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七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去年１１月，６家环境ＮＧＯ联名致信环保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申请旁听２００９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会议。该司在其后给自然之友的口头回复中称，该会议不会出现和小南海水电站有关的议程。去年１１月３０日，生态司在给６家环保组织的复函中也表示，任何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整申请如果通过了评审委员会的审查，环保部都会予以公示，环保组织如有不同意见，届时可以“充分发表”。

但是时隔不过一年，环境ＮＧＯ最为担心的事情成为现实：该保护区调整已经通过。

令人担心的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旦调整，除了小南海，朱杨溪、石硼等水电项目也将提上议事日程，葛洲坝、三峡、小南海、朱杨溪、石硼五座大坝将连成一体，直抵目前正在建设的向家坝、溪洛渡两座巨坝。“长江上游特有鱼类将丧失最后一片生存空间”，申请函签字机构之一——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孙姗说。

水电项目与保护区的博弈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在长江上游建立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最初的目的是减轻三峡工程建设对鱼类资源带来的不利影响。

资料显示，三峡工程使约４０种鱼类受到不利影响，约占上游特有种数４０％。１９９６年，“长江泸州段泸州市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和“长江宜宾段宜宾地区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建立，１９９７年两个保护区合并建立了“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省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０年４月，国务院批准将该保护区升格为“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其后，为了解决水电站和自然保护区的矛盾，这个新晋升的国家级保护区被“掐头”：２００５年４月，国务院正式批准通过该保护区的调整规划，并更名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仅在上次调整５年之后，这个保护区又面临被“去尾”的命运。“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多位环保人士表示。

2、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坎昆会议

来源：新浪环保　2010－12－07

http://news.sina.com.cn/z/cancun2010/index.shtml

坎昆气候大会第一阶段的各方代表磋商5日全部结束，盘点进程过半的本次大会不难发现，与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唇枪舌剑相比，本次大会火药味明显变淡。除了日本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遭到多国代表痛斥外，整个大会在平静而有序的环境中进行。原因很简单，各方都降低了对大会的预期，并且明白，争吵无益于分歧的解决。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sina.com.cn/z/cancun2010/index.shtml

链接：

绿镜――难以忽视的真相：沙漠化日益加剧

http://slide.news.sina.com.cn/c/slide_1_729_14219.html#p=1

3、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寄望坎昆

来源：搜狐绿色　2010－12－07

http://green.sohu.com/cop16/

今天的会议，可能是有两多，一是国与国还有国与集团之间的闭门会议非常多，从早上8点到晚上的8点，最多一个小时当中同时会进行3到4场的会谈，而中国代表团是分别是在这里的时间大概早上9点和下午2点和77国集团有一些闭门的会谈。

解振华说，我们希望各国的部长和代表团在接下来的谈判里不要说“NO”，而是要大家商量如何解决问题，这样的会议才能取得一些进展。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green.sohu.com/cop16/

4、联合国坎昆气候谈判大会特别专题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2－07

http://news.qq.com/zt2010/hitcancun/index.htm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将于7日前往墨西哥坎昆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大会从6日起进入部长级磋商阶段，也是决定坎昆会议结局的最关键阶段…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qq.com/zt2010/hitcancun/index.htm

相关内容：《视界》坎昆会议特刊 “走近2012” 系列：

No.9 中国！中国！：垃圾托起城市：http://news.qq.com/photon/tpyk/laji.htm

5、江河十年行2010之九――金沙江和雅砻江汇合在攀枝花

汪永晨文图

2010年12月2日，我们到攀枝花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这一天真长。在萧亮中家，我们感受着江边人与自然的和谐，吃着亮中妈妈做的那么好吃的金沙江边的饭。两位长江第一湾的农民向我们说着，你们城里人是以货币购买生活，而我们山里人是与大自然共存。两位农民的话，不能不让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当今社会没有货币能生活吗？金沙江边农民的生活和我们的生活区别在哪儿？这样的讨论，这样的思考，加上金沙江边空气里散发着的大自然的气息，让我们本应该在出发的时候推迟了行程。

再看一眼金沙江

过江

和大江在一起

江河十年行这几年到攀枝花来，大家共同的感觉就是这里空气与水的污染太严重了。虽然一年比一年的环保措施在加大，标语在增多，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出来的，可空气中弥漫着的不管是烟尘还是味道，依然让人难以接受。

牌子上写着：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

攀枝花的上空

攀枝花即木棉花。木棉花是我国广东省广州市、台湾省高雄市、四川省攀枝花市的市花。攀枝花市是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

木棉树主干通直挺拔，枝条平展，树冠伞形，自然树形优美，春天先花后叶、花大、瓣红蕊黄，极美丽，每朵花就象一团烧得正旺的火，远远望去整个树冠就象用红花铺成，极为壮观。花后长出翠绿的掌状复叶也很美观。可观花,观枝、观干及绿叶，是一种造形特殊的园景树，适合公园、庭院、及行道树种植，也可嫁接矮化作盆栽。

攀枝花是四川攀西地区最大的城市（地级市），也是四川南部地区最富裕的城市，还是四川省重点打造的四座大城市之一。攀枝花市是典型的资源开发型城市、工业城市、移民城市、山地城市。2005年荣获“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2008年荣获“国家卫生城市”、“中国钒钛之都”称号。

创建全省一流园区

大山边有了它们

前两年江河十年行走到这时，写了这里黄磷厂的火苗。

2006年的黄磷厂

2007因泄漏停工的黄磷厂，山坡上的那片白色的黄磷厂的废料下雨后将流入大江，流入土壤。这个黄磷关门三年了，但那堆“白”却依然在哪儿白着。

2008新建了黄磷厂

2009年的的黄磷厂

2007年跟踪了这里的一个排污口

2008年正在进行全国卫生评比大检查时

2009年夜里，当地群众说这里夜里的水声和味道都和白天不一样

2009年，水还是清了一些

2009年污水旁的金沙江

攀枝花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具有资源开发型城市、工业城市、移民城市、山地城市的典型特征。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攀枝花已发展成为中国西部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和新兴工业城市。攀枝花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地市”、“中国钒钛之都”、“中国块菌之乡”、“中国苴却砚之乡”等称号；被评为2008中国地级以上城市10大活力城市，跻身2008年中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20强，进入中国城市信息化50强之列。世界自然基金会选定中国5个城市探索低碳发展示范项目，攀枝花被列为生物柴油发展之城。是继成、德、绵之后四川第四个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交通部将攀枝花列为196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市之一，四川省将攀枝花列为12个区域性次级枢纽之一、8个次区域物流中心之一。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0》，攀枝花城市综合竞争力居四川第三，仅次于成都、绵阳，已连续5年居全省第三位。

在短短的40年里能有这样的发展是令人赞扬的。可是，它的另一些称号，却和我们每次去，闻着的呛，看着的眼睛流泪并不一定全都符合。写在这里，是希望这座年轻的城市也能证实来往于此的人的感觉与感受。

化工集团

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线做直播节目

世界卫生组织将长春、成都、攀枝花3个城市列为中国第二批健康城市试点项目――“国家卫生城市”。

江里黄色的石头，空中灰蒙蒙的天

第一次到攀枝花来的江河十年行的记者和专家们呼吸着攀枝花的空气，看着金沙江和雅砻江汇合处江边的石头颜色，也在回忆着攀枝花的历史沿革。这样一座新兴的城市，关注它的今天，其实也更应该了解它的过去。

从云南一直跟着我们的大巴车，因为嫌我们太辛苦了，今天不愿和我们继续前行了，我们要在攀枝花重新找车。趁这个机会，我们倒能更多地了解一下攀枝花的发展历程。

走在江边的沙滩上

水边的垂钓

攀枝花的绿色

考古发现证明，攀枝花是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除邻近地区已发现的“元谋人”、“蝴蝶人”遗迹外，近年来，在攀枝花市内发现了距今约1.8万年—1.2万年前的回龙洞寺古人类遗址。

攀西裂谷一带地方是人类最早活动的一个区域，也是原始人群南北迁徙、东西交往的走廊。这里的人类活动，最早见于文字的有：《山海经•海内经》关于黄帝长子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江下游及其与金沙江汇合后的一段河道）)，并生帝颛顼的神话；《尚书•周书•牧誓》关于居住在这一带地方的髳、微、濮人参加武王伐纣的传说。

当今世界上的城市，成千上万，但人们已很难说清它们的起源了，因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远古时代第一次播下种子时所形成的村落演变而来的。而在千年的“不毛之地”上新建的钢城渡口市（现攀枝花市），由于奠基于当代地质科学者们的大量辛勤劳动，就使我们有幸能探究它的起因，说出它的来龙去脉，这是渡口（攀枝花）有别于其它城市的一个特点。

谈到攀枝花市的起因，就不能不谈到攀枝花的发现人。有一种说法，称攀枝花是法国人李克列（M.A.Legelete）于一八九九年发现的。现地质科学院名誉院长黄汲清教授曾托人查阅了国内现存的外文资料，结果是毫无根据。现在地质界公认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教授发现的；但发现的年代，诸说不一，初计有五：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零年。

看看这样一个新兴城市的发现，虽然不在我们江河十年行最初的采访与记录之列。但是如今这座城市无论从发展模式与结构上，还是从环境保护上，更多的了解过去是为了未来的发展。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常隆庆教授一九三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接着在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了两年整。一九三二年九月由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推荐，受四川大实业家卢作孚的邀请来到重庆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任地质研究所主任。根据常先生的自传，当年冬天仅到川西地区作过地质调查，而没有涉足川南，故一九三二年发现之说难以成立。

二、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零年，常先生曾六度出入攀西地区。根据他生前绘制的路线图和著作《四川省雷马峨屏调查记》，证明一九三四年他最远也只到了凉山州的雷波，还没有到过西昌，故没来攀枝花。

三、一九三五年春，常先生到万县、绥定一带调查石油。夏季到南京、苏州，秋季同李贤诚到綦江测绘铁矿地质图，为开办重庆钢铁厂做准备工作。直到年底，他才启程来四川西南一带。

四、一九三六年是常先生涉足整个攀西地区作出重大发现的一年，也是“发现攀枝花”存在争执的一年，据常先生的遗墨：“（一九三五年）我在綦江铁矿大约才一个月上下，院中因四川西南会理一带发生地震，金沙江断流，又通知我前往调查。我将綦江全部工作交李贤诚负责，同离开綦江，同助理员殷学忠向西昌进发，当时已接近一九三五年底……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须完全步行，途中又要画线路图，并采集标本，所以行程很慢，到西昌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了。我们的路线是先到会理去看所谓金沙江因地震而断流之地。也只有山痕迹，别无所见。但到会理之后，看见当地地质情况很合乎金属生成，我们就在会理把重心放在找矿上面。当地许多矿是早已发现了的，并且曾经开采过；一些矿是以前没有人知道的，都未经过地质学家作过储量计算或研究，我们就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这次我们在西昌地区走了七县，大小矿区看了不少。我认为这是四川矿产很丰富的地区，在写报告时，除了说一般的地质情形外，并把成矿原理也讲了一些，因此就写了好几万字，编成一本《宁属七县地质矿产》。在这本报告中，除了攀枝花铁矿外，其它较大的矿产大部分都有记载。”

一九三九年四月有一个《中国西部科学院工作概况》的腊纸刻写油印本，其中介绍地质研究所工作时，提到了常先生进行的十三项野外调查，第七项中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西部科学院受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之托，调查西昌、越隽、冕宁、盐源、盐边、会理、宁南七县地质矿产，费时半载，周历七县，实勘矿区五十余处……”

据此，常先生“认为安宁河流域，矿产之丰，为西南诸省之完冠，而地处川、滇、康三省之交，有绾西南之势。诚能将由成都经西昌至昆明铁路筑成，则安宁河流域，当为国内极佳之工业区。”

矗立在攀枝花密地大桥的常隆庆塑像

为了纪念常隆庆，攀枝花市政府在密地大桥旁修建了常隆庆塑像，并将密地大桥至小攀枝花（兰尖铁矿所在地）的一段道路命名为“隆庆路”。

建市纪念日

1964年11月1日，李富春、薄一波副总理视察攀枝花。视察期间召开了“现场办公会”，解决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体制、计划单列、设计下放审批、生活物资供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随同来攀的有中央各部委和川、滇两省的负责人，共计20余人。5日，李、薄两位副总理给党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进一步认定弄弄坪地区确实是一个建设后方战略基地的理想场所。

1965年1月18日，周恩来批示：“攀枝花成立特区政府，仿大庆例，政企合一。成立党委，由冶金部党委为主，四川省为辅，实行双重领导。”

1965年2月23日，冶金部吕东部长、徐驰副部长向薄一波副总理写报告，汇报攀枝花建设进展情况，提出“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的建设进度，可以提前一到两年时间”的设想。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上批：送主席、总理、邓、彭阅。3月4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

攀枝花的污染一直是江河十年行这几年深切关注的。今年因为我们的采访受到了一些限制，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做直播节目时，我在网上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相关报道。但是输入攀枝花污染，一个词条也没有；点攀枝花高耗能开发区污染也是空的。

这些年，有关攀枝花污染的报道是很多的，但是在网上我没有找到。不过，对于高耗能企业的介绍在网上还是有的。就贴在这吧。

2007-2010入园项目

二滩水电站修建后充足的电量供应和优惠的电价政策，引来了大批客商入园建设高耗能项目。现已入园和经洽谈拟定入园的主要项目有：

多元铁合金项目：该项目由河南淅川冶金材料厂投资建设，年产多元铁合金3.3万吨，投资0.26亿元，年销售收入3.3亿元，年耗电量4亿度，2001年6月18日已正式出铁，这是园区第一个建成投产项目。

电解铝项目：该项目由广东明珠国际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0万吨，投资10.4亿元，年销售收入15.6亿元，年耗电量15.3亿度，这是目前四川省有色金属行业外省投资最大项目。

离子膜烧碱项目和聚氯乙烯项目：这两个项目由四川川投电冶公司投资建设，年产4万吨离子膜烧碱和4万吨聚氯乙烯，两个项目投资6.6亿元，年销售收入6.6亿元，年耗电量1.5亿度。目前已完成了可研，进入立项和设计阶段。

高钛渣项目和低碳铬铁项目：这两个项目分别由攀钢（集团）公司和攀煤（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年产18万吨和1万吨低碳铬铁。这两个项目投资5.3亿元，年销售收入6.2亿元,年耗电量5.4亿度。高钛渣项目已进入立项阶段,

低碳铬铁项目已于2001年9月初开始建厂。以上项目，总投资 24亿元，销售收入32亿元，年耗电量28亿度。

攀枝花高耗能开发区

有了这些企业后的攀枝花

跟踪了三年的排污口

在我们每年都要去的攀枝花那个排污口处，我问了旁边一个老大爷，这里的水看着比以前好些了，是不是？老人说，是。以前走到跟前都呛人，现在偶尔还会有黄水流出来，大多数时候水是清的了。

江河十年行在发现问题的同时，确实也看到了环境保护在艰难地进行着。攀枝花人获得的这些荣誉，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当然还存在有问题，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并希望通过我们的关注引起更多的人的关注，特别是决策者。

每年我们去攀枝花都要找的罗兴全老人，今年没能见到。不过后来我们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刚刚从成都回来，他还在为那个已经废弃的黄磷厂的废料，因堆在江边会污染水和土壤而四处呼吁，希望有关部门能尽早解决。

罗兴全是一位退休的老人，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周边朋友们的努力，为攀枝花的环境能有所改善而四处奔走呼号。这是什么，是希望。我们的行走只是信息传递与记录，最多也就是影响，而当地老百姓对环境质量，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才是一个城市的希望。

站在高处看大江

明天我们要去汉源，这座曾被称为花椒之乡的县城，已经因为大坝的修建沉入江底了，去年我们去的时候，新县城还在修建中。今年呢，很惦念我们江河十年行跟踪访问的那户人家。去年他家的老房子拆了，新房子还没有建好，今年呢，他是不是已经住进了新房，

6、部委：三峡资源开发性污染威胁饮水安全

来源：一财网2010-12-07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0538.html

环保部近日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编制了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黄河中上游、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巢湖和滇池等8 个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大纲。

国家环保部等六部委7日发布的消息称，目前三峡沿江重污染行业水环境风险防范问题突出，资源开发性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饮用水安全。

为指导《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环保部近日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和农业部联合编制了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黄河中上游、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巢湖和滇池等8个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大纲。

记者注意到，《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大纲》明确指出，三峡沿江重污染行业的水环境风险防范问题仍然突出，由于区域型资源开发类产业的发展，流域内局部地区存在特征型污染的问题，包括磷矿开发及磷污染问题、煤矿开发及重金属污染问题、局部地区砷污染等问题，部分特征性污染已经直接威胁到饮用水安全。

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饮用水源地、珍稀鱼类洄游通道等敏感水域水质保障问题突出。区内水系发达，集中式和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沿江沿河广泛分布，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亦位于规划区，涉及四川、云南、贵州、重庆1162公里江段。上述敏感水域生态服务功能关键、水质保障需求突出。

但该编制大纲介绍，目前各地饮用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尚不完善，周边水污染防治、水源涵养、风险源防范措施薄弱。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鱼类产卵场和洄游通道、国家级旅游区等敏感水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缺乏。支流水质相对较差，库区部分支流水华频发，威胁饮水安全。

“污染支流成为影响流域水环境安全的重要因素，重庆市、四川省等地尤为明显。”编制大纲称，2010年库区56条次级河流超Ⅲ类水体断面比例达28.8%，且成库后库区支流回水区中段高锰酸盐指数浓度显著上升，有机污染加重。支流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63.3%库区支流呈富营养状态。支流回水区水华频发且日趋严重，影响库区集镇人口饮水安全。

环保部门的统计显示，2004年至2009年，三峡库区发生“水华”84次，覆盖库区21条一级支流。局地特征性污染问题突出，成为水质保障的重要风险。

上述编制大纲特别指出，流域境内工业企业沿江分布，企业超排偷排问题时有发生。工业园区发展迅速，但规模偏小且位置分散，工业生态链建设滞后，企业集中加工型园区普遍存在，污染控制水平低。

“十二五”期间，随着国家、区域相关重大发展战略（成渝经济区、城乡统筹实验区、两江新区）的实施，三峡地区各省（市）发展的切实需求（重庆一圈两翼、湖北长江经济带、四川“7+3”规划、云南滇中城市群和西部桥头堡发展战略），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内经济发展压力显著。

与此同时，环境风险也将加剧。分析表明，“十二五”期间，三峡及上游流域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垃圾填埋场等重污染场地等历史遗留水污染隐患依然存在，化工产业、矿山开采业等水污染高风险行业布局仍在调整，潜在的新污染不断出现，环境风险防范的压力增大。风险来源主要包括产能落后及高耗重污染企业；对流域环境与生态具有影响的特征污染源；水源地和珍稀生物栖息地等敏感水域内的风险源。

而针对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珍稀鱼类洄游通道受影响的问题，本月初，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8家民间环保组织已上书国家环保部，要求就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召开听证会，加强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

长江是中国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而长江流域特有鱼类最为丰富的区域就在其上游。上世纪开工建设的葛洲坝和三峡水库，截断了多种鱼类的洄游通道，淹没了大量的产卵场。环保组织担心，上述保护区的调整会对珍稀特有鱼类繁殖带来灭顶之灾。

中科院等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在长江上游干支流水电大开发的背景下，这个保护区极有可能成为长江多种珍稀鱼类最后的庇护所，对长江鱼类物种资源和渔业资源保护具有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6日，大自然保护协会项目官员吕彤向记者透露，有关方面对环保组织的答复是，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是“贯彻中央对重庆战略部署的需要”，因为原规划“与重庆整体城市规划相矛盾”，“在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之后，小南海水电站的修建不会对保护区产生影响”。

据环保部透露，2011年4至5月，将完成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流域“十二五”水污染防治规划（征求意见稿），8至9月完成报批稿的提交。

7、财政部等三部门通过环境税征收方案

来源：一财网2010-12-07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0249.html

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将首先对二氧化硫和废水两个税目进行征收，税负水平与排污费相当。

《经济参考报》12日7日引述权威人士消息，环境税征收方案已获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三部门的一致通过，目前已上报至国务院。接近部委的有关专家认为，相关政策方案最快明年出台。

报道称，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将首先对二氧化硫和废水两个税目进行征收，采取对污染物从量计征的办法，税负水平与当前的排污费相当。

报道援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环境资源税收体系研究”的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此次环境税将以独立税种的形式推出，征收方案可能遵循分步“费改税”的路径，即由我国现有的排污费“改进”而来，也就是初期先对排放量大且相对稳定、征收也比较容易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废水污染物等实行“费改税”，其他污染物排放仍按原规定征收排污费。

纳税主体主要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从量计征方式。以废水为例，此次方案可能主要针对工业企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征收。

报道称，马中表示，环境税开征初期，税率设计可能比较低，测算下来，相关税负水平基本与目前的排污费相当。

此外，报道援引多位专家称，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并未涉及碳税，认为单就环境监测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来说，开征碳税就远非易事。

8、浙江环保联合执法破解跨界污染

来源：中国化工报2010-12-07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0/12/07/155576.shtml

　　中化新网讯　　日前从杭州都市经济圈第四次市长联席会议上传出消息，杭州、湖州、嘉兴、绍兴4市将加大力度开展环保联合执法行动，今后凡是在4市边界建设污染项目，都要征询相邻城市环保部门的意见。

据杭州市环境保护局局长朱党其介绍，过去4市在边界、交界地域，特别是河流上下游地域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因为是单兵作战，没有形成共识、达成一致，给执法带来了很大难度，很容易产生“你管我管最后大家都不管”的现象。

针对此类问题，杭州都市经济圈成立合作发展协调会环保专业委员会，并出台《杭州都市经济圈环境共保规划》，以规范和监督4市边界新建项目环境管理，促进跨区域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实现4市环境共保、污染共治。

“我们统一执法标准，重点解决一些老百姓最关注的民生问题。目前联合执法已成为一种常态。”朱党其说。

据悉，萧山和绍兴边界有大量印染、染化、化工企业，跨越两地的萧绍运河和浦阳江流域环境污染非常严重。通过联合执法，采取建设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的收集支管网系统等措施，目前河水已经重现清澈。

9、三江源生物环境十分脆弱 应注重草原保护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0年12月07日冯永锋

http://env.people.com.cn/GB/13417811.html

　　■开发很容易，就像冰川融化很容易，但想让化掉的凝结，流走的返回，逝去的新生，估计再也不可能

　　2010年10月28日，从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传来悲伤的消息，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于这一天下午4时在北京世纪坛医院告别人世，享年78岁。

　　11月1日，扎西多杰赶到了北京，准备参加第二天举行的告别式。11月1日晚，他写了一篇不长的悼文《致梁从诫老师》。11月2日早上，一千多人自发到世纪坛医院，为梁先生送行。扎多按照藏族人的方式，在梁先生灵前点燃了酥油灯，献上了一杯清水以及哈达。

　　11月9日，扎多在中科院动物所参加了“可可西里申请世界自然遗产路径探讨”座谈会。会上，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旦周讲述了藏羚羊目前的保护状态，陈述了可可西里现在面临的淘金、盗猎、开矿、旅游、道路修建的新型危机。他表示，为了加强保护，可可西里正酝酿申请世界自然遗产，估计这个项目会在2011年年初正式启动。

　　在接下来展开的讨论中，扎多说，一方面可可西里面临的开发危机很多，另一方面，可可西里真正可以开发的“矿产”又往往被人忽视，比如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现在很多人会到那里停留、休憩，如果把这个站的环境教育功能强化一下，把可可西里的保护故事更多地“装修”进去，那么对来往的人一定会产生心灵的震撼。比如昆仑山口的索南达杰纪念碑，由于受冻土地带的影响，已经开裂，濒临倒塌，环保志愿者们讨论重修纪念碑已经好多年了，可迟迟没有动工。假如按藏族人的方式，不修碑，而修座小庙，庙前垒个玛尼堆，那么，任何有信仰的人，都会到庙里去点一盏灯，在玛尼堆上垒一块石。

　　他又说，这几年气候变化是热点，大家都在谈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可是我们同样要反过来想一想，世界对青藏高原的影响。现在全球进入一个大资本、大市场、大流通的时代，青藏高原的矿产资源，肯定会被很多人看在眼里，想在心头。别说很多不是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就是可可西里这样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同样会被很多搞开发的人惦记。在这个时候，如何加强青藏高原的环境保护，需要每一个人去认真面对。开发很容易，就像冰川融化很容易，但想让化掉的凝结，流走的返回，逝去的重新生长，估计再也不可能。

　　■在可可西里的伤痛之后，他创立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挖掘民间环保力量

　　扎多的老家，是曲麻莱县的措池村，它在长江上游通天河边，冬天渡过河，就是治多县的索加乡。曲麻莱县，被称为黄河第一县；而治多县，被称为长江第一县。由于父母过世早，扎多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住在措池村对岸的舅舅背过了河，到了索加乡，并在那里接受教育。

　　1992年，扎多成了治多县西部工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的“助理”。1994年1月8日，索南达杰、扎多、靳炎祖、韩伟林四人，开着一辆老旧的吉普车，去可可西里巡山。他们与采金兼盗猎者相遇，短暂的短兵相接后，将近20人被他们抓获，其中有一个受了重伤。索南达杰让他的“秘书”扎多送伤员去医院。他和靳炎祖、韩伟林，看管着18个人，慢慢地往回走。

　　18日下午，一辆卡车爆胎，索南达杰留下来修车，让其他人先到有淡水的地方生火休息。被抓获者人多势众，找到机会将靳炎祖和韩伟林制服，绑在吉普车中。然后他们把四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并排在一起，像突袭藏羚羊那样，迎面对准缓慢开近的索南达杰，等他走近，突然一齐打开大灯。双方交火，索南达杰寡不敌众，腹部和大腿中弹，流血过多而牺牲。

　　索南达杰遇害后，扎多过了伤心欲绝又惊魂未定的一年。他被严格审查了好几个月。公安部直接过问这个案件，很快，盗猎分子中的8个人被陆续抓获。他们供出了详情，才让一起巡山的扎多、靳炎祖和韩伟林洗脱了嫌疑。

　　一年后，奇卡·扎巴多杰继任西部工委书记，创立林业派出所，并取了“西部野牦牛队”的形象称号，但扎多没有参加，而是当了“逃兵”。后来，他当过索加乡党委书记，又当过治多县委宣传部长。最后，他与西藏昌都著名“天珠”商人如凯·嘎玛桑珠、青海玉树州藏医学校校长尼玛仁增等人一起，创立了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在青藏高原地区，挖掘民间环保力量。

　　2008年之前，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主要面向青海的玉树州。2008年7月底，一场大雨降落在玉树，引发了多年未遇的草原洪水，冲垮了许多道路和桥梁的涵洞；而洪水过后，许多草原因为缺水又面临干旱，河道濒临枯竭。有人以为，这是气候紊乱在三江源区的征兆。

　　扎多很茫然。全中国都在谈气候变化、三江源保护、草原退化、过度放牧、生态移民……可是，有几个在谈草原保护？

　　“水有什么嘛！水是草生出来的，我们从小在草原上放牧，哪里都是水，走上不远就会遇上一条河，小的汇成大的，大的汇成更大的，然后慢慢流出我们的视野。而这些水，主要都是草造出来的。青海的高原上就只有两种东西，草与水。有草才有水。三江源要保护，应该谈的是草原保护，谈如何保护草，而不是水源保护项目。有了水，草能长得更好，可有了草，水才可能形成、收集、储存、汇流，最后成为大河的生命之源。”

　　在青藏高原上，土壤、草原、水，互为因果，相依为命，任何一方的紊乱，都会造成另外两方的失衡。

　　扎多担心的，似乎不是“全球气候变暖”让冰川融化，导致草原干旱、河源干涸，而是当地的草原，正在各种“人类应力”的冲击下，越来越破碎，丧失了对土壤和水分的保持能力。“草原坏了，一切就全都坏了。而如果人坏了，草原变坏也就是几天内的事情。”

　　■扎多总是说，措池村的协议保护不是他做的，而是村民自愿自发的。这个小村落在中国环保界大名鼎鼎

　　2003年，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在保护区的核心区里有个村子，名叫措池，也就是扎多的出生地。这个不到二百户的“村”，正在给出他们保护草原的独特答案——“协议保护”。

　　很多人认为协议保护是扎多的发明。然而，2010年3月，扎多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其实这是措池村人自己的发明，“我最多是从外面催化了一下而已。而且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外部干预可能是错的，越自发的东西，生长得越好，就像天然的钻石，一定好过人造宝石一样。”他这样对我说：

　　“我当时是回村里看一看家乡的亲人们，一起喝茶聊天，就听村民们说起，有12户牧民做了个共同的决定，把分给自家的草场，让出一部分来给野生动物。他们觉得家养的牲畜把草原侵占得太多了。有时候，野生动物连水都喝不上。

　　同时，我又发现，那种把人搬空就以为能够保护好当地自然的想法可能是错的，要保护一个地方，里面其实要有人，当然，得是世代生活在这里，对这土地充满挚爱的人。热爱土地的人是不会伤害土地的。因此，当他们发现自然与人类会出现失衡时，他们很快就会想出对策。只有那些对土地没有情感的人才可能伤害土地。可可西里当年会发生那么大的疯狂采金和盗猎的事件，一是因为可可西里原本是无人区，里面没有住着热爱它的人，二是大量涌进去的人，只为掠夺它、践踏它而去，当然不会珍惜它。”

　　所谓协议保护，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开放式保护”的一种方法，也就是保护区把保护区下放给村民，与村民签订协议，村民仍旧住在保护区里，同时肩负着保护自然的相应责任。扎多的话在措池村的村民中得到了验证。

　　2007年8月的一天，一个叫松海生的人，来到措池村，出示了由县里开出的旱獭猎杀证。牧民说，你去找我们村长吧，于是把他带到了“大队部”。然西·尕玛对他说：“你这个证在我们这没用，我们是协议保护地区，我们认为这里的一切动物都不应该被捕杀。”

　　同样，当乡里每年年底分配毒杀鼠兔的任务时——按规定如果不参与行动，其他一些相应的福利就得不到——措池村拿出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签订的合同说：“我们是协议保护地区，我们不能随便杀害里面的生物。”

　　然西·尕玛，措池村的现任村长，给我们慢慢讲着措池发生的故事。他突然说了一句话：“以前没有想过，后来才知道，协议保护给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权利。过去，我们没有权利保护家乡的环境。外面说要杀鼠兔，我们就得跟着下毒，有人来抓旱獭，我们就要接待，有人要杀雪豹、野牦牛、藏羚羊，我们都得听着、受着。协议保护以后，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整个曲麻河乡，敢坚持不投毒药杀鼠兔，敢把来打旱獭的人赶走，敢把猎杀野牦牛的人直接看管起来的，敢把围栏给拆了让动物们自由来往的，大概也只有我们措池了。”

　　措池目前有一百六十多户，分散居住在各自的牧场中，冬天住在定居房里，夏天住在帐篷中。然西·尕玛同时是措池村为做“协议保护”而专门成立的环保组织“野牦牛守望者协会”的秘书长，他说：“我们获得这个权利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与三江源保护区管理局签订了协议保护的合同。现在，其他村很羡慕我们，也在学我们。相信我们的经验会在曲麻莱县推广。我刚刚从格尔木回来，我在那里与大哈煤矿的老板签了保护生态的协议，他们答应在开发煤矿时不破坏我们的环境。”

　　措池“大队部”的一面墙上，挂着许多奖状和锦旗，大都与生态保护的功劳有关。墙的正中央，挂着《措池村受威胁重要资源管理办法》。然西·尕玛又给了我一本2008年7月1日印发的《措池村协议保护地项目保护管理手册》，藏汉文对照，村民人手一本。

　　“管理办法”说：“本村目前正在受威胁和具有潜在威胁的青藏高原特有重点保护动物有：野牦牛、盘羊、白唇鹿、藏羚羊及雪豹五种。因此，经全体村民讨论决定，以上五种野生动物列为本村重点保护对象。”

　　村民们认为，措池村野生动物面临的主要威胁包括：由于受贸易等利益驱动，外来人员盗猎野生动物行为时有发生；由于车辆通行对野生动物栖息造成干扰；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旱獭等被人为捕杀，使食肉动物受到威胁；大哈煤矿的开发、爆破、运输，对周边野生动物造成严重干扰；由于公路和网围栏建设，使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和孤岛化。

　　为此，措池村决定，在本村重点野生动物区域设立若干保护小区，进行专区定向保护，有些地方干脆直接禁牧。“每个村民要热爱自己的家园，通过清理垃圾、禁止机动车辆随处行驶、禁止草皮围栏圈畜、减少修路破坏等措施，有效保护草原生态系统。”

　　巡护和监测是所有措池村民的共同任务，全村共设立十八个野生动物监测小区，一个气温变化监测点，一个雪山冰川监测点，九个物候监测牧户，三个野生动物与人冲突信息收集点。每年的1月15日和7月15日为野生动物监测时间，每年的8月8日为雪山冰川的监测时间。

　　只有十几个人具有“准执法权”，但所有的村民都认为自己是“野牦牛守望者”，他们很敬重地把“野牦牛守望者”的徽章别在胸前。几年前，有一组盗猎户枪杀了一只野牦牛，措池村民毫不犹豫地把盗猎分子送进了派出所。

　　几乎每个村民都有摩托车，几年下来，“协会”设法配备了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旧笔记本电脑、望远镜等工具。每个村民还都发了一个工作记录本。

　　扎多认为，措池村有能力让本地的自然环境不受或者少受外来力量的伤害；而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界是有益的。几千年来，他们生活在这里，草原养育着人类，而人类却让草原保持着常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和智慧？人对自然界的伤害力，总是被自然界当成了保护力和更新力。扎多问道：“如果当地人能够成为当地的环境守卫者，是不是有必要把他们搬下来？我认为，要做保护，一定得有人，而不是把人搬走。搬走了，守护这地方的人就没有了，想做坏事的人就容易了。”

　　■时间越久，我越相信牧民本身的力量，相信草原本身的物种。要谈保护，不理解他们的特性，或者说不让这些特性自由发挥出来，那么很可能举措失当

　　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协会搬到西宁已经有一阵子了。扎多显得比以前更加苍老也更沉着了。他有一些新计划，大体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继续帮助有保护意愿的地方，强化他们的保护能力，像措池村、乐池村等。二是在西宁组织一些面向全青海的环保教育讲座。三是可以把几年前做过的“草原部落”项目重新捡起来。就是让来访者、游客在牧民家里生活几天以上，对草原没有感情，谈保护也不可能理解。

　　扎多比以前平静了许多：“如果总结我的环保经历，我觉得我现在进入了第三层状态。早年，随索南达杰保护藏羚羊，相信英雄主义，相信积极的对抗是很好的办法。后来，与国际国内大量的环保组织接触，尤其与北大的吕植、孙姗、王大军他们团队接触之后，又信奉社区科研、社区监测是非常必要的手段。但奇怪的是，时间越久，我越相信牧民本身的力量，相信草原本身的物种。对我来说，草原和居住在草原上的人也是奇妙的，他们身上有外人永远不太好理解的那些特性。而要谈保护，不理解这些特性，或者说不让这些特性自由发挥出来，那么很可能举措失当。”

　　我们还谈到了环保组织的社会接应能力的问题。许多环保组织怕这怕那，老担心自己受社会资源欺骗，被社会力量迫害。有时候，回避是保持贞洁的最好办法，但更多的时候，融入并发生影响，可能才是才华和能力的体现。扎多说：“最近，有人对我说，环保组织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像公司，有解决各种社会需求的能力，二是像寺庙，有转化各种社会资源并化为公益力量的品质。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有一个大公司在草原上开矿，同时又表示想支持环境保护，愿意给我们一笔钱来做项目。一开始我拒绝了。现在我在想，也许可以有更好的融合办法。”

　　说到底，扎多深信草原和草原上的人们，拥有巨大的内在潜力。

　　“1985年的那场雪灾之后，就有人说，藏原羚一只也没有了，也许永远没有了。过了几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它们又出现了，照样像过去那样成群结队。鼠兔也是这样，一只也没有，过了几年，有人说他看到一只白色的鼠兔，后来鼠兔就又回来了，哪个地方都可以见到。青海一些部门成天想灭绝鼠兔，结果，头一年灭掉一些，第二年就又回来了。其实你走在路上，就会发现，鼠兔洞穴外，往往站着一只大鵟，它们是对鼠兔最好的生物控制力量。”

　　“说到人也是这样，以前我也跟着人家起哄，说要生态移民，说牧民是草原破坏的凶手，说牲畜过量是草原退化的原因。但你要知道，至少治多县索加乡的牲畜量，在1985年雪灾之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既然没有恢复过来，那怎么就过载了？措池村村民有一个奇怪的发现，他们腾出来给野生动物的那片草原，并没有好转。而野生动物，似乎也喜欢与人亲近。你离得太近了，他们不乐意，离得太远了也不行。因此，草原需要放牧，需要牧民，需要野生动物，但不需要围栏，不需要毒药。”

　　“有人说是我在措池村做出来的项目，其实不是，我只是发现了措池村。后来，旁边的乐池村，还有其他的一些村子，听到措池的做法都非常理解，他们很容易就模仿过去了。他们制订的保护规则，比措池村的还要好。现在想来，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当时制订这些规则的时候，我们这些‘环保大师’没有在场，完全是牧民自己讨论的，而措池当时开会、制订规则的时候，我们外力干预得太多。有时候我就说，不是我们发现了措池，是措池发现了我们；不是我们在保护三江源，是三江源在保护我们。因此，自发、自愿、自觉，是一切保护的源头。”

　　认识哈希·扎西多杰的人，都叫他扎多。他其实也这样称呼自己。2010年4月份，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后不久，他就在电话那头对我说：“我是扎多。玉树准备在灾后重建时，建设成高原生态城。我正在收集各种各样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能够从尊重玉树自身的特点出发，那么请尽快把它发到我信箱中。”

　　认识扎多好些年了。这一两年，他似乎益发的安静了，“退缩”了，他更喜欢回望家乡，他发现家乡才是环保的智慧之源。他经常嘟哝着说：“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我做的，是当地人自发生长出来的。我越来越相信，我的家乡，其实有最多的环保灵感，要想环境保护，根本不需要世界漫游，到处取经，你只需要回到家乡，听听老年人在说什么，看看中年人在做什么，猜一猜年轻人在想什么，你很快就会明白，有很多事情可以马上去做。”

　　■人物简介

　　哈希·扎西多杰：藏族，1963年出生于青海省玉树州治多县，毕业于青海省邮电学校，曾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杰桑·索南达杰助理。索南达杰牺牲后，编写了宣传索南达杰事迹的《巍巍忠魂》一书，促拍了电影《杰桑·索南达杰》，并扮演相应角色。1998年5月创办了青藏高原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经济促进会”，并先后成立和开展了“索加乡生态保护管理委员会”、“青藏高原青少年民间环境教育基地”、“莫曲村牧民环境教育、牧民医疗保健和牧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等工作。2002年加入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现为协会秘书长。

　　致梁从诫老师

　　平措扎西来电话说您已经走啦！我一直听说您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有一次嘎玛告诉我您老不知什么原因显得一下苍老了许多，应该找机会去看一下。还有一次好像是李波告诉我说您出门后找不回家啦。后来平措扎西去看您和方老师，回来告诉我：您已经好像不认识人啦。我一直给自己说早应该去看一下啊！可是一直到今天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别？！

　　其实这期间我不知道去了多少次北京，总是没有好好思量过自己这些年的历程，没有细想您、杨萍老师、唐锡阳老师等长辈和一批珍爱自然的朋友们的支持及启蒙，我总是那样地执迷于一些标签和自我的陶醉，以至于漠视基本的情感必然！所以今天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送别？！

　　此时，我一幕幕地想起您！想起您带着“自然之友”的同仁们亲赴可可西里时，不幸全部人马因车祸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情景；想起您带着我们游学德国自然保护实践的旅行；想起我们俩同睡在我们的德国家长家里那张大床上，我给您谈草原、谈牧民、谈牛羊的夜晚；想起和您及“自然之友”的同事们一起吃饺子的温暖；想起您召集“自然之友”的理事们，专门题写词语鼓励我自信和勇敢的场景；想起您和方老师在机场拥抱亲亲的情景……

　　此时，我不知道您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您还会不会轮回地球生命？不知道您还依然要骑那辆自行车？但我确信您会坦然选择的!

　　您走后，地球依然会越来越充满各种危机！各种灾难相互叠加，无常而又频繁地波及我们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幸免于难和拯救自己！生态危机，独木难支啊！

　　明天我从自己的家乡带来一瓶泥土、一瓶江水和三条哈达来看您。我不知道是在送您？留您？自责？还是……

　　无奈，我只能在青藏高原的某一座寺院里，托朋友点燃了圆满的酥油灯，祈祷来世与您再缘！！

哈希·扎西多杰想您

10、环保组织：京沪穗超市发现“毒豇豆”

来源：一财网2010-12-07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0532.html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12月7日上午向媒体通报称，已在京沪穗超市中发现了“毒豇豆”和农药超标蔬果。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发言人王伟康对《第一财经日报》透露，本次调查的采样地点包括北京、上海和广东，一共购买了18份样品送至有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检测。其中四家超市的样品均发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乐购超市的豇豆中发现水胺硫磷——是今年初“海南豇豆”事件中发现的高毒农药；

百佳超市的蜜桔样品中发现杀扑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剧毒高毒类的农药，联合国粮农署特别建议发展中国家禁止使用这一分类中的农药；

吉之岛超市（华南区）的青尖椒发现了甲胺磷；

世纪联华超市的冬枣上发现了氧乐果——这两种农药也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剧毒高毒类的农药。

同时，检测还发现百佳超市和吉之岛超市（华南区）出售的蜜桔，以及世纪联华超市销售的冬枣样品上的农药残留量极可能导致消费者摄入超过或者接近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的农药的情况。

“绿色和平已要求这几家超市立即彻查所有蔬果产品，并尽快作出承诺，从源头监控农药的使用，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健康的食品。”王伟康说，“此次我们在北京乐购超市所出售的豇豆上检测到的水胺硫磷，正是今年初‘海南毒豇豆’事件中的‘罪魁祸首’，该农药属于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存在长期威胁的有机磷类农药，并被农业部列为高毒农药，并规定不得使用在蔬菜和水果上。”

据记者了解，近日，绿色和平还分别在上海的世纪联华超市所售的冬枣上，广东东莞的百佳超市与吉之岛超市销售的南丰蜜桔等蔬果上，发现了数种农药残留，而且其中一些农药残留量之高极可能导致消费者在食用时接近甚至超过卫生部规定的人体每日允许摄入量，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带来巨大隐患。

王伟康透露，继2009年该组织推出《超市排行榜》推出之后，绿色和平在准备2010年新一期榜单过程中，多次在多个城市进行随机抽样检测并及时向公众公布调查结果，同时与多家超市展开沟通。

“然而，仍有多家超市，无无视消费者的健康诉求，拒绝承诺加强和改善自身监管。”王伟康说，“通过今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我们看到，这些超市薄弱的管控体系，只会将消费者的健康直接置于风险之中。”

王伟康透露，已要求多家连锁超市，立即采取行动，完善其产品追溯和控制体系，禁止使用毒害极大的农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逐步禁止使用更多危害较大的农药，从根本上杜绝食品安全隐患的出现，与已经开始着手采取行动的超市一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促进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相关：

为什么世卫组织认为剧毒高毒类农药是一种危害？

农药是有毒的化学品，其目的在于杀死或控制对作物有害的昆虫、真菌、杂草等生物体。世界上约有1000种不同的农药成分，其中的一些农药成分由于对于生物的杀伤力很大，往往只需要非常小的剂量就可以对生物体造成伤害。许多这类农药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剧毒高毒农药。

世界卫生组织的农药毒性分级标准，是按照实验室中大鼠口服及经皮肤接触农药的半数致死量划分, 中国的农药毒性分级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分级标准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后制定而成。

科学研究证实，即使是小剂量的农药，长期接触也会带来健康隐患。这些影响有可能在长期积累后才显现出来。接触农药已经被认为与一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比如癌症，以及一些神经系统和生殖系统疾病。

为什么超市需要马上行动，禁止上述农药的使用？

绿色和平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使用了167万吨的农药，起源于战争时期神经毒气的有机磷类农药仍在广泛的运用，极少量的这类农药都能致死，已被世卫组织列入剧毒高毒类农药。

国家农业部已经注意到了这些农药的危害性，并且已经计划逐步禁止更多这类高毒农药。同时，已经有许多超市意识到农药的危害，并愿意采取行动逐步禁止使用这类剧毒高毒农药。

11、童怀伟：保护青山绿水不要有污染的GDP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2-07 潘骞

http://www.cenews.com.cn/xwzx/dh/201012/t20101206_690153.html

　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绝不要有污染的GDP。“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这二者的取舍上，青山绿水是第一位，然后才是金山银山。不能再搞低水平、简单的粗加工，要支持一些真正高科技、环境友好的项目。

和谁对话？

童怀伟，中共十七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担任黄山市(县级市)副书记、市长；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党组书记；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安徽省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现任中共池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为什么对话？

安徽省池州市近年来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位居安徽全省前列，在环境压力和发展压力不断加大的前提下，如何正确评价和对待环境保护工作？如何保证在“十二五”期间池州市又好又快发展？

　　对话人　　童怀伟　　中共安徽省池州市委书记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潘骞

　　点击一

　　焦点关注　怎样平衡环境压力与发展压力

　　关键思路　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绝不要有污染的GDP

　　记者:据悉，近年来池州市各项经济指标增幅均位居安徽全省前列，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29.6亿元，增长17.6％，增幅居全省第三位，规模以上工业增长31.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在全市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背景下，主要污染物总量持续削减，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2009年全省环境保护综合目标考核中，池州市环保局荣获三等奖。作为一个后发地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童怀伟:目前池州市的经济发展压力很大，招商引资任务重，环境保护压力也比较大。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压力和发展压力，池州市对于怎么看待和怎么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

　　第一，要“切实加强环境保护，绝不要有污染的GDP”。这就是我作为市委书记要说的话。不能仅是这么说，还要切实加强和重视环境保护，切实提高整个池州市经济的运行质量，注重发展方式转变，高度重视节能减排，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能饥不择食、不能不顾一切，特别是不顾一切为招商而招商，不能“捡到篮子都是菜”，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要那些有污染的GDP。

　　要提高环境门槛，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特别是工业园区、9个百亿产业园区和3个千亿产业群规划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门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制订具体的环境政策，在国家和省已经制订了环境政策的前提下，面对池州市的实际以及目前还比较好的环境和生态条件，要设立比较高的、明确的环境准入门槛。从一开始就对此广而告之、广为宣传，低于环境门槛的项目不要，可要可不要的也宁可不要，按正常程序进入门槛的项目也要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要通过环境门槛来进一步提升产业层次、进一步节约利用资源、进一步为池州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打下坚实的工程基础和技术基础，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不能急功近利，要本着对百姓负责、对历史负责、对池州市未来的发展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来看待环境保护这件事情，认真加强环境保护。“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在这二者的取舍上，青山绿水是第一位，然后才是金山银山。生态立市、工业强市、商贸活市、旅游兴市四大战略，是池州市“十一五”提出的、一直坚持实践的发展战略。特别是生态立市，把生态作为立市之本，这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地级市中也是不多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池州市有好的生态环境、好的人文环境和好的发展基础。我觉得生态立市的前提是环境优先，这个环境并不是简单的所谓的政务环境。今年7月省委书记张宝顺来池州市调研时，要求池州市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不要人为地在GDP上做文章。在目前池州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环境承载力的大背景下，池州市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这也是在发展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池州市要落实一再提出的“开发沿江一线，保护腹地一片”方针而必须做到的实实在在的基础措施。全市上下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各级党委政府都要切实增强环境意识，特别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需要特别重视的环境和发展问题都要认真研究、谨慎决定，保护环境应该逐步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成为池州市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

点击二

　　焦点关注　如何评价和看待环境保护工作

　　关键思路　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好，谈经济、谈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记者: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全市上下共同努力，更需要环保系统的无私付出。作为池州市的市委书记，您还曾担任安徽省环保局局长，您是如何评价和看待环境保护工作的？

　　童怀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环境承载量、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再好的项目也没有发展的最起码的基础，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因此，作为市委书记，我认为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是做好经济发展工作的前提条件。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好，谈经济、谈发展就是一句空话。

　　第一，池州市的综合发展水平提高有环保系统的一份功劳，环保系统的切实履职和认真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重大项目的环评工作、环评审批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实施的环境保障等，都是与环保系统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第二，由于切实加强了环境监管，池州全市的环境质量正在进一步好转，污染减排工作完成了省里下达的目标任务，特别是随着现在池州市沿江集中区、开发区的建设，池州市招商引资项目的进园，以及一些相关环境门槛的设置，应该说全社会特别是企业的环境意识也在进一步增强，这都是环保工作有目共睹的成绩。

　　第三，由于加强了一些环境工程设施建设和对施工扰民问题、“三产”减排问题、污水处理问题以及医疗垃圾处理问题等的妥善处理，使得池州市在“十一五”期间虽然每年的经济增长量都在10％以上，但池州市的环境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还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这确实与环保部门的努力工作、认真履职和全社会环境意识增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发挥的带头作用是分不开的。

　　第四，环保队伍整体能力有所提高，也积累了开展环保工作的一些经验，环境保护在全社会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环保系统的工作在全省的位次也进一步靠前，全社会、上级领导和企业都对环境保护工作予以了肯定。

点击三

　　焦点关注　“十二五”期间池州市如何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思路 　不能再搞低水平、简单的粗加工，要支持一些真正高科技、环境友好的项目

记者:您在池州市环保部门调研时曾说过，“十二五”期间池州市要又好又快地发展。如何解读您所说的话？

　　童怀伟:刚刚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学习理解十七届五种全会精神，就是要把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与池州市的实际很好地结合，突出科学发展、全面转型的主题，突出转变发展方式这个主线，把科学发展贯彻到“十二五”的全程。这不完全是一句口号，更是一个理念、一种行动、一种体制、一种工作模式和一种工作状态。在“十二五”发展过程中，池州市要又好又快地发展，这些是基本要求。

　　具体地说，在“十二五”规划编制过程中，一些真正高科技、环境友好的项目，如IT、动漫等池州市是支持的。但对有些行业则要持谨慎的态度，慎之又慎，不能再搞低水平、简单的粗加工，更不能简单地卖原矿石。重化工、铅锌铜冶炼项目等要相对集中，要全部迁进现有的香隅化工园区、前江工业园区，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要严格配备污染治理设施，要通过环评才能放行。

发展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改善民生，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最终目的。池州市要在“十一五”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坚持“生态优先、发展为要、民生至上”的理念，充分发挥池州市的生态优势，发展高端产业和战略性新型产业，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加快池州市的发展，在皖江实现绿色崛起，在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不辜负社会各界对池州市的期望。

12、中国紧急叫停拉闸限电提高减排透明度

来源：新华网2010年12月07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419749.html

　　针对有些地方为冲刺“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采取拉闸限电的做法，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确保居民生活用电和正常发用电秩序的紧急通知》，叫停各地拉闸限电，以确保科学减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境资源司巡视员何炳光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的决心非常坚定，而且付出巨大努力。但在推进节能减排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认识上的偏差，比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目标就把老百姓的电拉掉了，这是违反中央要求的，发改委将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解决好这个问题。

　　“拉闸限电式”节能减排，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中国制定了“十一五”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的具体目标。５年的期限将至，一些压力大的地方急急忙忙实行“拉闸限电”，以期完成减排目标。

　　针对一些地方对居民“拉闸限电”的做法，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近日明确指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是跟我们实现节能减排的初衷完全违背的。”

　　山西省太原市吴家堡小区３５号楼７单元一户正在装修的户主对记者说，１１月初不定期的停电让他家的装修工期不断延后。由于断电，安装木门的工人来了四次才把门装好。一些居民说，停电还影响到供热和供气，太不方便。

　　１１月以来，山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连续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各部门不能以完成节能目标为由，停止现在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要确保省内电网的正常运行，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电。

　　对于个别地区限制居民用电的错误行为，山西省政府从１１月２６日开始，山西省派出近百名节能监察人员对各地保障民生用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行为将追究主要领导责任。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谢高地对记者说：“一刀切的拉闸限电不可取，节能减排需要一个过程，要依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的指标要符合实际。”

　　谢高地说：“节能减排需要制定一个长效机制，把重点放在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结构调整上。”

　　作为煤电大省，山西省强调要把节能降耗的重点放在压减高耗能行业中的高耗能企业和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机组上，全省电力供应要保民生、保基础设施等。

　　据了解，今年山西万元ＧＤＰ能耗需下降４．６％、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需下降２．４４％、二氧化硫排放量不出现反弹，才能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虽然山西省政府今年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但节能减排压力依然空前。

　　山西省省长王君说，要在确保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同时，抓紧编制山西“十二五”节能减排规划，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据介绍，“限电减排”主要针对要淘汰的高能耗、高排放和产能过剩的企业。如果搞“运动式、无差别”的限电，既会让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一句空话，也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背道而驰。

　　谢高地说：“即便对于高耗能企业的限电也要区分清楚，这些企业是不是当地现阶段生产生活必需的，简单通过行政方法，一刀切地拉闸限电并不可取。”

13、财政部等三部门通过环境税征收方案 先对废水征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0年12月07日　王涛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1207/01229063785.shtml

　　财政部等三部门通过环境税征收方案

　　专家：最早明年出台，先对二氧化硫和废水征税

　　记者日前从有关方面获悉，环境税征收方案已获得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环境保护部三部门的一致通过，目前已上报至国务院。权威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表示，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将首先对二氧化硫和废水两个税目进行征收，采取对污染物从量计征的办法，税负水平与当前的排污费相当。接近部委的有关专家认为，眼下时机选择是难题，相关政策方案最快明年出台。

　　对象 初期锁定二氧化硫和废水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环境资源税收体系研究”的课题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介绍，此次环境税将以独立税种的形式推出，征收方案大体上就是人们所说的“费改税”，即由我国现有的排污费“改进”而来，目前出于技术层面等因素考虑，在开征初期主要税目包括二氧化硫和废水。纳税主体主要为排放污染物的单位，以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为计税依据，采用从量计征方式。以废水为例，此次方案可能主要针对工业企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征收。

　　就备受关注的税率而言，马中表示，环境税开征初期，税率设计可能比较低，测算下来，相关税负水平基本与目前的排污费相当。这一说法也得到财科所一位专家的认同：“最开始，环境税的征收力度应该不会一下子高出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具体到征管实践环节，有专家建议，可根据污染物在不同地区对环境造成的不同影响，设计差别化税率。环境税的税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也是很多OECD(经合组织)国家在制定环境税之初普遍采取的措施。资料显示，德国是对废水征税较早的国家，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征收水污染税，开征第一年的税率为每“污染单位”12马克，以后不断提高，在2007年其税率已达到了每污染单位35.9欧元。

　　据介绍，环境税的征收可能遵循分步“费改税”的路径，也就是初期先对排放量大且相对稳定、征收也比较容易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废水污染物等实行“费改税”，其他污染物排放仍按原规定征收排污费。马中解释说，环境税的设计既要考虑理论上的合理性，又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从理论上讲，环境税应把很多污染环境的行为、产品等纳入课征范围。但是，受相关排放监测技术水平等因素的限制，需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上报的环境税征收方案并未涉及碳税。此前，一部分观点认为，鉴于在国际上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二氧化碳减排形势，我国在制定环境税时应当将二氧化碳排放纳入环境税的调整范围之列，通过环境税来激励我国经济发展向低碳化转变。对此，多数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的专家都认为，暂时还不太可能征收碳税，“单就环境监测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来说，开征碳税就远非易事。”马中提醒说。

　　效应 “双重红利”将逐渐显现

　　一般认为，环境税与其他税种一样，某种程度上都会增加课税对象的负担，于是，环境税一旦开征，对相关行业、企业产生的影响便备受关注。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有关人士透露，环境税税制设计方案充分考虑了我国排污企业实际情况和税收征管实际。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也曾对《经济参考报》表示，环境税的开征不会加重企业负担。

　　通常情况下，环境税对企业影响的大小既取决于环境税的征收范围，也取决于环境税的税率大小。在环境税征收范围既定的情况下，环境税的税率越高，环境税对企业的影响也会越大。

　　马中认为，开征初级阶段环境税负与当前的排污费水平相当，从这个角度上说确实不会对企业的经营收益产生重大影响，但税收政策的出台还是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震动，“尤其税收是一项长期稳定的政策。”

　　一位电力行业资深人士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环境税的开征还是会对主要排放企业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如果确定对二氧化硫污染物开征环境税的话，应该会给电力及相关行业带来影响。

　　其实，“谁污染，谁缴税”是OECD环境委员会早在上世纪70年代便提出的原则。相关研究资料表明，1972年美国率先开征二氧化硫税，当时规定二氧化硫浓度达到一定级别标准按从量课征相应税额，以引导生产者安装相应环保设备、使用含硫量低的燃料等。比如在二氧化硫浓度达到一级标准的地区，每排放一磅硫课征15美分。德国开征水污染税也是坚持“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所征收的水污染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

　　对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指导思想，相对一致的认识是通过税收加大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的调控力度，进而帮助解决我国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和生态环境改善，同时进一步完善税制结构，而主要不是为政府扩大税源、增加财政收入。

　　“虽然从目前来看，开征环境税的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际意义，但从长远角度来说，环境税的‘双重红利’将逐渐显现。”马中说，随着环境税征收范围的扩大及税率的提高，企业的收益和竞争力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国家可以采取降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措施来降低环境税给企业带来的影响，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双重目的，这也就是环境税为人所称道的“双重红利”。另外，从完善税制的角度上说，环境税也将提高整个税制的效率。

　　开征 时机选择是难题

　　在很多人看来，既然征收方案已经相对明确，那么距环境税落地应为时不远，不过，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虽然环境税应该会在“十二五”期间开征，但具体征收时间需要仔细考虑，目前来看，时机选择是个难题，如果以“条例”的形式，最快可能在明年推出，如果出台一部环境税法的话，所需时间则会比较长。

　　事实上，环境税在过去的几年中已不止一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但往往是只闻其声，不过，最近关于开征环境税的官方正式表述明显增加，引发了新一轮期待。

　　2007年，为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精神和《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的“研究开征环境税”的要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境保护部开始进行环境税研究。

　　今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中明确提出，将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10月底，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开征环境保护税。

　　马中表示，一个新税种的开征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个环节征收的税收会扩展到其他阶段，影响到经济中的各个环节，所以，开征新税种或政策的调整都应该慎之又慎。

在他看来，宏观经济形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通常对税种的出台或改革起决定性作用。“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开征一个新税种对决策层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一般而言，开征一个新税种的最佳时机是经济高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收入、收益水平也保持较快增长，同时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从2008年到现在，应该说都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最快的话也要明年才能出台，如果准备出台一部环境税法的话，时间会更长。”况且，在税制完善的进程中，还存在各税种之间的协调问题，会依据紧迫程度不同，逐步进行。

14、京郊狩猎场欲重开 政府鼓励杀野生动物？

来源：新京报2010年12月06日李超孟祥超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206/001142.htm

■ 关注动机

12月2日，北京沟域经济发展规划和招商会上，密云县宣布将在深山建华北最大的狩猎场。该项目包括6000余亩封闭式狩猎场、100平方公里开放式狩猎区。

实际上，这个狩猎场1994年已经建成，是北京市仅有的两家获批的狩猎场之一。此后，狩猎场由盛而衰，2000年开始处于半开放状态，至今“沉睡”十年。

而近期，借助北京市力推“沟域经济”，沉寂多年的狩猎场浮出水面，以期探索出新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狩猎场重张一方面要面对日趋激烈的保护动物意识争论，另一方面却要亟待提高经营模式和水平。

12月4日，距城区160多公里，密云县新城子镇云岫谷游猎风景区，十多年前建成的门厅已破旧不堪。

打猎子弹10元一发

狩猎场行人稀少，工作人员是附近的村民。狩猎者都要进行实名登记，登记本上，几个月下来只有薄薄一本。

狩猎区不需门票，枪支使用费是每天150元，子弹10元一发，导猎费150元。登记完毕，工作人员带着猎手领枪。枪的位置非常隐秘，打开两层防盗门进入一个房间，再从保险箱取枪，

猎手们每人领了50发子弹，前往狩猎区。

一个小时空手而归

狩猎区在几公里外，是猎场租的几千亩林场。

在导猎员带领下，几名“猎手”来到一座矮山下。导猎员先建议这些新手“先放两枪感受一下”。同时，他简单教授换子弹和射击的程序和要领。猎手们所用的子弹为散弹，射程在80米左右。

“砰砰”几声枪响，声音在山谷里回响。

山坡上，半人高的干草和荆棘等植被让猎手“无路可寻”，导猎员一边爬山，一边指导猎手。“慢慢趟路，不要着急。”另外要细心观察遗留在山上的动物粪便，寻找动物踪迹。

一小时间，猎手们在挂扯衣服的荆棘和削尖的荆条茬间穿行，除几枚褪色的蛋壳外，一无所获。偶尔有一只山鸡从身边猛然蹿起，但没等猎手反应，山鸡已快速飞出，然后落在跟它相同颜色的杂草丛中。

偶尔远远听到山鸡鸣叫，但始终不见踪迹。几名猎手寻觅1个多小时，最后只能悻悻而归。

狩猎场10年经营惨淡

当日，该狩猎场接待了三批客人，据工作人员称，每周末基本只有这么多客人，而平时基本没人。

十年前，狩猎区还有大棚养殖，养着一些动物。不过，几年来，来这里狩猎的人越来越少，生意越来越差，现在的养殖场空荡一片，旁边的大棚里的木亭子经风吹雨打，几近倒塌，大棚周边的渔网颜色已褪去，旁边撕开了一个大口。

该工作人员称，猎场营业初期的生意还算不错，最多时一天能有几十名客人。

另外一家位于房山区蒲洼乡的天龙狩猎场状况稍好，周末两天的客流平时在二三十人，周一至周五，每天大多是三五个人。该狩猎场位于度假村内，在这里，狩猎只是被定义为吸引客人前来度假的“亮点”。

打不到猎物失去兴趣

在云岫谷狩猎场导猎王亮(化名)的记忆中，1994年狩猎场建成后，生意红火，1998年生意最好做，一年纯收入有两三百万。“那时候干活都带劲”，王亮说，狩猎场有导猎员七八人，猎枪20多支，忙的时候一天要接待十几拨游客。

但大概在2000年后，因枪支老化、动物数量和种类减少，来狩猎的人一年比一年少。

一位熟悉狩猎行业的人士称，北京在地理环境开设狩猎场并无多大优势，季节干旱，生活环境单一，导致种群数量单一。冬天，狩猎区过于干燥，更要注意防火。夏天，树木茂密，视线范围小，容易造成误伤，禁止狩猎。

在云岫谷狩猎区，记者看到，连续几座山上光秃秃的，只有零散的几棵矮松树，山上的枯杂草被风刮弯了腰。因为天气干燥，导猎员不断提醒“猎手”不要吸烟。

王亮回忆，过去狩猎场养着鹿、狍子、狐狸等十余种野生动物，但是由于养殖费用过高，2000年封闭式狩猎园区关闭后，游客只能到山里打野兔、山鸡，“能打到的毕竟是少数。”很多人来了一次，就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来。

10多年未再批狩猎场

而政策苛刻也被认为是狩猎难以兴盛的原因，以狩猎场审批为例，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称，北京市目前有两所获得批准的狩猎场，都是90年代批准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批过。”

狩猎场获批，需要获得野生动物保护站和公安部门两个部门的批准。要取得“野生动物饲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保护站会根据狩猎场饲养情况，核发狩猎证。另外，狩猎场还需获得公安部门的枪支弹药使用许可。

王民中称，狩猎场难批一方面因为政府越来越重视动物保护政策，另一方面是枪支弹药管理严格。

两三年未新批一条枪

以另一个获批的房山天龙狩猎场为例，该猎场使用的是十几年前林场移交的17条猎枪，猎场负责人任女士介绍，目前，至少有5条枪已经无法使用。按规定，猎枪报废后可更换新枪。但枪支数量会受到严格把控，该猎场拥有的猎枪总量决不会被允许超过17支。“报废17支换16支容易，换18支绝对不行”。

早在两三年前，该猎场就已提出申请，请求更换新枪。但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审批至今未拿到枪。

此间，猎场按照公安机关要求，投入八九万的费用更换监控设备。

两个月审批不到子弹

除此，子弹的购买和销售也要经多重审批。猎场首先向房山区公安局申请，再向北京市治安总队申请，申请完毕后，单位要派出有合格手续的押运员押运子弹，押运员必须要经过政审。“有时两个月也拿不到子弹”。

猎手登记、取枪弹等相关过程均在监控范围之内，警方也随时远程调取监控视频。枪库和子弹库的钥匙不能有一人保管，取枪弹时必须要两个人。

除此，每支枪配有一名免费导猎员，用以引导路线，指导用枪以及监督子弹等事宜。客人上山打猎时，子弹由导猎员保管，打出的子弹弹壳要由导猎员回收。打出的弹壳和剩余子弹也要核对无误，未用完的子弹重新上交，绝对不能带走。“不敢有半点闪失，出一点事猎场就要关门。”该负责人称。

“政府在鼓励杀野生动物”

狩猎场的动物福利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两个焦点。云岫谷狩猎场一名工作人员认为，生意惨淡与老百姓普遍加强的动物保护意识有很大关系，譬如夏天禁止狩猎，景区会开放枪击飞碟的项目，游客对这个项目的参与程度比狩猎要高，很多游客认为不能打野生动物，用枪打动物过于残忍。

“纯野生动物一只都不能打。”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王民中说，“北京的狩猎场只能猎杀人工饲养成功的，或被允许利用的野生动物后代。”

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华宁称，野生动物就应在野外生存，通过建狩猎场这种圈养野生动物的形式只会破坏生物多样性。狩猎已不是人类获取食物的基本需求，如果通过去猎杀野生动物以此取食，或娱乐，那是不应该提倡的。

华宁认为，政府通过要建大型狩猎场的宣传，只会给老百姓更多的误导，间接鼓励老百姓去猎杀野生动物。

而从事国际狩猎代理的一家狩猎俱乐部总经理王巍认为，有计划地狩猎是一个非常生态的旅游活动，不需要播撒大量化肥和除草剂，动物在自然的环境中生长，其中老弱病残的动物被狩猎后，获得高昂的补偿可以再用于改善景区其他动物生存环境。

“卖子弹挣钱”模式单一

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主任助理曾岩也认为，根据山地目前的经营状况，狩猎不是最坏的方式。如果能用合理的方式保证濒临灭绝动物不减少，并通过经营来转化为当地环境进行保护。通过这种猎养猎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那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

王巍认为，国内的狩猎行业发展粗放才是问题。国内很多猎场向外购进动物，实际上是向附近村民购买狍子，这种方式对种群的破坏性很大，体现猎场对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责担当不够。很多猎场“靠卖子弹挣钱”，模式过于单一。

政府需评估动物种群密度

狩猎的前提是保证种群稳定。这方面，他认为，政府的监管很重要。在国内，很多猎场获得行政许可后，政府就缺少应有的管理。在国外猎场每年都会进行检测种群数量，对种群密度进行评估，以此确定种群消长的情况，再确定下一年的可以狩猎的数量。通过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再去不断改善环境，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环境。

此次，密云计划将狩猎区改造成为以狩猎为特色的综合旅游度假区，王巍认为，很多地方以狩猎的口号开发房地产项目，在狩猎区引进别墅，“这种形式才会加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对此，该狩猎场的一名陈姓负责人表示，他们已经邀请专家进行论证，暂无详细规划。

15、第一财经日报：告别黑色GDP不能光靠“觉悟”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2月07日

http://opinion.hexun.com/2010-12-07/126018610.html

　连日来，本报针对“超威电池”涉嫌造成多个地方铅污染的报道，引发强烈反响。鉴于现阶段中此类现象的普遍性，舆情的矛头对准了黑色的GDP。

　　所谓黑色GDP，就是指那种只顾增长数字，几乎不顾环境代价的增长方式。环顾当下，从东到西，从经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四处可见黑色GDP的阴影。黑色GDP的冲动恶果，导致我们这片土地被严重污染，中国的未来被透支。

　　黑色GDP的主要根源，是一些地方官员政绩冲动的结果，是一些企业唯利是图的结果。企业想赚钱，官员要政绩，于是一拍即合。而这种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早已让民众渐渐尝到苦果。近些年来，有关“癌症村”之类的报道，不时见诸各大媒体。对这种破坏性开发与污染型建设，群众意见很大。

　　很明显，问题出在哪里不难理解，也应该容易形成共识着力解决。遗憾的是，黑色GDP的故事却是长期不绝。在各地不时上演的黑色GDP故事的背后，有两种理论一度流行：一是“代价论”（为了增长代价不得不承受），二是“未来论”（将来都能解决）。当然，这些理论的荒谬性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本身又有什么意义呢？

　　支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不是一座座强大的工厂而是工厂的排水排气是否达标，不是一座座高楼而是它们的安全可靠，不是2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市值而是他们披露的信息的准确性。最有价值的东西，常常都是看不见的。事实上，黑色GDP最可怕的，还不仅仅是缺乏实效的政绩工程，而是政绩工程变成利益工程，利益工程进而变成灾难工程。

　　在黑色GDP已然给出的沉重警告面前，有识者一直在不断呼吁，不要黑色GDP，要的是绿色GDP。人们呼吁地方官员，在青山绿水与滚滚浓烟之间作出正确选择，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念；人们也呼吁相关企业自省，不能只顾一己之私，要做一个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企业社会公民。

　　这些呼吁有没有用呢？有用，但是又不够有用。这些呼吁的目标能够实现的前提，是一些地方官员与当事企业有较高的觉悟，有不断自我反省并谋求纠正的动力。问题在于，要让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主动放弃本可拥有的收益，为了公共利益主动作为，光靠觉悟靠得住吗？

　　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想要一个人、一个组织进行“自我净化”，何其艰难，撇去利益因素不说，这其中还有人性本能的阻力。也就是说，要想告别黑色GDP，光靠一些地方官员抑制自我政绩冲动的“觉悟”，是靠不住的。“自我净化”往往缺少硬约束，这个时候，就需要靠制度外力与监督外力来改变软约束的情形。

　　在制度层面，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尽快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环保实绩考核。过去，我们过于单一地看重GDP指标，政绩考核标准的不尽科学本身，有意无意放纵了黑色GDP的泛滥。未来，则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将环保实绩考核纳入到整体考核当中，将环境保护政绩成为和GDP总量、经济发展指标一样重要，甚至比经济指标还重要的指标。实行考核结果不合格“一票否决”制，把考核评定结果作为奖罚和调整任用地方官员的重要依据。唯有如此，考核机制的变化方会迫使、敦促地方官员不再一味重视GDP，转而在杜绝生态恶化、追求绿色政绩上做文章。

　　加大外界监督力量，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人民的公仆需要欢迎人民的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监督力量，能够在阻击黑色GDP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近些年来，新闻媒体曝光了不少黑色GDP 的个案。诸多个案累积在一起，不仅能产生积少成多的效应，更能够在个体案例不断曝光的过程中，形成社会的整体共识，形成对黑色GDP的舆论压力。与此同时，来自人大、政协组织的民主监督，非政府组织（NGO）的合理监督，其作用也不言而喻。各种监督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将切实推动一个社会追求绿色GDP的步伐。

要告别黑色GDP，还需要继续建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平台，让民情民意能够更好地得到反映。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应当能够反映民众的意见，拓宽民众的问政空间。从黑色GDP到绿色GDP，从污染的GDP到清洁的GDP，其路虽漫漫，却是一个国家赢得未来的前提。

16、让百姓从水泥灰中解放出来

来源：光明网　2010-12-07侯文学

http://guancha.gmw.cn/2010-12/07/content_1445827.htm

12月4日，《中国青年报》刊发《被水泥吞噬的村庄》一文，报道了江苏省溧阳市社渚镇周城社区几家水泥企业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12月5日，溧阳市委市政府向《中国青年报》发处理情况通报称，溧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听取了情况并迅速部署整改工作……工作组已经进驻相关水泥企业，进行环境监测工作，并视情进行整改。（见2010年12月6日《中青年报》）

溧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显然是“迟到的春天”。早在1997年，溧阳已成为江苏省水泥生产第一大市，周城成为闻名溧阳市的“建材之乡”，辖区内的金峰水泥集团、汉生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成为周城明星企业和名片，当地百姓曾为此感到荣耀，但他们很快尝到了生活在水泥灰中的苦头：运石头的大车昼夜不停，噪声令人彻夜难眠；农家灶台边、饭桌上、橱柜里、楼梯上任何地方，随手一抹都会沾满一层灰；各家每天早上打开家门的第一件事，是打扫落在院子的水泥灰；许多村民都患上了胆结石，以至“都不算病了”；菜地里的菜叶永远都是灰绿色，即便洗了多遍，水一干菜叶又变回了灰绿色，青菜汤碗底沉淀着黑色水泥灰；家里养的兔子，吃了被污染的草死了不少；刮西风的时候，大量灰尘就会往担负着溧阳市20万群众的生活供水的大溪水库吹去……

说溧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是迟到的，就在于周城社区水泥企业严重污染环境的问题存在已久，市委市政府并非不知情，环保部门也了解水泥企业污染给百姓造成的危害，但始终未下决心整治。2009年8月 31日，溧阳市政府对汉生水泥厂发出了限期治理污染的决定，但是仅仅针对“噪声污染”，从未提出治理水泥造成的粉尘污染，即便是噪声污染，企业至今也没有整改。

今年年初，周城社区张桥村200多村民堵住了汉生水泥有限公司的三个门，要求整改污染。当时，社渚镇的领导、溧阳市环保局的干部来了，但只协调企业对居民现金补助，对治理污染却未采取措施。可见，溧阳市委、市政府暨环保部门对水泥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从来都未“高度重视”过。溧阳市委、市政府和社渚镇所以对水泥企业情有独钟，不能痛下决心进行整治，关键是难以割舍企业给财政带来的丰厚回报。

以周城最大的水泥厂金峰水泥集团为例，2010年已登上“中国民营企业500家”名录榜，该企业共有9条生产线，每天水泥产量上万吨，预计今年销售收入可达65亿元、利税4.8亿元，周城有1800多名农民都成了它的工人。对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怎能下得了手呢？

如今，村庄和水泥企业已经到了无法共存的地步。在谁搬迁问题上，市镇两级领导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村庄而不是水泥厂。市长在接待村民上访时表示，靠水泥厂500米之内都要搬迁。镇长和书记都说：指望水泥厂搬迁，是不可能的事，现在镇政府要争取到项目，要国家把你们这个村撤掉。

在政绩和民生的两难选择上，官员们的态度真可谓泾渭分明呵！目前，由于溧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已派出市环保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企业进行现场调查和监测，并视情专门研究整改措施。究竟后事如何，我们只能听下回分解了。但类似周城社区因企业违法排污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真的需要引起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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