开始的。这四个案件都是对人体造成损害的案件，要比经济损失的案件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更能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所以日本审理了四大公害案件以后，让公众了解了环境污染的危害，促使上上下下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经过了三四十年的发展，日本的环境污染和公害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而反观我们国家，企业造成了损失，该赔偿的不赔偿，而行政罚款都是有限额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没有遵守法律、治理污染的压力和动力，也就会肆无忌惮的污染环境。如果切实地执行损害赔偿制度，通过诉讼让污染者付出代价，像紫金矿业，如果把对汀江造成的生态破坏恢复费用也让其支付，就会让它付出很大代价。在这样情况下，就必然能促使企业加强环境保护。

我们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之所以要免费帮助污染受害者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环境权益，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法律的有序途径对污染者施加压力。由于各个地方政府都有增加GDP的强烈愿望，很能指望其对那些污染严重的利税大户施加压力，治理污染，而且当一个地方政府为增加GDP不顾环境保护的时候，就连当地的环保部门都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通过民事的手段，让受污染的人起诉这些污染企业，让肇事企业付出足够大的代价，才能迫使企业加强环境保护。

虽然这12年走来很难，曲折很多，但我总有一种使命感，希望能通过环境污染案件的诉讼，特别是公害病案件的诉讼，呼唤起整个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通过诉讼来推动和改善我国的环境法治。

11、让电子废物有正当的新归宿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1-05 吴敏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101/t20110104_691385.html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于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个针对电子垃圾的专门性条例出台，对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在必要和及时。

　　如今，废弃的电脑、电视、手机、电池等电子垃圾，在生活中可以说无处不在。由于电子产品多为塑料与金属的混合体，一些金属配件如阴极射线管、线路板、电池等都含有铅、汞、镉等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元素。如果处理不当，这些有害物质将会严重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直接危害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存。

　　可是，当前面临的是两难的窘境:一方面是废旧电子产品日益泛滥，另一方面是规范的家电回收物流体系和拆解体系的匮乏。我国是电器电子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电器电子产品每年淘汰量数以千万台计。面临日益增长的电子垃圾，如果还是继续任由为数众多的手工作坊采用露天焚烧、强酸浸泡等落后方式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对环境的危害将是灾难性的。

　　治理电子垃圾污染，关键是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回收、利用电子垃圾管理体系。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先后出台了有关废旧家电处理的法律和措施，鼓励企业采取先进工艺收集废旧电器，进行回收利用。日本对家电中的铜、铁、塑料循环再利用率已高达50％；美国电子垃圾的回收再利用率已达97％以上。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为电子垃圾寻找归宿已刻不容缓。应抓紧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企业资质认证工作，尽快形成健康发展的电子垃圾循环利用产业，将此前分散于众多家庭手工作坊中的零碎产业，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聚集成一个全新的环保产业。电子废物有个新的归宿，环境安全才能有保证。

12、排污费改税促企业节能减排 高污染企业负担加重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年01月06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106/n278705752.shtml

　　环境税征收已呼之欲出，目前一些地方也开始了相关的研究准备。记者了解到，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江苏省就成立了课题组，紧锣密鼓地开展环境税征收管理的课题研究论证。

　　费改税更灵活更有效率

　　据环境税课题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费改税”后，这项税种将由税务机构代替环保部门征收，行政色彩有望随之淡化。而且，相比排污费仅针对产业链末端环节征收的做法，税收的征缴环节则较为灵活，可以同时对生产、消费等多个环节征税。以环境税替代现有排污费将会是大势所趋。

　　当下国内的普遍做法是，通过征收排污费调动企业治理污染、减排的积极性。但是，排污费改税可能更有效提升环保监管的效率与公平。有关人士指出，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企业的环境意识等都会影响到收费效率。去年5月，环境保护部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时曾发现，新疆一家企业拖欠的排污费居然高达亿元。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片面地追求政绩，竟然将“减免排污费”作为优惠的“绣球”抛出，极大地背离了排污费的政策初衷。

　　高污染企业会增加负担

　　环境税的开征对于企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据相关人士介绍，环境税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加快倒逼高污染企业转型升级。火电、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及石化等企业将首当其冲。

　　苏州市某发电企业的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火电厂，一年最少要烧200万吨煤。如果按1吨煤征43元环境税的标准(最新透露的拟征收标准)，这家电厂的环境税就要交8600万元，“这比等量耗煤量缴纳的排污费多出一倍多。”

　　而一些石化、钢铁等企业纷纷表示，“费改税”之后，对于高污染企业而言，即使总额和排污费持平，但由于收税具有强制性，可能会提高企业负担。“目前资源税改革在即，煤炭、有色金属等上游原材料要提高资源税，下游要征环境税，势必对工业品价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13、紫金矿业溃坝问责未结束 大坝曾穿孔仅用棉被等物围堵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1年01月05日宋清华陈少智

http://finance.ifeng.com/stock/special/zjky/20110105/3157551.shtml

广东省的深度调查，将紫金矿业[8.11 -2.87%]的低成本真相昭示天下；对紫金矿业溃坝事故的问责并未结束

真相和惩罚正逼近紫金矿业(601899.SH；02899.HK)。

2010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府公布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调查结果及处罚措施。广东省政府认定，信宜紫金矿业违法、违规生产，对事件负有主要责任；受罚者多达36人，包括信宜紫金矿业管理层、负有监管责任的当地政府官员以及溃坝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相关责任人。

这个结果超出紫金矿业的想象。9.21溃坝事故发生后，紫金矿业随即公开表示事故系自然灾害；12月上旬，《财经国家周刊》在上杭、信宜两地调查中得知，紫金矿业还在不断施压信宜政府，试图保释被控制的信宜紫金矿业高管；紫金矿业先期承诺的500万元预赔付资金迟迟不得落实……

紫金矿业并没有准备好迎接广东省政府的严厉惩罚。《财经国家周刊》获悉，广东省府的认定报告出炉十天前，紫金矿业还在谋划早日复产。

紫金矿业溃坝事故之前的“7.3”废水泄漏事件中，环保部、福建省环保厅、中国证监会等多部门介入调查，认定泄漏事件为突发事故，罚款956万元。

谁是受害者

事故发生后三个月内，紫金矿业对灾民允诺的补偿迟迟未见。

“它竟然轻松地把灾后事宜扔给了地方政府。”知情的当地基层官员说，紫金矿业根本没想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信宜市各级官员却不得不把精力投入全力平息民愤。

2010年12月21日广东省政府的事故调查认定报告，让声称自己也是自然受害者的紫金矿业无路可退。广东省调查组认定，该起溃坝是一起由自然灾害引发和有关涉事单位违法违规造成的安全责任事故。

在广东省政府的调查中，紫金矿业的违法、违规之处追溯到工程设计、施工建设、生产经营、安全管理等多方面；在广东省政府的处罚中，违法人员涉及到信宜紫金矿业公司管理层、公司总工程师、公司财务部经理，工程设计单位、监事单位责任人，处罚官员涵盖安监、经信、国土、环保各部门。

调查亦显示，相关官员在收受紫金公司钱财后，对竣工验收审查不严；对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便非法生产、排放尾矿砂等行为监管不力；违法批地，对违法用地行为监管不力，瞒报违法用地行为；对企业未获得环保许可的情况下违规生产监管不力。

至此，信宜紫金矿业灰色经营的真相获得定论。广东省纪委已责成信宜市政府依法、依规向紫金矿业提出索赔，灾民权益将在广东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得到维护。

低成本模式

在“9.21”溃坝之前，广东当地村民曾多次举报信宜紫金矿业存在违法生产经营。村民提供给《财经国家周刊》的影像资料显示，大坝曾出现过穿孔现象，信宜紫金矿业却只是派工作人员简单用棉被等物进行围堵。

紫金矿业的采矿成本低于国内、国际同行。长期并无开采价值的低品位紫金山金矿，在紫金矿业的低成本模式下具有了开采价值，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单体金矿；紫金矿业在与中国黄金、山东黄金[50.66 -4.42%]等国家队争夺国内矿山中并无优势，但依靠成本控制可以收购大量在中国黄金、山东黄金眼中并无开发价值的矿山……

紫金矿业成长迅速为中国最大的黄金公司，年利润连续超过30亿元。

但舆论也一直在质疑紫金矿业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模式——依靠与政府的关系，在工程设计、施工以及后来的生产、尾矿和废水处理中不严格按标准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在信宜溃坝之前，紫金矿业在全国范围内发生过3次溃坝事件、2次废水泄漏事件、1次剧毒氰化钠泄漏事件。每次事故都对当地的生产、环境以至民众生活、生命形成破坏。

2008年紫金矿业因存在不良环境记录而成为首批“绿色证券”政策中“未能通过或暂缓通过”的企业之一；2010年5月，紫金矿业因严重环保问题未按期整改，被国家环保部点名批评。

紫金总部所在地的退休老干部也多次上访，指责紫金矿业对当地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使上杭人的母亲河汀江不适合饮用。

“7.3”泄漏事故，紫金矿业人为打通6号集渗观察井与排洪洞，污水顺排洪洞流入汀江，是造成严重污染的主因。

在此次事故之前，当地沿河百姓无法饮用来自汀江上游的自来水；棉花滩库区渔民不时发现死鱼，渔民在政府主导下被迫转产。

紫金矿业是福建上杭县最大的国有企业，也是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紫金矿业出现泄漏事故后，全部危机公关工作由上杭县政府出面斡旋；因当地退休干部上访而多次遭遇调查的紫金矿业，都在当地政府的斡旋下涉险过关……

知情者说，紫金矿业正是依靠地方政府关系才有恃无恐。而部分官员与紫金矿业之间的利益通道也颇为顺畅。大量退休或者在职的当地官员同时担任紫金矿业高管或独立董事，部分未有任职者则握有股票。

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一位近年上任的上杭县政府官员说：“紫金做大后，对政府的监督有一种自满的情绪、自以为是的心态。”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显示，在事故之前，当地监管部门已经多次检查并下达整改要求，只是紫金矿业并没有严格执行。“就是在应付。”前述官员说。

紫金矿业的邹来昌副总裁认为，“企业发展得过快，有些安全环保的项目没有跟进到位。尽管对整改通知非常重视，但是在整改过程中对危害性认识不足，产生了麻痹的思想。”

违法成本追问

尽管灰色经营模式被揭露，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却时常表达“委屈”。

“环保本来是紫金过去发展的一个重要品牌，因为事故使品牌一夜之间毁于一旦。”在11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陈景河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他同时表示，有信心在未来十年将紫金矿业打造成为一流的国际矿业企业。

接连发生的事故，的确没有影响到紫金矿业的盈利能力和资本市场的青睐。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紫金矿业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38.4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盈利；而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三季度单季度盈利11.4亿元，同比增长19.05%。

在福建省政府开出956.31万元罚款之后，市场发现紫金矿业废水泄漏事故利空出尽，蜂拥追逐。罚款当日，紫金矿业高开之后6分钟涨停。

环保行业人士对这一结果表达了不满。重庆绿联的律师夏军说，“处罚结果并不足以严厉惩戒企业，也不足以消除事故的严重损害后果。”

2010年12月初，环保部组织考察小组再次到福建省上杭县，评估7.3事故对整个汀江流域的生态造成的影响。

“我认为目前环境违法的成本过低。”上杭县一位副县长向《财经国家周刊》表示，“纵观各个污染事故，受到惩罚的往往是企业、官员以及直接责任人，而对企业业主的处罚却很少。”

12月27日，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常务副总裁邹来昌分别收到了福建环保厅下发的处罚决定书。

紫金矿业内部高管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7.3事件的问责“还没有最终结束”。

14、污染问题突出 制药企业千只舢板怎敌一艘巨舰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年01月0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666087.html

　　我国制药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布局分散，与国外制药企业相比，经济效益低，污染严重。“前门制药治病，后门排污致病”是我国大部分药企的一个真实写照。很多制药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所付出的环境成本相比得不偿失。

　　未来几年，除化学需氧量外，氨氮也将成为新的减排指标。制药行业作为氨氮排放大户，必将成为我国治污减排工作的重点领域。

　　我国整个制药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如何？这种形势带来了哪些风险？制药行业应该如何转型？记者近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国家环境保护制药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华北制药集团环保研究所副所长任立人。

　　■我国制药企业分布有何特点？

　　任立人认为，医药工业是既有传统产业属性，也有现代产业属性的国际化产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医疗保健需求的不断增长，我国医药工业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

　　目前，我国医药企业有4000多家，可以生产化学原料药1500种左右，化学药品制剂4000余种，总产量约193.5万吨，2009年医药工业总产值达1.04万亿元。

　　从布局上看，医药工业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上海、辽宁、黑龙江、四川、内蒙古、宁夏、西藏、青海和新疆等地。

　　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以及开发大东北战略的实施，借助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以粮食深加工为主的发酵类原料药生产企业在四川、宁夏、内蒙古等地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步向东北地区扩展。

　　在这种发展趋势下，原料药的生产区域将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迁移，并逐步形成医药产业分布新格局。

　　■制药行业发展方式是否合理？

　　布局分散、生产集中度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都是制约我国制药业健康发展的关卡。

　　在产业结构方面，我国制药企业倾向于集中生产一些工艺成熟、技术要求相对低的仿制药品或传统产品。这就造成同品种生产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产能过剩，而专业化程度偏低，协作性差。

　　在创新方面，我国新药研发与医药技术创新基础薄弱，缺乏品种创新与技术创新。目前，以企业为中心的医药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迅速产业化的机制在我国尚未完全形成。此外，一些重大、关键性产业化技术长期没有大的突破，新药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制药企业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这一系列问题在原料药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长期以来，我国化学原料药一直是以“大老粗”的形象示人——生产粗放，出口大批，创新几无。

　　■这种发展方式给环境带来哪些风险？

　　制药业本身就存在着原材料投入量大、产出比小、污染较突出的问题。而我国制药行业的发展现状无疑使这一局面雪上加霜。

　　药品生产要消耗大量的化工原料、粮食等资源，是公认的“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尤其是原料药生产要消耗大量粮食、水、电等资源能源，而只有一小部分能够转化为原料药结构的组成部分，还有一小部分在化学反应中成为水等无害物质，大部分都成为废水、废气和废渣，并且排出的废物中往往污染物浓度高、水量大、成分复杂，处理难度大。

　　随着制药工业的快速发展，制药企业数量增多，进一步加大了污染控制的难度。例如，近年来，以化工制药为主的工业园区水污染问题频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料药产品过于集中、制药废水比例过大，导致园区污水处理厂出水不能达标排放。

　　此外，因为污染严重，发达国家多年前就把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医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现在国内并不缺少原料药，但很多企业为了出口而不断扩大产能。这必然带来大污染，要支付高昂的环境和居民健康成本。

　　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制药厂中，污水、废渣、废气的处理场地可以占到厂区面积的一半，处理“三废”的成本甚至超过了药品生产本身。

　　而我国一些企业把规模效应看作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唯一手段，很少考虑环境污染带来的灾难：为降低生产成本，对治污缺乏必要的投入；为提升经济效益，对国外高污染项目盲目引进，甚至以成为“世界工厂”为荣……这些行为导致“产品出口了，污染留国内”的局面。

　　更应引起警惕的是，目前，世界原料药工业向中国和印度等国家转移，而我国的原料药生产则正向山西、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转移。制药业几年前流行一种说法——要向“中、西、源(黄河、长江源头)”走。这些地区水源充足、人力成本低、污染排放标准也相对较低。这种趋势将给我国环境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任立人指出，做好药为的是治病救人，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对医疗保健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在制药过程中，不注意保护好环境，使生存环境受到污染，其结果又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事实上，一个企业污染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会更大。支撑企业持续发展的环境承载力一旦遭到破坏，企业就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们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基本环境。

　　■这种发展方式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

　　有业内人士指出，医药产业利润率最高的是原研药部分，但是这些产品的专利都已经被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所拥有。

　　相对而言，国内很多企业做的都是利润率低、污染高的原料药生产，然后再以很低的价格出口出去，比如青霉素和头孢菌素的前体等。后期的制剂领域利润较高，但国内的技术实力往往达不到。

　　归根到底，以往我国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环境污染大但生产成本较小，而开发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风险太大，企业技术力量又不够，因此导致大量制药企业拥挤在低端领域盲目竞争。

　　如今，这种宽松环境一去不返。近年来，我国的医药产业一直处于“剩”时代，很多产品的产能、产量大于市场需求，还一味希望依赖出口解决问题。

　　金融危机后，国际需求减少，原料药出口受到抑制，在出口量下降的同时，也伴随着价格的下跌。加上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国际金融危机“高烧”未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不利因素影响，我国众多小型制药企业首当其冲，市场萎缩，竞争力大打折扣。

　　■我国制药业应如何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药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原料药为例，1979年，我国原料药产量为4万吨，到了2008年，产量增长了60万吨，是1979年的15倍。

　　但是，小而分散的格局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制药行业的发展，还给资源与环境带来沉重的负担。制药行业要想健康发展，必须走做大做强、集约发展的绿色道路。实现这一目标，有以下举措：

　　一要杜绝重复建设，实现规模发展。大量小型制药企业的存在加剧了市场竞争，大打价格战，不利于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重复建设不仅体现在制药厂家过多，还体现在品种的重复报批、重复生产上，大部分药品品种都有多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

　　要遏制、消除严重的重复建设现象，一方面应提高制药企业进入门槛，限制过快增长的制药企业数量。另一方面，通过药品生产企业换证及认证等制度，逐步淘汰生产条件差、污染重的小型企业。

　　二要加大创新力度，占领竞争领域制高点。国外把污染较大的原料药转移到中国，跨国制药企业注重产品研发，我国制药企业却生产污染严重的低端产品，这使得制药行业的发展处于低水平。

　　从长远来看，制药行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但是环境容量不能承受这个行业的粗放式发展，因此，制药企业有必要加大创新力度，参与高端竞争。

　　三要拓展经营宽度，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当前形势下，大型企业的产业链优势日益凸显。拥有完整产业链的企业具有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并掌控了对市场的话语权。以世界最大的专利药厂辉瑞为例，其绝大多数的原料和制剂都依靠自己生产。

　　相比之下，产业链覆盖程度较低的企业在抵御风险方面显得薄弱。要提升竞争水平，我国制药企业必须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

实际上，不少国内制药企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纷纷进行产业链整合，以提高产业链覆盖率。对于目前国内的制药企业来说，在选品种时，能够选出一些市场大、前景好的品种，只能算是初级的，如登山刚到山脚，大批企业都能做到；而企业如果在某些品种方面能做到拥有相当的技术优势，是第二步，基本可以算到达山腰；而真正能够拥有产业链优势的企业方能站在制高点，特别是一些市场大、产量大的常规品种。（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李源）

15、“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水电全面开禁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1-6　周不比

http://ditan360.com/PingLun/Info-77351.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是邓小平同志当年为了解决南海领海主权问题提出的一个新思路。近期，在各地开禁的水电项目中似乎看到了相似的思路：搁置争议，先行开发。

　　金沙江鲁地拉水电站项目和龙开口水电站项目都在2009年6月份曾因生态问题被环保部直接叫停，但在国家环保部公布的2010年7月-8月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项目中，这两座水电项目又“起死回生”了。随之松绑的还有2005年9月动工，一直处于“未转正”的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另有消息称金沙江和怒江等大型水电项目有望陆续分步审批后上马，而松塔水电站有望成为怒江流域最先解禁的电站。

　　水电建设历来有种“先上车后补票”的潜规则，在未经环评之前就可以先期开发。有业内人士明确表示，只要项目拿下来了，环评都是可操作的。2009年环保部掀起“金沙江环评风暴”，多数水电项目因环评被拉下马，但是风暴平息之后，有的水电项目依然继续开工，而今年下半年，大多数水电站又陆续恢复了。

　　有观点认为，移民和生态问题是水电项目的两座大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所长刘树坤说，水电建设领域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生态环境的问题。因为水电建设从根本上对河流水源有巨大的改变，这种影响不会立刻呈现，而是体现在若干年之后，“那个时候再寻求改变就为时已晚了。”

　　因此，对于水电工程来说，尤其百万千瓦级以上的大电站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论证时间，需要经过流域规划的复核，进行全面的地质调查、社会调查、生态环境调查，市场分析预测，规划设计，地质勘探，设计方案，科学试验，提出可行性和必要性的论证，最终完成决策审批程序。

　　而西部的生态环境本就脆弱，并且由于我国特殊的地势和气候条件，西部的环境一旦遭受污染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当前节能减排任务不断加码，势在必行的西南水电开发，必须注重长远效果的研究，防止“公地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我国对常规水电的核准一直处于滞缓状态，2008年以来更是未有大型水电项目的核准。影响水电开工的因素主要集中于移民问题、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

　　然而迫于节能减排和当前国际形势的压力，2009年以来环保部陆续对水电项目松绑。 “2020年3.8亿水电装机目标是减排承诺倒推出来的，是一个硬指标。因为如果此装机规模无法实现，国家承诺的15%非化石能源占比的目标也将面临完不成的压力。”国家能源局一位官员表示，而这一压力也成为水电松绑的政策动因。

　　有关人士表示：“如果不在 “十二五”期间开禁并上马水电，届时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将很难达到。”

　　诚然，节能减排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大力开发新能源是主要思路。但此番对曾被环评叫停项目的审批，显然是一种“搁置争议，先行开发”的做法。水电建设作为一种国家政策，本该以公民利益为基础，而不是牺牲公民的利益去达成所谓的目标。节能减排的目的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健康的家园，而不是一定时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抑或国家ＧＤＰ的增长。节能减排应该是树立一种长期的战略思想，而不是拉闸限电式的节能减排或者“暂时”牺牲生态环境去实现“目标”，这样单纯的为“节能减排”而“节能减排”，为“调整”而“调整”，于民于未来又有何益处？

　　水电项目不同风能、太阳能，后者如果出现产能过剩，最多也是造成资源浪费或是生产过程中加剧环境污染。而当一座座水电站横亘在枯竭的江河之上时，除了产能过剩造成的浪费之外，我们还将面对生态环境的不可恢复性破坏。（中国低碳网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16、“拆东墙补西墙”和南水北调工程

来源：中国低碳网2011-1-6周不比

http://ditan360.com/PingLun/Info-77356.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理论上，如果能南方借点水到北方，结果会很美好。一来可以缓解北方缺水的局面，二来可以充分利用水资源。于是经过50年的调研论证，2002年12月27日，一项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挟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开工了。

　　南水北调分东线、中线和西线三部分，东线从长江江苏扬州段调水，经过江苏、山东到达河北、天津。中线从湖北丹江口水库调水经河南、河北到北京、天津，西线规划从长江上游调水到黄河上游，供应西北和华北，正在规划中。工程总投资5000亿元，工期15年，每年向北方调水450亿立方米，等于一条黄河的水量，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不过在三条线之中，东线面临着沿线水质污染困局，治污难度艰巨，所调之水短期内只能用于工农业；西线虽应在今年进入开工倒计时，但因诸多原因引发四川等省反对声众，上马与否仍未最终确定；唯有从汉江引来一江清水的中线工程，为京津冀豫各地翘首以待，关注面极广。

　　汉江年径流量达550亿立方米以上，仅逊黄河100余亿立方米。其流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仅湖北省汉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就有近2000万人，GDP亦占据该省的半壁江山。

　　更为难得的是，位于中西部地区的汉江，在近30年来与高速经济增长相伴的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下，至今仍保有一江清水。正是特殊地理位置和难得的处子之清，才使得汉江担负起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的重任。

　　汉江发源于陕西省，但同为北方缺水大省之一，陕西省并不是南水北调的受水省份之一，为了解决陕北及关中的缺水问题，陕西省决定从水资源丰富的陕南调水，目标正是汉江。这一工程被称为“引汉济渭”。

　　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推进进度及“引汉济渭””工程规划，至2030年，汉江丹江口以上流域将向外“输血”150亿立方米左右，抽走汉江上游水资源总量40%。这对于位于汉江的中下游湖北省来说，未来无疑将面对“水荒”的尴尬局面，湖北省在反对无效之后，“引江济汉”工程提上了日程。

　　一条江引出了三大调水工程，实为咄咄怪事，堪称“拆东墙补西墙”之典范。从某种逻辑上而言，这边缺水了，可以从水多的地方调，水多的地方缺水了，可以从水更多的地方调……然而当最后大家都缺水了呢，又该从何处调呢？

　　南方水资源固然丰富，但近些年随着南方各省工业的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一些因素，南方的水资源也渐渐面临着危机。今年年初，南方数省遭遇六十年未遇的大旱，不用说生产，就是生活也面临水危机。

　　另外，北方真的缺水吗？真正缺水的地方并不是京津地区，而是京津地区西北部，原来那里并不是多么缺水，现在缺水真正原因是那个地方自然环境受到人为的破坏而造成缺水，由于这地方缺水，才使得京津地区用水紧张。又由于那地方草场植被严重破坏，使土壤不断沙化，至使京津地区雪上加霜，在缺水的基础上更受到沙尘不断袭击。

　　南水北调工程或许能够暂时缓解北方缺水的状况，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长此以往，只能是个事倍功半的结果。50年来，我们在全国打造了8万座以上的水库，修造的堤坝足够垒起几十座万里长城。但是，当大片的森林已经从祟山峻岭间消失，无数湖泊湿地萎缩甚至干涸的时候，我们浩大的工程，却难以阻止中华大地上一条条河流病魔缠身，忽然断流，忽然洪水，甚至很多已经常年干涸。

　　汉江从陕西西南部出发，至汉口汇入长江，汉江一路踉跄前行，磕磕绊绊，一堵堵水坝，将她的脉络生生截断，割据为一个个人工湖。初步统计汉江流经县市的水利工程可以发现，在包括各支流在内的整个汉江流域，建起的水坝数量已近千座。而结果是，曾经的“一江清水”正面临着污染加剧，水源枯竭，生态恶化的局面。

　　很显然，水资源危机靠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唯一的办法是将已破坏的自然环境修复好，并要始终保持好生态环境。另外人类还要作些自我牺牲，不要逆自然规律行事，凡事都要想想生态环境。唯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得到持久的发展，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不断地提高。南水北调不是顺应自然规律，面是破坏自然规律，所以反对南水北调。

　　水资源的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其实人类在考虑用浩大工程去改变自然规律的同时，可以试着以人去适应自然，比如把华北地区的耗水工业往南方水资源丰富的地区迁移。这一方面可以减轻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压力，同时还能减少污染改善环境。

然而，就在一些明显气息奄奄的河流上，投资动辄数亿、数十亿元的水坝和引水工程的建设依然在加紧进行，上游开荒，下游撩荒，有限的资金白白消耗，而上游的森林植被却因无钱保护而灭亡。面对水危机的严重局面，很多人依然热衷于谈论浩大的工程措施。喧嚣一时的原子弹炸喜马拉雅山的宏论虽然无疾而终了，修建壅水坝使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倒流入黄河的计划却正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你会看到西南脆弱的生态无法承受这样大规模的工程，而如果西北、华北的人们不改变目前大量消耗水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四江调水也于事无补。（中国低碳网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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