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针对土壤“亚健康”日益严重的问题，吕周锋认为，中国亟须开展大规模的“土壤保健”活动，增强土壤的可持续利用。“在操作上，应以土、肥、水为基础，对土壤进行包括有机物、有益微生物、营养元素等在内的全营养施肥，优化土壤结构。这既能为土壤提供保健技术和保健物质，优化土壤系统结构；也能提高土壤系统功能，为农作物的高产创造良好的条件。”

3、浙近二成农用地因土壤污染不能种植绿色农作物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10年11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297861.html

　　据新华社电浙江省政协23日召开的“构建和谐浙江、推进科学发展”专题协商会透露，该省的浙北、浙东和浙中地区因土壤污染，有近20％农用地不能种植绿色农作物。

　　今年二季度，浙江省政协组织一调研组专题就“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赴杭州、台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据课题组对浙北、浙东和浙中的236.5万公顷农用地调查，不适合种植绿色农作物的农用地面积为47.2万公顷，占20％；浙北、浙中、浙东沿海三个区域中，属轻度、中度与重度重金属污染的面积分别占其总面积的38.12％、9.04％、1.61％，城郊传统的蔬菜基地、部分基本农田都受到了较严重的影响。

4、2010年濒危动物名单：33%面临灭绝危险

来源：《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4日　冯永锋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4/001016.htm

　　日前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了“2010年濒危动物名单”。名单显示，面临危机的动物种类比2009年增加了1000多种，33%的动物种类面临灭绝危险。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此次调查公布的名单，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有灭绝危险的动物物种年年都在增加。在调查的55926种动物中，有18351种有灭绝危险，相当于总数的33%，比去年增加了1060种，灭绝危险度较高的包括玳瑁等3565种动物。

　　据此，有学者提醒，地球或许正进入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

　　其实早在2007年，就有科学家预测，按照中等范围的全球气候变暖情形，到2050年占地球陆地表面积20%的区域中15%-37%的物种将注定消亡。野生救援组织主席史蒂夫的换算也许更加直观：全球每年有近2.7万个野生物种灭绝，确切说是每天灭绝74种，每小时灭绝3种。

　　物种大灭绝真的会来吗？

　　北京麋鹿院的郭耕认为，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也许并非耸人听闻。“为什么一个个老物种会在我们面前撒手西去，就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自然生产力的再生速度。人类在短短几百年的工业社会耗用了地球25亿年积累的化石能源，随着我们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人口的膨胀和对奢侈品需求的增强，比起其他物种，我们消费的太多、太快，人类渐渐成为这个星球上一切野生动植物超负荷消耗的掠夺者，同时也正在亲手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调查中，东南亚是动物物种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区。科学家们认为，大规模种植油棕、采伐森林、开垦土地等是导致这一情况的主因。这似乎再一次印证，人类活动是生物多样性衰减的元凶。

　　但也有科学家认为，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悲观。现在大部分国家都已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也正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公布了一份名单，中国朱鹮、美国加利福尼亚秃鹰、蒙古野马等64个濒危物种灭绝危险度降低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指出，这说明通过适当投资和努力，能够阻止物种灭绝。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在经济发展中生物多样性也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然而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工作中，中国从未缺位。

　　上世纪末，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就开始资助一系列以生态系统控制实验为主要研究手段的科研项目。科学家们相信，这些项目将极大地推动我国全球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科学研究，有利于预测我国未来生物多样性变化，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必需的基础数据。

　　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主题是“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生命”。中国成立了“2010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中国国家委员会”，22个部委参与其中。9月，刚刚获得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明确了今后20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行动计划”描述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现状，包括部分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人工林树种单一，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部分重要湿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带物种及其栖息地不断丧失，野生高等植物濒危比例达15%-20%，野生动物濒危程度不断加剧，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下降趋势明显等问题。

科技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著名生物学家约翰·马敬能博士提醒，自然保护更多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不要对自然过多人工干预，要相信大自然的力量。大自然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要有效利用大自然的能量，然后去做一些大自然想做之事，而不是违背自然规律，否则人类和自然的斗争将永远继续下去，而大自然始终会战胜，返回到其原本想要走的轨道当中。”本报记者冯永锋

5、温家宝总理出席全球虎保护峰会 阐述中国拯救野生虎三点主张

来源：新华网2010年11月24日

http://huanbao.gongyi.ifeng.com/detail_2010_11/24/3214284_0.shtml

11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圣彼得堡出席“保护老虎国际论坛”政府首脑会议并发表讲话。新华社记者鞠鹏摄(图片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俄罗斯圣彼得堡11月23日电 11月23日下午，俄罗斯圣彼得堡市漫天风雪，位于市郊的康斯坦丁宫主楼天蓝厅内暖意融融。中国总理温家宝和俄罗斯总理普京、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老挝总理波松、尼泊尔总理尼帕尔，以及世界所有老虎分布国的森林或环境部部长们汇聚在这里，参加“保护老虎国际论坛”政府首脑会议，谋划拯救“百兽之王”的历史性行动。

主席台上，巨幅背景画上一头体态雄健的老虎气势威猛。老虎，成为这场政府首脑会议的主角和人们共同关注的焦点。

尽管访问日程密集紧张，在圣彼得堡停留时间不到24个小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仍然挤出两个小时，出席了这场政府首脑会议，并在致辞中向世界阐明了保护老虎的中国行动和中国主张，显示出中国人民对人类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的高度负责精神。

下午3时30分许，温家宝总理和其他四国总理，以及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主席台落座，与全场100多位各方代表一起认真观看了三分钟介绍世界野生老虎濒危的短片：由于人类的猎杀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世界上老虎日渐稀少。它那充满忧伤的眼神，仿佛穿透千年的历史，注视着不断侵犯它领地的人们。

作为东道主，俄罗斯总理普京首先发言。他表达了俄罗斯拯救老虎的热情和信心。他还特别提到，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制定了共同行动计划，建立专门的跨国保护区域，老虎可以在这个区域随便进出。

随后，温家宝总理走上讲台。他环顾全场，稍作沉思，开始演讲：“保护野生虎是一个涉及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的紧迫问题。”接着，温总理向人们列举了这样令人惊醒的数字：“过去100年里，由于人口增加，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和生态环境破坏，全球野生虎从大约10万只下降到目前不足3500只，已经到了濒临灭绝的危险边缘。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仍然存在野生虎栖息地不断缩小，盗猎活动猖獗等问题。”

讲台上，神情凝重的温家宝总理大声疾呼：野生虎一旦灭绝，不仅是老虎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现在已经到了调整人类行为，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了。当人类发展与老虎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人类应当对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作出改变，承担起保护它们的义务。

这呼吁，仿佛在催促着行色匆匆的人们，停下脚步重新思考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相处的重大命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已全面禁猎老虎。1993年又全面禁止虎骨贸易和虎骨入药。此外，还开展了严厉打击盗猎老虎，实施了养殖老虎放归自然的探索行动。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野生动植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为保护老虎提供了更好的自然条件。

今年恰逢中国农历虎年，一场“保护老虎，我们在行动”活动正在中国如火如荼地举行，大批志愿者踊跃加入保护者的行列。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野生虎保护关乎人类的生存，关乎中华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

温家宝总理告诉与会人士：在中国，野生虎栖息地已经得到有效恢复和改善，野生虎种群已显现逐步扩大趋势。中国总理传递的这一消息，让人们看到保护野生老虎的进步和希望。

面向未来，温家宝总理阐述了中国拯救野生虎的三点主张：主动约束人类自身行为，使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协调；妥善解决野生虎分布区人民生活问题，使他们自觉地支持并参与到野生虎保护行动中去；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形成保护野生虎的合力。

温家宝总理的致辞感染着现场的人们，热烈的掌声在大厅里响起。他的主张和建议获得了会议主持人——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称道。

随后，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总理也先后发言。他们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声音：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野生虎保护，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相处。

当中俄等国政府首脑们在雪天的圣彼得堡讨论拯救野生虎行动时，在6000多公里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场相同主题的会议正在召开，参加者是世界上保护老虎的青年积极分子。通过视频连线，政府首脑们认真听取了青年人讨论的情况，并与他们就保护老虎问题进行了交流。

从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到西太平洋之滨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政府首脑和青年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一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拯救老虎，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人类的未来。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保护老虎国际论坛”，并应邀主持了部分部长级会议。今天，贾治邦在现场聆听了温家宝总理的致辞后说，温总理的讲话发人深省，令人振奋。我们已经科学、系统地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保护野生虎的重点工作，并将认真付诸实施。拯救老虎，中国一直在积极地行动。

虎为百兽之王。让“王者归来”，这是人类动情的呼唤。“保护老虎国际论坛”的宣传标志，清楚地宣示了人类与老虎关系的重大转变：一只手轻抚在虎掌之上，仿佛是无声的呵护，又像是友谊的握手。人们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要么崇虎敬虎，要么降虎伏虎，而是要保虎护虎，将老虎当作自己亲密的朋友。

当温家宝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步出会场时，已是暮色苍茫。这次国际会议是保护野生虎的新起点。人类只要持续不断地努力，世界就会重现虎跃重山之景，重传虎啸生风之声。人类一定能与自然更好地和谐相处，筑牢文明持续发展的根基。

6、湖北武穴污水处理厂直排废水染黑数公里长江

来源：千龙网 2010年11月24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24/104121525316.shtml

位于武穴市饮水源下游800米的污水处理厂长江排污口浊浪翻滚。

滔滔浊流涌进长江，状如泼墨，染黑江面数公里。

污水处理厂暗藏玄机，从江边排污口和厂内排污口取的水样颜色明显不同

建成启用才2年的武穴市污水处理厂成了摆设

　　湖北武穴市位于长江中游北岸，大别山南麓，鄂东边缘。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武穴市引进了以医药、化工、造纸等重污染行业为主的企业，其中上规模的企业就有20多家，直到2006年，该市总投资近7000多万元，首期工程日处理能力1.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开工建设，于2008年10月18日正式投入运行，当时武穴市四大家领导亲临出席启动仪式。

没想到投入巨资的污水处理厂竟成了摆设，暗藏玄机，将未经处理的气味刺鼻色如黑墨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染黑长江数公里，严重威胁下游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临江各大省市居民的饮水安全。

7、武汉采砂和垃圾污染江岸面积达60亩(图)

来源:荆楚网-楚天都市报　2010－11－24

http://green.sohu.com/20101124/n277870234.shtml

大量磷石膏和生活、建筑垃圾倾倒在江滩。记者卢亚明摄

　　崔家营航电枢纽工程蓄水前，市水利局在小清河入汉江口修建护坡式防波堤，防止汉江边占地40多亩的磷石膏塌方，浸入汉江。此后生产的磷石膏也都转移至洪山头填埋场堆放。

　　崔家营航电枢纽工程蓄水后，有人竟“废物利用”为非法采砂场垫场子，大量磷石膏和建筑生活垃圾被偷运并倾倒在汉江老西湾段堤防内，200米平整江岸面目全非，污染面积达60亩。

　　探访　汉江老西湾段，江岸满目疮痍

　　连日来，记者不断接到居民反映，汉江老西湾段堤防内，被倾倒了大量磷石膏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修缮一新的江岸满目疮痍，形成新的污染带。

　　前日中午，记者来到襄樊天舜化工集团厂区后的堤防上看到，原有的磷石膏堆放处附近江岸上，新倒了成片的磷石膏，磷石膏小山有一人多高。大片的土地和植被被掩埋，200多米长的江岸上灰茫茫的一片，让人恍惚置身戈壁之中。

　　不远处的江边，停靠了一艘采砂船和两艘运砂船。一旁的堤防内基脚处，盖有一排砖石混凝土结构的平房。

　　除了磷石膏外，这里还堆放有成片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三四个居民正在捡垃圾。

　　根据居民指点，记者在磷石膏空地发现了8个新鲜的树桩，树桩旁还散落着新鲜的杨树枝叶。记者测量发现，树桩直径均在15厘米以上。

　　据居民介绍，当天早上7时左右，有一男一女开车来伐树。因为对方说有砍伐许可证，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

　　部门 非法行为影响行洪安全，最高可罚10万

　　中午12时许，一辆三轮运输车沿着堤防拉来一车建筑垃圾。司机说，听同行说这里要垫场子，可以倒垃圾，他特意从市区来的。

　　襄阳区堤防处当即制止了这一乱倒行为。

　　市采砂管理总站站长付成玉查询发现，该区域为禁采区，并未登记有采砂场。“这个在建的采砂场显然是非法的。”

　　付成玉表示，河道内一切建筑必须由水利部门报批。根据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的，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动　本月内下达处罚告知书

　　胡红军表示，针对当事人拒不整改的行为，该处将在本月内，对其下达违法行为处罚告知书。若在三日内不清除的，将正式下达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仍未整改的话，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昨日下午，襄阳区政府组织召开的河道采砂规范管理专题会议上，胡红军提出了规范管理采砂场的建议。

　　下一步，该处还将拆除违规铺设在堤防两侧的行车通道，遏制倾倒垃圾行为。

　　本报记者将持续关注事态进展。

　　堤防内种房不止

　　昨日上午11时，襄阳区堤防处、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亲自来到现场看到，近十个工人在堤防内基脚处挖土、放线。

　　工人们称，是受雇前来盖房子的。襄阳区堤防处主任胡红军当场喝止了这一违法行为，并没收了铁锹等工具。

　　襄阳区堤防处周姓副主任介绍，倾倒磷石膏等垃圾、河堤内盖房的行为，均由一刘姓村民所为。

　　他告诉记者，该村民和西湾村签了这片土地租赁协议，打算建采砂场。倾倒垃圾和渣土的江岸面积有60亩左右，这些垃圾是垫场子用的。

　　据介绍，早在8月22日，襄阳区水利局已对该村民下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记者看到，通知上写明：经查，当事人在襄樊市襄阳区汉江河道张湾镇河段修建房屋、建砂石场，从事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此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二款之规定，因此，特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从接本通知之日起，即日内拆除所建房屋，清除所倾倒的垃圾及渣土，逾期我局将依法处理。“房屋没拆，垃圾没清理。竟然还要盖房屋，太不像话了。”胡红军对这一恶劣行为表示愤慨。

　　记者陪同襄阳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查看发现，树桩都被掩盖了一层磷石膏或泥土。该负责人用铁锹一边扒土，一边气愤地指责这一偷伐行为。

　　他表示，砍伐防护林需要报请省、市两级主管部门批准。被砍的防护树都有十多年树龄，并无砍伐证，当事人已具备量刑标准。他将深入调查取证。

　　相关链接

　　磷石膏是指在磷酸生产中用硫酸处理磷矿时产生的固体废渣，主要成分为硫酸钙。

磷石膏中所含氟化物、游离磷酸、P2O5、磷酸盐等杂质是导致磷石膏在堆存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磷石膏的大量堆存，由于风蚀、雨蚀造成了大气、水系及土壤的污染。长时间接触磷石膏，可能导致人死亡或病变。

8、河北容城工业污染废水横流 村民不吃自家粮

来源：《燕赵都市报》2010年11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305822.html

　　保定容城因“中国男装名城”而闻名，造纸和印染业也名头不小，这些带着污染帽子的产业，规模企业污水排放均采取“坑储”方式。尽管这种排污方式在企业和当地环保局看来，已经采取了防渗处理，不会有太大危害。但实际上，。在污染较重的村镇，村民已经不敢再喝自家的浅水井的水了，因为担心地下水被污染，自家种的粮食都是卖出去再买别处生产的粮食吃。

　　村民不吃自家粮

　　初冬时节，薄雾笼罩着青绿的麦地。农民们正忙着给小麦浇越冬水。

　　在容城县南庄镇沙河营村村西，一位村民正在给自家麦地浇水。这是成片的麦地，毗邻村子，与该村全县知名的印染企业容城恒力印染公司仅一路之隔。

　　这位村民说，家里种了三亩多的麦子，除了大部分卖出外，也留有一部分自用。他说，现在浇地的水都是深井水，应该不会有太大污染。他说，家里自备的浅水井“打上来的水都是黑色的”，因为污染严重，去年村子里集体打了四五百米深的深水井。记者了解到，近两年容城县开展饮水安全工程，大多村子都打了深水井。

　　沙河营村一位经营小卖部的村民说，村民用的自来水基本上不用自家花钱，经费一般都由村里的造纸厂出了。他说，村西北的深水井供周围四五个村的生活用水。

　　但显然，这眼惠及周围四五个村的深井水并没让旁边的野桥村受益。就在恒力印染公司西四五百米外的麦地里，一位野桥村村民也在浇冬水。他说，野桥村村民家里还是使用自备的浅水井，正在承受着来自地下水的污染。他用铁锹指了指脚下的麦地，说自己种的粮食肯定不吃，每年都把地里打下来的粮食卖掉，然后再买别处的粮食吃，“这样更放心”。

　　记者注意到，就在他家地边的水渠里，灌了半渠酱油色的污水。村民用手一指东南方正在冒烟的烟囱说，就是那个厂子排出来的。村民所指正是恒力印染厂。这位村民说：“你看，水渠边上的麦苗比地里的稀。别看现在渠里水少，每年夏天雨水多的时候，废水就会漫到地边上，被淹的庄稼都不长。这水里可能是有酸和火碱啥的。”

　　污水的现实之忧

　　容城县规模较大的造纸和印染企业主要分布在南张镇和小里镇。11月18日，记者驱车随机走访了两镇的四个企业，费尽周折寻找排污口，发现既有水质较清的涓涓细流，也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酱油色污水渠。

　　沙河营村是一个拥有4000多人口的大村庄，这里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分别是位于村南的容兴造纸厂和村西的恒力印染厂。

　　记者在容兴造纸厂周边未发现污水排污口，工厂对过的院落里，透过大门就可以看到污水处理设施。

　　在恒力印染厂附近也未看到排污口，但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记者在五六百米外的农田边上发现了一条水渠，像一把酱油色利剑插在农田腹地，一直绵延向北，望不到头。不止一个村民说，水渠里的水就是从恒力印染厂排出来的，排污口就在水渠上由楼板搭成的平台下方。村民们说，工厂通过地下管道将污水引到此处，排到农田内三四米宽的沟渠中。

　　在此排水口南侧，一家加工作坊传出的机器轰鸣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小作坊的围墙西是一道深沟，一个排污口从围墙下通出来，一股脏水哗哗地排放到深沟里，水流冲击处，已有厚厚的淤泥。绕过西侧围墙，在小作坊的南侧空地上，是两间房子大小的垃圾山。后据容城环保局介绍，该小作坊原是一家造纸厂，早先已被关停。现小作坊从事的是将纸厂中捞出的废塑料进行加工，属于非法生产。

　　位于容城县城南10公里小里镇东小里村，共两家规模较大的印染厂，分别是位于容小公路北侧的东兴印染厂和荣升印染厂。

　　东兴印染厂西侧有一条存有废水的深沟，水量并不大，水质看起来并非如沙河营村农田里的水渠酱油色，只是水色较深。在深沟的边缘，露出了白色的塑料布，部分已碎裂。在厂区西侧大门口下方有一处排污口，流淌出来的废水颜色较为透明。走进厂区，污水处理设备正在正常运行，灰黑色的泡沫溢满了污水处理池。

　　荣升印染厂位于东小里村东侧，高大的烟囱冒着滚滚白烟。记者试着寻找该厂的排水口，终于在厂区东侧发现了一处深坑。这也是记者探访四个工厂见到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坑。目测之下，深坑仿佛一个米斗，坑口面积差不多有3000平方米，坑底略小，坑深约有七八米深，坑壁由红砖砌成。在深坑的四周布满了铁丝网，防止村民不慎落水。从视觉上看，深坑里的水黑汪汪的，部分水面漂浮着绿色的苔藓，坑壁西侧有一处排污口，正在往深坑里汩汩地排放着废水。废水落下水面泛起大片白沫。记者拍照时，厂区里出来几个人，似乎很警惕，走过来询问记者身份，记者未与其过多纠缠，应付几句转身离开。“近几年我县的造纸厂和印染厂等几十家重污染企业竟然将生产的污水直接打井排进地下，还让人活吗？”日前，一则反映容城企业涉嫌违规排污的读者报料，在燕赵都市网上引起网友不小的反响，跟帖者对地下水污染一事议论纷纷。很快，这条网帖引起了容城有关部门的注意，该县环保局发函解释了容城县重点企业排污处理方式为“坑储”，通过环评审批，并称网友发帖为“误会”。

　　废水流向哪里？

　　11月份以来，容城县环保局上上下下都很忙碌，除了迎接上级检查，还要应付各路媒体的采访。据容城县环保局工作人员透露，好长时间都没过过周末了。

　　然而，沟渠、大坑里的黑水犹如村民的眼中钉，长达十几年的存在早已让他们内心惶惶。记者将探访中看到的现象和问题以及村民的担忧，如实地反映给了容城县环保局。

　　容城县环保局副局长姬永奇表示，记者所去的上述四家企业都是获批“坑储污水”的企业。自2000年实施“一控双达标”(“一控双达标”是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定的2000年要实现的环保目标。“一控”指的是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到2000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使本辖区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控制在国家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内。“双达标”指的是工业污染源要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空气和地面水按功能区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后，该县共有9家规模企业得以留存，并被获批“坑储污水”的排污方式。“目前，我县现有的规模企业排放标准都能达标，且都有自己的处理设备。”姬永奇如此告诉记者。

　　容城县环保局对全县重点企业的排污进行了这样的解释：“9家企业均属合法企业。我局对县城重点企业设有一支专门的监察队伍，同时在重点企业派有专门的驻厂员监督企业，多局执法人员经多次检查，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正常，并能稳定达标排放。”

　　对于部分沟渠内水质颜色较深的问题，容城县环保局监察一大队队长杨屹立解释说，水在排出厂的时候并不黑，只是微有颜色，之所以黑是由储水池有不少布的绒毛和染料的长时间沉积造成的。

　　应记者要求，杨屹立队长和记者一起重返荣升印染厂，进行实地取水样调查。

　　进入荣升印染厂厂区，记者看到两个大型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行，污水净化池冒着大量黑色的泡沫。

　　近距离观察排污口处的废水，记者发现废水较为透明，视觉上和坑内废水迥异。工作人员用绳子系着烧水壶沉入大坑中，从坑内提取了水样，并倒入一白色塑料水桶中。在倾倒时，水质看上去和排污口处的废水并无两样，不过，倒进白色塑料水桶中，水样还是显现出灰黑色。荣升印染厂的工作人员说，废水水质绝对没有问题。杨队长说：“这水里绝对不含重金属，可能PH值略有差异。”

　　看到这样的水样，记者心中的疑虑稍稍打消，但随后一个疑问又涌上心头。

　　据了解，容城现存9家重点造纸和印染企业大多数都建厂20年以上，按照2000年实现“坑储”的话，也已经向大坑和沟渠排放废水10年了，但记者所见，无论是沟渠还是大坑，只见水往里面排，不见坑渠满，甚至一些沟渠里面的水量并不大。按照“坑储”的技术要求，储水坑渠都必须进行防渗处理。不过，按照“规模企业”最低设计生产能力，印染厂年印染量在1000万米以上，造纸厂年产10000吨以上(2000年标准)，其废水排放量自然小不了(具体数字环保局没有透露)，这对于一个容量有限的不渗不漏的坑渠，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排放了10余年的废水到哪里了？来自容城县环保局的说法是，以前部分村民曾用废水浇地，即使是现在有些企业也向村民“卖”水：谁用他的水，谁就能获得一袋化肥的补偿。

　　“坑储”留待何时？

　　据介绍，容城县于2008年已建成日处理量为12000多吨的污水处理厂，其中日处理生活废水七八千吨，工业废水两三千吨。杨队长表示：“新企业的开工，废水处理只有两种途径，要么处理后排放河流，要么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目前，容城县已有三家企业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

　　杨队长说，按照他的个人理解，“坑储”的未来使用寿命不会太长，但是具体期限也不好说，因为上边还没有具体的文件。对现有废水坑储企业，按照省、市环保部门和当地政府相关规划要求，实现废水集中处置、集中排放，尽快取消废水坑储方式，今后对新建项目一律不得批准采用坑储的方式处置工业废水。

　　国家环保部已将今年确定为“强化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年”，抓好监管减排已成为确保实现“十一五”减排目标的关键。显然，容城一县的“坑储”只能代表保定全市排污方式的一个断面。据群众反映，高阳、蠡县、安新、满城等县都普遍存在“坑储”的现象。

　　记者在网上搜索了“坑储”，搜索到的头条消息即为“保定市积极开展清理坑储工业超标废水专项行动”的消息。不过，保定市环保局却对全市的“坑储”排污状况较为敏感，惜字如金，不愿多谈，记者的采访要求也遭到回绝。

　　有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保定市一级的环保部门对县乡的环境污染监控并不得力，一些较大的违规行为只有通过省环保部门才能纠正。不过，记者从其官方网站上搜索到了保定市环保局局长本年度的工作报告，里面提到了“年内要彻底解决坑储污染，废弃河道的污染，彻底消除污染隐患。”

9、二○一○麦格赛赛奖获奖人霍岱珊：淮河边上的眼睛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1-24陈金陵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011/t20101123_689616.html

　　●他十几年如一日坚守淮河岸边

●他不想做环保英雄，只想发动公众参与

●他创造了企业和民间环保组织共赢模式

获奖照《花朵抗拒污染》

霍岱珊和志愿者带着防毒面具工作。

　　2010年8月31日，霍岱珊站到了菲律宾"麦格赛赛奖"的颁奖舞台上。

　　"麦格赛赛奖"在颁奖词中这样描述他:"霍岱珊是'淮河卫士'发起人。尽管有着强大阻力，他仍然坚持努力着，以保护中国的主要河流之一－－淮河以及沿岸的众多社区。霍岱珊的无私努力得以让政府部门以及一些跟淮河污染有关联的企业，共同采取措施，减轻污染。"

　　霍岱珊的应答则是:"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也属于淮河两岸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们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所做的努力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淮河污染治理还处于实施过程当中，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霍岱珊出镜，霍岱珊选择把自己公开，霍岱珊使自己“裸露”。做完节目的一天，他被一伙人暴揍了一顿。他浑身酸痛躺在地上，为了怕家里人知道，他竟然在亲戚家住了一个星期。

　　淮河边上有一双环保眼睛，紧盯着淮河源头到下游洪泽湖800公里长的淮河沿岸，时刻关注着沿河水环境的各种变化。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淮河卫士”。

　　“淮河卫士”是人们对河南沈丘县“淮河水系生态环境科学研究中心”创办人霍岱珊以及他带领队伍的尊称。他和广大志愿者默默地坚守在淮河两岸，这一坚守就是十几年。

　　媒体这样介绍霍岱珊:他曾是某些排污企业眼里的“眼中钉”，也曾是个别地方官员眼中的“麻烦户”，他建立了淮河流域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直击淮河污染根源，倾力参与淮河治理，他用镜头见证了淮河10年治污之路，被环保部门称作“淮河上的一双环保眼”。

　　这位驻守在淮河边的普通人在2007年一年内连续获得3个荣誉称号，分别是“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十大法制人物”，以及中国生态小康论坛评选出的“年度十大人物”。2010年，他又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格赛赛奖”。

　　霍岱珊自己却说，每一次获奖，并没有感觉心情特别愉快。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我说没有，我只能感觉到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因为，倘若环境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美好，就不会有这些奖项了。

　　他原来是一名摄影记者，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镜头里看见被污染的河水上泛着大面积的白色泡沫，离河老远就能闻到刺鼻的臭味；当他的镜头再次拍下戴着口罩上课的孩子们那一双双无助的大眼睛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辞去公职，背起相机走在淮河两岸，他用相机记录了许多企业偷排污水的证据以及老百姓被污染折磨的种种酸楚。是的，有的地方污染太严重了，他甚至要带上防毒面具才能走近河边拍照。

　　拍下戴着口罩上课的孩子们这张照片，取了个辛酸的题目叫《花朵抗拒污染》。其实应该换个名字，叫“花朵无法抗拒污染”。这张照片后来得了奖，这里的水污染才终于引起人们的重视。河南省一位副省长微服到这个离河边100米的学校视察，指示给这个村子打口深井，让孩子们和老乡喝上一口干净水。看着自己呼吁的结果能够引起领导的重视，让他们也关注GDP以外的水环境，能让当地老百姓“换种活法”，霍岱珊更有动力了。

　　有件事对他刺激很大，一个与霍岱珊从小一起上学的朋友患了癌症，医生怀疑是饮用了污染的水所致。霍岱珊去看他。他拉着霍岱珊说，你是咱们本乡本土的记者，你要为父老乡亲说话，你有这个能力。淮河水污染这么严重，你不说这个话，谁替我们说话？当着他的面，霍岱珊点头答应了。不久，这位伙伴去世了，霍岱珊暗下决心，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去做。

　　霍岱珊自称“一线NGO”，人们觉得奇怪、新鲜。他解释说，我们总是在淮河岸边行走，我们离排污口最近，水污染发生后，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和偷排企业面对面。

　　几年前一个“六·五世界环境日”之际，中央电视台在淮河沿岸拍摄一个调查节目，请拍了很多水污染照片的霍岱珊出镜，让他给镜头前的人们讲讲排污企业的肮脏嘴脸。

　　霍岱珊出镜了，霍岱珊把自己公开，霍岱珊使自己“裸露”。

　　做完节目不久的一天，他又到河边检查各个排污口，拍了几张企业偷排污水的照片。那天走得太远拍得太多，等他想起来要回家时，天已经大黑了。他骑车摸黑往家赶，周围没什么行人，静得有些可怕。正骑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后边跟了一辆摩托车，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走人家也走，他停人家也停。霍岱珊警觉起来，使劲蹬车，快，快，赶到前面村子里就安全了。突然摩托车从后面超过来，一横，把他别下自行车，紧接着路口前面蹿出一辆小轿车，下来几个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打。

　　霍岱珊大声喝问:“你们干嘛打人？”那伙人说:“为什么打人你自己心里知道。告诉你，不该管的少管。”说罢，拳头又抡过来，打得霍岱珊脑子一片空白，眼睛上也挨了一拳，什么都看不清，趴在地上起不来，相机也被砸了。

　　打手们终于走了，霍岱珊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许久许久，他清醒了，浑身疼痛，眼睛痛得厉害。他想，不能回家，不能让家人看见自己被打的惨象。家人心疼自己事小，要是他们不再让自己做环保了，不再让他出头露面和污染企业做斗争了，那事情就大了。之前，家人已经多次接到匿名电话，都是威胁不让霍岱珊“管闲事”的警告。这个样子回家，家人肯定是受不了的。

　　他强忍着浑身疼痛站起来，扶着自行车慢慢踱到一个亲戚家，偷偷养了一个星期的伤，眼睛虽然消了肿却还有青淤，他买了副墨镜戴上，这才敢回家。

　　爱人问他，他只是说骑车不小心摔了一跤。后来，爱人还是知道了实情，和他吵架，心疼地下了最后通牒，不许他到处拍照、不许他再管闲事了。这些年来爱人担惊受怕，真难为她了。为了一门心思搞环保，霍岱珊辞了职，没有固定收入，家里的积蓄也快用光了，现在又挨了打，人身安全都没保障了，难怪爱人着急啊。

　　按照计划，第二天霍岱珊要去另一处排污口检查。早上他起得很早，不敢让爱人知道，偷偷地溜出了门。他骑了十几里路想下来休息一下，回头一看，爱人骑着车远远地跟在后头，霍岱珊的心一下子热了。

　　说到这儿，霍岱珊声音有些哽咽:“淮河边有两双眼睛——我和志愿者的眼睛盯着淮河水质，可还有一双眼睛紧看着我们，不让我们进村，不让拍照，不让说水污染导致了‘癌症村’。稍有不慎，不光挨骂挨打，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剥夺我们监视淮河水污染的权利。”

　　我忍不住问他，你后悔过吗？十几年就这么在淮河边走着拍着思着写着，辞职没收入，做为国为民保护环境的好事还挨打，不悔吗？

　　他老老实实说，不是没后悔过，可是淮河两岸老百姓都看着，我是“一线NGO”，没法回避啊，我得做下去。有时候遇到违法企业对我们围追堵截，年轻志愿者要去和他们拼命，我只能阻止他们，做环保还是要有理性、讲道理，用合法的手段制止企业的违法行为。硬拼只能是鸡蛋碰石头，仅仅成了英雄，不行啊。

　　我随口说出，当英雄有什么不好。话音刚落我就后悔了。英雄背后掩藏的种种辛酸苦痛，我并不了解。

　　霍岱珊稍稍顿了一下说:“环保人不能让自己当英雄，个人作用太小，不是什么事都能一个人做成的，要号召老百姓参加，靠组织、团体、志愿者，才能真正保护好淮河。”

　　提起老百姓，他有说不完的话。前几年最困难时，资金紧张，工作受到影响，他有点沮丧。有的老百姓从大老远的地方来给他送自家种的蔬菜，霍岱珊非常感动，收下菜给老乡买回程的票。后来老乡们怕给他添麻烦，再送菜不进门了，直接放到他家门口，扭身就走。看见菜，找不到人，再硬的汉子，心也湿了。

　　霍岱珊总是一遍遍告诉他人，我们不靠个人，不单靠民间环保组织，要靠老百姓，靠公众参与。我们工作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争取公众参与的最大化。

　　霍岱珊始终认为，要充分发挥公众的力量，要靠公众参与来保护环境。

　　过去，他们对淮河水环境的检查，常常是“游击战”，哪里出现严重污染，霍岱珊和志愿者们就冲向哪里。一个大型企业有8个排污口，分布较远，以前经常轮流偷偷超标排放污水。霍岱珊他们发现一处，企业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排污口。偷排企业和环保NGO玩起“老鼠戏猫”的游戏，霍岱珊和志愿者“游击式”地跟踪拍照抓“现行”，他们往往疲惫不堪，也无法及时发现问题。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提高监控水平。霍岱珊想到，最关心淮河水质状况的是当地老百姓，这是他们切身利益所在。“癌症村”的出现，让当地老百姓对身边的淮河水污染深恶痛绝。当地公众才是监控水污染的第一线哨兵，才是最广泛的环保志愿者。

　　在淮河沿岸的很多村子里，霍岱珊带领老百姓建立起了环保小组。这些保护家乡环境的第一线哨兵，能够及时发现身边河流出现的“污染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霍岱珊和他创办的民间环保组织还培训了当地老百姓，让他们知道如何取水样、得到第一手水污染资料，并把水样交到当地环保监测部门。

　　从淮河源头的桐柏山区到下游的洪泽湖畔，霍岱珊他们建立了8个水质监控站，当地许多志愿者纷纷加入“监控大军”。一个监控工作站负责一段水域，大家分头把守，分段管理，保卫自己的家园。

　　2008年奥运前夕是环保监控最紧张之时，监控站及时发现淮河支流沙颍河出现污染，他们和志愿者快速行动，一直跟踪“污染团”，并及时向“淮河水利管理委员会”报告，“淮委”十几分钟就驱车赶往现场，及时处理，终于使“污染团”没能进入干流。同时，“淮河卫士”通过监控工作站一段段向下游“报警”，请下游各地采取应急措施，贮备淡水，转移网箱养殖，避免更大损失。媒体依据他们的“警示”，及时发布消息，提请公众注意。由于各方面应急措施及时到位，没有造成大面积水污染。下游阜阳监控工作站发来好消息，进入主干流的水质基本达标，已经没有大的威胁。

　　霍岱珊告诉记者，我们要讲两句话，第一句是向政府说实话，报告实情，信息要准确，不能有假。第二句是为老百姓说公道话，保护他们的利益。

　　淮河源头桐柏山区曾发生大面积的公益林被滥采盗伐，直接威胁到淮河上游生态环境安全。那里种植食用菌、矿山坑道顶柱、小炭窑烧炭，都打起淮河公益林的主意。甚至城里的开发商也贪婪地盯着山里的古树名木，“大树下山”现象屡有发生，大树被移植到城里，用来提升住宅小区的“环境品位”。当地政府也曾加以制止，各种冲突达20多次，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稳定。政府主管部门很头疼，媒体和公众对政府指责质询，弄得当地政府很被动。2009年4月，《河南日报》曾以“林之殇——桐柏县林木盗伐调查”为题，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披露此事。上海《新民周刊》也以“斩首淮河——淮河源大面积毁林调查”的醒目标题发出警示。

　　霍岱珊带着桐柏监控工作站的志愿者深入山区调查取得第一手资料后，积极和当地政府沟通，建议召开由政府相关部门、各方人士、环保NGO参加的“对话会”。在政府和“淮河卫士”的共同努力下，召开了有县政府、林业局、森林公安、环保NGO、林权受益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对话会，分析形势、找出对策。

　　县里决定发起大规模的“100天绿色保卫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牵头，拿起法律武器，发动公众，狠狠打击了林业犯罪行为。同时，开展了桐柏山区绿色工程，在被毁山地上种树绿化，让淮河源头重新披上绿装。

　　当地一个叫李鹏的造林专业大户，自家林木也遭到大面积盗伐，急得到处告状，找人维权，但效果并不如意。眼瞅着自己辛辛苦苦种的林子被毁，心疼无奈。情急之下他对当地政府极为不满，甚至想通过媒体曝光和其他渠道发泄怨愤。县里的绿色工程启动后，眼看着盗伐现象逐渐减少，重新绿化的山林又给他带来新的希望。李鹏找到霍岱珊，要求做一名环保志愿者，后来成为“淮河卫士”桐柏监控工作站的站长，挺身站在保护淮河源头生态环境的第一线。

　　淮河两岸遍布“淮河卫士”的脚印，有霍岱珊的，更有无数村民志愿者的。他和他的队伍，甚至得到“特殊的权利”。在对淮河水质日常监督中，一旦发现重大污染问题，霍岱珊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直接上报到环境保护部的环境监察局，把淮河水污染情况“通天”报告。环监局接到报告后会指示当地环保局派监测人员“出现场”，及时彻查处理。从桐柏山到洪泽湖800多公里淮河水质的任何变化，可以马上“链接”到北京，到国家最高环保部门。这样的“特权”，这样的“殊荣”，恐怕只有霍岱珊他们才能“享受”。

　　谁也没想到，一边是披露水污染危害的NGO组织“淮河卫士”，另一边是连续多年超标排放的“河南莲花味精有限公司”，两个博弈多年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竟然坐到了一起，共同讲述一个话题——莲花模式。

　　2010年3月的一天，北京“绿家园”联合中国青年报“绿岛”举办的“绿色记者沙龙”(简称记者沙龙)，在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家10层会议室举行。这一期“记者沙龙”的主题之一，便是“淮河卫士”霍岱珊和他们创建的“莲花模式”。

　　当天的主讲人是霍岱珊和全国最大的味精企业河南莲花味精有限公司环保部部长高立栋。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坐到一起，共同讲述一个话题——莲花模式。

　　在环保领域，“淮河卫士”和“河南莲花味精有限公司”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来源于双方对淮河水环境正反两方面的不同“贡献”，一方披露水污染危害，一方连续多年超标排放。博弈难免，博弈很难，双方“敌对”剑拔弩张，僵持了好多年。

　　当年河南莲花味精厂曾以“一个企业污染一条淮河”出名，曾以每天超标排放12万吨污水的记录，被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罚款1200万元。后来日本资方曾表态，宁可撤资也不愿意再投入整改资金。2005年，日资撤离。像“莲花味精”这样的污染大户，在整改味精生产企业时有很多，味精生产带来的严重水污染，曾经成了整个行业乃至政府主管部门最头疼的事。

　　“莲花味精”这次因日资撤离面临的企业大洗牌，给了这个污染大户新的整改契机。新的领导层很快认识到，企业大规模整改的同时，需要环保NGO、需要公众的监督。

　　新形势新变化，使原本“势不两立”的污染企业和“淮河卫士”坐在一起，双方就许多深层次的环保问题进行了多次对话，就环保NGO和企业的环境利益一致性达成共识。“莲花味精”觉得接受公众监督是履行企业的环境职责；“淮河卫士”也当仁不让地承担起监督企业环境行为的责任，公开验证企业的绿色诚信度。双方共同创建了企业和环保NGO共同赢得环境效益的“莲花模式”。

　　这次“绿色记者沙龙”上，“莲花味精”环保部高立栋部长说，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跟一个污染企业坐到一起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到了，并且做得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好。“绿色记者沙龙”有一句话“我把眼睛睁大，看看我们的家园”，我们公司就是要把自己的眼睛放大，来接受环保NGO、接受广大公众对我们的关注。

　　霍岱珊则说，今天我和莲花味精厂环保部的部长高立栋同时讲这个话题非常不易，多年来我们因为水环境污染问题成了“对头”，多年博弈，多年争执，基本没什么效果。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对话，找到相互间为了环境安全的利益共同点，达到了一种合作的共赢，我们叫它“莲花模式”。

　　他们俩共同解释:所谓“莲花模式”，就是公众监督，就是信息公开。企业的环境质量、排放的污染物通过治理之后是什么状态，达标排放的具体情况，都属于“莲花味精”要公开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老百姓、政府主管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应该知道的信息。所有动态变化的情况以信息公开的形式列在“环保信息公示牌”上，摆在莲花味精厂大门口。这个公示牌就是企业和民间环保组织和广大老百姓对话的平台，用数字说话，让老百姓放心，企业心里也亮堂，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做到达标排放之后，继续进行深度治理——把污水资源化，从中提取氨基酸有机肥，从而实现循环经济。通过治理让“污水变清水”，再用于生产，仅此一项每年从中得到的纯利是2200万元，既能收回投资环境治理的资本，还有盈利，皆大欢喜。

　　“莲花模式”说到底，就是让公众的深度参与促进企业的深度治理结合，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改善，这是企业和民间环保组织创造的共赢局面。

　　“莲花模式”的成功，使国内对味精生产这个重污染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污染严重的行业也能解决好他们对环境的污染问题。“淮河卫士”和企业共同创造的“莲花模式”，让人们看到新的希望。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决定在“莲花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新的行业标准。

　　这回，霍岱珊真的笑了。

　　采访札记

“不死的霍”是不倒的精神

陈金陵

　　霍岱珊获得2010年菲律宾颁发的“麦格赛赛奖”后，在夏季美丽的日子访问了美丽的马尼拉湾。菲律宾人很热情，对他们尊重的人喜欢用“昵称”。霍岱珊没有昵称。麦格赛赛基金会总裁卡芒西塔·阿贝拉女士亲自给他起了个昵称“不死的霍”。众人一致称赞，霍岱珊欣然接受。

　　得到“不死的霍”昵称的刹那，霍岱珊必定感慨万千。“不死的霍”中文直解，当是历经坎坷冲破险阻之后，仍然如一朵浪花般挺立淮河之中，挺立在自己热爱的民间环保事业最前沿。

　　十几年前淮河两岸一名普通的记者，偶然拍到一张淮河被污染的照片，霍岱珊惊呆了。那一刻，一名媒体人升华为忧国忧民忧生态环境的斗士，变身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从此，他手中的相机便对准淮河，和那里的淮河儿女结下了更淳厚的情缘。

　　他拍到污浊空气中不得不带着口罩上课的孩子；他带着防毒面具走近被污染的淮河，拍下哭泣的河水；他拍下桐柏山区淮河源头被盗伐山林后的状况；他也拍下无数志愿者在淮河800公里沿线默默监控水环境的行为。为了这一切，他曾被污染肇事者殴打；曾在上级领导来检查前，有人怕他告状而被限制人身自由；也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误解。曾经的那些，岂是“坎坷”、“艰辛”这般词语能够形容得了的。

　　霍岱珊选择做民间环保，坚持至今十几年，自有其过人之处，精神不倒，信念不渝，行为不失，终成就“不死的霍”。

　　“不死的霍”说，淮河边不能只有他一双环保眼睛，他把两个儿子也拉进自己的小队，把淮河800公里沿岸许多志愿者都拉了进来，成立8个民间自然环境监控站，把一双双环保眼睛组织起来，壮大成一支令人敬仰的志愿者大军。霍岱珊和他周围的环保志愿者，以及他们投身的民间环保事业，的确是“不死的”。

10、环境税开征在即 专家：“费改税”最可行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1月24日

http://green.sohu.com/20101124/n277874527.shtml

　　11月22日，本报记者从财政部税政司有关人士处获悉，我国环境税征收的基本思路已定，从易于操作角度考虑，初期将采用“费改税”方案，目前正在征求地方意见。

　　一位参与财政部环境税研究课题组的专家向本报记者解释，“费改税”未必是最优方案，但这是目前为止最为可行的方案。

　　此前，学界关于环境税有“受益者付费”、“污染者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的三种征税设想。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表示，环境税将采纳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对排放方进行征收。

　　“环境税肯定会在"十二五"期间开征。”参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环境税研究”项目课题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苏明向记者表示，环境税开征的具体时间，则会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将选择经济形势较好、通货膨胀率较低时推出。

　　首征硫税和污水税

　　马中介绍，在征收方案上，此前曾考虑过对原料、对排放以及对消费征收的三种征收途径。最后因为考虑到从排放征收可以采用目前环保系统已有的排污收费监管体系，相比较其他两种途径，推行起来技术上难度最小，最易实行，因此目前的环境税方案中采用对排放征收。

　　马中长期从事环境税研究工作，曾是国家发改委的“环保收费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组组长、目前正负责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环境税收体系研究”项目。

　　上述参与财政部环境税研究课题组的专家透露，在实现路径上，环境税将以税种方式推出，下设分税目，出于技术上可行性的考虑，依靠环保排污收费的监测系统收税，在环境税征收初期阶段主要税目包括硫税和污水税。

　　其中，污水税主要针对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征收；而碳税因为缺乏测量系统，暂不列入征收目录中。

　　“最保守的方案，是只针对工业企业征收硫税和污水税；而是否对污水处理厂征税，则尚未确定。”马中说。

　　其介绍，关于对污水处理厂征税，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将污水处理厂视为一般企业，依据COD的排放征收污水税，另一种则是因为城市污水处理厂已经对污染做过处理，不对其进行征收。如果征收的话，对污水处理厂影响很大。

　　记者从江西、湖北两大环境税试点地区获悉，考虑到企业承受能力，避免企业将税负转移至消费者引起进一步的物价提高、通货膨胀等，在“费改税”实施后，在税率、征收总额上，同之前收费时相比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税收的调节和收入功能紧密相连的，如果环境税税率过低，税额很小，起不到调节作用，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税种。”马中表示，在环境税开征初期，税率可以从低设计，但从长远来看，要让环境税发挥作用，应该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

　　此外，费改税开征之后，下一步应着眼于绿化整体税制，使得环境税的开征真正成为整体税制绿化改革一个开端。“只停留在费改税的层面，环境税的征收意义并不明显。”马中说。

　　不会是一刀切税率

　　倾向于央地共享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夏青表示，由于各地的气候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状况以及对清洁环境的需求程度、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的差异，同样的污染物或相同的污染量，在不同地区，其边际社会损害程度将有所不同。

　　“环境具有地带性特征，如何和一刀切的税收协调？”夏青认为，这是环境税开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财政部财科所一位负责环境税研究项目的专家说，从理论角度看，最适税率应是根据每一种污染物在各地对自然界污染程度的边际影响程度设计差别税率，以使污染防治的总成本趋于最小化，又能促使企业在选择厂址时充分考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逼着企业更合理选择位置，排放强度，进行清洁生产。

　　“但是这种税率设计十分复杂，可行性尚在研究，目前确定的思路是不会在全国统一实行单一税率，但具体放权多少给地方，还在研究中。”上述专家透露。

　　马中则坦言，考虑因地制宜，似乎由地方自定税率较为合适，但是如果完全放权给地方，恐怕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出于招商引资，提高GDP的考虑，征收较低的环境税。

　　其猜测，由于税制基于现行的排污收费而设计，环境税很可能会继承目前排污收费制度设计上收入央地共享的思路。

　　“环境税确实倾向于定为央地共享税。”环境规划院参与环境税课题研究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猜测。他透露，在目前的讨论中，国税总局的意见倾向于环境税由中央政府统一立法，由地方税务部门征收，然后再按一定比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分配。在分成中，“地方占大头”。

11、自然保护基本法7年修改10余稿 涉及多部门利益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1月24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24/094521524959.shtml

　　7年前，博士毕业不久的解焱加入了一部法律的专家研讨小组。这位中国科学院的研究者当时充满了信心。她认为，自己参与的这部自然保护法律将很快出台，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宪法”。

　　这之后，她参加了数不清次数的研讨会和专家论证，法案的名称也经历了4次修改，却始终无法在10多个相关部门之间达成共识。

　　最新的消息是今年3月，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下简称环资委)法案室主导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遗产保护法(征求意见稿)》开始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标志着这个法律草案再次进入立法程序。

　　但解焱并没有如释重负。在民间环保组织“达尔问”举办的专家研讨会上，她直言不讳地说：“这部法，从名字到内容，都糟糕透了，甚至连语法都有问题。”

　　立法的初衷与思路非常明确，根本没想到会推不动

　　从哪个角度来说，解焱最初的自信都不能称为盲目。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被认为是环保领域的基本法。但这部法律的重点在于污染防治，对于生态保护领域的描述是一片空白。

　　而与当时占中国国土面积14%的1757个自然保护区相关的唯一法律条文，是1994年由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这一条例被学界指为存在重大漏洞，即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比例过于失衡。

　　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需要严格保护的比例高达70%左右，这一比例位居世界第一。但根据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抽样调研，我国的这一比例应该在6%左右。

　　相比管理规范上的严格，投入自然保护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只有52.7美元/平方公里。这一数字远低于发达国家2058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甚至与发展中国家157美元/平方公里的标准都相去甚远。

　　在不少业界人士看来，这种要求过高而重视过低的做法，结果只能是“名存实亡”和“有法不依”。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苏杨教授在《改善我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对策》中指出，有超过1/3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因开发不当导致保护目标恶化的问题。比如，为了油田开发需要，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曾多次搬迁；为了开发喀纳斯湖的旅游，新疆布尔津县甚至撤消了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通过立法的手段去修正和贯彻保护规则，几乎就是火烧眉毛的事情了。”武汉大学环保法专家杜群曾多次参与立法调研会。自2003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起，加快该法的立法进程便已提上了全国人大环资委的工作日程。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的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叶如棠对制定该法非常热心。叶如棠不仅担任起草小组的组长，还经常参与草案的具体编写工作。

　　杜群甚至期待这部法律，可以秉承并发扬美国《荒原法》的立法精神。1964年出台《荒原法》被视为环保法历史上的里程碑，其立法理念更是被广为传颂：一个地方——那片大地及其生物生命群，自在于人类之外，人对于那里只是一个过客。

　　“立法的初衷与思路非常明确，根本没想到会推不动。”解焱至今还难以接受现实。

　　要在各部门的利益间完成妥协，往往以牺牲生态利益为代价

　　直到进入草案的讨论阶段，解焱才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全国上千个自然保护区，归属国家林业局主管的占76%，属前国家环保总局主管的占11%，除此之外，包括农业部、国家海洋局、水利部、建设部和国土资源部在内的部委也分别有“属地”。这也意味着，这个草案如果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必须首先征得这10多个职责部门的书面同意。

　　据知情人回忆，立法之初最为积极的当数国家林业局。“他们希望立一部只针对自然保护区的法律。这样的话，林业局的位置将大大提高。毕竟，他们负责的自然保护区比例最高。”

　　但专家小组的主流意见是：引入国际通行的“自然保护地”概念，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公园、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国家地质公园、水利风景区等所有子生态保护系统均纳入自然保护的评价体系。据说，叶如棠本人也倾向于这种意见。

　　这个方案实现的前提，是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放弃手中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权限，转变为整个自然保护体系的监管部门，从而打破各自为政、执法不严的怪圈。

　　2006年2月15日，全国人大环资委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召开了“自然保护地立法国际研讨会”。据杜群回忆，包括部委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参与了这次会议，与会人数近200人。她乐观地判断，2006年这部草案就可以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并获通过了。

　　但当大会进入到自由讨论阶段后，会场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热烈：有人表示该法缺乏可操作性，有人认为“外国的理念不一定好用”，也有人直言自然保护区理念用了20年，已经成了“环保的一面旗帜”，不能说废就废。

　　“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套方案提高了国家环保总局的位置，让其他部门平白无故多了个婆婆。”事后解焱分析道。

　　为此，专家组一度将《自然保护地法》更名为《自然保护区域法》，但立法过程仍彻底陷入停滞。

　　“立法权被行政权绑架了。”自2003年开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高利红教授便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关注此事，“某种程度上，要在各部门的利益间完成妥协，往往以牺牲生态利益为代价。”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发布的年度环境绿皮书《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其中指出：“一些过去在被遗忘角落守着寂寞的自然保护区，正在从自然化、生态化向经济化、产业化、商业化和人工化迅速转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政法学院教授黄德林曾多次赴地方自然保护区考察。他发现同一块地方，很有可能既是自然保护区，又是风景名胜区，还是国家公园，由于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权力边界极不清晰，相互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利益的时候往前抢，没利益了就往后退”。

　　仅在近5年间，就有39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出于开发和旅游的动机，申请变更保护区范围，黄德林曾亲眼看到环保部的一位负责审批的处长大发雷霆，“他以为他是谁，半页纸就要把国家级保护区变没了！”

　　高利红在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研的时候，曾有一位官员向她抱怨，有旅游部门围着保护区搞开发，却坚持不进行收益分配。对方开玩笑问：“我们这叫不叫国有资产流失呀？”

　　有个法，总比条例要强

　　直到黄德林、解焱受邀参加今年2月的专家研讨会时，该草案已经修改了不下10稿。这一次，草稿的名称又变成了《自然遗产保护法》。

　　据悉，自2008年3月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当选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以来，该草案的调研与拟定工作重新开始。目前，国家自然遗产和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属于国家住房与建设部管理的范围。截止到2010年2月，《自然遗产保护法》立法工作会议已召开7次。

　　这个几经易稿的草案，反而引起了学界更为激烈的反对。

　　在这一版本的草案中，保护范围缩小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在高利红看来，这种把保护区“孤岛化”的管理方式，明显违背了生态保护的常识。

　　不少专家也对“自然遗产”的称谓很是担忧。杜群认为：“自然遗产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变味了，现在又把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放在一起，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开发与趋利。”

　　“他们让我提意见，我说我没法提意见，这稿子只能重写！”解焱态度很是激烈。

　　同样反对的还有国家林业局。据说，在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后，林业局的相关负责人递交了书面意见，表示“没有操作空间”。一位林业局的负责人为此抱怨说，“还不如同意5年前那个《自然保护地》草案”。在8月的一稿修订草案中，具体的章节条例并未有太大变动，却留出了“相当篇幅”去回应林业局的质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分析说，一旦立法成功，势必涉及财政拨款支持。相比于保护区立法范围被大大缩小的林业局，主管风景名胜区的国家住房与建设部有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有当事人回忆，在2月的专家研讨会上，曾出现这样一幕：苏杨在发言中表示自己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言，“立场是很超脱的。”话音未落，汪光焘也迅速响应，“我是代表全国人大环资委发言，我也是很超脱的。”

　　无论立场如何，方方面面透露出的信息表明，这一草案很可能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只能告诉你，该法的进度非常快，基本上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苏杨向记者表示。

　　而据解焱回忆，在2月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大部分专家都表达了“赞成通过”的意愿，而除了自己之外，另一位明确的反对者就是苏杨。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苏杨委婉地说，“现在只能换个角度考虑，有个法，总比条例要强。”

12、意大利那不勒斯垃圾危机蔓延 街道变垃圾场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2010年11月24日

http://news.qq.com/a/20101124/001421.htm

那不勒斯市的西班牙区街道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垃圾袋，空气中弥漫着臭味。(AFP/国际在线)

一名妇女面带口罩走过堆满垃圾的街道。(AFP/国际在线)

人们从堆积如山的垃圾旁走过，恶臭让他们捂住口鼻。(AFP/国际在线)

一名妇女抱着自己的孩子穿过“垃圾山”。(AFP/国际在线)

放学回家的孩子们从垃圾袋边走过。(AFP/国际在线)

　　国际在线专稿：据法新社11月22日报道，意大利“垃圾危机”仍在持续，那不勒斯街道已经垃圾成患。意大利政府先前打算在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大约20公里的泰尔齐尼奥镇新建一座垃圾处理场，以解决那里的垃圾问题。

　　这项计划引起当地民众强烈不满，示威民众几度与警方冲突。意大利政府上月23日提议无限期推迟这项计划，不过，当地民众并未因此感到满意。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随着那不勒斯街道上的垃圾越堆越多，到22日晚间，该城未经处理的垃圾总量可能将达到3600吨。

13、解振华：不能拿人类生存问题赌气候变化科学性

来源：新华网2010年11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11/23/c_12808237.htm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３日电（记者袁军宝、江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２３日说，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宁可信其有，不能拿人类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作赌注。

　　在回应气候变化因素尚存争议的问题时，解振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议一直存在。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种争议曾越来越大。

　　全球近３０００名科学家参与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２００７年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地球正在变暖并将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一报告后来陆续受到一些科学家的质疑。

　　解振华说，各国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不能拿人类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作赌注，还是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而且，采取这些积极的应对措施，对各国的发展来说，也是没有害处的”。

　　他说，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在发展的同时保护环境，这对人类都是有益的。近２０年来，各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坚持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也表明了各国的积极姿态。

　　解振华说，ＩＰＣＣ将在２０１５年之前，就目前气候变化的情况进行评估，希望看到他们能够拿出一个客观的、科学的、比较全面的、能够反映整个地球气候变化情况的评估报告。

14、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给力”

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11月24日

http://dt.people.com.cn/GB/13304615.html

　　本月底即将开幕的新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再次引起世人关注，英国一些研究机构也在上周发布了相关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并“不给力”，甚至在有的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卸力”。

　　首先，研究人员认为，发达国家在减少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上利用规则漏洞向发展中国家“卸力”。应对气候变化的首要问题是减少全球碳排放量，而全球减排协议《京都议定书》根据各国国内的排放量来进行计算，忽略了大量产品由发展中国家制造，却最终是发达国家消费的“碳排放转移”问题。

　　英国研究机构“政策交流”上周发布的一份气候变化报告重点关注了这个问题。报告说，如果算上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所对应的碳排放，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数字将比现在多得多。例如在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６年间，欧盟碳排放表面上只增加了３％，但加上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后，碳排放增幅达４７％；照此计算，美国这段时间内碳排放的增幅应是４３％，而不是１７％。

　　这个机构研究人员安德鲁·布林克利说，《京都议定书》忽略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常常用国内排放量作为谈判筹码，而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发达国家将自己消费的进口商品所对应的排放量“卸力”给了发展中国家。

　　第二，研究人员指出，发达国家在提供气候资金上“不给力”。英国“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在上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在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１２年间提供３００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并没有很好履行这一承诺。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排放是造成现在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原因，它们自己也认为，应该提供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而这份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不仅目前正式拨出的资金离承诺目标甚远，还试图将过去其他领域中已经提供的资金也贴上“气候资金”的标签，从而减少实际掏钱的数额。

　　报告作者之一萨利姆·哈克还说，一些发达国家还企图以贷款而非援助的方式提供气候资金，这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事实上造成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导致的气候问题埋单。

　　那么，发达国家究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哪些方面“给力”呢？英国气候变化研究者、“生物燃料观察”组织英国协调人迪帕克·鲁格哈尼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谈到了这么一点，那就是能够通过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来帮助赚钱和增加就业的领域，比如近来一些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的生物能源。

　　鲁格哈尼说，生物能源的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途径，但现在一些西方公司打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旗号，大量毁林种植生物能源作物，实际上反而减弱了自然界本身调节气候的能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起了反作用。

平心而论，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发展绿色经济，确实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但是综合这些发达国家内部研究人员的观点来看，发达国家在减排上“卸力”，在气候资金提供上“不给力”，却在能以此赚钱的方面“给力”，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承担气候变化责任和义务的坦诚态度和行动决心。

15、法新社：中国呼吁美国引领“气候”谈判

来源:搜狐绿色 2010－11－24

http://green.sohu.com/20101124/n277873158.shtml

　　【搜狐绿色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仍然严重。23日，中国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坎昆会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呼吁美国要站出来并确保事态进展顺利。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也是中国最高级的主管气候变化的官员，23日透露，“我们希望美国能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起到领导作用，并推动整个谈判过程向前发展。”作为即将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前的序曲，解振华表示，中国并没有新的提议，但会保证中国将积极配合限制本国碳排放水平，“我们将禁止未经允许的碳排放行为。中国已经采取坚决措施来减缓碳排放量，这样会使我国的碳排放量峰值早日到来。”但是解振华并没有给出详细的碳排放安排时间表。

　　然而，解振华也借此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起责任，遏制致使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在被问及到中国是否要在坎昆会议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时，解振华答道，“我们决不会接受任何超出发展中国家承受能力以外的义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达国家的责任有着历史渊源，他们必须履行这些责任，这是我们所坚持的观点。”

　　解振华还指出，坎昆会议上，各国应在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基础之上进行磋商会谈，落实哥本哈根协议的政治共识，特别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在明年的南非会议上最终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打下坚实基础。

　　据透露，2010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会在以中美两国的分歧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深深的隔阂中，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召开。预计会议与会人员的规模会超过1万人，中国政府将派高级别代表团出席。据悉，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10至2012年会筹集到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到2020年之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但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资金来源和分配计划。据悉，未来十年内，美国将在其新能源计划上投入近1500亿美元；而欧盟在2011年至2020年的十年能源战略中的清洁能源消耗比例就达到了20%以上。但是，由于需要长期的研究才获得的成功，以美国和欧洲为首的发达国家拒绝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各种节约能源的新技术，这也是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此之前，美国要求中国承诺消减碳排放量，但是中国对此表示拒绝，并称由于发展中国家需要经济发展，他们应该享有一定无责任的碳排放量，这样才能使更多的民众走出贫困。

　　此外，中国还指出，目前全球的工业化碳排放国家主要存在于欧洲，那里有着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其也应该为自己几个世纪以来的碳排放付出一定代价，而不是一味要求发展中国家消减碳排放量。

　　据了解，中国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局势，并加大了节能减排的力度：1990年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下降了46%，在此基础上，中国还设定了2020年消减碳排放量的预定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需要的碳排放量要比2005年水平下降40%至45%。这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能源消耗大国来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尽管目前中国国内的碳排放量仍在继续攀升，但这算上是中国对本国能源效率的允诺和期待。而中国拒绝对其国内碳排放量到达峰值的时间点进行预估，也拒绝透露何时国内的碳排放量能够有所回落，但是据有关官员表示，这可能需要数十年。

　　此外，本次坎昆会议是联合国努力促成的最新一轮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性磋商，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条约，来约束各国限制碳排放量，来保护地球的大气环境，避免更严重的气候危机。

另据科学家透露，地球目前逐渐升高的温度可能引发新一轮灾难性极端天气的出现。（蝌勒）

16、向坎昆出发 打破“气候行动僵局”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11月24日　冯迪凡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24/001060.htm

一群外交官在墨西哥的海滨度假胜地的聚会，为何如此吸引眼球？

原因很简单。“排放是全球范围内的，其影响也是全球范围内的，无论二氧化碳的排放来自于何处，其污染没有疆界。”世界资源研究所主席拉什认为，“如果任其发展，全球变暖将影响到所有国家，从低洼的岛国，如马尔代夫，到干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再到美国这样的最发达国家。”

“气候变化的现状非常清楚，行动必不可少，然而我们前进的道路，却因为经济衰退和政治花招而陷入泥潭，更不用提对气候科学的刻意攻击了。”拉什表示，坎昆会议的结果，将决定全球性对这一紧迫议题的全球行动，也同样会决定在未来，联合国是否能够继续在国际机制中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昨天在谈到对坎昆的期待时，也表明了中方的看法，即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在明年的南非会议上最终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奠定基础”。

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

“未来几周将决定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命运，哥本哈根会议已经过去一年，虽然那次会议既不是许多所谓权威宣称的灾难，但是也没有实现很多人曾经期待的突破。”拉什对记者表示，“这一年，谈判一直拖延，没有任何紧张的迹象。”

“拖延原因很多，包括美国参议院对气候法案的否决，全球经济衰退等等。”拉什表示，世界范围内，尽管谈判需要突破，但是各国首脑都不愿意承担领导者的角色。

“我们需要一个华丽的转身，来表明进度是有可能的。”拉什表示，“尽管谈判陷入僵局，但是气候变化的迹象依然此起彼伏。”

“包括美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美国科学院在内的顶尖权威部门都再次重申了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威胁，包括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二氧化碳）对大气的改变。”拉什表示，“回顾最近地球遭遇的灾难：俄罗斯山火，巴基斯坦洪水、亚马逊干旱以及美国本土上东海岸破纪录的热浪。”

“谈判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准备坎昆会议的，现在他们应该竭尽全力把谈判拉回正轨。”拉什认为，对于即将到来的坎昆气候会议，以下四点非常关键。

其一，中美之间的互动。“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必须努力达成合作，实现真正的进展，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直呼吁中国提高透明度，而中国则呼吁美国增加减排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让另一方完全称心如意，但两国必须努力达成一致，真正解决问题，否则就不可能让其他的关键国家加入进来。”拉什表示。

其二，新兴大国和欧盟。“即将到来的主要会议主办国，例如巴西和南非，以及那些过去一直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欧盟，对实现突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拉什表示，“这些国家尤其应该发挥更有魄力的作用，要更勇于冒风险。”

其三，要兑现资金上的承诺。“哥本哈根会议最积极的进展之一就是达成了资金援助协议，即发达国家统一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启动的资金支持，以帮助他们减少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拉什表示，“然而迄今许多承诺仍未完全兑现。包括美国所做的，发达国家必须贯彻其在资金上的承诺。”

最后，“美国的国内行动。”拉什表示，“今年夏天，一项全面的气候与能源法案被美国参议院否决。如今全世界都在怀疑美国对待减排的态度是否严肃。”

“根据分析表明，美国可以从国内行动入手，只要依靠美国环保署的现有机制就行。”拉什表示，作为决心的体现，美国总统奥巴马应该重申美国将贯彻业已宣布的目标，即到2020年减少17%的碳排放。

“上述四项行动，将显示出各国领袖在解决气候问题上的严肃态度。”拉什表示。

更加令人失望的华盛顿政治

在哥本哈根之后，越来越明朗化的一种看法在世界上散播，即如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排放国，无法携手合作，全球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将无法达成。

“产出”了美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的世界资源研究所对于美国国内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有着建设性和积极的看法，但是美国国内自中期选举之后，情况愈加不能令人乐观。

新当选的国会议员目前正要着手调查早先的科学家邮件泄露事件，的确是有欺蒙大众之嫌，尽管目前已经有三轮不同机构的调查证明科学家的清白。

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约翰·博纳，这位即将成为议长的共和党人，公开表示“说二氧化碳致癌，而且对环境有害，这种想法太搞笑了”。

与此同时，奥巴马也没有体现出足够的领导力。

“美国越来越难。”一位中方接近谈判的匿名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期选举之后，美国众议院中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的众议员都被选下去了，因而在众议院之中，支持立法的人就被削弱了很多，而在参议院中则更不太可能。

当然美国也有一些变化，在达成 17%目标的时候，法案上原有的“暂时”二字已经拿走了，但是如果进入立法程序，没有参议院的67票是不可能通过的。上述人士表示，而且美国环保总署的行动，目前是在解决技术问题，但是在执行的时候，两院不给预算也是没有办法的。

“目前看来阻力很大，有些共和党竞选的时候就发誓要裁掉环保总署的预算。”上述人士表示，目前美国有几个有意思的趋势可以观察，即从现在到明年1月份，在联邦一级中，在众议院有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临时委员会，要观察新一届国会如何处置这个委员会，如果取消了，气候立法就没戏了。

第二个是两院在关于节能、新能源等方面有六七个法案要听证。虽然在气候立法方面有重大分歧，两党在具体解决问题的法案上共识比较大。上述人士表示。

此外，美国地方上的碳交易平台，在东北部的平台例如麻省和纽约州还是原有的人执政，加州和西部也可以维持，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中西部，中期竞选之后共和党全上来，基本无望了，上述人士表示。

中美温情牌

也有美国国内分析家指出，在中期选举挫败之后，受到削弱的奥巴马政府此次在坎昆会议的谈判桌上，恐怕要同其他国家打“温情牌”。

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方面的挫败，令其在坎昆会议上无牌可打。

美国气候变化谈判特使斯特恩在近日表示，此次谈判桌上，美国准备讨论一些小的目标，而非那些为全球减排制定的宏伟目标。

一位接近谈判的匿名人士对记者表示，此前斯特恩过来协商，估计内部不会太愉快，不过美方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以及为了原则立场还是要坚持原有发言，然除此之外也不会再有新招数了，且这么打下去也没意思了。

起码欧盟不会再逼中国了。上述人士表示，哥本哈根是一个伎俩的高潮。

从哥本哈根之后，中欧彼此的沟通和理解，也意识到中国还是想做事情，但是需要给中国时间，同时意识到让中国承诺一个减排目标是不现实的。上述人士表示，而且目前欧盟内部已经摆脱了压抑的情绪，都在积极内部筹措，在资金等方面达成一致，起码让发展中国家看到，在道义上，欧盟没有不算数。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基本是斯特恩口中的一小步，例如资金问题，也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对外援助资金，将成为新国会首先要攻击的开销之一。”外交委员会能源与环境研究员李文表示。

对此，乐施会气候变化政策高级顾问蒂姆·高尔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气候谈判者们必须牢记一点，他们并不是仅仅在讨论数字和金钱，他们也在讨论已经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们的生命。气候基金的设立能够解锁国与国的对话，更能够引导全世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状况和潜在威胁。”

2009年12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昨日，针对坎昆会议，解振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坎昆会议应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落实哥本哈根协议的政治共识，特别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在明年的南非会议上最终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奠定基础。”

解振华表示，“中方相信，只有坚持公约、议定书的原则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坚持缔约方主导、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协商一致，坎昆会议一定能取得积极成果，同时也一定能重建各方互信，推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合作。”

“气候变化的谈判已经经历了20多年，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之下，已经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有了《京都议定书》，有了巴厘路线图，去年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这都是世界各国努力的结果，应该说，这些文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这些已经取得的共识基础之上，继续前进，而不能后退。”解振华表示， “对于中国来说，公约、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做的，我们都做了，而且在有些方面我们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接受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力的义务。”

17、冀望坎昆：先“求同”再谈“存异”细节

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11月24日

http://dt.people.com.cn/GB/13304632.html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非常复杂，需要一点一滴、一步一个脚印凝聚共识，进而锁定共识，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今年的坎昆会议即是‘巴厘岛路线图’的重要驿站，很有可能为明年在南非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形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与谈判处处长李高，11月21日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行的“坎昆国际气候大会行前准备会”上作上述表示。

　　李高说，今年10月5日在我国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天津会议，其任务之一就是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之下协调各方利益，把坎昆会议前能达成共识的条款确定下来。来自《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194个缔约国以及观察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近3000人围绕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展开深入探讨，在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达成了比较多的共识。

李高强调，凝聚共识、锁定共识，将“求同”之后的“存异”细节谈判留在坎昆之后，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朱广清吴昊）

18、人与自然争水：一场双输的战争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11-24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609597.html

传得沸沸扬扬的“引渤入疆”最终被众多科学家认定为“缺乏科学常识”的天方夜谭，所谓西藏开建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截流雅鲁藏布江的消息近日也被建设方所否认。

不过，这两场争论恰恰说明了中国西北地区两个最核心的问题：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也恰恰暴露了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用水观念和制度性问题。

水是支撑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基础，是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

“水生态系统不仅提供了维持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基础产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还起到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结构、生态过程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功能。”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下称“国合会”）本月发布的一份专题报告指出，“经济社会取耗水量快速增长，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特别是北方地区，甚至最基本的生态用水也得不到保障，从而造成水生态系统退化。”

与自然争水

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水，生态和环境的维持也需要水。在以往，有多少建设工程、多少发展规划会考虑到这一点呢？

“那达慕”，一个具有鲜明蒙古族特色的传统体育盛会，大多在草绿花红、羊肥马壮的春夏秋季节展开。本月中旬，《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程赴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参加了一场由牧民们自发组织的那达慕。

在去阿拉善左旗吉兰泰镇召素套勒盖格嘎查的路上，记者曾想象着，这个那达慕应该在野草茂密的草原上进行，虽然已是初冬，草原难见绿色，但地面上至少也应该布满枯草。

但眼前的景象让记者颇为震惊。草原已经彻底变成了荒漠，汽车进入召素套勒盖格嘎查需翻越数座十几米高的沙丘，沙漠中不见一棵小草，唯一的植物是已经干枯的树林。

在阿拉善地区，草原迅速退化成沙漠的现象随处可见。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调查显示，阿拉善目前的草原生态系统生物种类贫乏，数量稀少，结构简单和营养极少，并随水量减少，植物种类、密度、覆盖度和质量不断锐减。草场每年以2.6万亩的速率递减。

阿拉善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沙尘源地。我国沙尘暴的北方路径和西北路径均通过阿拉善地区。

“年轻的时候，这里的草非常好，长得也高。”阿拉善查汉滩农民赵文志告诉记者，“记得当时要在草地上开一块地架起蒙古包，割下来的草就能装上一车。那时候，骆驼趴在地上，动一动脖子，周围的草就够吃上一天的了。”

“从上世纪60 年代开始，人们砍了很多树和灌木，盖房子、盖羊圈、砌井……以前羊圈都是用木头干柴盖的，井里面的一圈都是用木头砌的。人多了以后，羊也越来越多，草场上的树和草越来越少。”苏海图嘎查牧民乌兰扣的妻子说。

草原大面积退化，马和羊都很难放养了。召素套勒盖格嘎查二队48岁的陶红旗告诉记者，“家里的羊只有30只了，是留给自己吃的。另外养了60只骆驼用来卖钱。”陶红旗说。

“草场退化与水资源等不合理的利用有很大的关系。”阿拉善盟农牧局副局长杨生梁对记者说。

“这里主要是依靠大水漫灌的方式浇地。”阿拉善农区查汉滩农民柴军贤告诉记者，种一亩玉米，年用水量在1000立方米左右。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铁木日乌德嘎查王学义书记也向记者证实，几十年前，打一口井只要往下挖30多米就行了，如今要打到100多米才能见到清水。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主任贾举杰告诉记者，在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情况下，水的浪费特别是农业用水的浪费却极为严重，传统农业灌溉方式使农业成为用水大户，其用水量占全国总用水量70%以上，而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仅为发达国家农业用水利用率的一半左右。

贾举杰等人正在与当地政府和农民合作，开展膜下滴灌技术的推广。

“在我国，由于灌溉技术落后浪费的水资源高达国民总用水量的50%至60%，传统的地面灌溉技术是造成我国水资源紧缺的罪魁祸首。”国家科技部中国技术市场管理促进中心生态环境建设、水土资源开发与节水灌溉首席专家邱为铎说。

一方面是用水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是生态用水不断减少，地表植被迅速干枯、消亡。如今，阿拉善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生态退化的典型，但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人与自然争水的悲剧接连不断地在水资源相对富集的地区上演。

西南地区是公认的目前中国水电开发最密集的地区，记者曾拿到一份长达10页、多达百家的西南地区“部分”水电站资料。而事实上，眼下没有任何人能够说得清楚在西南地区有多少水电站，包括已建成的、在建的和已经规划的。“甚至连当地的一个县长，也说不清在自己管辖的地块上，有哪些电站正在开山放炮，哪些正在拦截江河。”一位环保人士说。

“跑马圈水”、“遍地开花”、干支流“齐头并进”，这位环保人士表示：“正在进行着的西南水电开发的‘大跃进’，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不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森林的毁灭性砍伐。”

记者在西南地区采访时发现，一些中小型水电站蓄水时，电站下游河道完全干枯，不仅动植物得不到水源供给，连当地人饮用水也无法保障。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发挥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的同时，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河流拦截、水力学特征和生境改变等。”国合会上述专题报告说，“中国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衰退的问题日益突出。造成这种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对于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重视不够，以及相应公共政策和管理上的缺陷，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重新认识“水”

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包括社会经济服务功能与自然生态服务功能两个方面。但在以往，说到“水”，人们多半只知道其在供水、水产品生产、水力发电、内陆航运、休闲娱乐等方面的作用，对于水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服务功能（调蓄洪水、生物多样性维护、净化环境、物质输移和气候调节等）认识不多。

国合会“提高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政策框架研究”项目组指出，河流、湖泊、沼泽、洪泛区等多种多样的生境，不仅为各类生物物种提供繁衍生息的场所，还为生物进化及生物多样性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条件，为天然优良物种的种质保护及其经济性状的改良提供了基因库。水生态系统是野生动物栖息、繁衍、迁徙和越冬的基地，是珍稀濒危水禽的中转停歇站，养育了许多珍稀的两栖类和鱼类特有种类。

水还能提高区域环境的净化能力，水体中生物从周围环境吸收的化学物质，形成了污染物的迁移、转化、分散、富集过程，污染物的形态、化学组成和性质随之发生一系列变化，最终达到净化作用。

水体通过水面蒸发和植物蒸腾作用可以增加区域空气湿度，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质的去除，使空气得到净化。例如，湿度增加能够大大缩短二氧化硫在空气中的存留时间，能够加速空气中颗粒物的沉降过程，促进空气中多种污染物的分解转化。

近年来，减碳、固碳逐渐被各界所关注。“事实上，水体的绿色植物和藻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将生成的有机物质贮存在自身组织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说，泥炭沼泽累积并贮存大量的碳作为土壤有机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固定并持有碳的作用，因此水生态系统对全球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具有巨大的缓冲作用。

此外，水生态系统对稳定区域气候、调节局部气候有显著作用，能够提高湿度、诱发降雨，对温度、降水和气流产生影响，可以缓冲极端气候对人类的不利影响。

“历史上，我国的水生态系统功能完善，调节缓冲弹性极大，在多次全球性灾难和群体性生物灭绝中，庇护了大批发源于远古时代的珍惜物种，包括大熊猫、水杉等。”王浩说，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我国自然水生态系统完整性遭到深度破坏，出现规模萎缩，结构单一，质量下降，整体功能下降的深度异化，生物多样性在一些人类活动密集区几近消失。

在分析中国水系统及其自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的原因时，王浩指出，除了自然水文波动、全球气候变化以外，主要的原因是人为的：

经济社会取耗水量快速增长，挤占生态和环境用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统计显示，解放初期全国供水量约为1000亿立方米，到1980年增长至4000亿立方米，其间主要是农业用水增长；到2008年全国的供水量已经超过5900亿立方米，其间主要是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增长。河道外取用水量的快速增长导致河道内生态环境用水量减少，特别是北方地区，甚至最基本的生态用水也得不到保障，从而造成水生态系统退化。

土地利用的变化，也导致了自然水生态系统空间萎缩。围垦造田、围湖造地后，一些天然湖泊、湿地和沼泽被农田、建设用地取代，造成水生态系统空间压缩或是形态破碎化，造成水系统及其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据调查，中国所发生萎缩的湖泊中，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等原因减少的湖泊面积约占萎缩总面积的2/3。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的入河排污量已经超出了水环境容量。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的监测，2008年中国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污水排放量达到758亿吨，许多地区入河排污量严重超过其水体自净能力，造成水体环境污染，水生态环境服务功能退化。比如太湖流域多年平均产水量177亿立方米，而2005年取用水量却高达355亿立方米，居民生活和二、三产业废污水排放量超过60亿立方米，污染物排放量超出了水环境承载能力，导致水质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劣变。

王浩还特别指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也带来了不利的生态环境影响。据项目组统计，目前我国建有水库8.6万多座，总库容近7000亿立方米，建成各类水闸4.4万座，水电装机容量超过1.7亿千瓦。

竭泽而渔不可取

急功近利，过度索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淡水项目主任李利峰以江河中的鱼为例指出，中国过河口咸淡水洄游鱼类多分布在各江河水系下游河口水域，也有上溯到江河中上游水域的，多数是名贵珍稀鱼类，有溯河产卵洄游鱼类和降河产卵洄游鱼类两大类，也有海洋与内陆河流之间的近陆洄游和远陆洄游。

“大坝与水库建设对洄游性鱼类最直接的影响是阻隔了其洄游通道，而这种影响是毁灭性和不可逆的。”李利峰说。

“例如，千百万条中华鲟溯河产卵曾经撞死在葛洲坝上；青海湖入湖河流上一座拦河坝使成千上万条溯河产卵的湟鱼憋死在坝下。”国合会的上述专题报告称，筑坝还阻断了大坝上下鱼类基因的交流，不利于多种鱼类繁殖。大坝下泄水流对下游河床和河岸的强烈冲刷，也对下游堤防和岸边建筑物产生不利影响。

据记者了解，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针对水生态系统不合理开发和保护不力所造成的河流断流、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植被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一系列水生态问题，中国开展了科学研究、水资源综合规划编制、工程实施和制度实施等多项提高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行动。

1998年大水后，国家在洞庭湖、鄱阳湖开展了大规模的“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恢复长江流域水面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实现了千百年来从围湖造田、与湖争地到大规模退田还湖的历史性转变。

从1999年开始，通过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使黄河连续10年不断流。从2001年到2009年，通过小浪底水库的合理调度运用，黄河共进行了9次调水调沙，使下游的主河槽得到了全线冲刷，将5.75亿吨泥沙送入大海，其中冲刷掉下游主河槽的总沙量达 3.56亿吨，显著提高了河槽过流能力。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国家积极推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取水总量、入河排污总量和用水效率“三条红线”，即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甚至在黄河、黑河实行全流域的水量分配和水量调度制度。

“但有些制度在实践中并没有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国合会上述专题报告说。

陕西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副总工程师井涌长期关注渭河流域的水资源状况。他发现，由于用水量连年大幅增加，生态用水无法保证，陕西境内河流水生态环境普遍呈干旱劣变的趋向。

“渭河流域内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和72%的灌溉农业和80% 的GDP，同时也成为关中唯一的废污水承纳和排泄通道。”井涌称，陕西省80%以上、年均8亿立方米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通过渭河排泄。2004年9月，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曾认定，“渭河已经丧失了生态功能，成为黄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

“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用水需求的配置不可偏废一方。”井涌说。

针对当前中国存在的水生态系统问题，国合会2010年建议，建立健全水法律法规，制定《长江法》和《黄河法》。王浩解释说，长江、黄河、海河、淮河、松花江、辽河、珠江等七大江河是中国最重要的水生态系统，尤其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流域性水资源保护法规，现行涉水法规缺乏可操作性、针对性和系统性，难以实现对长江、黄河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王浩认为，中国迫切需要借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河流立法管理经验和针对长江、黄河的实际，制定《长江法》、《黄河法》，实施对长江、黄河的严格管理和有效保护，促进人与河流的和谐发展。

国合会同时建议国家建立绿色水电认证制度，鼓励水电站的业主采取有效的生态保护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大坝建设与管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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