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我曾拉梁先生和我一起去过我的环保启蒙地，江苏省睢宁县大余小学。这是从上世纪80代起就在学校开展爱小鸟活动的一所农村小学。那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用绘画、唱歌、跳舞等形式，用走到田间河边等课外活动，表达人类对小鸟的热爱。那次，年仅70岁的梁先生在小学参加农村孩子的爱鸟活动，那活泼劲和孩子们不分高低。至今我脑子里还有着返璞归真的梁先生，如同孩子般在农村小学的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跑跑跳跳的情形。

作为国家环保局的“环境使者”，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去过三峡。我因为另一个采访晚到了几天，一见梁先生，他就气乎乎地和我谈起，刚刚路过的一个县，看到长江边上一条像酱油一样的黑汤沿着江水往下流，黑水足足有半里路宽。在那个县里，梁先生告诉我，他亮出了自己政协委员的身份。为的是要问问县长，这条江是不是他们污染的？县长说是一个造纸厂的问题。“为什么不装处理污水的装置？”梁先生接着发问。县长说这个造纸厂是1958年“大跃进”时靠两口大锅起家的，当时叫“因陋就简，白手起家”。现在要装一台废水处理装置，投资要超过那个厂的全部固定资产。再说三峡水库修好后，这个厂子在淹没线以下，就几年了，污水处理装置就是装好了，也又要被水淹了，就没去治理？“那为什么不停产，你看看把长江污染成这个样子。”梁先生不依不挠。厂长说2000名工人，如果算上三口之家就是6000人，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这6000人谁给我养活啊？

事后梁先生承认，自己当时被问得哑口无言。这种事情光高唱“还我蓝天、还我青山、还我绿水”是唱不出来的。

那次在三峡采访时，我们站在黄柏河边，这是当地人认为治理得不错的河，所以请我们这些环保使者来看。对那治理过的河水还有质疑的作家徐刚蹲在江边捞起一把水草，再站起来时，眉头皱起来，鼻子和嘴也都挤在了一起。梁先生也不客气地对陪着我们的环保局干部表达了他的态度：人的认识当然是要有一个过程的。20年前，在黄柏河还能见底的那个年代，要人们认识到水库将对邻近水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也许不够现实。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在黄柏河已经开始由绿变黑的时候，在论证中还把“对水污染的影响”列为“影响较小，采取有效措施后可减小危害”的一类，甚至时至今日，还在说三峡水库污染“问题不大”，就很难说是实事求是的了。

那次三峡归来，在国家环保总局开环者使者的年会上，梁先生送给我一本杂志，上面有他写的文章，表述自己对长江污染应如何面对的见解。

那篇文章中梁先生这样写道：“江水轻拍船舷，船在微微晃动。舟上有人难眠。遥想当年，李白遇赦，从奉节东下，一路神采飞扬，留下‘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不朽名句。寥寥数字，向我们透露了一千多年前三峡森林茂密、野生动物出没的环境、生态消息。今人面对两岸濯濯童山，峡中滔滔黄水，李白诗中景色，已无法想象；森林与猴子什么年代起从这里消失，也不可考。若诗仙再世，与我辈同行，又会写下怎样的诗句留给后人？历史的冷眼将始终注视着三峡，注视着长江，注视着我们！”

我和梁先生在一个“战壕”里打的“战役”还有一次，那次他老人家真急了。

那是2001年的春天，我、梁先生还有北京地球村的廖晓义共同发起并组织了一次有关北京昆玉河河底硬衬的对话会。当时我们都天真地认为那是中国民间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听证会。因为那是中国第一次由民间组织让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项目工程人员和媒体坐在了一起，讨论一个和都市生态及百姓生活有关的话题。

但会前我们才知道听证会只能由政府部门召开，民间组织没有这个权力。那次会上，梁先生发了脾气。当时到会的北京市领导不承认正在拆北京一个名人家的四合院。但梁先生的老伴方晶老师在现场拍到了大大的“拆”字，他认为这难道还不算是铁证如山吗？可中国有多少铁证如山的事不被承认？善良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

那次的会，最后因为某些原因没有见报。这个结果是不是和梁先生的急有关，没有人去追究，但他的率直和天真，却让在场的上百名记者和我感受了一个一家三代都有信念，都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如何面对他不能认同的现实的。

那次，我们民间组织呼吁的就是今天所说的：环保保护公共参与。城市一条河的命运，关系着生活在河边的每一个百姓，她的命运不能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如果说那次我们的行动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4年后，2005年4月，北京圆明园湖底硬衬召开的听证会，NGO代表被请到了国家听证会上并作了专题发言。4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瞬间，但在中国NGO发展史上，却是一步一个脚印。

我和梁先生曾一起参加一个美国高层代表团到华访问的工作午餐。梁从诫向美国官员讲起他和克林顿的见面，讲起他当时将一张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克林顿。克林顿饶有兴致地问：“这种金丝猴的数量还有多少？”“不足1200只。而且据我们所知，这是灵长类中除了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哦，那是我的表亲！”当时，在坐的人都笑了。今天想起梁先生当时的介绍，想起他说的“不足1200只”，好像刚明白梁先生当时的用心——我们都是濒危动物，金丝猴和保护金丝猴的人。

我刚刚出版的新书《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人》中，第一位“野人”就是梁先生。在我写梁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这些年来，有关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理念，梁先生的演讲，直接、间接的听众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坐在台下、课堂上听梁先生讲课最多一次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可最少的一次有多少，梁先生亲口告诉过我，5个。那是在某国家机关。我问梁先生，那你讲了吗？他告诉我，当然不能放弃，我还像是下面坐着成千上万的听众那样给那5个人讲了中国民间组织的环保历程。梁先生告诉他们：环境保护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专家的事情，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不参与、不支持、不关注环境保护，仅靠政府和专家，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把环境治理好的。

从2003年开始，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把关注江河的自然，作为推进公众参与的重要工作。记得我们在一起商量如何促成一次保护怒江听证会的时候，梁先生接到环保部一位领导的电话，希望我们的呼吁，能吸收更多的专家意见。于是，梁先生拿出他的小本子，找他在政协会上认识的人的联系方式，然后一个个给他们打电话。从2003年的夏天，到2010年的冬天，整整7个年头过去了，怒江还在自然地流淌着。这是梁先生参加的许多外事活动中，他都会举的中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的例子。

梁先生曾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或许，当今的人类就像坐在“泰坦尼克号”上，你有一等舱的乐趣，我有二等舱的活法。突然有一天撞上冰山，停也停不下来，拐也拐不了弯，大家只能同归于尽。

梁先生没有看到《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一书的出版。在这本书写梁先生的章节中，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问过梁先生，但我想我的这个假设：为‘表亲’奔走，是这辈子要一直奔下去了，是不是就是出于从父辈那里得到的信念，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

梁先生您不会反对吧！

梁先生走了，我还想把这句话放在我的这篇悼念文章的最后，因为我对梁先生的尊重与怀念，都基于：一个人要有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16年前我们一见如故时，就相互知道了的共同理念。

我们一起做的事，我会继续做下去，梁先生请放心。

2、读汪永晨念梁从诫

来源：新京报　2010－11－06　□李沛山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11/06/content_165470.htm?div=-1

【一种怀念】

上周，梁从诫先生去世，各界人士纷纷寄托哀思。恰好同样从事环保事业的汪永晨出版了新作《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品读新书，不禁让人再次想起梁从诫和他的事业。

拿到汪永晨的新著《追寻“野人”的足迹———中国环保领跑者》，翻看第一章，标题是《为“表亲”奔走———梁从诫》，而将晚年全部献给环保事业的梁先生，刚刚去世。

这部书记录了中国22位环保人士，大多数是以民间身份投身与关爱地球、关爱自然这项看起来对个人利益几乎没什么增进的大事业中。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当下，本书的作者汪永晨和她这22位同道者，无疑是不合俗世价值观、有着堂吉诃德气质的理想主义者。这类人，是孤独的一群，而他们的眼光和足迹，又突破现代都市的羁绊，投向广袤而日益残破的大自然。

所以，汪永晨打趣说，这是一群“野人”。以梁从诫的年龄和他从事环保的资历，名列“野人”之首，实至名归。而“表亲”之说的来历，和“野人”的自我认知亦是相当匹配的：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桂林与梁从诫会面，梁先生赠给他一张滇金丝猴母子的照片，并告诉他这个物种仅存不足1200只，这是灵长类中除人类之外唯一的红唇动物。机智的克林顿打趣道：“哦，这是我的表亲。”

当多数人还在为柴米油盐或者职位与名气这些寻常利益而殚精竭虑去追求时，一些人去关注类似金丝猴这种人类“表亲”的命运，似乎显得太不切实际。但当仔细读完汪永晨笔下这22位环保人士的故事后，会感觉到，这些理想主义者，并不是沉浸在玄而又玄的宏大话题中，而是以务实的态度、扎实的作风，做好一件件小事，所涉及的，却是关系到人类终极命运的大课题。在许多地方政府视GDP高于一切的“拜物教”盛行的今日中国，从事环保事业，更是甘苦自知，种种辛酸难为外人道。

笔者有一次曾和汪永晨聊起“环保”。我对她说，在中国“环保”的概念上炒得很热，连食品企业为推销商品做广告想方设法和“环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无论在一些地方政府还是一些社会人士的眼里，却又很冷。我说，中国人有着珍爱生命、敬重自然的传统。珍爱生命的传统于是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养生学”，这种“养生学”的核心目标是让自己如何生活得更健康幸福，如何能延年益寿。看看这几年“养生学”的书和讲座那样的火爆，就可知多数国人对养护自己生命是多么在乎。而这一传统的后半部分即敬重自然，应该是一种“大养生”，是在养护地球，养护自然。这种“大养生”比起“小养生”来说，可谓冰火两重天。汪永晨很认同这种看法。她说，没有“大养生”，“小养生”是脆弱的。试想，一个人生活的环境被恶化，空气中汽车尾气过多，饮用水被污染，生长粮食和蔬菜的土壤里重金属超标，无论他如何重视“小养生”，注意饮食有节，并勤于锻炼身体，或者花大钱去买各类保健食品，也很难独善其身。

我想，汪永晨所说的这个道理，大多数人不是不懂得。但对单个人来说，或许以为“环保”是一种系统性强、见效慢，需要大投入的公益事业，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而环保一旦为害，也非自己个人来承受。因此，这类“大养生”事业远不如做好“小养生”更实惠，更有效。对这种想法，也无可厚非，现实往往是很无奈的。汪永晨和她的同道者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承认个人力量有限，但他们相信做总比坐而论道要强。阻止一个危害环境的项目，帮助受害者打好一场环保官司，让一个不顾环保只讲GDP的官员之言行公之于众，就是为环保尽一份力量。对环保事业，尽一个公民的责任，尽一个地球人的责任，不需要多么高调，从垃圾分类的小事做起即可。许多人明知环保的重要性，但只愿做环保的旁观者，不能不说和中国曾长期处在官府主导一切、个人对公共事务难以置喙的臣民社会有关。而每个人，积极来参加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环保事业，或许是建设公民社会的一条重要路径。

梁从诫的祖父梁启超，是一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大人物。他早年致力于政治改良，目的是希望建立一种让中国人生活得更好的社会制度。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为保护中国的古建筑费尽心力，然含恨而终，其目的也无非是要捍卫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不灭才谈得上文化的尊严。梁从诫和其祖父、父亲相比，事功或有不同，但其致力于环保的目的，和其父祖没什么区别，也无非是使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在新的世纪能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本书作者和本书所记录的22位环保人，他们为“大养生”无怨无悔，目的何尝不是如此？

3、减排目标冲撞生态保护 大型水电失据中开禁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年11月06日　于华鹏

http://business.sohu.com/20101106/n277191816.shtml

　　“十二五”规划即将启动，“十一五”期间一直滞缓的水电项目审批或将接续性解禁。本报获悉，金沙江和怒江等大型水电项目有望陆续分步核准后上马。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人士表示，“如果不在 “十二五”期间开禁并上马水电，届时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将很难达到。”

　　水电“开禁”

　　今年下半年以来，对于“水电项目核准开禁”的消息陆续传出。就在坊间猜测谁将第一个被松绑时，金沙江金安桥水电站和西藏藏木水电站在7月中旬通过了国家发改委的审批核准。

　　金安桥水电站是金沙江中段 “一库八级”水电开发方案中的第五级电站，也是金沙江中游的第一座水电站，早于2005年9月动工，但由于未获核准，一直处于“未转正”状态。

　　两座水电站的获批，特别是金安桥水电站的获批被视为国家重新放开常规大型水电站核准的积极信号。此前，金沙江和怒江等大型水电站的审批核准被全面叫停。

　　不仅如此，记者日前从接近上述项目的知情人士处获悉，金沙江和怒江等大型水电项目有望陆续分步审批后上马，而松塔水电站有望成为怒江流域最先解禁的电站。

　　同时，记者从获得的一份水电“十二五”规划布局资料中发现，“十二五”期间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及黄河上游均有重大水电项目开工的目标和布局。

　　其中，金沙江流域的叶巴滩、拉哇、苏洼龙、梨园、阿海、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乌东德和白鹤滩有望开工；怒江流域的松塔、怒江桥、亚碧罗和赛格也有望获准开工。

　　此外，雅砻江流域的两河口、杨房沟、卡拉三处电站，澜沧江流域的如美、古水、苗伟、黄登三处电站，和大渡河流域的长河坝、大岗山、猴子岩、双江口四处电站以及黄河上游的羊曲、茨哈峡两处电站均被列入水电 “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开工的水电工程。

　　政策倒逼

　　水电大幅开禁的消息最早源于今年8月26日的水电百年纪念大会，当时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在会上明确表态，若要实现2020年定下的节能减排目标，届时水电装机容量必须达到3.8亿千瓦，

　　换句话说，只有水电装机2020年达到3.8亿千瓦，才能实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的比重提高到15%的目标。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中，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成本较高，水电和核电的发电成本较低，所以在目标规划中，15%的目标，风电、太阳能和其他非化石能源只占2%，核电占4%，剩余的9%全部由水电担负。

　　“水电项目不像其他电力项目，工程建设周期较长，一般需要6到8年，由于“十一五”期间审批放缓，所以如果现在不放开审批，上马项目，届时将很难完成3.8亿千瓦的目标。”上述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人士表示。

　　自2007年以来，对常规水电的核准一直处于滞缓状态，2008年以来更是未有大型水电项目的核准。

　　数据显示，2006年全年核准水电开工项目13项，共计1951万千瓦，但2007年，核准项目锐减为3项，装机容量仅139万千瓦，2008年和2009年两年核准开工的水电项目也只有1000多万千瓦，其间没有核准任何大型水电项目。

　　然而根据可再生能源的“十一五”规划，全国新增水电装机为7300万千瓦，到2010年水电装机容量达到1.9亿千瓦，其中大中型水电1.2亿千瓦。

　　按这一目标，“十一五”期间将重点开工33座水电站，装机容量7402.1万千瓦。但来自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十一五”规划中列举的重点开工水电项目仅有三分之一获批。

　　也正是缘于水电建设的紧迫性，近来国家能源局高层在不同场合均表现出了对水电发展的焦急和呼吁。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司长江冰日前对外表示，“十二五”期间，电力建设将优先发展水电和核电，并对其布局进行了明确：东部发展核电，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发展水电。

　　然而就在10月中旬，江冰到龙滩水电站就二期工程等重大能源项目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调研。

　　无独有偶，5月17日，由龙滩公司、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和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组成的考察组对怒江松塔坝址进行了考察。

　　怒江松塔水电站是怒江中下游河段水电规划“两库十三级”中第一个梯级水电站，该电站被上述知情人士称为怒江流域有望第一个被“解禁”核准的水电站……

　　水电开发争议

　　对于水电的开发，目前争议很大，特别是对水电开展区域的移民和环保生态等问题，近几年来收紧了对水电项目的审批，大型水电项目核准权也从地方回归到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

　　像怒江“两库十三级”水电站的规划从2003年起就一直争议未断，最后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 “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开发计划暂时搁置告终。

　　然而随着水电工程审批核准的开闸，上述问题将再次被推向前台。对此，张国宝表示，水电“十二五”规划要做，其间哪些电站要开工，如何保证在2020年前建成等问题都需要详细规划设计，但是必要的审批手续不能省略。

　　对于水电的开发程度，坊间也存在争议。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中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5.42亿千瓦，以目前的1.85亿千瓦(常规水电)计算水电开发利用率只有34%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

　　但坊间认为，目前中国水电开发程度高达80%甚至更高，所以不应再大兴土木造建大型水电工程。

　　无论哪个数据真实，有一个数据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东部地区，水电开发程度高达80%多，西部只有百分之十几。水资源开发程度也是如此，东部地区相对较高，而西部地区则在10%以下。

正是西部地区的原生态和零开发，成为这场水电开发之争的焦点：是保存原生态河流还是开建水电站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

4、绿镜第四期：影像纪录2010中国环境之困

来源：新浪环保　2010－11－08

http://news.sina.com.cn/z/environment2010/index.shtml

“环境”在字典里的解释是：周围的地方。人以外的一切都是环境。环境因中心事物的不同而不同，随中心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每个人都是他人环境的组成部分。每个生命的个体，都离不开空气、土壤、水、食品、衣物……所有这些都是环境的组成部分。

你是否认真思考过环境与人的关系？是否真诚地关爱我们共有的家园？以下的7部纪录片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中国社会的环境问题，重新审慎地思考如何破解人类生存困境。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sina.com.cn/z/environment2010/index.shtml

5、10企业将发起低碳企业责任行动

来源：搜狐绿色　2010－11－08

http://green.sohu.com/china-low-carbon/

随着“低碳经济”上升为中国国家战略，低碳与可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国内外企业热议和努力的方向。由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工商银行、百事可乐、青岛啤酒、欧莱雅（中国）、通用电气、海尔集团、蒙牛、联想、搜狐等各行业领袖企业联合发起为期三年的“低碳企业责任行动”应运而生。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green.sohu.com/china-low-carbon/

6、环保部回馈民间环保组织意见称正在调查中石化可能存在的环保问题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2010-11-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0-11/08/content_2342253.htm?node=20734

本报北京11月7日讯记者郄建荣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联名向环境保护部提交“中国石化再融资环保核查意见”(见本报11月4日六版)之后，这3家民间环保组织有关负责人今日向记者透露，环保部已明确回复他们，正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调查。这位负责人称，至今他们仍未收到中国石化方面直接答复。

　　10月27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绿家园志愿者联名向环保部提交“中国石化再融资环保核查意见”。11月4日，这3家环保组织得到环保部的确认：“中国石化再融资环保核查意见”中提及的相关问题仍在调查之中。

　　虽然中国石化并未直接回复3家民间环保组织，但是，据这位负责人介绍，中国石化已向媒体公开了他们的解释。

　　针对中国石化对媒体的解释，3家民间环保组织发出声明称，他们愿意与中国石化进行直接沟通，详细了解相关情况。同时，希望中国石化以及其他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不只停留在应对上市融资环保核查的孤立层面，而应按照法规要求和担负企业社会责任的需要，建立常态化的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我们从媒体报道中了解到，中国石化表示，3家环保组织提出的44条违规记录中‘4项信息有误’、‘两项属于正常的污染防治及减排计划’，‘其余38项已完成整改36项，另两项预计2010年底完成整改’。”3家环保组织称，针对以上内容，他们认为，违规情况是否整改完成，应当由政府主管部门进行验收确认。3家环保组织希望，中石化能够及时公示相关记录。

　　3家环保组织说，他们注意到，中国石化对媒体称：“有些子公司则是已整改过的，但NGO(非政府组织)并不知道。”“如果企业不能有效披露自己的整改情况，公众是难以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的，这一点恰恰说明中国石化应该加强自身的环境信息披露。”3家环保组织说。

　　3家环保组织透露，经他们再次查询，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和中国石化茂名分公司炼油分部在广东省环保厅污染源企业信用评价查询系统中，至发稿时，仍属于黄牌企业，并且标注为“未整改”。

7、九部委要求垃圾焚烧企业公布环境报告

来源：新京报 2010年11月0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11-08/013421429929.shtml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我国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开展二恶英排放总量控制试点工作。环保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和国家质检总局九部委近日提出二恶英污染防治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到2015年，我国建立比较完善的二恶英污染防治体系和长效监管机制，重点行业二恶英排放强度降低10%，基本控制二恶英排放增长趋势。

　　二恶英排放将纳入环评

　　九部委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二恶英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提出，当前要重点抓好铁矿石烧结、电弧炉炼钢、再生有色金属生产、废弃物焚烧等重点行业二恶英污染防治工作，降低单位产量(处理量)二恶英排放强度。

　　今后在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要充分考虑二恶英削减和控制要求，将二恶英作为主要特征污染物逐步纳入有关行业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加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中二恶英排放监测，确保按要求达标排放，从源头控制二恶英产生。

　　依照《意见》，新建焚烧设施，应优先选用成熟技术，审慎采用目前尚未得到实际应用验证的焚烧炉型。废弃物焚烧企业应向社会发布年度环境报告书，主要工艺指标及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氢等污染因子应实施在线监测，并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网。污染物排放应每季度采样检测一次，应在厂区明显位置设置显示屏，将一氧化碳等数据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二恶英排放企业每年一测

　　《意见》提出，要完善二恶英排放申报登记和信息上报制度。排放二恶英的企业和单位应至少每年开展一次二恶英排放监测，并将数据上报地方环保部门备案。各级环保部门应逐步开展环境介质二恶英监测工作，重点是排放源周边的敏感区域。建立二恶英排放源动态监控与信息上报系统，分析排放变化情况，对二恶英削减和控制过程及效果进行综合评估。

　　根据《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强对二恶英重点排放源的监督性监测和监管核查，对未按规定和要求实施控制措施的排放源，限期整改。所在地环保部门应对废弃物焚烧装置排放情况每两个月开展一次监督性监测，对二恶英的监督性监测应至少每年开展一次。

　　■ 新闻背景

　　我国缺乏二恶英排放数据

　　我国17个主要行业二恶英排放企业有万余家，涉及钢铁、再生有色金属和废弃物焚烧等多个领域。中国二恶英的排放、污染研究的监测数据十分缺乏。

　　由于受到分析水平和成本的限制，仅对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做过相对较多的监测和调查。依据一些少量的监测和研究数据，尚不足以准确确定中国所有二恶英排放源的排放因子。

　　2004年，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指出，中国是当前全球二恶英排放量较大的国家之一，且对二恶英的排放和污染水平了解仍十分有限，控制二恶英污染是中国履行这份公约的最大挑战。《国家实施计划》也承认，中国关于食品、饲料和机电等商品中二恶英的相关法规和标准不完善，一方面难以对国内产品依法监督，也难以阻止国外含二恶英的商品进入中国。本报记者郭少峰

　　【二恶英】

常以微小的颗粒存在于大气、土壤和水中，主要的污染源是化工冶金工业、垃圾焚烧、造纸以及生产杀虫剂等产业。自然界的微生物和水解作用对二恶英的分子结构影响较小，因此，环境中的二恶英很难自然降解消除。

8、广州：羊城通低碳卡发行 20元买1吨碳排放指标

来源：广州日报2010年11月08日

http://huanbao.gongyi.ifeng.com/detail_2010_11/08/3034566_0.shtml

昨日在广州举行的“酷中国2009-2010年全民低碳行动”总结交流会上，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透露，美国环保协会和广州亚组委合作将在月中推出羊城通低碳公交卡，该卡售价为50元，比一般羊城通多了20元，是用来购买1吨经过认证的二氧化碳排放指标，这些钱全部用于四川广元的低碳重建项目。

据悉，该卡充值和使用方法与一般羊城通一样，每张低碳公交卡都对应一个唯一的碳指标注册登记号，完全公开与透明。

9、北京湿地保护亟待加强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11－08

http://www.cet.com.cn/20101108/c1.htm

最新普查结果显示，全市林木绿化率、森林覆盖率分别为５２．６％和３６．７％

日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了北京市第七次园林绿化资源普查主要结果报告。这是继２００５年之后，京城第七次园林绿化资源普查。据普查结果显示：北京林地面积为１０４万公顷，其中森林面积６５万公顷，比２００５年增加４万公顷。全市林木绿化率、森林覆盖率分别为５２．６％和３６．７％。

林地总面积足足占了北京市土地面积（１６４．１万公顷）的６３．３％，编织这样一件“绿衣长袍”，京城着实下了很多功夫。

“绿地”作用显著

所谓林地，指的是由连绵成片的天然林、次生林和人工林覆盖的土地。如同人们穿上长袍有着保暖避风挡雨等作用一样，土地穿上这样一件“绿衣”也有着其特定作用：减低风速、保持水土、降低温度、调节生态等；此外，还有随着林木蓄积量的增长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强调，林地对于人类所生存的整个生态环境都有着重要作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得以兼顾才是林地保护的要义。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明确表示，由于生态持续恶化、林产品供需矛盾尖锐，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有着特殊作用。国家出台《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旨在加强对林地的保护利用。

北京所取得的成绩，无疑是地方对国家号召的有力响应，借助奥运会和国庆６０周年等重大机遇，京城现已基本建成以城市公园、郊野公园、公共绿地、道路水系绿化带以及单位和居住区绿地为主，点、线、面、带、环相结合的城市绿地系统，形成了乔灌结合、花草并举、三季有花、四季常青的城市绿景。同时，林木蓄积量也在不断增长。全市活立木总蓄积量１８１０．３２万立方米，森林总蓄积量为１４０６．１４万立方米，较第六次普查分别增加２８９．０２万立方米和１１０．８４万立方米。

人口不断膨胀、土地资源紧缺的首都，还是保障了林地的持续增长。“人们的经济活动对于土地的占用非常迅速，北京能够使林地面积持续增加实属不易。”蒋高明表示。

生态风险仍存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对土地的占用，在取得如此“辉煌”成绩的同时，人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城市生态健康与环境安全研究中心城市湿地生态与环境研究组研究员俞慎对本报记者描述了全国城市的“中暑”现象。他认为，中国所有城市甚至整个国土都越来越干，气候越来越热，究其原因是土地“脱水”。

“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得到很好的保护，土壤的含水量较高，树木等地表植物生长与土壤层就相对稳定。”俞慎强调，加强对森林等林地保护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城市湿地的保护，最终解决城市“中暑”病症。

地球上有三大生态系统，即森林、海洋、湿地。其中人类能够直接参与改善维护的就是森林和湿地两大系统。与京城林地保护形成对比的是，京城湿地的保护亟待跟进。

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教授雷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北京市湿地面积逾５万公顷，当前面临着水资源缺乏和人为过度干扰等问题。

“通过水资源调配、中水利用保障湿地生态用水、减少污染排放、加大退耕还湿力度、减少人为活动对湿地的干扰等都是保护北京湿地的有效手段。”雷霆认为，目前北京湿地水资源缺乏的现状并没有显著改善。

对于京城水资源的匮乏，俞慎指出，对水摄取的同时应该懂得回灌的重要性，否则，城市的“干”还将继续加大城市的生态风险。

10、新疆研讨引渤海海水入疆 专家称6年可实现

来源：华龙网2010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150357.html

　　核心提示：如果不缺水，新疆会变成什么样？近日，在乌举办的“陆海统筹海水西调高峰论坛”上，以经济效益带动引水入疆，联合兄弟省份，捆绑优势资源推动海水西调的建议，引起政府代表及上百位水利工程专家、企业代表的共鸣。

　　亚心网讯 (记者王子丰) 如果不缺水，新疆会变成什么样？近日，在乌市举办的“陆海统筹海水西调高峰论坛”上，以经济效益带动引水入疆，联合兄弟省份，捆绑优势资源推动海水西调的建议，引起政府代表及上百位水利工程专家、企业代表的共鸣。

　　海水西调

　　改善生态环境

　　此次高峰论坛关于“海水西调引渤入新”事业的基本思路是：从渤海西北海岸提送海水达到海拔1200米高度，到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再顺北纬42°线东西方向的洼槽地表，流经燕山、阴山以北，出狼山向西进入居延海，绕过马鬃山余脉进入新疆。此设想是通过大量海水填充沙漠中的干盐湖、咸水湖和封闭的构造盆地，形成人造的海水河、湖，从而镇压沙漠。同时，大量海水依靠西北丰富的太阳能自然蒸发，作为湿润北方气候的水气供应源增加降雨，从而达到治理我国沙漠、沙尘暴，彻底改变华北、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劣的目的。

　　“利用新疆现有的东高西低的地理条件及现有河道，海水在引入新疆后，可形成自流。甚至于在地势落差相对较大的区域设立发电厂，对冲前期的投入成本。”作为海水西调的提出者之一，西安交通大学生态环境与现代农业工程中心教授霍有光说，这将进一步推动新疆生态，特别是煤化工产业的发展。

　　据霍有光介绍，从天津附近的渤海口取水，通过管道分解提升到海拔1280米左右，每吨水升高200米，需要1度电，升高1280米，耗电6.4度左右，然后通过修防渗渠，采用若干小提杨工程（即用于提高水位的蓄水池）加长距离自流的办法，由黄旗海至甘肃玉门镇北的疏勒河，之后，利用疏勒河“自动向西流”的天然河道，自流入塔里木盆地之东缘的罗布泊。

　　值得一提的是，从罗布泊海拔780米到海拔-1505米的艾丁湖可获得930余米落差，用来发电，意味着能够弥补洗掉工程中所耗费的部分电能。

　　东西部（中国）经济研究院唐立久表示，新疆可以在引渤济溪示范工程实践基础上，最先引向吐鲁番，这会进一步增加引水入疆的可行性。

　　解决成本

　　玻璃钢管输送

　　“在海水西调项目中，质疑最多的是海水能不能用，如何解决调水成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室主任杨开林说，这种过滤法是利用半透膜来达到淡水与盐分离的作用。最大的优点是节能，生产同等质量的淡水，能源消耗仅为蒸馏法的1/40。到目前为止，全球海水淡化日产量接近4000万吨。2005年底，我国已建成运行的海水淡化水日产量达12万吨。

　　至于调水的成本问题，杨开林说，海水的淡化目前在中国不存在技术“瓶颈”，工程实施中可以用不被海水腐蚀的玻璃钢管。按照8米口径玻璃钢管计算，输入到新疆每吨水的价格为8元左右。

　　统一执行

　　利于成本控制

　　作为“海水西调”的试点省份，内蒙古锡盟办公室副主任、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项目前期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赵平说，锡林郭勒盟引海水淡化循环经济产业项目，拟实施的包括输海水工程，煤矿、选煤厂，电厂、矩阵及发电装置及一系列附属工程和产业延伸工程。

　　负责项目实施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泓元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做了系列测算，项目一期总投资628亿元，其中建设费用567亿元。规划的项目在完全实施的情况下，静态投资回收期（包括3年建设期）为税前6年左右，税后7年左右，内部收益率为20%左右。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李新娥说，农业节水及地下水甚至取雪水不利于我区长期的发展。同时，还会破坏生态平衡。“陆海统筹，海水西调”工程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也更利于区域优势资源。比如，缺水的多数省份都有着丰富的煤矿资源等，希望能协同兄弟省份共同推进这一战略的实施。

与会水利专家认为，各省份统一执行海水西调将更有利于该工程的成本控制及实施。而对于何时能引水入疆，有专家预言6年内即可实现。

11、山西8市为水污染“买单”逾1.7亿元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11-08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1/1071289179361_1.shtml

5日从山西省环保厅获悉，1-9月份，太原、大同、朔州、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8市为水污染买单，共被扣缴生态补偿金1.7237亿元人民币。

为尽快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及跨界断面水质，2010年1月1日起，山西全面实施地表水跨界断面水质生态补偿制度，对水质改善断面进行奖励，未改善则进行扣缴。

山西省环保官员介绍，每月对扣缴生态补偿金的断面流域涉水企业排水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对文水县、清徐县两个水质污染严重的区域市、县两级政府进行了通报，要求限期整治，改善水质，关停了22个土小企业。

数据统计显示，今年1-9月份累计扣缴1.7237亿元，奖励7200万元。其中太原市扣缴2640万元；大同市扣缴351万，奖励2400万；朔州市扣缴680万；忻州市扣缴60万，奖励1400万；吕梁市扣缴10288万，奖励650万；晋中市扣缴2125万，奖励150万；临汾市扣缴961万，奖励300万；运城市扣缴132万，奖励200万。

此外，长治和晋城两市由于水质改善质量好，只奖不罚，分别奖1600万和500万，阳泉市水质保持稳定，不进行扣缴和奖励。

据了解，山西省目前共有36个地表水跨界考核断面，其中23个为例行监测断面，13个为新增设的监测断面。今年上半年监测结果显示：与上年同期相比，23个监测断面中有14个断面的化学需氧量(COD)浓度明显降低，降幅在29.8%-80.7%，地表水水质明显改善。

12、广东南雄发现1500余棵濒危植物古红豆杉(图)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2010年11月07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0-11-07/094221428383.shtml

一些古红豆杉的树干直径约1米。

　　羊城晚报南雄讯记者彭卫、通讯员朱祖纯摄影报道：11月4日，在粤北海拔700多米的南雄市澜河镇洞底村深山老林中，1500多棵上百年的世界珍稀野生濒危植物———古红豆杉群被发现。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古杉树竟然结出满树红彤彤的果实。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记者来到偏僻的洞底村村旁目睹了一棵据说有500年树龄的古红豆杉。该树直径约1米，两个成年人才能围抱，树冠高耸浓绿，在其周围还有几棵碗头粗的红豆杉树相伴。借助秋日的光照仰头相望，豆杉果掩映在浓绿的枝条中间，让人仿佛走进“万绿丛中点点红”的意境之中。

据当地村民介绍，由于地处偏僻，深山里野生的古豆杉不被外人所知。粗略估算，在村前屋后及深山老林中，上百年的红豆杉起码有1500棵以上，而树龄较小的幼树则随处可见。村民对这些红豆杉呵护有加，专门成立了红豆杉合作社，一方面进行有效保护，另一方面把它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当地政府还帮助他们制定发展规划，积极向广东省、韶关市申报“红豆杉专业镇”。

13、湘江水位离警戒线仅差7厘米 补水方案或将启动

来源：长沙晚报 2010-11-08

http://www.hwcc.gov.cn/pub/hwcc/wwgj/gjpt/ylxw/201011/t20101108_324661.html

本报讯（记者邱钊邱晓峰）湘江水位仍在缓慢下降。截至昨日下午5时，湘江长沙段水位已下降至25.17米，离供水警戒线仅7厘米，距离去年11月26日出现的历史最低水位24.8米，仅差0.37米。记者从市防指了解到，目前长沙市已向省防指报告，请求湘江上游大型水库和航电枢纽工程启动调水补水方案。

“跨过这条‘小溪’，就能直接走到橘子洲了。”昨日下午，橘子洲尾西侧，众多市民从河西走到干枯的河床上游玩，不少人还踩在水中的石块上，跨过只有几米宽、10厘米左右深的浅水区，走到橘子洲上游玩。截至昨日上午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已降到了25.18米。由于水位下降，湘江大面积河滩裸露在外，但水位下降速度已经放缓。到下午5时，水位为25.17米，仅下降0.01米。据了解，由于当前三峡水库加大了出库流量，洞庭湖水位下降速度将逐渐变缓。由于缺乏有效降水，长沙段水位回落的趋势还将继续。预计11月10日长沙站水位退至25.0米左右。

目前，长沙市防指已向省防指报告，请求湘江上游大型水库和航电枢纽工程启动调水补水方案。目前低枯水期主要考虑东江水库的14.89亿立方米的可调库容水量。

同时，株树桥水库当前可调用水量1.2亿立方米，按照日供水20万吨标准可向长沙供水600天，按照日供水60万吨标准可向长沙供水200天。

14、轧钢厂致河水严重污染 村民癌症频发(图)

来源：千龙网 2010年11月08日

http://green.sohu.com/20101108/n277244631.shtml

轧钢厂废水致河水严重污染沿岸村民癌症频发

一脸无奈的冯军

　　“黑色鲍邱河”污染之患

　　在河北廊坊三河市有这样一条河流，她一年当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处于枯水状态，只在夏末秋初之时，忽地水位暴涨，恰巧这条河的名字就叫鲍邱，这里虽未取暴秋之意，但却有暴秋之实。

　　古民谚有云：鲍邱水涨，家破人亡；鲍邱水干，愁死亲娘。这句话真实地体现了两岸村民对鲍邱河又爱又恨地复杂心情。然而，今天的鲍邱河又在用另一方式折磨着鲍邱河两岸的村民。

　　2010年11月2日，44岁冯军，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人，第二次为女儿的病，走上大厂县夏垫镇的法庭，对河北大厂金铭精细冷轧板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铭公司）提出诉讼。第一次，是在2009年。

　　不同的是，冯军两次在同一间法庭，起诉同一家厂方，却是为了不同的两个女儿。

　　“以前为大女儿打官司，我就知道肯定会败诉，果然最后我们败了。这次刚刚开庭，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败的。”虽然如此，但是倔强的冯军仍然坚持起诉，要求赔偿。

　　2010年11月4日，冯军对《新周报·周末版》记者拿出6张癌症死亡人员名单，其中仅夏垫村近几年不完全的癌症死亡数据就接近30人。

　　癌症病频发

　　2007年6月19日晚11时左右，大厂县夏垫镇16岁的冯亚楠还是被白血病夺走了生命。

　　按照当地风俗，死去的亲人必须过“五七”。为了寄托对女儿的哀思，冯军严格遵守这一风俗，在她离开人世的第35天即7月23日进行了祭奠。作为父亲，43岁的冯军打心底里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至亲的责任，眼睁睁地看着大女儿走向死亡而无能为力。

　　在冯军的眼里，酿成这场“白发人送黑发人”悲剧的罪魁祸首是当地环境污染过于严重。

　　为了证明污染属实，他向《新周报·周末版》记者提供了一张死亡名单：在不到10年时间内，夏垫镇夏垫村有30位村民死于癌症。经记者调查，名单中有23人被其亲属或邻居证实因患癌症或白血病死亡，死者年龄大约在55至60岁之间。

　　夏垫镇是河北省50个重点小城镇之一。近年来，夏垫镇全面落实“重点抓工业，集中精力上项目”的总体要求，2005年全镇实现工农业总收入25.5亿元，完成财政收入169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59元，在经济方面取得骄人成绩。

　　在村民们眼中，该镇拥有“八个生产小分队”的夏垫村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仅是在经济、生活方面，还包括环境方面。“从来没见过，为什么我们村以前喝的自家井水现在都变成红色呢？”该村一位村民感叹着村子的变化。同时，还有一个奇怪的问题令这位村民不解，每年村中均有不少人患上绝症以致身亡。

　　自2007年6月，冯军的女儿冯亚楠被白血病夺走生命后，两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着鲍邱河沿岸癌症村的相关数据调查。

　　冯军开始搜寻各种证据，以期找到导致女儿患病的“元凶”。

　　随着调查的深入，冯军发现了附近村庄有更多的家庭，像自己家一样，曾经或正在遭受着家庭成员罹患癌症的不幸。

　　“无知，无助，无奈。”这是他两年来调查“癌症村”对当地村民的评价。“有条件的人搬离了村子；村子里的人害怕惹火烧身，不敢说出哪家人得了癌症；甚至还有人嘲笑别人家得了癌症。”当年曾当过3年武警，又做过镇里干部的燕赵汉子，此刻一脸的茫然与无助。

　　非完全名单

　　在夏垫村，因患各种癌症和白血病死亡的村民并非个例。

　　“家里有人患癌症，这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癌症患者家属赵兵告诉记者，村民对家人患绝症的事情往往闭口不言，认为是家丑，“只要村里有人死了，八成与癌症、白血病有关。”

　　“去年我们队就有6人死于癌症。”夏垫村“八队”的一位老人说。

　　为了让社会更加关注污染的严重性，冯军费了不少工夫，搜集了一份夏垫村近10年来因癌症导致死亡的不完全名单，名单上有30人。“这尚不是一份完全名单。”冯军告诉记者，他认为，近10年来，夏垫村死于癌症的人数应在50人以上。

　　据夏垫村邻村的南寺头村一位村民介绍，相比较而言，夏垫村死于癌症的人数多于邻村，但和这个村一样守着鲍邱河的其他村也有不少人死于癌症，这其中有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

　　“现在已经不是赔钱的问题。”7月25日，冯军向记者表示，他要为女儿讨回一个公道。同时，也不希望其他家庭再重复他的悲剧。

　　直指轧钢厂

　　对于自己两个女儿患病的缘由，冯军认为是由于位于村里金铭公司的废水渗透进入其自家水井，导致饮用水污染。

　　为了拿出更有力的证据，冯军在为医治女儿的病倾家荡产后，除了向媒体求助、向社会相关单位争取资助之外，还有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取证女儿患病是基于金铭公司的水污染所致，争取赔偿费。

　　据冯军回忆，自从举家搬至村南边大坑新建房屋后不到两年，在他家北边20米左右的原化肥厂卖给天津金铭公司成立冷轧板带厂，经过几年迅速发展后，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企业。几年间，金铭公司南侧小区居民因污染问题曾多次上告该工厂，并发生摩擦和冲突，他自己也拒绝金铭公司将废水排向鱼塘或流经鱼塘与西边耕地之间的沟道，并堵塞排污口。最后，金铭公司通过地下管道，从夏垫村地下将废水排向穿村而过的鲍邱河。

　　冯军认为，尽管废水排向鲍邱河，但仍存在污染，至少他家的40米深的井水肯定是被污染了。

　　“一般来说，在农村，除了几率不大的间接性先天遗传和房屋装潢产生的含有致癌物质的特殊气味之外，患癌症的原因多为与饮用污染严重的地下水有关。”北京市道培医院一位医师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冯亚楠的患病原因分析让冯军更加坚定自己的看法，女儿患病是喝了被金铭公司污染的井水造成的。

　　鉴定出分歧

　　2006年3月27日，冯军从自家井底抽出井水样本，送往河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廊坊分中心监测，按照生活饮用水GB5749-85标准，得出的结果是致癌物质砷和锰的含量均超标3倍。

　　由于冯军送去的井水样本是单方面行为，所以并不具备法律效应。2006年12月4日，廊坊市环境保护监测站发出关于金铭公司水污染纠纷调查监测报告。监测结果表明，按照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表1和表4二级标准要求，金铭冷轧板所排废水中的PH值、化学需氧量、氟化物、挥发性酚、六价铬、锰、砷等各项监测值均符合标准要求，只有石油类超标2.9倍。按照地下水所用标准GB/T14848－1993《地下水质量标准》三级标准，冯军委托监测其自家井水，其中氟化物、砷分别超标0.9倍和0.04倍，其他达标。

　　2006年12月13日，大厂县卫生防疫站按照《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规范》对冯军家井水抽样监测得出的结果，水中锰和砷的含量分别超标8倍和1.4倍。

　　冯军认为，后两次监测样本已经不是第一现场井水，水质已遭到破坏。去年，金铭公司一期工厂启动，冯军以前经营的大坑及房屋全被征为厂房扩建范围，在施工过程中，包括对其自家井水第一现场破坏。今年5月份，冯军在河北省环保局听到一个说法，“关于饮用水污染，卫生部门的结果具有权威性。”在女儿治疗期间，冯军依此向金铭公司索赔未果。

　　“排放已达标”

　　5月29日，大厂县环保局监察科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部门没有资质对钢铁类企业做水污染检测，处于夏垫村内的廊坊金华实业有限公司和金铭公司这两家钢铁企业由廊坊市环境监测站直接负责监测。

　　廊坊市环保局信访办公室侯姓工作人员对记者说，市环境监测站曾去做过监测（前文提到2006年12月4日之事），按照相关工业废水排放标准，金铭公司所排放的废水已经达标，环保部门一直在督察该企业减轻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随后，记者试图联系金铭公司相关负责人，被告知其正在外地出差。据当地知情村民透露，金华公司和金铭公司实为“一家公司”，背后是同一老板在经营。

　　5月30日，金华实业公司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介绍，该公司在污染治理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在2000年，公司就投入500万元左右用于废水处理，现在每月用于废水治理的全部费用也在10万元左右。同时，应夏垫村村民的要求，为方便村民饮水，公司在2001年为村民打了2眼深井，让大家喝上没有受过污染的水。

　　在记者问及地表水为何呈红色时，何先生认为是氢氧化铁这种物质造成的。至于氢氧化铁来自何处，他避而不答，只是说，市环保部门每季度做一次检查，工厂废水不可能存在污染。资料显示，氢氧化铁为棕色或红褐色粉末，此物质不溶于水，溶于无机酸和有机酸，可作致癌物质砷的解毒药。

　　两次遭殴打

　　虽然对于金铭公司的污染情况，几个部门的检测结果相左，但冯军仍然从中看到了些许希望，毕竟有报告检测出了“砷”、“锰”超标。而在冯军看来，只要水中这两项指标超出标准，就必须对孩子患白血病负责。冯军心里非常清楚，无论如何，他的这几份检测报告来之不易，他曾为了拿到这些证据而两次遭遇殴打，险些丧命。

　　2006年12月13日下午3点多，冯军和当地卫生防疫站等4人到鱼坑旁自家水井取样，遭到金铭公司4名保安的殴打，这次意外让冯军住了20多天的医院。

　　后来，此事由当地派出所出面协调，打人者拿出1万块钱了结。

　　“当时还要求我签协议，不要追究打人者的法律责任，考虑到当时女儿还在北京看病，我就答应了。”冯军无奈地说，“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给孩子瞧病。”

　　事情远没有冯军想象的简单，让他没想到的是，2007年10月6日，他在自己家门口又一次遇险。

　　冯军告诉记者，当天旁晚，他独自一人到街上买烟，刚出家门不远就被一辆银色面包车里下来的3个人推搡着摁进车内。“当时我的头被衣服蒙着，上车后感觉有6个人，其中一个一拳打在我的左眼上，眼泪立马就下来了。”冯军说。

　　当晚，冯军被这辆银色面包车带到了天津市武清县境内扔在路边。“当时鞋也没有了，我光着脚沿马路走，到一个小商店后，打了110。”冯军说。在当地公安的帮助下，第二天，冯军坐车回到了家中。

　　4天后，10号傍晚6点多，冯军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那个人告诉我，再不老实就弄死我。”从那以后，冯军晚上再也没出门，但告状依然进行着。

　　在采访中，冯军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多一份关爱，多一份温暖”。

　　“我救不了女儿，但是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努力，拯救更多的普通老百姓。”这是冯军一直以来的动力来源，用坚持拯救更多的孩子。

　　“癌症村”的挣扎

　　因为告状，冯军已经成为当地尽人皆知的“名人”，而告状之事并没有得到妻子王月新的赞同，夫妻俩因为告状的严重分歧已分居多时。

　　“家里有人患癌症，这在当地人看来是非常不光彩的事情。”冯军告诉记者。

　　妻子的反对并没有给冯军告状带来压力，他要将官司进行到底，彻底摘掉夏垫“癌症村”的帽子。

　　而据当地村民介绍，大厂县夏垫镇患癌症的人并非都来自夏垫村，鲍邱河沿岸的其他村也有不少人死于癌症，这其中南寺头村、马坊、芮屯、赵沟子、诸各庄、韩家府、金庄、后店等村庄都有人死于癌症，只不过夏垫村比较集中。

　　针对污染而做出反抗行为的村民也曾不断涌现，早在2001年9月，夏垫村的村民们便开始联名集体向相关部门反映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但终因各种原因作罢，像冯军这样将污染企业告上法庭的，在夏垫镇还是第一个。

　　一个夏垫村村民向记者讲述，2004年，他所在的生产队有24户村民因污染问题得不到处理，曾堵住金华实业厂门整整一天，最后该企业拿出一笔费用，每户村民获得1000元左右的赔偿费，此事才暂告一段落。

　　2005年10月6日，金铭公司南侧生活区10名村民联名，向中央媒体、国家环保总局、河北省环保局反映金铭公司造成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带头上访的村民张连遭到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的报复，他经营的小商店被砸，张连受伤严重，最后不得不搬走。

　　在这种压力下，大多夏垫村的村民选择了沉默，他们不再苛求可能的改变。

　　“记者来采访管用吗？”夏垫村的左大爷对记者的到访感到疑惑。

　　61岁的左大爷2年多前开始负责看护夏垫村的水井，每月有300元的收入。这个300米深的水井养活着夏垫村东街的几百口村民，而这也是当地村民斗争的结果。

　　“这是金华公司出资给村里打的井，因为污染严重，80米深的老井水已经没人敢喝了。”左大爷说。

　　前几年村里老井的水都变成红色，当地老百姓不停地告状，最终，金华公司为夏垫镇打了2口300米深的水井。

　　2007年7月26日，大厂县环保局局长常广利接受有关媒体记者采访时曾承认，夏垫村的环境污染是存在的，尤其是浅层地下水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鲍邱河“它本身就是一条排污河。”

　　曾在2006年3至6月对鲍邱河三河段做过区域调查的华北科技学院资源与环境工程系教授马登军认为，三河段鲍邱河基本属于深度污染，对于这条跨流域的河流进行治理，由于涉及管辖区域多，因而变得复杂。

　　目前，很多年轻人都已搬出了夏垫村，选择了不远的燕郊作为生活地。

　　冯军告诉记者:“有条件的都搬走了，剩下的依然要承受污染和随时可能患病的危险。”

15、包钢建1.7亿吨"稀土湖" 环境污染扰民居住

来源：千龙网2010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156855.html

　　包钢保护稀土建1.7亿吨"稀土湖" 环境污染扰民居住

　　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郊,一个新建的居民小区有些孤单地矗立在110国道北侧,即将入住的村民都是同一个原因搬迁至此。

　　“我们原来住的村受到包钢的尾矿坝和周边矿厂影响,已经不适合居住。”新光村村民王浩说。

　　包钢集团公司的白云鄂博矿,铁矿石和大量稀土共生。包钢在采选铁矿石后,含有稀土的副产品暂时无法利用,就随废液通过管道输送到尾矿坝堆积,日积月累,形成了目前容量达1.7亿吨的“稀土湖”。

　　王浩说,尾矿湖面海拔比村庄高,还含有放射物质。“地下水有污染,种地没收成,喝水也不卫生,村民不敢再住了。”

　　包钢集团负责安全环保的一位官员说,尾矿坝是为了保护稀土资源,公司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尾矿坝每年的维护费用达4000多万元。

　　但是,随着尾矿坝体不断增加,对环境的潜在威胁越来越大。从2008年开始,包头市政府与包钢集团共同出资5亿元,对新光村等附近5村村民实施整体搬迁。

　　包头市号称“稀土之都”。然而,多年来,包头市的稀土产业给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包头市许多稀土中小企业无环保设施,随意排放“三废”。2004年,稀土厂污水一度污染了包头市东河区自来水在黄河的取水口。

　　在中国南方稀土产区,由于稀土矿含量低,提取稀土时土石开采量特别大,每产一吨稀土氧化物,产生尾矿多达2000吨至3000吨,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当地生态遭到破坏。

　　稀土专家杨万喜说,就以目前的稀土价格衡量,虽然每吨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但也远远比不上环境恢复的费用,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的。

　　然而,正是这种不计环境成本的开采,加上远远大于需求量的供应,形成了中国稀土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优势,中国占据了国际稀土市场90%以上的份额。而美国等国家纷纷封闭国内的稀土矿山,改由中国低价进口。

　　杨万喜说,稀土的上游产品生产过程会带来严重的污染,越是下游产品污染越少。“中国供应全世界的稀土,实际上是用中国的环境破坏来支撑其他国家的稀土应用”。

　　中国从2006年停发新的稀土矿开采许可证,并对稀土开采实行指令性计划。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加强稀土行业的集中度,达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目的。

　　据包头市环保局官员曹鑫罡说,全市近十年来整顿了一大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小稀土粗加工企业。目前,包头市正在实施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废水治理工程。

　　业内人士称,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出台专门针对稀土行业的排污标准。“据说标准非常严格,国内很多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可能都无法过关。”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说。

　　专家表示,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进行行业治理整顿,使稀土资源价格逐步回归其应有价值,反映环境成本和资源约束,这样才有助于保护稀土,促进稀土的开发应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张忠表示,随着环保成本的提升,中国的稀土产业会丧失一部分价格优势,中国稀土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课题。

“如何发展完善自己的稀土工业,提高应用研究水平,实现产业调整升级,这才是中国当前最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杨万喜说。

16、NGO需要超人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2010-11-03王林刘昉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87840.html

拯救世界于水火之中？也许加入国际NGO组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你知道你要为此的付出吗？

2010年7月，绿色和平资深行动统筹钟裕在大连调查海面石油污染情况。那次她在大连工作了7天。

NGO（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美好之处是让人们相信也许真的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于水火之中。这个巨大的光环让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与厌烦了当下生活的公司人对成为其中一员心生向往。不过，要是他们知道NGO的工作概括起来其实是：很少的薪水，身处险境与误解，以及不太体面的办公室的话，他们中想必没多少人会喜欢这个职业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马山县古寨瑶族乡古棠村琴榜屯是陈学崇的一个项目点。就像这个绕口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里地处深山，人迹罕至。陈学崇是“乐施会（OXFAM）”昆明办公室农村发展与灾害管理的项目官员，他的工作就是去到这些项目点，帮助当地的村民修路或者以各种可行的方式摆脱贫困。

陈学崇去一个项目点的路径是这样的—先从昆明办公室坐13个小时的火车去南宁，再转5个小时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古棠村，然后徒步走6公里的山路到琴榜屯。乐施会是一家大型的国际发展和救援机构，致力于消除贫穷以及与贫穷有关的不公平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其组织的义卖活动常常能吸引到很多一线明星参加。人们常会幻想在这样的国际组织里工作可能与在外企并无两样，但实际上陈学崇现在同时进行的59个项目，无一例外，都在广西或者是云南最贫困与最边远的深山老林里。

通往这些小村庄的路在陈学崇的眼里凶险难测，“笋一样的山从地下钻出来，都是石头，没有土壤，站在半山腰往下一看就跟站在悬崖上一样。”而他的工作便是和村民一起，在悬崖上变出路来。

为了采集冰山水样以判断气候变化对冰山消融水资源的影响，“绿色和平”的资深行动统筹钟裕经常需要去的地方是长江源头与黄河源头。钟裕是中国少数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性之一，但她不能要求她的队员与她一样富有经验—这里通常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急性高山症因为缺少救援的直升机说不定会立即要了某个队员的命。如果碰上极端天气，消融的冰川水还有可能让深处雪山的钟裕和她的团队困在那里几天几夜，束手无策。

所以被误解的还有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NGO，“人们以为我们经常能去各种风景区免费旅游，可是你来了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钟裕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事实上，这样的工作环境对多数人来说都会被称为残忍与严酷，它们看起来甚至可能不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因为长期让他们的员工深陷险境之中，对女性不留任何情面。但是这些NGO工作人员似乎更愿意相信这里所做的是“神圣的宿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留下来并接受这份工作的种种特殊性——其中最小的也许是没法跟“国际组织”相称的办公室。

因为经费紧张，国际NGO也会为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办公地点而烦恼，而这个烦恼看起来还没有找到解决之道。

绿色和平的办公室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叫聚龙花园的居民小区。隔着一条马路是绿色和平原来的办公室——蓝筹名座。远远望去，这两个居民小区夹在了中石化与中国人寿大厦的高大身影之下。这里的办公环境算不上好，尤其是，绿色和平为了倡导对碳排放的控制，在大部分的办公时间里都不开空调，哪怕是在炎热的夏天，通常也只把吊顶上的几个电风扇打开而已。

VSO（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社）在中国的首席代表李国志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这是人们对国际NGO的误解之一——人们通常以为资金来自于国外募款的国际NGO会比国内NGO的日子好过很多。因此VSO请来了专家培训招募的志愿者时，他们大多会先对这里的办公环境颇感意外。

紧邻使馆区的蓝筹名座得到了很多NGO喜爱，这里在最好的时候曾有五六家NGO驻扎。蓝筹名座的租金核算下来是每平米每月60元左右，比写字楼的租金要便宜很多，而比起聚龙花园，它还是多了一点商住两用的味道。

所以尽管电梯间昏暗，老有一股挥之不去的从公共厕所里飘出来的复杂气味，隔壁的住户炒菜的时候整个楼道里都是油烟，但VSO和乐施会还是选择把办公室定在这里。可是他们现在也遇到了和绿色和平一样的苦恼——招募的项目组成员越来越多，他们应该去哪里找一个租金便宜、又足够大的办公地点呢？

绿色和平来自香港的行政总监冯家强说，慈善组织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捐款，他们可没有理由租多少体面的办公室。

作为一家来自英国的慈善组织，VSO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英国海外开发署（DFID）的拨款。DFID已经公布了最新规定——应审慎考虑慈善筹款流向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当你去申请对中国的援助用于消除贫困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在开玩笑，”VSO的李国志说，“DFID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自筹资金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财富的确正变得越来越多。问题是，由于中国法律并未给国际NGO明确的界定，如果他们想要在中国获得公开募集资金的权利，就必须要先挂靠在一个主管部门之下，合法注册。但由于很少有主管部门愿意承担让NGO挂靠的风险与责任，这个规定就如同“第22条军规”一样阻挡了大部分国际NGO在国内筹款的可能—这也是现在中国国内民营的“壹基金”遇到的问题根源。

无法在中国筹款，如果母国减少了对中国项目继续投资的意愿，有一部分国际NGO就会因此失去经济来源而无法维持。同样为资金烦恼的还有绿色和平，绿色和平的捐款有70%来自于香港的民众捐款（香港规定了为慈善捐款可以免部分税款），30%来自于母国荷兰，为了保证独立性，绿色和平不接受政党以及企业的捐款。

“对所有的NGO来说，筹款永远是首先要面对的挑战。”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对《第一财经周刊》表示。乐施会的资金90%来自于香港市民的捐款，而这些捐款会被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和相应的预算分到大大小小上千家的项目合作伙伴，包括政府部门，NGO和其它学术、群众团体等。

2006年从建设部辞职加入WWF（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与能源组，负责“低碳城市”项目的雷红鹏说，筹钱的过程让他最头疼。

WWF中国在国内是没有资金的，所有的项目都需要在WWF全球网络里申请资金。雷红鹏他们的项目陆陆续续在WWF全球网络里向每个办公室的气候与能源相关部门提出申请，但是因为其它办公室都在海外，他们只能反复用邮件和电话会议的方式联系细节。

雷红鹏说，在申请资金的几个月里，等待电话和马拉松式的电话会议是常态，因为要和不同的支持方报告工作计划的细节，比如怎么和政府合作、怎么和研究机构合作、需要国外的办公室派来哪些一线专家、需要多少钱来做这些、项目的不同阶段有怎样的工作计划、总体推进时间怎么安排……所有方面都要经过反复商榷，才有可能在不同的海外办公室拿到一定的项目支持。“有时候电话会议就是一整天，可能我们刚跟巴黎办公室沟通了四五个小时，纽约办公室就开始拨入电话，往往就是一整天都在电话会议里度过了。”

事实就是如此，当人们抱着想要拯救地球的心态，已经不计较个人的报酬加入这个行业，只等着快点施展拳脚的时候，现实却让他们使不上劲儿——有些理想主义者认为这些是在“浪费时间”或者是“做不了正事”，这种挫败感有时会让他们最后选择离开。

钱与人是任何一个机制可以有效运转的前提保证，哪怕这些NGO的种类不同。人员离开给NGO带来巨大的损失，绿色和平的冯家强认为，“这等于前期花费的人力资源培训成本都白费了。”而人员频繁流动则会给NGO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副产品：人们会认为NGO的效率低下。

长期追踪NGO信息的《中国发展简报》编辑刘海英对《第一财经周刊》评价说，“很多人误认为NGO里工作的人就是热情，但他们什么都不懂，（最大的误解是）他们甚至被认为毫无效率可言，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被认为无效的原因还在于很多NGO的工作很难评估，或者说当一件事情有了好的结果，很难知道造成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比如当一个村庄摆脱了贫困，就很难具体判断是哪条政策引起了这个改变——有可能是因为政府的关注多了，有可能是NGO让他们种植某种农作物的扶贫计划选对了，还有可能是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呆在村庄里的时间更长了。“很多时候如同引起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一样，消除贫困也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所以需要多元化的扶贫方法和漫长的过程”。乐施会的廖洪涛认为，这不像企业那样，很容易看到投入与产出，也很容易计算效率。

缺少有效的评估方式会让NGO面临误解，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即使是潜在出资人通常也并不了解NGO的运作模式。

通常一个NGO能够有效率地运作需要以下几个部门的支持——项目管理（这是最主要的）、资源管理（比如财务）、人事（负责员工培训与发展）、支持部门（PR，小型的NGO就由代表自己兼任）以及行政管理（日常管理）。这就像一个公司，缺少资金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做项目统筹的钟裕来说，现实就是她无法招到合适的人。

钟裕需要招的人是项目主任，像超人一样的项目主任。有3到4年工作经验，他或她需要对碳交易或者哥本哈根会议有自己的理解，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与项目策划能力，懂得与企业谈判的技巧，还能巧妙地与媒体沟通，有在4000米海拔过夜的经历，抗压能力强，并且最好还要懂得识别化学品以及必要的保护。

但这些超人却不能要求多高的薪水，是的，即使是国际NGO的薪水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一般项目主任的月薪只有5000元到8000元人民币左右，但他们却要有一半的时间在边远地区工作。这些超人们必须学会享受自己的工作，并且乐于接受较低的工资。

17、中国即将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来源：新华网2010年11月0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158448.html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是我国最辽阔也是最优质的一片草原，蓝天白云、绿草茫茫的景象在马背民族口中世代传唱、经久不衰。然而，在这美丽景象的背后却有一个不争的现实：目前呼伦贝尔草原每年以０．２％的速度建设，却以２％的速度退化。

　　呼伦贝尔草原的退化折射出我国草原目前无法回避的生态现状，草原的保护已迫在眉睫。再过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国酝酿已久、有史以来资金投入最大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将全面建立，政府为生态“买单”，呼唤的是草原的重生。

　　倚草而居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水青草肥我爱她。”千百年来，马背民族“逐水草而居”，过着古老而安静的游牧生活。草原像母亲一样孕育了马背民族，不仅是草原儿女生存之所倚，也是其精神之所倚。

　　然而，游牧民族世代而居的草原目前正在面临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拥有的６０亿亩天然草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面积是农田的３．２倍，林地的２．５倍，但是由于不合理利用、保护不足等原因，９０％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达２３亿亩。

　　虽然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实施了包括退牧还草等在内的一系列保护草原的举措，但是，草原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格局仍未改变。

　　“我国天然草原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多种生态功能。青藏高原生态系统是我国水资源的主要发源地和涵养区，内蒙古、新疆草原牧区是我国华北和西北的两大生态屏障，所以，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牧区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英俊指出。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起，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青海、四川等８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这项机制从增加牧民收入、促进牧业发展入手，重视提高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创造性，被很多业内专家称为是实现草原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倚草而富

　　“骑上马儿跑，遍地是牛羊。”蒙古族歌曲中唱到的景象是草原牧民的共同期许，牛羊遍地跑也许是草原牧民富裕的象征，但在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区却是场灾难。究竟该如何实现保护生态环境与草原牧民增收的“共赢”？

　　尽管现在的牧民已经彻底改变了昔日“一匹马一根鞭”的生产方式，但由于种种原因，牧民增收缓慢的现实仍无法改变，而随着草原生态的逐渐恶化、草原承载力的不断下降，长远来讲，牧民增收更是难上加难。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八成以上的草原分布在经济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草原地区农牧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七成，可以说，牧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中央财政安排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１３４亿元，用于实施禁牧补助、实施草畜平衡奖励，落实对牧民的生产性补贴政策以及对各地工作绩效考核奖励，资金投入之大前所未有。

　　“新建立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重点针对实施禁牧、减牧、草畜平衡的草原地区牧民进行补助补偿，有效解除牧民禁牧、减牧的后顾之忧，有效解决牧民在禁牧、减牧后收入增长缓慢、生活水平下降的矛盾。”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所长侯向阳说。

　　倚草而美

　　“蓝蓝的天，青青草，母亲河静静地流淌，蒙古包里奶茶飘香，鸟语花香彩蝶飞舞。”歌中描绘的是一幅美丽的草原画面。草原上生活的牧民大多能歌善舞，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就像对美丽草原的热爱。

　　边远地区、落后地区、民族地区、生态脆弱地区……这些都是草原牧区的共同特征。与农业相比，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弱；与农民相比，牧民的增收渠道更单一；与农区相比，牧区统筹城乡发展的难度更大。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从牧业长远发展看，有利于促进草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保障畜产品的有效供给；从增加牧民收入看，可弥补牧民因保护草原而减少的收入；从统筹城乡发展看，可有力增强牧区发展后劲，推动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从维护民族团结看，有利于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促进构建和谐社会。”相关专家表示。

　　此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政策措施还包括，加大对牧区教育发展和牧民转移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提高牧区教育水平，促进牧民转移就业；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牧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等，体现了对牧民生活水平的重点关注。

　　“草原的生活，温馨浪漫丰富又多彩。”明年１月１日起，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将正式实施，有了这一真正关心牧民利益的机制，让人们有理由期待：将来的草原更美丽，牧民的生活更美好。（何雨欣、韩洁、徐蕊）

18、全国近700个城市中2/3已处在垃圾包围之中

来源：CCTV《新闻周刊》 2010年11月08日

http://green.sina.com.cn/2010-11-08/110021433255.shtml

　　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对于我们一个又一个家庭与个体来说，有了垃圾之后一扔了之。然而就在这日复一日，仿佛轻描淡写的一扔了之的过程当中，一座又一座城市却已经不堪于垃圾的重负。2010年11月6日央视《新闻周刊》关注垃圾围城。以下为节目文稿：

　　【视点：每个人的垃圾之战】

　　【主持人】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对于我们一个又一个家庭与个体来说，有了垃圾之后一扔了之。然而就在这日复一日，仿佛轻描淡写的一扔了之的过程当中，一座又一座城市却已经不堪于垃圾的重负，全国近七百个城市当中有2/3的城市已处在垃圾的包围之中，有1/4已经基本没什么垃圾填埋堆放的场地了，说句仿佛遥远却越发真实的一种场景，那就是垃圾已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已经快生活在垃圾之中。套用一部电影的名字，我们可以称这种景象为垃圾围城，这一切依然在进一步地恶化，什么时候才是转折的时刻？是政府的责任大，还是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垃圾现在是围城，会不会变成垃圾挤走咱们的空间，我们又该怎么办？《新闻周刊》本周视点，关注垃圾围城。

　　【短片一】

　　【杭州翠玉小区】

　　垃圾分类检查员：这是2幢单元101，应该说是分的很好，这是2幢1单元301

　　解说：本周五，是杭州翠玉社区试点“分类垃圾实名制”的第五天。从周一实名制实施开始，每天一大早，城市管理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都会像这样仔细检查各家的垃圾袋，看有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杭州翠玉社区城市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张玉莲：像这个袋子就不是实名制了，他的分类就不是很好，里面其他垃圾也有的，像餐巾纸就属于其他垃圾，这个就是实名制的，他基本上就是厨房垃圾，没有其他垃圾掺在里面。

　　解说：所谓“分类垃圾实名制”，就是在社区发放的厨房专用垃圾袋上，贴上每户居民家的门牌号标签。谁家扔出了什么垃圾，有没有认真地把垃圾分类，一目了然。在十年前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垃圾分类试验的杭州，今年又再次揭开了垃圾分类的大幕。原因很简单，去年，杭州市平均每天的生活垃圾已经高达 6400吨，虽然和每天7500吨的处理能力相比还有一些差距，但照现在的增长速度，垃圾给这个城市造成的压力恐怕很快就要超过能够承受的极限。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有一些报告甚至说在未来的30年或者稍长一点的时间，中国可能会有10亿人口在城市生活中国的城市化带来相当庞大的垃圾量，怎么处理，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和健康和地下水和空气的质量等等都密切相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京市民：我本来是分类的，但是分完之后，发现小区里的垃圾车收垃圾的时候，还是全部倒到一起，后来我就不想分了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我们垃圾分类以后，要么就没有垃圾车，有很多社区垃圾车还没有服务到。垃圾车服务到的地方，发现他们又把分开的垃圾又合拢来，又倒到了那个车上去。这个对公众培养良好的分类习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们看来这是在做无用功。

　　解说：本周五，重庆市政府发布消息称，巴南区明年6月将建成国内最大垃圾发电厂，每天可处理3000吨垃圾，发电90万度；两周前，北京鲁家山垃圾分类处理焚烧发电项目奠基，建成后，每天处理垃圾的能力将是目前已经投产的高安屯焚烧场的1倍。然而与此同时，近两年，在一些城市，城市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事件也在频繁发生。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它带给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以及公共健康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的。所以最近这两年应该说媒体从公众到媒体到企业到政府，都对垃圾的挑战开始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主持人】垃圾当然不是风景，但它不意味着缺乏吸引镜头和摄影师的奇妙元素，有一位自由的摄影师，名叫王久良，从2008年开始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北京数百个垃圾处理和堆放点，就在这极其日常却又极其被人忽略和故意不理会的场景当中，一张又一张的照片诞生了，这些照片不是艺术品，却依然有震动人心的力量。今年6月份，他甚至举办了垃圾围城摄影展，用他的话说，刚走进垃圾甚至有种危险感，然而身处其中再向外看，那些高楼大厦、秀美的景色就变得陌生了。

　　【短片二】

　　【王久良指图讲述】

　　整个的垃圾都是漂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周边村庄饮用的地下水，全是从距离垃圾场不远处地下抽出来的。

　　(图片+字幕：东——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双埠头

　　39°58′39″N 116°40′51″E)

　　这个画面上黑色部分是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可以说是整个污水的精华了，整个大兴区是我们北京的菜篮子。很多的垃圾场边上就是机井，机井出来水立马就浇周边的蔬菜。

　　(图片+字幕：南——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垃圾转运站

　　39°43′30″N 116°30′00″E)

　　这一个地方两平方公里，深度是二三十米，现在已经快填满了。所以这儿聚集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根本无法计算。

　　(图片+字幕：西——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 39°52′22″N 116°11′20″E)

　　这儿处于南沙河、北沙河之间，整个垃圾跟沙子搅拌在一起，这给后续的处理是极大困难的，无法逆转的，这个影响是无法逆转的。

　　(图片+字幕：北——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河水库西岸

　　40°07′46″N 116°17′45″E)

　　解说：在北京，如今，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郊区都已经充斥着大量的垃圾，并开始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从2008年起，自由摄影师王久良用了两年时间，走遍北京大大小小的垃圾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虽然画面看起来简约、唯美，但它们传递出的信息却着实让人感到不安。

　　同期：自由摄影师 王久良

　　里面各种各样的垃圾，当你脚下踩着那种非常松软，那种感觉的时候，给我们一种非常大的不安全感，/空气中弥漫着非常非常怪怪的，充斥着各种氯化氢、甲烷以及氨气，一出来之后感觉整个头都是晕的。

　　解说：生活在城市里，每天都有环卫工人清扫垃圾，对于这样的肮脏、恶臭，人们似乎难以察觉。但事实上，就在现在，一个又一个庞大的垃圾堆早已悄然形成，几乎包围着整个城市。

　　同期：自由摄影师 王久良

　　我现在标注这条红线就是六环路，/每个红点表示的是我们政府环卫系统大型的垃圾填埋场，你比如说黑石头现在已经是填埋了封场了，北神树已经接近封顶，已经离开地面50多米的大垃圾山了。然后永和庄应该说到了第三期了吧。

　　解说：显然，正规的垃圾处理场已经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垃圾数量。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保守计算，仅是北京，每天产生垃圾就有1.8万吨，而北京的垃圾处理能力仅是每天一万吨，缺口高达8000吨。在这样的情况下，非正规的垃圾场应运而生，不计其数，把城市层层包围起来。

　　同期：自由摄影师 王久良

　　每个黄点表示一个垃圾场，这是我实际走过的。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出，垃圾已经严严实实的把城市围住了。

　　随着我们整个中国快速的进入消费社会以来，我们整个民众的消费指数的不断提高，产生的垃圾产量也是飞速的提高。但是我们并没有做好迎接这个消费时代的来临，并没有做好迎接它的准备。你会发现一方面垃圾在大量的产生，另一方面我们整个的环卫和垃圾处理系统其实是滞后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垃圾的处理的能力和处理的水平，远远跟不上垃圾的产生。

　　解说：事实上，北京被垃圾围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83年，北京曾进行过一次航空遥感观测，发现沿三环和四环路一圈，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700多个，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6大堆的垃圾。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密度上看，当时的北京已经陷入垃圾围城的局面。随后，北京市政府斥资23亿，建立了 14座垃圾处理厂，暂时解决了垃圾困局。然而，20年后的今天，“垃圾围城”的危机似乎又要卷土重来。

　　同期：自由摄影师 王久良

　　北京应该就是一个中国的代表，而且可以说北京市的环卫处理能力是全国最好的，或者说我们整个北京市对垃圾处理问题的投入上应该是最多的。那北京都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其他地方是可想而知的。

　　同期：国家环境特约监察员 王维平

　　目前的填埋场将在未来的四年当中陆续填满，而我们新的垃圾处理厂的建设的建设周期又需要四年的时间，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去着手建设新的垃圾处理厂，那么四年之后，新的没建成，老的填满了，那怎么办？会不会出现二次围城？

　　解说：新的还没建成，老的已经填满了。事实上，多年来，如何对垃圾进行处理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填埋垃圾”会对土地造成破坏、对环境造成污染，而“焚烧垃圾”又因为屡屡被曝超标排放而备受质疑。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日益严峻的垃圾困局，我们是否还能找到更好的应对之策？的确，垃圾，关乎所有人的生活和利益，每一个决定都需要格外谨慎。

　　【主持人】人们的收入增长不一定跟GDP的增长成正比，但是垃圾的增长却绝对跟GDP增长成正比。比如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年均增长8%，而同时我们94%的生活垃圾却依然采用的是落后的填埋处理方式，这个时候有人说了，赶紧追上时代的潮流，用垃圾焚烧的方式，你看又处理了垃圾，还能发电，可惜全国已经有很多个城市当中出现了反对建垃圾焚烧厂的民众热潮，于是很多计划当中的垃圾焚烧厂，只好存在于空中楼阁里，这是一种怪圈，一方面垃圾围城伤害人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害怕自己的利益受伤，坚决反对一些新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实，这种矛盾不只是在中国，在国外也同样存在。

　　【短片三】从何做起？

　　现场：那不勒斯 垃圾围城

　　解说：堆在街头的2400吨垃圾时时发出恶臭，意大利第三大城市那不勒斯再次陷入“垃圾危机”，只是这一次不是因为环卫工人罢工，而是当地居民为了抗议政府修建新的垃圾填埋场，“故意”不让清理垃圾。显然垃圾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环境问题。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全国有很多地方的垃圾焚烧，垃圾填埋的选址问题，还有运行问题，都遇到了来自社区，来自社会公众的一种不理解，甚至是不接受，还有很多对公共健康问题的严重关切。对于垃圾焚烧这样一个问题，它不仅有技术科技的层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的层面。目前来说，社会和经济这个层面的讨论和公共参与是不足够的。

　　驴屎蛋儿：由于众所周知的，当时对这个烧与不烧争论的非常激烈。

　　解说：驴屎蛋儿，因为抵制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而为人所知。今年2月他与北京市容委的官员一起，赴日本考察垃圾处理技术，这十天的日本行，修正了他的观点。

　　驴屎蛋儿：我喊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垃圾不分类，坚决不焚烧。到了日本以后，我们尽管还是看这些技术，但是那时候我们突然有一种顿悟，垃圾分类才是我们垃圾处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巴索风云：最关键的还是教会市民怎么分。

　　解说：广州的巴索风云，是另一位著名的“反烧派”，今年10月，他获邀与广州市长座谈，当面提交城建建议。现在巴索风云的身份是“推动垃圾分类志愿者”，每周用一天的时间上门分类回收垃圾。

　　巴索风云：每一周靠自己上门收，对生活会有不小影响。如果(政府)能培训清洁工，将垃圾分类并且回收利用，效率就会快很多。

　　解说：多一份参与，才能多一份信任。目前我国大型垃圾焚烧场还不足一百个，但是截止去年年底，在国家发改委立项的大型焚烧场项目，已经超过一千个。在全国大上垃圾焚烧场的趋势之下，充分的公众参与必不可少。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我在法国，他们的垃圾处理和分类的厂子里面，有很多的录像头，所有的影视的和数据的材料，是在线地送到法国的环境部，同时公众和学校，可以有机会从欧盟申请来参观的补贴，这三百欧元是给运行的厂商，厂商必须做出承诺，就是每天必须接待两拨社会公众或者学校，而且需要在厂里头专门设一个部门，专门有人来给这些学生讲解所有的这些过程。

　　北京市宣传片：北京，每天装满垃圾的卡车可以停满三环一周，目前，垃圾主要采用卫生填满处理，每年占用土地500亩，大量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明天，我们的家园在哪里？

　　旁白：事实上，上海开展垃圾分类已有十多年，有数百个小区试点垃圾四分类投放制度，街头的垃圾箱也都实施三分类，但垃圾的年生产量依然逐年明显上升，最近五年间增长了两成以上。

　　国家环境特约监察员王维平：与其忍受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要背负沉重的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在发达国家，日本、欧洲，大多数城市的垃圾产生量，都出现负增长、零增长的情况，而我们建国60年了，垃圾一直在每年增长，每年增长，最多的时候年增长率达到10%、11%、12%，这样的增长。这给我们的垃圾处理和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欧盟，我觉得他们提出的这一条，叫做把垃圾增长和经济增长两个问题脱钩，是非常明智的。在欧洲有很多的国家，不仅是减少填埋，而且让焚烧的量降下来，这两个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最根本的是，如何让他们的社区，让他们的城市，让他们的市民了解前端的减量，前端的分类，前端的再用，这事有多重要。

　　解说：尽管垃圾处理的末端技术还存在分歧，但逐步达成共识的是，垃圾必须在前端减量和分类，而这也是我们每个垃圾制造者力所能及的事。那不勒斯的垃圾困局，事实上并不遥远；“明天，我们的家园在哪里？”这也不是杞人忧天的发问。

　　国家环境特约监察员王维平：全世界公认，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是北京，那是1957年7月12日，《北京日报》的头版，就是垃圾要分类收集。但是后来我们就废了，解决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全民动员。

　　【主持人】垃圾真的就是很糟糕的东西吗，它注定会挤压我们无法生存吗？其实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现如今，手机、电脑等等电器的垃圾是越来越多，我们称之为电子垃圾，但是同样的东西，日本称之为城市矿山。因为它建起了电子垃圾的处理厂，用这些报废的电器提炼出各种贵金属，不仅处理了垃圾，还创造了财富，所以称之为城市矿山。看样子，人们在垃圾的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政府要承担首要的责任，要建立起公众对现代化垃圾处理方式的真正的信任，而民众其实也承担责任，仅仅一扔了之是远远不够。

19、“梅花味精”应成环保“敲门砖”

来源：光明网　2010-11-08 王庆峰

http://guancha.gmw.cn/2010-11/08/content_1358088.htm

近日，有河北省霸州市的群众举报称“霸州梅花味精污染千亩土地，居民饮水安全堪忧”。而发生在2009年5月的“排污”事件，至今令周边居民千亩农田荒芜。针对烟尘、水质污染的问题，当地农民多次找到企业和政府讨说法，但都未果。

这样一个民生眼中的“污染大户”，却被当地政府标以“明星企业”，个中原因不难揣度。地方经济GDP数字的亮丽，往往伴以民生的“负债累累”，“血煤”、 “血铅”如此，“梅花味精”亦是如此。问题浅显易懂，我们却屡屡重蹈旧迹。

之于民生和GDP，地方政府的权衡和思量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大多数的后者选择，我想一串数字最能佐证其“小算盘”的打法：2009年梅花味精净向霸州市上缴税款1.72亿，利税占该地区财政收入的近9% ，“排在霸州市前三名”。

面对将近十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来源，霸州市选择了妥协：配合企业向农民征地，以“植树”之名行“排污”之实；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有意绕过污染地段；面对村民血泪控诉选择无动于衷……而在与之相对的环境破坏和信任断层上，则大度“赔偿”了事。事实上，这种浅薄而短见的发展逻辑，一直被某些地方奉为“真理”，并乐此不疲的践行着。

更为吊诡的是，这种“以赔偿换污染”的低级模式，依然得到了许多农民的默许和允诺，尽管它是如此的不合时宜。纵然民意诉求的渠道单一和艰难，倘若没有“梅花味精”突然的赔偿停止，“污染大户”定然还要霸气甚久。民众环保意识之匮乏，可见一斑。

面对不干净的GDP，无论是以立法为基础，还是加强舆论监督，甚至于增加政府编制有效管理，都是半个世纪或者80年前的西方国家所最直观的经验。然而制度性方面的操作，只有最终落实到观念上，企业和政府方能遏止违纪冲动，个人才更有捍卫权利之空间。

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无论我们需要怎样的未来，那一定都是和他人共存的未来。这个未来，我们希望有亮丽的GDP数字，但是绝不希望里面带着血腥。“梅花味精”还未必这么惊悚，但无疑，它应该成为唤醒我们环保意识的一块“敲门砖”。

20、垃圾焚烧：学日本，岂能照单全收？

来源：南方周末2010年11月08日　孟登科　朱婧一

http://news.qq.com/a/20101108/001327.htm

　　垃圾焚烧大国日本，正成为中国各地政府面对垃圾围城难题时，竞相取经的对象，但日本研究垃圾对策的权威学者却高呼，“千万别学日本！”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应该学习的是，日本垃圾策中的信息公开，尊重民意，权责界定，应该摒弃的是，一烧了之的依赖路径。

日本乡间街头的垃圾收集点，垃圾被严格分类，以利于焚烧或回收利用。南方周末记者何海宁图

　　日本是个名副其实的焚烧国度，至今仍拥有超过1400座垃圾焚烧炉，作为世界上最早应用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日本70%以上的垃圾被推进焚烧炉，这一数据在世界遥遥领先。

　　然而，专门研究废弃物处理的名古屋大学冈山朋子博士却对来访的中国人提出了忠告：千万别学日本！

　　在她看来，中国和韩国民间源于对二恶英恐慌而发生的反垃圾焚烧浪潮，在日本并未出现过，因为当二恶英问题被发现时，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早已遍布全国，“日本的焚烧历史太久了，发展经历也太特殊了。”

　　透过玻璃看到的是透明

　　“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

　　本桥胜照是东京新江东垃圾焚烧厂(下文简称新江东)管理课事务系的系长(类似于中国的科长或小组长)，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待参观。

　　在日本，到焚烧厂参观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而作为全日本最大的垃圾焚烧厂，新东江总是参观的首选。这座位于东京湾沿岸的建筑，单从外观上看，很难相信竟是一座日处理垃圾1800吨的焚烧厂。隔壁的训练场上，东京都警察机动队正在集训，厂区周围既没有刺鼻的臭味，也不见路面被污损的痕迹。

　　焚烧厂的一楼大厅，是一个专门用于介绍厂区概况的报告厅，这个报告厅耗资近亿日元(约800万元人民币)之巨，每个座位前都设置了投票器，小学生来访时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智力问答，优胜者还会有奖品。为了吸引孩子们的兴趣，播放的DVD短片甚至采用了卡通造型。

　　本桥手上的日程表，密密麻麻登记着参观预约，其中不乏中国人的身影。9月上半月的预约中已有三个中国的团体，分别是中日友好协会、专家学者考察团和安徽省一正筹建垃圾焚烧厂的地方政府。“他们(中国的地方官员)提的第一个问题无一例外都是：遇到民众反对怎么办。”本桥笑着说。他的回答总是很简单：信息公开。

　　参观者顺着楼上的长廊，按照垃圾焚烧的工序流程参观。在每一道工序车间上面，参观者透过透明的玻璃可以看到下面车间里的一举一动，在玻璃旁，还会有一个电子显示屏显示车间内的基本数据。

　　在东京湾填埋场附近，排列着包括新江东在内的六个垃圾焚烧厂，如此密度，一方面可以节省运输成本，另外的原因则在于东京湾是相对人口稀少的地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市民们都不愿意焚烧厂建在自己居住地附近。

　　新江东每年的运转费用是800亿日元(约64亿人民币)，其中的450亿日元来源于政府税金，而另外的350亿日元则是针对企事业单位收取的垃圾处理费用。

　　“我们的生存状况挺好，”本桥说，“任何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来监督我们的财务状况。”市民们亦很少担心焚烧厂弄虚作假，因为厂方的定期报告比市民监督更为严格。

　　不久前，东京都的21家焚烧厂中的4家排烟检测器，测出气化水银浓度超标，尽管这个浓度并不会给环境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但焚烧厂还是主动停止了运转，并第一时间向所在地区的居民通报。“通报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焚烧厂有信息公开的义务，同时也是教育市民和企事业单位要遵守垃圾分类。”本桥说，“之所以水银超标，是因为其中混入了不可燃垃圾。”

　　“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

　　事实上，焚烧厂并不是天生就愿意敞开怀抱，这是日本市民几十年斗争来的结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焚烧厂在日本，也曾遭遇过强烈的反对，但不是因为二恶英，当时的科学家尚未发现，那时的民意主要出于一种狭隘的心理：焚烧厂可以建，但不要建在我家周边。

　　东京都的武藏野市焚烧厂是另一个中国政府官员们的热衷参观地，因为这座建在人口聚集的市区内的焚烧厂，或许可以帮助回答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遭遇民众反对该怎么办？

　　还有一年就结束任期的后藤市长，希望在他离任前解决选址问题，然而他亲自挑选的一处地方，却被市民代表们在市民会议上强烈反对。

　　无计可施的后藤市长向做垃圾处理咨询工作的八太昭道求助，八太骑着自行车将武藏野市走了个遍，发现“想找到一片远离居民区的合适空地根本没有可能”，所以，“我建议市长还不如把这个烫手的山芋直接丢给市民，直接让市民来参与选址”。

　　武藏野市至今仍津津乐道的经验就是，从一开始便确定了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市民参与有章可循，首先确立了选址预备会规则，内容包括：由专家和市民代表组成的环境委员会推荐人员参加选址预备会，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如果一年内选不出地址，则意味着市民没有做出选择的能力，就得接受市长的选址。市民们表示同意。

　　“一开始就确立了游戏规则，而且是公开和透明的，更重要的是，无论这个地址选在哪，最终都必须在一年内有个结果。”八太昭道说，“换句话说，市长不用担心焚烧厂的地址没有着落了。”

　　经过选址预备会的投票筛选，四个地方被列入候选，其中包括市长最初的选址方案。

　　随后，选址进入到第二阶段，由专家、一般市民代表、以及这四个候选地的居民代表共35人组成了“建设特别市民委员会”，再做定夺，这是31年前的1979年。

　　后藤市长最初选定的那个地区的代表，为了防止被选上，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代表们做了一个焚烧厂和社区的模型，分析如果焚烧厂建成以后，当地的小学会怎样、小区会怎样，还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走遍了日本的焚烧厂，去搜集问题，他们用实际行动树立了市民参与的榜样。最终的结果果然不是市长的最初方案，而被选中的地区的代表们非常懊恼，曾一度提出过退场，但因为有约在先，他们最终选择了尊重规则。

　　后藤市长的难题果然在一年内解决了，新的垃圾焚烧厂也在1984年顺利完工。

三十多年后，首倡者八太昭道仍不免得意：让市民参与，其实并没有消除反对者的声音，而是把反对者的声音纳入到了一个合法的程序中，“本来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斗争，最后转化为民众和民众之间的斗争了，而我就是那只狡猾的狐狸。”

在新江东焚烧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焚烧厂各个工序几乎所有的运转信息。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图

　　自扫门前雪，解放“东京都”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

　　如果说武藏野市的经验解决了民意反对的难题，那么，地方政府间如何明确垃圾处理责任则是另一个重要话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东京都的垃圾处理都是由都政府来全权负责，随着城市垃圾的逐年增多，都政府渐觉力不从心。改变源自一场官司。

　　在六七十年代前后，东京的垃圾大多被运往靠近东京湾的江东区填埋处理，随着填埋衍生的污染和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加之填埋场越来越难堪重负，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美浓部提出“在城市夹缝中建造垃圾焚烧炉”的主张。

　　当时的东京都政府要求下辖各个区都需要建设自己的焚烧设施，“各家自扫门前雪”，尽管将垃圾推进焚烧炉在当时是日本社会上至政府、下至市民的普遍共识，但这一主张还是遭遇了阻力，引发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垃圾战争”。

　　其中，最强烈的反对声来自高级住宅密集的杉并区，他们认为处理垃圾是都政府的责任，跟杉并区无关。

　　愤怒的江东区居民则坚决反对杉并区的垃圾运进本区的填埋场，喊出了“杉并区的垃圾滚出去”的口号。坚持要在杉并区建焚烧厂的都政府，最终被杉并区居民告上了法庭。诉讼最终以和解而告终，居民最终同意在区内建设焚烧厂。

　　这场官司促使东京都政府重新思考，都政府和下辖各区在垃圾处理上的职责问题。 “垃圾的包袱不能都让都政府扛着。”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说，“这(杉并区事件)是一个转折。”

　　1996年，东京都政府正式通过法规，明确垃圾处理原则上是各市町村的责任。

　　而东京都23个区的区长们则成立了一个自治单位，即所谓的区长联席会议，下设一个专门的垃圾处理机构，即东京二十三区清扫一部事务组合，东京都政府将分管的垃圾焚烧厂全部移交给了对方。

　　十几年来，东京23区的垃圾处理已在一个责任明确的体系中稳定运转，各司其责：23个区各自负责自己的垃圾收集、搬运与资源回收工作，可燃垃圾被送到指定的21座垃圾焚烧厂，而不可燃垃圾和大件垃圾则送到相应的处理中心。最终的焚烧灰渣等被运送到填埋场，而填埋场则是由东京都政府负责，“东京都政府终于被解放了”。

　　新反建潮，暗流涌动

　　“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

　　焚烧国度，也从不缺坚定的反建派，近几年尤甚。年过七旬的广濑立成老先生是町田市的市民会议(NPO组织)会长，便是一名旗帜鲜明的垃圾焚烧反对者。

　　在广濑看来，占到垃圾总量40%以上的生活垃圾，完全可以在家里直接用厨房垃圾处理机来处理，最终变成肥料。

　　广濑对垃圾焚烧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焚烧厂产生的二恶英并没有被排出去，只是被收集了。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把收集装置放在密封的箱子中埋到地下，但危险源始终存在。或许有一天地震了，也将是危险。”

　　随着八十年代新建的垃圾焚烧厂的使用寿命到期，日本大量的焚烧厂均面临重建的问题，而类似于广濑先生这样的新兴反建派并非少数。“不夸张地说，现在又是一个新的反建潮。”广濑说。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德岛县上胜町。这里仅有2200人口，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40%，高达34种垃圾分类的要求近乎变态，每个家庭均配发了厨房垃圾处理机，在居民们的努力下，带到垃圾回收站中的79%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再利用，而垃圾焚烧厂无疑显得多余。

　　但是，名古屋大学的冈山朋子博士研究发现，各家堆肥化处理的方式在都市寸步难行，“像东京这种都市，在自己家做肥料，无处可用。如果是送到像千叶县这样可以应用肥料的地方，从法律上来看又是不允许的，因为法律规定，垃圾处理必须在自治体内解决。”

　　冈山朋子一度建议，不要对落后的焚烧厂进行升级改造，而是将其变成集中堆肥化处理的工厂，但这并不比建焚烧厂更容易获得支持。她曾对名古屋和韩国做过民意支持的比较研究，结果令她很意外，对肥料转化厂的支持度，韩国超过了80%，而日本名古屋只有30%。

　　“日本的市民对于焚烧的接受程度很高，相反会认为堆肥有味道，而中国人和韩国人则担心焚烧会产生危害健康的二恶英问题。”她总结说。

　　一烧了之，治本之策？

　　“如果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

　　冈山朋子不止一次提醒前来取经的中国人，“千万别学日本！”

　　“日本焚烧垃圾的历史已经超过百年了，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理的政策，都是为垃圾焚烧服务的。”而垃圾的出路更应该在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

　　事实上，日本国内的垃圾处理正呈现着一个看似矛盾的图景：一方面是垃圾焚烧技术的日益精进，对垃圾焚烧的依赖感与日俱增，而另一方面各地探索零垃圾，拒绝垃圾焚烧的呼声从未间断。

　　日本环境省废弃物管理部官员筒井诚二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环境省对于任何致力于3R(reduce，reuse，recycle)运动的尝试都是支持的，但具体哪个地方应该实行怎样的垃圾处理方式，应该由当地政府和市民共同商讨决定。在他看来，选择焚烧作为垃圾处理的主导方式还是出于现实的需要。

　　而广濑先生担心的是：现在的垃圾焚烧技术越来越发达，什么都能烧了，会让政府和市民们觉得，把垃圾推进焚烧炉是一劳永逸的事情，没有人会有动力做更费时费力的垃圾分类了。他的担心终于变成了事实。

　　塑料最早被划分为不可燃垃圾，是因为1973年东京都在焚烧塑料的焚烧厂的废水中检测出重金属超标。而如今，焚烧技术的进步似乎为将塑料推进焚烧炉提供了安全保证，而节约填埋空间、延长填埋场寿命更是理据十足。广濑先生则坚信另外的逻辑，焚烧炉需要更多的垃圾或许才是根本原因。

　　如今，日本正进入一个焚烧炉改造期。而焚烧炉企业表现出的强大的游说和公关能力，令广濑先生心有余悸，“我担心改建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会加大日本对于焚烧炉的依赖。”

　　环境省的官员对上述担忧的反应则明显乐观：“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已经很高了。焚烧是建立在垃圾分类和循环利用的前提上的。”

　　但显然，这与冈山朋子博士的研究结论相左，在她看来，日本的垃圾分类和处理的政策，无不是以垃圾焚烧为中心的，而最终也会受制于垃圾焚烧。

照搬了焚烧的日本，也就可能断送了垃圾问题的真正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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