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9月1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下称《征求意见稿》)。我们相信《征求意见稿》对于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促进上市公司改进环境保护工作，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绿家园作为中国三大环保NGO之一，依托环境记者沙龙平台，一直以倡导环保领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己任。为响应环保部号召，切实履行社会团体推进环境立法的责任，我们对《征求意见稿》提出如下修改建议：

　　一、关于法规制定依据：第一条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称，“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5号)以及《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10]78号)规定，制定本指南。”

　　我们认为，2008年出台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24号)中，对于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以及企业强制公开的环境信息均有比较科学的论述，应当作为《征求意见稿》的依据之一。

　　我们建议《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应当修改为，“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5号)、《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10]78号)，以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发[2008]24号)的规定，制定本指南。”

　　二、关于法规约束力：第三条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准确、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环境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们认为，此处采用“应当”表述，对企业缺乏约束力，将影响法规的执行效力。

　　我们建议，依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法律规定，适当增加条款，规定对环境信息披露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上市公司采取强制性惩罚措施。

　　三、关于重污染行业界定：第五条及第十五条第一款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所提及的“重污染行业”，在第十五条第一款被界定为“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等16个行业。而第十五条同时规定，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具体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认定。

　　我们认为，这两种表述方式存在模糊或冲突之处，因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中，“酿造”、“造纸”、“发酵”是作为“轻工行业”列举的，而《征求意见稿》中，则将这3个行业与其他13个行业并列列举，而同属“轻工行业”的“制糖”与“植物油加工”，并没有出现在《征求意见稿》的“重点行业”名单中。

　　因此，单就此条款而言，我们建议修改为“本指南所指重污染行业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认定。”

　　四、关于法规适用范围： 第五条、第六条及第十条的相关规定

　　《征求意见稿》第五条称，“鼓励其它行业的上市公司参照本指南披露环境信息”；第十条称，“鼓励上市公司在年度环境报告中披露以下环境信息……”

　　我们认为，“鼓励”之说并非严谨的法律语言表述，而且，《征求意见稿》通篇没有说明采取何种手段“鼓励”，此说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无法起到真正的约束或指导作用。

　　同时，《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义务主要指定为“重污染行业”，而第六条则又笼统地称“上市公司应……”

　　我们建议，将第五条“鼓励其它行业的上市公司参照本指南披露环境信息”，修改为“其它行业的上市公司应当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中自愿公开原则，参照本指南披露环境信息”；将第十条“鼓励上市公司在年度环境报告中披露以下环境信息……”修改为“上市公司在年度环境报告中应当同时披露以下环境信息……”

　　五、关于“重污染行业”与“重点企业”的关系

　　《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第一款界定了16个“重污染行业”，而第十五条第三款第三条所称《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可能涉及较严重污染问题的企业分类归入21个大行业，其范围显然远远超过第十五条第一款所指16个行业，比如明显包括了眼下污染问题较为突出的IT制造业。

　　结合上述第三条建议，我们认为，作为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的重要法规性文件，对于强制披露环境信息的行业和企业范围界定，应当采用更大外延，尽可能涵盖更多污染行业和企业。

　　我们建议，将《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所涉21类行业作为整个《征求意见稿》规范对象，在所有相关条款中加以表述。

　　六、关于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了“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的要求。《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法规也鼓励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环境领域信息公开的监督实践中。但《征求意见稿》中社会监督和公众参与的内容显然有所不足。我们认为，为促进上市公司特别是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应当增加关于鼓励NGO等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的条款。

　　我们建议，在第五条中，补充“上市公司发布的年度环境报告中，应同时刊发由独立第三方出具的审核证明。”同时，在第十五条的用语解释中，增加“(五)独立第三方能代表公众利益的权威环境NGO等社会团体和机构。”

　　通读整篇《征求意见稿》，我们认为，该指南对上市企业进一步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将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对“重污染行业”的界定尚需探讨，法规的整体约束效力也需要加强，同时迫切需要引入鼓励NGO和公众参与的监督机制。

绿家园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总干事 倪一璟

2、环保特刊：绿色出行 你准备好了吗？

来源：新浪环保　2010－09－21　

http://news.sina.com.cn/z/2010wucheri/index.shtml

3、绿色环绕的东欧之三――捷克的小镇

文图　汪永晨

如果不是到了捷克，真没有想到那里通往一个个小镇的路都是森林之路，那里的小镇有着那么多的参天大树。那里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着那么悠久的历史，那里的人们对自然的尊重，并没有因追求经济发展就改变了大自然的颜色。绿家园生态游在那里拍到的照片可以为证。

通往捷克乡间的路边

车窗外捷克的农田

捷克路边的村庄

公元5~6世纪，斯拉夫人西迁到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公元830年在该地区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捷克与斯洛伐克联合，于1918年10月28日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38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会议上出卖捷。1939年3月被纳粹德国占领。19 45年5月9日在苏军帮助下获得解放。1989年11月，捷政局发生巨变，宪法中取消了有关捷共领导作用的条款，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这里也有烟囱林立，但天空是蓝色的，一朵朵白云高高地挂在天空中

建筑旁的大树和马路边的小河是城中的人与自然

我们越过波兰的边境到的第一个捷克城市是俄斯特拉发。它是捷克东北部边境城市，北摩拉维亚州首府。重工业中心。在奥得河、奥帕瓦河和俄斯特拉维采河汇流处。面积约1000平方千米，人口约33万。是在俄斯特拉发-卡尔维纳煤田开发中兴起的采煤、冶金工业基地。煤产量居全国首位。钢铁产量在全国占较大比重，有1828年建的维特科维采钢铁厂。焦炭、化工、重型机械制造业亦较发达。设有机械制造和矿业等高等学校。1267年建城堡，后逐渐形成都市。1770 年在其附近发现大煤田。1830 年随矿山开发及兴建高炉之后，开始发展。为捷克最大矿业中心和重要冶金工业中心。

城中的广场

这里的小河都是自然流淌的，没有硬衬

在这样一座有采煤，有焦炭、化工的城市我们拍到的照片依然看到的是蓝天白云和清清的流水。靠的是什么呢？这些照片中的大树的绿色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些，捷克人与自然的关系。

通往另一座城市的路

捷克的农舍与家门口的菜地

穿过森林，驶过农庄，我们到了布尔诺，捷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南摩拉维亚州的首府及教育和工业中心,位于捷克一摩拉瓦高原东缘、斯夫拉特卡河和斯维塔瓦河汇流处。人口383569人。

公元9-10世纪,在现今布尔诺所处的地方建起了城堡,此后这里逐渐发展起来,13世纪初是日耳曼殖民地,1243年建城。19世纪末,布尔诺是捷克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布尔诺的居民以日耳曼人为主,战后以捷克人为主。

布尔诺的河在城中穿过

布尔诺的钟楼

市中心大教堂的钟楼,每天上午11时要敲午时钟,以钟声纪念“三十年战争”。在1618年-1648年的“ 三十年战争”中,瑞典军队两次围攻布尔诺,久攻不下,于是决定在围攻的最后一天,如在午前仍不能得手就撤退。布尔诺市民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1时提前敲响午时钟,瑞典人闻声撤退,围城解除。此后，敲午时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布尔诺虽屡遭战火,但许多宏伟的建筑物至今犹存,城内保存有很多中世纪的古迹和古代建筑。坐落在高岗上的什波尔别尔克城堡，建于1277年,以前曾为摩拉维亚侯爵的宅邸,以后历代领主不断对它进行加固、扩建。但是不管怎么扩建，绿色始终环绕在河边，建筑边和雕塑周围。

我们在这里时，感觉最深的是人少，所以同行的生态学家徐凤翔说：这里的绿，一是欧洲特有的气候，湿润，再有是人少，第三就是当地人对自然的理解。他们的村庄很多都是在森林的周围。有些还是原生态的。东欧的今天也在追求经济发展。不过，他们在追求发展的同时，也还是给大自然的本色，留下了属于大自然的空间。

库特那霍拉的雕塑在大树中

今天的教堂与草地

捷克小城库特那霍因为发现了银矿，一度非常繁荣而成为波西米亚的中心了。大概十三世纪时，有个被波西米亚王派遣去朝圣的修道院长，把从耶路撒冷带回的圣土撒在了教堂的周围，墓地因此名声大噪。波西米亚的的富人都希望能死后埋那儿，墓地随之逐渐扩大。随后的黑死病，这地区死了三万多人，也都埋这儿了。时间长了，坟荒了，尸骨渐渐露出地面。被这教堂的一个半盲的修士都给搬教堂里去了。堆得多了，不光碍手碍脚，也不好看，就请了一个史瓦森博格家族的艺术家来整理、修饰。

据说在西方，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人们并不觉得展示人死后的尸骨有啥难看和不妥。象这样用人骨来做装饰的教堂好像还不少，在葡萄牙就有另外一个同样出名的人骨教堂。

不过，我想这可能不是我们东方的文化。对死人的尊重，其实也是对活人的尊重，不同的文化，真是有不同的表现方式。生态文化游，在认识所在地的自然、文化，感受并将其与家人和亲朋好友分享，对参加者来说，真是一种享受呢。特别是这些年，人手一架相机把自己看到的，拍下来，使得这些与自己生活中的不同，留在了记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自己，或许也会影响更多的人。

人骨作品

人骨串成的艺术

布拉格的美，在我看来是那里的伏尔塔瓦河，明天我会专门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就先睹为快地看一眼吧。

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穿过

伏尔塔瓦河在布拉格

绿家园生态游在东欧，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我们的大巴课堂上讨论着：东欧农家的田园风光和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相比，不知哪个是更以人为本的发展；东欧森林的随处可见，让人羡慕的同时，也还在打听，那里的天灾有我们中国这几年那么多吗？东欧小镇的古老，让人真的能感受到当年文化的灿烂，它是有些人眼中的衰退吗？

走向温泉小镇

卡洛维发利古镇坐落于山谷之中，依山而建的各式房舍分布在河谷两侧，溪水正好穿过小城市区中心，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里的建筑多是新古典主义时期风格，自1350年建城后，小城先后在1604年和1759年两次遭受火灾，原先的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建筑大都烧毁、所剩无几。19世纪的时候，这里兴建了大批装饰华丽的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徜徉城中，您会觉得置身于古老的奥匈帝国时代。

温泉小镇与大树同在

小镇的河

小镇的温泉

卡洛维发利是捷克文的音译，意思是“查理的温泉”。由于它地处深山密林中，远离尘嚣，秀美的峰峦与纯欧式的建筑和清澈的流水相互辉映，构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世外桃源”。有人写文章形容那里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那种隔绝尘嚣的感觉。

尝一口

秋色已到小镇

传说公元14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来此处打猎，把一只小鹿追赶到山崖边。走投无路的小鹿纵身跳崖，皇帝驱马赶到崖下获取战利品时，却发现受伤的小鹿趟过一条温泉，奇迹般地逃进丛林之中。查理四世发现温泉后大喜过望，安营扎寨在温泉旁，还用泉水治好了自己的腿伤。后来这位皇帝就在此地建造起城市，命名为“查理的温泉”———卡洛维发利。

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和令人心旷神怡的温泉佳酿使小城得到了马克思、歌德、席勒、贝多芬、勃拉姆斯、普希金和德沃夏克等一大批名人的青睐，他们的足迹遍布小城街巷，同时也为这里增添了迷人的艺术气息。

马克思在其女儿的陪伴下曾三次专程来此泡温泉治疗肝病。据说，闻名于世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初稿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感慨地写道：“这里实在是太美了，在森林覆盖的花岗岩山上散步，谁都不会感到厌烦。”歌德在1785年到1823年期间曾13次来到这里，并盛赞此地为“人间天堂”。而捷克著名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名作《自新大陆》交响曲，也是在这里首演并大获成功的。

大树中的绿家园生态游

可以永远记住的绿色

卡洛维发利古镇的古老建筑已经流传百年；卡洛维发利名人们留下的足迹也在继续传世；卡洛维发利的温泉还可以治病。不过，这一切我认为都离不开那里的绿色。没有绿色的掩映，那里能被称为是世外桃园吗？没有那里的大树，温泉的水还能不断地流淌吗？没有那山山水水，名人们又从哪里获得灵感。这个古老的小镇能流传至今，那里的人与大自然的情感一定是分不开的。

继续走在捷克的乡间小路上

路边的夕阳

2010年9月18日一大早，绿家园生态游先到了“百威”德文Budweis的音译的小镇。小镇广场中央20多米高的塑像喷泉是捷克最高的喷泉。塑像顶部的大力士参孙，双手撑开狮子的上下颚，泉水从狮子口中直喷而出。

塑像喷泉

广场的四边，都是4至6层的中世纪建筑，从巴洛克式、哥德式到文艺复兴式，几乎应有尽有。建筑风格迥异而又协调，墙面色彩多变而又典雅。四下环顾，好像在看一个建筑展览会。尤其是尖顶的市政厅，美轮美奂，看来看去，简直就是一幅精美的图画！

同行中有爱喝啤酒的人到了捷克，才知道捷克，人均啤酒消费量连续7年位居第一。才知道正宗“百威”啤酒的原产地，不在美国而在捷克南部的百威小镇。这里自中世纪起便开始酿造啤酒，以制作方法独特、啤酒花味道芳香而出名。后来，美国密苏里州的一家酒厂前来观摩，开始以同样技术在美国酿造啤酒，并在北美洲销售。再后来美国酒厂做大了，不再向捷克百威酒厂购买啤酒花了，双方便开始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侵权官司。

导游任天林告诉我们，现在的结果是捷克百威占据欧洲市场份额，其余的就由美国酒厂经销。中国消费者喝的是美国货“百威”，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原产地是在捷克的这个小镇。

还有意思的是，同行中有人想在这个叫百威的小镇买上一听啤酒回去请朋友品尝，看看和我们国内卖的美国百威有什么差别。可是竟然没有买到，因为小镇上只卖鲜轧的百威，不卖一听听，或一瓶瓶的，人家那儿要的就是喝个鲜。这也就难怪，本是正宗，却没有竞争过美国人。不知这样的事，历史会不会还原，还是这也是一种发展？

“百威”满城尽是绿色

斑斓“百威”小镇的河

捷克人在生活中，到底要什么，我们没有采访到当地人，但是从他们那满街的大树，和清澈的河水不难看出他们生活中要的自然一定比竞争多。

我们到的捷克最后一个古镇是克鲁姆洛夫，那里的景色更是让我们惊叹不已。那里也是捷克的母亲河伏尔塔瓦河的源头。古镇被宽阔蜿蜒的伏尔塔瓦河环抱着，在河谷的对岸以城堡为中心的中世纪的城市一望无边。那里的历史开始于13世纪南波希米亚豪族维特克家族在此建造城堡之时，1374年时那里只有96幢房子；公元14世纪时维特克家族消亡了，罗热姆韦尔克家族成为了当地的统治者，到了16世纪，城市一度繁荣至极点。

在路上时，导游小任告诉我们，那里的标志建筑彩色塔因为当地没有钱，所以没有维修颜色已经有些剥落。可当我们看到伏尔塔瓦河边那座建于13世纪的塔时，我从心里庆幸这里没有钱修它。要是颜色鲜艳了，那它还有那古朴历史的苍桑吗？

古镇上的古塔

伏尔塔瓦河绕城流淌

伏尔塔瓦河两岸的花草与大树

捷克小镇克鲁姆洛夫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小镇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在我们生态文化游一行人的眼里，这个古镇上的建筑是富丽堂皇的，但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时，我们认为，是因为那里的石板街、流水、桥堤构成了古镇的一切。

石板广场

古镇上的老河

小镇的桥前

拉丁文和老德文的“克鲁姆洛夫”所表示的都是这片土地，意思是“高低不平的草地”。这个现在只有14100名居民的小镇坐落于捷克南部的波希米亚地区。位于伏尔塔瓦河的上游，距捷克首都布拉格约160公里。该城在13世纪时由于其处于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上而逐渐繁盛。大部分建筑建于14世纪到17世纪之间，多为哥特式和巴洛克式风格。整个小镇被流经该处的马蹄铁形的、几百年来宽阔蜿蜒的伏尔塔瓦河始终环抱着。而小镇上一代又一代的居民也用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保留着祖先为他们留下的财富。包括自然、文化与传统。

这样的家乡，这样的古镇，在我们中国不是没有，只是现在越来越少了。这些年常去一些江南和西南的古镇。然而，二十几年前，甚至十几前去那里时的江南古镇、西南古镇的模样今天有太多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高大厂房。和江河上的高坝大库。今天的捷克人，或许没有我们中国这些古镇的人有钱，GDP有那么高的增长速度，他们过着的不是拼命挣钱的日子。但是他们有的是家乡本有的自然风貌和家乡的生活的悠闲。小镇上的古堡是文艺复兴与洛可可艺术的结晶，而它能留存至今，就不能不说是和我们同时代的捷克人对家乡的爱了。他们要的是除了经济发展以外，还有的家乡的自然。

伏尔塔瓦河边的午餐

伏尔塔瓦河静静地在小镇流淌

走在这样的古镇上，想着我们家乡的古镇，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或许，唯能做的，就是把它们拍下来，留给国人评说，让也能到这儿来的人，在享受的同时，去与人诉说。

（环讯）环保部将推低碳产品认证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0-9-25

http://www.ceh.com.cn/ceh/ztbd/jnjp/69456.shtml

　　本报讯环保部环境发展中心主任唐丁丁日前透露，环境保护部将推出中国环境标志框架下的低碳产品认证。

　　所谓低碳产品认证，是以产品为链条，吸引整个社会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通过向产品授予低碳标志，从而向社会推进一个以顾客为导向的低碳产品采购和消费模式。以公众的消费选择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发低碳产品技术，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最终达到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效果。

　　在谈到低碳产品认证对于企业的影响时，唐丁丁认为，低碳产品认证将有利于企业规避诸如碳关税等一些国际贸易新壁垒。据介绍，中国已经跟8个国家和地区签定了环境标志合作互认协议，其中包括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李静）

4、我国多数省份再生水利用率不足10%

来源：中国水网2010-09-2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931285396797_1.shtml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就开始推广再生水的使用。但由于经济鼓励措施的缺乏、中水配套设施规划和建设的滞后以及监督管理的薄弱等种种原因，污水回用在我国很多省市发展缓慢。

　　根据中国水网日前发布的《中国再生水市场分析报告（2010版）》，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有至少16个省的再生水利用率（即再生水利用量占污水处理总量的比率）低于10%，至少20个省的再生水利用率低于20%。北京的再生水利用率为全国最高，2008年为58%，2009年已升至65%。江苏是再生水利用量最高的省份，为10.7亿吨/年。在全国36个重点城市中，只有北京、南京和哈尔滨三个城市的再生水生产能力在100万吨/日以上，超过3/4的重点城市再生水生产能力不足10万吨/日。

　　相比于发达国家再生水70%的利用率水平，我国的再生水利用还处于起步阶段，再生水资源还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有待加大力度去开发利用。

5、紫金矿业锡矿溃坝 被责令立即停产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09-25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0925/20100925100732373.html

　　昨天来自广东省环保厅的消息称,连日来,省、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在信宜银岩锡矿尾矿库垮坝事件现场有序开展环境应急处置,设六个监测点每两小时监测一次。监测结果表明,钱排河和黄华江各项水质指标均未超过地表水Ⅱ类标准。目前已责令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同时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防止企业在尾矿库修复并通过验收前擅自复产,消除事故隐患。

　　省环保厅连夜抵达事故现场

　　9月21日下午3时左右,省环保厅接茂名市环保局电话报告,紫金矿业有限公司信宜银岩锡矿尾矿库发生垮坝。接报后,省环保厅立即启动环境应急预案,第一时间派出厅应急办负责人和环境监测技术人员赶赴现场,组织开展环境应急工作,配合当地政府开展救援工作。

　　据调查,发生垮坝的矿山下游为钱排河,经30公里左右汇入黄华江,再经过30公里左右到达粤桂交接断面,沿线广东省没有饮水源取水口。

　　在连夜赶到现场后,省环保厅应急处置人员立即组织茂名和信宜两级环保部门,成立现场调查组、监测组、技术组和后勤组,研究部署应对措施。

　　水质指标未超地表水Ⅱ类标准

　　据现场情况,应急处置人员制定应急监测方案,在尾矿库外排口、钱排河的矿山上游、矿山下游500米、洪冠镇(钱排河汇入黄华江前上游约2公里)以及黄华江的怀乡镇(钱排河汇入黄华江后下游约2公里)、广西交界断面,设置了6个监测点,从21日晚9时起,每两小时监测一次,监测指标为pH、铜、锌、铅、镉、砷、汞、锰、铁、铬、六价铬。至22日12时的监测结果表明,钱排河和黄华江各项水质指标均未超过地表水Ⅱ类标准。

　　紫金矿业被责令立即停产

　　环保部门根据现场情况,立即采取果断措施,责令紫金矿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产;同时加强环境监管,防止企业在尾矿库修复并通过验收前擅自复产,消除事故隐患。

　　鉴于事发点下游为广西,广东省环保厅及时将向环保部报告并向广西区环保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加强联动,协同做好应对工作。根据广西区环保厅的通报,广西环保部门从22日凌晨4时起,对粤桂交接断面及下游水质进行监测,所有监测指标达到水质功能要求,水质未见异常。

　　目前库存的尾矿已全部冲走,没有新的污染源。省环保厅表示,将继续做好环境应急处置工作,如有异常情况,将及时报告。

6、北京：保护水污染受害人

来源：法制日报2010-09-2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378887_1.shtml

草案修改稿新增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在确定污染源、污染范围及污染造成的损失等事故调查方面为当事人提供支持。此外，如果是遇到经济困难公民因水污染受到损害请求赔偿的案件，法律援助机构还应当将其纳入法律援助的事项范围。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负责人介绍，过去水污染受害者往往想不到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即便申诉，受害人往往由于受经济条件、监测技术、专业知识等因素限制处于不利地位。而草案修改稿明确支持水污染受害者诉讼维权，为今后此类案件的顺利立案和取证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制保障。

据了解，今后，北京市地方性立法将改变以往两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即表决的程序，采用“二审三通过”的方式，即法规案二审后经修改，安排在下一次常委会会议进行表决。从而进一步确保常委会组成人员能够充分发表意见，保证立法质量。而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也成为首部以“二审三通过”方式进行审议的法规。

7、辽宁环境能源交易所挂牌

来源：新华网2010年09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9/25/c_12603979.htm

新华网沈阳９月２５日电（记者孟唤）我国东北地区第一家省级环境权益类交易所－－辽宁环境能源交易所，9月25日在辽宁营口市挂牌。

辽宁环境能源交易所是在国家大力开展环境保护及提倡“低碳经济”的政策环境下，由营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营口沿海绿色环保科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环境交易所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环境权益市场平台。

据介绍，作为东北地区第一家省级环境权益类交易所，辽宁环境能源交易所通过与北京环境交易所的平台共享、会员共享、资源共享等紧密的合作，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环境权益交易平台网络，日后将主要致力于地区性碳交易、合同能源管理、排污权与节能量交易、低碳环保技术转移和投融资等方面的工作。

25日，这里还举办了第一届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低碳发展论坛。来自国家发改委、环保部、住建部及辽宁省的有关专家，围绕“低碳经济转型和辽宁沿海产业基地快速发展”主题发了言，并为辽宁环境能源交易所及以低碳理念建立的中华环保产业园区举行了揭牌。

8、青海湖2010年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完成

来源：人民网2010年09月24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09-24/105121161602.shtml

　　人民网西宁9月23日电 (记者周东平)经过10天的野外调查， 2010年度青海湖保护区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工作近日圆满完成。这项涉及多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调查，对青海湖的科研保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青海湖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自2007年起已经连续开展4年。此次自然资源调查内容分别涉及鸟类资源调查、植被样地监测、重点濒危物种监测、湿地调查、青海湖土地利用状况调查等，由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中科院青海湖联合科研基地共同完成。

在鸟类资源调查中，调查组记录到水鸟8科57种。重点濒危物种监测，主要针对普氏原羚和黑颈鹤两个物种进行了调查，记录到普氏原羚种群14个，普氏原羚个体696只；黑颈鹤分布点6个，黑颈鹤个体28只。在对14个植被样地的监测中，分别测定了各样地内的植被群落类型与构成、物种类别、植被盖度、物种频度、地面生物量和产草量等信息。还对青海湖土地利用状况如草场、耕地、退耕地、城镇用地、沙化土地、荒漠化土地的分布与面积等信息进行了测定。

9、甘肃七一冰川景区管理不善导致垃圾污染

来源：兰州晚报 2010年09月25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09-25/105921166139.shtml

　　位于祁连山腹地的甘肃“七一”冰川，由于景区管理不善，游客扔弃的垃圾随处可见，污染了冰川及周边的环境。

　　“七一”冰川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116公里处的祁连山腹地，它是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的科技工作者和前苏联冰川学专家于1958年7月1日发现、并以发现日期命名的一座高原冰川。该冰川斜挂于坡度小于45度的山坡上，冰层平均厚度78米，最厚处达120米，冰峰海拔5150米，冰舌前沿海拔4300米。

　　在人们的想象中，海拔如此之高的冰川应该是干干净净、冰清玉洁的，但是“七一”冰川并不是这样，由于缺乏有效保护，这里目前已经是“垃圾围冰”。据新华社

　　垃圾遍及冰川景区

　　9月22日，记者来到“七一”冰川。从景区停车场到冰舌前沿，有将近2公里的路程。这里海拔在4200米以上，空气稀薄。但是，最先进入记者视野的，不是冰川，而是小路两边游客随处扔弃的饮料瓶、塑料袋、废纸等，有的丢在路边，有的掉进石缝，有的扔到山沟，而山沟是冰川融化形成的潺潺溪流。

　　走近冰川，记者看到，一些塑料瓶和垃圾袋被丢弃在冰川附近，有的竟然堆成了小堆，有的则被融化的雪水带走。看到随处可见的垃圾，北京的一位游客告诉记者，没想到这里的冰川是这样的，和自己心目中的圣洁截然相反。

　　游客反映，垃圾遍及冰川景区，和景区管理不善有直接关系。去往冰川2公里的小路上，记者粗略统计一下，只有4个垃圾桶，平均500米一个，而这4个垃圾桶里都装满了垃圾，里面的饮料瓶都已经变了颜色，显然好久没有清理了，许多垃圾只能丢弃在垃圾桶边，被山谷里的寒风吹得四处飞扬。

　　“海拔如此之高，游客们每走一步都很艰难，许多游客走到冰川跟前，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把垃圾带下去了，垃圾桶太少，大部分游客只好随地乱扔了。”酒泉一位姓李的游客告诉记者。

　　景区不重管理

　　今年，“七一”冰川将门票由过去的50元上调到了101元，价格翻了一番。“景区只管赚钱，而不注重管理。”北京游客李群说，“这样下去，就把冰川给毁了，还不如不开发。”

　　就垃圾问题，记者采访了景区的售票员。一位售票员说，景区每周都要派人上去清理垃圾，她不认为景区很脏乱。但是游客们说，从饮料瓶风吹日晒已经变色的情况看，景区绝对不是每周清理的，显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清理了。垃圾箱满了，游客往哪里去扔垃圾呢？

　　“这些垃圾很难降解，如果不及时清理，势必对冰川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酒泉出租车司机张天前说，“如果对冰川的开发只顾赚钱，放弃保护，这样的旅游是对冰川的破坏。要知道，这个冰川是酒泉人的水源地。”

　　冰川的污染不能轻视

　　不仅是对冰川的破坏，记者看到，“七一”冰川的旅游还对周边的高山草甸湿地造成很大危害。前往冰川的路，有一段就是修建在湿地上的，游客们是踩着湿地行走的，而湿地也是随处可见丢弃的垃圾。

　　对冰川的污染，人们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在嘉峪关西公路收费站向收费员询问前往冰川的路时，收费员不但不说，还扔出一句“到那里去污染生态吗？”事实上正如那位收费员所说，冰川的污染不能轻视，“七一”冰川，需要的是清洁旅游。

10、新一轮气候磋商中方原则不变 适度灵活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09－24　■ 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100924/a1.htm

天津会议唱响坎昆气候峰会前奏，中方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

１０月４日—９日，中方承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第１２次会议和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第１４次会议”，即联合国今年第四次气候谈判会议将在天津举行。这也是今年年底坎昆气候峰会前各方的最后一次协商会议。

中方立场：积极推动谈判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政策和谈判处处长、高级谈判代表李高日前在北京地球村“可持续能源记者论坛”接受中国经济时报等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去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虽然在长期目标、资金、技术等问题上达成了一定的政治共识，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但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对今年的坎昆会议做任何安排，这造成了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一段时间的混乱局面，中方的态度是，将继续积极推动谈判进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海滨在此间分析称，国际气候谈判出现僵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发达国家不愿意放弃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地位建立在其排放占较大比例的基础之上。

李高介绍，对于坎昆会议，中方有务实的目标期待，要继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全面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两个工作组的谈判，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等问题上争取取得更多成果，为南非会议做好准备。他表示，坎昆会议最重要的是不能改变巴厘路线图授权。中方希望，在坎昆会议成果基础上，能在南非会议上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的谈判，将目前到２０２０年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确定下来。南非会议以后，具体落实这些行动。

李高表示，目前各方对坎昆会议的预期比较务实，因为达成有法律约束力文件的基本条件不具备，这方面最大的障碍来自美国。美国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不可能参与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但李高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坎昆会议不能取得积极进展。

对于谈判的未来进程，李高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积极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在减排指标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当继续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李高还表示，对于重要的议题，即便没有最终完成谈判，也要争取能够巩固现有共识。比如说技术转让，适应、减少毁林排放和增加造林等。

对于谈判的灵活性，李高称，中方在原则以外的问题都可以体现灵活。比如技术转让，发达国家有义务，发展中国家要建机制，具体怎么建可以商量，发达国家的意见也可以考虑，但核心是发达国家要承担义务，这样的机制要能够促进技术转让发生。

资金技术难题待解

对于坎昆会议能否落实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３００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李高表示并不乐观。他说，从现在的情况看，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给原来的ＯＤＡ贴上气候标签，纳入３００亿美元之中，而非单独拨出“气候资金”，这种做法将对谈判进程产生“伤害”。张海滨则表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地位是建立在其排放占较大比例的基础上，因此发达国家在对发展中国家的低碳技术的转让事实上非常有限。

此外，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资金、技术转让分配等会产生分歧。李高表示，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同，关注点不同，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中国的明确意见是，发展中国家应团结在一起，争取发达国家多出钱，多出技术；但在如何分配资金和技术的问题上，中国不会与发展中国家争。中国主张，在资金问题上，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权利都不能忽视，可优先考虑的是小岛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和一些遇到特殊困难的国家，但是中国获取资金的权利不能被剥夺。

世界自然基金会能源项目主任杨富强也在此间表示，希望坎昆会议能进一步解决资金问题。他说，如果发达国家拿出资金，基本上实践了哥本哈根会议做出的承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能够重新建立起信任关系，这对于推动气候谈判是有利的。

11、解振华：解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来源：《今日中国》2010年09月25日

http://news.qq.com/a/20100925/000797.htm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长期从事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等管理工作，近年来，担任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国际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0年10月4日—9日，我国天津将承办第四次公约和议定书两工作组谈判会议。

在天津会议前夕，长期从事生态环保、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管理工作，近年来担任中国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国际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现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的解振华特为《今日中国》杂志撰文，系统阐述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立场观点、深层原因、目前取得的进展、今后的政策目标以及必须做好的两大任务和五个工作重点。

天津会议是今年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坎昆会议之前最后一次谈判会议，将为推动坎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做最后阶段的准备。这是中国为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在公约和议定书主渠道下进行并取得进展、推动坎昆会议取得成果做出的重要贡献。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成为21世纪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人口众多、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中国许多地区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条件，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场

气候变化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必须在可持续发展中得以解决。国际社会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实现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各国由于发展阶段、历史责任、现实能力不同，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过程中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不受限制地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目前的人均排放水平也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同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先进的低碳技术，应当承担大幅度减排的历史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在得到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有效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当前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应坚决维护《公约》和《议定书》的主渠道地位，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的授权，统筹考虑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坎昆会议应继续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双轨谈判机制，尽快确定议定书缔约方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推动非议定书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指标，解决好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发达国家能否落实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建立国际互信是坎昆会议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同时，坎昆会议应继续坚持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和缔约方驱动的原则，锁定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共识，为最终完成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主张通过切实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必须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将在《公约》和《议定书》的基础上，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承担与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和实际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实施积极有效的国内政策、措施和行动，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积极成果发挥建设性作用，为保护全球气候、推进世界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

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没有根本性转变。中国资源匮乏，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目前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随着能源消费的不断增加，中国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性加大，资源和环境负荷加重。如果我们延续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来推进现代化，不但能源资源环境支撑不住，经济发展也将难以持续。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关系，积极探索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能效提高、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有效途径，切实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发展绿色经济，降低碳排放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潮流，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已成为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新领域，各国都在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已经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确定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也要求以尽可能少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而应对气候变化所要求采取的政策措施，与中国多年来坚持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保障能源安全、改善生态环境等政策方向一致，利用好应对气候变化的机遇，不仅可以避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对碳排放的“锁定效应”，更可以通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可持续发展。

可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顺应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长远利益高度负责出发，中国政府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十一五”期间将降低单位GDP能耗、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面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行动。2009年又确定了中国到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国将根据自己的国情，统筹考虑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保护气候环境，加快推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既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降低碳强度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应当看到，发达国家是在完成工业化、城镇化之后才开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根据IMF最新数据，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世界排名100位，而且发展很不平衡，按照联合国每人每天1美元的标准，还有上亿贫困人口，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而且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能源需求还将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受资源禀赋制约，今后一个时期仍将维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我们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颁布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采取有力措施调整经济、产业和能源结构，大力开展节约能源工作，积极开展植树造林，加强宣传教育，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截至2009年底，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15.61%，今年将力争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降低20%左右的目标，相当于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9%，2009年水电装机容量、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新增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均居世界第一，森林覆盖率已达到20.36%。这是中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今后十年，我们将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大战略、把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综合能力为目标，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增强碳汇为重点，充分发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的作用，逐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保障和技术支撑体系，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2、北京自行车出行存隐患 低碳交通卡协助减碳生活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9月25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925/n275239363.shtml

第1页:搜狐绿色编者按

第2页:“少开一天车”遵循“三自一结合”原则

第3页:城市自行车出行存安全隐患 不是我们不愿骑

第4页:用20元购一吨二氧化碳指标 看得见摸得着

第5页:不可能回到最原始的生活 但可以尽量“自然”

第6页:环保路上“由上而下有智慧 由下而上有理念”

　　【搜狐绿色编者按】

　　近年来，控制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倡导并践行低污染、低消耗、低排放、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生活方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机动车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财富增加的标志，但人们在庆贺机动车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惊呼机动车污染对人体健康、对城市发展构成的威胁。

　　　2010年9月19日，“少开一天车”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正式面向全北京市发型，限量2万张低碳交通卡。“少开一天车”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为“水晶胶”异型纪念交通卡，该卡除具备普通市政交通一卡通卡全部功能外，还附加了一吨二氧化碳信用指标，公众购买低碳交通卡的同时，通过民促会绿色出行基金认购一吨二氧化碳指标。

　　为此，搜狐绿色频道邀请此次活动负责人、相关专家及搜狐车友做客“绿色访谈间”，深度解读：“少开一天车”绿色出行低碳交通卡的意义何在？什么是“碳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是否具有“大意义”？

　主持人：搜狐绿色 荣蓉

　【嘉宾介绍】

中信证券碳市场和交易首席科学家、北京碳投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人虎

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中心社会活动部副主任、“少开一天车”活动项目负责人秦芳芳

搜狐赛欧车友会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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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专家建议控制企业入京减缓人口激增 保护地下水

来源：《新京报》2010年09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800641.html

　　● 东京、首尔确实聚集人口，但水资源状况与北京完全不同，北京就是有钱也难以随意买到水资源

　　● 约束就业增长是控制人口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制定企业准入门槛，是北京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迅速突破数年前提出的2020年人口规划目标(1800万)，即将达2000万，形成了每2年人口增长超过百万态势。有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北京不应限制人口，并拿东京、首尔做类比。侯东民教授认为，大家都忽视了北京的独特性，那就是水资源，人口增长正在严重透支北京的生存基础，对此社会迄今没有深切认识，对人口猛增的症结及其调控渠道也缺乏准确认知。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本人对这些“城市极限承载力”，乃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之类的研究，基本上持一个否定的态度。说实话，此类研究并不是完全不可以做，但就我看到的相关研究而言，由于研究者的立场、加上自身知识与视野的局限，总是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国家人口承载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用。因此，这些研究对特定区域人口极限容纳力的估计很快被现实发展所突破，一点也不奇怪。——陶然(学者)

　　如果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美国的拉斯韦加斯和以色列这两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那里无一例外是今天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每年花多少无谓的公款在“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上？又有多少决策建立在如此无稽的理论成果上？更挡住了多少公民正当的城市权利和城市梦？——童大焕(媒体人)

　　北京地下水已用到极限

　　一地区保证生态平衡水资源利用率应在40%以下，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以下属缺水，500以下属严重缺水。北京水利用率已超过90%，人均水资源已低于200立方米。

　　为保证水需求，北京长期压缩维持河系生态平衡、抵御污染必须的生态用水，严重超采水库水及地下水；同时限制上游河北相关地区用水，并不时紧急从更严重缺水的河北调水，目前正协商从频遭断流的黄河调水，北京最后的希望是国家耗资巨大的南水北调工程。

　　但近期科考队对我国西部大河水源地的调查表明，状况并不乐观，湖泊萎缩到处可见，加上今年沙尘暴重新肆虐，西南曾出现严重干旱、全球气候变暖影响难以预计，给南水北调长期效果添加了不确定因素。

　　即便南水北调按计划长期给北京稳定供水10亿立方米，北京多年平均水资源量37亿立方米(上世纪60年代年均40多亿，90年代30多亿，2000年以来仅23亿。因此很难判定多年平均与今后现实水量关系)，加上南水北调，也就47亿而已，按目前近2000万人口计算，南水北调后人均不到250立方米。

　　一般预计北京今后人口将达2500万，按人均250立方米低水平计算年需水也要62亿，与47亿供水比缺口达15亿立方米。据北京地勘局近年研究，至地下150米北京地下水储量约600亿立方米。但北京2001-2008年均缺口12.7亿，累计缺口102亿。1960年北京打井深度不到10米，今天一些平原地区100米井已经废弃，新井直达150米，几乎触及基岩。

　　试问，人口继续这样增长，地下水还能坚持多久？一些学者认为北京人口今后可达5000万，这意味着不出10年地下水可以耗竭殆尽。

　　目前，在用水问题上对首都权力的利用已经达到极致，从长远看，全国可以支持奥运，周边却没有理由一直为北京GDP或人口失控买单。在目前人口态势下，南水北调后北京继续超采地下水或向河北要水等情况无法有效缓解，缺口还可能继续增加。人口过快增长使北京人口环境关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经是北京“十二五”头等重要发展任务。

　　北京与东京、首尔不同

　　在以上形势下，北京人口容量及人口控制至今颇有争议。未来人口达到2500万似乎已成定局。有学者以东京、首尔为例，认为北京人口今后会达到5000万以上。北京合理的人口容量究竟应该多少？

　　目前东京人口1300万，相当于日本总人口10%，北京人口达到5000万，也相当于全国不到4%。目前东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近6000人，上海3000，北京“少得惊人”只1200，这样看北京人口确实还有巨大扩展空间。但这种类比完全错误。

　　一地区人口容量可以用经济、水、土地、交通等条件分别测算。但诸因素中真正决定人口容量的，是生态学上所称的最小限制因子，或称短板。对北京讲这一短板非常明显，就是有钱也难以随意买到的水资源。

　　东京、首尔确实高比重聚集了国内人口，但水资源状况与北京完全不同。汉江浩浩荡荡穿过首尔，不远处即直入黄海，首尔没有水资源问题，也基本不使用地下水。

　　东京早期发展出现过地下水超采、地面沉降。但很快加以控制，目前基本利用河流及水库水，地下水开采极少，并大量回灌地下水，地面沉降极大改善。

　　东京能够如此，北京却根本做不到。因为东京年降水1550毫米，北京只有580，日本人均水资源3300立方米，东京地表水不够，周边完全可以补给。而中国人均水资源略多于2000立方米，北京及整个黄淮流域人均水资源更多在450立方米以下，并随人口增长还在下降(因此水资源也必将制约京津冀城市带发展)。

　　那么，北京人口合理容量是多少？加上南水北调北京水资源不超过47亿立方米，按人均300立方米计算，可以相对合理承载的上限约1600万人口。如仿效东京、首尔主要利用地表水，北京地表水加上南水北调不超过20亿立方米，承载人口七八百万而已，根本无法与东京、首尔比较人口容量。

　　目前，为解决近2000万人口用水问题，首都权力使用已经接近极限，政府疲于应急而难有稳定供给方案。但人口却在以2年超百万速度膨胀。面对这种形势，遗憾的是，目前社会认识，包括政府内部认识，仍然莫衷一是。这种乱象在严重考验政府的决策能力。

　　换言之，对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的严重水危机必须高度关注，人口控制势在必行。

　　控制的关键是手段合法

　　近年一谈到人口控制，就会引起颇多争议。这种争议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是对北京人口控制合理性缺乏正确的肯定性认知，二是一些具体人口控制主张不能切中时弊、剑走偏锋，含有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因而频频引发争议。

　　可持续发展被公认是区域发展战略的最高统领。人口增长不断侵蚀城市生存基础，反映了北京经济发展及城市可持续管理某些重要方面，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矫正这种失灵，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任何政府讲都是义不容辞的，何况今天已经十分紧迫。面对水资源危机，北京被迫实施人口控制，法理上是完全正当的。

　　但同时必须清楚，人口过快增长是某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只是后果，不是原因。故矫正此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表面上是指向人口管理，实际上主要措施必须指向经济管理的改善，主要手段必然是经济手段、市场手段。

　　直接指向外来人口或外来人口管理，甚至提出限制文化程度较低公民进京等等，在陷入争议的同时也必然无法真正起到抑制人口增长的作用。多年来北京一直大力在抓外来人口管理，外来人口增长却越来越快，就在说明这样的道理。

　　所以，北京人口控制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控制，而在于应认识导致人口激增的根本原因，并采取正确的管理措施。

　　尽管中外任何城市规划如涉及人口目标，都是预测性兼指导性而非指令计划性的，即便措施得当，人口发展与规划指标之间存在差距也永远是正常的。但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毕竟是不正常的，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首都定位管理与发展城市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

　　为企业准入制定门槛

　　近年北京一直大力抓人口管理，人口却激增，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失控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无力矫正经济管理所带来的问题。

　　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北京产业单位440万，比2004年第一次普查293万增长48%，净增147万，企业猛增带动的就业及常住人口增长岂能不快？

　　4年企业增长近50%，多大比例切合北京城市定位？企业准入是落实城市定位的根本保障。但目前北京基本照单全收，首都定位与企业准入严重脱钩。

　　企业准入无序使北京经济总量较快扩张的同时，企业整体质量(劳动生产率)及其提高速度多年来持续相对落后，这是上述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导致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

　　2003-2007年北京三产产值增加96%，就业增加58%，同期上海三产产值增88%，就业仅增21%。这一期间北京三产就业猛增277万，几乎完全等于常住人口增量。在给定经济增速下，我们曾预测2004-2020年北京以以往北京或苏州、上海不同劳动生产率增速发展，仅就业需求差额可达300万以上。

　　为什么企业准入无序是经济管理失灵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北京人口迅速增长的首位原因？其实也很简单，首都独特的区位优势对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各种企业趋之若鹜，只有首都定位而无实施细则，工商登记照单全收，企业增速降不下来，以往以及今后的人口控制都只能奢谈。企业增量迅猛，又想控制住人口，怎么可能？

　　因此，约束就业增长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首都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首都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也是在水资源危机下北京不能不采取的措施。

　　以可能牺牲一点GDP增速为代价，有力地约束企业准入，加上旧有企业升级及配合其他正确的管理措施，戳破北京人口增长泡沫并非难事。当然，企业准入如何“约束数量，提高质量”，还需要拿出管理者的智慧。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

14、专家谈城市灰霾现象 长期处于此环境可诱发肺癌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9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800748.html

　　是雾还是霾

　　9月7日，天空中带着些许阴沉，家住北京大望路的李先生边走边抱怨说：”我有鼻炎，今天一出门就觉得鼻子不舒服。这个雾气绝对不干净，你看看头顶上，像个灰色锅盖。”其实，让李先生身体不适、情绪不佳的不是雾，而是霾。

　　根据中国气象局的定义，霾是指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10.0km的空气普遍混浊现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微带蓝色。我国部分地区也将受到人类活动显著影响的霾称为灰霾，香港天文台和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称霾为烟霞。

　　“如果出门觉得湿漉漉的，望过去颜色发白就是雾。但是如果没有湿润的感觉，颜色带点灰黄的就是霾。”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庚辰形象地说，从内核来看，雾是由水滴构成的，接着地面则为雾，悬浮起来就叫云。而形成霾的主要是干气溶胶粒子，它的成分十分复杂，包括数百种大气颗粒物。其中有害人类健康的主要是直径小于10微米的气溶胶粒子，如矿物颗粒物、海盐、硫酸盐、硝酸盐、有机气溶胶粒子等。

　　从今年6月1日起，中国气象局发布的《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正式实施，使对“灰霾”的判别、监测和预报有了正式统一的标准。

　　中国气象局的王强教授解释说：“目前国家行业标准对霾的判识条件有三个：能见度、空气湿度和大气成分，分别都有一定限值。比如，能见度为小于10.0km，排除降水、沙尘暴、扬沙、浮尘、烟幕、吹雪、雪暴等天气现象造成的视程障碍，湿度小于80％，可判识为霾。但霾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界限能分清的，如果湿度大于80%，还需要综合分析，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灰霾为何如影随形

　　“当今的霾已经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现象，人为排放的大量气溶胶成为重要影响因素。”

　　王强说，造成霾的人为因素，主要是工业排放、建筑灰尘、扬尘、生活排放等。他强调，工业排放、汽车尾气、挥发性有机物等通过发生（光）化学反应形成的小粒子，已成为灰霾的主要成分。

　　“细粒子污染物被我们称为二次污染物。”王强说，它不是直接排放到空气中的，而是主要来自工业和汽车尾气排放的4种污染物：颗粒物、碳氢、一氧化碳和氮氧化物等，它们经过一系列光化学反应形成二次气溶胶细粒子。这种细粒子的直径小于2.5微米，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对人体伤害更大。

　　不仅是闹市区，一些车流量大的高速公路也会形成高浓度的霾。“比如说，京石高速公路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染源。当大气处于稳定的逆温状态时，京石以及京津唐、京沈高速公路入口经常会被灰霾笼罩，交通枢纽成了重污染区。”王强告诉我们。

　　现在灰霾在城市中愈演愈烈，还与静风现象越来越多有关。如今城市里大楼越建越高、房子越盖越密，使风流经城区时明显减弱，低层大气压中静风现象增多。这样就不利于大气污染物向城区外围扩展稀释，容易在城区内积累高浓度污染。

　　此外，逆温现象也会加重灰霾。王强说，在正常气象条件下，污染物从气温高的低空向气温低的高空扩散，逐渐循环排放到大气中去。但像北京这样三面环山的城市，容易产生逆温现象，即低空的气温反而更低，导致污染物的滞留，不能及时排放出去，致使灰霾像锅盖一样笼罩在城市上空，不易散去。“过去的污染物主要是沙尘，可能就沉淀下去了。但现在都是细粒子，会长时间悬浮在半空中，而且会越积累越浓。”

　　灰霾危害不可小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珠三角城市笼罩在灰霾下。去年珠三角平均3天中至少有一天是灰霾天气。地处长三角的杭州2009年灰霾天数为160天，南京为211天，情况更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特大城市灰霾严重，南昌、宁波、合肥、长沙、桂林、厦门等越来越多的二线城市也加入到了“灰名单”中。

　　9月5日，是武汉大学新生入学报到的日子，车辆排成长龙拥堵在校园内，阴沉闷热的天气笼罩着行色匆匆的学生和家长。在校门口迎了一整天新生的小周，此时此刻已经完全蔫了下来。“吃了一天的灰，郁闷死了。”她恹恹地说。“灰霾天气下，人们容易出现压抑、焦虑、悲观等情绪，需要及时调控。”王庚辰对此表示理解。

　　“灰霾加大了城市遭受光化学烟雾污染的可能性。这些含大量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的气体在阳光和紫外线作用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光化学烟雾，对人体刺激性极大。”王庚辰说，“现在的细粒子已经不是老百姓以前认为的灰尘粒子，而是对人体有毒、可以进入到人体内部的复杂污染物。”

　　这些细粒子污染物能直接进入并黏附在人体上、下呼吸道和肺叶，分别沉积于上、下呼吸道和肺泡中，引起鼻炎、支气管炎等病症，长期处于这种环境还会诱发肺癌。

　　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主任支修益教授表示，近10年来，北京市肺癌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居众癌之首，北京居民肺癌发病率超过万分之五，已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杀手”，这不能说与灰霾污染无关。

　　如何应对灰霾

　　随着灰霾越来越严重地污染着中国城市的形象，危害着城市人口的健康，社会各界要求治理灰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要减缓灰霾现象，最根本的是要减少排放，特别是减少机动车的排放，以减少大气中颗粒物的形成。”王庚辰说。

　　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刘志全最近表示，目前全国约1/5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1/3以上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他指出，国内一些区域出现灰霾现象，能见度明显下降，研究表明这与机动车排放的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存在明显的关系。

　　为加强机动车的排放控制，刘志全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排放水平，严格实施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同时要加快车用燃油清洁化进程，并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北京市从今年6月起已实行新的排放细则，并准备将2008年实施的国四标准提高为更加严格的国五标准。

　　其次，城市灰霾的治理，不能靠一个城市的孤立行动，必须实行区域化的联防联控。由于我国正经历城镇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越来越大，卫星城越来越多，并形成城市群。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污染源，污染物在城市间自由流动、跨界输送，形成区域性的灰霾，而各个区域的灰霾还呈现出渐渐融合的趋势。

　　王强说：“以前香港的空气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广州、深圳、珠海城市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现在香港也受到了影响。”为此，目前广东专门成立了珠三角空气保障领导小组，启动了珠三角九个城市的联合治霾行动，采取了包括加强机动车的控制、加油站的油气回收以及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管等措施。

　　此外，王强认为，动态的调控方法也是一种较为理想和有效的灰霾应对措施。比如说，如果大气扩散空间较大、污染物浓度较低的话，政府可以允许工厂按标准排放，因为影响大气质量的是污染物浓度而不是排放总量。但如果某一时段大气扩散能力差、污染物浓度高，则一定要严格减排。前提是反应机制一定要快，预报后马上执行，才能取得实在的效果。

　　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气象预报明天扩散空间小、污染物浓度高，你就别开车，坐公交。假若每个城市市民都有这个责任感，也能大大减轻环境的压力。

“城市在灾害面前越来越脆弱，必须形成应对机制。”王强疾呼，“气象条件问题具有短时性、突发性、局地性的特征，必须马上反应，高效处理，否则错过时机也就没用了。”

15、环境责任保险国家层面立法有望启动

来源：法制日报2010-09-25 郄建荣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9/671285379434_1.shtml

　　作为新环境经济政策,到现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已经推了近3年,有关加强立法的呼声一直未断。

　　“目前,立法已经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近日透露,有关环境责任保险立法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都在积极往前推。但是,他也坦陈,对于是否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前七月突发环境事件119起

　　之所以要力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潘岳认为,它与我国目前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污染事故高发不无关系。潘岳透露了这样一组数据,2010年1月至7月,环境保护部受理的突发环境事件达119起,涉及化学品污染的环境事件83起,占70%。

　　“这些事故不仅直接污染环境,而且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进而危及社会稳定。”潘岳认为,运用市场手段,比如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来加强环境污染的风险防范和事故处置,成为当前环保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自2007年底开始在全国一些省进行试点。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有近700家企业或者船舶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包括船舶污染责任保险),2009年增加到近1700家企业或船舶；试点地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费收入从2008年的1253.14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4383.16万元,增幅为249.7%,总承保金额从2008年的20.2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58.71亿元,增幅为189.94%。

　　“除了江苏省无锡市、苏州市以外,截至今年6月底,湖南省全省共有150余家企业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险；投保企业中已有16家先后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后获得保险公司的服务和赔偿,污染事故均没有引发群体性事件。”潘岳说,此外,广东省环保厅发布《关于环境保护工作促进全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意见》明确提出,在珠江三角洲城市圈先行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建立环境损害赔偿政策机制。重庆市6家企业与保险机构签订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单或者投保意向协议。云南昆明滇池周边已有45家重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国家与地方层面立法均有启动

　　潘岳介绍了有关环境责任保险立法的最新进展。据他介绍,在国家层面,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成为国务院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中的重要政策；在国务院2010年一类立法计划项目《太湖管理条例》研究论证中,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立法条款,纳入了该条例草案。同时,环境保护部正在积极协调,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写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在地方层面,《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规定,鼓励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企业、运输危险品的船舶投保有关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河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鼓励单位和个人通过保险形式抵御水环境污染风险。沈阳市有关危险废物管理的条例、河北省关于污染减排的条例,也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做了相关规定。

　　在启动立法的基础上,潘岳说,配套技术规范也在逐步完善。“今年1月,环境保护部联合中国保监会印发了《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氯碱企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他告诉记者,环境风险评估规范制定工作进展显著。同时,环境保护部还在推进硫酸、合成氨、造纸等行业的企业环境风险评估技术规范的制定。

　　潘岳介绍,环境保护部还积极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目前,已经组织研究提出了对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予以营业税优惠的政策建议。

　　“虽然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是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种种问题。”潘岳说,这些问题既有认识问题,也有立法问题。“对于是否采取强制保险的形式,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论。”潘岳表示,对此,环境保护部将继续深入研究,特别是总结试点经验,认真分析可能存在的问题,做好立法论证工作。针对目前一些地方正在进行的强制、半强制试点,潘岳说:“我们支持这些尝试。”

　　潘岳告诉记者,有关配套政策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问题主要表现为,对投保企业的鼓励措施还比较不足。“前段时间,湖南省株洲市对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按照其投保额度的50%在当年应缴排污费中冲抵。”潘岳希望,地方上能更多地探索这样的一些政策,国家层面也必须加快推进相关的研究和探索。

16、部委之间利益博弈 环境税划分重新陷入拉锯争斗

来源：《中国经营报》2010年09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801592.html

　　但凡利益纠葛巨大的政策，总是难产，被地方税务部门视作一块肥肉的环境税，这一次又应验了这个道理。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目前财政主管部门已经基本确定，在进行试点的甘肃、湖南、湖北、江西四省，环境税收入将划归地税。这意味着，这个牵动汽车、能源、水处理等方面的利益重新划分的税种，将为地方财政带来的增量收入，或达千亿元之多。

　　但正是由于这样巨大的利益，让环境税重新陷入了一场拉锯的争斗当中，这其中既有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纠结博弈，也有中央部委之间利益的重新划分。这一切，或许将导致这个被寄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税种，继续难产下去。

　　试点“利益化”

　　“一块肥肉马上就要到嘴里了，无论地税局、财政局，还是环境保护局，显然都要有所表现。”一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称，甘肃等4省计划推动环境税地方试点消息年初传出以来，地方政府要求相关部门齐心协力共同攻坚环境税试点的会议就一直在开。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财税专家罗宏斌观察到的湖南情况，间接证实了以上说法。“试点肯定是必然的，我们获知湖南目前具体的实施方案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据说只需领导签字同意就行了。”罗宏斌称湖南省围绕环境税的准备工作已有时日，但具体方案不便公开。

　　作为地方政府牵头申请环境税试点的主体，湖南省税务局对记者表示，具体方案还在酝酿中。湖南省环保厅宣传处黄处长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项不是环保厅在做，而是地税部门在牵头。环保厅没有参与，只是协助。

　　据罗宏斌了解，湖南省税务局或已在8月底之前就拿出了具体试点实施方案。

　　“由于试点方案的大框架此前已经由国税总局拿出，因此各地方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样画葫芦，各自因地制宜即可。”甘肃省政府办公厅有关消息人士称，推行环境税的另一重意义在于，甘肃与其他3省之间，各自都想优先拿出自己设计的方案。反映的是大家都想赌一把政绩，谁的方案最牛，最符合国情，就最有可能得到全国范围的推广。

　　财政部税科所副所长贾康及罗宏斌两人均表示，环境税试点仅限上述4省之间推行基本已经划定，但他们还表示，上述4省并不一定全部推动环境税试点，未来一旦进入实施状态，还可能缩减，但是出局省份可能仅限一个。

　　同时，另外一种可能是，在以上4省之间分别征收不同的税种试点，如甘肃征收排污环境税等。但以上说法无法获得证实。

　　千亿利益如何分配

　　环境税亮相之前，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是如何来确定税基，即污染排放量。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此前表示税基是个大问题。他认为税基的确定工作如果不能落实到位，环境税出台就不能急于求成。

　　一直在参与环境税方案设计的王金南对记者表示，他已经向环保部、国税总局和财政部多次建议我国应该从四个角度推动环境税工作：第一部分是污染排放，环境税税基应该建立在污染排放量的基础上；第二部分是污染产品，对一些有潜在污染的产品，或者一次性消费的资源产品进行征税；第三部分是生态保护税，对一些自然资源产品，如矿产资源开发带来资源破坏，应该征税以作生态补偿；第四部分是碳税。

　　王金南认为碳税可以先看看其他国家会采用的征收方式，我们到2013年、2014年再征也不迟。罗宏斌对此也颇为认同，他认为环境税征收难点，在于计税依据如何确立。凭什么征税，征多少，多大单量，这些标准问题非常难以确定。

　　事实上，比谁来主导环境税税基这一污染排放量标准更难确定的，是环境税最终由谁来收，怎么个收法。

　　罗宏斌认为环境税肯定是地税，从试点省份来看，也是对地方税源的配置。但从长远看，未来所有涉及到环境保护的税目和收费项目可能都会装入这个系统中，这意味未来不仅仅是涉及地方利益的收费项目会囊括其中，也有触及一些原本属于国税的税目。

　　“这势必涉及利益再分配问题。”罗宏斌透露，目前中央财源在增加，地方财源在减少，而环境税的设立能促进地方税收的发展。另一方面，从限制地方环境污染角度出发，设立环境税可以在税务上引导企业民众的消费行为。他认为财政部财政压力很大，因此开征环境税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进行可持续性的财源建设。因为未来财政支出有相当大的一块将是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这样也可缓解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

　　然而，一旦涉及费改税，就意味着原来收费的利益部门的权利将被转移到税务部门。甘肃省政府办公厅相关人士称，费改税的第一步还不是由谁来收费的问题，而是以前从事收费工作的人员如何安置，他们是划转到税务部门继续从事相关工作，还是留置到以前的单位？

　　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副主任张斌认为相关利益的协调工作肯定是重中之重。“这个需要一开始就搞好制度设计”，据张斌了解，官方现在仍在就环境税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推行进行讨论，也在讨论环境税未来如何对涉及环境问题的税种和收费项目进行整合。

上述不愿具名的财税专家认为，在设计上千亿元的蛋糕如何重新分割面前，不能指望4个计划中的环境税试点省份都能最终展开试点。“我们现在只需要有一个试点省份能够率先站出来吃螃蟹，有人做了，打开这个突破口，最后的事情或许会简单一些，利益再分配方面的难题，将会逐步得到解决。”他说。

17、中国人食品遭“重金属”毒害污染

来源：南方报业网2010年09月25日左志英

http://news.qq.com/a/20100925/000749.htm

被镉污染的扁豆。南都记者方谦华摄

天津南排污河常年漆黑。南都记者左志英摄

　　坐到餐台前，面对满桌饭菜，首先关心的不是它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含量，而是忧心其中铅、汞、铬、砷、镉是否超标，这绝非少数人的矫情。

　　它们从人类制造的污水中流进土壤，进入农作物，最后潜伏于人体内，酝酿着重金属危机的一次次爆发。在现代化轨道上狂奔多年，蓦然回首方觉，人们不时跌落到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搭建的人类需求金字塔的第二层———安全需求。

　　“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天津市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一个小组正致力于污灌土壤蔬菜中镉的减量技术研究。简单而言，就是选择镉吸收能力相对较弱的叶类蔬菜，并结合生产中的土壤修复技术，最大限度地降低蔬菜的镉吸收量。

　　之所以选择叶类蔬菜，是因学界公认，在所有农作物中，其最易受重金属污染，而镉，是导致天津土壤污染中最为重要的重金属之一。

　　蔬菜中的重金属，20多年来的监测，显示出一条令人忧心的轨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天津资环所现任副所长王正祥就曾参与过天津市园田土壤和蔬菜中8种重金属，即汞、铜、锌、铅、铬、镍、砷、锡的含量状况调研。调查结果表明，施用城市垃圾肥的土壤，有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背景值，其中汞达到背景值的30多倍；而污灌区土壤，8种重金属含量全部高于背景值，其中镉超出10倍，汞超出125倍。

　　土壤中本来含有一定的重金属，未受外界污染的土壤的重金属含量称为土壤背景值。

　　王正祥等人的调查还显示，蔬菜中重金属方面，污灌区蔬菜中5种重金属含量高于远离城市污染源土壤，其中镉和汞超标2倍多。整体上看，蔬菜中重金属含量尚未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但这种积累的趋势值得警惕。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天津市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监测站的研究人员再次锁定污灌区蔬菜。他们从天津的东丽区、西青区和武清县这三个重金属污染相对严重的污灌片区采集大白菜、韭菜、芹菜、黄瓜样品进行重金属检测。结果发现大白菜中，43%的汞超标，23%的镉超标。而部分样品的铅属于轻度污染。说明污灌区蔬菜中重金属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健康。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近年持续关注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2006年，他指导研究生李宗梅，从东丽、西青等7个区县的污灌片区采集土壤和小麦样本并检测分析重金属的分布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土壤中镉和锌含量超标；小麦穗实样本中，66 .7%的镉含量超标，最大超标1 .33倍。锌，也有一个样点超过食品卫生限量标准。

　　这些数据，并不会随着时光流转快速过期。因为重金属随污水进入土壤———主要是40厘米以上土层后，不易转移，也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就如墨汁滴入清水中，浑然一体，难以剔除。现有的治理方法，如利用超富集植物吸收并将重金属转移出土壤，或利用土壤修复剂稳定重金属，或利用表面活性剂清洗土壤等技术手段，大多处于试验阶段，加之治理费用昂贵等因素，真正用于工程的成熟方法很少。

　　因而重金属对土壤，可谓“污染一次，遗害万年”。

　　污灌区高歌猛进

　　污灌导致的土壤污染问题，是天津农业的一大顽疾。2003年的数据显示，天津污灌面积为9万公顷，占全市灌溉面积的22%.

　　天津的污灌区主要有三个，南排污河灌区、北排污河灌区和北京排污河灌区，南排污河从城西流到城南，以生活污水为主，兼有工业污水。北排污河从城东城北流过，主要接纳冶炼、化工等工业污水。而北京排污河主要接纳的是北京的工业污水，途经天津北部的武清县、宝坻县、北辰区等。三大排污河的终点是同一个，渤海湾。

　　大量使用污水灌溉，天津乃情势所迫。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流纵横，但严重缺水，每亩水资源拥有量仅为260立方米，只有全国亩均拥水量的15%.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祖伟说，这主要是因为海河上游水库众多，水到天津段，所剩无几。

　　公开资料显示，天津农业年均耗水约12亿立方米，占全市可供水资源量的半数，因为灌溉方式粗放，水利用效率不高，农业用水实际需要24亿-28亿立方米，而每年能够提供给农业的水量仅为15亿立方米。

　　与农业的水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与日俱增。

　　天津是老工业城市，从洋务运动的军用工业起步，如武器与船舶制造，冶炼、化工、铁路、电信等，后逐步向民用工业倾斜，如棉纺、染织、面粉、制油、造胰、烟草、造纸等，催生了一串中国第一：第一台电视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辆汽车等。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滨海新区开足马力后，天津工业迎来又一个春天。作为伴生品，工业废水不断增加，2003年的排放量是2亿多吨，成为企业与社会的沉重负担。

　　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富含氮、磷等营养物，且一定含量的重金属有利于农作物生长，自然成为补给农业用水的不二选择。

　　天津的困局是全国特别是华北地区的缩影。中央从1956年便倡导污水灌溉，1957年将其列入国家科研计划，1959年确立“变有害为无害、充分利用”的原则。之后，全国陆续形成五大污灌区：天津污灌区、北京污灌区、辽宁沈抚污灌区、山西污灌区、新疆石河子污灌区。

　　有现实需求和政策鼓励，全国污灌面积节节攀升：1964年4.2万公顷，1976年18万公顷，1980年133万公顷，1991年306万公顷，1998年362万公顷，占全国灌溉总面积的7.3%，其中85%在缺水的北方，集中于大中城市和工矿区附近。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这两类地方的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都比较严重。

　　从“补品”到“毒品”

　　天津南排污河旁于台村58岁菜农冯玉江记得，他还是孩子时，全村人就用南排污河的水浇地，有人还会从河里挖污泥铺到田里当肥料用。那时河水大多来自厨房、厕所、洗衣盆，富含氮、磷等，且有铬、铜等一些植物生长所需元素，是庄稼不错的“补品”。

　　大量文献资料显示，起初，污水所过之处，庄稼长势喜人，污灌被视作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给工业和生活污水找到出路，又使农业增收，它对生态环境的杀伤力则被忽视。辽宁沈抚灌区曾作为污灌典型向全国推广，沈抚灌渠被当地人称作“大米河”。

　　大好形势没能一直延续。冯玉江记得，南排污河逐渐变得黝黑、恶臭，有时又像水墨画，出现大片大片的红、黄、蓝等色，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有种难以言表的怪味。在他印象里，转折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沿河陆续冒出很多工厂，当时于台村即有十数家，有生产自行车的，有做电镀的。而电镀厂，恰恰是排放镉等重金属的大户。于是，于台村一带随之成为研究天津污灌区土壤和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理想地点之一。

　　1974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发现，使用工业废水多年的沈阳张士污灌区的大米遭到镉污染，糙米镉含量最高达2.6m g/kg，后来严重到完全不能食用、只能用来制作浆糊，张士污灌区只好改做开发区。

　　农产品重金属污染已是全国性问题。1997年，农业部环境保护所对24个省市的320个污染区的农产品进行调查，发现小麦、玉米重金属超标率高，分别为15 .5%和14%，以汞、铬、镉、砷等为主，在污灌区尤显突出，如张士污灌区小麦重金属超标率为27%.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案称，农产品出口因重金属超标而被退货的事屡有发生，损失达数十亿美元。

　　改善污灌并不容易。2008年，天津市对南排污河进行全线治理，包括淤泥清理、河段固堤、堤岸绿化等，北京奥运会那段时间，水质骤然变好，但很快又大步倒退。当地媒体报道称，那是因为沿线企业入河污水口设置混乱，加之部分工业园区未按要求建成集中污水处理设施，或处理能力不足、排水管网建设滞后等原因，向河内偷排生产废水的事情屡屡发生。

　　“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于台村村民张希福说，附近一家大型化工厂大概一周偷排一次水，有时是蓝水，有时是红水。

　　重金属污染对农作物的改变不只是品质，还有数量。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抑制农作物根系的生长和对营养的吸收。一组经常被学界引用的数据是，全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粮食每年因此减产1000万吨，受污染1200万吨，两项合计每年至少损失200亿元。

　　于台村西边的小南河村，与一家化工厂为邻多年。村民们说，化工厂把废水直排河道，用这种水浇地，玉米经常成片成片死掉。

　　无独有偶，2009年，因为炼铅企业违法排污，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广发乡金鸡岭村的庄稼几乎绝收。干瘪瘦小如麦穗的玉米，橘子一般大的黑黑的柚子，被摄影师卢广收入镜头，画面令人过目难忘。

　　缺乏约束的污水

　　污灌本不该成祸首。美国、前苏联等的污灌比中国起步更早，以色列后来居上，1/3的农业用水是污水，但这些水都经过严格处理，重金属含量大大降低，达到了安全使用的标准。

　　污灌水质问题很早已引起中国关注。1961年曾出台《污水灌溉农田卫生管理试行办法》，但从中国污水处理率看，这个办法没能真正发挥作用。1974年全国污灌会议上，沈阳的专家郑重提出：污水灌溉必须有条件，农田不是垃圾堆，不能不加限制地污灌。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仍不加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海，直到1998年，全国污水处理率不足30%，2007年，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为63%，乡镇企业的污水处理率要低许多。

　　1985年，农业部首次发布《农田灌溉水质标准》，1992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对农田灌溉水质要求、监测和分析方法做出具体规定。现行版本中，汞、镉、砷、铬、铅的含量都有要求。

　　污灌涉及环保、水利和农业等多个部门，但在哪个部门都属于边缘问题，哪个部门来监管农田灌溉水质，如果使用不合标准的污水浇地会受到何种处罚，并无相应的法规进行约束，更谈不上长远的发展规划。由此，《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的实际效用不难推想。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污灌缺乏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技术支持，不同作物、不同土壤适应何种水质的污水，还停留在泛泛而谈的阶段。

　　研究表明，不同植物种类、品种及同一植物植株的不同器官组织对重金属的吸收及蓄积能力差异巨大，比如砷污染土壤中生长的水稻，根部砷含量很高，米粒砷含量则相对较低。土壤的性质也会直接影响到重金属的生物活性和毒性。一般来说，酸性越强的土壤，重金属活性越强，越易被农作物吸收。

　　因而，污灌区的利用，一方面要合理选择灌溉对象，食用根、茎、叶的农作物和中药材、绿色食品不宜污灌，高粱、玉米等高秆植物，棉花、林木等非食用植物可适量污灌；另外要合理选择灌溉时间，优先顺序为播种前、非苗期，苗期，小麦、水稻等灌浆时应杜绝污灌；有条件的地方，应实行清污混灌或轮灌；喀斯特地区和沙地不宜污灌；医药、生物制品、石油炼制等行业所排污水不宜灌溉。

　　但在维普、万方数据库输入“污水灌溉技术”这个关键词，只跳出40多篇论文，真正结合实际研究污水灌溉技术的只有寥寥数篇。农民们则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出一些简单的办法。冯玉江说，如果水质看着太差，就把水抽上来沉淀一段时间再浇地。

　　近年城镇化高歌猛进，高楼大厦和柏油马路像摊煎饼一样吞没大片耕地，近在咫尺的传统污灌区首当其冲。冯玉江所在的于台村，原先人均1.5亩地，现在只剩人均二分多地，可能很快也会被征走。

　　天津污灌区如今实际面积几何，天津农委、天津水务局、天津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都不愿向南都记者透露，至于污灌区农作物重金属污染的最新数据，更无法从官方获取。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说，农作物重金属污染问题关系到食品安全，比较敏感，了解实情并愿意透露的人很少。

　　“呼吁20年，仍是老样子”

　　重金属一旦进入农作物，深深嵌入细胞之内。王祖伟说，无论是浸泡、冲洗、蒸煮、煎炒，都无法将其减少或剔除。

　　而它们通过食物潜入人体后，如在土壤中一样，不易排出或者分解。国际公认，毒性最大的重金属有5种，铅、汞、铬、砷、镉。

　　铅，直接伤害脑细胞，特别是胎儿的神经系统，可造成先天智力低下，另外容易致癌、致突变；汞，食入后直接沉入肝脏，对大脑、神经、视力破坏极大；铬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能增加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铬中毒一般由六价铬引起，过量摄入六价铬，肾和肝会受损，胃肠受刺激、溃疡、痉挛甚至死亡，长期大量接触六价铬，接触部位易现溃疡等不良反应；砷，急性中毒会导致人在数天甚至数小时内死亡，慢性中毒则易诱发肺癌、皮肤癌、膀胱癌等；镉，在人体内形成镉硫蛋白，有选择地富积于肾和肝中，易引发肾病，且易阻碍骨骼代谢，造成骨质疏松、萎缩、变形等症状，如日本的痛痛病。

　　透过血清和头发，即可窥探到体内重金属是否超标。而这种隐蔽的污染是长期的，一旦爆发，触目惊心。1980年沈阳市调查发现，沈抚污灌区居民普遍存在白血球增多、肝肿大、慢性胃炎、贫血、高血压等疾病，其中以肝肿大尤为突出，检出率达10.6%，是清灌对照区的26倍。

　　需要说明的是，损害沈抚污灌区居民健康的不只是重金属，辽宁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学者分析认为，污水灌溉带入农田的污染物大于农田自净能力时，其中的硫化氢等有害气体、病菌、寄生虫卵等会对该地区环境卫生造成污染，危害人体。

　　作为人类健康一大杀手，重金属危机爆发频繁。远如日本的痛痛病和水俣病，近如陕西省渭南市华县龙岭村长时间食用砷、铅严重超标的核桃等，成为癌症村；因为农作物砷、铅超标，去年以来，陕西凤翔、四川内江、湖南郴州等地数千人血铅超标、镉超标。

　　治疗重金属中毒，常常使用螯合疗法。即注射某种螯合剂，与体内重金属相结合，然后随着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需要时长达1-2年。而重金属对各种器官造成的慢性毒害，以及由此在人们精神中留下的阴影，远非几年能够消除。

　　重金属染指的不只是农作物，还有水产品、猪肉等。

　　资料显示，2005年，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对省内四大湖泊水产养殖区及近海水域水产品质量进行调查，约四成样品镉、铅、汞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其中27%受到中度乃至重度污染。2009年，辽宁甚至专门试行“出口活贝类被国内检测机构检出贝类毒素和重金属超标调查处理工作程序”。

　　而猪肉中的重金属，则大多是人为故意，在广东高级畜牧师梁皓仪看来，这个问题比瘦肉精更严重。

　　梁皓仪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量高铜、高锌、高铁等被加入猪饲料，比如高铜，超标10多倍是常事。因为有外国公司和研究者大肆宣扬，增添这些重金属，可防止小猪腹泻及促进生长，使猪肤色红润。“这些说法很不科学，对于细菌性拉稀，加重金属有点作用，但很多拉稀是病毒性的，这没有任何效果。”

　　猪饲料中添加重金属的做法是舶来品。比如高铜，早在40年代即被英国用于猪饲料中，但后来研究表明，其在饲料中的含量超过一定额度后，会影响猪肉品质和安全。许多国家遂禁止或限量使用，中国采用的是后者。

　　虽然过量添加重金属的危害已是老生常谈，但并不影响中国猪饲料企业的热情。梁皓仪用“愚昧”二字作评，“毛细血管充血，全身变得红润，脱毛，粪便发黑，这些都是典型的重金属中毒症状，但却被当做身体健壮的表现。”

而且，很多用电镀废弃物生产的硫酸铜被加入猪饲料，“这种硫酸铜的安全性无人监测，但毫无疑问，里面有很多有害物质。”梁皓仪说，“重金属问题，我呼吁了20来年，但还是老样子。”　　南都记者左志英发自天津

18、六大机制支撑 生态补偿不再是“画饼”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9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cj/2010/09-25/2552408.shtml

　　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江苏省苏州市有些生态保护敏感地带由于不能进行工业开发，经济实力的扩张受到明显制约。为让生态保护者“不吃亏”，苏州市日前发布了《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在江苏省率先启动了生态补偿机制。

　　在“意见”中，“谁来补、补给谁、补什么、怎么补和补多少”这一关键的“五补”政策得到了明确。按照规定，生态环境保护者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来获取相应的经济补偿。其中，对基本农田保护区域的农田每年每亩补偿400元；对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庄，每年补偿100万元；对太湖、阳澄湖以及下属各市、区确定的重点湖泊水面所在的村，每年给予50万元的生态补偿费用。

　　明确生态补偿“价码”

　　苏州市“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规范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使生态环境的保护者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获取相应的经济补偿；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受益者，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责任；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污染者，承担相应的环境治理责任。

　　为把生态补偿落到实处，苏州市根据生态保护相关要素和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等，核定出了每年进行生态补偿的“价码”:

　　——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建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根据耕地面积，每年按不低于400元/亩的标准予以生态补偿。同时，对水稻主产区连片1000～1万亩的水稻田，按200元/亩予以生态补偿；连片1万亩以上的水稻田，按400元/亩予以生态补偿；

　　——加强水源地保护，对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内的村庄，按每个村100万元予以生态补偿；

　　——加强重要生态湿地的保护，对太湖、阳澄湖以及各市、区确定的其他重点湖泊水面所在的村，按每个村50万元予以生态补偿；

　　——加强生态公益林保护，对列为县级以上生态公益林的，按100元/亩予以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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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城市地下空间管理立法缺失 地陷灾害频出现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09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805827.html

　　《瞭望》文章：中国式“地陷”恐慌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存在多头管理和立法空白，地下工程开发与施工各自为政，区域性地质灾害公益普查迟迟不能起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戴劲松苏晓洲晏国政

　　今年入夏几场暴雨过后，长沙市银盆南路一些居民发现：银盆南路和潇湘路交叉处的人行道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直径40厘米左右的小坑。后来，路面塌陷面积越来越大，很快成了一个直径3米、深2米的大坑，开始危及到机动车道，大坑周边的路面也逐渐出现裂痕。虽然市政部门在周围建起了围挡，但路上出现塌陷，让周边居民甚感不安。

　　距离银盆南路不远的金星大道，2007年，一处建筑工地发生过一起“地陷吞人”事件。彼时，建筑工棚内，地面突然塌陷，恰在洞口上方的一名建筑工人瞬间被“吞”了下去。闻讯赶来的消防队员当即将工棚和相邻的房屋拆掉，以塌陷处为中心，用铲子向下挖。经过近十个小时搜救，才发现已窒息身亡的建筑工人。

　　今年以来，在长沙、武汉、太原等城市，相继出现“地陷”。所谓“地陷”，实际上是一种地质灾害现象，与地质结构、降雨和人类活动有密切关系。权威地质专家向本刊记者指出，未来城市“地陷”将逐渐呈现多发态势，这使大城市将空间拓展、交通体系建设和公共设施完善的着眼点转入地下的发展战略，面临新的考验。

　　“幕后推手”

　　本刊记者近期分赴太原、武汉两地采访，两座城市竟在同一天先后发生“地陷”。8月12日凌晨，武汉白沙洲大道一打桩机欲给桥墩打桩时，工地突然塌陷，形成一个面积约30平方米、深约6米的地洞，所幸无人员伤亡；同日上午8时25分左右，位于太原双塔东街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应急病房楼门前路面出现两处塌陷，地陷楼塌的场面，引来了大批市民围观。

　　与采矿区地质塌陷相比，城市“地陷”面积有限，但损失往往较大。一位长期在地质勘查一线的专家介绍，2008年4月，武汉市汉南区纱冒镇邻近长江大堤发生地面塌陷，仅加固堤防就耗资近3000万元。而深圳市一座体育设施，施工过程中发生“地陷”，不但使工程停顿，还迫使业主耗巨资实施勘探和加固，增加投资超过1000万元。

　　每次“地陷”发生后，都会引来众多网友评论，有的指称是“地震前兆”，有的说是“外星人光顾”，还有的认为是“2012地球灾难的信号”，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恐慌情绪。

　　经过专业部门调查，很多城市出现的“地陷”都与人类地下工程活动有很大关系。

　　长沙市银盆南路发生的地面塌陷，系持续暴雨导致银盆南路地下一水管破裂所致。2007年，在“吞人”的工棚地面塌陷现场，搜救人员同样在地下发现了破损的大型下水管道和湍急的管道水流。

　　今年6月，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南京、成都、武汉、湖南等地地质调查中心和地质调查院，选择一些影响较大的“地陷”，如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莲花镇塌陷、浙江黄衢南高速公路塌陷等展开调查。专家们发现，各地出现的“地陷”无外乎为两种类型：一是岩溶塌陷，二是松散碎屑沉积层塌陷。

　　这些专家在各地调查时发现，实地勘测的8处地面塌陷，都有工程活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地质因素是基础，而“工程因素”与极端气象一道，并列为诱发“地陷”的两大外部原因。

　　被住建部授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范士凯向本刊记者指出，纵观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地陷”，往往是隐伏在第四纪覆盖层下的溶岩中存在岩溶空洞且存在与覆盖层相连的通道，在某些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作用下，覆盖层物质沿着岩溶通道漏失到岩溶空洞中，引起覆盖土体发生塌陷，导致地面出现塌陷。

　　与“天坑”之别

　　几位专家还强调要注意区分地面塌陷与“天坑”的不同，特别是媒体报道要规范使用，以免在社会上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中国地质大学安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赵云胜说，他搜索了今年各地的相关报道，实际上绝大部分地陷、地裂等地质灾害，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天坑”。地质学意义上的“天坑”，通常是指发育在可溶性岩层中，从地下通向地面，四周岩壁峭立，深度与平面宽度有百米至数百米以上，底部与地下河连接的特殊岩溶地形。由此可见，地面塌陷是必须加以防范的突发地质灾害，“天坑”则是经千万年方可形成的地质现象，而将地陷视之为地震前兆，更是缺乏科学依据。目前世界上发现并确认的天坑约80个，其中有超过50个在中国，绝大多数位于黔南、桂西、渝东的喀斯特地区。

　　范士凯介绍说，城市地面塌陷国内外都有发生，似乎是大家熟知的一种地质灾害。但事实证明，许多人对它的实质含义、类型、发生及分布规律并不真正了解，甚至存在一些误区。比如一遇到地面塌陷就误认为是地下溶洞发生垮塌，这类塌陷本来是一种自然的物理地质现象，人为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是诱发因素，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成为主导因素。但在塌陷发生后，往往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追究人为责任，而不去深入探讨自然规律。

　　他还指出，城市地面塌陷事故的宏观定性预测是可以做到的，即根据石灰岩多为东西走向分布、老黏性土不容易塌陷等地层、地貌特点，可以摸索出一些规律。因此，无论管理层或是老百姓，都没必要“草木皆兵”。但要精确定位到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发生地面塌陷，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也就是说，可以在类型、范围等方面划出一个可能塌陷区，但什么时候塌陷，还不能预测。

　　亟待科学监管

　　近年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迅猛发展。随着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地层深处原始状况开始逐渐被改变，城市“地陷”发生概率上升。一些地质专家、国土资源部门官员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我国城市地下空间存在多头管理和立法空白，地下工程开发与施工各自为政，区域性地质灾害公益普查迟迟不能起步，城市地下空间开发亟待建立科学的风险控制体系和有针对性的监管办法。

　　据武汉城市规划设计院提供的资料，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方面起步较早的上海，已开发地下空间面积约4000万平方米，形成超过10座以上大小不等的“地下城”。在武汉市，规划在主城区684平方公里范围内，到2020年建成200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在北京，每年计划增加约300万平方米地下空间，到2020年，将建成9000万平方米的地下空间，人均5平方米。在长沙，还计划在城市西部一个水面数万平方米的湖泊下，建设水下商场、酒店、公共休闲设施等工程。

　　除了开发地下城市，过江隧道、各种管网系统入地、市内轨道交通体系等城市地下工程建设、发展的速度也很快。数据显示，我国1995年至2008年的十多年间，建有轨道交通的城市从2个增加到10个，运营里程达到835.5公里。目前，又有22个城市获准建设地铁工程，总投资达8000多亿元。

　　一些城市管理者针对社会上关于地下工程建设安全问题的疑问，往往突出强调技术手段。赵云胜指出，依照人类目前的技术，所有的地下工程，不对地面和周边产生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影响控制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如地铁工程盾构施工，多在城市人口和建筑物密集的地段进行，盾构机从地下穿越各种建筑物、铁路、河流、桥梁，施工质量和安全隐患等问题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包括北京在内的城市，在地铁盾构施工中，就多次发生重大塌陷等事故。

　　未启动的公益性普查

　　赵云胜认为，从安全大局着眼，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首先需要信息调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开发空间资源。

　　湖北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处长施伟忠说，当前，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关键性的基础研究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岩溶分布、发育率及覆盖层；二是地面塌陷的分布规律；三是地下水活动状况。弄清岩溶、土层和水的关系之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对“地陷”之类的灾情才能做到可防、可控、可治。

　　“中国的地下工程施工技术，在全世界已经居于先进水平，光是对于城市地面塌陷多发区的勘测和评估，就已掌握了地震勘探技术、电法勘探技术、重力和磁法勘探、放射性勘探技术等。”范士凯说，当务之急，在于开展以城市为单位的“公益性地质勘探普查”，以摸清地质塌陷危险区等情况。

　　范士凯说，考虑到国内很多城市在这方面都做得很不够，他曾在权威部门召开的定期专家座谈上，连续四年提出这一建议，但没有得到肯定性答复。有个别城市对这种提议感兴趣，但请当地地质勘察设计单位做预算，发现这样的普查需要经费约2000万元，后来也不了了之。

　　由于这项工作未被纳入公共服务范畴，一般情况下，开发建设单位会考虑地下工程施工所在地的地壳受力层问题，但往往会缩减地质勘探投入。而建设、规划、国土等职能部门，也大都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缺乏对区域性地质勘探的兴趣。

　　范士凯等人指出，国家应该要求中心城市建立相应的财政机制，以政府投入、市场化竞争招投标的方式，开展公益性区域地质灾害勘探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制地下空间现状及发展预测、开发战略、规模与布局、开发实施步骤等，才有科学依据。

　　“九龙治水”

　　近些年，许多城市在建设中常常遭遇这般尴尬：计划埋设管道的线路，已有其他造好的地下工程，使得管道线路不得不改道，因此成本大增。此外，高层建筑的桩基给地下空间开发造成新的障碍，对地下铁道、地下管线等有延续性的工程建设造成非常大的困难。

　　施伟忠说，这些问题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在于城市地下空间管理存在“九龙治水”问题。与城市地下空间管理直接相关的机构，包括国土资源、城市规划、建设、电信、电力、公用、民防、公安消防、抗震、水利防洪、绿化、环保、水电、国防、文物保护等，管理主体职能交叉效率低下，多存在以部门利益取代公共利益等弊端。

　　许多专家建议，应该整合行政资源，对地下空间开发项目审批、设计审查、工程管理、安全监督检查等建立起信息共享、协调互动、监管与查处联动的机制，在降低社会送审经费和时间成本的前提下提高管理效率。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个研究小组今年7月公布的研究报告指出，除了住建部颁布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我国与地下空间有关的法律规范内容，还分散在《城市规划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人民防空法》《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建筑法》等诸多法律中，不能形成完整立法体系。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建设步入“快车道”的背景下，亟待制定一部完整、权威的法律，来规范并解决开发权限、体制、标准与规程等实际问题，实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和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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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报：环保难题掣肘中国“绿色经济”

来源：环球时报-环球网 2010年09月25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925/n275242558.shtml

　　（作者多伊尔·麦克马纳斯）上周的一天，我因堵车被困在了中关村。空气闷热、污浊、烟雾弥漫。双向6条车道上的小汽车、货车和公共汽车几乎停止不动。司机估计，前往市区约14公里的路程要花一个小时——他估计得一点没错。我在想：这是我一直读到的新的绿色中国吗？

　　事实上，中国一点也不绿。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建立在重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极其低效的能源消耗之上。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约8%，却消耗全世界20%的能源。

　　当然，从人均角度来看，中国13亿人口的能源消耗水平只有我们的大约四分之一。但这一差距在缩小：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预计将超过欧洲。面对这些预测，一些中国官员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排放量不关其他国家的事。

　　难道中国没有将“绿色经济”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吗？难道中国没有在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排放吗？中国政府没有投入数十亿资金发展可替代能源吗？

　　没错，但这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环保清洁的国家。这让中国成为了一个主要污染国，中国承诺有朝一日治理环境——在经济发展之后。如果可替代能源今后能成为赚钱的生意，中国希望参与其中，这是件好事；但在中国自己的熊源结构中，清洁的可替代能源仍只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

　　还有一大因素使得改善中国的环境非常困难：中国专制的官僚机构的现实情况。中央政府宣布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许多地方官员和企业主无视或破坏目标，这往往是奖励增加生产而不考虑其他代价的错误的激励措施导致的结果。

　　例如，在华中和华南，地方政府通过停电来实现北京提出的降低能耗的要求，但许多工厂转而用柴油发电机来代替。

　　在珠江三角洲，为了遵守政府的规定，燃煤电厂在烟囱上安装了涤气器，但一些电厂根本不开启没备，因为这会增加开支。在中国西北，政府下令让数百个风电机组制造清洁能源，但电网却无法处理它们生产的电。产量目标实现了，但一些风电机组只是徒劳地在风中运转。

　　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受优待的企业得到了“受保护企业”的官方身份，可以不接受环境检查。据报道，在安徽，6名环保局官员今年春天被集体停职，因为他们工作太努力：他们“厚颜无耻”地在一个月内对一家橡胶工厂进行了3次检查。

因此，如果下次有人告诉你，在能源和环境问题上，我们应向中国看齐，你得问问他们指的是哪一部分：豪迈的言辞还是令人失望的表现。

21、绿家园、搜狐绿色招募“江河十年行”公民记者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9月20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920/n275149026.shtml

　　【搜狐绿色消息】江河十年行是环保NGO绿家园志愿者于2006年发起的一项江河保护行动。行动计划用10年时间，由记者和专家组队，对中国西南四川、云南两省境内的江河进行考察，记录气候变化和开发活动对江河生态和沿岸百姓生活的影响，对西部江河保护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倡导江河开发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2010年绿家园志愿者联合搜狐绿色频道向社会公开招募公民记者1-2名，加入11月启程的江河十年行考察队并对2010年的活动进行全程报道。

　　应征者需满足以下要求：

　　1. 关心江河保护

　　2. 具备较高写作能力,掌握基本摄影技术

　　3. 身体素质好，有团队精神, 能适应野外考察

　　4. 有一定经济基础，可自费负担交通和食宿等费用

感兴趣的搜狐网友请于10月30日之前发送个人简历至g84039930@126.com。

22、卢广：伤痛与希望——长江水污染摄影展

来源：腾讯绿色2010年09月25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925/001134.htm

1971年，人道主义摄影大师尤金·史密斯和妻子艾琳·史密斯来到日本水俣，他们花了三年的时间用影像记录下了工业污染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的无尽伤害——水俣病。约四十年后的今天，获得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的中国摄影师卢广走遍中国各大江河，怀着同样的人道主义关怀，通过镜头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的工业水污染情况，也讲述了那些深受污染之害的人们的故事。

然而回顾伤痛是为了不再伤痛。影像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更是为了传播真相。

以史为鉴，无论是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还是中国现阶段正在发生的水污染，夺走人们健康以及生命的元凶多是工业生产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而绿色和平正致力于消除中国河流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走访实地、拍照取样、科学实验来揭露真相；我们更希望能与您一起，共同推动政府改进并完善现有法规，督促企业实现无毒排放，让工业发展之殇不再继续。

此次《伤痛与希望——水污染摄影展》的展出的作品不仅包含了尤金·史密斯和艾琳·史密斯共同拍摄的19张水俣病的原作，还包括卢广先生的最新作品。在开幕式当天，卢广先生本人也会亲自到场。在此绿色和平恭候您出席我们的开幕，卢广和绿色和平的工作人员将在现场接受您的采访。请于9月25日前电邮或短信回复确认。不胜感激！

开幕时间：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下午15：00准时开始，请于到场签到。

展览时间：2010年9月26日至2010年10月3日

地点：北京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路4号北京798艺术区七星中街映画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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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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