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2010年10月1日，墨西哥小镇塔玛卡迎来了6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家住河边的百姓与关注河流权利、河流是否能自然流淌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环保组织的代表。大会为自己起的名字为“参与生命之河”。第二届关注生命之河大会是在泰国的帕孟河畔召开的。七年后，墨西哥小镇塔玛卡又迎来了“保护河流－为了人与自然的生存”的人们。这个有着600年前的建筑，有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小镇的人们，正在为保护自己家乡的河流能继续自然流淌而努力着。他们希望这次大会能给他们以力量。

站在山上看塔玛卡小村庄

墨西哥的仙人掌

给我们带路的小志愿者黑布拉

参加这次大会的人，虽然背景与经历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目的是，保护河流自身的权利，促进居住在河流两岸的人们健康与幸福地生活。在分享各自经验的同时，也希望世界各国的关注河流的人们能手拉手地为了共同的生活目标与生态环境而努力。

村子山上的树上长着仙人掌

村子里

这次保护河流的国际大会的开幕式很有意思。

玉米的祈祷

绣花的蔬菜与水果

石头

水

先是一位老者手拿着一株老玉米走向主席台。然后就是另一位老者举着绣花布，布上绣的是蔬菜和水果。接下来有孩子拿着石头，有女士拿着水……这些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食物和用品，被一一放在了大会主席台旁边。

这些我们人类生活中离不开的用品和水，在我们开始此次保护自然，保护河流的大会时，成为开场的祝福与祈祷。

我想，这一祈祷，是对这些物品的感恩，更是提醒我们人类，在我们的生活中，谁离得开它们呢。对它们，我们不能不珍惜，不能不感谢。

当地人对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的感恩行动在大会的一开始，就感染着每一个参会的代表。

祈祷在乐声中

食物在主席台前

烧一柱香

当地市政府秘书长先生为前来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祝福时，也表达了他对保护江河的人们的敬意。

神父，对前来的各国代表说：从现实看，我们的村子很小，从更深远的意义看，我们的村子也很大。我愿为前来为江河请命的人祈福，愿江河与人类都愉快。

当地一位女士代表村民对大家说，我们的国歌里也有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这样的歌词。这是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河流，我们的祖国不会想听到她的女儿是个弱者。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生物的权利是神圣的。我们下一代的家园不能破坏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

在开幕式的最后，大会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苏珊要大家手拉手，让每一个人感受着从两边的手传过来的力量。她说，我们站在一起，每个来的人，都有自己保护河流的故事，我们要团结起来，为了保护江河，为了人与自然的生存。

村里的孩子向非洲朋友索要签名

麦考利先生

大会正式开始后，美国河流保护专家，国际河网主席，写过《大坝经济学》一书的麦考利先生最先发言。他说：现在全世界有五万个大坝。60年代以后的河流因为水坝受到了影响。气候变化，现在北冰洋，亚马逊也都受到了影响。最近，气候变化与江河的破坏，大概有一、两万生物直接受到影响。水中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非常大，湿地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过去十年，美国加洲90%的湿地消失了。与此同时，灌溉也受到影响。

麦考利先生还说，水电投资很大。在追求能源的前提下，对灌溉的作用是很少。麦考利先生说，其实，发电办法很多，偏远地区，小型系统，小的项目，能让当地人用上电。20年前，风能还被一些人认为可笑。2009年，全世界风车发电就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还有太阳能，是以每年增加60%的速度在增长着重。现在正建的大坝，如果6 年，7年，10年后到大坝修好的时候，太阳能的效益可能比大坝更好了。

当今世界需要干净的能源，我们有很多方式。在欧洲，美国，已经不认为要把资金投入到大坝建设上。法国，原来要建14个大坝，后来所有这些水坝都不建了，因为，人们越来越知道，河流有很重要的生态平衡的作用。修大坝要花很多的钱，这些钱从哪里来，从纳税人那里，从原住民的身上，是要牺牲原住民的利益和河流自身的权益吗？

麦考利先生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和我们一起，尊重天然的资源。21世纪和20世纪不同了，希望有所改进，我们今天要在节能与环保上有所进展。

大会会场外的分类垃圾袋

小村里的国际护河大会

孩子们的希望

印度学者恩比说：喜玛拉雅山是世界第三极，和南极，冰极一样，冰川的融化产生着大量的淡水资源。可是现在，那里也成了全世界水坝最集中的地方。美丽风景破坏了，会发生什么情形，又会怎样影响气候变化？如果在冰川下修大坝，喜玛拉雅山的沉积物，也会停留在大坝里，大坝的生命周期会缩短。江河里的水，被大坝拦截后，水里的泥沙肥料也会少了。自然流淌的河流才是健康的。世界第三极，直接影响着目前的全球气候变化，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河流万岁，这是多哥的青年组织代表塞纳在大会发言中的口号。塞纳他们的组织在非洲17个国家开展工作。他说：西非国家，人口不多。在多哥，说我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多哥的意思就是多河。

塞纳说：在多哥保护河流，通过他们的努力，政府和人民越来越沟通。一些政府官员，财政部、环保部、大学、研究中心和NGO，也都和我们联合起来，企业也加入了。在交流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我们的声音越来越高了。国家与国家间的沟通时，我们先和官员沟通，引起他们对江河，对水坝影响的重视。我们也和他们说，我们有那么漂亮的家园，这是我的土地，也是你的土地，从南到北，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要让美丽的河流万岁！

和会场外的小志愿者在一起

大会上中国NGO的展台

儿子向父亲提问

留住高山流水

在“保护江河－为了人与自然的生存”大会上，巴西，厄瓜多尔、泰国、越南、柬埔寨代表，表达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家乡的美丽，家乡河流的美丽，可现在却受到了被破坏的的威胁。怎么办？学者和各国代表最多的建议就是，保护河流，我们关爱河流的人要手拉手，形成一股力量。

手拉手，传递关爱，传递力量

你是水，我是鱼

这种手拉手的活动，虽然是一种游戏，但谁又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力量？

当然，既要保护江河，又要发展经济，能源怎么办。多哥那位小伙子认为，提高能源的效率，是解决能源最好的方法。节能，不是消耗。能源不是你付钱了就有用的了。给你一个水表，没有水，表还能走吗？

如此简单的道理，在社会发展中，人类的进步中，理解起来，尊循起来并不容易。

村子里的蝴蝶

村子里的小鸟

村子里的猛禽

保护河流－为了人与自然的生存，明天我们还会听到更多有关河流，有关住在河流两岸的人们的故事。

2、匈牙利废水池再现裂痕 污染灾情可能加剧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10月11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10-11/094521249736.shtml

受污染河流呈两种颜色。

　　中新网10月10日电据《文汇报》报道，匈牙利铝厂泄漏有毒废水造成严重生态灾难，并且灾情或进一步加剧。

　　小镇800人急撤离 致癌雾恐随风扩散

　　当局发现肇事铝厂的有毒废水池墙壁出现新裂缝，且在一夜之间扩大了7厘米，可能使废水池再漏出50万立方米废水。昨日，政府紧急疏散邻近小镇800名居民。环境学家警告称，有毒淤泥干涸时，汞和砷等致癌物质会形成毒雾随风扩散，进入人类呼吸系统。当局已呼吁污水流经地区附近居民戴口罩。世界自然基金会更是发现，废水池早在3个多月前已开始泄漏废水，如及早处理或可避免此次灾难。

　　邻镇逾5千人收拾家当准备疏散

　　小镇科隆塔尔邻近肇事铝厂，是重灾区之一。当局9日清晨疏散小镇800的名居民，他们乘坐巴士或私家车离开。而警方也呼吁邻近一个城镇的居民收拾随身物品，随时准备疏散。

　　据悉，有毒废水自4日泄漏至今，已导致7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约150人受伤。对于事件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表示情况已受控制。救灾部门发言人多布森也于8日表示，有毒废水进入多瑙河后未带来明显损害，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河水pH值在8至 8.2之间，可视为正常。

　　然而，多瑙河7日已有死鱼漂浮，下游的几个国家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仍然在每隔4小时监测河水水质。

　　环保组织：6月已开始泄漏

　　世界自然基金会9日表示，专门监察工业用地情况的“Interspect”公司早于今年6月从高空拍得废水池墙壁泄漏废水的情况，显示墙壁破损状况。

该机构称，首都布达佩斯上游80公里一带还兴建了其它更大型的废水池。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当局除了调查这次泄漏事故外，也应立即检查该地区以至全国其它废水池的状况。而肇事的匈牙利铝生产销售公司行政总裁则表示，废水池墙壁是以中等坚硬的混凝土建成。

3、匈牙利铝厂对废水泄露反应过慢致歉 称将赔偿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10月1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10/10-11/2577842.shtml

　　中新网10月11日电据外电报道，造成生态灾难的匈牙利铝厂10日对7名遇难民众与150多名伤员的家属表示慰问，并对该厂对有毒废水泄露事故的反应过慢表示道歉。

　　这家铝厂的所有者MAL Rt.公司表示，愿意“根据相关责任的比例”对废水泄露造成的损失做出赔偿。

　　但是有毒废水泄露造成的灾难并未结束。位于贮水池西北角，上星期泄露大量废水的50米宽大洞，官员称至少有一堵已有裂缝的墙壁可能倒塌。如果倒塌可能将再次造成有毒废水泄露，并向北方流淌长达1公里，带来更大的灾难。

　　如果这堵墙壁倒塌，废水可能将淹没距离铝厂最近村镇的部分地区，这个小镇在4日的废水泄露中遭受很大损失。

　　匈牙利环境部长伊勒斯(Zoltan Illes)说，因为天气条件比较有利，最近在贮水池北部墙壁发现的裂缝暂时不再继续变宽，但还将继续扩大，尤其在夜间。

　　匈牙利灾害局发言人多波森(Tibor Dobson)说，工程师上周六(9日)夜间没有发现贮水池墙壁有新的裂缝，旧有的裂缝正在修补，但是目前考虑降低紧急状态的级别还为时过早。

据悉，有毒废水自4日泄漏至今，已导致7人死亡，另有1人失踪、约150人受伤。对于事件造成的严重生态灾难，匈牙利总理维克托表示情况已受控制。

4、NGO天津会议：草根发声企业施力 达公平成果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1日　娜迪娅龙金光

http://news.qq.com/a/20101011/001080.htm

　　南都见习记者娜迪娅记者龙金光实习生陈佳发自天津

　　昨日，60多家中国本土NGO在天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发布共同立场，要求各国尽快达成公平、有法律约束力，并且惠及贫困和弱势群体的协议。王石 (微博)等企业家也表示，房地产行业有望通过住宅产业化改革完成减排目标的六成。

　　NGO将举行二十多场联合活动

　　此次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气候大会，东道国的民间组织计划举行二十多场联合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努力。“这是中国NGO在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规模最大、活动最密集、形式最多样的一次，”活动协调人卢斯骋表示，民间组织期望借由此次机会代表中国草根向国际社会集体“发声”。

　　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李燕在发布会上表示，在坎昆大会来临前，中国公民希望国际社会能共同行动起来，从能耗和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群开始，帮助生态脆弱地区和贫困人口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政府应当保障和鼓励公民社会的行动，完善透明监督，制定公平的市场机制。

　　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寻求和政府一起担负起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2007年中国民间组织首次亮相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09年，民间组织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布《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

　　在此次气候变化大会现场，随处可见中国民间组织的摊位和宣传单，令许多与会外国代表和媒体印象深刻。10月4日气候大会开幕式之前，中国民间组织展开了一幅长7米、宽3米，由来自中国和全世界的数千张气候关注者照片拼成的“气候长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在画卷上盖下了刻着“众志成城”的中国印。

　　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自然之友等民间团体倡议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将空调温度调至不低于26度发起节能行动，得到四十多家民间环保组织的响应。活动持续到2007年，“26度上限”被写进国务院办公厅严格执行公共建筑空调温度控制标准的通知。国际气候行动联盟主管大卫·图波就认为，中国民间组织在与政府合作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效率高且卓有成效”。

　　“房地产可贡献六成减排目标”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王石等企业代表，也活跃在气候大会上，为中国企业绿色经济描绘乐观愿景。

　　王石在会上分享自己公司的减排目标时表示，万科将在2014年为国家40-45%的单位GDP减排率贡献千分之1.2，如果同行都达到这个标准，行业贡献率将是12.6%。这个数字占了“十一五”减排目标20%的六成。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高级主任杨富强认为，行业内如果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我们政府不再需要拉闸限电了”。

　　中国“太阳能教父”、皇明太阳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鸣 (微博)则表示，皇明太阳能集团正在开发生态低碳的新型立体城市，其中建筑节能率可高达90%。

　　王石表示，作为世界最大的住宅建设开方商，对于木材的使用态度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材消耗国，在目前森林锐减的情况下，节能减排是企业基于生存和竞争力的考量。

　　权威发布

　　我国将很快出台低碳产品认证办法

　　重点行业典型产品及重点减排项目低碳认证制度研究已经启动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5日在天津举行的今年第四次联合国气候谈判会议上透露，为了鼓励社会公众使用低碳产品，我国将很快出台《中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孙翠华介绍说，为引导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中国已经启动重点行业典型产品及重点减排项目低碳认证制度研究，很快将出台《中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鼓励社会公众使用低碳产品，激励企业产品结构升级，从消费端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更好地引导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中国政府还将加强宣教工作，广泛通过各种渠道，大力宣传低碳消费理念和低碳行为的做法，引导城乡居民转变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大力发展节能、低碳产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消费选择，鼓励公众采用节能产品，扩大全社会参与程度。

5、天津谈判进展不顺 年底坎昆气候大会难乐观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10月11日　张瑞丹

http://news.qq.com/a/20101011/000624.htm

　　[导读]作为通往今年年底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站，天津谈判会议被国际社会赋予了一些期待。但谈判进展并不如人意

　　作为通往今年年底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的最后一站，天津谈判会议被国际社会赋予了一些期待。但谈判进展并不尽如人意，整个气候谈判的前景也很难预料。

　　□ 本刊记者张瑞丹实习记者刘虹桥 | 文

　　与哥本哈根峰会的热闹相比，天津谈判多了几分沉闷。

　　10月4日至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在天津举行。这是气候谈判20年历史中，中国首次承办谈判会议。

　　摆在各国代表面前的，是充斥着争议选项、堪称千疮百孔的谈判文本。各方惟有缩小分歧，才可能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奠定基础。但互不相让的交锋状态仍在延续，谈判现场也屡屡传递出悲观情绪。

　　中美之争

　　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和美国被看成决定气候谈判成败与否的两个主要角色。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中美之争再次上演。

　　在富丽堂皇的天津梅江会展中心谈判会场，美国代表团抛出了两枚并不新鲜的武器：其一是中国不该将自己等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纳入强制减排的法律约束范围；其二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内自主的减缓排放行动，也应遵循“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简称MRV，即“三可”)的要求，并且拿出了一套相当细致的流程。

　　在中国代表团看来，这两点纯属非分要求。前者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后者则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入侵。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上，发展中国家承诺将国际援助之下的减排行动纳入“三可”；至于国内资金支持的自主减排行动，则可以在确保主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国际“磋商和分析”。

　　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天津谈判会议强调，“磋商和分析”不是变相“三可”，如果《公约》缔约方指出“有的问题不是很清楚，需要澄清和进一步了解，中国作为缔约方，也可以作一些解释。”言下之意，“磋商和分析”的主动权应当在自己手中。

　　10月7日，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潘兴(Jonathan Pershing)接受包括本刊在内的几家中国媒体采访时态度颇为强硬。长着一脸大胡子的他表示：“发展中国家既然已开始进行减排，不透明公开，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说到做到？”

　　美国代表团甚至在谈判桌上称，中国国内自主减排行动，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动能否接受“三可”，是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变化资金援助义务的前提，希望借此孤立中国。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针锋相对地告诉中外媒体，有发达国家将中国接不接受“三可”，与小岛国等能不能获得援助挂钩，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挑拨，这不符合国际谈判的要求。

　　中国民间力量也致信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呼吁美国勿拿中国做挡箭牌。

　　这封公开信在10月5日傍晚递交给了乔纳森·潘兴。在公开信上署名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易生等十余位学者，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六家非政府组织，并得到了第三世界网络等十几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署支持。

　　公开信称，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态度和行动实际上不及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至今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国内气候立法未获通过，承诺的减排量相当无力，到2020年仅仅比1990年减排3%-4%。“更有甚者，在美国国内的失败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关注的时候，它还试图通过聚焦中国来转移大众视线。”

　　不过，一位环保组织人士对这封公开信的效果并不抱什么希望：“美国代表团收到了很多(要求美国积极作为的)公开信，他们早就麻痹了。”

　　重演多哈回合？

　　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会之前，各方寄予厚望，希望达成“全面的、野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目标，但未能如愿。如今，无论是此次天津谈判会议，还是今年年底的坎昆气候变化大会，各方的期望明显降低。

　　《公约》秘书处负责人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就多次表示，各方应在坎昆会议上努力达成“一揽子平衡的决定”，而不要指望达成包容一切的庞大协议。

　　与每年年底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不同，类似天津谈判这样的工作组会议并没有一定要达成某种成果的压力。但菲格雷斯女士呼吁，各方应尽可能取得一些谈判进展，为坎昆会议奠定基础。

　　最终，经历了数日的天津谈判，各方在减排目标、资金援助等核心问题上停滞不前，仅在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这些原本已有政治共识的议题上取得了极为有限的进展。

　　天津谈判会议首日，针对菲格雷斯女士所说的“一揽子平衡的决定”，谈判各方甚至就“平衡”的含义也争论不休。轮番的发言中，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关于“尽快建立快速启动资金，保证资源分配平衡，优先考虑弱势国家”的意见遭到忽视。

　　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发达国家承诺2012年之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额外的300亿美元气候变化援助资金，即快速启动资金。但这笔钱至今没有着落。

　　气候谈判中一直扮演领导角色的欧盟代表团在天津的媒体发布会上还表示，目前整个谈判正在忽略最重要的议题，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避而不谈。中国代表团也在天津谈判反复强调，发达国家需要大幅度提升其减排目标。

　　来自《公约》秘书处的分析显示，按照各方摆到谈判桌上的减排计划，根本不能满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提出的科学要求：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

　　不仅如此，在天津谈判会议上，人们再次听到了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抛弃《京都议定书》，只在《哥本哈根协议》之下进行谈判的声音。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告诉本刊记者，发达国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逃避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因为只有《京都议定书》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效力，《哥本哈根协议》仅仅是一个政府声明。”

　　美国参议院今年7月暂停气候立法，更是让各方对减排目标的议题不抱乐观态度。世界资源研究所(WRI)资深研究员弗朗兹·利茨(Franz Litz)对本刊记者表示，即使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于今年11月展开，也并不意味着气候法案能够通过。“时间上不允许，另外，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新国会也不太可能会(迅速)通过气候法案。”

　　目前，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正在建议白宫放弃立法手段，依靠既有的《清洁空气法案》进行行政减排。根据该法案，美国环保署(EPA)可以监管温室气体排放。

　　不过，美国环保署即使有所作为，但影响程度恐怕也比较有限。“联邦层面上减排量的多少，取决于奥巴马以及继任政府多大程度使用现有的调控手段，地方层面的减排量则取决于当地立法部门和政府采取行动的力度，”利茨说，“可以说，这是目前缺乏立法的情况下，美国能做出的惟一举措。”

　　本刊记者还了解到，在获知美国气候法案流产后，欧盟内部已着手准备随时回到布什政府时代，即美国实质性缺席气候谈判的状态。

　　与此同时，业界则多持观望状态。全球风能理事会理事长斯蒂夫·索耶(Stewe Sawyer)对本刊记者表示，目前许多可再生能源企业已开始做两手准备。“对于可再生能源行业而言，一个项目投资下去意味着许多年，如果政策不稳定，那么会影响很多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增加他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而稳定、持续、具有发展力的国家气候政策恰恰是这个行业保持活力、保持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南非会议之前，恐怕我们很难看到希望。”

　　多位与会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经历了20年坎坷的气候谈判，已经不太可能在坎昆获得很好的结果，更有可能达成协议的是2011年年底将在南非举行的气候变化大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南非恐怕也很难有大的作为。

　　一位熟悉国际谈判的人士，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多哈回合来形容目前气候谈判面临的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陷入谈判僵局，其间经历谈判中止、恢复、失败的反复，至今未见曙光。

“气候谈判作为国际谈判之一，不排除会走上同样的道路。”这位人士对本刊记者坦言。在他看来，气候谈判之初，各方考虑得相对简单，并未牵扯过多国家利益。随着气候变化逐渐受重视，气候谈判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各国力量的角逐。

6、苏伟肯定天津谈判成果 揭露美国“嫁祸”中国

来源：腾讯绿色2010年10月11日

http://news.qq.com/a/20101011/000994.htm

天津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机智应答记者提问

腾讯绿色编者按 10月9日，为期6天的联合国气候谈判天津会议闭幕。六天时间举办近600场谈判会议，每一天各方代表都在会议上开诚布公地就“谈判案文”进行反复磋商。多国代表表示，会议基本符合先前预期，为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坎昆会议奠定良好基础。9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就天津会议的进展举办新闻发布会并答记者问，中国谈判团团长苏伟机智应答，揭露美国企图“嫁祸”中国的做法，称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对中国的批评是“猪八戒吃西瓜倒打一耙”。以下是苏伟答记者问实录：

《中国日报》记者：昨天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有一个讲话，说中国目前有一些故意忽视《哥本哈根协议》。另外我也听到一些在场的NGO的表态，说中国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态度还是很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中国对《哥本哈根协议》的形成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为这是不足够的。我们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态度？

另外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在《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下，发生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一些声音说，说中国和巴西在阻碍谈判的进程，谢谢。

苏伟：我想中方对于《哥本哈根协议》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我们支持《哥本哈根协议》，我们认为《哥本哈根协议》是中国领导人和其他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共同推动形成的哥本哈根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中国领导人温家宝总理亲自出席会议，并亲自开展斡旋工作，为避免哥本哈根会议无果而终做出重要贡献，对于《哥本哈根协议》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

《哥本哈根协议》并不是说从天而降的东西，《哥本哈根协议》有它的历史，有它的过程。我们认为《哥本哈根协议》是从《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有关原则发展而来的，它是对《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有关原则的重申和加强。

我们认为《哥本哈根协议》确认了《公约》和《议定书》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确立了发达国家要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继续大幅度的量化减排，要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同时要全面落实《巴厘路线图》的有关谈判任务。《哥本哈根协议》包括了领导人关于进一步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有效实施的政治意愿，《哥本哈根协议》本身并没有经过哥本哈根缔约方大会通过，但是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性的文件，对于推进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中方对于《哥本哈根协议》的立场是坚定的，我们是支持《哥本哈根协议》，同时也坚定地支持把《哥本哈根协议》当中所包含的领导人所达成的政治共识，落实到两个工作组的谈判当中去。我也非常认真地学习了Todd Stern 8号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法学院所做的演讲。他说中方谈判代表团似乎无视《哥本哈根协议》的存在，没有落实《哥本哈根协议》有关的共识。实际上他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中国代表团一直在致力于把《哥本哈根协议》所确立的双轨谈判机制这样的政治共识，确立了发达国家要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方方面面的政治共识，逐渐落实到两个工作组的谈判过程当中来。

也许斯特恩先生是对的，中方并没有按照美方所理解的美方对哥本哈根的解释，来落实哥本哈根协议。实际上我想他的演讲对《哥本哈根协议》的政治共识作了曲解。他在他的演讲当中明确说，说《京都议定书》是一个错误的体制，当然我们尊重美方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决定。同时他还说，《哥本哈根协议》就是要对于《京都议定书》体制的第一记打击。斯特恩先生对《哥本哈根协议》的解读，就是说《哥本哈根协议》取代了《公约》的规定，取代了《公约》的原则，取代了《议定书》，等于是根本否定了《议定书》、《公约》《巴厘路线图》，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如果他说我们没有按照这样的解释去落实《哥本哈根协议》，我觉得我很自豪作为中国谈判团代表。

对于《哥本哈根协议》的解读，对于《哥本哈根协议》的落实来讲，首先还是应当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所确立的原则，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来进行解读，进行落实。而不是相反，用《哥本哈根协议》来否定、取代《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

第二个问题，关于在《京都议定书》工作组下谈判进展不大，给人家印象，也许媒体也好，在场的NGO也好，好像发展中国家不愿意《京都议定书》的工作有所前进，有所进展。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在积极地推动，能够尽快地确定《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

为了实现这个尽快确定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巴西等等）愿意做出一切努力，来确保尽量完成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的谈判。《京都议定书》是落实《公约》所确立的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原则的一个具体措施和具体行动。如果说《京都议定书》不存在了，或者说没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整个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就会毁于一旦。那么我们在观察、分析一场谈判的时候，可能还是要从他基本的谈判任务和谈判授权来说起。2005年在蒙特利尔举行的《京都议定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上，我们作出了一项决议，简明扼要，就是要启动一个谈判进程，来确定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这个方式也非常明确，就是通过修正《京都议定书》附件B来确定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

《京都议定书》到现在为止谈了五年了，实际上没有进展，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来拖延谈判、讨论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指标的问题。先是说要先确定减排的潜力，才能确立具体的指标，通过讨论减排的潜力这个阶段也过了之后，要有一个大致先减排的幅度和范围，只字不提具体的数字。同时还来讨论相应的实现不存在的指标有关规则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我们也都做出了妥协，我们认为这些问题跟第二期承诺期减排指标还是有关系的，所以还是进行了讨论。

我们一贯主张要确立发达国家减排指标，到现在为止在减排指标上一直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现在他们又提出来说咱们也不讨论具体减排指标，我们讨论如何来修改《议定书》吧，《议定书》有关的制度、条款都需要修改，然后再来看要不要谈第二承诺期指标。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坚定地站出来捍卫《京都议定书》，因为他们要修改《京都议定书》目的就是要彻底否定《京都议定书》这套体系。

我呼吁所有支持《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国家的代表、媒体和NGO，能够坚定地站到中国、巴西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来坚定地坚持《京都议定书》，要尽快确定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而不是受到一些人表面的建议的蛊惑，说中国好像在阻碍谈判，这点是不对的。中国是坚定地支持，尽快确定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坚定地支持《京都议定书》的继续和有效。如果说中国在“阻止”进程的话，阻止的是倒退，阻止的是对《京都议定书》的否定。

英国《卫报》记者：展望未来，实际上现在欧盟和很多其他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承担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如果真的是这样情况的话，中方是否愿意与这些国家齐头并进？也就是说把中方的减排行动正式化，或者还是中方认为应该有先有后，就是其他国家是一套做法，中方是另外一套做法，是两种体制？

苏伟：我想中方对于欧盟在其他国家积极推动，我们也理解欧盟在推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指标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积极。中国也在听其言、观其行，欧盟积极的姿态还有待与于体地落实地谈判进程当中来。实际上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紧迫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在谈判当中抛弃过去技巧谈判的观念，好像你不动，我也不动，你往前走一步，你走一大步，我走一小步，这个思维应该是过时了。

根本就不存在你刚才提到的问题，欧盟承诺有一个第二承诺期，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采取适当的行动。实际上这种所谓的并行前进是不存在的，中国、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在整个《巴厘路线图》安排当中是一个完全平衡的，前提是《京都议定书》要继续有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要承担具体的进一步的减排指标。同时在《公约》下，发展中国家和所有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都要承担进一步的减缓行动，这一点非常明确，不存在那个先那个后的问题。无论是《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指标谈判，还是在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持续实施方面，都要谈判清楚。我们强调《京都议定书》的继续存在，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承担减排量化指标，是确保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制度完整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说全部，我们不管《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进展到什么程度。从中国来讲，从发展中国家来讲，都会坚定不移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缓气候变化，来积极地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这一定是不会改变的。

《南方周末》记者：第一个问题，过去一周的谈判，我们看到谈判大部分的精力跟时间花在了谈判关于这个协议包括哪些要素，而不是我们之前有文本具体的谈判上。面对这样一个现象，刚刚两三个小时之前，在这个屋子里头，UNFCCC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也说这个文本的结构要比文本的尺寸的大小更重要。我不知道把这样一个70多页的文本带向坎昆，这对坎昆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问题，谈判之外的一个问题，在第一天的发布会上我们听到解主任非常强调，说我们对于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采访都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的。在过去一周，我们也看到，包括解主任，包括代表团的各个代表都是非常积极跟媒体、NGO去交流。请问苏司长这样的一个交流，在国际谈判的过程中有什么重要的作用？中国代表中国政府这样公开、透明交流的态度，是否会进一步持续和加强？谢谢。

苏伟：执行秘书说的这个观点我是赞成的，一个好的基础，一个好的框架要比文字可能更为重要。其实结构已经非常清楚，我们有《巴厘行动计划》、《巴厘路线图》、《公约》、《议定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达成的协议的最基本的框架和最重要的基础。

虽然这次谈判并没有从案文当中删掉了多少方括号。我觉得这次谈判进展可能主要是通过缔约方、谈判代表的交流、磋商，能够在外围清除了一些，为下一步消除分歧、增进共识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大家来一起谈，增进来交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进步。关于谈判进程的公开透明问题，我们也是一贯主张谈判进程应该是公开透明的。公开透明不仅仅是谈判各方之间要公开透明，进程要公开透明，谈判代表对于媒体我想最近这一时间都在会场，不是在谈判会议室就在谈判会议外面，我也有幸跟各位媒体和NGO作了很多交流，我想对于我们增加谈判进程的对外透明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跟记者朋友们多交流、多沟通，这样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谈判的情况，了解中国代表团谈判当中的一些立场主张。同时也可以借助媒体、NGO的力量来推动谈判进程、进展。如果我们之前做得好的话，我们就谦虚一下，如果说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加倍努力。

外国记者：我想问一下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次交锋，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而且中美之间的这种对立对整个谈判来讲是什么意义？另外，我想请您总结一下，中方在“三可”问题是什么立场？因为我听说中方是反对“三可”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清楚地揭示出为什么？

苏伟：所以世道可能有不公平，做的多的人反而会受到方方面面的批评和职责，什么不做的人反而日子更好过。实际上我也可以理解，如果说我要什么不做的，我要想树立积极的形象，我也会去找替罪羊，把责任转嫁到对方身上。

你刚才说中国反对MRV，你想知道原因，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中国并不反对MRV。因为MRV是在巴厘行动计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要对发达国家进一步的量化减排指标进行MRV，是不是承担了指标，落实的怎么样，效果怎么样，要有MRV的程序。

第二点，要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支持要做出MRV，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相应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一个前提。

第三个MRV，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的减缓行动也要MRV，这点中方是接受的，所以不存在中方反对和中方有争议，中方一定困难都没有。还有的可能会说，你对MRV没有问题，你对ICA有问题，国际磋商与分析有问题，我告诉你也没有问题。中国根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根据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出于自身对于全人类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在国内利用自身的资源采取了若干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这些措施也都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按照中国国内的程序适应国内的MRV的程序。其实MRV的道理很简单，对于发展中国家行动的MRV，既然你给我支持了，当我作为负责任的一方，肯定要对你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的情况要有交代，究竟用你的钱、技术干了什么，干的怎么样，这些没有问题，这种MRV我们是接受的。

我们在这方面，比巴厘行动计划还往前走一步，我们即使自己国内拿钱，利用自己的技术，利用自己的资源采取了行动，也经过了MRV，经过了我们国内的MRV。这些国内行动MRV的结果，首先在中国国内向全社会公布，在国际上也会通过信息通报向国际社会进行公布。

我们的诚意还不仅止于此，而且还往前走了一步，我们自身的MRV自身之后的信息，提交给国际社会之后，如果其他国家对信息，对我们执行国内有关措施的信息还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澄清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国际上的讨论、磋商、对话、澄清，也可以就一些问题做一些分析，能够增加透明度，所以我们往前迈了一步。

所以以中国不接受MRV、不接受ICA为理由，拒不执行自身的减排指标，拒不履行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支持上的承诺，我想这切入点的理由可能找错了。我的忠告首先要把自己的事做好，然后再去看别人怎么样，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光想让别人做，这好像不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

新华社记者：请问苏司长，这个气候谈判除了谈到的增进了了解以及《京都议定书》之外，还有哪些实质性的成果？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有那些评价以及中方的立场是什么？

苏伟：天津会议实际上不是最终做出决定的会议，而是一个整个谈判过程重要一个的组成部分。主要的目的是往坎昆会议的成果做出必要的准备，所以不要小看增进了共识，其实增进了共识是最大的进展。至少经过天津会议六天的承办，各国代表们对于坎昆会议在那些问题上可能再经过一些谈判、磋商有可能取得一些进展，并可能成为坎昆会议上重要的成果，应该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7、喻捷：坎昆路子更艰难 天津会议谈成了什么？

来源：《财经》2010年10月11日

http://news.qq.com/a/20101011/000864.htm

10月4日至9日，联合国气候谈判今年第三次会议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坎昆谈判之前的一次关键会议。

坎昆会议能否沿着巴厘路线图，完成哥本哈根未竟之事业，在2012年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前，续以新的协议，保护全球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成为今年以来人们关注、频繁发问的一件大事；天津会议要为坎昆的谈判定基调，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坎昆谈判走向。

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东道主身份主办气候谈判。尽管这只是坎昆谈判前的一系列准备会议之一，但是各国都生出额外的好奇：中国为什么要主动承办？是为了影响哥本哈根之后的国际舆论，还是向世界表示中国走低碳之路的决心与成绩？大家对东道主为中国的这次会议，期望的是怎样的一个结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分别于6月、8月在德国波恩举行的另两次谈判中，基本的努力方向就是把在最后一刻夭折的《哥本哈根协议》带回谈判桌。但收效甚微，两度提议都遭到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等产油国的强烈反对。会上，沙特阿拉伯的铭牌被暴怒的环保分子扔进厕所马桶，并拍照公诸互联网。《哥本哈根协议》中各国将各自减排目标在联合国合法化的内容，也被否定。

不过，在6月有争议的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草案，在8月毕竟有了进展，一份70页的文案获得通过。这个文本为12月坎昆气候变化大会所准备，其中包括有数百个括号说明，实际上也就有了众多的谈判备选方案。

而天津谈判的内容，便是期望逐步去掉这些括号说明——从根本上说，是进一步淘汰目前为数众多的备选方案，以使坎昆谈判能够在一个可执行的范围内进行。

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特设工作组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减排行动没有新的承诺，灵活机制也使碳市场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天津会议如约而来，谈判的艰难也如期显现。一个个谈判小组相继进行磋商，来自190多个国家的代表竞相发言，然而结果悬而未决。各国代表们的每一轮发言，都伴随着多种问题的出现，会议时间总是不够用，会议主席不得不一再建议各方代表增加新的会期,继续磋商。

大部分与会国家都表示，天津谈判尚未、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大使黄惠康在会上表示:“我们非常担忧气候谈判进度如此缓慢，我们希望加快谈判进度，但是目前的情况令人失望。”他表示，问题在于有些国家想消除双轨制，抹煞《京都议定书》。他说，中国在气候谈判的基本原则上决不会妥协，在双轨制上也决不会妥协。

一位新西兰代表表示，他们需要看到更加清晰的条款, 才能考虑签署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南非代表说，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达成一些共同决定，希望增加会谈时间。

但天津会议时间有限，剩下的问题，只好交到坎昆去解决。这份文案，注定要带着诸多的括号走向坎昆。

世界似乎尚未从哥本哈根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其实，人们知道，推动下一轮谈判最根本的动力来自美国。去年，人们曾美好地想像：各国乘势在哥本哈根达成框架协议，奥巴马行政当局回国后，今年上半年参议院通过气候法案，并通过与众议院先前通过的法案整合，形成美国国内法，然后继续为哥本哈根框架添加骨血，在2012年年底前由各国签署，2013年生效。

但事实并不如人所愿，哥本哈根链条一经断裂，便不知何时能再续上。

而美国就是那根穿起零落珠子的线。有谈判经验的人都知道，谈判的成功往往不是对努力工作的回报，而是一旦形成气势，便势如破竹。然而在通过医疗法案和银行法案之后，奥巴马总统的政治资本似乎已经耗散大半。参众两院中期选举后，美国国内反倒没有了气候立法的日程期待，谁也说不清什么时候会轮到气候。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坎昆，谈判路途依然艰难；甚至较哥本哈根还要艰难。

本文作者原为气候组织政策与金融项目总监，曾参加历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8、王石：企业做绿色不是道德考虑 是生存需要

来源：腾讯绿色　2010－10－11

http://news.qq.com/zt2010/greenbuild/index.htm

嘉宾介绍

王石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发展委员会主席，万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鹏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

精彩观点

·万科做绿色建筑，不是道德考虑，而是生存需要。万科把绿色建筑作为未来的竞争力，目前虽然有困惑、有艰难。但是，我相信这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事情有一个怪圈，比如说垃圾分类。就是说你不分类的话，仅在万科小区分类没用。对万科来讲，就是你们不做，万科先做。

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news.qq.com/zt2010/greenbuild/index.htm

9、中国第一大内流河塔里木河结束下游30年干涸历史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0年10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12088.html

　　随着塔里木河流域近期综合治理项目大部分完成，流域内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近十年来，通过数十次生态输水，塔里木河下游近30年干涸的历史宣告结束，下游的生态状况得到初步改善。

　　记者从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了解到，自2001年塔河项目实施以来，塔里木河已经实现11次生态输水，由大西海子水库下输的水量总计23.3亿立方米，水头6次到达塔里木河的尾闾湖台特玛湖，结束下游河道干涸近30年的历史。

　　目前河道两侧的植被物种从17种增加到46种，天然植被恢复面积达27万亩，沙地面积减少了50万亩，300多公里的下游河道两岸生机重现。

　　据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外，塔河项目还通过建设水利基础设施，改善干流的节水条件，提升农业用水效率，促进流域内的生态改善。

塔里木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的叶尔羌河以及和田河汇流而成，流域面积19.8平方公里，最后流入台特马湖。它是中国第一大内流河，全长2179公里，仅次于前苏联的伏尔加河，锡尔—纳伦河、阿姆—喷赤—瓦赫什河和乌拉尔河，为世界第5大内流河，中国最长的内流河。 (记者孙涛巴州台记者熊光伟)

10、中国青年“点绿”中国 打响“气候行动日”第一炮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10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17906.html

　　人民网北京10月10日电　（蔡晶晶、赵永新）由国内20多家青年组织联合发起的环保项目“点绿中国”今天在北京举行，打响“中国气候行动日”的第一炮。

　　“中国气候变化行动日”项目负责人钟嘉颖说：“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世界青年积极参与的全球话题。4亿的中国青年，代表着未来世界的最大国，也必须是解决这一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大出力方。”

　　在北京双井乐成广场，一场充满创意的“超级绿色竞赛”热烈展开，数十名中外环保青年联手化腐朽为神奇，将街头垃圾转化为艺术雕塑。在无锡，江南大学在各教学楼区域推广“白天多用日光、晚上提高灯光利用率”绿色解决方案，提醒人们城市环境的未来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

　　据悉，“点绿中国”是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青年自主发起联合环保项目，“中国气候变化行动日”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各大高校将在10月到12月开展一系列名为“三国?智”中印美三国学生清洁能源竞赛，以期推动校园和社区的绿色解决方案。此外，“点绿中国”8月已完成中国第二个青年代表团COP16的选拔，并将于今年年底参加联合国在墨西哥坎昆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会议。

　　为响应“10?10?10全球气候行动日”，3万名青年准备的300余场气候变化呼吁活动已在各省市落地开花，伴随联合国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天津会议的落幕，进一步从青年角度显示中国对气候谈判的诚意和热情。在香港，200余名志愿者从垃圾中清理出香港市民最常用的一种泡沫塑料“发宝胶”，塑造成了100个立像，向公众展示垃圾回收利用的价值。联合国气候公约秘书长克莉丝汀娜菲?格蕾丝说：“当公民参与到这些充满激情的行动中时，各国政府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会更加容易。”

“在过去几年，中国青年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去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大会，我们自主发起，自己筹资组成中国青年代表团参会，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响亮地将来自中国青年的声音传达给世界，也被评为2009年中国10大公民活动之一。”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总协调李莉娜说：“COP16中国青年代表团由来自高校、民间组织、媒体和企业的中国优秀青年组成，由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YCAN)、绿色大学生论坛、金桥慈善机构、清华大学绿色协会等组织协助组建。我们高姿态应对气候变化，代表‘点绿中国’项目向社会各界倡导：我们选择绿色未来！”

11、北京7座垃圾处理场10月起每周四对市民开放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0年10月11日

http://huanbao.gongyi.ifeng.com/detail_2010_10/11/2744585_0.shtml

10月11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为打消人们对垃圾处理厂的固有印象，从10月开始，北京环卫集团下属的七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将每周四对市民开放，邀请市民亲眼见证垃圾处理的安全环保。

如今，环保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从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到垃圾分类投放，从高污染废物的特殊处理到可再生材料的重复利用。但垃圾回收后如何处理？一直是人们视觉中的盲区。

人人都知道垃圾处理场对于一座城市有多么重要，但为什么一提起来人们总是敬而远之、嗤之以鼻呢？就是因为在印象中，垃圾堆积如山、恶臭难闻，处理的方法无非也就是焚烧和填埋。不但附近的居民不堪其扰，就连周边的房价也会大打折扣。

而北京开放垃圾处理设施，就可以让市民亲眼目睹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全过程，感受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实际效果，打消居民的担忧。

这种方法的确满足了居民作为城市主人的充分知情权，消除由于不了解而引发的误会和偏见，同时更能激发大家的环保意识。这的确值得类似部门学习借鉴。

在叫好的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反思垃圾在产生、回收、处理环节当中依然能存在着很多问题。商品过度包装、信手乱扔废物的现象也比比皆是。

其实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手中的果皮本不想乱弃，但走了很远都找不到垃圾箱，或者垃圾箱“太有创意”，虽近在咫尺却难以被发觉，所以合理设置垃圾回收设施、统一标识势在必行。人们把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进不同的垃圾桶里，但在小区里经常看到这些不同类别的垃圾统统被倒进一辆垃圾车。人们不太愿意购买、使用二次再生产品，虽然价格低廉，但安全、卫生依然堪忧。这就需要用科学来解疑释惑，告诉大家生产原理以及用法、用途。

总而言之，垃圾虽小却关系重大，小到日常生活、大到环境保护。垃圾处理场的开放只是一个知识普及，消除误解的开始，更重要的还是环卫部门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科技水平，合理配置垃圾回收设施，严格执行规范的操作流程。

当然，还有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

12、河北将在七大高风险企业试点环境污染责任险

来源：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2010年10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10-11/091921249503.shtml

　　本报讯(记者张洁) 今年年底前，我省将在重点行业和区域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2012年底前，七大高风险领域内的企业将纳入试点工作范围，并基本建立符合省情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围绕环境污染风险，以被保险人发生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也是一种生态保险，投保人以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或累积性环境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

　　据悉，纳入2012年底前试点工作范围的企业主要包括：从事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使用、排放有毒有害化学品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综合利用及处置企业；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及涉重金属采选和冶炼企业；放射源使用企业；生活垃圾处理场、城镇污水处理厂、尾矿库；航行在我省沿海内河水域的油船、化学品船及我省注册的海船；除上述企业以外有过环境污染事故记录的企业。

　　按照进度安排，2011年底前，基本建立覆盖全省重点污染行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2012年底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相对完善，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能力不断增强，风险评估、损失评估、责任认定、事故处理、资金赔付等各项机制不断健全，使该项制度在应对环境污染事故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据省环保厅有关人士介绍，对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拟采取四项具体推动措施：一是在核发、换发排污许可证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等行政许可工作时，对没有办理保险的企业依法进行提示引导。二是将其作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审查、企业上市和再融资环保核查、申报环保专项资金、环保评优评先等非行政许可工作的重要条件。三是对未按规定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提高监管频次，加大对其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四是将企业投保情况作为衡量其环保信用的基本要素，记入环保诚信档案，纳入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并与绿色信贷挂钩，对按规定投保的，提高其授信额度。

13、北京城郊开展古树保护工程 人才稀缺成制约瓶颈

来源：京华时报2010年10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10-11/054421248261.shtml

　　大觉寺数百年古松死亡，“松柏抱塔”成残景；密云1300多年的银杏王“病重”，7年来尚未治愈……名气稍小的古树濒危、死亡的，更是不胜枚举。与对城中古树的重视相比，城郊古树处在不起眼的角落里，自生自灭，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

　　9月中旬，海淀区首次大规模城郊古树复壮工程启动。

　　然而，复壮技术标准的缺位、古树保护责权利的不对等、专业人才的缺乏，让这一起步颇显艰难。

　　“决战”九王坟

　　一、二、三、四，大概是4棵。它们已经死了，都是距今一两百年的古树。

　　“死一棵就少一棵了”，顾天革说，站在每一棵古树下面，都有回望历史的感觉。它死了，与它相伴的故事也将慢慢失传。

　　它们长在西山脚下、海淀区苏家坨镇的九王坟。9月16日，顾天革带领十多名工人，开始为这里的古树清理枯枝，做复壮工程。

　　此前，这里杂草丛生。如果不是里面的古树、红墙，人们只会把它当做荒芜之地。顾天革的工人们在这里收拾了一星期，将杂草等清理干净。

　　清点古树时，顾天革发现，大概有4棵古树已死了。活着的古树里，有很多存在空洞、倾斜等问题，生存堪忧。

　　当天，工人们主要是清理古树的枯枝。一辆挖掘机已进场，将古树周边的坚硬地面挖出，开始“松土”。

　　作为古树复壮的“老资格”，顾天革概括，整个复壮工程包括：清理现场、修剪、做支撑、堵树洞、挖复壮沟输营养液、做围栏保护等步骤，根据不同古树面临的不同情况，措施有所不同。

　　九王坟大院内，一棵200多年的油松主干上部已枯死，下部被虫蛀，形成空洞。顾天革说，这样的树，就要把虫蛀形成的树末掏出来，风干后堵洞，避免雨水进去后腐烂树体。

　　在大院外，一棵油松已经死亡，光秃秃的枝干突兀地立着。对于已经死亡的古树，一种方法是向园林部门申报，将其伐除；一种是将其保留，做成景观。

　　整个九王坟地区，此次要复壮的古树就有125棵。顾天革说，就像打一场仗，必须赶在天冷之前做完。

　　百年古树与垃圾共存

　　作为除明十三陵皇陵之外，北京现存的等级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坟——孚郡王墓(即九王坟)距今已超130年。建墓前后，在这片区域栽下了数百棵油松、柏树。

　　九王坟所在的苏家坨镇草场村村民回忆，看守九王坟的清兵已历七代。如今，在此看守的李明丽(化名)说，她爱人的爷爷就在此看守，至少三代了。至于是不是清兵后代，她“已搞不清楚”了。

　　那些古树，大部分是修坟时栽的，有的在修坟前就栽了。坟墓中心大院四周，种了一圈油松、柏树，院外，更有上百棵。李明丽说，一到夏天，郁郁葱葱，非常凉爽。即便没有开辟成景区，也常有人到这里来，和古树合影。

　　几十年前，九王坟旁边的空地曾有人盖了一大片养猪场。后来，养猪场倒闭，满地烂砖碎瓦，慢慢变成了一个垃圾场。一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野猫野狗都爱往这里跑。李明丽说，古树的生长环境受到影响，出现枯枝的不少。

　　2005年，文物部门启动了九王坟的修缮工程，红墙、石碑等都得到修缮。李明丽记得，环境一下子变清爽了，并传言九王坟修好后要对外开放。李明丽期盼，这里将不再杂乱荒凉了，古树也能像市里公园的一样，在好的环境里生长，受到人们的呵护。

　　然而，修缮完成后，九王坟并没有对外开放。

　　同时，大量外来人口到周边农村租房居住。李明丽的印象里，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被倒在了九王坟，有很多就堆在古树下面。他们几个看守的人清理了好多次，但来倒垃圾的总是“络绎不绝”。

　　春节期间，各处都在燃放烟花爆竹，李明丽一直看守到凌晨三四点，生怕火星子引燃了古树。李明丽说，他们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就是防止森林大火，“我们一个月就领500块钱”。至于古树的生老病死，她无能为力。去年冬天，一场大雪将一棵油松的树枝压倒，她也不知道该找谁来修整。

　　在她的记忆中，对九王坟古树的修复一直没有人做，直到顾天革到来。

　　城乡差别左右命运

　　顾天革受雇于海淀园林绿化部门。

　　海淀区园林绿化局林政科科长魏伦说，今年，海淀出资350万元，对乡镇古树进行复壮。以前，城口的古树每年有大约100万元的保护经费，农口的没有。对城郊、农村地区的古树进行大规模修复，这是首次。

　　目前，海淀区共有古树名木1.45万株，其中农村地区共有古树名木1623株，包括一级古树207株，二级古树1416株，主要树种包括桧柏、侧柏、油松、白皮松、国槐、银杏等。魏伦说，这次复壮挑出了260多棵古树，都是问题比较严重，要马上保护的。

　　因为生长地的不同，古树养护城乡差别之大，让它们命运迥异。

　　密云县巨各庄乡塘子小学原为元代香岩寺遗址，里面有一棵古银杏，是唐代所植，是北京的“古银杏之最”。附近乡民历来视这棵古银杏树为“神树”，向其祈求吉祥昌瑞。

　　村民说，2003年，这棵银杏就开始出现枯萎症状，并日益严重。现在，树的中部都枯死了。“千年银杏王”濒危的消息多次在媒体刊发，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救治。密云林业部门负责人解释，该县古树保护没有专项经费，每年的养护费用很少，只能往上报告。近日，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杨志华说，已组织专家对该树“问诊”，将其列入全市古树复壮计划。

　　长在郊区的“千年银杏王”尚遭如此怠慢，那些一般古树更是乏人问津。长期从事古树保护复壮工作的顾天革说，他做过很多古树的复壮工作，多数是在北海公园等城区的公园、大学等地，而郊区、农村等地的比较少，郊区、农村不知名的古树修复几乎没有。

　　三大瓶颈有待挣脱

　　“从当前各地启动的古树资源普查结果看，我国的古树名木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在明显下降，抢救古树迫在眉睫。”古树保护专家李玉和说，很高兴海淀启动大规模乡镇古树保护行动。他认为，要让城区和郊区古树保护同步、可持续，还有三大瓶颈有待突破。

　　首先是政策不对路。李玉和说，政策影响对提高古树保护成效至关重要。原来说申报古树有资金，于是各地纷纷猛报、甚至虚报古树资源；后来资金落实不了，产权单位不仅需要自己筹备养护资金，而且还得担负保护古树的责任，出了问题要负责，于是人们转向少报、瞒报古树，甚至对已经达到一级标准的古树都不去申报。

　　李玉和说，现行古树管理体制一定得改一改，改的方向应该是让保护古树的单位和个人能够分享到由此带来的好处。

　　此次海淀大规模修复乡镇古树，相关部门未明说能带来的“好处”。海淀区园林绿化局林政科科长魏伦坦言，复壮的古树主要在该区寺庙、墓地区域，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是山后大西山旅游开发的重要节点。

　　其次，复壮详细标准的缺失，使其成效难保证。李玉和说，古树复壮效果取决于对每一棵古树的分别诊断，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古树复壮方案。

　　此前，园林部门已出台了古树复壮标准。李玉和认为，该标准只是宏观的，不具备对实际操作的指导功能。因此，还需要细化的标准。

　　人才稀缺是阻碍古树保护全面开展的另一个瓶颈。李玉和说，当前各地古树施工队基本上都是原园林绿化工程队伍，还没有全面掌握古树复壮技术的队伍，都是在老专家的指导下工作。应该尽快在全国范围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古树名木复壮技术培训和推广，这是解决人才短缺问题的根本之道。

　　新规有望“撑腰”

　　对于古树保护难的成因，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杨志华有同感。他说，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正不断地挤压树木的生存空间，树木的生存环境恶化；同时，古树名木的管护责任单位、管护责任人，尤其是一些区县单位投资少，古树名木的日常维护不到位。

　　“我选择古树来代表故北京，因为它往往是唯一能够证明曾存在过的古遗址的事物。有很多古迹历经多次重修，已不再让人感觉古老。但古树身上充满逝去的时光，能够给北京历史的许多层代提供一幅幅好地图。”前日本驻华大使夫人、《树之声》作者阿南史代迷恋的古树，正“死一棵就少一棵了”。

　　古树如人，要经历生老病死、灾害意外，更遭受来自人类的各种影响。顾天革认为，复壮工程就像是给古树治病，但要让它“健康长寿”，平时的养护更加重要。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包括京郊古树在内的保护已起步。建立养护责任系统、确定养护标准，亟待跟进。

　　毕竟，谁都不希望，与古树相伴的历史层代在我们手边断裂。

　　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北京市《古树名木日常养护管理标准》目前正在征求意见。该标准出台后，将成为古树管护单位向树权所有人申请专项经费的依据。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该标准有望今年年内出台。

本报记者易靖网络支持京华网新浪网

14、湘江水位持续走低 降至今年入秋以来最低水位

来源：湖南日报 2010-10-1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0/671286758877_1.shtml

近期干旱少雨，湘江水位逐渐回落。昨日，长沙段的水位27.23米，为今年入秋以来最低水位，目前水位仍以每天20至30厘米的速度回落。不过省会市民无须担心，目前用水基本无忧。

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负责人介绍，近段的持续少雨天气导致湘江长沙段水位走低，河滩裸露，航道变窄。昨日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降至27.23米，相比7日已降低了27厘米。水文部门预计，10月底湘江水位有可能回落至25.0米。

枯水期湘江水位持续走低也给长沙市安全供水带来隐患。长沙市防指将密切关注湘江低水位情况，当湘江长沙站水位低于或接近25.50米时，长沙市防指将启动《湘江长沙段枯水期应急调水补水方案》，省防指将从湘江上游调水补给湘江，确保湘江长沙段水位保持在25.10米以上，确保长沙市城区用水安全。

长沙市供水公司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长沙各水厂取水正常，日供水130多万吨。去年取水口的改造成功加上株树桥水库引水工程建成通水，今年冬天，长沙市民的自来水供应将得到有效保证。

15、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征碳税可从火电做起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2010年10月11日　范若虹

http://news.hexun.com/2010-10-11/125088716.html

“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精髓所在。”

　　联合国第四轮气候谈判于10月4日至9日在中国天津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举办联合国气候谈判,也是年底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前的最后一轮气候谈判。

　　经济的高速发展与节能减排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难以调和的矛盾。为实现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承诺,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当下,选择一条适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至关重要。

　　“我认为‘绿色经济’的提法比‘低碳经济’更符合中国实际。”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日前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说。

　　在成思危看来,“绿色经济”的概念比“低碳经济”要更广一些,它不仅包含“低碳经济”,还包含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的重点是节能减排,这也符合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国情。

　　成思危同时指出,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同时还需要发展绿色金融,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跟进配合,进而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给予推动,向“绿色经济”迈进。

　　环境债不要留给子孙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低碳经济”被人们提得非常多,但有人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会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抑制作用,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成思危: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现在主要是以服务业为主,服务业基本上不排放二氧化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第二产业占主要地位,重化工业还要发展。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不一样,要发展就不可能不排放二氧化碳,但应当尽可能地减少排放、减少环境污染,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能源结构来看,目前化石能源要占到90%,其中煤炭70%,石油天然气占20%,非化石能源只占9%左右。

　　即使到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的比重提高到15%,那还有85%是化石能源。使用化石能源就一定会产生二氧化碳,因此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要想不使用化石能源不排放二氧化碳是不可能的。

　　从生产方式来看,低碳经济包括四个方面: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利用二氧化碳,处理封存二氧化碳。

　　当前对中国来说,重点应在于减少使用化石能源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而不应像发达国家那样单纯提倡“低碳经济”,硬性规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数量。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的绝对排放量还是增加的趋势,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还不多,利用比例也不会大,封存成本很高。因此当前中国强调的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相对于“低碳经济”的提法,你认为哪种模式更适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呢？

　　成思危:我认为“绿色经济”的提法比低碳经济更符合中国实际。因为绿色经济的概念比低碳要更广一些,它不仅包含低碳经济,还包含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另一方面,绿色经济的重点是节能减排,这也符合中国当前的形势。

　　从长远看来,发展绿色经济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中国经济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我们对环境成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2005年,中国由于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13.5%,而当年中国GDP只增长10.4%,也就是说,我们把潜在的环境债务留给我们的子孙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我们绝不允许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改善生态。

　　中国还是要发展,不可能完全停止发展,退回到原始社会去,但是我们要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发展,这也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精髓所在。

　　征收碳税的可行性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在向“绿色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第一步该如何走？

　　成思危: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比如现在发一度电,全国平均要350克标准煤,但是中国有些先进企业可以用283克标准煤发一度电。

　　如果全国火力发电企业的煤耗能够从一度电用350克降到300克,那么到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可以减少40多亿吨。当前日本和欧洲已经拥有先进的火力发电技术,中国需要大力开发这方面的技术。

　　另一方面,就是要发展绿色金融。没有金融的支持,新能源产业是很难做大做强的。这方面包括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等。

　　同时,针对绿色金融的发展还需要政府提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支持。从财政政策来说,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既要给予税收优惠,又要给予财政补贴,政府采购应优先采购绿色产品。在货币政策上,我认为应该对绿色项目的融资给予差别化的对待,一是利率适当降低,二是期限适当延长。

　　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应该尽可能更多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使用审批等行政手段。

　　总体而言,就是从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对新能源产业给予推动,向绿色经济迈进。

　　《财经国家周刊》:你对目前征收碳税的可行性如何看待？

　　成思危:现在风电和太阳能成本都比较高,风电的成本是火电的一倍,太阳能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虽然政府补贴非常必要,但是国家补贴应该逐渐减少,迫使新能源努力改进技术,降低成本。例如德国现在对新能源的财政补贴每年减少8%。

　　除了来自政府的补贴外,我的建议就是要对火电收环境税,也可以称为碳税。至于普遍征收,涉及到国际上很多因素,中国也不要自己走得太快。

　　根据我们的测算,大概每度电收4分钱,就足以支持目前中国风电和太阳能的发展。每度电收4分钱,我认为并不算多。而且这4分钱,我的建议是,其中2分钱可以提高电价,有2分钱企业内部消化。

那么大家可能说,提高电价,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是每年都在增加的,不可能只要求收入增加,而物价不涨,为发展新能源做一些贡献也是必要的。估计电价提高2分钱,对一般老百姓还是可以接受的,而对低保户可以相应增加补贴。另外2分钱就要求电力部门自己消化,因为这样迫使它要节能、减排,要降低成本。

紫金矿业被开出“天价”罚单，环境法学专家认为，此举乃属于环境行政行为的范畴。他们呼吁，行政处罚不应取代依法处理

16、环境法学家：环保部应该起诉紫金矿业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2010-10-11郄建荣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0-10/11/content_2311876.htm?node=20908

紫金矿业被开出“天价”罚单，环境法学专家认为，此举乃属于环境行政行为的范畴。他们呼吁，行政处罚不应取代依法处理

　　956万元，由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开出的建国以来环境污染的最大罚单，在环境法学家看来，它仍没有跳出行政处罚的层面。无论是北京大学的著名环境法学家汪劲，还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环境法学者王灿发，10月10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出了这样的担忧。汪劲直言：“相关环保部门对紫金矿业的处罚事实上只停留在行政与政治方式解决层面，而非完全运用法治手段解决的结果。”

　　汪劲与王灿发均表示，对于紫金矿业的污染问题，无论是环保部还是福建省环保厅都有权提出公益诉讼，通过诉讼，责令紫金矿业支付由其污染行为所造成的用于修复环境的所有费用。

　　两位环境法学家告诉《法制日报》记者，8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已经明确提出，环保部门可以代表国家向污染者提出损害赔偿诉讼。这实际上从司法程序上为环保部门扫除了以往可能存在的诉讼资格不适格的障碍。

　　处罚紫金矿业至今未真正运用法治手段

　　10月8日，福建省环保厅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开了对紫金矿业的处罚结果———罚款人民币956.3130万元(以下简称956万元)。福建省环保厅称，956万元罚款是依据水污染防治法中关于“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

　　此罚款数额一经公开立即引来关注，有媒体惊呼这是“中国环境执法里程碑”，“福建省环保厅给了我们一个惊喜”。福建省环保厅开出的这张建国以来环境违法的最大罚单也令10月8日的A股市场上感觉“利空出尽”，至下午收盘时，紫金矿业死死封住涨停。

　　此时，媒体仿佛如梦初醒，质疑声四起。

　　对于956万元“天价”罚单，环境法学家认为，它不过是一种行政处罚的结果，并不是运用法治手段之后的最终处理结果。

　　“无论是四川省的沱江污染案，还是松花江污染案，事实上，在重大水污染问题的处理上，我们采用得更多的是行政和政治手段而非法治手段。”汪劲告诉本报记者，国家有关部门在处理这些重大水污染事件时，手法是惊人的一致。“不外乎这么几步，开始一般都是企业隐瞒或者默契地与地方政府部门一同向上隐瞒，它们的理由往往是堂而皇之的———为了‘维稳’需要；尔后是想办法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若有损害发生的话，他们就拿出不足以弥补损失的一点钱封住被害人的口并借用公权力对被害人提出非常苛刻的要求；第三步是政府部门启动调查，最后再通过行政处罚的方式结案。而有关赔偿问题，则要求当事人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即使当事人提起诉讼，地方法院也不予以受理。最后就是找出几个责任人，或通过行政处分、或通过刑事制裁解决了事。如果被害人不依不饶继续提出诉求的话，就通过政治方式予以解决。”汪劲说。

　　汪劲说，在每一个大的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基本是以行政处罚作为最终的处理结果，只有沱江污染案是个例外(主要责任人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汪劲认为，这种行政处罚的结果仍没有跳出“政治手段”的范畴，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于重大污染事件，“可以说，我们还从未启用过实质意义的法治手段。”即使在去年江苏发生的盐城水污染事件的处理结果也是追究刑事责任了事，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对污染被害人的救济或者对国家财产损害的补偿。

　　对于目前通行的重大污染问题，最终都是行政处罚了事的做法，王灿发也表示出了忧虑。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0月8日，紫金矿业股票之所以涨停，就是看到了福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开出了956万元的罚单，“按照以往对重大污染事件的处罚方式，对于紫金矿业的处罚就算终结了。”王灿发说，这种行政处罚了事的处置方式，在股市的反应必然是“利空出尽”。

　　行政处罚后仍可启用法治手段

　　尽管福建省环保厅作出了对紫金矿业行政处罚，但是，汪劲认为，对于紫金矿业的行政处罚处理远没有到达结束的阶段。他认为，在作出行政处罚后，仍然还有法律的其他救济和制裁手段可以适用。

　　“关键要看，有没有部门或被害人对紫金矿业提起诉讼。”汪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对紫金矿业提起诉讼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部门，包括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水利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同时，也可以是污染受害者或者因股票下跌造成损失的股东们。

　　至于提起诉讼的法律依据，汪劲说，就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完全可以支持这些诉讼。“司法上已经没有障碍，特别是最高法院《意见》实施后，环保部门被从法律上赋予了可以代表国家进行赔偿诉讼的权利。”汪劲说，按照最高法院的《意见》规定，无论是福建省环保厅还是环保部都可以代表国家行使公益的权利。此外，许多地方曾经有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向污染者提起诉讼的先例，这种方式同样可以适用于本案。

　　他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由于汀江是跨省河流，根据报道，下游的广东省已经受到了污染损害。因此，环保部也可以代表国家就汀江水污染造成的河流损害提起赔偿诉讼。

　　就紫金矿业的诉讼问题，汪劲说，如果环保部门或是地方政府提起诉讼胜诉的可能性非常大，“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出来后，环保部门与政府部门都参与了事件的调查，大量的第一手证据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汪劲表示，仅10月8日，福建省环保厅公开的对紫金矿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公开了17份证据。

　　但是，汪劲对于环保部门起诉的难点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福建省环保厅在处理紫金矿业时，已公开表示，将责令紫金矿业进行环境治理。“而提出诉讼的目的也不外乎是，请求法院责令紫金矿业拿出足够的资金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修复环境。”汪劲认为，这很可能是环保部门最终不起诉紫金矿业的理由。但是，环保部门仅仅在处罚决定中作出责令治理和恢复原状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环保法律的大量事例表明，环保部门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最终结果是企业治理时间的遥遥无期。尽管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期限只有一年，但我们从未看到过因超过一年的治理期限而未治理的企业被地方政府关闭的事例。所以，媒体和公众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治理是如何进行的、效果如何，到底紫金矿业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令汪劲担心的是，这种处理的结果最终为紫金矿业的污染治理埋单的仍然是纳税人。“按照以往类似事件的处理方式，往往都是国家或者地方出台一个多少年期的治理规定，比如‘汀江五年或者十年治理规划’，在这个规定里，规定一笔款项用于汀江污染治理。”汪劲说，以往这一大笔钱也不都是企业出，而通常是“政府、企业等几方出资，政府的资金哪来的，还不是纳税人的钱。”汪劲说，这种处置方式最终还是没有走出政治解决的层面。

　　据汪劲介绍，最高法院出台的《意见》除了规定环保部门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外，还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受理各类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正确适用环境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准确认定环境污染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保环境侵权受害人得到及时全面的赔偿。”汪劲认为，按照《意见》的这一规定，紫金矿业的污染受害者也完全可以提起诉讼。

　　“在行政处罚后，对紫金矿业污染问题，最终能不能提起诉讼是对能否采用法治手段来处罚紫金矿业污染问题的一个试金石。”汪劲说，他非常期望看到，紫金矿业的污染问题最终通过法治手段也即是司法手段来解决。

　　王灿发向记者透露，紫金矿业污染案公开后，曾有污染受害者到他所担任主任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就污染损害赔偿问题进行咨询。他表示，到目前为止，这些污染受害者并不期望通过诉讼来索取污染损害赔偿，“他们怕打官司，还是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拿到赔偿。”王灿发说，如果有污染受害者表示愿意起诉紫金矿业，他们会全力支持受害者诉讼。

“英国石油公司为墨西哥湾污染已成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迫使污染企业拿出足够资金来修复、治理其污染所造成的后果呢？”环境法学专家认为，通过诉讼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令紫金矿业拿出与其污染后果对等的基金的目的。“有没有部门或者个人出来起诉是问题的关键。”环境法学家说。

17、杜平：水污染治理要警惕“九龙治水”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10-10-11张辉凌军辉实习生孙玍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10/1071286779378_1.shtml

在水环境治理上，应有统一的部门主管，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

9月21日，受11号台风“凡亚比”影响，信宜紫金所属的广东省信宜市银岩锡矿母坝被泥石流冲垮。广东省政府秘书长唐豪26日透露，环保部门将密切关注和监测信宜银岩锡矿尾矿溃坝影响的地区水库，避免重金属污染导致新的灾害。

近年来，重大水污染事件频发，对环境保护工作形成了严峻考验。尤其近期，发生在大连港区海域、巢湖的水污染案例，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日前由《环球》杂志举办的2010年中国世界环境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智力引进办主任杜平指出，近年来，我国河流中劣五类水质的比重处于上升状态。2000年，可监测河床里劣五类水质仅占20.7%，2008年，已上升至27.4%。

水污染形势严峻

对于在部分领域、部分地区的水污染的严峻形势，杜平以医疗废水排放为例指出，2008年，我国的医疗废水集中排放程度仅为86%。在他看来，由于医疗废水不同于一般工业废水，其集中排放程度应为100%，而非80%或者90%。

另一方面，在大江大河沿岸，布局了大量的大型石化企业、钢铁企业等。“这些企业由于十几年的布局生产，也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旦发生水灾，可能就会带来麻烦。”杜平说。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有4万平方公里的近岸海域属于中度污染。

“另外，中国农村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在垃圾、粪便处理上很多地方还是‘空白’。”刚从某贫困地区回来的杜平，注意到当地农村没有公共卫生厕所。这一现象在广大农村地区非常普遍。他认为，生活污水处理的“空白”，将严重影响当地的土壤，地表水的渗透，也影响了地下水。而这些，成为农村一些疾病的根源。

《瞭望》新闻周刊梳理发现，当前，水污染治理不彰是多种原因共同叠加的结果。

其一，由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当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一方面，污染底子重，需要的治理力度大；另一方面，增量也较大，对水污染治理投入的“增量需求”亦相应增加。

其二，在城市规划与工业布局上考虑不足。比如，不少地方纷纷上马重化工企业，“有条件的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缺乏对当地发展模式的思考。

其三，水污染治理资金不足。山东省环保厅厅长张波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为了保证南水北调东线治污任务圆满完成，山东省在南四湖附近建设了新薛河人工湿地。但是，尽管只需3000万元资金，张波却得四处“化缘”。

江苏省徐州市环保局科技产业处处长胡永定则向本刊表示，当地仍属于“吃饭财政”，治污经费难以满足需求，从而造成当地一些包括污水处理厂在内的治污工程进度缓慢。

其四，“多龙治水”导致权责不明晰。本刊记者在地方调研中了解到一个现象，每当有水环境污染治理的资金要下拨时，一些部门争相抢“资金”，但是，一落实到责任，却出现难以协调的局面。有地方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向本刊表示，水污染治理涉及污水处理厂建设、航运、农业等多个方面，相对应的则有建设、水利、交通、农业等多个部门，环保部门虽然具有法律赋予的统一监督责任，但是，这些责任在部门协调上却效力欠佳。

其五，出于多种因素考虑，一些地方政府对水污染治理敷衍了事。为了招商引资，很多地方政府对水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治污设施建设上，重在“明处”，轻在“暗处”。具体表现为，重视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而对事关污水收集率的地下管网建设，则因难以考核而重视不足。

其六，相关法律法规仍待完善。杜平指出，当前，我国水环境相关法律尚不完善，尤其在执法环节，“如何使它(指法律)落实得更好，我们好像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区别化分类治理

事实上，近年来，为治理和保护水环境，有关部门已动作频繁，并取得一定成效。2000年至2008年，我国城市污水的处理率由34.3%提高到70%，工业废水的达标率，由77%提高到了92%。然而，要应对“污染底子重，增量也较大”的现实国情，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应对。

为此，杜平建议：一是提高区域或企业COD(化学需氧量)达标排放标准，对排污收费更加严格。设置在线实时监测系统，将使一些企业夜晚偷排污水的现象无所遁形。

二是对水环境事业采取区别化的支持和分类管理的模式。“上帝的给上帝，人民的给人民。”杜平说，对于重点江河源头地区的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比如“三江”地区，城市水源地的保护，农村中小型病险水库的改造、维修，农村卫生厕所的建设，以及所有重点城市、重点流域、重点湖泊、近海的污染监控制度，由政府担当起责任。

而对于水环境治理相关产业，则可交给市场。政府要扩大市场准入，实行税收减免，提供财政补助，或者给予信贷优惠，确立灵活的定价机制，鼓励采取多种市场融资模式培育此类科技型产业。

“还要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包括水环境的补偿机制，”杜平认为。

他同时指出，中国关于水环境为主体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更加健全和完善；具体来说，在管理上，应逐步确立一个部门主管、若干部门配合的统一领导体系，而非“九龙治水”。

18、中国环评：先天缺陷，后天受限？

来源:南方周末2010-10-01吕宗恕实习生陈周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788

　　40%不合格率背后

　　国家环保部近期公布了2009年度环评机构抽查结果，20个省（自治区）的75家环评机构中，30家机构出现质量或管理问题，不合格比例高达40%。其中违规违法情节最恶劣的江西、吉林、湖北、云南等四省的四家环评机构被取消环评资质。

　　云南路宏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一。环保部指责该公司对一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质量较差；多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由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主持编制；未按时填报年度业绩”。

　　难逃嫌疑的是，该公司竟是一环境在线监测仪器设备在昆明销售的总代理。“因被取消了环评资质，我们业务肯定受到了影响。”该公司一人士事后诉苦道。

　　而比环评机构失范更普遍的现实是，环评机制的失位。8月16日环保部一日通报两则环境违规事件，神东煤炭分公司大柳塔煤矿未经环保审核擅自扩大产能，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公司一座1200立方米高炉擅自动工建设并擅自投产，均属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视环评程序于无物，置环评机构于虚设。

　　综观中国环境治理的历次“风暴”，譬如2005年元旦，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三十余家大型企业违法开工项目，2007年，启用“区域限批”利刃，叫停涉及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规项目，最普遍的情节也均是企业绕过环评程序擅自作为。

　　风暴频频，故伎屡屡重演，在法学家李楯眼里，即便环保部自曝40%环评机构不合格的家丑，风暴之后仍会一切如常。

　　先天缺陷，自断生路？

　　“因为中国环评体制存在先天缺陷”，李楯直言。

　　今年73岁的他，曾是清华大学以及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多次参与和环评相关的法律的调研和起草，见证了中国环保法律迄今的历史，如今却持着悲观论调，“现行的环评体制缺陷明显，且一时难以剔除”。

　　1979年9月，全国人大以原则通过和试行的形式通过我国首部环保法，项目环评随之启动。李楯说，正因是项目环评，而非规划环评和决策环评，加上每一个项目背后又或多或少夹杂政府利益，而环评机构看政府眼色，决定一些环评是否通过，既不是科学的客观标准，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而是社会转型中一些违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部门利益和企业利益的要求。所以，“一个环评机构所做的环评，如果不能满足这种强势利益体的要求，它就不可能得到环评项目，它自己也就断了生路”。

　　李楯还说，甚至一些政府部门与开发商联手给工程披上官方背景的外衣，发出足以影响决策的强势声音，“曾有地方领导在环评会上明确说，‘对这个工程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但工程要上是已经决定了的。’”

　　民间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关注环评已有多年。2004年，他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就中国与西方环境体系对比研究后发现，信息公开是中国环境进程中与西方差距最大的——公众无法知情、参与和监督。因为对外封闭，所以，很多环评只不过是走过场。他主张环评要从纯粹技术过程转变成一个公众参与决策的过程，有必要将环评细节全公开，包括专家名单以及专家意见，“一旦通过环评的项目出现问题，这些签名同意通过的所谓专家将会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环保部一位官员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直指问题另有根源，项目环评其实就是末端环评，在官员的潜意识里已经决定是要上的，而在国外，项目环评之前，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规划环评和决策环评（又称战略环评）。他举例说，现在国家大力发展汽车，尤其私家车盛行，其对拉大GDP作用不言而喻，但这一宏观决策背后诸如交通压力、汽车尾气、环境容量等严重问题似乎无人评估或被忽视。

　　2002年12月28日，环评法得以通过，对项目环评、规划环评均有明确规定，但仍未提到战略环评（又称决策环评）。现实是，中国环评仍多局限于建设项目环评层面，而建设项目又处于整个决策链（战略、政策、规划、计划、项目）的末端，所以只能补救小范围的环境损害，无法从源头上保护环境，也不能指导政策或规划的发展方向，更不能解决开发建设活动中产生的宏观影响、间接影响、二次影响、累积影响。

　　时任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的潘岳曾痛心列举，中西部省区在做能源、电力、重化工基地建设规划时，由于没有考虑到发展这些重污染行业必会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尖锐矛盾，尤其是区域内有限的淡水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规模的开发活动，现已造成了几代人都难以恢复的生态问题。

　　何日脱钩、脱利？

　　李楯曾参与四川都江堰紫坪铺水库项目环评。紫坪铺水库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大工程”之一。十年后他对该项目环评记忆犹新。修建这座水库早有计划，2000年底打算动工时发现项目环评已经过期，于是，有关方面组织专家重新做环评。结果因为涉及诸多问题，该项目环评被否，他就投了反对票。

　　次年，四川方面再次组织环评，李楯未获邀请，后来得知该项目顺利通过。2008年汶川地震中，紫坪铺水库一度广受争议。类似这样“先否定后通过”的例子不在少数。

　　当然，也有项目在环评阶段被直接否定的。2007年11月，《金沙江中游河段阿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在网上公示，15天为限，征求公众意见。

　　作为民间意见起草牵头人的马军仍记得，NGO和专家迅速行动，历时半月，收集、归纳依据，提出反对意见，最后该项目竟被叫停。

　　但更多时候，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远高于环境保护的动力。环保部一官员告诉南方周末，尽管国家一再控制“三高”企业，但地方政府在电力、化工、造纸等领域大干快上的积极性有增无减，最后导致生态容量全线溃败。

　　来自国家环保系统的一组数据显示，至2007年，全国大部分省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70%左右，地市级只有40%左右，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和乡镇企业仅为20%左右。

　　而这所谓的执行率中，也难免鱼龙混杂。环保部有关人士表示，全国一千余家环评机构中，除各级环保部门下设有环科院外，还有水利部、交通部、铁道部等下属的各类研究院，甚至大学也都设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环评机构，部门利益逼迫行业保护，也就很难出现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环评机构了。不过，目前，环保部正大力推进环评改革，力图让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彻底脱利”，确保环评审批不受利益干扰，其阻力之大不难预见。

环保部上述官员坦言，“其实，当下中国的环保正在渡大汛！”

19、吕学都泼冷水：“上马环境交易所，头脑发热”

来源:南方周末2010-10-01冯洁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786

现有的几家环境交易所，真正做成排污权交易和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的，微乎其微。

很多报告说，这是一个几百亿上千亿的碳市场，我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各地的交易所，无非是在一个写字楼里，摆几台计算机，再装上相应的交易软件，真正参加交易的很少甚至没有。

吕学都

自从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环境交易所开辟了中国碳交易的“农贸市场”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河北、昆明、武汉、广州、杭州、大连等地迅速跟进。武汉近日更是高调提出建成国家碳交易中心的野心。“所有的环境交易所都得问自己两个问题，交易什么、卖给谁。”国家气候中心前副主任吕学都，一直以来扮演着“异见者”角色，频频给虚热中的环境交易所浇下冷水。

他认为，从实际交易来看，自愿减排和其它非CDM类的减排量占整个交易量的1/3都不到。而中国碳市场的先天不足，则根植于联合国基于总量控制而生的交易规则，有减排义务，才有交易权利。

吕学都自1991年即参与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政策制定及国际谈判，是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主要成员，曾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执行理事会（EB）副主席。2个月前，他刚从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任上，转任亚洲开发银行气候变化与碳市场顾问。

南方周末：三年间，中国的环境交易所从无到有，从3家增长到近20家，怎么看到这种速度？

吕学都：各地纷纷上马环境交易所，有点头脑发热。现有的几家环境交易所，从交易品种上来说，大多从产权交易做起，真正做成排污权交易和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的，微乎其微。

北京、天津和上海三大环境交易所，最开始希望集中国内的CDM项目，通过交易所卖到国外，提高中国卖碳的价格。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一度出现了买碳者多而卖碳者少的局面，国内的CDM项目用不着进交易所，就会被买家直接买走。

2009年之后，由于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届满后，发达国家是否继续承担进一步减排的前景不明朗，影响了CDM项目的交易前景。一些无法直接找到买家的项目，会拿到交易所挂牌交易。

但CDM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易，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只能单方向转让给发达国家，不能用于国内贸易。

南方周末：CDM出口不畅，自愿减排会不会成未来碳交易的主渠道？

吕学都：从目前的情况看，自愿减排的交易量不会很大，价格也不会像CDM那么高。设想一下，在一个大家都只愿卖的市场上，谁会愿意买呢？大企业、公益机构及高收入群体，出于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的考虑，可能会购买一些，比如，某汽车保险公司购买了北京奥运绿色出行减排的8000吨二氧化碳。而对于个人自愿购买而言，减排产品还需要进一步设计、包装，让购买者能展示购买行为，而且这笔钱能真的用到减排行动上。

从交易的实际情况来看，自愿减排和其它非CDM类的减排量占整个交易量的1/3都不到。

南方周末：那未来中国碳交易的出路在哪里？尤其是中国并没有承诺总量减排的目标。

吕学都：联合国确定的游戏规则决定了，中国参与全球碳交易，目前只有CDM一条单行道，除此之外无法与国际碳市场横向交易。

联合国授权的全球碳交易,依赖于一套叫做“国际交易日志”(ITL)的计算机交易系统来管理和执行，由它判断某笔碳交易能不能进行，依据的是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也意味着向发达国家分配了排放许可权，这些排放许可权可以用于交易，这就是减排量交易，或者叫碳贸易。

而发展中国家不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不受排放许可的约束，因此也就不必在国内分配这种排放许可，也就不能直接参加排放贸易。发展中国家可以把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卖给发达国家，但不能逆向交易，ITL会阻止这种逆向交易。

南方周末：很多人觉得全球碳市场的规模未来可以和世界石油市场、证券市场相比肩，所以才赶着开张交易所，布局占位？

吕学都：许多机构对碳市场规模的估算往往是重复计算的，水分很大。比如，10美元/吨减排量转卖一次，变成12美元/吨，再转卖一次变成15元美/吨，最后的买家接手时是20美元/吨。很多机构在计算交易额时，就会累积算出一个57美元的总交易量来。实际上，这是虚的数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每年签发的减排量不超过4亿吨，目前的累积签发量也只有4.4亿吨。即使按照20欧元/吨的价格来算，占据了全球碳交易2/3以上的CDM市场也不过80亿欧元。很多报告说，这是一个几百亿上千亿的碳市场，我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

南方周末：既然中国的碳市场还未形成，很难通过交易赚大钱，各地为何如此热衷环境交易所？

吕学都：还是利益驱动吧。不少地方看到了当年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期货交易的成功，又听说碳交易会非常火爆，都想抢先铺开摊子，想等着市场起来获利。各地的交易所，无非是在一个写字楼里，摆几台计算机，再装上相应的交易软件，真正参加交易的很少甚至没有。当然，交易所付出的成本也不是很高，不过是办公和人力成本。

如果把2020年二氧化碳强度减排40％到45％，作为中国国内自己的控制目标，再把这些任务分解后分配到地方，并最终落实在企业头上，国内的减排交易是有可能蓬勃发展起来的。这也为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减排任务，提供了除行政命令外更多的手段。不像现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不惜采用停水停电简单粗暴、最不可取的办法。

但即便如此，这个市场仍不可能像CDM那样火爆，交易量也只需要建立一个管理全国的交易中心，并在每个省建立一个末端交易平台，无须环境交易所四处开花。

20、谁最缺乏气候意识——老板！

来源:南方周末2010-10-01 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785

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减排动力？一半的高管们认为缺乏强制性的标准法律法规，以及缺乏经济激励政策；另外一半的企业高管认为源于企业缺乏技术和资金。

在企业高管们四处宣讲气候变化时，谁也不曾想到，气候意识最差的竟然是公司的老板。

这绝非信口开河。根据南方周末独家获得的一份200位国内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意识调查显示，我国企业高管们的气候意识水平仍较低。在这些管理人员中，董事、监事的气候变化意识水平最低，技术类企业管理人员则最高。

这项结论源自日前刚刚出炉的一份名为《基于问卷的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调查》的研究报告。

这是国内第一个专门针对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的气候变化意识调查。2010年年初，人民大学环境学院许光清副教授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董志勇副教授等四人历时8个多月，对国内200位企业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前两年，国内企业界几乎没有人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前后，大家才开始熟悉起来。”许光清说，“但和国外相比，国内企业界的气候变化意识还有很大差距。”

许光清发现，迄今大型国有企业和一些领先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减排效果，但整体而言，大多数中国企业还没有从战略角度来思考低碳发展问题，也没有以全球视野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

在许光清看来，作为企业决策、企业行为的主体，企业管理人员的气候变化意识和普通公众的不能完全等同。企业管理人员气候变化意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的目标能否实现。

南方周末获得的这份报告中，研究者设计了22道多选题，问题涉及企管人员的基本情况、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认知程度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践行意愿等。

调查对象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为主。其中，来自大中型企业的管理人员超过了八成，任董事和监事职务的占调查对象的1/4。在企业类型上，第二产业，也即工业企业最多，占据了近一半。

调查发现，工业企业高管们的气候认知水平要明显好于第一（农、林、牧、渔业）、第三产业（服务业）。而且，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的认知水平要高于民营企业。“这和第二产业进行的节能减排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有很大关系。”许光清说。

从企业规模来看，企业规模越大，高管们的气候认知水平越高；企业规模越小，则认知水平越低。但许光清也说，他们调查的企业，几乎没有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制订节能减排策略和指导低碳项目，大多企业都是依靠技术部门。

即便有技术部门制订减排策略，国家不断加大政策力度，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热情也不足。调查显示，2/3的企业管理人员认为企业节能减排的最大推动力是强制性的标准和法令的执行，而非企业自身的战略目标或长远发展的需要。

这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尽管美国气候和能源法案在国会上一再受挫，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中的态度也很不积极，但这并不会影响企业的选择。他们善于抓住新技术和新市场的制高点，而且也不会受制于政府。”许光清说。

为什么中国企业没有减排动力？约一半的高管们认为，缺乏强制性的标准和法律法规以及缺乏经济激励政策是最大障碍，另有45%的企管人员认为障碍源于企业缺乏技术和资金。

显然，在多数国家已经把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核心的内容和制高点来看待的全球背景下，如果中国企业高管们首先不从意识上“绿”起来，那么，低碳仍旧是一句空话。

21、困局何因，当事者说环境公益诉讼

来源:南方周末 2010-10-01孟登科特约撰稿王清

http://www.infzm.com/content/50784

环境公益诉讼在中国无疑是一个新生儿，作为贵阳、无锡、昆明三个成立环保法庭的先行者来说，其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的探索如何？困扰何在？出路何方？

蔡明（贵阳市清镇市人民法院环保法庭庭长）

我们受理的第一个案件就是环境公益诉讼。当时是两湖一库管理局起诉贵州天峰化工有限公司污染湖泊。

从受理到结案有将近8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各方利益博弈的8个月，开了不下六七次会，每个月都在开。因为生产线关闭牵涉到企业利益、当地税收、职工利益，我们把这些问题在法院组织调解中一项一项解决了。最后企业主动把机器拆除了。

检察院还是应把注意力盯在那些有行政管理职能的机关身上，由他们来告官是最好的，就是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我们受理的一个案件，原告是检察院，审判机关是法院，被告是3个村民，虽然他们确实有破坏环境的行为，但感觉还是有点不公平。

环保局作为原告有一个前提，它的行政力量不能达到治理污染的效果。环保局在穷尽了行政执法手段之后，还是不能达到治理效果，就可以来起诉。否则就是自己工作不到位、把责任推给法院。最合适的原告主体还是公益组织。

赵卫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环保庭庭长）

2009年7月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原告的案件争议很大。我们当时就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想停留在成立环保庭之后就光是空谈。当时我是胆大妄为了，立案之后才报上级领导。

这个案子最终是调解的，但其实，最终调解的内容就是判决的内容，调解书就是判决书。当时之所以采取调解而不是判决，主要是考虑到采取判决的话这个步子迈得太大了。因为这个案子当时的关注度已经非常高了，如果我们判决的话，怕引起负面效应，毕竟在司法探索中，我们受理了，已经把冰打破了，如果步子迈的太快的话，可能会事与愿违。

我们当时都准备开庭了，未审先判内容啊都准备好了，当时上级法院接通知，说暂停审理。我们猜测原因可能是贵阳法院受理了起诉国家机关的环境公益行政诉讼案件，这就是我所说的步子迈得太大了。

目前两起公益诉讼，这个数字使我很不满意，现在电话咨询、上门咨询的很多，但没有来正式的，我也很失望。我们有时候也给司法局环境资源委员会开座谈会，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职业道德，既然成立了就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还是有一个经济效益问题。他本来代理其他的案件有钱赚，代理环境公益诉讼他就没钱赚了。

马勇（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讼部主任）

由于国家层面的立法缺乏，环境公益诉讼只能是司法实践先行，其当务之急是积累司法实践的经验。

我们提起的全国首例由NGO起诉的环境公益诉讼，尽管最终以调解的形式达到了诉讼目的，但还是有遗憾——没能对簿公堂，没有机会见到辩论过程中的火花。

在屈指可数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至今还未有过真正的法庭考验，理论热、实践少的局面仍未打破。

我的期望是：以环境公益诉讼来推动私益诉讼。在每年的二十几万环保案件中，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最终进入到了司法程序，很多起诉都被挡在了法院大门之外。如果连“管闲事”的公益诉讼都可以搞，受害者明确的私益诉讼为什么不能搞？

我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前景是乐观的。既然环保法庭成立了，就一定不会取消，私益诉讼变得更有可能了，而且很多地方都在探索。我们也不能给法院出难题，在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法院也是贡献者，本身就师出无名，如果再审出问题，就吃力不讨好了。最好是一些事实明确、容易取证、便于审理的案件，被选取的诉讼不能成为制度建设的障碍。

22、内蒙造纸厂违规排污十余年 地方政府参股遭质疑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年10月11日

http://green.sina.com.cn/2010-10-11/054421248261.shtml

　　编者按：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收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建设镇居民的举报。举报信称：海拉尔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违规排污，污染河水和草原。

　　海拉尔晨鸣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海拉尔晨鸣)是国内造纸行业龙头企业、在A＋B＋H股三个市场上市的造纸企业——山东晨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晨鸣纸业)旗下控股公司，晨鸣纸业在国内各地有20多家子公司。

　　在过去几年，晨鸣纸业因子公司环保事件，多次受到环保部门的批评和处罚，也是媒体和环保人士经常指责的对象。

　　海拉尔晨鸣是否存在违规排污情况？其排污情况究竟怎样？环保监管如何？9月下旬，本报记者前往内蒙古海拉尔展开了调查采访。

　　厂区村庄被污——海拉尔晨鸣纸业污染调查之一

　　■本报记者袁名富

　　固体污染：“白泥”堆放、寸草不生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区建设镇金星村坐落在海拉尔晨鸣公司的西北角。

　　70岁的金星村村民齐国军，祖居此村。他耕作的40亩承包地位于该公司以东500多米处东海拉尔铁道南侧。

　　当地人把纸浆生产和纸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称为“污泥”或“白泥”。2004年5月前后，海拉尔晨鸣纸业将“一卡车一卡车的白泥直接倒在我的土地上”。齐大爷说。

　　他从家里找出那年拍摄的录像，记者在录像里看到，白色污泥堆得像山一样。

　　不仅一年的劳作没收成，齐大爷还得雇车雇人挖坑。“不埋不行啊，他们卸完了就完了，我来年还得靠这点地生存。”

　　为填埋污泥花去了六千多元，齐大爷几次找到海拉尔晨鸣公司相关负责人要求赔偿，遭拒绝。之后他又找到金星村主任和建设镇镇长，把他们请到现场查看，并要他们出面协调。

　　“村主任和镇长去找了晨鸣，但他们回来对我说，他们官太小，晨鸣是海拉尔区政府招商引资过来的大企业。”

　　无奈之下，他找来周边很多村民，帮忙写证词，打算将该公司起诉到建设镇法庭。

　　“去了几次，法院不受理。”齐大爷说。

　　“后来找过海拉尔区环保局、海拉尔区政府，又找到市环保局，反反复复找了好几年，就是没有结果。”他说，“至今，填埋白泥的5000平方米左右的地面上，寸草不生；而且，附近大概5亩多地，自2004年来一直不能种东西。”

　　在采访海拉尔晨鸣常务副总裁刘继成和该公司负责污染的孙玉江时，对于齐国军土地被污染一事，他们都表示没听说过此事。

　　刘继成表示：“这个事情不知道，当时如果他要提出来，我们肯定能解决。作为一个企业，老百姓的利益不能伤害。”

　　对此，海拉尔区环保局副局长张远银接受采访时称，“原来晨鸣纸业的确是往外堆放，但后来我们不允许它这么干，不允许它往那卸了。现在直接送到海拉尔生活垃圾处理厂。”

　　此外，还有村民告诉本报记者，在海拉尔河河谷的一块平地上，海拉尔晨鸣曾把污泥堆放在那里。

　　对于造纸厂的污泥能否堆放在地面上，北京大学环境公共政策研究社理事长阳平坚博士对记者说：“造纸厂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中，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传统的无害化处理时采用专门的污泥废弃物焚化炉处理，但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还是变废为宝，作为某些产品的生产原料。直接裸露堆放在地面是肯定不行的，那样会严重危害水土环境，伤害农作物和造成土壤盐碱化。在经过一定的无害化处理之前，也不能直接填埋或与普通生活垃圾混淆处理。”

　　饮水污染：农家水井多数报废

　　住在海拉尔晨鸣纸业西北角的村民张建宝，自家院子里有一个手摇式抽水井。

　　“2005年前后，有一天，我发现抽上来的水像蜜汁一样，发黑发臭。”“白米饭煮出来，变成了黄颜色。”

　　张建宝家与海拉尔晨鸣纸业仅一墙之隔。“后来我发现，晨鸣在墙后边挖了个大坑，直接把污水倒进去，而我们这边的地下土质松散，容易渗透下去。”他对本报记者说。

　　现在他只能到几公里外取水。

　　之后，张建宝把海拉尔晨鸣起诉到法庭要求赔偿。“海拉尔晨鸣的领导听说后，开车拉来米、面、豆油等生活品说服我，每天还派人给我送水。后来法院庭审后在庭下进行了调解，给了我一万三千块钱。”他说。

　　陪同记者采访的出租车司机马宇(化名)，就出生和成长在金星村。他说：“周边村庄都是这样，基本上家家户户的水井都不能用了。”

　　在金星村，本报记者随意走进了一户叫金永利的农民家里。记者用饮料瓶从他家水井中取了一瓶水，水是浑浊的，呈黄色，略带一点异味。

　　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一个村民，都表示，家里的井水都遭受污染而无法饮用。据本报记者不完全调查，现在整个金星村居民自家水井几乎全部废弃。金星村共有280户居民，曾是海拉尔重要的菜篮子基地。

　　有村民反映，由于海拉尔晨鸣用水量很大，造成了地下水位下降，也是导致水井报废的原因之一。

　　阳平坚博士告诉记者，造纸业是资源消耗量大的加工业，目前国家规定造纸1吨纸最高不超过60吨水，国际先进水平大概是20吨。目前，我国每生产1吨纸，平均耗水量接近100吨，是世界先进水平的5倍。

　　海拉尔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公开资料显示，海拉尔晨鸣造年纸产能为3万吨，依据平均耗水量100吨计算，该公司的年耗水量在300万吨左右。

　　针对村民提出的地下水污染和水位下降的问题，刘继成称：“这附近的水含铁量很高，一直发黄，水井的水被污染，这跟我们造纸厂没有关系。地下水这几年开采，水位下降很厉害。”

　　“张建宝家井水被污染，我们没听说过，没有跟他打过官司，也没有给他赔钱。”孙玉江说。

　　空气污染：烟尘超标六倍

　　晨鸣纸业的落户，给附近居民带来的烦恼还不仅仅是农地、井水被污染，还有空气污染。

　　9月18日晨，建设镇街上，记者采访了几位正在晨练的老人。其中张大爷告诉记者：“看见那公司，心里就不得劲，一天到晚的浓烟滚滚，肯定有污染，尤其在早晨，刺鼻的味特浓。”

　　“但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纸厂排出来的黑烟到底对人体有多少危害，有关部门有没有认真地监控，政府应该告诉我们附近居民。”张大爷说。

　　针对这个问题，海拉尔区环保局张远银副局长称：“晨鸣的烟尘浓度是很高，除尘系统有问题，不过也对他们进行了罚款，还要求他们进行整改。”

　　该环保局给本报提供了2010年的两次针对海拉尔晨鸣三个锅炉废气排放的检测数据，两次检测时间分别是4月8日和7月20日。检测数据显示，除了一号锅炉的烟尘浓度低于标准值200mg／m3，而二号、三号锅炉的检测数据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值，二号锅炉的两次检测数据分别是1307.13mg／m3和1282.18mg／m3，三号分别是1168.47mg／m3、854.41mg／m3。

　　当记者拿着这组数据采访海拉尔晨鸣时，孙玉江说：“废气超标，这是瞬间的事吧。”

　　他还告诉记者，前几个月，公司投入了80万元，更换了除尘系统，目前已经整改完毕。

　　该公司副总裁刘继成也表示：“国家环保部通报后，我们立马做了整改，一个月前已经整改完了，环保部门已经验收了。”

23、化工厂泄漏没有惊慌只有惊喜？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10-11 刘洪波

http://gcontent.oeeee.com/a/3e/a3eb043e7bf775de/Blog/cc4/01eb5d.html

摘要：江西新余发生了化工厂泄漏事故，各方信息，主旨都如罗大佑的一首歌，“大家免着惊”。有90多人住了院，但无伤亡；泄漏造成居民惊慌，有的驾车逃往相邻市县，不过很快又都往回赶；泄漏的物质也只有“弱伤害性”，并已很快控制。

江西新余发生了化工厂泄漏事故，各方信息，主旨都如罗大佑的一首歌，“大家免着惊”。有90多人住了院，但无伤亡；泄漏造成居民惊慌，有的驾车逃往相邻市县，不过很快又都往回赶；泄漏的物质也只有“弱伤害性”，并已很快控制。

这些信息，表明“免着惊”的基调不仅端正而且适当，那些惊慌失措的市民，显得是何其不沉着，事实证明，他们也很快就“往回赶”了嘛，而留在新余的市民，最多也只是无伤亡地住一下院而已。

然而，从10月9日下午发生泄漏，到当晚9点政府公告，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有多少人能够安稳从容呢，而且安稳从容是不是适当的反应呢？空气里有刺激的化工泄漏气味，你不是专业人员，你的鼻子不是仪器，你凭什么安稳从容，凭什么托大，凭什么装大尾巴狼，凭什么不惊慌失措？

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泄漏事件，但不足以让“从容不迫”被追认成合理。然而让市民几个小时暴露在化工泄漏之下，没有消息，这是正当的吗？难道在那几个小时里，政府部门已经知道不必着惊，才与市民无所沟通？既然知道不必着惊，早点说出来岂不更好？

这不是一个大的泄漏事件，但不足以使事后的发言可以有理由轻描淡写。媒体上的新余官员，个个淡定沉着，“弱伤害性”、已经控制、不必惊慌等等，问题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伤害了广大市民的泄漏事件呢？出现这样的事件，就只有“领导已经高度重视”和“不必惊慌”可以宣告，“弱伤害性”就不必有任何歉意？

这不是一个大的泄漏事件，但可能只好归功于“幸甚”。这毕竟是泄漏，是意外，而不是“尽在掌握中”的事情，也就是说，安全并没有得到保证。泄漏的物质幸而只有“弱伤害性”，安全未能保证，原也可能泄漏出强伤害性的东西来，原也可能泄漏发生以后难以控制。

南京有化工厂爆炸，大连有油管爆炸，福建有汀江污染，都是大事。在大事没有发生之前，原也太平得很，安全得很。然而，以“无须惊慌”而言，又何时在意事情大小呢？小事，大家免着惊；大事，发生过了，也要免着惊；极而言之，事情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仍然是要免着惊的，因为着惊也没有用啊，要考虑的就是多难兴邦了。总而言之，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不必惊慌的理由。

不过，这就使我们有很多的惊喜。新余化工厂泄漏，竟只有“弱伤害性”，令人惊喜。南京化工厂爆炸，后果尚不是最为严重，令人惊喜，因为，管道在居民区乱走的情况，原本可以死伤枕藉的。大连油库爆炸呢，令人惊喜的不只是不像墨西哥漏油，而且出事单位还产生了一大批英雄，其中包括单位的安全第一责任人。而且，自王家岭救援矿难以来，我们还知道，安全事件往往后面还跟着奇迹。

福建刚刚处理了紫金矿业污染汀江的环境事件，据评估，紫金矿业造成了3187.71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处罚结果为责令消除污染，罚款956.313万元。我看到评论，称这一处罚为“环境执法的里程碑”，“给了我们一个惊喜”。为什么这是令人惊喜的里程碑呢？因为环境污染，处罚力度竟然可以这样大。

无语。紫金矿业的污染事件，直接经济损失是怎么计算的呢，只是买死鱼的钱和自来水厂不能卖水的损失吗？污染一条江，影响闽粤多少万人的生计，罚款956万元，这点钱恐怕还不够紫金公司几天的利润吧，这就要令人“惊喜”？难怪紫金矿业处罚一出，公司股票立即涨停，如此处罚，实乃造污企业的天大利好，股票市场对紫金矿业的反应也是配得上惊喜的。(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24、紫金矿业：涨停回应罚款 罚款难有震慑

来源：人民网-《国际金融报》2010年10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12502.html

　　一面是收受罚单，一面是连续暴涨，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两件事，却在福建污染门“主角”紫金矿业身上显现了。

　　10月8日，国庆长假后A股市场的第一个交易日，紫金矿业开盘后就急速拉升至涨停板，全天报收于每股8.00元，上涨0.73元，涨幅10.04%。同一天的港股市场，紫金矿业同样暴涨12.12%，收盘报收于每股7.40港元。颇为讽刺，同样是在这一天，紫金矿业对外公布了福建省环保厅对其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罚接近千万元。

　　涨停回应罚款

　　“紫金矿业9月30日收到福建省环保厅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有关公司所属的紫金山金铜矿环境违法一案，经福建省环境监察总队现场调查，现已审查终结。”在涨停的这一天，紫金矿业发布公告称，“福建省环保厅经调查认定，7月3日和7月16日，紫金山金铜矿铜矿湿法厂先后两次发生含铜酸性溶液渗漏，造成汀江重大水污染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3187.71万元。因此，该厅对紫金山金铜矿作出行政处罚：责令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直至治理完成；罚款956.313万元。”

　　紫金矿业表示，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并将及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此前在9月中旬，紫金矿业曾对福建省环保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有关鱼类死亡的损失提出异议，但被福建省环保厅驳回。

　　但与人们想象中的不同，紫金矿业却以A股和H股市场中的双双暴涨来回应这份罚款公告。“正是因为紫金矿业事故不断，才影响了公司股票的正常上涨。”对此，分析人士认为，近期在金价创新高的情况下，公司股票有补涨的需要。

　　“900多万元，对紫金矿业是‘小菜一碟’。黄金价格涨一点点，就抵消了。”一位私募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资料显示，紫金矿业去年实现净利润约35.41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7.07亿元。“罚款结果出来，对紫金矿业是利空兑现，且反而是利好。毕竟，污染门事件有了处理结果，可以画上句号了。”该私募人士同时说。

　　值得一提的是，紫金矿业此前在2010年半年报中披露“7·3环保事故”对公司的影响：“矿产金产量由31.1吨调减为30吨；铜金属产量由10万吨调减为9万吨；铁精矿产量由130万吨调减为118万吨。”此外，紫金矿业还表示，该计划仅基于现时经济形势、市场情况及公司形势，董事会可能视情况更改有关生产计划。

　　瑞银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紫金矿业环保事件直接经济损失3188万元，同时罚款956万元，合计4100万元，相当于2010年公司非经常性开支的0.8%。“根据紫金矿业管理层称，公司将开展改善工作，预计需待环保部门审批，同时预计明年将恢复生产。”瑞银在报告中称，“预计2011年紫金矿业约有1吨黄金及6500吨铜矿产量将受影响，相当于总产量的3%及6%，并同时影响2011年盈利约4.4%。”

　　罚款难有震慑

　　然而，人们关心的不光是紫金矿业的股价变化，更是罚单能否取得应有的震慑作用。

　　“就本次污染而言，900余万元的罚款仍难起到惩罚性赔偿的震慑作用。”有媒体评论这样认为，“据新华社报道，7月两次事故造成养殖户损失鱼量达378万斤，很多渔民由于水污染而丧失了传统的生存基础，使当年的投资血本无归，这是紫金矿业理应承担的直接损失赔偿责任。但污染造成的损失当然不止这些，更令人担忧的是，紫金矿业的污水泄漏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地渔业养殖行业很可能走入末路，大量渔民需要转型转产，成本高昂，这部分赔偿如何界定，以何标准，从现有法律上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答案。”

　　该评论还将比较对象瞄准了世界各地其他的著名污染事件。1989年，埃克森石油公司在埃克森·瓦尔戴斯号油轮泄漏事故之后，被认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被判罚67.5亿美元。2007年，美国第四大煤制造商梅西能源公司受到政府指控，称其排放的废水和煤浆严重污染当地上百条河流，最后被罚2000万美元。而今年，BP漏油事件造成美国墨西哥湾大面积严重污染，公司随即与美国建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

　　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尽管900余万元的罚款已经是国内污染罚单的天文数字，但对于创造了当地一半财政收入的公司，有关方面还是没有对紫金矿业动真格。而没有惩罚性的震慑，不足以大幅度增加企业的违规成本，企业以损害自然环境和公众利益来牟取一己私利或许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扼制。”

25、紫金矿业污染被罚股票狂涨说明了什么？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10月11日　姜文来

http://env.people.com.cn/GB/12918547.html

　　环保部门在公布了956.313万元的处罚通知后，紫金矿业在节后获得了大丰收，其股票意外获得涨停，H股盘中一度上涨了13%，收盘上涨了12.424%。

　　这大出我的意料，紫金矿业环境污染被罚后股票竟然疯狂上涨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

　　股票上涨有多种因素，如大的宏观背景。在国庆期间，国外股票市场上涨，这无疑带动了国内股票上扬。令人不解的是，一个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被处罚后，不仅没有得到股民的惩罚，反而得到了鼓励，让人匪夷所思！它至少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处罚太轻，难动企业的皮毛

　　根据福建环保厅认定，紫金矿业造成汀江污染的直接经济损失为3187.71万元，这只是直接损失，不包括见解损失，间接损失是环境污染所产生的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紫金矿业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难以用金钱准确衡量的。环保部门开出的罚单只有956.313万元，仅占直接损失的30%，这种处罚太轻，根本打不到企业的痛处，动不了企业的皮毛，难怪紫金矿业“决定放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出行政诉讼，并将及时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处罚决定。”环境污染企业付出的代价太低，导致企业对待环保不能引起高度重视，其最终的结果是环保罚款—企业不重视环保—污染—罚款，形成一个个新的循环。环保单位接受罚款而受益，污染企业因处罚太轻而不自责，甚至企业环保部门形成了利益链，只是环境继续受到威胁和污染，损失的是全社会。

　　上市企业环保意识淡薄，政府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环保作为企业的责任与义务，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如果上市企业环保出现问题，必须给予严厉的处罚，包括停牌直至撤销上市。我国对上市企业环保的监管还很薄弱，缺乏有效的持续监督手段，导致上市企业环保意识普遍淡薄，必须制定严格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地监督和制约上市企业的环保行为，让其将环保放在重要的位置。期待上市企业要达到一定环境标准上市，在上市的时候对其环保行为进行评估。对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的上市企业，立即停牌交易甚至取消上市资格，直至其将对环境污染处理妥当。没有这个铁的法规，上市企业的环保观念得不到加强，不利于环境保护。

　　提高公众环境意识迫在眉睫

　　对于一个给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按常理其股票一定会下跌，甚至可能成为垃圾股，但紫金矿业却特别例外，股民不但没有抛其股票，而且大量购买，导致短时间内股票上涨，股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事件说明股民的环境意识还很薄弱，对待那些环境污染的企业特别宽容，没有对他们提出环保的要求。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迫在眉睫，培养股民的环保意识非常重要。教育股民选择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企业不重视环保，必将让股民抛弃，只有建立起这种气氛，才能促进企业树立环保意识，才能促进绿色企业的健康发展。

环保是上市企业的生命，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上市企业应该对此进行深思。（姜文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

特别关注：

想要看更多的环境信息，请点击下面网址：

怒江网：http://www.nujiang.ngo.cn

绿家园记者沙龙网：http://www.greensos.cn

绿家园记者沙龙英文网：http://eng.greensos.cn

绿家园新地址：东城区炮局胡同二条 21号

绿家园电话：　010－84039930已经恢复使用

欢迎大家关注绿家园江河信息博客和微博：

http://blog.sina.com.cn/chinagreennews

http://t.sina.com.cn/chinagreennews

十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友情链接

十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