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9
九月二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青海人民广播电台: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源区综合考察将于10月拉开序幕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qinghai/2010-09-29/content_945789.html
地方信息:
2、华西都市报: 成都机动车成大气污染最大源头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0-09-28/110920478.html
3、燕赵都市报: 河北向北京应急调水2亿立方米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721585_1.shtml
污染信息:
4、重庆晚报: 重庆一品河10余公里河水因企业排污变黑(组图)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0-09-29/093921193706.shtml
环境曝光:
5、大河报: 淮河两岸大面积滩地因采砂船乱抽沙垮塌(图)
http://news.sina.com.cn/green/news/roll/p/2010-09-29/092821193614.shtml
6、腾讯新闻: 东北地区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或威胁粮食生产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929/000809.htm
气候变化:
7、中国网: 天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将于10月4-9日举行
http://news.qq.com/a/20100929/000830.htm
8、新华网: 墨西哥呼吁各国在坎昆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929/000974.htm
环保人物:
9、中国环境报: 赵中,理想与现实的摆渡者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009/t20100928_664572.html
公众参与:
10、中国环境报: 环保NGO参与政府决策 说什么?怎么说?有何用?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09/t20100928_664573.html
环保观点:
11、中国环境报: 生态补偿机制需稳定有效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722740_1.shtml
12、中国环境报: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迫在眉睫
http://www.cenews.com.cn/xwzx/zhxw/ybyw/201009/t20100929_664603.html
13、第一财经日报: 赵多梅:发展要最大程度地减小环境破坏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9/416701.html
深度报道:
14、中国青年报: 三江源冰川近30年来急速退缩 生态恶化为主因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9-29/2562235.shtml
15、第一财经日报: 滇西北探梦“国家公园”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9/416687.html
环境时评:
16、齐鲁晚报: 节能减排不能让“官念”扭曲
http://star.news.sohu.com/20100929/n27533737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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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源区综合考察将于10月拉开序幕
来源:青海人民广播电台2010-09-29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qinghai/2010-09-29/content_945789.html
[提要]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源区综合考察将于10月中下旬拉开序幕。这次考察主要包括长江源区水文观测、水资源量普查、水生态考察、水环境调查、地理考察、冰川考察、气象考察、地质考察以及长江源区地球空间信息变迁监测与研究等9个方面。
青海新闻网讯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源区综合考察将于10月中下旬拉开序幕。
为了科学揭示长江源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准确掌握长江源区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妥善制定相应的治理对策,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在省水利厅的协助下,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各专业技术人员,利用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长江源区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展开多学科综合考察,为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和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服务。
这次考察主要包括长江源区水文观测、水资源量普查、水生态考察、水环境调查、地理考察、冰川考察、气象考察、地质考察以及长江源区地球空间信息变迁监测与研究等9个方面。最近,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人员与省水利厅召开座谈会,商洽长江源区综合考察路线行程、后勤保障等有关事宜。(作者:张薇薇)
2、成都机动车成大气污染最大源头
来源:华西都市报2010年09月28日
http://gongyi.sina.com.cn/greenlife/2010-09-28/110920478.html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陈诚)“少开一天车”到底能给我们呼吸的空气带来怎样的改善?昨日,成都“无车日”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分析报告正式出炉。在“无车区域”,可吸入颗粒物同比下降40.9%、二氧化氮同比下降26.2%、噪声平均减少4.9分贝,西御街车流量减少4344辆/小时。由此可见,机动车已经成为成都大气污染的最大污染源。
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可吸入颗粒物、CO(一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等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指标,它们在空气中的浓度也是判断空气质量的指数。当天,成都市环保局监测中心站主要对无车区域内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氮氧化合物、可吸入颗粒物等空气中主要污染物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成都机动车已取代工业污染源,成为了大气污染源的“罪魁祸首”。
3、河北向北京应急调水2亿立方米
来源:燕赵都市报2010-09-2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721585_1.shtml
记者28日获悉,2010年河北省岗南、黄壁庄和王快水库将为北京应急调水2亿立方米,其中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合调1亿立方米,王快水库调1亿立方米。
据悉,这是水利部印发的《2010年河北省三库(岗南、黄壁庄、王快)向北京市应急调水实施方案》规定的。按方案要求,5月25日9时黄壁庄水库开始提闸放水,清澈的水流经石津干渠奔向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并以总干渠输水流量每秒8—20立方米的流量,源源不断地流向首都北京。
截至8月19日8时,河北省黄壁庄水库累计放水1.12亿立方米,扣除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补水所需水量,已超额完成原定向北京市调水1亿立方米的任务。当日10时黄壁庄水库关闭闸门,停止放水,岗南、黄壁庄水库圆满完成向北京市应急调水任务。
在黄壁庄水库的清流源源不断流向北京的同时,7月7日,我省王快水库也开始向北京供水,截至8月19日8时,已累计放水3931万立方米。黄壁庄水库停止放水后,王快水库加大了放水流量,继续向北京应急调水,预计10月上旬结束,总供水量约为1.0亿立方米。
据了解,这是河北省岗南、黄壁庄和王快三大水库首次联合调度向北京同时供水,供水水质良好,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二类水质”标准。
早在2008年3月,为保障北京奥运供水,中央就批复河北省通过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四座水库向北京市应急供水3亿立方米。
水利专家指出,河北自身水资源也十分紧缺,最近10年,河北省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93立方米。而根据国际标准,人均小于100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小于500立方米属极度缺水。此番向北京应急调水,旨在缓解北京市水资源紧张局面,确保首都供水安全。
4、重庆一品河10余公里河水因企业排污变黑(组图)
来源:重庆晚报2010年09月29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p/2010-09-29/093921193706.shtml
一品河里的鱼大量死亡,白花花一片。记者 杨帆 摄
就是这个厂房在清洗时排出的污水。
事发
10余公里河流水变黑
鱼洞居民称,他们发现一品河变“黑河”后,有人曾逆流而上,发现好几公里河流都是这样的黑水。黑水流经之处,岸边石头上也留下一些漆黑的沉淀物。
“这黑色的东西沾上鞋子后,刷子也难洗干净。”家住一品附近、距离鱼洞长江边的一品河入江口10公里左右的居民反映说,以前一品河的水虽然有些污染,但只要不是下暴雨,沿河两岸居民时常在河里洗衣物,可从26日开始河沟变黑后,一旦不慎被河水打湿了脚,将难以洗净。
影响
入江口发现成片死鱼
昨日上午,记者站在鱼洞老大桥上看到,桥下一处回水湾,漂浮着成片的死鱼,岸边淤泥里也有不少。一只黑猫在岸边打量着它身边的死鱼,但转悠一圈后,没有动静。“你看那猫肚皮胀鼓鼓的,早就吃饱了,想吃肚子也装不下啊!”当地居民刘先生说。
据刘先生介绍,死鱼是昨日早晨才大面积出现的,与死鱼同时出现的异常,就是河沟里原本雨天偏黄色或晴天偏蓝色的水突然变得漆黑了。“天刚亮的时候还要黑一些,现在长江水倒灌冲淡了。”刘先生说,他们怀疑是上游有人非法排出这些漆黑的污水,污染了河沟才导致鱼儿大量死亡。
鱼洞老大桥下的渔民告诉记者,昨日凌晨三四点的样子,他们便在一品河入江口发现有死鱼出现,小的拇指大小,大的有一斤多重。昨日上午死鱼增多,开始成片出现。“还有半死不活的,但我们这些渔船都不敢去捞这种鱼。”
排查
洗衣厂没“作案”可能
“一开始都以为是我们偷偷在排污,实话说,现在监控这么严,我们哪里敢冒这个险?”昨日上午,一品河流域的一家洗衣厂的负责人表示,作为环保重点监测单位,河水变黑后,他们连续接受好几个批次的环保执法人员的调查,“又是取我们排污口的样,又是取废水出口处的水样。”检测结果显示他们排放是达标的。
巴南区环保部门称,26日他们便接到群众反映:一品河水变黑,陆续有少量死鱼出现。接到反映后,环保部门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执法人员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受污染地取样监测,另一路又分成三个组,一组负责对辖区重点排污企业、个体户进行排查,另外两个组分别负责走访群众和进行暗访。
“辖区没有一家排污单位可能排放出这样颜色的废水。”巴南区环境监察支队罗队长等执法人员也非常纳闷,他们先是采取重点排查的方式,对污染源展开追踪调查,一开始他们怀疑源头是辖区一家洗衣厂,但是调查之后发现洗衣厂的上游也受到了污染,综合各方调查后证实洗衣厂没有任何“作案”的可能。
源头
排污点指向一个厂区
重点排查失败后,执法人员又拉网式排查,还是没有找到排污对象。
“冤有头债有主,污染总有个起始的源头。”拉网排查无果,执法人员转而从源头查起。河沟附近没有公路的地方,执法人员就徒步逆流而上,步行数公里,再断断续续乘车近10公里,终于锁定了污染与未污染河流的分界处。
前天下午6时左右,执法人员在分界处找到了排污点。排污点从一品河延绵50多米,指向附近的毛条厂厂区。调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厂大部分厂房都租赁出去,其中厂区内有一家炭黑厂嫌疑最大,但其生产的都是固态产品,并无废水排放,而且这家厂已搬离有一段时间了。
“可能就是那个厂房哟!最近几天陆陆续续在清洗!”走访的环保执法人员从附近一家工厂工人那里得到这一消息,很快联系到毛条厂管理人员。
真相
清洗炭黑厂房惹祸
面对环保执法人员的询问,毛条厂管理人员承认了厂房业主为了将这家炭黑厂搬走后留下的“超级黑屋”租赁出去,最近对厂房进行冲洗,污水正好就顺着厂房旁的雨水沟,流进了一品河。
“一开始他们也注意到冲洗的炭黑粉尘可能对河流有污染,为此还专门安排工人分为4次清洗,以减小污染,但没有想到仍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执法人员表示,目前环保监察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进一步查处。
昨日下午,记者在这家正在进行装修改造的厂房看到,厂房面积达上千平方米,厂房内部仍留有不少炭黑斑点,其后门外的一条水沟也是漆黑的一片。
应急
建议上游放水稀释
事发之后,巴南区环保部门将一品河下游受污染一事向上级部门和巴南区政府值班室等进行了汇报,请求协助处理,预防二次污染。昨日开始,鱼洞街道、龙洲湾街道分别派出工作人员打捞死鱼,以防死鱼对水质造成二次污染。昨日上午,记者在一品河入江口看到,打捞人员已拉起渔网,防止死鱼进入长江。
“经监测,受污染的水,溶解氧指标严重不达标,水中含氧量接近于零,鱼儿不死才怪。”巴南区环保部门表示,因为水流缓慢,前天清洗排污造成的污水昨日凌晨才陆续到达鱼洞,为了尽快恢复这段长达10多公里的一品河水质,他们已建议从上游堤坝或水库调水,对受污染河段进行稀释。
记者 夏祥洲
昨日,巴南区鱼洞居民纷纷致电本报,称他们早晨经过鱼洞老大桥时,发现大桥下方的一品河河水变黑了。黑水流入长江,入江口出现成片死鱼。
□小资料
炭黑
剂烃类在严格控制的工艺条件下经气相不完全燃烧或热解而成的黑色粉末状物质。其成分主要是元素碳,并含有少量氧、氢和硫等。炭黑是最古老的工业产品之一,作为补强剂和填料在橡胶加工广泛使用。早在公元前,中国就用植物油不完全燃烧制取炭黑作为颜料使用。
5、淮河两岸大面积滩地因采砂船乱抽沙垮塌(图)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2010年09月29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news/roll/p/2010-09-29/092821193614.shtml
采沙船非法采沙导致滩地垮塌、良田被毁。
□首席记者 何正权 通讯员 李鑫 文图
本报信阳讯 “稻子马上就收割了,眼看着自己辛苦一年的稻子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我心疼啊。”昨日,家住固始县三河尖乡固营村的村民黄某看着自己家倒落在河里的水稻欲哭无泪。固始县三河尖乡、往流镇的部分村民的水稻种在淮河岸边的滩地上,由于一些采沙船非法采沙,导致滩地垮塌、大面积良田被毁。
村民反映,近些年,在淮河岸边的滩地上,由于大批采沙船在此大量采沙,导致淮河两岸的滩地大面积垮塌,面积不断减少,良田被毁。记者看到,在淮河岸边的滩地上,水稻郁郁葱葱,长势旺盛。岸边的滩地旁,不少的采沙船停在周围,机器在不停地运转。在采沙船的四周,大面积的滩地由于被采沙船掏空,已经坍塌,即将成熟的稻子七零八落地倒落在水中。
据了解,在高峰时期,淮河岸边的采沙船有上百只,一般时期也有几十只。抽沙范围覆盖往流镇、三河尖乡。
“在淮河边上,一天到晚都可以听到采沙船采沙的声音。”该村村民说道。为了防止抽沙船偷偷采沙,一些村民空闲时,便守在自家的稻田里,防止采沙船来抽沙。“可是只要不在稻田旁,他们就将船开过来抽沙,像打游击。”
“这些船大都是安徽省过来的流动船只,只要我们出动船只开始打击,他们就将船开回安徽省,我们就只好撤回来了。”固始县沙石管理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道,“由于执法手段、力度有限,对这些流动采沙船,我们也没办法。”
据沙石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滩地被破坏得很严重,他们也跟上级部门反映过很多次,上级部门也非常重视,曾经联合公安、河道管理段等部门全体出动打击,但效果不是很明显,没办法彻底打掉这些船只。
“这些船只往往是晚上出动,从人员、安全上来考虑,我们也很无奈。”该工作人员介绍道。
对于非法采沙的人,公安也对这些抽沙人拘留过很多次。“我们只有一条船,只要我们出动船只,他们就立马撤回安徽省。”
“仅靠村民在地旁守着,根本没有多大用处。这么好的田地,这么好的庄稼,就这样被抽掉了,真的很可惜。”一位村民说道,“希望有关部门能赶紧来管一管,再这样下去的话,淮河岸边的滩地很快就会被毁完了。”
6、东北地区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或威胁粮食生产
来源:腾讯新闻 2010年09月29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929/000809.htm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9月28日报道:农民胡景河正在期待一场丰收。今年风调雨顺,温度适宜,他的玉米地一片郁郁葱葱。
“我们这里是黑土地,粮食长得好,”这位62岁的农民家住黑龙江宾县。
对很多东北地区的农民来说,黑土地是天赐的礼物,“插根筷子都能发芽。”
但是,胡景河也忍不住担心,这样高产的黑土地可能将在几十年之后彻底丧失肥力。
官方的监测结果显示,在宾县地区,黑土层正在以每年10毫米的速度流失,在一些地区,黑土层的厚度已减至40厘米,仅为1950年代初期的一半。
如果持续流失,专家预测,50年后黑土层将不复存在。
更令人担忧的是,我国的黑土地大部分集中在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而这三个省份的年均粮食总产量约为全国的六分之一。
中国东北的黑土区总面积约为103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三大黑土区,仅次于俄罗斯和北美地区。
在宾县二龙山附近,57岁的崔学富正在一条长约50米的侵蚀沟附近放牛。尽管沟内已经修筑了多道谷坊用于拦截泥沙、防止沟底下切和沟岸扩张,但每次降雨,这条侵蚀沟还是会继续裂开。
“这里以前都是农田,和周围一样,”崔学富说,“大约是二三十年以前,可能就是某次下雨(地上)裂开一个小口子,之后每次下雨这个口子就越来越大了。”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该省大大小小的侵蚀沟共有16,000多条,损失耕地总面积达933平方公里。
在宾县,八成的耕地都在大于3度的坡地上,遭受的水土流失也更为严重。该地区大约75%的土地(共3,860平方公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侵蚀沟达12,058条。
由于灌溉主要依靠降雨,这里的农民习惯起垄种植,且多为顺坡垄,这样一来,就可以充分利用降水进行灌溉。但也正是这种耕种习惯,加速了黑土层的流失。
专家表示,黑土层的形成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但黑土地结构特殊,黑土层下面是质地很硬的黄土层,作物很难扎根,无法种植。因此一旦表层的黑土消失,该地区将变得不再适宜耕种。
“水土流失使得耕地面积已经显著减少了,”宾县水务局水保办主任张润儒说。
在侵蚀沟附近,崔学富正在一片已经变得荒芜的土地上放牛。地里还有未拔出的玉米梗。
“在这块地上花的钱 ——犁地、播种、化肥以及人工 ——比打出的玉米还要多,所以就不种了,”崔学富说道。
研究人员发现,当黑土层由40至50厘米减少至20至30厘米时,土壤的有机物质会降低30%至50%。这会导致粮食的年产量每亩减少25到40公斤。
崔学富说,他年轻的时候,土地的肥力足以支持粮食的生长,但最近二十年以来,对化肥的依赖在逐渐增强。
尽管专家认为,化肥的使用会加重水土流失,但当地村民还是在不断加大化肥的使用剂量,“以前每亩只用50斤,现在需要100斤。”
过去,家家户户都会堆肥,再归田,这种做法可以起到还原土壤肥力的作用。
“但是自从开始机械化生产之后,农民就不愿意花那么多力气做这些事了,这是很可惜的,”张润儒说。
国家发改委的数字显示,2009年黑龙江省的粮食产量达到870亿斤,而全国的总量为10600亿斤。
黑龙江省水土保持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水土流失导致的耕地面积减少使得该省粮食减产100亿斤。为避免对粮食生产的潜在威胁,政府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治理水土流失。
张润儒在宾县地区开展水保工作已有将近20年的经验。他对宾县的每一条侵蚀沟都了如指掌。
在反复的试验、论证后,工作人员认为修建谷坊是治理侵蚀沟的有效手段:每隔一段距离在沟底堆砌石块,可以在下雨时拦截泥沙,防止侵蚀沟继续扩展。而堆积的淤泥会可以逐渐填平沟壑。
宾县已经在4600多条侵蚀沟内修建了谷坊,这一工作还将继续进行。张润儒介绍说,治理一条侵蚀沟所需资金大约1万元左右。
“在水土保持这方面,中央政府每年会提供480万元的专用资金,省政府配套192万元,县一级再配套48万元,”张润儒说。
治理水土流失没有简单、一蹴而就的办法。对于5度以下的坡耕地,更改顺坡垄的方向是可行的办法。对于6至15度的坡耕地,则需要建梯田或者地埂(在每条垄内每隔几十厘米修建一道地埂,用来存住雨水或流沙)。
但当水土保持专家与当地农民沟通时,却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想让农民改变他们的种植习惯很难,”黑龙江水土保持研究院尹家峰说道,“修建梯田会占用一部分耕地,而建地埂需要额外的人力投入,在没有补偿措施的情况下,很难推广这些做法。”
当地政府也鼓励农民在坡度大于15度的地方退耕还林。“减少耕种本身就可以阻止土壤流失,再栽上述就可以更好地保持水土,”张润儒说。
7、天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将于10月4-9日举行
来源:中国网2010年09月29日
http://news.qq.com/a/20100929/000830.htm
[导读]9月29日上午,国新办就中国承办天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情况举行发布会,预计将有3000多人参加天津会议
中国网9月29日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9月29日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介绍中国承办天津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的情况,并答记者问。
由中国政府承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12次会议及《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第14次会议(以下简称“天津会议”)将于10月4日至9日在天津市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此前,还将于9月28日至10月3日先后举行发展中国家集团和地区的预备性磋商会议。预计将有来自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以及观察员国、联合国相关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约3000多人参加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开幕式将于10月4日上午十时举行,开幕式后中方将在会议新闻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方承办此次会议的目的是维护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主渠道地位,按照巴厘路线图推动双轨谈判进程,为年底的坎昆会议取得全面、平衡的积极成果做出贡献。这也是中国首次承办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正式谈判会议。
中方作为会议东道国,主要是根据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为会议的顺利举行提供必要的会务、后勤支持和相关便利条件。为做好会议筹备工作,中方成立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天津市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的“东道国组织委员会”,全面指导和协调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中方本着全力做好天津会议的后勤保障和会务工作的精神,提供相关便利和支持,努力创造最适宜的谈判环境。
天津市政府为承办会议做出了巨大努力,调整了多项重大活动的安排,并为会议的后勤保障做出了巨大努力,确保了此次会议的顺利举行。公约秘书处多次赴天津考察会议场馆和相关设施,与中方的配合十分顺畅。中方与秘书处分别签署了东道国协议和关于行政和后勤事务安排的谅解备忘录,使各项工作得以按部就班地开展。目前会议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为体现低碳绿色理念,中方将把此次会议办成一次“碳中性”会议。本次会议所产生的碳排放将由中国绿色碳汇基金通过植树造林活动予以抵销。会议期间,中方将通过东道国和主办城市展台、相关边会和新闻发布会等方式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行动。
天津会议是坎昆会议之前今年最后一次正式谈判会议。目前,公约工作组形成了缔约方主导的“谈判案文”,议定书工作组也形成了可以作为谈判基础的“主席案文”,谈判进入实质性的案文磋商阶段。天津会议将在上述案文基础上,进行逐句逐段的案文磋商工作。
中方希望各方在天津会议期间充分展现积极的政治意愿,推动两工作组谈判取得进展,为年底坎昆会议取得全面、平衡的积极成果奠定良好的基础。中方将一如既往在谈判中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
天津谈判会议后,为推动坎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方还将于10月10-11日在天津主办“基础四国”第五次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
以下为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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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墨西哥呼吁各国在坎昆达成气候变化协议
来源:新华网2010年09月29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929/000974.htm
墨西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埃莱尔28日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呼吁各国在即将在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切实、具有可操作性的协议。
埃莱尔说,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坐视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回避这一问题将会造成巨大的财政和人力代价,严重影响人类今天和将来的生活。
埃莱尔说,作为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东道国,墨西哥正在尽一切努力,力图通过透明、包容和负责任的方式,使这次大会达成切实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协议。
埃莱尔说,各国应在坎昆做出一系列“内容丰富而平衡”的决定,并且可以立即将这些决定付诸实施。他说,一项行动或一份协议不足以应对如此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机制应根据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基础上不断演变。
他呼吁世界各国充分利用坎昆大会带来的机遇,展示政治意愿,为建立有效而公正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机制奠定基础。
9、赵中,理想与现实的摆渡者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9-29 张春燕
http://www.cenews.com.cn/xwzx/rw/201009/t20100928_664572.html
赵中,80后环保NGO负责人。2004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中科院兰州近代物理研究所,当年参与创建了“绿驼铃”环保志愿者网络。3年后辞掉公职,现任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主任。2008年4月,荣获第四届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奖事迹表彰奖。2009年10月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环保英雄”。“一个人的影响是有限的。”赵中说,“但是与其他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会变得无穷无尽。”
赵中说,在农村推广生态建筑时,最困难的是寂寞。每当黑夜降临时,那种无以言表的寂寞就深深地袭来。
赵中(左二)在农村做调研。
踏上寻找根的征途
他做过“绿地图”、“绿色出行”,也培训了许多志愿者。几年过去了,他却有了一种感觉,他的脚,仿佛不能踏实地踩在地上,一种没有“根”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
赵中坐在拖拉机上,身子一上一下地颠簸,路面坑坑洼洼,稍不注意,他就会觉得左边身子违背地心引力似的哐地腾上去,转眼间又忽地被扯下来。这股莫名的力量每每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进一次茶园村骨头就要散架一回。”赵中心想。
从兰州市到陇南市的这个小村庄,赵中的乘车路线几乎是固定的:乘下午16点40分的火车,火车先从兰州到天水,天水到宝鸡,进入陕西省,再往回走,最后于次日上午9点到达四川广元。从地图上看是几个Z字型。甘肃陇南和四川广元相距不远,赵中再从广元买上一张长途汽车票,四五个小时北上后到达终点——地名叫“渭沟河口”的地方。从这辗转1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才进到深藏于绵亘大山中的“茶园村”。
赵中一进村子,早有人等在村口。村民们知道他今天会来,因为约定的日子到了。为了“融入”这个远离大都市的“社区”,他每次来,会帮村民们从城里带手机,那种两三百元的手机,如果村民们到镇里买,价格能挤出许多水分来。
苏大姐嗔怪地扫他一眼,用一杯茶招待他。她的儿子也在那里等着,嬉笑着,过几天,赵中会带这个顽皮小子到兰州。苏大姐信任这个城里来的小伙子,托他把孩子带到“大城市”里,谋个职。
“娃儿,一路累坏了吧?”苏大姐总是这番称呼赵中。
“习惯了,没事。草砖房的事情进行怎么样了?”
“哎呀,他们那3户人还没动静。别人一看,示范户都不动,大家可能顾虑更多了。”
“……”
新斟的茶冒着热气。
赵中往窗外望望,夜幕垂下来,家家户户的炊烟寥寥升起。不时有狗吠、鸡鸣声响起,还有人声:豪爽的笑声、打趣的玩笑声、小娃娃清脆的啼哭声、夫妻吵架拌嘴的声音,声音交织在一起,热闹却又安详。
刹那间,他有一种错觉,仿佛他正身处浩淼的大海深处,四周漆黑,耳边是海浪的呼啸声。忽的,远方却有闪烁亮光,他紧张的心一下子安定下来,他有了力量!是的,他定定神,眼前的灯光,温暖、让人安心,即便这些光芒来自于帐篷、或者简易房里面。这个村子,历经地震摧残的茶园村,正慢慢地从灰霾里建起来。
重建吧,重建一个茶园村。这是人们心底的渴望。
这也是赵中想做的。灾后第一时间,赵中和许多志愿者赶来这里,开始做心理咨询、也做宣传教育,后来顺理成章地就参与到重建中。
在这以前,赵中和他的绿驼铃环保组织一直活跃在城市里。他做过“绿地图”、“绿色出行”,也培训了许多志愿者。几年过去了,他却有了一种感觉,他的脚,仿佛不能踏实地踩在地上,一种没有“根”的感觉袭上他的心头。不错,荣誉有很多,在城市里做环保,他得到许多嘉奖。可是,光环越多,他越觉得不安。
走路的时候,他竟然使劲地跺跺地面,在城市里做的事情,到底分量几何呢?培训志愿者、组织绿色出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改变”,他还可以做更扎实的事情吗?比如在农村,去到大山环抱的地方去,到更偏远、更基层、或许没有鲜花和掌声的地方去,扎实地做些具体的事情。他被自己这想法吓一跳,然后又问自己,怎么不能呢?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污染更隐蔽,却又很广泛。长期做NGO的经验告诉他,农村群体容易被忽视,宣传与教育可以改变他们的意识,这意识也会伴随他们一生。此外,甘肃一些较贫困,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环境问题与农民生计问题一样突出,怎样把保护环境与扶贫有效地结合,这大概需要他把自己“投入”进去,然后摸索一条路来。
一点理想的芽破土而出,选一个村子,长期驻扎那里,陪着村民们一起重建,和他们一起生活,再把环保与改变的思想融入到这个村里,把先进的、规范的、理性的血液输入到他们的血管里。“这难道不是建立一个我的理想国吗?”赵中把这点兴奋按捺在心底,先迈开一步再说吧。
难以想象的困难
质疑如浪涛一样,一波波袭卷过来,猛地不注意,就把赵中拍到岸上。他这才发现,事情想得太简单,想要推广这么一个理念,在现实生活中,跟翻越蜀道一般难。
一缕阳光从简易房的窗户溜进来,赵中揉揉眼睛,起床,洗漱,吃点东西,然后开始挨家挨户的串门。
串门不是休闲,是一种工作方式,通俗话即是“游说”。赵中参与到灾后重建后,希望当地能建设起生态建筑,用农村富余的稻草和麦草为原料,代替挖土烧砖的“红砖房”。大规模的重建,若是过多使用钢筋、水泥、混凝土,其实是破坏了当地的资源,用稻草和麦草压制进行房屋填充,一来可以生物再利用,二来有很好的保暖性。
可是“草砖房”并不那么容易被接受。毕竟,这里是农村。对于那些有着传统观念的农民来讲,用草做的房子结实吗?房子,可是中国人最最看重的东西。在城市,许多人忙碌一辈子,不就为了一套房子吗?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城里人,都不见得认可“草砖房”,农民们还能轻易答应了?
“这个草房子能住吗?不行不行!”
“啊,几十年以前,我们老辈子住的就是茅草屋,你说的就是那个吧。”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连砖瓦房都盖不起?”
质疑如浪涛一样,一波波袭卷过来,猛地不注意,就把赵中拍到岸上。他这才发现,事情想得太简单,想要推广这么一个理念,在现实生活中,跟翻越蜀道一般难。
在这些问题上还没找到答案,新的问题又发生了。没有钱。
本来,赵中以为事情很顺利:向大家宣传草砖房概念,农民们一拍即合,向修建草砖房的农户们提供一些补助,事情结束,完美收官。遇到房子是否结实的质疑后,赵中又试图把轻钢房和草砖房结合在一起推广。轻钢房是一种建筑结构,通过铆钉把房子的框架构成一个整体,这种结构的房子结实、抗震。
理想和现实往往有差距,倘若一套房子拿不出七八万来,轻钢草砖房根本建不起来。一户农民家,哪有那么多钱来修这个呢?
赵中一咬牙,为灾区申请贷款。本着推广生态建筑为目的他,转向去为灾民申请贷款。由于政策原因,贷款迟迟下不来,赵中只能一边跑信用社催贷款,一边又做着村民的工作。
赵中和绿驼铃的志愿者们投入了相当多精力和时间做宣传,他们挨家挨户的介绍,拿着宣传页细细地讲给村民们,什么是草砖房,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技术是什么。然后也组织培训,组织村民们看电视台关于草砖房的报道,其他地方草砖房是怎么造的,效果怎么样,然后请一些做草砖房的老师过来给村民们做培训。
村民们还是不放心,绿驼铃就组织他们到四川已经建好的草砖房地方去参观,眼见才能为实。磨了好几个月,待赵中们累得筋疲力尽时,终于看见曙光,有3户农民家庭愿意当“示范户”,先修3个轻钢草砖房起来。什么都谈好了,资金补助,技术支持,等要真正开工的时候,这3户人家又互相推诿起来,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赵中彻底懵了,眼看着一座座红砖瓦房雨后春笋,一栋轻钢草砖房都没有起来。
中国武术精粹“太极拳”里有以柔克刚之说,绕了一个大圈子,赵中发现自己拳打在了棉花上,一堵无形的墙挡住了他的攻势。任凭他使尽全身力气,种种变化,动静开合,刚柔快慢,上下左右,顺逆缠绕,忽隐忽现,虚虚实实,绵绵不断。对方静止不动,心如止水。只这一招,就让赵中缴械投降。
乾坤一瞬的转变
一通长途,激活了两颗沉寂的心。这个时间,距赵中推广轻钢草砖房也几乎快一年了。曾经,数次点燃的希望屡屡被失望的情绪所扑灭,而人在失望中怎么办呢?
此刻,在千里之外一名叫徐灿的记者,同样陷入了窘境。徐灿是《申江服务导报》的记者。灾情发生后,他和一帮朋友,其中有《暗恋桃花源》的制作人袁鸿,大家攒了一笔善款,想为灾区做点事情,类似于重建一座小学。
选址难,用有限的费用建起一所小学更难。有人告诉他们,重建一所小学最低报价要上百万,你们只有60多万元,想重建学校,简直是笑话。徐灿在四川找了好几处地址,不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都没有把这笔善款用出去。从开始筹款到最终确定建校地址,快一年都没有定下来。没想到,做点好事如此大费周章。
几经周折,徐灿终于通过朋友得知,有一所乡村小学需要重建支持。朋友在E-MAIL中附上了这所小学重建请求支持的报告。电脑屏幕上,地震重灾区甘肃文县中庙乡“茶园小学”几个字让徐灿眼前一亮。
报告里这样说:这所在中庙规模仅次于乡中心小学的学校,在地震中校舍全部倒塌,幸存的学生和老师被迫分流到距茶园村15公里和7公里的碧口小学和中庙小学。(茶园村属于国家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村,“5·12”重灾村,人均年收入750元。“5·12”地震造成这个村705间房屋、圈舍、厕所、沼气池报废,4处人饮工程全部报废。)由于学生年龄较小,每名学生必须有一名家长跟随照顾,并需要租借房屋。然而碧口和中庙都处于地震重灾区,房租及其他物价一路高涨,一名家长和一名学生每年至少花费5000元,还耽误一名劳动力无法参与灾后重建,对于已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而言,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报告来得相当及时,徐灿的眼睛落在报告末尾那个叫“赵中”的名字上。看完邮件,徐灿抓起电话就打给起草这份报告的赵中。
远在甘肃的赵中,就这样认识了中国东部、身在上海的徐灿。赵中说,去年地震后,绿驼铃环保组织就在茶园村设点,参与当地灾后协调,我们会全力配合学校重建工作。徐灿随后也了解到,重建茶园小学的费用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一通长途,激活了两颗沉寂的心。这个时间,距赵中推广轻钢草砖房也几乎快一年了。曾经,数次点燃的希望屡屡被失望的情绪所扑灭,而人在失望中怎么办呢?
坚持下去。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人活着,人在吃饭,睡觉,工作以及思虑着成千上万桩与理想相关系的事情。在赵中的脑子里压着一副担子,如果推广生态建筑不成功,出师未捷难免动摇士气,长使英雄泪满襟。所以他承受着压力,不屈服,也不灰心丧气。
在电话后不久的时间,徐灿、袁鸿及另外两个朋友,来到甘肃省文县中庙乡茶园村。那是2009年5月5日,青年节后的第二天,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潮湿气息和茶园的芳香。茶园村村口,拥来了好些村民,他们喧闹,嬉笑,被阳光、草地弄得幸福而疲倦。早有消息流传出来,有人要到这里建小学,这意味着,学生们不用长途跋涉求学,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宽敞明亮的教室接受知识的熏陶。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欢欣和雀跃的事情。
赵中和茶园村村支书吴培厚为了表示诚意,赶赴到中庙乡迎接他们,经过四五个小时颠簸的山路,再下车步行差不多一小时后,众人才来到了茶园村。翻过一个山包,眼前一下开阔许多,徐灿当即感叹:好一片山清水秀。山下伸展的绿地、低矮的树木和零星的房屋,有一只山羊在啃草,几只燕子在近处盘旋,空气中聚集着雨意。
村里留出的学校校址,在一条15米宽的山涧边,后面是一座种了很多茶叶的山坡。这是一块50×28米的土地,原先村里打算当作农耕用地,现在上面长满了青草。徐灿半开玩笑地说:看上去很漂亮,像虹口足球场,走上去又发现地表坑坑洼洼。
“这里如何?”赵中询问说。
“很好!”徐灿点点头。
很好,这是一个让人舒展眉头的回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打听,茶园小学并没有被县教育局列入重建规划,一盆冷水浇在众人身上。若是学校建好后不被纳入系统之内,没有老师过来,一切都是空谈。
可是,还没来得及相谈甚欢,茶园村却闻到了火药味。到村子的那天晚上,捐助人就和村委会观点不一、思想不统一。徐灿们拍着桌子扯着嗓子,村委会铁青了脸丝毫不让步,不行不行,这样不行。
徐灿们说,校舍应该是抗震的环保的轻钢的草砖的,教室应该是宽敞的明亮的阳光倾泻在地上孩子们在开阔空间自然的环境里饱读诗书。
村委会的人说,轻钢草转太时髦了我们接受不了,我们要砖混结构的房子,一辈子我们就这样过来的。学校修得像火柴盒一样方正就好,不要麻烦。
谈不拢了,徐灿们摔门而出,赵中拉他们,可是拉不住了。
赵中的失望在黑夜里绵延开来,他垂着头拖着影子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样的黑夜属于伤心人。
矛盾还在深化,徐灿们说茶园村作为受益者有义务组织村民修建小学,而村委会又说,不行还是不行,大家都忙于重建自己的房屋,这个事情都承包给建筑公司吧。
NGO 在关键时刻起到了作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经打听,茶园小学并没有被县教育局列入重建规划,一盆冷水浇在众人身上。若是学校建好后不被纳入系统之内,没有老师过来,一切都是空谈。
重建小学的事情又要被束之高阁,捐款人打算打道回府了。
赵中急了,他想他要是有三头六臂就好了,这样他是不是就能力挽狂澜?苏大姐便劝他,娃儿,要不算了。
他说,事情都到这节骨眼上了,不能说停就停。我要去把这学校“跑”下来。
跑,他带着村民代表,三番两次跑县教育局,他写材料做说明他陪笑脸他力陈恢复茶园小学的重要,县教育局终于做出了“茶园小学不并不撤,并为学校配备老师”的承诺。紧接着,他又组织召开村民大会,他说别人来给我们修学校,我们能省则要省,我们能出一份力就要出一份力,围坐在他身边的人有的点头有的摇头。大伙跟着他,选举产生了管理小组,管理小组获得充分授权,具体负责茶园小学的重建事务。徐灿们本来要走,现在又看到光亮,赵中值得信赖,徐灿将资金交给“绿驼铃”管理。
事情总该是要理顺了吧?没有。
茶园小学开工的第一天,只来了两位义务出工的村民。拉山、挖地基,修建学校需要很多人,两个人怎么够?赵中的心凉了半截。
农村文化松散缺乏组织,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分产到户,心也散了。赵中明白,修建学校毕竟是公共的事情,公共的事情跟每一家每一户有关系,但实际上又跟每家每户又没有关系。公共的事务,你投入了精力,是得不到回报的。这笔账,对于精打细算的农民来讲算得很清楚。
赵中和志愿者们无奈了,他们卷起袖子先自己动起来,然后你一家我一家地上门“游说”。慢慢地,慢慢地,干活的人多起来了。等到有一天,鼎沸的人气聚齐起来,有人喊着劳动的号子扛起了木头,“嘿哟,嘿哟”,仿佛他们有使不完的力气,他们让赵中想起了肌肉卉张、挥汗雨下的纤夫。他们劳动时热火朝天的气魄,犹如身后卷起崩云的大浪!而那裂岸惊涛必定是有几层楼高,从无边的江面一路卷过来,到了红色的绝壁跟前呼啸着扑过来,发出隆隆的撞击声,然后厚厚的水浪被岩石撞得粉身碎骨,撞成一片碎玉,它们挤在江面沙沙地退去。多么壮观激烈。
天下起了雨,先是一阵一阵的,渐渐就噼里啪啦的肆无忌惮了。可是没有人走,大家披上雨衣,有人撑开伞保护着图纸,有人递过一壶水,有人仰起头咕咚咕咚地喝起来,再胡乱擦一下,又投入到劳动中。赵中脸上也是雨水,顺着他的脸庞,透着凉意,他抹了一把雨水,雨水是甜的。眼前学校的架子搭起来了,已经有了雏形,有模有样的。
赵中心里的蓝图也搭建起来,也同样有模有样了。成功地修建一所生态学校是一个起点,紧接着围绕学校还有一系列的生态建筑规划,比如学校会盖起生态旱厕等。而村民们,通过修建生态学校这件事,接受了新鲜的事物,受到环保理念的影响和启迪。他们的意识,便能够一点一点地转变过来。说不定哪天,村民们就自发盖起了草砖轻钢房。
下一步,是要教会大家如何保护环境,保护好这片森林,以及林子里的野生动物。等大家保护好了以后,赵中想带着村民做一个生态旅游开发,这样村民会恍然大悟,哦,保护好环境,获得旅游收入,比打死一只鹿得到的经济利益要大许多,还有下一步,下一步有好多好多……
有人高呼一声,伙计们,再加把劲啊。赵中觉得胸臆充满了能量,这大雨来得真是痛快,雨再下得大点吧!
编者点评
告别环保英雄时代
赵中说,现在是一个告别环保英雄的时代了。
以往,中国民间环保运动靠的是精英人物的一腔热血而“起家”。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影响力、能够一呼百应,这让他们能够将绿色种子埋在中国环保的土壤中,并让其发芽成长。现在,环保英雄们苦行僧式的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已不为新生代年轻环保人所接受。新一代的年轻环保人要做的不再是那种出发点纯正、道德感非常强烈的高尚工作。他们踏踏实实做事,既保护环境,也要照顾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精神需要,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赵中就是这样一个新生代环保人。他不刻意拒绝一次性筷子,在茶园村也借摩托车出行。他知道很多做法不够环保,但又很难要求自己。对于同时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环保英雄”的廖晓义,他坦言是“崇拜”和“佩服”。
但中国的民间环保需要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将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年轻人。所处不同的历史阶段,让现在民间环保领域的年轻人注定不能像环保英雄们那样,有较高的起点,同时将自己竖立成道德楷模,到处传播理念。
年轻人需要在民间环保的土地上默默耕耘,开拓出新的行动和思维方式,这种方式适合大众参与环境保护,每个人都能有所行动,同时又不牺牲太多个人生活。
10、环保NGO参与政府决策 说什么?怎么说?有何用?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9-29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009/t20100928_664573.html
近年来,在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上,政府表现出希望环保NGO发挥作用的积极态度,让环保NGO备受鼓舞。环保NGO以更积极的态度介入环境热点问题,参与政府决策,倡导公众影响政府决策,希望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成为政府更为紧密的合作伙伴。
北京市政府推行垃圾分类曾积极地邀请环保NGO参与,环保NGO为此开展了不少活动。但受自身能力限制,NGO的声音和影响力比较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NGO在参与政府决策中有何成功经验?又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需要完善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在新的形势下,政府需要做出何种调整?本期将围绕着环保NGO如何参与政府决策,邀请环保NGO代表,结合实际工作,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全球环境研究所 金嘉满
“如果我们能找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好办法,那么我们就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和可能。”
绿色江河 杨欣
“NGO一定找准自己的路,在最熟悉的领域、最熟悉的区域、持续做自己最擅长的项目,成为专家了,说话自然有了一点分量。”
NGO从业人员 张兰英
“政府在转变职能过程中,要更多地了解NGO的工作,与NGO进行定期的沟通和交流,而不是持怀疑态度地去考量他们。”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毛达
“环保NGO在城市环境和垃圾议题上的介入是非常欠缺的。因此,环保NGO作为民间的一部分需要和其他NGO或个人一起,在实践中培养垃圾议题的参与能力。”
自然之友 张伯驹
“NGO参与环境决策必须发出专业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让决策者听到这种声音,感受到这种声音的力度,才能实现双向的沟通和交流。”
济溪环境交流网络 李黎
“由于NGO尚未建立组织运行过程中针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机制等原因,导致环保NGO参与决策十分困难。”
要研究前瞻性问题
全球环境研究所 金嘉满
“如果我们能找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践证明是好办法,那么我们就有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和可能。”
NGO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也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政府在社会中起着管理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大责任,特别是在中国现阶段有很多事情需要政府来引导社会的发展方向,政府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NGO如果希望自己在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就要参与到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去,才能对社会起到重要的影响力。
NGO如何参与政府决策?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方法和渠道的问题,我认为更多地是在看事情的位置、角度和综合思考方式上,如果我们能找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实践证明是个好的办法,那么我们就有了参与政府解决问题过程的机会和可能。
首先,NGO和政府应该对问题有共识,也就是政府和NGO共同认为在某个领域或事情中存在某个问题;其次,NGO和政府都有要解决问题的共同愿望;最后,大家可以分别设定自己的解决方案,共同讨论,制定计划和实施方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共同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众所共知,从2004年起,中国从东南亚和南美洲的森林资源丰富国家进口木材引起了国际社会很大的反响,甚至提出了中国进口木材是“非法砍伐”的问题。全球环境研究所(GEI)于2004年和2005年在俄罗斯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两次“非法砍伐”国际会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国后,GEI多次跟国家林业局交流信息,商讨解决问题的方法。
2006年,经国家林业局高层领导的批准,GEI参与编制了《中国企业境外可持续森林培育指南》。
2007年,国际上对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资源型开发项目,包括矿业、水电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生态影响有很多的议论。GEI意识到,在国家提出企业“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同时,企业一定要注意到开发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2008年,GEI与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多次沟通、交流,并联合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单位撰写了《中国对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政策》的报告。
从NGO推动一件事,到参与政府决策全过程,重要的是要具备战略的眼光,站在一个全球的角度观察问题,要比政府提前大约两年的时间来研究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不怕失败地去做方法的示范和实践。NGO要研究一些前瞻性问题,总结一些政策经验,提供给政府决策使用。NGO要清楚自己的角色,什么能做,什么做不了,如果站错了位置,效果就会很小,甚至失败。
政府也应该更多地看到NGO在社会中的作用,提供机会、资金,让NGO做他们想做而未做的事情,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甚至社会问题提出来,先让NGO来考虑,为未来自己能正确决策奠定基础。
有专长才能影响政府
绿色江河 杨欣
中国草根NGO很弱势,除了天生能力不足以外,后天的资源、资金都十分有限,要在政府主导的项目中发挥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NGO发现环境的问题相对很容易,要想从专业的角度深入调查问题就比较难了,影响政府决策,解决环境问题就更难了。
中国的国情是,检测技术、基础数据都掌握在政府和机构手中,NGO无法轻松获取,要做到专业的分析和技术评审就很难了。一份调查报告,如果没有科学的调查、专业的报告、专家的结论,就很难影响政府决策。如果这一项目涉及到强势团体的利益,NGO就只剩下喊口号的能力了。
目前,大多数中国草根NGO还基于生存的压力,造成了工作方向跟着项目资金走,哪个项目有钱就申请哪个项目。因此,一个NGO可以涉足若干领域,专业性显然不够,经验也不足,甚至一些领域,NGO自己可能也是第一次接触,边学边干,短时间内很难形成突破性的建设性意见,在专业人士看来,有点“小儿科”。对应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NGO,他们的项目都由专业性很强的队伍来执行,甚至这个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就在这个项目中负责,其成果的影响力也就自然不得了。
面对一些令政府头痛的环境问题,政府也需要有更多社会力量的呼吁,包括NGO的声音,同时,政府更迫切需要找到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这就为NGO留下了施展的空间。
绿色江河最成功的案例是通过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设,以保护站为基地,开展了系列活动,影响了政府和公众对长江源生态环境和可可西里藏羚羊命运的关注,对当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青藏铁路建设中的生态保护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草根NGO在活下来的同时,一定找准自己的路,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最熟悉的区域、持续做自己最擅长的项目。时间加上经验的积累,就可能成为这个领域、区域、项目的专家了,掌握了绝活,说话自然就有了一点分量,就有可能影响政府的一些环境政策,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环境问题。
热点问题NGO不能失语
济溪环境交流网络 李黎
去年,广州市政府打算在番禺区会江村修建一个以焚烧垃圾来发电的焚烧厂,以处理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但由于选址很接近居民区,遭到了附近居民的反对。
居民自发地通过行为艺术、组织签名等方式表达反对的声音。一开始,居民的反抗声音和行为,是以反对焚烧厂的选址为目的。随着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光是阻止修建垃圾焚烧厂是不够的,市民的声音开始转变为呼吁政府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反对修建焚烧厂的业主们,也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当中,探索垃圾减量化的道路。
广州市一方面在已经兴建了垃圾焚烧厂的地方,进行居民健康状况调查,另一方面着手推动垃圾分类的进程。
整个事件,被评价为公民理性维权、官民良性互动的样本。
从整个事件中,所有的活动都是居民自发的,幕后并没有任何组织进行策划,也没有看到代表公众利益的NGO的影子,我们并不适合去深究这个时候NGO们到底去哪里了,NGO在热点环境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不禁让人感到遗憾。
相对于公众,NGO表达意见和声音的方式,应该更加多元,渠道也相对更多,但是,由于NGO对政府部门相关环境信息了解不够或不及时、对政策制定的背景不清、没有介入前期工作的机制和渠道,尚未建立组织运行过程中针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机制以及自身能力限制等原因,导致大多数环保NGO参与制定环境政策十分困难。
政府邀请NGO在参与环境政策制定时,一些NGO从某单一视角提出意见和建议,由于缺乏综合情况、专业理论和基础数据支持,这些意见和建议往往很难被政府所采纳。
因此,NGO亟待加强参与国家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社会监督的能力与成效。一方面,NGO要加强能力培训,提高自身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管理水平和专业化水平,以便从更深层次上敏锐地发现环境问题,提高参与决策的能力。另一方面,NGO要建立自身的诚信度、公信度和认知度,树立品牌意识,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源,以便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有更多的话语权。
政府要能力民间要诚意
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 毛达
垃圾问题的严重性日渐突出,似乎给政府及环保NGO增添了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这种合作似乎并未真正建立,其效果更无从谈起。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接纳民间参与的诚意不足,另一方面是环保NGO在垃圾议题上的参与能力不够。
今年6月,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如何加强生活垃圾管理工作向公众征求意见。但此次征求意见留给公众反应的时间非常短,之后对提出意见者也缺乏反馈。
今年8月,北京市政府就“十二五”规划中的环境建设事宜召开市民建言会。虽然此次会议排场很大,又有电视转播,但除了垃圾名人“驴屎蛋”外,并未邀请其他可能提出诤言的民间组织或个人参加。
目前,北京市正开展600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活动,市政市容委表示希望全社会都来监督这项工作。但如果一个环保NGO或个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仍无法通过专门的渠道将意见反映到政府部门,并跟踪问题的解决。
其实政府早已明白公众参与对垃圾管理乃至整个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要提高民间参与的分量,不能光等着政府的改变,更需要环保NGO提高自己的参与能力。
就一般的认识而言,环保NGO应该是民间参与的最重要一股力量。但在过去10多年间,环保NGO在城市环境和垃圾议题上的介入是非常欠缺的。因此,环保NGO作为“民间”的一部分需要和其他NGO或个人一起,在实践中培养垃圾议题的参与能力。
努力了解现实问题、学习相关知识是增强能力的第一步。生活中都产生了哪些垃圾?去向如何?如何处置?各种处置方法有怎样的利弊?国内外都有哪些经验教训?这些都没有现成的答案。环保NGO只有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就政府政策提出有效的意见或建议。要参与政府决策,环保NGO需要对热点问题保持敏感,并及时做出反应。前一段时间,垃圾焚烧争论很盛,环保NGO注意到了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储备不足,没有发表出十分清晰的意见。接下来,社会对垃圾处理方式的争论并不会停息,在政府不刻意回避的情况下,环保NGO完全可以继续贡献他们的视角和主张。
眼下北京市600个分类试点小区的建设已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环保NGO应抓住机会走到这些小区当中,了解问题,吸纳民意,让试点小区建设在信息透明和求真务实的氛围下向前发展。
利用或构建沟通渠道也是一种参与能力。环保NGO和公民个人不应放弃每一个让政府听到自己声音的机会——有意见征求就提出意见,有政策建言会就报名,有政府官员露面的场合就争取参加。环保NGO也可以自己创造机会,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挂号信、网站、博客让政府部门知道自己的主张。
虽然这种做法好像有些“阿Q”,但不做的话,就无法让政府了解环保NGO的参与能力,也无法争取更多公众的认同和支持,最终,将错失参与政策制定和管理的可能性。
NGO须代表公众利益
自然之友 张伯驹
今年7月中旬,北京市朝阳区宣布其在182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中已全部提前实现垃圾分类。
自然之友在实地调查中却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报道的那样乐观:一部分小区垃圾桶内仍旧是干湿混合,甚至有些小区只是刚刚摆上了分类垃圾桶没几天。
这让我们不禁担心,这次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是否又会如前些年的几次“运动”的一样,轰轰烈烈却难见实效。
事实上,政府在垃圾管理方面的每一项决策,都关系到环境和民生。如若提出的目标不能真正完成,做出的承诺难以得到兑现,所造成的将是公众与政府在垃圾分类上更大的信任裂痕——市民不相信政府能够真正下决心进行全程分类减量,而政府也将加深对于市民“素质不足以进行垃圾分类”的论断。
事实上,这样的反复,在近10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好几次。
政府在制定涉及民生问题的政策前,应该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其中包括NGO的意见,不能被少部分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所左右。
对于NGO而言,仅仅对一些失实发布或失实报道进行曝光,并不能真正推动问题的解决,而应该思考如何联合社会各方,共同推动政府实现承诺目标,尽量缩小政府和公众相互信任裂痕。
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推动政府决策的出台和调整需要来自各方的动力。因此,NGO面临新的挑战。
一方面,NGO需要发挥贴近基层的优势,搭建对话和交流的平台,通过多层次、多利益群体的讨论,减少政府和公众的误解、化解双方矛盾,促使政府和公众达成共识。
另一方面,解决我国的垃圾问题没有捷径,没有既定的模式可以照搬,NGO需要根据国情寻找技术方案和环境安全政策的最大契合点及其方法路线,为了政府决策提供帮助。
因此,NGO参与环境决策绝不能简单的指指点点,必须发出专业的、代表公共利益的声音,让决策者听到这种声音,感受到这种声音的力度,才能实现双向的沟通和交流。所以,NGO迫切需要在专业能力和公共利益两个方面进行提升。
政府要获得民间力量协作
NGO从业人员 张兰英
自去年9月新闻报道北京已经被垃圾包围,并在四五年后将没有地方填埋至今,已经有一年了。在政府的大规模宣传发动下,社会各界,尤其是NGO都积极地加入到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无害化的目标工作中。
我认为,要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理目标。不论是宏观层面的规划和设计,还是微观层面的社区发动和组织,NGO都能够发挥其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来配合推动目标的实现。
自2000年以来,多个NGO在各大城市和不同的区域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实验工作。这长达10年的工作沉淀,积累了很多在社区层面发动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经验,但同时也饱尝了没有配套的垃圾分拣、收集系统对居民垃圾分类积极性挫伤的教训。
在这个基础上,NGO参与垃圾处理规划是非常关键的,他们能够根据经验在参与规划过程中提出更为适合公众参与的计划设计。同时,NGO在发动公众进行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和垃圾监测上都能发挥其工作方法的优势。
但从目前的状况不难看出,NGO的优势并未完全地发挥出来,其中的原因需要仔细的研究分析。
从政府这个方面看,在转变职能过程中,如何更多地获得民间力量的协作是必要的。这就要求政府更多地了解NGO的工作,与NGO进行定期的沟通和交流,而不是持怀疑态度地去考量他们。
NGO也需要将以往积累的经验进行有效的提炼,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大规模的推动工作。同时,NGO之间应交流合作,协同开展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同时共同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方法和技能,从而更好地调动公众的参与。如果缺乏政府的支持力度,NGO培训志愿者投身到垃圾分类工作的计划就难以实现,而这批志愿者是确保家庭分类工作成功的关键。
如果政府能够协调各层面、各方社会力量的参与,一起统筹规划,在规划的基础上设计实施计划,明确各部门和公众责任和任务。相信我们可以和时间赛跑,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的处理目标。
11、生态补偿机制需稳定有效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10-09-29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722740_1.shtml
陕南汉、丹江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地,为实现“一江清水供北京”的目标,保护水源地的生态环境,陕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然而,目前的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两江流域政府和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要使水源地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有效的保护,就必须完善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笔者认为,目前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主要存在以下5个问题:
生态补偿主体单一。目前,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以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即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缺乏区域之间、流域上下游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横向转移补偿机制。这种由中央政府埋单的方式显然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相悖,导致中央财政压力过大。陕南汉、丹江流域是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在环境保护和资源输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仅靠自身力量,无法承担既保护生态环境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
生态补偿政策期限短。由于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补偿金等政策大都以项目、工程、计划等方式组织实施,且都有明确的时限,导致政策的延续性不强,对实施效果带来较大影响。我国目前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大多是短期性的。如最有影响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政策的补助期限为5年~8年,期限内农民可依靠补助生存,农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所牺牲的利益得到一定补偿。但是农民成功转产的并不多,大多数还是基于土地开展生产。同时,生态林、经济林大多尚未进入收益期,补贴政策期满后,若利益得不到补偿,农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就不会再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限制自己的生产和开发,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生态环境破坏。
生态补偿标准偏低。陕南汉、丹江流域的生态补偿采取“一刀切”模式,目前主要是按面积进行生态补偿,而对林地、森林覆盖度、森林结构等重要生态指标未着重考虑,导致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缺乏维护的积极性。同时,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标准也偏低,居民的生活水平受到一定影响。
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少。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少,造成大量水利基础设施缺少维修,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水源区经费负担沉重,退耕还林、天然林保经费紧缺等问题。
生态补偿机制缺乏法律支持。目前的生态补偿实践缺乏法律依据,大多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协商的结果。由于缺乏统一的配套规范,协商成本特别高;由于无法可依,纠纷解决难度非常大;由于主要靠政府行为运作,政府压力很大,群众怨言较多。
笔者认为,要更好地实现水源地保护,就要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尤其要完善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建立陕南汉、丹江流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一、完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要将“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明确规定为生态补偿原则,体现事前保护和激励、引导作用。立法应明确界定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即补偿接受者和实施者。补偿接受主体是为生态环境保护而使自己发展受限的区域(流域)的政府、企业和个人以及区域外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补偿实施主体是环境获益者,包括国家、受益区域、受益企业和个人。要通过立法明确生态环境补偿费用的征收、管理和使用范围。将陕南汉、丹江流域列为国家水源保护重点区域,纳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体规划,全面实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水土保持和水污染防治规划》,将陕南汉、丹江流域的5市31个县(区)全部列为水土保持生态治理的重点区域,予以重点投资。
二、建立纵横转移支付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模式。即采取国家投入和受益区筹资相结合的办法,建立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让因南水北调和下游用水而利益受损的水源区百姓福利状况得到改善,充分调动水源区居民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中央财政应增加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生态保护的预算,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对陕南汉、丹江流域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专项财政拨款、财政贴息和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建立水资源费征收返还机制,对供水受益区按供水量征收水资源费并返还水源区,用于水土保持、污染治理和弥补经济损失,实现水源区和用水区人民共同受益、共同发展。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行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
三、建立生态税制体系。要保证生态补偿资金有长期稳定的来源,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生态税制体系。一是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由矿产资源扩展到非矿产资源。同时增加水资源税,以缓解水污染、缺水日益严重的状况。改进计税方法,适当提高税率,按实际产量计税。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配置。二是完善消费税。进一步扩大课征范围,将污染环境的电池、氟利昂等产品列入征税范围。三是开征独立的生态保护税。我国环境税种缺位,治污资金主要以收费形式筹集,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仍然不够高,加上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捉襟见肘,应通过生态保护税制的建立,弥补环境治理资金不足。四是丰富环境保护的税费支出政策。对环境有益的科研成果转让,应免征流转税和所得税。对实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通过利用投资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等措施,刺激企业加大对治污设施的投资。削减不利于污染控制的税收支出,如适度下调对农药、化肥等农产品的补贴。
四、强化生态补偿政策的稳定性。一是继续推进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工程,尤其是扩大重要江河流域所涉区域的实施范围,将补助期限延长到20年~30年,或是当工业化发展到农民离开土地也能生存时为止,对坡度大于25度的退耕地实行永久性粮食补助制度,并提高补助标准。在政策执行中向陕南汉、丹江流域倾斜,加大对水源区生态工程的投资力度。二是制定有针对性、有差异性的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抓紧制定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标准及实施细则。三是完善“项目支持”的补偿形式,中央和陕西省政府要加大对汉、丹江流域生态产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在水源保护区内发展的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给予直接的投资补贴或银行贷款贴息。
12、加强环境风险管理迫在眉睫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9-29 作者:中国环境报评论员
http://www.cenews.com.cn/xwzx/zhxw/ybyw/201009/t20100929_664603.html
广东信宜紫金矿业银岩锡矿尾矿库近日因强降雨发生溃坝事故,造成28人死亡和失踪,此时距离紫金矿业旗下的另一家子公司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渗漏造成污染汀江事故仅仅两个月。今年以来,类似的环境突发事件频频闯入公众视野,不但造成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危害,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此起彼伏的污染事故提醒我们,我国已经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从源头防范污染事件发生,已经刻不容缓。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必须进一步提高对环境风险的认识
很多污染事件都是突发的,其实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性,环境风险早已存在。尽管环保部门早就作出警示,但是当地政府以及肇事企业仍然置若罔闻或者麻痹大意,最终酿成大祸。其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对环境风险形势的严峻性、危害的严重性、从源头防范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养痈遗患,害人害己。
要深入认识当前环境风险的严峻形势。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以重化工业加速成长、比重迅速提高为重要特征,高排放、高风险的化工石化行业仍然是各地的投资重点,这就从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已进入了环境风险凸显期。对化工、石化、炼铅等高风险产业发展缺乏整体考虑,布局乱、规模小、数量多问题突出,再加上一些地方疏于监管,进一步加大了环境风险。
相当多的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以牺牲环境来获取利润,环境管理松懈,环境安全意识淡薄,事故防范措施不力。一些企业制订环境应急预案时互相抄袭,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地方环境应急力量薄弱、环境信息不全、物资装备不足、处置技术落后,有的甚至尚无对策,使环境风险失去最后一道防线。
要深入认识环境风险的严重危害性。环境事故一旦发生,将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人体健康造成损害。近年来发生的重金属污染事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令人触目惊心。根据环境保护部的统计结果,2009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导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心伤害,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影响了社会稳定。当地政府为处理这些污染事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也受到了损害。
环境事故还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深刻影响,不仅范围广,而且持续时间长,有时会造成永久性破坏。前段时间发生的大连漏油事故,其产生的油污带造成的生态破坏不仅短时间内难以全面修复,而且也影响当地旅游业、渔业发展。
环境风险还有可能对某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环境承载力是有底线的,环境风险过大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的安全性、可持续性。比如重金属污染是在长期的矿产开采、加工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累积形成的,对土壤的污染长达数十年,对水体的污染极难治理。一个区域内环境风险不断累积若不加遏制,将会连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也无法满足,更不用说发展工业农业、振兴地方经济了。
要深入认识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从源头防范环境事故的必要性。环境风险管理是指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选用有效的控制技术,进行削减风险的费用和效益分析;确定可接受风险度和可接受的损害水平;进行政策分析及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决定适当的管理措施并付诸实施,以降低或消除事故风险度,保护人体健康与生态系统的安全。
风险管理有别于应急管理。风险管理以“不发生事故”为目标,而应急管理则以“事故发生后,如何降低损失”为己任,两者共同构成了风险控制的完整过程。当前各地普遍重应急轻预防,他们把风险控制的重点放在应急上,而放松了对风险源的有效管理,这无形中使得环境安全少了一层重要屏障。因此,各地要转变观念,变末端治理为前端控制,变被动应急为主动防范,全过程控制环境风险。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是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环境污染事故高发,环境风险凸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企业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单纯追求速度,而不讲究质量;只重视GDP增长,而不重视环境保护。控制环境风险,关键要纠正片面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防范环境风险,关键在政府。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是各地政府的法定责任。我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环境风险的累积对饮用水安全、空气质量、生态系统等构成严重威胁,环境质量无法保障,人民群众难以安居乐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守土有则,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体系,控制本辖区环境风险责无旁贷。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是各地政府的政治责任。环境保护关系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重大的民生问题。解决环境问题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殷切期盼。
党中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之路。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也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各级政府要力争把环境风险降至最低,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只有政府才能担当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重任。首先,环境风险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保护环境是政府必须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产品。防范环境风险要从决策源头开始,要从执政理念、发展规划、产业政策、项目布局等方面把牢关口;同时,防范环境风险还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制定政策制度等保障措施,只有政府有能力承担这些责任。其次,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需要各有关部门协作配合,需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只有政府才能统筹协调各方力量,调配政府以及社会资源,形成强大力量。第三,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需要加大对企业的环境执法监督力度,建立激励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消除环境隐患。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
制度缺失是我国加强环境风险管理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前,环境风险管理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环境应急管理体制建设滞后于实际工作需要,特别是基层应急能力较弱,应急机制不健全,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亟待加强。
要加大力度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环境风险重在预防,这首先就要让广大公众知道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通过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和企业做出科学决策。事实证明,如果做到及时完整、实事求是地公开环境信息,且让公众能看懂、能看透、能看全,发动公众参与监督,其实很多污染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各级政府应大力深化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公开的信息要翔实具体,避免含混,不掩饰、不回避,避免小污经年成大污,风险失控成大害。
要建立健全环境风险评估机制。目前我国以防止传统环境问题为目的的环境影响评价中大多缺乏对意外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严重性所进行的认识及评价,不能满足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的要求。
环境风险评价是环境影响评价的补充与进一步完善,是使环境影响评价真正成为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施和贯彻可持续性目标的有力工具,有助于为决策者保护环境、防控污染提供思路,并明确项目建设者的环保责任。各地既要把环境风险评价纳入项目环评,又要大力推进战略环评,有效防范区域性、系统性环境风险;要把环境风险度作为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对不同风险级别的企业采取不同的环境管理手段,进行分级管理。对环境风险高的相关行业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落实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险、差别化电价等环境经济政策,不断完善约束激励机制。
要切实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目前我国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置成本大都由政府和社会买单,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生态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环境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致使污染事故层出不穷,使一些企业对环保部门的警告熟视无睹,对群众的诉求不予理睬,对污染事故处置漫不经心。因此,要促使企业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关键是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大对肇事企业的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同时,要加大对地方政府及有关责任人的惩处力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促使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把牢招商引资关口,加强环境监管,全面落实国家环保政策法规。
环境风险凸显、事故频发是环境与发展矛盾的外在表现,如何解决这个突出矛盾已成为我国现代化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让环境污染事故吞噬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能让不断增加的环境风险阻碍现代化进程。各地必须把化解环境风险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13、赵多梅:发展要最大程度地减小环境破坏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09-29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9/416701.html
早年供职于法国劳动部的阿尔斯通基金会秘书长Dominique Jaoul,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赵多梅。
早 年供职于法国劳动部的阿尔斯通基金会秘书长Dominique Jaoul,有一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赵多梅。
在该基金会的全球几十个资助项目中,赵多梅对中国项目尤其关注。滑坡、泥石流、陡峻的山路和长途跋涉都未能消减她的热情。自 2006年担任基金会秘书长以来,她已经两次造访云南。
9月15日至20日,《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全程跟随赵多梅走访滇西北,实地调研该基金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省政府有关部门实施两年的“滇西北·梅里雪山—老君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
第一财经日报:你这次来中国考察之后,对“滇西北·梅里雪山—老君山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何评价?
赵多梅:我首先想说的是,这是一个特别具有雄心壮志的项目。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在中国设计并实施一个全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当地具有极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生态环境。当然,建立一种新的模式总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
可以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项目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比如已经建立起国家公园办公室,政府也出台了推进国家公园发展的总体规划。老君山本都丁村社区发展项目已经解决了30户人家的饮水安全问题。在永芝村开展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也得到了当地村民的认同。当然,这些项目只开展了两年时间,要说已经取得了具体性的、关键性的成绩还为时过早。
同时,我也感到项目进展略显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参与的机构多,需要时间沟通。但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年底前就能得到解决。据我所知,云南省政府正在考虑成立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就项目本身来说,我个人认为,在建立国家公园方面,我们已经在非常正确的方向上行进了。
日报:有人说当地人乱砍滥伐、过度采摘等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我发现,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城市盲目扩张才是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比如从香格里拉到德钦的盘山公路,基本上是路修到哪里,哪里公路下面的植被就被彻底摧毁。基金会一直倡导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你对此有何建议?
赵多梅:修建道路肯定会对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做是否利大于弊。其次,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否最大程度地减小对环境的破坏。
举一个水电的例子,建水电、建大坝的确会在当地产生一些淹没区,无论是当地原有的生态环境,还是当地一些村民的生产生活,都有可能改变,但这是你要获得水电能源的代价。其实在最早开发水电能源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就需要在项目实施前,对其进行评估,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对原住民的影响等等。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后,项目才可能开工。但如果有非营利组织的反对,有村民的反对,甚至可能发生一些示威的状况,包括政府政策方面的管控等等,这个项目就不能开工。
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有争议的项目根本得不到资金的支持。因为大型水电项目通常都要得到世行等金融机构和一些大财团的支持,这些机构和财团都会对整个项目进行完整的评估。有较大争议的项目、对环境有特别大的负面影响的工程是得不到资金支持的。
发展与保护,作为天平的两端永远是很难摆平的。我记得曾经去印度的一个偏远的山村,那里的人靠打猎、捕鱼为生。我们当时准备给当地提供电力,但看到那里的生态环境因电力建设受到影响,我当时很矛盾,为什么要来供电?为什么不保持他们的原生态呢?但当地人需要电力。所以说,发展与保护永远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难解的问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减小对环境的破坏。
14、三江源冰川近30年来急速退缩 生态恶化为主因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9月29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9-29/2562235.shtml
一个盛夏的烈日里,100个孩童形状的冰雕站立在北京地坛公园里,时间是上午10点50分。
15分钟后,出现了一声“嘀嗒”的水响,冰孩子开始融化。11点21分,一个冰孩子的鼻子掉了,6分钟后,冰孩子的头掉了。穿行在其中的一个小学生忍不住哭了。她拿出橙色的太阳伞给冰孩子打伞,可冰孩子越变越矮……
这些冰孩子不是普通的冰雕,而是一家环保机构用长江、黄河和印度恒河3条大江源头的冰川融水做成的雕刻。这些冰孩子辗转了几千公里,来到北京,希望用自己的“眼泪”,唤起人们对青藏高原冰川退化的关注。
天哪,这神山多像在哭泣
与冰孩子的路径相反,由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和青海省气象局组成的科考队,近日考察了三江源的部分冰川。
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属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总面积达31.6万平方公里。这里孕育了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因此又被誉为“中华水塔”。
其中的阿尼玛卿雪山在藏语里意思为“黄河流经的大雪山爷爷”。在资料中,它拥有40多条冰川,面积达150平方公里。9月10日,当科考队员站在全国“平均海拔最高、人口最少、经济总量最小”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高原雪域,呼吸着不到海平面60%大气含氧量的空气,看到这座神山的真面目时,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没有心目中厚厚又坚硬的冰川,远远看上去像是撒了一把盐。冰冠(一种规模比大陆冰盖小,外形与其相似,而穹形更为突出的覆盖型冰川)只有小小的一圈,像一顶随时可能被风刮走的小白帽。冰舌(山岳冰川离开粒雪盆后的冰体部分,呈舌状)远远地退缩着。冰川在烈日下融化,水融化的地方露出黑黑的土。一位女工作人员禁不住喊道:“天哪,这神山多像在哭泣!”
一位当地的司机说,以前阿尼玛卿雪山周边矮一些的山都是终年白雪皑皑。如今,这些山只剩下了黑黑的“锅盖头”。
青海气候中心负责人李林说,卫星遥感监测资料表明,阿尼玛卿山冰川1990年~2000年的10年间冰川退化现象十分明显,个别地方雪线上升达3.4公里,冰川整体面积也退缩了32平方公里。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实际上,近30年来三江源冰川退缩的速度是过去300年的10倍。
近13年,长江源头冰川年均退缩75米。长江源之一的岗加曲巴冰川冰舌末端从1970年~2004年退缩了1350米。格拉丹东雪山以前雪线是4600多米,现在达到5300多米。在当地牧民的记忆里,以前格拉丹东冰川融化形成的小河有20多条,“就像是在指缝之间流下来”,但是现在只有七八条了。
黄河源区的冰川退缩比例最大达到77%。这个数字带来的后果是1986年~2000年间黄河源区河流水域面积减少9%。
不仅是冰川退缩,湖泊也在骤减。“千湖之县”玛多县的4077个湖泊中,有大约3000个湖泊已经干枯。长江、黄河上游的曲麻莱县过去最多有100多口水井,到2000年只剩下8口能打出水来。因缺水这个小城两次搬迁,“守着水源无水喝”。
黄河源头最大的两个高原淡水湖泊——鄂陵湖和扎陵湖也“瘦身”了。1997年湖泊水位下降两米,黄河首次在汛期出现断流。全年黄河断流多达7次226天,河口300多天无水入海,仅给山东一省造成的损失就达135亿元。
数月前,从三江源归来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曲向东,拿出新拍的星宿海照片,对照着30多年前如繁星般波光粼粼的星宿海照片,表示自己非常担心星宿海会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冰川退缩、湖泊骤减、草原退化……一连串的生态恶化导致三江源正成为全国土地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05年三江源生态监测工作组的调查结论让人震惊:沙漠化土地面积每年以5.2万公顷的速度在扩大。同时,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达2100公顷。黄河、长江在青海境内每年平均输沙量高达8814万吨和1232万吨。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每秒钟就有将近450公斤沙土汇入长江源头的通天河。
希望此刻全世界都安静下来,聆听这个声音
冰孩子继续在哭泣,他们发出的“嘀嗒嘀嗒”的水滴声,使地坛公园显得分外安静。一位普通游人说,他希望此刻全世界都安静下来,聆听这个声音。
中午12点52分,第一座冰雕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倒掉。接着第二座、第三座……有些学生开始慢慢举起手,向这些残缺不全的冰孩子敬礼。
仅仅两个小时一座冰雕就轰然倒下,相比之下,李林等科学工作者正在用多种模型计算着青藏高原冰川的“倒下速度”。
近半个世纪来,青藏高原年平均气温以每10年0.37摄氏度的速度升高,明显高于我国以及全球增幅。有预测表明,青海未来气候将进一步增暖,预计到2030年,青藏高原平均气温将上升2.2~2.6℃,高原积雪、冰川和永久冻土面积将进一步缩小。这意味着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上游可能“越来越瘦”。
专家普遍认同,若全球变暖保持现在趋势,到2070年,青藏高原的海洋性冰川面积将减少43%;2100年时,青藏高原的海洋性冰川面积将减少75%。冰川被比喻为淡水储备器、灵敏的气候变化监测器和气候变化调节器。大规模的冰川融化将造成我国水资源的严重短缺,而且将极大地影响区域气候过程和大气环流运动。
李林甚至预测,进一步的后果是整个长江流域可能出现干旱。
还有一种潜在的危险是气象学家所担心的——冰川退化可能激活一些不可知的病毒。
气温升高,千年冰川融化了,冰冻了数万年的神秘病毒被释放出来,进入湖泊的一条小鱼体内,然后进入吃掉鱼的小鸟体内,繁殖扩张。数月后,一种怪病在人类中传播……这不是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桥段,而有可能变为现实。
事实上,2007年,美国科学家就发现部分冰川中隐藏着有可能导致疾病蔓延的病毒毒株。至今,科学家能够证明的在冰川中活着的病毒是一种寄居在细菌体内的噬菌体。美国科学家已经从格陵兰冰层中的杆状细菌中分离出这种噬菌体,这些细菌的年龄在500岁~5500岁之间,而这些细菌则是病毒的保护者。
冰川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上亿年的时间,对于微生物来说,冰川也是它们能够存活百万年的好地方。在冰层中的微生物,大部分细菌是处于休眠状态或者是新陈代谢非常低的状态。随着全球平均气温越来越高,一旦冰川融化,这些微生物就可能趁机寄居在宿主身上,宿主有可能是人类、动物、水生物等。
不要过度夸大冰川退化
16点30分,地坛公园所有的冰孩子消融过半。初来乍到者,无人能分辨出变形的雕型。晚上7点,随着最后一声“嘀嗒”,所有的冰雕消失,只剩下一摊水。
在一些专家眼里,这场活动不过是一场“秀”,大家应该理性地对待冰川退化。
事实上,全世界约有16万处冰川正在快速消融。欧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面积比19世纪中叶缩小了1/3,体积减少了一半;非洲最高山乞力马扎罗山的冰川萎缩了85%。
反对者认为:一条河流,如果流域内有1%面积上存在冰川,冰川消融所提供的水量不可能高于5%。无视降水的客观存在以及它对形成河流水量的基本意义,片面夸大面积很小的冰川的作用只能使目前气候、环境变化问题上的这一笔糊涂账更加糊涂。
另一个思维盲区是,一般人一看到青藏高原冰川融化,自然以为是大面积发生的现象。事实并非如此。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冰川融化有很大的区域差异,融化速率在内部的差别也非常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明确指出,青藏高原内部核心区域的冰川融化速率仅有1~2米/每年。而高原外围,如青藏东南地区一年甚至可以达到50~60米。如果在两者之间简单地取平均值得出来的结论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对这些声音,李林表示认同。他希望公众认识到冰川退化问题的严重性,但不要过度夸大。
告别阿尼玛卿雪山时,科考队的每个人都在雪线附近的玛尼堆上,系上了雪白的哈达,大家祈福这些存在了千万年的冰川能沉睡得更久。 本报记者 从玉华
15、滇西北探梦“国家公园”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09-29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0/09/416687.html
在云南省西北部大地上,300多万原住民正从事着一场宏伟的事业——建设“国家公园”。
在 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西北部,方圆68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300多万原住民正从事着一场宏伟的事业——建设“国家公园”。
这一由云南省政府、大自然保护协会主导和阿尔斯通基金会等提供资金支持的项目叫作《滇西北地区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下称《计划》)。
这一行动计划是云南省政府在滇西北地区实施的一个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也是国内第一个专门以生物和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与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为主题的行动计划。
为什么是滇西北?
“20多年前,大自然保护协会一进入中国,就选择了在云南特别是滇西北地区开展保护工作。”有着“中国通”之称的大自然保护协会北亚区对外事务总监谭宝德(Robert Tansey)对记者说,因为这里“太特殊了”。
滇西北地处青藏高原至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横断山脉纵谷区,高山挺立,峡谷纵横。从怒江、澜沧江至金沙江,东西排列的最近距离只有60公里,形成了地球唯一的“三江并流”奇观。
从梅里雪山最高峰的6742米逐渐降到怒江河谷的700米左右,高差达6000多米,实属全球罕见。在此极大起伏的地貌区内,其高耸山系和深切河谷,是各种生物纵向迁徙的走廊和横向交汇的屏障。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多样的气候条件,赋予了该区独特而丰富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神奇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水能和矿产资源。
科学家们的调查显示,虽然该地区仅占中国国土面积约0.6%,却拥有中国20%以上的高等植物和25%以上的动物种数。区内分布着7000种高等植物(其中5079种属于中国特有,910种云南特有),是全球生态景观类型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以及中国三大特有物种起源和分化的中心之一。
《计划》介绍,滇西北属金沙江(长江)、澜沧江(湄公河)、怒江(萨尔温江)、独龙江(伊洛瓦底江)四条亚洲著名大江的上游地区,众多的高原湖泊和植被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重要生态功能,其生态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下游293万平方公里流域地区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影响着约5亿人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活动。
《计划》特别指出:“切实保护、建设好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永续利用其丰富资源,具有全球意义。”
但现实的情况并不容乐观。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尽管这一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但多数物种的种群数量小,许多物种濒临灭绝。
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专家告诉记者,在滇西北地区,60%以上的土地面积处于中、高山区,山高坡陡、气温寒冷、土壤瘠薄、植被恢复和演替过程缓慢;15%左右处于干热河谷区,气候干热、土壤贫瘠、植被覆盖率低而恢复困难;河谷和中低山区人口众多,开发历史长且强度大。由于资源的粗放利用和不合理开发方式,导致植被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功能退化趋势加速。
“德钦县城周边曾经发生过泥石流和滑坡,今年4月份的一次滑坡就有2人遇难。”德钦县副县长张学东对记者说,在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之后,外界一度传言德钦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舟曲。因为德钦县城同样处在狭小的山谷地带,周边山体岩石酥松。由于道路、房屋建设,多处山体裸露。
18日,地质学家杨勇通过短信告诉记者:“一旦出现强降雨和大面积滑坡,德钦就有可能被‘包饺子’。”
近年来,滇西北地区人地矛盾突出。根据预测,到2010年,滇西北地区15个县市的人口总数将达335.1万人,比1998年净增25.7万人。这给本来已经十分紧张的资源与环境容量带来更大的压力。
而越来越多的游客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匮乏,也为滇西北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越来越多的隐患。
据记者了解,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上最长的冰川带明永冰川,正以每年50米的速度消融。仅最近4年间,冰川就缩短200 米,厚度从500米减为150米。过去,每年前往梅里雪山游览的人数不过1万人次,目前已突破10万人次。游客激增形成了巨大热辐射,加剧了冰川消融。
目前,滇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处于欠发达状态,15个县(市)中有12个是贫困县;165个乡镇中,有75个被省定为扶贫攻坚乡。
据《计划》介绍,按照云南省1998年确定的农民人均纯收入580元,人均有粮300公斤的温饱标准,整个项目区还有49.5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占项目区总人口的16%。即便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许多农村人口,一遇天灾人祸,便陷入返贫的困境。
在黎明村本都丁组,许多村民靠种植烟叶为生。村民熊世远告诉记者:“前几年卖烟叶一年有8000多元的收入,今年遇上持续大雨,烟叶都被打烂了,可能只有不到3000元的收入。”
“国家公园”新探
在滇西北,许多地方都被划成了自然保护区,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起就实行了严格的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草)政策,但由于缺乏新的收入渠道,当地政府的税收来源和原住民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严重影响。
据《计划》介绍,自然保护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多头管理、多重矛盾、责权利严重失衡;规划、管理和监测的手段非常落后;有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条例尚不完善;筹资渠道单一,经费严重不足;管理能力低下,公众保护意识不强。
因此,改革管理模式,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规划、管理和监测手段,完善自然保护区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势在必行。
这份行动计划特别提到:“大自然保护协会提出的‘自然保护系统工程’框架特别值得借鉴;引入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对于改革现行的保护区管理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公园是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禁止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和占有行为,同时又为当代和子孙后代提供旅游观光、科研教育等机会的保护地管理模式。其特点是保护与利用兼顾,管理与经营分离,科学规划与严格管理并举,自上而下的财政支持及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机制并存,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成为保护生态环境,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和激发爱国主义精神的最佳途径。
根据行动计划确定的步骤,滇西北应借鉴国际上国家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先在梅里雪山和老君山这两个拟建自然保护区的地区进行国家公园试点,待取得成功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根据玉龙县政府确定的《老君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将老君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作为整体加以保护,同时鼓励当地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管理,使社区居民从建立国家公园中受益。
记者了解到,有别于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体制,在老君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层面上,采用国家公园指导委员会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二级决策和管理体制。同时,采用公众监督、媒介监督、专家监督、非政府监督、国际监督等多种形式,监督管理局行为和国家公园经营企业行为。
管理局为常设行政管理机构,对国家公园全面实施保护、利用、建设、管理、研究等职能,同时协调社区发展。
《梅里雪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则确定,在始终坚持资源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开发和利用梅里雪山资源,实现资源保护、环境教育和社区发展三大目标。
不过,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目前尚不明朗,“建议另行专门立项进行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的研究与构建。”参加该总体规划制定的云南大学一位专家表示,梅里雪山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应突出“国家性”管理特征,即逐步实现国家对梅里雪山高度统一的专业性管理和经营。
国家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也赞同上述观点。“在管理体制上,国家公园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派出机构直接管理,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委托地方管理。”万本太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国家公园不会受到地方短期和局部开发的影响。
说到“国家公园”,旅游业自然必不可少。但香格里拉旅游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彭建生告诉记者,滇西北地区无论是旅游设施建设,还是旅游产品开发、推广和旅游意识的培养都有待完善。
麦肯锡(McKinsey)的一份咨询报告也指出:“该地区(滇西北)的旅游规划没有充分考虑市场的战略定位,也未进行投资收益分析及社会和环境影响评价。”
“制约旅游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道路。”彭建生说,生态旅游(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已成为国际上盛行的旅游方式,但在香格里拉旅游社每年接待的5万多游客中,参加生态旅游的不超过2000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外国游客。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它既不同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区。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设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在近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1%的开发面积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300万游客,带动了周边地区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并有力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矿产(含农牧业)和旅游休闲业收益所占的比重由原来的70%和30%,变为目前的18%和82%。近年来,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目前,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近10000个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保护,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利用方式,达到了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又为公众提供了旅游、科研、教育、娱乐的机会和场所。
在分区管理上,根据国家公园资源的稀缺性、承载力、敏感度、保护价值等特征,对其实行分区控制管理,根据具体情况可划分为特别保护区、一般控制区、游憩活动区、传统利用区、公园服务区和外围控制地带。针对不同的保护区域,制定不同的管理目标、管理规划和管理政策,并设计不同的保护方案和个别地区的开发方案。与我国其他保护地相比,其分区更细、更明确、更符合实际。
16、节能减排不能让“官念”扭曲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2010年09月29日 沙元森
http://star.news.sohu.com/20100929/n275337378.shtml
以GDP论政绩的时候,一些官员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以节能减排为硬指标的时候,他们又不惜打乱群众的正常生活。其实,这样的官员对于发展并无固定观念,有的只是“官念”。
高速行驶的车辆急转弯或者急刹车是很危险的,每个司机都会尽量避免这种状况。同样,公共政策一旦急停急转,也会让很多利益相关人感到严重不适,甚至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据报道,今年是“十一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全国多处陆续上演政府强行拉闸断电以求节能的闹剧。在浙江省温州市,从8月中旬开始,当地很多企业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每开工一天,就必须停电两天至四天不等。这种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要缓慢的生产节奏让很多企业主叫苦不迭,不遵守断电规定将面临处罚,而遵守规定则注定完不成订单,也要承担不小的商业损失。企业的不景气必然殃及一线工人,很多民工因为没活可干,收入锐减,但日常的开销却是省不下来的,最后连维持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
这项只给群众添麻烦、不给群众谋福利的政策在执行中竟然雷厉风行,以至被媒体形容为“断电风暴”。我们不禁要问,当地政府为什么如此铁腕,敢置民生于不顾。事实上,拉闸断电之所以搞得火急火燎,是因为节能减排目标如不能按计划完成,一些地方官员有被免职的危险。
“十一五”节能减排指标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也是衡量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成效的重要标志。地方各级政府被要求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这些责任在地方上层层分解,并签订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的官员受到严格问责,包括“一票否决”。遗憾的是在个别地方,这种压力没有使相关官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意识到紧迫感和责任感,节能减排最终在“分解”中变了味道。原本是以淘汰落后产能为目的的拉闸限电成了“一刀切”,庄严承诺也就成了数字游戏。
节能减排指标是政府协商的结果,既然承诺就应当力争完成,如果最终不能完成也只能说明地方政府对自己的现实状况评估不足或者对目标的分解出现问题,由此产生的后果显然不该由群众来承担。事实上,执行一个为期五年的计划,各级政府应该提前制定阶段目标,逐步落实,而不能事到临头紧急刹车。对负有责任的官员来说,不能如期完成指标是工作失误,而不顾人民生活的拉闸断电则是错上加错。不久前,国家发改委就痛批了全民限电的行为,指出“拉闸限电”和“节能减排”不是一回事。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仍有地方官员顶风而上,他们所考虑的恐怕只是自己的官位。以GDP论政绩的时候,一些官员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以节能减排为硬指标的时候,他们又不惜打乱群众的正常生活。其实,这样的官员对于发展并无固定观念,有的只是“官念”。
目前,不少地方都在向自己承诺的节能减排目标冲刺。我们希望各级政府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但更希望这个结果来自于一个平稳的执行过程,人民群众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的应当是科学发展的好处,而不是急停急转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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