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环保部今日首次发布的《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2010年度)》(以下简称“年报”)透露,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汽车产销量的飙升也带来了严重的机动车污染问题。“年报”认为,我国机动车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我国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为控制日益严重的机动车污染,环保部表示,将加强对在用机动车的环境监管。

　　20年机动车保有量增25倍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据“年报”统计,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态势。2009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379.1万辆和1364.5万辆,同比增长48.3%和46.2%,机动车保有量接近1.7亿辆,同比增长9.3%,与1980年相比,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增加了25倍。

　　其中,汽车6209.4万辆,摩托车9453.1万辆。按汽车排放控制水平分类,达到国III及以上排放标准的汽车占总保有量的25.4%,国II汽车占31.8%,国I汽车占25.7%,其余17.1%的汽车还达不到国I排放标准。

　　这位负责人表示,汽车是机动车污染物总量的主要贡献者,据他介绍,汽车排放的CO(一氧化碳)和HC(碳氢化合物)超过70%,NOx(氮氧化物)和PM(颗粒物)超过90%。而按车型分类,全国载客汽车CO和HC排放量明显高于载货汽车,其中轻型载客汽车贡献率最大；载货汽车排放的NOx和PM明显高于载客汽车,其中重型载货汽车是主要贡献者。按燃料分类,全国汽油汽车CO和HC排放量明显高于柴油汽车,超过排放总量的七成以上；柴油汽车排放的NOx接近总量的六成,PM超过九成以上。

　　这位负责人公开了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5143.3万吨,其中一氧化碳4018.8万吨,碳氢化合物482.2万吨,氮氧化物583.3万吨,颗粒物59.0万吨。

　　部分地区每年200多灰霾天

　　这位负责人说,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对环境影响日趋严重的同时,我国一些地区酸雨、灰霾和光化学烟雾等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频繁发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每年200多天的灰霾天气,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细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相关。

　　环保部将加强在用车环境监管

　　这位负责人表示,近30年间,我国先后颁布了90多项机动车环保标准,7年内实现了机动车国I标准到国III标准的升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排放控制水平的差距,2009年,新生产轻型汽车的单车污染物排放量比2000年下降了90%以上。

　　这位负责人认为,实施严格机动车排放标准的减排效果显著。他说,1980至2009年,全国汽车污染物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80至2000年期间污染物排放量与汽车保有量呈线性关系增长,2000年后,污染物排放量增速有所减缓,这与不断实施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和淘汰高排放的“黄标车”有关。2009年,占汽车保有量17.1%的国I前标准汽车,其排放的四种主要污染物占总排放量的50%以上；占保有量25.4%的国III及以上排放标准汽车,排放量不足总排放量的5%。

鉴于目前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位负责人说,今后环保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完善新生产机动车、在用机动车环境监管,全力削减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总量；同时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从行业发展规划、城市公共交通、清洁燃油供应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缓解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记者郄建荣）

2、北京建成地下水环境立体分层监测网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 2010-11-05

http://www.hwcc.gov.cn/pub/hwcc/wwgj/gjpt/ylxw/201011/t20101105_324576.html

由北京市地勘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完成的《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环境监测与初步整治方案》近日通过专家评审，标志着北京地下水环境立体分层监测网建成。据悉，北京市平原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和重点污染源专项监测网络将于年底正式投入运行。

该项目是《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规划》和《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地质勘查发展规划》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建立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和污染源专项监控网，实现对地下水水质长期、系统的监测与评价，全面掌握北京平原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实时了解重点污染源对地下水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发展趋势，为制定北京市地下水环境保护整治方案提供基础依据。

该项目历时三年，开展了北京市平原区6900平方公里1∶5万水文地质测绘；对北京主要集中供水水源地进行了1∶2.5万污染源专项调查。项目准确把握含水层空间结构和垂向分层特性，运用国际先进的地下水质监测网优化技术，设计了区域地下水环境监测网络与污染源专项监测网络；运用 “一孔多井”监测井技术，首次在北京系统地建立了立体分层的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建设完成了区域地下水监测井822眼，实现了传统资源型监测网向资源与环境并重型监测网的转变。

项目针对平原区工业污染点源、污染河流线源、农业污染面源等污染源，建了360眼污染源监测井，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的全市平原区重点污染源专项监控网络，实现了从源头监控地下水环境变化的专项目标，填补了北京市地下水污染专项监测空白。

项目组在建立立体分层监测网基础上，对北京市地下水环境质量进行分层综合评价后提出：现阶段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为地下水集中开采的水源地，要重点保护生活开采层。为此，项目组建议，不仅要对地下水水源地地区严格管理，还要对地下水补给区、地下水防污性能差地区，特别是污染荷载高的工业园区加强对地下水开发利用的管理，从源头进行污染防治；要利用国内外先进经验和技术，重点对地下水水源地、地下水主要补给区等开展地下水环境整治、修复研究工作；要建立地下水环境监测的长效机制，完善现有法律法规，以确保地下水资源环境安全。（作者：高慧丽段金平段海明）

3、山西排污费收10多亿 环保官员称不想征收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11月0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134711.html

　　中新网太原11月4日电(任丽娜)　山西省环保厅4日通报，截至2010年三季度末，山西共征收排污费10.81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2.91%。

　　“排污费的增长一方面显示山西环保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则显示山西污染依然严峻的形势，作为环保官员，从内心不想征收排污费，希望排污费征收得越少越好。”山西省环保官员李景平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数据显示，此次征收的10.81亿元排污费，其中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5.1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26%，一般排污费征收5.7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4.66%。

　　山西省环保厅称此排污费“成绩”来之不易，征收工作是在经济形势整体尚未好转，政府对部分重点焦化行业实施降低排污费征收标准优惠政策，焦炭生产排污费征收总额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

此外，山西污染大户缴多少排污费，上网一查便知。据介绍，从11月1日起只要登录山西省环保门户网站，即可查询全省国控企业本年度排污收费情况。(完）

4、山东试水海洋生态补偿 损害10平方公里赔2亿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0-11-05

http://www.cnr.cn/china/gdgg/201011/t20101105_507276390.html

　　中广网济南11月5日消息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今年（2010年）国内外发生多起海上溢油事故，让海洋环境面临着空前考验，同时也凸显出目前海洋生态补偿方面的软肋。为弥补这一空白，海洋大省山东出台国内首部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详细情况连线山东台记者单亮。

　　主播：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我国先后加入了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国内也制定了多部海洋环境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在这个背景下，山东出台海洋生态补偿的具体办法，将起到什么作用呢？

记者：虽然有如此多海洋保护方面的立法,但在实践中,却出了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难、处罚难、追究难等问题。这使海洋生态保护面临诸多困境。如海洋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应当排除损害,消除污染,赔偿损失。而且还规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比如国家海洋局来代表政府对污染破坏者进行索赔,但还缺少对损害标准的认定。山东省这次出台，就是缓解长期以来海洋受污之后的补偿难题。

主播：“用海必补，损害必赔”，只有严格奖罚措施，才会真正保护环境。那么对于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山东今后将如何处罚，处罚的资金又将如何支配？

　　记者：按照规定，在山东省管辖海域内，发生海洋污染事故、违法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等行为导致海洋生态损害的，以及实施海洋工程、海岸工程建设和海洋倾废等导致海洋生态环境改变的，应当缴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如造成50公顷用海生态损害，应当缴纳1000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如果造成1000公顷用海生态损害，则应当缴纳2亿元损失补偿费。

　　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征缴后，实行省、市、县（市、区）三级分成，除省级留成50%外，县级可分成35%，市级仅分成15%。省级留成资金分别用于省本级和补助各市、县的海洋与渔业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整治和管理工作。

5、河南嵩山地质公园遭私挖滥采 管理者收费放行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2010年11月05日　孙斌文图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1-05/105821419666.shtml

疯狂采沙正在吞食嵩山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独一无二的嵩山世界地质公园，这部完整的“五代同堂”的“地学百科全书”和“天然地质博物馆”，目前正被私挖滥采的采沙场撕得面目全非。

　　记者调查发现，当地管理部门在收了“保护费”后，各种采沙车便可畅通无阻。当地群众呼吁，救救嵩山世界地质公园！

　　读者反映

　　滥采石沙频啃食

　　地质公园“很受伤” 　

　　“2004年，嵩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全球第一批‘世界地质公园’。该地质公园内，连续完整地出露着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5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地层层序，地质学界称它为一部完整的‘地球历史石头书’。然而，滥采石沙正啃食着嵩山世界地质公园。”近日，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一位人士向本报反映。

　　登封市少林办事处一位居民也向本报反映说，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无证采沙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先后引起国务院、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去年和今年，登封市曾加强对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保护。最近，随着房价攀升，砂石、中沙和细沙涨价，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内无序采沙加剧。

　　位于地质公园保护区内的少林办事处左庄村村民说，因为采沙无序，他们有地不能种，有水不能浇地，有路不能走，公园内植被严重破坏，他们不忍心看到无序采沙者给我省“申遗”抹黑，更不忍心让世界地质公园毁在采沙者手中，希望上级关注，责成相关部门迅速查处，追究有关责任人。

　　记者目击

　　采沙车来回穿梭如同修水库

　　昨日，记者赶往登封，在当地知情人的带领下，来到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园区。

　　沿途放眼看去，嵩山世界地质公园满山的红叶在秋季显得亮丽娇俏。然而，车几经转弯，记者便见证了众多采沙场采沙的疯狂。

　　在少林办事处左庄村、王庄村区域内，采沙场一个挨一个，多个采沙场面积达几十亩或上百亩，最深挖到距地表二十多米。

　　在这些采沙场附近，山体开裂，地上的树木等植被被毁。而采沙剥离出的土层被推土机推到沟沟坎坎中，在水流冲刷下，流失的泥土一步步掩埋着呵护地表的植被。

　　这些沙场，离村民住房最近的也就几十米远。陪同暗访的人说，如果是夏天，这样松软的泥土，极容易诱发地面塌陷，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

　　记者继续向前走，一个巨大的采沙场面又出现在记者面前，站在耿庄村附近的一个制高点向下看去，一个个采沙场吞食着上千亩景区的土地。深挖的沙场挖到地表以下二三十米，推土机、采沙机、拉沙车辆来回穿梭，场面如同修建中小型水库般热烈。

　　最疯狂的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309号界桩附近，沙场采沙采到郑少洛高速公路和景区公路两侧，挖到离公路护篱30厘米，离公路护坡堤肩仅有1米远。

　　记者驱车沿着少林办事处附近地质公园奔走3个多小时，所到之处群众都反映，有证和无证的采沙场常常不分昼夜地私挖滥采。

　　世界地质公园遍体鳞伤，难道没人管？左庄村九组一村民说，国土管理部门也不知道是咋管的：2009年春旱灾严重，他们村附近的金牛岭采沙场，把数千米水渠给毁了，村民抗旱“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小麦旱死；有的沙场采矿许可证到期至今也没有停止采沙，国土管理部门得到举报后每次来人检查前十几分钟，沙场就会“自动”停止采沙。

　　记者暗访

　　管理者开门收“税”

　　采沙车“畅通无阻” 　

　　知情人称，地质公园这一带沙多，私挖滥采严重，前几年在国务院和省政府过问下，登封市国土部门特别设立了沙场专项整治管理办公室，下设几个管理检查站，并派出流动车监管，市领导也经常带领督察小组检查，滥采一度得到遏制。但今年以来，沙价大涨，滥采重新抬头。无证人员金钱开路，交了“保护费”或贿赂后，一路绿灯。更有甚者，一些管理人员自己也私办采沙场，上行下效，就乱套了。

　　这位人士所说的真实吗？昨日，记者两次来到三王庄沙场专项整治管理检查站暗访。

　　记者看到，在该站附近，有证和无证采沙场四面开花。两位管理人员关门坐在路边的检查站内，载着沙和粗沙料的大型车辆，有的把一张票据丢进窗口开车就走，有的则向窗口示意一下什么也不留下就开车走了。

　　昨日下午3时，记者以买沙者的身份敲开门，两位管理人员热情地向记者介绍生意，称有证采沙场的沙卖得贵点，每立方米35元；无证的是小沙场，价格便宜些，每立方米为30元。他们还为记者留下沙场老板的电话号码，表示要与沙场联系把沙卖给记者。

　　两位管理人员还说，他们也办有采沙场，一铲(1.5立方米)50元，45吨的车拉到郑州运费为1000元，量大的话价钱还可商量。

　　攀谈间，不断有拉沙车经过。车主从车上递过一张红色收据，上面写着“沙20方”，没有写明收费金额，收费盖章单位为登封市国土资源管理局。

　　记者发现，载重45吨的车辆都开20吨。两位管理人员笑着说，开20吨的收据还不是想向国土局少交点“税”。

　　记者发现，有的满载细沙的车辆并不给交费收据，有的车则向管理人员交的是黄色收据。管理人员说，交黄色收据的，是内部人员开的沙场。至于内部人员开的沙场要向单位交多少“税”，两人没有透露。

　　沙场专项整治管理检查站就是整治无证开采的，可不少无证沙场就开在检查站四周，最近的离检查站有二三百米。

　　为何检查站不管这些无证沙场？两位管理人员说，这些无证沙场也向国土局“交税”，这些沙场采出的不是细沙，到附近有证的采沙场借开收据，然后再到检查站把收据交上就可以拉走了。

　　呼吁

　　公园遗迹破坏严重

　　希望从速从严查处

嵩山世界地质公园管理委员会一位人士说：嵩山世界地质公园遗迹保护工作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地质遗迹保护区建设速度慢，一些珍贵的地质遗迹破坏严重。希望国土资源部门把保护地质环境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坚持依法行政，对破坏地质环境、诱发地质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从速从严查处。

6、香港2010气候变化国际会议（2010年11月3日－6日）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1－05

http://news.qq.com/zt2010/climatehk/index.htm

7、我国喀斯特地区生态修复面临两难困境

来源：科技日报2010年11月05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05/002846.htm

[导读]岩溶高原、峰丛山地，独特秀美的喀斯特地区因人口压力和历史原因，正面临严重的石漠化、生态退化问题

“在世界许多国家，喀斯特地区往往是国家公园，因为岩溶高原、峰丛山地独特的秀美风貌，成为游人向往之地。但是在黔滇桂川等地的喀斯特地区，因为人口压力和历史原因，却是最贫困的地区，而且石漠化、生态退化严重。毕节地区最为典型。”

在从贵州省贵阳市通往毕节市的车上，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熊康宁急切地向同车人介绍。随着毕节的临近，随处可见的嶙峋、裸露山石缝中顽强出头的玉米，印证着熊康宁的这番话。

这就是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课题所要试图解决的难题——在历史欠账和人口的双重重压之下，探索出治理喀斯特退化、脆弱生态系统的技术和模式。

在课题示范区毕节鸭池大苗寨村口，65岁的村民王道成回忆起儿时这里的环境：“小时候，山上的树多得很，人都进不去；唉，1958年炼铁，都伐啦……”记者问及课题组在这里推广的石漠化环境水土保持与混农林复合经营技术模式的情况，58岁的彭先玉表示，不少村民都按照专家的意见间种了核桃树，也有种桃树的，还有石埂坡改梯田的。如果销路没有问题，收益肯定比种玉米要强许多。

在起伏的山田中穿行，不断看到农作物中挺立的核桃等经济植物。作为课题负责人的熊康宁告诉记者，示范区农业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488人，人口压力巨大，石漠化和潜在石漠化面积占到1/4，产业结构单一，水土流失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纯粹的生态措施很难实行。因此，他们实施了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调整种植结构，提高耕地质量，蓄水保土的坡耕地综合整治技术体系。争取在三五年内使这里以粮食收入为主的传统农业转变为以经济林收入为主的绿色生态农业。

具体做法不同，但有着改善岩溶峰丛山地脆弱生态这一相同目标的课题，在广西平果县果化示范区的龙何屯也实施了4年。知道验收专家来，何老汉把成筐的红皮红瓤火龙果摆在山路旁款待来客。课题负责人蒋忠诚研究员介绍说，这里虽属热带气候，但干旱缺水，石漠化严重，人地矛盾尖锐。针对岩溶石漠化区水土主要通过地下漏失的特点，课题组专家除了在示范区采取了植物篱笆、草被等生物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外，还在此探索建立可持续利用的高效复合农林经营模式。

村民潘梦花在科研人员指导下种植火龙果同时套种菊苣、紫花苜蓿和黑麦草，并养殖兔子。果树—经济作物（草）立体种植，使果树行间3至9月均有植物覆盖，提高了植被覆盖率和土地利用率，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又减轻了人为对生态的干扰和压力。

8月以来，记者随专家验收组跑了一些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脆弱生态修复课题实施地，总能听到专家们有关是生态项目还是农业项目的议论。这似乎是个困境——重建生态环境不结合农业，许多生态脆弱区现实的人口压力，生存和发展的矛盾就难以解决，生态恢复工作也难在龙何屯崎岖的山路穿行，验收组来自北大的蔡运龙教授感慨说，实际上不少生态脆弱、退化区，如果能够避免或大大减少人为活动，经过较长时间，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我修复的。当然相应的科技手段能够加快、提高修复的过程和质量。

在毕节鸭池王婆岭，课题组针对这里强度石漠化环境，采取了封山育林和防护林建设与人工辅助生态修复技术相结合的治理手段。但记者远远望过去，发现封山育林区坡度不小的山坡上，仍有大片玉米，课题组的一位专家无奈地表示，这样需要政策扶植的问题，他们也无法解决。有些生态问题，必须要用真正的生态工程，生态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需要国家、政府层面来统筹。

8、聚焦绿色成败 日本全民“洁癖”如何炼成？

来源：南方周末2010年11月05日　何海宁　倪晓雯

http://green.news.qq.com/a/20101105/002901.htm

日本社会环保意识得以固化并传承，这得益于日本“四大公害”造成工业污染的教训，得益于不断完善的法律，得益于日本人习惯于遵守规则的国民性格，这使得整个社会如同工业流水线一般程序化运作。

中国崛起的十年，和日本“失去的十年”，在2010年8月，终于有了最直接的碰撞：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越日本，位列世界第二。

日本遗憾,中国警醒，但数字上的高下，并不足以概括全部事实。

在绿色浪潮来袭的今天和未来，我们究竟超越了日本什么，又落后了日本什么，依旧值得追问。

南方周末记者为期半月，深入日本社会，遍访各界，还原真实的中日差异。“超日之思”专题将以上下两辑的篇幅，超越数字高下，聚焦日本在环保、低碳等绿色领域的成败利弊，以资后来居上者中国借鉴。

东户山小学的环保烹饪课

在四十余双眼睛的注视下，65岁的村井安成老师要在学生们面前变“魔术”——他要把烹饪台上的苦瓜变成一个个“甜甜圈”。

苦瓜是这些四年级小学生们春天种下的，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苦瓜生长时，7名小学生还利用垂下的藤条，制作“绿色窗帘”，在教学楼外面遮挡阳光，降低室温。环保烹饪课前，这些小学生站在讲台上，举着室内外温差记录表，讲述他们的成功实验。

这是位于东京新宿区东户山小学综合学习时间的一项内容，帮助学生亲近大自然。综合学习时间是日本中小学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每周两小时，让小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调查内容。

“有30%多的学生选择环保。”位于东京的环境保护交流中心代表森良说。

与中国环境教育注重科学知识不同的是，日本的环境教育更倾向于“体验”。这种环境教育有很强的实践性。为此，有的学校在校园里开辟一块田地，学生们种植水稻；有的则带领学生到垃圾处理厂参观废品回收发电的过程。“这样，小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有征服自然的想法了。”森良说。

东户山小学校长国分重隆在记者面前摊开一份详细的课程安排计划，每个科目都有环保内容。“最难融入的是数学。”他说。即便如此，老师也设法让学生在校园里各自找一棵树，自己计算树木二氧化碳的吸收量。与记者谈话间，他便接到一个环保组织的电话，向他推荐在工业课、农业课里融入环境教育的活动。

现在，文部省（相当于中国教育部）每年都会制定环境教育大纲，各个地区的教育机构进一步细化，到了国分重隆手里就是详细列举每个科目、年级和学期的具体活动表。

“日本人对环保的要求已经根深蒂固了。”国分重隆指着手里的文部省的“环境教育指导资料（小学校编）”感叹道。

那一场日本教育大辩论

当了40年教师的村井安成如今在东京都新宿区立环境学习信息中心工作。这所民间组织类似于环境教育的中介机构，负责登录环保组织信息，然后由村井安成和他的同事到新宿区各个学校推荐。

村井安成的办公室色彩斑斓，摆置着许多小学生作品，有环保小屋的模型、昆虫标本，还有一个太阳能收集器。一块展板上贴满学生日记，其中一张记着：“今天在电车上，我看到有人穿长袖，而且是黑色的的正装。这在夏天是很不合适的，浪费空调。”

这所信息中心隶属于新宿区政府的环保部门，通过招投标合作，每年获得政府一千多万日元的活动经费。在全日本，这类非盈利组织有数千所。

环境教育之所以如此盛行，这源于1990年代末日本教育界的一场大辩论：日本教育缺乏什么？争论的最终答案是，日本学生记忆很拿手，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文部省就此改革，从各个科目中削减了上课时间，增加了综合学习时间。这恰恰给起步的环境教育提供了载体。

1980年代中后期，日本正经历着著名的经济泡沫时期，股票和土地交易市场盛行投机热潮。“所有人都觉得做什么都能成功，房贷利息6%都觉得能还，现在2%都不敢买房子。”38岁的东京妇女早川美妙子说。

如今司空见惯的企业环保广告，当时几乎没有。一名东京市民唯一记得的是一家地铁公司做的环保广告，它将塑料瓶变成纤维，制成员工制服。

经济崩盘之后，日本开始反思。这意味着国民意识的转变，教师、学者开始专注于环境教育。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论坛成立。这个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性论坛前身是清里论坛。1987年，在距离东京市区约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清里召开了第一届环境教育论坛，这成为全国各地教师、学者交流的平台。

一位日本母女用2000个废铁罐做成烛台，呼吁身边人保护环境（CFP/图）

日本环保启蒙运动

9月15日，学习院大学教授走访哲郎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教科书，其中一本是几年前的小学课本，上面没有现在热门的低碳、地球环保知识，而是讲述“四大公害”造成的工业污染。

四大公害指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哮喘病和痛痛病，集中爆发于1960年代，这是日本环境污染时代的标志。

1970年代，公害病的医学认定工作持续多年，受害居民和企业激烈对抗。虽然四大公害只发生在日本偏远地区，但抗议活动和随后旷日持久的诉讼震撼了整个日本。

村井安成的高中时代正好是水俣病诉讼激烈的时候。当时他的课本并没有相关环保内容。“擤鼻涕都是黑色的，走在路上眼睛都会痒。”

10年之后，当法律认定企业责任之时，村井安成从学生变成教师，课本上也开始出现了公害教育。

在这期间，日本人尊崇大自然的国民性使得自然保护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特别在都市圈快速发展期间，普通市民更加渴望亲近自然。一种“自然学校”的民间组织、企业开始为这种需求提供服务。

如今，“自然学校”被赋予了环保理念，有解说者专门进行环保宣传。“七八年前，自然学校有两千多所，现在有四千多所了。这意味着家庭与自然接触的意愿在增加。”走访哲郎说。

既是法律，又是文化

对于日本人的环保意识，染野宪治更愿意相信是环保法律确立所致。这名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原来在日本环境省（相当于中国环保部）就职，参与水俣病赔偿工作。他拿出一张带有坐标系的讲解稿，纵坐标是时间，横坐标代表从限制性法律到自主性措施的演变。时间越靠近现在，带有鼓励、促进性质的自主性法律越多。

从1967年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到1993年的环境基本法，日本的各项环保法律经历了政府、民间力量和企业之间的激烈博弈。

如今，各类环保法令和产业标准都比较完备，连保鲜膜盒外切割用的金属锯条，都有企业更换为更加有利于垃圾分类的代替品。最为典型的是日常垃圾分类，种类区分在各地不尽相同，但每个地方至少能看到5个并列摆放的垃圾桶。这已具体到了每一个饮料瓶上。制造商要标明可回收标志，瓶盖、瓶身、包装纸分为3类垃圾分别回收。为方便消费者撕下包装纸，生产商还特别制作了撕口。“正是有了法律，政府开始有规范，企业也开始遵守，人们才慢慢了解环保。”村井安成说。

环保正成为企业促进消费的招数。屋顶绿化成为潮流，就有商家开始广告推荐大象粪便是绝好的肥料。有人在看电视时会走开或者不知不觉打瞌睡，就有生产商开发了可以感应观众是否在场，或者是否睁眼的电视机，就算闭眼睡觉了，电视机都会自动关闭。

“企业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正面影响。”家住东京高尚住宅区的园山京子说，“比如买冰箱、空调，就会注意不含氟利昂。”

“环保意识现在是一种fashion（潮流）。”爱知大学教授大泽正治说，大概5年前，他在欧洲看到环保袋时，就感觉这将会风行日本。如今，这果真已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潮品”。

矛盾的环保社会

早川美妙子家里有10个环保袋，几乎每买一宗商品都会送一个，这成了浪费的环保品。“商店里也卖环保袋，要一千多日元，都变成商品了。”她笑道。

仔细观察日本人的环保意识，会令人心生矛盾。无论谁踏足这里，都会赞叹它干净的街道、精细的垃圾分类。不过，当入夜时，看到满街密如丛林的霓虹灯整夜通明，商店里精美包装的商品，又会纠结于这个消费社会的奢侈浪费。

许多垃圾桶放在饮料自动售货机旁边，与数十种待售的塑料瓶相映成趣。1995年日本制定了“包装容器回收法”，认为塑料瓶的回收技术已成熟，允许企业生产500毫升的塑料瓶。“所以有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回收。”广濑稔也说，“这是站在企业发展的角度制定的法律。”

广濑稔也住在横滨市，家里垃圾分为8类，牛奶纸盒必须剪开、洗净、摊平，才能送去回收点。这个过程要用水电，他与一些家庭妇女一样迷惑，这到底是环保还是浪费？

马桶是另一个矛盾的典型商品。家庭马桶水箱的进水口是水龙头，在水箱上面，洗手的水可以循环用于冲洗马桶。它同时有舒适的额外设置，方便之后有喷水口冲洗肛门，马桶圈会常年通电发热，保证如厕人士裸露的屁股不着凉。这显然有些不环保，于是，有商家生产了感应发热的马桶，避免无人时的“浪费”。

许多餐厅提供一次性筷子、餐巾纸。如果发给顾客4张餐巾纸，只用了1张，但是最后清理时，严谨的日本餐厅会扔掉所有餐巾纸。

“日本人做的努力，是在生活便利性之上的环保，这并不是为了减少消费。”染野宪治斟酌了一下字眼，慢慢说道。

走访哲郎有时会哭笑不得。在一次大学三年级测试上，有30%的大学生不会把英语的“生物多样化”、“全球变暖”翻译成日文，在小学学习过的蜻蜓、苍蝇幼虫，也有很多人不认识。“日本的环保意识整体是很高的，但两极分化很严重。现在有一些‘宅族’，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

“像我们这个年纪，公害病感同身受，但相比较年轻人，他们接受了系统的环境教育，应该更加有活力，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村井安成说。

9、应对垃圾围城 全国应有大的环境消纳战略

来源：人民网2010-11-05

http://news.v1.cn/zt/2010-11-5/1288927576615.shtml

核心提示:中国每年垃圾生产有1.6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440公斤，而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了66%，近三分之一的垃圾只能进行简单的处理——填埋。

　　据了解，目前许多城市遭遇着“垃圾围城”的困扰，据一项最新的数据统计，中国每年垃圾生产有1.6亿吨，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440公斤，而且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占了66%，近三分之一的垃圾只能进行简单的处理——填埋，全国600座城市已经堆放或者填埋各种垃圾80亿吨，垃圾堆积累计侵占土地达到5亿平方米，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困境。

　　汤大友表示，垃圾污染局面非常严峻，它比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更难以治愈。垃圾是几十年，上百年在这里堆着，不处理它，它永远在这放着。以北京为例，北京人口高度聚集，垃圾大量产生，现在北京的垃圾处理已经成了北京市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处理无非是两种办法：一种是焚烧，一种是填埋。填埋有填埋的问题，焚烧有焚烧的问题，垃圾整个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光是一个技术问题，是整个社会管理的问题。

　　汤大友建议到，垃圾处理，首先要尽量减量化：一块是填埋，一块是焚烧。从美国来讲，从加拿大来讲，这些国家也是填埋占60%、70%，还是以填埋为主，这是成本最低的处理方式。但是日本这样的国家，土地面积很少，只有焚烧，这是最好的，是减量化最有效的办法。但是对中国的国情来讲，有很多事情是不允许的。假如北京地区的垃圾填埋现在没有地方，如果焚烧，现在市政府准备建立几个大的焚烧填埋场，但是仍然有很大的问题，建在哪，北京62%是山区，38%是平原，62%的山区基本上是在西北方向，是上风上水的方向，在北京是总体发展规划里面是北京生态发展涵养带，本身不允许有污染的东西存在。38%的平原这一块处在东南，整个城区占了几千平方公里，现在城市化飞速发展，平原已经没地方搞垃圾填埋了。如果焚烧的话，北京的气候也有一些问题，早晨起来一般刮二三级西北风，下午、晚上刮东南风，又刮回来了。基于这种局面，汤大友建议，我们应该有一个大环境概念。就是从生态安全的角度，从北京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从资源的合理配置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整个从国家来讲，从华北地区到北京，京津唐地区，到大西北，整个应该有一个总的环境消纳战略。

10、走进长江两岸小化工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1-05 刘绍仁

http://www.cenews.com.cn/xwzx/sj/201011/t20101104_679880.html

■小化工遍地开花，员工不足十名的化工企业藏匿于长江沿线各地

■化工区紧密分布，间隔几十公里就有多家相似的化工园区

■单个企业在线监测达标排放，是否超出环境容量却鲜有考虑

在长江沿岸，有很多小化工企业，设施简陋、工艺落后。　刘绍仁摄

　　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过多过密的化工园区建设形成了生产线沿江布局的显著特点。记者近日沿长江走访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上海5省(市)的多个化工园区，发现化工企业参差不齐的现象并非个案。

　　一个企业支撑一个化工群？

　　一座直径四五十厘米、高三四米的烟囱，烟囱下摆着一台直径1米左右、高不足两米的合成釜，员工8名，以巴陵石化的副产品为主要生产原料进行再加工，年产几十吨。这样规模的企业在云溪工业园区有8家。

　　云溪工业园区地处湖南省岳阳市东北方向20公里处，其中最著名的企业是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两家企业。

　　据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环保局局长姚兵池介绍，这两家大企业的副产品和废弃物不仅养育了许多小化工企业，而且还催生了云溪化工园区。“云溪工业园区共有85家化工企业，包括即将关停的岳阳市云溪区科德塑胶厂、郑国胜废塑料加工厂和即将搬迁的湘达化工厂、通力化学助剂厂等。

　　湘达化工厂坐落于岳溪公路旁，是个半开放企业，既没有完整的院墙也没有厂门，只用敞开的围墙拦着。厂内只有一座直径四五十厘米、高三四米的烟囱，烟囱下摆着一台直径1米左右、高不足两米的合成釜。

　　记者一行进入厂里时，几名工人正守在合成釜旁忙碌着。据工厂负责人介绍，湘达化工厂是他自己的企业，共有员工8名，年产成品约几十吨，工厂主要以巴陵石化的副产品为主要生产原料进行再加工。他说，在巴陵石化公司附近有8家这样规模的企业，都是依赖巴陵石化的副产品为原料从事生产，所以原料供应相对紧张，现在就是因为巴陵石化没有原料供应，只得停工检查。

　　从湘达化工厂出来，七拐八绕，在一个几乎封闭的半山沟里，记者又找到了一家更小的化工厂——通力化学助剂厂。在一片片庄稼中间，一个近百平方米的院子，散落着几间平房，两台离心机，几条搭建在半空中的管道，院子中间被一道墙分开，这就是工厂的全貌。

　　据姚兵池介绍，这里为两家私营企业，通力化工厂和昌盛石油化工厂。

　　据通力化工厂负责人介绍，他是福建人，工厂共有员工10余名，主要以塔尔油、粗松节油及石化的副产品为原料生产浮选剂，年产量约600吨。

　　记者一行从通力化工厂围墙的豁口处进入昌盛石油化工厂时，发现它对外的厂门紧锁着，在开放式的厂棚下面有两名工人在一台离心机旁忙碌着。当问起厂长时，他们称厂长外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这两家企业的生产规模都不大，都只有几名员工，年产几十吨，但一进入厂区便有股呛人的气味，令人头痛难耐。

　　早在1996年8月，国务院便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在1996年9月30日前对小造纸、小制革、小染料厂及土法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铅锌、炼油、选金和农药、漂染、电镀、石棉制品，放射性制品等“十五小企业”实行取缔、关闭或停产，虽然云溪工业园区的小化工企业没有在国务院公布的取缔、关停名列之中，但明显属于小型化工企业，是否允许它们生存？记者没有查到相关文件，不得而知。

　　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这两家大型国企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小型化工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小型化工企业多数依赖巴陵石化和长岭炼化的副产品或废弃物进行生产，粗放无序的发展模式使得企业在利用副产品和废弃物资源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小的环境污染，使区域环境长期处于重负之下。

　　个体达标排放，总量怎么样？

　　记者一进入金山大道，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酸味在空中弥漫，越往金山区中心走，这股味道越浓烈。在线监测仪器显示，园区内各企业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湖口县位于湖北省和江西省的交界处，三面环山，青峦叠翠，长江绕城而过，鄱阳湖依城而居。在秀美的山峦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小镇——金砂湾。

　　金砂湾曾是个贫困落后的地方，曾经没有工业，没有旅游业，农民只能“土坷垃里刨食”。本世纪初，金砂湾工业园区建成，随着当地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大批工业企业迅速入驻，当地经济迅猛发展，并快速成为江西省九江市的工业强县。

　　湖口县环保局龚局长说，金砂湾工业园区成立后，约有50家企业入驻。这些企业参差不齐，当地环保部门为了加强管理，先后关停了16家。随着环境整治力度的加大，目前，湖口县的环境质量较从前有了较大改善。

　　据了解，目前，金砂湾工业园区仍有16家化工企业，其中较著名的有主要从事化纤工业烟气脱硫、废液处理和综合利用为主的乔旭有限公司和从事三氯氢硅及有机硅系列产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诺贝尔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外资企业。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类型不同的民营化工厂。

　　在龚局长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湖口县环境监测中心。记者从在线监控仪的数据中看到，16家化工企业生产正常，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然而，当地群众却反映污染严重，空气质量不尽如人意。

　　其实，存在这一现象的不仅是金砂湾工业园区，在记者走访的上海金山工业园区、江阴工业园区、南京化学工业园区等也存在这一现象。

　　据金山区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高楠介绍，金山工业园区内共有180余家化工企业，两个化工园区，一个是以上海石化、上海化学工业园区金山分区为主，由上海市政府直接管理；一个是由外资企业、民营资本为主的金山第二工业园区，共有58家石油化工、医药化工、精细化工等企业。

　　记者一进入金山大道，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酸味在空中弥漫，越往金山区中心走，这股味道越浓烈。味道来自何方？直到记者离开金山区也未能查到。记者从金山区环保局在线监测仪器上显示的数据看，园区内各企业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单个企业污染物排放均达到国家标准，但在企业密集的工业区，众多达标的污染物总量是否影响了当地环境状况？是否突破了当地的环境容量？

　　化工业新格局已形成？

　　在璜土镇这个辖区面积仅64.59平方公里的小镇，有化工企业41家，而小型化工企业就有七八家，有的名为企业，实际上仅有员工四五名，纯属家庭式小作坊。

　　水是化学工业的生命源泉，众多化工企业多建在江河湖泊附近，江苏省也不例外。据统计，江苏省2/3以上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生产力均集聚在长江沿岸。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化工企业已初具规模，且形成了具有集群优势的产业带。

　　在这一产业带上，从煤油、乙烯、聚酯及酸碱盐等上游产品，到合成树脂、合成纤维、合成橡胶、有机原料等中游产品；从精细化工产品、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等下游产品，到为众多相关产业服务的终端产品等，门类齐全、配套专业、产业链完整，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和化学工业特大型制造基地之一。

　　目前，世界500强和世界化工100强的跨国公司已有百余家落户在江苏省化工产业园。在江苏省化工产业园的外商、台商、港商合资、独资的化工企业已达500余家，1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80多项，总投资近100亿美元，实际到资50亿美元以上。

　　据介绍，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合成材料、子午轮胎、新型农药、精细化学品和基础化工原料等领域，尤以三大合成材料为主，约占投资总额的45％。以欧美为主的一些跨国公司，如美国的杜邦、雪佛龙、陶氏、瑞利、柯达、罗门哈斯，英国的捷利康，法国的爱森、普朗克，德国的拜耳、巴斯夫，荷兰的阿克苏、瑞士的诺华等公司在江苏落户的项目每年都呈现出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多年来，江苏省石油和化学工业是由三大块组成:大石化、地方工业、乡镇化工。化工产业园的迅速发展，打破了江苏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多年来形成的旧格局。现在江苏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发展已逐渐呈现出新的局面，即:以中石化集团企业为主体的生产装置先进、生产规模大和产品具有垄断地位的大石化格局；以引进外资和技术为主，产品可与国际接轨的沿江化工产业园格局；以管理机制灵活、产品转型较灵活并在市场大潮中站住“脚”的民营化工企业等。

　　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江苏省的化工产业集中度低，企业“小而散”现象突出。在璜土镇这个辖区面积仅64.59平方公里的小镇，有化工企业41家，而小型化工企业就有七八家，有的名为企业，实际上仅有四五名员工，纯属家庭式小作坊。

　　一些企业不仅规模小，而且生产技术相当落后，如记者看到的天虹涂料厂，仅用一台合成罐和几个塑料桶，将钛白粉简单加工合成后装入桶中，便生产出有机涂料销往各地。

　　小化工企业产品档次低，既没有技术含量，生产工艺又比较落后。让人担心的还不仅如此。企业负责人一再声称，企业不产生“三废”，不需要建污水处理等废物处理设施。而仅从生产工艺上看，这种简单的来料加工的能耗和物耗并不低。

　　据璜土镇环保所所长张正伟介绍，他们目前正在着手准备关停全镇所有类型的小企业，已纳入了政府规划范畴。

　　化工区是否存在重复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北就有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州5个大型化工工业园区，随之接踵而来的是建港口码头、建储罐区、建合成材料项目、建氯碱化工项目等。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过多过密的化工园区建设形成了生产线沿江布局的显著特点。

　　记者近日沿长江走访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上海5省(市)。据了解，这5省(市)在长江沿岸都建有自己的化学工业园区，尤其是在江苏省境内，往往走不了几十公里便会发现几个化工园区。如无锡市、江阴市与常州市接壤，又与常熟市相邻，在这一带就有五六家化工园区，分别是:常州滨江化学工业园、常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苏太仓港港口开发区石化工业区、中国精细化工(泰兴)开发园区、常熟国际化学工业园、江阴市澄星工业园区等。

　　据不完全统计，仅苏北就有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州5个大型化工工业园区。

　　随着各种类型的化学工业园区建立，接踵而来的是建港口码头、建储罐区、建合成材料项目、建氯碱化工项目等，而在这些名目繁杂的项目建设中，又有多少属于重复建设？

　　以聚苯乙烯产品为例，在镇江产业园己经建成年产80万吨～100万吨的生产规模，而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常州滨江化学工业园等产业园却正在上马或正在规划此类项目。ABS、SAN、丁苯吡胶乳、己内酰胺等热点项目也成为各产业园关注的热点。

　　若是简单的、盲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给当地环境和群众带来的影响将不堪想象。

　　水源地真的安全吗？

　　盐城市城西水厂一、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范围内有仓库码头30座，化工企业40家，非化工企业72家。东台市在通榆河及上游串场河沿线有化工企业21家。饮用水水源地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为了保护水源地，各级环保部门都采取了不少保护措施。但是记者从苏北环保督查中心的一份材料中却得知，不久前，他们对连云港市、盐城市等一些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结果并不能乐观。

　　据苏北环保督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在苏北饮用水水源保护的工作中，内地好于沿海；从各水源地的保护来看，上游好于下游；从对污染隐患的监管来看，对陆上污染隐患的监管好于对水上污染隐患的监管；从备用水源地的建设看，整体上还存在很大差距。

　　据介绍，苏北内地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相对较好，淮安、宿迁等城市化工企业及化工园区少，饮用水水源地上游污染隐患基本清除，污染隐患主要是上游客水。但沿海地区特别是盐城、连云港两市，由于饮用水水源地位于淮河流域的末端，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还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水质较差。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2009年2月数据显示，在上游进入盐城、连云港两市的12个市界断面中，劣Ⅴ类水质有两个，Ⅲ类水质有8个，Ⅱ类水质只有两个。

　　而盐城、连云港两市河网密布，互相联通，防范难度大，且饮用水水源地上游化工企业尤其是小化工仍然较多。其中，盐城市城西水厂一、二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范围内有仓库码头30座，化工企业40家，非化工工业企业72家，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事实上，盐城、连云港两市基本上每个县都有化工园区，化工生产和危化品船舶运输存在的安全隐患较大。

　　从江苏省饮用水水源地来看，各县(市)在自身辖区范围内普遍重视对取水口上游的保护，而往往忽视对取水口下游的保护工作，不能站在流域和全局的高度重视饮用水水源保护。

　　另一方面，跨区域的环境隐患比较突出。在东台市通榆河挥发酚和苯胺超标事件中，通榆河不是东台市的饮用水水源地，而是下游大丰、盐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地。东台市对自身饮用水水源地——泰东河取水口上游的保护工作比较重视，做到了保护区范围内没有化工企业，而在通榆河及上游串场河沿线有化工企业21家。

　　苏北地区河网密布，水上运输繁忙，船舶污染日益明显。苏北河道的船舶垃圾回收系统、船舶含油污水回收系统基本没有建设。已建成的京杭运河船舶垃圾、油水回收系统基本形同虚设，没有发挥作用。同时，水上危险化学品运输监管工作基本没有开展，近年来，盐城等地多次发生水上危化品运输船舶沉船事件，对饮用水安全构成很大威胁。

　　为此，前不久江苏省政府发出通知，要求每个县级以上城市都要建设备用水源地。而目前在苏北5市中，淮安市没有备用水源地，连云港市备用水源地没有建成，盐城市虽然有备用水源地，但管网不配套，发生突发事件时，不能保证全城供水。各县除建湖、滨海等少数地方外，基本没有开展备用水源地建设。阜宁县虽然投入巨资开展备用水源地建设，但将备用水源地设在苏北灌溉总渠上，由于苏北灌溉总渠在功能区划上就是灌溉和航道，且水量不能保证，上游存在环境污染隐患，备用水源地建设工作进退两难。

马上就评

扩张定会带来质变影响

曹俊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个著名的辩论叫做“谷堆辩”。问题为:增加一粒谷子，能否形成一堆谷子？回答是不能。那就再加一粒，还是不能。再增加一粒，还是不能。继续一粒一粒地增加，结果会怎样？大家都明白，最终会形成一堆谷子。

　　一颗谷怎么成了一堆谷？一颗颗地放下去，总会成为一堆。在规模庞大的化工企业群体中，单个来看，每个企业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每个城市的化工区都有其发展的必要性。但将遍地开花的企业和紧密排布的园区放在整个大环境中，资源环境却不得不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线监测的数据显示，每个企业都运行正常，污染物都实现了达标排放；项目环评的结论显示，每个项目都不足以对当地环境构成影响，都有减缓污染的措施和建设的理由。但一个个企业达标排放的污染物以合理的理由排入水体、大气和土壤，是否会突破当地环境容量的极限？现状不容乐观。

　　化工业如此，其他产业的发展亦是如此。正如往桌子上放一粒谷，不会成为一堆谷，但一颗颗地放下去，必然会成为一堆谷。

　　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从量变开始的，但量变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然会引起质变。而对于产业发展来说，由于无序扩张引起的质变往往是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对环境的过度破坏，这种质变往往是不可逆的，会给整个区域带来不能承受之重，甚至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

　　在一颗颗谷和一堆谷之间，衡量的度在哪里？你往桌上放一粒谷，它不是一堆，但是你一颗一颗地往上放，放到一定量的时候，总会成为一堆。那请问，放到哪一颗它才成一堆呢？从哲学上讲，这个度就是一定值的量的一定量的值。

　　从全局来看，我国不少行业和不少区域或由于意识不够，或由于技术欠缺，或由于方法不对，还没有找到这个合适的度。在一些行业中，企业鱼龙混杂，在一些区域中，项目无序上马，我国各行各业各地几乎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

　　在产业发展以至区域建设中，怎样才能找到发展规模的这个度？怎样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怎样才能遏制产业扩张对环境容量带来的质变影响？以规划、计划和政策为评价主体的战略环评，无疑成为解决这一病症的良方。

　　战略环评包括规划环评和政策环评，着眼于区域的环境承载力，关注决策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程度，针对完整的决策链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是寻找变化之度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只要真正实施战略环评，就能找到环境承载力的合理边界，就能客观评判行业发展的合理规模，就能为区域发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也只有实现战略环评，才能对区域发展做出科学、合理、全面、宏观的判断和决定，才能明确哪些项目该上，该上多大规模，哪些产业该控制，该控制在什么程度。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要想让散落的谷粒不至于成为一堆谷，要想准确把握好从量变到质变的度，坐视不行，短视不行，只顾个体不行，唯有高屋建瓴，通盘谋划；不能投机，不能侥幸，不能抓大放小，唯有正视问题，科学把握。战略环评就是寻求产业规模和区域发展之度的路径，也是捷径。

11、海南最后一道未被破坏的海岸线：开发商正在进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11/5　李娟

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0/11/05/234283.html

提要：开发商一旦进入，这块原生态净土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海南的高房价是以海岸线的破坏为基础的　　

隔着海的最后一道海防线，静静地坐着。”　　林鸿民透露，这是目前海南尚存的最后一道没有被人工破坏的海岸线。

　　开发商一旦进入，这块原生态净土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海南的高房价是以海岸线的破坏为基础的

　　隔着海的最后一道海防线，静静地坐着。斑驳破旧的木牌上写着地名：月亮湾。很难想象，海南还有这么一片净土。

　　“文昌市政府今年8月份给我的最终回复中表示，要把文昌铜鼓岭以北至铺前海岸线的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处理得更好。”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院原高级工程师林鸿民透露。但现实还是让他有些失望：“他们没有放弃让开发商进场。”

　　林鸿民透露，这是目前海南尚存的最后一道没有被人工破坏的海岸线。

　　最后的海岸线

　　从文昌一路往铜鼓岭景区方向走的话，一路上都是郁郁葱葱的椰子林，这里椰林茂密，山海相连，这些高大挺拔的椰林，也让文昌被称之为“椰子之乡”。

　　如果从月亮湾或者石头公园往下看，几乎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美景，许多电影都到此地来取景。从铜鼓岭往铺前方向的一条路，仿佛置身于原始密林般的感觉，“这一带有许多参天古树，和多种鸟类，整条生态带长度达到70海里，在2010年被世界旅游组织的外国专家列为‘滨海莽原带’，是十分珍惜和难得的。”林鸿民表示。

　　这是海南海岸线资源还尚未被开发的一道海岸线，在林鸿民的《关于保护我省滨海莽原带的建议》中这样描述：目前海南省优质沙滩岸线几乎已被瓜分圈占殆尽，仅剩下文昌市铜鼓岭北边月亮湾至景心角（翁田镇），再至木兰镇、铺前湾长约70海里海岸线尚未开发。

　　这份报告是致公党海南省委在1月27日召开的政协海南省五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报告的执笔人就是林鸿民。

　　在2000年的时候，林鸿民和一位瑞典专家考察过海南岛的大部分海岸线，当年，世界旅游组织应邀来为海南省做旅游总体规划，林鸿民以中方专家编在了海洋旅游组。

　　“已经有不少开发商看上了这里。”林鸿民说，在他们之前的调查中发现，早在2005年，一家名叫海南忆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就已经进场，还和文昌市政府签订了铜鼓岭旅游区84平方公里的开发权。

　　记者在现场看到，海岸边还没有看到开发的痕迹，在铜鼓岭、月亮湾、石头公园的景色都保存得比较完整。比如月亮湾，只有一条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小路，沿途能不时看到黑色的山羊和牛群，海滩边有一些渔夫在捕鱼期用的临时房子。由于是台风季节，远远望过去，海浪一阵接着一阵，蔚为壮观。

　　“一旦有开发商进场的话，可以想象得出，这块原生态净土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海南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小波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过度开发

　　从之前的先例来看，被开发商圈走的海岸线，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海南万宁市的神州半岛，万城东澳镇通向中信泰富海边的楼盘是一条水泥大道，快到海边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只要是坐在“摩的”上，就可以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气流，风和沙裹挟着迎面吹来，沙子肆无忌惮地钻到头发、鼻子、眼睛里去。

　　这里的海边几乎已经看不到木麻黄了，取而代之的是稀稀疏疏的椰子树，“木麻黄虽然不是那么美观，但抵挡风沙很有效，相对而言，椰子林更美观一点，所以开发商比较喜欢。”曾在海南调研过的中国林科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吴仲民表示，两者相比，木麻黄更易于栽培，生长迅速，是各岛屿主要的海岸防风林，是沿海地区比较理想的防风沙的种物。

　　这只是众多被开发海岸线中的一个，林鸿民表示，从他们前期调查的情况来看，从南到北来数的话，三亚湾、大小东海、亚龙湾、海棠湾、清水湾、香水湾、日月湾、牛岭、万宁的石梅湾、神州半岛，再到琼海的博鳌水城，文昌的冯家湾、高隆湾、铜鼓岭、月亮湾、海口东海岸、海口湾、海口西海岸、金沙湾、澄迈盈宾半岛、昌江棋子湾、乐东龙沐湾等，都已经被开发商圈地完成。“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东海岸三百多公里优质海岸线都已基本被开发商圈地完毕。”林鸿民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的高房价是以海岸线的破坏为基础的。“这里面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生态被破坏得比较严重，不仅仅是陆地上的资源，包括海域资源，像珊瑚礁都被轻易破坏了。”杨小波表示，海岸线被瓜分的同时，海滩也都变相成了富豪的私人海滩，一旦房地产商开发完毕，普通老百姓想要走到海滩上去享受，比现在要难得多。

　　“保卫战”在上演

　　“在海南的历史上，就发生过多次乱砍伐木麻黄，最后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林鸿民表示。

　　记者了解到，1990年以来，海南遭受14个台风、21个热带风暴危害，造成36人死亡，2743万人次受灾，直接经济损失286亿元。

　　截至2005年，海南沿海基干林带长度达到229公里，作为防风固沙主要树种的木麻黄林面积减少至4万公顷。到2009年底，作为木麻黄的主要种植地，海南省的木麻黄林面积重新达到5万公顷，沿海防护林带基本合拢。

　　“这两年的房地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重新又遭到破坏。”林鸿民表示，这是新一轮的破坏，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现在很多都是幼林，所以防护功能并不是很强。”林鸿民认为，海南省国庆长假的这次暴雨灾害，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典型例子。

　　“我的建议是能否在文昌约70海里尚未开发的海岸线开展最后一个徒步背包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开发，而不是现在交给开发商完全进行经济开发。”林鸿民说，这是海南的最后一道海岸线，如果因开发遭到破坏，还不如不开发。

　　杨小波表示，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的道路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基本保障就是海南独有的生态环境，绿色植被是保护海南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海南发展旅游业一张重要的名片，完全可以利用现代技术进行科学管理，按生态学原理规划、建设、经营旅游项目，按照国际一流高端的理念进行生态度假开发，而不是现有的粗放型的开发。

　　“现在可以看到，东郊椰林海水中刻有‘椰林湾’三个字的柱子，是这个景点的一个著名的地标，这根柱子原来是在陆地上的，现在被‘后退’到了海里，原来的售票处，现在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看不见了。”林鸿民说，这些都是活生生生态环境在不断恶化的例子，此前，东郊椰林被印刷在中国和古巴联合发行的一套邮票上，以海南独有的椰林风光打上了“国家名片”。

　　让林鸿民失望的是，文昌市政府并没有叫停开发，对“文昌铜鼓岭以北至铺前海岸线的大规模开发”，只是表示将严格按照《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纲要》的要求来实施保护与开发工作。

　　“很难说，最后一道未被破坏的海岸线会不会步‘东郊椰林’的后尘。”林鸿民说，他们还在做最后的争取。

12、污染索赔难 中国式治污法律困局待解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11－05　■刘树铎

http://www.cet.com.cn/20101105/a2.htm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由此引起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不可避免，如何设计尽可能公平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广东省信宜市政府因紫金矿业子公司尾矿溃坝造成村民重大伤亡，把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损失１９５０万元。目前，案件还在审理之中。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试图采访信宜市政府有关官员，但大多三缄其口。

“老百姓都很平静，等着政府部门最后的处理。”溃坝所在地信宜市钱排镇达垌村支部书记刘传富在电话中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最近他们一直没有得到政府方面任何信息，紫金矿业位于该村的公司目前处于停业状态，只剩下一部分留守人员。

“案件何时开庭审理已经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信宜市政府此举所具有的标杆意义。”金牙大状律师网王思鲁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进展来看，此案意义已经超出了案件本身。

环保索赔能否出现突破口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一直在关注着各类环境污染索赔案件，从２００５年起，马勇率领的团队已经受理了５００多起投诉案例。其中比较典型并得到妥善解决的，包括重庆碳酸锶污染事件、河南省孟州市一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造成二次污染事件等。

在马勇看来，企业造成环境灾难，以往多由环保部门出面给予行政处罚，但罚款比起污染带来的危害和企业从中得到的利润，常常是不对等的，至于当地居民受到的伤害，往往被忽视。因此，信宜市政府走司法程序代民索赔，无疑是个创新。

紫金矿业在福建的另一起污染事件目前也在处理之中。７月３日紫金矿业集团在福建的一所企业造成严重污染，福建省环保厅宣布对这家企业处以９００多万元罚款。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样的处罚，同污染事故造成的危害相比显然太轻，但是在福建当地，并没有受害者或社会组织对这一处罚公开提出异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１０月下旬已经指派志愿者戴仁辉律师、刘金梅赴福建调查紫金矿业水污染案。该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将继续关注此案，为受损害的老百姓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帮助。

日前，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向环保部递交环境公益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责成福建省环保厅重新调查取证，严格适用法律，加重对紫金矿业集团的处罚。专家们认为，由另一个行政区的环保组织出面向中央政府的环保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有利于加强对企业污染行为的监督和处罚。

健全的法治保障需要各方努力

１０月２８日，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法学副教授刘湘律师刚在福建出庭了另一起环保污染索赔的官司。“目前办理环境污染案简直是困难重重。”刘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刘湘分析，目前环境污染索赔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立案难。法院以由政府解决更好、缺少证据、损失没有依据等为由，不给立案或收了材料拖着不立；其次是损失鉴定难。体现在有环境污染损失鉴定能力的单位很少，同时又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更少；无环境污染损失鉴定能力的单位也接受法院委托参与鉴定，鉴定打架现象十分严重。第三是审理时间长。此外，还有执行难等。而上述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来自法院受各种因素干扰，不能正确对待污染受害人的诉讼。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和由此引起的环境侵权纠纷案件不可避免，如何设计尽可能公平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至关重要。环境侵权如果得不到公正处理，受害公众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及时救济，企业生产经营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以及司法机关也会受到巨大压力。

专家们认为，国家要坚持“谁污染，谁负担；谁受损，谁获偿”的原则，通过完善环境侵权责任制度和法律程序，不断规范企业工业的生产管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和能力，为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健全的法治保障。

13、是谁树起这些明星污染企业？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1-05 刘楚汉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11/t20101104_679862.html

　　据报载，一封来自河北省霸州市的群众举报信称:在位于霸州市的河北梅花味精生产基地周边，烟尘污染严重，10余个村庄的居民饮用水不同程度受到污染。记者采访发现，这里在去年还发生过梅花味精污染千亩农田事件，当地村民多次找到当地政府和梅花味精交涉，至今无果。

　　浓烟滚滚、废气弥漫，大片污水坑导致土地撂荒，居民几年不敢饮用地下水，看来梅花味精造成的环境污染确实严重。事实上，早在2009年，这家企业就曾因为污染被中央媒体曝光、被环保部门处罚。然而，梅花味精又是当地政府树立起来的明星企业，年产量达50万吨，目前正在争取重组上市。

　　这个企业到底是明星企业还是污染企业？

　　从表面看，确实令人费解，仔细分析却又并不奇怪。说它是污染企业，是从其生产工艺、治污能力，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来看的。而说它是明星企业，则是从销售、利润、税收层面来看的，是从地方政府收益的角度来看的。然而，污染企业与明星企业真的可以如此自然融合？明星企业是一种荣誉的表示，也是一种形象的代表，在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当地政府凭什么无视企业对环境的破坏，将一个污染企业树立为明星企业？

　　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独在霸州市存在，在不少地方也普遍存在。只要企业的利润上规模了，成了地方的利税大户，甚至只要解决了大批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盈利不盈利都不重要，企业马上荣誉等身，各种称号纷至沓来。在这一情形的背后，其实是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在对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存在认识上的偏差，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污染不可避免，这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更有甚者，一些地方领导虽然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追求政绩需要，盲目追求GDP增长，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甚至进行地方保护，千方百计地阻挠环保部门正常执法。

面对被树为明星企业的污染企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追问:究竟是污染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被戴上了明星企业的桂冠，还是明星企业慢慢蜕变成了污染企业？但是，不管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事实，说明地方政府的监管失职和认识偏差已无法回避。甚至，有的地方政府已经不只是监管的失职，更沦为制造污染的帮凶。

14、垃圾围城不再仅是盛世危言 从垃圾分类做起

来源：时代周报2010年11月05日

http://news.qq.com/a/20101105/002950.htm

垃圾围城，是近日颇为震耳的盛世危言。

垃圾围城是中国众多城市面临的严酷现实。但这一次垃圾围城的警示，并非出自环保机构，也非行政官员，更不是力主垃圾焚烧的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而是出自艺术家之手。

垃圾围城触目惊心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历时一年半，走遍北京数百个垃圾处理和堆放点，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并将踏勘过地点的垃圾现状，用图片和文字，通过互联网标注在Google earth上。一幅直观图景由此得以呈现—北京，早已垃圾围城。

2010年6月，《垃圾围城—王久良之观察》摄影展在北京宋庄美术馆揭幕。王久良用镜头向公众呈现了北京垃圾围城的现况，让人触目惊心。

北京被垃圾围困，城市环境甚为堪忧，也可通过已知官方统计数据证实：北京日产垃圾1.8万吨，每年增长8%。但北京市的垃圾处理能力仅为每日1.041万吨，缺口达8000吨。同时，94%的生活垃圾，采用了落后的填埋处理方式。

不独北京，垃圾围城是中国大陆的普遍现象。有媒体报道称，中国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68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中国城市固体生活垃圾总量居世界前列，每年产生垃圾1.5亿吨，存量已达70亿吨。增长率居世界首位，高达10%。与GDP的增长成正相关关系，而且更加稳定。

垃圾处理的公民自觉

垃圾是人类活动的废弃品，城市发展的附属物。人人均与垃圾息息相关，减少垃圾、科学合理地处理垃圾，当然人人有责。面对垃圾围城以及垃圾的危害和威胁，无人能辞其咎。

换言之，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垃圾的产生和处理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遗憾的是，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等主张，并未有效地融入多数人的生活习惯当中，演化为促进环境改善、有效处理垃圾的公民行动。垃圾分类至今未被广泛接受和实施，就是这一事实的铁证。在任何人的家庭生活中，将厨余垃圾、有毒垃圾、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是举手之劳即可完成的简单任务。但冷酷的现实是，率先在全国试行垃圾分类的北京、广州等8个城市，历时近10年，非但举步维艰，收效甚微，还成为了包括垃圾焚烧在内的新垃圾处理方式和处理技术无法顺利实施的根本障碍。

事实上，培养公众垃圾分类的习惯，促成垃圾分类行为，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并非难以企及的目标。资料显示，垃圾分类在中国也有成功范例，广西横县自1993年起，由政府投入，环卫部门从“平民教育”着手，展开垃圾分类宣传和行动。至2008年，垃圾分类已覆盖了县城70%的区域，正确率达95%以上。将原来填埋60-80吨垃圾，降至不到20吨，单此项即可将垃圾填埋场的寿命延长3倍。

垃圾处理的政府责任

反观垃圾分类试点的大城市，垃圾分类实施不力，行政缺位和失职显而易见。2007年，广州市为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在某些地段将分类垃圾箱更换为大开口的混装垃圾桶，引起公众质疑。环卫部门解释，此举是为了避免垃圾箱周围遍布垃圾的尴尬现象。而且，原来分类垃圾箱徒有其表，后续工序并无分类处理流程。环卫工人从来都是将分类垃圾混装送往垃圾场填埋。

可见，政府责任在垃圾处理中主导作用的不彰，正是造成垃圾围城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人类主要聚居在城市的当代社会，科学有效的垃圾管理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垃圾问题关乎到公众的生存环境和公共卫生安全，是一个关系民生安危、社会稳定和环境友好的公益性基础性事业。靠纳税人供养的政府理当是不可推卸的第一责任人。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共识。垃圾处理，特别是垃圾的无害化处理，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共服务，故而政府不但应当为此投资解决问题，还应当实施监管，并对垃圾污染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许多地方当政者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依赖GDP显摆政绩、积累仕途资本，从而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罔顾全局，尤其忽视环保、轻视民生。今日城市垃圾围城的困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样的权力做派促成。回顾历史可知，垃圾围城并非新鲜事，也不是确证了“狼来了”的警示，而是狼早就来过。据北京市官员透露，早在1983年，垃圾简单的填埋方式，就曾导致北京三环路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故而不得不紧急斥资23亿元，赶工建设23座垃圾处理设施，才得以突围。如今垃圾围城重现，这20余年并非时间停滞的黑洞，其中显然有大量可供探究的事实、可供问责的空间、能够总结的经验和教训。这无疑值得公众关注和追问，尤其值得相关官员们反省和检讨。

垃圾围城的解决之道

垃圾围城在即，然而破局的办法、突围的路径，却值得进一步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近来许多有关垃圾围城的报道，都提及了垃圾处理中的争议，不时出现“反烧派”和“主烧派”的字眼。而一个更为有趣的现象则是，位于山西大同南郊，日处理1000吨垃圾的富乔垃圾焚烧厂，在不少报道中出没，并称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这家运营近一年的垃圾焚烧厂，一级致癌毒物二噁英排放量为每立方米0.034纳克，不仅低于1纳克的国家标准，还低于0.1纳克的欧盟标准。专家宣称，二噁英排放只要低于欧盟标准，“就比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空气干净”。

在过去两年中，以广州番禺居民反对在居住区附近修建垃圾焚烧厂为代表，全国发生了30多起反垃圾焚烧维权抗议活动。其中，垃圾焚烧管理不善导致剧毒物质二噁英排放危害公众健康是事件的主要诱因。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附近永兴村居民癌症高发与垃圾焚烧之间的明显相关性就是例证，却至今未得到公开透明的处理。

以BOT模式（一种政府特许，私人资本参与建设、经营，期满移交给政府的模式）施行的垃圾焚烧建设项目，享有政府垃圾处理补贴和上网电价补贴是其主要利润来源，其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冲动，云山雾罩，公众所知甚少。因此，必须警惕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垃圾围城困境，为垃圾焚烧不顾条件的大干快上鸣锣开道的倾向。

必须承认，在技术达标、管理完善、监管到位的前提下，焚烧发电不失为垃圾处理的一种手段。但是如何满足这三大前提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时，要对垃圾处理方式做出更为冷静明智的判断，还应对世界上现有垃圾处理技术概况有全面的了解，有充分的比较。

事实上，世界上已有多种取代垃圾焚烧的技术，包括机械分拣生物处理、厌氧消解法、高压蒸汽热处理法、等离子汽化法以及这些技术的组合。资料显示，24种垃圾处理技术的排名中，焚烧位列19。其效率比排名第一的生物处理技术低228%，比排名第二的等离子汽化—高压处理技术低211%。在欧美、日本等使用焚化炉最早最多的国家，目前正纷纷关闭垃圾焚烧发电厂。德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还相继颁布了《焚化炉禁建令》。

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垃圾处理通常分为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处理。前者的目的是确保垃圾不危害公众安全卫生。后者则是将垃圾视为再生资源予以科学合理利用。政府身为公众利益的代理人，应当毫无疑义地将垃圾的无害化处理视为在这一问题上的行政作为核心和重点，同时也是责任的根本和关键。也就是说，政府只有在做到了垃圾无害化处理的前提下，才能涉及诸如垃圾焚烧这一类的资源化处理手段。只要具备常识，就会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也是公众反对垃圾焚烧发电的关键。

总之，无论什么地方、哪个城市，要从垃圾围城中突围，必须从垃圾分类做起。

15、“垃圾围城”还需从统一民愿入手

来源：光明网　2010-11-05 谭相彬　

http://guancha.gmw.cn/2010-11/05/content_1355427.htm

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正深陷垃圾围城的困局。过去两年，有30多个城市发生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事件，“主烧”“反烧”两派针锋相对。在此背景下，中德（中国）环保有限公司宣称，找到了一个“模式”，可以大范围推广。这一垃圾焚烧“模式”能否经得起实践检验，是不是破解困局的有效途径？

“垃圾围城”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顽疾”，困扰着现代城市的健康发展和居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尽快打破“垃圾围城”的藩篱，让垃圾在科学发展中“消化”掉，是一个事关公共利益的大问题。

近两年来，各大城市频繁上演发生居民反对修建垃圾焚烧厂事件，比如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广州番禺等地。其实作为民众，他们也很愿意看到尽快解决垃圾问题，反对之声主要源自一下两个方面。第一，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和监管方面的漏洞，目前全国运营的80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不止一次被曝超标排放。能否有效约束企业，是公众疑虑之一。尤其是垃圾焚烧会产生的二恶英一级致癌物这种有毒物质。其次，在很多垃圾处理项目的建设中，从选址、审批、征地，民众始终处于“被代表”的角色。民众没有表达权、知情权，民众的民意与声音没有上升到政府决策的内容。

被视为垃圾焚烧处理“样板”的山西走在全国的前列，大同市环保局长赵晓宁介绍，现在已做到随时抽查企业，24小时在线监控有些指标。杜绝有些企业“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垃圾焚烧的招牌，实际搞的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小火电”。项目论证时广泛吸收百姓参与,公司投产后以高水平管理取信于民,以开放姿态接受监督。

“垃圾围城”处理有技术方面的难题，但更多的是如何统一民愿的两者之间的博弈问题。越是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越要听信于民、问计于民，获得公众的信任感。这不仅是科学决策、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的需要，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念的核心价值要求。遵民意、顺民情，让“民众”与“公益”实现真正统一，发展道路中产生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游刃有余的画上个圆满的句号，这就是民意的力量。

16、绿家园乐水行11月6日活动通知

本月主题：城市水系治理

城市水系的治理一直是众多乐水行志愿者关心的话题。绿家园乐水行在本月开展“城市水系治理”专题，通过对北长河（部分）、清河（全段）、温榆河（部分）的徒步考察，了解北京水系治理的模式，同时回顾这些河流在军事、漕运、城市供水等方面的作用。

走河路线：颐和园北宫门至团城湖

关注重点：清代颐和园昆明湖水库的调节模式和今天北长河的硬衬治理。

集合地点：地铁颐和园北宫门站西北口A1口外

集合时间：上午8：30

带队：　　王小娜 13581646587；周晨 15901163743

友情提示：

1.绿家园乐水行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门票、餐费、路费自理），也无需报名。

2.请各位参加者自觉践行环保理念，自带水杯水壶。

3.建议穿运动鞋和休闲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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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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