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尽管羊曲水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已按照环保部有关规定于2009年05月07日进行过首次公示（http://news.idoican.com.cn/qhrb/html/2009-05/07/content_34436221.htm）。但是据专家称，环境影响评价中显然没有充分考虑水电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野生古柽柳的影响。

野生古柽柳不仅可以作为青海省的生物多样性名片和我国独特的自然遗产，而且是大自然侥幸留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详情请参考吴玉虎先生的文章。

世界唯一的最古老野生柽柳林亟待抢救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玉虎

继我国柽柳属植物专家刘铭庭教授之后，8月25日至30日，由潘伯荣和吴玉虎两位研究员率领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考察队一行10人，又对青海省同德县新发现的野生古柽柳林进行了进一步的专项考察。除了进行植被样方和土壤调查，采集相关区系植物标本和土壤样品外，还对林区周围进行了植物区系和群落调查，采集了甘蒙柽柳（Tamarix austromongolica Nakai）和小叶杨（Populus simonii Carr.）古树的分子地理学材料和基因遗传学材料，并对其种质资源从种子、幼苗和扦插材料等多方面进行了收集。此外，考察队还对先前没有来得及编号的200余棵野生古柽柳树和树龄在300年以上的15棵小叶杨树进行了补充编号、登记、测量（高度、冠幅、胸围、基围）和定位，结果发现胸高茎围在100CM以上的野生古柽柳树竟有300余棵，植株最高达14.2米，整个林区面积约60余公顷，其中核心区就有约16公顷以上。经过这次较详细的调查，我们还在一些古树的顶部发现并采集到了甘蒙柽柳当年生枝条上的夏秋季花枝，补充了初次调查的不足。等等这些工作的目的，还是想保护或者说是要抢救这片无比珍贵的、世界独一无二的野生古柽柳林。因为它们不仅可以作为青海省的名片和我国独特的自然遗产，而且是大自然侥幸留给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此前，刘铭庭教授就曾与我们共同讨论过这些古柽柳树王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和自然生态价值及其所携带的数百年的气候变迁的信息价值等。结果认为，这些古柽柳树太值得保护了。它们的幸存下来并及时被发现，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已经占有了柽柳属植物野生植株在基因方面的最古老、最长寿类型和在形态方面最大胸径、最高植株以及携带最长时段气候变迁等信息的载体。这是我国柽柳属植物得天独厚和无可替代的第一手科研资源。在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越来越困扰政府和科技界之际，这些无比宝贵的和可遇而不可求的科研资源是许多研究古气候等方面的科学家所急需得到的珍贵材料。

就自然生态价值来说，当地稀疏的山地荒漠草原植被具有生态的脆弱性，水土保持能力差，夏季一遇暴雨便成洪水，冲得泥沙俱下。而这片野生古柽柳林不仅正首当其冲，且自古以来就对当地每年都会出现的，至少来自4条山沟的，约2千米宽的泥石流一直起到缓冲和阻挡的作用。在这样的地方，每一棵普通的树，甚至灌丛和一片草丛都具有生态屏障的作用，对当地及流域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包括子孙后代都只会带来好处，更何况一身兼具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环境保护价值的大片野生古柽柳林。所以，保护它们，也是努力提倡生态信仰、践行生态责任和发展生态生产力的青海省打造生态软实力的保障之一。

考察结束后，我们在西宁进行了总结。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世界罕见的自然遗产，这片侥幸保留下来的野生古柽柳林，其珍贵程度堪比动物界的大熊猫，也绝不亚于考古界的明清文物，并且是活着的、可携带和可提供我们研究、对比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变化等诸多信息和生物多样性基因的绝无仅有的科研材料和自然遗产。如此珍贵的野生古柽柳林在经历了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和几度战乱能够侥幸留存至今，确实是值得我们庆幸之事。不仅如此，更值得我们敬畏和感恩，也值得整个植物学界和相关学界集体出面呼吁保护和抢救。

还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到，这片野生古柽柳林位于我国目前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这个保护区是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过程中投巨资建立起来的，其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有75亿，并且国家还在继续投资。青海省提出的口号是“生态立省”，而在“生态大于天”的三江源保护区，其口号是“保护这里的一草一木”。所以，这里无疑应属于“限制开发区”。因此，这片野生古柽柳林是应该能够顺理成章地保护下来的。只是需要我们以学者的身份和学界的名义，向社会和相关各方阐述其在植物学、环境学、古气候学、种质资源学、生物多样性等诸多方面的科研价值和现实的自然生态价值，以及其作为自然遗产而在世界范围内创造的几个“世纪之最”的独一无二性和作为“奇迹”而侥幸存留至今的不易和我们的幸运，还有近期发生在舟曲县的生态灾难的警示和叶公好龙的故事。

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在十七大会议上就提出了“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大政方针。不仅如此，还有“生态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在支持着我们。更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极力提倡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护的时代，这些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全民的行动。所以，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保护好这片古柽柳林应该是大势所趋。

还应值得欣慰的是，犹如内地的一些园林庙宇内多栽植青松古柏一样，当地藏族同胞几乎家家都在庭园内外栽植柽柳树。一是取其生命顽强、“好活”，二是取其长寿延年。作为显然已经形成的一种“柽柳文化”，其根源无疑亦应来自对当地这片野生柽柳林古树的崇拜和敬畏，同时也体现了当地民族的生态文化价值。所以，我们的保护也是对当地民族自然生态文化的保护，我们的抢救无疑也就是对当地民族自然生态文化的抢救，是有群众基础和民族文化根源及其生态文化价值的。更何况，当地群众还希望在保护古柽柳林特殊的自然生态价值和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同时，挖掘发展和提升其在生态旅游等方面的潜在价值。

更值得欣慰的是，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抢救和生态战略眼光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所的院属“干旱区生物地理与生物资源重点实验室”在获悉“青海发现世界罕见野生古柽柳林”信息的第一时间组织启动了“野生古柽柳的研究与保护”的前期联合项目。使对这些野生古柽柳树王的系统研究和保护抢救进入到实质阶段。

在整个学界，特别是植物学界和生态学界，一个多月以来，就这片野生古柽柳林的抢救与保护问题，通过邮件、网络、电话和短信联系的还有中科院地理与资源所的郑度院士，中科院北京植物所研究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洪德元院士和副理事长及其现任副主任兼秘书长的“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的马克平研究员等。此外，还有30余位各界学人都对这片世界罕见的野生古柽柳林的发现表示震惊，对保护和抢救行动表示强烈支持。还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和民盟盟员等都表示支持保护并决定起草相关提案，通过不同渠道提交全国大会以促成保护。

在我们考察期间，已有包括《绿家园》和南方电视等10余家媒体组成的《黄河十年行》考察队等相继前往这片野生古柽柳林进行现场采访和拍摄，并将参与对其的抢救性保护的宣传和保护行动。

这片野生古柽柳林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我们希望全国植物学界和其他更多相关学界的学者和相关学会、协会及其社会有识之士和更多的媒体都来呼吁关注并支持保护这片野生古柽柳林。同时也欢迎更多的生态学家、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保护专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和山地灾害防治专家以及更多的相关媒体亲自到现场考察、研究、论证和采访。我们还希望相关决策权力部门能从实际出发，认真对待学界和媒体的意见，作出正确决策。以防此后不得已而走到要由外国专家来替我们研究并提出保护愿望后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2、展望“十二五”环保系列策划之一如何保证饮水安全？

来源：人民网　2010－11－09

http://env.people.com.cn/GB/13153092.html

3、展望“十二五”环保系列策划之二拿什么拯救被污染的土壤？

来源：人民网　2010－11－09

http://env.people.com.cn/GB/13161493.html

4、环保部将颁《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来源：经济观察网2010年11月09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10/11/0914568521999.shtml

　　为满足公众的环境知情权，敦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环保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在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透露，环境保护部近日将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要求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16类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发布年度环境报告，定期披露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守法、环境管理等方面的环境信息。

　　由于政府大力支持、企业积极履行，中国企业在履行低碳责任、推行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在“十一五”将尽之时，还是有一些企业在节能减排目标的压力下采取了关停并转、拉闸限电等急功近利手段。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谈到，作为企业来看，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一定光是一个负担，这个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市场，这块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孙翠华强调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将从政策体制等宏观层面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给予更多的支持：“中国已经启动重点行业典型产品及重点减排项目低碳认证制度研究，很快将出台《中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鼓励社会公众使用低碳产品，激励企业产品结构升级，从消费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这是近日由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会等组织机构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传出的消息。、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仅是中国下一个五年发展的关键议题，更是中国在世界气候变化舞台上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方面。当中国迎来一个绿色文明的时代，如何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企业作为资源利用、节能减排的主体，是否能在生产经营中严格履行低碳责任关系到了中国节能减排总体目标的实现。

5、环保部点名批评太原温州等14个城市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11月09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11-09/095121439908.shtml

　　环境保护部昨日发布《2009年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下称《城市环境年度报告》)，太原、温州等14个城市因为水质或交通噪声问题被点名。

　　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昨日以“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待加强”的措辞点名批评了一些城市。他说2009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下称“城考”)的结果显示，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太原(山西)、自贡(四川)、玉溪(云南)、嘉兴(浙江)、亳州(安徽)等5个城市的水环境功能区(城区)水质达标率较低；温州(浙江)、宿州(安徽)、陇南(甘肃)、乌鲁木齐(新疆)等4个城市的交通噪声为轻度污染；通化(吉林)、黑河(黑龙江)、临沧(云南)、酒泉(甘肃)、安顺(贵州)等5个城市的环境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较低。

　　环保部(2008年大部制改革前为环保总局)从2003年起发布《城市环境年度报告》。之前环保总局主要针对全国47个环保重点城市发布类似的报告。

　　仔细阅读环保部(环保总局)历年的《城市环境年度报告》可以发现，事实上每年的报告都对一些城市作点名批评。

　　例如，2005年的报告列举了43个城市空气质量劣于Ⅲ级的城市，以及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相对最差”的6个城市。

　　历年的报告也都有“国家环保重点城市主要‘城考’指标考核结果”的排名和各省、自治区对其所辖城市所作的“城考”结果排名。

　　一年一度、条分缕析的排名和点名，究竟是能让中国城市的环境得到点滴改善还是快速改进，还有待观察。而且，环保部在报告中对同其平级的省级政府也一直较为温和，惯于用“成绩较好”、“进步较大”来评价。

　　全国共有655个城市纳入年度“城考”范围。陶德田以“取得较大进展”来评价去年的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工作。

　　他列举了三方面的成绩：

　　一是全国城市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2009年，全国城市全年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66.7%；城市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城区)水质达标率平均为89.84%，比2008年提高4.44个百分点；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76.1%的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处于好或较好水平。

　　二是全国城市污染控制水平不断提高。2009年，全国城市清洁能源使用率平均为66.77%，比2008年提高2.42个百分点；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利用率平均为94.98%，比2008年提高0.54个百分点。

三是全国城市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2009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63.42%，比2008年提高8.03个百分点，其中，445个城市的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60%，比2008年增加80个城市。章轲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6、环境满意率调查显示 全国公众对城市噪声最不满

来源：《新京报》2010年11月09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165093.html

　　2009年公众对环境满意率调查显示，公众对噪声的满意率低于对空气的满意率超过10个百分点。

　　环境保护部昨日发布《2009年全国城市环境管理与综合整治年度报告》，公布2009年度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环保部发言人陶德田表示，2009年，全国655个设市城市全部纳入年度“城考”范围。

　　全国城市中有77.36%的城市开展了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城市公众满意率平均为77.26%。其中，城市公众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污水排放情况和噪声影响等关注度较大。城市公众对空气质量的满意率为79.85%，对河流湖泊状况满意率为78.29%，对噪声状况满意率为68.56%。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尚需加强，2009年，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平均为63.42%，比2008年提高8.03个百分点，其中，445个城市的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超过60%，比2008年增加80个城市。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72.06%，比2008年提高1.04个百分点，其中，437个城市的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高于80%，比2008年增加24个。

陶德田指出了一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有待加强的城市，太原、自贡、玉溪、嘉兴、亳州等5个城市水环境功能区（城区）水质达标率较低。温州、宿州、陇南、乌鲁木齐等4个城市交通噪声为轻度污染。通化、黑河、临沧、酒泉、安顺等5个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综合水平较低。

7、武汉首次摸清排污家底 三大类污染源总计5万个

来源：长江日报2010年11月09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11-09/2643880.shtml

　　8日，武汉市发布“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结果，武汉市共发现包括工业源、生活源、农业源在内的各类污染源总计51664个。这是武汉市首次摸清污染排放的家底，为今后治理污染提供了科学依据。

　　经过环保局、统计局、农业局等部门调查人员1年多的实地调查，武汉市2007年共有污染源总数为51664个，其中工业源7645个，农业源30325个，生活源13664个，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30个。

　　当年排放的废水总量为8.18亿吨、废气4781.62亿立方米。主要污染物总量分别为：化学需氧量21.75万吨、氨氮1.63万吨、总磷0.25万吨、总氮3.23万吨、二氧化硫14.55万吨、烟尘3.98万吨、氮氧化物7.99万吨。

　　分析显示，武汉市废水绝大部分来自生活源，废气主要来自工业源。

　　工业污染分布十分集中，武钢、晨鸣纸业、华能武汉发电公司、国电青山热电公司占了全市40%~80%的工业污染物。

　　生活污染物主要来自居民日常生活的无组织排放。

　　农业污染物主要来自化肥流失、畜禽养殖粪便、水产养殖饲料。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来自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渗滤液、焚烧时产生的废气。

　　从区域分布来看，各中心城区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而远城区的污水处理厂及企业脱硫设施建设落后。

　　从污染排放去向看，长江是废水的主要受纳水体，府河、汉江次之。超过九成的污水最后流入长江。虽然我市湖泊受纳的废水比例较低，但如汤逊湖、南湖等湖泊环境容量较小，水质较差，有继续恶化的趋势。

武汉市污染源普查数据与当年的环境统计数据较吻合，均属可控范围。

8、环保NGO质疑苹果公司生产链存在重金属污染

来源：新民周刊2010年11月09日　记者/黄祺

http://green.sina.com.cn/2010-11-09/141421441031.shtml

“苹果”对待环保组织质询的态度，远远赶不上它面对“苹果”粉丝那么友善和热情。

被万众追捧的“苹果”实在“难啃”，中国消费者们不会忽略污染问题。

海外企业注重IT产品开发，却忽视零件制造是否“绿色”。

　　“苹果”够绿吗？

　　多家民间环保组织在调查中发现，“苹果”在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企业，存在严重的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不良记录。民间组织敦促“苹果”承担环境责任，建立供应商监督机制，但“苹果”公司一味回避，成为接受调研的29家中外知名IT品牌中表现最差的一家。

　　“苹果”不理NGO质疑

　　“苹果”对待环保组织质询的态度，远远赶不上它面对“苹果”粉丝那么友善和热情。

　　环保组织最后一次发给“苹果”公司供应商责任经理邮件，是在今年的7月22日，这封信石沉大海，面对环保组织对“苹果”生产链重金属污染的质疑，“苹果”的应对措施是：不理。

　　从今年4月到8月，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达尔问等34家环保组织陆续发布3份《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调研的对象是29家国内外知名的IT品牌。公共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军告诉记者，“苹果”公司一再回避其供应商存在的严重污染和职业危害问题，成为所有被调查品牌中表现最差的一家。

　　马军最早因研究中国水资源保护成为知名环保人士，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从2006年开始，他创建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数据库，这两个数据库，记录了中国各地3万余家企业环境违规超标信息，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环保、水利、海洋等部门公布的资料。两个数据库通过向公众公开政府发布的信息，寄望社会公众参与对污染企业的监督。

　　通过梳理这些资料，马军发现部分企业重金属污染超标排放，其中包括许多IT产业链中的生产企业。“这样的企业数量庞大，以我们环保组织力量，不可能去一家一家督促，而且，这些外包加工企业并不是那么在乎自己的声誉。”而对于IT品牌企业来说，核心的价值就是品牌，任何负面的信息都会伤害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它们会比代工的企业更加在乎公众的反应。“而每个品牌都有大量代工企业，比如松下有4000多家供应商，西门子有1万家供应商。”

　　因此，一个“倒逼”的方式被创造出来：环保组织向知名的IT品牌施压，要求IT品牌监管自己产业链上企业的污染问题，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

　　环保组织在今年4月第一次向“苹果”的相关负责人发出邮件，其中指出3家重金属污染违规企业，有可能与“苹果”有关，希望“苹果”确认。除此之外，“苹果”负责人和其他28家企业负责人收到同样的问题：

　　●上述企业是否为其供应商？

　　●如果其中存在该企业供应商，对于它们的环境违法记录，该企业是否了解？

　　●如果有所了解，是否已经采取措施？如果还不了解情况，在看到这封信所列举的情况后，准备采取怎样的行动？

　　●该企业是否还有其他的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

　　●该企业对供应商的环境表现是否有一个标准？是否建立了供应商环境管理体系？

　　在发出第一封邮件后，陆续有企业与环保组织联系，但“苹果”却一直沉默到7月15日。马军告诉记者，“苹果”最终打破沉默的原因，很可能并非来自中国环保组织的要求，而是一家美国环境组织施加的压力。位于美国的Pacific Environment(太平洋组织)一直关心《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并在自己的网站上转发了这个报告的英文版。在得知一部分企业不回应中国环保组织的质询后，这家机构向包括“苹果”在内的企业发信要求回应。

　　“苹果”供应商责任经理回复了Pacific Environment的邮件。“2010年5月26日，“苹果”供应商责任经理回复，表示“苹果”(美国)1)没有收到中国环保组织的就供应商的环境违规行为致“苹果”的信；2)不能确认也不能否认环保组织提到的违规企业是否为“苹果”的供应商；3)“苹果”会对环保组织提到的违规企业进行调查，但并不会告知任何细节或者时间安排。”

　　在这以后，美国的这家环保组织多次要求“苹果”回应中国环保组织的要求，并在6月号召美国消费者向“苹果”写信提出这一要求，7月初在数百名消费者发出邮件以后，“苹果”仍没有做出答复。

　　2010年7月15日，中国环保组织终于得到“苹果”公司供应商责任经理的电子邮件，第一次就环保组织提出的IT业供应链问题作出回应，否认与环保组织提到的3家问题供应商有关。这也是截至目前“苹果”公司唯一直接回应。马军认为，“苹果”公司回答过于简单，7月22日环保组织再次发信，提出更加具体的违规供应商案例，但之后就再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真绿还是假绿

　　在公众过去的印象中，海外企业往往更加注重社会责任，更加重视品牌的环境形象。但在《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中环保组织发现，情况并不尽然，像““苹果””这样在市场上有着健康、先锋形象的品牌，却成为面对环境污染质疑最为抵触的品牌。

　　从调研一开始，环保组织就发现，被万众追捧的““苹果””实在“难啃”。马军介绍说，他们寻找污染企业与IT品牌间的联系，完全是通过公开信息。“比如一些企业会在自己的公司网站上，声称自己是某品牌零件的加工商，这对于它们来说是一种荣耀。”“苹果”是一家高度依赖代工厂的企业，而中国是它最重要的代工基地，但要想找出哪些企业是“苹果”的代工厂，却极其艰难。“‘苹果’对它的产业链，采取的是高度保密的措施。‘苹果’的政策是不评论，如果有人提意见，它说它自己会去做调查，然后公布多少比例有一些有问题，但不告诉大家是谁，做了什么，语焉不详，这就是它的处理方法。”

　　在公开的《2009年供货商社会责任进展报告》中，“苹果”自曝在它的83家供货商中，有45家没有支付适当的加班费用，另有23家支付的工资标准低于中国的最低工资水准。但这份报告中没有出现企业的具体名称，只有大量的报道可以明确，富士康集团是“苹果”最重要的代工厂之一。依靠“蛛丝马迹”，环保组织提出3家企业向“苹果”确认，但却遭遇冷遇，其表现甚至远远落后于原本社会期望值有限的本土品牌。

　　7月22日环保组织向“苹果”发出的邮件中，环保组织重点指出一家名为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建科技)的企业。在众多媒体报道中，联建科技为包括“苹果”在内的多个知名IT品牌代工，而这家公司的环境污染和职业伤害记录劣迹斑斑。

　　2009年联建科技受到苏州市环保局行政处罚，因“未采取相应措施造成危险废物流失未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联建科技被处罚款8万元。另外在2010年2月以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每日经济新闻》、《经济观察报》等媒体报道，联建科技违规、违法使用有毒化学溶剂正己烷擦拭手机显示屏，忽视现场的职业危害防治与员工的防护，造成员工中毒事故。根据中外媒体的跟进报道，多名中毒员工在接受长达数月的住院治疗后，被鉴定为伤残。

　　“‘苹果’产品的生产过程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害，‘苹果’公司竟依然选择沉默和回避，到底是出于冷漠还是傲慢？。”马军提出疑问。

　　马军认为，《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没有任何恶意，目的并不是打击某个品牌或者揭露某个品牌。在已经发布的3份报告中，一些品牌初期对环保组织的要求态度消极，但在经过沟通后，表示将重视产业链管理，而英国电信、西门子、惠普、索尼等开始建立自己的供应商环境表现核查体系。对于这些品牌态度的转变，报告中已经陆续体现。

　　“绿色选择”未成风气

　　如今，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LOGO，俨然已经化身为“图腾”。今年7月，首家上海“苹果”专卖店在陆家嘴开张，有人提前两天在“苹果”店外搭起帐篷排队。这样的场面对于“苹果”老总乔布斯来说见怪不怪，“苹果”通过不断创新的产品营造了一个王国，世界各地的追随者甘愿顶礼膜拜。

　　消费者愿意花不菲的价钱买一件“苹果”产品，可能有各种理由，但马军认为，像《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这样的报告，目的是让消费者在购买一件IT产品时，能够增加一项“绿色”理由，用自己的选择来督促IT品牌履行自己的环境责任。

　　世界知名的IT品牌，大多已经不再自己进行生产，而是专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把生产外包给产业链上成千上万的企业。看上去，它们可能无比“绿色”，但当生产交给管理更加粗放的小企业，它们的环境影响可能一点没有减少。

　　但是，IT产业链企业明显缺乏遵守环境法规的动力。马军认为，在执法严格的国家，动力来自严格的法律监管，如果违反环境法规，企业将受到严惩。但在中国执法常常不力的现状下，大量企业宁愿交罚款而不愿意控制污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IT品牌在采购中只问价格不问环境表现，就会变相鼓励供应商降低环境标准去赢得订单。“IT品牌企业是规则的制定者，如果达到环境要求成为采购标准的一部分，多数供应商就会有意愿投入成本加强污染控制。”

　　马军给了一个正面的例子。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进行多轮交流后，认为使用“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能够帮助它们提高供应链环境管理的效率。在2008年10月，该公司在北京承诺，凡是达不到中国环境标准的企业，将不能够成为沃尔玛的供货商，此后这家公司每月使用水污染地图对其供应商进行检索，发现问题即推动企业进行整改，并对公众进行说明。

　　在这次调研中，本土品牌的表现并不算糟糕，相反，海尔等品牌较早地与环保组织取得联系开展了沟通。但马军也看到，相比国际品牌，本土品牌在应对环保组织的质询时，在专业能力上还很欠缺，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进行跟进。特别是IT 企业，在很多地方它们是明星企业，不像化工企业常常面对公众质疑，建立绿色供应链还不在它们的议事日程上。“国际品牌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为它们在全球每天都可能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

　　2007年3月，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在内的21家国内外环保组织，发起“绿色选择”倡议，希望消费者关注购买商品的环境影响，但这样的观念还没有形成风气。马军认为，每次“苹果”发布新产品，那么多的媒体报道，但对于它的产业链的环境表现，报道却很少看到，这只会会让IT品牌认为，中国的消费者并不关心环境问题，它们也就没有压力去管好自己产业链的环境问题。

　　“在很多发达国家，一个IT产品哪怕有一点点影响健康或者环境的问题，都会被媒体穷追不舍。在中国，我们除了要关心最终产品的安全，还要关心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污染会留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最终受到伤害的是我们自己的国民。”2009年。中国多个省市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IT产业的重金属污染物超标排放事件也屡见不鲜，被重金属污染的土地，每年使1200万吨的粮食受到污染。生活在一个号称世界工厂的地方，中国的消费者更应该用消费行为，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投上绿色的一票。

9、河南30余炼油厂利用废旧塑料炼制柴油污染环境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2010年11月09日□记者张弢文见习记者晋远图

http://news.sina.com.cn/c/2010-11-09/041521437461.shtml

小炼油厂里，到处都是废旧塑料。

　　阅读提示

　　在尉氏县大马乡双岭岗村周边，存在着30多家用废旧塑料炼制柴油的小炼油厂。记者昨天中午在现场看到，一个挨一个的小炼油厂冒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村民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土地和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在记者的见证下，双岭岗村的受害村民向尉氏县环保局、质监局反映，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现场：小炼油厂个个冒黑烟

　　昨天，尉氏县大马乡双岭岗村村民周先生等人专程来到报社反映说，双岭岗村周边有30多家小炼油厂，对当地空气和土地造成严重污染。周先生说：“炼油者从外地购买废旧塑料，他们不采取任何环保措施，直接把废旧塑料加热炼制柴油半成品。空气和土地被严重污染。我们多次向县环保局反映，但县环保局只罚不管。今年3月份，我们村只有两家小炼油厂，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家。”

　　周先生的同伴马姓村民说：“村民们晚上关住门窗，仍能闻到很大的柴油气味。清早起来，气味大得呛鼻子。我们村现在几乎被小炼油厂包围了。这些炼油厂的污水流到树的根部，把树都毒死了。”

　　昨天下午1时整，记者赶到双岭岗村。在该村村民的带领下，记者在村子的东南方向找到了10多个小炼油厂。记者在现场看到，小炼油厂内到处堆积着废旧塑料，一个挨一个的小炼油厂全都冒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柴油味。

　　记者以购买柴油半成品为名，与一名正在炼油的张姓村民交谈。张姓村民告诉记者，一个小炼油厂一般一天可炼两炉，大点的炼油厂一天可炼5炉。记者问起柴油原料的价格，张姓村民说：“一炉750元，每炉360斤左右。现在老板不在，还不知道750元一炉他卖不卖。”

　　在记者的要求下，张姓村民带记者参观了他们用废旧塑料加工柴油的过程。在用煤火加热的土制炉子上方，废旧塑料被放进加热的池子内封闭。废旧塑料受热后产生气体，这种气体冷却后成为液体，通过管子流出，就是黑乎乎的柴油。

　　记者问往外地运油安全不安全，张姓村民说：“保证把你送出尉氏县，绝对安全。”

　　暗访：炼油者说一月可供油180吨

　　随后，记者来到该村西北一洼地，发现一辆挂着豫P牌照的白色面包车停在一家小炼油厂的入口处。这里自东向西排列着八九家小炼油厂，厂里都冒着黑烟。记者走到一家小炼油厂前，两个男子走过来问：“干啥的？”

　　记者以购买柴油为名，与其中一名自称炼油厂老板的男子齐某谈了起来。

　　齐某说：“如果要加工一遍的，一吨4350元。如果要加工两遍的，一吨5350元。”

　　齐某告诉记者，他们加工的柴油都卖到了开封、郑州等地。

　　记者问齐某能供多少货，齐某说：“你想要多少？俺这有30多个炼油厂，二次加工的柴油一个月可供应180吨。”

　　记者问一名正在炼油的周姓村民“炼油污染不污染”，他说：“咋不污染呢？但为了挣钱，也没办法。”

　　记者问：“有没有人管你们？”

　　“环保局来人罚点钱就走了。”周姓村民说。

　　正在地里挖红薯的一名村民说：“小炼油厂污染太严重了！你看这庄稼上都落了一层黑灰，环保局不管，罚点钱就拉倒了。如果政府部门从一开始就严厉查处，小炼油厂根本不会发展这么快。”

　　环保人员：

　　立马停了不现实

　　昨天下午3时15分，在记者的见证下，村民周先生拨通了尉氏县环保局的电话。该局办公室一女士听了周先生的反映后说不知道此事。村民要局长或主管副局长的电话，对方说没有，最后给了村民环保局一个姓蔡的中队长的手机号。

　　村民向蔡中队长反映，蔡说：“让他们立马停了也不现实，有些是新建的炉子，也没挣到多少钱。我们中队就这几个人，也不可能整天住你们那儿，我们还有别的活儿。”

　　村民问到底啥时给答复，蔡中队长说，得给领导汇报汇报。

　　下午3时40分，村民又拨通尉氏县质监局稽查队长秦国杰的手机。

　　秦国杰说： “你喝晕了吧，我们经常去，哪有30多个(小炼油厂)？连10个都没有，只有5个。”

　　村民问秦国杰是啥时去的，秦说：“上周四去的，光去岗上了，那里有4个。”

村民问：村子的东南、西北方向各有10多个小炼油厂，为啥不去处理？秦国杰说：“放心吧老弟，我在看着哩。”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10、李鹏环保，就是“地方保护主义”

来源：人民网　2010年11月09日 ◎文并供图/冯永锋

http://env.people.com.cn/GB/13167523.html

由于夭折的树木和损失的财产，李鹏一度四面树敌。后来他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生态保护的盟友

　　所谓的环保人士，其实就是保护当地环境的人。往大了说，一个人呼吁保护地球生态，保护中国环境，是环保人士。往小了说，一个人要保护一个村庄的风土，保护一条河流的清澈，也是环保人士。

　　认识李鹏已有几年，对他来说，环保的意义非常简单，就是保护他家乡淮河源头的那些树。有些树好像属于他，更多的树与他没有关系。但对他来说，环境保护主义者，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者。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乡都不去保护，连自己的私有财产都无法保护，那么，一切都不过是浮云般的妄谈。

　　■他对获奖没兴趣，对低碳其实也没兴趣，他关心的是能否找到护树的盟友

　　2010年10月22日深夜，河南南阳桐柏县的“造林大户”李鹏，坐车到了北京莲花池长途汽车站。他随意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睡了几个小时，就急忙起身，赶往大望路的一家酒店。这个酒店正举办一场“国际低碳论坛”，要给十个低碳人物颁奖。

　　李鹏并没有中奖，他只是被提名。无论是评委会还是“网络公投”，他得票都不高。这次得奖的是种树英雄。人们喜欢种树的人，因为种了多少树可以说得出口，算得出账。而保护了多少树不被砍伐，好像不易计算。

　　李鹏已经有些习惯提名而不获奖的情况。2010年的3月份，上海的一家媒体要评“生态英雄”，他也是被提名，没中奖。那次与树有关的中奖人，同样是种树英雄。

　　种树能够吸收二氧化碳，这似乎是全球共识。而减少森林砍伐，阻止二氧化碳泄露，同时保持森林的碳汇能力，同样也是全球共识。从生态系统健康的角度来说，让已经扎根在土地上的森林不被破坏，其实是保证森林基础碳汇能力的前提工作。有了足够多的本底森林，再去讨论种植更多的森林，无论是为了荒野保护，还是为了功利性的碳吸收，都是值得鼓励之举。

　　而森林正在被破坏。种植的速度赶不上砍伐的速度，生长的速度追不上毁灭的速度，二氧化碳固化到木材身体的速度赶不上从木材、土壤释放到空气中的速度。

　　李鹏对获奖倒没什么兴趣。他只是想来北京“寻找资源”。或者说，寻找伙伴。既然这个会议是低碳论坛，那么来参加的人一定知道森林的重要，那么可能就会找到与他一起保护森林的盟友。

　　李鹏对低碳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对他来说，森林就是森林，树就是树，没必要今天把它与水源牵扯在一起，明天把它与老虎对接在一起，大后天又把它与碳平衡混同。森林不为碳而生，森林更不为人类而存在，森林只为它们自己生长。李鹏来到北京，有时候是为了向朋友们倾诉，有时候，只是为了出来喘口气。

　　10月24日下午，他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回河南南阳。他觉得此行收获不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还在一家环保组织的“公众环保课堂”上，做了一次淮河源头森林保护危机的讲座，虽然来参加的人不算多，但只要有人来，就是好的，就有希望。他想呼吁关注森林保护的志愿者们，到淮河源头，与他们一起巡山护林——他们当地人的力量，有时候是太薄弱了。

　　■有些人觉得，如果不是他自己的树木被盗伐，他不可能如此卖命地护树，毕竟他是个商人

　　在我认识李鹏的几年来，总有人忍不住这样怀疑地说他：“商人嘛，总是难免自己考虑得多，公益考虑得少。”有些人相信，李鹏谈淮河的水危机，担心淮河爆发大洪水，不过是想借机引起公众的注意，然后胁迫南阳市及桐柏县政府，要回自己被偷掉的损失而已。

　　可能在一开始，李鹏真的是这样的。但现在，他是不是还这么想？有时候，我也忍不住想追问追问。

　　李鹏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做药材生意了。今天亏明天挣，到2000年左右，他有了500万元左右的家产。

　　李鹏自认为是个聪明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长期供货的一家湖北制药厂濒临倒闭，工厂欠他的200万元应付账款眼看着要一笔勾销。排队、说好话、给主管领导送礼，甚至电话恐吓之类的办法都使尽了，但这家工厂负债太多，讨债的人住满了企业旁边的宾馆，能够还得起的可能性非常小。李鹏最后灵机一动，他买了一张草席，把铺盖卷扛到工厂的大门口，同时细心地打听好了负责人办公室的位置。然后他把自己的脸涂脏，假装由于讨债不成而发疯了。

　　在工厂门口装疯卖傻几天之后，门卫对他的存在已经习惯了。一天，他看到企业的负责人乘车进入了厂区。而此时，门卫正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机会出现了，他抄起身边早准备好的砍刀，飞速闯入大门，上楼踹开负责人办公室的门，一刀就朝办公桌上砍去——他故意砍得不准。为了掌握砍得不准的技巧，他偷偷练习了很多回。

　　这一招虽然邪门，但还算有效，企业负责人凑了100万元左右，还给了李鹏。工厂的人对他说，实在是没有钱了，哪怕你真的把我摞倒，也就给得起这些。做生意就是这样的荣损与共，李鹏终究是亏了一大笔。但至少，装疯“砍”回来的钱，可以用来归还自己的借款，总算没拉下太多的饥荒。比起其他的血本无归者，工厂对他已经算最高待遇了。

　　李鹏认为自己聪明是有些道理的。2000年左右，他手握500万元，举目四望，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出现在眼前。那就是大地上哪都可能生长的树。

　　“桐柏虽然是全国生态县，全国造林先进县，但全县的森林覆盖率不足50%，这在河南算比较高的，但和南方一些省市相比还是比较低。桐柏属于大别山区，桐柏山系起伏波动，这样的低矮丘陵，最适合造林。当时国家鼓励个人造林，而且承诺‘谁造林谁所有’，因此，我就不再做药材了，开始准备挣树的钱。我去承包程湾乡一个生产队的荒山，费用不高。其他的生产队看了之后，主动跑来跟我说，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干脆把我们的荒山也都承包走吧，你原先出的什么价，我们这儿也什么价。”

　　500万元，手头还算阔绰，再加上放一群羊的心理作怪，李鹏承包的林地面积越来越多，从几百亩，一下子增长到了几千亩、上万亩。

　　李鹏的小算盘打得很精。他想，森林面积大也有好处，这样就可以滚动开发，持续利用。把适龄树木伐出来，再开一家木材加工厂，如果还有钱，还可以开家具厂。这样，把整个木材产业的链条大体吃透。如此这般地滚动开发，几年下来，那还不混个亿万富翁当当？

　　李鹏在当时还有一个创造。一般来说，丘陵冈地是种不了杨树的，杨树要长在平原地带。李鹏不相信，就出巨资雇了挖掘机，在山冈上挖出一条条几米深的大沟，表面的土层连同下面的石头都挖出来，然后填上好土，施上底肥，再浇上水，种上杨树。

　　杨树长势极好。这时候李鹏才发现，他的5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一点都不担心，杨树长得快，十年左右就可以砍伐。一棵杨树卖上一百元，几十万棵杨树，就是几千万元。

　　李鹏的造林工程，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青睐。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就被领到他造的林子前参观。

　　■偷树之风，一夜之间在淮河源头蔓延，许多人成了受害者

　　2002年春节之后，李鹏从梦中醒来，发现很多人在偷树。

　　说是偷，也不算偷，因为几乎就是当着你的面把树砍走，拉走，卖掉，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开始倒还小心翼翼，但狂潮在2004年出现了。被偷的，主要是松树和栎树。

　　南阳再往南是湖北，2004年前后，湖北的北部地区开始大量种植黑木耳，栎树是种黑木耳最好的基材，用专业的机器在栎树上打孔，塞上拌有菌种的锯屑，架在田地上，两年之内，就可出好几茬木耳。

　　在没有人种木耳的时候，桐柏的栎树头径至少有十几厘米粗，后来越偷越厉害，栎树头径长到3厘米以上，就被偷走了。栎树生命力顽强，只要不把它的根挖走，根部就会有新枝长出。只是这样一来，栎树就成了“永远长不大的树”。偷来的栎树，就地一根能卖1块钱左右；运到湖北，一根可卖5块钱左右。2006年后，桐柏本地也开始大量种植黑木耳。种一亩木耳，至少需要3万棵栎树。

　　松树不像栎树，砍倒之后不可能再生。口径8厘米以上的松树，哪怕还没有成材，也会被偷到北面的平顶山一带，用作小煤矿巷道的支撑木。松树放倒后，截成两米五一根，尾梢的枝丫则当烧柴。偷一根松树，就地大概能卖5块钱，运到平顶山后，大概能卖到30元-50元。

　　2002年之后，出现了一大批靠偷树发财的人，这些人在当地非常的猖獗。

　　桐柏县淮源镇，有一座山叫太白顶，是淮河的正源，河南正努力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旅游胜地。淮源镇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包，山上有一座规模不小的房子。这座房子如今已经废弃，房子的主人，是来自北京的商人高波。

　　2002年年底的高波，和李鹏一样，是桐柏县的“招商引资”大户。他在当地承包了三千亩林地，投资了400万元，种植木瓜、板栗等。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木瓜还没成熟，就被摘空了；板栗还没熟落，也被打光。他很生气，也很失望，把在当地的家当一扔，气哼哼地回到了北京。现在他的山，卖40万元也没人要，因为树被偷光了。

　　也是几年前，河南平顶山有一个姓王的商人，也想到南阳去种树发财。他被招商引资到桐柏县与唐河县交界的某个地方，投资了120多万元，承包了一千亩林地。当他发现当地偷木头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时候，他想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来抵抗。于是他开始“修长城”，想用砖墙、铁丝网，把自己承包的林地给圈起来。后来，他看到工程实在太浩大，只得半途而废。

　　桐柏县程湾乡，有个人种了一片杨树，再过几年至少能卖50万元。但他开出一口价，谁只要出20万元，就可以拿走。他心里害怕了，如果偷树的狂潮再这样涌动下去，最后一分钱也落不到他手上。

　　桐柏县朱庄乡，农民王景富这几年几乎都在树下搭窝棚睡觉，看管着属于他家的那十几亩山林。因此，他的林子里，还能看到几棵像样的大树。然而，有一年春节，他回家吃了顿年夜饭，回来一看，树像被神仙拔走一样，消失了。

　　李鹏承包的林地面积很大，他的树被偷得也最多。他随便算了一下，2002年以后，他至少被偷走了500万元以上。

　　南阳地区的“有林人家”，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森林，从高变矮，从密变疏，从成熟林长为低幼林，从高产林转为低劣林，从水土保持林转为荒山秃林。

　　■他一度四面树敌，渐渐地他发现，护树最好的策略是“增加盟友，减少敌人”

　　李鹏急了，所有树木被偷的人都急了。他们想出的第一个办法，是找政府解决，结果发现，由于偷树集团太猖獗了，政府虽然在全力打击，一时也无法抑制他们的气焰。他们又想到北京上访，寻找更高级别的力量。然而，找到更多的盟友，谈何容易。他们还找了媒体帮忙，也出现了有分量的报道，然而要想阻挡偷树的洪流，需要漫长的时间。

　　李鹏的持续举报和“嚣张”的对抗，还引来了偷树分子的报复。他曾经被人从后面用树棍击倒，还曾经被人摁在地上，差点把腿打断。

　　李鹏的持续举报还遭到了政府的厌恶。2007年，李鹏把县政府、县林业局等告上法庭，说他们面对偷盗势力工作不力，对造林大户的利益保护不周，不仅仅导致大量有林者的财产损失，而且对当地生态形成了重大的创伤。

　　2008年的春节，李鹏发现自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朋友们消失了，政府官员见到他就恼火，所有的钱财都投入了造林，没有一分钱回归，树长在地上，尚未到可销售的时机，而且可能被全部偷走。他要想砍一棵树去卖，也根本得不到砍伐指标。一时之间，他发现四面是敌人。这时候他突然觉察，自己树敌太多，结友太少。可能是一时糊涂，他一度把所有的人，都当成偷树贼——真的在偷的人是，漠视树被偷的人是，有权力制止而无力制止的人也是。

　　有一天，他与几个还抱有希望的朋友们，制订了“三年发展计划”，准备改变过去简单粗暴的方法，设计出一些激发当地护树盟友的方案，争取在三年内，能够让保护能力“触底反弹”。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县委书记刘新年道歉。他承认过去为了保护树木财产和森林生态，所采用的某些过激行为，有些失当，他愿意今后探索出更加有益于保护的方法。书记开始不接受他的道歉，后来发现，要和偷树集团做斗争，李鹏这样的精神和斗志还是值得珍视的。李鹏终于与县委、县政府达成了和解，为了表示诚意，他从法庭撤诉了。

　　他做的第二件事，是成立“农民护林队”。他设法找了一些钱，与40多个有志于保护森林的农民一起，日夜巡山。一遇到偷树贼，马上就打110举报。几年来，李鹏至少打了100多次举报电话。

　　他做的第三件事，是多次组织社会力量到当地考察。一些大学生环保社团，一些社会关注森林保护的人士，看到媒体对淮河源头森林被破坏的报道之后，都非常痛心，想作为志愿者，来看一看能够做些什么。2009年4月份的一次考察，有将近30人参与。

　　与此相呼应的是，桐柏县对偷树集团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李鹏慢慢地发现，保护森林的盟友越来越多，破坏森林的敌人越来越弱。同时他也惊奇地发现，他对自己承包的那些林地，不再抱有那么强的“占有欲”。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森林属于谁，而在于大地上有没有森林在成长。

　　2010年6月中旬，桐柏县政府举办了一次“环境圆桌对话会议”。一些环保人士从北京、上海、广州、郑州等地赶到桐柏县，大家坐在一张“圆桌”边，就如何保护好淮河源头的森林生态系统，展开了深度的对话。环保人士和桐柏县政府，共商“生态立县”大计。这个会议，是李鹏积极促成的，他曾经在一封给政府官员的信中说：“广大林产权益人自发组成的林业防护组织，为桐柏林业生态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数年来，调查、统计、巡逻取证，付出的精力财力无法估算。理应得到政府认同、认可、接济和弘扬！建立固定的对话机制刻不容缓！”

　　在这个会场里，李鹏发现，其实所有的人，都可能成为生态保护的盟友。如果缺乏发现的眼睛，你就会觉得，盟友，在若有若无之间，远不像敌人来得那么清晰、残酷。

　　■清明节前夜，他发现大火烧山而无人扑救，写下了一段悲情的文字

　　2010年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李鹏正在县城的一家饭馆吃饭，边吃边有些踌躇满志，觉得今后森林保护的希望重新闪现了一片光明。他前面的镜子，突然跳跃起微暗的火光。原来有一片林子，正升起冲天大火。“应该是在312国道，龙潭湖不远处”。

　　打火去。这是一个爱林人的第一本能。他端着饭碗给护林协会的成员打电话，约好半小时后骑摩托车来接他。他赶忙换了破旧衣服和登山鞋，边等候，边焦急地眺望火情。

　　火势很大，映红了县城的天空。

　　摩托车带着李鹏，向现场赶去。快到山脚时，车主的爱人打来电话：“山高路陡，安全没保障。出了事故怎么办？”摩托车扔下李鹏，调头回去。李鹏孤身前往。他爬上山，走近火场最近处，现场空无一人。

　　无人救火。大火熊熊，又像一片黑暗笼罩。李鹏跪地痛哭。他一个人打不了火，他需要同伴，需要一批热爱森林的人站在一起，而他的身边空空如也。眼见着每株生命都在火海中挣扎，一切都无济于事。李鹏无力相助，悲痛万分。后来，他写下了这段悲情的文字：

“只能举起相机拍下它们最后的遗容！在火场呆了约半小时，面对本人不能抗拒的灾难，也只得下山返回。穿越荆棘、沼泽、坟岗墓地，感觉远比上山艰难。忽然，一只猫头鹰呜呜叫了几声，凄惨得像鬼哭，我顿时一阵心惊，毛骨悚然！眼前大片的坟丘墓碑被火光映照出一道道阴影，就像墓室里的死尸个个张牙舞爪、面目狰狞阻挡着我的去路。恐怖极了，我的精神瞬间崩溃，腰膝酸软，欲走不能。只得选择一块岩石坐下，擦掉额头上的虚汗使劲镇静下来。面对植物的呻吟、动物的哭喊、孤魂野鬼的阻拦，我反思，使劲地反思：是的，我们有罪，我们认罪！清明节的前夜，一年一度，生命生机勃勃的起点，我们却剥夺了它们的生命家园；我们也愧对了祖先留下的遗产！我跪地向他们求饶，为他们祈祷。寂静下来，眼前亮堂了许多，路也宽敞一些，我迈着坚实的脚步下了山，回到住处已是十点钟。”

11、环保先锋马军：消费者易忽视IT产业重金属污染

来源：新民周刊 2010年11月09日　记者/黄祺

http://green.sina.com.cn/2010-11-09/141921441039.shtml

　　中国消费者并非不在乎

　　作为IT品牌调查的主持者，马军详细解读了调查的目的，以及多年监督污染企业的幕后故事。

　　《新民周刊》：为什么把目光锁定在IT行业？

　　马军：2009年发生了一系列重金属污染事件，当然，矿山、冶炼、皮革、化工、电镀这些行业，重金属污染情况也非常严重，但在这些领域，国家已经重视或者采取措施。我们认为IT行业重金属污染的状况受到的重视还不够，传统上认为IT是一个绿色、无污染的、甚至是虚拟的产业，但实际上，这个产业的多个生产环节都涉及重金属排放，比如作为IT产品重要组成部分的PCB(印刷线路板)，它的生产过程污染就放相当严重。

　　如果IT品牌企业能像其他行业一样，利用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就可以更加快速有效地发现供应链上存在的超标违规问题，就能帮助中国的污染减排。

　　《新民周刊》：为什么关注重金属污染？

　　马军：从官方的数据可以看到，重金属污染已经影响耕地和粮食生产。重金属可以通过食物链，直接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不仅对这一代重要，对子孙后代也有影响。重金属不像有机污染物容易被发现，像蓝藻、赤潮很容易被看出来。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COD指标有严格的规定，地方政府现在也很重视，氨氮控制也很可能写入十二五计划。重金属污染在过去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新民周刊》：我们过去总说国外企业重视环境保护，在这次IT品牌的调研中，情况是否这样？

　　马军：国外品牌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企业的所作所为与其环境承诺有很大落差。另外，对于西方舆论重视的环境问题，他们关注，而供应链部分的环境问题，则不是太在乎。比如一些企业把气候变化放在非常重要的议题上，因为这个话题在海外非常受关注，但像重金属污染，很难被放上议事日程，因为它认为他们本国的消费者并不关心。

　　《新民周刊》：对于像“苹果”这样消极应对环保组织质疑的企业，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马军：首先品牌之间的相互比较可以促进落后企业的改进，当先进企业开始采取行动承担环境责任的时候，“苹果”这样的品牌将感受到来自同业的压力，这也是我们同时向29家品牌提出交涉的原因之一。但最终还是要通过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去促进转变。作为一个大众消费品牌，“苹果”无法漠视消费者的看法。首先环保组织必须协助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消费者对供应链存在的严重问题有更多了解。同时我们应提供更加便捷的途径，协助消费者向消极品牌做出自己的表达。

　　《新民周刊》：在很多地方，IT产业是作为新兴产业得到政府鼓励和扶持的。现在你们的报告说IT产业链中存在污染，会不会让一些地方政府感到不舒服？

　　马军：我们的披露不是简单的曝光问题，而且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出路。一些地方政府也表示欢迎环保组织协助监督，因为当地企业数量庞大，而环保局编制有限。近期地方政府也面临加快产业升级的压力，通过绿色供应链建设，能够为升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动力。而一些落后的产能遭到淘汰，正可以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空间。

　　《新民周刊》：是否会有更多的品牌成为你们调研的对象？

　　马军：可能会有所增加，但以后可能会成为一项常规的工作。也可能延伸到其他的行业，比如同样是重金属污染，电动车的电池生产厂家，污染超标的记录在数据库中比比皆是。汽车生产流程中，有多少涉及到重金属污染。我们可以把IT行业的做法复制到其他的行业上。

　　《新民周刊》：控制企业环境污染行为，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马军：现在缺的不是资金也不是技术，而是控制污染的动力。像《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这样的活动，让公众参与去弥补执法虚弱造成的动力不足。

　　要公众参与必须信息公开，水污染数据库发布4年多来，已经有289家企业找到我们来说明它们整改的情况，并且愿意通过独立的审核证明它们已经达标。跨国公司、大公司的总部也需要这些信息，它们有时候并不清楚在即下游企业受到处罚的情况。所以后来数据库发展为绿色选择供应链的工具，有的大型企业开始使用它来管理自己的供应链。已经有耐克、通用电器、沃尔玛等100多家世界各地的企业，在使用这个数据库。

　　福建一家沃尔玛的供应商，本来在我们的“黑名单”中。它把一份写给当地建设局的报告提供给我们。报告中说，它的客户沃尔玛，非要它达到排放标准，不然就要取消订单。这家企业向建设局提出要求：根据水污染防治法，你们地方政府有责任完善污水处理的设施，我知道你有污水处理厂，离我几百米的距离，你得给我把管道接上。现在，建设局完善了设施，这家企业每天600吨的污水不再直接排放，邻近的工厂污水也可以进入污水处理厂。这家企业在通过第三方的审核后，从“黑名单”中去除。

　　《新民周刊》：作为民间组织来公布企业环境违规的情况，是不是经常要被“黑名单”中的企业骂？

　　马军：的确有企业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很生气，在电话里大喊大叫，很多企业带着怒气来的。

　　我们公开别人的违规情况，能持续这么久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的数据来源清晰，是权威的官方的来源。企业如果对这些数据想法，可以在网上做出陈述和说明。

　　第二，我们的出发点是尊重企业的，虽然要求它们解决环境问题，但并不是要打垮某个企业。

　　第三，有清晰的解决方案。一些企业来了以后才知道，不是这个环保组织说我有问题，是政府监测的结果。环保组织也不是针对我们一家企业，数据库列了几万家企业。企业只要按照流程，把污染问题解决了，它的形象是可以改善的。

　　《新民周刊》：为了从“黑名单”中去除，是否有人向你们“公关”？

　　马军：一些企业也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找熟人，找地方政府的人、部委的人。地方官员会来说，这个企业是利税大户，对当地就业非常重要，是当地的新兴的行业需要保护。有的时候一个企业在一天之内打了30多个电话，不停地解释探讨，找来地方官员陈诉。

　　第一家找我们沟通的跨国公司，来的就是一个公关副总。他很委婉地提出一起做一个项目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不行，你们唯一能解决的方法是切实地整改并且能够证明达到中国的标准。这样，第二次来的就是负责环保的管理人员。

　　《新民周刊》：“绿色选择”倡议已经4年，但大家还是没有熟悉这种观念。

　　马军：要做到“绿色选择”在西方也是很难的，因为环境表现而抵制某个产品的事件是很少的。我们更希望看到和平理性的表达，其实哪怕一小部分消费者做出了这样的表达，作用都是非常大的，它可以传递一个信号：有人关心。如果中国的消费者不关心，只能给企业一个信号是，中国的消费者不在乎，那何必付出成本去解决呢？

12、高端瓶装矿泉水引四大质疑 是无污染还是存隐忧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 2010年11月09日　■邱春燕

http://green.sohu.com/20101109/n277453841.shtml

　　是“无污染”还是“存隐忧”？

　　产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王岛云雨”，号称来自拥有世界上“最干净的空气”的地方；产自新西兰班克斯半岛的一座死火山脚下的“420火山”水，保证无人曾经染指……这些高端进口瓶装矿泉水品牌，近日先后被数个国家的研究者指出，由于包装、取材等多方面的原因，瓶装矿泉水不但在消费者喝到时水质存在隐忧，它们在被饮用完后也不容易被回收降解。

　　在中国市场上，以上的高端矿泉水虽未被广泛饮用，但也有诸如5100、昆仑山等一众新兴的国产高端瓶装矿泉水，它们正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当中风靡。因此，这数份研究报告不禁让人生疑，究竟高端瓶装矿泉水是否如它们的高价一样，拥有比普通瓶装水更高的品质？还是在它们被消费者喝入口中时，也意味着数种可能引起身体变化的化学物、细菌等也一同喝进肚？

　　隐忧一

　　热销瓶装水瓶锑溶解量倍增

　　据外电报道，英国化学研究人员威廉·肖迪克表示，塑料(12485,140.00,1.13%)瓶可能会持续向瓶中的水溶解重金属元素锑，这种元素长期积聚在体内可能危害健康。虽然有众多高端矿泉水品牌宣称水本身取自天然，完全无污染，但灌装饮用水的塑料瓶的生产过程却有隐忧：在制造矿泉水瓶所需要的聚酯塑料的过程中，会使用含有锑元素的化合物作催化剂，随着塑料瓶的成型，锑元素也进入了塑料中。

　　报道中提到，水厂一般采用地下水来制造瓶装水，因此威廉·肖迪克对15种热销的瓶装水进行化学检验，结果发现天然地下水中的锑含量是万亿分之一，而刚出厂的瓶装水的锑含量平均为万亿分之一百六十。时间越长，塑料瓶中的锑元素在水中的溶解量越大，这个过程就像泡茶一样。出厂3个月后，瓶装水中的锑元素的含量竟然增加了一倍。然而，现在市场上大多数瓶装水包装上注明的保质期是24个月。另外，温度越高，锑元素在水中的溶解量越大，而人们对瓶装水需求量最大的季节正是温度高的夏天。

　　肖迪克表示，虽然摄入极少量的锑元素不会导致人生病，但是大量摄入则会诱发呕吐，甚至可能致命。就算塑料瓶装水中锑元素的含量远远低于官方公布的安全标准，但是长期饮用的后果尚无研究结论。

　　隐忧二

　　瓶装矿泉水容易被细菌污染

　　除了威廉·肖迪克提出的瓶装水瓶中锑元素溶解以外，荷兰研究者在近期的一次会议上也发出警告，称他们研究发现，瓶装矿泉水经常被细菌和真菌污染。研究者认为，污染的瓶装矿泉水对健康个体致病的危险可能有限，但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则有更高的感染危险。

　　据记者了解，近几年来某产自法国的知名原装进口高端矿泉水品牌，就一再被国家质检总局检出细菌总数超标。但该品牌所属的公司在对此类事件的声明中曾表示，该品牌天然矿泉水中的微生物菌落并不会危害人类健康。该品牌矿泉水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所颁布的国际食品法典以及欧盟颁布的欧洲标准。这些规定对天然矿泉水的条件，和天然矿泉水所含微生物菌落含量均有明确的规范。

　　隐忧三

　　饮用一周后尿液中BPA激增

　　不仅天然矿泉水本身的细菌令致病风险加大，塑料瓶中还有一种化学成分也令人担忧。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米歇尔等人发现，不少塑料瓶在加工过程中会加入一种名为双酚A(以下简称“BPA”)的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与出生缺陷、发育问题以及心脏病和糖尿病患病风险高有关联。专家对它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表示担忧，而一些国家已将该物质正式列为有毒物质。研究显示，被调查者饮用聚碳酸酯塑料制成的瓶装水一周后，尿液中BPA的含量会增加69%。

　　一些专家指出，BPA有低毒性，在生产环境中主要以粉尘形式经呼吸道吸入，可引起支气管炎、肺炎、肝及肾显著蛋白变性及脂肪变性，对皮肤粘膜也有刺激作用。此外，BPA会对人体的免疫系统造成伤害，而含有BPA的塑料制品一旦加热或接触高温液体，就会迅速释放可以引起大脑组织损害及诱发癌症的有害物质。

　　隐忧四

　　矿泉水瓶降解需400年以上

　　除了对人体健康或有影响外，号称取自天然的瓶装矿泉水，却并没有投以大自然同样的回报，而是让其包装给大自然留下了难以消除的污染。英国“水与环境管理协会”的执行主席尼克·里夫斯曾表示，瓶装水对环境的污染不容忽视。据悉，全世界每年用于包装瓶装水的塑料为270万吨，这些塑料的原料大多是从石油中提取的，仅在美国，制造这些塑料就要消耗150万桶石油，这些石油可以供10万辆汽车使用一年。86%的矿泉水瓶最后都变成了垃圾，需要400年至1000年才能降解。这些塑料垃圾在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气体和含有重金属的灰烬。

　　企业反应

　　高端矿泉水企避直面问题

　　对于这些国外研究机构、环境保护协会发出的声音，在中国市场有产品销售的各大高端矿泉水品牌却不愿予以正面回应。记者上周就此采访了某知名进口品牌高端矿泉水，该品牌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这些研究者提出的质疑，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瓶装水而非高端矿泉水，因此即使是存在问题，也是行业的问题而非个别企业的问题。

　　至于5100和昆仑山等国产品牌高端矿泉水，其公司均表示相关负责人外出或无法联系上而无法回应。但某高端矿泉水品牌相关人士强调，公司的产品经过国家很多层检测，产品本身是符合国家各项标准。对于国外专家的言论，他表示还是第一次听说，因此没办法就这些言论作任何评价。

　　广东省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会长罗坦则表示，对于高端矿泉水存在的问题，以前也曾有过报道，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至于究竟这些质疑是否也存在于国产高端瓶装矿泉水当中，以及是否真的会对人体健康、自然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罗坦称因其正在外出暂时不便作答。

　　市民声音

　　高端矿泉水应“物有所值”

　　虽然国内市场上有销售高端矿泉水企多表示，产品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有消费者在看到这些报告后，还是向记者表示有些担心，并认为相关水企应该给出正面的回应。“作为生产企业，首先要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所了解，才能在专家或消费者有疑问的时候能有所解答，这样才能让消费者喝得放心。”市民刘先生向记者表示。

　　还有一些消费者则提出，高端矿泉水宣传取材天然，也从侧面暗示了其对人体健康的好处，这也是它们即使标高价仍有很多消费者追随的一大原因。但若真有安全风险，不但会让消费者消费权益受损，而且他们的健康也受到影响。“其实纯净水、矿泉水和高端矿泉水喝起来口感都差不多，我们之所以更愿意去买更贵的高端矿泉水，除了因为它稀有、取自天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健康有好处。”市民王先生称。

记者上周走访了广州吉之岛、TASTE等超市也发现，该超市里销售的5100、依云和昆仑山等高端矿泉水价格比普通矿泉水都明显要高。其中依云330ml瓶装卖8元以上，5100价格基本与其一致，昆仑山矿泉水价格稍低，510ml瓶装售价为5元。并且，这些高端瓶装矿泉水到了酒店、酒吧和电影院等消费场所，身价更是“飙升”。记者获悉，某酒店供应的依云矿泉水350ml售价为40元，1000ml则为85元；而挪威voss矿泉水375ml售价为58元，800ml则为118元；圣培露矿泉水300ml售价为30元。

13、北京水荒？还有多少地方要“驰援”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11-0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671289270470_1.shtml

　　10月20日早上6时起，从山西册田、河北壶流河、云州等水库调来的水缓缓流入北京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输水工作于10月底全部完成，调水总量达0.4亿立方米。

　　这是北京今年第二次从外省调水，自2003年以来，上述两省已累计向北京集中输水4.5亿立方米，但筑坝引水的速度似乎总赶不上缺水人口的需求。

　　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北京水资源总量为21.84亿立方米，用水量却达到了35.5亿立方米，比2008年增长0.4亿立方米。

　　显然，持续的、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更导致了水资源需求的巨额增长，加大了缺口。

　　而水荒也成为中国大城市发展的顽疾之首。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对媒体表示，655个城市中现在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约200个城市严重缺水。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在中国水资源紧缺的背景下，为了应对水资源过度开发、使用低效和污染问题，国家计划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水资源管理控制红线，对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排污实行严格的控制管理。

　　“具体来说，就是到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200亿立方米以内，其中地下水开采量控制在10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降30%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提高到60%以上。”水利部一位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水荒成城市顽疾之首

　　对比数据不难发现，北京每年的缺水量达10亿余立方米。

　　近年来，北京“解渴”的主要思路之一，便是向周边的河北和山西借水。为解决不断加剧的水资源供需矛盾，2001年国务院批复了水利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报送的《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

　　在水利部的统一协调指挥下，早在2003年至2008年，北京从永定河、潮白河上游的山西、河北各水库，通过天然河道集中向北京输水共计4亿立方米。

　　“北京市地处海河流域，海河流域是我国水资源最缺乏的地区之一，随着北京近几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水资源成为制约北京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水利部上述专家告诉记者。

　　更严峻的现实是，由于南水北调引长江水到京由2010年推迟到2014年，在2008年北京奥运应急调水任务完成的基础上，2014年前北京每年还需就近调水数亿立方米。

　　不仅仅是北京，由于我国水资源分布存在时空上的不平衡，以及水污染压力的增加，我国大部分地区水资源紧缺的局面仍然存在。

　　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漳河，自然条件差，流域人均占有水资源量400立方米，沿河村庄人均河滩地2～3分。人多、水少、地少，水资源严重短缺。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地区之间竞相开发，河道径流不断减少。

　　为保护和多占河滩地，多用水，两岸群众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争相修建护村护地坝，争相引水，矛盾日益突出。地区之间为争夺水源和河滩地，多次发生群众械斗等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类似这样的缺水问题，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亦凸显出我国水资源的紧缺。

　　中国的水资源贫乏到什么地步呢？作为全球公认的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特别是随着人口峰值的到来，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进一步下降到1700立方米，接近国际公认的缺水警戒线。

　　“目前，全国缺水量达到400亿立方米，近三分之二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农业平均每年因旱成灾面积达2.3亿亩左右。”水利部部长陈雷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水资源刚性需求日益增强。有关资料表明，北京市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363万增长到目前的1972万，节水挖潜的成果被持续增长的用水需求吞噬，人均水资源量衰减到100立方米左右。

被挥霍的水资源

　　与紧缺的水资源相对的是，水资源过度开发、用水效率低下和水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这是现阶段在中国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水的生产率为3.60美元/立方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4.80美元/立方米的水生产率，更低于高收入国家35.8美元/立方米的生产率，主要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同以及用水效率的不同。”世界银行在2009年提出的《应对中国的缺水》报告中指出，中国是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但水的生产效率却相当低。

　　报告指出，中国水生产率低的主要原因是：水资源配置系统的低效。对海河流域的调研反映，各种用水的经济效益有极大的差异：稻田灌溉的产值为人民币1元/立方米，菜田为12.3元/立方米，制造业为21.3元/立方米，服务业33.7元/立方米。

　　在一个极度缺水的地区，存在这样大的效益差距，说明在水资源配置过程中，水资源这个生产要素约束条件在经济社会发展布局考虑不足，水权不清，责任不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目前，我国黄河、海河、淮河流域许多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已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开发利用底线。

　　此外，比水荒更触目惊心的是，一些地方仍在毫无节制地、粗暴地浪费和污染水源。

　　三十多年来，尽管国家大力控制，但从沿海到内地，从地表水资源到地下水资源，水污染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我国工业和城镇生活污水的年排放总量从1980年的239亿立方米增加到2006年的731亿立方米。大量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江河湖泊遭受严重污染。2008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758亿吨，水功能区达标率仅为42.9%。”在2009年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对目前水污染问题非常担忧。

　　水利部上述专家也指出，我国许多地区自身水资源条件并不优越，但却要发展高耗水产业，造成许多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明确各流域、各地区水资源的可利用量，明晰各个发展阶段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指标、效率指标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他说，要让你知道有多少家底，知道有多少水可用。要以水资源这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去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要尽快开展规划水资源论证，从规划决策层面把好总量控制关，要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严把项目取水许可审批关。

　　产业布局新变量

　　异地调水，是北京水资源匮乏的严峻现实所迫，而对于河北而言，是同样饱含痛苦地纠结。同处华北与海河流域的河北省，最近10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3立方米。而根据国际标准，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

　　经过20年的发展，河北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河北省钢铁产量已连续9年居全国第一，产量超过了日本、韩国。同时，河北也是我国春小麦主要种植基地，每年小麦产量100亿公斤以上。

　　但是在辉煌数据的背后，却是地下水过度开采的现实。官方通报显示，华北地下水超采达1200亿立方米，相当于200个白洋淀的水量。

　　地下水超采造成华北地区许多城市和农村发生地面沉降，不仅危及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也严重危及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危及粮食安全。

　　“近几年，随着南方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北方产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北方的确也是缺水的地区。”社科院农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告诉记者。

　　虽然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但是现阶段农业产业作出比较转移是比较困难的。李国祥说，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竞争中，农业比较弱势，而在南方地区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我国粮食生产更加依赖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农业的战略位置，使得未来北方地区工业产业布局调整显得更为迫切。

　　“目前我国在布局重化工业产业区时，已经开始考虑资源对工业的承载能力，譬如我国在做一些战略规划时，已经开始考虑当地的环境承受压力。”发改委产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结构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王云平告诉记者。

　　他说，企业选择工厂位置的时候，可能更多地考虑到运输成本、市场状况等因素。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企业对水资源和环境破坏所负担的成本远低于其他国家，所以无论从政府还是企业的角度来讲，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对水资源的确考虑不足。”

　　针对这种情况，王云平认为，国家应该更多的对产业的布局和调整做出考虑。如果能够实施取水、用水、排水控制的“三条红线”，把水资源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切实做到量水而行，以水确定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对企业效率提高、产业升级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样会淘汰一批小的落后企业，也会加强上下游企业间的联系，有利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据了解，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望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但要在全社会得到高度重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宏观决策与政绩考核，并得到全面落实，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共识，需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决心。

14、叶匡政：海水进疆与炸喜马拉雅山有一拼

来源：新京报2010年11月09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0-11-09/081621439091.shtml

　　摘要：对海水进疆这类大一些的公共项目，还是应多听取民意，多尊重些常识，多进行一些可行性的论证。否则的话，留下的可能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工程，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话。

　　据报道，新疆正在研讨“海水西调”。新闻透露，内蒙古已成为“海水西调”的试点省份，锡盟成立了“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项目前期工作推进领导小组”，据说项目一期总投资要628亿元。这个“海水西调、引渤入新”的思路是：从渤海西北海岸提送海水达到海拔1200米高度，到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再顺北纬42°线东西方向的洼槽地表，流经燕山、阴山以北，出狼山向西进入居延海，绕过马鬃山余脉进入新疆。

　　看到如此宏大的构想，我想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合不上嘴，以为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年代。从中国的东端往最西端新疆输送海水，就是很多科幻作家也不敢有如此大胆的幻想，然而它却可能被实施，地方政府竟然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稍微有些科学常识的人，也能看出这个设想的荒唐。

　　抛开海水提送和淡化、工程建设和维护的高成本不说，海水进入内陆存在着大规模土地盐碱化风险。另外，还有季节问题，海水所流经的地方多有漫长的冬季，结冰断流了怎么办？即便海水西调成功，又怎能保证蒸发的水分只降雨在当地，不会形成新的气流循环方式？使用如此庞大的资金，建设前景如此难以预料的工程，或许还不如直接向内蒙古和新疆运输淡水更可行，至少能让当地民众立刻受益。

　　在我看来，这个点子比当年牟其中“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的设想还不靠谱。牟其中的那个想法，经由冯小刚在电影《不见不散》中传播，基本上大众皆知了。其就是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彻底改变那里的生态环境。然而，即使人工在喜马拉雅山挖凿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也可能会比开挖和架设从渤海到新疆的输水管和河道要容易得多。

　　这些年来，社会上这类不靠谱的建议还有很多，比如填平台湾海峡、引海入京把北京变成一座滨海城市等。这类大工程多有一个特点，表面上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改善民众生活或生态环境，但私底下，打的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小算盘。随着现代传播业的发达，有些官员也懂得了包装的道理，要做就做大工程，最好能做有历史功绩和社会影响力、战线越拉越长的工程。

　　就像这个“海水西调”工程，当下还有比改变新疆和内蒙古生态环境更大的“牌坊”吗？有网友在新闻跟帖中就分析了，工程一旦立项，在设计和论证阶段是专家教授获益，在征地占地阶段国土部门获益，在勘探施工维护阶段工程地质水利部门获益、在治旱阶段环境部门获益、在卖水阶段市政部门获益，而在每一个实施阶段，当地主管官员想要有所收益都很简单。

　　民间早把这类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工程，嘲讽为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一般无用而多余，但这类工程总在以新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眼帘，挑战公众的智商和常识。

对大一些的公共项目，还是应多听取民意，多尊重些常识，多进行一些可行性的论证。尤其是专家学者，更得尊重自己的良知。否则的话，留下的可能不是一个划时代的工程，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笑话。

15、节能减排，不能形式主义

来源：光明网　2010-11-09 付月健

http://guancha.gmw.cn/2010-11/09/content_1373030.htm

　最近，听异地的朋友说他们那儿老是停电，令她很是不解。“莫非又是为节能减排而进行的形式主义？”其实，无论是在“十一五”的收官之际，还是在各种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大小官员会议上，节能减排已经被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就算撇开这些行政上的压力，居住在地球上的我们也时刻感受到了地球确实该节能减排了。那么，中国的节能减排任务到底有多重，怎样做才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式主义？却是应该首先弄清楚的问题。

为此，儒家经济文化网同人民日报“大地时政周刊”湖北记者站、四川记者站、大洋网、大河网“大河评论”、中国县域新闻网、南海网、橙网、中国红故事(网)一起邀请知名财经学者、《中国大形势》一书作者高连奎（笔名：翰啸）先生就上述问题做客新闻事件系列群，中国精神媒体群，同群内上千家媒体的朋友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节能减排，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是：有数据表明，中国1亿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12.03万吨标准煤，大约是日本的7.20倍、德国的5.62倍、美国的3.52倍、印度的1.18倍、世界平均水平的3.28倍。这样看来，似乎中国对于世界节能减排负上了很大的责任。但高连奎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相，事实并非如此。节能减排更多的与各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GDP相关联。他指出“一般情况下，制造业单位能耗要远远大于服务业。而发达国家的GDP主要由服务业构成，而发展中国家的GDP主要由制造业构成，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单位能耗高是必然的。”同理，就全国来说，北京，广东，上海的能耗最低，而一直以高能耗和制造业支撑经济发展的宁夏，青海，山西，为全国能耗最高的省份。

这就说明，要想做好节能减排，就应该因国而异，因省而异，并不是一刀切和粗放经济能解决好的。一方面我们要发展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加大其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加大制造业等高能耗产业的科技创新，正如高连奎先生所言，“以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带动节能减排的效果。”这才是治疗节能减排症结的最根本所在。

只可惜，明白这个道理的地方官员仍然很少，对他们而言，“上面”有任务指标，“底下”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的完成。于是，才出现很多地方的拉闸限电，和“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标准和要求。在这一点上，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的好“节能减排要有全局观，不能单打一，”“节能减排不能简单化搞突击。”因此，在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和生产需要的前提下，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内，产业结构决定了越发达地区，能耗越小，越落后的地区，能耗越大。因此，我们就应该根据各省的特殊情况，分别制定不同的节能减排措施，而不是一刀切。这样对落后省份才是公平的。不单单是不同的省份，对不同的行业，国家也应该制定不同的节能减排要求，最后使之落实到具体的企业上。

只有正确处理好节能减排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因省而异，因行业而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节能减排的要求，避免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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