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全国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现场会近日召开，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张力军表示，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整体起步较晚，难以与新时期环境安全形势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尾矿库企业管理粗放；二是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十分严重；三是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非常突出；四是对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认识不到位；五是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体系亟待完善。

张力军说，为积极探索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新道路，环境保护部将河北省作为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试点地区。在试点工作中，河北省着力推动实现“四个转变”，即由各部门单打独斗向在政府统一领导下部门联合监管转变；由“重处置、轻预防”向建立全防全控监管体系转变；由经验式管理向科学化管理转变；由单纯依靠行政管理向探索综合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宣教等多种手段转变。

张力军强调，近日，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提出建立尾矿库环境应急全过程管理体系，对隐患排查、日常监管、事故处理，信息发布等各具体工作环节均提出明确的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突出抓好“摸清底数、分级管理、落实环评、规范预案、隐患排查、部门联动、综合治理、应急处置”8个环节。重点做好5方面工作，即要坚持规范管理，全面落实《指南》相关要求；要坚持预防为主，积极防范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要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处置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要坚持依法办事，落实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责任；要坚持部门联动，完善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机制。

3、北京谋建环保标准体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0月18日　李海楠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65,20101018100486733.html

　近日，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召开的“绿色北京”环境标准体系建设研讨会透露，北京正着手制定《北京市地方环保标准的体系构建及“十二五”北京市地方环保标准规划》。

　　相关学者认为，人口高速聚集、产业迅猛发展、资源环境利用接近极致的首都北京，通过制定较高水平的环保标准，既可以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又能保护资源环境，减少污染排放，积极性值得肯定，然而仍有相关问题值得注意，环境保护不该本末倒置，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利用问题，在产业发展前端下工夫。

　　环境保护不该本末倒置

　　近年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正在迅速强化。

　　从事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部研究员封志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对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做法表示了担心。

　　他认为，环境保护的深层利益应该从资源利用技术等前端去追寻。“除了原发的生态问题之外，环境问题都是由资源利用带来的。”封志明强调，资源利用是本，环境保护是末，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利用的问题，在发展前端下工夫，就是本末倒置。他建议，可以先在技术准入、产业门槛、资源利用的技术标准方面下工夫，之后再考虑环境约束和保护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彭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产业前期发展只有在符合发展要求的标准前提下，才能保证后期不对资源环境带来除经济效益之外的附属污染。

　　“前期投入不该只是在产业本身，高门槛带来的高标准要求应该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遵守的通则。”彭刚强调。

　　传递环保深层意义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北京的土地资源紧缺，水资源更是极度缺乏，人们在对此产生深层认知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节约”的观念。

　　“在土地和水资源利用方面，强调节约和集约的发展是非常正确的。”封志明认为，更深层次还隐藏着人们不常涉及的细节，他举例说明，刷牙用了一杯水和一份牙膏，然后水作为污水就排掉了；假如用了三杯水和一份牙膏，水再排掉也就未必是污水了。二者之间哪种污染程度更大，逻辑上讲，后者的污染浓度只是前者的三分之一。

这无疑对节约概念提出了挑战，封志明认为，环境污染范畴应该强调污染浓度问题。

4、湖北建首个垃圾气发电厂 电量可供万户居民使用

来源：《长江日报》2010年10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73600.html

　　垃圾发电厂电量可供万户居民使用

　　本报讯（记者金涛）发电主原料是垃圾堆积填埋后产生的“废气”，这是昨日记者在新洲陈家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看到的景象。这是全省首个垃圾填埋气发电厂。

　　陈家冲垃圾填埋场于2007年4月启用，规划使用21年，现在每天消纳汉口、青山等地的垃圾2500吨左右，占全市垃圾总量的四成左右。9月份完成全部发电机组等装备建设、调试和发电接入系统建设。

　　该系统通过在垃圾填埋区域内铺设水平沼气收集管网和已投用的44口“竖井”，收集填埋场产生的沼气（主成分为甲烷），每小时可收集880—900立方米沼气，经过除水、提纯等预处理后，分流进入3台发电机组，可实现每小时焚烧发电1200度左右。

　　据介绍，垃圾填埋气是重要的温室气体，其增温潜势为二氧化碳的21倍。

　　发电厂项目负责人称，该发电厂所发电量不仅可满足发电厂及陈家冲填埋场自用，所余电量全部输送到华中电网，预计年发电量达到2160万度。按每户居民平均每天用电6度算，其发电量可供近万户居民使用。

据悉，陈家冲填埋场发电工程是我省第一个在联合国完成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注册的垃圾填埋气项目，其年均碳减排量可达13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可到国际碳减排市场上交易。

5、广东信宜因溃坝事件向紫金矿业索赔1950万元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0年10月18日

http://news.qq.com/a/20101018/000126.htm

紫金矿业17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政府起诉紫金矿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和宝源矿业财产一案已被法院受理，信宜政府要求被告赔偿损失1950万元。

公告称，紫金矿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信宜紫金矿业有限公司和信宜市宝源矿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0月16日收到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法院有关应诉通知书，告知法院已受理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政府起诉信宜紫金和宝源矿业财产损害赔偿一案。由于两被告拥有经营权的信宜市钱排镇银岩锡矿高旗岭尾矿库溃坝事件给信宜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信宜市政府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损失1950万元，超出该金额的损失待全部核定后另行增加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目前本次事故仍在调查认定中。两被告将依法向法庭提交高旗岭尾矿库设计、施工、监理、验收和“凡亚比”环流、雨量等相关证据资料，并根据法院审理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

6、新疆每天千只野鸭空运内地成盘中餐(图)

来源：法制日报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0-10-18/112121298200.shtml

图为在博湖县的落霞湾，一名偷猎者将捕获的野鸭装进笼子后，又重新架网。安方摄

　　每天千只野鸭空运内地成盘中餐

　　新疆博斯腾湖非法捕猎候鸟猖獗滥捕滥杀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吴亚东

　　本报通讯员安方

　　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的一角——落霞湾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湖县境内，近两年来正遭受着捕猎者的肆虐。

　　知情人士刘臣义(化名)告诉记者，除了博湖县的落霞湾外，焉耆回族自治县的相思湖也是捕猎者捕抓候鸟较猖獗的地方。“他们抓上野鸭后用长途班车运到乌鲁木齐，然后又空运发往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刘臣义说，野鸭以一只几百元的价格出售，捕猎者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一年中，捕抓野鸭从4月一直持续到10月。

　　9月23日至25日，记者与刘臣义及知情人士王军(化名)一起前往巴州，试图摸清捕猎者贩运野鸭的经过。

　　“引鸭”作饵设网抓捕

　　刘臣义带着记者前往落霞湾，他说：“野鸭、灰雁等水禽最喜欢这样的环境，他们在芦苇荡里觅食、繁衍后代，捕猎者了解它们的习性，就藏在芦苇荡里，把网子铺在水里，等野鸭降落。”

　　记者在路边时常看到成片的玉米皮，“这是用来喂鸭媒儿的。”刘臣义说。鸭媒儿也叫引鸭，捕猎者把它们拴在绳子上放在网的两边，引鸭的鸣叫声引诱来其他的野鸭，一旦进入围捕范围，捕猎者立即收网。两个小时后，天已大亮，记者看到300米开外的水面上有七八只野鸭在水面上游弋鸣叫，但始终只固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刘臣义说，这些都是引鸭。

　　这时有四五只野鸭闻声而至，刚落到水面上，水下突然升起两张绿色的网子，向中间合拢，如同贝壳般把野鸭罩在其中。随后从芦苇荡中钻出一名捕猎者，身着黑色水裤，淌水来到网前，把入网的野鸭抓住塞进身后的笼子里。

　　刘臣义说：“这种网由两片组成，宽约5米、长达8米，两边用竹竿撑着固定在水中间的桩子上，平时隐藏在水下20厘米，一旦有野鸭入网，网子就跟合叶一样围着桩子从两侧合拢。平均下来，一个捕猎者每晚能抓一二十只野鸭。”

　　半夜接头中转野鸭

　　按照刘臣义的说法，野鸭被猎捕后，要用长途汽车运送至乌鲁木齐，这是整个贩卖过程中的第一次长途转移。

　　9月23日晚，天已经完全黑了，记者和刘臣义、王军开车来到焉耆县客运站。刘臣义发现了一辆小货车从这里驶过。车上摞着高高的铁笼子。借着车灯的灯光，可以清楚地看见笼子里装满灰色的野鸭。“快，跟上，这就是装野鸭的车，准没错。”王军调转车头追了上去。

　　记者看到，小货车的车牌号为新M860XX,笼子用绳索固定着，没有任何遮盖。记者数了一下，车上装了20个铁笼子，每个笼里装着约20只野鸭。“水禽离开水后散热量很大，为了保证成活率，不能装得太多。”刘臣义说。

　　小货车一路上跑得很快，出了焉耆县后，沿公路朝二十四团方向疾驶，最终在高速公路二十四团出口辅道的路边停下。

　　记者下车后，佯装问路靠近小货车，发现一辆车牌号为新ME01XX的小货车已先行到达等候。这辆小货车上也装着野鸭。记者从两车间经过时，能听到笼里野鸭偶尔发出一两声鸣叫或拍打翅膀的扑棱声。

　　23时，一辆车牌号为新A393XX从尉犁县开往乌鲁木齐的班车缓缓从辅道驶下，新M860XX很默契地闪了一下车灯，之后，长途班车在它旁边停下。8分钟后，装货完毕，班车驶离。王军说：“班车司机和捕猎者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每运输一次，班车司机都会得到相应的费用。”

　　1小时40分钟后，一辆车号为新M133XX从尉犁县开往乌鲁木齐的班车也来到此处，接走了车号为新ME01XX小货车上的野鸭。此时，卸空的两辆小货车才一起离开。

　　在焉耆县客运站里，记者以装货为由跟班车司机闲聊，司机表示，每天的确有班车装着野鸭送往乌鲁木齐。

　　9月24日12时，在焉耆县相思湖附近的苇场门口，刘臣义告诉记者：“从相思湖出来只有这一条路，12点左右是货车运送野鸭的时间。”

　　半个小时后，记者看到车牌号为新M860XX小货车从苇场大门里开出，车厢上的笼子里装满野鸭。小货车沿宝浪石油公路往焉耆县城方向开去，一路上不顾限速及交通灯，因此记者没能找到他们集中野鸭的窝点。刘臣义说：“他们的中转站在焉耆县六十户乡或二十四团。”

　　在刘臣义的带领下，记者来到焉耆县六十户乡一处平房。刘臣义说：“这里以前是他们的中转站。”但现在已是人去楼空。

　　贩运野鸭过程约48小时

　　9月25日晚，记者一行返回乌市。在刘臣义和王军的指引下，9月26日凌晨4时，在宝山饭店附近，一辆车号为新A333XX从焉耆县开往乌鲁木齐的班车停在路边。凌晨5时05分，一辆车号为新AR83XX的小货车停到班车旁，班车司机打开货仓，小货车司机将24笼野鸭装到车上，给班车司机付钱后分道扬镳。

　　在烈士陵园下河滩路口处，记者看到一辆车号为新BJF9XX面包车停在路边，里面装了一些野鸭，估计已经接收了部分班车卸的货。

　　清晨7时，车号为新A393XX从尉犁县开往乌鲁木齐的班车到达此处，开始往面包车上装货。因为地方不够，有十几笼野鸭被放在路边。这时，一辆车牌号为新BAB1XX的面包车开来，将路边的野鸭装走。刘臣义说：“他们会被送到安宁渠镇六十户乡和五一农场，集中后，晚上会空运到内地。”

　　记者跟着新BJF9XX和新BAB1XX沿外环路向北行驶，两车来到五一农场安屯东街北三巷9号的一间平房，将野鸭卸在院内。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安宁渠镇六十户乡的一处野鸭存放点发现，这里荒无人烟，只有一个院子，记者粗略数了数，两个鸭舍有千余只野鸭。

　　当天21时，五一农场安屯东街北三巷9号平房院内不断传出野鸭凄厉的叫声。借助院内昏暗的灯光，记者看到新BJF9XX和新BAB1XX停在院内，几名工人从鸭舍里抓出野鸭装进蓝色的航空托运笼内。一个多小时后，装满野鸭的两辆车驶向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两车停在机场国内货物交运处门口，记者在新BAB1XX的驾驶员填写的货物托运单上看到，目的地为杭州，货物名称为“鸭子”。十几分钟后，30余笼野鸭整齐地码放在了安检处入口，两辆面包车办完托运后驶离。

　　当日凌晨(猎捕)—当日夜晚(运输)—次日凌晨(乌市接货)—次日夜晚(航空托运)，整个贩运野鸭的过程约48小时。

　　3个老板控制贩鸭

　　刘臣义估计，分散在相思湖与落霞湾的捕猎者达数十人。根据装货点的数量计算，每年野鸭在博湖停留的7个月里，每天少则几百只，多则上千只野鸭被猎捕并运往乌鲁木齐。如此庞大的数量对于一年只繁殖一次的野鸭来说，种群将受到致命的打击。

　　刘臣义说：“据我所知，新疆控制贩运野鸭的有3个老板。他们从安徽雇来有经验的捕鸭人，驻扎在芦苇荡里，并且雇佣车辆运输。我们查看的只是博湖水域，在阿勒泰、阿克苏、克拉玛依的湿地里，同样也存在猎捕野鸭的现象。他们这一网子下去，不仅仅是野鸭，包括鸬鹚、灰雁等候鸟都在所难逃。这3个老板通过各种手段办理驯养证或狩猎证，以此为掩护，展开捕猎和运输。而实际上，不管是时间、种类、数量等，远远超过了证件所规定的范围。”

　　曾经去过广州的王军对野鸭的销售情况比较清楚。“我去过他们在广州的销售点。销售点设在一个市场里，专门出售野鸭，一只能卖二三百元，许多酒店都到那里订货，烹煮成汤，供食客享用。”王军说。

　　中科院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教授马鸣查看了记者追踪拍摄的照片后说，这些被捕的野鸭为白眼潜鸭、针尾鸭、赤嘴潜鸭以及赤膀鸭等，其中白眼潜鸭为国际濒危物种，其他种类也被列入国家林业局2000年8月1日发布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受到保护。

　　马鸣说：“几年前，鄱阳湖水域由于滥捕滥杀以及湿地破坏严重，野鸭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国家进行治理后，这些捕猎者又流窜到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远地区重操旧业。他们为了个人经济利益，滥捕滥杀，严重破坏了生物链、生态环境，给种群的健康发展还来致命性打击，这种偷猎行为是决不允许的。”

　　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到巴州方面，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巴州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管理处、焉耆县林业派出所已介入调查。

　　记者从巴州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管理处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处共为十余户办理了水禽种类的狩猎证，狩猎时间为3月至4月期间，但在记者暗访过程中，9月仍有人在猎捕；同时该处今年只办理过5次野生动物运输证，运输总数量为3520只左右，而暗访中记者看到的运输数量远远超过此数。

该处副处长吐逊江·买合木提说，今年以来，针对滥捕野鸭的情况他们已集中整治过多次，并且处理过3起该类案件。

7、哈尔滨一造纸厂偷排污水入松花江

来源：黑龙江新闻网-生活报2010-10-18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0/1071287382271_1.shtml

日前，有居民反映，哈市道里区新农镇和平村宋家店万家造纸厂，未采取任何环保措施，任由造纸产生的污水流入松花江。14日，记者赶到现场进行了走访。

污水带直接入江

14日11时45分，记者在宋家店附近看到，一条排污沟从宋家店周边的庄稼地流过，排污沟内的水是鸭蛋壳色的，而且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条排污沟与村道平行，绵延2公里后向右转向，在转弯处沉淀着许多鸭蛋壳色的絮状物，絮状物已将岸边的小草染成了薄荷青色。走了大约3公里，记者来到了排污沟汇流处，只见一条黑色污水带和一条鸭蛋壳色污水带在此交汇，流向松花江。

13时许，记者顺着排污沟往回走，远远望见了处在一片树林中的万家造纸厂。在距离造纸厂五六百米的地方有一个排污口，污水就是从这里流向排污沟的。继续前行，记者在造纸厂后墙下方又看到了一个排污口，泛着泡沫的污水从这里流出。

今年70多岁的于林汉老人说，2000年他便来到了宋家店，从那时开始，就有这家造纸厂，该厂常年排放污水，冬天污水沟里的水也不上冻。“污水从这里流入江汊子，经前面的四方台流入松花江。”

环保部门查处排污车间

15日10时许，记者随哈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征管三科的执法人员来到万家造纸厂。目前，该厂只有一车间和二车间还能生产，其余车间早在几年前就废业了。

一车间承包人徐高有说，他是从哈尔滨四发工贸公司承包的该车间，车间的锅炉房每天向外排放2次红色废水，每次排半吨左右。

二车间承包人刘吉轩告诉记者，前些日子，由于沉淀池发生了故障，无法处理污水，所以他们偷偷地将环保部门封堵的排污口凿开，排了2天污水。

据执法人员介绍，他们已对排放污水的车间下达了停产整顿通知，整改不合格不允许其生产。今后，他们将不定期地对万家造纸厂的两个生产车间进行明察暗访。

排污沟的污水最终汇流到江堤闸口处。

8、洛南县尾矿库泄漏河水染色 钼矿停产

来源：华商网 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ohu.com/20101018/n275916871.shtml

河水已被污染。

　　西安晚报商洛讯10月14日，洛南县一家钼矿尾矿库发生泄漏，导致黄龙河、石门河河水变成彩色。目前，钼矿公司已被责令停产，并将受到处罚。

　　10月14日，有村民给记者打来电话，称“黄龙河河水突然间变了颜色，估计是被污染了”。据村民老陈讲，当日早上起来他就看到门前的石门河、黄龙河河水颜色变得浑浊。

　　据了解，黄龙河发源于石门镇黄龙铺村，经石门镇黄龙铺、陈涧、水岔等地后流入石门河，后注入洛河。

　　14日11时许，记者驾车沿洛南县石门镇境内的石门河岸边道路逆流而上，在桥河村附近记者看到，河水已发黄，前行约3公里后发现河水竟变成了青褐色。到水岔口村时，河水则变成了红黄色，当地一名村民指着红黄色的河水，很是气愤地说：“河水都是被上面的矿污染的，以前河水十分清澈，有鱼有虾，牲畜还可以喝，大家也都在河里洗衣服。”据该村民讲，村民现在都不敢下河，“赤脚下河，皮肤就会痒，十多天都好不了”。

　　采访过程中，根据记者行程中的观察估算，河水污染长约30公里。记者通过商洛市环保热线联系到了洛南县环保局，随后赶到现场的该县环境监察大队王队长称：“河水的确是被污染了”。

　　王队长说：“经过查看，石门河、黄龙河的河水确实被污染，但污染程度到底有多严重目前还不好说。”据其介绍，河水呈黄色、红色，主要原因是上游采矿区矿藏中硫、铁离子含量较高,经水解后形成氧化铁。“今天河水被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陕西秦岭钼业公司尾矿库管道包布老化致使部分废水泄漏”。

　　当日记者发稿前获悉，陕西秦岭钼业公司已被洛南县环保部门责令停产并采取紧急措施修复设备。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表示，将依法对秦岭钼业公司进行处罚。文/图记者张红中

9、未来100年气温或升5℃ 发达国家应率先节能减排

来源：华龙网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0-18/100721297715.shtml

　　本报讯 (记者蔡文沛) “人类活动正使全球变暖，在过去的1000年中，地球平均温度变动范围小于0.7℃，然而，在过去100年里，人类所排放的温室气体已使全球温度急剧上升。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日益增长，预计今后100年内温度的升幅，可能会使全球温度比工业化前升高5℃……”2010中国城市规划年会昨日闭幕，世界银行高级能源专家王晓东在年会上发布了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

　　缅甸飓风夺去了8.5万人的生命；老挝暴雨引发湄公河水暴涨至100年来最高水位，并造成洪灾；今年欧洲将面临千年一遇的寒冬……“频繁的干旱、洪水、强风暴灾害中，我们已能够感受到气候的影响！”王晓东说，如果气候变化以当前的速度继续演变的话，将使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比工业化之前的时间升高5℃。那时，极端天气事件将更为频繁，物种将大量减少，大多数生态系统超负荷运转。

　　王晓东说，在发展中国家，有1/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仍不到1.25美元；有10亿人缺少清洁的饮用水；16亿人缺少电力；30亿人缺少充足的卫生设施。1/4的发展中国家儿童处于营养不良状态。这些需求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援助应该优先着手解决的问题。然而，气候的变化，使得未来的发展变得更加困难，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更加困难。据估计，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75%~80%将由发展中国家承担。气温上升2℃可能导致非洲和南亚的人均年收入永久性地下降4%~5%。

　　发达国家应率先节能减排

　　在这样的前提下，应立即着手推广能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现有的低碳技术。王晓东说，我们还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目前的气候变化，将人类、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受到的损害降到最低。“全球共同行动是降低成本及有效落实节能减排的关键！”王晓东说，在共同行动中，高收入国家必须率先采取积极行动，降低自身的碳排放量，这可以为发展中国家释放一些“污染空间”。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必须对世界能源体系进行变革，才能使全球碳排放量降低50%~80%，基础设施建设也必须达到能够应对极端情况的要求。王晓东说，要养活新增30亿人口而不对已然不堪重负的生态系统造成更多的威胁，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水资源利用率。未来要获得食物、生物能源、水电和生态系统服务，还必须保持生物多样性并维持土地和森林的碳存量。她表示，稳健的经济和社会战略要考虑不断增加的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并加强对各种未来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而不只是针对过去的气候环境作出“最佳”应对。

　　700余城市已在行动

　　向碳中和(也叫碳补偿，是现代人为减缓全球变暖所作的努力之一)城市转变的过程中，虽然还缺乏国际性协议和严格的国家政策，但全世界700多个城市和地方政府已开始了“城市致力于气候保护运动”，通过采取气候保护政策和实施量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我国北方城市日照市，政府利用奖励措施和法律手段双管齐下的方式，鼓励大规模有效使用可再生能源。在日照，摩天大楼全部使用太阳能，全市99%的家庭使用太阳能暖气，几乎所有的交通信号灯、路灯和公园照明均由太阳能光伏电池供电。这些措施使该市能源消耗量下降了近1/3，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一半。

　　2008年，悉尼通过提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和实行碳补偿行动等方法，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城市；哥本哈根计划到2025年将碳排放量降至零。

　　专家建言：重庆建广场公园应实现功能多样化

　　“香港和重庆的城市特征很相似，都是山地城市，人口密度也很大，在广场和公园的建设上，应该功能多样化。”昨日在规划年会结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规划署副署长凌嘉勤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为重庆的广场公园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利用好一些位置好的空地，使其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生活的好场所，应该纳入到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凌嘉勤说，香港几乎所有的公园和广场都是复合型多用途的，在那里，公众不仅可以休闲游玩，甚至还可以举行婚礼，有的广场在特定的时候，可以作为花市等设施进行使用。比如，在香港公园旁边有很多写字楼，每到中午，尤其是天气好的中午，许多写字楼的白领就会拿着便当、汉堡、三明治在公园享用午餐，这就使公园的作用增大。凌嘉勤建议，重庆在开展广场公园的大规模建设中，可以借鉴香港模式，使广场公园全方位的为市民服务，同时也增加城市对人的吸引力。

10、生态保护专家吕植：物种绝灭主要系人为原因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ina.com.cn/2010-10-18/111121298109.shtml

　　著名生态保护专家吕植，曾被称为世界上和大熊猫最亲近的人。自1985-1993年，吕植深入山林，对熊猫进行了八年的系统野外研究工作，她所参加撰写的《秦岭大熊猫的自然庇护所》，获1990年全国第五届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秦岭大熊猫生态学研究》，获1991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她在《生态安全是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根本》一文中忧心忡忡地写到：在近一、二百年里，我国已经有10多种哺乳动物灭绝，还有20多种动物濒临灭绝。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人口增长、资源及其栖息地的过度开发利用、环境污染、外来物种的引入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态系统正不断恶化。

　　三万数据引用无一来自中国

　　南都：国外一些专家注意到物种灭绝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

　　吕植：总的来说，科学家们的看法是，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由于气候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很复杂，观察周期很长，所以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尤其是中国，我们还没有开展系统的研究，说明物种的绝灭或濒危究竟受气候的影响有多大。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对未来的预测，都是用数学模型来做的，看温度、湿度等各种条件因素改变了以后，会给动植物带来什么影响。当然这样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可能也有一定的出入，因为生物都有一定的适应能力，，比如说哺乳动物忍耐1-2摄氏度可能没有问题，但对于生命周期中某一段时期对温度依赖比较重的五种生物而言，例如鱼和昆虫等需要孵卵的动物，以及不能随意活动的植物，受温度的影响就会比较严重。目前普遍认为气温升高两摄氏度是生态系统能够忍受的范围，再升高，生态系统就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失。但是气温和物种绝灭的相关性的研究实例目前中国还比较少。目前看得出来的最严重的影响可能是极端气候造成的物种绝灭或局部绝灭。比如云南的异龙湖曾经干涸20天，造成这个湖里特有鱼种的灭绝。

　　世界范围的研究比中国要多一些，但仍然很缺乏。我举个例子，IPC C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中，专门有一章是谈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这一章需要的数据要求是正式发表的，连续30年以上的观测记录。这个报告引用了将近三万个观察点，有两万多都在欧美，亚洲有7个，中国一个都没有。

　　南都：为什么中国没有呢？

　　吕植：没有合格的数据。中国没有连续30年的系统研究和监测。

　　南都：为什么呢？

　　吕植：我觉得还是中国做生态学的人太少，尤其是坚持在野外进行观察的。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监测的缺乏和信息数据的缺乏，我国在这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这会影响我们对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真正的影响的判断，从而影响我们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

　　几天一次的“百年一遇”

　　南都：那么现在认为物种绝灭主要是受哪些因素影响的？

　　吕植：主要还是人的影响，实际上气候变化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与它相比，人对于物种灭绝的影响更大。自从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以来，物种大灭绝现象已经发生过5次。前5次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而现在正在经历的第6次物种大灭绝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南都：这个人为的原因主要指什么？

　　吕植：首先是土地利用的改变，比如农业开垦破坏原始森林。英国殖民者去了美洲，森林没了，印第安人和动物也都没了。现在有的森林看着挺好，但基本上都是恢复起来的，有些物种就灭绝无法再生了。欧洲也是一样，都是被农业开发过以后恢复的，但是原始森林已经回不来了。其次，就是猎杀。从很早开始，打猎的行为就存在，只是那时候限于工具不发达，人口稀少，影响并不大。而现在，猎杀行为则会对物种带来致命的伤害，特别是在物种个体已经很少的情况下再雪上加霜地猎杀。说实话，科技发展到今天，现在人类根本不需要靠猎杀野生动物来获取蛋白质维持生存，但是像的日本捕鲸，毫无必要。绿色革命(指上世纪中叶，世界范围内靠先进技术提高粮食产量的变革)后，人基本已经满足了生存的需要，现在对野生动物的消费是一种有害的奢侈行为。这我觉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应该坚决制止。

　　南都：这其中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么？

　　吕植：我举个例子，比如大家熟悉的熊猫，现熊猫分布的最低海拔是农业分布的最高处，农田的尽头才会有竹林，熊猫才能生活，熊猫是被人从低处撵到高海拔的竹林中的，而它们分布的最高处是竹林的上限。气候变暖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竹林，也就是熊猫的分布可以上移，而与此同时，农业也有可能因为暖和而向上移，其结果就有可能使熊猫失去低海拔的良好栖息地，使整个栖息地的面积缩小。因此要帮助熊猫适应气候变化，就需要控制农业随气候变暖上移，同时要把破碎的小块栖息地连接起来，以免熊猫在迁移时没地方去。

　　南都：您认为气候变化、生态系统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吕植：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生态系统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防止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比如旱灾，泥石流和洪水等，同时增加植被吸收二氧化碳也是减排的一个有效措施。因此保护好生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使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换句话说，气候变化花更加要求我们保护好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此外，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两个层次的，一是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气候肯定要变，意境在变了，所以做好适应的准备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适应，好的生态系统也是必须的。在极端气候发生时，好的生态系统会起到关键的保护作用。比如泥石流，如果树很好的话，泥石流不会那么厉害，洪水也不会那么厉害。今年旱灾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调查，森林保存完好的地方有水，没有水的地方大多都是森林破坏得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曾经在这次旱灾做过一个“引水思源”项目，就是从森林保护区里把水用管子引到乡村里，让老百姓能够喝水；同时，希望他们别忘了水是从哪里来的，要保护这个森林。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好的、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自然的力量永远大过人的力量。

　　人类经常“好心办坏事”

　　南都：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应该怎么做才能起到积极作用？

　　吕植：现在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生态系统，最大问题是栖息地的问题，栖息地质量越来越差，被隔离成一小块一小块是个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栖息地会破碎？修路，开矿，修水坝是其中部分原因。修水坝可能是人类“好心办坏事”的一个典型例子。修水坝的理由之一是清洁能源，是减排，无疑，水电比煤电的碳排放要少。但是综合起来，我认为水坝的作用是负面的。碳是减下来了，但对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长江里的许多特有鱼需要回游，建成水坝就回游不了了；激流变成静水后，它的温度、水流速度等生境条件都变了，会影响鱼的繁殖，有的可能直接导致了灭绝。人类作决定的时候往往只看局部得好处，而不看全面的、长期的后果，所谓“蝴蝶效应”现在，西南水坝的分布密得已经几乎没有一条自由的河流了。

　　南都：除了建水坝以外，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情还有么？

　　吕植：放生可能是另一个，放生要看你的动物是哪来的，要么就是从野外捕捉的，抓的过程中会有伤亡，放了又有可能又活不了的，有1/3能活就不错了，放生可能带来杀生。还有就是外来物种，比如，我亲眼看见的，拉萨河里以前都是当地的鱼种，自从将繁殖力特别强的外来鲫鱼放进去以后，我问当地人，你们钓上来的是什么鱼，无一例外，都是鲫鱼。另外，如果买野生动物来放生，就等于间接鼓励这个行业形成一个市场。

人在直接消费上有很多可以注意的，比如吃什么，用什么。如果注意一点都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影响。吃野生动物，你的消费直接导致了猎杀。所以建议旅游的时候不要乱买，最好上网查一查。少购买皮毛，特别是濒危物种的皮毛，例如藏羚羊的毛。少用洗涤剂，现在的洗涤剂都排到江河去，水处理厂无法处理这些东西，监测污染的指标里也不包括这些。洗涤剂里的化学物质有类似雌激素的成分，可以导致河里的雄鱼雌性化，繁殖力下降，这实际上也是加快某一物种的灭绝。采写：南都见习记者娜迪娅实习生陈佳　统筹：李召龙金光

11、量化生态环境损害到底难在哪儿？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0-18 楚惠萍

http://www.cenews.com.cn/xwzx/dh/201010/t20101018_665179.html

　　目前我们的生态系统评估总体还处在初级阶段，还存在着法律地位、法律责任和技术规程不明确，以及科研能力尚待提高等问题。要切实提高生态评估的水平，还需要在尽快建立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生态评估分级管理、建立专业技术标准和明确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不懈努力。

透视企业环境责任系列报道　

和谁对话？

　　孟伟，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博士，环境科学专家。现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政府间海委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流域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河口与海岸带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以及流域水污染物容量总量控制、流域生态质量评估。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为什么对话？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影响较大的环境污染事件。在全面开展污染治理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了解这些污染事件究竟对被污染地区的生态系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国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目前总体开展得如何？有何不足和可提高之处？这些问题对量化生态环境损失成本、推动环境损害赔偿，进而促进企业落实环境责任有重大意义。

　　对话人　　孟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记者 楚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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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开展生态评估的总体状况

　　关键思路　　　　

　　存在制度建设和工作机制问题

　　记者: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发生了多起环境污染事件。那么，我国从何时开始开展生态评估工作？目前对污染区域的生态评估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孟伟:生态评估本身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而污染事件发生之后进行的生态评估是这个大概念之下的特殊问题。实际上这一类的工作，过去国内很少开展过。西流松花江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出现一些污染问题，当时也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进行系统地科学评估，而只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探索性行为，没有像现在这样系统地提出一个生态评估的一套程序和当作一项工作任务去完成。

　　生态评估工作也是随着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来逐步深入和深化的。目前，在国内，环境污染事后的生态评估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成熟、完善的体系。中国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还是从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发生爆炸事故引起松花江的硝基苯污染开始的。这次事件不仅仅影响到了我国境内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还影响到了邻国俄罗斯，所以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是从这件事开始，中国认识到应该对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进行生态系统评估，来确定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到底怎么样，看预防机制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相关制度建设还应该怎样去进一步完善。因此说松花江污染是一个非常具有转折点、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一个坏事变好事的起点。自发生污染事件之后，直到2007年底，基本完成了松花江事故造成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今年7月3日发生的福建省上杭县紫金矿业污水渗漏污染汀江事件，造成了大范围的金属铜污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除了人尽皆知的上杭瞒报、迟报现象之外，在养殖鱼大面积死亡之后，这件事对生态的影响到底怎么样，还没有听说开展相关的生态影响评估工作。我个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尽快组织开展生态影响评估工作，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大连港漏油事件也是一个生产安全状况不佳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因为这次事件影响比较大，牵涉范围比较广，事件发生不久之后，国务院就明确指示，由环境保护部牵头，对此次油码头的事件进行生态影响评估。环境保护部组成了一个专家组开赴大连湾开展工作，工作比较及时，内容覆盖也比较全面。环境保护部也派出领导专门去现场协调工作。但是尽管工作已经开始了，工作经费却没有及时落实。对于到底需要多少资金、资金由谁支付、怎样使用等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责任的认定也不明确。这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和法律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比如这次大连新港漏油事件，在港区12公里的范围内存在污染区域，有人认为这个区域的监管单位是交通部门，因此交通部要负责处理这件事；出了港区，海洋范围内的污染就应该由海洋局负责。这种分区负责的划分方式很狭隘，从对问题负责的角度来看，不应该按照行政权力来分担责任，而应该对事故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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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

　　生态评估的形式关键思路　　　　

　　从工作时间上来分，生态评估有短期的应急性生态评估和长期生态评估两类

　　记者:一般情况下，在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应在什么时间正式开始生态评估工作？生态评估工作是短期的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孟伟:要确定开展生态评估工作的时间，首先必须清楚生态影响分为急性影响和长期影响两类。对于长期的影响来讲，比如水环境，以一年为一个周期，就可以揭示一些问题。甚至可以以某种生物的一个生命周期为时间段，比如某种鱼类从幼鱼长成成鱼需要几年的时间，那么生态评估也就相应地需要几年。但是一般来说，一年的时间就基本能够判断一个污染事件对生态的影响了。一年时间的评估就是长期的生态评估。对于急性毒性污染，不同的污染物、不同的浓度，短时间急剧高剂量的暴露负荷，我们有一个判断标准:“半致死量”。半致死量是某种生物暴露在某总污染物中一定时间，群体死亡率达到50％时的剂量。半致死量是判断急性毒性污染事件的一个标准。一定要在事故发生后去现场做半致死量检测，才能真实地反映污染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每一种污染物对每一个物种都有特定的半致死量，这个标准并不是对所有物种或者污染物普适的标准。半致死量是一个浓度值，主要是针对特定物种来说的。

　　中国的生态评估工作通过松花江事件表现得淋漓尽致。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事件发生后我们即开展了急性毒性生态影响评估，也随后开展了长周期的生态影响评估。

　　应急生态影响评估对当地的饮用水水源地和自来水厂的水质、蔬菜生产、粮食安全以及爆炸引起的吉林市大气中有机物的含量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影响等，都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急性、毒性甄别。同时，对松花江流域的生态系统也进行了评估。浮游的、游泳的、底栖的动植物，逐一采样、逐一分析。还研究了鱼类吸收了污染物之后在体内的富集程度和自我消解时间等。除了对生态系统进行了评估，我们还对水质和水中的沉积物进行了评估。经过细致、系统和科学的评估，我们最后得出结论就是，这次污染事件对生态环境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这也是由污染物硝基苯在环境中迁移、转化、归宿、降解的特性所决定的。评估的每一个问题都专门有一个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按照国际规范进行评价，由于评估和防控工作的及时开展，没有造成二次污染事件。这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按当地的风俗，春节要吃松花江的鱼。“松花江的鱼敢不敢吃？”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评估专家组在会议室讨论到凌晨，各专家从不同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污染物在水体中的浓度和鱼对硝基苯的富集能力，以及污染水团过境之后水体对剩余污染物的消解能力，最后做出的结论就是:当地百姓吃鱼，绝对没有问题。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当时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件事，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但让松花江沿岸的百姓放心，也让俄罗斯人放心。这些都属于应急生态影响评估。

　　除此之外，还进行了一年多的长期生态系统评估，其中包括了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经济损失的评估也是生态评估的重要内容。通过松花江污染事件的评估，带动了国家对于松花江的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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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关注《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可借鉴之处

　　关键思路

　　明确了海洋溢油生态评估的程序、等级、内容和技术方法等

　　记者:2007年5月1日起我国开始正式实施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以下简称《导则》)，这个《导则》的主要目的和指向是什么？近几年作用发挥得如何？

　　孟伟:这是国家海洋局发布的一个关于生态评估的行业标准。我认为这个标准做得非常好。这个标准在制订的时候借鉴了国际海事组织(IMO)的相关文件，1992年国际海事组织就制定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还参考了美国大气海洋局(NOAA)《自然资源损害评估指导手册》。《导则》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确定海洋溢油造成损害的对象、范围和程度，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它的指向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对中国海洋石油开发、运输等方面加强管理，《导则》的出台就是为了服务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在海洋溢油的生态评估方面，海洋局先行了一步，经验是值得环保部门借鉴的。

　　虽然《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在一些问题的界定上还不是十分完善，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

　　第一，明确了评估的程序。评估程序有3步:第一步，要及时、迅速地开展调查，调查污染的具体情况、污染源、污染对象和程度。要有现场调查、有资料调查，迅速地制订评估方案；第二步，编制评估大纲，界定评估的对象、范围、目的和程序；第三步，提出生态损害的评估报告。

　　第二，《导则》还确定了评估的等级。一是根据油的持久性与否、重质油还是轻质油、影响持续的时间和范围等不同的性质划分评估的等级。二是根据发生溢油事故的海域的生态敏感性(分为敏感海域、亚敏感海域和非敏感海域)划分等级，越敏感的海域，评估的级别就越高。级别越高，评估的内容就越多、强度越大、频率越高。三是根据溢油的程度和溢油的数量来划分，分为溢油50吨以下，50吨~200吨和200吨以上这3个等级。根据以上这3个指标体系确定了四级评估，一级评估最强，四级评估最弱。

　　第三，规定了进行生态评估的5个方面内容。从污染情况调查、污染源诊断、生态损害的程度、进行生态修复的方案以及导致的经济损失这5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生态评估。

　　第四，规范了相应的技术方法，如采样的标准方法等。因为海洋溢油事件在很多时候都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对于这些方法的规定，《导则》采用的都是国际标准。在进行评估的时候，能用国际标准的应该尽量采用国际标准，不需要采用国际标准的，应该采用我国的国家标准，标准的适应性越强，评估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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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前生态评估存在的问题

　　关键思路　　　　

　　还存在法律地位、法律责任和技术规程不明确，以及科研能力尚待提高等问题

　　记者:我国生态评估目前的总体状况如何？

　　孟伟:我国生态评估目前的总体状况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特定的生态评估，即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以后进行的生态评估的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不明确。如果法律地位和法律责任不明确，责任主体就不明确，经费保障就难以落实，或者落实起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如果责任主体不明确，评估结果谁来采纳、监督执行和落实？只有法律责任和主体明确了，评估结果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还有肇事者的责任追究问题。肇事者、监管者和环境监管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这些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其次是评估的技术规程不明确。关于评价的目的、范围和对象等，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规范的技术性规定。没有统一的标准会导致某一评估结果与其他的评估结果没有可比性。

　　再次，评估的基准和标准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基准是制订环境标准的基础。没有基准就没有标准。因为生物区系不一样，所以环境基准值在全世界都是不一样的。直接拿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基准值来用是不科学的，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修正才能使用。所以必须建立中国的环境基准体系来完善中国的环境标准体系，才能进行科学、客观的生态系统的评估。这里就包括急性毒性效应、半致死量等的监测以及长期毒性效应的评估。这些都是在评估里面必须要界定的。

　　第四，相关的科学研究还需着力加强。必须有系统的科学研究，才能建立相关的基准建议值。必须开展科学研究，建立重点实验室。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国家正在考虑积极推进环境基准方面的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这一定会极大地提升国家在这方面的能力和创新水平。生态影响评估需要大量高层次的专家和专业技术人才，人才队伍的建设必须加强，而目前我们的编制还不够，实验室条件也需要提高，相信通过不断地应对重大事故应该能够不断提高我们在生态评估方面的能力，但是加强专业队伍建设、提高专业队伍知识水平是根本。

　　对此，有4个建议:一是在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进一步明确生态评估的法律地位；二是建议环境保护部牵头起草相关条例，报国务院批准，形成统一组织、统一技术标准规范、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以应对现在的现实情况。法律修订可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在法律正式出台之前建议环境保护部先出一个临时办法；三是着力加强这个领域的基础能力建设，加大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四是借鉴经验教训，加强预防，积极开展流域性、区域性的生态安全评估工作。不能等出了事故再去评估，要加强预防，从源头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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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生态评估工作应该怎样推进与提高

　　关键思路　　　　

　　应尽快建立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生态评估的分级管理、建立专业的技术标准和明确责任追究机制等

　　记者:在中国目前的国情、政策环境和生态水平情况下，我国的生态评估工作应该怎样推进与提高？

　　孟伟:在我国的国情以及政策水平下，生态评估目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开展工作:

　　一、应该尽快建立生态影响评估制度，从法律层面上对其进行保障。明确要不要做生态评估、谁来负责、谁来组织实施等问题，还要明确责任部门。我个人认为，这项工作既然名字叫做生态影响评估，就应该由环境保护部门来牵头开展工作。这些都需要通过制度和法律来进行规定和保障，只有责任明确了，才能顺利、及时地开展工作，而不能等到事故发生了，还要考虑能不能做、上级批示和项目资金等问题。

　　二、生态评估也要分级管理。按照环境保护法，地方政府应对当地的环境质量负责。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地方政府就应该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只有跨区域、跨流域、特别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才由国家来实施生态评估。如松花江事件这种跨省、跨流域、跨国界的污染事故，就由国家来进行生态评估，阳宗海砷污染和陕西凤翔铅污染事件都是区域性的污染事件，就应该由地方政府来进行生态评估。同时还必须解决好配套资金的管理问题。资金保障应该以事故方为主体，谁造成事故谁来出资金进行生态评估，不能让中央财政和百姓来分担这个压力。从执行上说，一旦发生了污染事故，就应该立即冻结责任企业的资金，把资金留出来应对和支持生态影响评估工作以及以后的生态修复工作。如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就是由造成事故的责任方英国BP石油公司来支付随后产生的一系列费用。这其实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理念的延伸。

　　三、应该尽快建立专业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评估规程，并成立专业的评估队伍，以更好地应对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工作。现在为止，还没有专门的技术标准和规范以及明确的评估规程。同时，目前的生态评估工作都是事故发生以后临时成立队伍，虽然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会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毕竟没有系统的规程和标准，不能更好地进行生态评估。

四、要在制度上明确责任追究机制。事故的肇事者、安全生产的监管者和环境的监管者这3方面各自的责任要通过制度和法律进行明确。事故一旦发生，要准确辨别事故原因是出自哪一方，要明确事故是由于监管部门对此没有要求和规定、企业违反规定和操作规程生产，还是环保部门没有及时组织应对、消除污染和进行生态安全评估等问题，以便进行责任认定。只有明确责任才能追究责任。

12、环保NGO“自然之友”的转型迷茫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10-17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0-10/17/content_16740385.htm

　　过去16年里，环境类议题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这其中离不开环保类NG O所做出的积极努力，然而环保NGO自身的发展与转型亦逐渐成为NG O群体中争议极大的焦点问题。作为中国环保NG O和环境运动的起点，自然之友16年磕磕绊绊的历史正是检省过往、寻找前路的最好解剖样本。

　　从1994年自然之友成立的那一年开始算，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刚过16年。据自然之友网站介绍，十多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创办的N G O已有十多家。

　　经过16年的努力，自然之友在各个方面都对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所创新，比如注册的方式、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公开招聘总干事，还有它的筹资底线、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不过与2004年之前的声名鹊起相比，自然之友近几年的平淡、迟钝显而易见。十多年来，自然之友真正主导过的公众环保事件，似乎不多，影响力大的更是稀少。

　　作为中国环境N G O的代表，自然之友的转型成为必然，它的道路同样为中国环境N G O敲响了警钟。如果经常无法担当公众的期望，不敢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自然之友这一中国环境N G O的先行者形势危矣。

　　会员制优劣

　　“自然之友”的会员制有其强大的吸附能力，大量在当时知道关注环境的人，由此通道被发展成为了自然之友的理事和会员。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她从1988年起开始陆续报道环境问题，到1994年，在业界已经颇为知名，自然之友的发起人梁从诫先生为此把她“发展”为理事。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一起聚成了团队，开始有心地关注中国的环境现实问题。

　　但会员制也有限制。会员太少，对一个机构作用不大。会员太多，可能引发有关部门的关注，因此也不能过量发展。十多年来，自然之友一直在会员的发展方式上彷徨。会员的服务也时常招来议论纷纷。会员缴会费，虽是象征性的，但终究不是“捐款”，时常被缴费者理解为“服务费”，因此，交了服务费，自然就想着要享受服务。而如果服务得不顺心，那么就会出现些不和谐的事件。可如果你去查一下自然之友的年报，会发现，会费收入在自然之友占极低的份额。

　　会员制带来的好处是让自然之友具有一个天然的凝聚力，但在组织发展方向不明晰的时候，到底是以会员为“客户”，还是以会员为“资源”，就成了不易摆平之事。一些以商业眼光看世界的人，一看到自然之友会员数量有1万多人，会很高兴地说，你们的忠实客户数量真不少啊，你们得好好地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满意，让他们成为环保的践行者。

　　但自然之友成立之后几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会员本身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心的激情与能量，又结结实实地表明会员其实是自然之友最好的“环保资源”。他们散处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足迹遍布全国，像一个个灵敏的感应器一样接收着身边环境的苦难。他们很自然地，像传感器那样快速而充满期待地把这些苦难集成到了“组织”身上。

　　有时候期待过多就难免失望。会员本身的流动性挑战着会员制的管理模式。自然之友的会费不算多，10元、50元、100元都收过，终身会员也只需交纳1000元，学生的20元、30元，社团会员才10元。有人交了今年的忘记交明年的，有人上学时当了会员工作后就不再交钱了。这样，谁算会员，谁不算会员，会员如何监督和管理，与会员的能量如何发挥，一直困扰着自然之友脆弱的神经。

　　会员的枝条哪都能伸展，不可能只圈定在北京，而自然之友有时候却被限定为“只许在北京发展”的民间环保组织。为此，自然之友想出来的应对之术是在一些地方成立了当地会员小组，有些与当地的环保组织相匹配，有些则可能由会员小组生长成当地的环保组织。为了让这些会员小组成长得更加迅速，自然之友开启了“会员学习网络”项目，时常把会员组织起来培训。有人认为这样的办法非常富有创新意义，有人则认为，这样的办法其实仍旧没有逃脱“只培训，不应对”的旧习气。

　　环境教育出路

　　关于自然之友的第二个争论是环境教育究竟该面向谁，环境教育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或许是与四个创始人都“痴心公众教育”有关系，自然之友十多年来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公众环境教育。而他们面向的群体至今没有摆脱“一老一小”的范畴，老是指退休或者貌似退休的中老年人，小是指小学生甚至是中学生、大学生。1994年以来，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如果把观鸟、登山、植物认知、低碳出行等也都算上的话，那么自然之友十多年来的主营业务，都与他们念念不忘的公众教育有关。

　　公众教育确实有强大效果，自然之友像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自然之友一向喜欢宣扬的一个数据是全中国至少有十多个环保组织是自然之友“孵化”出来的。所谓的孵化是指这些环保组织的创始人或者核心群体一开始都是自然之友会员或者自然之友志愿者。绿家园的汪永晨就是自然之友“分化”出来的一个典型案例，1996年，她与金嘉满一起创办了“绿家园志愿者”，这个组织虽然在2008年才正式在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注册，但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它的公信力与行动力。而按照汪永晨的说法，她自创机构的原因除了中国需要更多的环保组织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理念不合”，她认为应当积极面对环境事件，而自然之友理事会相信缓慢待之可能是更好的既保存实力又有望解决问题的上善之道。

　　公众环境教育这种“暗发力”的效果可能来自于知识分子对参与社会事件的一种理解方式，知识分子更相信潜移默化的作用。作为创办人，梁从诫先生所倡导的“真心实意，身体力行”，可能就暗含着对好大喜功者、只盯着当时效益者的劝告和督促。

　　不过民间环保组织的研究者指出，让自然之友获得公众信任的最主要的几个事件，都是直面现实环境问题的事件，在藏羚羊保护过程中，梁从诫给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在北京发动公众给野牦牛队募捐、梁从诫先生带领队伍亲赴青海格尔木并现场焚烧一小堆藏羚羊等细节，至今为大家所熟知。2005年圆明园铺膜事件大争论中，自然之友会员李楯在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强力举办的国家级环保听证会上的表现，也很让公众钦佩。而2005年由水电开发大争论引发的“人类该不该敬畏自然”争论，自然之友总干事薛野等人的表现也为社会津津乐道。

　　公众教育这种“明发力”与“暗发力”的互相调济，确实能够让不少事迹很自然地归功到自然之友身上。但是，有些人也表示担心，“自然之友的会员小组只有三个，而当前的环境问题纷繁无穷，显然不足以全面感应。自然之友的三个会员小组对兴趣范围之内的问题似乎也仍旧是‘只看到不发声’，观鸟的人看到了鸟类伤害事件，他们似乎也仍旧沉默待之。长此以往，这和一个旅游小组有何不同？”

　　领导人困境

　　自然之友经常说自己要转型，自然之友经常说自己在转型，但自然之友似乎一直没有转型。

　　2010年4月份，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决定给予自然之友数额将近60万元的项目资助。这大概是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成立以来出手给单个民间环保组织最大的一笔资助。此前，按照阿拉善民间环保组织资助的基本原则，一个机构最多能拿到20万元左右的经费。

　　数额的突破某种程度上与自然之友开始宣称正式关注火热的垃圾议题有关。2009年1月份之前，也就是自然之友新任总干事李波上任之前，自然之友对垃圾议题并不敏感。李波上任之后，对垃圾议题情有独钟。先是从北京万通基金会拿到一个数额不太大的项目资助，接着就得到了阿拉善SEE的高度青睐。

　　然而阿拉善SEE的资助过程并不流畅。自然之友所提交的项目书几易其稿，仍旧让阿拉善SE E生态协会企业家理事会中负责资金拨款的企业家王维嘉、童书盟满怀忧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由企业家所凝聚成的民间环保组织，企业家像投资一家创业公司一样关注着每一笔资助的流向和产出。王维嘉和童书盟为此频繁地要求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处与自然之友接触，其目的是希望自然之友的垃圾项目小组能够尽快地清晰表达自己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方向。然而，无论他们如何的烦忧，最终的结果似乎都没法让他们满意。

　　自然之友对这样的资助过程也颇为厌烦。他们宁愿指责阿拉善的企业家太过好事而不愿意检视自身项目的水平和能力。这样的遭遇对于任何接受资助的机构都容易被视为一场侮辱，但“转型”之中的自然之友，似乎对此更加敏感。

　　其实没有人知道自然之友是不是在转型。自然之友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动用了无数的口舌，才说服在中国的环保圈里颇为有名的李波担任自然之友的总干事。李波上任之后，确定了几个新的“议题方向”，比如垃圾问题，就是自然之友重点要发展领域，再比如上市环保的环评公示“再核查”，也是一个重要的关注方向。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公司需要上市，他们的环境表现如何？自然之友认为应当号召公众去关注之。同时，一些大型项目的环评报告公示，自然之友也愿意组织力量对其“提意见”。

　　李波认为自然之友的理事会也存在“转型”空间。相对来说，自然之友的理事过于沉寂，像自然之友的许多会员一样，对会员的义务尽职不到位。李波盼望理事会能够在自然之友的发展过程中起到更为明显的作用，担当更多重要的职责。

　　李波不是自然之友聘请的第一任总干事，早在2005年，自然之友就开始寻找总干事人选，参与创办“卡夫卡书店”的薛野被相中。薛野学哲学出身，是一个充满环保激情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物。他在2005年圆明园铺膜事件后真正开始反思自然之友的使命问题。在他辞职后，他依然认同当初的想法，就是真环保而非伪环保的作战对象是强大的利益集团，当利益集团侵犯公众利益和生态利益时，环保组织呼应公众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着手，要有所行动。薛野至今相信，一个N G O是否能树立起公信力，就看它是否有效回应了公众在这方面的需求。然而薛野似乎激进的行动引发了自然之友元老的反弹，最终他在自然之友只呆了一年多的时间，2006年下半年，他主动辞职，离开了自然之友。此后，自然之友一直没有停止对总干事的期待之心，李君晖以代理总干事的名义、刘勇以副总干事的名义，都参与过一段时间的掌政生涯。

　　2007年11月，梁晓燕重回自然之友着手制定自然之友的五年战略规划，战略规划制定过程到2008年4月结束。梁晓燕认为自然之友的战略规划是中国N G O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她说：“自然之友的发展创业，靠的是领袖魅力型的人物，中国的N G O不少都有类似的特征，其创始领导人非常强势，掩盖了管理机制上的风险，但这样的风险迟早会暴露出来。而战略规划的制定颇有点像‘先有宪法再立国’，而不是先有国家再讨论宪法。战略规划的确定不仅仅意味着机构的方向明确，而且意味着机构的运作方式规范，确立了清晰的治理机制，让决策机构与执行机构相对的分工。”

　　在五年战略规划制定期间，梁晓燕以理事身份代理总干事。据自然之友发展合作部主管张赫赫亲身感受，战略规划确实起到了梳理作用，梁晓燕个人管理风格是比较有领导力的，就像绷带一样，将自然之友这个伤员包扎了起来。2009年1月，招聘了现任总干事李波。李波随即带来了他的新思路。

　　不可替代的自然之友？

　　2010年初，民政部给文化部下属的中国文化书院来函，说中国文化书院·绿色分院也就是自然之友违规收取会费，说自然之友是二级社团，不该拥有独立账号。为此，自然之友不得不开始整改。

　　整改的方式倒似乎给自然之友带来了新的转型机会，自然之友想同时注册三个身份，一是到北京朝阳区科委和朝阳区民政局注册“北京市朝阳区自然之友环境研究所”，这属于“民办非企业”，是民间组织的一个类型；二是到北京海淀区争取注册为“社团法人”，这是民间组织的另一个类型；三是注册为一个公司，为自然之友将来的造血能力奠定基础，为自然之友发展为社会企业探索方向，因为自然之友相信，其旗下的一些公众教育业务，具有良好的商品销售潜质。

　　今后的自然之友可能将无法再发展会员，过去的会员可能要改注册为志愿者，过去交纳的会费可能要改为捐赠。

　　梁晓燕说：“过去，自然之友对于公共事件，如果有不良后果，梁从诫先生回避得很厉害，他感觉到生存的危险。比如自然之友有两次年审，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的风险，谁来承担？有人说自然之友应当直接奔赴环保第一线。但当前，自然之友确实是缺乏这方面的机动能力，目前所有人力全部在项目上。我们发现值得做的，需要专业能力的人，以自然之友现在的工资水平根本招不过来。不带项目没有工资，带着项目就有项目执行的压力，所以机动的事情只能兼顾。自然之友需要筹非限定的钱，但目前公益筹资基本上是以项目为依托，没有余力回应突发事件。所以，冲在前面的，只能是一些灵活机动的组织。”

　　在调研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提到了民间环保组织人员的待遇问题。自然之友在待遇方面还是设计得颇为考究的，机构的架构也颇为健全。员工的保险、休假等管理措施都相对比较到位。然而在梁晓燕看来：“假如李波两年后离职，自然之友又将面临着公益骨干人才奇缺的状况。现任总干事李波的工资是8000块钱，前任总干事的工资是6000块。我担任代理总干事工资是3000元，就是这些工资还是得由我去专门募集。在2010年之前，有一位台湾企业家每年愿意出1.5万元用来发放自然之友行政工资，但从今年开始，这位企业家也不愿意出这份钱了。”

　　自然之友的转型迷茫还很多。一位采访对象这样说道：“自然之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在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中，是不可替代的。而不可替代的机构，在中国，似乎并不多。”尽管有人拒绝自然之友，尽管有人逃离自然之友，尽管有人不信任自然之友，尽管有人对自然之友满怀失望，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能够没有自然之友。

　　16年还是太短，以自然之友为代表的中国环保NGO的路不过刚刚开始。　　南都评论记者张传文

13、专家市民为城市垃圾处理献策 首推干湿分类

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ina.com.cn/2010-10-18/102121297760.shtml

　　第四届中国(杭州)国际清洁能源与环保产业展览会已经闭幕，这场把低碳玩出新意的展会上，近万个低碳技术和产品让人惊叹科技的力量。

　　在城市垃圾处理专题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聚集一堂，就如何解决城市垃圾兵临城下、未来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的问题展开探讨，也向普通市民普及了一堂垃圾处理的技术课。

　　在场外，杭州市民也积极贡献自己的金点子，不仅仅是争取主办方提供的免费去德国考察垃圾处理方法的机会，也倾注了日常生活中对环保点点滴滴的关注。

　　下面，请大家一起来看看专家从专业角度将垃圾变废为宝的“金手指”，也看看市民从生活角度提出的垃圾处理“金点子”。

　　垃圾分类是一门学问，中国可先做好干湿分类

　　卢红雁 2002年~2009年留学德国，获德国萨尔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四川大学任教。致力于环境管理、沼气产业、城市垃圾和循环经济研究

　　一公斤有机垃圾制造的能量可以供节能型家用小汽车跑一公里，垃圾就这样埋了实在可惜。

　　我在德国有7年的留学和工作经验，他们家庭的垃圾分类就做得特别好。

　　在家里一般设有3个垃圾存放袋：一是扔再回收利用的垃圾；第二个存放有机垃圾，也就是生物垃圾，比如菜叶子、剩饭菜等；第三个是无法分类的剩余垃圾，这部分垃圾要付费处理。

　　纸张和玻璃是单独扔到小区的专设垃圾箱里；建筑垃圾以及更新换代后要扔掉的大型家具，这些是要打电话给市政部门，让他们来处理的；废旧电池也有专门回收的地方，在我工作学习的学校还有专门收集废旧光碟的垃圾桶。

　　德国执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已有10多年，这个观念不仅通过法律法规固定下来，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习惯里。

　　我建议中国家庭垃圾不要像德国一样分得这么精细。只要做好干、湿垃圾的分类就可以了，湿的垃圾就是指果蔬皮之类的生物垃圾，干垃圾就是其余的垃圾，干垃圾的分类可以通过工厂里人工加器械的方法再分类，这样还可以解决一部分劳动力。

　　垃圾分类不仅是寻常家庭的功课，更是运输、处置、新产品诞生等一条龙的工作。

　　对于普及垃圾分类，要让老百姓确实看到从自己家里分类出去的垃圾都有了各自的去处，能沤肥的拿去做肥料了，能焚烧的拿去焚烧发电了，可以再利用的也送去了相应的厂房。而不是已经分好类的垃圾，在环卫部门处理垃圾的时候又被丢在了一起。

　　5吨生活垃圾相当于1吨商品煤

　　严建华 浙江大学副教务长，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在很多人对垃圾焚烧有错误的认识，认为把垃圾拉走，只要不在我家门口，放置在哪里都可以，这是非常错误的理念。

　　如果垃圾仅仅被拉走，没有再利用，而通过单纯的堆放或简易填埋，那么从本质上看，垃圾仅仅是进行了无序转移，没有实施终端的无害化处理。

　　那么，垃圾中的重金属渗透到地下水里，被人们饮用；腐烂产生的气体进入空气循环，被人们吸入……

　　垃圾没有消失，还是进入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中，垃圾依然在人们身边，给居民的生活带来潜在危险。

　　废弃物本身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应该作为资源再利用，目前大概5吨的生活垃圾相当于1吨商品煤。

　　垃圾焚烧发电是一种非常好的资源再利用方式，不仅节约了填埋占用的土地，也可以产生电能。

　　杭州，在垃圾焚烧方面做得不错，已经有滨江、萧山等4个厂。

　　大家现在担心的问题，就是我家附近建垃圾焚烧厂会不会造成空气中充满臭味。

　　其实只要环保部门做好后期监控工作，这样的情况完全可以避免。

　　最好的例子是在维也纳，它的市中心就有一个垃圾焚烧厂，而且是建在五星级宾馆边上的，粗看上去，绝对不会有人想到这个工厂是处理垃圾的。

　　在德国，不分类的垃圾要支付高昂费用

　　Bernd Niemeyer 德国汉堡国防军大学教授

　　垃圾主要是在城市中产生，垃圾中有非常多的资源，而且是可以安全再生产的资源，比如310万吨的回收玻璃可以代替330万吨的矿物材料，770万吨的回收纸张可以代替2800万吨木头。

　　要利用垃圾中的资源，市民就要进行垃圾分类。

　　我觉得对中国而言，德国的一些方法可以借鉴。

　　在德国，扔垃圾是个良好的需要经过培训的习惯，比如有固定的扔垃圾时间，错过了就要等一个星期才能扔垃圾，扔掉不经过分类的垃圾需要支付非常高昂的费用。

　　而家长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孩子如何正确地给垃圾分类，从小培养孩子对待垃圾的正确态度。

　　政府也要制作一些关于垃圾分类、垃圾如何处理、处理后的垃圾对于环境有什么影响、给生活带来哪些好处的公益性记录片，让市民正确了解垃圾和垃圾的再利用问题，起到引导作用。

　　垃圾堆肥产生的肥料，可用来绿化

　　张建文 西门子水处理技术部门销售经理

　　城市垃圾处理，一般有填埋、焚烧、沼气利用和堆肥技术等方式。从我的专业角度，我比较了解的是堆肥技术，通俗地讲就是把有机垃圾变成低级肥料。

　　堆肥技术主要处理的，是除了玻璃、塑料、金属之外的有机垃圾，包括厨余垃圾、城市污水污泥、园林垃圾、城市生活垃圾等。

　　堆肥技术，从过去的露天堆肥，发展到目前的室内自动化操作堆肥，不仅处理量大，而且无须人工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人和环境的影响。目前，按一天处理200吨垃圾计算，堆肥技术需要3.6万平方米的场地。

　　堆肥技术产生的低级肥料，虽然不能用来种植庄稼，但可用作园林绿化、景观美化、盆栽花卉、屋顶绿化等。

　　在德国，80%的有机垃圾用于堆肥处理。中国目前刚开始尝试这种技术。

　　建筑垃圾应该再利用

　　市民：刘薇，景观设计师，25岁

　　我一直很关心城市的建筑垃圾，那些砖砖瓦瓦、雕像、废弃的厂房，真的只能一拆了事吗？在许多人眼中被认为的“垃圾”其实是非常有用的材料，可以再利用。

　　现在很多建筑一旦拆除都会留下很多废铁、废砖，在我们建筑设计行业来看，其实那些废弃的砖瓦还可以用作景观墙、水池花坛等一些承载力不大的建筑，这样反而会更自然，更有古朴风味。

　　把废旧工厂变成新的创业园区，杭州就有几个非常成熟的案例。江洋畈公园也是城市垃圾再利用的典型案例，让一座污泥库重新发挥作用。

　　派人定期上门收集旧衣服、旧家电

　　市民：吕洪秀，52岁

　　我没有很专业的想法，就是从身边小事做起，希望能尽可能减少垃圾的产生。

　　我以前住的老房子经常有废旧家电回收的人上门回收，现在搬进了新小区，物业管理非常严格，那些旧家电回收的人进不来。废报纸、旧家电扔了确实可惜，总是还有可以再利用的地方，但也不可能总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所以我想到的方法是：环保或市政部门是不是可以定期上门收集居民家中的旧衣服、旧家电及家具用品？

14、石化企业如何规避环境风险？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10-18 周佩德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10/t20101018_665178.html

　　全国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环境污染隐患排查目前正在各地紧锣密鼓展开。专家估算，我国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多达40万家，还有许多规模极小、选址隐蔽的化工企业难以考证。尽管化工石化企业安全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最近频频发生，但仍难以遏制各地投资扩张化工石化企业的势头。应当说，各地发展化工企业的政绩冲动与资源环境逼近生态红线的矛盾，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各地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毋庸讳言，石化企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石化行业生产线长，产业关联度高，对地方经济的拉动是巨大的，对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当今社会，经济要发展、官员要政绩，发展化工石化项目自然成了地方的首选。为了争抢石化牌“香馍馍”，吸引投资落户，许多地方不顾国家重大项目产业布局政策、不顾新上石化企业必备的产业基础和资源条件，开出诸多优惠条件，表现为供应廉价土地、低价格基础设施，甚至不惜支付环境成本，在环境敏感区布局石化企业，放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另一方面，石化行业又是高耗能、高耗水、高排污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生产具有易燃易爆，高温高压、有毒有害等特点，易发生安全事故并引发环境事故，对资源依赖程度高，无序扩张盲目发展，势必污染和破坏生态系统。近年来，随着石化生产装置大型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石化企业环境风险加大。资料显示，今年1~7月，环境保护部共接报并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19起，其中涉及化学品的83起，占总数的70％。面对石化行业出现的布局性和结构性问题，怎样才能强力纠偏、诊治顽疾，需要各级政府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多维思考、多策并举。

　　统筹规划布局，健全规划环评体系。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果断决策，制止地方各自为政、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石化项目。国务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根据我国自然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容量和生态功能区等差异性，决定将国土空间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等4类主体功能区域。据此，今后，石化产业的宏观布局应主要集中在重点和优化开发区域，在限制开发区发展石化项目要强化环境影响分析认证，在禁止开发区拒批石化项目；对未经规划环评而批准石化项目建设的，要严肃追究相关部门和个人的责任。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开展石化产业专项规划环评，引导石化产业有序发展。有序发展，既包括时间上对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有序跟进，又包括空间上统筹水等资源和市场有序合理布局，杜绝地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的做法；石化产业规划实施过程中发生可能影响生态环境的重大问题时，规划环评编制机关应及时跟进，开展跟踪评价，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补救措施；对严重违反环评法的行为由上级监察、环保部门实施挂牌督办，依法依纪问责。

　　强化安全生产，构建环境安全体系。前不久，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负责人指出，我国石化行业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为特征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发展趋势是产业结构高端化、精细化，企业组织结构规模化、集约化，工艺路线趋向安全、环保、节能、低碳等高技术。据此，在区域规划环评的前提下，有关地域要立足“集聚式发展、园区式发展”，结合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前瞻性地发展综合一体化的石化产业，推广国内外先进的、安全性能可靠的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着力建设示范性生态产业园区和强大的产业集群，延伸企业环境责任，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和废弃物回收和再生循环；石化行业是高危行业，要抬高安全门槛，严把安全生产市场准入关，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整顿关闭，淘汰出局；要从是否有违章操作、设备故障、管理漏洞、意外因素等方面排查安全生产隐患，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对事故根源进行静态的控制和动态的预防，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环境安全隐患联合挂牌督办，并对企业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后续督察；要借鉴安全评价的成果，开展企业环境影响风险评价，识别环境风险，制定防范措施，通过安全事故与污染事故联防联控，筑牢环境安全的堤坝。

　　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政绩评价体系。如果地方政府不抛弃“污染财政”思维，就难以遏制盲目发展石化企业的冲动。中央已出台《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考核内容，既注重考核发展速度，更注重考核发展方式、发展质量；既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更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为提高环保执行力，各地必须建立健全领导干部环境保护工作考评机制、环境保护问责制等，强化绿色GDP意识，扣除官员的污染政绩，坚决摒弃盲目崇拜、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遏制地方官员制造污染政绩的冲动，为石化产业科学有序发展奠定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作者单位:江苏省射阳县环保局

15、匈牙利红泥悲剧警示中国

来源:南方周末2010-10-14冯洁彭利国　实习生王淏童

http://www.infzm.com/content/51203

两千余座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与环保隐患

为祸匈牙利的尾矿库隐患，在中国亦魅影重重，权威资料显示，全国仍有危、险、病库两千余座，这些尾矿库普遍存在浸润线过高、调洪库容不够、坝体裂缝现象严重、坝体安全观测设施不健全等重大安全与环保隐患。而我国多数尾矿库选址时很难避开生态敏感区或人口密集区，要想完全拆除这些“定时炸弹”尚需经过一番艰难的利益博弈。

被有毒废水覆盖的匈牙利村庄，满目红色污泥（CFP/图）

（CFP/图）

“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

“这次红泥泄漏事故绝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事故。”

在匈牙利科隆塔尔郊区的一座临时浮桥边，一名高个子男子浑身沾满红泥，从那个可怕的周一开始，他一直在寻找自己年迈的母亲，却一无所获。

匈牙利电视台新闻频道（HIR）至今仍充斥着这样悲伤的场景，受灾的人们现在每天只被允许回家一次拿些生活必需品，确切的归期无人知晓。

10月4日下午一点半，距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西南165公里的奥考依市境内，匈牙利铝生产贸易公司的一处尾矿库溃坝。一声巨响之后，百万立方米的红色污泥——氧化铝生产过程中的有毒废料——席卷了工厂周边的3个村庄，造成8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的惨剧。

“这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名为“红泥悲剧”的事故官方网站上，黑色页面赫然衬托着这句话。

奔涌而出的有毒废液，其泄漏量堪比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其中污染程度最重的一条河流生态系统已遭受毁灭性打击，预计需要数年才能恢复。而被红泥淹没的800公顷土地未来是否适宜耕作仍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明年他们什么也种不了。”一位久居匈牙利的华人在电话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灾难仍未停息。在匈牙利境内“遇险”的多瑙河，其流经的罗马尼亚等国已紧张应对数日，欧洲委员会则在多瑙河流域紧急布局了7个水质监测站。

更要命的是，肇事铝厂尾矿库北墙再度出现裂痕，匈牙利应急部门正在抢建一条长600米、高5到7米的新围堤，但“污泥池北墙仍随时可能倒下”，绿色和平组织匈牙利行动协调人Balazs Tomori难抑忧虑。事故后连日晴天，也让红泥变得更加危险，绿色和平警告，有毒物质的红泥将随风扩散，引发更大范围的健康问题。

“这次红泥泄漏事故绝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为事故。”10月12日，匈牙利驻华大使馆公使Gyula Fazekas在北京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布的航拍照片清晰地显示，早在今年7月，肇事红泥池就出现了泄漏迹象，而更早的一张2008年10月的Google卫星图片上，同样的泄漏迹象也已出现。

甚至就在灾难发生前不久，肇事公司的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告诉当地村民，这个宛如炸弹般的大水池是“安全的”。

“这根本是场完全可以避免的灾难，”WWF匈牙利办公室负责人为此指责，“疏忽大意和管理不善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而绿色和平组织中东欧办公室则在回复南方周末记者的提问时将矛头指向地方政府，他委婉地表示，“传闻溃坝与池中红泥过量及政府控制不严有关”。

“SOS”大清查

欧洲环保组织指责，在工业组织的游说下，欧盟工矿废弃指令的效力被大幅度削弱。

沿着多瑙河谷，匈牙利西部形成了一条依水而建的矿产工业带。此次发生泄漏事故的奥依考地区，正是位于这个工业带上。

而距离肇事地点不远，就是匈牙利著名的旅游圣地巴拉顿湖、赫维兹湖。幸运的是，迄今这些地区还没有受到影响。

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天，匈牙利的所有绿色NGO组织联合向政府提出，要求迅速调查匈牙利境内所有的尾矿库，“部长已经要求以‘SOS’的速度开展调查。”

一些隐藏的危险被及时发觉。WWF公布了一张从匈牙利至多瑙河三角洲之间的有毒物废物场分布图和名单，该图显示，匈牙利境内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储存有毒高碱性红色泥浆的储地——其中一个距离布达佩斯仅仅80公里。

绿色和平也公开了一份“东欧高风险地带图”。在这份警示名单上，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波兰和捷克均位列其内。其中，2000年罗马尼亚的巴亚马雷就已发生过重大有毒废水泄漏事件。

欧洲环保组织指责，在工业组织的游说下，欧盟工矿废弃指令的效力被大幅度削弱。但欧盟委员会灾害响应部发言人Ferran Tarradelas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此予以强烈否认，他说，“这家企业运营的氧化铝装置，是符合污染防控、矿山废物管理和环境责任三项欧盟法令的”，“然而不幸的是，防止事故发生的措施已经失败了，我们只能把损害降到最低。”

导致红泥泄漏的匈牙利铝生产贸易公司，后来公开道歉，承认在事故处理方面动作迟缓。但这家公司始终坚持自己没有过错责任。

此次发生尾矿库泄漏的奥考依铝厂，在全球的铝业公司中排名53。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这家公司自1943年起就开始冶炼铝土矿。1995年，在匈牙利私有化的浪潮中，变身为私人公司，这家企业在匈牙利现有三个分厂，在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也设有分厂或者拥有股权。

现在，这家一直保持缄默的公司将可能面临高达7200万欧元的罚款。但欧盟并不愿意动用公共基金帮助匈牙利渡过难关。“直接从欧盟的预算里拿出这笔钱完全没有可能。”发言人Ferran Tarradelas回应说，欧盟的公共基金会为遭受自然灾害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可问题是，匈牙利的红泥泄漏完全是一场工业灾难。

迟迟未出的环境评价

“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看，什么数据都没有。”

当深及脚踝的淤泥涂满了匈牙利西部41平方公里的土地时，更深远的污染后果可能还来不及显现。

匈牙利政府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对红泥样本的分析工作，并承诺及时给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但迄今，这份千呼万唤的调查结果仍未公布。“迄今为止，政府没有公布任何可信的数据，”绿色和平匈牙利行动协调人Balazs Tomori对南方周末记者质疑，“你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看看，什么数据都没有。”

Balazs在绿色和平中东欧办公室的同事Niklas Schinerl则警告说，“政府并没有对红泥中严重的污染物给予人们足够的警示。”他担心红泥中含有砷、汞和铬等重金属，可能导致疾病和健康问题。

在科隆塔尔被“红”水淹没后的第二天，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便采集了样品，并将其提交给了奥地利环保局和巴林特实验室。奥地利环保局披露，作为比较，泥浆中砷和铬的含量大约是正常值的两倍。另据欧洲委员会透露，巴林特实验室对科隆塔尔的水样分析后发现，每升水中含砷的量，高出饮用水安全级别25倍。

与之相反的是，匈牙利科学院对外宣称，尽管红泥中包含的有害物质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但其中的重金属凝聚物不会对环境造成威胁。

早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也曾公开表示，泄漏的废液池事发两周前才接受检查，没有异常，“泄漏令人意外，可能存在人为因素。”

目前，绿色和平的野外团队正在两个主要受灾地进行空气污染测量，不久将公布这些泥尘的实验室检测结果。

“现在就对灾害后果作出详细评价显然还为时过早。”欧盟委员会灾害响应部发言人Ferran Tarradelas对南方周末记者坦言。

中国尾矿库魅影

我国多数尾矿库选址时很难避开生态敏感区或人口密集区。

搅动欧洲神经的尾矿库元凶，在中国大地上亦可轻易找到影子。

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一位高级工程师称，匈牙利铝厂发生事故的赤泥库是尾矿库的一种。赤泥是氧化铝工业排放的红色粉泥状废料，属强碱性有害残渣。

而东北大学一项调查称，2010年，中国赤泥排放量预计达到4500-5000万吨，累计赤泥堆积量已达几亿吨，为世界之最。

而尾矿库灾害从未远离中国。2008年9月8日，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尾矿库溃坝，酿成276人死亡的惨剧，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尾矿库溃坝灾难”，导致当时省长引咎辞职，并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尾矿库清查行动。

至今，清理工作仍在延续，山西为甚。10月12日下午两点，当匈牙利铝厂尾矿库泄漏的赤泥仍在搅动多瑙河神经的时候，山西省安监局监管一处处长王天庆正和他的同事，兵分五路，奔赴山西各地，对该省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尾矿库整治进行巩固和收尾。

此前一年间，经历了襄汾之痛的山西共砸下了4.6个亿，关闭了1735座尾矿库中的1207座，这才使得“今年暴雨频发，全国有100多座尾矿库发生险情，有14座尾矿库溃坝，但是山西省没有一座发生险情”。王天庆称。

国家安监总局的年报称，2009年全国尾矿库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5起、死亡3人，同比分别减少13起、279人，是2005年以来尾矿库事故“双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

然而，这样的乐观在2010年被紫金矿业打破。刚过去的9月21日，台风“凡比亚”袭粤，紫金矿业信宜银岩锡矿尾矿库大坝崩塌，造成28人死亡或失踪。

形势丝毫不容乐观。国家安监总局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底，即便经过清理和整顿，全国仍共有尾矿库12523座，其中，危、险、病库仍存2098座，这些尾矿库普遍存在浸润线过高、调洪库容不够、坝体裂缝现象严重、坝体安全观测设施不健全等重大安全与环保隐患。

原冶金部建筑研究总院的一项调查称，我国多数尾矿库选址时很难避开生态敏感区或人口密集区。如四川攀钢设计库容近两亿立方米的马家田尾矿库位于金沙江畔；设计库容近7000万立方米的包钢尾矿库面临黄河、包兰铁路。这些“巨无霸”尾矿库，连同其他小型的尾矿库一起，或隐于山谷，或平地而起，不仅存在自爆渗漏之虞，而且暴雨、地震等天灾更易为这些“炸弹”点燃引线。

而目前我国尾矿库治理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废弃的尾矿库根本无人监管。攀枝花环保志愿者罗兴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攀枝花川投电冶公司黄磷厂虽然已于2007年被勒令关停，但其尾矿库里仍囤积着三百多万吨废渣，至今仍堆放在雅砻江边上，一到下雨天，这些废渣连同雨水就往地下水和江水里渗流。虽然已向环保部门反映多次，但这个无人认领的“烂尾库”，谁来处理至今仍是不清不楚。这显然不是个案。

被忽视的尾矿污染

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没有发现”。

而在中国此前发生的尾矿库溃坝中，官方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多集中于伤亡数字，除非有直接的污染物泄漏出现，这些隐没在山河之间的尾矿库所隐藏的环境风险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即使连绿色和平、绿色江河这样的专业环保组织，也表示从未调查过中国的尾矿库的污染问题。

湖南省环保厅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湖南不存在尾矿库溃坝、泄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都查了好几次了，地毯式排查的，没有这样的问题。”

与其说“没有”，不如说“没有发现”。中国安全生产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截至2009年，我国尚有5034座尾矿库没有进行环境评价。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提供给南方周末记者的资料显示，2008年，湖南省政府第一批挂牌督办的尾矿库中，危库、险库就达34座。这些尾矿库纵使被关停整顿，其对环境的影响能否即刻消弭，公众仍然不得而知。最近的事实是，媒体曝光位于湖南安化县的紫金矿业子公司鑫丰矿业，称其尾矿库废液外排造成当地水源的重金属污染。

事实上，尾矿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无需复杂监测即可一窥究竟。“寸草不生，臭味扑鼻”，行走过诸多江河的摄影师卢广这样描述自己在内蒙古包头所见的一座尾矿库的景象。“如果防渗、覆盖、植被等解决措施不到位，尾矿库对环境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中冶集团建筑研究总院上述的高级工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

何时才能彻底“拆弹”？

仅靠企业的自觉来拆除这些”炸弹“近乎缘木求鱼。

尾矿库的污染问题并非无解。采取干法储存就可以大幅减少溃坝和环境风险，但“干法储存要将废浆进行脱水，太贵了。”一位专司尾矿库处理的工程师称，对于一些小矿而言，这笔花费是个不小的负担。

如此，仅靠企业的自觉来拆除这些“炸弹”近乎缘木求鱼。

早在1995年，原劳动部就曾下发尾矿库安全生产的规定。2006年4月，国家安监总局颁布了新的《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类似的专门针对尾矿库的法规和标准比比皆是。近年来，多部委联合下发的专项整治行动亦没有间断。只是，积攒已久的如此之多的尾矿库要想一下子变得安全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而且，即使已经闭库，死灰复燃的现象也难以避免。2010年2月28日，先前被关闭的山西闻喜县青山尾矿库就再度偷偷启用，并发生了泄漏。

绿色和平的马天杰认为，尾矿库的问题和中国其他的环境监管存在的问题一样，尤其是当矿业发展迅速，给各地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时候，要想完全拆除这些“定时炸弹”尚需经过一番艰难的利益博弈。（感谢贲鹏、方庸骏、汪鹏、Peter Trebitsch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16、天津气候谈判大会直击：气候司为中国“正名”

来源:南方周末2010-10-14袁瑛

http://www.infzm.com/content/51193

坎昆会议之前的最后一次正式谈判——天津会议一片沉寂，谈判甚至出现倒退。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天津会议却开启了一扇外国谈判代表、媒体、非政府组织真实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之门。

为期六天的天津会议，中国通过发布会、展览、参观、与非政府组织沟通等诸多方式，进行了一场气候谈判的“国家公关”。这不仅有助于消除外国谈判代表、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解，更增加了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中的影响力。

解振华“推销”

“我来这里并不是推销中国的观点。”尽管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言明不是来“推销”的，但在其回答记者提问中，他几乎占用了发布会一半的时间解释中国如何实现40%－45％的碳强度目标以及遇到的困难。

这是2010年10月4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天津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中国政府召开的第一场发布会，仅能容纳七十余人的新闻中心涌入了来自中外媒体的一百多位记者，一时有些拥挤和闷热。

在接近一个小时的提问环节，解振华频频引用各种数据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涉及一系列有关中国节能减排的数据时，解振华一旁的翻译不时皱起眉头，这些繁杂的数据翻译起来的确需要费些功夫。

在亲自给翻译倒了一杯水之后，解振华继续向在座的媒体尤其是外国媒体解释中国与美国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三可”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事实上，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舞台上，中国可以充分去解释的机会并不多。“在国外，说了别人也不一定听。”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坦言。也正因为如此，在很多外国谈判代表、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印象里，中国一向被标以“姿态强硬、不透明”的标签，甚至被视为阻碍谈判进展的主要国家。

这一长期形成的“负面”形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将哥本哈根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卫报》记者马克·利那斯在《我在那间屋子里：中国如何搞砸了哥本哈根协议》的一文中描述道：我看到奥巴马在不遗余力地挽救，而中国代表只会反复地说“不”。

“我们过去宣传得不够。”解振华坦言。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在努力实现“十一五”20％的节能减排目标同时，也感受到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这一次正好各国的媒体都到了，我们完全敞开，你们只要愿意跟我们对话，进行采访，进行交流我们都愿意。”新闻发布会结束前，解振华诚恳地对记者们说。

这一“公开的邀请”发出之后的6天里，中国在谈判场内外进行了一场气候谈判的“国家公关”。

“百闻不如一见”

南方周末记者遇到阿里克莎的时候，这个来自美国华盛顿的22岁的女孩刚刚参观完天津郊区的一个中美合资电池厂。旅途的兴奋还未散去，阿里克莎便急切地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参观蓄电池的生产和安装过程，以及路上“偶遇”装载着巨大风机部件的货车。

“真没想到，中国也有这样尖端的绿色技术。”这是阿里克莎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知道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能减排的工作。阿里克莎说，“美国还没有这种全国范围内的计划，我们确实落后了。”

正如很多前来参加天津会议的人一样，他们有了很多个“没想到”。

一进天津会议的主办场地——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一个关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台竖立在最醒目的位置。这里一天不间断地播放着关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等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的英文节目。

发改委一位长期跟踪谈判的官员说，在以往的气候谈判大会中，“由于经费和其他条件有限，中国代表团很少举办大规模的展览活动”。

去年参加过哥本哈根大会的中国记者，都对美国代表团展厅里那个梦幻的“地球”印象深刻——这是一个模拟地球，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地球各个角落的环境数据立体展现来。与之相对的是，位于会场最偏远位置的中国代表团展厅，直至大会召开的第二天，中国政府的“新闻与交流中心”才仓促布置完成。

此次利用天津“主场”之便利，中国政府不仅更为从容，而且更有针对性地安排了阐述从中央到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的边会。

10月5日，一场由国家发改委主办的边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气候谈判中，由发改委主办边会，这在印象中还是第一。”作为此次边会的主要演讲人，来自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环境与气候变化主任徐华清对记者说。此前，中国在国外会场的边会一般由科研机构主持召开。

由发改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领衔，包括国际谈判处副处长李丽艳、综合处处长马爱民以及徐华清在内，分别从政策规范、学术研究以及其他综合领域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给予了官方的阐述。

来自牛津能源研究所的大卫·罗宾逊飞快在笔记本上记下孙翠华讲话中的要点。此前他一直以为中国对市场机制的尝试趋于保守，但当听到孙翠华在谈到未来5年内开展碳交易试点的构想之时，大卫说，“我发现，对于运用市场机制和竞争达到目标，中国人有同样的热情。”

即使在国内官员看来，有关碳交易试点、自愿减排管理办法等问题，国家发改委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会场外，最终没能挤进会场的杰克·施密特正在搜集文字、影音、照片等一切有关中国节能减排以及清洁技术投资的资料。这位来自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全球气候政策主任回国之后要在参议院做一次关于中国的报告。

“希望这些显而易见的证据，能够打消那些一直怀疑中国减排行动是否真实的参议员们的疑虑。”杰克说。事实上，自中国政府宣布40％－45％的碳强度目标之后，这样的质疑一直在美国参众两院盛行。

“在外面说多少遍，不如亲眼来看一次。”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感慨说。

不只会说“NO”

天津会场里，最忙的会议室恐怕是N8和N10两个厅。这两个厅也是预留给中国代表团分别与各国代表团进行部长级、司长级以及工作组级别会议的地方。“解振华主任每天至少要进行6场双边对话，”发改委负责后勤调度工作的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天津会议召开前夕，解振华就向发改委工作人员提出保证工作的公开、透明，尤其是在沟通环节。“发改委新闻处直接坐阵天津会议，我们也更方便讲话了。”一位发改委官员笑言。

相比哥本哈根会议，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设立新闻交流中心，并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次天津会议，中国又向前迈了一步。

10月8日，天津会议结束前一天，来自场内的21个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与解振华进行了一次正式会晤。“这样规模和级别的与非政府组织沟通，在中国二十多年的谈判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民间组织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协调人卢思骋对记者说。

会晤气氛很好，解振华详细地解释了中国的立场，包括中国为什么不能在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要求）这样的问题上让步。事实上，一直以来长期保持与NGO公开、持续对话的政府代表团只有美国。而此前，中国代表团曾经与NGO举行过会谈，不过仅限于一两家组织，并属于非正式的会面。

来自国际气候行动网络的朱丽娅认为，在与NGO的交流意愿上，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并有所进步。“希望未来即使气候大会不在中国举办，中国政府也能将这一开放的态度持续下去”。

“哥本哈根之后，人们都在指责中国阻挠谈判进展，因为中国经常对于很多事情说‘NO’，没有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说‘NO’。”多年观察中国代表团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中国项目负责人芭芭拉说，“这就有点像美国的共和党人在议会中的态度一样。”

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也坦言，在“怎么办、怎么看以及怎么说”之后，中国谈判代表可能还没学会“更好地说”。

“如果我们之前做得好，我们就谦虚一下，如果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就加倍努力。”苏伟在谈到与媒体和NGO的沟通时说道。他借用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Catch me if you can》打趣地对中外记者说，“我不在谈判会议室内，就在谈判室外，catch me if you can。”

中国的想法显而易见——中国不仅仅只会说“NO”，中国希望能引导国际气候讨论的潮流。正如气候专家杨富强所说的，“天津谈判可能是个演练，中国计划是将来有一天能举办部长级会议”。

17、紫金污染门曝中国治污之困：企业得利政府埋单

来源：中国水网综合2010-10-18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0/61287372811_1.shtml

　　中国水网编者按：紫金矿业几天前刚因上杭县“环保门”被罚款近千万元，昨日晚间又发布公告披露旗下子公司因信宜溃坝事件被当地政府起诉。信宜市政府请求法院判令两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950万元，若损失在全部核定后超过1950万元的另行增加诉讼请求。

　　但是，污染事件等似乎对公司“影响不大”。截至15日收盘，紫金矿业5日累计涨幅为28.35%，继而成为上周对沪深300指数贡献最大个股之一。

　　福建紫金矿业集团10月7日在提交给港交所的公告中称，已接到福建省环保厅发出的处罚通知，罚款金额956.31万元。出人意料的，这近千万的罚款却未阻止投资者对紫金股票的追捧，其股价未跌反被视为重大利好。

　　有证券分析人士认为，紫金山铜金矿泄漏事件已告一段落；旗下公司信宜紫金尾矿库溃坝事件对其影响有限，且罚款金额少于分析师此前的预期。同时，黄金价格迭创新高，对冲了泄漏和溃坝事件的负面影响。据调查，此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3188万人民币，加上行政罚款956万人民币，非经常性开支共4100万人民币，仅占2010年盈利预测0.8%。

　　目前，共有19家机构对紫金矿业2010年度业绩做出预测，平均预测净利润为52.58亿元，平均预测摊薄每股收益为0.3616元(最高0.4565元，最低0.28元)。照此推测，10年度净利润相比去年增长，增幅为48.47%；并由此推测，10年度净利润增幅为48.47%。

　　二级市场上，紫金矿业冲高回落走势，早盘以9.92元低开，之后曾冲高至10.31元，截止10：36分报9.93元，跌3.31%，盘中最低价9.52元，换手3.46%。

　　本应处于中立地位的政府部门，却越俎代庖替代污染企业成了事故的责任主体。这或许是紫金矿业能够轻松应对一次重大污染事件的原因。

　　以下报道来自《中国经营报》，作者许浩。

　　紫金矿业污染事故发生三个月后,有了初步处理结果。日前,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矿业”)开出了近千万元的罚单,这是自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实施两年多以来,行政处罚数额最高的一张罚单。

　　然而,处罚结果一出,紫金矿业就直接封至涨停,显然,这一罚款在投资者看来,不值一提。据紫金矿业年报显示,2009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9.55亿元,利润50.19亿元。目前的罚款金额还不到该公司2009年总利润的1/500、2009年营业收入的1/2000。

　　行政处罚是否意味着作为事故责任人的紫金矿业从此无责?污染受害者该如何赔偿?谁来为受损的生态环境付费?

　　在法律专家们看来,尽管国内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已近30部,然而,对紫金矿业污染的事故处理方式再次暴露出中国式治污的法律困局:企业得利、百姓受害、政府埋单。

　　渔民索赔障碍重重

　　对于上杭县下都乡璜溪村村民杨波来说,紫金矿业污染带给他们的伤害还未了结。

　　“欢迎致电璜溪村,璜溪村是上杭县最大的水产网箱养殖基地……”以前,这则手机彩铃是一张有声名片,向来电者展示此地的特色产业;现在,这则手机彩铃变成了一首怀旧的老歌,向来电者展示此地昨日的辉煌。

　　璜溪村是上杭县网箱养殖最主要的区域。村里一共176户人家,其中以养鱼为业的75户,从事水产加工销售、鱼饲料销售的有10多户,大部分人以渔业为生。

　　污染事故爆发后,上杭县政府拿出了一个赔偿方案,按每平方米网箱43斤鱼的赔偿标准计算。此外,政府还以每平方米40元的补贴,要求渔民拆除网箱逐渐转产。

　　然而,这一方案让渔民们难以接受。“政府的赔偿标准太低了,每平方米怎么可能只有43斤鱼?根据这么多年的养鱼经验,每平方米至少有130斤以上!”杨波说,40元/平方米的拆除网箱补贴低得离谱,连网箱的成本都不够。

　　为了争取合理的补偿,7月底,璜溪村的几位村民前往福州上访。村民向福建省信访办公室递交了信访材料,要求提高赔偿标准。上访的村民回到璜溪村后不到一周的时间,下都乡的最终赔偿出台方案。每平方米网箱不足43斤的按照43斤赔,超过43斤鱼的就按照既有数字赔。

　　《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紫金矿业,该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赔偿的事情是由政府来安排的,我们不知情。”

　　就此事,记者致函上杭县委宣传部要求采访,然而截至本报发稿时未获回复。

政府不应该是赔偿的责任主体

　　对于杨波和村民们面临的索赔困境,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教授鼓励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此次污染事故中,真正的赔偿义务人是紫金矿业。如果渔民对政府赔偿方案不满,可以依法起诉紫金矿业。”王灿发说。

　　对于此前政府进行的赔偿,王灿发认为,从法律角度上看,政府不是赔偿的责任主体,其出资赔偿实际上是一种救济行为。“为了社会局势稳定,解决污染事件中受害渔民的眼前困难,政府可以先行救济。但这并不能免除污染企业的赔偿责任,更不能限制渔民们的民事诉讼权利。”王灿发说。

　　然而,从理论上讲,璜溪村渔民们可以通过司法途径维权,但是现实生活中却面临诸多困难。除了维权的成本压力之外,如今他们面临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政府。渔民和政府部门签署的赔偿协议书要求渔民在向企业索赔时,要先归还政府的赔偿金额。

　　“七月份有村民去省城上访,政府就派人来劝阻他们不要再去上访了。渔民们养鱼很多人都贷了款,贷款需要政府公职人员作担保,如果和政府的关系弄僵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杨波说。

　　环境法专家、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汪劲教授同样一直在关注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进展。他直言,渔民们陷入了典型的中国式治污的法律困局。他告诉记者,中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已有近30部,占现行法律总量的十分之一,然而,如此完备的法律体系却没有对污染者形成强有力的威慑。究其原因,汪劲认为是政府在处理环境污染事件中的职能错位。本应处于中立地位的政府部门,却越俎代庖替代污染企业成了事故的责任主体。

　　“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处理模式是政府处理环境污染事件的一贯做法。由政府主导,侧重行政处罚,轻视民事赔偿。这种模式加大了民事赔偿的难度。”汪劲说。

　　汪劲认为,污染事故发生后,最大的花费不是弥补直接损失,而是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虽然此次环保部门下发给紫金矿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责令其: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但是,具体如何消除污染?怎样才算治理完成?却语焉不详标准不明。

　　“目前在国内,修复受损害的生态环境的实际工作通常都是由政府完成的,这使得污染企业错误地认为,修复受生态环境的费用由政府负担,企业根本没有防污治污的动力。”汪劲说,中国式治污模式导致的后果是“企业得利、百姓受害、政府埋单”。

而如何突破这种困局,已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应被访者要求,文中杨波为化名

18、发泡餐盒或披绿马甲 十年后是否有毒又起争论

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 2010年10月18日

http://green.sohu.com/20101018/n275887218.shtml

　　10年前已被禁用，但近日有行业协会称它是“典型的绿色产品”

　　国家发改委已拟将发泡餐盒从淘汰目录中去除

　　郑州很多摊点都在用，是否有毒，各方意见不一

　　近日，北京一场名为“正确认识和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新闻发布会，再次点燃了有关发泡餐盒的争论。

　　会上，发泡餐盒国家明令禁止使用10年后，中塑协大张旗鼓为发泡餐盒“正名”，称其为典型的绿色产品。而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金狮等却坚持认为，发泡餐盒有毒。

　　为此，记者在郑州街头走访发现，发泡餐盒在郑州餐饮业的使用具有压倒性优势。

　　调查

　　“出镜率”高

　　走访郑州27家摊点，25家在用

　　10月15日中午，在郑州市花园路上的一个写字楼下的盒饭摊前，几位市民正在吃盒饭。

　　他们手中，用的都是国家禁止使用的发泡餐盒。

　　正吃饭的李先生说，对发泡塑料的危害性不太了解。

　　“吃盒饭就是图个便宜，哪顾得了那么多。”另一位市民这样表示。

　　摊主则称，发泡餐盒便宜，纸餐盒和环保餐盒太贵。“发泡餐盒是从批发市场进的”。

　　在纬一路、经五路、黄河路、农业路，记者调查了27家摊位和小店，只有一家使用聚丙烯餐盒，另一家使用纸质餐盒，其他均使用发泡餐盒。

　　价格便宜

　　一个餐盒仅卖七八分钱

　　在农业路与东三街交叉口的批发市场新楼二层，约有十家店铺从事一次性餐盒的批发。

　　一位店家透露，这里“卖得最好的就是发泡餐盒”，“ 价格便宜，一个七八分钱”。而一个纸质餐盒最起码也要一毛八分五，比较高档的聚丙烯餐盒，则需要四五毛，“除了比较正规的饭店，高档餐盒几乎没人要。”

　　谈及进货渠道，这位店家表示，都是单线联系。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人专门来送货，而且供不应求。“只能每家店铺商量着分点货，常常脱销。”

　　有没有人来查发泡餐盒呢？“从来没有，顶多有时媒体宣传发泡餐盒不好，卖得会相对少一点。”店家表示。

　　销路很好

　　生产厂家：早入行早赚钱

　　装成生意人的记者，联系到了广州某塑料包装材料厂的叶先生。他介绍，河南并没有发泡餐具的生产厂家，发泡餐盒多来自广东。

　　对于沸沸扬扬的“挺盒派”和“倒盒派”之争，他表示：“没听说过，该怎么卖怎么卖。”

　　“央视8月份曾经曝光了有发泡餐盒生产厂使用添加剂，但这对我们企业的影响不大。发泡餐盒成本低，销路很好。”叶先生还鼓动记者尽快加入该行业。“赚钱的几率很大。”叶先生说。

　　省包装技术协会：

　　发泡餐盒本无毒，违规生产是“毒源”

　　“倒盒派”领军人物董金狮的一个头衔是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但河南省包装技术协会的高级工程师王如峰女士并不完全认同董金狮的观点。

　　“发泡餐盒本身并没有毒。它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比纸质材料少得多。”

　　对发泡餐盒10年前被禁，王如峰解释说：“不少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制作发泡餐盒的纯原料里过量添加增塑剂、再生料，这就很容易产生毒害了。”

　　工程师：

　　是否有毒和盛放食物的温度有关

　　塑料成型工艺专家、郑州轻工业学院高级工程师白宝丰对发泡餐盒也有一番解读。

　　“如果是纯原料做成的发泡餐盒，盛放七八十摄氏度以下的饭菜，不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果加入了回收料(再生料)，七八十摄氏度以下也可能产生有害气体。”

　　至于对环境的影响，白宝丰称：“如果回收搞得好，发泡餐盒可以反复利用，属绿色环保用品。如果回收得不好，它是不可降解的，会产生污染。”

　　省环保厅：

　　所有一次性餐具都不提倡使用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宣传科副主任张东涛称：“发泡餐盒在生产以及在被丢弃的过程中，都会污染环境。站在环保的角度，我们不提倡使用所有一次性餐具。”

　　“发泡餐盒到底是不是绿色产品，还需要国家的专门机构来认证。”他说，“我们很欢迎这场争论，这场争论对于广大市民提高环保意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国家发改委：

　　是否会从淘汰目录中去除还不确定

　　据《北京晨报》报道，今年国家发改委《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发泡餐盒已从淘汰目录中去除。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李副司长称，由于中塑协和多位相关行业已退休领导反复建议，在今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的确已将发泡餐盒去掉，“但到最后这份征求意见稿是否获得通过，现在还不知道。”

　　小贴士

　　聚苯乙烯餐盒

　　与聚丙烯餐盒的区别

　　聚苯乙烯餐盒：即发泡餐盒，商家俗称“泡沫餐盒”。质软，不透明，呈乳白色。具有保温、耐油、价格低廉等特点，高温环境中易融化。

　　聚丙烯餐盒：商家俗称“塑料餐盒”。透明，透亮。能在微波炉中加热，对食品包装而言更安全，但成本也更高。

　　为什么国家要禁止发泡塑料餐具?

　　我国规定从2001年1月1日起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理由如下：

　　1.发泡塑料餐具用完废弃后难回收利用；

　　2.在环境中不容易腐烂降解；

　　3.部分企业生产中用的发泡剂为丁烷(即打火机的气体)，易着火；

　　4.在高温下(>90℃)有害物易溶出，使用不安全，特别是在微波炉中使用易融化；

　　5.产品体积大，运输、仓储不方便。（刘瑶祝炳琨）

19、环保部门怎么成了企业最大负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78176.html

　　一场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历时时间最长的为中小企业减负行动，从今年6月13日国务院成立减轻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开始，已进行了4个月。这次的大清查公布了中国企业17项最重负担排名，其中环保部门成为企业负担最大来源。

　　据媒体报道，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9%，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同时，中国的中小企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向中小企业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部门有18个，按收费项目分有69个大类，子项目上千。一项由相关部门召集的企业非税负担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所列16个部门中，对企业造成负担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环保部门、行业协会、质监部门。

　　环保部门成为企业最大负担，这个消息听了真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总是指责环保部门督察不力，漂亮的环保誓言常常是华丽地打个闪电，就随着天边的云彩飘远了，见不了几滴雨。可是没想到，就这么闪一下，就结结实实地劈到了中小企业的头上。

　　随着“科学发展观”、“绿色GDP”等高层的创新理念通过权力通道的推广，各地的基层干部几乎都能讲上几句“不能只要政绩不要环境”的场面话，但是各地执行力度却是另一回事。很显然，在丰裕地方财政收入鼓起自己钱袋子的问题上，环保往往要靠边站。所以常常能看到污染严重、社会综合效益几乎为负的企业关掉一批，又冒出一批，就像割不完的韭菜。

　　环保是一个企业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一些发展较早地区，急急忙忙地追赶工业化的潮流，恨不得把青山绿水都折叠折叠放到机器里变成煤，轧成钢，等到好容易积攒了点血汗钱，才回过神来，这样下去不要说会断了子孙后代的活路，恐怕自己的这代人的后半辈子也没法过了，就只好用赚来的钱修补当年为了赚钱造成的环境创伤。这边忙着亡羊补牢，一些发展较晚地区却又在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这意味着在我国平均每年保持9％的增长率中有6％属于无效的财富。2004年，我国发布首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当年GDP因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扣减1.8%。生态环境计入财富总量，一味追求GDP最大化导致的环境破坏就是财富的负效应，要追求整体效益的增长，这样的生态经济的新财富观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以生态经济的新财富观为前提，我们再来分析“环保部门成为企业最大负担”。首先要问，造成这种负担是企业为了避免环境破坏而缴纳的必要经费，还是为了规避环保部门刁难而缴纳的“保护费”，还是为了应对环保测评给某些官员的“公关费”？对于“保护费”、“公关费”之类，这里费笔墨分析批判就不必了，直接请警察同志把相关人员带走问话就行了。

　　如果是企业必须缴纳经费，则要问问，那些以环保名义进行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培训、乱评比，这些想着都头疼的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能保环境？一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把手里的权力用穷用尽，搜肠刮肚变着法儿举办权力自肥盛宴，竟然形成“污染越严重的地方环保部门越富”的怪现象。这些要趁着目前正在进行的“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历时时间最长”的为中小企业减负行动务必清除干净。

　　最后说说企业环保所缴纳的合法费用。以环评费为例，有明确的国家规定，是“明码标价”。一般规模较小、项目简单的企业环评费在2万元~3万元之间，也有的在3万元~5万元之间。根据环保部门的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文件，废电子电器产品必须作环境影响评价书，该书的费用确实至少要10万元以上。这样的标准对于小企业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合法收费应当辅以组合政策，实行奖好罚恶。企业主动做好“环保功课”，“环保成绩单”漂亮的可以退还部分或全部“课业费”，还可以获得“奖学金”，相反行为的可以加倍处罚。

　　虽然鉴于只有“一刀切”才能更好执行政策的传统毛病，但是奖好罚恶还是应当拉开档次，区分企业的大小、所在行业、规模、项目的固定资产投资。紫金矿业集团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处理是个典型案例。据说，956.31万元的罚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罚数额最高的一次环境执法行动”，最后却成了“预报大暴雨只下了毛毛雨”的笑柄。处罚金赶不上污染成本，“天价罚单”并非真正“天价”。

把企业做好环保的费用降下来，把企业破坏环境的成本升上去，把环保部门以环保名义捞好处的口子堵起来，把生态经济的新财富观普及开，企业发展和环保就不再是跷跷板的两端，抬起一头就必然降下另一头。

20、鱼儿缺氧而死，监管部门快出来“通气”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10月18日　梁江涛

http://env.people.com.cn/GB/12974855.html

　　9月28日，湘江衡东县三樟乡和大桥镇两个河段发现大量死鱼。衡东县环保局发现，此次事件与一个月前大源渡航电枢纽上游死鱼事件从表象上看几乎一模一样。一个月前大源渡死鱼之事的原因并无最终调查结果，此次死鱼的检测结果为水中“溶解氧降低”，但缺氧原因却无法查明。而株洲市环保局监测站和湘潭市环保局也均表示，经检测发现，水中“溶解氧”偏低。(10月5日《潇湘晨报》)

　　应该说，相关市县环保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环境监测人员对相关江段进行水质监测，迅速拿出相关监测数据，足见其非常积极主动，有利于事件的进一步调查和查明大面积死鱼的罪魁祸首。但水质监测数据是否超标是确定水污染事件的重要依据，并非唯一依据。对“溶解氧降低”，应综合分析致害原因，多方面查找出事水域是否发生过污染行为以及污染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株洲县流传一种说法，称湘江衡阳市江段有一艘运送化工产品的船只发生泄漏，导致江水受到污染引发鱼类大量死亡。另有人称航电枢纽附近水流速度较慢，可能和死鱼有一定关系；还有渔民反映，死鱼之前可能有人在湘江里投放用来捕鱼的药物。这些药物主要功效就是降低水的溶解氧，对鱼的杀伤力很大。此时环保部门能负责地告诉公众，死鱼事件对饮用水没有影响，目前衡东的自来水可以放心饮用，但不能只凭水质监测数据就否定水域遭遇过污染，应派出环境监察人员联合相关部门进行调查，以澄清化工船泄漏等传闻和猜测，还原事件真相。同时，相关部门应强化现场督查，环保与供水部门加大水质监测频次，确保饮用水安全的万无一失。

　　值得关注的是，为何大面积死鱼事件发生后，只有环保部门在忙于监测而一时苦于找不到缺氧原因，其他部门面都不露？“水污染防治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各级环保部门对水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而其他诸如交通、水政、国土资源、卫生、建设、农业、渔业等部门以及重要江河、湖泊的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都必须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有关水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该法还在第六十八条规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海事、渔业等部门都应参与调查处理。“突发事件应对法”也明确了发生突发事件后，相关职能部门应依据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查处与紧急处置。可在湘江死鱼事件中，只见到环保一个部门在动作，就像外科医生治箭伤，先锯掉外面的一截，至于体内的一截，那是内科医生的事，水污染事件中“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如果能将真相调查清楚，消除公众疑虑？

溶解氧偏低肯定有其自然或人为因素，当务之急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优势，整合资源，展开调查，特别是渔业水产方面的专家参与进来，综合考量大面积死鱼的关键因素，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死鱼原因水落石出。不能因为长假期间，仅由环保部门“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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