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天津会议是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谈判会议，有来自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以及观察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约3000人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我国政府承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维护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主渠道地位，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双轨谈判进程，为年底的坎昆会议取得全面、平衡的积极成果做出贡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认为，天津会议取得了“切实成果”，“目前各方距在今年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达成一揽子结构清晰的决议更近一步”，“这次会议很有建设性，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机会可以维护人类基本的利益，这也是我们在这里谈判的原因，这也是各国政府正在努力的方向。”

气候谈判坎昆会议

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

此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在《京都议定书》下，确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12年后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二是在《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下，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相比的减排指标。会议的焦点是资金和技术。共有190多个国家、超过1万人参加。

经过近两周紧张的磋商，联合国坎昆气候大会于当地时间11日凌晨闭幕，会议通过了两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

关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死存亡是此次会议的角力点。虽然《京都议定书》最终得到坚持，但其中却包含着各国强烈的角力过程。在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坎昆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多次重申中国坚定捍卫《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京都议定书》是目前唯一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保护协议，它为近40个发达国家及欧盟设立了强制性减排温室气体目标，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

坎昆会议的重要成果体现在通过维护 “双轨制”谈判机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资金援助，促进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坎昆会议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坚持发展的需求，在解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援助的资金来源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设立了“绿色气候基金”，落实发达国家300亿美元快速启动气候融资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需求，并在2020年之前募集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经济，保护热带雨林，共享洁净能源新技术等。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1日通过其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坎昆气候大会取得了“世界急需的巨大成功”，“各国政府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并就进一步应对我们当今面临的巨大挑战达成了协议”。

氮氧化物减排成“十二五”硬指标

2010年12月21日，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在2010年度及“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查核算视频会议上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在继续推进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减排的同时，把氨氮和氮氧化物作为新的约束性指标。

2010年5月，环保部公布了《“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该指南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两个“实施总量控制”新指标，即氨氮和氮氧化物。具体减控指标拟定为，氨氮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要比2010年减少10%，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要比2010年减少10%。

10月，环保部又公布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二五”规划(征求意见稿)》，也规定了新增的氨氮和氮氧化物的减排标准。

近年的环境质量状况公报显示，地表水中的氨氮已经逐步成为最主要的污染项目，甚至已超过化学需氧量成为影响地表水环境质量的首要指标。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大气污染治理中。卫星监测发现，2006年后我国上空的二氧化硫开始急剧下降，降幅大约在20%，但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浓度却在增加。

据环保部介绍，当前我国排污总量仍然居高，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目前，二氧化硫、COD、氨氮排放负荷仍然很大，氮氧化物排放量持续快速增长，机动车和农业源污染日益突出。二氧化硫浓度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北京到上海之间工业密集区成为全球对流层二氧化氮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灰霾和光化学烟雾污染呈加剧趋势。“十二五”期间，我国资源环境压力仍十分巨大，主要污染物新增排放还将持续增加，减排任务仍相当艰巨。

紫金矿业溃坝事件

2010年7月3日和7月16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3187.71万元人民币。随后，紫金矿业副总裁因污染事件被刑拘，上杭县县长因污染案停职。

同年9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对此环境污染事件开出了最大一笔罚单：对紫金山金铜矿环境违法一案，重罚“紫金矿业”956.313万元人民币，并责令其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

12月14日，福建龙岩市政府办披露，紫金矿业落实“7·3”事故后续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达的63项整改要求，已完成43项，正在落实19项，另一项将与后续规划统筹考虑。

据介绍，紫金矿业正开展环境影响、水文地质、矿山安全评估工作，明年1月底前有望出炉评估报告；重新规划建设铜湿法厂，新建处理规模达每日6.5万吨的废水处理系统及库容为153万立方米的调节库。

而在“溃坝门”之前，紫金矿业在环保部门的核查中屡屡登上环保黑榜。

今年9月21日，紫金矿业位于广东一处矿库再度发生溃坝事件，共造成22人死亡，房屋倒塌523户。有消息称，紫金矿业近年来发生的事故绝不仅仅只有以上两次，在过去的13年间发生过11起类似事故。

12月27日，福建环保厅公告称，由于今年7月紫金矿业子公司水污染事件，对其董事长陈景河、常务副总裁兼紫金山金铜矿矿长邹来昌分别处以70.6万元和77.97万元的罚款。

紫金矿业溃坝事件是一件性质十分恶劣的环境污染事件，值得指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类似这种由于监管不力、监督失控而发生的事故和事件并不在少数，几乎所有重大事故或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一些地方政府及其监管部门腐败和违法乱纪问题，都存在严重的权力被出售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执法部门、监管部门已经被企业买通，成为企业违法乱纪的帮凶。

1 2

2、盘点2010绿色大人物：环保践行者的努力与思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年12月29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2-29/114221727208.shtml

　　2010绿色大人物

　　随着人类发展，工业的发达，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地球不再“绿色”。

　　邹骥：拉闸限电成本很高

　　邹骥(邹骥新浪微博：点击进入)，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区首席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2000年至2009年，担任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代表团成员。2010年4月，被委任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报告第三工作组的主要作者召集人，任期为2010年至2014年。

　　邹骥认为，为了减排而拉闸限电，这是行政手段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直接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会很高。虽然也完成任务了，20%能效也完成了，但是成本很高。

　　“政府的职能之一是做好战略和规划，其次是推进立法和执法，提高政府的监督、监管能力，营造合适、适宜的市场环境，保持透明、公开、公平，创造这样的气氛。”邹骥说，以往想到只是排放量减没减，没想到用什么体制去支持减排。如果只把责任和权利搁在政府身上，这是不利于提高效益的。

　　就减排目标的分解问题，他认为，应“按照行业分解”，这样有助于把任务最后落到企业身上，而不是扔给政府。

　　说到气候谈判，邹骥认为，现在气候的变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气候谈判就是探讨一个国际解决的机制。谈判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大的里程碑式的进展不可能在每次谈判中都有，但每次都会有或多或少微小的进展。

　　王金南：关注环境损害成本

　　他是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人不高，长着一张娃娃脸，但他却是中国环境保护领域颇有实力的科技、政策方面的专家。

　　近年来，王金南参与并主持了多项环境规划的制订，包括《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重点工程项目规划》《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规划》《全国危险废物处置“十五”计划》《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计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酸雨与二氧化硫控制“十一五”规划》《全国农村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十一五”规划》等等，这些规划均获得国务院批准。

　　2004年，王金南等人代表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的研究。该项目组后来获得中国绿色年度人物集体奖。今年10月，2008年的全国环境经济核算完成。这意味着，以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为代表的技术组已经完成了2004年到2008年期间共5年的全国环境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标志着基于环境污染的绿色国民经济年度核算报告制度初步形成。

　　全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近日选举王金南担任第六届理事会主席和会长，任期为两年，2011年1月~2012年12月。王金南曾是PACE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第五届理事会主席。

　　PACE是1997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注册成立的非营利、非政治性组织。PACE开展和组织了许多促进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活动，其中包括：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与环境保护、中国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建议、环境资源经济学与政策改革、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

　　梁从诫：人要敬畏大自然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这是一个注定要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时刻。这一刻，“自然之友”创始人、中国公民环保的启蒙先驱、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自然之子”的梁从诫因病在京逝世，享年78岁。

　　这一刻，让整个环保界为之震惊、痛心。

　　清水同盟主席高中写下挽联称：“三代精英，一身正气，自然之友，公益楷模；两袖清风，八方奔走，精神领袖，社会乐活。”

　　16年前，梁从诫辞去公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16年来，在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努力下，将滇西北的金丝猴和原始森林从刀斧下解救出来，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河建坝须经科学论证，首钢迁出北京……

　　梁从诫曾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没料到前来听讲的只有5人。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他对听课的人说：“如果我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在接受杨澜专访时，梁从诫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在一篇题为《敬畏自然是真正理性的态度》一文中，梁从诫称自己是一位“北京环保志愿者”。他说：“我的理解，‘人要敬畏大自然’这个提法有两层含意：一、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二、人类应当畏惧大自然。”他认为，“敬畏自然这才是对待‘科学’真正理性的态度。”

　　11月2日，梁从诫告别仪式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告别室举行。值得一提的是，告别室里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娓娓悠扬又催人奋进的《送别》。

　　杨欣：拯救长江冰川

　　2010年，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大胡子杨欣完成了自己一个多年的梦想——“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

　　作为“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的策划人，杨欣今年动员中华环保基金会、中国登山协会等组织、机构及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媒体联合推出了“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冰川分布的长江源、雀儿山、雪宝顶、哈巴雪山、贡嘎雪山、四姑娘山等6个重点区域，通过登山、科考、穿越、论坛、音乐会等具体亲近雪山的活动，最大范围展示长江冰川的昨天、今天和将来，以此推进冰川的科学考察、民间的环保参与和大众媒体的关注，提醒公众关注长江生态环境的变化，呼吁公众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以自己低碳行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暖的进程，为地球、为人类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留住更多的冰川、雪山。

　　记者曾参加了“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系列项目之一的“雪山论未来之世界”行动。该论坛邀请国内外13所高校的23名学生代表，在海拔4500米的雪宝顶登山大本营举办“青年与应对气候变化之未来”论坛，论坛随时连接登山进展情况，并与在海拔5200米的登顶队员在顶峰互动。论坛期间，冰川学家、生态旅游专业人士、论坛代表联合考察雪宝顶周边的冰川以及冰川消融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影响。

　　2010年12月8日上午，杨欣在墨西哥气候大会现场宣布：“2010长江冰川拯救行动”圆满完成5站考察任务，顺利结束。他对在场的中外代表们说：“从长江源到长江口，再到加勒比海海岸，从无人区到世博会，再到联合国气候大会，绿色江河志愿者抱着一个目的———用不同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冰川，关注冰川和生活在冰川下的人，希望更多人加入到践行低碳生活的行列。”

　　马敬能：保护生物多样性

　　他是英国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著名鸟类学家，也是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官员，他的职务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他叫马敬能(John Mackinnon)。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旨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管理，保护中国特殊的生态系统；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协调小组组长单位环境保护部的能力；建立有效的监测和信息反馈机制；并提高协调小组的有效性。

　　马敬能是一位书生气十足的学者，敢说敢为。前不久，在参加于北京举行的“世界保护故事巡展暨第23届国际保护生物学大会”新闻发布会时，马敬能出人意料地对中国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放炮”。

　　“中国某些科研工作者的家庭作业还得做！我在中国从事生物保护事业已经23年了。”马敬能对在场的人说，“记得最初的时候，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只有300个，而今天已经超过3000个。”

　　“不过，”马敬能话题一转，“在中国，最基本的保护理念尚待深入人心。而从科研的角度来说，中国为数不少的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还没学会走路，已经开始跑步了。”马敬能指的是一些科研工作人员不愿意深入实际开展调查，而只是满足于在某些国外的科研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实验室试图创造某些科研奇迹。

　　201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当许多人对“生物多样性”还很陌生时，马敬能打了这样一个比方，“书之所以有价格，是因为有内在的知识价值。不同的书，有不同的价值。一个藏书1万册的图书馆，如果收藏的都是同样的一本书，图书馆的价值就非常小。但如果是各不相同的1万册书，图书馆的价值就非常大。”他说，这就是“多样性”的价值。

　　到2011年，马敬能领导的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宣传教育子项目就宣告结束，相关人员也将各奔东西。马敬能告诉记者，他仍会在中国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冯伟忠：挑战节能极限

　　282克，这是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一度电的煤耗量，而全国发一度电的平均煤耗是349克，这也是发电煤耗的世界最低纪录。

　　这意味着，“外三”向电网每送出一度电就比全国平均水平节约67克标准煤，一年节省标煤70多万吨。带领“外三”人创造这一奇迹的是总经理冯伟忠。

　　中国的能源70%靠煤炭，而超过一半的煤炭是电厂消耗的。冯伟忠说：“节能减排如果抓住了发电企业这个大头，就抓住了关键点。”

　　2005年7月，为缓解上海“十一五”期间电力供需矛盾，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上海市在浦东外高桥保税区附近开工建设了“外三”项目，建设2台国内单机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100万千瓦国产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工程总投资85.3亿元。

　　当时，国际上超超临界技术尚未完全成熟，尤其是蒸汽氧化和固体颗粒侵蚀导致的锅炉爆管、汽轮机效率下降等，已经成为困扰全世界所有超超临界机组的难题。冯伟忠首先把“动刀”的目标锁定在发电机组最精密的汽机系统上，提出了多项设计改进。从机组蒸汽参数、汽轮机运行控制方式，到相关设备配置、管道的设计和布置方式等都做了革新。事实证明，仅上述三项改进，就使机组热耗下降89千焦/千瓦时，一年节约6万吨标煤。

　　冲破了国外技术障碍和传统理念的冯伟忠，眼下的一个心愿是在现有的体制下，完成另一个突破。“其实，尽管‘外三’是发电效率最高的，但经常不能满负荷发电，2009年的发电负荷只有75%。”冯伟忠说，问题出在利益分配上。目前的发电量分配机制是要让每一个上网电厂都有饭吃。

　　“能不能找到一个办法？”冯伟忠说，既能兼顾各方利益，又能让整个电网运行效率最大化。他说，“外三”愿意替那些运行效率低的机组代发电，即使发电量算人家的也没关系，“目前，就是替代30万或60万千瓦的亚临界机组发电，每度电也至少有50克的煤耗降下来，既节能又环保。”

　　在建设过程中，“外三”技术人员自主研究并实施了9项世界首创技术、6项国内首创项目，取得18项企业新纪录和9项国家专利授权。不久前，由“外三”组织建设的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工程摘得金质奖，这标志着上海电力工业建设的科学管理和节能减排水平已走在全国最前沿。

　　马中：防止减碳本末倒置

　　马中，中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的开拓者。20多年来全身心投入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他参与创建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专业是目前我国高校规模最大、层次最全、历史最久、水平最高的环境经济学人才培养基地。他主持翻译的《RFF环境经济学丛书》是中国最早的环境与资源经济学理论著作之一。他在2007年主持的《三江平原湿地保护项目》，更是为国家湿地保护和农业发展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马中认为，低碳涉及到生活行为、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单个公民的行为只是很小一部分，行为改变对低碳目标的边际影响是很低的。即使这些个体行为累加起来，相比于总碳排放来说，其减少的碳排放是很少的。假如电力等耗能高的行业不减碳，光靠公众个体行为的改变是不可行的。“如果我们把目光都集中在个人行为的改变，而不关注那些耗能高、排放大的产业、部门和企业，这对减碳来说就是一种本末倒置。”他说。

　　他认为，现在要注意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公众的注意力过多地引向个人行为的改变。这不是说因为个人行为对实现低碳的贡献小就可以不必践行低碳生活了，而是说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那些碳排放量大的企业和产业上。如果一个人把家里的灯全部换成节能灯，却还在开着一辆大排量SUV，这样的低碳生活是没有用的。

　　他说，同样，在国际上首先应该减碳的是那些发达国家，是富人而不是穷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错了，第一不公平，第二不合理，第三没效果。因为不管对发展中国家还是穷人来说，很多碳排放是生存和发展必需的，而对发达国家和富人来说，很多碳排放却是由于奢侈需要，是可以减掉的。那种要让全民都彻底过上低碳生活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

2010年11月，马中当选为“2009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3、盘点2010自然生态与农村环保之关键词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29 邹静昭

http://www.cenews.com.cn/xwzx/st/qt/201012/t20101228_691201.html

▲关键词一:以奖促治

　　从2008年开始，国家提出并实施“以奖促治”政策，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各地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禽畜养殖污染和历史遗留的农村工矿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防治，解决危害农民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2008年，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投入5亿元，2009年增加到10亿元，2010年又增加到25亿元，2011年和2012年还计划安排95亿元。中央专项资金作为引导资金，发挥了杠杆作用。

　　据初步估算，2008年~2009年，中央专项资金带动地方投入超过50亿元，促进全国2165个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

　　在总结前两年“以奖促治”经验基础上，国家决定在2010年~2012年，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农村环境连片治理，滚动推进，期待“以奖促治”政策取得更大实效。

　　当前，在中央“以奖促治”政策推动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已初见成效，农村环境质量得到逐步改善。2012年，将有约1亿农村人口因此直接受益，我国农村环境将大为改观，并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二:生物多样性保护

　　2010年1月11日，世界各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提高人类的生存状况，在德国柏林正式启动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活动。随后，以“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生命”为主题的生物多样性年纪念活动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全面展开。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根据《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公布的资料，中国拥有高等植物3.5万多种，仅次于巴西和哥伦比亚，居世界第3位。中国是世界上裸子植物最多的国家，无脊椎动物种数估计约占全球总数的10％左右，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鱼类占世界总种数的20.3％，也是世界上农作物八大起源中心之一。

　　然而，我国也是世界上物种受威胁状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过去的估测，中国受威胁的物种可能在各门类中占2％～30％的比例，但最新的调查显示，受威胁的物种远远超过之前的预测。

　　为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工作，9月15日，我国审议通过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环境保护部正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各有关部门，要求各地全面掌握其实质内容，尽快编制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建立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部门协调机制，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工作。

▲关键词三:土壤污染治理

　　近年来，由于受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工农业迅猛发展、化肥施用量过大等音影响，我国土壤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越来越严重，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粮食食品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受环境保护部委托《土壤污染防治法(专家组草案)》的研究和准备工作从2006年开始。同年，耗资几十亿元的全国土壤污染普查启动。

　　按照环境保护部的部署，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已经成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正如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2010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要开展土壤污染修复试点，抓紧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综合治理重金属超标土地。

　　5年的时间过去了，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和普查结果均已告一段落。今年7月9日，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开，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这个会上宣布，由环境保护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2010~2015年)》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将按程序报经国务院批准后组织实施。

　　依据规划，到2015年，将基本建立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制，出台一批有关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律法规，土壤污染防治标准将进一步完善；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土壤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完善；土壤环境保护监管能力明显增强，公众土壤污染防治意识显著提高；土壤污染防治规划全面实施。

▲关键词四:灾后生态重建

　　青海玉树大地震、西南五省区大旱、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2010年，我国境内发生了多起罕见的重大自然灾害。

　　灾害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指挥和兄弟省市的无私援助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迅速展开。

　　现在已经到了冬季，为了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地度过地震灾害后的第一个冬天，玉树地震灾区各部门密切配合，采取了多种措施。“在重建实践中，我们不断探索在高原、高寒、边远民族地区搞重建的方式和办法。”青海省副省长、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指挥长马顺清说，一大批明年后续项目的规划设计已经提出，并正在不断完善和优化提升。

　　与此同时，舟曲泥石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据了解，50亿元资金将分配在受灾群众住房重建、基础设施恢复以及灾害治理等8个方面。其中，约有1亿元将用来进行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网络信息化建设，舟曲将成为我国地质灾害预警监测网络信息化试点的主要地区之一。

　　根据11月公布的《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今年年底前舟曲灾区将基本完成城乡居民住房维修加固任务，并在2012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城乡住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各项恢复重建任务，使灾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恢复并超过灾前水平。

　　更加注重生态修复已成为玉树、舟曲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原则。

▲关键词五:三牧问题

　　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

　　继“三农”问题之后，我国“牧民、牧业、牧区”(简称三牧)问题日益突出。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超载放牧和草原保护投入不足，保护不力等原因，导致草原退化严重，同时，牧民就业渠道窄，收入增长缓慢。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这一机制包括:实施禁牧补助，对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实行禁牧封育，中央财政按每亩6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实施草畜平衡奖励，对禁牧区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在核定合理载畜量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每亩1.5元的标准对未超载放牧的牧民给予奖励；落实对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加大对牧区教育发展和牧民培训的支持力度，促进牧民转移就业。为此，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本文由中国环境报记者邹静昭整理撰写

4、财政部明确表示十二五将开征环境保护税

来源：上海证券报2010-12-29 　　

http://ditan360.com/Shishi/Info-77104.html

　财政部对于环境税的最新表述，已不再停留在“研究”或“加快推进”层面，而是直接表述为“开征环境保护税”。记者从27-28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增值税、个税、环境税、房地产税，今年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四大税种，也同样是“十二五”时期税改的重点。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会上指出，“十二五”期间，将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完善财产税制度；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等。

　　记者了解到，增值税改革的思路是将一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纳入增值税范围，试点企业不再缴纳营业税，这样改革后，相关企业可以进行固定资产进项抵扣。

　　作为调节贫富差距的一大重要税种，个税的改革则继续朝着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的方向推进。具体思路是，减少级次，扩大级距。目前，我国个税实行的是9级累进税率，税率从5%到45%，改革后，个税税率级次可能减少到6级，级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后，中低收入者缴纳个税只需在一二级税率范围内即可。

　　此外，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大方向指引下，目前个税分成11类所得的情况也将有所调整，部分分类可能合并，如将劳动报酬所得与工薪所得合并。

　　至于备受关注的房地产税改革，目前已有重庆和上海表示要做好试点准备。

　　除了税改继续推进以外，谢旭人还表示，要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5、洞庭湖江湖生态监测重点站启动

来源：红网 2010-12-29

http://www.hwcc.gov.cn/pub/hwcc/wwgj/gjpt/ylxw/201012/t20101229_326804.html

红网岳阳12月29日讯（潇湘晨报通讯员刘志恒）三峡工程运行与洞庭湖生态环境变化有何联系？三峡工程是否会影响洞庭湖的健康？洞庭湖生态环境如何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系统——洞庭湖江湖生态监测重点站的正式启动，这些问题都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12月27日，国务院三峡办水库司、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长江中游水文局、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等单位在岳阳联合启动洞庭湖江湖生态监测重点站。中国环科院博士王丽婧表示：这是我国首个系统观测大型水库与江湖生态关系的综合性观测站。重点站启动后，将跟踪观测三峡水库蓄水及季节性调节运行过程中，洞庭湖水文、水质水生态、洲滩生态系统关键要素、物种多样性、环境健康状况长期变化，建设洞庭湖江湖生态监测数据库。

6、陕西将投资600多亿全线整治渭河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0年12月2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12-29/150821728053.shtml

　　中广网西安12月29日消息(记者雷恺)今天(29日)召开陕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对《陕西省渭河全线整治规划及实施方案》进行了审议，根据规划，陕西将在五年内投入606.8亿元实施渭河综合整治。

　　渭河是陕西的“母亲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渭河防洪和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洪水频发，淤积严重，生态脆弱，河道内乱采乱倒严重，成为关中地区的“下水道”，全线整治刻不容缓。

　　根据审议的规划，此次全线整治主要有五项主要内容：防洪工程、河道清障工程、生态景观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和经济产业带工程，仅前四项工程估算总投资就达606.8亿元。

根据规划，渭河综合治理建设工期为五年，2015年前全面完工，将把渭河打造成为陕西防洪安澜的屏障、绿色环保的景观长廊、路堤结合的滨河大道、区域经济的产业集群，重现渭河黄金水道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7、合肥：138家排污大户28日签“绿色宣言”

来源：合肥在线-合肥晚报2010-12-2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2/1071293605687_1.shtml

“宁愿不坐宝马车，也要喝上干净水！”28日下午，合肥市重点排污企业环境守法现场会分别在经开区、庐阳工业区召开，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程振革的这句话获得现场企业的实际行动支持，138家企业在2011年到来之际签下绿色誓言，承诺加强内部环境管理，自觉防治环境污染。

守好第一道闸很重要

目前王小郢污水处理厂主要接收的是城市居民生活污水，而经开区、蔡田铺污水处理厂则接纳了较多工业废水。昨天下午，市环保局组织了两家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的130余家企业分别参观了这两家污水处理厂。市环保局局长李军说：“让这些企业现场参观，就是希望增加他们的感性认识，增强守法排放的自觉性。”

据介绍，合肥市污水处理已从过去的分散式排放转变为集中排放。企业首先要对工业废水进行预处理，水质符合接管标准后，经污水管网集中到污水厂进行最终的处理，“工业企业做好自己的预处理非常重要”。如果企业将产生的工业废水，不做处理，或者预处理不达标，拍拍屁股直接由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也是超标排放，是“第一道闸门失守”，会导致污水处理厂“消化不良”，严重影响水质净化效果，最终影响城市的水环境。李军强调说，“污水处理厂是环境总开关，污水排放是否达标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的改善。”

桃花工业园一家专门生产冰箱制冷器的企业负责人说，参观完污水厂后感受较深。据他介绍，他的企业生产过程中有氢处理，“会产生废水”，他表示，在其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将加大对污水处理的投入，建立内部环保制度，争取做到污水100%达标排放。

转嫁成本是一种心魔

随后召开的现场会，参会的主要都是排废水量比较大的重点排污企业，除了主席台就坐的是市环保局、经开区和肥西县及桃花工业园的政府官员，台下听众全部都是企业代表。李军在会上直言，“不做预处理，将超标的企业废水直接排入污水管网，将成本转移给社会，这种转嫁成本的诱惑始终存在，也是种心魔，要靠大家的自觉，增加责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为抵制“心魔”，在经开区和庐阳工业园会场，安利合成革、佳通轮胎等8家企业代表分别现场签订了《企业环保守法承诺书》。据了解，经开区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的94家企业、蔡田铺污水处理厂收税范围的44家企业均将陆续签订承诺书。这138家企业承诺：建设项目未经批准、环保配套治理设施未经验收前，不擅自投入生产；正常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污染源在线监测等设施，不偷排不漏排……如违背承诺内容，愿无条件进行整改，并接受环保部门依法给予的高限处罚。

李军说：“这些企业既是纳税大户，又是排污大户，让企业签环境守法承诺书，对企业来说既是法律责任，又是社会责任，企业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失去社会责任感。我们希望通过社会各界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共同努力，将合肥打造成一个水清天蓝、气爽树绿、宜居宜业的绿化城市”。

李军在会上还透露，市环保部门将允许污水处理厂组织一支企业环境监察员队伍，赋予他们一定的进入企业调查取证的权限，“目前正会同城乡建设委在研究”。

8、云南西双版纳跨境走私野生动物形成产业链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010年12月29日　邓丽吕雯瑾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0-12-29/093321726322.shtml

　　西双版纳跨境野生动物走私链

　　透过细密的铁丝笼，一只年幼黑色长臂猿爪子紧紧攥住笼门，瞳仁漆黑，好奇而惊恐。

　　这只灵长类动物已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那只笼子里度过了数月。西双版纳州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陈勇说，黑色小长臂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野生动物走私清缴行动的“战利品”。

　　黑色长臂猿能活着已经不错了，很多野生动物被缴获时，已经成为冰冷的尸体，或者动物制成品，如各种皮毛、熊掌，龟壳。向记者认真描述这些时，陈勇面容忧伤。

　　“有一次，查获了一车制品，满满一车动物尸体铺在院子里，有果子狸，还有很多种动物，那真是大屠杀！”西双版纳市森林公安局局长王超更是激愤。

　　难以遏制的动物贸易

　　云南与缅甸、越南、老挝三国接壤，国境线长达4000多千米，加上10多个边境口岸和90多个公开的边境通道和边民互市点，以及数不胜数的小道、水路，使得边境间动物走私贸易非常频繁，也给查处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

　　一位野生动物保护人士表示，即使边境贸易的野生动物是邻国走私过来，但多国森林接壤，野生动物也会在边境线活动，国籍难以确认。

　　云南是野生动植物的宝库，仅西双版纳州就生存着占全国1/4的野生动物和1/6的野生植物物种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25个热点地区之一，需要更猛烈的打击野生动物走私。

　　动物保护组织TRAFFIC曾对云南省保山、腾冲、瑞丽和西双版纳边境地区以及缅甸境内木姐和小勐拉市场走访。在中国打洛口岸对面的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小勐拉，发现大量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出售。

　　调查显示，野生动物从邻国流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两国的大商贩事先已联系好，内外接应，设法批量运入，在云南中转，销往其它地方；二是口岸设有公开和暗地收购处，将边民零散运入的野生动物集中，再运往中国各地。

　　大量的野生动物常被伪装，放在运水产或农产品的大卡车中运入，由中国商贩接收，从云南转运他地；零散的野生动物用小船、竹排、手推车或人携带等方式运入；野生动物活体被装在袋内、木箱内、竹筐内、特制的笼中运入。

　　来自西双版纳森林公安局的资料显示，仅2010年1月1日至10月30日，西双版纳州就查获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13起，收缴野生动物3731头/只。其中国家一级7头/只、国家二级6头/只，一级动物皮张2张，一级动物制品16件，二级动物制品5件。这些野生动物主要为鼷鹿、巨蜥、蟒、熊、猴子、果子狸、大头龟、眼镜蛇等，途径很大一部分即为走私。

　　云南林业部门用建立野生动物收容站和野生动物收容中心的方式，来处理边境野生动物大量流入中国的问题。但一些野生动物收容中心或成为二次贩售点，或资金紧张无以为继。

　　跨境走私查获难题

　　王超说，跨境走私解决难，一在于国境线长，人力物力不足，二在于各国法律野生动物保护标准和执行力度不一。

　　他介绍，现在查获的跨境野生动物贸易多由邻国进入我国，但各国法律保护强度不一，国境线太长，内地对动物皮毛、食用、药用以及观赏的需求旺盛，森林公安配备的人力、资源无法真正实现有效遏制。

　　版纳州现有森林公安民警152人，人均担负15.9万亩森林资源管护任务，且民警呈现老龄化，一线警力严重不足、装备滞后、资金匮乏。

　　按国家配备森林公安民警的标准，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民警缺口170余人。未落实新的政法经费保障标准，经费紧张，基础设施滞后，全州五个基层派出所均无自己独立的办公场所。

　　王超解释，国内野生动物资源相对匮乏，但需求很大，价格很高。邻国资源丰富，经济比较落后，价格低。周边国家的野生动物资源必然会流入。所以，通过边境走私、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稀动植物及其产品案件仍呈多发态势。

　　从缅甸、越南、老挝流入云南的活体野生动物，大部分被运往外地，一部分在当地餐馆食用，一部分被配制成各种药酒内销或外运。边民零散运入的野生动物，在各口岸被公开和暗地的收购处集中，或汇入国际大商贩的贸易渠道，或直接再运往国内各地联络销售处。

　　据介绍，一般种类野生动物多数供边境地区当地消费；珍稀种类销路很好，但数量越来越少，非常紧俏；而适宜长时间远途运输的野生动物，如爬行类的龟、蛇、巨蜥，哺乳类的穿山甲等，市场需求和贸易数量都特别大。

　　据当地警方调查，目前野生动物贸易，除了少数供宠物外，大部分是以死体形式流入，主要是“由大商贩事先联系好，内外接应，批量运入，在云南中转、销售的”。中国商贩接收了野生动物后，又设法销往广东、香港、澳门及其他地方。

　　王超介绍，2010年2月4日凌晨，版纳州勐海县森林公安查获一起走私案件，当场收缴蛇124箱，计(净)重2480千克，约3720余条。

　　警方称，“此案涉及野生动物数量之大全省罕见”。据了解，这些蛇绝大部分将流向珠三角的餐馆。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对野生吃动物趋之若鹜？基本上所有野生动物都带有病毒。我们查获的熊掌很多冰冻技术不好，都是臭的，穿山甲掀开壳子都是寄生虫，看着都恶心。”王超说。

9、图片记录中国污染现状

来源：新浪新闻　2010－12－29

http://slide.news.sina.com.cn/c/slide_1_2841_14621.html#p=1

10、中国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需多部门合力"排毒"

来源：《法制日报》2010年12月2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611376.html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垃圾的“产量”也与日俱增,“垃圾围城”之势不减反盛。但是,随着城市空间密度的增大,垃圾处理设施面临“无处立足”的窘境,即便是建成的垃圾场,也因气味难闻屡遭居民投诉。

　　专家认为,垃圾处理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医治城市化带来的垃圾问题难以一蹴而就,需要多个部门联合,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制定长期战略

　　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向媒体透露,北京市的生活垃圾日产生量首次下降。但是,《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北京市部分地区的垃圾问题仍十分严重,情况不容乐观。

　　有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城市化步伐日益加快,中国城市面临的“垃圾围城”困扰显得愈来愈严峻。在不少城市,“垃圾围城”之势不减、“垃圾山”依然矗立,俨然成为城市里一种难以根除的顽疾。

　　与“垃圾山”相伴

　　12月末的北京,不时会有大风光临。在地处丰台区和大兴区交界的小堡台村,据说,每逢刮风,便可看见漫天飞花——塑料袋,记者“慕名而去”,见到的是更让人惊诧的场景——一座长宽各约有10米的“垃圾山”迎风而立,各种五颜六色的废砖、废料、餐厨垃圾、生活垃圾堆积在一起。

　　附近的工人告诉记者,他们来这儿施工的时候,这座“垃圾山”就已经存在了,可能是附近那些拆迁居民留下的。因为长时间没人处理,一些过路人认为是垃圾站,也会把垃圾扔到这里,久而久之,“垃圾山”的规模越来越大。

　　“这地方原来环境挺不错的。最近因为要修路,附近的房子都拆了,这之后也就没人管了,垃圾就这么一直放着。”附近的居民汪先生告诉记者,曾经也有人反映过情况,得到的答复是等路修好了就会来处理,后来大家习以为常了,也就没人再反映了。

　　如果说小堡台村的“垃圾山”与拆迁不无关系,那么,在一些临街地段出现的“天然垃圾场”则让人有些不解。

　　小堡台村附近的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校门前,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世纪学院的一名学生对记者说,他们学校附近的环境太脏了,尤其是车站附近的垃圾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记者注意到,这名学生提到的垃圾箱,是一个非常老旧的不分类垃圾箱,箱体上锈迹斑斑,还有长期被菜汤、油污等侵蚀的痕迹。垃圾箱里各种垃圾塞得满满的,有许多已经溢了出来。垃圾箱旁也堆着大大小小的垃圾袋,很多垃圾更是被直接扔在了垃圾箱周围。

　　“这垃圾箱一直就这样,实在是受不了了,太臭了。我上大一的时候就这样,现在我都大四了还是这样,一点都没改善。”这名学生说,很多同学都向学校反映过,学校也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现在是冬天还好一点,到了夏天真是没法待了。我们上早操的时候都能闻到一股股的臭味。晚上睡觉,如果开着窗户,臭味有时就会飘进来。”这名学生说。

　　“现在我们城市处理垃圾的地方已经趋于饱和,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垃圾的产量又翻了一番。西城区在没有合并前,平均每年就有32.3吨的垃圾。随着垃圾越来越多,带来的问题也就相应增多,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市民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北京市西城区环卫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1】【2】【3】

11、二○一○，那些人，那些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年度回眸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29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12/t20101228_691192.html

2010年，对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来说，是浓墨重彩的一页。那些人、那些事，虽然没有电视剧情的跌宕起伏，也足以让我们喜悦，让我们感慨……经过一年时间，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它的价值。

　　在这一年里，中国环保NGO不断尝试改变，告别以存在为主要价值的阶段，担当起公众的期望，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用行动来影响政府决策；

　　在这一年里，公众监督成为推动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年里，环保NGO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模式，应对新的形势变化。

　　越来越多的环保民间组织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去推进人们共同理想的实现。

梁从诫　

树起民间环保的丰碑

　　梁从诫走了，在2010年的深秋。11月2日，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为这位中国民间环保先行者送行。

　　1994年，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梁从诫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身为名门之后，梁从诫喜欢低调。但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选择高调，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为环境保护鼓与呼。

　　在不知环保民间组织是何物的年代，梁从诫将自然之友定为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为之后的环保NGO指明了发展方向。

　　自然之友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在经济利益的强大阻力面前，环保的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梁从诫依旧选择为环保事业奔波，因为他确信，每一个呼吁，每一次宣传，都会在一些人心里留下回音，总有一天，这些回音将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

马军

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改

　　“企业在乎的是消费者的态度，消费者做出的清晰而坚决的表达，促使IT品牌不得不解决供应链存在的具体污染问题。”2010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强调这个观点。

　　今年4月，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34家国内环保NGO，公布了《2010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向世界27家知名IT公司发出呼吁，要求其对供货商进行审查。

　　马军从近年来频发的重金属中毒事件中发现，全球众多知名IT品牌均采取外包生产模式，而中国相当一批污染企业是国际知名IT公司的上游供货商。

　　面对环保NGO公布的调研报告，一些世界知名IT公司始终保持沉默。于是，环保NGO动员了多名中国消费者致函那些不回复信件的公司，表示将以企业的环境表现作为购买的先决条件。苹果公司董事长史蒂芬·乔布斯就收到了1000封中国消费者的信件。

　　事实证明，马军利用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倒逼”企业整改污染行为的方法是可行的。正是消费者拿起手中的“绿色选择权”，对环境违法企业制造“公众围观效果”，让这些公司做出了回应，并积极与中国环保NGO沟通，审核其供应链。

　　于晓刚

艰难推动银行比绿

　　绿色流域主任于晓刚是比较早关注绿色银行的环保人士。2010年，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绿色信贷上，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大银行总部。

　　2010年5月，绿色流域和国内9家环保NGO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这份民间报告从环保NGO的角度记录了2008年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表现，详细说明了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履行的现状。

　　如果要使企业活动对社会和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最小化，倡导“绿色银行”无疑是重要的解决方式之一。从目前14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的情况来看，绿色信贷概念已被接受，大部分银行已经开始减少对“两高”项目的贷款，并逐渐增强了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支持。

　　但是，“要想跟踪资金在污染项目中的流转，查到银行在污染项目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很难。由NGO、媒体和普通公众构成的第三方力量，仍被排斥在政府、企业和银行构成的三角之外。”于晓刚道出了其中的艰辛。

　　于晓刚试图在传统NGO自我定位之外有所突破，即通过倡导绿色信贷，让环保NGO角色真正变为“环境监护人”和“公众利益代表”，成为人大、政协监督及舆论监督之外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

　　常成

让上市公司感受到压力

　　2010年，在对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督过程中，常成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对于进入环保NGO不过几年的他来说，迅速上升的知名度让他有些忐忑。

　　这一年，紫金矿业、中石油等重量级上市公司频频出现重大环境事故，让上市公司的环境监管问题浮出了水面。

　　如何发挥环保NGO的作用，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对于工作没有几年、在自然之友负责研究环境公益诉讼问题的常成来说，极具挑战性。

　　7月，常成和环保NGO的同仁们一道，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了提示信，要求他们对紫金矿业的故意延迟披露环境信息进行曝光。

　　11月，在中石化上市再融资公示期间，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3家环保NGO对中石化26家下属企业存在排污超标等环境违规行为，联合致信相关部门，要求核查中石化的环境问题。中石化随即做出了相应回应。

　　这传递给公众一个信息，上市公司感受到了来自公众的强大压力，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

　　近年来，环保NGO发现，通过对相关监管部门公布的环境信息和重要决策做出“积极的呼应”，可以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的力量。

　　王石

扛起企业绿色发展大旗

　　王石，是怎样一个人？他有个多重身份:房地产老板、探险家、环保主义者……在2010年，王石更青睐环保主义者的这一身份。

　　在这一年里，王石虽然卸任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任会长的职务，仍活跃在环保舞台上。第五次攀登珠穆朗玛峰，号召登山者捡拾垃圾；在世博园万科馆，向媒体大谈万科“绿色建筑”节能实践；主持《王石绿色访谈录》，邀请一位名人嘉宾进行关于低碳环保的对话；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的边会上，阐述了中国企业的“绿色观”……

　　对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气候变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究竟做何联系，或许仍然蒙昧不明。王石带领万科集团却要做中国房地产业第一家明确碳减排计划的企业。用王石自己的话来形容，“对万科、对王石，都是转折点。”

　　2010年，万科集团高调塑造自己在“绿色建筑”领域的先驱形象。

　　这不是心血来潮。王石说:“企业要走绿色之路，不是道德考量，而是生存需要。”一个企业的成功，会引来众多企业的效仿。目前，越来越多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将低碳作为未来发展方向。

　　黄小山

从对峙到协同共进

　　“我的人生规划中，从没有和垃圾联系在一起。但经历这一年，我感觉，是历史选择了我，那我也想试一下，看能不能改变(垃圾)历史。”黄小山说。

　　2010年2月，网民“驴屎蛋”的黄小山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居民代表，获邀参加北京市政市容委组织的垃圾考察团，一同赴日本、澳门考察垃圾处理。

　　从日本和澳门考察归来，黄小山成了媒体出镜率颇高的环保名人。他的生活渐渐被接受采访、参加论坛、参观垃圾处理设施所占据。随着对垃圾问题的深入，他的思想和立场发生了变化，从出国考察前不折不扣的反烧，变成“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

　　经过一系列的摩擦和对峙后，政府意识到公众并不是一味反对焚烧，公众也发现，政府是尊重民意的。于是，双方站到了一起，积极寻求解决垃圾围城之道。

　　2010年底，黄小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准备放弃操持多年的律所，策划成立一家环保公司，把跟垃圾打交道当成主业。

　　“我要让政府看到，我们不光会指手画脚，还会用脚蹚一条路。”黄小山说。

　　霍岱珊

关注基层问题才有活力

　　耕耘就有收获，对于霍岱珊来说，2010年，既很风光又很无奈。

　　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赛赛奖2010年度7名获奖者名单，其中3位为中国环保人士，“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名列其中。

　　麦格赛赛奖在获奖词中这样描述他:“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着努力，以挽救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淮的众多社区。”

　　霍岱珊原是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由于对淮河受到工业和有毒物质污染深感震惊，遂以镜头和纸笔记录淮河污染情况，同时组成环保NGO“淮河卫士”，揭露当地的环境污染活动。

　　在荣誉光环背后，“淮河卫士”和其他环保NGO一样有个绕不开的结——缺钱。由于缺乏经费，吸引不来人才，所有的事情都得霍岱珊亲力亲为。这一年，近60岁的霍岱珊，被逼着学会了做PPT。

　　霍岱珊说，这还不是最难的，难的是用最少的资金做最多的事。为了给淮河沿岸的农户安装生物净水设备，他与研究人员一道反复研究技术方案，发明了一款投资少、过滤效果好的滤水器。为了沿河疾病高发村募集了100多万元的治疗药物器，他一次次修改项目申请书。

　　霍岱珊想用自己的经验告诉环保NGO同行一个道理:“环保NGO要发挥作用，一定要解决基层问题，这不仅需要激情，还需要理性、策略和行动。”

　　卢为薇 范涛

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2010年，北京某公司白领卢为薇和自由摄影师范涛被贴上了环保标签。原因是他们共同拍摄了《北京蓝天视觉日记》。

　　从2009年6月5日开始至2010年6月，两人每天都会端起胶片相机，将镜头对准天空按下快门。在他们所拍摄的365张照片中，北京有180天的天空呈现蔚蓝色，这一数字比很多人想象得要多。

　　拍摄蓝天的创意，萌生于卢为薇和范涛一次关于堵车的闲聊。在谈到空气质量时，两人迸发了一个念头，何不用自己最直观的感受来数一数北京的蓝天。

　　卢为薇和范涛说，拍蓝天的初衷并不是质疑官方的数据，而是想通过拍摄的过程，传递出一个信息，保护环境不需要高新的设备、独到的见解与感悟，只须起而行之。

　　其实，与卢为薇和范涛一样怀着环保梦的年轻人有很多，他们有想法、有激情、有梦想，并有意愿将之付诸行动。只要稍加留意，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环保诉求表达方式。

　　卢为薇和范涛近日决定，和一家NGO——打工子弟爱心会合作，把相机交给农民工子女，让他们继续蓝天的拍摄。

　　卢思骋

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

　　“这是中国NGO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规模最大、最密集、形式最多样的一次活动。”卢思骋在2010年10月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上向媒体宣布。

　　2010年，对于曾任某国际环保NGO中国区项目总监卢思骋来说，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让他重新找到了忙到脚不着地的感觉。

　　作为中国环保NGO“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系列活动总协调人，他积极促成60家中国环保NGO联合起来，在“绿色中国，竞跑未来”的主题下，举办了数十场活动。

　　环保NGO在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现，促使政府更加认可NGO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卢思骋说，对于很多环保NGO来说，接触气候变化和气候谈判的时间并不长，必须先学习、了解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再开展自己的行动。

　　目前，卢思骋正忙于策划成立一个工作室，专门为NGO做培训、能力建设和战略规划。

　　郭霞

致力培育NGO领导力

　　2010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一直在忙，她在忙着考察了基层环保NGO的青年领导人。

　　最终，自然之友的张伯驹、绿色昆明的梅念蜀、绿驼铃的赵忠……24名来自环保NGO的青年机构负责人、大型环保机构的中层青年管理人员加入了“绿色领导力伙伴”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培育环保领域NGO青年领袖领导力。

　　近30年来，中国环保NGO蓬勃发展，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生态环保公益事业，使得环保NGO在人力资源数量和质量上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机遇。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优秀青年在环保圈子里面很难持续成长。

　　“我们接收环保NGO申报‘SEE·TNC生态奖’的过程中，发现了NGO青年领导人普遍缺乏环保战略视野、民间环保行动能力弱与团队带领能力不强等问题，有必要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郭霞说。

　　“绿色领导力”培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项目旨在为环保NGO培养未来的高层管理人才。

　　“这个放错了！”“这个没有放错！”2010年10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徐家埠社区在第七届邻里节活动中，举办了一个“垃圾分类”趣味运动会，用娱乐的形式让居民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2010年10月4日，在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期间，全球气候行动联盟安排了一个“北极熊”打太极的活动，表达环保NGO对谈判达成协议的期盼。

每周六，北京“乐水行”的队伍都会以“走水”的方式，了解城市河流的污染状况。

　　2010年10月，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东四社区试点养蚯蚓，分解厨余垃圾。

　　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官员与项目点四川省宝兴县蜂桶寨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人员讨论“协议保护机制”项目的设计。

12、北京居民疑辐射超标告环保局败诉

来源：新京报　2010－12－29张媛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2/29/content_186379.htm?div=-1

同时起诉开发商；法院认定小区电磁辐射强度不超标

本报讯（记者张媛）因担心小区周边的广播电台发射塔产生电磁辐射，朝阳区东润枫景小区居民将市环保局及开发商告上法庭，近日，一中院终审判决居民败诉。

居民

发射塔辐射影响居民身体

吴女士等人系东润枫景居民，他们诉称，小区于2000年建设，居民次年前后入住，不过2002年，开发商北京天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才向市环保局申请补办环保审批手续。而该小区周边有一座建于1968年的广播电台发射塔，其不断产生电磁辐射，对居民身体影响较大。

居民认为，根据《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的规定，在已有发射设施的场强区内，兴建机关、居民住宅等，应符合国家有关电磁波防护和卫生标准。为此，居民2004年起诉要求撤销对该小区的环保批复。

一审

小区电磁辐射强度不超标

对此，环保局认为，上述条例并未针对环境影响评价作出明确规定，该条例的执行机关应该是规划部门而非环保部门，同时1968年建设发射塔之初，并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下简称“条例”），未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等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手续。由此，环保局在收到天鸿公司申请手续后60天内作出批复，并无不当。

在案件审理期间，法院还根据居民、环保局、开发商的提名，筛选了三名专家出庭，回答相关技术问题，最终认定该小区本身电磁辐射强度并不超标。

终审

发射塔影响不在审查范围

由于对一审结果不满，吴女士等人提出上诉。

近日，一中院终审采信了一审时专家的说法，认为根据条例，新建工程项目应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防止其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而周围环境如发射塔的存在，是否对新建项目产生影响，并不在审查范围内。据此，驳回吴女士等人的上诉请求。

13、二○一○年终特稿――生态补偿立法破冰而行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29 曹俊

http://www.cenews.com.cn/xwzx/st/qt/201012/t20101228_691202.html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编者按

　　我国最早的生态补偿实践开始于1983年，即云南省对磷矿开采征收覆土植被及其他自然环境破坏恢复费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补偿实践进入了高峰期，广西、福建等14个省(区)145个县市开始试点，并颇见成效。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生态价值难以用货币衡量、生态补偿内容不明确、补偿对象不明确以及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等问题。

　　2010年，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三方面得到同步推进。因此，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为此，本报记者专门就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实践中取得的成就、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2010年我国在自然生态和农村环保领域所发生的那些大事进行了点评，以飨读者。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总人口约30万，其中藏族占97％。玉树地震的发生，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要使类似玉树这样的生态脆弱和敏感地区获得持续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尽快施行迫在眉睫。　

　　2010年，是值得铭记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年，也是值得述说的生态保护工作突破年。

　　4月26日，由国家发改委牵头，11个部委参与的《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目前，《生态补偿条例》草案框架稿已呈现轮廓，初步提出了生态补偿的定义、范围、原则和机制。

　　年底又传出喜讯，三江源地区将建设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生态保护综合试验区”。与这个39.5万平方公里试验区同时酝酿出台的，还有中国首个生态补偿机制方案——《三江源生态补偿机制总体实施方案》。如果方案通过，长江、黄河、澜沧江的下游省区将为源头省份支付生态补偿费。

　　2010年，距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进入国家重要议事日程已有5年时间——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曾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补偿机制”。

　　数年的沉寂，5年的蹉跎，生态补偿终于在这一年启动了希望，生态补偿立法进入了实际操作层面，生态补偿机制开始了建设的新步伐。由此，我国生态补偿的法规、政策以及实践3方面都在同步推进，这标志着困扰我国多年的生态保护问题终于破冰而行，让人感到无比欣喜。

　　而回顾2010年，我们发现，这一年在生态保护领域所遇到的问题也是近几年、甚至近几十年难以绕开的话题。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但若将个案集中研究，仔细剖析，深入分析，却不难发现生态问题中存在一个共同点:凡是成功的经验，都合理地运用补偿手段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凡是失败的典型，都没能有效地破解补偿问题，没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进展令人欣慰，现实问题存在的矛盾令人困惑，两种局面的对比和反差，不禁让我们思考其中的缘由:为什么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在生态保护工作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值得人们如此关切？

　　要解释这个困惑，我们有必要探讨清楚生态保护领域的两个根本问题: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解决问题的首要途径在哪里？

　　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探讨，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即由自然本身逐渐向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两者都有其理论和实践支撑，两种认识也都在相应的时期得到了认同和支持。

　　第一种认识源于对生态系统自然演替的认识。每一个生态系统在上亿年的自然更迭中得以维持一种平衡，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在上亿年的自然演替中得以生存，生态系统是遵循自然规律、实行自然演替的系统。第一种认识随之而生，不少环境伦理学家认为，生态问题的本质是自然自身的问题，人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没有能力也不可能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对其进行干预。

　　第二种认识源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大量的社会生产和消费能力，对资源和能源的极高的需求，生态系统一度遭受严重破坏，在不少地区甚至成为稀缺资源。与此同时，人们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生态系统的个体逐步走向独立，甚至与生态系统构成对立。

　　为了更好地开展生态保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问题本质的新诠释，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新共识。而由此引发的生态保护到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的争论，也一直未曾停歇。

　　这两种认识都有其科学性和可行性，但在这两种思路指导下的生态保护实践工作却差强人意。在生态系统保护面临严峻挑战的局面下，要想为解决生态保护困局找到“钥匙”，我们必须再次审视生态问题的本质。生态不语，而生态系统所在地的“人”就成了其代言人，若将生态问题的本质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难免让“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出现角色上的自相矛盾。若不能解决这种矛盾，生态保护工作的推动难免会障碍重重。

　　事实就是证据。在种种事实面前，我们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问题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根本上已经演变为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核心则是利益均衡问题。人与人的关系，延伸开来，即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获益区域与建设保护区域之间、以及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有失社会公平。为了全国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不少区域被禁止或限制开发，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当地发展的机会，牺牲了当地居民利用生态资源致富的可能。

　　以长江流域为例，2008年，甘孜、阿坝州人均GDP分别为9640元和8459元，四川省人均GDP为15379元，全国平均为22640元，而地处中游的湖北和下游的上海则高达18796元和32258元。在行政命令或政策约束下，为长江生态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区域，却未能因保护生态而获得相应的机会，恰恰变成了无偿的牺牲。对保护者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无偿地要求保护者保护生态可能会引发其他生态灾难。不少自然保护区就是典型:保护者的奉献往往让自己陷入两难，一方面要区域的生态效益，要保护，要自然；另一方面要当地的经济效益，要就业，要福利。这份尴尬导致那些曾经守候着安静的自然保护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压力下，被推上了保护区开发的快车道，经历着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的转变历程。保护区内保护者与保护区外受益者的利益不平衡，导致不少自然保护区无序开发旅游业，背离了自然保护区的初衷。

　　这种不公平和其他生态灾难的可能性，导致人们对生态问题本质的认识有了变化。从解决生态保护问题的实践角度出发，我们不妨提出关于生态问题本质的第三种认识，即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

　　解决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途径是平衡利益，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而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既然生态问题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利益平衡，那么，解决问题的途径也就跃然纸上，即平衡利益，而平衡利益的手段就是补偿。可以说，补偿是解决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手段。

　　多年来，我国的生态保护工作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以及生态保护区内人们的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但实践证明，这两种方式的效果不容乐观。

　　国家政策和行政命令在短期内或许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于其对保护者的利益考虑不足，往往制约着保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难长久地发挥作用。而道德约束和伦理规范，在遭遇经济上的落后贫穷，以及因贫穷而引发的教育、医疗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往往显得极其脆弱，保护者内心积压的不满时刻都有可能迸发。可以说，这两种方式都没能涉及到生态保护的核心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能解决生态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难题。

　　鉴于此，不少人意识到，补偿才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好生态补偿的问题，才能协调好生态保护区内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能将人与人的关系协调好，就解决了生态保护的根本问题。

　　若能找到合理的生态补偿方式，保护者就有了十足的动力来履行保护职责，就有了充沛的精力来投身保护工作。让保护者不再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就不会无视生态效益；对保护区域的考核不再局限于经济指标，保护者就可以放心大胆、一心一意地做好保护这点事儿。保护者的利益得到保障，受益者为保护者的努力而埋单，通过补偿让双方不再存在利益上的纠葛，两者就可各行其道，各守其责，生态保护工作自然就找到了抓手。

　　然而，仅仅意识到补偿是开展生态保护的首要问题还不够。有事实为证。尽管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政策多年来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但地方实践从未停歇。然而，局部的地方实践相对于生态系统这一跨区域的大概念，往往力不从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各省(区、市)在矿产、流域等领域就有各种类型的自主探索。不少省内的流域生态补偿，做得红红火火、颇有成效。2003年，福建省率先启动了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工作，到2009年闽江、九龙江、敖江等3个流域都实施了生态补偿。2006年，浙江等省开始陆续跟进。

　　然而，综观全国，到目前为止，凡是跨省的流域补偿，少有成功的案例。跨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其利益主体更复杂，利益面更广，仅依靠地方立法和地方实践，没有一个主体来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公平代言、公正裁决，要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复杂利益纠葛中实现真正突破，是非常困难的。说到底，还是由于地方立法囿于法律效力，跨省利益没能得到充分平衡。

　　对多方权衡和考量的需求，使生态补偿的国家立法呼之欲出，而与此同时，一些特殊区域的生态补偿实施方案也在酝酿出炉。前述有关国家层面的生态补偿立法的两个重要行动让我们欣喜。尽管有专家担忧，由草案最终形成并上报国务院通过，至少需要3年时间，方案的实施也非一蹴而就，生态保护的困局或难一时缓解，我们还是应对生态补偿所迈出的这几步表示充分肯定。

我们相信，从地方实践走向制度规范，只要在路上，生态补偿立法指日可待。

14、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处罚与赔偿力度遭质疑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0年12月29日叶文添

http://news.qq.com/a/20101229/001667.htm

2010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因深海钻井事故导致墨西哥湾石油泄漏，酿就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灾难；无独有偶，2010年7月3日，中国的紫金矿业污水外泄导致中国福建汀江流域大量鱼类中毒死亡。

同为污染责任方，同为上市企业，BP在经历污染事件之后，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而紫金矿业在经过处罚之后，股票却连番上涨，罚款金额只是其利润的九牛之一毛，我们对比中国紫金矿业和英国石油公司对待污染的处理态度及社会的反响，不难发现，政府对紫金矿业的处理是“仁慈”的，我们的监管为何屡屡缺位？谁在纵容紫金？

紫金危局

12月21日，广东信宜紫金矿业“921溃坝”三个月之后，处理方案终于出台。

这天，广东省政府宣布，这是由于紫金矿业违规建设、而地方政府又监管不力、一些党员存在违法乱纪所导致。信宜市安全监管局局长庄达耀、信宜市国土资源局局长等15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2010年7月初，福建紫金矿业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铜酸水渗漏事故，事故造成汀江部分水域严重污染，此次污染致使当地渔民数百万公斤鱼全部死亡，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21日，紫金矿业位于广东信宜市的子公司又发生尾矿溃坝事件造成22人死亡的惨剧。

不过，这两起事故，紫金矿业的罚款和赔偿加起来共计2906万元，这对于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就超过27亿元的紫金矿业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在种种惨剧之后，紫金矿业的股票在4个月间翻了近一倍。

令人反思的是，紫金矿业事件背后是环保让位于经济发展所致，而如此的处罚与赔偿力度也引发了外界广泛的质疑。

赔偿玄机

“我现在开出租车了。”12月初，福建上杭县下都区一位养殖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他表示目前的工作仅能勉强糊口，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他损失惨重，十几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按照上杭县的上岸转产补助政策，按核定的网箱面积40元/平方米的补助，他领了几万元，转了行业。

“虽然这点补偿根本不能弥补损失，但我也耗不起时间和精力与紫金矿业打官司，毕竟这是政府的企业，我赢不了。”该位养殖户对记者说，而依照转产协议，对拆除网箱上岸的养殖户，按每人每月100元、30斤大米的标准一次性发给半年转产过渡费，他从政府处领了过渡费，然后远走龙岩开起了出租车。

此前，据本报记者走访上杭县多处渔民聚集地得知，此次事故造成的死鱼和鱼中毒总量可能超过300万斤，而按照6元/斤的价格来进行补偿的话，也将近2000万元，不过迄今为止，当地政府一直未能公布总的赔偿金额，当地政界人士向记者透露，目前官方希望把损失降到最低，很多赔偿都按最低标准进行，且每个地区的补偿价格也不尽相同，“目前这些补偿金额应该不会超过1000万元。”

今年8月，面对舆论压力之下，福建省环保厅做出了对紫金矿业汀江污染事件罚款956万元的决定，不过，这种处罚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一位当地商界人士说，紫金矿业的污染改变了汀江的水质情况和生态平衡，将导致很多地方5年之内根本无法养鱼，而环境的破坏更是无法估量的损失。

就在福建上杭县的汀江污染赔偿争议未止之时，两个月后，台风“凡亚比”突袭广东省信宜市，造成大暴雨，紫金矿业下属的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在信宜钱排镇的银岩锡矿出现堤坝决口，导致下游部分房屋、农田、水利等设施受损，并使该矿下游的达垌村死亡4人。其后，该矿停产。

据多方披露出来的消息显示，此次溃坝可能是信宜紫金的堤坝质量低劣所致，多位当地人士均表示，此工程偷工减料、系豆腐渣工程，大坝坝体几乎直接用泥土和石块堆砌而成，没有见到钢筋水泥。早在开工之前，信宜钱排镇的居民就曾屡次提出质疑，但一直未能受到重视，最终酿成惨祸。

事故发生之后，紫金矿业宣称，此为不可抗拒力造成的，简而言之就是自然灾害，与公司本身无关，也否认了建筑质量问题。

不过，据记者了解，2009年5月，国家安监总局曾下发一份文件显示，早在2008年钱排镇银岩锡矿山尾矿库曾经因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国家安监总局核查处理。一位国内从事矿业生产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堤坝质量必须经过严格检测，还有就是堤坝之下根本就不能住人。目前来看，紫金矿业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做好。”

在此事故发生后，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此次溃坝造成的损失大约在1800万元左右，在此公告之后的几日，信宜市政府起诉金矿业的下属公司信宜紫金和宝源矿业损害赔偿一案，要求赔偿1950万元。

在此赔偿推出之初，舆论曾普遍认为，信宜市政府开创了司法界的先河，站在了民众一边，而几日后风向突变，众多业界人士认为，此赔偿金额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补偿所造成的损失。

无言结局

一年来紫金矿业虽经历屡次危机却依然安然无恙，主要得益于其国企身份。据记者了解，上杭县国资委为紫金矿业的控股股东，占股权比例为28.96%，在紫金矿业崛起之前，上杭县在过去几十年均为福建地区的贫困县，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紫金矿业的兴盛，该县成为显赫一方的富裕之地。紫金矿业总裁罗映南曾对记者表示，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

一位当地政府人士对记者表示，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在上杭、福建省都有极深的政界、商界人脉，“省里的官员没有不认识陈景河的，福建省的大企业和紫金矿业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紫金矿业今年遭遇危机重重却总能化解的缘由。”

陈景河的发迹人生从1993年开始，当时为福建闽西地质大队大队长的陈景河下海，入主国有的上杭县矿产公司任总经理。

据一位曾与陈合作过的当地商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在最初的起步阶段，陈景河举步维艰，那时候，陈要搞矿产，但没人相信能搞成功，而且当时上杭县政府官员多对这个来自永定县的外来人有些排斥，当时陈景河动员大家入股，但很少有单位拿钱给他，让陈的矿产公司一时间难以为继，而当时同为永定县人的上杭县县委书记郑如占给了他诸多帮助。

2000年之时，上杭县矿产公司更名为紫金矿业，也是这一年，其原始资本迅速积累，到了2003年，做了充足准备的紫金矿业，在香港上市成功，筹得巨款的紫金矿业拿着资本市场上的现金开始急速扩张。

2007年，紫金矿业黄金年产量从10.6吨增至24.8吨；铜年产量从1000吨增至4.1万吨；这4年间，紫金矿业营业收入从10.5亿元增加到148.71亿元，由此成为国内主流的矿产企业。

2008年，紫金矿业回归A股，第二轮扩张开始。这一年它收购了包括菲律宾、塔吉克斯坦等国的8个矿产项目，投资总额近50亿元。到了2009年，紫金矿业参股93家公司，其中绝对控股的子公司达到了65家，其中矿产金产量占全国的11.74%，为第一位，矿产铜产量为第二位。由此，一个巨大的黄金帝国终于形成。

“紫金矿业到了如今这种规模，基本上无人能撼动了。”一位当地政界知情者说，福建省政府多位部门负责人均出身上杭县或龙岩市，对紫金矿业的感情极深，也深知这个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因此，遇上这些事自然希望快速平息。”

不过，地方政府对紫金矿业事件的轻处理也导致了整个行业不满。一位国内矿业公司高管对记者表示，紫金矿业事件是个试金石，但处理结果很令人失望，“这难以达到补偿当地生态损失、惩戒肇事企业的目的。”

这位高管坦言说，今年7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已经确立了惩罚性赔偿的原则，其中就有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规定。实行惩罚性赔偿，除了能让企业对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还能够对企业形成更大的震慑力，达到警醒的目的。“但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这部法律并未在该事件中实施。”

上述高管表示，国外很多污染环境的案件，单是其中的惩罚性赔偿就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在今年发生的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英国石油公司最终同意初步赔偿2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而且这还不是赔偿上限。“而我们污染了整条江、死了上百万斤鱼，之后冲毁了村庄、死了数名居民，加在一起的赔偿只有2906万元。”

而在污染事件之后，紫金矿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更令人意外。

一位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发生以来，股价数次涨停，体现了部门、机构、股民只要有利可图，完全可以置环保不顾的心态，而众多券商也准确地预测到了以紫金矿业的身份不可能被课以巨额赔偿的。

而此外，在污染事故中，紫金矿业还获得了广告效应，随着黄金金价的上涨、处罚的最终落定，更多逐利的投资者开始疯狂涌入，紫金矿业的股票以一种病态的方式迅猛上涨。

这是一场令人绝望的集体狂欢。 (中国经营报)

15、北京水资源“困局”如何破解？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0-12-29　冯兴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2/671293588713_1.shtml

　　“今年看不到雪了！”24日，北京一家报纸的气象专版赫然印出这样的标题。比气象部门更急的是水务部门，整个城市被干燥的空气包裹，两个多月无有效降水。水，北京之困。水，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珍贵。（12月28日《经济参考报》）

　　《经济参考报》这篇以《缓解水危机北京仍需靠自己》为题的新闻报道最终被许多网站以《北京地下水位采用到极限》为题在首页要闻区进行了转载，一时引起众人再次对北京市水资源状况的关注。

　　的确，北京市的水资源状况已经到了非常脆弱的地步。据有关数据统计，12年来，北京市连续干旱少雨，由于地下水开采过度，地下水水位已严重下降。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

　　事实上，北京市已是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水资源问题已然是制约北京市经济社会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瓶颈性问题之一。如果水资源的问题不能够得到科学地解决，那么这个城市的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建设“世界城市”的种种宏伟目标更将无从谈起。

　　从这点上来看，城市管理者应该未雨绸缪，早先对北京市的水资源问题予以切实的关注和应对。但是，北京市水资源“困局”到底该如何破解呢？笔者以为，解铃还须系铃人，首先要找到导致北京市水资源紧缺的真正原因，然后从根本下对症下药，方可治理水资源“困局”。

　　北京市之所以出现目前的水资源紧缺的生态难题，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原因是自然条件，天公不作美，北京市连续12年来干旱少雨。粗略估算，北京这10年少降了200多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20个密云水库的蓄水量，这是一个客观条件。

　　导致北京市水资源紧缺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为原因，是本来可控的因素，但由于我们过去认知不到位、决策失误或人为疏忽等原因而导致了水资源问题的日益严重。特别是我们过去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摊大饼式”的城市快速扩张模式又导致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并大大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这使得北京市的水资源问题日趋严重，并面临生态性发展难题。

　　面对北京市的水资源“困局”，个别专家又开出了“药方”，比如限制人口，比如提高水价等等。不可否认，限制人口和提高水价是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困境的备选方案，但笔者以为，这种强硬的行政性的手段和办法都是不得已的办法，不到最后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使用，因为这将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带来诸多问题和伤害。

　　目前，北京市水资源“困局”表面上突出表现在人口的过度膨胀，但其实背后都是某种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结果，如果要想根本解决北京市水资源“困局”，还得从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上来着手解决，这才是正途。

　　过去，北京通过改变发展方式等多种手段，已经在尽可能地减少了对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过量需求，这维持了北京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但是笔者以为，北京市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产业转型、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来继续缩小对水资源的需求和消耗的潜力依然非常巨大。比如就拿城市中水的回收利用来说，６３．４％的首都市民希望家里安装中水设施，但调查样本中只有４％的家庭铺设了中水管道。就从中水利用这一项制度创新来看，北京市就有很多的潜力可以挖掘。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建立在精准的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之上，如果北京市通过利用最新科技手段（比如物联网技术）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实现精准的数字化管理，那么洗浴等众多用水场所因设施失修、失养导致的浪费用水现象将大大降低，这将大大减少水资源的浪费。从这一块上来说，北京市也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可挖。

　　另外，从产业政策上，北京市如果坚决禁止开办高档洗浴业、以水为原料的生产企业、滑雪场、高尔夫球场等高用水企业，从严限制落后、耗水量高、用水效率低下的产业项目，甚至乐于放弃那些本不符合北京市产业规划的项目和企业，那么北京市不仅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制约人口的过度膨胀，又将会大大减少水资源的需求和消耗，这将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在笔者看来，最可怕的并不是北京市的水资源告急可能带来的生态问题，而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对于水资源“困局”没有一个集思广益的正确的解决途径。笔者相信，只要集思广益，办法正确，措施得力，再加上2014年“南水北调”工程的完工，其实北京市水资源紧缺的现状完全可以得到改观。

16、垃圾处理厂不应成为新污染源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12月2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604090.html

　　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特别是拉动内需的4万亿元人民币投入后，各地建设城市垃圾处理厂的热情空前高涨，纷纷上马垃圾处理厂项目。

　　以安徽省阜阳市为例，这个市所辖的5个县市，截至目前，已有3个县完成垃圾处理厂建设，另外两个县也已完成垃圾处理厂建设的前期工作，即将开工建设。在许多其他地方，垃圾处理厂建设情况与阜阳市类似。

　　但是，有调查发现，这些新建的垃圾处理厂有可能成为新的污染源。因为这些新建的垃圾处理厂，均未配套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即没有配套建设相应的污水处理厂。这些垃圾处理厂建成却不能投入正常使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由此导致环保部门无法批复垃圾处理厂试运行，更谈不上对项目的环保验收。

　　垃圾填埋场在填埋垃圾以后，会产生高浓度的有机废水，即渗滤液。渗滤液的特点是成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垃圾填埋以后渗滤液会连续多年持续产生。因此，为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垃圾填埋场必须对渗滤液进行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其实，按照垃圾填埋场建设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都应该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以处理垃圾填埋后产生的渗滤液。

　　但是，垃圾填埋场需要配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厂建设费用较高，按不同规模，需要1000万~2000万元投入，有的甚至更高。这种高投入导致不少垃圾处理厂未能及时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

　　有鉴于此，为使建成的垃圾处理厂尽快投入使用，防止造成不必要的污染或浪费，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保部门监管要到位。对于垃圾处理厂建设，环保部门要依法监管到位，按照环评结论及环保部门对项目环评批复的要求，明确要求并监督建设方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否则，环保部门不予批准试运行，更不能予以环保验收。

　　其次，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投资要到位。垃圾填埋场配套建设污水处理厂从技术角度讲没有障碍，目前我国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技术已相当成熟，只要投资到位，渗滤液完全可以做到达标排放。

第三，新闻媒体监督和公众参与要到位。建议垃圾处理厂向社会开放，允许新闻媒体、公众和环保组织随时去参观垃圾处理厂处理过程，允许公众监督和质疑，以促使业主真正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作者：史春安徽省阜阳市环保局)

特别关注：

想要看更多的环境信息，请点击下面网址：

怒江网：http://www.nujiang.ngo.cn

绿家园记者沙龙网：http://www.greensos.cn/ljy/html/gyljyzyz/ljyzyzzy01.html

绿家园记者沙龙英文网：http://eng.greensos.cn

绿家园新地址：东城区炮局胡同二条 21号

绿家园电话：　010－84039930

欢迎大家关注绿家园江河信息博客和微博：

http://blog.sina.com.cn/chinagreennews

http://t.sina.com.cn/chinagreennews

十二月二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友情链接

十二月二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