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在近日闭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以下简称坎昆会议)上，面对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本土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活跃于会场内外，与中国政府、媒体一道，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各阶层的低碳实践，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低碳发展状况的了解，以自己的方式更深、更广地参与到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

　　冷与热

　　主会场的谈判代表冷静谈判，边会场各国NGO热情展示

　　相比去年沸沸扬扬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会议，今年的坎昆会议冷清了许多。

　　吸取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因谈判和活动同设一处造成交通拥堵瘫痪的教训，此次坎昆会议将谈判主会场与其他活动场地分隔开来，主会场月亮宫酒店与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地坎昆展览馆相距数公里。

　　对世界各地的环保NGO来说，经历了哥本哈根会议的喧闹，他们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复杂性认识趋于理性，参会人士明显没有去年多。本次会议大概有30个中国环保NGO参加，较10月上旬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天津会议参与的60多家中国环保NGO，少了一半。

　　与各国谈判代表的冷静谈判相比，民间机构和组织举行的边会火热无比。世界各地的环保NGO纷纷亮相，在这个大舞台上努力展现自己的组织，宣传各自的环境理念。

　　在此次大会的200个展位中，中国有4个展位，在绿色江河的“关注高地居民”展位前，7位工作人员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特别是四川大学教授徐君，英语特别好，一有机会就主动找人介绍情况。

　　“作为一个草根组织，要在大洋彼岸举办会议和展览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世界舞台的行动。”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感慨地说，他们专门印制了1000份宣传手册投放，并在一场边会上展示了气候变化对高原冰川、草原、森林和当地牧民生计的影响。

　　在此次大会上，气候组织联合万科公益基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中国日”活动。气候组织的专家与来自中国城市、国际城市以及企业家代表就中国的低碳发展、企业的绿色实践等议题展开了交流，并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各阶层的低碳实践，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国低碳发展状况的了解。

　　据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介绍，在这次活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亮相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引来不少眼球，有很多国际权威性的媒体对他们进行了采访报道。比如《纽约时报》就对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跃推进绿色建筑进行了报道。这样的活动为国外的媒体了解中国在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了平台。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国国家发改委的支持。

　　大与小

　　置身国际大舞台，如何让来自中国民间的声音不再弱小？

　　为了在坎昆会议上展示中国民间在气候变化上所做的努力，发出中国民间自己的声音，很多中国环保NGO的认真程度超乎普通人的想象。

　　12月11日凌晨4点，坎昆会议主会场月亮宫酒店，几个来自中国本土环保NGO的青年在紧张地忙碌着。刚刚从会场出来的他们，正忙着在网上发布中国NGO对坎昆会议的印象。

　　相比一些国外成熟的环保NGO，中国本土环保NGO还只是稚弱的少年，所能使用的手段显得比较单一。会场外搞行为艺术，或者不停地大声喊环保口号……

　　面对一些外国NGO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自然之友的窦丽丽说:“中国本土的环保NGO特别不擅长这个，干得多，说得少。对于参加气候变化会议的中国本土环保NGO来说，目前还是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

　　在闯荡坎昆气候大会的过程中，这些为环保事业奔忙的人纷纷坦言，中国环保NGO处在起步阶段，可以与各国NGO多交流，并且学会宣传自己。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杨方义说，中国环保NGO宣传自己做得不够，资金是一个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理念。中国环保NGO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不想去说，或者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去说、去推广。

　　绿家园的倪一璟说:“此次中国本土环保NGO相继与美国、欧洲和基础四国的环保NGO分别交流，了解到了很多东西。作为以媒体为特色的中国本土环保NGO，如何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在政府、媒体和NGO的互动中积极发挥作用，如何对接国际环保NGO的专业化，都值得我们深思和践行。”

　　三方联动

　　政府、媒体和NGO的互动交流更趋紧密

　　经历过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以及10月上旬举行的天津气候会议，中国政府、媒体和NGO的互动交流更趋紧密。

　　12月9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会见中外环保NGO，解振华开场白首先肯定了中外环保NGO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和推动，认为这些环保NGO是地球的代表，在推动气候变化谈判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从最初进会场与代表握手到会谈结束，解振华与每位环保NGO代表一一合影留念，对每位环保NGO提出每个问题，解振华都做了详尽的回答。

　　这是他在继天津气候会议之后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环保NGO代表。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媒体和环保NGO首次同台亮相。今年10月举行的天津谈判中，解振华会见了20多位来自国内外环保NGO的代表，并称赞环保NGO在社会、百姓和政府间起到了桥梁纽带作用。

　　“我们来坎昆之前就已经跟解主任见过一面。解主任比较了解中国的环保NGO是做什么的，他对本土NGO比较信任，态度很开放。”绿家园的倪一璟说。

　　“在气候谈判中，中国政府不能唱独角戏，而要和媒体、NGO三方互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今年就“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的角色及影响力”展开专题研究。课题负责人、人民大学新闻与发展中心主任郑保卫曾表示，“在国际谈判舞台上，政府、媒体、NGO可以说是三大主要参与方，西方国家在三者关系的理解和运用上更加熟练、到位。相比而言，中国参与国际谈判起步较晚，在关键方的合作与互动上存在可提升的空间”。

2、NGO发起零碳行动倡议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15 刘晓星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12/t20101214_690409.html

不可避免的碳排放将通过碳汇抵消

中国环境报记者刘晓星北京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在坎昆举行，在谈判期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联合搜狐绿色频道共同发起了倡议活动“零碳行动，始于坎昆”，呼吁参与坎昆气候谈判的各国代表采取实际行动减少碳排放。

　　倡议的发起方希望，与会人员承诺在会议期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尽量使用电子文档、减少纸张使用等，不能避免的碳排放则通过碳汇等方式进行抵消。

　　作为这一倡议的发起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然之友和搜狐绿色已经率先做出了承诺，其在会议期间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碳排放会通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熊猫碳汇”项目抵消。具体做法是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中国西南山地大熊猫栖息地帮代表种树，这样做不仅可以抵消本次会议期间不可避免的碳排放，还能改善大熊猫的栖息环境，熊猫栖息地周边的村民也能因此而受益。

　　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气候变化项目主任杨方义介绍，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期间，各国代表云集，因为长途飞行等各种因素产生大量的碳排放，这一点也受到一些质疑。正因为此，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自然之友联合搜狐绿色共同发起“零碳行动，始于坎昆”的倡议，希望能采取措施在尽可能减少排放的同时，抵消无法减少的部分。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表示，自然之友一直秉持“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理念，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进行谈判的目的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排放，保护气候系统的安全。那么，参加谈判的人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尽可能地减少排放。气候大会应该是低碳的，这样也更有说服力。”李波说。

　　自然之友一直致力于推动城市家庭节能减排和推动公众选择低碳出行方式而减少交通排放。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多位参会代表响应了此次倡议，他们表示，将用实际行动来敦促各国谈判代表尽快采取行动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3、江河十年行2010之十五――2010年地质灾害专家分析

汪永晨文杨勇图

江河十年行2010，有两个重要的主题，一是西南大旱的天灾人祸，一是2010年中国西南的地质灾害。

范晓，四川地矿局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第一个提出汶川地震可能与紫坪铺有关的地质学家。也是我们江河十年行前每年都要采访的地质专家。2010年12月7日，今年江河行的最后一天，我们采访了他。

对于2010年西南地区的地质灾害，及今天江河开发中的问题，我和凤凰网的赵兰健采访时，范晓是这样回答我们的：

范晓：地震会产生非常大的破坏。地震以后你去看，就像开肠破肚一样，整个植被、森林都被破坏了以后，山又垮下来了。汶川地震当时有一个统计，当时对映秀那儿航测，飞机拍的照片统计分析，受到扰动的面积超过75%，就是山垮了，滑坡了，泥石流了，或者是植被被破坏掉了，都是地震引起的，经过地表扰动超过75%，只有不到30%的地方是没有受到扰动的。

所以对后来整个环境肯定是影响很大的，只要一有暴雨，因为本身就造成了滑坡、崩塌、泥石流的一个很好的物质条件。地震以后做了排查，所谓的排查就是在整个的区域，把所有的地址灾害体都标上图标，哪个地方危险，哪个地方需要进行治理。

但是灾后重建，我们过多强调的是速度。是“三年重建两年完成”，先把房子修起来，至于灾害治理的情况很多就没有及时的做，包括映秀，包括青平（2010重大泥石流发生地）那个地方，就是相应配套的地震灾害防治工程没有跟上，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灾后重建有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原来相对比较分散的，现在集中修建了安置点，就是说需要更大的建设用地面积。可是像西部地区，不可能到处都有很多的可提供的建设用地面积，那怎么办？就是大量的河滩，甚至是有地震灾害危险的地方也修了房子，青平就是这样的，修在有危险的地方，包括河滩经过的地方。

汪永晨：汉源也是修在滑坡的地带。

范晓：对，我刚才说的，以前那个地方老乡是没有房子的，那里经常是滚石头的。

赵兰健（凤凰网）：当地人都不敢从那儿走，以前就知道那个地方的山上爱滚石头。

范晓：以前老乡没有把房子修到那个地方，后来修安置点的时候，镇要搬到那个地方去。也有专家提出来这个地方不行。当然，这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河谷都淹掉了，就要搬到山高坡陡的地方去，没有建设用地，就在有危险的地方修房子。

当然，也有些是当时做评估、调查深度不够。包括汉源新县城的勘察，深度也是不够的。因为当时对山体滑坡认识不够，才做了这么一个规划，一修房子才发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问题，这也说明当时的勘察没有做到位

范晓：汉源新城罗布港整个斜坡上很多的房子。

汪永晨：去年我们去了，今年没能进去。

范晓：把整个新县城搬到上面去了。

汪永晨：我今天写江河信息时，又在网上仔细看了《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写今年汉源泥石流的文章，你说的这些，文章里都写到了。

赵兰健：今年7月27日在汉源万工乡？

汪永晨：是。您觉得从汶川到映秀这一段山势滑坡非常厉害是不是？

范晓：滑坡、崩塌、泥石流都有。

汪永晨：你对那个地方的前景分析是什么？比如它将来也有可能成为堰塞湖？像九寨沟那样。

范晓：今年已经形成堰塞湖了，形成了一串堰塞。5•12地震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堰塞湖，就是老虎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大的堰塞湖。因为山体滑坡就把岷江这个地方全部给改变了。不过后来又被冲开，水还是下来了。但是那个地方的河床完全改变了，就形成了一个很险的险滩，水从那个地方漫过来，水下是一个很大的堤坝，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堰塞湖，上面水位抬高了，上面很多的房子被淹掉的，今年也是这样的。

汪永晨：将来以后会成为一个景观吗？

范晓：当然会成为一个景观，但是现在不稳定，完全稳定下来是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几年，至少十几年和几十年。而且从5•12地震以后，只要每年一到雨季都是这个过程，都要发生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自然稳定的过程，山体滑坡以后，每年雨季都要冲刷下来，原来不稳定，慢慢趋于稳定，就是这么一个自然的过程，但是现在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在这里，不能只考虑要政绩，因为它本身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没有必要把道路，包括居民过分的集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的路修起来又冲毁，桥建起来又断，现在你要考虑这个事情。不能拍拍胸脯就说：冲100次就再修100次。这是不对的。

汪永晨：你觉得紫坪铺电站现在还有威胁吗？

范晓：肯定有威胁。现在还在维修，地震以后，一直没有蓄到最高水位。

汪永晨：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

范晓：对。本身地震以后水库破坏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处理好，还在做一些修补工作。现在比较危险的地方包括金沙江下游的一系列的电站，有些还没有蓄水，一旦蓄水都是非常危险的。

赵兰健：现在的报道都是讲大坝有什么好处。

范晓：没说大坝有什么坏处吗？

赵兰健：很少，就那么一句两句。

汪永晨：现在“十二五”的规划要大力开发水电。

范晓：西藏他们也在投入大量的工作，雅鲁藏布江要大规模的搞。那里可能从整个地球上来说，都是最后的原生态的大峡谷，就跟亚马逊河一样。现在是最后的、原始的、生态的都要去建设，都要去要能源。

汪永晨：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最近有关要在雅鲁藏布江修电站媒体上有很多报道。

范晓：在那里光是修一条公路，车子开进去就开不出来了，因为那个地方地质灾害太厉害了。它刚好在喜马拉雅山，世界屋脊上升最强烈的地方。那个地方刚好从喜马拉雅山向印度恒河平原过渡，落差非常大。地形、地貌的变动在整个地质上都是最剧烈的地方，是最不稳定的地方。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地方，1950年发生了八点几级的地震，山崩下来了。不光是山崩，上面的冰川因为是现代冰川也是往下滑，跟滑坡一样。正常的冰川运动是很缓慢的，肉眼根本察觉不了它在运动。

汪永晨：就是冰塌了。

范晓：冰就像滑坡一样下来，把雅鲁藏布江堵断了，之后形成冰坝。把下面的村子给毁掉了，也死了不少人。相对来说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少，光下面的村子，我看了报道，一个村子差不多死了将近100人。

赵兰健：1950年？

范晓：1950年，那个地方地震也是非常多的，那个地方要是去筑坝的话真的是太危险了。当然对那个地方原始的生态破坏更不得了。那里，超过正常的纬度的一个北界，是沿着雅鲁藏布江的一个水系通道，从热带一直到寒带的一些植物、动物都有，因为是垂直变化的，不是水平的纬度的变化，是海拔5000多米到7000多米以上的高寒地带，寒带的那些生物。从整个垂直分带看，在地球上是最完整的，生物多样性也是最突出的，最原始的一个区域。

从它的生态价值来说，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和这个地方相比，我们国家最大的两片原始森林，一个就是东北的兴安岭，那个地方破坏的差不多了，还有一块就是藏东和横断山，就是从雅鲁藏布江下游这一块一直到川西这一块，川西这一块砍伐的已经很厉害了，贡嘎山那块，应该说还保存着比较好的，现在却要大力开发水电。

在雅鲁藏布江流域，相对来说还是保存的比较好，因为那个地方交通不便，森林砍伐有一些，但是毕竟还是比较有限，所以一旦大量的水电站搞起来，那就是一个灾难，可以说是生态灾难。

赵兰健：江河十年行每年采访一次、每走一次就感觉越来越绝望。

范晓：是。像云南、四川、贵州这些西部的规划全做完了，“十二五”基本上能开发的都搞的差不多了，现在都做到金沙江上游，然后就往西藏发展，金沙江往上游，再往上进入西藏。

范晓：水电要搞，不是说水电不能搞，但不是全江，全流域都要开发了，不留一寸水的开发。现在说小南海的开发有问题，为什么？小南海原来就是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自然江段鱼的产卵场、鱼的栖息地、鱼类的基因库。有200多鱼的特有种在长江上游。世界上，鱼类、水生生物的基因库是非常重要的，长江流域面积这么大，占了中国国土的面积八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

当时之所以建小南海自然保护区，就是考虑到葛洲坝和长江三峡，把长江给拦腰截断，大量的鱼本来是要回游的，千里迢迢回游到上游产卵，它的产卵场所在上游，你在那里建水电站，对鱼类的生命就会造成严重的破坏，是不是？它的种群必然要消亡的。

还有蓄水以后，本来是激流的河，流态、流速、水温都不一样的，现在变成一个水库，原来的鱼就没有办法适应水库的生活，生存环境改变了，生存环境不断地压缩。当时为什么要在长江上游建这个保护区？也是被逼无奈。

遗憾的是，自然保护区建起来以后，又要修电站，修一系列的电站，其中有的就建在了自然保护区里，而且是建在了核心区里面。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当然是不允许的。怎么办，人家也有办法，把保护区调整，让保护区搬家，然后把原来的这个地方给让出来。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原来要划保护区？因为原来产卵场就在那个地方，产卵场就是大量的鱼的产卵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的河床下面的地质结构适合鱼在那里生了孩子。它是卵石的、沙的、泥的。鱼生孩子要求一定的河床结构。水的流速、水温都有很多严格的要求，是千百年生物自然选择形成的天然产卵场，现在要修水库，要把它移到下面建保护区，这是人为的，鱼不一定适应的，但是没有办法，国家环保部已经批准保护区移到下面去了，移到三峡水库的库尾以上到向家坝，那里现在是长江上游唯一的一个自由的江段，下面就是水库。这个自然江段如果还保不住，长江里的鱼就要全完了。

如果按照这个规划要实现的话，长江从葛洲坝开始一直上去，所有的自然江段到金沙江，到长江上游全部是水库，把自然资源全部变成水库，这种开发模式肯定是不对的。这种方式叫科学发展吗？不是说不能搞水电开发，但是不能用这种模式搞水电开发，自然保护区都不要了，这个性质就像在大熊猫的栖息地，把森林全部砍了，去搞其他的工程建设。栖息地给毁掉，大熊猫还有办法生存吗？性质是一样的，所以需要引起社会和公众的关注，非常严重的！

汪永晨：重新调整自然保护区，环保部通过了。

范晓：一些专家现在成了双面人，因为在各种压力之下，他们要签字的。

汪永晨：他们也是迫于压力。

范晓：政府本来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现在的一些开发归结起来，是去弄钱了。

赵兰健：汉源这块算不算是地震带？

范晓：当然是地震带。

赵兰健：跟汶川相比，跟龙门山相比呢？

范晓：差不多，活动的程度差不多。如果再往上的话，如果达到石棉这一带，是属于大渡河上游电站的范围，这一带的断裂带就很危险了，那个叫安宁河断裂带，还有一个叫先水河断裂带，这两个断裂带历史上都发生过很大地震的，最高达到七点六级，就是康定大地震，震中就在摩西附近，当时也是大量的山崩，史书记载，那时大渡河断流大概有10天，有大量的山崩。先是山崩，把大渡河堵断，当然就断流了。不是一个地方断流，是很多的地方山崩把河给堵断，就形成了堰塞湖，水位不断的上涨，然后漫过堤坝，导致坝被冲垮，下游遭受了很严重的水灾，包括乐山下游都是很严重的水灾，史书上都有记载的。

汪永晨：是哪年？

范晓：是一八多少年。

汪永晨：这么严重的问题，现在都不重视还是无视。摩西后来又有一次泥石流是海螺沟前面那一块。

范晓：是2005年，暴雨泥石流，那次泥石流把里面的电站都毁掉了，是小水电，现在的水电开发从干流到支流到最小的支流，全部接上。再小的支流，县政府、乡政府都有权批，很混乱。

赵兰健：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都有哪些水库的建设导致了地震的发生？

范晓：这个案例很多。六级以上的现在公认的有四、五个，有一个还没有完全公认，就是青海的龙羊峡电站，诱发青海共合的七级地震，这是1990年4月份。

赵兰健：这个是没有确认的？

范晓：这个是有争议，但也有专门搞地质研究的认为这个就是水库诱发的。应该说这个是有疑问的，但是其他四个都是世界上公认的。

赵兰健：其他哪四个？

范晓：一个就是广东的是1962年，是6.1级；还有就是印度的是6.5级；还有一个赞比亚的是6.6级。这个是大家公认最高的，如果不包括龙羊峡和汶川，还有一个是希腊的，那个也是6级。6级以下的就很多了。

像5•12地震，大家还在研究，不能排除是因为水库诱发的。

赵兰健：你能不能预见一下中国现在这几年所计划的水坝全都修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范晓：现在水坝对大自然的伤害已经超过严重的天然林砍伐了。天然林砍伐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1998年长江洪水以后国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停止砍伐了天然林。但是森林还是可以植树造林，可以把它重新恢复起来的。河流截断以后，那么多大坝给炸掉？也不是不可以炸掉，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太很高了，而且有的是不可逆转的，包括长江的鱼类毁灭以后它还能重新又出现吗？这个很难预料，大熊猫假如说物种灭亡以后，还能不能再生？可能不会再生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它造成的破坏比以前更大。

赵兰健：水坝真是一个绿色的资源吗？

范晓：不都是绿色资源。特别是大坝是一种地质灾害、包括社会问题也没解决。有很多的后遗症，现在一个又一个新建的大坝开始蓄水以后，会有一系列的地质灾害，会出现一个地质灾害高发的时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了。

赵兰健：您最近这几年和未来还要做哪些课题？

范晓：肯定是继续关注这个事情，关注水利开发。像金沙江也好、大渡河也好，未来在“十二五”五年或者是十年期间，大量的水库都会建成投入使用，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出现，包括地质灾害，也包括还会出现水资源的问题，就是水资源短缺。就是说，水库的库容远远超过河流每年的净流量，只有这么多水，但是要修这么多水库来装，没有这么多水来装。大家都要装，那就有的河要断流，是不是这个情况？黄河已经断流过的。如果水库都修起来了，长江也要断流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长江保护局的局长说的。上游水库一蓄水，下游就没有水了，下游就干旱了。

汪永晨：地质方面你也在担忧？

范晓：地质灾害高发的话，最值得注意的是明年，为什么呢？每年3-5月份是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时期。2008年大概公布的是90多次，就是因为水库水位下降的时候，当时是引发了90多处滑坡、崩塌，在水库库区。

赵兰健：中国水坝的环评，现在在哪些方面的标准还比较欠缺？

范晓：首先就是我们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很多是环评还没有通过就开工了，甚至大江都截流了。这样的环评还有什么作用呢？国际上是环评程序都通过了，老百姓要是有意见，NGO还是不服的话，还可以去法院告。法院真的是中立的第三者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

那天，江河十年行2010一直采访范晓到深夜。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科学家，一位地质学家对目前江河的开发的深深担忧。可是每当这时，我只能写，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些信息告诉更多的人，江河十年行是一种记录，但我们又多么希望江河十年行不仅仅是记录啊！

这些破碎的江河，在告诉我们什么？

下面的照片是地质学家杨勇这些年拍到的，对于目前的水电开发，杨勇也是忧心如焚。

地质活跃带的地貌

梨园电站修建前

梨园电站淹没区河谷地质构造痕迹

梨园电站淹没的河谷景观

尚未通过环评的梨园电站已经成了这样（汪永晨拍摄）

金沙江大拐弯

金沙江支流泥石流

截断大渡河的沪定电站

上面写的是：诚挚邀请您对阿海水电站环保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并接受您的监督。

明天，将是江河十年行2010年参加者的感言。一起走了整整两个星期，听听专家、记者和志愿者们对此行走过的大江大河，对江边住着的百姓采访后的感受吧。这应该关乎着我们江河的末来，关乎着我们后代的明天。

4、《绿问》第20期内容之冯仑：企业要吃软饭、戴绿帽子，挣硬钱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2－15

http://news.qq.com/zt2010/greenFL/index.htm

嘉宾介绍：

冯仑

现任万通地产董事长，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中国房地产协会城市住宅开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华本地产俱乐部荣誉董事长。

精彩观点：

·未来中国地产公司，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保持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不可能不是绿色的。万通的建筑百分之百都要求是绿建筑。住宅是，商务住宅也必须是，一方面遵照国家标准，也参照国际标准。

·气候谈判大会，让我看到在共同的远景下达成这样的目标，人类将会有很遥远的、很漫长的过程。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最重要是行动，始于足下的行动。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qq.com/zt2010/greenFL/index.htm

5、我国仍有61个设市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

来源：新华网2010年12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483050.html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４日电（记者朱立毅、杜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１４日通报称，虽然全国建有污水处理厂的城市占设市城市的比例超过９０％，但仍有６１个设市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广东三省。

　　根据通报，截至今年９月底，全国设市城市、县及部分重点建制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２６３１座，污水处理能力达到１．２２亿立方米／日；全国正在建设的城镇污水处理项目达１８４９个，总设计能力约４６６０万立方米／日。

　　全国已有５９３个城市建有污水处理厂，占设市城市总数的９０．７％；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１６２３座，形成污水处理能力１．０４亿立方米／日；３６个大中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建有污水处理厂３７６座，处理能力达４３６８万立方米／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指出，虽然本季度又有丹东市等１４个城市填补了无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空白，但仍有６１个设市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其中一半以上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和广东三省。

据介绍，今年第三季度，全国实际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７５５万立方米／日，１－９月累计新增污水处理能力１６５８万立方米／日，提前一个季度完成国务院提出的２０１０年“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１５００万立方米／日”的目标任务。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增长较快的省份为广东、辽宁、河北。

6、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续:“污染门”后整改全面推进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12-1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2/671292376433_1.shtml

　　因为造成“客家母亲河”福建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而身陷“污染门”的知名上市公司“紫金矿业”，目前已经有序、全面推进福建上杭县境内紫金山矿区的环境安全隐患整改。

　　福建龙岩市政府办14日披露，紫金矿业落实“7•3”事故后续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达的63项整改要求，已完成43项，正在落实19项，另一项将与后续规划统筹考虑。

　　据介绍，紫金矿业正开展环境影响、水文地质、矿山安全评估工作，明年1月底前有望出炉评估报告；重新规划建设铜湿法厂，新建处理规模达每日6.5万吨的废水处理系统及库容为153万立方米的调节库。

　　此外，紫金矿业还完善在线监测设施，新增8个监测点，正在对所有在线监测点补充8个监测因子并申购相关仪器；完善防洪、水污染应急预案、环保运行管理制度等。

　　2010年7月3日和7月16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山金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3187.71万元人民币。随后，紫金矿业副总裁因污染事件被刑拘，上杭县长因污染案停职。

同年9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对此环境污染事件开出了最大一笔罚单：对紫金山金铜矿环境违法一案，重罚“紫金矿业”956.313万元人民币，并责令其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

7、北京：凉水河里偷排污居民担忧污染环境

来源：北京日报 2010-12-15

http://www.bj.xinhuanet.com/bjpd_sdzx/2010-12/15/content_21632916.htm

“我在凉水河边散步时，经常会看到里面流淌着一种白色浑浊液体，水面上还飘浮着一些杂物和垃圾，特别是早上排污的情况非常明显。”家住丰台区世华水岸小区的刘先生近日向本报反映，凉水河大红门东桥河段有污水随意排放，不仅污染河水，而且影响了周边环境，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治理。

12月5日，笔者来到大红门东桥凉水河河岸。冬季河水干涸，部分河床裸露在外，可以清楚地看到污染物流动遗留下的白色痕迹；有水的河道里流淌着一些白色的浑浊液体，所到之处长着浓密的绿色水藻，河面上还漂浮着一些生活垃圾。虽然气温很低，但在岸边仍能闻到一股发臭的味道。

大红门东桥下，笔者找到了岸边的一个排水口，看到污水正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水量不大，但很难闻。刘先生说：“这个管道应该是排放雨水的，可是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发现有污水不断排出，夜间排放量更大。特别是在夏天，味道很大，臭气熏得居民不敢到河边散步了。”

2004年10月，本市启动凉水河综合整治工程，大红门河段在2005年6月完成整治。世华水岸小区距离凉水河也就50米远。这里的居民说，2009年大家选择在这里买房就是因为小区濒临凉水河，社区环境优美，风景宜人。但万万没有想到，入住以来，凉水河一直有污水排放的问题。小区楼下一位健身的老人说：“我们不去河边锻炼，看到河水那么浑浊，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究竟是什么单位在私自排放污水？是否会污染环境、影响健康？社区居民希望有关部门查一查、管一管，还河水一片清澈。（通讯员师铨泽）

8、抹香鲸体内发现有毒物致癌物 凸显海洋污染之重

来源：新华网2010年12月1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490368.html

　　新华网12月15日报道一项针对抹香鲸的跟踪研究显示，生活在太平洋多个水域的抹香鲸体内发现有毒物质踪迹，这意味着太平洋或许正面临有毒物质污染威胁。

　　得克萨斯理工大学毒理学家塞莉纳·戈达德—戈丁及其研究团队对生活在太平洋热带和亚热带5个区域内的234头抹香鲸展开跟踪研究。

　　美国“趣味科学”网站13日援引戈达德—戈丁的话报道：“这是第一次利用一种濒危动物作为标记物种，开展整个大洋层级的污染研究。”

　　抹香鲸可至多生存70年，以乌贼、章鱼等为食物，雄性抹香鲸体长可达18米。作为一种大型、长寿命食肉动物，一些污染物可积聚在鲸脂中。

　　戈达德—戈丁说，研究团队的任务是在鲸体内找到一种可分解芳香羟类化合物的酶，而多环芳香羟类化合物可诱发癌症、皮肤病、生育和免疫系统障碍。

　　研究团队可经由研究这种酶的多少判定有毒性污染物含量的高低。研究人员在所有抹香鲸的体内都发现这种酶，其中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抹香鲸体内酶含量最高。

　　不过，这并不代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毒性污染最严重。戈达德—戈丁说：“在我们考虑大洋‘健康’时需要想到的是，污染物会随着大气循环和洋流不断转移。”

　　另外，研究人员尚不能确定抹香鲸体内积累的芳香羟类化合物是否都与人类活动有关，原因是火山爆发、自然林火都有可能释放这类化合物。但按戈达德—戈丁的说法，这项研究成果敲响了警钟。　　(本文来源：新华网)

9、仅存千只!关注世界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普氏原羚

来源：新华网2010年12月1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12/15/c_12881149.htm

资料图片：这是南加救助的小藏原羚。目前全世界仅存千只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原羚（又称中华对角羚）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青海湖畔的世界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它们曾广泛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类活动影响及巨大的环境变化，普氏原羚数量急剧下降。1988年调查显示，世界上仅存300多只普氏原羚。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摄于12月9日）

　　新华网西宁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吴光于）目前全世界仅存千只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普氏原羚（又称中华对角羚）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青海湖畔的世界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

　　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展的一系列保护工作使该物种保持着每年６．７１％的平均增长率，但由于目前青海湖地区牧场围栏、狼害、饮水困难、过度放牧、极端天气等因素依旧存在，普氏原羚的生存状况依然堪忧。

　　人类活动导致濒危物种数量锐减

　　１９世纪末，普氏原羚由俄罗斯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发现并命名。它们曾广泛地分布于内蒙古、宁夏、甘肃和青海等地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草场周围有成群结队的普氏原羚，现在却很难见到了。”居住在青海湖湖东小泊湖湿地的藏族牧民南加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大量猎杀普氏原羚以弥补食物的匮乏，造成其种群数量骤减，甚至在许多地方完全消失。

　　２０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于现代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青海湖地区农业生产的扩张，仅存的普氏原羚栖息地被进一步压缩。农业的大量用水也加剧了草场的干旱和沙漠化程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青海湖地区草场承包到户的政策促使牧民大面积使用围栏。普氏原羚赖以生存的草场再次被人为分割，栖息地进一步破碎化。

　　１９９６年，普氏原羚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列为极度濒危级物种，２００８年被列为濒危级。１９９８年的中国濒危动物兽类红皮书中，把它评定为极危级动物。２０００年，国家林业局将普氏原羚列入了《全国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急需拯救的１５个野生动物之一。

　　“普氏原羚携带了大型优秀哺乳动物在生物进化史上的特殊基因库，如果灭绝，将对地球自然生态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中国科学院动物学所博士生导师蒋志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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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民间环保组织呼吁修正“限塑令”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15 陈媛媛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12/t20101214_690407.html

改变收费性质 调整行动计划

中国环境报记者陈媛媛北京报道 “限塑令”正式实施已经两年半，执行力度出现逐渐减弱的迹象。近日，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环友科学技术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表示，期待我国负责“限塑令”施行的政府部门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政策措施，制定出针对特定时段的限塑行动计划和目标。

　　自2008年6月1日实施“限塑令”以来，规模经营的商品零售部门都按照国家规定对塑料袋进行了收费，消费者也普遍认可并配合这些零售场所的举措。相比“限塑令”施行初期，连锁超市、卖场等大型零售受场所对“限塑令”的遵守度有所下降，集贸市场、商场等场所的遵守度更是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一些消费者也逐渐习惯于塑料袋收费，导致购买量上升，“限塑令”的减塑效果正面临消退的危险。

　　环保NGO认为，政策效果出现一些波动是很正常的，只要紧密跟踪其发展动态，适时调整行动计划，是可以扭转不利局面的。

　　因此，环保NGO建议，政府以规模经营的连锁超市或卖场为重点，不断巩固和强化此类场所的限塑成果，同时加强政策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帮助公众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和环境意识，用辐射效应改善其他场所的限塑状况。

　　而对于外租店铺集中的商场和集贸市场，环保NGO建议，要充分考虑其执行“限塑令”的实际条件，采取更为灵活的措施，特别是一些鼓励性措施，促进民间和零售业者主动寻求强制性规定以外的减塑方法，进而成为下一阶段政策调整的参考依据。

针对收费塑料袋购买量上升的问题，环保NGO建议，有关部门积极考虑改变塑料袋的收费性质，将“有偿使用”变更为向终端消费者征收较高的“环境税”，将所得收入用于我国的环保工作。

11、青藏高原已成为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地区(组图)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2010年12月15日

http://news.sina.com.cn/c/sd/p/2010-12-15/103021645550.shtml

青藏高原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灾区”

土地沙化、湿地减少、积雪消失……青藏高原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灾区”

　　全球正在变暖吗？最近几年的冷冬和频繁发作的极端天气让很多人对此开始产生怀疑。但当看到气象部门对于青藏高原最近几十年温度的梳理，我们不禁感到忧心——不断升高的气温，已经使得那里的冰川面临消亡的危险。

　　我们关注青藏高原，是因为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今天也许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更让人担忧的是，气候谈判依然艰难，坎昆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没有任何要带给世界惊喜的意思。如果温度持续升高，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姜辰蓉发自西宁

　　“过去，这湖边上的山上终年都有积雪，七八月份也不化。放羊时，白的雪映着太阳，耀人的眼睛。现在山顶好久看不到雪了。”青海湖畔，年近花甲的藏族牧民措尼指着周围的山告诉记者。

　　在他“还像羊那么高的时候”，青海湖周边的草原上，大大小小有100多条河流。它们或大或小，有的有名字，有的没名字，但都清澈、欢快地流淌进青海湖。现在，在草原上放牧时，措尼记忆中的许多河流都消失了。“以前放羊，就爱数趟过的河，现在大部分都没了。”说着这些变化时，措尼很感慨。

　　全球气候变暖在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已经并且正在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融化的雪和冻土

　　“进入冬天，还没好好下过雪呢。”在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区，青海省区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小伙扎扎发出了和措尼同样的感慨，“以前这时候早就一件一件裹得很厚了，这两年T恤加夹克就能熬到11月份。下点雪很快也都化了，积不下来。”

　　“我说再这样下去，雪都没有了，牦牛都不用长那么多毛了。”扎扎开玩笑说。

　　青藏高原上，日渐消失的不只青海湖和三江源的雪，号称祁连山脉中最美丽风景的夏日“牛头山积雪”，也已经不见了。

　　青海省气象局的统计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气温以每10年0.35摄氏度的速率上升，远高于全球每百年升温0.74摄氏度的速率。

　　国家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表示，青藏高原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灾区”，太多的“温暖”正成为雪域高原无法承受之重。

　　比积雪消失更为严重的，是雪山的坍塌。2004年，不断爬升的温度导致青藏高原著名的阿尼玛卿雪山轰然崩塌。当地气象部门一直担心，高温会造成阿尼玛卿的再次冰崩，并已多次发布预警。

　　高原的地下也在悄然变化。监测显示，沼泽湿地保护神——多年冻土层正在大面积消亡。专家预测，未来7年，青藏高原厚度小于10米的多年冻土将消失。

　　多年冻土是指在地表下一定深度内，地温持续两年以上处于零摄氏度以下的土层。在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层的存在不仅可以提高地表土层湿度，利于植被、沼泽湿地发育，抑制荒漠化，还是控制区域水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勘察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辛元红担忧，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冻土退化不仅可能使地表植物可利用水分大为减少，导致短根系植物枯死、生物多样性种群变异、植物退化、荒漠化趋势增强等生态环境地质问题，还会引发融冻泥流等地质灾害，威胁青藏铁路、公路以及沿线居民的安全。

　　30年与200年

　　而在青藏高原的腹地，气候变化给环境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发源于格拉丹东大冰峰(海拔6600多米)的河流向东缓缓流淌。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正源沱沱河。放学后，三年级小学生周吉才仁与同学们比赛向河里扔石头，看谁扔得远。“老师讲是山里的冰川化成了这河里的水，然后一直流到大海里。”

　　年幼的周吉才仁并不知道，在过去的30多年中，长江源头地区滋养这条大江的冰川面积整体减少近233平方公里，最近几年间，当地冰川锐减的势头仍在增大。

　　2009年，由青海省水文地质工程勘察院牵头做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结果显示，从1971年到2002年的31年间，长江源区冰川面积减少了约68.13平方公里，而从2002年至2008年短短6年多时间里，长江源区冰川面积又急剧退缩了约164平方公里。

　　辛元红说，到2008年，长江源区冰川总面积已缩减至1051平方公里，冰川年消融量达9.89亿立方米。“如果说前30年的冰川消融退缩速度令人吃惊，那么从2002年到现在，长江源区冰川消融的速度就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糟糕的情况遍及青藏高原。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介绍，研究表明，青藏高原过去30年的冰川退缩幅度相当于过去200年的退缩幅度。

　　洪水伴着干旱

　　温度攀升还使青藏高原的河流出现干涸。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曾经与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合作开展调查。研究人员沿环青海湖分界线进行了入湖河流调查，共调查到大小河流127条，其中有流水的70条，已经干涸的57条。

　　令措尼困惑的是，在许多河流干涸的同时，他家的草场却连续多年遭遇了洪水。措尼的家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年乃亥麻村，这里位于青海湖的一条主要入湖河流——布哈河的下游。

　　措尼家的草场紧邻布哈河边，由于没有河堤的保护，每年七八月时的丰水时节，大面积的草场都要被洪水冲毁。

　　“8月下一场大雨，洪水就冲走了上百亩的草场。我家的羊圈也被冲了，还好房子没事。我现在担心再过两年我家草场就会被冲没了。”措尼无奈地说。

　　站在措尼家的草场上，记者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来用来保护草场的网围栏现在已经处于河道的中央，河水不断冲刷过铁丝网。像措尼一样，居住在入湖河流沿岸的牧民几乎都遭遇过草场被河水吞噬的情况。统计显示，布哈河仅在刚察县境内每年就冲毁草场5000余亩。

　　据刚察县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布哈河两岸分别是海南、海北两个藏族自治州，两岸牧民的草场是以河流为界，由于河流不时改道，为此经常引发草场纠纷，往年河两岸的牧民“为争草场常常互相打架”。

　　洪水还威胁到河流附近的环湖公路的安全。刚察县水务局工作人员冬曲说：“08年我来看，河岸距公路还有5米，09就剩下2米了。今年加固了还好点，但是这样下去这条路底　　位于柴达木盆地南缘的格尔木市，海拔2800米，干旱、少雨、多风，气象记录显示，这里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0毫米至50毫米，蒸发量却达3300毫米，是青海省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不料今年6至7月，格尔木市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山洪暴发、多处引水渠道和引水设施被毁，格尔木河、那陵格勒河等多条河流堤坝出现险情，其中格尔木河上游的雪水河段出现2000年一遇洪峰。“戈壁之城”格尔木当地的1.2万名群众被迫紧急撤离。

　　与频频发生的水灾、洪灾相对应的是，几乎每年的春耕时节，青藏高原的农业区却仍被干旱所困扰。

　　全球变暖样本

　　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于新文表示，由于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环境特征，青藏高原已经成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个地区。

　　早在2007年，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前青海省气象局局长陈晓光就曾表示，青藏高原已成为全球气候变暖的“敏感区”和“启动区”。这意味着，全球变暖将在青藏高原最先、最显著的表现；而青藏高原的变化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预示全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趋势。

　　“不管是雪线上升、冰川退缩，还是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实际上多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表现。而在这一背景下，气象灾害只能是更加频繁，强度更大。”

　　“例如，高温导致短时间内冰雪大量融化，叠加强对流天气，后果就会十分严重。而强对流天气在短短几小时内，又会把几个月甚至半年的降水量一次降下，强降雨过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又干旱少雨。”陈晓光举例说：“这就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两个极端。”

　　同时，由于冰川融化，过去10年，青藏高原大部分湖泊水位上涨。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担忧，冰川迅速消融带来的大量雪水，有可能导致下游一些湖泊溃决，湖泊周围的牧草被淹没。“冰川退缩造成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河流在短期内径流明显增加，但伴随冰川面积大幅度减少后，这些河流将会面临枯竭的危险；而部分以冰川融水补给为主的湖泊短期内水位上涨，和还会破坏当地的生态与环境、严重影响农牧民的生活；引起湿地的恶化。”姚檀栋忧心忡忡。

　　应对之难

　　如何拯救青藏高原上这些消失的冰雪和河流？今年10月1日，青海省开始实施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地方政府法规——《青海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

虽然办法明确了气候变化的责任主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地方政府也期待这部法律能够改变百姓意识，但是在很多气候专家看来，青藏高原的问题绝非一部法规能够解决：气候变化原因复杂、现象纷繁，绝非一时一地就能够见成效。而国际社会在应对问题上仍无法达成一致。因此，应对之路只能说是任重道远。

12、气候危机下的中国牧区困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12-15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8090.html

当前我国草原综合安全形势和任务的严峻性、艰巨性与繁重性世所罕见，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前所未有

那木吉勒策林、策登扎布、呼其图、哈西·扎西多杰、苏优乐……

不用多说，这些人都来自内蒙古、青海和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2010年12月11日，对于这些最基层的牧民来说，这一天是他们一生中最重大的节日。从内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赶来的他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他们热切地期盼着外界对他们的关注，期盼着人们认真倾听他们的诉说。

“来到北京，对国家民委的领导和各部委的领导介绍牧区的真实情况，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61岁的藏族干部、玉树藏族自治州结古镇甘达村牧民叶青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今年78岁的蒙族老人那木吉勒策林对在现场的人说：“我有一肚子话要对大家说。”

这一天，国家民委组织召开了“全国牧区发展研讨会”，到场的包括农业部、住建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部委的官员，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专家学者。

“‘全国牧区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我们亟须听到最基层的声音。”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金星华对牧民们说。

“一堆问题”

研讨会上，来自内蒙古阿拉善盟的那木吉勒策林第一个发言，主办方给他40分钟时间，但他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

“许多人说，这些年草原严重退化是牲畜超载造成的。可依我40多年的经验，草场不是因为牲畜多了吃坏的。”那木吉勒策林说，1958年之前，阿拉善的草场情况非常好，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中最好的草场。当时牧民们采用的是游牧的方式，游牧范围非常大，草场恢复得很快，牲畜的数量也很多。

1958年之后，尽管成立了生产队，但还是能够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游牧，加上轮牧，牧民收入稳定，只要不遇上严重的天灾，牲畜根本不愁没草吃。

但1987年草场承包到户后就出现问题了。一家一户都建起了网围栏，牲畜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网围栏内。“365天，牲畜每天都在一块地方来回践踏，草场迅速退化。”那木吉勒策林对大家说，这就是网围栏造成的“蹄灾”。

而在这一时期，大量开垦农田也是造成草场退化的重要原因。1958年之后，大量内地人到牧区开荒种地。上世纪60年代，牧区流行一句“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在政府的组织下，牧民们也开始垦荒种粮食。

但草原土层薄、水位低、水量少，一口井用不了三四年就干枯了。一块新开垦的土地，种上三五年土壤就没有肥力了，只能撂荒。这些土地也很难再长出草来，迅速沙化。

在草原上开矿也日渐盛行起来。那木吉勒策林说：“50年代开矿的面积只有几千亩，目前的统计数字是80万亩，没有被统计的也有几十万亩。”而开矿占的都是最好的草场。

梭梭林是阿拉善最主要的防止土壤沙化的植物品种，但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公社、部队、学校和企业大面积砍伐梭梭林，用推土机、拖拉机成片成片地砍伐，拉回去烧掉。

“这些年，中央一再强调要提高农牧民收入。但从阿拉善的情况来看，牧民收入提高得很慢，在有些嘎查（蒙语，相当于内地的“村”）牧民的收入是降低的。”那木吉勒策林说，在阿拉善，历史上牧民收入要高于农民收入，但现在反过来了。

他举例说，2008年，当地牧民年收入为3327元，农民年收入为4063元；2009年，牧民年收入为3293元，农民年收入为5019元。不仅牧民收入减少，与农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

近年来，国家一再出台粮食种植的补贴政策，“每亩粮食的各种补贴在160元至200元。但畜牧业的补贴少得可怜。”那木吉勒策林对在场的官员们说，如今，很多牧民们在议论，国家还要不要牧业了？如果要的话，为什么给予不同的待遇？

为了让草场休养生息，前些年政府出台了休牧、禁牧的政策，让牧民把牛羊拉回家圈养。但那木吉勒策林算了一下，圈养后每只羊每天饲料成本是1.5元，“圈养两个月就没利润了。”他认为，圈养不经济，不适合牧区。

那木吉勒策林还向大家反映，内蒙古许多县市的学校都开始合并了，集中到旗盟办学，“每个牧民家庭几乎都有上学的孩子，这样就不得不抽出一个劳动力，到城里租房，照顾孩子。这不仅减少了家庭劳动力，还增加了很大一笔开支。”

在资金的使用上，那木吉勒策林也发现了问题。政府的资金都用在了那些草场破坏严重的地方，而那些把草场管理和保护得很好的牧户却拿不到任何奖励，“对草场实行掠夺式经营，破坏草场的行为应该受到严惩，对那些保护草场的行为应该奖励。”他说。

发展模式应从土壤中长出来

那木吉勒策林反映的草原退化问题在官方和科学层面得到了印证。

据农业部畜牧业司王宗礼研究员介绍，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北方草原开始出现退化，70年代中期退化面积约为15%，90年代中期达到50%，目前已达90%以上。其中严重退化12%，中度退化31%，轻度退化57%。退化草原每年仍以0.5%（200万公顷）的速度递增。由于草原退化，优质牧草减少，草原承载力明显下降。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北方主要草原区的草产量平均下降了17.6%，下降最多的草原区高达40%。

草原退化引起的荒漠化问题、沙尘暴问题也日益严重。

另一个现象是草原牧区人口持续增长，带来了日益沉重的生态压力。据农业部畜牧司的调查，仅内蒙古近半个世纪以来，牧区人口就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6.3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91.5万人，增加了6.3倍。近十年来，虽然人员数量增长变化不大，但人类活动对草原的干扰明显增强。

“在推进小城镇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中肆意占用草原进行城镇建设，大规模在草原上建厂开矿的行为屡屡发生。”王宗礼说。

王宗礼指出，当前我国草原综合安全形势和任务的严峻性、艰巨性与繁重性世所罕见，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变性前所未有，影响草原安全和发展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十分严重。草原生态恶化是多方面、多环节、多变量、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历史恶果。

近20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甚至国际社会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治理恢复退化草场，但现实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效果，草场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

在国际保护生物学2009年北京会议“草原保护：牧区、牧民、牧业的和谐”专题研讨会上，主办方曾对40位国内草原问题专家，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和部分基层畜牧草原管理者进行了调查，请这些人逐条列出目前中国草原面临的主要问题。

问题很清楚：家畜数量的增加包括畜群结构的变化（如家畜饲养的单一化等）和放牧方式的改变（如由游牧变为固定区域放牧）、在草原地区开矿建厂、草原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链简单化（捕食者数量减少）、草原文化衰退、人口特别是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最为集中。

此外，政策制定的不合理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草原包括草原湿地开垦、把农业政策强行一刀切推广到牧区、农业挤占草原造成水资源枯竭等，也是大家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结果表明，在草原地区推行的一些草原保护政策措施，如退牧还草、围封转移、围封禁牧、植树造林、公益林保护、舍饲圈养等其负面影响几乎都大于正面影响。”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生态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于长青说。

“改革开放特别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牧区经济快速发展，生态建设步伐明显加快。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盐渍化）趋势加剧，牧区、牧业、牧民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国家民委督查司调研员胡敬萍对记者说，这不仅需要对牧区的草原功能重新加以定位，更需要决策部门审慎地处理好生态、生产、生活（文化）三方面的内在关系。

我国牧区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12个省区的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0%，大多地处边疆，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胡敬萍说，牧区不仅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更是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

如今的牧民们，正像草原渴望甘露一样，期盼着适合牧区发展实际的创新的制度与政策措施。

对于牧区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海山认为：“在实践的过程中，应当确保牧民的主体地位，让各个地方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模式。政府为其提供补贴、监督、保护和服务。”对此，叶青也表示赞同，“牧区的发展模式应当是从适合生长的土壤中长出来的，而不是用一个模子装出去的。”

对于长期禁牧问题，著名草原问题专家、内蒙古教育学院教授刘书润指出，草原是一个包括人与牲畜在内的有机整体，不能将人、牲畜与草对立。对草场的利用必须要适度，过度利用不行，不利用也不行，两个极端都会导致草场退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面对我国草原的严重退化和沙尘暴频起，一些生态学家提出把北方草原建成生态特区或自然保护区。按照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在其核心区和缓冲区禁止或严格限制人的活动，事实上，大面积禁牧政策和生态移民政策也是这一思路的体现。

草原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生对此表示，大面积禁牧政策和生态移民政策并不可行，因为这一做法不仅涉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削弱对维护边疆稳定的作用，单从生态系统角度考虑就行不通。例如草原上的有蹄类动物对维护草地的平衡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蒙古高原的微生物没有办法去分解牧草中纤维素和木质素，它只有通过五畜（牛、马、骆驼、绵羊、山羊）的利用才能完成生态系统天然中的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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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牧区有可能发生更深刻变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12-15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8102.html

“草原牧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今天，内蒙古等草原的飞速变化以及它受到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 草原牧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今天，内蒙古等草原的飞速变化以及它受到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草原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易生说。

郑易生前不久与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共同完成了《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一书。他们发现，当前草原牧区问题的核心是牧区的发展动力不足。尽管近些年来有关部门做了许多工作来治理退化草原，但是它经常被其他更大力量的影响所淹没。

2007年10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曾跟随郑易生、达林太等专家学者走访了内蒙古多个地区，当时，专家学者们就感到，牧区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不论是政策，还是市场手段等方面，都需要调整。

“草原牧区面临着怎样的前景，看来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郑易生说，当前就很可能处于这个变局的关键时期，也即发展路径的分岔口——“在这里，今天的决策将影响甚至决定草原牧区的未来。”

郑易生、达林太长期关注、研究草原问题。达林太更是直接在内蒙古做研究项目，帮助牧民组建合作社。但作为学者，他们却深感牧区问题研究的复杂性，“研究牧区问题很难将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知识完全分割开来。你不得不设法了解‘行外’的知识，这难免捉襟见肘。”

郑易生说，然而，最大的困难还不是这些，而是一种弱势的思想处境。他们时常感到作为牧区问题研究者的“先天弱势”：关注的问题既是一个变革过程中作为较被动一方的弱者的问题，又是一个学习过程中作为被教导一方的“学生”的问题。

他们发现，牧民的生计能力、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社会与社区的和谐，所有这些问题，其发展态势都是被一个巨大的社会进程影响甚至支配的，这就是市场化进程。

而市场化进程又是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在这一进程中，牧区和牧民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迅速、最深刻的变化。原先一直在渐渐变化的草原牧区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面临的已经是转向市场经济——社会范式的巨变。

“内蒙古草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变化最为活跃的牧区，你可以看到她因在开放和变化中获得新机遇、新价值、新生活而充满对创新和现代的渴望，也可以看到她在同一过程中因遭到的挑战、贬值、边缘化、社区瓦解而充满对未来的焦虑和无奈。”郑易生说。

不仅如此，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先进地区“输入”的，即它是从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农村和城市输入到“落后”的草原牧区的。所以不论是经济规律或理论、政策理念与方法，还是价值观念，来自发达地区的都很自然地处于支配的地位。

而恰恰是在这种思维逻辑下，对于“落后地区问题的研究”在一些学者的心目中退化成“对落后的问题研究”；在管理部门中间，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单一化”偏好，希望设计“理想的政策”——有限时间、效果显著、便于统计、可工程化等，可以比较方便地用数字指标来表达与控制。具有这种倾向的决策者显然不喜欢“复杂性”，不幸的是，草原牧区问题的特殊性恰恰是它的复杂性。

让郑易生们感到苦恼的是，对于某些社会进程，他们不能说“放慢一些”。而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之产生，恰恰是与这些社会进程的“高速度”有关的。

例如，他们发现一些地方的生态移民工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牧民还没有形成自己放牧以外的生计能力，就被移民到了生疏的城市。一些推进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轰轰烈烈，而一些牧民却十分盲目，在迅速的社会变动中处于“被运动”的状态，缺乏讨论、缺乏准备、缺乏选择，甚至缺乏后路。

“这些政策或工程，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给牧民带来的效果也是很难说的。”郑易生说。

郑易生和达林太认为，草原问题的复杂性，首先在于草原牧区是与农耕系统不同的生态社会系统。其次还在于草原从来就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直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改变着自己。而这两者又决定了当今牧区的脆弱性及其面临的深刻危机——如果它不能在市场化大潮中适应挑战保护自己，就会走上衰亡之路。

郑易生认为，作为与草原共生共存的畜牧业，草原畜牧业应当发挥其比较优势，通过创新发展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畜牧经济模式。

而针对当前牧区发展特别是牧民合作社缺乏资金的问题，郑易生建议，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最大效率地使用“涉牧”资金、农口专项资金、农业专项资金，构建为牧区经济服务的金融组织体系，加快牧区信用社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牧户的资金互助组织。

在建立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方面，郑易生认为，要形成“以保护为主，建设为辅”的共识，严格草原不受经济活动破坏的制度政策，严禁在草原进行农业开垦，加强对开发矿产资源的规划管理。

13、碳税有望先面世 环境税出台尚有时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12月15日

http://green.sohu.com/20101215/n278313036.shtml

　　上周，一则关于环境税的消息引发多方关注。据报道，环境税征收方案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三部门通过，已上报至国务院，政策方案最快明年出台。《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得知，该方案确已上报国务院，但是离出台尚有时日。据知情人士透露，碳税方案已上交全国人大，会在环境税之前通过人大批准。

　　环境税锁定二氧化硫、废水

　　环境税并非一个独立税种，它包括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等多个税种。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在接受《中国能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环境税以独立税种形式推出，采用从量计征方式，首先对二氧化硫和废水两个税目进行征收。初始征收的税负和排污费数额相当，纳税主体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就能源行业而言，石油企业、电厂受环境税影响较为严重。

　　据介绍，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脱胎于原来的排污费。马中对本报记者表示：“污染排放量的计算和确认由环保部门负责。具体的税基和税率，以及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配税收收入将由相关部委确定，学者讨论的环境税征收方案里没有涉及。”

　　有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担心，认为环境监测十分重要，直接关系到排污量的确定和征税数额。如果仅仅延用排污费的“平台”，环境税能否如数征收将成为一个未知数。今年5月，新疆一家企业被曝出累计拖欠的排污费达1.35亿。“之前排污费的征收肯定是不足的，监测没有到位。环境税届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这个很难说。”马中对本报记者表示。

　　出于对宏观经济形势和企业负担多种考虑，环境税征收初期税负并不高，之后征收范围如何扩大、税率何时提高、提高多少，马中表示政策尚不明朗。“这要取决于宏观的经济形势，比如通胀率，还有电价问题。”马中说。

　　环境税的消息一经报道，环保股、污水处理企业股票出现较大涨幅，有分析表示环境税出台将利好污水处理龙头和节能环保产业。然而，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市场的反应有时并不能真实反映政策的意义和目的。

　　这位业内人士表示，虽然环境税备受关注，但就目前来看，寄予太多希望是不现实的。目前煤价高企，电企不振，这将直接制约环境税的实施和推行。“出台环境税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但是力度有多大不好说。说明政府对待环境问题更严肃、更认真了。但是应该注意到，能源价格体制问题不解决，环境税就无法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碳税有望首先出台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媒体对环境税有误读。根据《立法法》规定，开征新税和调整旧税必须经过立法程序，经由全国人大批准。“环境税上报国务院，距离人大审核、批准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碳税要走得更快一些，已经上报至全国人大，从这个程序看，碳税肯定会在环境税之前出台。”刘桓表示。

在去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承诺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据介绍，这是碳税出台的重要推手。不少专家表示，碳税一旦出台，众多耗能行业将受到直接影响。“简单说，企业需要排多少就要购买多少碳排放量，这个交易的过程要上缴碳税。当然，国家可能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刘桓表示，“和环境税一样，碳税也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因此何时出台需选择合适时机。”

14、环境责任险推广受困“四不足”

来源：中国化工报 2010-12-15　贺震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0/12/15/156822.shtml

　　中化新网讯　　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工业企业污染事故频发，不仅严重污染环境，而且危害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在严峻的环境形势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理应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这对企业、对社会、对地方政府是一件多赢的好事。然而事实上，目前环境污染责任险的推广在我国依然进展缓慢。

笔者认为，造成污染责任险推广缓慢的原因主要是“四个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大多数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险的积极性不高；技术支撑力量不足，目前保险公司在对企业风险评估等专业环节还感到很吃力；法规制度支撑不足，目前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都没有出台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规及配套政策；推进力度不足，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意义认识存在误区，而地区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组织领导也不力。

破解“四个不足”需要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规体系。在环境保护法及其他相关法规中明确企业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要求，实行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实施细则，明确环境污染损害的赔偿原则、主体、范围、标准、举证责任、请求权时效等，为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政策体系。有关部门应出台政策，允许排污费充抵部分保费、对企业给予直接保费补贴和保费税前列支，对保险公司业务给予营业税优惠。将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管理手段、环境法制手段有机结合，把企业是否投保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验收、排污许可、信息公开、绿色信贷等结合起来。同时，建立国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超限额基金，用以支付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超赔部分，以及垫付应急处理费用。

再次，建立健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技术支撑体系。从国家或省的层面制定相关技术政策、标准，健全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技术政策、标准体系，规范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健康发展。建立环境风险评估、环境风险管理、环境污染事故损害鉴定与损失评估专门机构，并授予相应资质，对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高环境风险防范与环境污染损害评估鉴定能力。

15、蓝藻后无锡拟走向太湖时代 湖湾城市路在何方

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12月15日　郑金武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215/000900.htm

[导读]走向太湖时代，眼前浮现的不是湖湾城市的风光旖旎，却是07年太湖蓝藻暴发时，沿岸居民抢购饮用水的恐慌情景

近日，无锡市规划局副局长任颐在“创新无锡幸福无锡”网络媒体采访活动中介绍说，“十二五”无锡发展将延续“十一五”期间“五中心、五名城”定位，构建独具竞争力的国际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生态型湖湾城市。无锡的发展经运河时代、蠡湖时代，正在走向太湖时代。

“走向太湖时代”——这样一个灼目的词句进入脑海时，笔者眼前浮现的不是湖湾城市的风光旖旎、美景如画，却是2007年太湖蓝藻暴发时，环湖沿岸无锡、宜兴、苏州、湖州等城市居民抢购饮用水的恐慌情景。

坐落于太湖北岸的无锡市，近年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借力长三角经济圈崛起，无锡市的纺织、化工、制造、旅游等产业逐步兴起，支撑起无锡成为全国经济强市。2009年，无锡市人均GDP已经实现1.2万美元。

但无锡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人口素质的约束。早在2006年，无锡人均GDP突破了7000美元。当时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里，无锡平均每年大约要用8万亩土地换取15%的GDP增长和20%的工业增长，而生态功能水平只相当于全省的65%，生态需求却高出40%。

历史上，无锡及以西太湖西北岸的常州市，都是中国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篮。纺织、化工、钢铁、机械制造是这些城市的传统强势产业门类。位于太湖西岸的宜兴市，是无锡下辖县级市，也是全国知名的化工城市之一。这些产业门类的发展，水资源是必需的要素。因此，无锡、宜兴、常州等地的产业大多临湖、沿河而设，也就不难理解。

2007年太湖暴发蓝藻。事后，太湖流域管理局在调查分析后指出，1998年以来，无锡和常州地区的污染物主要通过宜溧河、殷村港、漕桥河、大运河等进入太湖，通过上述河流进入太湖的各污染负荷量均超过上游地区入湖总量的50％。

太湖蓝藻事件后，虽然沿湖各省市对太湖周边的化工等企业进行了关停，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产业发展是必须的，而且产业也是一个工业化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因此临湖、沿河的企业根本无法完全杜绝，污染也依然存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太湖依然暴发蓝藻事件，只是规模较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太湖生态环境不能不存隐忧。

而今，无锡为保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解决人口迅速增加问题，导致了其对土地容量的极度渴求，从而城市空间不得不实现扩张，直至太湖湖湾。时至今日，无锡市已启动滨湖区建设，一如众多城市的扩张模式，房地产依然是滨湖区发展的急先锋。其次，滨湖区也成为无锡市的经济开发区。

根据11月份公布的无锡市“十二五”规划建议，无锡城市化将在“十二五”期间，在城乡规划全覆盖的基础上，加快城市南扩的步伐，市中心由目前的单核扩展为双核，全面建设180平方公里的太湖（蠡湖）新城。

当滨湖区成为无锡市的重要区域板块时，可以想象的是人口、产业向此区域的快速集中。由此，人口、产业迅速增加导致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的大量产出，并将进一步考验滨湖区的环境承载容量。

当然，在无锡市“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业已提出将着力加强污染综合治理，以水、大气环境治理为重点，坚持从源头上节能减排，并采取总量控制倒逼机制，以控制污染。

环保名义下的隐忧，是无锡市“走向太湖时代”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无锡市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各市县前列，目前正在走向工业化转型阶段。尤其可贵的，无锡市在经济发展中，科技的贡献率正不断提升，我们也冀望在内涵型发展中，无锡市能实现生态城市建设。如果说，环境代价是无锡市发展必然经历的转型阵痛，我们希望这样的阵痛能引起其他城市的借鉴，并希望能够避免。套用一句老话，当下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后代的环境资源为代价。

反思无锡市“走向太湖时代”的发展规划，以及观察国内众多城市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城市的土地容量难以继续承载经济发展的增长时，城市空间扩张似乎就成了城市发展的必然之路。

尤其是近年来，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号召下，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最直接的结果似乎都是中心城区空间范围不断扩张，直至将城郊乡镇直接纳入中心城区版图。这一建设的结果，是许多地方的河塘湖水山丘，全被统筹进中心城区，而这些环境要素却因“进城”而失了原生态。

在未来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将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是对现有的地方执政理念的巨大创新。众多如无锡一样“走向太湖时代”的城市，应该大力推行这一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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