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1-26
十一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江河十年行2010系列报道：
1、凤凰网公益： 凤凰网公益江河十年行2010专题报道（11月24日－12月6日）
http://gongyi.ifeng.com/special/jiangheshinianxing2010/
2、江河十年行2010之二――何为社会影响评估
特别策划：
3、腾讯绿色： 《绿问》第18期内容杨鹏：中国要警惕成为世界第二的危险
http://news.qq.com/zt2010/talkyp/index.htm
环境资讯：
4、一财网： 环保部：最好的“环监设备”是父母给的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611875.html
5、搜狐： 中国水污染严峻各地陆续出现“癌症村”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671290735082_1.shtml
6、中国新闻网： 中国确定节水目标 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http://env.people.com.cn/GB/13320748.html
7、新华网： 我国环保产业将以近20%速度稳步增长
http://env.people.com.cn/GB/13322309.html
8、中国水网： 王琪：危险废物填埋将受到严格限制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61290740717_1.shtml
9、法制日报： 七部委联合评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在京颁奖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074221536948.shtml
地方信息：
10、云南网： 昆明力推环境公益诉讼 打官司前可叫停污染行为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03521537941.shtml
11、法制周报： 湖南成立首个环保案件合议庭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00321537771.shtml
12、人民网： 江西鹰潭获称“中国中华秋沙鸭之乡”
http://env.people.com.cn/GB/13330022.html
气候变化：
13、腾讯绿色： 腾讯绿色·联合国坎昆气候谈判大会特别专题
http://news.qq.com/zt2010/hitcancun/index.htm
14、时代周报： 从哥本哈根到坎昆 气候问题难求解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6/001115.htm
15、中国网： 各方气候谈判立场概览 期待坎昆会议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6/001518.htm
16、新华网：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坎昆会议成败关键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12721538274.shtml
南方周末绿色专题：
17、南方周末： 中国生态城迷失？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790
18、南方周末： 河北省万庄生态城，“摇钱树”成“烫手芋”？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801
19、南方周末： 法国如何建设“生态城市”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796
深度报道：
20、新华网： 敦煌水资源利用之争：生态保护与GDP增长起冲突
http://env.people.com.cn/GB/133187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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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凤凰网公益江河十年行2010专题报道（11月24日－12月6日）
来源：凤凰网公益 2010－11－26
http://gongyi.ifeng.com/special/jiangheshinianxing2010/
导读：2010年江河十年行，由绿家园发起，凤凰网公益独家网络合作，全程报道。活动于2010年11月24日至12月6日进行，考察团由权威专家、环保志愿者、主流媒体记者组成，前往中国西南部，记录报道流域内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变化与关联。
2010年活动所涉范围为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的主要河段，包括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磬江、大渡河、岷江几大水系。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gongyi.ifeng.com/special/jiangheshinianxing2010/
2、江河十年行2010之二――何为社会影响评估
汪永晨文图
2010年11月25日，江河十年行2010走进了怒江。
早上怒江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水是清的但不太绿。怒江每年的夏天就是发怒的大江，怒江人称之似傈僳族的小伙子般剽悍，而冬天的怒江，则像傈僳族姑娘般的温柔。冬天的怒江是绿色的。2004年，我们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第一次因希望留住这条大江的自由流淌来到怒江边时，我们看到的怒江真绿，绿得迷人，绿得像童话世界一般。
2005年峡谷中云的握手
怒江第一湾
怒江峡谷
2010年的怒江
可是近年来，怒江干流虽然在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从业人员共同地呼吁下还保留着它的自然流淌，但是，强大的水电利益的驱使，已经使得怒江每一条支流都被截断了，因为支流的环评可以不通过国家。
今天的怒江依然是美的，激流还在，但是水的颜色却不知还能不能回到2004年我们来时的那般绿。
怒江边的小水电
又一处江边的小水电
今天的大巴课堂，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讲了他们最近完成的两个调查报告。而且讲了这两个报告都被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之后又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他们的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学家用他们的视角指出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
有关这分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发表时的核心提示是：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我国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指出，造成维稳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现有维稳思维的最大误区是把民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据国务院报告，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达5140亿人民币。
清华大学这一课题组专家说，“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
怒江边
怒江边的石月亮
报告中说：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江边的修路
江边的小水电
报告还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郭于华 清华大学教授
郭于华在江河十年行的大巴课堂上说：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自然的江与自然的江边
江边的孩子
郭于华还说，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这是清华大学调查报告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为此，他们提出了“诉求表达机制” 、“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
中青报在发表这篇报告时还提到，报告中的一段话精彩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异：“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便是制度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目标。
最后，报告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之所以把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放在我们江河十年行的纪事中，是因为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随时随处都可看到报告中所提到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也深切感到了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江边的生机
怒江边
今天大巴课堂上另一主讲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叫林扬，目前在云南绿色流域做志愿者。现在正在为绿色流域多年来所研究，所实践，所行动的社会影响评价写书。
林扬是在实例中，为大巴课堂讲授社会影响评价的。相对环境影响评价，一般人可能还真的不知道社会影响评价是什么，怎么做。
林扬首先做了这样的解释：对 “社会影响评估”这一概念表述，现在还不统一。有一些国家和人类学家使用“人类影响评价”的概念；世界银行（及其它类似的区域机构）以及一些美国政府机构称之为“社会分析”；在欧洲，则更乐于使用“社会——经济影响”的说法；较多的人称之为“社会影响评价”。我们觉得，“社会影响评估”的表述，比“社会影响评价”更贴切。因为“评估”比“评价”更能反映这一方法的前瞻性。
这位退休前一直是公务员的大巴课堂的讲者，为了让人听明白他要说的事，做的比喻十分通俗易懂。什么是社会影响评估：做事之前，要进行事前策划。既要从正面策划，也要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采取以下对策：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预防问题的出现，这是最重要的。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旦问题出现，如何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做好解决各种意外问题的物质准备和思想、知识准备。
社会影响评估体系的建立，是人类预测、管理重大行动能力的进步，是管理科学的重大发展。
林扬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是美国的一项工程，由美国运输处和派特森集团建议建设。拟建的设施包括一个大批量装载的深水码头，一个铁路环线和一个2820英尺的码头。包括接收、分段运输、储存和装载粮食、焦煤、碳酸钾、矿石、金属矿以及石油产品等大量商品的设施。铁路环线将通过已有的一条分线连接码头设施和北伯灵顿铁路。栈桥还有卡车通道、传输系统和管道以装卸大批商品。
• 社会影响评估进行步骤
• （1）收集基础资料 ：
• 一位拟建项目的管理者；
• 岚米民族的一位副主席；
• 环保组织北卡斯克德奥杜邦学会的分会主席；
• 访问社区主要利益群体的代表；
• 与县、市政府官员长时间会谈；
• 阅读新闻报道；
• 查阅为项目准备的环境影响陈述草案和最终的环境影响陈述；
• 查阅公众听证会记录；
• （2）总结普查资料
• （3）拟定评估指标
• 临时工人的流入；
• 利益群体的活动；
• 少数民族群体就业机会的变化；
• 对日常生活和活动模式的干扰；
• 对公共安全和健康的估价；
• 休闲机会的变化；
• 社区基础设施的变化；
• 征地和土地分配；
• 对已知的文化、历史、宗教和考古资源的影响。
• （4）识别关键利益相关者
• 项目支持者，包括：三个项目的建议者：贝林翰装卸公司、美国装卸服务公司、温哥华西海岸码头；三个本地区公司：英国石油公司、托斯科公司、美铝公司；希望从增加的铁路运输中获益的北伯灵顿铁路、YWR铁路，以及县经济发展委员会。
• 项目反对者，包括：五个指责修建码头的环保机构：华盛顿州环境委员会、普吉特海湾人民组织、普吉特海湾水质行动小组、北卡斯克德奥杜邦学会、瓦特康县女性选民联盟；以及美国环境保护署、海洋倡导者、RE资源。
• 持有混合观点者，包括：涉及到与项目建议者协商的三个华盛顿政府机构：华盛顿州生态局、华盛顿州鱼类和野生生物局、华盛顿州自然资源局；负责发放这类项目的许可美国工程兵团；两个土著民族：岚米民族、诺沙克部落。以及费恩代尔市、港务局。
• 评估情况
• 工程情况；
• 土著美洲人的情况；
• 5 个环境保护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 带来的变化：交通恶化；干扰海洋野生生物的生活和迁徙模式，进而改变了传统捕鱼规律；影响当地居民的健康 ；影响当地居民的休闲 ；公共设施和公共资源不足；增加这一区域的税收 ；影响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址；
• （5）方案改进意见
• 由港务局获得对工业开发区的控制。
• 与岚米民族合作。
• 扩建现有的属于公司的码头。
• 项目建设者尽可能吸收当地劳动力。
• 为当地人提供其它道路，以改善道路交通状况。
• 在青鱼产卵和鲑鱼洄游时限制货船通过，减缓对渔业的影响。
• 要求公共事业局增加对公路的维护，以满足各种气候下的道路标准。
• 将航运时间表分发给娱乐船只和观鸟者，让他们合理安排安全的休闲活动。
• 新增公共服务以及改进公路的费用都将由工程负责。用水权通过租赁或出售转移给工程。
• 修建一个小型的水库，以有利于降低季节性的水位浮动。
• 在项目规划中，一旦发现考古遗址，应停止项目建设。针对几乎没有建筑工人具备识别这些遗址的能力的问题，要求在任何建设活动中，包括土地清理、挖坑或填埋以及湿地重建过程中，都应该配备一个具备撒利希文化和文物知识的人类学家。等等。
林扬告诉我们，美国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这个案例展示了社会影响评估进行的基本流程、方法和效果。
江河十年行今年是第五年，在前四年的行走中，我们看到并记录着这样的事实：一个项目如果被强大的利益驱使，政府部门在执行法律、采用政策和报告信息时，就有可能采取一种迎合公司的态度。当“增长机器”开始运转时，当地社区政府和地方经济精英也会服从于这种压力。这就是一些学者所称的“俘获”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的行为，也在可能成了帮助开发商逃避法律，而又保证他们操作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也可能会成了一个‘合法化者’， 而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收集者和贡献者。”
在环境影响评价已经被我们当成法律来实施的今天，社会影响评价在中国还停留在呼吁阶段。云南绿色流域，几乎是唯一举全力在推行着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江河十年行2010，由于他们的加入，让参与者对社会影响评价有了了解的同时，也将通过记者们所来自的媒体向公众普及。
在大巴课堂上，林扬也为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影响评价的5类、28个基本指标。为了能让我们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快的实施，我也把这他山之石放在这吧。
• 1、人群影响：人口变化，临时性工人的流动，季节性（旅游性）居民的出现，家庭和个人的重新安置，年龄、性别、种族和民族构成的差异。
• 2、社区和制度的安排：对项目态度的形成，利益群体活动，地方政府结构与规模的变化，规划和区划活动的出现，行业多样化，生活/家庭收入，增强的经济不平等，弱势群体就业平等的变化，就业机会的变化。
• 3、变迁中的社区 / 政治和社会资源：外来机构的出现，组织间的合作，地方商业/工业重心的变化，周末居民（旅游性）的出现。
• 4、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影响：对日常生活和活动模式的干扰，宗教活动的差异，对家庭结构的改变，对社会网络的干扰，对公共健康和安全的认知，休闲机会的变化。
• 5、社区基础设施需求 / 社区资源：社区基础设施的变化，征地和土地配置，对已知的文化、历史、宗教和考古资源的影响。
于晓刚、林杨
送书
专家与孩子
与孩子们在一起
讲给孩子听
江河十年行每年的重头戏还包括向小学捐书。随着我们每年的义卖书，现在怒江边的40所小学都有了我们捐献的阅览室。今天我们去的是石月亮小学。去年我们到这所小学时，孩子已经放学了。今年，他们刚刚下课，看到我们来了，还带着书，玩具和衣服，一下子就围在我们身边，排起队来。我们城里孩子玩过的玩具，在他们看来是那么新鲜。我们城里孩子用过的书包，对他们来说也是实用的。从他们好奇的笑容中，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分享着快乐。
乐了
这是什么
等着
别挤
还有什么样的
书包
平时义卖书的辛苦，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高兴。就在我们江河十年行2010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人民大学和杨澜、导演孟京辉和工商行北京分行的副行长一起给学生们讲我们理解的环境保护。有一个学生让我们几个人讲讲成功的经验。我说的是，今天我带了一些我们出的环保书籍，义卖书的钱是用来为怒江小学建阅览室的。如果我能让台上的这几位嘉宾义买我带来的书，我就觉得很成功。成功不一定是要惊天动地的。
今天，当我看着这些孩子们看到我们带来的书后那种期待的眼光时，我真的更坚定了以后要加倍努力卖书的信心。这不是成功吗？这不是快乐吗？
江河十年行，是要为中国的江河写史，而我们与孩子间的这种交流，受益的不仅是孩子，也有我们。
跑着过来了
等待时
记住
站在一起
举起来
明天我们将要进到怒江最漂亮的一段。那里的江水是绿色的吗，和我们去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期待中。
3、《绿问》第18期内容杨鹏：中国要警惕成为世界第二的危险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1－26
http://news.qq.com/zt2010/talkyp/index.htm
嘉宾介绍：
杨鹏
著名学者，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哲学及现代社会转型。出版著作《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曾任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现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首席专家。
精彩观点：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了。成为世界第二，你的态度就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全世界的眼光都会看着你，你要干嘛？而且都会因为紧张而围堵你，
·这次坎昆大会，中国肯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按照国际能源署的报告，中国已经是能源消耗第一了。如果你不愿意向全世界有较大的承诺，他们心里肯定不愿意。谈判就是要手中有牌，我们中国的牌是什么呢？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qq.com/zt2010/talkyp/index.htm
4、环保部：最好的“环监设备”是父母给的
来源：一财网2010-11-26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611875.html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25日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环境监测力度，建立起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
环 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25日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加大环境监测力度，建立起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
在当日举行“第一届全国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暨“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周生贤指出，“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已提前完成，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贡献。
但他同时指出，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仍然是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支撑，低碳、低排放的生产方式，还未站到经济舞台的中央。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对记者表示，环境监测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着支撑决策、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440多种国家环境监测技术标准与规范、230多种国家环境标准样品，以及数百种部门和行业的技术方法标准，每年发布多种环境监测报告，环保系统已建成2399个环境监测站，拥有近5万人的环境监测队伍。
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环境监测水平长期滞后于环境管理发展的需求，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包括环境监测网络体系不完善、技术装备能力不足、环境监测信息统一发布平台尚未建立等。
我国基层县区地大面广，污染源众多，污染治理水平普遍偏低，基层环境监测任务繁重。但环保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县级环境监测站达标率仅17%左右，其中监测设备落后是主要方面。
环保部一位官员曾无奈地对记者说，环境监测人员最好的“监测设备”是父母给的——“废气靠鼻子闻、废水靠眼睛看、噪声靠耳朵听、废渣靠两手摸”。
吴晓青表示，“十二五”国家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将本着“适度超前”的原则，充分利用中央与地方资源。到2020年，全面改善我国环境监测网络、技术装备、人才队伍等方面薄弱的状况。构建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切实提高环境监测能力。
根据环保部确定的《2010年全国环境监测工作要点》，环境监测要做到说得清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说得清污染源排放状况、说得清潜在的环境风险，真实反映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决策和环境管理提供技术支撑，为公众了解环境状况提供环境监测信息。
周生贤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专业技术人员比武活动中，全国环境监测系统开展了自下而上、声势浩大的技术练兵和广泛的交流互动，使行业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得以整体提高，一大批业务精、能力强、素质高的骨干力量已脱颖而出。
周生贤表示，“十二五”期间，环保部将加强专业技术人员职工队伍建设，努力培养造就一支政治思想过硬、基础理论扎实、业务技术精湛、能够攻艰克难的环境监测人才队伍，并建立起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
5、中国水污染严峻各地陆续出现“癌症村”
来源：搜狐2010-11-26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671290735082_1.shtml
河南黄孟营癌症村：沙颍河沿岸沈丘县黄孟营村，2400多人的村子，14年来已有114名村民因患癌症去世。像这样的“癌症高发村”，在沙颍河沿岸还有不少。
天津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自1999年到2004年，西堤头村和刘快庄村各种癌症患者有232人，平均年龄51岁，最小的才7岁，已经死亡172人，其中肺癌、肝癌和肠癌的患病比例最高。两个村的总人口大约是1.3万，癌症发病率达到了178/万，是全国癌症平均发病率7/万的25倍多。
安徽蚌埠市仇岗村：据了解，最近几年，村里每年都有10多名村民死亡，其中约1/3是在25—50岁，患肝癌、肺癌致死者居多。
河南保定南宗村：这个仅有千余人口的村街，近10年来患癌症死去的多达35人，而且很多是青壮年，是家里的顶梁柱。
湖北翟湾癌症村：襄樊市翟湾村，3000多村民，近两三年来已有100多人死于癌症。
江苏广丰癌症村：无锡市广丰村，200来户村民，几年来因患癌症去世的有近20人，目前已查出患癌症者也已近30人，占了全镇癌症病人总数的60%以上。
江西乐安河沿岸：江西乐安河沿岸悄然出现了10多个“癌症村”，从1980年开始，有多人死于癌症。周边8个乡镇的数十万亩良田荒芜，颗粒无收。
钱塘江南岸钨里村：浙江萧山钨里村，2000多村民，每年有人死于癌症，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
包头市打拉亥村：人口总计1700人左右，癌症死亡率为70.9%。就打拉亥上村而言，从1993至2005年底，66人死于癌症；2006年以来，全村死亡人数为14人，其中11人死于癌症。
广东翁源癌症村：韶关市翁源县上坝村，3000多村民，从1987年至今，已有250余人因癌症而丧生。
山东肥城肖家店村：2000年，死亡人数17人，其中11人是因为癌症死亡。2001年，死亡人数16，其中9因为癌症死亡。2002，死亡人数17人，其中10是因为癌症死亡。2003年，死亡人数19，其中12是因为癌症死亡。2004年，死亡人数21人，其中14人是因为癌症死亡的。
6、中国确定节水目标 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11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320748.html
中国水利部官方网站25日称，中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到2020年，万元GDP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要比2008年降低50%。
水利部称，国务院近日批复了《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规划。根据这一规划，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到120立方米、65立方米。城市供水水源地水质基本达标，主要江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
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降低到70立方米、40立方米，均比2020年降低40%左右。江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基本达标。
规划称，水资源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规划从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入系统地回答了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根据规划，中国要逐步构建国家水资源调配体系，加快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及配套工程建设，适时开展西线工程前期研究；逐步建立水权制度，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完善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7、我国环保产业将以近20%速度稳步增长
来源：新华网2010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322309.html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25日表示，我国2009年环保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人民币，2010年有望超过1万亿元。在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环保产业将稳步保持15％至20％的年增长速度。
刘志全在此间举行的中国—东盟绿色产业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上说，我国正在大力培育重大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发展，随着投入力度不断加大，环保产业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绿色产业发展的朝阳产业，年增长率超过15％，从业人口超过300万。
他表示，“十二五”期间，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需求将达到3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增加一倍以上，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节能环保产业。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研讨会上指出，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从短期看有助于促进经济复苏，从中长期看将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遏制生态恶化，使经济向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未来区域环境合作，李干杰提出四项实质性建议：尽快制定《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行动计划》；加强绿色产业政策的交流与合作；加强环境技术标准体系的交流合作，促进环境产品与低碳产品互认；启动“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促进区域环保能力建设合作。
8、王琪：危险废物填埋将受到严格限制
来源：中国水网2010-11-26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61290740717_1.shtml
中国固废网讯 2010年11月26日上午，在中国固废网、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10固废战略论坛”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长、研究员王琪为大会带来了“中国“十二五”危废处理处置技术发展展望”的精彩演讲。
王琪在会上表示，我国的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在4000-6000万吨之间，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山东、江苏、广东、辽宁、湖北、青海、贵州、新疆、黑龙江、湖南、云南、吉林等地区。产生的危废主要有：碱溶液或固态碱、废酸或固态酸、无机氟化合物废物、含铜废物、无机氰化物废物等，这些物质含有多种危险特性。其所产生污染的本质即是物质循环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妥善处置。
王琪介绍说，2009年，全国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50%、处置率29%、贮存率23%。进入到“十一五”，危险废物集中处理能力及处置率明显上升，到2008年，集中处置率达到约33%的水平，其中以综合利用和焚烧为主，还有少量进行了填埋。
王琪表示说，危险废物的终极解决目标是实现物质与能源的再生循环。根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处置经验，危险废物填埋将受到严格限制。他进一步表示说，应该通过共处置提高危险废物综合利用水平；根据危险废物特性及其风险水平，采用针对性的利用与处置技术；提高企业自行处置水平和社会化处置水平。
9、七部委联合评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在京颁奖
来源：法制日报 2010年11月2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074221536948.shtml
本报北京11月25日讯 记者胡建辉 “第一届全国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暨“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今日在京举行。中宣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团中央、环境保护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委的领导出席晚会并为获奖者颁奖。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致辞时表示，此次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开展的专业技术人员比武活动，使行业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得以整体提高。
由中宣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资环委、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团中央等七部委联合组成评选的“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也同时举行了颁奖仪式，郭承站、郝吉明、吕植、马和励、谭晶、唐孝炎、向晓钧、余小萱以及本报记者郄建荣，荣获2008年度“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凤凰卫视《中国江河水》节目组。本报记者郄建荣为该年度新闻界唯一获奖者。
据主办方介绍，“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作为我国首个由政府颁发的环保人物大奖，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在2009年国家清理中央单位评比达标表彰活动中，中国环境文化节组委会的该项评选得以保留，充分体现了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品牌价值，“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成为彰显公众意志和公众精神的绿色平台。
10、昆明力推环境公益诉讼 打官司前可叫停污染行为
来源：云南网2010年11月2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03521537941.shtml
新闻速读
此次出台的两新规明确：紧急情况下，不及时制止被告的行为会严重危害环境时，公益诉讼人可申请“禁止令”，禁止被告的相关行为。“禁止令”由人民法院作出，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
打官司前法院就可对污染企业发出“禁止令”；环保社团组织可作为公益诉讼人状告排污企业；环保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人败诉免交诉讼费，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讼费……昨天，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以及昆明市公安局联合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及《关于环境保护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意见(试行)》两个新规，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管辖、诉讼主体、讼诉费用等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多项措施在全国尚属首创。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损毁、侵占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生活环境，给社会公共环境造成损害时，由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环保社团组织对其提起的民事诉讼。诉讼的目的在于制止环境侵权行为，追究侵权人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市中院新闻发言人袁学红介绍，结合生态昆明建设的实际，市中院与市检察院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环境保护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的意见(试行)》。
《意见》规定：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所谓的原告与案件并无直接的厉害关系，其维护的是社会环境公共利益，诉讼的利益也应当归属于社会，所以原告的身份与传统民事诉讼中原告有所不同，公益诉讼的原告人为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以及环保社团组织。同时，公民一旦发现有人破坏环境，可以向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举报，也可以通过环保社团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此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出现紧急情况时，法院可以根据诉讼公益人的申请颁布“禁止令”，及时禁止被告的排污行为。这是一项全新的司法实践，目前在全国尚属首创。《意见》还规定，公益诉讼人胜诉的，被告承担的修复环境费用及损害赔偿金应当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专户支付。
袁学红说，昆明中院环保法庭成立以来，受理了各类环保案件近30起，其中环保公益诉讼只有一件。“之前对环境侵权人没有民事赔偿，侵权人只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更多情况是罚款了事，因此其付出的违法成本很低。现在引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加大了侵权人的违法成本，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要由其进行恢复，那么其在排污前就要考虑之后可能付出的高昂赔偿代价。” 记者 雷晴报道(昆明日报)
11、湖南成立首个环保案件合议庭
来源：法制周报 2010年11月2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00321537771.shtml
11月以来，宜章县人民法院集中执行力量，联合县环保局等相关单位干部共30余人，对已受理的位于宜章县境内的4家非法造纸厂非诉执行案进行强制执行。该县群众无不拍手称快，“终于有人治治这帮黑心老板了”。这个场景是该院成立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合议庭以来，为保护环境雷霆出击的缩影之一。
环境司法首开省内先河
为加强环保执法，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今年3月16日，该院成立了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合议庭，统一受理、审理和执行辖区内发生的涉及环境保护的民事和行政案件。环保审议庭成立后，建立了联络员、联席会议及信息通报制度；环保部门、环保审议庭以及其他环境执法协调机制。自此，开辟了湖南省在环境保护案件审理方面的先河。
环保审议庭成立半年多以来，共受理环保行政非诉执行案件10件，其中7件属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并且全部执结，占全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30%。由于环境司法在全国都算新举措，因此在无太多经验可鉴的条件下，该院创新执法，采取吹“集结号”的方式，多方联动，壮大执行队伍，适时重拳出击，以铁腕政策治理环境污染案件，做到执行一起，震慑一方。
雷霆出击铁腕治污
2007年下半年，受油价上涨的影响，“小炼油”有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废旧轮胎炼油厂在宜章县境内屡禁不止。这些炼油厂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产品低劣，生产中未采取任何污染防治措施，滚滚浓烟、难闻的气味以及劣质油的渗漏对空气、地下水和周边的农作物都造成极大的污染和损害，周边居民及过往群众怨声不断。对此，宜章县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今年5月份，县环保局在排查摸底后，对天塘乡的3家小炼油厂作出了行政处罚及关停，但收效不大，这3家炼油厂依旧关了又建。宜章法院受理县环保局的执行申请后，经环保合议庭审查，对3件案件分别作出了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
9月30日，宜章县人民法院吹响“集结号”，联合各职能部门近100余名干部，向天塘乡挺进，对于该乡境内3家非法炼油厂进行强行关停。该院这一为“环境”主持正义的举措得到了周边群众由衷的赞赏。
环保宣传预防为先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果你发现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法院环境保护案件审理合议庭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依照法律规定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2010年6月5日是第39个世界环境日，当天，该县2000余名群众接到了法院发出的环境保护法制宣传册。该院干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环境保护法》和涉及“水、气、声、渣”等污染环境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宣传交流向群众讲解了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增强了群众的环保意识和依法保护环境观念，减少执法过程中的阻力，同时也向群众传递了法院打击环境污染的决心。通讯员 肖毅进 伍淑云
12、江西鹰潭获称“中国中华秋沙鸭之乡”
来源：人民网2010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330022.html
人民网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孙秀艳）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今天在京举行授牌仪式，授予江西省鹰潭市“中国中华秋沙鸭之乡”称号。
中华秋沙鸭是衡量一个地方生态环境好坏的指数性物种。2007年底鹰潭发现中华秋沙鸭后，高度重视中华秋沙鸭的保护工作，通过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建立保护管理机构、划定自然保护区、落实专职管护人员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中华秋沙鸭越冬栖息地环境明显改善，中华秋沙鸭越冬种群数量稳步增加。据近3年的调查显示，每年到鹰潭越冬的中华秋沙鸭数量稳定在80只左右，约占全球总数量的近10%，鹰潭已成为我国中华秋沙鸭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鹰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戴春英表示，今后，鹰潭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大中华秋沙鸭保护力度，确保中华秋沙鸭这一国际濒危物种安全越冬。
13、腾讯绿色·联合国坎昆气候谈判大会特别专题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1－26
http://news.qq.com/zt2010/hitcancun/index.htm
14、从哥本哈根到坎昆 气候问题难求解
来源：时代周报2010年11月26日 吴妙发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6/001115.htm
外交官笔记
国际刚把眼光从首尔和横滨移开，又聚焦到墨西哥的坎昆。这座旅游名城将于11月29日召开由联合国举办的气候变化大会。
此次大会将讨论多个核心问题：《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减排目标，转让新技术以及援助资金及时到位等。国际公众要问：如此多的政治精英集中在坎昆，能否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或在原地踏步？
哥本哈根大会后，联合国成立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工作组，182个国家开始实质性协商。今年5月首轮协商在德国波恩启动，各方对工作组主席提出的“谈判案文”意见不一。“案文”加入了《哥本哈根协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评，指出“案文”没有处理好“巴厘路线图”的授权，造成50%至85%程度上的偏离，“形成严重不平衡”而遭拒。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三年内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至今迟迟不见踪影。
至于在《哥本哈根协议》法律化方面，美国以尚未立法而告吹。此前5月在挪威举行、有50国家参加的气候和森林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出资40亿美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等行动，这倒是一个突破，问题是承诺要及时兑现。北非摩洛哥11月中旬召开论坛，要求各国采取具体步骤使坎昆大会获得成果，不能再空谈了。
遏制气候变化向极端发展，关键在于减排，而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各减排多少则是关键中的关键。经多轮谈判和较量，确定了“共同有责但有区别”的原则。
但在具体执行中，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减排目标上，却显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发达国家在科学论据面前不得不承认，在300多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但非主因，而中、印新兴经济体在近二三十年中排放量的骤增则成为主因而非原因之一。发达国家困守这一反历史逻辑，这是美国推出在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仅17%如此低的目标的原因。
对此，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发表四国《天津声明》，认为美国应提高减排目标，得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赞同。美国等发达国家认为，造成气候变暖的主因在中、印，因而中、印应大大降低排放量，且指责后者不透明，应施以国际监督。这种偷梁换柱的策略，一是逃避历史和现实责任，二是剥夺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印的继续发展权。实际上，根据国际185国研究报告，澳大利亚人均碳排放20.58吨；美国年均人排放为19.58吨，中国为4.6吨，在185个国家里排第44位，而按人均历史碳排放总量计算，中国为66吨，而英、美人均却高达1100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投入了大量资金，且卓有成效。他们将此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另一制高点。未来十年内，美国在新能源计划上的投入将达1500亿美元，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美行政当局对此项投入总额也超过了400亿美元。欧盟在2011-2020年十年能源战略中，清洁能源的消耗比例就达20%以上。发达国家不愿转让以上各种新技术，认为这是他们长期研究之成果，且掌握在私人大企业、大公司中，国家无权勒令其免费转让。其实，这也是发达国家阻遏新兴经济体继续发展的手段之一。用西方媒体的话来说，美国要垄断“绿色话语权”，而欧洲则想成下一个中东。
中国方面则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1990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中国政府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这对于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达此目标，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大力发展风电、且已成为头号风电大国，并将其列入明年开始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从而推动我国绿色经济的全面发展。
15、各方气候谈判立场概览 期待坎昆会议
来源：中国网2010年11月26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6/001518.htm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和第6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将于11月29日至12月10日在墨西哥坎昆召开。此次会议将是自去年哥本哈根会议后，国际社会推进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的又一重要国际会议，旨在推进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目前，各方气候谈判立场如下：
美国
自布什政府后期，美国积极争取国际气候谈判主导权，以期按照其意志设计“减排路线图”，并将哥本哈根进程视为恢复国际气候谈判主导地位的良机。
然而，美国国内气候与能源政策辩论分歧严重、进展缓慢。一年来，提交参议院讨论的10余部综合性与专门性法案无一成功。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形势低迷、医保法案优先推动、民意支持基础削弱及利益集团争夺加剧等。在刚刚结束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在众议院实现翻盘，在参议院夺回若干席位。国会力量对比的最新态势使得美国综合性气候与能源立法前景更趋黯淡。未能获得国会的法律授权，行政机构根本无法藉以形成强有力的联邦气候政策。美国联邦气候政策的缺失与不确定性成为当前国际气候合作进程的重大障碍。
在减排目标上，美国尚未作出新的具体承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奥巴马政府参照众议院先期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仅提出至2020年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事实上，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约4%。在资金与技术援助问题上，美国一方面表示尊重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高调承诺，另一方面却在资金来源、管理及分配机制等问题上纠缠不休，未见实质行动。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方面，美国反对延续京都机制，力图脱离联合国框架，将谈判引入“单轨”，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并以此作为避谈自身责任的理由。在减缓行动透明度问题上，有意混淆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的义务，在今年波恩、天津会议等谈判场合要求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行动等也纳入国际核查范围，并以此作为自己作减排承诺的先决条件。
欧盟
欧盟对当前自身谈判地位的弱化及哥本哈根会议成果不满，意图赢回在未来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构建中的主导权。首先，虽然有所摇摆，但是欧盟仍倾向于支持国际社会就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之后的减排达成协议，制定约束性指标。再者，在减排目标上，英、法、德等力图推动欧盟的减排目标从此前承诺的20％提高到30％。但是，须以其他谈判主体的“可比性”行动作为前提。并将其未来减排行动的可能性与“三可”和透明度问题挂钩。第三，在落实资金援助方面，欧盟表示愿意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并承担总额的约1/3。还表示将资金承诺纳入各成员国预算。目前，落实情况也并不乐观。第四，为扩大其影响力，欧盟将工作重点转向对气候变化影响减缓和适应能力最差的地区。比如，与孟加拉等举行“全球气候变化亚洲区域会议”，承诺向孟加拉、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提供资金援助。
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
作为“77国集团+中国”的组成部分，“基础四国”已经成为当前谈判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已经建立其稳定的磋商和协调机制，在一系首先，四国坚持谈判需要继续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对于在G8+5、G20、世界重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会议等国际场合就气候变化议题交换看法并不反对，但是这些讨论仅仅是对谈判进程起到补充作用，而不是以此替代联合国框架。再者，坚持双轨并行的谈判机制 “附件一国家未来承诺特设工作组”继续讨论并确定附件一国家 2012年后的减排承诺问题；“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行动的内容及方式提出方案 四国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法律文件构成国际气候谈判的法律基础，根据其精神所设计的双轨机制最具合法性，理应得到各缔约方的尊重与支持，尽快为发达国家确定第二承诺期的减排目标 第三，四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支持继续以“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作为国际气候谈判及合作的基础性原则。发达国家不仅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负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义务。在今年的谈判中，发达工业化国家屡屡试图抛弃这一原则。第四，在减缓行动透明度问题上，四国坚持，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须接受“三可”要求（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MRV）。发达国家向发展中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发达国家履行承诺的情况以及发展中国家得到上述支持的减缓行动适用于“三可”。而对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进行的自主行动，绝不能接受所谓“三可”要求，也不接受其他诸如“同行评议”等任何其他形式的核查。第五，尽速落实发达国家允诺的快速启动资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许诺在三年内（2010-2012）给予发展中国家每年1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四国呼吁，发达国家在资金募集来源、数量分担、分配方式、管理机制等诸多方面尽早采取切实行动。
中小发展中国家集团
由于地理环境、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时还可以细分为其他若干集团，如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联盟及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①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在共同愿景方面，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赞同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的温升不超过2℃，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不超过450ppm的目标，主张在此前提下，尽早就2012年之后的减排达成近期和中期安排。在资金与技术转让方面，强调其经济与社会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极端脆弱性，呼吁对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关注，尤其是希望快速启动资金能够尽早落实，足额到位，以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②小岛国联盟：在共同愿景方面，小岛国联盟强调气候变化对其生存的严重威胁，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严格的减排措施，并提出温升不超过1.5℃，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不超过350ppm的目标。在资金援助问题上，小岛国强调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认为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不足，要求其提供的援助资金须达到其GDP的1.5%，并呼吁尽速落实快速启动资金、建立稳定、有效筹资模式，建议通过实施行业减排等筹措资金。在减排责任分担的问题上，小岛国联盟呼吁尽快加快谈判进程，排放量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应以某种形式承担量化减排指标。
③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系由位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八国组成。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因其激进立场表现抢眼，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其主张包括：在共同愿景方面，该联盟主张全球温升不超过工业革命前1℃，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控制在300ppm以内。在中期减排行动方面，支持谈判在双规机制下进行，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并率先减排，到2017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50%，且不能通过碳交易模式实施减排。在谈判在减排在资金援助问题上，该联盟要求发达国家以其GDP的6%作为公共资金来源，无条件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在未来国际气候制度构建方面，提出设立每年进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公投，倡议设立国际气候法庭，监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情况。
16、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是坎昆会议成败关键
来源：新华网 2010年11月2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6/112721538274.shtml
新华网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查文晔 孙伟丽)研究制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的目标与行动计划的坎昆会议即将于本月底召开，而决定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
在去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态度和立场消极，不仅不作出应有的碳减排承诺，反而要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历史责任、自身能力及发展水平的减排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卸义务、逃避责任的做法已经给全球碳减排进程造成了严重障碍，如果其再不予以纠正，坎昆会议取得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从历史来看，作为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历史累积的碳排放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且大多是奢侈性消费带来的碳排放；从资金和技术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实力雄厚，理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从1850年到2004年，八国集团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等13个国家的历史累积碳排放中，中国的排放贡献率占10.8%，美国则占约40%。
而中国的人均历史累积排放贡献率仅为1%，远远低于美国(21.3%)、加拿大(16%)和英国(16.4%)等发达国家，仅仅高于印度(0.4%)。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占全世界23.6%人口的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占全世界累计排放总量的79%。
在人类历史上，碳排放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而急速增加的，与之相对应，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理念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冷僻到热闹的演变过程。
西方发达国家无疑是工业化的第一波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在通过煤矿、石油、铁路、飞机大肆积累财富、破坏地球的时候，根本未受任何环境保护概念的约束，这是人类环境史上的“原罪”。
不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国家“垄断”碳排放特权的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碳排放微不足道。当前，发达国家应该以实际的减排行动“赎罪”，而不是逃避责任、混淆黑白，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推诿给发展中国家。
从现实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和能源消费水平一直位居世界前列，由他们带头，主动加大减排力度责无旁贷。
据统计，发达国家年均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总量的64.6%，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总量的65%。从人均水平看，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2007年中国为4.6吨，不足美国的1／4、欧盟的1／2。
国际能源机构的报告显示，美国目前人均能源消费量仍是全球第一，并且是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五倍。同时，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日均原油需求量为1900万桶，是中国的两倍多。
西方发达国家常常指责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但这只是表象。在表象背后，是中国的人口规模、能源结构和发展阶段。中国的资源禀赋是缺油少气富煤炭，能源结构中高碳的煤炭占2／3以上。
中国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例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房屋建筑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
中国如果保持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率，每年就要净增14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荷兰的总人口。尽管部分高收入者效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有奢侈浪费排放情况，但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
碳排放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必要条件，维持合理水平的碳排放是人类生活的一项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基本碳需求排放，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奢侈浪费排放。从伦理角度看，前者优于后者。发达国家不应强迫发展中国家接受脱离其发展水平的、不切实际的减排义务。
发展中国家在历史上长期受西方国家的侵略与剥削，长期与工业化、城市化等高碳活动无缘。如今，充分享受了建立在高能源消费基础上的舒适生活的发达国家，却以环保、低碳的名义剥夺发展中国家在合理限度内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生活水平、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权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扩展到政治与经济领域，一些国家试图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不平等秩序复制到环保领域的企图值得警惕。
去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按照该法案，从2020年起将针对来自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
从2012年起，2000多家航空公司将被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届时，只要飞机飞过欧盟的天空，就必须为排放的温室气体付费。碳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制造新的贸易规则的理由和借口。
人们不能不问：发达国家的这些措施真是为了保护全球生态环境么？还是为了本国利益，站在“环保”的道德制高点，手握“低碳”话语权大棒，进行新一轮的“劫贫济富”？为什么发达国家控制全球碳排放的努力不首先从削减自身的碳排放做起呢？
目前，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环保技术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吝啬，这已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
中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10月在天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在2012年前建立“快速启动资金”，是重建多边进程各方信任和坎昆会议成败的关键。四国代表要求尽快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落实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并重申，这些资金必须是现有官方对外援助和双边基金之外的新增资金。
“基础四国”声明还敦促发达国家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承担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承担可相比较的减排指标。坎昆会议应该为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做好铺垫。
按照IPCC的建议，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应该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5%－40%，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减排40%以上。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周二表示，按照巴厘岛路线图的授权和《哥本哈根协议》共识，发达国家应该为历史的责任承担自己相应的义务，率先采取行动，在减排行动中起领导作用，这一点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是“必须要坚持的”。
17、中国生态城迷失？
来源:南方周末 2010-11-25 彭利国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790
国际权威，坐观虚火，谆谆告诫，不免扼腕叹息；外资巨头，相机而动，中外联姻，总能盆盈钵满。
中国当下的生态城建设可谓“风急火旺、屡挫屡勇”。
西谚有云：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由美好的愿望铺就。当生态城建设演化为一场狂飙，不得不令人担心种种可能的迷失。
倒掉的“带头大哥”
国际媒体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这是公元2010年的上海，田园牧歌式的东滩码头上，微啜一口咖啡，眼前游艇来去。”梅嬉蝶曾经这样描述东滩生态城可能的美好。2010年，这美好一幕已然镜花水月。
梅嬉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博士，生态城的经济社会影响是她的研究旨趣所在。
2005年，中国两个高调出场的生态城项目吸引了她的目光：上海东滩与辽宁黄柏峪。“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梅嬉蝶原以为，“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的”。
东滩一度深孚众望。这座规划86平方公里的“零碳”城，由中英两国最高首脑签署合作备忘录，上海市政府全资拥有的上实集团负责开发，担纲“鸟巢”、“水立方”等项目设计的英国奥雅纳公司负责整体规划。
“我们2006年就已经按照要求把总体规划和可持续指标递交给了上实，但是很遗憾这个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走下去。”英国奥雅纳公司全球设计总裁彼特·海德说，背后原因是什么，他们也不清楚。
奥雅纳所不清楚的原因，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原上实集团首席规划师董山峰告诉南方周末。上实最终未能将东滩的农业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
法国索格利公司可持续城市发展经理Antoine Daval以为，“对于中国趋之若鹜的生态潮，东滩会是一个安全阀。”这家公司如今是多家地方政府生态规划时的座上宾。
然而，东滩并没有成为一个“安全阀”。与它一样宣告搁浅的，还有曾因实践“从摇篮到摇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自诩为“世界第一村”的辽宁黄柏峪。这个由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发起的示范项目最终因缺乏投资和无视民意而迅速“从摇篮走到了坟墓”。“包括美方合伙人在内的多家机构没准备投多少钱，他们只是许给四百多户家庭一个梦想。”曾在黄柏峪进行田野调查的梅嬉蝶说。
“带头大哥”已经倒掉，《纽约时报》、法国《解放报》等国际媒体据此唱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经枯萎。
纷争世界第一
“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
旗手已成浮云，地球上的第一座生态城花开何处？
今天看来，答案似乎写在了渤海湾荒凉的30平方公里盐碱滩上。距离天津市区45公里的中新生态城，风车立起，路网织就。“在我所知的目前所有在建的生态城项目里，天津是最有希望成功的。”全球生态城最有力的倡导者之一的澳大利亚生态城市协会创始人保罗·道顿如是乐观。
然而，太多的地方并不甘心拱手。距离天津100公里的唐山曹妃甸，规划七十余平方公里的国际生态城正暗中较劲，力图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生态城市的示范和样本”。而在北京，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城”的门头沟也在紧锣密鼓，宣称在100平方公里的地块上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的数字低碳生态城”。
东滩之后，至少两位数的中国城市铆足了劲，力图拔得头筹，他们多立足“生地”，意欲变废为宝，多为政府倾力，国企包揽，多为地产云集，产业配套，多为联姻海外，以洋为师，只是，“即便世界范围内都还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生态城的标准出现”，保罗·道顿说。
这似乎并不重要，无论天津中新，还是曹妃甸，都正试图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自握话语权。曹妃甸生态城一个包含了141项生态技术指标的体系已经完成，涵盖了新能源、绿色建筑、水处理、垃圾处理及利用、交通、信息系统、绿化生态、城市景观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
在被誉为“生态城之父”的芬兰教授埃罗·帕勒海默眼里，“第一座真正的生态城是一个标本，而标本的造价往往比后来者要昂贵得多”。
而中国的城市似乎从不担心昂贵的造价。苏州生态城投资250亿，北京门头沟中芬生态城投资1500亿，仅在2010年，天津中新生态城即确保年内完成投资170亿……他们正竞相成为一个巨大的试验场。
逐鹿中国试验场
“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崔志文的办公室窗外，一米见方的土地上，立着三盏样式各异的风能和太阳能互补路灯。“它们可能是三家公司的，都是想拿过来试试。”这位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说。
路灯推销商只是个小角色。事实上从无到有的平地造城运动让整个世界都按捺不住前来中国一试的欲望。
据崔志文称，曹妃甸谋划之初，包括英国奥雅纳、瑞典SWECO等多家国际知名的规划设计公司都曾伸来橄榄枝。梅嬉蝶做过的一项统计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曾有来自美、英、法、日等国的多家设计公司为东滩生态城制定了超过60项总体规划。
在无人识得生态城真面目的时候，谁的方案被率先采纳不仅意味着数额不菲的咨询费，也意味着在业界的强大话语权。英国奥雅纳的一位前职员透露，类似上海东滩这样庞大的规划项目，咨询设计费是个千万级的数字，而所谓的中外联姻，实质上多为中方雇佣，即使项目搁浅，外方公司依旧包赚不赔。
“仅对设计公司而言，每一个失败的生态城的经历都可以用来为他们赢得新的合同。”梅嬉蝶说。英国奥雅纳即便在东滩失败后仍坚称，“我们设计生态城的模型已经得到了完善并被应用于全球其他生态城项目。”而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美方理事长威廉姆·麦克唐纳更直接，“我们在黄柏峪可能会失败，但能从中获得丰富的数据为美国借鉴。”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持续城市规划的长期市场。”法国索格利公司经理Antoine Daval说。
“想来试试”的不仅仅是概念的设计和规划者。在已经搁浅的辽宁黄柏峪项目中，巴斯夫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膨胀聚苯乙烯隔热板，英国石油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太阳能光伏装置，美国威猛公司“想来试试”自己的压缩土砖，威廉姆·麦克唐纳则“想来试试”自己的“从摇篮到摇篮”的理念。
一份中法工商会的内部刊物显示了法国企业的算盘：威利雅、苏伊士环能集团的水处理技术，阿海普、索格利等公司的绿色工程咨询，阿海珐的无碳核电，阿尔斯通有害排放气体的收集储存……“他们在中国可持续城市规划的市场上都有牌可出。”该刊物称。
中国为何会被如此看好？
“西方土壤里造不出生态城。”曾参与过东滩、万庄和天津等多个生态城规划的董山峰说，西方已趋完结的城市化决定了他们只能改造生态社区，平地而起一座新城只能是幻想。
而即便改造生态社区，在国外亦是阻力重重。生态城概念的发明者理查德·瑞杰斯特告诉南方周末，在其所在的伯克利，人们一边谈论气候变化带来的痛苦，一边拒绝谈论与生态城有关的土地利用、建筑设计等任何话题，“他们担心任何可能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
在“生态城之父”帕勒海默看来，中国有更好的可能性来实现一些大胆、激进的计划。“在西方，媒体的聚焦令政客变得谨小慎微。任何快的、新的、冒险性的尝试对一个政客的政治生涯来说都是危险的。而在中国，官员有更大的自主性来拍板。”
残缺的明日之城
“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很快饿死。”
“我相信中国建设一个生态城的愿望是真诚的。”作为“生态城”一词的发明者，瑞杰斯特的理想是一座不打折的“全景”生态城，他的定义很简洁，“一座与自然平衡的城市”。这座城市里没有小汽车，只消耗很少的能源，所有的建筑徒步可及，有大量土地供动植物栖居，穷人也能住得起，人类的艺术、科技和生态智慧在此表达……
瑞杰斯特说，“但就像在美国一样，小汽车仍被大力推广、设计上存在诸多缺陷、建筑缺乏想象力等可能令这些美好的愿景变得一文不值。”
梅嬉蝶并不笃信，“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
“我们应当拒绝那些唯一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赚钱的参与者。建设一座真正生态城的参与者必须同时是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帕勒海默谆谆告诫中国的实践者们。“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王如松教授直言。事实上，以生态城之名行房地产开发之实的项目并不罕见，云南洱海国际生态城、郑州新田生态城因此被诟病。而即便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中国通往真正生态城的道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观念、体制、政策、资金、技术，一个都不能少。
崔志文告诉南方周末，曹妃甸生态城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体制。作为整个项目的中枢——生态城管委会的资质并没有被上级部门认可，独立的财政体系也无从建立，这势必导致招商引资的困难。对一个造价昂贵的“示范”标本而言，缺钱、缺项目无疑是头等大事。
最被看好的天津中新生态城，也不乏烦恼。“有些决定已经被修改了，很明显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自言最早将生态城概念带给天津的帕勒海默有些惋惜，“它本来不应该在生态上有任何的折中妥协，但是这个项目已经走得很远了。”
王如松担心，现在天津中新生态城的产业用地仍嫌不足，而没有产业支撑，纯粹是房产项目的话，就无法实现就地上班，最终可能成为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那样的“睡城”。“天津还没有失败，但它是残缺的。”在瑞杰斯特眼中，中新生态城的建筑设计缺乏可称为生态城的特征，而只许诺20％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实在糟糕透顶。
在瑞杰斯特看来，不完整的生态城意味着人们永远无法知道真正的生态城会如何运作，也注定不会成功。“一只老虎，如果只有三条腿、一只眼、半个肺会怎样？”他的答案是：“很快饿死。”
18、河北省万庄生态城，“摇钱树”成“烫手芋”？
来源:南方周末2010-11-25彭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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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该项目“宣告河北省乃至中国将从此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新时代”，两年后，却极可能成为上海东滩生态城困境的又一个翻版。
“鸟巢”真成了鸟巢
“万庄将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拥有最高的可持续标准的生态城。”
还是旧时村庄，还是衰草枯杨，这是距离北京CBD国贸40分钟车程的河北廊坊万庄。
如果当初那项号称全国之最的生态城规划顺风顺水，此地本该换了人间，只是现在，旷野中一个由木头和玻璃包裹的巨大“蚕茧”，在周围低矮民房和连片梨园中显得格格不入，它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秀场。“蚕茧”，正式名称是万庄生态城展示中心，当地人更习惯称之为“小鸟巢”。时间回溯到2008年6月，“小鸟巢”前上演了一场盛会，本地和来自北京的高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名流齐聚小镇，剪彩奠基，“万庄将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拥有最高的可持续标准的生态城。”在一片鞭炮声中，由上海实业集团公司 （下文简称上实）投资的总规划80平方公里的万庄生态城高调开工了。
今天，在廊坊市规划展示馆里，《万庄生态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仍旧在列，点触电脑屏幕，当初设定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
这座计划于2020年建成的未来之城，一切指标都向100％看齐。10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100％的污水处理系统覆盖率，100％的废物可回收利用，生活污水和淤泥用来发电、供热，百年老梨树100％留存点缀城区，每一株庄稼用多少水经过精密测算，居民出门不到400米就可以坐上公交车……
担纲万庄生态城整体规划的英国奥雅纳（ARUP）公司的全球设计总裁彼特·海德更是浪漫地宣称，“该项目将宣告河北省乃至中国从此引领人类文明走向生态新时代。”
最早也是唯一落成的“小鸟巢”被上实评价为，“标志着万庄生态城的探索和实践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为全面的开发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年后，作为“坚实基础”的“小鸟巢”已被一圈栅栏围起，黄昏时分，成群的喜鹊占据，粪便偶尔被排泄在这座前卫建筑上，“鸟巢”真成了鸟巢，它曾经的主人已经不见踪影。
金主退出之谜
拿不到地，“摇钱树”也就变成了一块高风险的“烫手山芋”。
19岁的吕言是网络上万庄生态城博客的博主。建城就要拆迁征地，拆迁征地就可以分房，作为万庄人，吕言一直盘算着这一天早点到来。然而，今年8月，他失望了，媒体爆出上实退出的消息。
“上实的领导层变更了，他们集团的整个战略也变了。”廊坊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周铁训如是解释。曾经为万庄生态城进行住宅设计的建筑师齐欣亦称，“泡汤”是因为上实的新领导对生态城不感兴趣了。
所谓的领导层变动，是指2008年中，上实集团董事长蔡来兴退休，而直接推动万庄项目的上实发展董事长马成樑也于次年4月离开，在外界眼中，蔡、马二人均为生态城概念的忠实拥趸。
曾主持万庄生态城可持续发展框架设计的原上实规划设计部的研发经理李将称，上实的退出自从高层变动以后就已开始，他领衔的规划团队也早于2009年4月宣告解散。
领导变更或许只是桌面上的说辞，如果生态城确是一块“金字招牌”，谁会弃到嘴的肥肉于不顾？“概念规划做好了，地方政府许诺了，但真正落地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李将说，“国土部门并不会因为你有了规划就给你用地指标。”廊坊市国土局一位官员无奈地承认，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凡是征用基本农田、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公顷的或其他土地超过70公顷的，都需由国务院批准，而万庄80平方公里的规模显然远远超过地方掌控的上限。拿不到地，“摇钱树”也就变成了一块高风险的“烫手山芋”，“一家企业不可能沉淀太多的资金在一块地上。”李将说。
廊坊地方曾尝试化整为零的策略，市发改委一位负责人称，从来没有对万庄生态城进行整体立项，只能是涉及到哪一个子项目就具体审批一个，但依旧不顺利。2008年3月，万庄所在的广阳区发改局曾力图将生态城规划中的一个先期4平方公里的服务基地项目申报河北省重点产业支持项目，冲关仍未成功。
截至目前，在廊坊市发改委公开资料中可查到的涉及上实万庄生态城项目的审批也只有两条道路的修建规划，与先前建成的“小鸟巢”。上实在万庄土地上只留下了这“非常有限”的印记。
问题是，审批壁垒从来都没有消弭，无论廊坊市政府还是上实集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钱”景美好的帽子
“北京就是一个金山，你能不能拿下来，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城市平台。”
“当时是看到了希望，觉得可以做下去的。”李将回忆说。“希望”，对上实集团而言，首先来自“东滩生态城”引发的自信膨胀。从2005年底开始，该集团即因开发号称全球第一座生态城——上海崇明岛东滩生态城而享誉国际。上实集团曾立志推广“东滩生态城”经验，并迫不及待地展开了复制之旅，河北廊坊、浙江湖州、山东济南、江苏无锡等地都出现在了其目标名单上。
然而，与其说上实真的怀揣一个绿色梦想，不如说它是借绿淘金。廊坊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周铁训坦言，上实扮演的实是一级开发商的角色，从政府手里拿地之后，完成“九通一平”（地产开发中的俗称，意指接通各种管线和平整土地），再把生地变成熟地进行招标拍卖。
而对廊坊市政府而言，当北京着力发展东部城市带、天津将重心放在滨海新区的时候，京津之间的廊坊如何对接变成了一个令决策者苦恼的难题。与北京“地挨地，路接路”的万庄被视为一块最好的处女地，生态城概念令廊坊发现了希望所在。于是双方一拍即合，2007年3月，上实与廊坊市政府在香港签订了开发万庄生态城的框架协议。“北京就是一个金山，你能不能拿下来，就看你是什么样的城市平台。”在当年的万庄生态城启动仪式上，廊坊市市长王爱民曾如是坦言初衷。“戴上生态城的帽子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效益，”李将说，“有了生态这个帽子，一方面政府卖地会更贵，另一方面开发商在上面建房，房价也会上涨。”
广阳区发改局曾勾勒过美好“钱”景的一隅。在申报万庄生态城中一个4平方公里的现代服务业基地项目时乐观估计，预计3－5年内所有项目全部建成，实现产值404亿元，政府税收28亿元。
如今看来，28亿的税收已是幻想，但箭在弦上的廊坊市仍不愿就此息声。
谁来买我的新鲜
“一排排大风车紧贴着北京，多壮观啊。”
他们坚信，即便半路夭折，生态城仍会是一笔谁都不会赔本的买卖。
投资商上实不会赔。按照周铁训的说法，无论将来谁接手，都要负责将上实已经投入的钱还上。纵使没人接手，廊坊市政府也会埋单，当地流传的招商名言是：“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担纲规划设计的咨询公司不会赔。即便项目搁浅，像奥雅纳这样的参与者的设计费却是分文没少。李将估计，奥雅纳从万庄项目拿走的咨询设计费应达千万。
廊坊市政府也不会赔。生态城的标签已经贴牢，“凡是有金子的地方，迟早会有开发”，周铁训对此信心满怀。上实的退出曾一度令万庄举步维艰，但最近一年，“这块地又热了”。
“京台高速从万庄西部穿过、北京大七环、京津二线、20分钟可达北京新机场……”2009年以来，周铁训一遍遍对前来考察的投资商重复万庄诸般不可替代的优势。在周接待过的考察者名单上，港中旅、杭州宋城、中南集团、德国嘉民等赫然在列，只是“考察的多，真正出手的还少”。
新鲜的生态城概念并不愁卖，只是对于无利不起早的开发商和守土有责的地方政府而言，在绿与金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并不容易。
一个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事情是，一家铤而走险的开发商锯倒了上百年的老梨树。2009年，原定负责开发生态公园的廊坊上城房地产公司，在拿地之后，悄悄建起了高尔夫球场，后因村民上访而被国土部查办。生态但乏利的公园显然难敌逐利却破坏原生植被的高尔夫项目。
万庄生态城最新的动向是，部分地块将由中国人寿建设养老社区，总投资预计约1000亿元。但周铁训称，中国人寿的规划已经汇报过三次了，还是没有达到他理想中的生态城的水平。然而，未来的万庄生态城究竟该是什么模样？“太大了，想象不出来。”周笑称。一个他所能想象的场景是，沿着万庄和北京的交界线，建一排风力发电装置，“一排排大风车紧贴着北京，多壮观啊。”
19、法国如何建设“生态城市”
来源:南方周末2010-11-25袁瑛
http://www.infzm.com/content/52796
与中国迥异的是，法国的重点不是“平地新建”，而是“改造翻新”。
法国也在经历着一场丝毫不亚于中国的“生态城”热潮。
2009年，“法国生态、能源、可持续发展和海洋部”（以下简称“生态部”）先在全法国范围内推广了130个生态社区，同年年底，又将生态建设的概念推广至城市，至今已在19个候选城市中推出13个“生态城市”。
法国南部城市格勒诺布尔，在生态城市的评选中得分最高。这个历史上被用作军事要塞的城市，在最近一次的改造中，遵循了生态城市的理念：例如大型超市被建在居住区的附近，而不再是需要开车才能前往的郊区；为了鼓励人们减少用车，新规划故意减少了市区的停车位。
法国推动生态城市的步伐比较迟缓，2007年才在原有城市规划部的基础上，合并了住宅、城市规划、交通、能源、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科研等多个部门的职责，成立了法国最强势的部门——生态部，其部长是法国内阁的第一部长，地位仅次于总理。随后两年里，总统萨科齐力推生态城市的建设。但法国未来20年内70％的建筑已经建起来了，与中国迥异的是，他们的重点不是“平地新建”，而是“改造翻新”。
生态部已经摸索出了生态城市必须具备的几项特质，包括“节约的城市”——能源节约使用，不存在过度消费；“吸引力城市”——经济发展良好，吸引投资者；“平等的城市”——不论富人、穷人都能享受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好处；最后，就是所谓的“宜居城市”，即人们要乐于安居。
对于生态部的官员们来说，推进生态城市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告诉市长们，生态城市建设是一个综合的城市运动。
而如何与私人企业及城市居民达成建设生态城市的共识，也是法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
20、敦煌水资源利用之争：生态保护与GDP增长起冲突
来源：新华网2010年11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318705.html
敦煌的最后底线
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无论百姓还是官员，都面临着矛盾
46岁的王兴光卖完最后一批棉花，锁好家门，开着车驶出村子准备进城过冬。
今年王兴光收入颇丰，68亩哈密瓜产了120吨，60亩棉花卖了十几万元。在甘肃瓜州县西湖村，蜿蜒而过的疏勒河被农民看作是命根子，只要河水不断，收成就有了保证。大多农民像王兴光一样，年纯收入在八九万上下，除了村中的老房，不少村民还在瓜州县城或50公里外的敦煌市添置房产。春夏秋回村种地，冬季进城过冬，变成了“候鸟型”农民。
但他们能如此丰衣足食多久？没人知道。
王兴光听家中老人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还曾在此种过水稻，疏勒河河道较浅，开荒种地都是大水漫灌。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河道越来越深，水也不再丰沛，植被遭到破坏，原本在家门口就能打到柴，后来要赶着马车去十几公里之外。
人与生态之争
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长670公里，流域面积4万平方公里。“疏勒”为蒙古语，系水丰草美之意。与中国大部分河流不同的是，它的流向自东向西，年平均径流量为10.31亿立方米，仅为淮河的六十分之一。但在蒸发量是降水量33倍的河西走廊地区，它承担着134万亩耕地的农业灌溉和流域内工业、生活用水。
不仅如此。疏勒河的支流党河是敦煌的重要水源，每年下泄的6000至8000万立方米的生态水维系着敦煌的西大门——西湖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外，便是对敦煌成包夹之势的库姆塔格沙漠。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解决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山区的贫困问题，甘肃省政府决定开发疏勒河流域水土资源，实行异地搬迁。1996年，世界银行为此项目提供了12.6亿人民币贷款，在疏勒河流域安置20万人。
这一举措虽然惠及百姓，却加剧了疏勒河流域的生态恶化。在敦煌农场西湖分厂党委书记许多江的印象中，一年有半年刮5到6级的大风，飞起的石子打得脸疼，风吹着小沙包就上了公路，刮一场大风，都会发生几次交通事故。每年三月灌溉时，疏勒河水就会时有时无，上游为了抢水扎起木闸，“有水就漫灌，没水就干瞪眼”。
从2002年起，甘肃省对移民项目进行调整，把移民降至7.5万人，新开耕土地削减一半，水资源利用率计划由91%降到64%。
但在疏管局总工程师马德海看来，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解决老百姓吃饭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尽管134万亩的灌区创造了23亿产值，是1996年的10倍多，但灌区面积也增加了一半多，这对水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
目前，疏勒河流域每年10亿立方米的水，灌区引用9亿，仅剩下1亿下泄敦煌。马德海对此忧心忡忡：灌区不保证，农民就没饭吃；但保证了40万农民，就意味着敦煌所需的生态水补给减少。
如今，处在沙漠边缘的敦煌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5%。今年48岁的许多江还记得儿时的敦煌，人稀地广，湿地中还有芦苇荡。从解放初至今，敦煌人口增长了近5倍，灌溉面积增加了32%，河流湖泊缩小了23%，四分之一的天然草场消失，湿地面积仅剩不到一半。数据显示，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不平衡已导致敦煌湖泊沼泽面积在30年间萎缩了70平方公里，存在着消亡的危险。
水利部副部长矫勇说，我们忽视了生态用水的重要性，把关注点放在了增加眼前的收入、放在财政收入和GDP上了，经济用水不断挤占生态用水，对敦煌地区的地下水和自然绿洲造成较大的破坏。
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疏勒河有着长达9至11年连续枯水期。“在丰水期要把地下看成是一个大水库，为枯水期储备地下水，否则到时我们是顾生态还是顾庄稼？” 马德海说，只要保证疏勒河流域的地下水，敦煌在几年内不会受到影响，如若枯水期猛抽地下水，西湖就会出现问题，屏障消失，敦煌便只有直面沙漠了。对于枯水期，王兴光记忆犹新，1995年每亩小麦才打200斤，连每亩30多元的村提留都交不起，不少村民们背着一筐干瘪的麦子去乡政府上访。乡政府百口莫辩，雇了辆客车载上村民代表去干涸的水库，村民才信以为真。
其实，对于敦煌保护，温家宝总理曾先后五次作出批示，其中提出十六字方针：高度重视，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快推进。在今年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审议时，温家宝指出，决不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
但严峻的现实是，自1994年以来，仅党河灌区外围沙化面积就增加了20万亩，特别是库姆塔格沙漠推进速度加快，平均每年向前推进3到4米。
事实上，河西走廊生态极为脆弱，一旦破坏严重即带来不可逆转的后果。马德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疏勒河来水量小，但又需大面积耕地灌溉，大量地下水就会被抽取，造成水位下降。若此下降的程度和时间超限，植被的自我恢复功能就会受严重损害。
敦煌市水务局一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党河水已无法满足需要，只有靠超采地下水来弥补，几十年来，地下水位已下降10.77米，目前仍以每年24厘米的速度下降。敦煌著名景观月牙泉的水域面积由上个世纪中期的22亩萎缩到目前的10亩，最大水深也由7.5米降到现在的1.8米。
马德海说，把流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统一管理，明晰水权，制定有关条例，建立起统一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
管理之争
事实上，按照《水法》规定，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在疏勒河流域，总干渠由疏管局负责，并征收流域灌溉区水费，而当地的地下水资源由当地水务局负责。
在马德海看来，地下水由当地政府管理会带来两个问题。主管水务的政府领导少有专家型领导。“比如粮食产量低了，要保证生态还是保证GDP，这涉及到经济和生态的矛盾问题。”其次就是地方水务部门没有科研力量。
疏管局副局长杨富元告诉记者，他曾考察过澳大利亚墨累达岭河，这条流经五个州的河流制定了管理条例，每年按条例取水，新疆塔里木河参照此制定了，《塔里木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疏管局也提出制定《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条例》，实现有法可依，但这一过程却阻力重重。“地下水的分布和管理，我们经过科研测算，比地方政府更有优势。”
但酒泉市副市长王喜成不以为然。他说，目前酒泉实行“退二打一”，即封闭两口井才能新打一口，并且打井的审批权从2007年起就由乡镇收交至市政府。新打机井要经乡、县逐级上报，市政府发放打井许可证，安装智能水表后方可使用，一旦取水过量，水表就会消磁。在王喜成看来，生态保护一定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而这是疏管局并不具备的。“如果把酒泉所有地下水和地表水纳入他们的管理，恐怕地方很难处理。”
马德海建议，甘肃内陆河必须要成立了一个水资源利用管理的决策机构，这个机构在省水利厅之上，像塔里木河流域水利委员会一样，由自治区副主席担任主任。“至少要由副省级干部担任要职协调流域内各地方的矛盾，实施统一调度，这样阻力就小多了。”
曾长年从事水利工作的甘肃省政协原副主席韩正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疏勒河流域保护，甘肃省除了要提供政策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事实上，无论水权如何分配，但对于敦煌保护的态度各方高度一致。王喜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敦煌这条线上，楼兰和罗布泊相继消失，如果绿洲拦不住风沙，敦煌消失就意味着河西走廊的全线覆没。
目前，在河西走廊上，石油、天然气管道、高铁和高速公路均在施工。“从这个角度看，保护敦煌和河西走廊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
马德海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认为，打通瓜州至敦煌西湖的绿色长廊是保护敦煌的重中之重。“现在的绿洲是星星点点，用五年时间打通之后就会连成一片。”
王兴光也盘算着明年的收成。作为高耗水作物，棉花不再鼓励种植，他准备种耗水少的葡萄。尽管收入会少些，但他清楚，节水都是为了保护敦煌，毕竟敦煌城里还有他一套120平米的房子。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玉门、敦煌、瓜州)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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